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一句话：我们以为“本来就有”的善恶好坏，是有出生证的。
读完带走三样：一个问题——这条规矩，是谁、在什么处境下发明的？一个测试——今天这一天，你愿意让它原样重播一万遍吗？一个提醒——拆掉旧的，不等于有了新的。
你小时候一定被教过一些话。要听话。吃亏是福。枪打出头鸟。做人要谦虚，不能太得意。
这些话你用了很多年，像用家里的自来水，从来不问水是从哪儿来的。直到有一天——也许是加班到半夜，也许是又一次把到了嘴边的“不”字咽了回去——你心里忽然冒出三个字：凭什么？
怪就怪在接下来那一下。你并没有找到什么反驳的理由。你只是顺着这条规矩往下摸，想摸到它底下垫着的东西，结果一脚踩空了。底下没有东西。它就那么悬着，靠所有人都照着做而悬着。
那种踩空的感觉，就是这本书的起点。
1882 年，一个三十七岁、因病退休、几乎没有读者的前教授，把这种感觉写成了一个小故事。大白天，一个疯子提着灯笼跑到市场上，不停地喊：“我找上帝！我找上帝！”市场上站着的，偏偏都是些不信上帝的人，于是哄堂大笑：他走丢了吗？他搬家了吗？他坐船出国了吗？疯子瞪着他们，说：
“上帝哪儿去了？我来告诉你们。是我们把他杀了——你们和我。我们都是凶手。”
人群安静下来。疯子把灯笼摔在地上，说：我来得太早了。这件大事还在半路上，还没有传到人们的耳朵里。
写这个故事的人叫尼采。1900 年 8 月，他在沉默了十一年之后死去。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那件“还在半路上”的大事，到了。
1900 这一年是个奇怪的路口。8 月，尼采去世；维也纳的书店里，弗洛伊德那本扉页上印着“1900”的《梦的解析》刚刚上架；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一卷出版；年底，普朗克在柏林提出，能量是一份一份的。四件事彼此毫不相干，却像约好了一样——二十世纪的几条大路，在同一年里各开了一个头。
这本书要讲的一百三十年，从这里开始。
讲一个人的一生，常见的办法是列年表。这本书换个办法，只用三个字：土、路、形状。
土，是一个人脚下踩着的东西：家，时代，身体，撞上的人，躲不开的事。它不是背景，它会推人。路，是他在这片土里一步一步试出来的走法——这一步和上一步不一样，那些“不一样”连起来，就是路。形状，是走到某一步，忽然能被人看见、能叫出名字的东西：一本书，一个词，一种活法。形状落回地上，又成了新的土，这一下叫回写。
这套看法叫 SDE：土是 E（纠缠），路是 D（差异序列），形状是 S（显露）。一句话——在土里，走一条路，长出一个形状；形状落回去，又成了新的土。全书只用这三个字和一个箭头。
用它看尼采，他的一生是四轮。
土。 1844 年，尼采生在普鲁士萨克森的小村子勒肯。父亲是路德宗牧师，祖父和外祖父也都是牧师。他不到五岁，父亲死于脑病；半年后，两岁的弟弟也死了。此后他在瑙姆堡长大，家里是母亲、妹妹、祖母和两个姑姑——一屋子虔诚的女人，围着一个被指望去接父亲班的男孩。父亲的早死跟了他一辈子：父亲三十六岁去世，多年后他在自传里写道，自己的生命力也恰恰是在三十六岁那年跌到了最低点。
路。 他是那种“小大人”式的好学生，同学叫他“小牧师”。十四岁考进名校普福塔，希腊文、拉丁文的底子是在那儿打下的。他写诗，作曲，弹得一手好钢琴，也开始读一些会让牧师皱眉头的书。
形状。 1864 年进波恩大学，注册的是神学和古典语文学。一年后他放下神学，跟着老师转去莱比锡，专攻古典语文学。1865 年他给妹妹写过一封信，里面有一句话后来常被人引用，大意是：人的路在这里分开——想要心里安宁和幸福，你就去信；想做真理的门徒，你就去查。
