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一张阄书,与 SDE 的解构
胡敏 著 · 德麦国际专著第 147 号 · ISBN 979-8-90690-476-8 · 约 23 万字
胡敏,SDE 学员、人工智能应用实践者。曾从事技术研发与管理工作,后转向 SDE 理论、人工智能及新国学的学习与传播,现跟随王德生博士持续研究 SDE 发生学,并把它应用于人工智能、教育、健康、婚姻、心理与社会观察。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已出版《治未病立账学》《辨证结算学》《抑郁探究》《衰老初探》《没有人违规》《胡敏讲叔本华:普通人都能懂》《胡敏讲莱布尼兹:普通人都能懂》等专著。
你可能没读过罗尔斯,但你多半听过他的问话。
单位里要定一条新规矩,会上有人说:「先别想你在哪个科室。你要是不知道自己会被分到哪儿,你还赞成这么定吗?」家里商量老人的事,也有人说:「你换到妈的位置上想想。」这种说法,老话里早就有,叫将心比心。可是把它磨成一件工具,放进规矩的来历里,让它去回答「什么样的规矩才算公平」——做这件事的,是一个叫约翰·罗尔斯的美国人。
他 1921 年生在巴尔的摩,2002 年去世,一辈子在大学里教书〔核:常见传记记载〕。他写的书不多,最有名的是 1971 年出版的《正义论》。这本书出来以前,英语世界的政治哲学冷清了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人觉得这门学问只剩下分析词义了。书出来以后,门又开了。三年后,他在哈佛的同事诺齐克写了一本书来反驳他,书里说的大意是:从今往后,做政治哲学的人,要么在罗尔斯的理论里面做,要么得说明自己为什么不在里面做〔核: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第七章,转述〕。一个对手这样说话,比十个学生的赞美更能说明分量。
《正义论》是一本厚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理论,第二部分讲制度,第三部分讲目的〔核:《正义论》目录〕。多数人只读第一部分,记住了无知之幕和两条原则。可这本书真正的心思,一半藏在很少有人读完的第三部分里:一个人怎样长出正义感,一个好社会怎样长久站得住,人活着图的是什么。本书会一直读到那里。
这本书也早就到了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正义论》有了第一个中文译本〔待核:译者与出版年份,常见记载为何怀宏等译、1988 年〕。「无知之幕」这个词,从那以后进了中文的课堂,进了报刊上的评论,后来又进了网上的争论。很多中国读者第一次认真想「什么样的分法才公平」,手边就是这本译得很辛苦的书。本书借用前辈译者的不少译名,在后记里向他们致意。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会是谁」——这一问,半个多世纪里,从哲学课堂走进了法学院、医院的伦理会议、公共政策的讨论,也走进了普通人家的饭桌。它已经不只是他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
他的书不好读。满纸都是「暂定」「我假定」「在这个阶段,我们先不讨论」。初读的人常常嫌他啰嗦。可这些话不是客套。它们是一个人在说:这里还没长稳,我先放一放,将来还要改。读他,先要学会读这些小字。本书把它们当成要紧的记号,不许读漏;哪一处核不到原文,就公开认输,登进书末「本书自认最弱处」。
这一套书里,罗尔斯已经出场过好几次。
第 120 号《130 年哲学思想史解读》第二十八章,给过他一个判断:他造了一片人工的土,用它来量真实的土;无知之幕是一道工序,不是一幅人的画像。那一章还说,他把「应得」改判成了长出来的东西——你的天赋、你肯吃苦的劲头,都不是你凭空挣来的。那一章也写下了他停下的三处:幕后那个人到底是谁;基本善的清单是谁开的,开的时候谁不在场;他的理论只有形状,没有路。
第 121 号《发生落点》第十九章接着判:他的土是薄的,而且是有意削薄的;他给了修订的办法,没有给修订的档案;例外要被记下来。第二十章写他和哈贝马斯在 1995 年的那场交锋。第 172 号(哈贝马斯卷)第 26 章把两个人并排放着看:罗尔斯要的是结论碰头,哈贝马斯要理由和底子也碰头;真正结实的,是大家一起碰出来的那片土。还在写作中的《谁握住了哪一面》第 3 章,写到了桑德尔攻他的那一刀。
这些判断,本书一条不改,只往下接。「人造的土」在第 20、22 章接住;「应得」的改判在第 27 章接住;「修订的档案」在第 23、24 章接住;「只有形状,没有路」在第 29 章接住;「结论碰头」在第 38、59 章接住;桑德尔那一刀,在第 58 章接住。哪一处接在哪里,附录五逐条对账。写着写着,如果发现前面哪一卷说得不对,本书不悄悄改,而是写成「待裁」,交回去重审。
那为什么还要给他一整本书?因为前几次都只写了他的一个侧面:一道工序,一处修订,一场争论。这一次,要找他的根。
这本书的根,来自王德生博士的三句口述。原话照录,一字不改:
自由优先是一个意义中心主义,即创造,自由,幸福三者,自由是第一性
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也意义哲学,所犯的错误就是将 SDE 的 D1 的意义三视角,变为了「自由中心主义」。即一切从「自由」为根基出发。显然这和中华文化的「幸福快乐中心主义」相冲突了。这个是他三大核心思想的总纲。
这样他的三大核心思想,其实就是: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这是专著的母题
用大白话说是这样。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家,活得有没有意思,靠三只脚撑着:能不能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这是创造;能不能在约束里自己裁出一条路,这是自由;一件事能不能从头到尾走通,走出那股往外涌的劲,这是幸福。三只脚,缺一只就倒。
也许你会问:一本讲政治的书,为什么要扯到「活得有没有意思」?因为「什么样的规矩才算公平」这个问题底下,一定压着另一个问题:人活着,图的是什么?规矩要护住的,总是某种值得护住的东西。罗尔斯对这个底下的问题,有一个很聪明的回答。他说:人和人想过的日子千差万别,我不替你定;可不管你想过什么日子,你总需要一些东西——权利、自由、机会、收入、能抬起头来的那份尊重。规矩只管把这些东西分公平,至于你拿它们去过什么日子,是你自己的事。这个回答很谦虚,也很有用。可它把「能自己挑」放到了最底下,当成了一切的地基。
罗尔斯把三只脚收成了一只,只留下自由,让一切从它出发。收完以后,他在三块地上各展开了一次。在脑子里想规矩的那块地上,是无知之幕后面那种自由——自己给自己立法,不被私利绑住,本书叫它理念自由。在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上——钱、机会、身体、住处——是两条正义原则要保的自由,连同让自由能用得上的收入和机会,本书叫它现实自由。在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上,是一个人可以改信、改道,而不丢掉公民身份的自由,本书叫它自我自由。
合成一句,就是本书的判词:
他把意义的三只脚锯成一根自由的柱子,再把它插进理念、现实、自我三块地——每块地上,只长自由这一格。
这句话里没有骂人的意思。先把话说在前头:自由确实是一道承重墙,谁拆谁错。一个人不能被拿去给「更大的好」抵账,这是罗尔斯替我们守住的东西,本书从头到尾不动它。本书要问的是另一件事:一根柱子,能不能单独撑起一个家?
读一位思想家,最怕拿自己的尺子去量人家,量完了再说人家短。所以这里先借一条路来看。借它,不是为了排名次,只是为了看清他在哪里停下。
这条路是王德生博士自己走过的。2015 到 2016 年是酝酿期。第一站是「三视角」,从 2017 年 1 月到 2022 年 10 月,把创造、自由、幸福三只脚立起来。第二站是「321 智慧系统」,从 2022 年 10 月到 2024 年 7 月。第三站是「SIO 本体论」,从 2024 年 7 月到 2025 年 12 月。第四站是「SDE 本体论」,从 2026 年 1 月起;这一站里又分两段,1 到 5 月讲结构、差异、纠缠,5 月以后把「结构」改读为「显露」——长出来、能被认出的那个形状。一条路走了十来年,每一站都拆过上一站的一部分。
把罗尔斯放到这张图上比一比,他大致落在第二站。他看见了一件很多人看不见的事:讲理的人,面对同样的证据,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不是谁笨、谁坏,而是判断本身有负担——每个人一辈子的经历,都在悄悄决定他怎样掂量证据。看见了这一层,他的办法是找重叠:各人的理由可以不同,只要结论能碰在一起,社会就站得住。
他没有再往下问的,是另一件事:这些不同的视角,是怎样从各人的土里长出来的?第三站那一步——把人、规矩和土排进同一张表,谁也不先在——他没有走。
一个人在哪里停下,恰恰标出了后来的人接着要走的路。他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两步。这是本书看他的基本姿势。不说谁超过了谁,只说路是接着走的。
罗尔斯请你做一个想象:定规矩的时候,蒙上一道幕。你不知道自己是穷是富、是男是女、聪明还是笨、信什么、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蒙着幕定出来的规矩,才不会偏向你自己。
五十多年后,事情倒过来了。今天替我们定下许多小规矩的,是算法:谁先看到这条招聘,谁的贷款额度是多少,哪一单外卖先派,哪一段视频被推给一百万人。这一次,定规矩的那一方把你看得一清二楚——你住在哪儿,几点睡,平时刷什么、买什么、在哪一页停了三秒。蒙着幕的反倒是你:你不知道规矩是怎么定的,常常连有没有规矩都不知道。
举一个小例子。两个人投同一份工作的简历,学历、年限都差不多。一个人很快接到了面试电话,另一个人石沉大海。他不知道是哪一步出了事:是住址?是毕业年份?是上一份工作只干了八个月?筛简历的那道程序,看得见他身后的一切;他却看不见那道程序。
幕还在,只是换了方向。
这时候重读他,不是怀旧。他那道幕,是为了挡住私利。我们要接着问的是:挡住私利的同时,它还挡住了什么?一个人是从哪里来的,走过什么路,身后缠着什么样的家、什么样的地方——这些被他挡在幕外的东西,今天正被机器一样样捡起来,用来认出你、分拣你。话要说两头。那道幕在今天仍然管用。一个平台定派单规则的时候,一个单位定考核办法的时候,拿他的幕测一测——假如我不知道自己会是被派单的那一个、被考核的那一个,我还赞成吗?——常常一测就能测出偏私。这一招,本书一直留着。可是只测私利,不问来历,就会漏掉另一半:那个被筛掉的人,身后是一段什么样的路。
那些东西到底该不该进规矩的来历?怎样进,才不变成偏私?第十一编专门写这件事。
有人会说,政治哲学是教授和立法者的事,跟过日子的人隔着好几层。
你想一想。兄弟姐妹分老屋,照顾父母多年的那一个,该不该多分一点?孩子填志愿,是按分数排、按兴趣挑,还是按家里的条件定?公司定调薪公式,业绩好的多拿,那起点本来就不一样的人呢?每一回,你都在问罗尔斯的问题:什么样的分法才算公平?差距要怎样才算挣来的?一个人能不能换一条路走,而不被旁人另眼相看?
周越的女儿今年高三。她想报哲学,父母想让她学医。饭桌上,她说了一句:「要是你们不知道我是你们的女儿,你们还会这么逼我吗?」周越愣住了。这孩子没读过罗尔斯,可她用的就是他的那一招。周越后来跟姐姐说:「她问得对,可又好像哪里不对。我不知道她是我女儿?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哪里对,哪里不对,第 48 章和第 64 章会写。
他的问题从来就不只在书房里。它在你家的饭桌上,在孩子的志愿表上,在每个月的工资条上。本书最后一编专门写教育、健康、事业三件事,每一章都从你遇到过的场景写起。陪你一路读下去的,是一户人家:大姐周静照顾父母十年;二姐周蕙四十岁那年辞了职,想开一家面包店;小弟周越的女儿正读高三,要填志愿了。他们从导论那天的分家开始出场,一直走到结语。他们不替本书作证,只让每一个判断落到同一家人身上,你好看清它在日子里是什么样子。
全书十二编。第一编写他这个人,从巴尔的摩的童年写到 2002 年。第二编写他接手的题:一架加总的秤,一双看得见道德的眼睛。第三编是总纲,写三只脚怎样被收成一根柱子。第四、五、六编是上、中、下三编,一编一种自由: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第七编把三编合起来,钉一颗钉子:三格自由,六格空白。第八编让他和中国人讲了几千年的「乐」相遇,两边用同一把尺量。第九编是总的解构,先让替他说话的人把话说完。第十编写他身后,一群人围着那根柱子吵。第十一编写 AI 时代。第十二编写用得上的地方。
每一章都按同一个次序走:先讲他说了什么,再讲他为什么这样说,然后看这一处是开了门还是关了门,最后留一句「带走的话」。章末还有两行小账,导论里会讲怎么记。
有几件事,本书先说不做。
本书写他的政治哲学,不对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党派政治表态。他的书被左边的人引,也被右边的人批,本书不站到任何一边去替谁加分。
本书写到健康的地方,只谈怎样理解、怎样养成习惯、怎样和自己的身体相处,不给看病和用药的建议。那是医生的事。
本书也不把自己用的这套工具当成终点。第 56 章会专门写:这套工具在什么情况下算错。一本书若只拆别人、不给自己留一条死路,那它就成了它自己要拆的那种东西。
本书也不拿中国的思想去「赢」西方,不拿西方去「救」中国。第八编让他和中国人讲了几千年的「乐」相遇,两边用同一把尺量,谁在哪里是零,就写哪里是零。
这本书会拆他。拆,不是骂。
拆之前,本书先把他的论证复述到你能讲给别人听;先把他看见了什么写足;每一处批评,都写出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他自己就是这样读前人的:在哈佛讲道德哲学史,他总是先把对手讲到最强,再动手。我们向他学这一点。
还有一件事值得先说。罗尔斯是一个会拆自己的人。1971 年那本书出版以后,他又改了三十年。从 1985 年起,他一步步承认,原来那套讲法里藏着一整套关于人该怎样活的学说,不是每个讲理的人都会接受;到 1993 年的《政治自由主义》,他换了一套讲法,在导论里把这件事说得最明白〔核:《政治自由主义》导论〕。一个愿意拆自己的体系,是活的体系。本书拆他,是接着他自己的手往下拆。
他停下的地方,我们接着走两步。走得对不对,你来判。
全书只说一句话:
他把意义的三只脚锯成一根自由的柱子,再把它插进理念、现实、自我三块地——每块地上,只长自由这一格。
这句话拆开,是五条判决。每一条都分两栏写:他打开了什么,他又关上了什么。先写打开,再写关上,次序不能倒。每一条都有一个主场编,负责把证据给足;结语逐条回来验。
| 判决 | 他打开了什么 | 他又关上了什么 | 主场 |
|---|---|---|---|
| 一 · 一根柱子 | 把个人从加总的秤上救下来,谁也不能以更大的好为名拿他抵账 | 意义三视角收成一个,一切从自由出发 | 第三编 |
| 二 · 理念自由 | 定规矩那一刻,想法不被私利绑住;反思平衡两头都能改 | 只活在理念界;是一个人的自由;原则是选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 | 第四编 |
| 三 · 现实自由 | 自由有价格;出身和天赋是运气;基本需要先于自由 | 乘法被拆成两本账;清单量不到转换 | 第五编 |
| 四 · 自我自由 | 改信改道不丢身份;正义感是一级级长出来的 | 自我先于目的;自我界的生长被关进私人院子 | 第六编 |
| 五 · 三格自由,六格空白 | 创造与幸福在第三部分留下了影子 | 影子排在正当之后;三格之间不缠 | 第七编 |
第一编写他这个人,不直接结任何一条账,只为五条判决备好土:一个一生都站在幕前的人,怎样写出一套要人站到幕后的学说。第二编写他接手的题,交代他为什么非这样起步不可。第三编是判决一的主场,兑现口述的第一、二句。第四、五、六编是上、中、下三编,分别是判决二、三、四的主场。第七编是判决五的主场,把前三编合进一张九格的表。第八编兑现口述第二句的后半句:一根柱子和一只鼎相遇。第九编把五条判决收成一个根,先让替他辩护的人说完话,再体检。第十、十一、十二编是身后、AI 时代与日子里的用处,五条判决在那里各被用一次。结语回到分家那天,逐条报账。
书厚,不必从头读到尾。给你四条路:
只有一个下午:读第三编、第 44 章和结语。第三编告诉你三只脚怎样被收成一根柱子;第 44 章把三种自由摆进同一张九格的表,让你一眼看见哪三格有、哪六格空;结语把五条判决逐条报账。一个下午读完,你会拿到这本书的根和它的全部结论。
为孩子来:读第 64 章,再读第 47、48 章。填志愿、分班、一个「差生」、关上房门的青春期,还有两种「为你好」撞在一起的时候。
为身体来:读第 65 章。谁先上手术台,一家人怎样轮流照顾中风的父亲,还有凌晨一点还在刷手机的那个人。
为饭碗来:读第 66 章,再读第 30 章。调薪公式、年终奖、四十岁开店、被优化,还有同样一千块为什么长出不同的日子。
四条路之外,还有一条最慢的路:从头读起。第一编那个人的一生,是后面所有判断的底子;不读它,你会觉得这本书只是在跟一套理论过招。读了它,你会看见一个口吃的孩子、一个失去信仰的士兵、一个把手稿改了十几年的教书匠,怎样一步步长成那个写下「自由优先」的人。
一本书若说不出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它说的话就没法验。本书立三条,结语回来报账;另外,为本书自己新立的一个词,再立一条。
第一条。如果他的著作里,有把创造或幸福立为与自由同一等级的原则,而且它们不是以「自由的价值」或者「善」的身份出场,那么判决一错。去查《正义论》第 32 节、第 82 节和整个第三部分。
第二条。如果他给出了一套程序,让一个人在私人生活里长出来的理由,能够回头改写公共规则,那么判决四要收窄。去查《政治自由主义》第五讲、第六讲,以及 1997 年的《再论公共理性》。
第三条。如果三种自由在他那里有互相生成的论述,而不只是分开保障,那么判决五错。去查 2001 年《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的第五部分。
第四条,是给本书自己的。第 27 章要给「来历」起一个能核账的名字:路据。如果它的五条判准在真实的分法里挡不住身份和旧账——用了它,「我是长子」「祖上有功」反而更容易坐回桌边,或者旧账翻个没完——这个词就要撤回,退回他那道幕。怎样验,见第 56 章的三项检验。
为什么偏偏是这三条?因为它们正好压在本书最容易被驳倒的三个地方。判决一说他只留下了自由,最怕的是在他书里找到一只和自由平起平坐的脚。判决四说他把自我界的生长关进了私人院子,最怕的是找到一扇他亲手开的门。判决五说三格不缠,最怕的是找到三格互相长出来的那段话。本书自己先把这三处指给你看。你若在那里找到了反证,就在那里驳倒本书。
每一章,你都可以拿这三句问一问:
落在哪块地,另两块缠上没有?
长出了什么?
走通了没有?
拿导论里周家分老屋那一晚试一次。落在哪块地?分法在脑子里,房子和存款在手上,大姐的十年在心里,三块地都在,而且缠上了——那一行「另记」同时牵着三块地。长出了什么?一个饭前谁也没想到的分法。走通了没有?走通了,按手印的时候,没有人心里憋着。三问问完,这一晚是活的。换一个晚上:三份一样大,客客气气签完,各自回家。三问问下来,第一问只落在一块地上,第二问什么也没长出来,第三问没走通。
「三块地」是脑子里想的、手上碰的、心里的我你他。「长出了什么」问的是创造。「走通了没有」问的是那件事从头到尾有没有走完、那股劲出没出来。这三问是本书送你的一把随身小刀,到了 AI 那一编和最后「用得上」那一编,它就交到你手里,你自己用。
《正义论》按节号标,写作「§24」。1971 年初版和 1999 年修订版的节号相同,两个版本都能对上。《政治自由主义》按「第几讲第几节」标。《万民法》和《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按节号标。中国古籍标篇名,如《论语·为政》。
罗尔斯的原著还在版权期内,本书以转述为主;确实需要原话,只引一句,附上出处。每一段史实之后,标〔核〕或〔待核〕:〔核〕写明依据哪一类来源,〔待核〕表示还没有核到可靠原文。全书的核验情况,汇在附录七。
最后一条请你记住:凡是本书里带引号的他的话,都请理解为「大意如此」。本书不编造他的话、他的年份和他的轶事。拿不准的,宁可不说。
周家的老屋在镇子东头。三间正房,一个小院,院里一棵枣树,是父亲年轻时栽的。
母亲前年冬天走了。父亲今年八十一,这十年一直住在大姐周静家——先是母亲病了,后来两个老人都离不开人,周静就把他们接了过去。擦身、喂饭、半夜起来看两回、往医院跑,一跑就是十年。二姐周蕙在省城一家公司做了快二十年,这两年总说想辞职,想干点自己的事。小弟周越在外地,女儿正读高三。
老屋空着,一年修一回漏,谁也没提要怎么办。今年清明,一家人回来上坟,晚饭桌上,父亲开了口:「趁我还明白,把老屋分了,立个字据。你们三个商量,我听着。」他把舅舅请来,做中人。
你家里多半也有过这样一天。不一定是房子,也许是一笔存款、几件老物件、一块地。那一天,饭桌上的话都很客气,每一句底下都压着东西。
周越先开口:「三份,一样大,抓阄。谁也别挑,谁也别说闲话。」
这话听着最公平。
周静没说话,低头剥一个橘子。
周蕙把筷子放下:「一样大?姐这十年,怎么算?」
屋里静了好一会儿。
舅舅把烟掐了,慢慢讲了一段老规矩。分家,份要先分好,当着大家的面分。分份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自己会抓到哪一份,所以谁也不会把哪一份做得格外好、格外差。份分定了,再抓阄。抓完了,立阄书,写上年月日,中人在场,大家签字、按手印。各地做法不一,这里只取大致的样子〔待核:分家抓阄与阄书的民俗细节〕。
这段老规矩里,藏着一件很聪明的事。抓阄遮住了「我拿哪一份」。分份的人既然不知道自己会拿到哪一份,就只好把每一份都分得让自己拿到哪份都能接受。私心插不进来。
这正是罗尔斯那道幕想做的事。他请你想象:定一个社会的基本规矩时,蒙上一道幕,你不知道自己会生在哪个人家、带着什么天赋、信什么、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这样定出来的规矩,才不会偏向你自己。
可是周蕙那句话,抓阄遮不住。
大姐的十年,不是「我拿哪一份」的问题,是「这个家是怎么过来的」问题。抓阄只能遮落点,遮不了来历。来历必须摆到桌面上,当着中人先算清,算进分份里去,然后才轮到抓阄。要是连来历也一起遮了,那就不是公平,是装作没看见。
那天晚上,他们先算了账。周静一开始说「我不要」,周越说「那不行」。最后定下:老屋三份照分;另从父亲的存款里给大姐记一笔,写进阄书,写明缘由——长女侍奉父母十年,此项另记,诸人无异议。然后抓阄。周越抓到了带枣树的那一间,他笑了一下,说小时候就是在这棵树底下挨的打。
阄书上多了一行字。这一行字,是这本书的一把钥匙。
抓阄只遮「我拿哪一份」,不遮「这个家是怎么过来的」。而阄书,是一张有日期、有签押的修订档案:规矩在哪里开了例外,为什么开,谁在场,都记下来了。十年以后有人问,翻得到。例外要记下来——这句话,本书会反复用。
公平起见,先替罗尔斯回一句。
他多半会说:你们家分老屋,本来就不归我那两条原则管。他的正义原则,管的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宪法,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财产怎么定,市场怎么设,家庭在法律上占什么位置。这些东西从一个人一出生就定下了他的起点,所以要先管它们〔核:《正义论》§2,转述〕。一户人家怎么分几间房,一个社团怎么定会费,不在里面。拿他的幕去管一张饭桌,是用错了地方。
这句回答是对的,本书认。他从来没说过,一家人分家要蒙上眼睛。
可是周蕙那句话,换一个尺寸,照样问得出来。一个社会定基本规矩的时候,也有它的「大姐的十年」:有的地方为别的地方出过力,有的人背了多少年的担子,有的行当默默撑着一整座城,却从来没人给它记过账。这些,是一个社会「怎么过来的」。按他的设计,幕后那个定规矩的人,只知道一些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却不知道自己这个社会的具体处境和来历〔待核:《正义论》§24 相关表述,转述〕。来历,被整个挡在规矩的来历之外。
他当然也照顾到了处境差的人。等幕揭开,差别原则会回过头去补偿他们。但补偿是一回事;来历能不能在定规矩的那一刻开口,是另一回事。舅舅的老规矩多走了一步:先让来历开口,写进分法,再抓阄。本书要一路追问的,就是这一步。
这本书只用一套话,从头到尾不换。七个大白话词,三块地,三只脚。那天晚上的饭桌,正好把它们全用了一遍。
先说七个词。
形状。分家前后,这个家的样子变了:从「一座老屋,一家人」,变成「三份房、一行另记、一张阄书」。形状,就是长出来、能被认出的那个样子。它不是一下子有的,从模糊到清楚是一条光谱。那天下午,「大姐该多一点」只是几个人心里模模糊糊的念头;到了晚上,它成了阄书上的一行字,能被认出,能被引用,能被将来的人翻出来对。
路。路是一串有先后的不同。大姐的十年就是一条路:第一年,母亲住院;第三年,父亲在卫生间摔了一跤;第六年,母亲不认人了;第九年,母亲走了。每一步都和前一步不一样,一步一步把这个家带到今天这张饭桌前。路会修正,也会收拢:周越从「一样大」改口成「那不行」,就是路在饭桌上修正了一次。
土。土是让路能走、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老屋,枣树,父亲的存款,母亲走前拉着周静的手说过的话,三兄妹小时候谁挨打谁挨骂的旧账,镇上人会怎么议论——这些东西缠在一起,拆不开。那天饭桌上的每一句话,都是从这片土里长出来的。
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改路。阄书一签,这个家的土就变了:以后过年在谁家,父亲将来谁照顾,周静心里那一点说不出的委屈,都被那一行字悄悄改过了。
一锅粥。那天晚饭之前,什么都在,什么都没分开:情分、钱、老屋、委屈、客气,搅在一起。这就是一锅粥。
正在成形。周蕙那句「姐这十年怎么算」说出口之后,屋里静的那一会儿,就是正在成形。新的形状冒了头,还站不稳。可能谈崩,也可能谈出一个比原来更好的分法。这个时候最有创造,也最危险。
定型。按手印那一刻,定型了。稳住了,认得出,传得下去。但它只是一站,不是终点。十年以后,要是父亲的照顾又落在某一个人身上,这张阄书还得再添一行。
那天饭桌上的事,落在三块地上。
脑子里想的:分法、老规矩、「什么才算公平」。这是第一块地,本书叫它理念界。
手上碰的:房子、存款、枣树、按手印用的那一小盒红泥。这是第二块地,叫现实界。
心里的我你他:大姐的十年,周蕙替姐姐开口时的那股气,周越心里那点「我在外地、没尽上孝」的不安。这是第三块地,叫自我界。
三块地从来不是各管各的。阄书上那一行字,是一条规矩,属于脑子里想的;它牵着一笔钱,属于手上碰的;它落在一个人的十年上,属于心里的我你他。三块地缠在一起,这件事才办成。
再说三只脚。
创造:那天能不能长出一个原来没有的分法?「三份照分,另记一笔」,饭前谁也没想到,是饭桌上碰出来的。这就是创造。
自由:每个人能不能说「不」,能不能在规矩里裁出自己的路?周静可以说不要,周越可以改口,周蕙可以把筷子放下。这就是自由。
幸福:这件事从头到尾走通了没有?走通以后,那股劲是往外涌的,还是憋在心里的?这就是幸福。本书说的幸福,不是开心几分钟,是一件事有始有终地走完时那股劲。
三只脚之间,是乘法,不是加法。本书用的思想工具里,这层关系写成一道式子:自由律=创造律×幸福律,缺一即零。意思是:真正的自由,是在能长出新东西、又能把事走通的地方,才裁得出来的。另外两项里有一项是零,所谓的自由,就只剩一个空框。
拿那天晚上试一试。假如大家客客气气平分,谁也不提那十年——每个人都「自愿」签了字,框是满的;可是周静心里那口气没通,这件事没有走通,幸福是零,乘出来是零。假如吵到最后谁也不让,老屋就那么空着——每个人说「不」的权利都保住了;可是什么新东西也没长出来,创造是零,乘出来还是零。只有那一行「另记」长出来,而且大家心里都过得去,那天晚上的自由才是真的。
换成罗尔斯的眼光,那天晚上会是什么样子?他的幕会先把一件事做好:每个人都平等地有说话的份,谁也不能因为是儿子、是长女、是住得近就多占。自由这一只脚,他护得很牢。可是那一行「另记」,在他的幕后长不出来——幕后的人不知道这个家的十年,也就想不到要为它另开一行。创造这只脚,被挡在幕外。至于这件事走没走通,每个人心里过不过得去,他会说:那是各人自己的事,规矩不管。幸福这只脚,被交给了各人的院子。
这不是说他会把事办坏。他会办出一个干干净净的「三份一样大」。干净,公平,就是少了那一行。
这道乘法,是本书最常用的一把尺。它不是说自由不重要,恰恰相反,它说的是:自由若是真的,一定是乘出来的,而不是单独摆在那里的。
形状、路、土,三样里谁是老大?
本书用的思想工具,叫 SDE(显露—差异—纠缠)。它的回答是:谁也不是老大,谁也不是先有的。用三句大白话说: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路,是形状和土一起定下的;土,是形状和路一起改变的。写成式子是:
S=F(D,E) D=G(S,E) E=H(S,D)
S 是形状(显露),D 是路(差异序列),E 是土(特征纠缠)。你不必记这三行式子,记住那个晚上就够了:阄书这个形状,是从十年那条路、从老屋存款情分这片土里长出来的;阄书一签,又回头改了以后的路和土。
让这三样转起来的,有一台小发动机,叫 123 原理。第一拍,张力积累:大姐十年没开口,委屈一点点攒着。第二拍,逼出形状改变:周蕙一句话,旧的「一样大」站不住了,新的分法冒出来。第三拍,形状改变回写路和土:阄书改了这个家以后怎么过。一、二、三,走完一轮,又从新的土上开始攒下一轮。
那么,罗尔斯的图纸是什么样的?先交一个预告,第四到第七编一格一格去验。
在幕后那一次,他的规矩是从路和一片「人造的土」里长出来的:S=F(D,E′)。这片土 E′ 是他配好的——一张基本善的清单,几条关于社会的一般事实,一群彼此不关心、只会讲理的人。真的老屋、真的十年,不在里面。幕一揭开,图纸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规矩成了唯一的起点,路只准往下走,从宪法到法律,再到具体的执行;人只被规矩改,人和他身后的土,不能回头去改规矩的来历。用式子写,就是 D=G(S),E=H(S)。
这台发动机,在罗尔斯自己身上也转过一轮。1971 年的书出版以后,他慢慢发现,书里关于一个好社会怎样长久稳住的讲法,和一个事实撞上了:在自由的制度下,讲理的人本来就会信不同的东西。这是张力积累,第一拍。张力攒到一定程度,逼出了一个新形状——1993 年的《政治自由主义》,第二拍。新形状回过头去,改了他整套学说的路和土:原来的书被重新读成一种「政治的」理论,而不是一套人生学说,第三拍。一个会让发动机在自己身上转的思想家,是活的。本书后面说他是「一个会死的活体系」,意思就在这里:他会死,是因为他那根柱子到头来撑不住;他是活的,是因为他自己拆过第一版。
为什么这三行式子要紧?因为大多数想法,都悄悄认了一个老大。有人认规矩是老大:制度定了,人就跟着变。有人认人是老大:人心正了,规矩自然好。有人认土是老大:一个地方、一个年代,决定了一切。三种说法都能举出一大堆例子,也都能被一大堆例子驳倒。这张图纸说的是:三样东西一起转,谁也不能单独当起点。你只要认了一个老大,就会在某一块地上看漏东西。
两张图纸摆在一起,差别就在一个地方:谁可以回头改谁。
全书有一个总比喻:一根柱子。
先认它对在哪儿。自由确实是一道承重墙。一个人不能被拿去给别人的好处抵账,不能因为多数人高兴就被牺牲,这一条立在那里,房子才不塌。
再看它错在哪三处。第一,柱子只有一根,站不稳。他自己后来在柱子底下垫了砖:自由排第一,要等社会条件还算过得去才成立;人的基本需要,要先满足,才谈得上那些自由。第 31 章细说这几块砖。第二,柱子不会长。自由在他那里是一个框,护住你「可以选」;可「选」这件事本身是怎样长出来的,框不管。第三,柱子插进了三块地,三块地之间却不缠。
替换它的,是一只三足鼎:创造、自由、幸福,三足并立,缺一足就倒。
那天晚上的抓阄和阄书,是全书的总钥匙。一根柱子底下压着三根梁,对应三件替换。理念自由里的那道幕,换成抓阄:只遮落点,不遮来历。现实自由里的那张基本善清单,换成灶台:清单只数菜篮子里有什么,灶台看你做出了什么。自我自由里的那道公私之墙,换成一扇门:墙把心里的理由关在院子里,门让它们可以走出来,也可以走回去。阄书,是三件替换共用的一本档案,每一次改动都有日期,有签押。
罗尔斯有一套自己的词。本书不把它们换掉,只在旁边标一把扳手,告诉你每个词在我们的话里拧的是哪一颗螺丝。
| 他的词 | 本书的大白话 | 一句话 |
|---|---|---|
| 原初状态 | 人造的土 | 一场只在脑子里开的会,会场的土是他事先配好的 |
| 无知之幕 | 幕 | 遮住「我是谁」,也一并遮住了「我是怎么来的」 |
| 基本善 | 菜篮子清单 | 权利、自由、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社会基础;只数菜篮子,不看灶台 |
| 反思平衡 | 校秤、回写 | 原则和具体判断两头互相调,直到对得上;「校秤」一词来自第 120 号 |
| 重叠共识 | 结论碰头 | 各人理由不同,结论碰在一起就够了 |
| 自由 | 框 | 保护「可以选」;对照自由律——在约束里裁出原本没有的路 |
读罗尔斯的人,常在三个地方走岔。先把它们清掉。
第一个误会:差别原则就是平均主义。不是。他的第二条原则允许差距存在,只是给差距设了一道门槛:差距必须对处境最差的那些人最有利,而且那些位置得对所有人真正开放〔核:《正义论》§13,转述〕。一个医生比一个清洁工挣得多,他不反对;他要问的是,这个差距有没有让最差的人也过得更好。差距可以有,但它要挣到自己的正当性。
第二个误会:无知之幕是要你忘掉自己是谁。也不是。幕是一道想象的工序,不是一次失忆,更不是要你做一个没有来历的人。按他的说法,你什么时候愿意,按那几条限制去推理,就算进入了原初状态〔待核:《正义论》§4 相关表述,转述〕。推理完了,你走出来,还是你自己。幕挡的是定规矩那一刻的私心,不是你的一生。第 120 号说得好:它是一道工序,不是一幅人的画像。
第三个误会:1993 年那本《政治自由主义》是一次撤退。也不是。他在那本书的导论里自己交代过缘由:《正义论》第三部分讲一个好社会怎样长久稳住,那一套讲法不现实——在自由的制度下,讲理的人本来就会信不同的东西,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接受同一套关于人该怎样活的完整学说〔核:《政治自由主义》导论,转述〕。他改,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原来的讲法和自己的前提打架。这是一个人对自己动刀,不是向对手投降。
从第 1 章起,每一章末尾都有两行小账。第一行问:这一章写的那一处,是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是说他在这里看见了一件原来被遮住的事,给后来的路留了口子;关门,是说他在这里把一件本可以长出来的东西挡住了。第二行问: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也就是拿那道乘法去算一算——创造和幸福这两项,在这里是不是零。
这两行账,和导读里的随身三问是一对。三问是看的时候用的:落在哪块地,另两块缠上没有?长出了什么?走通了没有?两行小账是看完以后记的:开了门还是关了门,乘出来是不是零。先问,后记。
这两行账,一开始你看我记;读到后面,你自己记。
拿分家那天做个示范: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那一行「另记」让来历进了分法,三块地都在,缠上了。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不是零。长出了一个新分法(创造),事情走通了(幸福),每个人都说过自己的话(自由)。
罗尔斯的那道幕,放在这张饭桌上,好用吗?好用,它管住了分份时的私心。它够不够?不够,它遮不住,也不该遮住大姐的那十年。它哪里好用、哪里不够,就是这本书要一章一章讲的事。
带走的话
抓阄只遮落点,不遮来历;来历要写进阄书。
这一编六章,写罗尔斯这个人,从 1921 年写到 2002 年。
为什么一本讲思想的书,要先花六章写一个人的一生?不是为了用他的经历去解释他的学说。本书守一条纪律:生平只摆事实,不作「所以他才……」的连接。一个人小时候遇到了什么,不能拿来给他长大后的主张定罪,也不能拿来给它加分。起源不定罪。
写他的一生,是为了看清一个反差。他的学说请你站到幕后:不知道自己生在哪里,不知道自己走过什么路,不知道自己信什么。可他自己,一生都站在幕前——带着巴尔的摩的童年,带着一篇二十一岁写下的论文,带着太平洋上的战场,带着一份改了十几年的手稿。他的自由,是从这些土里一步一步长出来的;他书里的自由,却是一开头就给定的。
第 1 章写巴尔的摩的童年。第 2 章写普林斯顿,和那篇写罪与共同体的本科论文。第 3 章写战场,以及信仰怎样在那里散掉。第 4 章写一份手稿怎样在同事和学生手里一改再改,长成 1971 年的书。第 5 章写书出版以后,他又改了三十年。第 6 章是本编总账,列一张人生序列表,把那个反差摆出来。
本编不给任何一条判决结账,只为五条判决备好土,尤其是判决二——原则是选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和判决四——自我先于目的。一个人的原则,是不是也是长出来的?他自己的一生,就是第一份证据。
你这一辈子填过很多张表。入学、入职、看病、办证。第一栏往往是姓名,接着是出生年月,再往下,是出生地。
出生地那一栏,是你这辈子填的第一个你没有选过的答案。你没选过那座城,没选过那条街,没选过那一对父母、那一屋子兄弟姐妹、那一年的年景。可它就这样写在你的每一张表上,跟着你走。
约翰·罗尔斯的那一栏写的是: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1921 年 2 月 21 日〔核:常见传记记载〕。
五十年后,他在《正义论》里写下一个判断,大意是:一个人生在哪一个阶层,带着什么样的天赋来到世上,从道德上看是任意的,就像一次抽彩〔核:《正义论》§12、§17,转述〕。本章不把这句话和他的童年连成一条线。本章只把他的出生地那一栏,一格一格填清楚。
他是家里五个儿子中的老二〔核:常见传记记载〕。
父亲威廉·李·罗尔斯是巴尔的摩的律师。据传记记载,他没有念过正规的法学院,是靠自学一步步当上律师的,后来在当地颇有名望,也和州里的政治人物来往〔待核:父亲的求学经历与政治往来〕。母亲安娜·艾贝尔·斯顿普·罗尔斯,热心妇女的权利,据记载做过当地妇女选民组织的负责人〔待核〕。
有一个日子值得记一下。1920 年 8 月,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生效,妇女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投票权〔核:美国宪法史〕。那是他出生前半年。他出生的那个家里,母亲正在为一件刚刚争来的东西奔走:一张原本不属于她的选票。
这件事有一层意思,和他本人无关,和本书有关:规矩是可以改的,而且刚刚被改过。一张选票,前一年还不属于一半的人,后一年就属于了。改它的,不是一次想象中的会议,而是几十年的游行、请愿、争吵和一次又一次的投票。一条规矩的来历,就这样有日期、有名字、有路。
本章不说这对他意味着什么。只记下来:他出生的时候,家里有一位律师,一位要投票的母亲,一个刚刚被改写过的规矩。
巴尔的摩在美国南北之间。他长大的二三十年代,这座城是分开的:学校分,街区分,很多公共场所也分,白人一边,黑人一边〔核:美国种族隔离史的一般记载〕。这不是谁心里的偏见,是写在规矩里、落在街道上的东西。马里兰州的公立学校,按种族分开办学,一直到 1954 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学校种族隔离违宪之后,才开始慢慢合并〔核: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及马里兰州公立学校史的一般记载〕。也就是说,他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上战场、读完博士,这座城的学校一直是分开的。
据一些传记性的记述,他小时候和一个黑人孩子玩得很好,后来大人不再让他们一起玩〔待核:此事的来源与细节〕。这件事本书只能写到这里。核不到可靠的原文,就不添一个字的细节,也不替他说那时心里怎么想。
一座城把人分成两边,一个孩子站在其中一边。他没有选过这一边。
接下来这两年,本书只摆事实。
1928 年,他得了白喉。常见的记载说,他的弟弟鲍比在他生病期间被传染,没有救过来〔待核:年份、病名与经过〕。那一年,他七岁。这里要交代一处口径:本系列第 121 号写的是七岁,第 120 号写的是八岁。他生在 1921 年 2 月,常见记载的年份是 1928 年,本书按七岁写,附录五写明对账〔待核〕。
第二年,他又得了肺炎。另一个弟弟汤米也染上了,也去世了〔待核:年份、病名与经过〕。
此后,他开始口吃。这个毛病伴随了他很久,他一生都不太愿意在人多的场合开口〔待核〕。
就写到这里。
有人愿意从这里往下连一条线,说「所以他后来才……」。本书不连。两个孩子的死,是两个孩子的死,是一个家的伤口。它不是一条论证的前提,也不是一个学说的注脚。把它拿去解释一套理论,既对不起那两个孩子,也对不起那套理论。
十四岁上下,他离开巴尔的摩,到康涅狄格州一所圣公会办的寄宿学校读书,一直读到 1939 年〔待核:学校名称为肯特学校,入学年份待核〕。那是一所规矩很严、宗教气氛很浓的学校。每天有礼拜,有劳作,有固定的作息。
据记载,这所学校讲究简朴和自己动手,学生要轮流做杂务,扫地、端盘子、干农活〔待核:学校的办学风格与学生杂务〕。一个律师家的孩子,在这里学会了一种和巴尔的摩的客厅很不一样的日子。
这时候的他,是一个认真的信徒。这一点,下一章要用到。
把这十八年摆完,我们回到那句抽彩的话。
他说:你生在哪一家、带着什么天赋来到世上,从道德上看是任意的。你没有挣过它,所以你也不能拿它当作你「应得」更多的理由。后来他甚至说,连一个人肯不肯下苦功,很大程度上也和他的家庭、他成长的环境有关〔核:《正义论》§48,转述〕。
他把这件事讲得很细。在《正义论》第 12 节,他把「机会平等」分成三种读法,一种比一种走得远〔核:《正义论》§12,转述〕。
第一种,他叫它「自然自由的体系」:职位对所有有才能的人开放,谁都可以去考、去争。听起来公平,可是每个人从什么起点出发,这一种读法不管。家里有书的孩子和家里没书的孩子,一起去考,考卷是一样的,起点不一样。
第二种,他叫它「自由主义的平等」:不只是职位开放,还要让出身不同、才能相当的人,有差不多的机会——办好公共学校,别让家境挡住一个聪明孩子的路。这比第一种走远了一步。可它还留着一处:天赋本身。一个天生聪明的孩子和一个天生不那么聪明的孩子,机会再平等,结果也差得远,而天赋同样是抽来的。
第三种,他叫它「民主的平等」:在第二种之上,再加一条差别原则——天赋带来的好处可以有,但要让处境最差的人也从中得益。天赋被看成一种大家共有的底子,而不是谁一个人的私产。
「道德上任意」这几个字,听着拗口,意思很家常。好比一场抽签,签是从箱子里摸出来的,摸到长签的人没有做对什么,摸到短签的人也没有做错什么。你可以说他运气好,却不能说他「配得上」那根长签。一个人生在有书的家里、生来记性好,就是摸到了长签。罗尔斯不说长签该被没收,他只说:别拿长签当作你配得上更多的证据。
从第一种到第三种,他一步一步把「出生地那一栏」往里推:先推出社会出身,再推出天赋。本系列第 120 号已经判过:他把「应得」改判成了长出来的东西。本书接着说一句:这个看见,是站在「出生地那一栏」上的看见。每个人都填过那一栏,可是很少有人停下来想:这一栏,我什么也没做,它却一直在替我做事。
用本书的话说,一个人的形状,是从路和土里长出来的。出生地那一栏,就是一个人最早的那片土:一座城,一种规矩,一个家,一间病房。
他看见了这片土,这是开门。他没有假装每个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门开到哪里,是后面几编要细看的事。先只点一句:他看见土之后,把土放在了哪里?——他在幕外补偿它,在幕内却不让它开口。幕后那个定规矩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地。出生地可以被补偿,却不能当作一个理由,进到规矩的来历里去。这一步走得对不对,第 27 章细算。
公平起见,还要替他把这一步说足。他为什么不让土在幕内开口?因为土一开口,最先抢着说话的,往往不是大姐的十年,而是「我家祖上有功」「我是长子」「我们这一片的人本来就该多拿」。出身一旦能当理由,门第、祖荫、特权就都能当理由。他把土挡在规矩的来历之外,挡的首先是这些声音。在出身正要变成特权的地方,他那道幕是对的。这是他的保底,本书认。
本书要分开的是两种来历。一种来历,是「我生来就该」——它要的是特权,不需要证据。另一种来历,是「这个家是这样过来的」——它要的是记账,要摆出日期、经过、谁在场,经得起别人翻出来对。阄书上的那一行「另记」,是后一种。幕把两种一起挡掉了。后面几编要问的是:能不能只挡前一种,让后一种写进档案?
这里还要再说一遍:我们不说他的童年「造成」了他的这个看见,也不说它「造成」了他后来的那道幕。书里的话,和他的土,可以并排放着看,不必连线。
拿随身三问问一问「出生地那一栏」,你会看得更清楚。落在哪块地?它写在一张表上,是理念界的一格;它指着一座城、一间屋,是现实界;它连着一对父母、几个兄弟姐妹,是心里的我你他。三块地缠在一起,你一填,三块地一起被写上去了。长出了什么?一个人的起点。走通了没有?还没有开始走,路在后面。
这一问问下来,你会发现一件事:幕后那个人,不知道的恰恰是这三块地缠在一起的那个结。他知道「人会有出生地」这条一般事实,却不知道任何一个出生地。
周家老屋分完的那天夜里,三兄妹坐在院子里没睡。
周越说起一件事。他六岁那年冬天发高烧,父亲在外地,母亲一个人顾不过来,是周静背着他走了五里夜路,到镇上的卫生院。那一年周静十三岁。路上她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爬起来接着走,一句话也没说。
「这事我一直记着,」周越说,「就是从来没说过。」
周静笑笑:「我都忘了。」
她没忘。那十年,也不是从十年前才开始的。一个人照顾一家人的那股劲,是从一段五里的夜路、从一个十三岁孩子的膝盖上长出来的。你可以把这些都遮起来,只看阄书上那一行「另记」;可是那一行字的来历,比阄书长得多。
周蕙在一旁听着,忽然说:「那你分到枣树那间,也算有来历。」周越愣了一下,笑了:「那我这份,是不是该少算一点?」三个人都笑了。
笑完了,周静说了一句:「来历这东西,说出来是账,不说出来是债。」
这就是土。它不在任何一张表上,可它在每一个人的形状里。
带走的话
出生地那一栏你没得选;可它写在你的每一张表上,也写在你的每一步路上。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这一章只摆土,三块地都在,缠在一起:一座分开的城,是理念界的规矩;病房和街道,是现实界;两个弟弟和一个开始口吃的孩子,是心里的我你他。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还没开始乘。一个人的自由之前,先有一片他没选过的土。
很多人的毕业论文,答辩一完就压了箱底。二三十年后搬家,从纸箱最下面翻出来,一页一页看下去,脸有点热:那时候写得真嫩,引文乱,口气大。可是看着看着,会在某一页停住——那里有一句话,后来自己一直在走,只是走的时候不知道它在这里。
周蕙就遇到过这样一回。她辞职前收拾书柜,翻出自己大学的毕业论文,写的是老家镇上几家手工作坊怎么活下来的。她几乎忘了自己写过这个。论文最后一页,有一句当年导师用红笔划过的话:「手艺不是一个人的,是一条街的。」
她拿着那几页纸在书柜前站了很久。
罗尔斯也有这样一篇论文。不同的是,他生前没有拿出来;它在他去世七年以后,才印成书。
1939 年秋天,他进了普林斯顿大学,后来选了哲学〔核:常见传记记载〕。
这时候的他,是一个认真的圣公会信徒。据记载,他当时认真考虑过毕业以后进神学院,将来做牧师〔待核〕。这不是一时的念头。他在教会学校读了几年书,每天做礼拜,信仰是他日子里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挂在墙上的一个名分。
那几年,美国正被卷进战争。1941 年底,珍珠港之后,美国正式参战〔核〕。很多大学压缩了学制,让学生早一点毕业。他这一届,是提前毕业的一届〔待核:毕业时间为 1943 年初〕。
可以想见那时的校园:课排得更紧,假期被压短,同学一个接一个收到征召,宿舍里今天还在的人,下个月就在训练营了。这样的年头里,一个人会更认真地想一些大问题:人为什么会作恶,人和人为什么会结成一体,一个人死了,他和别人之间的那些东西去了哪里。
就在这样一个一边读书、一边等着上战场的年头里,二十一岁的他,写完了本科毕业论文。
这篇论文写于 1942 年,题目直译过来,大意是《对罪与信之意义的简要探究:一种基于共同体概念的解释》〔待核:题目译法与写作时间〕。2009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把它和另一篇身后发现的短文《论我的宗教》合在一起出版,由他的学生、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编订,书前有乔舒亚·科恩和内格尔写的长篇导读〔待核:出版信息与编者〕。
论文的内容,本书只能转述,而且只转述到核得住的地步。
他先把人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分成两种。一种是人和东西之间的:饿了想吃,看见好东西想要,东西是拿来满足我的。另一种是人和人之间的:我和你面对面,你不是我拿来满足自己的东西,你是一个和我一样的人〔待核:两类关系的原文用语〕。
在他看来,罪,最要紧的不是身体的欲望,而是把第二种关系弄成了第一种:把别人当东西用,或者把自己抬高、把自己和别人隔开。信,则是一个人向别人、向上帝敞开,走进一个共同体里去。
最要紧的一句,用大白话说是这样:一个人不是先长成了一个完整的「我」,再去找别人结成共同体;人格,只在共同体里长成。〔待核:据编者导读的概括,转述〕
他还顺手推开了两种想法。一种是把「好」理解成「被想要的东西」,好像人活着,就是去追一件又一件值得想要的东西;他认为这把人和人的关系,错看成了人和东西的关系。另一种,是把人和上帝的关系看成一笔交易,好像人可以靠自己的功德把恩典挣到手〔待核:两处推开的具体所指,据编者导读转述〕。
还有一处,很值得记一笔。据编者导读的概括,这篇论文对「把社会看成一纸互利的契约」这种想法,也是有保留的:人和人结成共同体,不是为了交换好处,好像一群商人坐下来签合同〔待核:论文对契约论的态度,据编者导读转述〕。三十年后,写这篇论文的人,成了二十世纪最有名的社会契约论者。他后来的契约,当然不是商人的合同,而是一场讲理的人在幕后的约定;可是从「共同体」到「契约」,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是第 10 章要看的事。又一面小旗,插在这里。
二十一岁的他,看见了一件要紧的事:一个人不是一只封好的盒子。
你是谁,是在「我你他」里长出来的。父母怎么叫你,兄弟姐妹怎么跟你争,老师怎么看你,朋友怎么等你,这些不是贴在你身上的标签,而是你这个人本身长成的方式。把一个人从这些关系里整个抽出来,剩下的不是一个更纯的「我」,而是什么也没剩下。
他还看见:把别人当东西用,是最深的一种坏。这一句,和他三十年后《正义论》开头那句话——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可侵犯性,谁也不能以社会整体的好处为名来推翻它〔核:《正义论》§1,转述〕——隔着三十年,遥遥相望。编者在导读里指出过这一类前后呼应〔待核〕。本书只把它们并排放着,不说前一句「生出」了后一句。
公平起见,也要说这篇论文的边界。它是一篇神学论文。它说的共同体,最终是和上帝在一起的共同体;它说的信,是一种宗教的信。把这样的共同体直接搬成一个社会的规矩,会出事:信别的神、或者什么也不信的人,放在哪里?后来的罗尔斯最清楚这一点。他后半生花了很大力气处理的,正是这个问题——在一个讲理的人信着不同东西的社会里,规矩怎样才能不压住任何一方。二十一岁的看见,和五十岁以后的谨慎,两样都对,只是对在不同的地方。
开门,门开在第三块地上,心里的我你他。
用本书的话说,他在二十一岁时写下的,几乎就是「形状从土里长出来」:一个人(形状)是从我你他缠在一起的那片地(土)里长出来的,而不是先有一个人,再被放进土里。在他一生的著作里,这是离那张「谁也不先在」的图纸最近的一次。
可是这粒种子后来去了哪里?
