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克·帕菲特（1942—2017）
一句话：我们以为有一个“同一个我”从生到死一路走着，所有的关切都挂在它上面；他说，仔细看，那个东西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存在——而这不是坏消息。
读完带走三样：一个问题——我在乎的到底是“那还是不是我”，还是“那里还有没有这些联系”？一个动作——把对未来的自己，当成一个你关心的人来对待。一个提醒——你今天做的事，会落在一个和你有关、但并不完全是你的人身上。
假设有一台传送机。你走进去，机器扫描你身体每一个原子的位置，然后把你这边销毁，同时在火星上用当地的原料，按那份扫描图，造出一个分子级别完全相同的人。他醒来，记得你的一切，包括走进机器前那一刻的紧张。
你会走进去吗？
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不会——那不是我，那是我的复制品；我死了，一个像我的人活了。
好。现在改一点。机器出了故障：它扫描完了，但没能销毁你这边的身体。你从舱里走出来，好好的；同时火星上那个人也醒了。现在有两个你。 地球上的技师说：抱歉，你这边的心脏在扫描中受了损伤，还有几天可活；不过火星上那位可以活几十年。
现在问：这算不算你活下来了？
你会发现自己答不上来。而更奇怪的是：在第一种情况里（你被销毁了），和第二种情况里（你没被销毁但快死了），火星上那个人是一模一样的。 那个人是不是你，怎么会取决于地球这边发生了什么？
再换一个不那么科幻的。你的大脑左右半球被分开，各自移植到两个身体里（这不是纯粹的幻想：人类确实做过分离左右脑的手术）。两个人醒来，都记得你的一生。哪一个是你？
说两个都是，不通——他们从此各过各的，会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看法，甚至会吵架。
说都不是，也不通——如果只移植一半、另一半毁掉，我们会说你活了下来；那么多救活一半，反倒让你死了？
说其中一个是，凭什么？ 两边完全对称。
1984 年，一位在牛津全灵学院工作的哲学家出了一本书，用整整一部的篇幅追这些问题。他的结论是：这些问题之所以答不上来，是因为它们问错了。这一章要跟着他做的，就是把一个没有答案的大问题，换成几个有答案的小问题。 我们以为“那还是不是我”这个问题一定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其实在这类情况里，它没有答案，而且不需要有。
他叫帕菲特。他一生只出了两本书，每本都极厚、极难；他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后期最有原创性的道德哲学家之一。而他本人，是一个几乎没有私人生活的人：一辈子住在学院里，工作时间长到骇人，据说为了省时间，他早餐一直吃同一样东西，衣服也只有一种搭配。
土。 1942 年，帕菲特生在中国成都——他的父母是在中国传教的英国医生，在那里教预防医学。他一岁多的时候全家回了英国——本书四十位主角里，只有他出生在中国。
他小时候是个虔诚的孩子，也想当传教士；十几岁失去了信仰。他后来说，失去信仰之后，他觉得道德问题变得更重要了，因为再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了。
他是个早慧的诗人型少年，认真想过当诗人。后来他放弃了，理由很像他这个人：他觉得自己写不出足够好的诗。 他一生用同样的标准要求自己写的每一页。
路。 他在牛津读历史，成绩极好。之后去美国待了两年，然后回到牛津，1967 年当选全灵学院的研究员——那是牛津最特别的一个学院：它没有本科生，被选中的人可以不受任何教学负担，只做研究。 他在那里待了一辈子。他的房间几乎不装饰，据说他把大部分家具都搬走了，只留下工作要用的东西。
形状。 一个终生不用备课、不用改卷、可以整天只想一个问题的人。
回写。 这种极端的条件，成全了他，也塑造了他的工作方式：他一个问题能想十几年，一本书能改二十年。也有代价：他几乎没有别的生活。 他自己说过，他把能省的时间都省了下来——包括吃饭、穿衣、选东西这些事，一律固定，不再想。
土。 七八十年代的英美道德哲学。罗尔斯（第二十八章）刚重新把这门学问办起来，功利主义和义务论在对垒。
