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三样东西原来是一块的
去问一个老木匠：你做一把椅子，哪一部分是知识，哪一部分是技术，哪一部分是艺术？他会笑。不是笑你问得傻，是这个问题在他那儿没法落地——就像问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哪一步是左腿的事，哪一步是右腿的事。
他知道这块木头的纹理往哪儿走，知道榫头要留多少余量，知道梅雨天木头会涨、干燥的冬天会缩，所以春天做的椅子要比秋天做的松一线。这些是知识吗？是。你把它们写下来，另一个木匠看了也能用。
他的刨子推出去是一条线，不是一条弧；他敲榫头是三下不是四下，第三下的力气比前两下轻；他拿起一块木头，掂一掂，就知道往哪个方向锯。这些是技术吗？是。它们不在纸上，在他手上，写不下来，只能跟着他看。
椅子做好了，你坐上去，觉得它"对"。说不出哪儿对——靠背的斜度，扶手的高度，坐下去的那一下——就是对。这是艺术吗？大概也是。它不在椅子的尺寸里，尺寸一样的椅子别人做出来不一定对。
那个"对"值得多说一句，因为它最容易被当成虚的。它不虚，它在身上：你坐下去的那一下，腰知道，屁股知道，手搭在扶手上的时候手知道。身子先说"对"，嘴才跟着说。一把椅子对不对，不用懂木工，坐一下就知道；可是要做出一把对的椅子，得三样全有。"对"是三样合在一起的结果落在坐的人身上的样子。
可是对他来说，这三样不是三件事，是一件事——做椅子。他知道纹理，是因为刨子推过去手上有反应，推顺了和推毛了，手先知道，脑子后知道；他推刨子推得准，是因为他知道纹理，知道往哪儿推不会毛；椅子坐着对，是因为纹理、余量、三下敲打全在椅子上，一样不缺。知道、会、对，三样互相生：没有手上的反应就没有那些知道，没有那些知道手就不知道往哪儿走，两样不齐椅子就不对。你让他把三样分开，他分不开，因为它们从来没分开过。
他带徒弟的时候也分不开。徒弟问："师傅，这块木头怎么锯？"他说："看着。"然后他锯。徒弟看了三年，看的时候他没有说"这是知识，这是技术，这是对"，他只是在锯。可是三年里徒弟三样都学到了，而且是一起学到的——知道纹理是从看师傅的手怎么转过来的，手上的准是从知道了纹理才有的，什么叫"对"是从师傅偶尔皱一下眉头学的。师傅要是把三样分开教——先讲一学期木材学，再练一学期刨子，最后上一学期"椅子的美"——徒弟一样也学不成，因为三样本来是一起长的，分开了就长不了。这个道理今天的学校还在跟它较劲，卷四要说。
买椅子的人那儿也分不开。他坐上去，觉得对，就买了。他不会说"这椅子的知识不错，技术一般，艺术还行"——他说的是"这椅子坐着舒服"，一句话，三样都在里面。三样是在评论家那儿才分开的，在坐的人那儿从来是一块。
字也记得这件事。
"艺"这个字，最早是种地——古字画的是一个人跪着，手里捧一棵苗往土里栽。"术"这个字，最早是路——城邑里的道。"技"是手上的枝节，手能分出来的活儿。这三个字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伙的，"技艺""艺术""术数"，混着用，指的是同一类东西：人手上会的、心里懂的、做出来叫人觉得对的那一整套。
古希腊人管这一整套叫一个词，后来的人把它翻成"技艺"，可它同时指工匠的活和艺术家的活——造船的和雕像的，用的是同一个词，希腊人不觉得需要分。孔子教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今天看，乐是艺术，射和御是技术，书和数是知识，可在当时是一张课表，一个人要全会，而且没有人觉得这六样是三种东西。
还有"手艺"这个词，两个字把三样一起拴住了：手，是手上的活；艺，是种地那个艺——懂、会、对一整套。修鞋的师傅是手艺人，他知道哪种皮该用哪种线，知道什么胶在雨天会开——这是知道；他上线的手一天几百针，一针不歪——这是会；一双旧鞋修完，主人穿上走两步，说"跟新的一样"——那是对。三样在"手艺"两个字里，从来没人觉得这两个字说的是三件事。今天"手艺"成了一个有点旧的词，说的时候带着一点怀念，大概是因为把三样一起拴住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西边的字也是这样。拉丁文里"art"这个词的祖宗，意思是"手艺、本事"，造船的本事和雕像的本事是同一个词，"artist"和"artisan"——艺术家和工匠——是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两个词，分家是很晚的事。中文里"师"这个字更明白：医师、画师、厨师、乐师、律师，全是"师"。师是一种人：手上有本事、心里有道理、做出来叫人服的人。厨师和画师在这个字里是一类人，今天没有人再觉得他们是一类人了，可是字还没改。