三十年后的《正义论》里,有两处写到自我,方向正好相反。一处在第 84 节附近,大意是:自我先于它所肯定的那些目的〔待核:§84 原意〕——先有一个我,再去现成的选项里挑目的。另一处在第 70 到 72 节:一个人的正义感是一级一级长出来的,先在家里,后在各种团体里,最后才到原则上〔核:《正义论》§70—72,转述〕。一处说「先有」,一处说「长出来」,同一本书里,两支笔。
还可以用三只脚看一看这篇论文。它最看重的,是人和人结成一体的那种关系——用本书的话,是自我界里的一片土。在这片土上,他没有把自由立成第一位:一个人的自由,是在共同体里长成一个人以后才谈得上的,不是一进门就发给你的一张证。他也没有把幸福理解成满足欲望——他正是在这里推开了「好就是被想要的东西」。至于创造,这篇神学论文里,长出新东西的力量属于恩典,不属于人。三只脚里,这时候没有哪一只被锯成柱子;只是这张三足的桌子,是搭在一座教堂里的。
二十一岁那粒种子,是长进了第 70 节,还是被第 84 节压住了?这里先插一面小旗,第 35、36 章回来拔。
还有两面更小的旗,一并插下。他在论文里推开了「好就是被想要的东西」这种想法;他后来为什么只留下了自由,而没有给幸福留一个位置——这两件事有没有关系?只插旗,不下判,第 13 章回来看。他在论文里不许人靠功德挣到恩典;他后来说天赋和出身不是应得的——这两件事又有没有关系?第 27 章回来看。
论文交了,学位拿了。据记载,他以很高的荣誉从普林斯顿毕业,几乎紧接着就入了伍〔待核:毕业与入伍的具体月份〕。做牧师的打算,暂时放下了。
和这篇论文一起在 2009 年出版的,还有一篇短文,题目叫《论我的宗教》。据记载,那是他晚年写下的,写给自己,也许写给家人,生前没有发表,去世后才在他的文件里被找到〔待核:写作年份与发现经过〕。那篇短文回头讲了一件事:他年轻时那份认真的信仰,是怎样在战争里一点一点散掉的。
他要去的地方,是太平洋上的战场。他在那里会听到一次布道,说上帝会引导我们的子弹。那是下一章的事。
第 6 章会列一张表,把他一生每一段的土、每一步的不同、每一回显出来的样子排在一起。这篇论文在那张表上占一行:土是教会学校、战时的校园、一份认真的信仰;那一步的不同,是他第一次用自己的话想清楚人和人之间是什么;显出来的样子,是一个把共同体放在最前面的年轻人。这一行,要和二十九年后那本书的第一页并排放。
这里只记下一个事实:二十一岁的他,一生里最用力想清楚的第一个问题,不是自由,而是罪与共同体。他立的根,这时候不在自由上。
周蕙后来还是辞了职。
她跟周静说起那篇论文,说起那句「手艺不是一个人的,是一条街的」。周静听完,说:「你那时候就想这个了。」
周蕙摇摇头:「那时候哪想得到。写的时候,就是觉得那条街上的几家铺子,谁也离不开谁。做馒头的那家,面是隔壁磨的,碱是对门杂货铺进的,买的人是整条街的人。一家倒了,另外几家也跟着难。」
她停了一下:「我现在要开的是一家店,可我想的,好像还是一条街。」
周静问她:「那你的店,跟这条街怎么个离不开法?」
周蕙想了想,说了三件事。面粉想从老家一个还在石磨磨面的小作坊进,贵一点,可那是她小时候吃惯的味道。店址想开在一所小学对面,放学的孩子和接孩子的老人,是她想做的第一批客人。第三件,她想在店里留一面墙,贴镇上老人们写的方子——谁家的枣糕怎么蒸,谁家的发面怎么起。
「这样一来,」她说,「这家店就不光是我一个人的手艺了。」
这一句话,和二十一岁的罗尔斯隔着大半个地球,说的是同一件事:一个人、一家店,不是先有了再放进一条街里,而是从一条街里长出来的。可是种子不等于树。一句早年写下的话,后来是长成了一棵树,还是被别的东西压住了,要看后来的路和土。周蕙的店开不开得起来,第 43 章会写到。罗尔斯的那粒种子长到了哪里,第 35、36 章会写到。
那天晚上,周蕙把那页纸拍了照,存在手机里。她说,开店以后,要是哪天只顾着自己这一个铺子,就翻出来看看。
带走的话
早年写下的那句话,不一定是你后来走的路;但值得翻出来,问问它去了哪里。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心里的我你他:人格只在共同体里长成。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这时的他,还没把自由立成根。他立的是共同体:一个人先得在我你他里长成,才谈得上别的。这一条,第 6 章要拿来和他后来的书对照。
你大概听人说过这样的话。一场车祸,前车的人毫发无伤,后车的人伤得很重。没事的那个人下了车,腿还在抖,双手合十:「老天保佑。」
这话说出来再自然不过,谁也不会去挑它的毛病。人在那种时候,总得找一句话把心放回肚子里。可你要是站在另一辆车旁边,这句话听着就有点刺耳:老天保佑了他,那没被保佑的那一个呢?是老天没看见,还是老天看见了,偏不保佑?
再往下想一步:要是真有一个老天,它保佑了这一个,没保佑那一个,它凭什么?是这一个更好,还是这一个更会求?无论哪一种答案,那个没被保佑的人都成了一个「不配」的人。
这一问,平日里我们不往下想。往下想太累,也太冷。二十出头的罗尔斯,是在战场上被逼着往下想的。
1943 年初,他从普林斯顿毕业,几乎紧接着就入了伍,成了一名陆军步兵,被派往太平洋战场。据传记记载,他先后到过新几内亚和菲律宾,在一个侦察和情报方面的小分队里服役,得过一枚铜星勋章〔待核:部队番号、具体战地、兵种与勋章〕。
那是太平洋战争打得最苦的几年。1942 到 1944 年,盟军在新几内亚一带打了很久的丛林战;1944 年 10 月,美军在菲律宾莱特岛登陆,此后又转战吕宋〔核:太平洋战争史的一般记载〕。他所在的部队,就在这条线上。
步兵在太平洋上的日子,本书不添油加醋。能核得住的只有一个大轮廓:丛林,雨季,疾病,一个岛接一个岛地打过去,身边的人今天还在,明天就不在了。一个认真考虑过将来去做牧师的年轻人,带着他的信仰,走进了这样一片土。
他晚年写过一篇短文,就是上一章提到的《论我的宗教》。那篇短文生前没有发表,去世后才被找到,2009 年和他的本科论文一起出版。文中,他回头讲了自己年轻时的信仰是怎样一点点散掉的,讲到了战争里的三件事〔待核:以下三件事均据《论我的宗教》转述,时间地点待核〕。本书照他自己的讲法转述,不添一个字的细节,也不替他加一句心里话。
第一件事,大约在 1944 年底,菲律宾。一位随军牧师在布道时说:上帝会引导我们的子弹射向敌人,也会保护我们不被敌人的子弹打中。据他的回忆,他听了非常气愤,觉得这番话是假的,而且坏——把上帝说成了站在某一边的人。
第二件事,关于一个叫迪肯的战友。有一次,上面要两个人去做两件事:一个去给一名受伤的士兵献血,一个陪军官去前面侦察。他的血型合适,被派去献血;迪肯去了前面,被炮弹打中,死了。谁去哪一边,不是谁选的,也不是谁配得上的。据他的回忆,这件事让他很久都放不下。
第三件事,1945 年,他得知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在短文里问的大意是:如果那几百万人的死,也要算在上帝的意志里,一个人还怎么向这样的上帝祈祷?
三件事之后,他说,他不再能接受那种「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意志」的想法。在他看来,这种想法要是当真,那么正义也就可以任凭一个意志来摆布了。
1945 年 8 月,战争结束。他随部队到了日本,参加占领。据记载,他在途中经过了原子弹爆炸后不久的广岛〔待核:是否亲眼经过及经过的时间〕。
还有两件军中的小事,传记里常被提到,本书一并标待核。一件是他拒绝了升任军官的机会;另一件是他因为不肯按上级的意思去处罚一名士兵,受了处分,被降了级。1946 年初,他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身份退伍〔待核:两件事的经过与退伍时的军衔〕。
这些事,本书只摆在这里。不说「所以他后来才……」。
战争结束五十年后,1995 年,他在一份叫《异议》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广岛五十年》。文中,他判定:对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以及此前对日本城市的大规模燃烧轰炸,都是极大的错误〔核:《广岛五十年》,《异议》1995 年夏季号,转述〕。
他的理由不是一时的感情。他说,即使在一场正义的战争里,也有不能越过的线:平民不能被当作直接攻击的对象,除非到了极端的危急关头,而当时的情形并不是。他还在文中区分了两种人:一种是只盯着下一次选举的政客,一种是看着下一代人的政治家。政治家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战争还在打的时候,就想着战后怎样和对手重新相处〔核:同上,转述〕。
他在文中列了几条正义战争里该守的原则,大意包括:打仗的目的,是在对手那里也争得一个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要把对方的领导者、士兵和平民分开看,平民不为战争负责;要尊重对方的人权,因为对方的人也是人;要在打仗的时候,就用行动让对方看到战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和平〔核:同上,转述〕。这几条,每一条都在要求打仗的人看见对面那些人的来历和将来。
这篇短文写于他第一次中风的那一年。一个七十四岁的人,回头去判二十四岁时路过的那片废墟。
把这几件事放在一起,你会看见一条清楚的线:一个人,不能被拿去当作别人的工具,哪怕是为了一个好的结果。
那位牧师的布道,把对面战壕里的年轻人,说成了上帝不保佑的人。他们的命,在那番话里轻得像不存在。迪肯的死,是一次抽签:谁去献血,谁去前面,没有人配得上活,也没有人该死。广岛的平民,被当作逼对方投降的筹码。三件事,是同一件事的三副面孔:一些人被放在秤上,给另一些人的好处抵了账。
他后来写进《正义论》第一页的那句话——每个人都有一种不可侵犯性,谁也不能以社会整体的福利为名来推翻它〔核:《正义论》§1,转述〕——本书不说是战场「造成」的。只说:这句话,和他在战场上记下的三件事,可以并排放着读。
他后来在书里怎样对待信仰,可以先看一眼。《正义论》里,第一条原则保护的基本自由中,有一项是良心自由。他的理由是: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将来会信什么,他们不会拿自己的信仰去赌——不会同意一条让多数人的宗教压过少数人的规矩,因为自己很可能就是那个少数〔核:《正义论》§33,转述〕。他还专门讨论过一个难题:一个自由的社会,要不要容忍那些自己不宽容的教派?他的回答大意是:只要它们没有真正危及自由制度的安全,就要容忍,而且要相信自由制度本身会慢慢把它们带进来〔核:《正义论》§35,转述〕。
还要替他说一句公道话。信仰在他身上散掉了,却没有变成对信仰的敌意。他后半生最用心的问题之一,正是让信教的人和不信教的人,在同一套规矩下都站得住,谁也不压谁。一个自己失去了信仰的人,一辈子在替有信仰的人留位置。这一点,第六编会细看。
拿那位牧师的话,和他后来的那道幕,并排放一放,会看出一件有意思的事。
牧师说的那个上帝,是一个知道你站在哪一边、而且偏向你这一边的定规矩的人。他后来设计的那道幕,正好反过来:定规矩的人不许知道自己站在哪一边。一个「知道你是谁并且偏向你」的规矩,和一个「不知道你是谁所以不偏向任何人」的规矩,像一张纸的正反两面。本书不说前一个催生了后一个,只说:这两面放在一起,你会更懂那道幕要挡的是什么。
这个对照,到了今天又有了新的样子。前言说过,算法定规矩的时候,把你看得一清二楚,还常常偏向某一类人。那位牧师口中的上帝,和一台知道你是谁、又替某一边加分的机器,在结构上是同一种东西:一个看得见你、而且不中立的定规矩者。他那道幕,是冲着这种东西去的。第十一编回到这里。
这是开门。门开在理念界:规矩不能偏私,不能替某一边站台。
门外还剩下一样东西,这里先记下。迪肯的死是一次抽签,他后来把出身和天赋也看作一次抽签。可是抽签之后,活下来的那个人身上多了什么?一段记忆,一份放不下,一辈子的那一点不安——这些是心里的我你他。幕挡住了抽签的偏私,也把抽签之后长在人身上的东西,一并挡在了规矩的来历之外。
这一点值得多想一会儿。一次抽签,签抽完了,事情并没有完。活下来的那个人,要带着那一次抽签过一辈子;死去的那个人,他的家人也要带着它过一辈子。抽签的结果,会长成一个人身上的土:他往后怎样看运气,怎样看「配得上」,怎样对待和他一样侥幸的人、和他不一样不幸的人。幕能做的,是让定规矩的人不偏向抽到好签的那一边;幕做不到的,是听一听抽签之后长出来的这些东西想说什么。
还有一个事实。从这一章以后,他一生没有再写过神学。二十一岁那篇论文里,把共同体放在最前面的那个根,没有了顶上的那块石头。它后来去了哪里,第 6 章把它排进那张人生序列表里看。
周家父亲很少讲年轻时的事。分家那年秋天,周静陪他去镇上看病,在候诊的长椅上,他忽然讲了一段。
六十年代,他跟着村里人去修水库。有一回,他和同村的二柱换了一个班,二柱替他上了夜班。那天夜里塌了方,二柱没有回来。
「后来村里人都说我命好。」父亲说,「我最不爱听这句话。」
周静问:「那您怎么说?」
「我不说。每年清明,我去他坟上站一会儿。」
回家的路上,父亲又说了一句:「那时候谁也不知道哪天轮到自己。排班表是队长随手写的,写到谁是谁。」
周静后来跟弟弟妹妹说起这件事,才明白父亲为什么从来不许他们说「谁谁命好」。命好这两个字,是站在活下来的那一边说的。换一个位置,它就说不出口了。
那天从医院回来,周静给弟弟妹妹打了电话,说了这件事。电话那头,周越沉默了一会儿,说:「怪不得。我小时候考了第一,跟爸说我运气好,他瞪了我一眼,说『运气好的人,要记着运气不好的』。我那时候还以为他嫌我不谦虚。」
这是罗尔斯那道幕最好用的地方:它逼你换一个位置。可是父亲站在二柱坟前的那一会儿,是任何一道幕都遮不住、也不该遮住的东西。那一会儿,是这个人的来历。
带走的话
「老天保佑」说出口之前,先想想另一辆车。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他拒绝了一种知道你站在哪边、并且偏向你的规矩。抽签之后长在人身上的东西,属于心里的我你他,暂时还没有位置。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战场上,创造和幸福都几乎是零,乘出来是零。那一次「不信」,是在零里冒出的一个念头,要等他回到书桌前,才乘得起来。
周蕙的店还没开,方子先改了四十一回。
她要做的第一样东西,是枣糕。方子是从镇上一位老太太那里抄来的,就是她想贴在店里墙上的那种老方子。照着做了第一回,不对:太甜,发得不够,枣的味道被糖压住了。她把配方写在一个硬皮本上,写上日期,写上这一回改了什么、为什么改,拿去给左邻右舍尝。
隔壁的大叔说太甜,她减了糖。小学门口的一位老人说太硬,咬不动,她加了一道醒面。周越的女儿周末回来,说上面那层枣泥有点苦,她把枣子去核的办法换了。第二十三回,她自己觉得好了,拿给写方子的老太太尝,老太太吃了一口,说:「不是这个味。你用的是新面,我们那时候是陈面。」她又改了十几回。
第四十一回那天,本子已经写满了大半本。每一页都有日期,有谁尝了、说了什么、改了哪一样。
一样东西,是改出来的。罗尔斯的那本书也是。
1946 年,他退伍回到普林斯顿,读哲学博士,1950 年拿到学位〔核:常见传记记载〕。1949 年,他和玛格丽特·福克斯结婚,后来有了四个孩子〔待核〕。
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道德知识有没有根据、根据在哪里,拿人们对一个人品格好坏的判断当例子〔待核:论文题目与内容〕。这个题目听着很远,其实很近:你说一个人「厚道」「不地道」,你凭什么这样说?这种说法,能不能像别的知识一样,讲出道理来?
1951 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直译是《伦理学决策程序纲要》〔核:《哲学评论》1951 年〕。这篇文章不长,却是他后来很多东西的种子。
他的想法,大意是这样〔核:同上,转述〕。先找一群够格的判断者:讲理,懂行,能体会别人的处境。再从他们的判断里,筛出一部分「经过考虑的判断」:是在心平气和时做出的,不是一时冲动;判断的人自己在这件事上没有利害;判断稳定,不是今天一个说法、明天另一个说法。然后,去找一组原则,能把这些经过筛选的判断讲通。原则和判断对不上的时候,两头都可以动。
这张筛子,你在家里其实用过。两口子吵架,气头上说的话,第二天常常要收回;心平气和时说的,才作数。一件事跟你自己有利害,你说的话,旁人会打个折扣;跟你没关系的人说的,旁人更信几分。他做的,只是把这些过日子的常识,一条一条写清楚,拿去筛道德判断。
你看见了吗?「判断的人自己在这件事上没有利害」——这一条,已经是那道幕的一个小小的前身。私利要先筛出去,判断才算数。而「原则和判断两头都可以动」,就是他后来叫做「反思平衡」的那个办法。本系列第 120 号把它比作校秤:秤不准了,要拿砝码去校;砝码可疑了,也要拿秤去验。
1952 到 1953 年,他拿到奖学金,在牛津待了一年〔待核〕。据传记记载,这一年里他和一些法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过来往,其中常被提到的有法学家哈特、思想史家伯林等人〔待核:所接触的人〕。这些名字,后面都还会出场:伯林的「两种自由」在第 9 章,哈特对他的批评在第 26、31 章。
回美国后,他到康奈尔大学任教〔待核:起止年份〕。1955 年,他发表了《两种规则概念》〔核:《哲学评论》1955 年〕。这篇文章做了一个区分,后来一直跟着他:为一整套做法辩护,和为这套做法里面的某一个动作辩护,是两回事。比如,问「社会为什么要有刑罚这套制度」,和问「法官为什么判这个人三年」,不是同一个问题。前一个问的是规矩本身,后一个问的是在规矩里面怎么做。
拿周家的分家说:为什么分家要先分份、再抓阄、最后立阄书?这是在为一整套做法辩护。周越为什么拿到带枣树的那一间?因为他抓到了那一个阄。这是在这套做法里面,为一次结果辩护。你要是觉得周越不该拿那一间,该问的不是他的手气,而是这套做法本身有没有毛病。反过来,这套做法本身公道,那么只要它真的走了一遍,抓到哪一间都说得过去。
这个区分,就是他后来为什么先管「基本结构」的来由:先问一个社会的整套规矩公不公平,再问规矩里面的某一次分配。
1958 年,他发表了《作为公平的正义》〔核:《哲学评论》1958 年〕。书名,就是从这篇论文长出来的。
论文里还没有那道完整的幕。他请你想象的是:一群人在一套共同的做法里,彼此要定下一些原则,每个人都可以提,但要事先说好,定下的原则将来对自己同样有效,而将来自己会处在什么情形里,谁也说不准〔核:同上,转述〕。这是一个很家常的起点:定规矩的人,将来自己也要守这条规矩,所以他不敢定得太偏。
从「将来说不准」到「幕后什么都不知道」,他又走了十几年。论文里已经有了两条原则的早期样子,大意是:第一,参与一种共同做法的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享有与所有人同样的自由相容的最广泛的自由;第二,不平等是任意的,除非可以合理地指望它对每一个人都有利,而且与之相连的职位对所有人开放〔核:1958 年《作为公平的正义》,转述〕。
请留意这两条的次序。自由,排在第一条。从 1958 年那篇论文开始,柱子就已经立在那里了。后来的十三年,幕越做越严,第二条原则越改越细,第一条的位置一直没有变。
这些年里,他从康奈尔到麻省理工,1962 年起在哈佛任教,一直教到退休〔待核:各校任职年份〕。
这些年里,他还写了几篇后来进了书里的文章。1963 年的《正义感》,讲一个人的正义感是怎样在家里、在各种团体里一步步长起来的〔核:《哲学评论》1963 年,转述〕。这一篇后来长成了《正义论》第 70 到 72 节。请你记住它:在他的著作里,这是「长出来」的那一支笔最早的一次落笔,第 36 章回来细读。1967 年,他又写了《分配正义》〔核〕,第二条原则在那里有了更接近成书时的样子。
六十年代中后期,一份越来越厚的书稿,在他的同事和学生之间流转〔待核:书稿流转的版本与年份〕。收到批评,他就改;改完了,再发出去。据学生和同事的回忆,他改得很慢,很认真,常常为一个论证重写好几遍〔待核〕。
那也是美国争吵最凶的年代。越南战争打得正酣,征兵、抗议、大学里的罢课一个接一个。他在这些年写了公民不服从的问题:一个守法的公民,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公开地、非暴力地违反一条不正义的法律,并且愿意承担后果〔核:《正义论》§55—59;另见 1969 年《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转述〕。据记载,他本人反对这场战争,也批评当时征兵办法里让大学生缓征的规定对没上大学的人不公平〔待核〕。
1971 年,书出版了,叫《正义论》。从 1958 年那篇论文算起,十三年。
公民不服从这一题,值得多停一会儿,因为它最能看出他的分寸。
他给公民不服从下的定义,大意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出于良知的违法行为,目的是促使法律或政策改变;做的人不躲不藏,愿意承担法律后果,以此表明他对整个法律秩序仍然是忠诚的〔核:《正义论》§55,转述〕。它不是造反,也不是偷偷地不守规矩,而是当着大家的面,对大家说:这一条,违背了我们共同承认的正义。
什么时候可以这样做?他给了几道门槛:针对的是严重而明显的不正义,尤其是侵犯平等的基本自由、或者公然违背机会平等的那一类;正常的申诉途径已经试过、行不通了;而且要顾及后果,不能让整个秩序因此垮掉〔核:《正义论》§57,转述〕。他还说,公民不服从诉诸的,是多数人自己的正义感——它像是在对多数人说:请你们照自己信的那个道理,再看一看这件事〔核:《正义论》§55、§59,转述〕。
请留意最后这一句。一个人站出来,把自己身上碰到的不正义摆到大家面前,请大家回头去改规矩——这是他整套理论里,心里的我你他,最直接地回头改写公共规则的一处。它是例外,有门槛,有代价;可它确实是一扇门。这一处,第 40 章结判决四的账时要回来看。
先说对在哪儿。这十三年,是一条真正的路。一个想法,从一篇纲要,到一篇论文,到一份流转的手稿,到一本厚书,每一步都和前一步不一样,每一步都被别人的批评改过。他把「原则和判断两头都能动」这个办法,不只写进了书里,也用在了自己写书的方式上。这是开门,门开在理念界:一套道理,第一次被当作可以回头去改的东西。
再看门外。书是十三年长出来的,一代人的批评缠在里面;可书里的原则,是幕后的人一次选出来的。书里的原则是一次选出来的,书本身是十三年长出来的。这个反差,就是判决二里「原则是选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那一半最早的证据。
说得再重一点。那本书真正的「原初状态」,也许不是书里那场幕后的会,而是这十三年:一间一间的讨论课教室,一份一份写满批注的书稿,一封一封的来信。在那里,各人带着自己的土来——有人是法学家,有人是经济学家,有人刚从越南战场的新闻里抬起头——彼此不一样,彼此不同意,一轮一轮地碰。书里的原则,是从这样的碰撞里长出来的。可书写成以后,告诉读者的是另一个故事:一个人在幕后,想清楚了,选定了。
还有一处。他在序言里感谢了许多读过书稿、提过意见的人〔核:《正义论》初版序言〕。可是哪一条原则,因为谁的哪一句话,在哪一年改成了现在的样子,书里没有留下记录。第 121 号说他「给了修订的办法,没有给修订的档案」;在他自己写书这件事上,也是这样。改是改了,账没有留下。
周蕙的店后来开了,第 43 章会写到开得怎么样。这里只说一个小细节。
枣糕的柜台上,她立了一张小卡片:「此方第四十一版。第一版抄自东街刘奶奶,第十二版听隔壁王叔的减了糖,第二十三版刘奶奶说要用陈面。」底下一行小字:「您尝了觉得哪里不对,请写在旁边的本子上。」
有客人问她:这不是把自家的底子全亮出来了吗?
她说:「方子是大家改出来的,我不写上,就成了我一个人的了。」
后来那个本子上,陆陆续续有人写了字。有个中学生写:「能不能出一个不放糖的?我奶奶想吃。」有个外地来的客人写:「我老家也有这个,我们那边放一点桂花。」周蕙把这些话都抄进了硬皮本,第四十二版、第四十三版,还在改。
一个方子,把自己的来历写在柜台上。一本书,把致谢写在序言里,却把每一次修改的来历收进了抽屉。两样都是改出来的,差别只在那张卡片。
带走的话
一样东西若是改出来的,就把改的账留着。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道理可以两头调、回头改。关上的是修改的档案:路走过了,账没留下。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不是零。十三年里长出了一套新东西(创造),一件大事从头走到了尾(幸福),他自己的这份自由,是乘出来的。
你手机上的每一个软件,都有一个版本号。一点零,一点一,二点三。隔一阵子,它提醒你更新,更新说明里写着:修复了若干问题,改进了某项功能。没有人会因为一个软件出了二点零版,就说它背叛了一点零。
这里面有一种很朴素的道理:东西在用,用的人会发现毛病,毛病被报上来,开发的人就改。改得勤,说明它还有人用,还有人管。
可一本书不一样。书一印出来,人们就默认它定了。作者后来要是改了说法,常常被说成「转向」「撤退」「自己打自己的脸」。
罗尔斯的书,是按软件的样子活的。一九七一年是一点零。此后三十年,他一版一版地改。
《正义论》出版以后,反响之大,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几年之内,赞成的、反对的、修补的文章一篇接一篇。
有几篇批评,后来一直跟着他。1973 年,法学家哈特写文章,质疑他那条「自由优先」:自由有很多种,彼此会打架,凭什么说它们整体排在第一,又凭什么说幕后的人一定会这样排〔核:哈特《罗尔斯论自由及其优先性》,1973 年〕。同一年,哲学家内格尔写书评,指出那张基本善的清单并不中立,它偏向一种看重个人自己挑选生活方式的人生观〔核:内格尔《罗尔斯论正义》,1973 年,转述〕。经济学家哈桑尼则从决策论那边质疑:幕后的理性人凭什么只盯着最坏的结果〔核:哈桑尼 1975 年论文,转述〕。1974 年,他在哈佛的同事诺齐克出版《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从另一头攻他:一个人正当得来的东西,国家凭什么拿去重新分〔核〕。再往后,1982 年,桑德尔出版《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说他书里那个人,是一个先于自己一切目的和归属的自我;两年后,桑德尔给它起了一个更响的名字:「没有负担的自我」〔核:桑德尔 1982 年著作与 1984 年论文,转述〕。
这些批评,本书会一篇一篇在后面接住:哈特在第 26、31 章,内格尔在第 22 章,哈桑尼在第 28 章,诺齐克在第 57 章,桑德尔在第 35、58 章。
一个被这么多人围着攻的人,常见的做法是回击:写文章驳倒对手,维护自己的体系。
据很多人的回忆,他几乎不这样做。他很少写专门驳斥谁的文章,对诺齐克那本名气很大的书,也没有正面写过长篇的回应〔待核:对诺齐克的回应情况〕。他的回应方式,是改自己:把对方说中的地方收进去,重写自己的论证。他不爱接受采访,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一生没有把自己做成一个明星〔待核〕。
这不是说他没有脾气。只是他把力气用在了一个地方:把自己的东西改得更结实。
他改过的地方太多,本书只挑几处大的,按先后排成一条路。
第一步在书出版后不久。七十年代中期,为了德文译本,他修订了书中若干章节,把基本善重新说成「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所需要的东西,也改写了讲自由的部分。这些修改,后来成了 1999 年英文修订版的底本〔核:《正义论》修订版序言〕。
第二步在 1980 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做杜威讲座,题目是「道德理论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核〕。他在讲座里说得更明白:正义的原则不是去某处「发现」的,而是从一个关于人的观念里「构造」出来的。这个观念,是把公民看作自由而平等的人,看作有能力形成、修改、追求自己的人生打算,也有能力讲公平的人。幕后的会场,从此被读成这个人观的一个模型。
第三步是回应哈特。1982 年前后,他写了《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把第一条原则里「最广泛的」自由,改成了「充分适当的一组」基本自由〔核:后收入《政治自由主义》第八讲〕。这一改,看着只是几个字,其实是承认:自由不是越多越好的一样东西,而是一张要一项一项列清楚、彼此要调整的清单。第 31 章细算。
第四步在 1985 年。他发表《作为公平的正义: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核〕。从这里开始,他一步步承认:原来那套讲法,看上去像一套关于人该怎样活的完整学说,而这样的学说,讲理的人不会都接受。他要处理的是一个他自己原先没算进去的事实: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讲理的人会信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人生哲学,而且这种不同不会消失,因为自由本身就会不断养出它来。1987 年,他又写了《重叠共识的理念》〔核〕:各人从自己的信念出发,都能赞成同一套政治规矩,理由各归各,结论碰在一起。
第五步,1993 年,《政治自由主义》出版〔核〕。第三部分那套关于社会怎样稳住的讲法,被整个换掉了。
第六步在 1995 年。哈贝马斯在《哲学杂志》上撰文和他商榷,他写了长篇的回应〔核:《哲学杂志》1995 年 3 月〕。这场交锋,第 59 章写。
最后几步在九十年代末:1997 年的《再论公共理性》,1999 年的《万民法》和《正义论》修订版,2001 年的《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核〕。
一条路,从 1971 年走到 2001 年,没有一步是原地踏步。
1995 年,他第一次中风,此后又中风过几次,身体越来越差〔核:常见传记记载;中风次数待核〕。
后面那几本书,是在这样的身体里写完的。据记载,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一些学生和同事,帮他整理、校订了不少文稿〔待核:具体分工〕。他在哈佛讲了几十年的道德哲学史,讲稿由学生芭芭拉·赫尔曼编成《道德哲学史讲义》,2000 年出版;《重述》由埃琳·凯利编订,2001 年出版〔核〕。
1999 年,美国政府授予他国家人文奖章;同一年,他获得了瑞典的肖克奖中的逻辑与哲学奖〔核〕。据身边人回忆,他对这些荣誉看得很淡〔待核〕。
2002 年 11 月 24 日,他在马萨诸塞州莱克星顿的家中去世,终年八十一岁〔核〕。
这里顺带交代一件读书时用得着的事。
《正义论》有两个常见的英文版本:1971 年初版,1999 年修订版。两个版本的章节编排和节号完全相同,所以本书标出处,一律只标节号,比如「§24」,两个版本都对得上。可是节号相同,里面的话不全相同。修订版吸收了七十年代为德译本做的修改,改动较大的地方,据他在修订版序言里的交代,集中在讲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的几节,以及讲基本善的地方〔核:《正义论》修订版序言,转述〕。
这件事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实用的:你读到的中文译本,依据的是哪一个英文版本,最好先看一眼译者说明。本书附录二列了两个版本的对照。第二层是本书关心的:连这本书自己,都是有版本号的。节号是同一个,节号底下的话,是改过的。一本书能做到这一步,给它的读者留下了一条可以追的路。
一个人一辈子最难的事情之一,是在别人说中了自己的时候,承认。
他做到了,而且做了三十年。他没有把《正义论》当成一座纪念碑,站在碑前守着;他把它当成一份没写完的稿子,一有人指出毛病,就回到书桌前。第 121 号判他「有修订程序」,这一判,在他自己身上看得最清楚。一个人肯拆自己的第一版,他的体系就还是活的。
拆到什么程度,可以看他自己的话。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导论里,他说得很直:《正义论》第三部分讲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怎样稳住,那一套讲法是不现实的,它和书里自己的前提不一致〔核:《政治自由主义》导论,转述〕。一个人在自己最有名的书出版二十多年后,白纸黑字地写下「那一部分不现实」,这需要的不只是聪明。
开门。门开在理念界:他让自己的学说一直处在「正在成形」的状态,没有让它定死。他的一生,是一场从不收口的反思平衡。
可是细看这条路,会看出一个规律。三十年里,他改的是柱子周围的东西:怎样讲幕,基本善为什么是这几样,自由的清单怎么列,一个多元的社会怎样稳住,这套理论是「政治的」还是「完整学说」。柱子本身——自由排第一——一次也没有挪过。改了三十年,改的是柱子周围的土和说法;柱子,始终立在原地。这是本书的一个初判,第三编回来验。
你可以拿几个年份对一对。1958 年的论文,自由排第一;1971 年的书,第一条原则是平等的基本自由,而且和第二条之间有严格的先后;1982 年回应哈特,把「最广泛的」改成「充分适当的」,排位不变;2001 年的《重述》,两条原则重新写了一遍,自由仍在第一〔核:《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13,转述〕。四十多年,四次落笔,第一条的位置一次没动。
公平起见,要说这不一定是固执。一道承重墙,本来就不该随便挪。他在别处什么都肯改,唯独这里不改,恰恰说明他把这里当作了承重墙。本书认这道墙;本书要问的,是它能不能单独承重。
还有一处,正好和上一章相映。他自己的修改,是有档案的:每一步都是一篇有年份的文章、一本有年份的书,你今天可以一篇一篇地对着读。可是他的学说里,没有给别人留这样的档案。一个社会依着他的原则定了规矩,后来在哪里开了例外、为什么开、谁在场,他的理论里没有一个位置去记。他自己的一生有档案,他的学说没有给别人留档案。
这不是小事。一个社会的规矩,不是一次定下就完了;它会在一件件具体的事上碰壁,碰壁的地方,就是它该改的地方。改的时候,要是只留下新规矩,不留下「为什么改、在哪里碰的壁、谁提出来的」,那么下一代人拿到手的,就只是一条干巴巴的条文,看不见它的路。他留给我们的,是一套改规矩的办法;我们还要替他补上一个柜子,放改规矩的账。
分家那年冬天,父亲又把舅舅请来了。
他说,老屋分好了,他没意见;只有一件事,他想添一句。每年夏天,他想回老屋住一个月,就住枣树那间,那是他年轻时自己砌的。
周越说:「那间本来就是您的。」
父亲摇头:「分给你了,就是你的。我要住,得写上。」
舅舅拿出那张阄书,在第一行「另记」下面,添了第二行:某年冬月,父亲每年夏季回住东屋一月,诸人同意。三兄妹又签了一回字。
周蕙后来说,她那天才懂,为什么父亲非要写上。改,不丢人;改了不写,过几年谁也说不清当初是怎么定的,那才会伤人。一张阄书,添了一行,没有人觉得它「转向」了。它只是更像这个家了。
一张阄书添了一行,这个家的规矩就是活的。一本书改了三十年,它的作者就是活的。可是他在书里给一个社会定的规矩,要怎样像这张阄书一样添上一行?书里没有告诉我们。
带走的话
改是本事;改了留账,是规矩。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学说一直在改,没有定死。关上的有两处:柱子本身不动;别人修改的档案,学说里没有位置。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不是零。三十年里不断长出新东西,一件难事一直走到生命的最后;他自己的这份自由,依旧是乘出来的。
找工作的时候,你写过简历。简历是一格一格的:哪年到哪年,在哪里,做什么。它回答的是「你到过哪些地方」。
可是有一种问题,简历回答不了:你是怎么从上一格走到下一格的?为什么离开那家公司,为什么偏偏去了这一家,那一年家里出了什么事,是谁的一句话让你改了主意。这些东西缠在格子和格子之间,简历上没有地方写。
本书换一种表来排一个人的一生。每一行写四样:那一段的土是什么;那一步和前一步不同在哪里;最后显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张表不回答「他到过哪里」,只回答「他是怎样长出来的」。
| 时段 | 土 | 那一步的不同 | 显露出的样子 |
|---|---|---|---|
| 1921—1935 巴尔的摩 | 律师父亲,为选票奔走的母亲;一座按种族分开的城;1928、1929 年两个弟弟去世 | 一个孩子第一次知道,有些事不由人选 | 口吃、安静的孩子 |
| 1935—1939 教会寄宿学校 | 严格的作息,每天的礼拜,自己动手的日子 | 信仰从家里的习惯,变成自己认真的事 | 一个认真的信徒 |
| 1939—1943 普林斯顿 | 哲学课堂;战时压缩的学制;一个想当牧师的打算 | 第一次用自己的话想清楚人和人之间是什么 | 写下「人格只在共同体里长成」的年轻人 |
| 1943—1946 太平洋与日本 | 丛林、战友、布道、广岛的废墟 | 信仰散掉;「谁活谁死」是一次抽签 | 不再信「一切出于一个意志」的士兵 |
| 1946—1953 博士与牛津 | 道德知识的题目;1951 年那张判断的筛子;牛津一年 | 从问「上帝要什么」,转到问「讲理的人凭什么这样判断」 | 一个做方法的哲学家 |
| 1953—1962 康奈尔与麻省理工 | 《两种规则概念》;1958 年《作为公平的正义》 | 从单个判断,转到整套规矩本身 | 提出「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人 |
| 1962—1971 哈佛 | 流转的书稿;越战年代的争吵 | 十三年里一改再改 | 《正义论》的作者 |
| 1971—1985 批评与修订 | 哈特、内格尔、诺齐克、桑德尔的批评;德译本修订 | 把对手说中的地方收进来 | 一个不反击、只修改的人 |
| 1985—1995 政治的转向 | 讲理的人信着不同东西的现实 | 承认原来那套像一套完整的人生学说 | 《政治自由主义》的作者 |
| 1995—2002 最后几年 | 中风;妻子、学生与同事的帮助 | 在病中把最后几本书写完 | 一个把稿子改到最后的人 |
读这张表,有一个小窍门:别只看第四列。第四列是结果,谁都看得见;要紧的是第二列和第三列之间的那一下——一片什么样的土,逼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不同。比如第四行,土是丛林和布道,不同是信仰散掉;第五行,土是一个讲分析的哲学系,不同是他不再问上帝,改问讲理的人。每一行的不同,都是上一行的土加上这一行的遭遇,一起逼出来的。
表里的每一行,都标注过〔核〕或〔待核〕的来源,见前五章。这张表不下判断,只把他摆出来。
把这张表从上往下读,你会看见一个很清楚的样子:他的自由,是长出来的。
一个口吃的孩子,在一座分开的城里长大;一个信徒,在战场上把信仰丢了;一个退伍的兵,回到书桌前,花了十三年写一本书,又花了三十年去改它。他能自己裁出一条路——从神学走到哲学,从单个判断走到整套规矩,从一套完整学说走到一套「政治的」理论——每一次,都是从前一段的土里、被前一段的路逼出来的。他的自由,是这一路的结果。
而且每一次转弯,都能看见那台三拍的小发动机。本科时,他把共同体放在最前面;战场上,「一个意志安排一切」的想法和他亲眼所见撞在一起,张力攒到头,信仰散了,这是一轮。回到书桌前,他不再问上帝要什么,改问讲理的人凭什么这样判断,新的形状冒了出来,又回头改了他此后几十年的路。1971 年以后,「讲理的人会信不同东西」这个事实,和书里那套稳定的讲法撞在一起,攒了十几年,逼出了 1993 年的书,这又是一轮。一个人一生转了几轮,每一轮都有张力、有转弯、有回头去改的那一下。
再把他的书打开。书里请你站到幕后:不知道自己生在哪里,不知道自己走过什么路,不知道自己信什么。幕后的人,一开头就是自由的、平等的、会讲理的;自由不是他长出来的,是他一进门就被给定的。自由在这里,是起点。
他的一生,自由是结果;他的书里,自由是第一性。这就是本编要摆出来的反差。
这个反差,不能读成「他不懂自己」,更不能读成「他言行不一」。
幕要人站到幕后,恰恰因为每个人身后的土都不一样,而且不一样得厉害:有人生在有书的家里,有人生在一座把人分成两边的城里;有人在战场上活下来,有人没有。一套规矩,如果由身后的土来说话,最先抢到话筒的,往往是身后的土最厚、最硬的那些人。他把所有人的土一起挡在规矩的来历之外,是想给这张桌子立一条规矩:在这里,谁也不能拿自己的出身当理由。
这一条,在出身正要变成特权的地方,是对的。本书认。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身后的土有多深,知道这片土怎样悄悄替他说过话、替他开过门,他会不会反而更想在某个地方立一条线:在这里,土不许说话?本书不替他回答这个问题,也不猜他心里怎么想;只说,这样的一条线,本身是讲得通的。
本书要问的只是:挡住特权的时候,能不能不把来历一起挡掉?一个人的一生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他自己就是证据。那么,一套规矩,能不能也像他的一生那样,被允许长出来,而且把长的过程记下来?
读一个思想家,通常从他最有名的那本书读起。本书建议你换个方向:从他的边缘往中心读。
边缘之一,是那篇二十一岁的本科论文。它生前没有发表,却让你看见他最早的根:人格只在共同体里长成。
边缘之二,是他在哈佛讲了几十年的道德哲学史,后来编成了《道德哲学史讲义》。据编者和学生的记述,他讲休谟、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总是先把他们讲到最强;遇到看上去说不通的地方,他先假定是自己没读懂,而不是对方糊涂〔待核:《讲义》导言中的相关说法,转述〕。他讲每一位哲学家,都把那个人放回他自己的问题里、他自己的年代里去读。
这种读法,他在课上讲得很明白:一个哲学家的问题,是在他那个年代、那片土上长出来的;不先弄懂他在回答什么,就别急着说他错。你读到这里,大概已经看出来了:本书读他,用的正是他读前人的办法。
拿这两处的光,回照他的中心,会照出一件有意思的事。讲课的时候,他让每一位哲学家的土开口:你为什么这样想,你那个年代逼你面对什么问题。可是在他的理论里,幕后的人,不许带着自己的土进来。他对前人,给了一种他的理论没有给公民的待遇:来历被当作理由,认真听完。
还有第三处边缘:1995 年那篇《广岛五十年》。他在文中说,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在战争还在打的时候,就要想着战后怎样和对手重新相处。那是一个看得见对手的来历和将来的人。他请政治家看见的东西——对面的人也有家,也有下一代——恰恰是幕后那个人被要求看不见的东西。
这不是指责,是一个线索。他在课堂上做到的那件事,正是他的理论停下的地方。
还有一件事,这张表看得很清楚:他一生里,三块地从来没有分开过。
脑子里想的:神学,方法,规矩,正义。手上碰的:巴尔的摩的街,太平洋的丛林,广岛的废墟,写满批注的书稿,1995 年以后那副不听使唤的身体。心里的我你他:两个弟弟,迪肯,一份散掉的信仰,妻子,四个孩子,几代学生。
这三块地,在他身上是缠着长的。战场上的所见(手上碰的),改了他的信仰(心里的),又改了他要研究的题目(脑子里的)。学生和同事的批评(心里的我你他),改了书稿(脑子里的),书稿变成了一本厚书(手上碰的)。中风以后的身体,逼着他请别人帮忙整理文稿,那几本最后的书,是在一群人手里完成的。
可是他书里的三种自由——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是分开立的,分开保的,彼此不缠。这是判决五要细算的事,这里先把他一生的样子摆出来,作一个对照。
把第一编六章的看见和收回,并排放在一起。
| 他看见了 | 他收回了(本编初判,后面几编验) |
|---|---|
| 出身和天赋是抽来的,谁也没挣过它(第 1 章) | 抽来的土只在幕外被补偿,不许在幕内当理由(第 1 章,第 27 章验) |
| 人格只在共同体里长成(第 2 章) | 共同体在后来的书里退到第三部分,排在正当之后(第 2 章,第 35—36、42 章验) |
| 人不能被当作别人的工具,谁活谁死不是谁配得上的(第 3 章) | 抽签之后长在人身上的记忆和关系,没有进入规矩的来历(第 3 章,第 20 章验) |
| 道理可以两头调、回头改(第 4 章) | 改的档案不进书(第 4 章,第 23—24 章验) |
| 一个体系要肯拆自己的第一版(第 5 章) | 改了三十年,柱子一次没挪;学说里没给别人留修改的档案(第 5 章,第三编验) |
本编的总判断,是一句话:
他的一生是长出来的,他的学说却要人从幕后一次选定。
这句话还不是判决,只是土。五条判决要在后面十一编里一条一条地立。但你已经可以带着一个问题往下读:一个自己的自由是长出来的人,为什么在书里,把自由放在了一切之前?第三编回答这个问题。
周越的女儿要写一份自我介绍,附在志愿材料里。她先写了一版,一格一格:哪年上小学,哪年得过什么奖,爱好是什么。写完了拿给周静看。
周静看了半天,说:「这是你到过的地方。你是怎么长成现在这样的,这上面看不出来。」
她问:「那要怎么写?」
周静想了想:「比如你为什么想学哲学。是哪一年,哪一件事,谁说了一句什么话。你把那一段写出来。」
女儿后来写了一段:今年秋天,大姑给她讲了爷爷修水库那年换过的一班,讲爷爷每年清明都去那个人的坟上站一会儿。她那天晚上想了很久:一个人活下来,到底欠不欠另一个人的?她说,她本来就想学哲学,那天晚上以后,她知道自己想弄明白的是哪一件事了。
她还在后面加了一句:「我不知道这件事有没有答案。但我知道,不能把它当成没发生过。」
周越看了那段话,半天没出声。一张简历写不出来的东西,一段来历写出来了。
带走的话
简历写你到过哪里;序列表写你怎样长出来。读一个人,要读后一张。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本编一路开门:出身是抽来的,人格长在共同体里,人不能当工具,道理可以回头改。关上的,是一个反差:他的自由是三块地缠着长出来的,书里的自由却只在理念界里一次给定。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他自己那份,不是零;书里给的那份,还没乘,只是一个框。框里能乘出什么,第三编开始算。
这一编四章,写罗尔斯接手的是一道什么样的题。
一个人提出一套主张,总是在回答一个已经摆在桌上的问题。你不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就看不懂他为什么偏偏这样答。二十世纪中叶,英语世界讲道德和政治,桌上摆着几样东西:一架把所有人的苦乐加在一起的秤,这是功利主义;一双据说能直接看出对错的眼睛,这是直觉主义;还有一种更冷的说法,说道德根本不是知识,只是情绪。桌子底下,是三百年自由之路留下的厚厚一层土。
第 7 章写那架加总的秤,以及它为什么能让少数人吃亏。第 8 章写那双眼睛,以及几派人共有、却没说出口的一个前提。第 9 章写他脚下那片以自由为中心的土:洛克、康德、密尔、伯林。第 10 章是本编的收口:四样材料在他手里一撞,他换了一个问法。
本编为判决一备土。判决一的前一半——「把个人从加总的秤上救下来」——就是在这里打开的;后一半——「一切从自由出发」——它的土,也在这里。
周越的单位里,有个年轻人姓郑,大家叫他小郑。
那年第三季度,组里接了一个急活。组长算了一笔账:要是让小郑一个人顶上最难的那一块,全组的指标能超额完成,人人的季度奖都能涨一截。小郑技术好,又是单身,「年轻人多扛一点,锻炼人」。
小郑连着加了三个月班。季度末,指标超了,全组聚餐,每个人的奖金都比上季度多。账面上,这是一个好结果:所有人加起来的好处,比不这么安排要多得多。
组长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人反对。有人甚至拍了拍小郑的肩膀:「辛苦你了,回头请你吃饭。」大家心里都觉得,这个安排合情合理。
聚餐那天,小郑没来。他在医院挂水。
周越后来跟姐姐说起这件事,说:「账是对的,我就是觉得哪里不对。」
哪里不对,罗尔斯花了一本书去说。
那位组长用的,是一架很老、也很有力量的秤。它叫功利主义。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英国人边沁把它讲得最响:一件事、一条法律、一个制度好不好,看它给所有相关的人带来的快乐和痛苦加在一起,是不是最多的快乐、最少的痛苦。算的时候,每个人都算一份,谁也不多算〔核:边沁学说的一般概括,转述〕。后来密尔把它讲得更细,十九世纪末,西季威克在《伦理学方法》里把它讲得最周密〔核: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1874 年〕。罗尔斯认为,西季威克那一版,是古典功利主义最清楚、最成熟的样子,他在书里主要就是和这一版过招〔核:《正义论》§5 及初版序言,转述〕。
你可以用一个小算式试一试。十个人,每人的好处记作一份。组长的安排,让九个人各多了两份,小郑少了五份:总数是加十八、减五,净多十三份。不这么安排,大家都不多也不少,总数是零。按这架秤,十三大于零,组长的安排更好。算式里,没有一个格子是留给「那五份是谁的」。
这架秤的称法,很简单:把每个人的得失放上去,加起来,看总数。
在骂它之前,先要说清它好在哪里。
第一,它平等。国王的快乐和乞丐的快乐,放上秤是一样重的。在一个讲出身、讲门第的年代,这一条是有刀锋的。
第二,它看结果,不看教条。一条法律再古老、再神圣,只要它让人受苦,就该改。十九世纪英国的许多改革——改刑罚、扩大选举权、改济贫的办法——背后都站着这架秤〔核:思想史的一般记载〕。边沁甚至说,动物能不能受苦,也该放上秤〔核: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转述〕。
第三,它能算。一个社会要定无数条规矩,总得有个办法比较好坏。这架秤给了一个办法,而且是一个系统的办法。
罗尔斯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在序言里说,功利主义之所以长期占上风,是因为它的对手一直拿不出一套同样系统的替代方案;他写这本书,就是想拿出一套来〔核:《正义论》初版序言,转述〕。他不是要把秤砸了,是要另造一个东西,能和它在同一个分量上较劲。
那么,这架秤错在哪里?