路。 帕菲特的做法和所有人都不同：他用思想实验。 而且他造思想实验的能力，可能是哲学史上最强的之一——传送机，分裂的大脑，一连串逐渐被替换的细胞，一个又一个精心设计的场景，每一个都逼着你去发现自己的直觉在某处崩了。
他还有一个特点：他把自己的论证寄给所有可能反对他的人，请他们尽力驳倒。 据说他给别人论文写的评论，常常比对方的论文还长。有人回忆，收到帕菲特十几页密密麻麻的批注是一种既荣幸又崩溃的经历。而他的动机很单纯：他真的想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本书前面说过弗雷格六天认账、维特根斯坦亲手拆自己的书；帕菲特是第三种做法：他主动去请人来拆。
形状。 1984 年，《理与人》。
回写。 这本书立刻被认为是几十年来最重要的道德哲学著作之一。有一个说法是：它同时开创了三个领域的讨论——人格同一性，我们对未来世代的义务，和“到底该怎么在不同的可能人口之间做选择”。
土。 他成名之后，几乎没有再出书。此后二十多年，他在写另一本，一改再改。
路。 这些年他做的是另一件事：他想弥合道德哲学里那几个互相敌对的大派。 康德那一派（讲普遍法则和尊重人），契约论那一派（讲大家能同意的规则），后果论那一派（讲结果的好坏）——两百年来它们互相攻击。帕菲特要论证：它们其实在从三个方向爬同一座山。
他对这件事的执着到了什么程度？据说他会为了一个段落反复重写几十遍；他的书稿在出版前被寄给了大量同行，收到的批评意见本身就有几百页。最后那本书的最后一卷，专门用来回应这些批评。他还做过一件更少见的事：他把几位主要批评者的文章，原文收进了自己的书里，让读者同时看到反对意见和他的回应。
他还有一件事值得记：他极其害怕自己是错的，而且是在一个很特别的意义上——他担心的不是面子，是：如果没有客观的道德真理，那么他这一辈子的工作，连同人类关于“什么是对的”的全部努力，就只是一堆意见。 他说过一句很沉的话，大意是：如果那样，那我这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分量了。
形状。 2011 年，《论重要之事》两卷（后来又出了第三卷）。他六十九岁。
回写。 这本书引起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束。多数人承认它极其精细，也有很多人不接受他那个“三派爬同一座山”的结论。
土。 他晚年有一样爱好，几乎是他生活里唯一的私人部分：摄影。 他常去威尼斯和圣彼得堡，每次只拍那几栋建筑；然后回来用软件一点一点修改，把电线去掉，把天空换掉，把颜色调到他心里那个样子——据说一张照片他能修上几百个小时。 一个用一辈子论证“没有一个额外的自我”的人，却花几百小时把一座城市改成他心里的样子——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 有人说，那些照片里的城市，是“他希望它们是的样子”。
路。 他继续写，继续把稿子寄给所有人。
形状。 2017 年 1 月，他去世，七十四岁。就在几天前，他还在回复关于稿子的邮件——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稿子永远还没改完。
回写。 他的回写有几层。在专业上，人格同一性这个题目今天几乎所有的讨论都从他开始。在别的行当里，他关于“未来世代”的那部分——我们对还没出生的人有什么义务——成了气候伦理、人口政策、长期风险研究的地基；今天那些讨论“人类的长远未来”的人，几乎都在用他的框架。在个人层面上，他那套关于“自我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存在”的说法，被很多完全不读哲学的人当成了一种活法。
前面三十二章数过各种回写。帕菲特这一种可以叫一本书三条河型：一本书里同时开了三条河，而且每一条后来都自己长成了一门学问——这在二十世纪的哲学著作里，大概只有极少数几本做到过。
老看法。 有一个“我”，从出生到死亡一路走下来。它是一个全有或全无的东西：将来某个人要么是我，要么不是我，没有中间状态。而且，我关心我的未来，正是因为那个人将来是我。
他怎么翻。 他先把“是不是同一个人”这件事拆开。
第一步：我们凭什么说一个人还是原来那个人？ 常见的两个答案：一是身体（尤其是大脑）连续；二是心理连续——记忆、性格、意图、计划一环扣一环。