回写。 注意，这时候他还没有任何“哲学”。长出来的只是一个决定：宁可不安，也要查到底。这个决定落回土里，成了他后面所有路的方向。
土。 在莱比锡的一家旧书店里，他偶然翻到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抱回去一连读了两个星期，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叔本华告诉他：世界的底子不是理性，是一股盲目的、永不满足的“意志”；人生的底色是苦。1868 年，他遇到第二个偶像，作曲家瓦格纳——瓦格纳和他早死的父亲恰好同年出生。1869 年，凭老师的一封推荐信，他连博士学位都还没拿到，就被瑞士巴塞尔大学聘为古典语文学教授，那年他二十四岁。在巴塞尔，他结交了史学家布克哈特和神学家奥弗贝克——后者是他一辈子最可靠的朋友，二十年后赶到都灵去接他的，就是这个人。1870 年普法战争，他上前线当救护兵，染上痢疾和白喉，身体从此没有真正好过。
路。 1872 年，第一本书《悲剧的诞生》。他说，希腊人的伟大不在大理石般的宁静，而在两股力量的对峙：日神——梦、形象、分寸；酒神——醉、音乐、把“我”冲垮的狂喜。希腊悲剧是这两者抱在一起生出来的。后来苏格拉底式的“凡事讲道理”把酒神赶走了，悲剧就死了。书的后半截，差不多是给瓦格纳写的广告。同行的反应是一片沉默，外加一本把他批得体无完肤的小册子。下一个学期，古典语文学的学生几乎没人选他的课。
形状。 1876 年，瓦格纳的拜罗伊特音乐节开幕。尼采满怀期待地去了，看到的是皇帝、贵族、珠光宝气的太太们，和一位越来越像教主的大师。他中途躲进了山里。1878 年，他出版《人性的，太人性的》，题献给伏尔泰——那是一本启蒙的、冷静的、什么偶像都不拜的书。瓦格纳夫妇从此与他绝交。
回写。 他亲手推倒了自己的两个偶像。这个动作他后来起了个名字：拿锤子敲一敲偶像，听听里面是不是空的。学会这个动作的代价是，他从此没有了同伴。
土。 1879 年，头痛、呕吐、眼睛几近失明，三十四岁的他辞去教职，领一份不多的退休金。他早已放弃普鲁士国籍，此后到死都是无国籍的人。夏天，他住在瑞士高山上的小村锡尔斯-玛利亚；冬天去热那亚、尼斯、都灵，住廉价的小旅馆，一只箱子装着全部家当。
路。 他每天走路，一走六到八个小时，口袋里揣着小本子，想到什么就站在路边记下来。他说，只有走出来的思想才有价值。病也逼出了一种新写法：不是长篇大论，而是一段一段的格言，像登山的人一口气只能说的那么长。1882 年，他眼睛差到几乎没法写字，弄来了一台早期的球形打字机。机器没用多久就坏了，但他在信里留下一句话：我们的书写工具，也参与了我们思想的形成。 请记住这句话，本章后面要用到。
同一年，经朋友保罗·雷介绍，他认识了二十一岁的俄国姑娘露·莎乐美，爱上了她，求婚，被拒。那年春天在卢塞恩，三个人照过一张著名的摆拍——莎乐美坐在小车上，手里扬着一根小鞭子，尼采和雷像两匹马一样站在车辕前，据说姿势是尼采亲自安排的。到了年底，三个人的友谊碎了一地。他一个人躲到意大利海边的拉帕洛，据他自己说，十天，写出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部。
形状。 这十年他几乎一年一本：《朝霞》《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到 1888 年，一年之内连写五种，其中有《偶像的黄昏》《敌基督者》和自传《瞧，这个人》。几乎没有人买。《查拉图斯特拉》第四部找不到出版社，他自己掏钱印了四十来本，只送出去几本。1888 年，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哥本哈根开讲座介绍他，这是他清醒时得到的唯一一次像样的承认。