罗尔斯的回答,是全书最有名的判断之一。大意是:一个人为自己的一生打算,常常会拿今天的辛苦去换明天的好处,这很合理——吃的苦和得的甜,落在同一个人身上。功利主义把这种一个人的算法,原样搬到了整个社会:拿这个人的苦,去换那个人的甜,只要总数划算。这样一来,它就没有认真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分别〔核:《正义论》§5,转述〕。
说得再家常一点:你熬夜赶工,换来下个月的假期,是你自己的账;小郑熬了三个月,换来的是全组的奖金,那就不是一个人的账了。秤把两本账当成了一本。
功利主义者当然会还嘴。他们会说:你这是冤枉我们。一块钱给穷人,比给富人带来的快乐多得多,所以按我们的秤,本来就该多照顾穷人、多照顾受苦的人;而且,一个老是拿少数人开刀的社会,人人自危,总账反而难看。算细了,秤自己就会护住小郑。
这番还嘴有它的道理,罗尔斯也知道〔核:《正义论》§5、§30 前后的相关讨论,转述〕。他的回答大意是:你们能护住小郑,是因为这一回账恰好算成这样;换一种情形,账算成另一样,小郑就护不住了。一个人不被拿去抵账,不该取决于一笔账算得怎么样。它该是算账之前就定下的,不是算出来的。
所以他在书的第一页就立下了那句话:每个人都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就算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福利,也不能推翻它;一些人失去自由,不能因为另一些人因此得到更大的好处,就被说成是对的〔核:《正义论》§1,转述〕。
谁也不能以更大的好为名,拿一个人去抵账。这是判决一「他打开了什么」的那一栏。这一条,本书从头到尾不动它。
开门,而且是一扇大门。
用本书的话说,加总的秤干了一件事:把一个一个分开的人,重新搅回了一锅粥。每个人有自己的路,有自己的土——小郑单身,小郑年轻,小郑技术好,小郑这三个月本来打算回老家看看母亲——秤不管这些,它只要一个数。人与人之间的界线,在总数里化掉了。罗尔斯把人从这锅粥里捞了出来,重新立起了界线。这是他替我们守住的第一样东西。
用三块地看一看小郑。脑子里想的:组长那笔账,一个「年轻人多扛一点」的说法。手上碰的:三个月的加班,医院里的吊瓶,一笔涨了的奖金。心里的我你他:一个单身的年轻人,一个在老家等他的母亲,一群拍着他肩膀的同事。加总的秤只在第一块地上干活,把另外两块地压成了一个数。三块地在小郑身上是缠在一起的,秤把它们拆开,只留下了能加的那一块。
还要留意一件事。这架秤上称的东西,叫「幸福」,或者叫「快乐」「福利」。它是一种可以加减、可以拿这个人的去补那个人的量。在罗尔斯接手的这张桌子上,「幸福」的样子,基本上就是这一种。
本书说的幸福,不是这个。本书说的是一件事从头到尾走通时的那股劲:张力攒着,找到出口,一下子松开。这股劲,长在一件具体的事上,长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没有办法拿去加总,也没有办法拿小郑的去补给别人。
他拒绝了加总的幸福,拒绝得对。可是他那张桌子上,好像没有摆着另一种幸福。他没见过不加总的幸福吗?这件事,第 13 章回来细看。这里先插一面旗。
第四季度,组里又来了急活。组长又想让小郑顶上。
周越这回开了口。他说,活可以多给小郑,但有三件事得先说定:第一,加多少班,小郑自己能说不;第二,这一块做完了,功劳写在小郑名下,年底评优先看这一条;第三,三个月里,每个月让他回一趟家。
组长说:「你这是给他开小灶。」
周越说:「不是开小灶,是不能拿他一个人去换大家。要换,得他自己愿意,还得换得明明白白。」
这一回,小郑点了头。他后来说,活还是那么多,累还是那么累,可这三个月是他自己走完的,走完了心里是亮的。
同样三个月,第一回是被秤称掉的,第二回是他自己走通的。差别不在加班多少,在于那条界线立没立起来,那股劲是被加进了总数,还是长在了他自己身上。
带走的话
账算得再对,也不能拿一个人去抵大家的账。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人与人之间的界线重新立起来了。落在心里的我你他的那种幸福,这张桌子上还没有出现。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加总的秤下,小郑的自由是零,他被拿去换了别人的好处。罗尔斯把这一格从零里救了出来;至于救出来以后乘出什么,要看另外两只脚。
年底,周越被拉去当了一回评委,评单位的先进。
候选人有三个。三位评委各投了一票,投给了三个不同的人。主持会议的领导请大家说说理由。
第一位评委说:「老李干了二十年,任劳任怨,该轮到他了。」他看重的是资历。
第二位说:「小赵今年项目做得最好,数字摆在那儿。」他看重的是业绩。
第三位想了半天,说:「我就是觉得老孙这个人更好。大家有事都愿意找他。」
领导又问:「资历、业绩、人缘,哪个该排前面?」
三个人都说不上来。第三位评委最后说了一句:「这种事,心里有杆秤,说不清的。」
你一定也听过这句话。心里有杆秤——可是这杆秤是怎么定的星,谁也说不清。
在罗尔斯接手的那张桌子上,除了那架加总的秤,还有另一种看法。他叫它直觉主义〔核:《正义论》§7〕。
直觉主义的意思,大致是这样:对错的道理不止一条。要守信,要感恩,要公平,要不伤人,要帮人……这些道理都是真的,都有分量。可它们之间没有一套现成的先后次序。碰上具体的事,几条道理打起架来,你只能靠一种直觉去掂量,看出在这件事上哪一条该占上风〔核:同上,转述〕。就像那三位评委:资历、业绩、人缘,条条都对,孰轻孰重,「心里有杆秤」。
这种看法,二十世纪上半叶在英国讲得最细的,是罗斯。他在 1930 年的《正当与善》里列了一张单子:守诺,补偿,感恩,公正,行善,自我完善,不伤害别人。每一条都是一种「初步的义务」,平常都该守;几条撞在一起时,哪一条在这件事上真正作数,没有公式,只能靠对具体情形的判断〔核:罗斯《正当与善》,1930 年,转述〕。
直觉主义是一种很诚实的看法。
它不假装世界很简单。加总的秤只认一样东西,直觉主义认很多样。它承认好东西不止一种,而且它们会打架。这比那种「一条原则包打天下」的理论,更贴近你我过日子的真实感觉。
罗尔斯也承认这一点。他说,直觉主义并不是不讲理;而且,任何理论到头来都没法完全不靠直觉,能做的只是尽量少靠它,把它用在更窄、更好把握的地方〔核:《正义论》§7—8,转述〕。
他不满意的只有一处:直觉主义不给先后。几条道理打架时,它说「看情况」,却说不出怎么看。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他后来一直在处理的问题,叫「优先问题」:各条原则之间,谁先谁后〔核:《正义论》§8〕。你会在第 25 章看到他的办法:像查字典一样,先比第一个字。
还有第三种看法,比前两种都冷。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英语世界的哲学里流行一种主张:「偷东西是错的」这句话,不是在描述一件事实,它其实是在表达说话人的一种情绪,大意等于「偷东西——呸!」。既然是情绪,就谈不上对错,也谈不上知识。这种主张叫情绪主义,艾耶尔 1936 年的《语言、真理与逻辑》、史蒂文森 1944 年的《伦理学与语言》是它的代表作〔核〕。
在那种空气里,一个哲学家要是说「我要讲讲什么是正义」,是要冒一点被人笑的风险的:你讲的不过是你的好恶。
罗尔斯年轻时那篇 1951 年的论文,就是在这种空气里写的。他那张判断的筛子,说的正是:道德判断可以讲理,可以筛,可以校,不是一句「我就是觉得」就能打发的(第 4 章)。
现在把三派人并排放一放:加总的秤,看得见道德的眼睛,道德不是知识。
它们吵得很凶,可是底下有一个共同的前提,谁也没说出来:正义是「找到」的。要么像功利主义那样,把所有人的苦乐加起来,算出来;要么像直觉主义那样,用一双眼睛,看出来。情绪主义看上去和前两派唱反调,其实也站在同一个前提上:它说,既然正义既算不出来、也看不出来,那它就什么也不是,只剩一团情绪。
要么找到,要么没有。三派人在这里站成了一排。
放回周越那次评先进,就看得清楚。第三位评委说「心里有杆秤」,意思是:谁该当先进,本来就有一个对的答案,他的眼睛看到了,只是说不出来。要是有人照功利主义去算,会把三个候选人给单位带来的好处加一加,算出一个最大的。要是有个情绪主义者在场,他会耸耸肩:说到底,你们不过是各人喜欢各人的。三种说法,没有一种想到过:先当先进的标准,也可以由大家当场商量出来。
罗尔斯要做的,是从这一排里走出去。他后来说得最明白的一句大意是:正义的原则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在一种公平的条件下,由讲理的人一起「构造」出来的〔核:1980 年杜威讲座《道德理论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转述〕。不是去哪里找,也不是只剩情绪,而是:定一个公平的起点,让讲理的人在那里约定。第 10 章会看他怎样换掉这个问法,第 18 章再看「构造」这个词。
这一步有多难,你想想就知道。在一片「道德不过是情绪」的空气里说「正义可以讲道理」,要冒被人看成守旧的风险;在一架加总的秤占上风的地方说「有些东西不许算」,要冒被人看成不讲效率的风险。他两头都冒了。
开门。这是他对「发现」这条老路最大的一次撬动:正义不是一件放在某处、等人去算出或看出的东西。
可是门开到哪里?从「找到」到「构造」,他走出了一步;本书说,后面还有一步:「长出来」。
三个词放在一起,差别是这样的。「找到」说:答案早就在那里,等你去算,去看。「构造」说:答案本来没有,由讲理的人在一个设计好的场子里一次定下。「长出来」说:答案本来没有,它是从人、规矩和土缠在一起的那片地里,一轮一轮冒出来的,冒出来以后又回头改那片地。
罗尔斯的「构造」,是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在一片人造的土上完成的。那三位评委各自身后的东西——老李的二十年,小赵的项目,大家有事愿意找老孙的那份信任——在他的构造里,被当作要挡在外面的东西。第四编细看这一点。
还有一处要留意。他从「找到」走到「构造」,走的是理念界里的一步:场子是在脑子里搭的,人是在脑子里请的。他没有问:那些讲理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为什么会觉得这几条道理重要?这不是说他的构造没用。先定次序、把私心挡在外面,已经比「心里有杆秤」往前走了一大步。
一个人觉得「任劳任怨二十年该有个说法」,这份感觉不是凭空的,它是从一种过日子的方式里长出来的。「构造」把这些都当成了原料之外的东西。
那天的评先进,最后是周越出了个主意。
他说:「咱们先别争人。先把规矩定了。第一,谁也不评自己组里的人。第二,资历、业绩、人缘,先商量出一个先后,再投票。」大家商量了半个钟头,定下:先看业绩,业绩差不多再看资历,人缘作参考。
这是罗尔斯的一半办法:先定一个公平的起点,把私心挡在外面,再给几条道理排个先后。
周越又加了一条:「每个人投完票,写两行理由,存档。明年再评,拿出来对一对,看咱们今年定的这个次序,到底合不合适。」
第二年评先进,大家真把去年的理由翻了出来。有人发现,去年「先看业绩」这一条,把一个常年在后台保障、业绩不好量的同事挡在了外面。大家又商量了一回,在次序后面加了一句:后台岗位另立一项看法。
这一条,是罗尔斯没有给的那一半:理由留下来,规矩下一回可以回头改。心里那杆秤,说不清的时候,至少可以把每一次是怎么称的,记下来。
带走的话
「心里有杆秤」不够。先把秤的次序商量出来,再把每一次怎么称的,记下来。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正义不是找到的,是可以由讲理的人定下的。门只开到「构造」,还没开到「长出来」。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我就是觉得」那一票,自由是有的,可什么也没长出来,事情也没走通,乘出来是零。先定次序、再留理由,三只脚才都着了地。
周越的女儿上初一那年,在自己房门上贴了一张纸,上面用彩笔写着四个字:进门敲门。
周越看了,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他跟妻子说:「以前她哪有什么门,一家人进进出出的。」妻子说:「孩子大了,要有自己的地方了。」
那张纸后来一直贴着,边角卷了,颜色褪了,可谁也没撕。一家人慢慢养成了习惯:进她的房间,先敲门。
一张纸,四个字,画出了一条线:线这边是我的,你要进来,得先问我。这是自由最家常的一种样子——一条边界。罗尔斯脚下那片土,三百年来长的,主要就是这一种自由。
罗尔斯在《正义论》的初版序言里说得很明白:他想做的,是把洛克、卢梭、康德所代表的社会契约论传统,推到一个更一般、更抽象的高度〔核:《正义论》初版序言,转述〕。他站在一条路的尽头,这条路上最显眼的几块路牌,是这样排的。
第一块,洛克。1689 年前后出版的《政府论》下篇,开头就说:人在自然状态里,是完全自由、彼此平等的;每个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核:洛克《政府论》下篇第二章等,转述〕。自由在这里是「天生就有的」,不是谁赏的。
洛克和康德之间,还有一块常被提起的路牌,卢梭。1762 年的《社会契约论》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一个正当的社会,要让每个人在和所有人结合的同时,仍然只服从他自己〔核: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一卷,转述〕。自由在这里,是一个难题:怎样既结成一体,又只听自己的。
第二块,康德。1785 年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里,康德说:一个人真正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按照他作为理性存在者给自己立下的法则去行动〔核: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转述〕。自由在这里是「自律」:自己给自己立法。
第三块,密尔。1859 年的《论自由》说:社会可以干预一个人的唯一理由,是防止他伤害别人;只关乎他自己的事,他就是主人〔核:密尔《论自由》第一章,转述〕。自由在这里是一条线:伤害别人之外,别管我。
第四块,伯林。1958 年,伯林在牛津的就职讲座《两种自由概念》里,把自由分成两种:一种是「免于」,没有人挡着你;一种是「去做」,你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他提醒大家,第二种自由一旦被拔高,很容易变成「我比你更懂你真正想要什么」,走向压迫〔核:伯林《两种自由概念》,1958 年,转述〕。
这里有一处有意思的地方。密尔是功利主义者,他替自由辩护,理由最终还是落在「对人类长远的好处」上:让人自由地试、自由地说,社会才会进步。罗尔斯很欣赏密尔的结论,却不放心他的理由。在他看来,自由要是靠「总的好处」来撑腰,哪天账算得不一样了,自由就可能被拿去换〔核:《正义论》§33—34 相关讨论,转述〕。所以他要给自由换一个地基:不靠算账,靠在公平条件下的约定。
四块路牌,一路下来,自由越讲越精细,也越讲越像一条边界。
罗尔斯没有在伯林那两种自由之间站队。他在书里说,他想绕开这场争论,给自由一个更朴素的讲法:说一个人自由,总是说「某个人,免于某些限制,可以去做或不做某件事」〔核:《正义论》§32,转述〕。三样东西:谁,被什么挡着或没被挡着,能做什么。
他要保护的,是一张具体的清单,写在第 11 节:政治上的自由,比如选举和担任公职;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良心和思想的自由;人身的自由,免于压迫和伤害;持有个人财产的权利;不被任意逮捕和扣押的自由〔核:《正义论》§11〕。第 14 章会细看这张清单。
这张清单,你几乎可以在美国宪法和它的前十条修正案里一条条找到影子〔核:美国宪法及《权利法案》〕。他后来在《政治自由主义》里,还专门讨论过言论自由与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核:《政治自由主义》第八讲,转述〕。他的自由,是从一部具体的宪法、一个具体的传统里长出来的。
这片土,是被血浇过的。
罗尔斯自己讲过这片土的来历。他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导论里说,自由主义的历史起点,是宗教改革以及随后的宗教战争:几代人为了信什么打得你死我活,最后才慢慢明白,一个社会只有容下不同的信仰,才能活下去〔核:《政治自由主义》导论,转述〕。良心自由不是书房里想出来的,是从战场和火刑柱边上捡回来的。
他写书的年代,还有另一层土:冷战。一边是以自由为旗号的社会,一边是个人几乎没有自己的地方的体制。在那样的年代里,把自由放在第一位,不是一个抽象的偏好,而是一道看得见的防线。
所以,这片土里长出「自由优先」,是顺理成章的。这是他的看见:一个人有一块别人不能进的地方,这件事是一代一代人用命换来的。
本书在后面会问:他为什么只留下了自由这一只脚?这一章先把材料摆出来,解释都只标「待验」,第 13 章和第 55 章再细看。
材料一,时机:他写书的年代,是冷战的年代,自由在当时的公共语言里,分量最重〔待验:这对他的理论选择有无影响〕。
材料二,建制:他身在一个以一部权利法案为根的宪法传统里,自由在那里是写进根本大法的,而幸福只出现在一句「追求幸福」的宣言里,没有成为一条可以打官司的权利〔待验〕。
材料三,对手:他最主要的对手是功利主义,而功利主义手里的「幸福」,恰恰是那种可以加总的量(第 7 章)〔待验〕。
材料四,学风:他所在的分析哲学传统,对「什么是好的人生」这类大问题,一向很谨慎,觉得那是各人的事〔待验〕。
四样材料,只是土,不是罪状。起源不定罪。一个思想从哪里长出来,不能用来证明它错;它错不错,要在它自己的话里验。
开门。这片土给了他一样本书从头到尾不动的东西:一个人有一块地方,谁也不能以更大的好为名闯进来。
再看门外。三百年的路,把自由越讲越像一条边界:一张门上的纸,一张清单,一道墙。边界护住的是「你可以」;至于在边界里面,你怎样从一堆缠在一起的东西里裁出一条原来没有的路,怎样让这条路走通,边界不管,也管不了。
用本书的话,这片土里,自由成了一个框。框是要紧的,没有框,什么都长不起来;可框本身不长东西。第 14 章细说这一点。
周越的女儿后来跟爸爸说起那张纸,说得很有意思。
「贴那张纸的时候,我就是想有个地方,你们不能随便进来。」她说,「可是门关上以后,我在里面干什么,才是我自己的事。有一阵子我关着门刷手机,刷到半夜,其实一点也不开心。后来我在里面画画、看书、给自己写信,那时候关着门,才像是真的有了一个自己的地方。」
周越说:「那张纸没变啊。」
女儿说:「纸没变。门里面变了。」
一张纸能保证门外的人不进来,保证不了门里面长出什么。自由的边界,和边界里面那条路是怎样走出来的,是两件事。
带走的话
门上的纸护住了你可以;门里面长出什么,纸管不着。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一个人有一块谁也不能闯进的地方。这片土只把自由养成了边界,边界里面的事,留给了各人。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框是满的;框里面有没有长出东西、走没走通,这片土不问。不问,就还没有乘。
周越家为了女儿用手机的事,吵过不止一回。
第一回,周越说:一天一小时,多一分钟都不行。女儿说:凭什么是一小时?妻子说:周末可以放宽到两小时。三个人围着一个数吵了一晚上,谁也说服不了谁。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公平的结果」,可三个结果对不上。
第二回,是妻子换了个办法。她说:「咱们先别吵几个小时。咱们先定,这个规矩怎么定。」三个人坐下来,先说好几条:每个人都能提方案;定下来的规矩,大人也守——吃饭时间谁也不许看手机;试一个月,月底再坐下来改。定完这几条,再谈时间,半个钟头就谈妥了。
第一回,问的是「什么结果才公平」。第二回,问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定的规矩,才算公平」。换一个问法,吵不起来了。
罗尔斯在政治哲学里干的,就是这件事。
他手里有四样材料,都是前人留下的。他把它们撞在一起,撞出了一个新的问法。
第一样,社会契约。从洛克、卢梭到康德,这个传统说:一个社会的规矩之所以对大家有约束力,是因为它是、或者可以被看作是,大家在平等的位置上同意了的〔核:《正义论》初版序言与 §3,转述〕。
第二样,康德的自律。一个人自由,是按照他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者给自己立的法去行动。罗尔斯后来明说:原初状态可以看作是对康德自律观念的一种程序化的解释〔核:《正义论》§40,转述〕。
第三样,决策论。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研究过:一个人在不知道结果、连各种结果的可能性都说不准的时候,怎样选才算理性。其中有一种规则叫「最大最小」:把每个选项最坏的结果摆出来,挑那个最坏结果最不坏的〔核:《正义论》§26,转述〕。
放到日子里,最大最小很好懂。一个人手里有三份工作可选:第一份收入高,但公司随时可能倒;第二份收入中等,比较稳;第三份收入最低,可几乎不会丢。如果他完全说不准哪家公司会怎样,而且一旦落到最坏的结果,一家人的日子就过不下去,那么挑「最坏的情形里最不坏的那一份」,就是一种讲得通的选法。罗尔斯认为,幕后的人面对的,正是这种处境:赌注是一辈子,而且不知道概率〔核:《正义论》§26,转述〕。
第四样,哲学家古德曼讲逻辑推理的一个办法。古德曼说,推理的规则和具体的推理,是互相校正的:一条规则如果导出了我们怎么也不肯接受的推理,就改规则;一个推理如果违背了我们怎么也不肯放弃的规则,就放弃这个推理〔核:古德曼《事实、虚构与预测》,1955 年;罗尔斯在书中论反思平衡处引用,所在节待核〕。
拿本书的几个词去看,这四样材料在他的理论里,各站了一个位置。这是本书的读法,不是他的原话。
社会契约,给了形状:正义的原则,长成一份「约定」的样子。
决策论,给了路:幕后的人一步一步怎样推,推到最后为什么会选那两条原则。
古德曼的办法,给了回写:原则和我们对具体事情的判断两头调,谁不对改谁,这就是后来的「反思平衡」。
康德的自律,给了土——准确地说,给了那片人造的土的底子:坐在幕后的,是一群自由、平等、会讲理的人。他们长什么样,不是从哪里长出来的,是按康德的人观配好的。
四样材料,形状、路、回写、土,一样不缺。它们在他手里,第一次被焊成了一台完整的机器。这是他的本事。
四样材料一撞,撞出的是一个问法的转换。
以前的人问:什么样的分配结果才算公平?功利主义答:总量最大的那个。直觉主义答:看情形,心里有杆秤。
罗尔斯改问: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定下的规矩,才算公平?只要定规矩的条件是公平的——谁也不知道自己会落在哪里,谁也不能拿出身、天赋、信仰去压人——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约定出来的原则,就是正义的。他给这套想法起的名字,正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公平,是约定的条件;正义,是约定的结果。
本系列第 121 号说,这是他对「发现」这条老路最大的一次撬动。本书认这一判。正义不再是一件放在某处、等着你去算出来或看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一个公平的程序里出来的。第 29 章会细看他讲的「纯粹程序正义」:就像抓阄,只要抓阄这件事本身公平、而且真的抓过一次,抓到哪一份都算公平。
这一撞,把政治哲学从两条死胡同里带了出来:一条胡同里,一架秤在算总数;另一条胡同里,一群人在说「我就是觉得」。他给了第三条路:定条件。这条路今天已经走进了日常,周越家定手机的规矩,用的就是它。
再看门外。这四样材料,有一样是共同的底色:它们都长在理念界里。契约是一份约定,自律是一种立法,决策论是一种推理,古德曼的办法是一种校正。四样材料一撞,撞出来的是一台在脑子里运转的机器。手上碰的那块地、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都是这台机器要处理的对象,而不是它的零件。
还有一处,是第 2 章埋下的旗。二十一岁的他,对「把社会看成一纸互利的契约」有过保留,觉得人和人结成一体,不是一群人坐下来交换好处〔待核:见第 2 章〕。三十年后,他成了二十世纪最有名的契约论者。可是请留意:他的契约,不是商人的合同。幕后的人不交换好处,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手里有什么可以拿去换。他把契约里「交换」的那一面拿掉了,只留下「平等地同意」这一面。这是他和年轻时的自己一次隐约的和解,还是一次绕过?本书只把两件事并排放着,第 35 章回来再看。
第二编四章,看见与收回,并排如下。
| 他看见了 | 他收回了(本编初判,后面几编验) |
|---|---|
| 加总会抹掉人与人之间的界线,谁也不能被拿去抵账(第 7 章) | 他那张桌子上的幸福,只有可以加总的一种(第 7 章,第 13 章验) |
| 好东西不止一种,会打架,要排先后(第 8 章) | 先后用「查字典」的办法排死,几条原则之间不许有张力(第 8 章,第 25 章验) |
| 正义不是找到的,也不只是情绪,可以由讲理的人定下(第 8 章) | 只走到「构造」,没走到「长出来」(第 8 章,第 18 章验) |
| 一个人有一块别人不能闯进的地方,是用命换来的(第 9 章) | 自由被养成了一条边界、一个框(第 9 章,第 14 章验) |
| 换一个问法:问定规矩的条件,而不是问结果(第 10 章) | 四样材料都长在理念界,三块地只剩一块在机器里(第 10 章,第四编验) |
本编的总判断:
他从一架秤和一双眼睛之间走了出来;走出去的那条路,铺在自由的土上,也只铺在脑子里那一块地上。
周越家的手机规矩,试了一个月。
月底那天,三个人又坐下来。女儿说,规矩她守住了,可有一件事当初没想到:学校的作业有一部分要在手机上交,算不算时间?周越说,他也有一件没想到的:吃饭时不看手机,他守得最难,因为单位群里老有人找。
三个人把这两件事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冰箱门上,规矩改了两处。
妻子说:「定规矩的办法是咱们一起想的,这个好。可是真正让规矩合身的,是这一个月里碰出来的那几件事。」
这句话,罗尔斯前一半说到了,后一半没有说。约定的条件,他想得很周到;约定以后,日子里碰出来的那些事,怎样回头改规矩,而且把改的缘由贴在冰箱门上,他的机器里没有这一格。
带走的话
先问规矩怎么定,再问规矩定成什么;定完了,还要问日子里碰出了什么。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问法从「什么结果公平」换成了「什么条件公平」。机器只装在一块地上,另两块地是它处理的对象,不是它的零件。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在定规矩那一刻不是零:公平的条件本身就是一次创造。可规矩定下以后,日子里走没走通,他的机器不再过问。
这一编六章,是全书的总纲。它兑现王德生博士的第一、第二句口述:自由优先是一种意义中心主义,他把创造、自由、幸福三者,收成了以自由为第一性的一个;一切从自由出发,这是他三大核心思想的总纲。
第 11 章先把那只三足鼎立起来:创造、自由、幸福,三足并立,彼此相乘,缺一即零。不先看清鼎的样子,就看不出柱子少了什么。第 12 章看他的三大核心——原初状态、两条原则、政治自由主义——怎样同出一根,都从自由出发。第 13 章问:他为什么只留下了自由?第 14 章把他的自由和本书说的自由律并排放:一个是框,一个是发生。第 15 章看这根柱子怎样被插到国与国之间。第 16 章是本编总账:从一根柱子,导出全书的母题——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
本编是判决一「一根柱子」的主场。结账在第 16 章。
周蕙的店对面是一所小学。开张前那阵子,她常看见一个十岁上下的男孩,放学后在店门口的台阶上坐着等他奶奶。一来二去熟了,男孩跟她讲过自己的两个周末。
第一个周末,爸妈出差,奶奶不管他。他完全自由: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刷了一整天手机,从早上刷到晚上。周一,他跟周蕙说:「好无聊啊。」
第二个周末,奶奶说,今天只许玩两个钟头,而且不许碰手机。她从楼下拎回一个旧纸箱,一卷胶带,说:「就这些,你自己看着办。」他先是气鼓鼓地坐了半天,后来开始琢磨。纸箱太软,他把两层叠起来;底下漏水,他拿胶带一圈一圈地缠;船头总往下沉,他把奶奶的一个塑料饭盒塞在后面压着。两个钟头快到的时候,那条纸船在澡盆里浮起来了,还载着他的一个小恐龙。
他讲第二个周末的时候,眼睛是亮的。
第一个周末,什么都可以选,他却觉得无聊。第二个周末,处处是限制,他却做出了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而且一直做到了头。哪一个周末,他更自由?
本书用的思想工具,把一个人活得有没有意思,拆成三只脚。它们是意义这一层上的三个视角:创造,自由,幸福。
创造,说的是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那条纸船,在两个钟头之前,世界上并没有。
创造不一定是发明。一顿家常饭换了一个做法,一段关系里说出了一句从来没说过的话,一个班里想出一种新的排值日的办法,都是创造:世界上多了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哪怕很小。
自由,说的是在约束里裁出一条原来不存在的新路。不是在现成的选项里挑一个,而是在纸箱、胶带、饭盒、两个钟头这些限制里,裁出「纸船」这条路。
幸福,说的是一件事从头到尾走通时的那股劲。张力先攒着——船漏水,船头往下沉,气鼓鼓地坐了半天;然后换了一个办法——叠两层,缠胶带,压饭盒;最后那股劲一下子释放出来——船浮起来了。本书叫它幸福律:张力积累,模式转换,能量释放。
三只脚的关系,是乘法,不是加法。本书写成一道式子:
自由律=创造律×幸福律,缺一即零
这道式子,拿两个周末一对就明白。
第一个周末,框是满的:没有人拦他,想干什么都行。可是什么也没长出来,创造是零;一天刷下来,没有一件事从头走到尾,那股劲始终没有出来,幸福也是零。零乘零,还是零。框满了,自由律却是零。所以他说「好无聊」——无聊,就是乘出来是零时的那种感觉。
第二个周末,框很窄。可是一条船长出来了,一件事走通了。两项都不是零,乘出来的那份自由,是他自己在限制里裁出来的,实实在在。
为什么非得是乘法,加法不行吗?你试一试就知道。要是三只脚是加起来的,第一个周末也能得分:自由是满分,创造和幸福是零,加起来还是一个不小的数。按加法,那个刷了一天手机、说「好无聊」的周末,照样算一个不错的周末。可那个孩子自己知道不是。乘法说出了他自己的感觉:只要有一项是零,整份就是零。
还要防一个误会。「缺一即零」,不是说自由不重要。恰恰相反,自由这一项要是零——一个孩子被逼着做船,做得再好,也是替别人做的——整份照样是零。三项谁也不比谁低一头,这才叫三足。
自由若是真的,一定是乘出来的,不是单独摆在那里的。这是本书最常用的一把尺。
说得再细一点,本书说的自由,走的是三拍。
第一拍,纠缠。纸箱、胶带、饭盒、澡盆、两个钟头、他心里「想做点什么」的那股不服气,还有奶奶那句「你自己看着办」——这些东西缠在一起。没有这一团缠在一起的东西,就无从裁起。
第二拍,选择。从这一团里,裁出一条路:做一条船。这个选择不是在菜单上勾一项,菜单上本来没有「纸船」这一项;它是从缠在一起的东西里,长出来的一个方向。
第三拍,激发。船浮起来那一刻,他身上被点着了什么。第二天他又来找周蕙,说想给船装一个帆,问她店里有没有不要的油纸。一次走通的事,激发了下一次。
纠缠,选择,激发。三拍走完,一份自由才算长成。
公平起见,先替罗尔斯看一看。
他多半会说:第一个周末,那孩子的基本自由一样不缺——没人限制他,没人强迫他。第二个周末,奶奶给他定了规矩,这是家里的事,不归他的原则管。至于孩子在哪个周末过得更有意思,那是孩子自己的「善」,是他自己的人生打算,规矩不该替他定。
这番话,有对的地方。一个社会的规矩,不该去规定每个人周末必须做纸船。一旦规矩要管到这一步,那就是第 9 章伯林担心的那种「我比你更懂你想要什么」。护住「可以选」的那个框,是一道承重墙。本书不拆。
可是这番话也漏了一样东西:它把「自由」只放在了第一个周末那种样子上——框是满的,就是自由的。第二个周末那种自由——在约束里裁出新路、而且走通——在他的讲法里,不叫自由,叫「各人自己的善」。自由这个词,在他那里,被收窄成了一个框。
鼎有三只脚,缺一只就倒。拿日子试一试。
只有创造,没有自由:一个孩子被逼着参加一场又一场比赛,作品做得很漂亮,可每一件都是大人替他选的方向。长出了东西,路不是他裁的。
只有幸福,没有创造:一个人每天把同一件事做得顺顺当当,从头到尾走得很通,可十年里一样新东西也没长出来。顺,是顺,只是一潭水。
只有自由,没有另外两样:就是第一个周末。什么都可以,什么也没有。
三只脚里,哪一只都不能单独撑起一个人,也撑不起一个家。本书下面几章要看的是:罗尔斯把哪一只立成了柱子,另外两只去了哪里。
换一个大人的例子。周家父亲刚退休那一年,时间全是自己的,什么事也不用管。他说那一年是他这辈子最难熬的一年。后来村里请他帮着看管那片老水渠,每天早上去转一圈,哪里淤了记下来,跟年轻人说怎么清。他说,从那以后,日子才又有了味道。时间少了,可每天都有一件事从头走到尾,还有一样东西——那条渠——在他手底下一天天通起来。
一道式子要是没法量,就只是一句好听的话。所以这里给三项各配一个量法。量法很粗,只量「有没有」「几件」,不打分数;粗,可够用来检验。
创造这一项,问一句:这段日子里,有没有长出一样东西,能指给第二个人看,并且说得出它以前没有?第一个周末,指不出来;第二个周末,那条船就在澡盆里。
幸福这一项,问两句:开了头的事里,有几件走到了头?走到头的时候,那股劲出没出来——本人说一句,旁边的人说一句,两句对得上才算。第一个周末,开了头的事一件也没走完;第二个周末,走完一件,奶奶说的和他说的对得上。
自由这一项,也问一句:写得出「原来能选的是 A、B,后来走的是 C」吗?C 不在原来的菜单上,才算裁出了新路。第二个周末,原来的菜单是「玩两个钟头」和「坐着生气」,他走的是「做一条船」。
三项都量得出来,乘法就能拿去碰日子了。它说的是:在框一样大的两段日子里,另两项是零的那一段,人会说「没意思」「不自由」,框里那些能做的事,也用得少;另两项不是零的那一段,人会说「活了」。要是反过来的情形占了多数——框满了,另两项是零,人却说自己很自由、活得有劲——这道乘法就错了。第 56 章写了怎样去验。
量不到的东西,也要说在前头。一个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什么也做不成,可就是不肯说一句违心的话。创造是零,走通也谈不上;可他守住的那一点,谁都认得出是自由,而且是最硬的一种。本书把它叫做底线自由:良心,身体,说话,不被拿去抵账。底线自由不参加乘法。它不是乘出来的积,是乘法能开始的前提——底线要是破了,日子里的自由也就无从乘起。
这样一分,本书对罗尔斯的话,也要说得更准。他立在最前面的那根柱子,护住的不是日子里的自由,而是底线自由。这根柱子立得对,本书不拆。他的错,不在立了底线,在把底线当成了自由的全部:框护住了,就算自由了;框里长没长出东西、走没走通,从此不再是自由的事。
男孩的船后来装上了帆。
帆是周蕙给的,一张包面包剩下的油纸。男孩说要画个图案,周蕙把店里的彩笔借给了他。他画了一只鸟,画得歪歪扭扭,自己很满意。
他奶奶来接他的时候,看着那条船,跟周蕙说:「以前我老想,孩子嘛,给他自由,别管他。那个周末我真不管他,他倒蔫了。这回我管着他,就给他一个纸箱,他倒活了。」
周蕙想了想,说:「您不是管着他。您是给了他一样能缠在一起的东西。」
这句话,后来她写在了店里那面贴老方子的墙上。
带走的话
框满了不等于自由;在限制里做出一样东西,并且做到头,才是。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这一章立的是本书自己的尺子,三块地都要:纸箱在手上,念头在脑子里,那股不服气和奶奶的一句话在心里的我你他。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第一个周末是零,第二个周末不是。同样一个孩子,差别不在框,在乘。
周蕙开店前,去省城几家大面包连锁店看过。有一家让她印象最深。
那家店的一切,都从一个字出发:快。菜单只有十二样,因为样多了备料慢;柜台设计成顾客自己拿,因为店员拿慢;面团是中央工厂统一发好冷冻运来的,因为现发慢;连墙上的标语都是「三十秒,拿走您的早餐」。店长跟她说:「我们所有的规矩,你往回推,都推得到一个『快』字上。」
周蕙很佩服。一家店,从菜单到柜台到标语,全都长在一个根上,干净,利落,一点不乱。
可她站在柜台边看了半天,发现一件事:来这里的人,拿了就走,没有一个人在这里停下来说一句话。
一个根,可以让一家店非常整齐。罗尔斯的理论,也是这样一家整齐的店。
他的三大核心思想,是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两条正义原则、政治自由主义。表面上看,它们讲的是三件事:一个想象的会,一套分配的原则,一种多元社会的相处之道。往回推,三件事推得到同一个根上。
第一件,幕。幕后的人为什么要那样设计?他说,原初状态可以看作是对康德自律观念的一种程序化解释:人按照他们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者会选择的原则去行动,就是在表达自己的本性〔核:《正义论》§40,转述〕。幕,是为了让人在定规矩的那一刻,做一个自己给自己立法的自由者。根在自由。
第二件,两条原则。第一条是平等的基本自由;第二条管机会和收入财富的分配,其中有差别原则。看上去,第二条讲的是钱,不是自由。可他在第 32 节说得清楚:基本自由对每个人都一样,但一个穷人能拿这些自由去做的事,比富人少——他把这叫做「自由的价值」不同。两条原则合起来,要做的是让处境最差的人手中那一整套平等自由的价值尽可能大;他说,这就是社会正义的目的〔待核:《正义论》§32 原句,此为转述〕。连差别原则,也在替自由服务。根在自由。
第三件,政治自由主义。它要回答:讲理的人信着不同的宗教和人生哲学,怎样在一套规矩下相处?他的出发点是一个事实:在自由的制度下,人们会信不同的东西,这种多元不是一场灾难,而是自由制度正常运转的结果;要想让所有人都信同一套学说,只有靠国家的强力压制才做得到〔待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压迫的事实」的提法与所在节〕。多元,是从自由里长出来的;政治自由主义,是为了护住这份自由而设计的相处之道。根还是在自由。
到了《政治自由主义》,他把这个根说得更明白。他不再说这是一套关于人该怎样活的完整学说,只说这是一个「政治的」观念;而这个政治观念的核心,是把公民看作自由而平等的人:他们有能力形成、修改、追求自己对好生活的理解,也有能力讲公平、守公平〔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转述〕。换了一套讲法,根没换。
他后半生那本书的书名,本身就写着这个根:《政治自由主义》。
一个理论有一个根,是它的力量。
你可以从任何一条具体的规矩往回推,推到那个根上,看它推不推得通。推不通的,就要改。这让他的理论非常可检验,也非常难被人随便拿去为某种私利背书。你要为一条规矩辩护,就得说明它怎样护住了自由平等的公民;说不出来,这条规矩就站不住。
一个根,也让他能对付那架加总的秤。秤的根是「总量最大」;他的根是「每个人平等的自由」。根对根,他才能在同一个分量上和功利主义较劲,这是他在序言里说要做到的(第 7 章)。
回到王德生博士的第一、第二句口述:自由优先是一种意义中心主义,他把创造、自由、幸福三者,收成了以自由为第一性;一切从自由为根基出发,这是他三大核心思想的总纲。
上面三件事一推,你看见的正是这个样子。幕,从自由出发;两条原则,从自由出发;政治自由主义,也从自由出发。三只脚里,只有一只被立成了根,另外两只——能不能长出新东西,一件事能不能走通——都不是任何一件的根。
它们去了哪里?不是没了。创造,以「激励」的身份出现在差别原则里:允许有的人多拿一些,是因为这能激励他们做出对大家都有利的事。幸福,以「各人自己的善」「理性的人生计划」的身份,出现在书的第三部分。它们都在,只是都站在自由后面,替自由办事,或者在自由划出的框里各过各的。第 42 章细看这些影子。
三只脚还在,只是被排成了一根柱子和两道影子。
他会怎么回答这番话?大概是这样:一个根,不是我的偏好,是公平的代价。一个社会里的人,对什么是好的人生意见不一,而且会一直不一;规矩要是从「创造」或「幸福」出发,就等于把某一种好的人生,压到所有人头上。只有自由,是每个人不管想过什么日子都需要的;从它出发,才对每个人都公平。
这个回答很有分量。本书认它的前一半:规矩不该替每个人定一种好的人生。本书不认它的后一半:从创造和幸福出发,不一定就是替人定内容。问一条规矩「它让不让人把事走通」「它让不让新东西长得出来」,和问「它有没有护住每个人可以」,是同一类问题,都不替你挑内容,只看门开在哪里。
一个根,让他的理论整齐、可检验、有力量,这是开门。
可是一个根,也有它的代价,就像那家只讲「快」的店。根定了,其他一切都要往这个根上推;推不上去的东西,要么被改成替根服务的样子,要么被放到门外。那家店里,「停下来说一句话」推不到「快」上,就没有了位置。罗尔斯那里,「一件事走通时的那股劲」「长出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推不到「平等的自由」上,就被改成了激励,或者被交给了各人的院子。
一只鼎,三只脚彼此相乘,哪一只都不是另外两只的仆人。一根柱子,只有一个根,另外两样都得往它身上靠。这就是「意义中心主义」这个名字的意思:意义有三只脚,他把中心只放在了一只上。
周蕙从省城回来,跟姐姐说了那家店的事。
周静问她:「那你的店,根是什么?」
周蕙想了很久,说:「我说不出一个字。我想让它好吃,这是一个;我想让它是我自己做主的,想卖什么卖什么,这是一个;我还想让人进来了愿意待一会儿,走的时候心里是暖的,这又是一个。三样少一样,我就不想开了。」
「那不乱吗?」
「乱。」周蕙笑了,「可是一个根的店,我在里面待了半天,觉得它什么都好,就是不像个人开的。」
周静听完,说了一句:「你这三样,其实是一回事。好吃,是你做出了东西;你自己做主,是你能说了算;让人愿意待一会儿,是这件事在你店里走通了。三样拧在一起,才是一家店。」
这句话,你可以拿去想一想罗尔斯。一套理论只有一个根,它会很干净,很有力,很难被驳倒。可是你在里面待久了,也许会觉得:它什么都对,只是少了一点什么。少的那一点,不在它的根上。
带走的话
一个根能让一套规矩很整齐;可推不到根上的东西,就会被改成仆人,或者被请到门外。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三块地都有他的一件核心:理念界是幕,现实界是两条原则,自我界是政治自由主义。门开了三扇,门里只立着同一根柱子。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根上只有自由这一项,另外两项站在它身后当影子。只立一项,还谈不上乘。
有一年,周静在社区卫生站给父亲量血压,护士递给她一张问卷,说是做调查。最后一题是:「您的幸福感,请从一到十打分。」
她拿着笔,半天没落下去。
那几年,是她最累的几年。母亲已经不太认人,父亲腿脚不便,她自己的腰也开始疼。要说开心,一天里没有几分钟。可是她想起前一个月的一个下午:母亲靠在床头,忽然看着她,叫了一声她的小名,那是母亲好几个月里唯一一次叫对了人。她给母亲擦了脸,母亲冲她笑了一下,然后又不认得她了。
那个下午,算几分?
她最后在问卷上画了一个圈,圈住了「五」。交卷的时候,她觉得这个数不对,可又说不出哪里不对。
一个人的幸福,能不能打分,能不能加起来,能不能拿这个人的去补那个人的?罗尔斯碰到过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决定了他为什么只留下了自由。
第 7 章说过,罗尔斯接手的那张桌子上,最有力量的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手里的幸福,是一种可以打分、可以加总、可以拿这个人的去补那个人的量。
他拒绝了它。理由是:一旦幸福成了可以加总的量,一个人就可以被拿去给更大的总数抵账,人与人之间的界线就化掉了(第 7 章)。
这一拒,拒得对。本书从头到尾认这一条。
问题在于拒完以后。在定规矩的那一层,他手里剩下的,不是另一种幸福,而是没有幸福。幸福整个退出了公共规矩的根,交给了各人的院子。
公平起见,要把他的书读完再说。他并不是没想过幸福。
在《正义论》第三部分,他给过一个相当细致的讲法,大意是:一个人幸福,是他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正走在把自己一份理性的人生计划大体顺利实现的路上〔核:《正义论》§63,转述〕。这不是加总的幸福,它长在一个人身上,长在一份计划的执行里。
他还专门批评过一种想法:把某一个目的——比如快乐——立成所有人生计划都必须服从的「主导目的」。他认为,把人生的一切都压到一个目的上,是不合理的,走到极端,近乎偏执〔核:《正义论》§83,转述〕。
读到这里,你会觉得有点意外:一个明白地反对把人生压到一个目的上的人,却在定规矩的那一层,把一切压到了自由上。
他会回答:这不一样。自由不是一个人生目的,它是让每个人去追求各自目的的那个框;正当优先于善,框先于框里的东西。这个回答,是他整套理论的一块基石。本书认它在一个条件下是对的:当一个社会的人,确实各自能在框里把自己的事走通的时候。
那么,他那种「走在实现计划的路上」的幸福,和本书说的幸福律,差在哪里?
差在两处。
第一处,位置。他的幸福,站在「善」那一边,排在「正当」之后。它是框里的东西,不是造框的东西。定规矩的时候,它不在场;规矩定好了,它才被请进来,各过各的。本书说的幸福,是鼎的一只脚,定规矩的时候就在场:一条规矩,要问它让不让人把事走通。
第二处,样子。他的幸福,是一份先定好的计划被执行下去:先画图纸,再照着盖。本书说的幸福律,是张力积累、模式转换、能量释放:事情常常不是照着图纸走通的,是在走不通的地方被逼着换了一个办法,才走通的。周静那十年,没有一份计划,也没有照着什么走;那个下午,母亲叫对了她的小名,是十年的张力里忽然松开的一下。这一下,在他的讲法里,找不到位置。
所以本书说他留下了幸福的影子,而没有留下幸福这只脚。
回到这一章的题目。三只脚里,他为什么只留下了自由?
本书给一个解释,标为「待验」:在他那片土里,幸福只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功利主义的,可以加总,会吃人,要拒绝。另一副是各人自己的,千差万别,讲理的人会对它意见不一,所以不能进公共规矩。两副面孔,一副太危险,一副太私人。而自由,既不会加总,又是各人都需要的,正好可以站到中间去当根。
至于创造,在他那片土里,更少以一只脚的样子出现。它最常见的样子,是市场上的「激励」:让有才能的人多拿一点,好让他们做出对大家都有利的事。
举个小例子。差别原则说:允许医生比清洁工挣得多,前提是这份差距能让最差的人也过得更好——比如,高一点的收入能吸引更多人去学医,看病的人因此受益。在这个讲法里,医生做出新疗法、新手艺的那份创造,是被收入「激励」出来的,是一个手段。它本身值不值得,不在算式里。
他没见过的,是第三副面孔的幸福:不加总,也不只是私人的计划,而是一件事——一个家、一条街、一个社会——从头到尾走通时,大家共有的那股劲。这副面孔,中国人讲了几千年,第八编会细说。
还要把第 2 章埋下的一面旗拔出来。二十一岁的他,在本科论文里推开了「好就是被想要的东西」这种想法〔待核:见第 2 章〕。本书不说那篇论文造成了后来的一切,只说:从二十一岁到五十岁,在他一生的土里,幸福几乎总是以「想要的东西」的样子出现,而不是以「走通的那股劲」的样子出现。这是一条线索,第 55 章谈病根时再验。
第 9 章摆过四样材料:冷战的时机、权利法案的建制、功利主义这个对手、分析哲学的学风。这一章再补一样:宗教战争之后的宽容传统。一个社会一旦承认,讲理的人对「什么是好的人生」会永远意见不一,那么把任何一种幸福写进公共规矩,都像是把一种信仰立为国教。在这个传统里,把幸福挡在公共规矩之外,是一种自我克制。〔待验〕
这些材料放在一起,你会看出:他只留下自由,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一片很厚的土里长出来的选择。起源不定罪;但知道起源,就知道它在哪些土里是对的,在哪些土里要松开。
开门:他拒绝了加总的幸福,把一个人从秤上救了下来;他也拒绝了把一个目的压在所有人头上,给了各人自己的人生留出空间。
关门:在定规矩的那一层,幸福和创造都没有位置。一条规矩,只问它有没有护住每个人平等的自由,不问它让不让人把事走通,不问它能不能长出新东西。三只脚里的两只,在门外等着,等框定好了,再进来当影子。
后来周静跟周蕙说起那张问卷。
「一到十,我画了个五。」她说,「其实那不是五。那几年没几天是开心的,可我不后悔。妈叫对我名字那一下,我觉得这十年都走通了。这个能打几分?」
周蕙说:「打不了分。你那个是一件事,不是一个数。」
周静点点头:「对。要是有人拿我的五分,跟别人的八分、九分加在一起,说我们这一片的幸福感是七点几,我会觉得,他把我那个下午弄丢了。」
罗尔斯会同意她的后半句:谁也不该拿她的五分去加总。可他会接着说:所以幸福是你自己的事,规矩不管。周静大概会想一想,再问一句:规矩不管,那这十年里,谁来管一管,让一个照顾老人的人,能把这件事走通?
这一问,第 65 章回来接。
带走的话
幸福不能拿去加总;可不加总,也不等于只能关在各人的院子里。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加总的幸福被拒绝,一个人的界线立住了。关门,关在定规矩那一层:幸福只作为「善」的影子,排在正当之后,落进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的私人院子。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规矩这一层只算自由这一项,幸福这一项没有进算式。没进算式,就没法说它乘出来是什么;本书说,这正是问题所在。
周越去年办过一张健身卡,一年期,什么时候去都行,一周七天,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想练什么练什么。办卡那天,他觉得自己自由极了。
一年下来,他去了三次。
卡到期那天,他把卡片放进抽屉,心里有点好笑:这一年,谁也没拦着他,门一直开着,器械一直在那里,他的「可以去」一天也没少过。可是这份「可以」,一年里几乎什么也没长出来。
后来他换了个办法:跟单位里两个同事约好,每周二、周四下班一起去,谁不去谁请喝水。时间死了,自由少了,他倒是一次没落下,半年后爬楼梯不喘了。
一张卡,护住了他「可以去」。去这件事本身怎么发生,卡不管。
罗尔斯的第一条原则保护的,是一张基本自由的清单,写在《正义论》第 11 节。大致有这几项:政治上的自由,比如投票和担任公职;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良心和思想的自由;人身的自由,包括不受心理上的压迫和身体上的伤害;持有个人财产的权利;不被任意逮捕和扣押的自由〔核:《正义论》§11〕。
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这张清单上的全部自由;而且这张清单排在第二条原则之前,不能拿它去换经济上的好处(第 25 章细说)。
他讲一个人自由,用的是一个三件套:某个人,免于某些限制,可以去做或不做某件事〔核:《正义论》§32,转述〕。清单上的每一项,都是在划一块地方:在这里,谁也不能挡着你。
这张清单还有一个脾气:它不能拿去换。比如,一个人不能因为穷,就把自己的选票卖掉;一个社会也不能说「先让大家富起来,言论自由往后放一放」。在他那里,清单上的自由,排在收入和财富之前,不许拿后者去抵前者〔核:《正义论》§8、§39 相关讨论,转述〕。
先把话说足:这个框,是一道承重墙。
没有它,什么都长不起来。一个人如果说话会被抓,信什么会被罚,随时可能被关起来,他连纸箱和胶带都碰不到,更别说做一条船。一张健身卡没用,可要是健身房根本不许你进,那就连约同事这条路都没有了。
框挡住的,是最坏的那些事:强力压人,一个人替所有人定该想什么、该信什么。二十世纪的历史,给这个框的分量作了太多的证明。
在一个人连基本的门都进不去的地方,先把框立起来,是对的。框不是自由的全部,但没有框,就没有别的。这是他的保底,本书认。
本书说的自由律,走三拍:纠缠,选择,激发(第 11 章)。拿他的框去对一对。
第一拍,纠缠。自由律要一团缠在一起的东西:手边的材料,身上的本事,身后的人,心里的那股劲。他的框,恰恰是在幕后定下的,而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手边有什么、身上有什么、身后是谁。缠在一起的那一团,被幕挡住了。
第二拍,选择。自由律的选择,是从那一团里裁出一条原本没有的路。他的框,把选择做成了一项权利:你有权选。有权选,和真的裁出一条路,是两回事。周越那张卡上,「有权去」写得清清楚楚;去,却没有发生。
第三拍,激发。自由律要一件走通的事点着下一件事。他的框里,没有这一格。框只管门开没开,不管门里有没有东西被点着。
第三拍最容易被忽略,可它最要紧。一份自由,要是走通一次就完了,它只是一件事;它要是点着了下一件——男孩给船装帆,周越爬楼梯不喘了、又约同事去爬山——它就成了一条会自己往前走的路。框看不见这条路,因为框只看某一刻门开没开。
三拍对下来:第一拍被幕挡住,第二拍被做成了权利,第三拍没有位置。他放在第一位的,是框。
他会说:我不是不知道这些。框里面长出什么,本来就不该由规矩来定。规矩要是去管「你到底去没去健身房」「你的周末到底做没做纸船」,那就越界了。
这个回答,在一个意义上是对的:规矩不该替你挑内容。
可本书要分开两件事。一件是替你挑内容,这不该做。另一件是看一看:一条规矩,让不让纠缠发生?让不让裁路的事有条件发生?让不让走通的事点着下一件?这第二件,不是替你挑内容,而是问一个框的门开在哪里、框里有没有能缠在一起的东西。周越和同事约好每周二、周四,这不是谁替他挑了练什么,而是给了他一样能缠在一起的东西。
他把第二件事,和第一件一起挡在了规矩之外。举一个规矩层面的例子。一个单位可以定:每个人每周有半天,自己挑一件想学的事去学,单位出场地、出一半学费,学完了在内部讲一次。这条规矩不替任何人挑学什么;它做的,是给纠缠准备材料(时间、场地、钱),给裁路留出空当(自己挑),给激发留一个口子(讲一次,把走通的事点给别人看)。它是一条规矩,可它问的不是「你可不可以」,而是「这件事能不能发生」。
公平起见,还要说一件事:他自己也看见了框不够。
他在第 32 节做了一个区分:自由本身,和自由的价值。自由本身对每个人都一样;可一个穷人能拿这份自由去做的事,比富人少,所以自由的价值不一样〔核:《正义论》§32,转述〕。两个人都有到法院去讨个说法的自由,一个请得起律师,一个连来回的车费都要算一算,这份自由对他们的分量完全不同。
这个区分,是他看见框不够的地方。他看见了:一个框,得有东西填进去,才有用。第五编会细看他怎样去填——他交给第二条原则,用收入、财富和机会去补。第 26 章会说,这一补,把一个乘法拆成了两本账。
周蕙在那家公司干了快二十年。辞职的自由,她一直都有。合同上写着,法律上也写着,没人拦她。这个框,她揣了二十年。
可是辞职,从来不是一个「有权辞」的问题。这二十年里,她好几次写好了辞职信,又删掉。辞了以后干什么?她不知道。
后来是几样东西慢慢缠在了一起:老家那几张手写的老方子,那篇压箱底的毕业论文里「手艺是一条街的」那句话,大姐那十年里的一句话——「你想干就干,我帮你看店」,还有她自己越来越常有的那种感觉:再这么过下去,她会变成一个什么也长不出来的人。
缠到那一天,她裁出了一条路:开一家有一面墙贴老方子的店。然后才是那封辞职信。
她后来说:「辞职的权利我早就有了。我缺的是那一团东西。」
周静听她这么说,想起自己:照顾父母那十年,她也有「随时撒手不管」的权利,法律上没人能拦她。可是她从来没觉得那是自由。那十年里真正让她觉得自己还能喘口气的,是每个星期四下午,弟妹轮流回来替她半天,她去镇上的老年大学学写毛笔字。那半天,是她自己裁出来的。
框,是二十年前就有的。自由,是那一团东西缠够了以后,才长出来的。
带走的话
有权去,不等于去了;框给了你门,路要从一团缠在一起的东西里裁出来。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一张清单护住了每个人可以。关门:纠缠被幕挡住,选择被做成权利,激发没有位置;手上的材料和心里的我你他,都在框外。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框本身不乘。周越那张卡、周蕙那二十年,框都是满的,乘出来是零;等一团东西缠在一起、裁出一条路、走通了,才不是零。
周家老屋隔壁,是韩家。
韩家和周家不一样。周家的事,三兄妹坐下来商量,谁都能拍板,谁都能说不。韩家的事,是韩老爷子一个人定。可韩老爷子有个老规矩:每个星期天晚上,全家人都要到堂屋里坐一坐,儿子、儿媳、孙子孙女,挨个说说这一个星期有什么事、有什么想法。他听,很少打断,听完了再定。家里的钱怎么花、孩子上哪个学校,最后还是他说了算。可要是哪个孩子长大了想去外地闯,他也不拦,只说一句:「想回来,门开着。」
周蕙有一回说:「韩家那一套,太老了,女人说话不算数,该有人去跟他们讲讲道理。」
周静说:「他们家过得挺好的。一家人和和气气,谁也没受欺负。你去讲什么?」
周蕙说:「可那不是自由啊。」
两姐妹谁也没说服谁。这场小小的争论,罗尔斯在他晚年的一本书里,认真想过。
1993 年,他在牛津做了一次讲座,题目叫《万民法》;1999 年,他把它扩成了一本书〔核〕。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自由的社会,该怎样和别的社会相处?