第二步：这两条在正常情况下总是一起的，所以我们从来没发现它们是两件事。 而思想实验的作用，就是把它们拆开：传送机保住了心理连续，断掉了物质连续；分裂大脑让心理连续变成了两条。一拆开，我们的直觉就打架了。
第三步，也是他最关键的一步：为什么打架？ 因为我们心里偷偷藏着一个假设——他管它叫“进一步的事实”：除了身体的连续和心理的连续之外，还有一样别的东西，那才是真正的“我”；只要那样东西在，我就在。
帕菲特说：没有那样东西。 一个人的存在，就是一个大脑和身体的存在，加上一连串互相连着的心理事件；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所谓“我”，不是一个额外的实体，是这一大串东西按一定方式连着的那个事实。
一旦承认这一点，那些问题就散了。分裂大脑之后，哪一个是你？——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而且不需要答案。 你该问的是：那边还有没有那些连着的东西（记忆，性格，计划，牵挂）？ 有，那就够了。
他由此说出了那句最著名的话：同一性不是要紧的那件事。 要紧的是心理的连续和联系——记得，延续，在乎；而这些是有程度的，可以多一点少一点，可以分岔。
打个比方。 一个俱乐部解散了，二十年后，一批老成员用同一个名字重新办了起来，有些人是老的，规矩改了一半。问“它还是不是原来那个俱乐部”，可以吵一辈子；而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隐藏的答案在等着被找到。 要问的是具体的事：老成员还剩几个？规矩传下来多少？那些老账认不认？这些问题都有答案，而且答完了，你就知道了全部该知道的事。
别误会。 第一，他不是说“我”是幻觉、人是不存在的。他说的是：“我”是一个由别的事实构成的事实，不是一个额外的东西。 第二，他也不是说法律和日常生活里的“同一个人”没用——那套用法极有用，只是它在极端情况下会失效，而失效不说明世界出了问题，说明那个概念本来就有它的边界。
这是这一章最有人情味的部分。
老看法。 如果“我”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存在，那不是很可怕吗？人生岂不是失去了根据？
他怎么翻。 他说，他自己的经验正相反。他写过一段很多人抄下来的话，大意是：当他相信有一个“进一步的事实”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像是被关在一条玻璃隧道里，一年一年往前走，尽头是黑暗；当他放弃了那个想法，玻璃墙没有了，他能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了。他说，他的死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为什么会这样？他给了两条理由。
第一，我和我的未来之间，本来就是有程度的。 三十年后的那个人，和今天的我之间，共有的记忆、性格、计划都会大量减少。那么我死的时候失去的，并不比我在这一生里已经失去的多多少。 他打了一个比方：这更像是慢慢地变成了另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忽然被取消。
第二，我和别人之间的界线，没有那么硬。 既然“我”只是一串连着的心理事件，那么我和未来的自己之间的关系，和我与别人之间的关系，只是程度不同，不是种类不同。 这让“只顾自己”这件事失去了一部分形而上学的支撑。
打个比方。 你翻十五岁时写的日记，常常觉得那是另一个人写的：他在意的东西你不再在意，他怕的东西你早就不怕了。你和他之间，确实只有一部分是连着的。 而如果这件事你能接受、甚至觉得挺好，那么把它往后延一延，就是帕菲特要说的。
别误会。 这不是主张不必为将来打算——恰恰相反，它给“为将来打算”换了一个更靠得住的理由：不是因为“那还是我”，而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和我紧密相连的人，他会承受我今天做的事。 下面第四节会具体说这一条怎么用。
这是《理与人》第四部，也是今天用得最多的一部分。
老看法。 我们当然该为后代着想。