回写。 形状长出来了，土却没有接住它。没有读者，没有同行，没有学派。一个形状如果落不回土里，就只能先悬着。
土。 1889 年 1 月 3 日，都灵。传说他在广场上看见车夫鞭打一匹马，冲上去抱住马脖子，哭着倒下了。这个故事是后来才传开的，真假难考。确定的是，从那几天起，他寄出的信开始署名“狄俄尼索斯”和“被钉十字架者”。朋友奥弗贝克赶来把他接走：先是耶拿的精神病院，然后是母亲家；1897 年母亲去世，妹妹伊丽莎白把他接到魏玛。病因至今有争议，过去多说是梅毒，后来的研究者提出过别的可能。他再也没有写过一行字。
路。 路还在走，只是走路的人换了。伊丽莎白嫁过一个狂热的反犹分子，跟着丈夫去巴拉圭办过“纯种日耳曼人”移民村，失败了才回国。她成立尼采档案馆，把哥哥的手稿攥在自己手里，删改信件，把他废弃的笔记剪贴成一本《权力意志》，当作“主要著作”出版。到了三十年代，她把档案馆的大门向纳粹敞开；1935 年她的葬礼，希特勒到场。而尼采本人生前最厌恶的两样东西，恰恰是反犹主义和德意志民族主义——他为此和出版商翻过脸，也为此和妹妹吵过。
形状。 “尼采”这个名字，在他一言不发的十一年里，从无人问津变成了全欧洲的话题。1900 年 8 月 25 日他去世时，已经是名人了。崩溃前几个月，他在自传里写过：我不是人，我是炸药；总有一天，我的名字会和某种惊天动地的事情的记忆连在一起。当时读来像狂言，后来一一应验——只是应验的方式，他做梦也想不到。要等到 1960 年代，两位意大利学者科利和蒙蒂纳里回到手稿，一页一页重新校勘，被妹妹动过的地方才一处一处改了回来。
回写。 这一轮最值得看。一个人最猛烈的回写，发生在他自己不在场的时候；而且，回写的那支笔，一度握在别人手里。形状一旦落回土里，就不再归长出它的那个人管了。这件事，到“量一量”那一节还要回来说。
尼采的书不成体系，东一段西一段，有时还自己跟自己抬杠。但要紧的事只有四件。前三件是拆，第四件是拆完之后怎么活。每一件都按同一个次序讲：老看法是什么，他怎么把它翻过来，打个比方，最后说说最常见的误会。
老看法。 善恶、真假、人生的意义，这些东西之所以靠得住，是因为上面有个最终的担保。在欧洲，这个担保叫上帝。你可以一辈子不上教堂，但“人人平等”“要说真话”“生命是神圣的”“历史在进步”这些信念，追到底，都是从那位担保人那里贷出来的。
他怎么翻。 “上帝死了”不是一句无神论的口号。在他的故事里，无神论者恰恰是站在市场上哄笑的那群人——他们以为，不信，这事儿就完了。尼采要说的是后半截：担保人没了，可你们手里的支票一张都没作废，还在照常流通。你们还在用“善”“恶”“应该”这些词，却再也说不出它们凭什么作数。他给这种局面起了个名字，叫虚无主义：最高的那些价值，自己把自己贬了值。
更扎心的是凶手是谁。尼采说，是我们自己。基督教一千多年来教人“要诚实，不许自欺”，这股非要求真不可的劲儿越练越强，最后一路查下去，查到了上帝自己头上。旧信仰不是被外敌打倒的，是被它亲手养大的那个孩子查倒的。
打个比方。 动画片里那只追兔子的狼，一口气冲出了悬崖，四条腿还在空中拼命倒腾。它没有掉下去——因为它还没往下看。尼采就是那个冲它喊“往下看”的人。
别误会。 他不是在庆祝。疯子的口气是惊恐的：我们怎么能把海水喝干？谁给了我们海绵，把整条地平线擦掉了？尼采在笔记里说，他讲的是此后两个世纪的历史。回头看，他死后的那个世纪发生了什么：两次世界大战，几种要求人献出一切的主义——每一次，都是有人急着往那个空出来的位子上塞一个新的担保人。