他的办法,是再开一次幕后的会。这一次,坐在幕后的不是一个一个的人,而是各个「人民」的代表。幕挡住的,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代表的那个人民地盘有多大、人口有多少、力量强不强、资源多不多、经济发展到哪一步〔核:《万民法》§3,转述〕。
在这样的幕后,他认为各方会同意八条原则,大意包括:各个人民自由、独立,彼此平等;守条约;不干涉别人的内政;有自卫的权利,但不为别的理由开战;尊重人权;打仗时遵守一定的限制;对那些因为条件太差而没法建成像样社会的人民,负有援助的义务〔核:《万民法》§4,转述〕。
这本书最让人意外的地方,是他对非自由社会的态度。
他设想了一类社会,叫「体面的等级制人民」。它们不是自由民主的社会,也许有一种国教,公职不是人人都能当;但它们不侵略别人,尊重一组最基本的人权——生命和生存、不被奴役、一定程度的良心自由、财产、同样的案子同样判——而且有一套「体面的协商等级」:统治者要听取社会里各个群体的意见,每个群体都有地方说话〔核:《万民法》§8—9,转述〕。他还编了一个想象的例子,给它起名叫「卡赞尼斯坦」〔核:《万民法》§9.3〕。
他说:自由的人民应该容下这样的社会,把它们当作国际社会里平等的成员,不去强迫它们变成自由民主的样子〔核:《万民法》§7—8,转述〕。他把自己这套设想,叫做「现实的乌托邦」:不是天上的,是这个世界上、按人们本来的样子,有可能做到的〔核:《万民法》§1,转述〕。
他为什么对这套设想有信心?书里有一条观察:自由民主的社会彼此之间,很少打仗;一个人民要是满足、不贪别人的土地,它就没有理由去侵略〔核:《万民法》§5,转述〕。他把希望放在这里:自由的社会越多、越稳,国与国之间就越太平。
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自己的约束。
一个坚信自由第一的人,完全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凡是不自由的社会,都该被改造,必要时动用强力。他没有。他说,拿强力去推广自由,本身就违背了对别的人民的尊重;一个人民有权按自己的方式过日子,只要它不侵略别人、不践踏那几项最基本的人权。
这份克制,放在他的时代,招来了两头的批评。一头说他太宽容了,等于给不自由的社会发了通行证;另一头,他的一些学生和同行,比如博格、贝茨,说他太吝啬了:他在国内讲差别原则,到了国与国之间,却只讲有限度的援助,不讲全球范围的差别原则〔核:相关批评的一般记载〕。他对后一种批评的回答,大意是:援助的目标,是帮那些条件太差的社会建成能自己管好自己事务的社会;到了这一步,援助就可以停了,不必无限地拉平各国的财富〔核:《万民法》§15—16,转述〕。
不管你站在哪一头,都得承认:他在这里没有把自己的柱子拿去砸别人的房子。
可是细看,会看出柱子一直都在。
第一处。「体面的」社会凭什么被容下?因为它们尊重一组最基本的人权。这组人权,是一张缩小了的自由清单:不被奴役,有一定的良心自由,有财产,不被任意对待。量一个社会体不体面,用的还是自由这把尺,只是刻度放宽了。
第二处。援助的目标是什么?是让一个社会能自己管好自己的事务,成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核:《万民法》§15,转述〕。自己管好自己,就是一个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至于那个社会的人过得走不走通,长不长得出新东西,援助到了「能自主」这一步就停。
第三处。幕后的代表们,不知道自己的人民有多大、多强、多富,也不知道自己的人民是怎样走到今天的。一个人民的来历——它和邻居打过的仗、欠下的债、结下的亲——都被挡在幕外。卡赞尼斯坦,是一个编出来的社会;它没有来历,只有一组特征。人造的土,从一个人扩到了一个人民。
想一想就知道这道幕挡掉了多少东西。两个相邻的人民,也许隔着一条河,几百年里通婚、做买卖、打过仗、又一起修过堤。它们之间的规矩,本来就是从这几百年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哪块地先前归谁,哪一回谁帮过谁,哪一笔账至今没算清。幕后的代表,把这些都放在门外,只带着「自由、独立、平等」进场。
柱子从一个社会,插到了国与国之间;插过去的,还是同一根柱子。
开门,落在理念界:他给「不强迫别人变成我的样子」立了一条规矩。这在一个自由主义者身上,是难得的一扇门。
关门,也在同一处:容下别人,用的是自由那把尺;援助别人,停在自由那一格。各个人民的来历被挡在幕外,一个人民怎样和另一个人民缠在一起、从彼此那里长出新东西,这套规矩不过问。
周蕙后来去过一次韩家的星期天晚上。那天,韩家的小孙女说,她想学做面包,想去周蕙的店里帮忙。
韩老爷子听完,没有马上说话。他问了三件事:店在哪儿,一个星期去几天,晚上几点回来。然后他说:「去吧。周家的闺女,我信得过。」
回来的路上,周蕙跟姐姐说:「我以前觉得,那一家不自由。今天看,那孩子想干的事,干成了。」
周静说:「韩家的规矩,跟咱们家不一样。可是他们那屋里,东西是缠在一起的。那孩子想做面包,是因为她奶奶以前就会蒸枣糕;老爷子放她来,是因为他信得过咱们家。你光拿『谁说了算』去量,量不出这些。」
周蕙想了想:「所以罗尔斯说要容下他们,是对的。可他容下他们的理由,还是『他们也有一点自由』。」
「对。」周静说,「他没说,是因为他们那屋里能长出东西,能把事走通。」
过了一阵,周蕙店里多了一样新品,是韩家小孙女照她奶奶的法子做的红枣发糕。周蕙把方子贴上了墙,写明:韩家奶奶传,韩家孙女做。两家人的东西,缠在了一面墙上。
带走的话
容下和你不一样的人家是对的;可只拿自由那把尺去量人家,会量漏人家屋里长出来的东西。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不拿强力把别人改成自己的样子。关门:量别人、帮别人,用的都是自由那把尺;各个人民的来历,被挡在第二道幕外。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在国与国之间,他只算了自由和独立这一项;一个人民能不能长出新东西、把日子走通,援助到那一格就停了,没有进算式。
分家后第二年开春,周越请了镇上的老木匠,想把分到的那间东屋修一修。
老木匠在屋里转了一圈,拿手指头敲了敲正中那根柱子,说:「这根中柱,底下糟了。」
周越问:「换一根新的,行不行?」
老木匠摇摇头:「换是能换。可你这屋,当年就是一根中柱顶着大梁,别的全靠它。柱子好的时候,屋子也好好的;它一出毛病,整间屋都跟着晃。你要真想住得踏实,得在两边再立两根,让三根一起分着担。」
「一根不行?」
「一根也行,」老木匠说,「只要底下的地一直干,一直稳。地一潮,一根就难了。」
这句话,正好可以拿来给第三编结账。
第 11 章,立了一只三足鼎:创造、自由、幸福,彼此相乘,缺一即零。一个十岁孩子的两个周末告诉我们:框满了,乘出来可以是零。
第 12 章,看他的三大核心同出一根:幕从康德式的自律来,两条原则合起来是为了让最差者手里那套平等自由的价值最大,政治自由主义是为了护住自由制度养出来的多元。三件事,一个根。
第 13 章,问他为什么只留下自由:他拒绝了加总的幸福,拒得对;他自己的幸福是「走在实现人生计划的路上」,排在正当之后;在他那片土里,幸福要么太危险,要么太私人,只有自由能站到中间去当根。
第 14 章,把他的自由和自由律并排放:他放在第一位的是框。纠缠被幕挡住,选择被做成权利,激发没有位置。
第 15 章,看这根柱子怎样插到国与国之间:容下别人,是一扇难得的门;可量别人、帮别人,用的还是自由那把尺。
走完这五章,王德生博士的第三句口述,就可以原样放进来了:
这样他的三大核心思想,其实就是: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这是专著的母题
一根柱子,插进了三块地。每一块地上,只长自由这一格。三块地上的三种自由,就是本书的母题。
| 母题 | 他的核心 | 他的自由是什么 | 土怎么处理 |
|---|---|---|---|
| 理念自由 | 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 | 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者,自己给自己立法(§40) | 换:人造的土替真实的土 |
| 现实自由 | 两条正义原则 | 基本自由,加上「自由的价值」:收入、财富、机会(§11、§32) | 补:把运气拿来补偿 |
| 自我自由 | 政治自由主义 | 公民可以形成、修改自己的善,改信也不丢公民身份(《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 | 隔:信仰关进私人领域 |
第三列说的是他自己的话,本书只转述;第四列是本书的读法。
第四列是这张表的要紧处。三块地上,他对土各做了一件事:在理念界,他换掉了土,拿一片人造的土替真实的土;在现实界,他补偿土,把出身和天赋当运气,在幕外补给吃亏的人;在自我界,他隔开了土,把各人的信仰和人生哲学关进私人的院子。换、补、隔,三个动作,同一个方向:不让真实的土进到规矩的来历里去。第四、五、六编,一编验一个动作。
三块地乘三只脚,是一张九格的表。这里先画一个雏形,只填他立起来的那一列;另外两列留着问号,第 41 章把它填满。
这张表和 SIO 九宫格不是一回事:那一张是规范、模态、价值三根轴,这一张是三块地乘三只脚。名字相近,用处不同。
| 创造 | 自由 | 幸福 | |
|---|---|---|---|
| 理念界(脑子里想的) | ? | 理念自由:原初状态 | ? |
| 现实界(手上碰的) | ? | 现实自由:两条原则 | ? |
| 自我界(心里的我你他) | ? | 自我自由:政治自由主义 | ? |
九格里,他立了三格。另外六格,是空白,还是有影子?第七编回答。
| 他看见了 | 他收回了 |
|---|---|
| 谁也不能以更大的好为名,拿一个人去抵账(第 12、13 章,接第 7 章) | 意义三视角收成一个,一切从自由出发(第 12 章) |
| 加总的幸福会吃人,要拒绝;一个目的压在所有人头上是偏执(第 13 章) | 拒了加总的幸福,公共规矩里就没有了幸福;幸福只作为善的影子,排在正当之后(第 13 章) |
| 框是承重墙:没有框,什么都长不起来(第 14 章) | 他放在第一位的,只是框;纠缠、裁路、激发都在框外(第 14 章) |
| 自由有价值之分,穷人手里的自由分量轻(第 14 章,接 §32) | 价值交给第二条原则去补,乘法开始被拆成两本账(第 14 章,第 26 章验) |
| 不拿强力把别人改成自己的样子(第 15 章) | 量别人、帮别人,用的都是自由那把尺;来历被挡在第二道幕外(第 15 章) |
判决一的名字是「一根柱子」。两栏如下。
他打开了什么:把个人从加总的秤上救下来,谁也不能以更大的好为名拿他抵账。证据在第 7 章(§1、§5),在第 13 章(拒绝加总的幸福、拒绝主导目的,§83),在第 3 章(一个人不能被当作别人的工具)。
他又关上了什么:意义三视角收成一个,一切从自由出发。证据在第 12 章:三大核心同出一根(§40、§32、《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在第 4、5 章:从 1958 年的论文到 2001 年的《重述》,四十多年、四次落笔,自由始终排在第一条;在第 13 章:幸福只以「善」的身份、在第三部分出场(§63、§83);在第 14 章:他放在第一位的是框。
再对一对导读里立的第一条推翻条件:如果他的著作里,有把创造或幸福立为与自由同位的原则,而且不以「自由的价值」或「善」的身份出场,判决一错。到本编为止,查了 §32、§63、§83 与第三部分的相关几节,创造只以「激励」的身份出场,幸福只以「善」「人生计划」的身份出场,还没有找到反证。§82 那条他自己画下的线——自由优先要等条件还算有利——第 31 章和第 54 章细查。这一条,现在报「未被推翻,待 §82 复核」。
还要把保底一并写上。判决一不是说自由不重要。在基本需要已经满足、创造与幸福在日子里各自转得动的社会里——也就是乘法另两项都已经大于零的地方——自由居中是一道承重墙,谁也不许以「更大的好」为名把它拆掉。这条线,他自己在第 82 节画过:自由的优先,要等社会条件允许基本自由真正得到行使的时候才成立〔待核:《正义论》§82 原意,转述〕。本书判的,是这条线以外的地方:地一潮,一根柱子就难了。
判决一,立。
三只脚被收成一根柱子;这根柱子一出场,就在三块地上长成了三种自由。
还要把老木匠的话接上。柱子是好柱子,自由确实是一道承重墙。一根柱子能不能撑住一间屋,要看底下的地:地一直干、一直稳的时候,一根也行。他自己也在柱子底下垫过砖——自由优先,只在社会条件还算有利时成立;人的基本需要要先满足。这几块砖,第 31 章细看。本书要问的,是地一潮的时候:基本需要没满足,日子走不通,新东西长不出来的时候,一根柱子还撑得住吗?
周越最后听了老木匠的,在东屋中柱两边,又立了两根。
完工那天,父亲拄着拐杖来看。他抬头看了半天,说:「当年我砌这屋的时候,钱紧,只立得起一根。一根撑了四十年,不容易。」
周越说:「一根撑了四十年,是那根柱子好。」
父亲点点头:「也是那四十年,地一直干。」
他摸了摸新立的柱子,又说:「三根好。三根,哪一根有点毛病,另外两根还能替它担一阵,你也有工夫去修它。一根,它一有毛病,你就只能看着。」
带走的话
一根柱子不是不好,是地一潮就难了;三根分着担,才经得起日子。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本编一路:开门,立住了一个人不被抵账;关门,关在意义这一层,三只脚被收成一根柱子,再分进三块地,每块地只长自由这一格。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三块地上都只算了自由这一项。在创造与幸福另两项都已大于零的地方,这根柱子是承重墙;另两项是零的地方,它乘出来也是零。
这一编八章,是三种自由里的第一种:理念自由。它是判决二「理念自由」的主场。
理念自由,是他在原初状态里给人的那种自由:定规矩的那一刻,想法不被私利绑住,自己给自己立法。本编先把它最强的样子讲足,再看它的代价。
第 17 章讲原初状态是什么:一场只在脑子里开的会。第 18 章讲这种自由的出处:康德的自律,和他 1980 年讲的「构造」。第 19 章读《正义论》的第一句话:正义之于制度,如真理之于思想,看这一比里站着什么。第 20 章看那道幕挡住了什么:手上碰的和心里的我你他,两块地都在幕外。第 21 章看幕后还剩几个人:只剩一个。第 22 章看那张基本善的清单是谁开的。第 23 章看他在理念界里留下的唯一一道回写:反思平衡。第 24 章是本编总账:理念自由是选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
本编接住前卷的三处判断:第 120 号的「人造的土」,第 121 号的「有意削薄」和「给了修订的办法,没有给修订的档案」。本编只往下接,不改判。
分老屋的前一晚,周蕙在老屋的西厢房里,一夜没怎么睡。
她躺在床上,在脑子里把明天的事排演了一遍。她先想:要是我是大姐,我希望怎么分?然后想:要是我是小弟,在外地,没怎么照顾爸妈,我又希望怎么分?再想:要是我不知道自己是三个人里的哪一个,我会同意什么样的分法?
排着排着,她发现一件事:只要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那些偏向自己的念头就站不住了。她不敢提「按离得远近分」,因为万一自己是住得最远的那个;也不敢提「谁出钱多谁多拿」,因为万一自己是出钱最少的那个。能留下来的,只有一些她站在谁的位置上都说得过去的分法。
第二天饭桌上,她那句「姐这十年怎么算」,是在这一夜里想出来的。
一个人在脑子里开了一场会,会上坐着三个可能的自己。罗尔斯请全社会的人,都开一场这样的会。
他把这场会叫做「原初状态」〔核:《正义论》§3—4〕。它不是历史上真开过的会,也不是将来要去开的会;它是一种想象的场景,用来把我们心里认为「公平的条件」一样一样摆出来,看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会同意什么样的正义原则。
会场的布置,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会场外面的世界,处在「正义的环境」里。这个说法他取自休谟:资源不是多到用不完,也不是少到大家只能拼命;人和人力气、本事差不太多,谁也不能一个人压倒所有人;各人有各人的打算,打算之间会起冲突〔核:《正义论》§22,转述〕。在这样的世界里,正义才有用武之地。资源无限,用不着正义;你死我活,也谈不上正义。
拿一户人家想一想就明白。粮仓满得溢出来,一家人想吃多少吃多少,谁也不会为了分粮吵架,用不着定分粮的规矩。反过来,荒年里只剩一口吃的,一家人要么让,要么抢,规矩也救不了多少。正义的规矩,是给中间那种日子准备的:东西够过,但不够人人随心所欲;人人都有自己的打算,打算会撞车。
第二,坐在会场里的人,是理性的、彼此不关心的:每个人都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基本善,但不嫉妒别人,也不为别人的得失操心〔核:《正义论》§25,转述〕。第 22 章细看这一条。
第三,他们蒙着一道幕:不知道自己在社会里是什么位置,天赋如何,信什么,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核:《正义论》§24〕。第 20 章细看这道幕。
第四,会上要选的东西,是一张单子上的几种正义观念:古典的功利主义,平均的功利主义,至善论,直觉主义,几种混合的观念,还有他自己的两条原则〔核:《正义论》§21,转述〕。不是从零发明,而是在几个现成的方案里挑。
第五,选出来的原则,要满足几个形式上的条件:是一般的,不点任何人的名;对所有人一样适用;公开,人人知道;能给冲突的主张排出次序;是最终的,吵到最后以它为准〔核:《正义论》§23,转述〕。
在这样的会上,他认为,大家会选他的两条原则,而不是功利主义。
理由,说到底,是第 10 章讲过的最大最小。幕后的人赌的是一辈子;他们不知道自己会落在哪里,连落到各处的可能性都说不准;而且一旦落到最坏的位置,比如成了被功利主义拿去抵账的少数,日子会坏到接受不了。在这种处境里,稳妥的做法,是先确保最坏的位置也过得下去〔核:《正义论》§26,转述〕。
他还说明了,为什么幕后的人在这里特别适合用最大最小,而不是去算平均的好处。有三个条件凑在了一起〔核:《正义论》§26,转述〕。一是没有可靠的根据去估计自己落到各个位置的可能性,想算期望值也没法算。二是有了两条原则保底以后,比保底再多出来的那些好处,对他们来说不那么要紧,犯不着为了它去冒险。三是被拒绝的那些方案——比如功利主义——可能导向一些根本接受不了的结果,比如某些人的自由被拿去换了别人的好处。三个条件都在,稳妥地先守住底线,就是讲得通的。
于是,第一条: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基本自由,谁也不能被拿去为别人的好处牺牲自由。第二条:不平等可以有,但要让处境最差的人也得益,而且位置要真正对所有人开放。
这场会,常常被人误读。读的人说:世上哪有这样的会?哪有人会忘了自己是谁?这不是空想吗?
他的回答,是全书最要紧的一处澄清:原初状态是一个「表述装置」〔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第 4 节,转述〕。它把两样东西摆在一起:一样是我们在心平气和时认为「定规矩该满足的公平条件」,一样是我们认为「定规矩的人该有的样子」。然后问:从这两样东西出发,能推出什么样的原则?
这样看,会场里的每一样布置,都不是凭空加的,都对应着我们自己已经接受的某个想法。你认为定规矩的人不该偏向自己吗?那就蒙上幕。你认为出身和天赋不该成为多拿的理由吗?那就让幕挡住它们。你认为规矩应该公开、应该对谁都一样吗?那就写进形式条件。举一个例子。你大概相信「一个人不该因为他是女的就少拿工资」,也大概相信「一个人不该因为他信某个教就被赶出单位」。这两个信念,你心里早就有,只是散着。原初状态把它们收拢成一条: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的性别、信仰,所以他们不会同意任何按性别、信仰来区别对待的规矩。你本来就信的两件事,在机器里合成了一条更一般的原则。
原初状态,是把我们散落的公平直觉,装进一台机器,看它们合在一起能推出什么。
而且,他说,这台机器不在远方。你什么时候愿意,按这些限制去推理,就等于进了这个会场〔待核:《正义论》§4 相关表述,转述〕。周蕙那一夜,就进去过。
原初状态不是一幅人的画像,是一道工序。第 120 号已经这样判过,本书认这一判,并且认为这是它最强的样子。
会场里有什么,上面说了;会场里没有什么,同样要紧。
没有嫉妒。幕后的人不因为别人比自己多就难受;他们只看自己手里的够不够〔核:《正义论》§25,转述〕。他后来单独讨论过嫉妒,认为在他设想的社会里,嫉妒不会大到把正义的规矩掀翻〔核:《正义论》§80—81,转述〕。
没有利他,也没有害人。各方只为自己争取基本善,不为别人的得失操心,也不去算计别人。他说,这不是说人天生自私,而是说:一个正义的规矩,不该靠「大家都很无私」才能成立;在最不乐观的假定下都能推出的规矩,才结实〔核:《正义论》§25,转述〕。
没有概率。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落到哪里的可能性有多大,上面说过了。
没有先后。所有人在同一时刻进场,没有谁先到,没有谁在会场外面等了十年。
这四个「没有」,每一个都有它的道理,都是为了让推出来的规矩不靠运气、不靠好心、不靠先来后到。可你也可以把它们倒过来看:嫉妒、牵挂、先来后到、对自己处境的那一点估计,都是日子里的人身上最真实的东西。会场,把它们一样一样留在了门外。
这几句公道话,本书要说在前头,因为后面几章会一处一处地拆它。拆之前,先让你看清它有多结实。
讲到这里,要替它说几句公道话。
它好用,是因为它把一件很难的事,变成了一件能一步步做的事。「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太大,谁也说不清;「在这些条件下,你会同意什么」,这个问题人人可以试着答。
它好用,还因为它逼人换位置。你在饭桌上、会议上、立法的时候,只要问一句「要是我不知道自己会是哪一个」,很多偏私的主张就当场露了馅。这一招,今天已经走进了日常,走进了单位定制度、家里定规矩的每一个场合。
它还好用,因为它讲理。他不要你相信他的原则,他要你检查他的会场:哪一样布置你不同意,你就改那一样,再看会推出什么。整台机器是透明的,可以一格一格地拆开来查。
开门,落在理念界:定规矩的条件,第一次被摆成一台看得见、查得清、人人能进的机器。
再看门外。这场会有两个地方,本书要记下来。
第一处,会是在脑子里开的。会场、会上的人、会上的选项,都在理念界里。周蕙排演分法,是在一张床上、一个人的脑子里;她排出来的,只是「站在谁的位置上都说得过去」的分法。第二天那一行「另记」,不是在这一夜里排出来的,是在饭桌上,大姐低头剥橘子、周越从「一样大」改口、舅舅掐了烟之后,一群人碰出来的。
第二处,会上的选项是现成的。一张单子,几种观念,挑一个。挑,是在现成的东西里选;而那一行「另记」,是在单子上本来没有的一项。一台只会从单子上挑的机器,再公平,也挑不出单子上没有的东西。
这两处,是判决二「原则是选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的第一份证据。还可以用本书的图纸看一眼。在这场会上,形状——两条原则——是由路和土一起定下的:路,是最大最小那一步一步的推理;土,是会场的布置,正义的环境,各方的样子,那道幕。可这片土,是他配好的,不是会上的人带来的。会开完了,原则定了,这片土也不会因为定出了什么而被改一改。三行式子里,只有第一行在转,后两行停着。
分完家以后,周蕙跟姐姐说起那一夜的排演。
「我在脑子里过了好几遍,」她说,「过完了我觉得挺有把握,想好了怎么说才公平。可是第二天真坐到桌上,大姐你剥橘子不说话,小弟一开口就是『一样大』,舅舅的烟一直没点——我脑子里排好的那些,全乱了。」
周静问:「那你那句『十年怎么算』,是排好的,还是临时说的?」
周蕙想了想:「是排好的。可是后来那一行『另记』,是我没排到的。我只想到要算,没想到怎么算。是你说『我不要』,小弟说『那不行』,舅舅说『从爸的存款里另记一笔』,一句一句凑出来的。」
周静笑了:「所以你那一夜没白过,它让你敢开口。可那一行字,得一家人坐在一张桌上才有。」
周蕙后来又想了一层:那一夜要是没有,她第二天多半开不了口;可要是只有那一夜,没有第二天那一桌,她排出来的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三份一样大,大姐那十年,大家心里记着」。心里记着,就是不写;不写,就是一片不说出来的债。
一夜,是一个人在脑子里开的会,它帮你把私心放下。一桌,是一群人带着各自的土坐下来,它让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长出来。罗尔斯把一夜讲得透透的。一桌,他没有讲。
带走的话
在脑子里把自己换几个位置,能放下私心;可新的分法,要一群人坐到一张桌上才长得出来。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公平的条件被摆成了一台人人能进、能查的机器。会只在脑子里开,选项只是现成的几样。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放下私心那一步不是零,它是一份实在的自由。可会上只能挑、不能长,创造那一项被卡在单子上,只剩「从几样里挑对一样」那么一点;乘出来的,也就只有那么一点。
周越的女儿升高三那个暑假,在书桌前贴了一张作息表。
这张表是她自己排的。六点半起,七点到九点背书,九点到九点半出去走一圈,下午做两套卷子,晚上十点前睡。周越看了,说:「比我给你排的还狠。」
去年,周越也给她排过一张表,贴在同一个地方。那张表没她这张狠,可她一天也没守住,天天拖,天天跟父母吵。今年这张,她一天一天守下来了。
周越问她为什么。她说:「去年那张是你们的规矩。今年这张是我自己的。」
同样是一张作息表,一张是别人给你定的,一张是你自己给自己定的。守不守得住,差别常常在这里。罗尔斯给人的第一种自由,就长在这个差别上:自己给自己立法。
这种自由,他是从康德那里接过来的。
第 9 章说过,康德讲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个人要是被饿、被怕、被欲望推着走,看上去是他在选,其实是那些东西在替他选。真正的自由,是一个人按照他作为理性存在者、自己认可的法则去行动。康德叫它「自律」:自己给自己立法〔核: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转述〕。
康德还说,一个理性的人为自己立的法,要能够同时对所有理性的人都成立。你不能给自己立一条「我可以说谎,别人不行」的法,因为这条法没法对所有人成立。
罗尔斯在《正义论》第 40 节,专门讲了他的理论和康德的关系。他的说法,大意是:原初状态可以看作是对康德自律观念、以及绝对命令的一种程序化的解释〔核:《正义论》§40,转述〕。
意思是这样的。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出身、天赋、欲望、人生打算,所以他们选原则的时候,不会被这些东西推着走——饿、怕、贪,在幕后都插不进手。他们选的,只能是他们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者会认可的原则。而一个人日后按照这样的原则去行动,就是在表达他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者的本性;反过来,要是他按照被出身或欲望推出来的原则去行动,那就像康德说的,是被外在的东西牵着走了〔核:同上,转述〕。
康德还有一个说法,叫「目的王国」:设想一个共同体,里面每个成员都既是立法者,又是守法者,每个人都被当作目的,而不只是手段〔核: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转述〕。罗尔斯的会场,某种意义上,就是把这个目的王国搭成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场子:每个人都在立法,每个人都要守自己立的法,谁也不能被当作别人的手段。
说得再家常一点:那道幕,就是把周越女儿「自己排作息表」的那一刻,放大到全社会。在幕后,人人都在给自己立法,而且立的法对人人都成立。
他还特意说明,他要保留康德的这个核心,但去掉康德那一套难懂的形而上学,把它放进一个讲经验、讲社会契约的框架里〔核:《正义论》§40 末,转述〕。他要的是一个能在日子里用的康德。
九年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讲座上,把这一层讲得更透。讲座的题目是《道德理论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核:1980 年,刊于《哲学杂志》〕。
他在讲座里拿两种看法作对比。一种叫「理性直觉主义」:道德的真理,像数学的真理一样,独立于我们而存在,放在某个地方,等我们用理性的眼睛去看见。另一种,就是他主张的「建构主义」:正义的原则,不是去某处看见的,而是从一个关于人的观念出发、经过一套合理的程序构造出来的〔核:同上,转述〕。
那个关于人的观念,他讲得很具体:人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是有正义感的能力,能理解、运用、按照公平的原则行事;一种是形成、修改、追求自己的人生打算的能力〔核:同上,转述〕。幕后的会,就是为这样的人设计的。
拿本书的三只脚去对一对这两种能力,会看见一件有意思的事。第一种能力,有正义感,是守规矩、讲公平的能力。第二种能力,形成、修改、追求自己的人生打算,是给自己定方向、挑路的能力。两种能力,一种管「守」,一种管「挑」,都落在自由那一只脚上。一个人能不能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一件事能不能从头走到尾、走出那股劲,不在他对人的这两种能力的描述里。他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会守、会挑的人。
他还区分了两种自律。幕后各方的自律,他叫「理性的自律」:他们只为自己争取基本善,却因为幕的限制,只能选出公平的原则。现实中的公民,按照这些原则生活,并且认它们为自己的原则,才达到了「完全的自律」〔核:同上,转述〕。
「完全的自律」这个说法,很值得多想一下。在他那里,一个公民真正自律,不是说他自己一个人坐下来重新定一遍规矩,而是说:他生活在按公平原则建起来的制度里,理解这些原则,认它们为自己的原则,并且按它们去做。规矩是在幕后定的,自律是在幕前认的。定和认,被分在了两处。
这就是本书说的理念自由:在理念界里,不被具体的土决定地立法。
康德管「被外在的东西推着走」叫「他律」。放到日子里,这两样很好认。
月底工资一到,你看见一个广告,一冲动买了一件用不上的东西。这是被欲望推着走,是他律。你坐下来,给自己定一条「每月这笔钱里,先存两成,剩下的再花」,而且这条规矩你认为换了别人处在你的位置也说得过去——这是自律。
单位里有人给领导送礼,你也跟着送,因为「大家都送」。这是被风气推着走,是他律。你定一条「我不送,也不收」,而且你认为这条规矩对谁都成立——这是自律。
罗尔斯把幕后的会,看作是把这种自律放大到全社会:每个人都在不被欲望、风气、出身推着走的情形下,给所有人立一条对所有人都成立的法。
可是你留意一下日子里的那两条自律:「先存两成」,是一个知道自己月底爱冲动、知道自己家里要用钱的人定的;「不送也不收」,是一个知道自己单位风气、知道自己扛得住的人定的。日子里的自律,是认清了推着自己的那些东西之后,再立法;幕后的自律,是先把那些东西全挡在外面,再立法。前一种自律,是带着土的;后一种,是没有土的。
第 8 章说过,他接手的桌子上,几派人共有一个前提:正义是「找到」的,要么算出来,要么看出来。杜威讲座,是他对这个前提最清楚的一次撬动。
正义不是放在某处的东西。它是人在一个公平的程序里定下来的。这一撬,把正义从天上、从数学那样的领域,拉回到了人自己手里。人不是去发现规矩的奴仆,而是规矩的作者。
这件事的分量,放在日子里就知道。一张作息表,是自己定的,才守得住;一套规矩,是自己认的,才站得稳。他把「作者」这个位置,还给了每一个公民。
开门,落在理念界:正义不再是找到的,是人作为自由平等的人自己构造的。
再看这扇门开向哪里。
第一,这个「作者」,是在幕后当作者的。他可以写规矩,条件是先放下自己的出身、天赋、人生打算。周越的女儿自己排作息表,恰恰是带着她自己的一切来排的:她知道自己早上脑子清醒,知道自己下午容易犯困,知道九点半得出去走一圈,不然一上午的书就白背了。她的作息表之所以守得住,不只是因为「是我自己定的」,还因为「是按我自己的样子定的」。幕后的作者,没有「自己的样子」可以按。
换成一个家里的例子。一户人家的家规,要是由父母关起门来,按「一般的孩子该怎样」定好,再贴到墙上让孩子认,孩子能做的就是认或不认。要是让孩子也坐到桌边,带着他自己的脾气、自己的难处一起定,定出来的家规就会带着这个孩子的样子。前一种,孩子是被请来认可的;后一种,孩子是作者之一,而且是带着自己来当作者的。
第二,「构造」比「找到」走远了一步,可它仍然是一次性的:程序设好,原则推出,定了。本书说的「长出来」,是另一回事:规矩是从人、规矩和土缠在一起的那片地里一轮一轮冒出来的,冒出来以后又回头改那片地。周越女儿的作息表,到十月已经改过两回:月考以后,她把下午的卷子挪到了晚上,因为她发现自己下午做题总是粗心。
第三,自律只立了一只脚。自己给自己立法,是自由。可一张作息表守下来,除了「是我定的」,还要有东西长出来——背下的书、做对的题——还要一天一天走通,走到晚上十点躺下时那一点踏实。这两样,在他的「自律」里,不是立法的一部分,是立法之后的事。
公平起见,要把他的理由说足。
他要「作者」先放下自己的样子,是因为「按自己的样子立法」有一个危险:每个人的样子不一样,按样子立出来的法,最后会偏向样子最有力的那些人。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按自己的样子立法,会觉得「能干的多拿」天经地义;一个出身好的人按自己的样子立法,会觉得「家里有底子的优先」理所当然。幕挡住样子,是为了让规矩不被最有力的样子绑架。
在「样子」正要变成特权的地方,他那道幕是对的。拿周越的女儿说,她那张表只管她自己,按自己的样子定,不会压着谁。可要是她是一个宿舍的舍长,给全宿舍定作息,按她自己的样子——早上六点半起、九点半出去走一圈——那就是拿她的样子去压别人。这时候,让她先想一想「要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宿舍里哪一个」,是有用的。
本书要问的是:能不能既挡住「样子变成特权」,又让「样子变成规矩的材料」?周越的女儿按自己的样子排作息表,没有偏向谁,因为这张表只管她自己。可一个社会的规矩管的是所有人;所有人的样子,能不能都作为材料进来,彼此碰一碰,再长出一张大家都守得住的表?这是第 21 章和第 53 章要回答的问题。
本书想说的,归到一句话:一个人给自己立法,要是连同自己的土一起挡在外面,他立下的法就很干净,也很难在他自己的日子里扎根;要是带着自己的土来立法,法就可能偏私——除非他立的法只管自己,或者他和带着别的土的人坐在一起,一起立。前一种是幕的办法,后一种是桌的办法。本编会一直在这两种办法之间来回看。
十月月考以后,周越的女儿把作息表撕下来,重新写了一张。
周越问:「不是说好了自己定的就不改吗?」
女儿说:「自己定的,才更得改。你们定的,我守不住,就不守了;我自己定的,守不住,我得知道为什么,然后改。」
她在新表的角上,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十月八日,下午卷子挪到晚上,理由是下午粗心。
周越又问:「那要是改来改去,改没了呢?」
女儿说:「改的是几点做什么,不改的是十点前睡、每天背书。那两条是底线,别的都能动。」
周越听了,想起单位里那些定了就不敢动的制度,心里有点感慨: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分得清哪些是承重墙,哪些是可以挪的隔断。
周越后来跟姐姐说:「这孩子,自己给自己立法,还自己给自己留档案。」
周静说:「她那张表,是一边过日子一边长出来的。」
带走的话
自己定的规矩守得住;按自己的样子定、边过边改的规矩,才长得出东西来。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人成了规矩的作者,正义不再是找到的。关门:作者要在幕后当,自己的样子——手上碰的身体、心里的我你他——都不许进来当材料。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立法那一刻是一份真自由。可是「立完就定」,东西长没长出来、日子走没走通,不在立法里;乘法另两项,被推到了立法之后。
周越的单位,前两年换了一套报销系统。
新系统很快。发票拍照上传,系统自动识别,自动核对,自动打款,最快当天到账。财务科的人少了一半,大家都说好。
用了半年,周越发现一件事:他组里有两个常年跑外地项目的同事,报销总是被卡。他们的发票,常常是县城小饭馆手写的,系统认不出来,一律退回,要重新找人开。坐办公室的同事,报销当天到账;天天在外面跑的人,一张发票要折腾两个星期,有时候干脆自己贴了。
周越在会上提了这件事。有人说:「系统整体效率提高了那么多,这点小问题,个别情况嘛。」
周越说:「不是个别情况。是这套系统,对坐办公室的人快,对跑外面的人慢。越是在外面吃苦的人,越吃亏。」
那天会上没有结论。周越回家翻书,翻到了罗尔斯那本书的第一句话。
《正义论》正文的第一句是这样的: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核:《正义论》§1〕
紧接着,他说了几句话,大意是:一个理论,不管多么精致、多么省事,只要它不真,就得被拒绝或者修改;同样,法律和制度,不管多么有效率、安排得多么好,只要它不正义,就得被改造或者废除〔核:《正义论》§1,转述〕。他还说,真理和正义,作为首要的德性,是不妥协的;一种不正义,只有在为了避免更大的不正义时,才可以被容忍〔核:同上,转述〕。
一本厚书的第一句,往往就是它的判词。这一句也是:它先把正义放到了首位,再告诉你正义像什么。后面六百页,都是在这一句定下的格局里展开的。所以读这一句,要读两遍:第一遍读它说了什么,第二遍读它的比方里藏着什么。
周越把这几句话抄下来,第二天带到了单位。
这句话,是一道承重墙。
它说:效率不能当挡箭牌。一套制度再快、再省钱,只要它让一部分人系统地吃亏,它就要改。「整体效率提高了」「个别情况」这类话,在这句话面前站不住。
这正是第 7 章那架加总的秤最容易犯的错:把效率的总账算得漂漂亮亮,把吃亏的那几个人藏在总数里。第一句话,把正义放在效率前面,就是把那几个人从总数里拎了出来。
你在别处也见过这样的说法。一个学校升学率很高,可它是靠把成绩差的学生劝转学换来的;一家医院周转很快,可它是靠把难治的病人推给别的医院换来的。效率的账都很好看,可有一些人,是被这本好看的账挤出去的。第一句话说:这样的账,再好看也不作数。
周越后来就是拿这个道理说服了领导:系统要改,不能因为它快,就让跑外面的人一直吃亏。后来单位给手写发票专门开了一个人工通道。
效率再高,不公平就得改。这一条,本书从头到尾认。
还要替他补一句,免得读者把他读窄了。他在第 1 节里也说了,正义不是一个社会唯一的德性。一个社会还得解决协调的问题,让各人的打算能配合起来;还得讲效率;还得稳定,规矩定了要能长期站得住〔核:《正义论》§1,转述〕。他只是说,这些德性都排在正义之后,而且一个社会的正义观念,也要考虑它对协调、效率、稳定的影响。
这一句补充很要紧:他并不是一个只认正义、别的都不管的人。他认很多样,只是给它们排了先后,正义排第一,而且不妥协。
可是这句话里还藏着一个比方:正义之于制度,就像真理之于思想。他为什么偏偏拿真理来比?
书里没有专门解释。下面是本书的读法,标为「待验」。
第一,真理不属于任何人。一个命题真不真,不看是谁说的,不看对谁有利。拿真理作比,是在说:正义也不该看是谁的,不该对谁有偏。这和那道幕,是同一个心思。
第二,真理是不妥协的。一个理论不能「大部分真」就算了,错了就是错了。拿真理作比,是在给正义一种硬度:它不跟效率讨价还价。
第三,真理是一个。一个问题,真的答案只有一个。拿真理作比,隐隐地在说:一个社会的正义,也有一个对的答案,一套对的原则。
这四层意思,放到一句家常话里,就是「理是理」:理不看人,理不打折扣,理只有一个,理是在道理上讲出来的。中国人也常说「理字当头」。可你也知道,日子里还有另一句话:「情理」。理要通到情里去,才算真通了。
第四,也是本书最在意的一层:这个比方,把制度放到了「思想体系」的旁边。制度像一个理论,正义像理论的真。一个理论,是在脑子里、在纸面上被检验的。这一比,把正义的主场,放在了理念界。〔以上四层均待验〕
有意思的是,这个比方里的一层,他后来自己松开了。
到了《政治自由主义》,他不再说他的正义观念是「真的」。他说,一个政治的正义观念,不宣称自己是真理,只宣称自己是「合理的」:讲理的公民,各自从自己的宗教或哲学出发,都可以认它,而不必先同意它是不是终极的真理〔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三讲,转述〕。因为「真理」这个词一出口,就要和各人信仰里的真理比高低;而讲理的人对终极真理,本来就会意见不一。
放到日子里想,这一松很有道理。周家分老屋,要是有人说「我这个分法是唯一对的,是真理」,另外两个人立刻就得跟他争个是非;要是他说「我这个分法,你们各自按自己的想法看一看,是不是都说得过去」,大家反而容易坐下来。前一种说法要大家同意同一个理由,后一种只要大家各自都能接受同一个结论。
这是一次很要紧的松动。第三层——「真理是一个」——他自己收回了:一个多元的社会里,不能指望所有人认同一个真理,只能指望讲理的人找到一个都能认的合理观念。
可是 1999 年的修订版里,那第一句话原样留着〔核:《正义论》修订版 §1〕。第一层和第二层——正义不看是谁的、不妥协——他一直留着,这是对的。第四层——正义的主场在理念界——他没有动过。
还有一层值得记下:「合理」比「真」宽,可它仍然是在理念界里的一个词。一个观念合不合理,是讲理的人在脑子里掂量出来的;它在日子里走不走得通,是另一把尺子。他把「真」换成「合理」,是在理念界里后退了一步,给多元的信仰让出地方;他没有往另外两块地上迈一步。
再往下想一步,会发现这个比方本身,就比他用它时宽。
一个思想体系,一个科学理论,首要的德性是真,这不错。可是科学家挑理论,从来不只看真不真。科学史家库恩列过几样:准确,自洽,适用面宽,简单,还有一样叫「多产」——这个理论能不能引出新问题、新发现,能不能在它手里长出以前没有的东西〔核:库恩《客观性、价值判断与理论选择》,1977 年,转述〕。而且这几样之间,常常要掂量。
拿这个比方回照制度:真,对应正义,是首要的。可一个制度,除了不偏不倚,是不是也该看它「多产」——能不能让人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是不是也该看它「适用」——在跑外面的人手里、在县城小饭馆的手写发票面前,走不走得通?
「多产」这一样,尤其值得多想。一个科学理论,哪怕在它的时代是真的,要是它什么新问题也引不出来,科学家们也会慢慢冷落它。反过来,一个理论在细节上还有毛病,可它打开了一片新的地方,让人不断在里面找到新东西,它就会被一代一代的人接着做下去。「多产」,就是本书说的创造: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连在「思想体系」那里,创造都是一样被认真掂量的德性。
罗尔斯拿真理作比,只取了「首要」这一样。本书说:连他自己的比方,也在提醒我们,首要不等于唯一。
开门:正义被放在效率前面,一个人不能被藏进总账里。这是判决一「打开」那一栏的又一份证据,也是理念自由的门面:定规矩的那一刻,只问公不公,不问快不快、利不利于自己。
在这里要分清一件事。本书不说正义不该是首要的。在「效率正要吃人」的地方,正义首要,是一道承重墙。本书说的是:「首要」这个位子一坐定,别的德性就只能排队等着,而那道乘法说的是,另外两项要是零,排在第一位的那一项也乘不出什么来。
关门:这一比,把制度看成一个思想体系,把正义的主场放在了理念界。一套制度,在纸面上不偏不倚,就算过了「首要」这一关。它在日子里让不让人长出东西、走不走得通,被排到了「首要」之后。
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这个关门。一个思想体系里,「首要」和「唯一」常常分不太开:一个理论只要真,别的德性都可以让路。可一套制度不是一个理论,它是一群人每天要在里面过日子的地方。在理论里,真了就行;在制度里,公平了,只是人能进来。进来以后能不能住,能不能在里面长出东西,是另一件事,而且是天天要面对的事。
单位的报销系统改了以后,周越那两个跑外地的同事,报销快了不少。
可过了几个月,一个同事私下跟周越说:「人工通道是有了,可你知道我们现在为什么还是不太愿意报吗?每次去人工窗口,财务科的小姑娘都要问一句『怎么又是手写的』。问得多了,我们自己都觉得像是在找麻烦。」
周越想了很久。制度上的不公平,改掉了;按第一句话的标准,这件事已经正义了。可那两个同事,在这套制度里还是走不顺,还是觉得自己矮一截。
他想来想去,觉得问题不在规矩上。规矩已经公平了,可两拨人彼此不了解:财务科的人没去过县城的小饭馆,不知道那里根本开不出机打的发票;跑外面的同事也没在财务科坐过,不知道一张手写发票,财务要多花多少工夫去核。两边各有各的难处,谁也看不见谁的。
他后来又提了一个建议:每季度,请跑外面的同事到财务科坐一坐,讲讲他们在县城里怎么吃饭、怎么开票、为什么只能拿到手写的发票。财务科的人听了两回,那句「怎么又是手写的」,再也没人说了。
周越把这件事跟姐姐讲了。周静听完,说:「这就跟咱们家分老屋一样。三份分公平了,是头一步;那一行『另记』写上,是第二步;分完以后一家人还愿意坐在一起吃年夜饭,那才算真走通了。」
正义是首要的,周越认。可一套制度,光是不偏不倚还不够,它得让里面的人走得通,还得让两拨原来互不了解的人,缠在一起长出一点新的了解来。
带走的话
效率再高,不公平就得改;可改到公平,也只是第一步。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正义先于效率,一个人不能被藏进总账。关门:制度被当成一个思想体系来检验,走不走得通、长不长得出,排在「首要」之后。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人工通道一开,那两个同事的自由框补上了;可在窗口前觉得矮一截,那件事就没走通。等两拨人坐到一起,才乘出了一点东西。
周蕙的店开到第二年,县里办了一次面点比赛,她报了名,送去的就是那款第四十一版的枣糕。
比赛的规矩很严:参赛的点心一律装进一样的白盘子,编上号,评委不知道哪一盘是谁做的。有两位评委还蒙上了眼睛,只凭嘴尝。主持人说,这样才公平,谁也不能凭熟人、凭名气拿分。
周蕙觉得这个规矩好。她是新店,没名气,蒙着眼睛比,她不吃亏。
结果出来,她的枣糕得了第三。点评的时候,一位评委说:「这一号的枣糕,味道很正,就是有点土气,不够精致。」
周蕙在台下听着,有点想笑,又有点想说话。那股「土气」,正是她要的:陈面,石磨,刘奶奶说的那个老味道。可评委蒙着眼睛,盘子上只有一个号,墙上那张写着「此方第四十一版,第一版抄自东街刘奶奶」的卡片,没法跟着枣糕一起端上去。
蒙眼挡住了偏私。它也挡住了来历。
罗尔斯的那道幕,挡住的东西,他在第 24 节列得很清楚〔核:《正义论》§24〕。
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在社会里是什么位置,是什么阶层,有什么社会地位;自己在天赋上抽到了什么,聪明不聪明,强壮不强壮;自己的善观念是什么,人生打算的细节是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心理特征,比如是爱冒险还是怕冒险,是乐观还是悲观。
还不止这些。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所在社会的特定情况:那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处在什么状况,文明和文化发展到哪一步;也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代人〔核:同上,转述〕。
幕后的人知道什么?只知道一些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政治的一般道理,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社会组织的一般规律,人的心理的一般规律〔核:同上,转述〕。
他为什么要挡得这么严?
因为每一样没挡住的东西,都会变成偏私的入口。知道自己是富人,就会偏向富人;知道自己聪明,就会觉得「聪明人多拿」天经地义;知道自己信某一种宗教,就会想让规矩向它倾斜;连知道自己是爱冒险的人,都会让人去赌一个对多数人危险的方案。
拿日子里的事一想,就知道每一样都挡得有理由。一个单位要是由老员工来定新人的待遇,他们多半会觉得「新人就该从最底下熬起」;一个行业要是由已经站稳的人来定进门的门槛,他们多半会把门槛定得高一点。知道自己是谁,就会不自觉地替自己的位置说话。
更深的一层,是第 1 章讲过的:这些东西,出身、天赋、运气,从道德上看是任意的,是抽来的签。拿抽来的签当定规矩的理由,就是让运气当裁判。幕要做的,是让运气在定规矩的那一刻闭嘴。
这是真正的看见。在出身正要变成特权、运气正要变成理由的地方,这道幕是对的。本书认。
还有一层,常被忽略:挡得严,才看得出他到底在担心什么。一个人要是只想挡住「富人偏向富人」,挡住财富就够了;他连「是乐观还是悲观」「属于哪一代」都挡,说明他担心的,是一切会让定规矩的人站到某一个具体位置上的东西。只要站到了一个具体的位置上,规矩就会带上这个位置的颜色。他要的,是一个没有颜色的起点。
现在拿本书的三块地,把他列的那张单子量一量。
手上碰的那块地:一个人的财富、收入、阶层,他的身体强弱,他所在社会的经济状况、发展程度。全在幕外。
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一个人信什么、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是乐观还是悲观,他是哪一代人、和谁连在一起。全在幕外。
脑子里想的那块地:只剩一些一般的道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一般规律。连这些,也是「理论」的样子,是纸面上的知识,不是哪一片真实的土。
拿周蕙的枣糕一量,就更清楚。刘奶奶的方子,陈面,石磨,隔壁王叔说太甜,小学门口的老人说太硬——这些是手上碰的那块地上的东西,全在幕外。她为什么要做这个老味道,她和刘奶奶、和那条街的关系,她二十年后辞职时心里那一团东西——这些是心里的我你他,全在幕外。剩在幕里的,只有「一盘枣糕,味道正不正」。
所以,幕后的自由,只活在一块地上。理念自由,是一个只有理念界、另外两块地都被挡在幕外的自由。
第 120 号判他「造了一片人工的土,用它来量真实的土」;第 121 号判他的土「薄,而且是有意削薄的」。本书接着往下说一步:削掉的,恰好是两整块地。剩下的那一块,也只剩下一般的道理。
幕后的人还知道一样东西:一般事实。这看上去是一扇留给真实世界的窗户。可这扇窗户,值得细看。
什么是「一般事实」?他举的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组织、人的心理这几方面的一般规律。可是这些规律,是谁总结的?在哪个年代、哪片土上总结的?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教科书和今天的教科书,讲的并不完全一样;人的心理的一般规律,心理学家自己也争论了几十年。所谓「一般」,常常是某一片土上、某一段时间里,被大家暂时认下的道理。〔本书读法,待验〕
这不是说他不该让幕后的人知道这些。不知道任何事实,什么也推不出来。本书只是要指出:这扇窗户里透进来的,不是真实的土,而是被写成了理论的土——已经晾干、切好、分了类的土。周蕙的枣糕要是只能以「一般事实」的身份进场,它就只能是「面点一般由面粉、水、糖、发酵剂构成」;那一口老味道,是透不进这扇窗户的。
有意思的是,这道幕,在他自己的书里,漏过一次。
漏在「代」上。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代人。那么,一个社会该为后代存多少、留多少?如果幕后的人彼此不关心、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代,他们为什么要替后代着想?每一代都只顾自己,后代就吃亏了。
他在 1971 年的版本里,是这样补的:假定幕后的各方,是一个个家族的代表,或者是家长,他们关心自己的直系后代,至少关心下一两代〔核:《正义论》§22、§44,转述〕。
你看出来了吗?为了让规矩顾得上后代,他不得不让一样被幕挡住的东西,悄悄漏回幕后:家,血脉,对子女的牵挂。这是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上最结实的一样东西。它一漏进来,储蓄的问题才有了解。
这一漏,还连着另一件事。在他的理论里,家庭是社会基本结构的一部分,孩子最早的正义感也是在家里长出来的(第 36 章会读到)。可是家里的事——谁照顾老人、谁带孩子、家务怎么分——在《正义论》里谈得很少。后来有学者专门批评这一点:家,恰恰是很多不公平最早发生的地方,幕却很少掀到家里去看(第 61 章写奥金)。
后来,他改了这个办法:不再假定各方关心后代,而是要求他们同意一条自己也希望前面各代都遵守过的储蓄原则〔待核:修改的出处,常见说法为《政治自由主义》或《重述》相关节〕。他把漏洞补上了,幕又严实了。
这一漏一补,本书记下来。它说明一件事:一个社会的规矩要走得长,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是很难真挡在外面的。挡严了,就得另想办法把它的活儿做了。
开门:运气和出身,在定规矩的那一刻闭了嘴。这是理念自由最硬的一面。
在这里要说清楚:本书不说幕不该挡。本书说,幕挡住的东西里,有两种很不一样的东西被放在了一起。一种是「我凭什么多拿」的理由:我出身好,我聪明,我信的教是对的。这一种,挡得对。另一种是「我是从哪里来的」的记录:我在哪片土上长大,我走过什么路,我和谁连在一起。这一种,本来不是用来多拿的,它是用来让别人看清你的。幕用同一块布,把两种一起盖住了。
关门,这一次关得很大。一道幕,挡住了另外两块地。手上碰的,心里的我你他,都在幕外;幕后的自由,只有理念界可以活。蒙着眼的评委尝不出偏私,也尝不出刘奶奶。
本书分开两件事。一件是:不让来历变成特权。这一件,幕做得好。另一件是:不让来历开口。这一件,幕一并做了,而且做得同样彻底。评委不该因为「这是熟人做的」给高分;可「这是按一位老人的方子、改了四十一回做出来的」,是不是可以让评委知道?知道了,他也许仍然觉得土气,但他会知道自己在尝的是什么。
他会说:幕后的人不知道这些,不等于这些东西不算数。等幕揭开,一层一层往下,到了制定宪法、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具体情况会被放进来〔核:《正义论》§31,转述〕。来历不是被扔掉了,是被放到后面去了。
他的四个阶段,大致是这样的:先在原初状态里选定正义原则;然后幕揭开一点,各方以制宪会议代表的身份,知道了自己社会的一般情况,定一部宪法;再揭开一点,以立法者的身份,按宪法定具体的法律和政策;最后,法官和公务员把规则用到具体的人和事上,这时所有的事实都摆了出来〔核:《正义论》§31,转述〕。
这个回答是真的,第 29 章会细看他那「四阶段序列」。可是请留意那个方向:幕是一层一层往下揭的,具体的东西只在后面被放进来,去执行已经定好的原则;它们不能倒过来,回到最上面,去改原则本身的来历。来历可以进来干活,不能进来说话。
第二年,县里又办比赛。周蕙去之前,给组委会写了一封信。
她在信里说:蒙眼尝,她赞成,这样公平。她只提一个小建议:能不能在打完分以后、公布名次之前,让每一盘点心的做法说明——用的什么面,方子从哪里来,改过几回——念给评委听一遍?评委可以据此改分,也可以不改,但改和不改,都写一句理由,贴出来。
组委会采纳了一半:说明可以念,分不许改。
那一回,周蕙的枣糕还是第三。可念完说明以后,那位去年说「土气」的评委,在点评里改了一个词:「这一号的枣糕,有一股老味道。」
分数没变。评委知道自己尝的是什么了。回来的路上,周蕙跟姐姐说:「我不是非要那个第一。我就是想让人知道,这盘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第二年的点评稿,周蕙拿回来贴在了店里那面墙上,就贴在刘奶奶的方子旁边。有熟客问她:「第三名,贴出来干什么?」她说:「不是贴名次,是贴那句『有一股老味道』。」
周静说:「分数是幕后的事,来历是幕前的事。人家愿意先蒙眼打分、再听你讲来历,已经很好了。下一步,就是看这些来历,能不能慢慢改一改他们评分的那张表。」
带走的话
蒙眼能挡住偏私,也会挡住来历;先蒙眼打分,再让来历开口,两样可以都要。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运气在定规矩那一刻闭了嘴。关门,关掉两整块地:手上碰的、心里的我你他,都在幕外;来历可以在幕揭开后进来干活,不能回头说话。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幕后的自由不是零,它是一份干净的自由。可它的另两项,要从被挡在幕外的两块地上取材料;材料进不来,乘出来的就很薄。
分家后的第一个春节,年夜饭在周静家吃。
周静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定菜单。她在脑子里把一家人挨个过了一遍:父亲牙口不好,要软的;周蕙不吃辣;周越的妻子是南方人,吃不惯太咸的;周越的女儿高三,要补一补;周越自己,什么都吃,但最爱母亲以前做的那道红烧鱼。她把每个人的口味都照顾到,排出了十二个菜,谁吃了都说不出毛病。
年三十那天,菜一样样端上来,大家都说好。可是吃到一半,周越的妻子忽然说:「大姐,我们老家过年有一道菜,是拿咸肉和春笋一起蒸的,我明天做给爸尝尝,他牙不好,这个是软的。」
父亲说:「咸肉?我年轻时在水库上吃过,南边来的民工带的。」
周越说:「那妈的红烧鱼,能不能也放一点笋进去?」
第二天,厨房里乱成一团,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做出了一道谁也没见过的菜:红烧鱼里炖了春笋,底下垫了两片咸肉。父亲吃了一口,半天没说话,然后说:「这个好。」
那道菜,后来成了周家过年的固定菜。它不在周静那张十二个菜的菜单上。她一个人把每个人的口味都想到了,可她想不出这道菜。这道菜,是三个人带着三样东西碰出来的。
罗尔斯的原初状态里,坐着多少人?