他怎么翻。 他指出，一旦认真去想这件事，会撞上一堆谁也没料到的难题。
第一个：谁都不是被伤害的那个人。 假设一个国家在两套能源政策之间选，一套安全但慢，一套便宜但会在三百年后造成灾难。你想说：选后一套是伤害了三百年后的人。可帕菲特指出一件很怪的事：不同的政策会导致完全不同的人出生——因为它会改变人们的工作、搬家、相遇、结婚的时间，而一个人的存在取决于哪一个精子和哪一个卵子在哪一刻结合。所以三百年后那些活在灾难里的人，如果当初选了另一套政策，他们根本不会存在。 那么他们能说“你伤害了我”吗？他们唯一的选择是：这样的生活，或者根本不存在。
他管这个叫非同一性问题。它的意思不是“所以怎么做都行”，而是：我们平常那套“伤害是指让某个人比他本来的处境更糟”的想法，在涉及未来世代时失灵了。 我们得换一套讲法。
第二个，更让人不安：一个让所有人都不舒服的推论。 设想一个人口很少、每个人都过得极好的世界 A。再设想一个人口极其庞大、每个人的生活只比“勉强值得过”好一点点的世界 Z。如果你认为“总的幸福越多越好”，那么只要 Z 的人口足够大，Z 的总量就会超过 A——于是你不得不承认 Z 更好。可几乎没有人真的这么认为。 他管这个结论叫令人厌恶的结论。
他花了几十年想绕开它，没有成功；后来的人做了大量尝试，也没有谁的方案被公认为成立。这本身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结果：他证明了一件事情有多难，而不是证明了他的答案有多对。
打个比方。 一座城市要不要修一条会让几十年后受益、但现在要拆掉一个老社区的路。按“谁被伤害了”来算，几十年后的受益者当时还没出生；按“总量”来算，答案可能是修，可这会让你不安。帕菲特的贡献不是告诉你答案，是让你看清楚：你手里那几套算法，在这类事情上都会出岔子。
别误会。 第一，“非同一性问题”不是一个文字游戏——它直接关系到气候政策、人口政策、遗传技术的每一次争论。第二，他本人的态度非常明确：这些难题不解决，不等于可以不管未来。 他说，我们还处在道德哲学的很早期；我们才刚刚开始。 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七十岁了。
这是他后半生的工程。
老看法。 道德哲学有三大主流，互相敌对：后果论（看结果的好坏），义务论（有些事绝对不许做，不管结果），契约论（对的规则就是大家都能同意的规则）。两百年来它们互相攻击。
他怎么翻。 他说，把三派最好的版本各自打磨到极致，会发现它们指向同一套原则。他给出了一个融合的公式，大意是：一个行为是错的，当且仅当它违反了这样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是每个人都有理由愿意大家共同遵守的，而且是能带来最好结果的那一套。 他管这个叫“三重理论”。
他说了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康德主义者、契约论者和后果论者，是在从不同的方向爬同一座山。
这个工程成不成功，学界至今分歧很大。但它背后有一件更要紧的事：他为什么这么在意？
因为他关心的根本不是学派之争，是那个更深的问题：道德上到底有没有客观的对错？ 如果三条完全独立的路走到了同一个地方，那就是一个很强的迹象，说明它们都在追着同一样真东西。反过来，如果道德只是各人的偏好，那么“我们不该折磨小孩”这句话，和“我不喜欢香菜”就没有本质区别。
他的态度很硬：他认为有客观的道德真理，虽然它不是物理世界里的东西。他为此写了大量篇幅，去对付“那这些真理住在哪儿”这类质问。
打个比方。 三队人从山的三面往上爬，路线完全不同，谁也看不见谁。爬到高处，忽然发现前面有别人的脚印。这说明什么？ 要么山顶真的在那里，要么三队人碰巧走到了一起。帕菲特赌的是前一种。
别误会。 第一，他不是说三派其实没有分歧——分歧大得很，他自己写了几千页去处理。第二，他也承认自己可能失败；他晚年说过，他年轻时以为这些问题会被解决，现在他知道那需要很长时间。
场景一：别问“那还是不是我”，问“还连着什么”。 遇到那些让你恍惚的时刻——一场大病之后，一段关系结束之后，换了城市和行业几年之后，你会想：我还是原来那个我吗？帕菲特的办法是把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换成几个有答案的：我和五年前的我，还共有哪些记忆、哪些在乎的东西、哪些还在继续的计划？哪些断了？ 答完这几问，你对自己的处境就清楚了，而原来那个大问题不问也罢。
