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区花坛里有一丛月季，是物业种的，种得很整齐：六株一排，株距一样，每年修剪两次。
旁边不知什么时候长出来一根藤。
它先是顺着花坛的水泥边爬，爬到头，拐了个弯，顺着一根空调管往上走。走到二楼，它分了两股：一股继续往上，一股横着搭到了旁边的冬青上。
去年夏天我注意到它开了花，白的，开在三个完全不相干的地方：空调管旁边、冬青丛里、花坛边的地上。你要是只看见其中一处，你会以为那是三株不同的植物。
物业修剪过它两次，剪断了几处。 可它没死——剪断的地方两边各自接着长，反倒多了两个头。
那丛月季不一样：剪哪儿是哪儿，每一株从哪儿长到哪儿，看得清清楚楚。
这两样东西，是这一章的全部。
一样是有中心、有层次、按格子长的；一样是到处窜、剪不断、在哪儿碰上就在哪儿接上的。
这一章的主角，一辈子在替后面那一种说话。
当拆的对象从“具体的制度”变成“划界这个动作本身”，那三句还剩什么？
上一章的福柯拆的东西有档案、有日期：1656 年那道敕令、那张作息表、那个区间。 他拆的每一样都能被查。
德勒兹拆的是另一样东西：一切把流动的东西固定下来的动作。
他管这叫辖域化——给一样东西划一块地盘、给它一个身份、把它安顿在一个位置上。 而他要的动作是解辖域：让它从那个位置上跑出来。
物业种月季，是辖域化：六株一排，株距一样，每株有它的位置。
那根藤，是解辖域：它不在任何位置上，它是一路窜过去的。
而这一章要问的是：一个把“固定”本身当成问题的人，还能不能要求他给出三句？
因为本书那三句——什么条件下重议、由谁、记在哪儿——每一句都是在把东西固定下来。
“记在哪儿”尤其是：它要求把一件流动的事，钉在一张纸上。
所以这一章是本书全书最可能被顶翻的一章。 如果德勒兹是对的，那本书主张的那套东西，本身就是他要拆的那个毛病。
土壤。 德勒兹（1925—1995）生在巴黎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工程师。他的中学时代在德占时期，哥哥因抵抗运动被捕，死在押送途中——本书按纪律不渲染，只记下这件事。
他在索邦读哲学，1948 年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然后在中学教了八年书。这一条要记：跟本卷其他人不同，他有八年是在中学课堂上度过的。
那一刀，跟别人的都不一样：他的那一刀是先花了十五年，把别人的书一本本读透。
第一拍：1953 到 1968。 他写了一串关于别人的书：休谟、尼采、康德、柏格森、斯宾诺莎、普鲁斯特、马索克。
他后来讲过他那时候的做法，说法很有名，大意是：他把哲学史当成一种“从背后搞出一个孩子”的事——保持是那个作者的，可那个孩子是畸形的、是他自己的（意译）。
这句话要停一下，因为它是本章的一个关键：他公开地把“误读”当成方法。
第二拍：1968 到 1969。 他在同一时期交出两部主要著作：《差异与重复》和《意义的逻辑》。这两本是他自己的哲学。
同一时期，五月风暴。
第三拍：1969 年之后，他遇到加塔利。 加塔利是一位在拉博德诊所工作的精神分析师兼政治活动者。两人合写了四本书，其中《反俄狄浦斯》（1972）和《千高原》（1980）最有名。
两人合写的方式很特别：他自述说，两个人写的时候“我们不再知道是谁在写”（大意，《千高原》开头有类似的说法）。这本身就是他那套东西的一次演示。
站住。 他那套词——根茎、块茎、辖域化／解辖域、欲望机器、生成、平滑空间与条纹空间——在 1990 年代之后被大量使用，尤其在艺术、建筑、媒介研究、组织理论里。
回写没能写回的地方。 他一辈子讲“生成”、讲“逃逸线”，而他那套东西被用得最多的地方，恰恰是它最容易变成修辞的地方。 第七节要处理。
第三节提到两人合写四本书。这件事要单独一节，因为它是二十位里唯一一次真正的合作，而且它本身就是本书要看的东西。