他的回答,很耐人寻味。幕后的人,不知道彼此之间的任何不同:谁富谁穷,谁聪明谁笨,谁信什么,谁想过什么日子。他们又都同样讲理,处境一样。于是,他说,每个人都会被同样的论证说服;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把这场选择,看作是从一个随机选出的人的角度作出的〔核:《正义论》§24,转述〕。
会场里看上去坐满了人,其实只需要一个人就够了。一个人想清楚了,就等于所有人想清楚了。所有人一定会一致同意,因为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人。
这个设计,有它非常聪明的地方。
第一,它保证了一致。定规矩最怕的,是有人不同意、有人被强迫。幕后只剩一个人,就不会有被强迫的人。
第二,它挡住了讨价还价。要是幕后的人知道彼此的不同,他们就会谈判:力气大的威胁力气小的,手里有筹码的压没筹码的,谈出来的结果,是强者的结果。他批评过这样一种做法:拿博弈论里的讨价还价去推正义,结果会让威胁的本事变成多拿的理由〔待核:《正义论》中对布雷斯韦特的批评,所在节待核,转述〕。幕后只剩一个人,就没人能威胁谁。
第三,它让每个人都能进去。你不需要召集全国的人开会,你自己坐下来想,就是那一个人。
在谈判正要变成强者说了算的地方,幕后只剩一个人,是对的。这是他的保底,本书认。
本系列第 172 号哈贝马斯卷,判过哈贝马斯一句「两把一样的椅子」:他设想的理想的商谈,各方被假定为同样讲理、同样有资格、同样说得出话,看上去两把椅子上坐着两个人,其实椅子一样,人的来历也被预先抹平了。
罗尔斯这里,是同一族的事,而且更往前走了一步:不只是椅子一样,多把椅子合成了一把。哈贝马斯至少还让人坐下来说话,尽管说话的人被假定得差不多;罗尔斯连话都不必说,因为坐在椅子上的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说「同族」?因为两个人都想做同一件事:让规矩不被强弱、不被私利绑架。他们用的办法也相近:把坐在桌边的人,预先修成同样讲理、同样有资格的样子。修得越整齐,桌上越太平;修得越整齐,桌上也越难冒出一样谁都没想到的东西。
这两位后来在 1995 年有过一场交锋,第 59 章写。这里只先记一笔:哈贝马斯当时正是批评原初状态是一个人的独白,不是一群人的对话〔核:哈贝马斯 1995 年《哲学杂志》文章,转述〕。
本书的发动机,是三拍:张力积累,逼出形状改变,形状改变回写路和土。
这台三拍的发动机,要的第一样东西,是「不一样」。这不是本书的偏好,是日子里的常识: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坐在一起,吵不起来,也商量不出什么新东西;一个家里要是每个人想法都一样,这个家太平是太平,可过了十年,还是十年前的样子。
第一拍,张力,从哪里来?从不一样来。周静的菜单,周越妻子的咸肉,父亲的水库,周越心里母亲的红烧鱼,四样东西不一样,放在一张桌上,才有张力。张力攒着,才逼出一道新菜。
幕后只剩一个人,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不一样。那一个人的脑子里,可以模拟不同的位置——「要是我是富人」「要是我是穷人」——可那是一个人在想象别人,不是别人带着自己的东西坐到他对面。模拟出来的不一样,是他自己脑子里的不一样;它不会给他带来一样他没想到的东西,比如一块咸肉。
好比一个人自己跟自己下象棋,左手执红,右手执黑。他可以很认真,每一步都替对面想;可他永远不会被对面吓一跳,因为对面的每一步,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下棋最有意思的那一刻——对面走了一步你没想到的棋,你不得不换一个思路——在左右手对弈里,是不会有的。
这里也要说句公道话:一个人在脑子里模拟别人的位置,本身是一种很可贵的本事。周静一个人定菜单,能把父亲的牙口、周蕙的口味、弟媳的家乡都想到,这份心思,很多人没有。罗尔斯的那道幕,某种意义上是在训练这份心思:学会站到别人的位置上去。这份训练,本书认它有用,而且认它是一切「碰」的前提——一个从来不替别人想的人,坐到桌边也碰不出东西,只会吵。
只是,替别人想,和别人真的坐在你对面,是两回事。
所以,幕后那个人,能做的是「挑」:从几样现成的方案里,挑一个在谁的位置上都说得过去的。他做不了的是「碰」:让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土,碰出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第 17 章说会上的选项是一张现成的单子,这一章说会上只有一个人。两件事合在一起,判决二里那一句就清楚了:幕后的自由,是一个人的自由。
公平起见,要把他的回答讲足。
他会说:原初状态不是要取消人与人之间的讨论,它是给讨论用的一件工具。在《政治自由主义》里,他说得很清楚:原初状态这个装置,是给「你和我」——生活在真实社会里、此时此地的公民——用来把思路理清楚的〔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转述〕。真正在讨论的,是现实里的公民;他们在公共的场合里,拿各自都能接受的理由互相说服,他把这叫做「公共证成」。他还说,理想的反思平衡,不只是一个人的,而是一个社会里的公民都达到的、彼此知道对方也达到了的那一种〔核:《政治自由主义》相关论述及《重述》§10,转述〕。
这个回答,把「一桌人」请回来了。在他的设想里,一桌人是有的:公民们在公共场合讨论、争辩、互相说服。
可是请留意这一桌人和那一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桌人讨论的时候,拿原初状态当工具,用它来检验自己的主张;一桌人讨论出来的东西,却不能回头改那件工具本身——会场怎么布置、幕挡住什么、单子上有哪几样方案。工具是一个人的,讨论是一桌人的,而定下规矩来历的,始终是那件工具。周家的年夜饭,要是只许大家拿周静那张十二样的单子去对照、挑毛病,而不许有人报一道单子上没有的咸肉蒸春笋,那一桌人再热闹,也碰不出那道新菜。
第 4 章说过一句话,这里要拿回来:那本书真正的「原初状态」,也许不是书里那场幕后的会,而是那十三年——一间一间讨论课教室,一份一份写满批注的书稿。
在那十三年里,坐在他对面的,不是一个随机选出的人,而是一个一个带着自己的土来的人:法学家,经济学家,神学出身的学生,刚从越战新闻里抬起头的年轻人。他们不一样,他们不同意,他们的批评一轮一轮地逼他改。哈特那样的人,后来还在书出版以后,逼出了他第一条原则的改写(第 31 章)。
他写书的过程,是一桌人;他写进书里的,是一个人。这个反差,本书在第 6 章说过一次,在这里又碰到了。
这件事,放在他的一生里看,有一点让人感慨。他是一个极擅长和别人一起想事情的人:学生回忆他的讨论课,同事回忆他的书稿,都说他听得认真,改得认真。可他把自己最擅长的这件事——和不一样的人一起碰——留在了书房外面;书里那台机器,是为一个人设计的。本书不猜他为什么这样做,只把两样东西并排放在这里。
开门:一致被保证了,谈判的强弱被挡住了,每个人都能坐进来。
还要替他记一笔:他不是没有看见「一桌人」。他的一生,正是在一桌一桌的人中间过的;他在《政治自由主义》里,也把公民之间的讨论放到了很要紧的位置。本书说的只是:在规矩来历的那一层,在决定原则从哪里来的那个装置里,他只放了一个人。
关门:幕后只剩一个人,人与人之间没有碰撞,长不出「我们的」理念,只能挑出「一个人在哪个位置上都说得过去」的理念。第 17 章说会是在脑子里开的,这一章说脑子只有一个。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本来就是「我」和「你」「他」缠在一起才有的;幕后只剩一个「我」,这块地就连名字都没有了。
第二年春节,周静改了定菜单的办法。
她提前半个月,在家里的群里发了一句话:「今年的年夜饭,每家报一道自己家的菜,报上来咱们再凑。」
周越的妻子报了咸肉蒸春笋。周蕙报了一道她店里新做的红枣发糕,说是韩家奶奶的方子。周越的女儿报了一道她在学校食堂吃到的番茄炒蛋,说「就是想吃」。父亲什么也没报,说:「你们定。」过了两天,他又打电话给周静:「你妈以前过年,会蒸一笼菜团子,用的是咱院里那几棵荠菜。」
群里的消息,前前后后有几十条。周蕙问咸肉哪里买,周越的妻子说她让老家寄;周越的女儿说番茄炒蛋她来做,不许大人插手;周越说他负责红烧鱼,照去年那样放笋。一道道菜,还没下锅,就已经在群里碰了好几回。
周静把这些都写在一张纸上,一共九样,另外自己补了三样。她发现,自己补的那三样,和去年一个人想的十二样,有好几样是重的。可今年多出来的那几样,是她一个人怎么也想不到的。
那年年夜饭,九样报上来的菜,加上她补的三样,摆了满满一桌。父亲那笼荠菜团子端上来的时候,周越的女儿问:「这是什么?」父亲说:「你奶奶的菜。」一桌人都没说话,一人夹了一个。
她跟周蕙说:「一个人想,能把大家都照顾到。大家一起报,才会多出东西来。」
带走的话
一个人把每个人都想到,能做到不偏;一桌人各带一样来,才碰得出新东西。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一致有保证,强弱压不了人。关门:幕后只剩一个人,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连名字都没有了,碰撞无从发生。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一个人的自由,能挑,不能碰;张力攒不起来,新东西长不出来,创造这一项几乎是零,乘出来也就所剩无几。
周越的女儿高二时做过一个生物课的小实验:种两盆小葱。
一盆种在土里,土是从爷爷老屋院子里挖来的,枣树底下的那种黑土。另一盆不用土,用水培:一个塑料盒,里面装着营养液,葱根泡在液体里。营养液是老师给的配方,氮、磷、钾、几种微量元素,一样一样按比例兑好。
头两个星期,水培那盆长得更快,更整齐,叶子绿得发亮。她很得意,觉得营养液比土强。
第四个星期,她发现两件事。一件是,土里那盆虽然长得慢,可叶子上有一种水培那盆没有的味道,掐一截放嘴里,辣得冲鼻子。另一件是,土里那盆旁边,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一棵很小的荠菜苗——土里本来就有它的种子。水培那盆,永远只会长配方允许它长的东西。
她在实验报告的最后写了一句:营养液的配方是老师开的,它能让葱长,但它不知道那片土里还藏着什么。
罗尔斯的幕后,也有一份营养液的配方。
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日子。那他们凭什么去选原则?总得知道自己要什么吧。
他的办法是开一张清单,叫「基本善」。他的意思是:不管一个人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想当医生还是当木匠,信佛还是信耶稣,想成家还是独自过——总有一些东西,是他多多益善的,因为有了它们,干什么都方便些〔核:《正义论》§15,转述〕。
这张清单上,社会能分配的基本善大致有五样:权利和自由;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还有一样,他特别看重,叫「自尊的社会基础」——一个社会的制度,让人能抬起头来、觉得自己的人生打算值得去做的那些条件〔核:《正义论》§11、§15、§67,转述〕。另外还有几样「自然的基本善」,比如健康、精力、智力、想象力,这些受社会制度影响,但不直接由它来分〔核:《正义论》§11,转述〕。
他管这叫「善的弱理论」:只说一些人人都需要的东西,不去说什么才是好的人生〔核:《正义论》§60,转述〕。
这张清单,解决了一个很难的问题。
幕后的人要选原则,又不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是不给他们任何东西,他们什么也选不出来;要是给他们一种具体的好生活,那就等于替所有人定了一种活法。清单是一条窄路:它只给「做什么都用得着」的那些东西,不给「做什么」。
它还公开。一张清单摆出来,谁都看得到社会在分什么,谁都可以拿它去问:这一样,我拿到了没有?比起一句「让大家尽可能幸福」,清单让每个公民都有了一张可以对照的单子。
它还好量。幸福没法打分,可收入、财富、机会,是可以比较的。差别原则说「让处境最差的人过得更好」,这个「更好」拿什么量?拿这张清单量。
后来他还对这张清单做过一次修订,理由说得更明白:基本善不是「人人都想要的东西」这么一个心理上的事实,而是一个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为了发展和运用他的两种道德能力、追求他的人生打算所需要的东西〔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五讲,转述〕。清单背后,站着一幅公民的像。
第 120 号在这里停下过:基本善的清单是谁开的,开的时候谁不在场?本书接着往下问。
清单是他开的。开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个人:一个要在社会里选职业、挣钱、表达意见、为自己的人生打算四处去争取机会的人。这个人需要自由、机会、收入、自尊。清单,是照着这个人开的。
书出版两年后,内格尔在书评里就指出:这张清单并不中立。它偏向那些以个人自己挑选、自己争取为中心的人生观;对一个把人生的重心放在共同体、放在传统、放在某种不以「多多益善」来计算的东西上的人来说,这张清单量不出他真正在意的东西〔待核:内格尔 1973 年书评的具体论点,转述〕。
拿周家来试一试。周静那十年,缺的是什么?收入不算多,可也够用。机会,她没怎么去争。她真正缺的是另几样:时间——十年里几乎没有一整天属于自己;歇口气——半夜起来两回,白天还要上班;被人看见——十年里,很少有人把她做的事当一回事。这几样,清单上有一样勉强沾边,是「自尊的社会基础」。时间和歇口气,不在清单上。
他其实也察觉到了一点。后来他在一篇文章里讨论过,要不要把「闲暇」加进清单:一天二十四小时,扣掉工作时间剩下的那些,也许也该算作一种基本善〔核:《正当的优先性与善的理念》,1988 年,注释中的讨论,转述〕。这是清单被改过的一次,说明开清单的人知道它不完全。
公平起见,要把他的理由讲足。他完全可以不开清单,直接问:幕后的人要的是幸福,那就让规矩使大家尽可能幸福。他为什么不这样做?
理由有两层。第一层,第 7 章说过:幸福一旦成了可以加总的量,一个人就可以被拿去抵账。第二层,更日常一些。他后来在一篇文章里举过一个例子,大意是:假如一个人的口味很贵,非香槟不喝、非珍馐不吃,才能和别人一样满足,那么按「让每个人一样满足」的办法,社会就得给他更多的钱。这显然不公平。他的看法是:公民要为自己的目的和口味负责;社会只负责公平地分配一组人人都用得着的东西,至于拿这些东西去过什么日子、追求多贵的满足,是各人自己的事〔核:《社会统一与基本善》,1982 年,转述〕。
这一层理由很有力。一张清单,公开,能量,不看你心里有多满足,只看你手里有多少。它挡住了「我比你难伺候,所以我该多拿」这种说法。
本书认这一层。本书要问的,仍然是那一句:清单挡住了难伺候的口味,也一并挡住了真实的难处。周静那十年的缺,不是口味贵,是时间没了;小杜的护照放在抽屉里,不是他挑剔,是没有人带他走第一遍。难伺候和真难处,在清单面前,长得一样:都是「清单以外的东西」。
前面几章说过,幕挡住了两整块地:手上碰的,心里的我你他。现在可以看清,幕后的人手里拿的,是什么。
他们手里拿的,是这张清单。清单,就是土在幕内的替身。
真实的土,是一个人身后缠在一起的一切:老屋,枣树,石磨,刘奶奶的方子,母亲叫对的那一声小名,修水库时换过的那一班。它们缠在一起,没法列清单,也没法说多多益善。幕把它们挡在外面,然后递进来一份配方:自由,机会,收入,财富,自尊的基础。幕后的人,就用这份配方来想象「一个人需要什么」。
用本书的式子写:幕后那一次,规矩是从路和一片人造的土里长出来的,S=F(D,E′)。E′ 是什么?一大半,就是这张清单,加上几条一般事实和一群彼此不关心的理性人。第 120 号说他「造了一片人工的土」,本书说:这片人工的土,就是一盆营养液。
拿周蕙的店来说。按清单,她开店需要的是:做生意的自由,公平的机会,一笔本钱,一个让她抬得起头的社会环境。这四样,她都有。可她那家店真正长起来,靠的是清单外面的东西:刘奶奶的方子,石磨磨的陈面,大姐那句「我帮你看店」,对面小学门口那些等孩子的老人。清单能告诉你开店要什么,却告诉不了你一家店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营养液能让葱长得又快又整齐。它不会让葱长出那股冲鼻子的辣味,也不会长出一棵谁也没种的荠菜。
配方里还有一味,要单独拿出来看:幕后的人彼此不关心。
他的理由在第 17 章说过:规矩不该靠「大家都很无私」才能成立;在最不乐观的假定下推出来的规矩,最结实〔核:《正义论》§25,转述〕。这个理由是讲得通的。
可这一味兑进去,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就彻底成了一片空地。周静那十年,是从「关心」里长出来的;周蕙替姐姐开口,是从「关心」里长出来的;父亲每年去二柱坟上站一会儿,也是从「关心」里长出来的。一片彼此不关心的土,种不出这些东西。幕后的人,是一群泡在营养液里、根和根碰不到一起的葱。
开门:清单让幕后的人能选,又没有替谁定活法;它还让差别原则有了一把可以量的尺子。「自尊的社会基础」这一项,尤其是一扇门:他看见了,一个人能不能抬起头,是制度的事,不只是他自己的事。
还要补一句:「自尊的社会基础」这一项,是清单上离土最近的一项。一个人抬不抬得起头,不只看他有多少钱,还看他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子,看他做的事有没有人当回事。周静十年里缺的「被看见」,就在这一项的边上。只是在他的书里,这一项多半是靠平等的基本自由、公平的机会来保证的,而不是靠一个人做的事被一件一件地记下来、被人看见。
关门:清单是照着一种人开的,开的时候,照顾家人的人、把人生重心放在关系里的人、要靠时间和歇口气才能把日子走通的人,不在场。清单一旦成了土的替身,真实的土就只能以「清单上的某一项」的身份出场;清单上没有的,就不存在。
那次生物实验后来还有个下文。
老师看了报告,给了高分,又加了一句评语:你说得对,营养液配方是人开的。可你想过没有,配方是怎么来的?是有人拿很多很多盆土里长的葱去化验,看它们都从土里吸了什么,再照着兑出来的。配方是从土里学来的,只是学的时候,漏掉了一些当时没测出来的东西。
周越的女儿又写了一份小报告,题目叫《配方能不能回头去学土》。她的想法很简单:每隔一段时间,拿土里长的葱和水培的葱比一比,看水培的少了什么,就往配方里补一样。她说:「配方不怕是人开的,怕的是开完就不改。」
她还画了一张小表:左边一栏是「土里的葱有、水培的葱没有的」,右边一栏是「下一回配方里想补的」。左边写了三样:辣味,根上带的细土,旁边冒出来的荠菜。右边只填了一样:辣味,她查了资料,可能和土里的硫有关。另外两样,她在右边写了两个问号。
周静看了这份报告,说:「这孩子,比我们会想。」
周越问女儿:「那两个问号,你打算怎么办?」女儿说:「先留着。留着问号,比硬填一个答案强。」
罗尔斯的清单,改过几次:一次把它说成公民的需要,一次想加上闲暇。他是一个肯改配方的人。本书要问的是,改配方的时候,他回头去看土了吗?还是只在配方里调了调比例?
带走的话
配方能让东西长得又快又整齐;可它是照着一盆土开的,开完了,还得常回去看看土。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现实界与理念界之间:一张可以量、又不替人定活法的清单,「自尊的社会基础」一项尤其可贵。关门:清单成了土在幕内的替身,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被「彼此不关心」兑成了一片空地。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清单只管菜篮子里有多少;时间、歇口气、彼此的关心不在上面。周静那十年,按清单算不算太缺,按乘法算,好几年是零。
镇上菜市场的门口,放着一台「公平秤」。谁觉得摊主的秤不准,就拎着买的东西过来称一称。
周静常去那个菜市场。有一回她买了两斤排骨,回家一掂觉得轻,第二天拎着去公平秤上一称,果然差了二两。她去找摊主,摊主不认:「我的秤是准的,你那台才不准。」
市场管理处的人过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本子上一页一页记着:这台公平秤每个月几号、由谁、拿什么砝码校过,校出来偏多少,怎么调的。最近一次是上个星期,记录清清楚楚。摊主看了,没话说了,又拿自己的秤去校,校出来确实偏了。
周静后来说,她那天记住的不是二两排骨,是那个本子。「秤谁都能说自己准。有那个本子,才知道谁准。」
罗尔斯在理念界里,也放了一台公平秤。
这台秤,他叫它「反思平衡」〔核:《正义论》§4、§9〕。
它是这样用的。一头,是我们对具体事情的判断:比如,宗教上的不宽容是不正义的,种族歧视是不正义的。这些判断,我们在心平气和、不牵涉自身利益的时候,非常有把握。另一头,是一般的原则:比如他的两条正义原则。
拿原则去对判断。原则推出来的结论,要是和我们最有把握的判断撞上了,就得改原则。反过来,有些判断,一旦看清了背后的原则,我们会发现它只是一时的偏见,那就改判断。两头来回调,直到原则和判断彼此对得上,互相支撑。这时候达到的状态,就叫反思平衡〔核:《正义论》§4、§9,转述〕。
拿一户人家的家规试一试。周越家有一条规矩:不许撒谎。一家人都认。有一天,周越的女儿去医院看爷爷,爷爷问:「我这病,是不是好不了了?」她说:「医生说好好养着就行。」回家以后,她问爸爸:「我这算不算撒谎?」
周越想了很久。原则说:不许撒谎。判断说:那一刻对爷爷说实话,是不对的。两头撞上了。最后一家人把规矩改了一句:不许为了自己撒谎。改完了,原则和那一刻的判断对上了。可是改的过程里,他们也放弃了一个判断:女儿原先觉得,只要是好心,说什么都行;新规矩让她明白,好心的谎也要问一句——是为了谁。
两头都动了一点,才对上。这就是反思平衡。
这就是第 4 章那张「判断的筛子」长大以后的样子,也是第 10 章说的古德曼的办法。本系列第 120 号把它比作校秤:秤不准,拿砝码去校;砝码可疑,也拿秤去验。本书沿用这个比方,注明来处。
他对那一头的判断,有一个很讲究的说法:我们最有把握的那些判断,比如宗教不宽容和种族歧视是不正义的,可以当作「暂定的定点」,任何一种正义观念都得和它们对得上〔核:《正义论》§4,转述〕。
请读仔细这四个字。「定点」,是说它们很硬,原则要迁就它们。「暂定」,是说它们也不是永远不动的,以后也许会被修改。他还说,反思平衡本身,也不一定是稳定的,进一步的考察可能会打破它〔核:《正义论》§9,转述〕。
为什么偏偏挑宗教不宽容和种族歧视当例子?因为在他写书的年代,这两件事刚刚在美国经历过激烈的争吵:种族隔离的法律,就在他写书的那些年里被一条一条推翻(第 1 章写过他童年那座分开的城)。一个社会,在付出很大代价以后,终于对这两件事有了把握。他把这份来之不易的把握,当作秤上的砝码。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砝码本身,就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从宗教战争里,从一座城一条街的隔离和抗争里。反思平衡用的砝码,来自土;可秤一旦立起来,土就只能以砝码的身份上秤,不能带着它的来历上去。
这些「暂定」「不一定」「也许」,是本书最看重的一类小字。它们是一个人在告诉你:这里还在正在成形,还没定型。一个在自己理论的地基里写下「暂定」的人,是一个知道自己可能错的人。
1974 年,他在一篇叫《道德理论的独立性》的文章里,又把这台秤分成了两种〔核〕。
窄的反思平衡:只拿你心里本来就有的那几条原则,去和你的判断对,对得上就算了。宽的反思平衡:要把各种不同的正义观念、各种支持和反对它们的哲学论证,都摆出来,一一掂量,然后再看你的判断和哪一套最对得上〔核:同上,转述〕。后来,他的学生丹尼尔斯把宽的反思平衡讲得更细,还把关于人、关于社会的一些背景理论也放了进来〔核:丹尼尔斯 1979 年论文〕。
宽的那一种,比窄的那一种,秤上多压了好多砝码。放在日子里,窄的和宽的差别很好认。一个人跟自己的老朋友商量事,大家想法本来就差不多,一对就对上了,这是窄的。一个人肯把和自己想法完全不同的人请来,听他们的理由,再回头看自己的判断,这是宽的。宽的更费事,也更结实。
这是一扇越开越大的门。
这台秤,是他整套理论里最不教条的地方。
它不要你先信一套原则,再拿原则去压你的判断;也不要你只凭感觉,说「我就是觉得」。它要你两头都拿出来,互相校。原则可以被判断推翻,判断也可以被原则纠正。一个社会里的人,要是都学会了这样想事情,很多吵架就能吵出结果来。
它也是他一生的写照。第 5 章说过:他的一生,是一场从不收口的反思平衡。别人一指出他哪里和大家的判断对不上,他就回去改原则;他的原则一推出一个新的结论,他也请大家重新想想自己的判断。
这是理念界里唯一的一道回写:原则和判断,两头都能动。本书认它是一扇真正的门。
可是这台秤,放在哪里?
放在理念界里。一头是原则,一头是判断,两头都是「想」出来的东西。原则是纸面上的,判断是心里的一句话:「这是不正义的。」秤校来校去,校的是想法和想法之间的对不对得上。
手上碰的那块地,不上秤。一条原则在日子里推行下去,有人因此过得走不通了,这件事不会直接压到秤上;它得先变成某个人心里的一个判断——「这不对」——才能上秤。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也只能以同样的方式上秤:变成一句判断,不带着它的来历。
这有什么要紧?要紧在于:有些东西,是很难变成一句判断的。周静那十年的累,你问她「这公平吗」,她未必说得出「不公平」;她只是累,只是觉得哪里不对。一样东西,要先被说成一句判断,才能上秤;说不出来的,就上不了秤。而日子里最要紧的很多东西,恰恰是还没被说出来的。
所以,这道回写,是在理念界里转的一个小圈。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路和土,那是本书说的回写;反思平衡,是想法回头改想法。土,不在这个圈里。
还有一处,比「只在一块地上」更要紧。
第 121 号判过一句:他给了修订的办法,没有给修订的档案。这一判,本书在这里接住。
反思平衡是一个状态:原则和判断「对上了」。它不是一本账:什么时候、因为哪一个判断、改了原则的哪一处;又是什么时候、因为看清了哪一条原则、放弃了哪一个判断。在他的理论里,你只能看到平衡以后的样子,看不到走到平衡的那条路。
菜市场那台公平秤,旁边有一个本子。没有那个本子,秤准不准,就只能凭管理处的人说。罗尔斯的秤,校得很认真,却没有配一个本子。于是,一个社会依照他的原则定了规矩以后,哪一处被改过、为什么改、谁提出的,都没有地方记。下一代人拿到的,只是一台据说已经校准的秤。
你在单位里也见过这种事。一条制度改过好几回,每一回改都有道理,可是新来的人只看得到现在这一版。他问:「这条为什么这么定?」老员工想了半天:「以前出过事,好像是……记不清了。」没有本子,改的理由就跟着人走,人一走,理由就丢了。下一回有人想改回去,谁也拦不住,因为谁也说不出当初为什么改。
给了校秤的办法,没有给校秤的本子。这是判决二里「理念自由」一条的又一份证据:这份自由会改,但改的路不留痕。
他多半会说:档案是历史学家和法学家的事。一个社会自然会有它的判例、它的立法记录、它的公共讨论,这些就是档案。哲学只负责给出校秤的办法。
何况,他自己的一生,就是一本极好的档案:每一次修改,都是一篇有年份的文章。他知道档案有多要紧。他只是没有把档案放进他的理论里。
这个回答有它的道理,一个社会确实有很多档案。可本书要分开两件事:有档案,和档案能不能回头进入规矩的来历。一个社会的立法记录里,记着某年某月为什么改了某一条法律;可是在他的理论里,规矩的来历在原初状态,在幕后,在那一次选择里。立法记录记得再细,也只是幕揭开以后,往下执行时留下的痕迹;它回不到幕后,改不了那张清单、那道幕、那几条原则是怎么来的。本子是有的,只是放在楼下,不在秤旁边。
他说,一个社会自有它的判例。那就借判例来说:放在秤旁边的那个本子,该怎样用。
普通法国家的法院用判例,有三条老规矩〔核:普通法「遵循先例」原则的一般说明〕。第一条,遵循先例:同一类案子,照以前的判决办。第二条,区别:这一回的案子要是和先例有一处要紧的不同,法官可以不受那个先例拘束,但要白纸黑字写明不同在哪里。第三条,推翻:要把一个先例整个推翻,通常得由更高一级的法院来做,而且要写明理由。
这三条搬到秤旁边的本子上,就是三句话。同一类的事,照本子上记过的例外办,不许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这一回不一样的,写明哪里不一样,另起一条。要删掉本子上的一条,或者把几条例外合成一条新原则,要写明缘由、在场的人、日子,而且由定原则的那一方来改——这正是第 121 号《发生落点》那三句问话:什么条件下重议,由谁重议,记在哪儿。
为什么非要这三条?做个试验就知道:把判例那一套拿掉,本子只剩两种用法。一种是只记不用,记了一大本,下一回照样凭心情办——那是流水账,不是秤旁边的本子。一种是记了就算数,一条例外开了,以后谁都能援引,原则被一点一点蛀空——那是后门,也不是秤旁边的本子。判例那三条,恰好卡在这两种之间:例外能约束下一次,又不会一开就收不住;原则能改,改得又有来路。
这样,反思平衡就多了一样它原来没有的东西:记性。秤两头都能动,是他的;动过的地方留在本子上,并且按判例那三条管着下一次,是本书给这台秤配的。第 56 章给这件事也立了一项检验。
周蕙的店,开张时定了一条规矩:明码实价,不讲价,不赊账。这是她的原则,她觉得对谁都公平。
开张第三个月,碰上一件事。对面小学门口,有个老人常来买两块枣糕,有一回掏遍了口袋,差一块钱。周蕙犹豫了一下,说:「下回再给吧。」
那天晚上她睡不着。她的判断告诉她,让一个老人为一块钱把枣糕放回去,是不对的;她的原则告诉她,不赊账。两头撞上了。
她没有把原则扔掉,也没有假装那个判断不存在。她拿出一个新本子,封面上写了三个字:例外本。第一页写:某月某日,对面小学门口的老人,差一元,允许下次补,理由是一块钱不该让一个老人空手回去。后来本子上又陆续记了几条。到年底,她翻了一遍,发现几乎每一条都是老人和孩子。她把原则改了一句:明码实价,不讲价;老人孩子差个零头,可以下次补。
改完以后,她在例外本的最后一页写:以上各条,合为新规矩一条,某年某月。
第二年,有个新来的帮手问她:「老板,为什么老人孩子能赊,大人不能?」周蕙没解释,把例外本递给了她。帮手翻了一遍,把本子还回来,说:「懂了。」
周蕙说,这个本子最有用的地方,不是记住了谁欠了一块钱,是让她看见:自己定的规矩,哪里和日子对不上。一条一条记下来,对不上的地方就连成了一条线,那条线,就是规矩该改的地方。
一台秤,旁边放了一个本子。原则改了,改的路也留下了。
带走的话
秤两头都能动,是好秤;秤旁边有个本子,才是公平秤。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原则和判断两头都能动,这是理念界里唯一的回写。关门:秤只在一块地上,土不上秤;秤旁边没有本子,改的路不留痕。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能改,是一份真自由;可改完不留痕,下一个人没法从这一次走通的事里接着往下长,激发这一拍断了,乘出来打了折扣。
周蕙的店开到第二年,请了三个帮手:韩家的小孙女,一个刚从技校毕业的小伙子,还有一位孩子上小学的大姐。
排班成了难题。早班要四点半到,最辛苦;周末班人多,最累;工作日下午最清闲。谁都想要下午班。
周蕙先照罗尔斯的办法想了一遍:假如我不知道自己是这三个人里的哪一个,我会同意什么排法?答案很快就出来了:轮流,每人每周早班、周末班、下午班各几次,一样多。干干净净,谁也说不出毛病。
她把这个排法拿去跟三个人商量。孩子上小学的那位大姐,听完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轮流是公平。可我轮到早班那几天,孩子没人送。」技校的小伙子说:「我住得远,早班四点半,我得三点半起。」韩家的小孙女说:「我都行,我奶奶说学手艺就得吃早班的苦。」
周蕙想起了分老屋那天。她换了个办法:先当着大家的面,把每个人的来历摆出来——大姐要送孩子,小伙子住得远,小孙女想多学早班的手艺——按来历把班次分成三份,每一份都照顾到了一个人的难处,又都差不多辛苦。分好了,再抓阄,谁抓到哪一份就是哪一份。最后,她把排法和理由写在一张纸上,三个人签了名,注明:半年后再议。
这一回,没有人有意见。
第 17 章,讲原初状态的最强版本:它是一道工序,一个表述装置,把我们散落的公平直觉收进一台人人能进、能查的机器。会场里没有嫉妒、没有利他、没有概率、没有先来后到;会上只从一张现成的单子里挑。
第 18 章,讲这种自由的出处:康德式的自律,自己给自己立法;1980 年的「构造」,正义不是找到的。可作者要在幕后当,不许带着自己的样子。
第 19 章,读第一句话:正义之于制度,如真理之于思想。正义先于效率,这是承重墙;可这一比,把制度当成一个思想体系,把正义的主场放在了理念界。
第 20 章,看那道幕:手上碰的、心里的我你他,两整块地都在幕外。幕漏过一次,漏在「代」上,后来又补上了。
第 21 章,看幕后还剩几个人:只剩一个。能挑,不能碰。
第 22 章,看幕后的人手里拿的:一张基本善的清单,土在幕内的替身。
第 23 章,看理念界里唯一的一道回写:反思平衡。秤两头都能动,可只在一块地上,而且秤旁边没有本子。
还有一条线,要在总账里拉出来:他对自己这台机器的说法,是怎样一步一步抬高的。
第一步,在第 4 节。反思平衡里我们最有把握的判断,被称作「暂定的定点」。那时候,一切都还带着「暂定」两个字。
第二步,在第 41 节前后。他说,原初状态提供了一个「阿基米德点」:一个站在任何现存社会之外、用来评判社会基本结构的支点,它不依赖于现存社会里人们碰巧有的欲望〔待核:《正义论》§41 的原意与所在节〕。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支点,是不能跟着地球一起动的。
第三步,在全书最后一节,第 87 节的末尾。他说,从原初状态的角度看我们在社会中的处境,就是从「永恒的形式之下」去看它:不只从所有社会的角度,也从所有时间的角度〔待核:《正义论》§87 的原意〕。
从「暂定的定点」,到「阿基米德点」,再到「永恒的形式之下」。一台在第 4 节还写着「暂定」的机器,到了全书的最后一页,站到了永恒那里。
什么叫支点?你拿一根撬棍去撬一块石头,撬棍底下垫的那块砖,就是支点。支点要是跟着石头一起动,撬棍就使不上劲。所以支点得是不动的,得站在要撬的东西外面。原初状态被叫作阿基米德点,意思就是:它站在所有现存的社会外面,不跟着任何一个社会的风气、利益、偏见一起晃,所以能拿来撬动、评判每一个社会。
这个说法有它的力量:一个评判的标准,要是本身就长在被评判的东西里,它就没法评判那个东西。可是一块站在所有土外面的砖,它自己又是从哪里来的?第 22 章说,那张清单是照着一种人开的;第 20 章说,那些一般事实是被写成了理论的土。那块砖,其实也是从某一片土上烧出来的,只是烧好以后,被搬到了外面。
本书不说他在这里自相矛盾。一个人写到一本厚书的最后一页,想给它一个庄重的结尾,是人之常情;而且他后来在《政治自由主义》里,明显又往回收了,不再讲这么高的话(第 19 章说过他把「真」换成了「合理」)。本书只记下这个升格的方向:幕当工具的时候,他看得最清;幕一上岗,就成了阿基米德点。
现在可以给这一编里他那个反复出现的动作起一个名字了。本书叫它「拉幕」:把长出人与规矩的那片土,挡在规矩的来历之外。
拉幕不是一次性的。第 20 章,拉的是出身、天赋、信仰、心理、时代;第 21 章,拉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拉到只剩一个人;第 22 章,拉完以后,往幕里递进一份营养液的配方;第 23 章,幕后定下的东西,在理念界里校秤,秤旁不放本子,土的消息进不来。一道幕,从头拉到尾。
你会发现,拉幕的方向,和第 6 章那个反差完全一致:他自己是一路从土里长出来的,他的理论却一路把土往外推。
拉幕的每一下,都有它的理由:挡偏私,挡运气,挡谈判里的强弱。这些理由,本书一条一条都认了。本书不认的,是拉幕把两种东西一起挡掉了:一种是「我凭什么多拿」的理由,这一种该挡;另一种是「我是从哪里来的」的记录,这一种不该挡。
| 他看见了 | 他收回了 |
|---|---|
| 定规矩的条件可以摆成一台人人能进、能查的机器(第 17 章) | 会在脑子里开,只从现成的单子里挑(第 17 章) |
| 人可以当规矩的作者,正义不是找到的(第 18 章) | 作者要在幕后当,不许带着自己的样子;两种道德能力只管守与挑(第 18 章) |
| 正义先于效率,一个人不能被藏进总账(第 19 章) | 制度被当成思想体系,正义的主场放在理念界(第 19 章) |
| 运气和出身不该在定规矩时说话(第 20 章) | 来历也一起被挡住;两整块地在幕外(第 20 章) |
| 谈判会让强者说了算,要挡住(第 21 章) | 幕后只剩一个人,碰撞无从发生(第 21 章) |
| 「自尊的社会基础」是制度的事(第 22 章) | 清单成了土的替身;「彼此不关心」让心里的我你他成了空地(第 22 章) |
| 原则和判断两头都能动(第 23 章) | 秤只在一块地上;秤旁边没有本子(第 23 章) |
判决二的名字是「理念自由」。两栏如下。
他打开了什么:定规矩那一刻,想法不被私利绑住;反思平衡两头都能改。证据在第 17、18、20、21 章(原初状态、自律、幕挡偏私、挡谈判强弱),在第 23 章(反思平衡,暂定的定点)。
他又关上了什么,分三项。
第一项,只活在理念界。证据在第 20 章(§24:手上碰的、心里的我你他都在幕外,只剩一般事实),在第 19 章(正义像思想体系的真),在第 23 章(秤只在一块地上)。
第二项,是一个人的自由。证据在第 21 章(§24:可以看作从一个随机选出的人的角度选择)。
第三项,原则是选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证据在第 17 章(§21:从一张现成的单子里挑),在第 22 章(配方替代了土,§15、§25),在第 23 章(改的路不留痕),在本章第三节(从「暂定」升到「阿基米德点」「永恒的形式之下」)。还有第 4、6 章的反差:书是十三年长出来的,书里的原则是一次选出来的。
还要把可推翻的地方说在这里。判决二说他的理念自由只活在理念界。要是在他的著作里,能找到一种程序,让幕揭开以后、日子里长出来的东西,回头进入原初状态本身的布置——改清单,改幕挡住的东西,改单子上的方案——判决二的第一项就要收窄。到本编为止,本书找到的最接近的一处,是反思平衡:判断可以回头改原则。可判断只能以一句话的身份上秤,土不上秤;而且改的路不留痕。所以本书报:未见反证,保留一处近邻(反思平衡),第 50 章辩护人那里再听一次。
判决二,立。保底写在这里:在定规矩的那一刻、偏私正要进来的地方,那道幕是对的;在出身正要变成特权、谈判正要变成强者说了算的地方,拉幕是对的。
这一编的替换,是全书三件替换里的第一件:幕,换成抓阄。
抓阄和幕,都遮东西。区别在遮什么、遮多久。
幕遮住「我是谁」,也遮住「我是怎么来的」,而且在规矩的来历那一层,一直遮着。抓阄只遮「我拿哪一份」;在抓阄之前,份是当着大家的面、按各人的来历分好的;在抓阄之后,阄书把分法、来历、例外和日子一起记下来,将来可以翻出来对,可以添一行。
说得更短一点:幕遮落点,也遮来历;抓阄只遮落点,不遮来历。
抓阄还有一个幕没有的好处:它是真的抓过的。一次抓阄,有日子,有在场的人,有手伸进去摸出来的那一下。幕是想象的,想象可以做无数遍,每一遍都一样;抓阄只有一次,抓完了就是一件发生过的事,可以记,可以翻,可以在下一回改的时候拿出来当先例。第 29 章会看到,罗尔斯自己也懂这一点:他说纯粹程序正义,要求程序真的被执行过一次。
周蕙店里的排班,就是一次抓阄:先让来历开口(送孩子、住得远、想学手艺),按来历分份;再抓阄,让私心插不进来;最后立一张纸,写明「半年后再议」。这三步里,罗尔斯的那道幕管住了第二步。第一步和第三步,是本书要补上的。
理念自由是选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它只活在脑子里那一块地上,只有一个人在选,选完了,改的路不留痕。
半年后,周蕙把那张排班的纸拿出来,四个人又坐下来议了一回。
孩子上小学的大姐说,孩子升了年级,学校改了上学时间,她现在可以上早班了,愿意多上几次,把周末班让给别人。技校的小伙子说,他在店附近租了房,早班不怕了,想多学点揉面。韩家的小孙女说,她想试试下午班,跟客人多说说话,她发现自己喜欢这个。
三份班次重新分了一遍,又抓了一次阄。周蕙在那张纸的背面,写上了日期和这一回改的缘由。
她后来跟姐姐说:「罗尔斯那道幕,管住了抓阄那一下。可一家店要过下去,得靠前面那一下和后面那一下:先让人说自己的难处,完了把改的理由写下来。」
周静说:「跟咱们家那张阄书一样。」周蕙把那张排班的纸,和分老屋的阄书复印件,一起夹在了店里那个例外本的最后一页。她说,一本是家里的,一张是店里的,放在一起,提醒自己:规矩是一回一回抓出来、一行一行添上去的。
带走的话
幕管住了抓阄那一下;让来历先开口、把改的理由记下来,是前后那两下。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定规矩那一刻私心插不进来,原则和判断两头能改。关门:拉幕,把手上碰的和心里的我你他挡在规矩来历之外;幕一上岗,就成了阿基米德点。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在私心正要进来的地方,这份自由是真的,是承重墙。可它只活在一块地上、一个人身上,只能挑,改了不留痕;创造和幸福两项被挡在幕外,乘出来的,就是一份干净而单薄的自由。
这一编八章,是三种自由里的第二种:现实自由。它是判决三「现实自由」的主场。
现实自由,是他的两条正义原则要保的那种自由:基本自由人人平等,再加上让自由用得上的收入、财富和机会。这一编,从理念界下到手上碰的那块地:钱,机会,身体,一家人的日子。
第 25 章讲两条原则的次序:像查字典一样,先比第一个字,自由坐第一。第 26 章讲自由和「自由的价值」的区分:一个乘法,被拆成了两本账。第 27 章讲全书最深的一处看见:出身和天赋是抽来的,「应得」要改判。第 28 章讲差别原则: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第 29 章讲纯粹程序正义和四阶段序列:公平要真的抓过一次,幕只准往下揭。第 30 章讲同一千块钱为什么长出不同的日子:清单只数菜篮子,不看灶台。第 31 章看他自己在柱子底下垫的那几块砖:第一位前面,又长出一个第零位。第 32 章是本编总账。
本编的替换,是全书三件替换里的第二件:清单,换成灶台。
周越装修东屋那阵子,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安全第一。
一开始,这条规矩很好用。电线要用最好的,他选了最好的;插座要带保护门,他选了带保护门的;楼梯扶手要加高,他加高了。每一样,只要事关安全,他就先比安全,安全好的那一样胜出,价钱、样子都往后放。
用到后来,事情变得有点可笑。选窗户,一款隔音好、样子好、价钱也合适,另一款贵了一倍,只是玻璃厚了一毫米,「安全系数高一点点」。按他的规矩,得选贵的那一款。选地板,一款防滑系数高一点点,可冬天踩上去冰脚,父亲夏天回来住,赤脚走路受不了。按他的规矩,还得选防滑的那一款。
周蕙来看了,说:「你这个安全第一,是要把这间屋子变成医院吗?」
周越说:「安全难道不该排第一?」
周蕙说:「该。可排第一,不是说其他的全不作数。你这是查字典,先比第一个字,第一个字差一点点,后面的字写得再好也没用。」
周蕙随口说的「查字典」,正是罗尔斯的原话。
第 8 章说过,他不满意直觉主义,因为几条原则打架的时候,直觉主义不给先后。他给的办法,叫「字典式的次序」:就像字典里排词,先比第一个字母,第一个字母分出了先后,后面的字母就不用比了;只有第一个字母相同,才去比第二个〔核:《正义论》§8,转述〕。
你查过英文词典就知道。apple 排在 banana 前面,因为第一个字母 a 在 b 前面;banana 后面的字母再多、再靠前,也改变不了这个先后。只有第一个字母一样,比如 apple 和 art,才去比第二个字母。前面的一旦分出先后,后面的就不看了。这就是字典式的意思:前面的不许让位给后面的,哪怕后面的差得再多。
放到两条原则上:第一条原则(平等的基本自由)排在第二条原则(机会平等与差别原则)之前。要先满足第一条,才轮到第二条;第二条再有好处,也不能拿来换第一条上的任何一点损失〔核:《正义论》§8、§11,转述〕。
他在第 39 节把这一点讲得更硬:基本自由,只能为了自由本身而受限制。比如,为了让整个自由的体系运转得更好,可以对某一项自由作些调整;但不能为了让大家更富、为了经济更有效率,去削减任何人的基本自由〔核:《正义论》§39,转述〕。
这个次序,先要说它对在哪里。
它挡住的,是日子里最常见、也最危险的一种交易:拿自由换钱。一个人穷得揭不开锅,有人说:把你的选票卖给我,给你一百块。一个社会发展得慢,有人说:言论自由先放一放,等大家都富起来再说。字典式的次序说:不行。不管这笔交易看上去多么划算,第一个字不许拿去换后面的字。
为什么要这样硬?因为这种交易,一旦开了口子,就收不住。今天拿一点自由换一点好处,明天就可以拿多一点换多一点。而且,愿意拿自由去换钱的,往往是最穷的那些人;换走他们自由的,往往是最有钱的那些人。字典式的次序,是替最容易被逼着做这笔交易的人,守住一道门。
日子里也有这样的承重墙。一户人家再缺钱,也不能让孩子辍学去打工换钱;一个单位再想省成本,也不能扣着员工的身份证不让走。这些事,不是算不算得过来账的问题,是有些东西根本不上秤。字典式的次序,就是把基本自由放进「根本不上秤」的那一类。
自由不许拿去换钱,这一条是承重墙。本书认。
还要替他说清楚一件常被忽略的事:这个次序,他不是无条件地说的。
他在书里区分了正义的「一般观念」和「特殊观念」。一般观念是:所有社会的基本善——自由、机会、收入、财富、自尊的基础——都应该平等分配,除非不平等的分配对处境最差的人有利。在这个一般观念里,自由和别的基本善是放在一起的,没有谁排在谁前面。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条件还算有利,基本自由能够真正得到行使的时候,才转到特殊观念,也就是两条原则按字典式次序排列的那个样子〔核:《正义论》§11、§26、§82,转述〕。
也就是说,自由坐第一,是有前提的。前提不满足的时候,自由和吃饱穿暖是放在一起比的。这几块垫在柱子底下的砖,第 31 章细看。
还有一处要说清,免得把他读得比他本人还硬。字典式的次序,排的是第一条原则和第二条原则之间的先后;第一条原则内部的那几项基本自由,彼此之间是可以调整的。
他举过这样的意思:良心自由很要紧,可是它也受公共秩序和安全的限制;一种信仰要是要求它的信徒去伤害别人,国家可以干预。又比如,言论自由很要紧,可是一场讨论总得有议事的规则,不能所有人同时抢着说话;定这样的规则,限制的是说话的方式,为的是让每个人都真正说得上话〔核:《正义论》§34、§37 相关讨论,转述〕。
这就是他说的「只能为了自由而限制自由」。议事规则限制了你插话的自由,是为了保护每个人发言的自由。这不是拿自由去换钱,而是在自由的体系内部调。
这一处,本书要记下来,因为它说明他知道:自由不是一堆可以无限放大的东西,而是一个彼此牵连、要一起调的体系。第 31 章会看到,这一点后来被哈特逼得更明白了。
那么,字典式的次序,取消了什么?
本书的发动机,第一拍是张力积累。几样东西都要,却不能同时都要,它们之间拉扯着,拉扯久了,逼出一个原来没有的办法。
周越选窗户,要是不定「安全第一」,而是把安全、隔音、价钱、样子一起摆在桌上,它们会拉扯:要安全就得多花钱,要省钱就得少一点安全。拉扯到后来,他也许会想出一个原来没想到的办法:窗户选便宜那款,另外在窗边加一道可以拆的护栏,孩子们来的时候装上,平时拆下来。这个办法,两样都顾到了,是被拉扯逼出来的。
字典式的次序,不许这种拉扯发生。第一个字先比,第一个字分出了高下,后面的就不比了。安全和价钱之间,没有张力;张力还没攒起来,就被次序提前化解了。次序把第一拍取消了。
放到一座城里想一想。一座城要修一条路,这条路会穿过一片老街区。老街区的居民,有在自己家里住下去的自由;全城的人,有走一条更近的路去上班的需要;老街区里还有几家开了几十年的小铺子,路一修,它们的熟客就散了。这几样拉扯在一起,一座城要是真坐下来掂量,也许会想出一个原来没有的办法:路改一个弯,从老街区边上绕过去,在绕过去的地方开一个小集市,让那几家老铺子搬过去,熟客也跟着过去。这个办法,是被拉扯逼出来的。
放到他的两条原则上:自由和收入、自由和机会,本来是会拉扯的。一个社会,在「保住某一项自由」和「让最穷的人过得好一点」之间,常常会碰到真正的两难。在两难里拉扯,正是一个社会长出新制度的地方。字典式的次序说:没有两难,第一条先。
他会说:我不是不知道有两难。正是因为两难太多,才需要一个次序。没有次序,一碰到两难,大家就各说各的「心里有杆秤」,最后谁的声音大谁说了算。次序,是为了不让强者在两难里说了算。
还有,他会说:我的次序,只管「基本自由」这一小张清单,不是管所有的自由。基本自由之间,也是要彼此调整的,不是说每一项都要无限大(第 31 章讲他怎样回应哈特)。
还有第三点,他没有明说,本书替他补上:一个硬次序,也是一种公开的承诺。一个社会把「自由不许拿去换钱」写进最高的规矩里,每个人都知道这条线在哪里,就不必每次碰到两难时,都担心自己的自由会被拿去谈判。这份安心,本身就很值钱。
这两点都对。本书认:在强者正要借两难说了算的地方,一个硬次序是一道防线。
还可以把话说得更公平一些:他的次序,挡住的是「在两难里让强者说了算」;他没有想挡「在两难里想出新办法」。只是一个硬次序摆在那里,想新办法的人就少了一个理由:既然规矩说了第一条先,为什么还要费劲去想两全的办法?次序本来是一道防线,用久了,容易变成一条捷径。
本书只多问一句:次序定了以后,两难还在吗?还在。它只是被排序排到了看不见的地方。一个社会的基本自由保住了,最穷的人仍然过不下去,这个两难不会因为「第一条先」就消失。它会在日子里继续拉扯,只是在他的理论里,没有地方让这种拉扯攒起来、逼出新东西。
把这一章和上一编连起来看,会看得更清楚:第四编说,幕后只有一个人,碰不出东西;这一章说,幕揭开以后,两条原则之间也不许碰。一个理论,在定规矩的时候不许人与人碰,在用规矩的时候不许原则与原则碰;张力在两处都被提前卸掉了。
开门:自由不许拿去换钱,这是替最容易被逼着交易的人守住的一道门。而且,他自己给这个次序加了条件:条件不利时,不这样排。
关门:次序取消了张力。两条原则之间,本来是会拉扯的;拉扯,是新东西冒出来的地方。一个排好了次序的理论,在两条原则打架的时候,不必想新办法,只需要查字典。
周越最后没有按「安全第一」选窗户。
他听了周蕙的话,把安全、隔音、价钱、样子四样一起摆出来,想了两个晚上。他选了便宜的那款窗户,在二楼靠楼梯的那扇窗边,加了一道能拆的木护栏。地板也换了主意:选了踩上去不冰脚的木地板,在卫生间门口铺了一块防滑垫。
父亲夏天回来住,光着脚在屋里走了一圈,说:「这地板好,暖和。」
那道能拆的木护栏,后来派上了用场。周越的女儿放假回来,带了两个同学在东屋住了一晚,周越把护栏装上了;同学走了,他又拆下来,靠在墙角。父亲看见了,说:「这个好,要用就装,不用就拆,不碍事。」
周越后来跟姐姐说:「安全我还是排第一的。只是不查字典了。安全是底线,底线守住了,别的就一起商量。」
周静说:「底线和第一,是两回事。」
带走的话
底线要硬,第一可以商量;把第一当字典查,就没地方想新办法了。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现实界:自由不许拿去换钱,替最容易被逼着交易的人守住了门。关门:字典式的次序取消了两条原则之间的张力,新办法没有地方冒出来。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自由这一项被守住了,是真的。可次序一排,自由就不必和让人走通、让东西长出来的那两项一起乘;它自己坐在第一位,另两项排队。
周越单位里有两个同事,同一年进单位,同一个岗位,同一天拿到了护照。
一个姓孙,家里有些积蓄,存款三十来万。拿到护照那年暑假,他就带着父母去了一趟欧洲,回来给大家分巧克力。
一个姓杜,家里在农村,父亲前两年生病花了不少钱,他自己存款三千出头。护照放在抽屉里,放了三年,一次也没用过。
按法律,两个人的出国自由,一模一样:谁也没拦着他们,护照都是有效的,出入境的规矩对他们完全相同。可你要是说,这两个人在出国这件事上一样自由,小杜大概会苦笑一下。
同一份自由,一个人手里是一张机票,另一个人手里是一本放在抽屉里的小册子。
罗尔斯看见了这件事,而且把它写进了书里。
他在第 32 节做了一个区分:自由本身,和自由的价值。自由本身,是那张基本自由的清单所规定的,对每个人都一样。可是,一个人因为穷、因为没受过多少教育、因为缺少一般的手段,没法去用他的权利和机会,这种情况,他不算作「不自由」,而算作「自由的价值」低。他说,自由的价值,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有更多手段的人,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的〔核:《正义论》§32,转述〕。
你细想一下,就知道这个看见有多难得。很多为自由辩护的人,到「法律上没人拦你」就停了:你没出国,是你自己的选择。他没有停在那里。他说:没人拦你,只是一半;你手里有没有让这份自由用得上的东西,是另一半,而另一半也是正义要管的。
这是真正的看见。他没有假装一张法律上一样的护照,就让小孙和小杜一样自由。他承认:自由是有价格的。
看见了以后,他怎么处理?