他还担心另一种结局：没有人往空位上塞东西，大家只是不再问了。他管这种人叫“末人”。“我们发明了幸福。”末人们说，并且眨眨眼。小病小痛有药，小乐小趣不断；不太穷，也不太富，因为两样都太累；人人想要的一样，人人都一样，谁的感觉不一样，就自己走进疯人院。查拉图斯特拉在市场上讲末人，本想吓一吓听众，结果人群欢呼起来：把这个末人给我们吧！——这一段写在一百四十年前，读起来却像是在写一个刷着手机、什么都有、什么都不想的晚上。
老看法。 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古今一样，人心里天生有杆秤。
他怎么翻。 尼采是古典语文学出身，老本行就是查一个词的身世。他去查“好”这个词，发现在许多古老的语言里，“好”最早的意思是“高贵的、有力的、我们这种人”。它的反面不是“恶”，只是“差的、普通的、不如我们的”——口气里没有恨，顶多是看不上。他举的例子里有一个很好记：德语里的“坏”（schlecht）和“朴素、普通”（schlicht）原本是同一个词——“坏人”最早只是“普通人”，话里没有谴责，只有距离。这是强者给自己起的名字，尼采叫它主人道德。
后来发生了一次大翻转。弱者打不过强者，又咽不下这口气。这口气憋在心里，发酵。尼采专门用了一个法文词来叫它：ressentiment，怨恨。憋得够久之后，怨恨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它发明了一套新价值。你强？强就是恶。我弱？不，我这叫善良、谦卑、忍耐。我不是没本事报复，我是“宽恕”了你。于是有了“善”与“恶”这一对新词，而且次序变了：先有“恶”（他们那样），后有“善”（不像他们那样）。尼采叫它奴隶道德。
打个比方。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那是伊索的狐狸。尼采的狐狸更进一步：吃不到葡萄，于是宣布“不吃葡萄是一种美德”，并且让吃葡萄的人为此感到内疚。
他自己在书里打的比方是羊和猛禽。羊群说：那些抓羊的大鸟是恶的；谁最不像它们，谁就是善的。羊这么说，无可厚非。只是猛禽听了会觉得好笑：我们一点也不恨这些好羊，我们还挺喜欢它们——没有什么比嫩羊更可口的了。
顺着这条线，他还查了“内疚”的身世。人被关进社会这只笼子以后，那些原本朝外使的本能——攻击、征服、折腾——没有地方去，只好掉过头来朝里咬，咬自己。这就是“良心不安”的来历：一头被关起来的野兽，在笼子的栏杆上把自己撞得遍体鳞伤。再往后，有人给这份苦找到了意义——“你受苦，是因为你有罪”——苦居然就变得可以忍受了。尼采由此得出一个冷冰冰的观察：人最受不了的不是苦，是没有意义的苦；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肯什么都不追求。
别误会。 第一，他不是在说“强者欺负人是对的”。他说的是：你手里每一条“天经地义”，都有出生日期、出生地点和出生时的利害。查一查身世，不等于扔掉它。第二，他并不认为那次翻转一无是处。他说，恰恰是从这里开始，人才变成了一种“有意思的动物”，灵魂才有了深度。第三，“主人”和“奴隶”说的是两种给价值起名的办法，不是两种血统；尼采自己说过，这两样今天就挤在同一个人心里。
老看法。 世界有一个本来的样子。我们各人看到的不一样，是因为各人戴着有色眼镜；把眼镜全摘掉，剩下的就是真相。
他怎么翻。 尼采说：把眼镜全摘掉，剩下的不是真相，是什么也看不见。看，永远是从某个位置、为着某种需要、带着某种兴趣的看。他在笔记里写过一句极出名的话：恰恰没有事实，只有解释。在《道德的谱系》里，他说得更稳当一些：只有带着视角的看，只有带着视角的认识；我们让越多的眼睛、越不同的眼睛去看同一件事，我们对它的“概念”、我们的“客观”，就越完整。