场景二：把未来的自己当成一个你关心的人。 这是这一章最实用的一条。“为将来打算”之所以难，是因为将来那个人对现在的你没有说话的份。换个说法：十年后那个人，是一个和你紧密相连、会承受你今天所有决定的人。 你今天熬的夜、欠的账、没去做的体检、没维持的关系，都记在他头上。你不会这样对待一个你关心的人。 具体做法：做重大决定前，写一句话给十年后的那个人，说明你为什么这么选。
场景三：对过去的自己宽一点。 同一条道理反过来用。人最容易苛责的是过去的自己：当初怎么那么蠢。可那个人和你之间，只有一部分是连着的——他没有你现在的信息，没有你现在的性格，他那时的处境你现在已经想不全了。你不会这样苛责一个和你有几分像的朋友。 承担责任是一回事，反复羞辱一个已经不完全是你的人，是另一回事。
场景四：分清“伤害了谁”和“让世界变坏了”。 很多争论卡在这里：一件事说不出具体伤害了哪一个人，可它明显让事情变糟了（环境，公共资源，一个行业的风气）。帕菲特那个非同一性问题告诉你：这不是你的逻辑有毛病，是“伤害”这套算法本来就管不了这类事。 遇到这种情况，别再纠缠“到底谁受害了”，直接换一套问法：做了这件事之后的世界，和不做的世界，哪一个更值得人生活在里面？
场景五：小心“总量最大”。 任何时候有人用“总体收益更大”来论证一件事，想一想那个令人厌恶的结论：只要总量能被做大，几乎任何一种让每个人都活得勉强的安排都可以被论证出来。 所以“总量”这把尺必须配上另一把：最差的那一格过得怎么样（第二十八章罗尔斯那条）。两把尺一起用，才拦得住那些听上去很划算的方案。
场景六：给做长远决定的人。 政策，家族的事，一个组织的方向——凡是后果要到很多年后才显出来的事，有两条来自这一章：一，受影响最大的那些人不在场，而且其中一些还没出生；二，不同的选择会造出不同的人，所以不能拿“他们会感谢我们”当理由。 能做的是第二十章那个办法：留一把空椅子，指定一个人专门替不在场的人提问。
场景七：把批评寄给最可能驳倒你的人。 这是帕菲特本人的做法，也是这一章最值得抄的一条工作方法：一份重要的东西写完，先送给最可能反对它的那个人。 大多数人送给会赞同自己的人，那等于什么也没送。他一辈子这么做，也一辈子给别人写几十页的批注。一个人肯不肯这么干，比他聪不聪明更能决定他最后能走多远。
本书从第一章起，一路数过那张“免检通过”的名单：尼采的冲动，弗洛伊德的本我，胡塞尔的先验自我，弗雷格的第三领域，柏格森的生命冲力，罗素的感觉材料，怀特海的原始感受。到第三编，萨特、梅洛-庞蒂、列维纳斯把“我”的起点一层层往外挪：从心里挪到世界里，挪到身体上，挪到“我和另一个人之间”。
帕菲特做的是最后一刀，而且是从完全不同的方向下的。 那三位问的是“我是从哪里开始的”；帕菲特问的是：“我”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存在？ 他的答案是：它存在，但它不是一样额外的东西；它是一串连着的事实的名字。
用土、路、形状这把尺量，他干的事非常干净：他把“我”从一个形状，改判成了一条路。
前面几章说过，SDE 的看法是“差异在流，流出了稳定，才有了同一个东西”（第三章、第二十七章）。帕菲特这一章，是这条规律在“人”身上最精确的一次应用：所谓“同一个我”，不是一个躲在经历背后的东西，是那些记忆、性格、计划一环扣一环连出来的稳定。 连得多，就是“很像同一个人”；连得少、断了、分了岔，那个词就不管用了——而不管用的时候，世界并没有出问题，是那个词到了它的边界。
第二样，他给本书添了一条极要紧的东西：“我”是有程度的。 这一条比前面几位更进一步。萨特说“我”是被造出来的，梅洛-庞蒂说它长在身体上，列维纳斯说它起于别人的呼唤——可他们都还默认它是一个“有或没有”的东西。 帕菲特说它像连续性一样，可以多可以少，可以分岔。