他的办法,是分两本账来记。
第一本账,记自由本身。归第一条原则管,人人平等,字典式地排在前面,不许拿去换任何东西。小孙和小杜,在这本账上一模一样。
第二本账,记自由的价值。归第二条原则管:机会要公平地开放,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要让处境最差的人得益。小杜手里自由的价值低,由第二本账去补——让他的收入、机会、得到的公共服务,尽可能好一些。他在第 32 节说,两条原则合起来,要让处境最差的人所拥有的那一整套平等自由的价值,尽可能大〔待核:《正义论》§32 原句,此为转述〕。
自由人人一样,价值差了,拿钱和机会去补。这就是两本账。
分账,有它的道理。
第一,它守住了第一本账的硬度。要是自由本身也跟着钱多钱少变来变去,那第 25 章那道承重墙就不存在了:有钱人可以说,我的自由比你的多,是应该的。分了账,自由本身就不许看钱。
第二,它让补的那一头有了着落。第二本账不是空话,它连着差别原则,连着公平的机会,连着一个社会怎样办学校、怎样帮穷人。小杜手里自由的价值低,是一个要去补的缺口,而不是「他自己的事」。
第三点之前,还要补一句。分账,也让补的那一头不必去碰那一张最硬的清单。社会可以放心地谈税收、谈补贴、谈公共服务,而不必担心谈着谈着,把某些人的言论自由、良心自由也谈进去了。
第三,在一个地方,他没有分账。政治上的自由——投票、竞选、参与公共事务——他专门说,这一项的价值,要保证是公平的:不能因为有钱,就在政治上说话更响;他主张用一些办法,比如限制政治献金、用公共资金支持政治讨论,来保证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核:《正义论》§36,转述〕。
这一条,在他的理论里分量很重。他的理由是:政治自由决定了谁能参与定规矩;要是有钱人在政治上说话更响,那么他们就能把第二本账——收入、财富怎么分——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第一本账上人人一样的政治自由,会通过第二本账的不平等,被悄悄掏空。所以这一格,必须乘着算〔核:《正义论》§36,转述〕。
请记住这第三点。在政治自由这一格上,他是把自由和它的价值乘在一起算的:光有投票权不够,你的一票得真的和别人的一票一样有分量。这是他书里乘法没有被拆开的一处。
可在别的地方,账是分开记的。本书在这里要说一句重话:一个乘法,被拆成了两本账。
第 11 章那道式子,本书一直在用:自由律=创造律×幸福律,缺一即零。一份自由,要乘上「能不能长出东西」「能不能把事走通」,才是真自由。
用这道式子看小杜的出国自由:他能不能在这份自由里长出什么?——看一看别处的日子,带回一点新想法,没有。他能不能把「出国」这件事走通?——订票、请假、成行、回来,没有。两项都是零。按乘法,小杜的出国自由,是零。
可在罗尔斯的两本账里,小杜的出国自由不是零。在第一本账上,它是满的,和小孙一样多;第二本账上,他的「自由的价值」低一些,要补。一份乘出来是零的自由,在第一本账上被记成了满分。
拿周静那十年再算一次。第一本账上,她什么自由都不缺:可以换工作,可以出门,可以说话,可以撒手不管。第二本账上,她的收入不高也不算太低,自由的价值中等。可按乘法算,那十年里,好多个月份,她既长不出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也没有一件事是自己从头走到尾的,只有照顾——她的自由,是零。两本账都说得过去,乘法却说不过去。
这不只是记账方法的不同。乘法说:没有价值的自由,就不是自由。两本账说:没有价值的自由,仍然是完整的自由,只是价值低。前一种说法,逼着你去看这份自由有没有真的发生;后一种说法,让你可以放心地说「他是自由的」,然后把剩下的事交给另一本账。
这不是本书第一个看出来的。
书出版后不久,就有人批评这个区分。1973 年,哈特在他那篇有名的文章里,质疑第一条原则和它的优先性(第 31 章细看)。1975 年,他的学生丹尼尔斯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平等的自由与不平等的自由价值》,直接指出:只要自由的价值可以不平等,那么「自由平等」这句话,就有一大半是空的;而且,他在政治自由上坚持「公平价值」的那套理由,放到别的基本自由上,同样讲得通〔核:丹尼尔斯 1975 年论文,转述〕。
罗尔斯没有接受把所有自由都改成「公平价值」。他的理由大致是:那样做,会让第一条原则和第二条原则混在一起,整个次序就乱了;而且,要保证所有自由的价值都平等,等于要把收入和财富拉得很平,那会伤到别的东西〔待核:他对丹尼尔斯式批评的回应,出处待核〕。
他宁可守住两本账的整齐,也不去把它们乘在一起。这个选择,本书能理解。一套理论要是处处都乘,就很难给出清楚的次序,也很难拿来立法;两本账虽然会漏掉一些东西,可每一本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在整齐和贴身之间,选了整齐。
两本账的记法,在日子里随处可见,你只是平常没留意。
一所学校开了十几个课外兴趣班,规矩写得很清楚:人人可以报名,不看成绩,不看家庭。这是第一本账:报名的自由,人人一样。可是有几个班要自己买器材,钢琴班要家里有琴练,天文班要买一架像样的望远镜。于是,报名表上人人自由,真正坐进钢琴班的,都是家里有琴的孩子。
学校也补。家里困难的孩子,器材费可以减免。这是第二本账。可补了器材费,还有别的:家里没有琴,放学后在哪儿练?练的时候,家里有没有人听、有没有人说一句「弹得不错」?一个孩子第一次站到台上弹给大家听,底下有没有一个自己的家人?
第一本账记报名的自由,第二本账记器材的钱。一个孩子在钢琴班里有没有长出点什么、有没有一首曲子从头弹到尾、弹完心里是亮的,哪一本账也不记。
还有一个孩子,家里没琴,学校补了器材费,她每天放学后去音乐教室练半个钟头。音乐老师有一回路过,站在门口听完了一首,说了一句:「这一段,你弹得比上次稳。」那个孩子后来说,她是从那天起,才觉得自己是在「学钢琴」,而不只是「报了钢琴班」。
本书要的,是第三样记法:不分两本,一本账里乘着记。报名的自由,乘上这个孩子在班里长出了什么,乘上这件事他走通了没有。三项里有一项是零,这一栏就是零,就得有人去看看,零在哪里。
开门,一扇大门:自由有价格。一张护照在不同人手里分量不同,这件事被他白纸黑字地写进了正义理论。政治自由那一格,他连价格也一起管了。
关门:在政治自由以外的地方,乘法被拆成了两本账。第一本账上,一份乘出来是零的自由,照样记满分;它的真假,要到第二本账上去看,而第二本账看的,只是钱和机会。
后来单位组织了一次去邻国的业务考察,名额有限,报名自愿,费用单位出一半。
小杜犹豫了很久。钱的事,单位出一半,他自己那一半,咬咬牙也拿得出来。让他犹豫的是别的:他从来没坐过飞机,不知道怎么值机、怎么过海关;他怕出去了什么都不懂,给同事添麻烦;他还想着家里父亲的药,出去一个星期,谁去取。
最后是小孙来找他。小孙说:「值机、海关我带你走一遍,不难。你爸的药,让我妈顺路去取,她天天去那家医院。」小杜这才报了名。
回来以后,小杜在单位的分享会上讲了十分钟,讲他在那边看到的一个仓库的管理办法。讲完了,领导说,这个办法咱们可以试试。
那次考察回来,小杜把护照放回抽屉的时候,发现第一页上盖了两个章:出境,入境。他盯着看了一会儿。三年里,这本小册子第一次有了点东西在上面。
周越后来跟姐姐说起这件事:「单位出一半钱,是补了罗尔斯的第二本账。可小杜能走出去,还靠了另外两样:有人带他走一遍,有人帮他顾着家里。这两样,账上没有。」
周静说:「钱是菜篮子,有人带、有人帮,是灶台。」
周越想了想,说:「那你说,罗尔斯的两本账,是不是也没错?单位那一半钱,确实要紧,没那一半,他连报名都不会想。」
周静说:「没错。只是账不能记到钱就停。钱记完了,还得有人去看看,灶台上有没有火。」
「那十分钟呢?」
「那是做出来的一道菜。」
带走的话
一份自由有没有价,要乘着看:没有长出东西、没有走通的自由,账上记得再满,也是零。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现实界:自由有价格,一张护照在不同人手里分量不同;政治自由那一格,价值也一起管。关门:别处的乘法被拆成两本账,乘出来是零的自由,在第一本账上照样记满分。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小杜那本放了三年的护照,是零;单位补了一半钱,还是差两项;有人带、有人帮、回来讲了十分钟,才乘出来一份真的。
周家过年,饭后总要打几圈扑克。父亲牌打得不好,可他有一句口头禅,一家人都会背:「牌是发的,打是自己的。」
抓到一手烂牌,周越爱抱怨,父亲就说这句。意思是:你手里的牌,是发给你的,好坏由不得你;可怎么打,是你自己的事,别怨牌。
有一年,周越的女儿在旁边看着,忽然插了一句:「爷爷,那打牌的本事,是不是也是发的?」
父亲一愣:「打牌的本事,是自己练出来的。」
女儿说:「可我爸从小就跟您打,我同学家里没人打牌。他俩练的机会,不也是发的吗?」
桌上的人都笑了。父亲想了半天,把手里的牌一扣:「那你说,什么是自己的?」
这一问,罗尔斯在书里认真答过。他的回答,是全书最深的一处看见。
第 1 章说过,罗尔斯在第 12 节把机会平等分成三种读法,一种比一种走得远。走到最远的地方,他说出了一句很重的话,大意是:一个人生在哪个阶层,是社会的抽彩;一个人带着什么样的天赋来到世上,是自然的抽彩。这两样,从道德上看都是任意的〔核:《正义论》§12、§17,转述〕。
两种抽彩,放在日子里很好分。一个孩子生在省城还是山里,父母是教书的还是种地的,家里有没有一整面墙的书——这是社会的抽彩。一个孩子天生记性好不好,个子高不高,嗓子亮不亮——这是自然的抽彩。两样都不是孩子自己挑的,却都会一路跟着他,从小学跟到工作。
他在第 17 节说得更直:谁也不应得他更大的天赋,谁也不配有一个更有利的起点〔核:《正义论》§17,转述〕。
说到这里,一般的人会停下:好吧,天赋是运气,可肯下苦功总是自己的吧?他没有停。他在第 48 节接着说:连一个人肯不肯努力、肯不肯尝试,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取决于他幸运地拥有的那些天赋〔核:《正义论》§48,转述〕。
周越女儿那一问——「打牌的本事是不是也是发的」——他四十多年前就答过了:很大程度上,是。
这一步,改判的是一个很古老的想法:「应得」。
平常我们说一个人「应得」什么,意思是:他凭自己做了什么,所以配得上什么。考了高分,应得好学校;干得多,应得多拿。这种说法,默认了一件事:「他凭自己」的那个「自己」,是他自己挣来的。
罗尔斯说:那个「自己」,很大程度上是发来的。高分,有一半是天赋,一半是肯学;肯学,又有一大半是家里、学校、身边的人一起养出来的。一个人手里的牌,和他打牌的本事,都是土里长的。
所以他不许「应得」在定规矩的时候当理由。在他那里,一个人多拿,不能说「因为我配」,只能说「因为按照公平的规矩,做了这件事的人可以多拿」。他把前一种叫做道德上的应得,把后一种叫做「正当的期望」:规矩先定好,谁照规矩做了,谁就有权期望规矩兑现〔核:《正义论》§48,转述〕。
拿周蕙店里的事一比就清楚。小伙子涨了一百块(第 28 章),他有权拿这一百块,是因为店里先定了规矩:留下来、多烤两炉、带徒弟的,多拿一百。他照规矩做了,就有「正当的期望」,周蕙不能反悔。可要是有人问:他配不配得上这一百块?罗尔斯会说:别这么问。他手巧,一半是天生的;他肯早起,一半是技校和他师傅养出来的。问「配不配」,就又把抽来的签当成了自己挣的。
本系列第 120 号判过:他把「应得」改判成了长出来的东西。本书认这一判,并认为:这是全书最深的一处看见。一个人以为是自己挣来的东西,其实长在一片他没选过的土里、一条他没全靠自己走的路上。
看见了这一层,他接着说出了一个在当时很惊人的主张:要把天赋的分布,看作是一种大家共有的资产〔核:《正义论》§17,转述〕。
意思不是把聪明人的脑子充公。意思是:天赋好的人,可以凭天赋多得,但条件是,他的多得,要让天赋差的人也跟着得益。天赋这张好牌,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产;你打这张牌赢来的东西,要有一份回到桌上。这就是差别原则的底子(第 28 章细说)。
老辈人修水渠,是按户出工的。力气大的后生,一天能挑五十担土,力气小的,只能挑二十担。没有人说力气大的后生该多分水,也没有人说他该少挑点、等着力气小的。大家都明白:他那身力气,是这条渠用得着的东西;他多挑,渠早通,全村的地都浇得上。罗尔斯说的「共有的底子」,有一点这个意思:好牌不是没收,是让它替整张桌子干活。
他还讨论过一种更彻底的办法,叫「补偿原则」:为了真正的机会平等,社会要把更多的资源花在天赋差、出身差的人身上,比如在最初几年的教育上多照顾他们。他没有把补偿原则当作唯一的原则,但承认它说出了一个要紧的考虑〔核:《正义论》§17,转述〕。
这一处看见,放在今天也不过时。每年高考放榜,总有「寒门贵子」的故事,也总有「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罗尔斯会说:分数是要紧的,可一个分数背后,是一整片土和一整条路;把分数当成一个人「应得」的全部证明,就把那片土和那条路都藏起来了。
这一处看见,替很多人说了一句公道话:一个在城市里上好学校、家里有书的孩子,和一个在山里走十里路上学的孩子,考出同样的分数,意思不一样;考出不一样的分数,也不能只说「一个努力,一个不努力」。
它也挨过刀。第 57 章会写诺齐克:他说,天赋是一个人自己的,把它看作「共有资产」,等于把人当成了别人的工具,这正好违背了罗尔斯自己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分别」〔核: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第七章,转述〕。第 58 章会写桑德尔:他说,罗尔斯把一个人的天赋、努力都剥掉,剩下的那个「自我」,是空的。
还有一层公道话要替他说。「应得」这个词,在日子里很容易被拿去为既有的差距辩护:「他有钱,是他应得的」「他穷,是他自己不努力」。罗尔斯把这个词请下了定规矩的桌子,等于拿走了很多人手里一件顺手的挡箭牌。这一步,需要不少勇气。
这两刀,本书后面接。这里先说本书自己的一刀,方向和他们都不一样。
罗尔斯把一个人身上「不是他自己挣的」那些东西,一律叫做运气:社会的抽彩,自然的抽彩。
本书要问:土里长出来的东西,都是运气吗?
周静那十年,是运气吗?不是。那是她一天一天走过来的路。她为什么能走这十年,也不全是她自己挣的:她十三岁那年背弟弟走过五里夜路(第 1 章),她是家里的老大,她从小看着母亲怎么照顾外婆。这些,是她的土。可是土和路缠在一起,长出了「一个能照顾父母十年的人」。这个人,不是抽签抽出来的,是长出来的。
罗尔斯的框里,只有两格:要么是「应得」,这是他否认的;要么是「运气」,这是他要去补偿的。「长出来的来历」,没有第三格。
他看见了应得是长出来的;可他把长出来的东西,都当成了抽来的签。抽来的签,在幕内不许说话,只能在幕外被补偿。长出来的来历,本书说,应该被记下来,在分份的时候开口——就像那张阄书上的一行「另记」。
放大到一个社会,也是一样。一个行当,几十年里默默撑着一座城——比如那些起早贪黑的环卫工,那些夜班的护工——他们手里的基本善少,按罗尔斯的办法,要补。可他们需要的,不只是被补一点钱,还有那几十年被看见、被写进这座城的来历:这座城之所以干净、之所以夜里有人守着病人,是因为有他们。补偿,是把他们当成抽到了坏签的人;记账,是把他们当成走过一段路、撑过一座城的人。
这两种处理,差别很大。补偿,是把一个人当作运气不好的人,给他一点东西,让他和别人拉平。记账,是把一个人当作走过一段路的人,让他那段路被看见、被算进分法里。周静不需要补偿;她需要的,是那十年被写下来。
也许有人会说:记账,不就是另一种「应得」吗?大姐照顾了十年,所以她应得那一笔「另记」。本书说:不一样。「应得」说的是:她配,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好人、一个肯吃苦的人,好像这份品质是她凭空自带的。「记账」说的是:这十年发生过,是一段路,它改了这个家的土,也改了她自己;分法要把这段路算进去。前者是给一个人贴一张标签;后者是给一段路立一块碑。罗尔斯拒绝的是标签,他拒绝得对;可他连碑也一起不立了。
「来历」这个词,已经用了十几章,该给它一个能核账的名字了。本书叫它路据:一段在关系里走过、改了大家共有的那片土、当场记下、可以再议的路。
先说它不是什么。路据不是运气——运气是发来的,没有人走过它;路据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路据也不是应得——应得是贴在一个人身上的标签,说他本来就配;路据记在一段路上,说这段路发生过。
再说怎样认出一段路据。本书立五条判准,一条过不了,就不算。
第一条,有起止。说得出从哪年到哪年,做了什么。周静那十年说得出:哪一年把父母接到自己家,第一年母亲住院,第三年父亲在卫生间摔了一跤,第六年母亲不认人了,第九年母亲走了(导论)。说不出起止的,比如「她一向最孝顺」,那是标签,不是路据。
第二条,改了共同的土。说得出因为这段路,别人少付出了什么,或者多得到了什么,而且至少有一个在场的人能指认。周静那十年,周蕙和周越少跑了多少趟医院,家里省下了请人的钱,父亲一直有人看着——那天晚上,周蕙指认得出,周越也点了头。只改了自己的——比如她这十年里学会了看化验单——那归她自己,不进分份。
第三条,当场记。由当事各方在场记下:日子,在场的人,缘由。分家那晚舅舅做中人,写在阄书上,就是当场记。这十年里医院的单据、记药的小本子,可以作旁证;事后补记的,另标「追记」,份量要打折——不然,谁都能翻出二十年前的一件事,旧账就翻不完了。
第四条,可以再议。写明什么情况下重议,由谁重议,记在哪儿。这三句问话,借自本系列第 121 号《发生落点》。周静那一行「另记」,后来就跟着日子添过页:父亲每年夏天要回东屋住一个月,阄书上又添了一行。
第五条,不传给身份。路据属于那段路,不属于一个人的身份:不能继承,不能转让,不能拿「我是长子」「我家祖上有功」来主张。舅舅那套老规矩里「儿子多分」那一条,过不了这一条——儿子是身份,不是一段路。反过来,要是周越这几年每月往家里寄钱,那晚又当场记了、写明可以再议,他的那一段也过得了。路据不只是照顾人:挣钱寄回来,守着一条渠,带出一个徒弟,都可以是。
五条过完,路据怎样进分法?次序是:先核路据,一条一条对判准;过了的,按事先说好的折算法,写成「另记」;剩下的份,再抓阄,幕只遮落点;最后全部写进阄书,附上再议的条件。
罗尔斯会说:你这是把一家一户的私事,带进了定规矩的会场。本书的回答是:路据不进幕后。五条判准和折算法,完全可以在幕后定——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会是那个照顾父母十年的人,还是那个在外地的人,他照样会同意「走过的路要记账,身份不许多拿」。幕后定的是怎样认、怎样算;账,在幕前算。这样,幕只遮落点,不遮来历,两件事各归各位。
说到这里,要老老实实看一看旁边的人。有四家说法、一类制度,离路据很近,本书的初稿没有和它们交过手。
第一家,弗雷泽和霍耐特,讲承认。弗雷泽在 1995 年说,不公有两种:一种是东西分得不公,要靠再分配去补;一种是有些人不被看见、被看轻,要靠承认去补〔核:弗雷泽《从再分配到承认?》,1995 年,转述〕。霍耐特早几年讲过,人要在爱、权利和社会尊重三种关系里得到承认,其中的社会尊重,给的是一个人对大家共同事业的贡献〔核: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1992 年,转述〕。本书说「补偿是一回事,被看见是另一回事」,和他们是同一个方向。
差别在这里:承认是一种态度,一种身份上的尊重,可以给,也可以不给,给了也不一定进分法;社会尊重还要评一个人的贡献值多少,评着评着,容易评出高低贵贱来。路据不评一个人值多少,只记一段路发生过、改了什么;它不停在态度上,要进分份,而且写明可以再议。
第二家,安德森,讲民主的平等。她在 1999 年批评一路「运气平等主义」:把处境差的人当成运气不好的人去补,补的时候带着一种怜悯,等于先给人贴一张「不幸者」的标签;她主张,平等要看的是人和人之间能不能平起平坐〔核:安德森《平等的意义是什么?》,1999 年,转述〕。本书说「补偿,是把他们当成抽到了坏签的人」,这一刀她早就砍过。
差别在于:她往前看,问的是人和人往后能不能平起平坐;路据往回看,问的是走过的那段路有没有被记账。两件事并不打架,路据补的是她没有管的那一半:来历。
第三家,德沃金,讲两种运气。他分了原生的运气和选择的运气:生下来的天赋、撞上的横祸,是原生的,该补;自己选的赌局,输了赢了,该自己担〔核:德沃金《什么是平等?第二部分:资源平等》,1981 年,转述〕。
路据正好从这一刀的缝里漏下去。周静那十年,不是原生的运气——她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也不是一场赌局——她没有拿什么去押,也不是为了赢。按德沃金的分法,那算她自己的选择,后果该她自己担;可这段路改的,是一家人共有的土。路据说的是:这类路,既不是运气,也不是赌局,是一段替大家走过的路,要记在大家的账上。
第四家,诺齐克,讲历史原则。他说,东西分得公不公,要看它是怎么来的:当初怎样取得,后来怎样转手,有没有不当要纠正;只看眼下怎么分布、不看历史,是错的〔核: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第七章,转述〕。本书说「让来历开口」,看上去和他站在同一边。
差别反倒最大。诺齐克的历史,是产权的历史:谁对哪样东西有权,这份权是怎样一手一手传下来的。周静对老屋没有任何产权上的来历;她那十年不是一条产权的链子,是一段改了共同之土的路。而且在诺齐克那里,只要取得和转手都正当,东西就不许再拿去重分;路据写明了可以再议,也不传给身份。
还有一类近邻,不是学说,是已经在用的制度。有的地方办「时间银行」:今天你陪一位老人两个钟头,就记下两个钟头,将来你需要人陪,拿这两个钟头来换〔核:卡恩倡导的「时间美元」与时间银行,1980 年代起;国内若干城市的养老时间银行试点,细节待核〕。有的国家的养老保险,会给在家照顾病人的家属记上缴费的年份〔待核:如德国长期护理保险为家庭照护者缴纳养老保险一事的细节〕。基蒂在 1999 年也写过:照顾依赖者的人,自己也需要被社会照顾〔核:基蒂《爱的劳动》,1999 年,转述〕。这些做法,都已经在给「一段替别人走过的路」记账。
差别在记账的去处。时间银行记的是工时,拿去换工时;养老保险里的照护年份,是事后的补偿。它们都在分完之后才算,不在定分法的那一刻开口。路据要进的,恰恰是那一刻:先核路据,再抓阄。还有一处:有的时间银行允许把攒下的钟头转给家人用〔待核〕;路据不传给身份。
几家看过,可以把话收成一句:来历不是运气(罗尔斯),不是应得(老说法),不是承认(弗雷泽、霍耐特),不是运气里分出来的选择(德沃金),不是产权的历史(诺齐克),也不只是事后记下的工时(时间银行、照护积分),而是路据。
这一句,本书标待验。它要在真实的分法里挡得住身份,挡得住翻不完的旧账,才算站住。怎样验,写在第 56 章。
第 2 章插过一面小旗:二十一岁的他,在本科论文里不许人靠自己的功德把恩典挣到手〔待核:见第 2 章〕。
现在可以把这面旗拔出来,并排放一放:二十一岁时,他说人不能凭功德配得上恩典;五十岁时,他说人不能凭天赋和努力配得上更多。两句话,隔着三十年,说的都是「你以为是你自己的,其实不全是」。
本书不说前一句造成了后一句。只说:在他一生的土里,「不许人把自己挣的当作配得上的」这一条线,是很早就有的,而且一直没断。
这一处,开门还是关门?
开门,全书最大的一扇门之一:应得被改判成长出来的,一个人以为是自己挣的东西,被放回了土里和路上。天赋被看作共有的底子。
关门:长出来的东西,只有「运气」这一个名字。运气在定规矩的那一刻不许开口,只能在幕外被补。土和路长出来的来历,没有一格让它被记下、被算进分法。
周越的女儿有个同桌,姓钟,是从县下面的乡镇考上来的。成绩一直比她好一点,而且好得让人服气:每天早上六点就到教室,晚上最后一个走。
有一回,班主任在班会上表扬这个同学,说:「成绩是汗水换来的,这就叫应得。」
周越的女儿回家跟爸爸说:「我觉得老师说得不全对。小钟是很努力,可她跟我说过,她那么拼,是因为她奶奶一个人把她带大,奶奶每天四点起来去镇上卖菜。她说她不拼,对不起奶奶。」
周越问:「那你是说,她的努力不算她自己的?」
女儿想了想:「算。可也是她奶奶的。她那份努力,是在她奶奶那四点钟里长出来的。老师光说她应得,把她奶奶漏了;要是有人说她只是运气好,有个好奶奶,那又把她自己漏了。」
周越说:「那该怎么说?」
女儿说:「该说,她是这么长出来的。」周越问:「那学校该怎么办?」
女儿想了想:「表扬她的时候,把她奶奶也说上。发补助的时候,别只看分数,问问她每天几点起、周末干什么。她那份努力,得有人知道是从哪儿来的。」
带走的话
你以为是自己挣的,一半长在土里;可长出来的,不等于抽来的。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现实界与自我界之间:应得被改判为长出来的,天赋被看作共有的底子。关门:长出来的来历只有「运气」一个名字,在幕外被补偿,不能在幕内开口,也没有一格被记下来。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补偿能把框填满一些,可一个人走过的那段路要是不被看见,那件事就没有走通。小钟的奶奶那四点钟,账上没有。
周蕙店里那个技校毕业的小伙子,干到第二年,手艺已经很好了。有一天,他跟周蕙说:「老板,我想多拿点。隔壁街新开的那家,给面包师开的比这儿多。」
周蕙没有马上答应。她在想一件事:店里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孩子上小学的大姐,一个是韩家的小孙女。要是给小伙子涨了,她们俩不涨,这公平吗?
她想了一个晚上,想出了一个说法。第二天她跟三个人一起说:「小伙子涨一百块。理由是:他留下来,早班的面包能多出两炉,店里一个月能多挣一些;多挣的这部分,年底给大家都分一点。还有,他得带小孙女学揉面,一个星期带两个早上。」
大姐听了,点点头:「他涨,我们也跟着沾光,那行。」
小孙女说:「我还能学手艺。」
一百块的差距,大家都认了。认的理由,不是「他手艺好,应得」,而是「他多拿,大家都跟着好」。
周蕙不知道,她用的正是罗尔斯的差别原则。
罗尔斯的第二条原则,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公平的机会平等:职位和地位,要在公平的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另一部分,就是差别原则: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要安排得让处境最差的人得到最大的好处〔核:《正义论》§13,转述〕。
说成大白话:差距可以有,但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一个医生比一个清洁工挣得多,可以;前提是,这个差距让社会里最差的那些人,也比没有这个差距时过得更好——比如,高一点的收入能让更多聪明人愿意去学医、去当医生,最穷的人看病也更容易了。要是某个差距只让上面的人更好,下面的人一点也没沾光,甚至更差了,这个差距就没挣到它的正当性,要改。
第 17 章说过,幕后的人会选两条原则,靠的是最大最小:不知道自己会落在哪里,先保证最坏的位置也过得去〔核:《正义论》§26,转述〕。差别原则,就是最大最小落在收入和财富上的样子:让最差的那个位置,尽可能好。
他还给了另外几个理由。一个叫「承诺的压力」:幕后的人要选的,是自己揭开幕以后真能守得住的原则。要是选了功利主义,揭开幕发现自己恰好是被拿去抵账的那个少数,他很难心甘情愿地守下去;差别原则对最差的人也说得过去,揭开幕以后,谁都守得住〔核:《正义论》§29,转述〕。另一个理由是自尊:一个社会要是公开地说「我们的规矩要让最差的人也得益」,最差的人就不会觉得自己是被牺牲的那一个,能抬起头来〔核:同上,转述〕。
这条原则,从一开始就挨了一刀,来自经济学家哈桑尼。
哈桑尼说: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会落在哪里,那最合理的假定,是落到每个位置的可能性一样大。既然一样大,理性的人就该选平均下来最好的那一种安排——那就是平均的功利主义,而不是只盯着最坏的位置〔核:哈桑尼 1953、1955 年论文与 1975 年对罗尔斯的批评,转述〕。他还举例子说:只盯着最坏的结果,会让人连过马路都不敢,因为过马路有极小的可能被车撞。
罗尔斯的回答,大致有两层〔核:《正义论》§26、§28,转述〕。第一层:幕后的人没有任何根据去假定「可能性一样大」,那是凭空加进去的。第二层:这里赌的不是过一次马路,而是一辈子,而且赌输了的那一头——成了被加总的秤牺牲的人——是接受不了的。过马路可以冒一点小险;把一辈子押在一个可能让你失去自由的方案上,不行。
放到日子里想,两人的分歧很好懂。一个人去买保险,是按平均的风险去算划不划得来,还是先想「万一最坏的情况落到我头上,我受不受得了」?一般的小事,人们按平均算;关乎一家老小一辈子的大事,人们常常先想最坏的情况。罗尔斯说,定一个社会的基本规矩,是后一种事。
这场争论,谁也没完全说服谁,一直吵到今天。本书不当裁判。本书只指出一件事:两个人吵的,都是「幕后一个人该怎么赌」。赌的是一个人,押的是一个人的一辈子;「一群人坐下来,能不能想出一个谁都不必去赌的办法」,两人都没吵到。
差别原则,是二十世纪政治哲学里最有名的一条原则,也是最容易被误读的一条。
还要说一句,它针对的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不是每一次具体的分配。周蕙店里给小伙子涨一百块,严格说不归差别原则管,那是一家店里的事。本书拿它来打比方,是因为这个道理在小地方也讲得通:差距要说得出让大家都跟着好。
它不是平均主义,导论里说过了。它允许差距,甚至鼓励能让大家都得益的差距。
它也不是「劫富济贫」。它不看谁富谁穷,只看一个差距挣没挣到正当性。一个差距让最差的人得益,富人多拿,名正言顺;一个差距只让富人得益,那才要改。
它还有一层不太被人注意的好处:它把最差的那些人,放到了每一次讨论的正中间。一个社会讨论税率、讨论工资、讨论公共服务,照差别原则,第一个要问的不是「这对经济增长好不好」,也不是「这对中间的大多数好不好」,而是「这对最差的那些人好不好」。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眼光,它让那些平常在讨论里最没声音的人,成了尺子。
它最可贵的地方,是给差距加了一个举证的责任:差距本身不会自己证明自己,要多拿的一方,得说明他的多拿怎样也让最差的人过得好一些。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这是一道承重墙。本书认。
现在拿三只脚来看这条原则。
先把九格表的这一格说清楚。第 16 章那张表,现实界那一行有三格:创造、自由、幸福。自由那一格,是他的两条原则;创造和幸福那两格,当时打了问号。现在看创造那一格。
差别原则里,有没有创造?有。那个医生多拿,是为了让更多聪明人去学医、去发明新疗法;那个小伙子多拿一百块,是为了他留下来多烤两炉面包。社会允许差距,是因为有的人多拿以后,会多做事、做出新东西,让大家都得益。
可是请留意创造在这里的身份:它是一个手段。多拿,是为了激励创造;创造,是为了让最差的人得益。创造本身值不值得,不在算式里。一个人做出了一样很好的新东西,要是它不能让最差的人得益,在差别原则里,它就没有给差距挣到正当性。
本书在第 16 章那张九格表的雏形上,现实界那一行、创造那一格,打过一个问号。现在可以填一个字:影子。创造在现实界里,以「激励」的影子出场,替差别原则办事。
拿周蕙店里说:小伙子多烤两炉面包,是一件创造的事——他琢磨出一种新的发面法,面包更松软了。在差别原则里,这件事的分量,看它让大姐和小孙女多拿了多少。可小伙子自己,琢磨出新法子的那天早上,高兴得在后厨转了两圈。这份高兴,是一件事走通时的那股劲;它和大姐多拿了多少,没有关系。差别原则里,没有这一格。
还有一处,第 61 章会写到:后来有学者,比如科恩,从另一头问过:如果一个天赋好的人真心信差别原则,他为什么非得多拿才肯多干?他要是不多拿就不肯干,这份「激励」本身,是不是就说明他并不真信这条原则〔核:科恩对激励论证的批评,转述〕?这一刀,指向的也是创造在这里的身份:它被当成了要用钱去撬的东西。
差别原则,还可以当成一道随身带着的小测验。碰到任何一个差距,问一句:这个差距,让最差的人好了没有?
一所中学设重点班,把成绩好的学生集中起来,配最好的老师。问一句:这个差距,让普通班的孩子好了没有?要是重点班的老师每周也给普通班上一次课,重点班做出来的好题目、好讲义都拿给全年级用,那么这个差距,也许挣到了一点正当性。要是重点班只是把好老师全抽走了,普通班的孩子更没人管了,这个差距就没挣到。
一个单位发年终奖,领导拿的是普通员工的几倍。问一句:这个差距,让最底层的员工好了没有?要是领导多拿,是因为他带着单位拿到了更多的活,最底层的员工也因此保住了饭碗、涨了工资,差距说得过去;要是底层的人一年比一年难,领导的奖金一年比一年多,这个差距就说不过去。
这道测验,简单,好用,谁都能拿来问一问。它是罗尔斯留给普通人的一件好工具。本书在第 66 章讲调薪公式时还要用它。
开门: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多拿的一方有举证的责任,最差的人的处境成了衡量一切差距的尺子。
关门:创造在这里是激励,是手段;一件事做成以后有没有走通、做事的人心里亮不亮,不在算式里。差距挣没挣到正当性,看的是最差的人手里的基本善多了没有,看的是菜篮子,不是灶台。
小伙子涨了一百块以后,每个星期带小孙女两个早上。
头一个月,他带得很敷衍,教两下就自己干自己的。周蕙看见了,没说什么。第二个月,有一天小孙女揉的面发得特别好,小伙子凑过去看了半天,说:「你这手劲,跟我师傅一样。」从那天起,他带得认真了。
年底,店里多挣的那部分,周蕙按说好的分了。大姐和小孙女各拿到了一笔,不多,大家都高兴。
可周蕙心里记得最清楚的,不是年底分的那笔钱,是小伙子说「你这手劲,跟我师傅一样」的那个早上。那个早上,一个人的手艺在另一个人手里接上了。
她后来跟姐姐说:「那一百块,是罗尔斯说的那种差距,挣到了正当性。可那两个早上,不是钱买来的。钱能让他留下来,留下来以后,那两个早上怎么过,钱管不着。」
周蕙想了想,又说:「要是只按罗尔斯的算,我给他涨一百块,只要大姐和小孙女也沾了光,就算公平了。可我现在觉得,还得看一样:他在店里干得有没有劲。有劲,那一百块是添柴;没劲,给多少都是往冷灶里添。」
周静说:「钱是给他涨的,手艺是在两个人中间长出来的。」
带走的话
多拿要说得出让大家也跟着好;可手艺在人和人中间接上的那一下,不是差距买得来的。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现实界: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最差者成了衡量一切差距的尺子。关门:创造只以激励的影子出场,替差别原则办事;它本身值不值、走没走通,不在算式里。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一百块让小伙子留下来,框补上了;两个早上从敷衍到认真,手艺接上了,那一刻才乘出了东西。前一半在他的账上,后一半不在。
周越单位有两个去省里学习半年的名额,组里五个人都想去,条件都差不多。组长说:抽签吧,最公平。
大家都同意。可到了抽签那天,组长临时有事,在群里发了一句:「我看老王和小李去吧。反正抽签也是五个人机会一样,谁去都一样,就不费那个事了。」
群里没人说话。过了一会儿,小杜发了一句:「组长,还是抽一下吧。」
组长回:「结果有什么不一样?」
小杜没再回。周越后来私下跟组长说:「结果可能一样,可抽过和没抽过,不一样。抽过了,没去的人心里服;没抽,老王和小李去了,另外三个人心里总会想:凭什么是他们?」
组长想了想,第二天还是把五个人叫到一起,当面抽了。抽中的恰好是老王和另一个人。
「反正抽也是一样的」——这句话,罗尔斯在书里专门驳过。
他在第 14 节把「程序」和「公平」的关系,分成三种〔核:《正义论》§14,转述〕。
第一种,叫完善的程序正义。什么结果算公平,事先就知道;而且有一个办法,保证一定能得到这个结果。比如一袋粮食要平分给几家,公平的结果事先清楚:每家一样重;办法也有:拿秤一家一家称。结果对不对,拿秤一称就知道。〔此例为本书所设〕
第二种,叫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什么结果算公平,事先知道;可没有一个办法能保证一定得到它。他举的例子是刑事审判:公平的结果是有罪的人被判有罪、无罪的人被放掉,可审判的程序设计得再好,也难免冤枉好人、放过坏人。
日子里,不完善的程序随处可见。一场考试,想考出真本事,可题目出得再好,也会有人临场发挥失常、有人碰巧押中了题。一次面试,想挑出最合适的人,可面试官再认真,也会看走眼。结果对不对,心里有个标准;程序只能尽量接近它。
第三种,叫纯粹的程序正义。没有一个独立于程序的标准,来判断什么结果是公平的;只要程序本身是公平的,而且被真正地执行了,得出的结果,不管是什么,都算公平。他举的例子是公平的赌局:几个人各自自愿下注,规则公平,没人作弊,赌完以后钱怎么分,就是公平的,不管最后谁赢谁输。
纯粹程序正义里,有一句要紧话,他特意强调过:一个公平的程序,只有在它被真正执行的时候,才能把它的公平传给结果〔核:《正义论》§14,转述〕。
意思是:你不能说「假如我们赌了,结果大概会是这样」,然后直接按「大概」去分钱。赌局的公平,在于它真的赌过了;抽签的公平,在于它真的抽过了。没抽,只说「反正机会一样」,那个结果就没有任何公平可言,哪怕它碰巧和抽出来的一样。
为什么非得真抽不可?因为纯粹程序正义里,结果本身没有别的标准可以验;它全部的公平,都寄托在程序真的走了一遍这件事上。没抽,就等于连这点寄托都没有了。更何况,一次真抽,还留下了一件事:五个人在场,签是从一个盒子里摸出来的,谁摸的,什么时候摸的,大家都看见了。这件事本身,就是后来每个人心里服气的底子。
小杜那一句「还是抽一下吧」,说的就是这个。
本书在第 24 章说过:抓阄比幕多一样好处,它是真的抓过的。现在可以看到,这一条,罗尔斯自己就有:公平要真的抓过一次。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件好工具。本书的抓阄,站在他的肩膀上。
他还说,他的整个理论,就是要用纯粹程序正义的想法来做地基:原初状态就是一个公平的程序,在里面选出的原则,不管是什么,只要程序公平,就是正义的〔核:《正义论》§24,转述〕。
打个比方:一个家里分东西,要是先吵「什么分法才是对的」,永远吵不完;要是先商量「怎么分才公平」——当着大家的面、谁也不先挑、分完抓阄——然后照着做一遍,分出来的是什么,大家都认。罗尔斯要的,就是把「什么是正义」换成「怎样公平地定」。
这一招很漂亮:他不必事先告诉你「正义是什么」,只要告诉你「公平的程序是什么」,正义就会从程序里出来。
可是这里有一个缝,本书要记下来,标为「待验」:纯粹程序正义要求程序「真的执行过」,而原初状态,恰恰是一场没有真正开过的会。它是想象的,第 17 章说过,它是一个表述装置。一个要求「真抓过一次」的想法,被用来给一场「从未真抓过」的选择打地基。
他的回答大概是:原初状态的「执行」,就是我们每个人按它的限制去推理;我们推理了,它就执行了。这个回答有它的道理。可是一个人在脑子里推理一遍,和五个人当面抽一次签,是两种「执行」:前一种没有日子、没有在场的人、没有一张纸,推一千遍都一样;后一种只有一次,抽完了就是一件发生过的事。
原则在幕后选定以后,怎样落到一个社会里?他设计了四个阶段〔核:《正义论》§31,转述〕。
第一阶段,原初状态,幕最厚,选定两条正义原则。
第二阶段,制宪会议。幕揭开一层:代表们知道了自己社会的一般情况——经济发展到哪一步、有什么样的政治文化——但仍然不知道自己在社会里的具体位置。他们按两条原则,定一部宪法。第一条原则,主要落在这一层:基本自由写进宪法。
第三阶段,立法。幕再揭开一层:立法者按宪法,定具体的法律和经济社会政策。第二条原则,主要落在这一层。
拿一个家打比方。先定家训,比如「一家人有难同当」,这是第一层;再定家规,比如「谁家有急事,其他人轮流帮」,这是第二层;再定具体的办法,比如「父亲住院,三兄妹每人每周排两天」,这是第三层;最后,到了某一个星期,周越出差回不来,周蕙替他顶上,这是第四层。一层比一层具体,一层受一层管。
第四阶段,适用。法官和公务员把规则用到具体的人和事上,这时所有的事实都摆了出来,幕完全揭开。
这里有一处常被忽略的细节:每揭开一层,幕后的人知道得多一些,但仍然不知道自己在社会里的具体位置,一直要到第四层,才是具体的人面对具体的事。他小心地让「知道自己是谁」这件事,尽量晚地发生。越是要紧的规矩,越是在知道得少的时候定下。
这个序列,是他把一个抽象的理论落到地上的认真努力。你在一个单位里,大概也见过这种层次:章程、制度、细则、执行。章程最少改,细则常常调。这种层次,让一个单位不至于每遇到一件事,就把章程翻出来重吵一遍。它是一种很实在的智慧。
它好在层次分明:越往上,越抽象,越不受眼前利益的影响;越往下,越具体,越贴近真实的情况。它也好在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东西写进宪法、有些东西只写进普通法律:基本自由太要紧,要放在上面,不让一时的多数随便改;具体的经济政策要随情况调,放在下面。
这就是第 120 号说他「只有形状,没有路」的那一处,本书在这里要替他补一句:四个阶段,是有路的。一层一层,有先后,有不同。
可这条路,有一个方向:只准往下。
幕一层一层揭开,原则一层一层落下来:从原则到宪法,从宪法到法律,从法律到判决。每一层,都受上一层的约束,都是去执行上一层定下的东西。下面那一层碰到的事——一个判决在日子里走不通,一条法律让某一群人过不下去——可以让法官改判,让立法者改法,最多让制宪者修宪;可它回不到最上面那一层,改不了原初状态里选定的那两条原则,更改不了原初状态本身的布置。
放回那个家里想。第四层碰到的事——周越常年在外地,每周两天总是顶不上——可以让第三层改一改:他不能来的那几天,出一笔钱请人。第三层改多了,也许会让第二层改一改:「轮流帮」改成「按各家的情况分工」。可是一家人会不会因为这些事,回头去改最上面那一层?会的。周家那张阄书上的「另记」,就是在具体的事里,回头改了「三份一样大」这条最上面的规矩。在罗尔斯的四个阶段里,这一步没有路。
用本书的式子写:原则一旦定下,D=G(S),E=H(S)。规矩成了唯一的起点,路按规矩往下走,人和土按规矩被改;路和土,不能回头去改规矩的来历。
第 120 号说「只有形状,没有路」,本书收窄成一句:有路,但路只准往下走。第 20 章说过,来历可以在幕揭开后进来干活,不能回头说话;这一章看到了那条干活的路:它是一条单行道。
还可以把这一章和第 24 章连起来看。第 24 章说,幕换成抓阄:只遮落点,不遮来历。这一章说,抓阄要真抓过一次,抓完以后长出来的东西,要能回头改抓阄的规矩。两章合起来,就是本书给理念自由的完整替换:先让来历开口,再真抓一次,再把抓完以后碰出来的东西记进阄书、回头改规矩。
开门,两扇:纯粹程序正义,「公平要真的抓过一次」,这是一件本书直接拿来用的好工具;四阶段序列,让理论有了一条落地的路。
关门:理论的地基,是一次没有真抓过的选择;落地的路,只准往下走,日子里碰出来的东西,回不到最上面。
那次抽签以后,组里的事还有个下文。
半年后,老王他们学习回来,组长让他们给大家讲讲学了什么。讲完了,没去的小杜提了一个建议:「下回再有这样的名额,能不能改一改规矩?这回抽签是公平的,可我们几个没去的,一直不知道你们在那边学什么。下回要是有人去,能不能每个月发一次学习笔记回来,没去的人跟着一起学。」
组长同意了,把这一条加进了组里的规矩。规矩后面,写了一行:某年某月,因小杜建议增补。
周越后来说:「抽签是罗尔斯那一套,公平。可抽完以后,没抽中的人提出来的这一条,是从这次抽签的日子里长出来的,又回头改了抽签的规矩。这是往上走的一步。」
周静说:「你们那个组,比罗尔斯多走了一步周越想起一件事,又补了一句:「其实罗尔斯自己说过,纯粹的程序,要真抽过一次才算数。我们组这回,是真抽了一次,又真改了一次。两次都是真的。」
:路能往回走。」
带走的话
公平要真的抓过一次;抓完以后日子里长出来的东西,要能回头改抓阄的规矩。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现实界:公平要真的执行过;四个阶段让原则有路落地。关门:地基是一次想象的选择;路只准往下走,手上碰的和心里的我你他,只能进来干活,回不到规矩的来历。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当面抽的那一次,大家心里服,这件事走通了。抽完以后长出的那条新规矩,是另一次乘法;他的路上,没有给这一次留口子。
高三上学期,学校给成绩进步大的学生发了一笔补助,每人一千块,说是用来买资料、报补习。周越的女儿拿到了,她的同桌小钟也拿到了。
同样一千块,两个人拿回家,长出了两种日子。
周越的女儿,拿去报了一个周末的数学补习班。她家离补习的地方坐公交二十分钟,周末早上周越送她去。她有自己的房间,有书桌,晚上做补习班的卷子,没人打扰。一个学期下来,数学又提了二十分。
小钟也想报那个班。可她家在镇上,到县城补习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来回车费一个月就要两百多;周末早上,她得帮奶奶去卖菜,奶奶腿不好,一个人推不动车。她家只有一间半屋子,她和奶奶住一间,晚上奶奶睡得早,她只能在外间的饭桌上,开一盏小台灯做题。最后,那一千块,她买了几本资料,剩下的,给奶奶买了一副护膝。
学期末,学校统计补助的效果,表格上一栏写着:受助学生 A,一千元,用于补习,成绩提高二十分;受助学生 B,一千元,用于购买资料,成绩持平。
表格没有写的是:同一千块,一个落在一张安静的书桌上,一个落在一间半屋子里、一辆推不动的菜车旁边。
罗尔斯的基本善清单,量的是一个人手里有多少:多少自由,多少机会,多少收入和财富。第 22 章说过,这张清单公开、能量,不替人定活法。按这张清单,周越的女儿和小钟,在这一千块上,拿到的一样多。
本书给这张清单起一个家常的名字:菜篮子。清单数的,是你菜篮子里有几样菜、有多少斤两。
可菜篮子里的菜,要变成一顿饭,中间还隔着一个灶台:有没有锅,有没有火,有没有人帮你洗菜,你有没有工夫在灶台前站一个钟头,你会不会做。同样一篮子菜,放在不同的灶台上,做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一顿饭。
清单只数菜篮子,不看灶台。
这件事,不是本书第一个看出来的。1979 年,经济学家、哲学家阿马蒂亚·森做了一次讲座,题目叫《什么的平等?》〔核〕。
他的意思大致是:罗尔斯把眼光从功利主义的「满足」移到「基本善」上,是一大进步,因为基本善是客观的、公开的。可是基本善,还是只是手段。人和人之间,把手段转化成实际能做到的事、能过上的日子,本事差得很远:一个腿有残疾的人,和一个健康的人,拿到同样的收入,前者要花一大块钱在轮椅和交通上,能做的事少得多;一个孕妇、一个住在很冷地方的人、一个年纪大的人,同样一份收入,能换来的东西也不一样〔核:森《什么的平等?》,1979 年,转述〕。
森管这个叫「转换」:从手段转换成实际能做的事。他主张,与其看一个人手里有多少基本善,不如看他实际上「能做什么、能成为什么」,他称之为「能力」〔核:同上,转述〕。后来努斯鲍姆把这条路走得更远(第 60 章)。
放回小钟身上:一千块是手段。她能不能把这一千块转换成一个学期的补习,要看车费,看奶奶的腿,看那盏小台灯。转换的本事,不在她手里,在她的土里。
罗尔斯认真回应过这类批评。
他的回答大致是这样的〔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五讲、《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51,转述〕。第一,他的理论先处理一种「正常情况」:公民在一生里都是能正常参与社会合作的成员,身体和心智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先把这种情况的正义讲清楚,是理论的第一步。第二,那些超出正常范围的情况——重病、残疾、特殊的需要——他不是不管,而是放到立法的阶段去处理:那时候幕揭开了,社会知道了具体的情况,可以针对这些需要定政策。第三,他还说,基本善的清单,本来就是照着自由平等的公民需要什么来开的,背后已经考虑了人的基本能力。
他在《重述》里还说过一层意思:基本善的清单,不是只看钱,它背后有一幅公民的像,清单的每一项,都是照着这幅像需要什么来开的;所以,说清单完全不管人的能力,并不公平〔核:《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51,转述〕。本书认这一层:他的清单,比一张购物单有心思得多。
这个回答有它的道理。一个理论总得从某处开始;先讲正常情况,再讲特殊情况,是一种讲得通的分工。
森和罗尔斯之间,其实是一场很客气的争论。森一直说自己是站在罗尔斯的肩膀上:没有罗尔斯把眼光从「满足」移到「基本善」,就没有他从「基本善」再移到「能力」。两人的分歧,本书不当裁判;本书只借森的这一刀,看清一件事:菜篮子和灶台之间,隔着一整片土。
还要说清一点,免得冤枉他。他说先讲正常情况,不是说正常情况之外的人不重要;他说放到立法阶段,也不是说那一层不认真。一个理论要分步走,这本身没有错。
可本书要说:小钟不是特殊情况。
她身体健康,心智正常,按他的说法,完全在「正常范围」之内。她的难处,不是一种要到立法阶段专门处理的特殊需要,而是一件最平常不过的事:她家在镇上,奶奶腿不好,屋子小。同一千块落在不同的日子里,不是例外,是常态。每一个人的灶台,都不一样。
周家也一样。周静那十年,身体、心智都在正常范围里;她的难处,就是家里有两个需要照顾的老人。全国有多少这样的家?这不是边上的特殊情况,这是很多家庭一段一段必经的日子。
他把转换的问题,看成是清单边上的一些特殊情况;本书说,转换就在每一个人的日子正中间。清单量的是菜篮子,而一个人的日子,是在灶台上过的。
还有一层。他说特殊需要可以到立法阶段去处理。可第 29 章说过,路只准往下走:立法阶段可以为小钟这样的人定一些政策——补车费,补台灯——可这些政策,只是在执行两条原则;小钟那间半屋子里的日子,回不到最上面,去问一问:量一个人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只该数菜篮子?