"艺"原来是种地，这件事值得多想一下。一个农民种一季稻子：他知道什么时候下种、水放多深、什么样的云要下雨——这是知识，谁在这块地上种都得知道，而且写下来谁看都一样；他插秧的手，一天能插几亩，行距不用量，手就是尺——这是技术，长在他身上，写不下来；到了秋天，稻子熟了，一片金黄，他站在田埂上看一眼，心里说"好"——那一下，跟知识和技术都不是一回事，是他这一季的累和这片金黄撞出来的。三样在一季稻子里，古人拿"艺"这一个字管着。后来"艺"漂到了"艺术"那边，"种地"漂到了"农学"和"农技"那边，一个字被切成了三个格子，而且三个格子里的人互相不认得了——农学家、农技员和一个站在田埂上说"好"的人，今天是三种人。
达·芬奇的笔记本里，一页是心脏瓣膜的解剖图，翻过去是一台抽水机的设计，再翻过去是一幅画的草稿，衣褶怎么落，光从哪边来——同一支笔，同一个下午。
他不觉得自己上午在做科学、中午在做工程、下午在做艺术。他在看东西是怎么动的：水怎么流，血怎么流，衣褶怎么落，鸟的翅膀怎么扇。看明白了就画下来，画下来的东西，今天的人叫它解剖学、工程图、素描，三个名字，三个柜子，三种专家来研究。可是在他那儿是一件事：看东西怎么动，然后让它在纸上再动一遍。血怎么流和衣褶怎么落，对他是同一个问题；抽水机和心脏瓣膜，对他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样子。
中国也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书。明朝末年宋应星写了一本《天工开物》，讲种稻、养蚕、织布、烧瓷、炼铁、造纸，一样一样讲怎么做，配着图。今天的人把它叫"科技史名著"，可你翻开看，它既是知识（什么土配什么稻），又是技术（怎么织、怎么烧），又是画（那些图不只是说明，画得让人想看）——三样在一本书里，作者没觉得需要分。更早的沈括写《梦溪笔谈》，天文、地理、音乐、医药、工匠的活、画画的道理，全在一本笔记里，一条挨一条，一条讲磁针，下一条讲画里的透视，他也不觉得跳。这些书今天被拆开，分别放进科学史、技术史、艺术史三个书架，每个书架上的人只读自己那一部分。
他的笔记本本来是不分类的，一页解剖，一页机器，一页素描，按他那天看见了什么、想到了什么记。今天我们看到的分好类的本子——这一本讲解剖，那一本讲飞行，另一本讲画——是后人整理的。整理的人按自己的格子把他的纸分了堆，分完了，一个不分家的头脑就成了三个专家。我们看见的达·芬奇，是被三个格子整理过的达·芬奇。
他不是特例。他那个时代的很多人都这样，只是他留下的纸最多。特例是我们——是后来把这些纸分进三个柜子的人。
三样东西本来是一块的，那"一块"是什么样子？不是三样东西挨在一起，是三样东西互相生。
老木匠身上，知道是从手上来的：刨子推顺和推毛的差别，手先知道，知道攒多了，成了"纹理往哪儿走"这条知识。手上的准是从知道来的：知道往哪儿推不毛，手才敢下力。椅子的对是从两样来的：知道和手全在椅子上，椅子才对。反过来也成立：椅子对了，他就更知道了什么叫对，手下一次就往那个对上走。三样谁生谁？谁也不是根，谁也不是叶，它们互相当根当叶。
农民也一样。他知道云，是因为看了几十年云之后地里的收成；他的手快，是因为知道晚一天插秧的代价；田埂上那一眼的"好"，是知道和手一起攒了一季攒出来的；而那一眼的"好"，又让他明年更知道该怎么种。一季稻子是一个圈，三样在圈里转，没有起点。
今天还看得见这样的人，只是不多了。一个修了三十年车的师傅，车开进来，他不用看，听一声就知道毛病在哪儿。这个"听出来"是知识——发动机哪种响对应哪种毛病，他能说出一部分，写下来别人也能用；可是他的耳朵是三十年修出来的，没有那三十年的手，耳朵听不出来；而他最得意的不是修好，是修到"这车对了"——车主开走的时候他知道对了，说不出哪儿对。三样在他耳朵里、手里、和那一句"对了"里，互相生着，跟老木匠一样。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不是因为人变笨了，是因为把三样一起长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学校教一样，工厂做一样，剩下的那一样没人管。
