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首语 这一编九个人:萨特(兼加缪)、波伏娃、梅洛-庞蒂、阿伦特、阿多诺、列维纳斯、伽达默尔、蒯因(兼卡尔纳普)、乔姆斯基。时间大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六十年代中期。
第一编的人活在一个相信明天会更好的世界里。第二编的人活在它碎掉的过程中。这一编的人,活在碎完之后。
第一层:那件事发生了。 六百万人被工业化地杀掉,两颗原子弹落下,欧洲成了一片瓦砾。这不是一般的战争。它逼出了一个此前的哲学没有正面回答过的问题:如果这种事是人做出来的,那么“人”这个词还剩下什么意思? 这一编的九个人,有五位是犹太人(阿伦特、阿多诺、列维纳斯,还有并入本编的卡尔纳普的同事们,以及乔姆斯基的父母那一辈的移民背景);列维纳斯的家人几乎全部遇难,阿伦特逃出拘留营,阿多诺流亡洛杉矶,本雅明已经死在了上一编的边境线上。他们的哲学不是从书桌上开始的。
第二层:一切都要重新站队。 战争结束,冷战开始。知识分子被要求表态:你站哪一边?这一编里最惨烈的几场决裂都出在这里——萨特和加缪,萨特和梅洛-庞蒂,阿伦特和她的老朋友们,阿多诺和他的学生们。“一个人可以既在历史里面、又要判断历史吗”,这道题没有一个人躲得过。
第三层:欧洲让位,美国崛起。 大量流亡学者留在了美国:阿伦特,阿多诺(他回去了),卡尔纳普,还有一整代逻辑学家。哲学的重心西移。从这一编起,本书的主角有三分之一在美国。
第四层:几门新学科同时起步。 计算机,控制论,信息论,认知科学。上一编的图灵造出了那台机器;这一编的末尾,乔姆斯基把“人脑里有什么结构”重新变成了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哲学从此多了一批邻居——而这批邻居后来会反过来接管它的一些老题目。
萨特改判了人的本质——人先活着,后来才成了什么人。
波伏娃改判了“女人”——不是天生的,是一步一步变成的;这是全书到此为止最扎实的一次改判。
梅洛-庞蒂改判了身体——不是我拥有的工具,它就是我看一切的那个位置。
阿伦特改判了恶——它可以没有深度;也改判了人的根本处境:不是终有一死,是新生与复数。
阿多诺改判了理性本身——它不是中立的判断者,它长出来的时候就带着一个目的:控制。
列维纳斯改判了“我”的起点——它不在我里面,在我和另一个人之间。
伽达默尔改判了理解——不是清空自己照见对方,是带着自己去碰,碰完两边都变了。
蒯因改判了知识的单位——不是一句一句,是一整张网。
乔姆斯基是唯一反着来的一位——他把语言判回了“本来就带着的”。
第一条:“我”是从哪里开始的。 这一编的前四位排成了一个很清楚的序列:萨特说“我选择”;波伏娃说“我的选项是被造出来的”;梅洛-庞蒂说“在我选之前,我的身体已经在动了”;列维纳斯说“在这一切之前,我已经被另一个人叫住了”。四个人一层一层往前挪,把“我”的起点从最里面挪到了最外面。 而本书从第一编起数的那张“免检通过”名单——尼采的冲动、弗洛伊德的本我、胡塞尔的先验自我、弗雷格的第三领域、柏格森的生命冲力、罗素的感觉材料、怀特海的原始感受——到这一编被拆干净了。
第二条:判错条款成了一条明线。 上一编波普尔把它做成了工具(什么情况下算你错),图灵从另一头补齐(怎样才算你做到了)。这一编继续加:阿多诺补了第三问(你这套说法把什么漏在了外面),蒯因补了第四问(错了你打算改哪一条),伽达默尔把它用在人身上(真正的经验是失望的经验),乔姆斯基把它用在系统上(限制才是身份证:看它做不到什么)。四问合起来,是本书后半部要一直用的工具。
第三条:两条河碰了头。 第一编末尾说过,一片土分出了三条河:现象学,分析哲学,实用主义。这一编里,它们在同一个判断上汇合了:没有一个中立的起点。 伽达默尔说你不能清空成见去理解,蒯因说你不能拿一句话去见经验——一个从读古书出发,一个从物理学出发,两人几乎肯定没读过对方。
第四条:“看见具体的那一个”成了一个共同的要求。 阿伦特说那张既联结又区隔的桌子,列维纳斯说那张脸,阿多诺说概念抓不全的那部分,波伏娃说被统计漏掉的那些劳动,伽达默尔说要问“他在回答什么问题”。五个人从五个方向指着同一件事:一套只认得类别、认不出具体的人的系统,做起坏事来不需要任何人有恶意。
体例和前两编相同。这一编的九章可以分三组读:前四章是“人是从哪里开始的”(萨特、波伏娃、梅洛-庞蒂、列维纳斯),中间两章是“一群人怎样一起活”(阿伦特、阿多诺),后三章是“我们凭什么说自己懂了、知道了”(伽达默尔、蒯因、乔姆斯基)。
如果只读三章,建议读波伏娃、阿伦特、伽达默尔——这三章对普通读者的日常最有用。如果只读一章,读阿伦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