还不到三十岁的时候，他写过一篇生前没有发表的短文，话说得更狠：真理是什么？是一支由比方组成的流动大军——是那些用得太久、磨得太光、人们已经忘了它们原是比方的比方；像磨掉了图案的硬币，只被当成一块金属，不再被当成钱。我们说“时间在流”“心里很沉”“前途光明”，早就不觉得自己在打比方了。
打个比方。 同一座城市，有地铁图，有地形图，有行政区划图，还有外卖骑手脑子里的那一张。你问：哪一张才是这座城市“本来的样子”？这个问题问错了。世上没有一张“不为任何用途而画”的地图。可这不等于地图没有好坏——拿着一张画错的地铁图，你是真的会坐错站的。
别误会。 视角主义不是“怎么说都行”。尼采给各种解释排座次，尺子只有一把：这种看法，是让生命更强健、更敢承担，还是让它更萎缩、更想逃？在他那里，“客观”不是没有视角，而是有本事调动很多个视角。
今天有人把“后真相”的账算到尼采头上：既然只有解释，那就谁嗓门大谁有理。这是把他的话只读了一半。他要的不是取消对错，而是更多双眼睛；而嗓门最大的人，恰恰是只许世上有一双眼睛的人。
前三件都是拆。尼采很清楚，光拆不够：地基没了，人总还得活。他给了三个词。三个都极容易被误会，其中两个后来还被人拿去派了最坏的用场。
权力意志。 老看法说，生命最根本的冲动是“活下去”，或者是“趋乐避苦”。尼采说不对：活着的东西要的不只是活着，是长——长大，伸展，克服阻力，给周围的东西打上自己的形状。石板缝里的草要顶开石板；去健身房的人，要的不是“没有重量”，恰恰是要那个重量。别误会：“权力”在这里不是官位，不是压住别人。在尼采看来，最高的力量是压得住自己、克服得了自己。
超人。 担保人没了，那么往后的价值只能由人自己来造。担得起这件事的人，尼采叫他“超人”。他不是超级英雄，更不是什么“优等种族”，他是一个方向、一项任务。尼采说：人是一根绳子，系在动物和超人之间，悬在深渊上。
怎么往那边走？他讲过精神的三次变形。先是骆驼：跪下来说“让我背”，把传统里最重的东西一样一样扛上身。然后在沙漠里变成狮子：对着那条浑身鳞片上都写着“你应当”的巨龙，说一声“不”。最后变成孩子：孩子是遗忘，是新的开始，是游戏，是一个自己转起来的轮子。请留意这个次序——没背过的人，没资格说不；只会说不的人，还造不出东西。
尼采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从古希腊诗人品达那里借来的：成为你自己。他把它写进了自传的副标题——“人如何成为他自己”。这句话如今常被印在励志海报上，意思却被读反了。它不是说你心里藏着一个现成的“真我”，等着你去找到；恰恰相反，“自己”不是找到的，是做出来的——把身上那些乱七八糟、互相打架的东西，一点一点整成一种风格。他说，给自己的性格“赋予风格”，是一门伟大而稀有的艺术。
顺便说一句那句被印得最多的话：“凡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它出自《偶像的黄昏》，前面其实还有半句：“出自生活的战争学校”。这是一个一辈子头痛、呕吐、半瞎的人说给自己听的话，不是一条自然规律。杀不死你的东西，也可能只是让你残了。能不能变强，要看你拿这份苦去做了什么。
永恒轮回。 1881 年 8 月，他在锡尔斯-玛利亚的湖边散步，走到一块金字塔形的大石头旁，一个念头砸中了他。他当场在纸上记下来，末尾署了一句：高出人类和时间六千英尺。后来他是这样写的：
假如某个深夜，一个魔鬼溜进你最孤独的孤独里，对你说——你现在过着的、过去过着的这一生，你将不得不再过一遍，再过无数遍；里面没有任何新东西，每一次疼痛、每一次快乐、每一个念头、每一声叹息，都按同样的次序回来，连同这只蜘蛛，连同树间的这片月光。你会怎样？你会扑倒在地，咬牙切齿，诅咒这个魔鬼吗？还是说，你经历过某个了不起的瞬间，让你能够回答他：你是神，我从没听过比这更神圣的话？