这一条在本书里有一个直接的用处。全书讲“把本来就有的改判成长出来的”，而长出来的东西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它是有程度的。 一种价值、一套规矩、一个身份、一个自我，都不是全有或全无——它们靠一环扣一环的连接维持着，连接稀了，它们就淡了。 这个说法比“它是被建构的”准确得多，也有用得多：它让你可以问“连得怎么样”，而不只是问“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第三样，他关于未来世代的工作，是本书那条“回写”线上最远的一次延伸。前面讲回写，讲的是一个形状落回土里、成为后人踩着的地（第一章的尼采，第十一章的怀特海）。帕菲特问的是回写的伦理学：当我们今天的选择会决定将来有哪些人出生、他们过什么样的日子时，我们对他们负什么责任？ 而他的非同一性问题指出了一件很硬的事：“不要伤害具体的某个人”这条老规矩，在这里失灵了。
SDE 在这里的接法是第七章那三问的延伸：一个决定好不好，不只看它伤没伤到眼前的人，要看它落回土里之后，那片土还长不长得出东西——还有没有新东西，还有没有新的路，走在上面的人是亮的还是灭的。对象从“某个人”换成了“那片土”。
他的整套方法建立在思想实验上：传送机，分裂大脑，逐渐替换的细胞。这套办法极有力——它能把两个平时黏在一起的东西拆开，让你发现自己的直觉在哪里崩了。
可它有一个天花板。当一个场景足够遥远，我们的直觉本身就不可靠了。 我们对“分子级别的复制”“大脑分成两半各自移植”并没有任何经验；在这种地方，我们心里冒出来的“显然是……”未必比掷硬币更有分量。第二十九章讲克里普克时本书说过一句话，这里原样适用：直觉是数据，不是判决，而且要注明采样来源。
更深一层：这些场景之所以能逼出那些结论，可能恰恰因为它们抽掉了太多东西。 真实的人不是一串可以被扫描的信息——他有身体，有一屋子用了十年的东西，有一群认识他的人，有一段别人也记得的历史（第十七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九章都讲过这一点）。在那些场景里，这些统统被删掉了；删完之后剩下的那个“我”当然显得单薄。
SDE 的接法是：加回来。 一个人的连续，不只是他自己脑子里那一串，还包括别人认不认得他、他还站不站在那条链子上（第二十九章）：他欠的账还在不在，他的承诺还有没有人等着，他的名字还被谁叫着。传送机送过去的那个人，缺的正是这些——他到了火星，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一件他用了十年的东西，那边没有人记得他去年答应过什么。这不是形而上学的缺，是实实在在的缺。
如果“那还是不是我”不要紧，只有连续性要紧，那么有一件事会立刻变得麻烦：责任。
一个人二十年前做的事，今天要不要由他承担？按帕菲特的说法，他和二十年前那个人之间的连接已经稀了不少——那是不是意味着责任也该跟着打折？ 他自己确实往这个方向想过一点（他说，对遥远过去的自己，惩罚的理由变弱了），可这条路很危险：它可以被用来给一切逃避开脱。
本书的接法，是把这件事从形而上学挪回人间：责任不是靠“那还是不是同一个人”来定的，是靠那条链子还在不在来定的。 你欠的债还在账上，你许的诺还有人在等，你伤过的人还记得——只要这些还连着，账就还在你名下，不管你觉得自己变了多少。第二十九章那条“指称的因果链”在这里正好用得上：一个名字指着谁，不取决于他还记得多少，取决于那条链子有没有断。
这么一接，帕菲特那条洞见反而更好用了： 对内，你可以宽待那个已经不完全是你的过去的自己；对外，那条链子上的账一分不能少。宽待是给自己的，账是给别人的。 把这两样弄反的人很多：对自己一辈子不放过，对别人的账一笔勾销。
他一辈子想证明道德有客观的对错。他的理由很动人：如果没有，那么人类关于对错的全部努力就只是一堆意见。
可他的论证没有说服多数同行。而且这件事有一个更基本的麻烦：他要的那种“客观”，是不依赖任何人、任何处境、任何历史的。 而本书一路走下来的那几位——杜威，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罗蒂，麦金太尔——恰恰都在说：不必要这样的客观，也不可能有。
SDE 站在中间。不需要那种悬在一切之外的客观；可也不接受“那就只是意见”这个结论。理由是：一个说法可以不靠“悬在外面的真理”而仍然被检验。 本书攒下的那几条尺——判错条款在不在，漏掉了谁，回写通不通，这一致是说出来的还是压出来的，走通的时候人是亮的还是灭的——都不需要一个超出人间的根据，可它们全都可以在现场逐条查。 这就是为什么帕菲特那句“如果没有客观真理我这一生就没有分量”让人感动，也让人觉得他把标准定得太高了：分量不来自一个天上的保证，来自那些账真的被结过。