那么,灶台上到底有什么,是清单看不见的?拿本书的几个词来说。
土:一个人身边缠在一起的东西。奶奶的腿,那一间半屋子,镇上到县城的那条路,饭桌上那盏小台灯,卖菜的那辆车。
路:一个人正在走的那条一步一步的路。小钟每天早上六点到教室,是她的路;她周末帮奶奶卖菜,也是她的路。一千块要落进她的日子,得落在这条路上。
形状:灶台上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一个学期以后,一个孩子长成了什么样子:数学提了二十分,是一种形状;成绩持平,可她给奶奶买了一副护膝,奶奶那个冬天能自己推车了,她周末多出了两个早上——这也是一种形状,只是表格上没有这一栏。
这三样,是缠在一起的。那副护膝,是土(奶奶的腿)和路(周末卖菜)一起逼出来的一个形状;护膝一买,奶奶能自己推车了,土变了;土一变,小钟周末多出两个早上,路也变了。灶台上,东西不是一样一样摆着的,是一边做一边互相改的。清单能数清放进去的东西,数不清这一锅里的互相改。
灶台,就是本书的土、路、形状缠在一起转的地方。清单只数放进灶台的那篮子菜。
还有一层,是灶台上的人。一顿饭,不是一个人在灶台前做出来的。小钟那盏小台灯底下,还有奶奶睡前的那句「别熬太晚」;周越的女儿那张书桌边上,有周越周末早上开车送她的那二十分钟。清单上数的是一个人手里有什么,灶台上转的,是一群人之间缠着的那些东西。第六编会细看这群人:心里的我你他。
开门:一张公开、能量、不替人定活法的清单,让「过得好不好」有了一个人人能对照的尺子;他也认真回应了转换的问题。
关门:清单只数菜篮子,不看灶台。转换被当成边上的特殊情况,放到立法阶段去补;而灶台,其实在每一个人日子的正中间。
这一章,是全书第二件替换的雏形:清单,换成灶台。第 32 章会把它落定,这里先说它的样子。
换,不是扔掉清单。清单还要,它守着「谁都不能少拿」那条底线。换的是眼光:量一个人的现实自由,不只数他的菜篮子,还要看他的灶台——那篮子菜,在他的土上、他的路上,做出了什么。
放回学校那张表格上,就是多几栏:这一千块,落在一个什么样的灶台上?(家离得多远,家里谁需要照顾,晚上在哪儿做题。)它在这个灶台上,做出了什么?(不只分数,还有别的。)有没有什么,是再补一点东西就能让这个灶台转起来的?(比如车费,比如周末有人替奶奶推一趟车。)
有人会担心:多出这几栏,是不是要让学校去管每个学生家里的事,管得太宽了?不是。这几栏不是去规定每家该怎么过,而是让发补助的人多看一眼:钱落下去,落在了哪里。看一眼,也许就能看出,有时候比多发钱更管用的,是把补习班搬近一点,把一盏台灯换亮一点。
这几栏,不替谁定活法,只是看一看:菜篮子,有没有变成一顿饭。
第二学期,周越的女儿跟班主任提了一个建议。
她说,补助的钱照发,可能不能再加一样:学校和县城那个补习班商量,每周六派一个老师,到镇上的中学去上两个钟头的课,镇上几个拿到补助的同学,一起在镇上听。车费省了,早上帮家里干完活,还来得及。
班主任把这个建议报了上去。几个家长凑了一点钱,补习班也愿意,事情就这么办成了。
第一次在镇上上课那天,小钟早上五点半起来,帮奶奶把菜推到集上,七点半跑回来,正赶上八点开课。她是第一个到的,把教室的灯一盏一盏打开。
小钟第二学期的数学提了十五分。她跟周越的女儿说:「你这个办法,比多给我一千块还管用。」
那个办法后来也有人提意见:镇上的教室冬天冷,老师从县城过来要早起。第三学期,几个家长凑钱给教室装了一台取暖器,老师来的那天早上,有家长轮流去车站接。一个办法,又被日子里碰出来的事,添了两笔。
周越的女儿回家说起这件事,周静在旁边听着,说了一句:「钱是菜篮子,你那个办法,是把灶台搬到了她家门口。」
带走的话
同一篮子菜,放在不同的灶台上,做出来的是不同的日子;量一个人过得怎样,得看灶台。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现实界:一张人人能对照的清单,守住了谁都不能少拿。关门:清单只数菜篮子,不看灶台;转换被当成边上的特殊情况,放到往下走的那条路上去补。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小钟第一学期,一千块在手,框是满的,补习没走通,乘出来几乎是零;灶台搬到家门口,第二学期才乘出了东西。
母亲病得最重的那一年,镇上开过一次会,商量要不要把镇东头那条老街拓宽。老屋就在那条街上。
通知贴在镇政府门口:欢迎居民到场发表意见。周静看到了。她很想去,老屋的事,她有话要说。
她没去成。那天下午,父亲去医院复查,周越在外地,周蕙在省城上班,母亲一个人在家离不开人。她在家里守着母亲,听着窗外有人往镇政府那边走,心里一阵一阵地急。
会开完了,街没有拓宽,改成了修缮。结果她是赞成的。可她后来一直记得那个下午:她有发表意见的自由,谁也没拦她;她只是缺一个人,替她在家守两个钟头。
一份自由,前面还差着一样东西。罗尔斯晚年,把这一样东西,写进了他的书里。
第 25 章说过,自由坐第一,是有条件的。现在把这个条件细看一下。
他在书里区分了正义的一般观念和特殊观念。特殊观念,就是两条原则按字典式次序排列、自由坐第一的那个样子。他说,这个次序,只在社会条件还算有利的时候才成立:一个社会,要到了基本自由能够真正被行使的程度,自由的优先才站得住;条件不利的时候,自由和别的基本善是放在一起掂量的〔核:《正义论》§11、§26;§82 相关论述待核,转述〕。
他在第 82 节里还有一层意思: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善,人们越来越不必为物质的匮乏操心,自由的优先就越来越有理由〔待核:《正义论》§82 原意,转述〕。
这是他在柱子底下垫的第一块砖:柱子要立在干地上。
到了 1993 年的《政治自由主义》,他又垫了一块。
他在第一讲的开头说了一段话,意思大致是:第一条原则——平等的基本自由——前面,很可以再加一条字典式地排在更前面的原则,要求公民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至少要满足到这样的程度,使公民能够理解、并且能够有成效地行使那些权利和自由〔待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第 1 节,原文与表述待核,此为转述〕。
这一段,他写在全书最开头的地方,可口气很轻,像是顺手一提:「很可以」加上这样一条原则。他没有展开,没有给这条原则起名字,也没有说它和两条正义原则怎样一起运转。可就是这轻轻的一提,让整根柱子底下,多了一块东西。
请把这段话读两遍。第一位的前面,又长出了一个第零位。
这个第零位要的,不是「活着」那么少,而是「能理解、能有成效地行使」那么多。一个人饿着肚子、没有地方住、生着病没人管,法律上给他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他是用不上的。他要先有一口饭、一片瓦、一个能让他喘口气的空当,自由才不是一纸空文。
周静那个下午缺的,就是这样一样东西:一个替她守两个钟头的人。
还有一块砖,是被人逼出来的。
1973 年,法学家哈特写了一篇长文,专门批评第一条原则和它的优先性〔核:哈特《罗尔斯论自由及其优先性》,1973 年〕。他的批评,大致有两点。第一点:你说幕后的人一定会把自由排第一,可你没有给出足够的理由;一个幕后的人,为什么不会愿意为了物质上的好处,让出一点自由?第二点:你说要给每个人「最广泛的」基本自由,可自由有好多种,彼此会打架,一种多了另一种就少了,「最广泛」根本没法量〔核:同上,转述〕。
罗尔斯认真接了这一刀。1982 年前后,他写了《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后来收进了《政治自由主义》第八讲。他改了两处〔核:《政治自由主义》第八讲,转述〕。一处,把「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改成了「充分适当的一组」基本自由:不再追求越多越好,而是要一组彼此调好、够用的自由。另一处,他重新交代了这些自由为什么要排第一:它们是公民发展和运用两种道德能力所必需的社会条件——有正义感的能力,形成和追求自己人生打算的能力。
放到日子里,「最广泛」和「充分适当」的差别很好懂。一个孩子的零花钱,要是按「越多越好」来想,给多少都不够,而且会挤掉别的东西;按「够用、而且和别的安排配得上」来想,就有了分寸:够他买文具、偶尔和同学吃一顿饭,又不至于让他从来不知道存钱。自由也是这样,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一组够用、彼此配得上的。
一个很硬的「最广泛」,被改成了一个讲分寸的「充分适当」。这块砖,是他从对手手里接过来、垫到柱子底下的。
这三块砖,本书要说:是真正的看见。
第一块说,自由的优先要看条件。第二块说,自由前面,还有基本需要。第三块说,自由不是越多越好,要够用、要调好。三块砖合在一起,他其实承认了一件事:一根柱子,单独立不住;它要立在干地上,底下要垫东西,自己也不能长得太高太细。
尤其是第二块砖里的那几个字:「能有成效地行使」。本书在这几个字面前停了很久。一份自由要「有成效」,就得在日子里真的做出点什么、走通点什么。这几乎就是本书那道乘法的一半:自由,要乘上它能不能有成效。
他自己写出了一半乘法。这是他晚年最接近那只三足鼎的一处。本书不说他没看见;本书说,他看见了,而且写下来了。
这几块砖,还有一个共同的来处:都是在日子里碰出来的。条件有利这一块,是他看着二十世纪那么多穷国的处境,知道自由的优先不能无条件地讲;基本需要这一块,是他知道一个饿着肚子的人用不上言论自由;「充分适当」这一块,是哈特一刀一刀逼出来的。他的理论最上面那一层,本来是一次想象的选择;可柱子底下这几块砖,是真实的土一块一块塞进去的。
这一点,本书要替他记一功:在他的一生里,土其实一直在回写他的理论,只是回写的地方,在柱子底下,不在柱子本身。
那为什么只是一半?
因为这几块砖,都是垫在柱子底下的。基本需要要满足,是为了让人「能行使那些自由」;条件要有利,是为了让「自由的优先」站得住;自由要够用,是为了让公民发展那两种道德能力。每一块砖,都是在替自由这根柱子服务。
乘法说的,是另一回事:创造和幸福,不是自由的垫脚石,而是和自由平起平坐的两只脚。一个人的基本需要满足了,自由也够用了,他仍然可能什么也长不出来,什么事也走不通——那时候,乘法说他的自由是零;而在他的理论里,这个人的现实自由已经完整了,剩下的,是他自己的事。
用本书的话,第零位是「菜篮子里至少要有几样菜」;乘法问的是「灶台上做没做出一顿饭,吃完了心里暖不暖」。前者是一条底线,后者是一件事。底线要有,这是他的看见;可底线以上,人是怎样把日子过走通的,还是不在他的算式里。
还有一层。第零位要的,是「需要」满足到一个底线。周静那个下午缺的,不只是一个底线。她缺的,是一个能让她那份「有话要说」真正说出来、说完了心里是亮的机会。这不是一个需要,是一件事的走通。
第 16 章写过判决一的保底,这一章可以把它和他自己的话对上了。
本书的保底条件是:在基本需要已经满足、创造与幸福各自在日子里运转的社会里——也就是乘法另两项都已经大于零的地方——自由居中,是一道承重墙,谁也不许以「更大的好」为名把它拆掉。
他自己的话是:条件还算有利、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基本自由能被有成效地行使的时候,自由的优先成立。
本书愿意把这一点说得更重一些:在这一章,本书和他靠得最近。他说「能有成效地行使」,本书说「乘出来不是零」;他说「条件还算有利」,本书说「另外两项都大于零」。两边的话,差了一步,可方向是对着的。
两句话,差别只在一处:他要的「有利条件」,是让自由能被行使;本书要的「有利条件」,是另外两只脚已经在转。可两句话画出的那条线,大致在同一个地方。这条线,是他自己画的。本书只是把线的那一边,也写了出来:线以外的地方,地是潮的,一根柱子就难了。
判决三里,有一句「基本需要先于自由」,是写在「他打开了什么」那一栏的。这一章,就是那一栏的主证据:第零位,是他亲手写的。第 32 章结账时,这一条要放在最前面。
开门,本编最大的一扇:自由的优先有条件,自由前面有第零位,「最广泛」被改成「充分适当」。他亲手在柱子底下垫了三块砖,写出了一半乘法。
关门:三块砖都是替柱子垫的,第零位只是一个底线,为的是让人能用上自由;创造和幸福,仍然没有和自由平起平坐。
两年后,镇上又开会,这一回商量的是在老街口修一个小广场。
周静又看到了通知。这一回,母亲已经不在了,父亲住在她家,身体还行,能自己在家待一个下午。她去了。
会上,她说了一段话。她说,修广场她赞成,只提一个小建议:广场边上留几张长椅,最好朝着太阳,镇上照顾老人的人,推着轮椅出来,能有个地方坐一坐,歇一口气,跟别的照顾老人的人说说话。
那几张长椅,后来真的修了。
散会的时候,镇上管这件事的干部走过来,问她:「大姐,你说的那几张长椅,朝哪边合适?」她说:「朝南。冬天晒得到,夏天有那棵老槐树挡着。」干部拿本子记下了。
周静后来跟周蕙说:「上一回开会,我有自由,去不了。这一回能去了,是因为家里没那么紧了。可我真觉得这件事值,是因为我说的话,变成了几张椅子。」
周蕙说:「罗尔斯管前一半:你得先能去。后一半,是你自己走通的。」
周静说:「后一半,也该有人管一管。」过了些日子,镇上真有人管了一管:广场边的长椅旁,立了一块小牌子,写着「照护者休息处,欢迎推轮椅的朋友」。牌子是街道上的几个退休老人自己凑钱做的,他们中间有好几个,也照顾过家里的老人。
带走的话
自由前面还有一个第零位:先得有人替你守两个钟头;自由后面还有一件事:你说的话,得变成几张椅子。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现实界:自由的优先有条件,基本需要排在自由之前,自由要「能有成效地行使」。关门:这几块砖都垫在柱子底下,替自由服务;创造和幸福没有和自由平起平坐。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第一次开会,框是满的,第零位缺着,乘出来是零。第二次,第零位补上了,话说出来变成了几张椅子,三项都不是零,才乘出了一份真的。
分家后的第三年,父亲八十四了,腿脚越来越不利索。三兄妹在周静家的饭桌上,商量以后怎么照顾他。
周越先说:「钱的事好办,咱们三家每月各出一份,存一个账户,专门给爸用。」大家都同意,数目也很快定了。
周静等他们说完,拿出一个旧笔记本。「钱是一本账。」她说,「我这十年,钱其实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另一本:谁在,谁能干什么,谁什么时候顶不上。」
她在本子上画了一张表。左边一栏是日子,一周七天;中间一栏是人:她自己,周蕙,周越,周越的妻子,还有周越的女儿——她周末能回来陪爷爷说说话;右边一栏空着,写着「这一天做成了什么」。
周越看了,说:「右边这一栏,写什么?」
周静说:「写爸那天吃得好不好,出没出门,跟谁说了话,高不高兴。钱那本账,是看我们给了多少;这一栏,是看这些给出去的东西,在爸身上变成了什么。」
周蕙在一旁接了一句:「姐,你这张表,跟我店里的例外本有点像。都是记那些钱记不下来的东西。」
一本钱的账,一本灶台的账。这一编,罗尔斯记的是前一本。
第 25 章,讲两条原则的次序:像查字典,自由坐第一,不许拿去换钱。这是承重墙;可次序也取消了两条原则之间的张力。
第 26 章,讲自由和「自由的价值」:他看见了自由有价格,却把一个乘法拆成了两本账。政治自由那一格,是唯一乘着算的地方。
第 27 章,讲自然抽彩:应得被改判成长出来的,这是全书最深的一处看见;可长出来的东西,都被当成了抽来的签,在幕外补偿,没有一格让来历被记下。
第 28 章,讲差别原则: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创造,在这里只以「激励」的身份出场。
第 29 章,讲纯粹程序正义和四阶段:公平要真的抓过一次;路有,但只准往下走。
第 30 章,讲同一千块长出不同的日子:清单只数菜篮子,不看灶台。
第 31 章,讲第零位:自由的优先有条件,基本需要排在自由之前,自由要「能有成效地行使」。他自己写出了一半乘法。
| 他看见了 | 他收回了 |
|---|---|
| 自由不许拿去换钱,这是替最容易被逼着交易的人守门(第 25 章) | 字典式次序取消了两条原则之间的张力(第 25 章) |
| 自由有价格;政治自由的价值要公平(第 26 章) | 别处的乘法被拆成两本账,乘出来是零的自由照样记满分(第 26 章) |
| 应得是长出来的,天赋是大家共有的底子(第 27 章) | 长出来的都算运气,只在幕外被补偿;来历没有一格(第 27 章) |
| 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最差者是一切差距的尺子(第 28 章) | 创造只作激励,是手段;走没走通不在算式里(第 28 章) |
| 公平要真的抓过一次;原则要有一条落地的路(第 29 章) | 地基是一次想象的选择;路只准往下走(第 29 章) |
| 一张公开、能量、不替人定活法的清单(第 30 章) | 清单只数菜篮子,不看灶台;转换被当成边上的特殊情况(第 30 章) |
| 自由前面有第零位;自由要能有成效地行使(第 31 章) | 几块砖都垫在柱子底下,替自由服务;另两只脚没有平起平坐(第 31 章) |
判决三的名字是「现实自由」。两栏如下。
他打开了什么,三样。
第一样,自由有价格。证据在第 26 章(§32:自由与自由的价值之分),和 §36 对政治自由公平价值的要求。
第二样,出身和天赋是运气。证据在第 27 章(§12、§17、§48:自然抽彩,应得改判,天赋作共有的底子),接第 120 号的判断,本书认为这是全书最深的一处看见。
第三样,基本需要先于自由。证据在第 31 章(《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关于基本需要的那段话〔待核〕,§82 关于有利条件的论述〔待核〕,以及回应哈特后的「充分适当」)。
他又关上了什么,两样。
第一样,乘法被拆成两本账。证据在第 26 章:自由本身归第一条原则,人人平等;自由的价值归第二条原则去补;一份乘出来是零的自由,在第一本账上照样记满分。第 25 章的字典式次序,让这两本账连张力都没有。
第二样,清单量不到转换。证据在第 30 章:基本善清单只数菜篮子;转换被当成正常范围以外的特殊情况,放到立法阶段去补,而路只准往下走(第 29 章)。第 27 章也是旁证:长出来的来历,在清单上找不到位置。
还有一处要一并报账:导读里立的推翻条件一。第 16 章报过「未被推翻,待 §82 复核」。这一编查了 §82 附近的论述和《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找到的是「有利条件」「基本需要」「能有成效地行使」,它们都是垫在自由这根柱子底下的条件,不是与自由同位的原则;创造与幸福,依旧只以「激励」「善」的身份出场。推翻条件一,报「未被推翻」;但本书承认,§82 和「基本需要」一段是离推翻最近的地方,登入附录六「本书自认最弱处」的候选。
判决三,立。保底写在这里:在「拿自由换钱」正要发生的地方,字典式的次序是对的;在差距正要自己证明自己的地方,差别原则是对的;在出身正要变成理由的地方,把它看作抽彩是对的。
这一编的替换,是全书三件替换里的第二件:清单,换成灶台。第 30 章给过雏形,这里落定。
先说为什么非换不可。第 30 章那张学校的表格,把小钟和周越的女儿记成了「一千元,成绩提高二十分」和「一千元,成绩持平」。按清单,两个人拿到的一样多,公平了;结果差了,那是各人的事。可一个人只要走进小钟那一间半屋子看一眼,就知道「各人的事」四个字,把一整片土、一整条路,都说没了。
换,不是扔掉清单。清单留着,它守的是底线:谁都不能少拿基本的那几样。换的是量现实自由的那把尺子:不只数一个人菜篮子里有什么,还要看他的灶台上做出了什么。
灶台上看三样。
看土:这篮子菜落在了一个什么样的灶台上。家离得多远,家里谁要照顾,有没有一张能安心坐下来的桌子,身边有没有人搭把手。
看路:这个人正在走一条什么样的路。菜要落在他的路上,才做得成饭;落在路外面,再多也只是放着。
看形状:灶台上最后做出了什么。不只是分数、收入这些能写进表格的东西,还有一副护膝、多出来的两个早上、说出来变成了几张长椅的一句话。
三样合在一起,就是本书那道乘法落在现实界里的样子:一份现实自由,要乘上它在灶台上长出了什么、这件事走没走通。清单管的是乘法里的一项;灶台管的是整道算式。
清单只数菜篮子;灶台看做出了什么。
也许有人问:为什么偏偏是灶台?
因为灶台,是一个家里最日常、又最要缠在一起的地方。一顿饭,不是一个人做的:有人买菜,有人洗菜,有人掌勺,有人摆碗筷,有人说一句「今天这个咸了」。灶台上的东西,是一边做一边改的:火大了调小,盐多了加水,今天剩的菜明天改一个做法。灶台上最后做出来的,也不只是一顿饭,还有一家人坐下来吃的那一会儿。
这三样——缠在一起,边做边改,做出来的不只是东西——正好是本书说的土、路、回写。拿灶台去换清单,就是拿这三样,去补清单那一格一格数着的菜篮子。
还要说一句:灶台这个替换,罗尔斯的理论里其实有它的一个近亲。第 26 章说过,政治自由那一格,他要的是「公平价值」:不只看你有没有投票权,还看你这一票有没有真的分量。这就是在政治这个灶台上,看一看菜篮子有没有做成饭。本书只是说:别的灶台,也该这样看一眼。
现实自由被做成了两本账:一本记人人一样的自由,一本记用钱去补的价值;灶台上做出了什么,哪一本也不记。
这一编,是本书和他靠得最近的一编。
他看见了自由有价格,看见了应得是长出来的,看见了自由前面还有第零位,看见了自由要能有成效地行使。这几样看见,每一样都离那道乘法只差一步。第 31 章说,他画的那条线——条件有利、基本需要满足、自由能被有成效地行使——和本书的保底线,大致在同一个地方。
还有一层,这一编也给了本书一个提醒。他的每一个看见,都不是凭空来的:自由有价格,是看见了穷人手里的自由分量轻;应得是长出来的,是看见了出身和天赋的抽彩;第零位,是看见了饿着肚子的人用不上言论自由。这些看见,都是日子里的土一块一块逼出来的。一个肯被土逼着改的人,离灶台,其实只有一步。
所以本书对这一编的判断,口气要放得最平:他不是没看见灶台,他是看见了灶台,然后说,灶台是各家自己的事,社会只管把菜篮子分公平。本书说:灶台,也是一个社会该看一眼的地方。
周静那张表,一家人照着用了一年。
头几个月,右边那一栏常常是空的,大家忘了写。后来周越的女儿接手了这件事,每个周末回来,把一周的情况问一遍,一格一格填上:「周二,大姑陪爷爷去广场晒太阳,遇到老邻居,聊了一个钟头,爷爷回来说今天高兴。」「周四,二姑送来新做的枣糕,爷爷吃了两块。」「周六,我陪爷爷下棋,爷爷赢了,说我让他。」
年底,三兄妹翻那本账。钱的那本,一眼就看完了,数目清清楚楚。灶台的那本,大家翻了很久。
周蕙指着其中一格说:「这一格,是你那天出差,爸一个人在家,没人陪。我们得想想,以后这种日子怎么办。」
周越说:「钱那本账上,看不出这一天。」周越的女儿在旁边插了一句:「我上学期写过一篇作文,就叫《右边那一栏》。老师给了高分,说我写的是爷爷,其实写的是我们一家人。」
周静说:「所以得有这一本。」
带走的话
钱的账看给了多少;灶台的账看给出去的东西,在人身上变成了什么。两本都要,后一本更难记。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现实界:自由有价格,应得是长出来的,自由前面有第零位。关门:乘法被拆成两本账,清单只数菜篮子;灶台上的土、路、做出来的东西,不在任何一本账上。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菜篮子分公平了,是一项;灶台转没转起来,是另外两项。他记了第一项,把后两项交给了各家;各家的灶台要是冷的,乘出来还是零。
这一编八章,是三种自由里的第三种:自我自由。它是判决四「自我自由」的主场。
自我自由,是他在《政治自由主义》里给人的那种自由:一个公民可以形成、修改自己对好生活的理解,可以改信、改道,而不丢掉他的公民身份。这一编,从手上碰的那块地,走进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信仰,身份,一个人是怎样成为他自己的,讲理的人为什么合不拢。
第 33 章讲 1985 年的转向:政治的,不是形而上学的——一次少见的自己拆自己。第 34 章讲两种身份:扫罗变成保罗,公民身份不变。第 35 章讲「先有一个我,再去挑目的」,拔起第 2 章插下的那面旗。第 36 章讲同一本书里的另一支笔:正义感是一级一级长出来的。第 37 章讲判断的负担:讲理的人为什么合不拢。第 38 章讲从权宜之计到重叠共识:公私之间那道墙。第 39 章讲公共理性:把自我界的理由留在门外。第 40 章是本编总账。
本编的替换,是全书三件替换里的第三件:墙,换成门。
周家有一条老规矩,是母亲在的时候定的:逢年过节,一家人都回老屋,在老屋吃饭,饭前先给祖宗上一炷香。
母亲在的时候,这条规矩没人说什么。三个孩子都在镇上长大,都是这么过来的。
后来,孩子们各自成了家。周越的妻子是南方人,她老家过年的规矩和这边不一样,她父母年纪也大了,也盼着女儿女婿回去。周蕙在省城,她丈夫家里信一种教,不上香。每年过节,这条老规矩都让一两个人为难。
母亲走后第二年,父亲在饭桌上说了一段话:「以前那条规矩,是按咱们一家人都一个样子定的。现在不一样了,你们各家有各家的老人,各家有各家的讲究。我改一改:过节,能回来的回来,回不来的打个电话;上香的事,愿意上的上,不上的在旁边站一会儿,也是个心意。咱们只要一样:一家人,还是一家人。」
周蕙后来说,她那天特别佩服父亲。一个八十岁的人,把自己守了一辈子的规矩,当着儿女的面改了,而且改得这么明白:原来那条规矩,要的是大家都信同一套;改过的规矩,只要大家都能接受同一件事。
罗尔斯在 1985 年,也这样改过自己。
1985 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作为公平的正义: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核:《哲学与公共事务》1985 年〕。
文章的意思,大致有三层〔核:同上,转述〕。
第一层:作为公平的正义,是一个「政治的」正义观念。它只管一个立宪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宪法、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不管人生的全部。
第二层:它不依赖任何一种关于人的本性、关于真理、关于人生意义的哲学学说或宗教学说。它不说「人本质上是什么」,只说在一个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里,公民被看作自由而平等的人。
第三层:它的材料,取自这个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里已经潜藏着的那些基本观念:社会是一个公平的合作体系,公民是自由平等的人。它的目标,是让持有不同宗教和哲学的人,都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认可同一套政治原则。
他给这种做法起过一个名字,叫「回避的方法」:在公共的政治问题上,尽量避开那些讲理的人永远会争论下去的哲学和宗教问题〔核:同上,转述〕。
这篇文章拆的,是他自己 1971 年那本书的一个地方。
第 13 章说过,《正义论》第三部分讲了很多:什么是好的人生,人的善是什么,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怎样让人的正义感和人的善彼此一致、从而稳定下来。这一部分的讲法,看上去像一套完整的人生学说:一个人在这样的社会里,按公平的原则生活,本身就是他的善。
他后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套讲法,不是所有讲理的人都会接受。一个虔诚的信徒,他的善在他的信仰里;一个功利主义者,他的善在总体的幸福里;他们都可以是讲理的公民,都可以守公平的规矩,却不会同意「按公平原则生活就是我的善」。要是一个社会的稳定,靠的是所有人都接受这一套人生学说,那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在自由的制度下稳定——因为自由的制度,本来就会养出各种不同的人生学说。
1993 年,他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导论里把这件事说得最明白:《正义论》第三部分讲稳定的那套办法不现实,它和整本书自己的原则不一致〔核:《政治自由主义》导论,转述〕。
这一次转向,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是偶然。
那几年,他身边的争论很热。1981 年,麦金太尔出版《追寻美德》;1982 年,桑德尔出版《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1983 年,沃尔泽出版《正义诸领域》〔核〕。这几位后来被统称为「社群主义者」,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说同一件事:人不是先于社群、先于传统的抽象个体;正义不能脱离一个共同体自己的理解和历史来讲(第 58 章细写)。
他自己说过,他的转向,主要不是为了回应这些批评,而是因为他发现了自己理论内部的一个问题:《正义论》第三部分那套讲稳定的办法,和书里自己承认的多元事实,对不上〔待核:《政治自由主义》导论中的相关说明〕。本书照他自己的说法记下来;同时也记下一个事实:这个内部的问题,是在那几年、在那片争论很热的土上,被他看清的。起源不定罪,也不减分;只是一个人的想法,总是在某片土上长出来的。
这一次改,本书要先把公道还足。
在思想史上,一个人在自己最有名的书出版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后,白纸黑字地说「那一部分不现实,和我自己的原则不一致」,是很少见的。更常见的,是守着自己的体系,一辈子为它辩护,把所有批评都说成误解。
想一想周家父亲那一回:一个守了一辈子规矩的人,在饭桌上当着儿女改规矩,需要的不只是想通,还有放下面子。一个哲学家当着整个学界改自己最有名的书,要放下的,比面子还多:他要承认,许多人读了十几年、教了十几年的那一部分,站不住。
他没有。他看见了一个事实——讲理的人会一直信不同的东西,而且这是自由的结果——然后拿这个事实,回头拆了自己的一部分。本书在第 5 章把他叫做一个「会拆自己的人」;这一次,是他拆得最深的一次。在思想史上,这样的自我拆解,少见。
还要说一层。这一改,不是撤退。导论里清过这个误会。他没有放弃两条原则,没有放弃原初状态,没有放弃自由平等的公民。他改的,是这套东西的地基从哪里来、靠什么稳住:从「这是一套对的人生学说」,改成「这是各种讲理的人生学说都能认可的一套政治规矩」。
用本书的三块地来看,这一次拆,是他第一次认真地走进了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
《正义论》的第一、二部分,主要在理念界和现实界:原则怎么选,东西怎么分。第三部分走到了自我界的边上:人的善,人的正义感,人和人怎样结成一体。1985 年以后,他发现:自我界这块地,比他原来想的要硬得多、也杂得多。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套自己的东西——信仰,传统,一辈子的经历——这些东西,不会因为一套公平的规矩就统一起来。
这是一次真正的看见:讲理的人合不拢,不是因为谁错了,而是因为自我界这块地,本来就长着各种不同的东西。第 37 章会细看他怎样解释这件事。
看见了这块地又硬又杂,他的办法,是把政治规矩和这块地分开。
政治规矩只管公共的那一块:宪法、基本的制度、公民之间的基本关系。心里的那一块——你信什么,你觉得人生为了什么——留给各人自己,政治规矩不去碰,也不从那里取理由。政治规矩要「自立」:它不靠任何一种人生学说撑着,自己站得住,然后让各种人生学说都能从各自的立场上去认它〔待核:「自立的」政治观念的提法与所在讲〕。
打个比方:一栋楼里住着几十户人家,各家信什么、怎么过日子,各不相同。楼里要定几条公共的规矩——电梯怎么用,楼道怎么打扫。好的规矩,不从任何一家的家训里取理由,只取大家都能认的那几条:安全,干净,互不打扰。这就是「自立」:规矩自己站得住,不靠哪一家撑着。它的好处,是谁家都不觉得被压;它的代价,是各家门里的东西,不进楼道。
这就是本书在第 16 章那张表里写的「隔」:信仰关进私人领域。自我界的土,被一道墙隔在政治规矩的来历之外。
开门,一扇大门:他承认了自我界这块地的真实,承认了讲理的人合不拢是正常的,并为此拆了自己的一部分。
关门:看见之后,他的办法是隔。自我界的土,被放进一个私人的院子;政治规矩要自立,不从院子里取理由,院子里长出来的东西,也不回头改政治规矩。第 38、39 章细看这道墙怎样砌。
还要记一笔:1985 年这次拆,拆的是第三部分那套「人生学说」,没有拆那根柱子。自由平等的公民,仍然是整套政治观念的出发点;这一次,自由换了一个地基——从一套人生学说,换到了民主社会的公共文化——柱子本身,还在原地。第 5 章说过:改了三十年,改的是柱子周围的土和说法。这一次,是那句话最好的例子。换一个比方:一棵树移了盆。原来的盆,是一套完整的人生学说;新的盆,是民主社会的公共文化。树还是那棵树,主干还是那根主干。移盆是一件大事,可它没有让这棵树长出新的主干来。
父亲改过规矩以后的第一个春节,周越一家回了南方,初三才回来;周蕙一家回来了,她丈夫在上香的时候站在旁边,没上香,也没走开。
年夜饭上,父亲举杯说:「今年人不齐,可我心里是齐的。」
周越初三回来,带了妻子老家的特产,给父亲讲那边过年的规矩:他们那边大年初一要吃一种年糕,寓意步步高。父亲听得很有兴趣,说:「明年你们带一点回来,咱们这边也吃。」
父亲听说了周越妻子家的年糕,第二天一早,自己拄着拐杖去镇上的集市转了一圈,想看看有没有卖的。没找到,回来跟周静说:「咱们这边没有。明年让他们带。」
周蕙后来跟姐姐说:「爸改的那条规矩,好就好在它不逼谁。可我觉得还不够。它让各家的讲究都能留着,可各家的讲究,也能互相带一点过来。弟妹家的年糕,明年真上了咱家的桌,那就不只是互不相扰了,是长出新东西来了。」
周静说:「罗尔斯那一改,改到了互不相扰。年糕上桌那一步,他没写。」
带走的话
规矩不逼大家信同一套,是一大步;各家的讲究能互相带一点过来,是下一步。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自我界:讲理的人合不拢是正常的,他为此拆了自己的一部分。关门:看见之后是隔,自我界的土被关进私人院子,政治规矩要自立,不从院子里取理由。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不逼人信同一套,自由这一项是满的。可院子和院子之间不缠,年糕上不了别人家的桌,创造那一项停在了互不相扰。
周蕙辞职那天,去原来的公司办最后的手续。人事部的小姑娘把一沓表格推过来,让她签字。
表格上的东西,一样也没变:姓名,身份证号,出生年月,户籍所在地。社保转出,公积金转出,档案转到人才市场。小姑娘说:「您这些都不受影响,以后自己交就行。」
签完字,她去跟老同事们告别。一个共事十几年的同事拉着她的手,看了她半天,说:「你这一年,像变了一个人。」
周蕙笑了。她自己也觉得是。一年前,她是一个每天挤地铁、开会、写报告的中年职员,心里总有一块空着;现在,她是一个每天四点半起来揉面、跟街坊们聊天、手上常年有面粉的面包店老板,心里那块空的,好像有东西长出来了。
表格上,她一点没变。同事眼里,她变了一个人。
一个人,两种身份。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里,专门讲过这件事。
他在第一讲里举了一个例子〔待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第 5 节,扫罗与保罗之例的原文与所在节〕。
《圣经》里有一个人叫扫罗,原本是迫害基督徒的人;有一天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经历了一次改变,从此成了基督的使徒,改名保罗。从扫罗到保罗,这个人最深处的信仰、他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整个翻了过来。
这个故事,他选得很有深意。从扫罗到保罗,在基督教的传统里,是一个人最彻底的一次改变:从迫害者到使徒,连名字都换了。要是连这样的改变都不影响一个人的公民身份,那么所有较小的改变——换工作,换住处,换一种人生观——就更不影响了。
罗尔斯借这个例子说:一个公民,可以经历这样深的改变——改信一种宗教,或者放弃一种宗教,或者彻底换一种人生观——可是在政治上,他的身份不变。他仍然是同一个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负有同样的义务;他以前签的合同照样有效,他的财产照样是他的,他的投票权一点不少〔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转述〕。
他把这叫做两种身份。一种是公共的身份,或者叫制度上的身份:在法律和政治上,你是谁。另一种是非公共的身份,他有时也叫道德的身份:在你自己心里,在你的信仰和人生打算里,你是谁〔核:同上,转述〕。后一种可以翻天覆地地变,前一种不跟着变。
这个例子,放在他讲「公民为什么是自由的」那一段里。他说,在他的政治观念里,公民在三个意义上被看作是自由的〔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转述〕。
第一,公民有能力形成、修改、追求自己对好生活的理解;他们的公共身份,不随着这种理解的改变而改变。这就是扫罗和保罗的意思。
第二,公民把自己看作正当要求的来源:他们可以直接向社会制度提出要求,不必先说明这些要求是从某种更高的义务里推出来的。
第三,公民能够为自己的目的负责:他们可以按照自己合理期望得到的东西,去调整自己的目标。
三个意义合在一起,就是本书说的自我自由:可以改信、改道,而不丢掉身份。
这一处,他护住的,是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上最要紧的一样东西。
你想一想,要是改变一个人最深的信仰,就会让他在社会上丢掉什么——丢掉工作,丢掉财产,丢掉说话的资格——那会是什么样子。历史上这样的事太多了:一个人信了另一种教,就被赶出家乡;一个人换了一种想法,就被剥夺了一切。在那样的社会里,没有人敢变,每个人都只能守着生来就被安排好的那一套。
他那两种身份的区分,是一道门:你心里怎么变,都不会让你在公共的那一边矮一截。一个人可以在中年辞职去揉面,可以在晚年信一种教,可以把年轻时相信的东西统统放下,重新开始——而社会不会因此把他当成另一个人、一个少了点什么的人。
周家也有这样的事。周越的妻子嫁过来的时候,父亲担心过:南方的媳妇,吃不惯,过不惯,会不会跟这个家处不好。后来一家人才慢慢明白:她是南方人也好,过年回娘家也好,信她老家的讲究也好,她都是这个家的人,这一条不打折扣。这一条不打折扣,她才敢把年糕带过来。
这是自由最深的一种样子。改道,不丢身份。本书认这是他替每一个想换一种活法的人,守住的一道门。
还要替他说一句公道话:他没有把心里的那种身份说得很轻。这一段话,常被批评他的人漏读。他们以为他心目中的人,是一个和自己的一切都保持距离的冷冰冰的人。其实他很清楚,人不是这样的;他只是说,在政治上,要给每一个人留一条能退后一步的路。
他在同一处说过,许多公民会觉得,自己的某些宗教、哲学、道德信念,某些依恋和忠诚,是离不开的;让他们把自己想成和这些东西分开的一个人,是不可想象的〔待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相关表述,转述〕。他承认,一个人心里的那种身份,可能和他的信仰、他的家、他的地方连得很深,深到分不开。
他只是说:在政治上,我们不从这里出发。政治上,公民被看作能够和自己的目的保持一段距离、能够修改它们的人;这是一个政治的观念,不是说人在心里真的就是这样。
两种身份的区分,你在日子里常常碰到,只是不这么叫。
一个中学老师,教了二十年语文,中年以后信了一种宗教,每个周末去做礼拜。学校不会因为这个换掉他,他的学生照样跟着他读书,他的工资、职称一样不少。这是公共的身份不变。
一个在单位里干了半辈子的会计,退休前一年,决定吃素,不再参加任何需要喝酒吃肉的应酬。同事们一开始不习惯,后来也就习惯了。她还是她,账还是由她来管。
一个年轻人,大学学的是计算机,工作几年后辞了职,去一个山区小学支教。他的父母很难接受,觉得他「变了」;可在户口本上、在社保记录里、在选民名册上,他还是原来那个人。
每一个例子里,心里的那一边,都变了;公共的那一边,都没变。这种「没变」,护住了每一个人去变的胆子。
现在看门的另一面。
两种身份分开,护住了「变了也不丢身份」。可分开,也意味着另一件事:心里那一边长出来的东西,不进公共那一边。
周蕙开店要贷款。她去了银行,银行看的是她的征信记录、她的收入流水、她有没有抵押。她这一年长出来的东西——四十一版的枣糕方子,街坊们的熟客,小学门口那些老人,一面贴满老方子的墙——银行一样也看不见。在公共那一边,她还是一年前那个人: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中年人。
不只是银行。她原来单位的同事们,一年里渐渐不再联系她了;不是有意,是她的新日子,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位置可以放。她的社保,从「单位职工」变成了「灵活就业」,一栏一栏的表格照样填,可她这一年长出来的东西,没有一栏能填进去。
这不是说银行做错了。银行本来就该看那些看得见、能核实的东西。本书要指出的是那个结构:心里那一边,可以变得翻天覆地;公共那一边,一格不动。一格不动,护住了她不因变化而吃亏;一格不动,也让她这一路长出来的东西,在公共那一边不算数。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一个社会里,有多少人像周蕙这样,中年换了一条路,在新的路上长出了一身本事,可在公共的那一边,这身本事没有地方记?一个在家里照顾了十年老人的人,一个在山区支教了五年的年轻人,他们长出来的东西,在简历上、在各种表格上,常常只是一段「空白期」。
用本书的话说:公共的身份,是一个定型的框;心里的身份,一直正在成形。框护住了成形,却不从成形里取任何东西。两种身份,像两个房间,中间一道墙,墙上没有门。
开门:改信、改道,不丢公民身份。他护住了自我界最要紧的一样东西:人可以变。
关门:两种身份彼此不缠。公共的身份不随心里的变化而变,这是护;公共的那一边不从心里的变化里取任何东西,这是隔。一个人在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上长出来的东西,在公共的那一边,没有格子。
还有一处,要留给下一章。公共身份「不随着对好生活的理解而变」,这句话底下,藏着一个更深的意思:在公共的那一边,先有一个不变的「我」,然后这个「我」去形成、修改、追求各种目的。先有我,再挑目的。这一句,正好碰上第 2 章插下的那面旗。
周蕙的贷款,最后是另外想了办法。
她去找了镇上一家很小的信用社。信贷员是镇上人,吃过她的枣糕,也知道她那面墙。信贷员看了她的材料,说:「按规矩,你这条件差一点。」然后他问了她几个问题:面粉从哪儿进,熟客有多少,一天能卖多少,对面小学的孩子来得多不多。问完了,他说:「我去你店里看一趟。」
他真去了,在店里坐了一个上午,看她揉面,看客人进进出出,看那面墙。回去以后,他在报告里多写了一页,把他看到的写了进去。贷款批了,额度不大,够她换一台新烤箱。
半年以后,信用社把她的贷款记录,作为一个例子,放进了给其他小店主的宣传册里:「镇上一家面包店,凭什么贷到款?」底下写了三行:熟客多,手艺稳,老板肯让人进来看。
周蕙后来跟姐姐说:「银行那道墙,是对的,它不能光听我说。可那个信贷员,在墙上开了一扇门:他走进来看了一眼,把看到的写进了报告。」
周静说:「那一页报告,就是一扇门。」
带走的话
变了也不丢身份,是一道墙护着你;变了以后长出来的东西,要有一扇门,让人走进来看一眼。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自我界:改信改道,公民身份不丢。关门:两种身份彼此不缠,心里长出来的东西,在公共那一边没有格子;公共那边先立着一个不变的「我」。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能变,这一项是满的;变出来的东西在公共那边不算数,它就没法被接住、接着长,创造那一项只在私人的院子里乘。
周蕙决定辞职之前,去听过一次创业讲座。讲座的老师讲得很有条理,第一句话就是:「创业之前,先想清楚你要什么。你是要钱,要自由,还是要成就感?想清楚了,再去挑项目。」
老师在白板上画了一张表:左边一栏写「我要什么」,右边一栏写「哪个项目最能给我」。先填左边,再对着左边去挑右边。
周蕙回家以后,照着那张表填了一个晚上。左边那一栏,她怎么也填不下去。要钱?也要,可不全是。要自由?是,可自由去干什么?要成就感?什么样的成就感?
后来她把表格扔了。她说,她是在翻出那篇毕业论文、试了四十一回枣糕、在对面小学门口看见那些等孩子的老人以后,才慢慢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不是先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我要什么」,再去挑项目;是在做的过程里,「我要什么」和「我是谁」一起长出来的。
那位老师的表格,有一个很古老的来历。罗尔斯在《正义论》里,写过几乎一样的话。
在《正义论》第三部分,第 84 节前后,他在讨论一个人怎样给自己的人生定目标时,说过一个意思,大意是:自我先于它所肯定的那些目的;即使是一个人最主要的目的,也要从许多可能性里挑出来〔待核:《正义论》§84 原意与表述,此为转述〕。
他在那一段里反对的,是第 13 章说过的「主导目的」论:把人生压到一个事先定好的目的上,比如快乐。他说,我们不该先去找一个独立定好的「善」,然后照着它塑造自己的人生;一个人的统一,来自他自己选定的人生计划〔待核:《正义论》§84—85 相关表述,转述〕。
放到那位老师的表格上:先有一个「我」,站在左边;右边是一排可以挑的目的和项目;「我」从右边挑,挑完了,照着它安排人生。这个「我」,在挑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
这样讲,有它很好的用意。
他要护住的,是人的自由:人不该被一个事先定好的目的绑住,不管这个目的是快乐、是某种宗教的救赎、还是某个社会给你安排好的「好人生」。一个人得能退后一步,看一看自己手里的目的,问一问:这是我要的吗?要是不是,他得能改。一个不能退后一步的人,就只能被他生来带着的那些目的推着走。
这是第 34 章那两种身份的底子:因为有一个能退后一步的「我」,所以一个人可以从扫罗变成保罗,而公共的那一边不跟着变。
日子里,这一道墙最常用在父母和孩子之间。一个孩子被父母安排好了学什么、嫁给谁、在哪里工作,要是他连退后一步问一句「这是我要的吗」都不敢,他就一辈子活在别人定好的目的里。罗尔斯那个「能退后一步的我」,护住的就是这一句问话。
这一点,本书认它的用意。在一个人正要被别人替他定好的目的绑住的地方——父母替你定好人生,社会替你定好角色——能退后一步、能说「这不是我要的」,是一道承重墙。
第 2 章插过一面小旗。二十一岁的他,在本科论文里说:一个人不是先长成了一个完整的「我」,再去找别人结成共同体;人格,只在共同体里长成〔待核:见第 2 章〕。
现在,把两句话并排放一放。
二十一岁:人格只在共同体里长成。先有「我你他」,才有「我」。
五十岁:自我先于它所肯定的目的。先有「我」,再去挑目的。
两句话方向正好相反。这两句话,也可以说是两种看人的眼光。一种眼光看一个人,先看他是谁,再看他挑了什么;另一种眼光看一个人,先看他是从哪里、跟着谁、一步一步长过来的,他挑了什么,是那一路长出来的一部分。
前一句,「我」是长出来的用本书的七个词说:前一句里,「我」是一个正在成形的形状,从一片缠在一起的土里慢慢冒出来;后一句里,「我」是一个已经定型的东西,站在一排选项前面。
,是从一片缠在一起的土里长出来的形状。后一句,「我」是先在的,站在所有目的前面,等着去挑。
本书不说前一句更对、后一句更错,也不说他忘了自己年轻时的话。三十年里,他经历了战争,失去了信仰,走进了一个很讲分析、很看重个人选择的哲学传统;一个人的想法变了,是他的路。本书只说:那粒二十一岁的种子,在《正义论》第 84 节,没有长出来;它被一个先在的「我」压住了。它有没有在别的地方长出来?下一章看。
第 10 章还留过半面旗:他从年轻时对「互利契约」的保留,走到了二十世纪最有名的契约论者。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进入他那份契约的,正是这样一个先在的「我」。幕后的人,是一个一个先在的「我」,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却已经在那里,等着去选原则。二十一岁那篇论文里的共同体,没有进到契约的会场里。
这一处,是他挨得最有名的一刀。
1982 年,桑德尔出版了《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核〕。他的批评,大意是:罗尔斯的那个自我,被设想成先于它的一切目的、归属和依恋;可真实的人,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是某个家的孩子,某个地方的人,某个传统里长大的人;这些不是他随手挑的目的,而是构成他的东西。把这些都剥掉,剩下的那个「我」,是空的,是一个「没有负担的自我」〔核:桑德尔 1982 年著作与 1984 年论文,转述〕。
本系列正在写的《谁握住了哪一面》第 3 章,写的正是这一刀。本书在第 58 章接着写,不另判。
本书和桑德尔的方向,也要分清。桑德尔说,一个人是被他的归属「构成」的,他更看重的是共同体和传统;本书说,一个人是在土和路里「长出来」的,而且长出来以后还会回头改那片土和那条路。前一种说法,容易让人觉得归属是定死的;后一种,归属也在长、在改。第 58 章细说这个分界。
这里只记一笔:桑德尔那一刀,和他二十一岁时自己的那句话,方向是一样的。桑德尔从外面砍过来的地方,正是他年轻时自己站过的地方。
他怎样回答桑德尔?