打个比方：这是一个“重播键”测试。不必去争论宇宙是不是真的会循环，把它当一块试金石就够了——你现在过的这一天，如果要原样重播一万遍，你受得了吗？受不了，那就是有什么地方该改了。能把自己的一生，连同其中的苦，一起认下来，并且说一声“再来一次”，尼采管这个叫爱命运。
别误会：这不是宿命论，不是劝你认命。认命是“没办法，只好这样”；爱命运是“就是要这样”。
哲学如果不能带回家，就只是别人的事。下面五个场景，每一个都落到一个今晚就能做的动作上。
场景一：那个“应该”，是谁发明的。 下次心里冒出“我应该……”的时候——应该懂事，应该合群，应该别给人添麻烦——先别急着照办，也别急着造反。学尼采，查一下它的身世：这条“应该”，是谁、在什么处境下立的？当初它保护的是谁？今天它保护的还是同一批人吗？
拿“吃亏是福”来说。在一个三代人都不搬家的村子里，今天我让你一垄地，明天你帮我家抬一口棺材，这句话是真的，吃下去的亏会回来。搬到一座人人都在流动的大城市、一家按季度考核的公司里，土换了，这句话还原样成立吗？查完身世，你完全可以继续守着它。只是从那以后，是你选了它，不是它管着你。
场景二：怨恨自检。 刷到别人晒房、晒娃、晒升职，心里冒出一句：“不就是运气好吗？”“有钱人没几个好东西。”尼采会请你多问一句：这句话是在描述他，还是在安慰我？怨恨最狡猾的地方，是它会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判断。分辨的办法很土：假如换成是你得到了同样的东西，这句话你还说不说？如果不说了，那它就不是判断，是止痛药。止痛药可以吃，但别把它当饭吃。
场景三：重播键。 周日晚上，花一分钟问自己：刚过去的这一周，如果要原样重播一万遍，我最受不了的是哪一天？不用改整个人生，就改那一天里的一件事——少开一个会，早睡一小时，把那句一直没说的话说了。尼采那个吓人的大问题，落到一个人身上，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动作。
场景四：给家长和老师——骆驼、狮子、孩子。 我们的教育很擅长培养骆驼：能背，能忍，能扛。到了青春期，又常常收获一头狮子：什么都说“不”。尼采的提醒是，这两步都不是终点，可也都跳不过去。没当过骆驼的“创新”是空的，手上没有东西可以变；一辈子当骆驼，则永远造不出自己的东西；而只会说“不”的狮子，其实还被那条龙牵着——龙说东，它偏说西，方向仍然是龙定的。真正难的是第三步：背过了，也敢说不了，然后还能像孩子一样，玩出一个新的来。看清一个孩子（或者你自己）眼下卡在哪一步，比笼统地喊一句“要有创造力”有用得多。
场景五：敲一敲。 你崇拜过谁？一位导师，一个大 V，一套“底层逻辑”，一家公司的“文化”？尼采的办法不是砸，是敲——像医生叩诊那样，拿小锤子敲一敲，听听里面是实的还是空的。敲法很简单，把对方最响亮的那句话拿出来，问三个问题：这句话在什么情况下会是错的？他自己照着做了吗？离开他的场子，这句话还站得住吗？敲过还是实心的，值得你继续跟；一敲就空的，趁早放手。别忘了，尼采敲的头两个偶像，是他自己最爱的两个人。
这一节每章都有，做的是同一件事：拿土、路、形状这把尺，量一量这位大师——他把哪一样“本来就有”改判成了“后来长出来的”，又把哪一样原封不动地留在了原地。量，不是判输赢。一百三十年里的每一位，都是因为前一位停在了某处，才有了起步的地方。
在尼采之前，善恶被当成一件现成的东西，像山一样本来就在那儿；哲学家的工作，是去“发现”它，再给它找理由。尼采换了一个问法：在什么样的人群、什么样的处境里（土），经过怎样一步一步的憋屈、翻转、改名（路），才长出了“善”“恶”这两个字（形状）？然后这两个字落回去，变成后来所有人一出生就踩着的地（回写）——踩了两千年，踩得太实，以至于没有人记得它是长出来的。