第一处：思想实验抽掉的东西要加回来——身体，物件，认识你的人，那条链子。
第二处：责任不看“还是不是同一个人”，看那条链子断没断。宽待给自己，账给别人。
第三处：不必有天上的保证，也不必接受“只是意见”；用那几条可以现场查的尺。
最后说今天。这一章那台传送机，已经不完全是思想实验了。
一个人去世之后，用他留下的文字、声音、影像，做出一个能跟家人对话的东西——这件事今天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做到一部分。用帕菲特的问法：那是不是他？ 按他的分析，这个问题问错了；该问的是：那里还有多少连着的东西？
答案是：几乎没有。 有的是一批话语的样子——用词习惯，说话的口气，一些记得住的事。没有的是：他此刻的在乎，他会因为今天发生的事而改变的看法，他在你身上留下过的那些只有他知道的账。用第二十九章的话说：链子在那一刻就断了；后面接上去的是一个像他的东西，不是他。
这一章真正要紧的地方在这里：帕菲特论证了“我”不是一个额外的东西，可他没有论证“我”不需要土。 一个人的连续性长在他的身体、他的物件、他的关系、他欠的账上；把这些统统抽掉，剩下的那一串信息，无论多完整，都不是一个人的续。
| 他给了什么 | 他留下了什么 | |
|---|---|---|
| 土（在什么处境里） | 未来世代：我们的选择决定了将来有哪些人、过什么日子 | 思想实验抽掉了身体、物件、关系；剩下的“我”太单薄 |
| 路（怎么一步步变的） | 最满——把“我”从一个形状改判成一条路；连续性是有程度的 | “同一性不要紧”之后，责任怎么算，答得危险 |
| 形状（显露了什么） | 没有“进一步的事实”；有些问题本来就没有答案 | 非同一性与那个令人厌恶的结论，都没解决 |
| 回写（形状怎么落回土里） | 把伦理学推到了还没出生的人身上 | 他最在意的“客观道德真理”，标准定得太高 |
“人格同一性”这个题目，今天几乎所有讨论都从他开始，包括那些完全不同意他的人。
“我们欠未来什么”——这条线长成了气候伦理、人口伦理和关于人类长远风险的一整套研究；今天那些讨论“长期主义”的人，用的是他的框架，虽然他本人未必会同意其中一些结论。
“令人厌恶的结论”至今是人口伦理学里的一堵墙：几十年来，所有绕开它的方案都被证明要付出别的代价。 这个僵局本身，是哲学里少见的、清清楚楚的“我们还不知道”。
“三派爬同一座山”——支持者不多，可它逼着三派的人各自把自己的版本磨得更细了。
“把自己当成一个和未来的人紧密相连的人”——这套说法进了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让人看见自己年老后的样子，他会更愿意为将来存钱。
下一章的主角，和帕菲特同在牛津待过，方向却完全不同：帕菲特一辈子在最抽象的地方想问题，他要说的却是一件极具体的事——痛就是痛，不管长在谁身上；而如果你承认这一点，你得改变你每天吃的东西。
人格同一性 凭什么说将来某个人还是“我”。常见的两个答案：身体（大脑）连续，和心理连续。
进一步的事实 我们偷偷假定的那样东西：除了身体和心理的连续之外，还有一个“真正的我”。帕菲特说：没有这样东西。
同一性不是要紧的那件事 要紧的是心理上的连续和联系（记得，延续，在乎），而它们是有程度的、可以分岔的。
还原论的观点 人的存在，就是身体和一连串互相连着的心理事件；“我”是这些事实构成的事实，不是额外的东西。
分裂案例 大脑分成两半各自移植，两边都记得你。说哪一个是你都不成——而这不说明世界有问题，说明那个问题问错了。
非同一性问题 不同的政策会导致不同的人出生；所以那些活在恶果里的人，如果当初选了别的政策，他们根本不会存在。“伤害了某个人”这套算法在这里失灵。
令人厌恶的结论 如果只看总量，那么一个人口极大、每个人只是勉强值得活的世界，会胜过一个人口较少、人人过得极好的世界。几乎没有人接受，也几乎没有人成功绕开。
三重理论 他试图把后果论、义务论、契约论融合成的一套原则。三派在从不同方向爬同一座山。
玻璃隧道 他形容放弃“进一步的事实”之后的感受：墙没有了，能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了，自己的死变得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