两人的出身完全不同。
德勒兹是学院里的哲学家：读柏格森、读斯宾诺莎、写哲学史。
加塔利是在诊所里干活的人：他在拉博德诊所工作，那是一家尝试用新方式组织精神病治疗的机构——病人和医护一起开会、一起分工、角色不固定。 他同时是政治活动者。
两人一个从书里来，一个从诊所里来。
而他们合写的方式，据他们自述：先各自写、互相寄、互相改，改到最后分不清哪句是谁的。
这件事有两层跟本书有关。
第一层：那套词里最“活”的部分，多数从加塔利那边来。 “欲望机器”“分子的”“横向性”这些，跟拉博德诊所的实际做法直接相关——那家诊所真的在试着打破“医生—病人”的固定角色。
也就是说：《反俄狄浦斯》那套东西不是纯理论，它背后有一个实验场。
第二层，而且是本书要记的：那个实验场是有记录的。
拉博德诊所有它的日志、排班表、会议记录——一家机构不管多么反体制，它得排班、得管药、得有人值夜。
加塔利本人写过大量关于那家机构怎么运转的东西。
而那些东西没有进入《千高原》那套词。
进入的是“解辖域”“逃逸线”“平滑空间”；没有进入的是“我们怎么排班、怎么记录一次会议、一个做法试了三个月不行我们怎么换掉它”。
这是本书在二十位里第六次、也是最刺眼的一次看见同一个形状：实践里有那第三句，理论里没有。
因为这一次，那个实践者本人就是合著者之一。
他不放落点——他要的是不断从落点上逃出去。
这一点跟福柯不同，要说清楚。
福柯不立落点，是因为他在做考古和谱系：他的活儿是挖别人的落点。
德勒兹不立落点，是因为他认为“立”这个动作本身就是问题。
他那套东西的骨架，用大白话说是这样的：
先有流动。 不是先有东西、然后东西动起来；是先有流动、变化、差异，然后从中间沉淀出那些看起来固定的东西。
这一句跟西蒙东（第十二章）是一路的——他公开承认受西蒙东影响。
而他比西蒙东往前走了一步：他不只是说个体从前个体里出来，他说个体出来之后，那个流动还在往外跑。
回到那根藤。
你可以说它有三株（空调管那株、冬青那株、地上那株）。可实际上没有三株，只有一路窜过去的一条线。 “三株”是你从外面数出来的。
而月季那六株是真的六株——它们各有各的根。
他给这两种形状起了名字：
树：有根、有干、有枝，有层次，每一处都能追到它的上一级。
根茎（也译块茎）：像地下的一片姜、一片竹鞭——任意一点都能跟任意一点连上，剪断一处，两边各自接着长。
他说，西方的思想传统一直是树状的：从第一原理往下推，分类、层级、归属。而他要的是根茎式的：横向连接、没有中心、可以从任何一点进入。
这就是他“不放落点”的意思：他要的不是一个更好的落点，是一种不靠落点也能走下去的方式。
第一件：差异先于同一。
传统的想法是：先有两个东西，然后比较它们，得出差异。他反过来：先有差异，“同一个东西”是差异被重复到一定程度之后的效果。
家常话：“同一条藤”这个说法，是你把它三处开的花看成一件事之后才有的。 实际在长的，是一路的分岔。
第二件：根茎与树。 上一节讲了。
第三件：辖域化、解辖域、再辖域化。
一样东西被安顿在一个位置上（辖域化）；它从那个位置上跑出来（解辖域）；然后它在新的地方又被安顿下来（再辖域化）。
这三步是循环的，而且他说的最要紧的一点是：解辖域之后必然有再辖域——跑出来的东西会在别处被重新固定。
家常话：那根藤爬上空调管，是从花坛那块地上跑了出来；可它在空调管上又固定下来了，顺着管子长。
第四件：逃逸线。
在任何一套固定的安排里，总有一些往外跑的线。他说，真正有意思的不是那套安排本身，是那些跑出去的线。
家常话：一个班级的规矩再严，总有几个孩子在规矩的缝里发明出一套自己的玩法。 那套玩法就是逃逸线。
第一节讲那根藤，第四节讲根茎。这里再推一层，因为这一层是第七节的依据。
我后来跟物业的人聊过一次那根藤。
他说：那个是自己长的，我们不管。 我问为什么不剪，他说：没人说要剪，也没人说不剪。
“没人说”——这三个字是关键。
那根藤活着，不是因为有人保护它，是因为没有人想起它。