再看一件更小的事：教孩子系鞋带。你知道步骤——交叉，绕一圈，拉出来——这是知识，可以说出来。孩子的手不会，你的手会，你一遍一遍做给他看，他一遍一遍跟——这是技术，在手上，说了没用，得跟着做。忽然有一次，他自己系上了，抬起头看你，那一下的高兴——那是第三样，不在步骤里，也不在手上，在他自己系上的那一刻。而这三样是一起长的：没有步骤他的手没处放，没有跟着做步骤只是空话，没有那一下的高兴他明天不会再系。三样谁先？都不先。一个孩子学会系鞋带，跟老木匠做一把椅子，是同一种事，尺寸不同。
这就是"一块"的意思：不是三样东西粘在一起，是三样东西互相长出来，你拿走一样，另外两样都长不成。这一点卷三会用三句话把它钉住，叫三方程；这里先用木匠和农民看一眼它的样子就够了。
有人会问：既然分不开，你这本书为什么还一直说"三样"？
因为分不开是"有"的事，能分着说是"说"的事。一枚硬币，正面、反面、边，你能单指正面说"这是正面"，可是你不能有一枚只有正面的硬币。三样东西也是这样：你能指着老木匠的一下说"这一下里有知道"，可你不能从他手上把"知道"单独拿出来放到桌上。说是从外面数的，有是从里面长的。这本书从头到尾说三样，是从外面数；它从头到尾说的道理，是里面只有一块。两件事不打架，只要记住哪句是在数、哪句是在讲长。
那三个格子的错，就是把外面数出来的三样当成了里面长出来的三块——把"能分着说"当成了"分着有"。卷三讲引擎的时候会把这个道理钉死，这里先立一句：三样是一场发生的三个面，可以分着说，不能分着有。
既然本来是一块的，那三个格子是从哪儿来的？
不是从东西本身来的——东西一直是一块的。是从外面来的：有三套制度，先后把这一块东西各领走了一部分，各按自己的规矩处理了一遍，处理完了剩下三副样子。三套制度都很晚，最老的一套也不过几百年，把三样彻底切开更是近两百年的事。
三套制度的年纪，粗略数一数就够了。第一部专利法是十五世纪末在威尼斯出的，那之前没有一样东西"归"发明它的人；今天这套专利制度成形，是十七世纪以后的事。公共的美术馆是十八世纪末才有的——在那之前画挂在教堂里、宫殿里、有钱人家里，没有一个专门让人站在画前面看的地方。分学科的大学，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各是各的，是十九世纪的事，之前研究自然的人叫"自然哲学家"，跟研究别的东西的人是一伙的。三套制度里最老的也不过五百年，人类做东西的历史有几万年。在那几万年里，三样东西一直是一块的；分开是最近这一小段。
切开以后我们忘了，这一点最要紧。切分是两百年前的事，我们是切分以后出生的，出生的时候三个格子已经在了，学校已经分科，专利局已经在发证，美术馆已经开门。一个人从小看见的就是三样东西，他没有理由怀疑世界不是这样的——就像一个生在城里的人没有理由怀疑河里本来没有三根管子。于是切分的结果被当成了世界的样子，"三样东西"从一个安排变成了一个事实。这本书要做的，不是把三套制度拆了，是让人看见那三根管子是后装的。
老木匠今天还在，他一个人身上三扇门都开着；可是他的孙子被送进了三种学校里的一种。孙子在大学里学木材科学，学得很好，考试全对，暑假回家帮爷爷刨一块木头，刨毛了。爷爷没说什么，接过刨子推了一下，顺了。孙子知道木头的一切，手上没有木头。他的同学在职业学校学木工，手上有木头，可是不知道自己手上的是什么，换一种木头就不敢下手。还有一个同学学设计，画的椅子很好看，做不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坐着不对。三个年轻人加起来，是一个老木匠；分开，一个也不是。这不是三个年轻人的错，是三套学校各领走了一样。
要说清楚的是，这本书不是要回到作坊时代。三套制度切开三样，换来了公共的科学、能定价的技术、有观众的艺术，这三样换来的东西谁也不想退回去。切分回不去，也不该回去。这本书要的只是一件事：切开以后别忘了它本来是一块——别把三根管子当成三条河。忘了这一点，三样东西就各自变形：知识成了搬来搬去的冷东西，技术成了谁的私产，艺术成了说不清的神秘。记着这一点，三套制度照旧，可是站在制度里的人知道自己站在一间屋子里，不是一块孤岛上。
下一章看那三套制度是怎么切的。
回家试试 看你家里最会一样手艺的人干一次活——做一顿饭，修一样东西，缝一件衣服。试着指出：哪一下是知道，哪一下是会，哪一下是"对"。你会发现指不出来，一下里三样都有。指不出来就对了，那就是没被切开的样子。
一句话带走 三样在手上从来没分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