这就是本书要讲的一百三十年的第一棒：把“本来就有”改判成“长出来的”。 往后你会看到，弗洛伊德对“我”、波伏娃对“女人”、库恩对“科学事实”、福柯对“人”、巴特勒对“性别”，做的都是这同一个动作。尼采是头一个把这个动作做得这么狠的人。土、路、形状三样里，他的“路”最满：一个价值是怎样一步一步变成今天这副样子的，没有人比他看得更清。
用 SDE 自己的话说：他在道德这块地上，把“发现”改成了“发生”。善恶不是摆在那里等人去发现的，是在一定的土里、沿着一定的路，发生出来的。
视角主义说：没有不带视角的看。很好。可是请接着问一句：视角是谁的？
尼采其实已经拆了一半。他说过，“我”不是铁板一块，是一群互相较劲的冲动；所谓“行动者”，是我们事后给行动补上去的。可拆到这里他停了：视角的出发点，他交给了身体里的那团冲动。冲动是身体给的，是现成的。
用这把尺来说：他让千万种“形状”（各种解释）都回到了“路”上接受盘查，却让走路的那一位免检通过了。可走路的那一位，自己也是长出来的——是在和别人、和语言、和手里的工具缠在一起的过程中，一轮一轮长出来的，而且一直在被重新长。
这里有一个绝妙的细节。还记得 1882 年那台打字机吗？尼采自己写过：我们的书写工具，也参与了我们思想的形成。他的手已经摸到了这扇门——工具会反过来改造那个“在看的人”——却没有推开它。在他的视角主义里，眼镜可以换无数副，戴眼镜的那双眼睛，不会因为眼镜而变。一百多年后，当一种会说话、会接话、还会顺着你说的工具出现的时候，这扇没被推开的门，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要紧的一扇。那是本书最后一编的事。
照视角主义的讲法，知识是“看的人”从某个角度撞上“被看的东西”时冒出来的。那么这份知识算谁的？算那个东西的？算看的人的？还是算那一撞的？尼采没有记这笔账。
在他之前一百年，康德说过：我们认识到的只是“现象”，现象背后那个“物自体”，不可知。尼采痛快地嘲笑了物自体，却没有回答随之而来的问题——那现象是打哪儿来的？他让“视角”承担了“为什么各人看到的不一样”，却让“被看的那个东西”原封不动地留在了原处。这笔空着的账，后面的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会一个接一个地来填。
在尼采笔下，创造新价值的人总是一个人：在山上，在沙漠里，在人群之外。人群在他那里多半只有一个名字，叫“畜群”。可是，一个价值要立得住，光长出来是不够的，它得落回一片共同的土里——要有人接，有人用，有人传，有人改。这一步，他几乎没有设计。
他自己的遭遇，就是最冷的一条注脚。形状长出来了，没有人接；等到终于有人接的时候，接的人是他妹妹，回写的笔握在了别人手里，写出来的，是他生前最厌恶的东西。
拆的人如果不管回写，回写就归了别人。 这句话，后面讲到德里达、讲到福柯的时候，我们还会再用一次。
量到这里，顺便交代 SDE 在这三处的接法，后面各章会一再用到。
第一处，“在看的人”。SDE 的看法是：“那儿有个东西”“有件事正在发生”“我在这儿”——这三种感觉不是三块现成的积木，而是同一场发生显出来的三个面，而且有先后。看婴儿就知道：先是认得奶瓶（那儿有个东西），再是伸手去够、够到了会笑（有件事在发生），最后，也是最晚，才有“我”——我在这个场子里有一个位置。“我”是最后长出来的那个面，不是一开始就站在那里往外看的人。既然是长出来的，它就会被继续改：被别人改，被语言改，被手里的工具改。
第二处，那笔账。SDE 不把知识记在“东西”名下，也不记在“看的人”名下，而是记在“这一整场发生”名下：在什么土里，走了哪条路，显出了什么形状——三样一起报，才算一条完整的知识。只报形状、不报土和路的知识，就像一张只有金额、没有户名和日期的支票。