它处在一个规则的空白里。 绿化图册上没有它，所以修剪的活儿不包括它；可也正因为不在图册上，任何一次涉及那面墙的工程都不必考虑它。
规则的空白是双向的：既没人管你，也没人护你。
德勒兹那套词赞美的是前一半（没人管你，你自由地窜），它不讲后一半。
而后一半是那根藤真正的处境：它的存活完全依赖于“没有人想起这面墙”。
一旦有人想起来了——外墙翻新——它就没了。
这件事在人的事情上，形状一模一样：
一个团队里自发形成的好做法，没有写进任何流程，大家心照不宣地在用。 它自由、灵活、比正式流程管用。
然后来了一次流程梳理、一次系统升级、一次人员调整——它就没了。
而没了的时候，没有人是故意的。
这就是本书那第三句在这一章的样子：它不是为了管住那根藤，是为了让动它的人知道那儿有一根藤。
土壤：极厚，而且是二十位里最“动”的一片。
他的土壤不是一片静的底子（身体、结构、传统），是一片正在流动、正在分岔的东西。
这一格他跟西蒙东最近，而且他明说接了西蒙东。
分刀：极多，而且极有传染性。 树／根茎、条纹空间／平滑空间、摩尔／分子、辖域／解辖域——这些词被艺术家、建筑师、策展人、组织顾问大量使用。
而这里有一个本书要正面处理的问题：他的刀是不是判据？
按《萌芽》的定义，一把刀要成为判据，得说得清“什么条件下算它不成立”。
“根茎”这个词有没有失败条件？
问一句：什么样的东西不是根茎式的？ 树状的。而什么是树状的？ 有中心、有层次的。
可他同时说过：树里有根茎，根茎里也有树；两者不是对立的两类东西，是同一个东西的两种倾向。
这一说，那把刀就不再能判任何具体的东西了。 任何一样东西，你都可以说它有根茎的一面。
站住：这一格的情况很特别——他那套词传得极广，而且几乎全部变成了形容词。
“这个方案很根茎”“我们要解辖域化”“这是一条逃逸线”——这些说法在今天的展览前言、设计说明、组织变革方案里到处都是，而且多数只是在说“灵活”“不拘一格”“打破常规”。
回写：三句全空，而且他是把“固定”本身当成敌人的。
第十二章讲西蒙东：个体从前个体的底子里分化出来，而前个体那一份没用完，落定之后还在。
德勒兹公开承认受他影响，而且是那个年代少数认真读他的人之一。
他接走了什么：那片“还没用完的底子”。
德勒兹讲的“潜在”（virtuel）与“现实化”，跟西蒙东那套东西是一路的：现实化出来的东西不把潜在用尽，潜在还在，还能再现实化出别的。
这一接，是本书见过的最漂亮的接力之一。
而他丢掉了什么：西蒙东那个“有人在干活”的场景。
第十二章判西蒙东“有修订程序”，靠的正是他那两句：瓶颈可指认（因为机器会卡住），改的人是设计者和维修工。
而这两句都来自一件事：西蒙东拿机器当例子。
德勒兹接走了那套关于个体化的哲学，没有接走那台发动机。
他的例子是什么？ 是兰花与黄蜂、是狼群、是游牧民、是画布上的一道笔触、是音乐里的一段迭奏。
这些例子都很美，而且每一个都对。
可它们都没有“卡住”这件事。
一台发动机会卡住，而且卡在哪儿看得见；一群狼不会“卡住”。
而“会卡住”正是修订程序的第一句得以成立的条件：什么条件下重议——当它卡住的时候。
这一条印证了本书卷二末尾登记的那条规律：落点里有没有人，跟拿什么当例子高度相关。
西蒙东拿机器当例子，落点里有人（修它的人）；德勒兹拿狼群和笔触当例子，落点里没有人。
同一套哲学，换了例子，三句就全丢了。
这条规律到这里已经核过五位（杜威、西蒙东、库恩有人；福柯、德勒兹无人），准确率百分之百。 卷三剩下的三位（德里达、利奥塔、罗蒂拿的是文本、叙事、对话）和两位建的（罗尔斯拿立宪、哈贝马斯拿对话），按这条规律，前三位该是无，后两位该是有。
这一章要指认的情况，跟前十四章都不同：他那套东西变成给定的方式，是变成了一套修辞。
先说清这一步是怎么发生的。
他的核心区分（树／根茎）有一个天然的方向性：根茎是好的，树是坏的。
他自己其实反对这种简单化——他多次说两者互相包含。可那套词的形状天然导向这个读法：一个是活的、开放的、创造性的；一个是死的、封闭的、压制性的。
于是这套词被拿去用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褒贬的装置。
回到那根藤和那丛月季。
用他那套词说：藤是根茎，月季是树。藤是逃逸线，物业的修剪是辖域化。
这个描述很准，而且很好看。
可它漏掉了一件事：那丛月季是给人看的，而且年年开得很好。
物业种月季，是因为有人想在楼下看见花。 株距一样，是为了每一株都有光。修剪两次，是因为不剪会徒长、开得少。
这些全是有理由的，而且理由可以被查、可以被争论、可以被推翻（比如有人主张改种别的、有人主张不修剪）。
而按那套词的用法，这一整套有理由的安排，会被一句“这是条纹空间”打发掉。
这就是本章要指认的那一步：一套用来拆固定的词，自己变成了一个不需要理由的判断。
你说一个东西“是树状的”，就等于说了它不好；而“为什么这样安排、理由是什么、什么条件下该改”，都不必问了。
用本书的三句查这套词本身：
什么条件下算“根茎”这个判断不成立？ 答不上来。
由谁判一个东西是树还是根茎？ 说的人。
记在哪儿？ 无。
而一套没有这三句的词，被用得越广，它离原来的意思越远。
德勒兹本人的东西极难、极细，充满了具体的分析（他写培根的画、写电影、写普鲁斯特，都是极细的活儿）。而被接走的那一层，是最粗的那一层。
这是《萌芽》第二十八章那第四条后果的又一次，而且是最严重的一次：没有回写的东西，挡不住误用——而德勒兹那套词因为天然带褒贬，特别容易被拿去当结论用。
反驳一：你要求他给出“什么条件下算这个判断不成立”，可他整套哲学反对的正是这种判断方式。你拿一把树状的尺子（判据、条件、记录）去量一套根茎式的东西，方法上就错了。
这条反驳是本章最硬的一条，而且它直指本书全部方法的合法性。
我让一步：本书那三句确实是树状的。 它要求划界、要求指认、要求把东西钉在纸上——按他的分法，这一整套就是辖域化。
而我要说的是：本书承认这一点，并且认为这正是它该做的事。
理由在那根藤上。
那根藤很好。它自由、它剪不断、它在三个地方开花。
而如果那栋楼的外墙要翻新，工人来了，看见一根藤爬在空调管上——他会剪掉它。
不是因为他讨厌藤，是因为他手上那张施工图上没有它。
那丛月季在图上（物业的绿化图册里有），那根藤不在。
在图上的东西，翻新的时候会被绕开；不在图上的东西，会被当成杂物清掉。
这件事《萌芽》第二十八章讲过一次，是那个楼道里的快递架。
本书的立场是：自由的、窜出去的、活的那些东西，值得被保护；而保护它们的办法，恰恰是把它们记上一笔。
这话听起来自相矛盾——把自由的东西登记，不就把它固定了吗？
而分别在于记什么。
记“这根藤必须顺着空调管长”，那是扼杀。
记“这里有一根藤，是自己长的，住户里有人喜欢它，施工时请先问一句”，那是保护。
第二种记录不规定它怎么长，只规定“动它之前要问一句”。
而这正是本书那三句的用法：它不规定内容，它规定“改动之前的手续”。
反驳二：他那套词被用成修辞，是使用者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任何一套有力的词都会被稀释——福柯的“规训”、库恩的“范式”都一样。你不能把误用算在作者头上。
这条反驳成立，而且本书在第十三章讲库恩时已经承认过同样的事。
我让一步：误用是所有有影响力的概念的共同命运，而且库恩一辈子在纠正误用也没纠正过来。
而这里要说一句德勒兹这一次跟库恩那一次的一个分别。
库恩的“范式”被误用之后，他能指出误用在哪儿——他可以说：“我那个词原来指的是一批具体的解题样板，你们用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有一个原来的、更窄的意思可以拿出来对照。
德勒兹那套词没有这样一个可以对照的原义。
因为他自己明说过：概念是被创造的工具，谁拿去怎么用都行。 他那句“从背后搞出一个孩子”的方法论（第三节），正是公开地把创造性误读当成正当的。