第三处，回写。在 SDE 里，回写不是事后的运气，而是发生的另一半：长出形状只算走了半程，形状落回土里、变成别人脚下能踩的地，才算走完。所以对一个新想法，要问的不只是“它对不对”，还要问：谁来接？怎么接？接的时候会不会被改得面目全非？
| 他给了什么 | 他留下了什么 | |
|---|---|---|
| 土（在什么处境里） | 价值出生时的利害：谁强，谁弱，谁怨谁 | 人群只被当成“畜群”；共同的土怎么养，没讲 |
| 路（怎么一步步变的） | 最满——谱系学：价值是一步一步翻转出来的 | 走路的那一位（在看的人）免检通过 |
| 形状（长出了什么） | 超人、永恒轮回、爱命运：拆完之后的活法 | 都是一个人的活法 |
| 回写（形状怎么落回土里） | 看清了旧价值的回写：踩了两千年的地 | 新价值怎么落回去，没设计；工具怎么改造“看的人”，摸到了门，没推开 |
尼采死在 1900 年。他留下的不是一个体系，是一地的缺口。往后三十九章，几乎每一章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入口。
“我”不是铁板一块，那它到底是什么？——弗洛伊德，下一章。弗洛伊德说过，他是故意不去读尼采的，怕的是自己的发现被人抢了先。
担保人没了，人靠什么活？——海德格尔、萨特和加缪、列维纳斯，各给了一个答案。
给一样东西查身世的手艺——福柯原封不动地接了过去，拿去查疯癫、查监狱、查“人”。
没有事实，只有解释——往一头走，是德里达和罗蒂；几乎同时，大西洋对岸的詹姆斯从另一条路走到了邻近的地方：真理是“成了真”的。
差异、力量、肯定——1962 年，德勒兹写了一本《尼采与哲学》，把尼采重新请回了法国。
“成为你自己”这道题——自己不是找到的，是做出来的——萨特和波伏娃会接过去，巴特勒会把它用到性别上。
怨恨、疲惫、末人——一百多年后，韩炳哲在手机时代把这几样又写了一遍。
而那扇没被推开的门——工具参与了思想的形成——要等到图灵，等到查默斯，等到本书的最后。
下一章，我们去维也纳。就在尼采去世的那一年，那里出了一本头几年只卖出去三百多本的书，书名叫《梦的解析》。
上帝死了 给善恶真假做最终担保的那个东西失效了，而我们还在用它担保过的词。不是：无神论者的胜利宣言。
虚无主义 最高的那些价值自己贬了值，“为什么”没有了答案。不是：一种可以选的人生态度；它是一种处境。
末人 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再问的人；“我们发明了幸福”，然后眨眨眼。不是：坏人。
日神／酒神 合力造出希腊悲剧的两股力量：一个要形象和分寸，一个要沉醉和冲垮。不是：理性与感性的简单对立。
谱系 给一个观念查家谱：哪年生的，谁生的，当时图什么。不是：证明它是错的。
怨恨 打不过，又咽不下，憋在心里发酵，最后把“我不能”改名叫“我不屑”。不是：普通的生气。
主人道德／奴隶道德 两种给价值起名的办法：一种从“我们这样的是好的”出发，一种从“他们那样的是恶的”出发。不是：两种人、两种血统。
视角主义 没有不从任何位置看的看。不是：怎么说都行。
权力意志 活着的东西要长、要克服阻力、要给周围打上自己的形状。不是：想当官、想压人。
超人 担保人没了以后，能自己造出价值、并且担得起它的人；一个方向。不是：优等民族，也不是超级英雄。
永恒轮回 一块试金石：这一生原样重来无数遍，你肯不肯。不是：一条物理定律。
爱命运 对自己的一生，连同其中的苦，说一声“就是要这样，再来一次”。不是：认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