于是他没有立场说“你们用错了”——按他自己的主张，那些使用也是一种创造。
这就是本章要说的那件事的完整形状：他把误读正当化了，于是他那套东西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挡住稀释的东西。
反驳三：那根藤被剪掉这件事，恰恰证明了他是对的——不是因为没登记，是因为有一套要翻新外墙的秩序。你把责任推给“没在图上”，等于替那套秩序辩护。
这条反驳是德勒兹的立场里最有力的一种反推，必须答。
我让一步：如果那面墙根本不必翻新，那根藤就不会有事。 而“外墙五年一翻新”这条规定本身，确实是一套安排，确实可以被质疑。
而要紧的是：质疑它，同样需要那三句。
问一句：外墙为什么五年翻一次？
如果这条规定有出身——哪一年定的、按什么依据（比如涂料的使用寿命）、谁定的——那么它就是可以被讨论的：有人可以拿出新的材料数据说，现在的涂料能撑八年，这条该改。
如果这条规定没有出身——“一直就这样”——那它就是不可撼动的。
也就是说：连“反对那套秩序”这件事，也依赖于那套秩序有可查的出身。
这一点跟上一章讲福柯时说的是同一件事：他能拆 1656 年那道敕令，是因为那道敕令还在。
拆落点的人，全都靠着落点留下的痕迹吃饭。
而他们没有一位把“要留痕迹”写进自己的主张。
结算一句新话： 德勒兹替所有窜出格子的东西说了话——他那片土壤是二十位里最“动”的一片，而且他对“固定”的警惕是真的看见了一件事：任何一套安排都会开始压制它本来要保护的东西。 而他把“固定”整个当成了敌人，于是他那套词失去了判据：一套不能说出自己何时不成立的词，会变成一个褒贬装置；而它越好用，就越快变成修辞。
跟“再现”吵——这是《差异与重复》的核心。
他说西方哲学处理差异的方式，一直是把它放进“同一”的框架里：两样东西的差异，总是被讲成它们相对于某个共同标准的偏离。 他要的是“自在的差异”——不参照任何同一性的差异。
跟黑格尔吵，而且吵得最凶。 黑格尔的辩证法把差异讲成矛盾、讲成否定，最后收进一个更高的统一里。 德勒兹说这是对差异最彻底的一次驯化。
跟精神分析吵。 《反俄狄浦斯》整本书。核心指控是：精神分析把欲望关进了爸爸—妈妈—我这个三角里，而欲望本来是四处流动的生产。他们说欲望不是“缺乏”（拉康那一路的讲法），欲望是生产性的。
这一记是对上一章那位拉康最正面的一次攻击（第九章第九节记过它，从拉康那边看）。
跟国家形式吵。 《千高原》里有“游牧学”那一章：游牧民不是“还没定居的人”，是另一种跟空间打交道的方式——他们在平滑空间里移动，国家则把空间划成条纹。
四场吵的共同形状：他每一次都在替那个“被归进秩序里的东西”说话。 差异被归进同一，欲望被归进家庭，游牧被归进国家。
而这一手有一个本书要指出的代价：替被归进去的东西说话，天然地让人对“归”这个动作本身失去分辨能力。
有些归是压制（把欲望关进三角），有些归是保护（把那根藤记进图册）。 这两种在他那套词里是同一个动作。
巴迪欧（1997，《德勒兹：存在的喧嚣》）——同阵营内部，而且是一次很有分量的重读。
他的核心论断很反直觉：德勒兹看起来在讲多样性、差异、流动，而他其实是一个“一元论者”——所有那些差异最后都归于同一个“存在”的独一性。
这一记敲在“土壤”那一格： 你那片流动的底子，其实是一个统一的东西；你反对的那种“同一”，在你这里以另一种形式回来了。
（这一记争议很大，很多德勒兹学者不接受巴迪欧的读法。本书不裁决，只记它敲在哪儿。）
女性主义与后殖民理论那边的一些批评（1990 年代起）——部分同阵营。
一个反复出现的批评大意是：“游牧”“流动”“生成”这些说法，是从一个有稳定身份、有护照、有教职的位置上说出来的。 对一个真的没有位置的人——难民、无证移民——“解辖域”不是解放，是他每天的处境。
这一记敲在“站住”那一格，而且它跟上一章阿伦特那件事直接接上（第十章那个“拥有权利的权利”）：一个人失去的正是一个稳定的位置，而这里有人在赞美失去位置。
这一记本书认为极有分量，而且它正是本章第八节那个“图册”的另一种说法。
实证倾向的批评（1997 年那本《时髦的空话》，以及其他）——对手阵营。
那本书处理拉康时本书在第九章记过；它也处理了德勒兹与加塔利对数学、物理概念的使用（如“非线性”“奇点”“光滑空间”），认为多数是装饰性的。
这一记敲在“分刀”那一格： 你的刀是借来的，而且借的时候没带上原来的刻度。
三记合起来：一记说你那片底子其实是一元的（土壤），一记说赞美无位置的人是有位置的（站住），一记说借来的概念没刻度（分刀）。
预言二读数： 总论预言拆落点的五位挨打在“回写”格。这一章的三记，一记土壤、一记站住、一记分刀——没有一记在回写。
而第二记（赞美流动的人有稳定位置）实质上指向“拆完之后怎么办”。
本书按严判：这一章三记都不在回写格。预言二第二个读数，与预言不符。 照实登记。
第九之三节提到他 1990 年那篇《控制社会后记》。这篇只有几页，却是他被引用最多的文本之一，而且它离本书的题目最近，值得单独查一遍。
那篇文章讲的是：福柯说的规训社会（学校、工厂、医院、监狱，一个个围起来的机构）正在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控制社会。
两者的分别，他讲得很具体：
规训是分段的：你从学校毕业进工厂，从一个围墙进另一个围墙，每一段有开始有结束。
控制是连续的：没有毕业，只有永久的培训；没有结清，只有永远的分期；你从来没有真正“完成”过任何一段。
他还有一个很准的说法：规训社会里人是“个体”加上“档案上的号码”，控制社会里人是“可分的”——被拆成一堆数据，重新组合。
这篇文章今天读来几乎是预言，而且它是他全部作品里最接近可核的一篇：它说的每一条都可以拿今天的实际情况去对。
用本书三句查它：
什么条件下重议？ 这篇文章不是一个主张，是一个诊断，所以这一句不适用。
而我要问的是另一句：他在文章末尾给了什么出路？
那篇文章的最后大意是：年轻人会自己发现该干什么，他们该被告知的是他们正在被用来干什么（大意）。
这是一句好话，可它是一句期待，不是一件可做的事。
而本书要说的是：对付一套连续的、无处不在的控制，唯一有用的东西，恰恰是那三句里最土的第三句。
因为控制社会最致命的性质是：它不留痕迹。
规训社会有档案——福柯就是靠档案拆了它。
控制社会的调整是连续的、自动的、不公开的——它没有敕令，没有发文，没有可以被查的那一天。
所以在控制社会里，“要求它留下可查的记录”不是一个行政要求，是最根本的那一项抵抗。
德勒兹看见了那个新形态，而他给的出路（发现该干什么）还是解辖域那一路的。
而解辖域对付不了一个本身就在不断解辖域的东西。
误读一：根茎好，树坏。
他自己明确说过两者互相包含。而这个误读是他那套词最主要的流通形态——第七节讲过。
误读二：“解辖域”就是打破常规、创新。
太浅。他那个概念带着必然的下一步：再辖域化。 跑出来的东西会在别处被重新固定，而且他关心的正是那个重新固定的过程。 只讲“打破”，是把他讲成了励志。
误读三：他反对一切组织、一切结构。
不对。《千高原》里有大量关于“如何组装”的讨论（他那个词是 agencement，通常译“配置”或“装配”）。他关心的是怎么装配，不是不装配。
他会认出的东西：今天最大的那些系统，形状正是他说的根茎。
一个网络没有中心，任意两点可以连上，剪断一处流量自己绕开——这几乎是他那个词的字面实现。
他会说对，而且他 1980 年就画出了这个形状，那时候还没有今天这种网络。
而他要面对一件他没有预见的事：根茎形状的东西，可以是最有效的控制形式。
他那套词里，树是控制、根茎是自由。
而今天的情况是：控制恰恰是根茎式的。 它没有中心、它到处连接、它剪不断、它按你的每一次点击重新长出来。
用他自己的话说：最彻底的辖域化，今天是以解辖域的形态出现的。
他其实预感到了这一点——他晚年那篇讲“控制社会”的短文，说的正是从规训社会（围墙、机构、福柯讲的那些）转向控制社会（无处不在、连续、可调节）。 那篇文章今天被引用得极多。
而他给不出的，仍然是那三句。
因为要对付一个根茎式的控制系统，靠“解辖域”是没用的——它本身就在不断地解辖域。
能对付它的，恰恰是最土的那几件：这套规则是谁定的、什么条件下改、记在哪儿。
一根藤要不被施工的人剪掉，靠的不是它长得快，是它在图册上有一行字。
德勒兹拆的是“固定”这个动作。下一章的德里达拆的是另一样东西：一样东西“就是它自己”这件事。
德勒兹说：别把流动的东西钉死。
德里达说：就算你钉死了，它也不是它自己——它总已经被它不是的那些东西穿过了。
这是卷三拆的那一队里最彻底的一记，而且它直接打在本书那第三句上：
如果一份记录的意思永远不能被固定下来，那“记在哪儿”这一句还有什么用？
第十六章是本书全书最吃紧的一章。
按规矩，批评完要说清收下了什么。
本书从德勒兹这里收下一件，而且它会修正本书那三句的用法。
那件东西是：每一次立一个落点，都要同时问一句——它会挤掉什么？
本书那三句处理的是“这个落点怎么被修订”。 而德勒兹提醒的是另一件事：一个落点一旦立起来，它同时就在规定“什么算数、什么不算数”。
那本绿化图册不只是记录了月季，它同时规定了“花坛里的植物”是什么——而那根藤不在这个类别里。
不是有人反对它，是它在那本册子的分类里没有位置。
这跟他讲的“话语的秩序”（上一章福柯那一记）是同一件事，而德勒兹讲得更细：不是被禁止，是根本没有格子可以装它。
所以本书那三句要加一个附问：
当你立下一个落点的时候，写一行——“这个落点覆盖不了的是什么”。
这一行不是为了让落点更全（它不可能全），是为了让后来的人知道：这里有一块，是我们当年没装进去的。
一本绿化图册如果有一句“本册只登记人工种植部分，墙面自生植物未纳入”，那么翻新的工人看见那根藤时，至少会知道它不在册上不等于它不存在。
这一条是德勒兹给本书的，而且它补的正是本书自己最容易犯的毛病：把“有了三句”当成万事大吉。
结算。 回到那根藤。
它很好。它剪不断，它在三个地方开花，它不按物业的图册长。
德勒兹替它说了话，而且说得比谁都好。
可去年秋天外墙翻新，它被剪掉了大半。
工人不是坏人，他手上的图上没有它。
而那丛月季，图上有，被围了起来。
这就是这一章的全部：自由的东西不会因为它自由就被保住；它要被保住，得有人在某张图上写一行字。
而那一行字不必规定它怎么长——它只需要规定：动它之前问一句。
第一个洞。 我在这一章说他的词“没有失败条件”，可我举的证据是“树里有根茎、根茎里有树”这个说法。
而这个说法完全可能是他的严谨之处，不是他的漏洞。
一个好的概念本来就不该被用成非此即彼的分类；他强调两者互相包含，可能正是为了防止那种粗糙的用法。
如果是这样，那么第七节那个批评的对象就不是他，是那些拿他的词当结论用的人。
而本书从第十三章起立过一条：误用不该算在作者头上。
我在这一章违反了自己那一条，理由写在第八节反驳二里（他把误读正当化了，所以他没有立场挡住稀释）。
这个理由我认为成立，可它是我加的一层论证，不是现成的事实。读者可打折。
第二个洞。 本章的家常例是花坛里的藤，而《萌芽》第一章那条草地上被踩出来的路，形状跟它极像：都是“自己长出来的、不在图上的东西”。
这已经是同族的第二次（《萌芽》第一章、第二十九章用了那条路两次，本章是第三次用这个形状）。
严格说，本章越线了，而且这是本书第二次越线（第十三章的账本是第一次）。
我的处理跟上次一样：照实登记，写明分工。 那条路判的是“发生学的起点”和“落点的硬度”；本章判的是“不在图上的东西会被当成杂物清掉”。
两次越线，在同一卷里。本书剩下的五章，同族检验要按最严的口径执行。
预言一登记。 德勒兹：三句全空。判为无修订程序。
累计：无修订程序 12，有修订程序 3（杜威、西蒙东、库恩）。
（第十五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