大致是:我那个「先于目的的自我」,是一个政治的观念,不是一个关于人本质上是什么的形而上学主张。在政治上,我们把公民看作能退后一步、能修改自己目的的人;这不等于说,人在心里真的和自己的依恋、归属是分开的〔核:《政治自由主义》相关论述,转述〕。第 34 章说过,他也承认,很多人觉得自己和某些信念、依恋是分不开的。
这个回答,和第 33 章那次转向是连着的:把一个原来像是在讲人性的说法,改读成一个只在政治上成立的说法。
还要说一句:他这个回答,是真心的,也是一贯的。第 33 章那次转向,就是把一套像在讲人性的东西,改读成只在政治上成立的东西。对「自我」,他做了同样的事。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能说他在躲。
本书认这个回答在政治上的用意:在公共的那一边,不许任何人因为「你生来就属于某个群体」而被绑住。本书只多问一句:在公共的那一边,一个人是怎样长成「能退后一步」的那个人的?能退后一步,本身也是长出来的。
再拿本书的自由律来对一对。
自由律,走三拍:纠缠,选择,激发。选择这一拍,不是在一张现成的单子上勾一项,而是从一团缠在一起的东西里,裁出一条原本没有的路(第 11 章)。周蕙那家有一面老方子墙的店,不在任何一张创业项目的单子上;它是从毕业论文、刘奶奶的方子、大姐那句话、小学门口的老人这一团东西里,裁出来的。
说得再家常一点:一个人去饭馆点菜,菜单上有二十道菜,他挑了一道,这是在现成选项里挑。一个人回到家,打开冰箱,里面有半棵白菜、两个鸡蛋、一小块腊肉,他琢磨了一会儿,做出了一道菜单上没有的菜,这是从一团东西里裁出一条路。前一种,要紧的是菜单列得全不全、自己挑得准不准;后一种,要紧的是冰箱里有什么、手上会什么、心里想吃什么,这几样缠在一起。
先在的「我」去挑目的,是另一种选择:一个已经在那里的我,面对一排已经在那里的选项,挑一个。挑得再认真,也只是在现成的东西里挑。
先有一个我,再去挑目的——这就是在现成选项里挑。自由律要的那一拍,是「我」和「目的」一起从土里长出来。第 17 章说,原初状态只从一张现成的单子上挑原则;这一章说,他心目中的人,也只从一排现成的目的里挑人生。两处是同一个样子。
开门:人能退后一步,能说「这不是我要的」,能改。这是自我自由的底子,护住了人不被生来带着的目的绑死。
关门:自我先于目的,先在,站在所有目的前面挑。二十一岁那句「人格只在共同体里长成」,在这里被压住了;自我界那片缠在一起的土,成了「我」挑选的对象,而不是长出「我」的地方。
周蕙的店开到第三年,那位创业讲座的老师来镇上办活动,顺路进店买了几块枣糕。他认出了周蕙,问她:「当年你是怎么想清楚自己要什么的?」
周蕙想了想,拿了一张纸,画了一张跟他当年不一样的表。表只有一栏,从上往下,是一串日子:翻出毕业论文的那天,抄到刘奶奶方子的那天,第一次做失败的那天,大姐说「我帮你看店」的那天,第四十一版做成的那天,第一个熟客进门的那天。
她说:「我不是先想清楚要什么,再挑的。我是一边做,一边知道自己要什么;一边知道,一边成了现在这个人。」
老师又问:「那左边那一栏,『我要什么』,你现在填得出来了吗?」
周蕙笑了:「填得出来。可要是三年前让我填,我填的肯定不是现在这个。」
老师看了那张表很久,说:「我下回讲课,把这张也放上。两张表都放上,让大家自己看。」
带走的话
能退后一步说「这不是我要的」,是自由;可「我要什么」和「我是谁」,常常是一边做一边一起长出来的。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自我界:人能退后一步、能改自己的目的。关门:自我被放在目的前面,先在;自我界那片缠着的土,成了被挑的对象,不是长出「我」的地方。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在现成的选项里挑,挑得再好,创造那一项也只剩一点点;周蕙那张一栏的表,才是乘出来的样子。
周越的女儿,小时候有过三次「不拿」,周越一直记得。
第一次,她四岁。在超市里,她从货架上拿了一颗糖,攥在手心里,出门前被妈妈发现了。妈妈蹲下来,说:「这不是我们的,没付钱,不能拿。」她哭着把糖放了回去。那时候,她不拿,是因为妈妈说不能拿;她信妈妈,妈妈说的就是对的。
第二次,她十三岁,当了数学课代表。有一回收作业,一个同学没写完,求她先别交,让他抄一抄她的。她犹豫了很久,没有给。回家跟爸爸说:「我要是给他抄了,别的同学辛辛苦苦写完的,就吃亏了。我是课代表,大家都看着我呢。」那时候,她不拿,是因为她在一个班里有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上的人,该对大家公平。
第三次,她十七岁。班里评奖学金,她和同桌小钟分数差不多,老师私下跟她说,名额只有一个,你家条件好一点,要不让给小钟?她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跟老师说:「让可以,可不能是因为我家条件好,就私下让。评奖学金要是看家庭条件,就该把这一条写进规矩里,对所有人都这么评。」那时候,她不拿,是因为她想的是:什么样的规矩,对谁都说得过去。
周越后来想,这三次里,他和妻子真正「教」的,只有第一次。第二次,是班集体教的;第三次,是她和小钟两年的同桌教的。孩子的正义感,越往后,越不是大人能直接教出来的,得靠她自己在一个个人群里长。
三次「不拿」,是一个人的正义感,一级一级长出来的样子。
这三级,罗尔斯在《正义论》里写过。
在第三部分,第 70 到 72 节,他讲一个人的正义感是怎样长出来的,分了三个阶段〔核:《正义论》§70—72,转述〕。
第一阶段,他叫「权威的道德」。孩子在家里,被父母爱着、照顾着,他信任父母,于是接受父母给他的那些规矩。他还不懂规矩为什么对,只是因为爱和信任,而守规矩。
第二阶段,他叫「社团的道德」。孩子长大,进了学校、团体、球队,在里面有了一个角色。他学会了站在别人的位置上看问题,学会了合作,对同伴有了感情;他守规矩,是因为他在一个大家彼此信任的团体里,有一个位置。
第三阶段,他叫「原则的道德」。一个人终于开始认同规矩背后的那些原则本身:他守公平,不只是因为爱谁、在哪个团体里,而是因为他懂了、认了公平这件事本身。
他还为这三个阶段写了三条「心理规律」,大意是:父母爱孩子,孩子就会爱父母;一个人在一个公平的团体里被友善对待,就会对团体里的人生出友善;一个人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看到社会的制度让他和他关心的人得益,就会生出维护这些制度的正义感〔核:《正义论》§75,转述〕。
这一套,最早的样子,在他 1963 年那篇《正义感》里就有了(第 4 章插过这面旗)。
这几节,是《正义论》里很少有人细读、却写得极好的地方。
好在它是长出来的: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有正义感,也不是在某一天突然想通了原则;他是在一个家里、一个个团体里,一步一步被爱着、被信任着、在一个位置上被需要着,才长出来的。每一阶段,都有它的土:家,团体,社会;每一阶段,都有它的路:从爱到合作,从合作到认同。
好在它讲的是爱。一个理论讲正义,讲到最后,承认正义感的第一粒种子是爱——父母对孩子的爱,孩子对父母的信任——这在一本以「理性的人在幕后选择」开头的书里,是很动人的一笔。幕后的人彼此不关心(第 22 章);可幕前长出正义感的那个孩子,是在关心里长大的。
好在它是缠着的:正义感不是一个人脑子里的东西,是他和父母、和同伴、和整个社会之间缠在一起长出来的。三块地,在这里都在:规矩(理念界),家和团体里的日子(现实界),爱、信任、同伴的感情(自我界)。
在他所有的著作里,这几节,是离「形状从土里长出来」最近的一处。二十一岁那篇论文里的种子,在这里长出来了。第 2 章插下的那面旗,本书在这里拔完:种子没有丢,它长进了第 70 到 72 节。
这三个阶段里,第一阶段在家里。这一点,值得停一下。
在他的理论里,家庭是社会基本结构的一部分: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决定了孩子在什么样的家里长大,也决定了家里的人彼此是什么关系〔核:《正义论》§2 等处,转述〕。正义感的第一粒种子,是在家里、在父母的爱和信任里落下的。
可是家里的事——家务怎么分,谁照顾老人,谁牺牲自己的工作去带孩子——在《正义论》里谈得很少。后来有学者专门批评这一点,说:家恰恰是很多不公平最早发生的地方,而他那套理论,很少把幕掀到家里去看(第 61 章写奥金)。他在 1997 年的《再论公共理性》里,专门用一节回应了这个批评,承认正义原则对家庭也有约束,比如家庭成员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不能因家庭而受损〔核:《再论公共理性》1997 年,有关家庭的一节,转述〕。
放回周家:周静那十年,是在家里过的。她的正义感,是在家里长的;家里的不公平——一个人扛了十年——也是在家里发生的。家,是第一所学校,也是第一个需要一张阄书的地方。
现在,把这几节和上一章的第 84 节并排放在一起。
第 70 到 72 节说:一个人的正义感,是在家里、团体里一级一级长出来的。「我」是长出来的。
第 84 节说:自我先于它所肯定的目的。「我」是先在的,站在目的前面去挑。
两处都在《正义论》的第三部分,隔着十几节。一处写发生,一处写先在。本书管这叫「同一支笔」:同一个人、同一本书里,两种方向的笔法。
这里要守本书的一条纪律:这类「同一支笔」的判断,要核到原文才下判。本书在这里核的,是两处的大意;第 84 节那句话的确切措辞、它在那一段里的前后文,本书还没有核到可靠的原文(第 35 章已标待核)。所以,本书在这里不说「他自相矛盾」,只说:按本书能核到的大意,两处的方向不一样;这是一个读法,不是一个定论。这一处,照登进附录六「本书自认最弱处」。
公平起见,要替他想一想,他会怎样把两支笔合在一起。
他多半会说:两处讲的,不是同一个问题。第 70 到 72 节讲的,是一个人的正义感怎样长出来,为的是说明一个正义的社会能够稳定——生活在里面的人,会长出维护它的正义感。第 84 节讲的,是一个人给自己定人生计划时,怎样权衡、怎样选择,为的是反对「主导目的」论。一个讲道德心理,一个讲理性选择;一个讲正义感怎样来,一个讲人生目的怎样挑。两处可以并存。
这个说法,是讲得通的。本书认:两处不一定打架。而且,他在第 70 到 72 节里,本来就是要说明一件他很在意的事:一个正义的社会,能让生活在里面的人,自然而然地长出维护它的心。这是一个很温暖的想法:正义不只是一套冷冰冰的规矩,它还会在人心里生根。
可本书要多看一眼那三个阶段的终点。第三阶段,「原则的道德」,一个人最后认同的,是什么原则?是在原初状态里选出来的那两条原则。也就是说:正义感是长出来的,可它长向的,是一套事先选好的原则。长的路,在第 70 到 72 节;长的方向,在原初状态里已经定了。
正义感是长出来的,它长向的原则,却是选出来的。这是同一支笔最深的一处:他写了发生,可发生是为了让人长到一个先定好的地方去;长出来的东西,不回头改那个地方。
还有一件事要记下。第 33 章说过,1993 年,他承认《正义论》第三部分讲稳定的那套办法不现实。第 70 到 72 节,正是那套讲稳定的办法里的一块。
《政治自由主义》换了一种讲稳定的方式:不再靠每个人都长出同一种正义感、认同同一套人生学说,而是靠重叠共识——各人从各自的信仰出发,都能认可同一套政治原则(第 38 章)。
这样一来,那支写「长出来」的笔,在他后期的著作里,分量轻了。本书不说它消失了;只说:他拆第三部分的时候,把他写得最接近「发生」的那几节,也一起放到了次要的位置。〔此为本书读法,待验〕
开门:正义感是一级一级长出来的,在家里、在团体里、在社会里,三块地缠着长。这是他离本书最近的一处,二十一岁的种子在这里长成了。
关门:长出来的正义感,长向的是事先选好的原则;发生是为了稳住那套选出来的东西,不回头改它。同一本书里,还有另一支笔写着自我先于目的。1993 年以后,写发生的那支笔,分量轻了。
周越的女儿跟老师说完那番话,老师没有生气,反倒把她的意思报给了年级。
年级开会讨论了一回,改了奖学金的规矩:分成两种,一种看成绩,一种看成绩和家庭条件;两种都写清楚标准,公开评。那一年,她拿了第一种,小钟拿了第二种。
小钟后来跟她说:「你要是那天私下让给我,我拿着也不踏实。现在这样,我拿得心安。」
那一年年底,年级的老师在总结里写了一句:今年奖学金规矩的修改,是一位同学提出来的。没写名字,可班里的同学都知道是谁。周越的女儿说,她最高兴的不是规矩改了,是老师把「为什么改」写进了总结里。
周越听女儿讲完,跟周静说:「这孩子,三次不拿,一次比一次想得远。第三次,她想的已经不只是她自己了,是规矩。」
周静说:「她那个规矩,是从她和小钟这两年同桌里长出来的。没有这两年,她想不到这一层。」
周越想了想:「罗尔斯写过这三级。可他写的第三级,是长向一套事先选好的原则的。我闺女这一回,是长出了一条新规矩。」
带走的话
正义感是在家里、在同伴中间一级一级长出来的;长到最后,它该能长出新规矩,而不只是认得旧原则。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三块地都在:家和团体里的日子,爱、信任与同伴的感情,最后认同原则。这是他离「形状从土里长出来」最近的一处。关门:长出来的正义感,长向事先选好的原则,不回头改它;同一本书里另一支笔写着自我先于目的。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三级走下来,一个人从被管着守规矩,走到自己认规矩,是乘出来的一份自由。只是在他的书里,乘到最后停在「认得」;周越女儿那一回,多乘了一步,长出了一条新规矩。
父亲八十五岁那年,夏天没有回老屋住,腿脚实在走不了那段土路了。老屋又空了下来。
三兄妹为老屋以后怎么用,商量了三回,没商量出结果。
周蕙想把老屋收拾出来,改成一个小作坊:她店里的面越做越多,镇上那台石磨就在老屋附近,在老屋磨面、发面,再送到店里,又近又好。她说:「老屋空着就是一天天坏下去,用起来才有人气。」
周越想把老屋原样留着。他说:「爸每年夏天回来住,是他的念想。他今年走不动,明年说不定能走。改成作坊,他回来住哪儿?」
周静想把老屋租出去。她说:「爸以后要用的钱只会越来越多,租出去一个月也有几百块,能补一点。」
三个人都不糊涂,都讲理,都为这个家好,面对的也是同一座老屋、同一个父亲。可就是合不拢。
周越有一回急了,说:「咱们仨是不是有谁没想明白?」
周静说:「都想明白了。就是想明白的东西不一样。」
周静那句话,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第二讲里,用了好几页来讲。
他的问题是:为什么讲理的人,面对同样的问题,认真想过以后,还是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是因为谁笨,不是因为谁自私,也不是因为谁不讲理——他说的,恰恰是都讲理的人。
他的回答,叫「判断的负担」:人在运用理性、做出判断的时候,本来就背着一些担子,这些担子让讲理的人也会合不拢〔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二讲第 2 节,转述〕。
他列了六副担子,大意如下〔核:同上,转述〕。
第一,证据本身是相互冲突的、复杂的,很难评估。老屋改作坊到底能不能挣钱,租出去能租多久,父亲明年能不能走得动,谁也说不准。
第二,即使大家同意哪些考虑是相关的,也可能在分量上意见不同。三兄妹都同意,父亲的念想、老屋的维护、家里的钱,这三样都要考虑;可哪一样更重,三个人掂出来不一样。
第三,我们用的概念都有模糊的地方,碰到难办的情况,只能靠判断和解释。什么叫「念想」?一座一年只住一个月的老屋,算不算念想?
第四,我们怎样评估证据、怎样掂量各种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我们一生的全部经验塑造的,而每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
第五,一个问题的两边,常常都有不同种类、分量相当的规范性考虑,很难给出一个总的评判。
第六,任何一套社会制度,能容纳的价值都是有限的,总得在许多价值里有所取舍;没有一个社会能把所有好东西都装进来。
这六副担子里,本书最看重第四副。
周蕙为什么想改作坊?因为她这几年一直在做面,她知道一座空房子一旦用起来会有多少人气;她的经验,是「用起来才活」。周越为什么想留着?因为他常年在外地,对老屋的记忆停在小时候,他最怕的是回来发现什么都变了;他的经验,是「留着才在」。周静为什么想租?因为她照顾父母十年,比谁都清楚钱怎样一点一点花出去;她的经验,是「细水才能长流」。
你在单位里也见过。开会讨论要不要上一个新项目,做财务的同事总先看风险,做销售的同事总先看机会,做技术的同事总先看能不能做成。三个人都不糊涂,都为单位好,可一个在账本前面坐了十年,一个在客户那里跑了十年,一个在机房里熬了十年。十年的土,把三个人的秤,校成了三个样子。
三个人掂量出来不一样,是因为三个人走过的路不一样,身后的土不一样。
罗尔斯把这一层写了出来:一个人怎样权衡证据,是他一生的经验塑造的。他在这里,写出了土。本书在前言里说,他看见了一件很多人看不见的事:讲理的人面对同样的证据,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不是谁笨、谁坏,而是判断本身有负担。就是这一处。
还有一层更深的:他说,这种合不拢,是自由的制度下理性自由运用的正常结果〔核:《政治自由主义》导论与第二讲,转述〕。多元不是一场要消除的灾难,而是自由长出来的东西。一个社会越自由,人们的想法就越不一样。这是一次真正的看见:多元,是从自由里长出来的。
还要把他的一处分寸讲清楚。他并不是说,所有的合不拢都来自判断的负担。
他明说过:人和人之间的分歧,有很多是不讲理的来源——偏见,私利,盲目,固执,一心只想着自己那一派赢〔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二讲第 2 节,转述〕。这些,不是判断的负担,是另一回事。判断的负担,专指那些即使大家都讲理、都真诚、都不为私利,也仍然会让人合不拢的东西。
放回周家:要是周越想留老屋,只是因为他惦记着将来老屋拆了能多分一笔钱,那不是负担,是私心。要是周蕙想改作坊,只是想占老屋的便宜、不给家里交租,那也不是负担,是私心。三兄妹那三回商量没商量拢,本书说是负担,是因为三个人都没藏私心,都是真心为这个家好。
这个分寸很要紧。它让「讲理的人合不拢」这句话,不至于变成一句「怎么都行」的空话:私心要挡,挡完了还合不拢的,才是负担,才要宽容。
那么,看见了这一层,他得出什么结论?
他的结论,是宽容。既然讲理的人会合不拢,而且这是判断的负担造成的,那么一个讲理的人,就不该要求别人接受他自己那一套完整的人生学说,更不该用国家的强力去压别人接受〔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二讲,转述〕。讲理的人,会承认判断的负担,因而承认别人和自己一样讲理,只是想法不同。
然后,他的办法,是找重叠:各人的学说不同,只要能在政治规矩上碰到一起,就够了(第 38 章)。
他还从这里推出了一条对个人的要求:讲理的人,会接受判断的负担带来的后果,也就是说,他不会因为别人不同意自己,就认定别人不讲理;他也不会要求用国家的强力,去推行只有自己那一派才认的学说〔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二讲,转述〕。这是一种很高的修养:在自己最在乎的事情上,承认别人也可能是对的,至少和自己一样讲理。
这一步,是对的,而且在日子里用得上。周家三兄妹要是谁都认定「只有我想明白了」,这个家早就吵散了;承认对方也是讲理的,只是经历不同,才坐得下来。
可是本书要指出他没有往下问的那一步。
他看见了:一个人的判断,是他一生的经验塑造的。这句话,已经把土摆到了桌上。接下来可以问两个问题。一个是:既然合不拢,怎样相处?这是他问的,他的回答是宽容和重叠。另一个是:这些不同的视角,是怎样从各人的土里长出来的?它们碰在一起,能不能长出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新东西?这个问题,他没有问。
前言里说,这是他停在第二站的地方:承认讲理的人会看出不同的结论,办法是找重叠,而不是问这些视角怎样长出来。
这不是一个小差别。最小公约数,是三个人各退一步,退到都能忍的地方;碰出来的新东西,是三个人各往前走一步,走到一个原来谁都没到过的地方。前者要的是让步,后者要的是把各自的来历摆出来。
一个是找三个人都能接受的最小公约数;一个是看三个人的经验碰在一起,能长出什么。前一种,结论是「互相别压着」;后一种,结论可能是一个谁都没想到的用法。
开门,一扇大门:判断的负担,尤其第四副担子,把「一生的经验」写进了理性本身。讲理的人合不拢是正常的,多元是自由长出来的东西。
关门:看见了土,他把它当成需要宽容的事实,而不是可以碰出新东西的地方。各人的经验,被收进各自的院子里;院子之间,只求相安,不求相生。
第四回商量,是周越的女儿提的主意。她说:「你们仨别再各说各的方案了。每人先讲讲,自己为什么这么想,是哪一件事让你这么想的。」
周蕙讲了她店里那台老烤箱,放了半年没用,再开的时候锈得不成样子。周越讲了他小时候在枣树底下挨打的那个下午,他说他怕回来找不到那棵树。周静讲了父亲去年住院那一个月,账单一张一张摞起来的样子。
三个人讲完,屋里静了一会儿。
然后周蕙说:「那这样行不行:老屋东边那间,爸住的那间,原样留着,谁也不动。西边两间,我收拾出来当作坊,一年给家里交租,这租钱专门存着给爸用。我在那儿干活,房子天天有人气,也不会坏;爸哪年夏天能回来,东屋是现成的,还有人照应他。」
周越想了想:「树呢?」
周蕙说:「树在东屋门口,我保证一根枝都不碰。」
周静说:「租钱按市价,别因为是自家人就少交。」
周蕙笑了:「行。」
父亲那天也在。他一直没说话,听到最后,只问了一句:「西屋那台老灶,你留不留?」周蕙说:「留。我还用它烧柴火蒸枣糕,那个味道,电烤箱出不来。」父亲点点头:「那就好。那台灶是你妈砌的。」
这个用法,三个人来之前谁也没想到。它不是三个方案的平均,也不是三个方案里最小的那一块公约数;它是三个人把各自的经验摆到桌上以后,碰出来的。
带走的话
讲理的人合不拢是正常的;把各自是怎么想到这儿的讲出来,常常能碰出一个谁都没想到的办法。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自我界:一生的经验塑造判断,讲理的人合不拢是正常的,多元从自由里长出来。关门:看见了土,只求相安;各人的经验留在各自的院子里,没有被当成碰出新东西的材料。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互相宽容,自由这一项是满的;可只求相安,创造那一项停在原地。第四回商量,三个人的经验碰在一起,才乘出了一个新用法。
第 33 章说过,父亲改了那条过节的老规矩:能回来的回来,回不来的打个电话;上香,愿意上的上,不上的在旁边站一会儿。
规矩改了以后,三家人都认。可周静后来发现,三家人认它的理由,各不一样。
周蕙的丈夫认它,是因为他的信仰让他不能上香;这条规矩不逼他,他就能真心地回来过年,而且他的信仰本身也教他孝敬老人。
周越的妻子认它,是因为她老家也有老人要看;这条规矩让她能两边都顾上,她觉得这才是一家人该有的体谅。
父亲认它,是因为他最在乎的是「一家人还是一家人」;规矩松一点,人才聚得拢。
三种理由,一条规矩。理由各归各,结论碰在了一起。
这就是罗尔斯说的「重叠共识」。
他在《政治自由主义》第四讲里,讲了一个社会走向重叠共识的一条路,大致分三步〔核:《政治自由主义》第四讲,转述〕。
第一步,权宜之计。几方力量相当,谁也吃不掉谁,于是暂时讲和,定一些规矩。这种讲和,靠的是力量的平衡:哪天一方强了,它就会撕掉规矩。好比两家邻居吵了多年,谁也赢不了谁,只好约定「你别占我的地,我也不占你的」;可哪天一家的儿子当了村干部,这个约定就难说了。
第二步,宪法共识。各方在一些政治规矩上达成了共识——比如选举的程序、基本的权利——这些规矩写进了宪法,大家慢慢习惯了按它们办事。可这种共识还比较浅:它只管程序,不太管背后的正义观念;大家守它,多半是因为守惯了、守着有好处。
第三步,重叠共识。持有各种不同的宗教、哲学、道德学说的人,各自从自己的学说内部出发,都认可同一个政治的正义观念。他们认它,不是因为力量平衡,也不只是习惯,而是因为在各自的学说里,都能找到理由去认它。这样的共识,他说,是「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哪天某一方强了,它也不会撕掉规矩,因为它自己的学说就支持这套规矩〔核:同上,转述〕。
被大家各自认可的那个「政治的正义观念」,他说有三个特点〔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第 2 节,转述〕。
第一,它是一个道德观念,但只管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不管人生的全部。
第二,它是「自立」的:它不从任何一种完整的宗教或哲学学说里推出来,自己站得住。他打过一个比方,说它像一个「模块」,可以装进各种不同的完整学说里,在每一种学说里都找到支撑〔待核:「模块」与「自立的」提法的原文与所在节〕。
第三,它用的材料,取自一个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里那些大家都熟悉的基本观念。
他还把一个社会的文化分成两块:一块是「公共政治文化」——宪法、法院、议会、公共讨论里的那些观念;另一块是「背景文化」——教会、大学、各种社团、家庭里的那些东西,各种完整的学说在那里生长〔核:同上,转述〕。政治观念从前一块取材料,后一块是各人各家的院子。
本系列第 120 号判过:「重叠共识」比「无知之幕」更实用。本书认这一判。
无知之幕要你在脑子里开一场想象的会;重叠共识,你在日子里天天用。一个家,一个单位,一个街坊,大家信的东西不一样,要一起定点规矩,最好的办法,往往就是不去争「谁的道理才是对的」,而是看一看:各自从自己的道理出发,能不能都认这一条?
它还很谦虚。它不说「我的正义观念是真的,你们都得信」,只说「你们从各自信的东西出发,看看能不能认这一条」。一个理论能这样说话,是它的作者真心承认,别人和自己一样讲理。
它还有一个特别可贵的地方:它不要任何人放弃自己信的东西。周蕙的丈夫不必放弃他的信仰,父亲不必放弃他的香火,大家各守各的,却都守同一条规矩。这是对每一个人最深的尊重。
不逼人换掉自己信的东西,只看大家能不能在一条规矩上碰头。这一条,是他留给一个多元社会最实用的东西。
可是本系列第 172 号哈贝马斯卷第 26 章,把他和哈贝马斯并排放过,说了一句:罗尔斯要的是结论碰头,哈贝马斯要理由和底子也碰头;真正结实的,是一起碰出来的那片土。
本书在这里接住这一句,往下推一步。
重叠共识的结构,是这样的:各家有各家的院子,院子里长着各家的理由;院子外面,有一块公共的地,立着一条大家都认的规矩。每家从自己的院子里伸出一根线,连到那条规矩上。线是各家的,规矩是共同的。院子和院子之间,没有线。
这个结构,护住了各家的院子不被压,这是它的好处。它的代价是:各家院子里长出来的东西,只能以「一根线」的身份,连到公共的规矩上,而不能走出院子,和别家院子里的东西碰一碰。
放到一座城里想:城里有各种庙、教堂、学堂、同乡会、戏班子,各有各的讲究。重叠共识说:城里的公共规矩,不能照着其中任何一家的讲究定,要定成每一家都能认的样子。这是对的。可一座城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往往是这几家的东西碰在一起的时候:戏班子借了庙里的场子唱戏,同乡会在学堂里办识字班,一条街上几家人合着办了一个庙会。这些,不在公共规矩里,也不在任何一家的院子里,在院子和院子之间。
本书在第 16 章那张表里写过「隔」:信仰关进私人领域。重叠共识,就是这道隔的最精致的样子:隔得很有礼貌,谁也不压谁;可院子和院子之间,隔着墙。
回到周家。
规矩改了以后第二年,周越一家从南方带回了一袋年糕。大年初一,周静照着弟媳教的法子,把年糕切片,和老家的腊肉一起炒了一盘。父亲吃了,说:「这个好。」
那一年以后,大年初一吃年糕炒腊肉,成了周家的新规矩。
这条新规矩,不是重叠共识。这里要分清两样东西。重叠共识回答的是:大家信的不一样,怎样守同一条规矩。年糕炒腊肉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大家信的不一样,碰在一起,能长出什么。前一个问题,要的是互相不压;后一个问题,要的是互相往来。
重叠共识,是各家从各自的理由出发,认同一条已经有的规矩;这一盘年糕炒腊肉,是两家的东西——南方的年糕,北方的腊肉——走出各自的院子,碰在一个灶台上,长出来的。长出来以后,它还回头改了周家的「过年」这件事本身。
结论碰头,是各守各的;一起碰出来的,是长出新东西。重叠共识做到了前一样,这已经很难得。后一样,要院子和院子之间,有一扇门。
他会说:政治规矩不该去管各家院子里长什么;院子和院子之间怎样往来,是背景文化里的事,是公民社会自己的事,自由的社会本来就鼓励这种往来。周家的年糕,恰恰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在背景文化里长出来的;我的理论不禁止它,还护着它。
这个回答是真的。他的理论确实不禁止年糕。而且他还说过,一个自由社会的背景文化越丰富、各种学说越活跃,这个社会就越有生气;他从来不希望各家的院子死气沉沉〔待核:相关表述出处〕。
本书要问的是另一件事:背景文化里碰出来的那些新东西,能不能回头进入公共的政治规矩?一条新规矩在无数个家里、街坊里、社团里碰出来了,被很多人认了,它能不能沿着一条路,走进宪法、法律、公共的讨论,改一改那个「自立的」政治观念?在他的结构里,政治观念是自立的,它从公共政治文化里取材料,不从背景文化里取;背景文化里长出来的东西,要先变成公共政治文化里的观念,才能进来。这条路有没有,怎么走,下一章看。
开门,他最实用的一扇门:不逼人换掉信的东西,只求在规矩上碰头;出于正当理由的稳定,比力量平衡结实得多。
关门:结论碰头,理由各归各;院子和院子之间是墙。政治观念要自立,不从各家的院子里取材料;院子里长出来的东西,不直接回头改公共的规矩。
那年春节以后,周静在家里的群里发了一张单子,是第二年年夜饭的菜。单子上写着:年糕炒腊肉(周越家的年糕,咱家的腊肉);荠菜团子(妈的菜);红烧鱼炖春笋垫咸肉(前年碰出来的);红枣发糕(韩家奶奶的方子,周蕙做)。
每一道菜后面,都用括号写着它是从哪里来的。
周蕙的丈夫在群里回了一句:「我能不能也带一道?我们那边过节,有一种素的烩菜。」
周静回:「带。」
那一年,单子上又多了一行:素烩菜(二姐夫家的)。
那一年的年夜饭,二姐夫那道素烩菜,父亲吃了两碗。他说:「这个清淡,我这把年纪,正好。」第二年,周静把素烩菜也写进了单子,括号里写:二姐夫家的,爸爱吃。
周越后来说:「咱家这张单子,一开始是爸定的规矩,后来是大家各自都认的规矩,现在是大家一起往上添的规矩。」
周静说:「前两样,罗尔斯都写了。最后一样,得有人在群里说一句『带』。」
带走的话
不逼人换掉自己信的东西,能让大家在一条规矩上碰头;院子之间开一扇门,才能碰出一道新菜。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自我界:不逼人换掉信的东西,只求在政治规矩上碰头,稳定出于正当理由。关门:结论碰头,理由各归各;院子之间是墙,政治观念自立,不从院子里取材料。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各守各的,自由这一项是满的,大家也都走通了;可院子之间不缠,创造那一项留在了墙里。群里那一声「带」,才让它乘了出来。
第 31 章写过,镇上开会商量修广场,周静去了,说了一段话,后来变成了几张朝南的长椅。那次会上,还有另一段话。
一位老街坊站起来,说:「广场中间,得修一个亭子,亭子里供一尊像。我们信这个的人多,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老辈人说,镇口有了它,镇子才太平。」
主持会议的干部听完,客客气气地说:「老人家,您的心意我们记下。不过广场是大家的,镇上信什么的都有,也有什么都不信的。修什么,咱们得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
老街坊想了想,又站起来:「那我换个说法。镇上老人多,老人喜欢有个地方聚一聚、说说话。修个亭子,能遮阳挡雨,老人能在里面坐着。」
干部说:「这个理由,大家都能听明白。」
后来亭子修了,里面没有像,放了几张石凳。那位老街坊每天下午都去坐一会儿。
周静坐在台下,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会后,那位老街坊在门口碰见周静,说了一句:「我那个说法,是换过的。换过以后,大家都点头了。可我心里那个,还是没说出来。」周静说:「您心里那个,我听出来了。」
她自己那段话,其实也是这么讲的:她心里想的,是自己那十年,是母亲病床边的那些夜;可她在会上说出口的,是「照顾老人的人,需要一个地方歇口气」。
那位干部要的「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罗尔斯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公共理性。
他在《政治自由主义》第六讲,和 1997 年的长文《再论公共理性》里,把这件事讲得很细〔核〕。大意是这样的。
在一个多元的民主社会里,公民们信着各种不同的宗教和哲学。当大家要决定一些根本的政治问题——他叫它「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比如谁有投票权、宗教自由管到哪里、基本的机会怎样分——的时候,公民们应该用彼此都能合理地期望对方接受的理由来说服对方,而不是用只有自己那一派才认的理由〔核:同上,转述〕。
这种理由,来自那个政治的正义观念:自由,平等,公平的合作,公共的福祉。不来自某一种宗教的教义,也不来自某一种哲学的完整学说。
他说,这是公民之间的一种「文明的义务」:你要别人服从一条用国家强力来执行的规矩,你至少得给他一个他作为讲理的公民能够接受的理由〔核:同上,转述〕。
他还说清了公共理性管到哪里。
它主要管的是「公共政治论坛」:法官在法庭上判案的理由,尤其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政府官员和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给出的理由;竞选公职的人在竞选时说的话。普通公民呢?他说,公民在投票、在讨论根本的政治问题时,应当把自己想象成立法者,问一问:如果我是立法者,我能用什么理由,说服别的讲理的公民〔核:《再论公共理性》,转述〕。
它不管背景文化。在教会里、大学里、各种社团里、自己家里,你怎样讲你的道理,用什么理由,都是你的自由。一位牧师在布道时,一位教授在课堂上,一对父母在饭桌上,可以放开讲自己的完整学说。
还有一处,要特别说清,它关系到本书的一条推翻条件。
1997 年那篇长文里,他把公共理性放宽了一些。他说,公民在公共政治讨论里,可以在任何时候引入自己的完整学说——宗教的或非宗教的理由——只要在适当的时候,也给出恰当的政治理由,来支持自己引入的那些主张〔核:《再论公共理性》,转述〕。他把这叫做「附带条款」。
这一放宽,不是小事。1993 年的讲法里,公共理性管得比较严,很多人批评它把宗教的声音挡在了公共生活之外;他在 1997 年的长文里回应了这些批评,承认宗教的理由在公共讨论里有它的位置,还举了历史上的例子:美国废奴运动和民权运动里,很多人是从宗教信仰出发去说话的,他认为这和公共理性并不冲突〔核:《再论公共理性》,转述〕。
他还举了几种公民可以做的事〔核:同上,转述〕:可以「宣告」,把自己的完整学说讲出来,让别人知道自己为什么支持某个政治主张;可以「推测」,揣摩别人的完整学说,指出别人从他们自己的学说出发,也能接受某个政治主张;还可以「见证」,在自己不能同意某个政治决定时,出于良知,公开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放到镇上那次会上:那位老街坊,先讲了他信的东西,这是「宣告」;然后换成了「老人需要遮阳挡雨的地方」,这是「恰当的政治理由」。周静,心里是她的十年,说出口的是「照顾者需要歇口气」。两个人走的,都是这扇门。
这是一扇真正的门。自我界的理由,不是完全不许进公共的会场:它可以进来,可以被讲出来、被听见;只是要在适当的时候,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
公共理性,是一个多元社会里很要紧的一件工具。
没有它,会是什么样子?每个人都拿自己信的东西去要求别人:「我们教里说,所以你们都得这样。」一个社会,就会变成几家大的信仰在国家强力面前的争夺,谁赢了,谁就把自己的教义变成所有人的法律。这是宗教战争的老路。公共理性,就是为了不走这条老路。
它还是一种尊重。你要别人服从一条规矩,就得给他一个他能懂、能接受的理由,而不是「因为我信」。这是把别人当成和自己一样讲理的人。
你要别人服从一条规矩,就得给他一个他能接受的理由。这一条,本书认,它是公共生活的承重墙。
可是本书要看一看,那扇门在换理由的时候,丢了什么。
那位老街坊的亭子,修成了,里面放着石凳。他每天下午去坐。可他最初想要的那样东西——一尊让老辈人觉得镇子太平的像——没有了。他换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换来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亭子。那一份「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在换理由的时候,留在了门外。
周静的长椅,也是这样。长椅修成了,照顾老人的人有了歇脚的地方。可她那十年——半夜起来两回,母亲叫对她小名的那个下午——在会上,只剩下「照顾者需要歇口气」这一句。
你在日子里也常常这样换。你想请领导批一个假,真实的理由是「我妈这几天心里难受,我想回去陪陪她」,说出口的可能是「家里有事,需要处理」。换一个说法,假批了;可那一份「我妈心里难受」,领导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在单位里,这样换是对的;只是换过以后,一件事的来历,就只剩你自己记得。
这不是说不该换。在公共的会场上,确实该换。本书只是要看清:换过以后,公共那一边留下的,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自我界那片土——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想,他是从哪里来的——没有跟着进来。它在门口被翻译了,翻译完,原文留在了门外。
还有一处,是本系列第 121 号判过的,在这里接住:最里层——原初状态的设定——不进任何可援引的形式。
在《政治自由主义》第三讲,他讲他的「政治建构主义」:正义的原则,是经过一个程序构造出来的。可那个程序本身呢?他的意思,大致是:程序本身不是构造出来的,只是被「摆出来」的〔待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三讲相关表述,原文与所在节待核,转述〕。
按本书的纪律,这一处没有核到原文,只作转述,不下重判。本书只把它和第 36 章并排放:那一章说,同一本书里,一支笔写发生,一支笔写先在;这一章是另一处,原则是构造的,构造原则的那个程序本身,只是摆出来的。一个讲构造的理论,最里面那一层,不讲构造,也不讲从哪里来。这一处,也照登进附录六「本书自认最弱处」。
为什么这一层要紧?因为一个公民在公共会场上能改的,只到他的理由够得着的地方。他可以用政治观念里的理由,去改一条法律、一项政策;可要是他觉得问题出在更深的地方——比如那张基本善的清单漏了什么,比如那道幕挡掉了什么——他的理由,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落脚。
放回公共理性上:公民在公共会场上讲理由,要用政治观念里的理由;政治观念的原则,是那个程序构造的;那个程序,是摆出来的。一层一层往里走,最里面那一层,没有任何一个公民的理由能够得着。
开门:你要别人服从,就得给他能接受的理由;附带条款、宣告、见证,让自我界的理由也能进会场、被听见。这是一扇真正的门,虽然窄。
关门:自我界的理由要在门口换成公共的理由,原文留在门外;换进来的,只能用来支持已经有的政治观念,碰不到那个摆出来的最里层。
亭子修好一年以后,那位老街坊找到周静。他知道周静那几张长椅的事,也知道长椅边上那块「照护者休息处」的牌子。
他说:「周家大姐,我想在亭子里也挂一块牌子。不写我信的那个,就写几句话:这个亭子是哪年修的,为什么修,当初有老人想在这里供一尊像,后来大家商量,改成了给老人遮阳挡雨的地方。」
周静问他:「写这个干什么?」
老人说:「写下来,以后的人就知道,这个亭子不是凭空来的。是有人想过另一个样子,后来大家商量出了这个样子。那一尊像没修成,可想修它的那份心,也算在这个亭子里了。」
牌子后来真挂上了,挂在亭子的横梁下面,字不多。
周静后来跟周蕙说:「公共理性让他换了个说法,亭子才修成。可他最后还是想把原来那句话,挂在亭子里。」
周蕙说:「换了说法是门,挂那块牌子,是把原文也带进门了。」
带走的话
在公共的地方换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是对的;把原来那句话也记下来,挂在亭子里,才不丢了来历。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自我界与理念界之间:要别人服从就得给他能接受的理由;附带条款让私人的理由也能进会场。关门:理由要在门口翻译,原文留在门外;最里层那个程序只是摆出来的,谁的理由也够不着。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换了说法,亭子修成了,事情走通了;可那份「祖祖辈辈」没进来,长出来的只是大家都能接受的那一部分。那块牌子,让丢在门外的那一截也乘了进来。
周蕙把老屋西边两间收拾成作坊以后(第 37 章),碰到了一件小事。
老屋的东屋和西屋之间,隔着一道厚厚的土墙。东屋是父亲的,原样留着;西屋是作坊,每天一早揉面、发面、烤炉子。
第二年夏天,父亲终于又能回来住了一个月。他住在东屋,听得见隔壁作坊里的动静:揉面的砰砰声,烤炉的嗡嗡声,周蕙和帮手说话的声音。可他看不见。他拄着拐杖,要出东屋的门,绕到院子里,再进西屋的门,才能看一眼。一趟下来,腿就酸了。
住到第十天,他跟周蕙说:「这道墙,能不能开个门?」
周蕙犹豫:「开了门,作坊的面粉灰、烤炉的热气,都往您屋里跑。」
父亲说:「门是能关的。你干活的时候关着,我想看的时候,我敲敲门,你开一下。」
周越请老木匠来,在那道墙上开了一扇小木门。门上装了一个插销,东屋那边插,西屋那边也能插。
那个夏天,父亲每天早上都敲一回门,坐在门口的小凳上,看周蕙揉面。他看了几天,说了一句话,周蕙后来一直记着:「你这个揉法,跟你妈一样。你妈揉面,也是先往里折三下。」
周蕙说,她从来不知道这一点。
第 33 章,1985 年的转向:政治的,不是形而上学的。他承认了自我界那块地又硬又杂,为此拆了自己的一部分;看见之后,他的办法是隔。
第 34 章,两种身份:扫罗变保罗,公共身份不变。改道不丢身份,这是护;两种身份彼此不缠,这是隔。
第 35 章,自我先于目的:先有一个我,再去挑目的。二十一岁那句「人格只在共同体里长成」,在这里被压住了。
第 36 章,同一支笔:正义感是一级一级长出来的,这是他离「形状从土里长出来」最近的一处;可长出来的正义感,长向的是事先选好的原则。
第 37 章,判断的负担:一生的经验塑造判断,讲理的人合不拢是正常的。他写出了土,结论是宽容与相安。
第 38 章,重叠共识:结论碰头,理由各归各,院子之间是墙。
第 39 章,公共理性:要别人服从,就得给他能接受的理由;自我界的理由可以进会场,但要在门口翻译,原文留在门外。
| 他看见了 | 他收回了 |
|---|---|
| 讲理的人合不拢是正常的,他为此拆了自己的一部分(第 33 章) | 看见之后是隔,政治观念要自立,不从院子里取理由(第 33 章) |
| 改信改道,公民身份不丢(第 34 章) | 两种身份彼此不缠,心里长出来的东西在公共那边没有格子(第 34 章) |
| 人能退后一步,能改自己的目的(第 35 章) | 自我先于目的,在现成的选项里挑(第 35 章) |
| 正义感是在家里、团体里一级级长出来的(第 36 章) | 长出来的正义感,长向事先选好的原则(第 36 章) |
| 一生的经验塑造判断,多元从自由里长出来(第 37 章) | 看见了土,只求相安,不求相生(第 37 章) |
| 不逼人换掉信的东西,只求在规矩上碰头(第 38 章) | 结论碰头,理由各归各,院子之间是墙(第 38 章) |
| 要别人服从,就得给他能接受的理由;私人理由可以进会场(第 39 章) | 理由在门口被翻译,原文留在门外;最里层谁也够不着(第 39 章) |
判决四的名字是「自我自由」。两栏如下。
他打开了什么,两样。
第一样,改信改道不丢身份。证据在第 34 章(《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扫罗与保罗,公民在三个意义上自由),在第 38 章(重叠共识不要任何人放弃自己信的东西),在第 37 章(判断的负担,多元是自由的正常结果)。
第二样,正义感是一级级长出来的。证据在第 36 章(§70—72,§75),以及第 4 章提到的 1963 年《正义感》。
他又关上了什么,两样。
第一样,自我先于目的。证据在第 35 章(§84 附近的表述〔待核〕),以及第 34 章公共身份先在、不变的结构。
第二样,自我界的生长被关进私人院子。证据在第 33 章(政治观念自立,回避的方法),第 38 章(公共政治文化与背景文化之分,结论碰头、理由各归各),第 39 章(公共理性,理由在门口翻译)。
导读里立过第二条推翻条件:如果他给出了一套程序,让一个人在私人生活里长出来的理由,能够回头改写公共规则,判决四要收窄。去查《政治自由主义》第五、六讲,和 1997 年的《再论公共理性》。
这一编查下来,本书报账如下。
找到了两扇门。一扇在《正义论》里:公民不服从(第 4 章)。一个人站出来,公开地、非暴力地、出于良知地违反一条他认为严重不正义的法律,诉诸多数人的正义感,请大家回头改规矩(§55—59)。这是心里的我你他,最直接地回头改公共规则的一处。另一扇在 1997 年的长文里:附带条款,以及宣告、见证(第 39 章)。私人的理由可以进公共的会场,被讲出来、被听见,只要在适当的时候也给出政治的理由。
两扇门,都是真的。可两扇门都窄。还要说一句公道话:能在一套以「隔」为主的理论里,留出这两扇门,说明他自己也知道,墙不能砌死。公民不服从那几节写于越战年代,附带条款写于他中风以后的最后几年。一扇门开在他五十岁上下,一扇门开在他七十多岁。他一生都在墙上找门。
公民不服从是例外,有门槛,要付代价,针对的是严重而明显的不正义。附带条款要翻译:进来的理由,最终要换成政治观念里的理由才算数;它能改一条具体的法律、一项具体的政策,却碰不到那个自立的政治观念,更碰不到最里层那个「摆出来」的程序。
拿周家那扇小木门比:公民不服从,像是有人实在憋不住了,拿拳头在墙上砸出一个洞,砸完了还愿意赔墙钱;附带条款,像是墙上开了一个传话的小窗,可以把话递过去,只是递过去以前,要先把话翻成对方的方言。两样都能让墙这边的东西到墙那边去,都不是一扇随时能推开、推开了就能走过去的门。
所以本书报:推翻条件二,部分坐实。判决四据此收窄一句,改写为:自我界的生长被关进私人的院子,院墙上只留了两扇窄门——一扇是公民不服从,一扇是附带条款;两扇门都通向具体的规则,不通向规矩的来历。
判决四,立,收窄一句。
保底写在这里:在国家的强力正要把一种信仰压到所有人头上的地方,那道墙是对的,谁也不许拆。
这一编的替换,是全书三件替换里的第三件:墙,换成门。
墙和门,都隔开两个地方。区别在于:墙只隔,门能隔也能通。
一扇好门,本书说,要有四样。
第一,能关。私人的院子,要能关起来:你信什么,你家里怎么过,别人不能随便闯进来。这是罗尔斯那道墙最要紧的用处,门要保住它。东屋的插销,两边都能插。
第二,能进,而且带着原文进。院子里长出来的东西,要能走出来,走进公共的地方;不只是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再进来,还要能把「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原来是怎么想的」也带进来,挂在亭子的横梁下(第 39 章)。
第三,能回。公共那一边定下来的东西,要能回到院子里去,改一改院子里的日子;院子里的东西,也要能沿着同一扇门,一步一步走到规矩的来历那里,而不只是改一条具体的政策。
第四,留痕。每一次开门、每一次进出,都有记录:哪一年,因为什么,谁提出的。
拿老屋那扇小木门对一对:插销两边都能插,这是能关;父亲敲门、周蕙开门,这是能进;周蕙也常推开它到东屋坐坐,这是能回;门框上那张小纸条,这是留痕。一扇小木门,四样都有了。
四样合起来:墙护住了院子,门让院子和院子、院子和公共那一边,能缠在一起。
墙只隔;门能关,能进,能回,留痕。
自我自由被关进了私人的院子:人可以在院子里变成另一个人,公共那一边一格不动;院墙上开着两扇窄门,门只通到具体的规则,不通到规矩的来历。
这一编,拆得最多,也最要把公道还足。
一个在宗教战争的阴影里、在一个信仰极其多元的社会里想问题的人,最怕的是什么?是国家拿起强力,替所有人定一种活法。他一生最后二十年的心思,大半花在这里:怎样让一个社会里,信佛的、信耶稣的、什么都不信的人,都能挺直腰杆,守同一套规矩,谁也不必低头。
他在《再论公共理性》的结尾,还专门谈过一个问题:一个信仰坚定的人,能不能真心地认同一个不以他的信仰为根基的民主社会?他的回答是:能,而且很多人已经在这样做了;他们认同它,不是因为妥协,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信仰里,就有尊重别人良知的理由〔待核:该文相关段落,转述〕。
那道墙,是为这个砌的。它砌得很认真,很有礼貌,把每一个院子都护得很好。本书要做的,不是拆墙,是在墙上开门。就像老屋那道土墙:它是母亲那一辈砌的,砌得很结实,冬天挡风,夏天隔热,东屋西屋各过各的日子,谁也不吵谁。开门的时候,老木匠特意说:墙是好墙,门要开在不伤墙的地方,门框要用硬木,把墙的力接住。
开门的前提,是墙已经在那里了;没有他砌的那道墙,本书连开门的地方都没有。
那扇小木门,后来成了老屋里最常开的一扇门。
父亲夏天回来住的时候,每天早上敲一回。父亲不在的时候,周蕙也常常推开它,到东屋里坐一会儿,歇口气,看看父亲那张旧床、墙上那张全家福。有一回,韩家的小孙女跟着进去,看见墙上挂着一张母亲年轻时在老屋门口揉面的照片,问:「这是谁?」
周蕙说:「是我妈。我揉面的法子,是跟她学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我爸隔着这扇门看出来的。」
后来,周蕙在作坊那一边的门框上,贴了一张小纸条:「此门某年夏开,父亲说:墙开个门,想看的时候敲一敲。」
周静看了,说:「你这是给门也立了一张阄书。」
带走的话
墙能护住院子;门能关,能进,能回,还留得下痕。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自我界:改道不丢身份,正义感一级级长出来,讲理的人合不拢被当作正常。关门:自我先于目的,自我界的生长被关进私人院子;院墙上只有两扇窄门,通到具体的规则,不通到规矩的来历。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院子里的自由是满的;可院子里长出来的东西出不了门,接不上别人,也回不到规矩的来历,创造那一项留在了墙里。那扇小木门一开,父亲看出了母亲的揉法,才乘出了东西。
这一编四章,是一颗钉子,把前面三编钉在一起。它是判决五「三格自由,六格空白」的主场。
前面三编,一编看一种自由: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每一编看的,都是一块地上的自由那一格。这一编,把三块地和三只脚放进同一张表,一眼看全:九格里,他立了哪几格,哪几格空着,哪几格有影子,格子和格子之间缠不缠。
第 41 章给出这张九格的表。第 42 章细看六格里的影子:一支乐队,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它们都在《正义论》第三部分「善」的一侧,排在正当之后。第 43 章用周蕙的面包店,看三格之间不缠会怎样:三个框都给了她,店还是可能开不起来。第 44 章是本编总账。
周静那本给父亲记的账(第 32 章),用了两年,她又改了一回。
她发现,右边那一栏「这一天做成了什么」,写来写去,总是那几样:吃得好不好,出没出门,高不高兴。有一天,她把这些条目摊在桌上,一条一条分,分出了九个格子。
横着三行,是父亲的三样:他脑子里想的事,他的身体,他跟人的来往。竖着三列,是她想看的三样:有没有长出点新东西,是不是他自己拿的主意,这件事走通了没有、他心里亮不亮。
她把两年的记录往里填。「身体×自己拿主意」那一格,满满的:爸自己决定今天走到广场还是只在院里转,自己决定吃几块枣糕。「脑子里想的×长出新东西」那一格,几乎是空的:两年里,只有一条,是爸隔着那扇小木门,看出了周蕙的揉法跟母亲一样。「跟人来往×走通了」那一格,有好几条,都是在广场长椅上和老邻居聊天。
她跟周蕙说:「以前我只知道爸哪天高兴、哪天不高兴。现在一看这九格,才知道他哪几块是满的,哪几块是空的。空的那几块,是咱们该想办法的地方。」
周蕙看了那张表,问:「那咱们三个自己,是不是也能画一张?」周静说:「能。每个人都能画。画完了你就知道,自己哪几格是满的,哪几格一直空着,自己都没留意。」
一张九格的表,让一个人的日子,一眼看得见哪里满、哪里空。本书在第 16 章给过这张表的雏形,现在把它填满。
这张表,横着是三块地,竖着是三只脚。
三块地,是本书从导论起就一直在用的:脑子里想的,叫理念界,放概念、规则、制度;手上碰的,叫现实界,放身体、器具、地方、钱;心里的我你他,叫自我界,放记忆、身份、情绪、意志、关系。
三只脚,是意义的三个视角:创造,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自由,在约束里裁出原本没有的新路;幸福,一件事从头到尾走通时的那股劲。三只脚是乘在一起的:自由律=创造律×幸福律,缺一即零。
三块地乘三只脚,就是九格。每一格,问的是:在这一块地上,这一只脚,有没有着地?
还要说清一件事,第 16 章说过,这里再说一遍:这张九格表,和 SIO 九宫格不是一回事。SIO 九宫格是规范、模态、价值三根轴;这张表是三块地乘三只脚。名字相近,用处不同,不要混。
把罗尔斯放进这张表,是这样的。
| 创造 | 自由 | 幸福 | |
|---|---|---|---|
| 理念界 | 空(原则是选出来的) | 理念自由:原初状态 | 空 |
| 现实界 | 影子:激励(差别原则里的工具) | 现实自由:两条原则 | 影子:基本善只作手段,幸福交给私人计划 |
| 自我界 | 影子:社会联合,一支乐队(§79) | 自我自由:政治自由主义 | 影子: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65、§67) |
中间那一列,三格都是满的,而且满得很结实:原初状态,两条原则,政治自由主义。这是他一生的三件大事。
左右两列,六格。其中两格是空的,四格有影子。
先看理念界那一行的两个空格。
理念界×创造:空。第四编说过,在原初状态里,原则是从一张现成的单子上选出来的,不是长出来的(第 17、24 章);幕后只有一个人,碰不出东西(第 21 章)。在定规矩的那一块地上,没有给「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留一格。
理念界×幸福:空。在定规矩的那一刻,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日子,也不知道什么能让自己的事走通;规矩定下以后,好不好用、走不走得通,不回头改原则(第 29 章)。定规矩那一块地上,也没有给「走通的那股劲」留一格。
这两格空着,不是他疏忽,是他有意的:在定规矩的地方,不许任何一种关于「好」的想法进来,免得它压到别人头上。本书在第 13 章说过,这是一种自我克制。克制的代价,就是这两格空着。
再看另外四格。它们不是空的,里面有东西,只是那些东西,都站在自由后面,或者站在「善」那一边、排在「正当」之后。本书管它们叫影子。
现实界×创造:影子,激励。差别原则允许差距,是为了激励有才能的人多做事、做出新东西,让最差的人也得益(第 28 章)。创造在这里,是替差别原则办事的工具。
现实界×幸福:影子,基本善只作手段。基本善是「不管你想过什么日子都用得着」的东西;拿它们去过什么日子、过得走不走得通,交给各人自己的人生计划(第 22、30 章)。
自我界×创造:影子,一支乐队。他在第 79 节讲「社会联合」:一个社会里,每个人只能实现自己潜能的一小部分,可大家合在一起,就像一支乐队,每个乐手各自练好一件乐器,合起来奏出任何一个人独自奏不出的东西〔核:《正义论》§79,转述〕。这是他书里离「一起碰出新东西」最近的一处。
自我界×幸福:影子,亚里士多德原则与自尊。他讲过一条「亚里士多德原则」:人们喜欢运用自己已经练出来的能力,能力练得越高、越复杂,人们越喜欢〔核:《正义论》§65,转述〕;他还说,自尊是最要紧的一种基本善,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人生打算值得去做、自己有能力去做,才有做事的劲〔核:《正义论》§67,转述〕。这两样,都贴着「一件事走通时的那股劲」。
为什么说它们是影子,而不是脚?因为它们都不参与定规矩。一条规矩公不公平,看的是两条原则;社会联合、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是在规矩定好以后,用来说明「在这样的规矩下,人们会过得好、社会会稳定」的。它们是规矩投下的影子,不是撑起规矩的脚。
四道影子,都在《正义论》的第三部分,都在「善」的那一侧。第 42 章细看它们。
一张九格的表,还有一样要看:格子和格子之间,缠不缠。
周静那张九格里,格子是缠着的。父亲隔着那扇门看出周蕙的揉法,这一条,既落在「脑子里想的×长出新东西」,又连着「跟人来往×走通了」——他和女儿之间,多了一件只有他们俩知道的事;还连着「身体×自己拿主意」——他自己决定每天早上去敲那扇门。再举一个。周越的女儿周末陪爷爷下棋,爷爷赢了,说她让他。这一件小事:下棋,是「脑子里想的」;她让他,他看出来了,这是「跟人来往」;他说出来、笑了,这是「走通了」。一盘棋,缠着三格。
一件事,同时在好几格里长。
罗尔斯那张九格里,中间那一列的三格,是分开立的:理念自由在原初状态里定下,现实自由由两条原则去保,自我自由由政治自由主义去护。三件事,三套办法,各管一块地。它们之间怎样互相长出来,他没有写。这是判决五那一句「三格之间不缠」要验的事,第 43、44 章细看。
在用这张表去量他之前,要先说清:这张表是本书的尺子,不是他的。
他没有「三只脚」的说法,也没有「三块地」的说法。用一把他不用的尺子去量他,一定会量出很多「空」和「影子」。这不公平吗?本书的回答是:不用这把尺子,就看不出他把什么放在了中间、把什么放在了边上;可用这把尺子,就得时时记着,他有他自己的理由把东西那样放。
还有一层:一把尺子量出「空」来,不等于被量的那个人错了。周静那张九格表,量出父亲「脑子里想的×长出新东西」那一格几乎是空的,不是说父亲错了,而是说那一格,家里人该一起想想办法。本书量罗尔斯,也是这个意思:量出空格,是为了看清下一步可以往哪里补,不是为了给他扣分。
他的理由,前面几编都写足了:在定规矩的地方不许「好」进来,是为了不让一种活法压倒别的活法;把幸福交给各人,是因为讲理的人对幸福的理解本来就不一样;把三件事分开来管,是因为每件事各有各的难处。
本书认这些理由。本书只是说:这张表一摆出来,六格的样子,就摆在那里了。
开门:中间一列三格,他立得很结实;左右两列的四道影子,说明他看见过创造和幸福,而且在第三部分写得相当动人。
关门:理念界那一行,创造和幸福两格是空的;四道影子,都站在「善」的一侧、排在正当之后;中间三格,分开立,彼此不缠。
周静那张九格表,后来成了三兄妹商量事的底子。
周越看了「脑子里想的×长出新东西」那一格,想了个办法:父亲年轻时修过水库,懂水渠,他就托人从县水利局借了几本老档案,每次回来,陪父亲一页一页翻,让父亲讲当年的事。父亲讲着讲着,有一回说:「这张图画错了,那年的渠是从北边绕过来的。」周越把这句话记下来,寄给了水利局。
周蕙看了「跟人来往×自己拿主意」那一格,发现父亲和人来往,大多是别人来看他,他自己很少主动去找谁。她就每个星期天下午,在作坊里留一个位置,让父亲请他想请的老伙计来坐坐,吃块枣糕。父亲请的第一个人,是二柱的弟弟(第 3 章)。
一格一格补,补的不是哪一格,是格子和格子之间的线。
带走的话
一张九格的表,一眼看得见哪几格满、哪几格空;要补的,常常不是哪一格,而是格子之间的线。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三块地都摆上了桌:中间一列三格立得结实,四道影子说明他看见过另两只脚。关门:理念界两格是空的,影子都排在正当之后,中间三格分开立。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按这张表算:中间一列满,左右两列只有影子;三格之间不缠,自由这一列乘不到另两列上去。第 44 章把这笔账算完。
父亲年轻时,是村里锣鼓队的鼓手。
这件事,是周越的女儿在县里的老照片展上发现的。一张黑白照片,二十来个年轻人站在打谷场上,前排的人拿着锣、钹、唢呐,正中间一个瘦高的小伙子,胸前挂着一面大鼓。照片底下写着:某年某村锣鼓队,庆丰收。她凑近一看,那个鼓手,是爷爷。
回家问父亲,父亲笑了半天,讲了一个下午。
他说,一个人打鼓,再使劲,也只是咚咚咚;锣一进来,钹一进来,唢呐一吹,整个打谷场就活了。锣鼓队里没有谁是最要紧的:鼓手管节奏,可节奏是给唢呐托着的;唢呐吹得再好,没有锣钹垫着,也是干的。「我们那时候,谁也不看谱,看的是彼此。唢呐一换调,我手上的鼓点跟着就换。练熟了,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就知道下一段往哪走。」
他还说,那几年最高兴的,不是上台,是冬天晚上在队部里练,练到半夜,有一段终于打顺了,大家一起嗷一嗓子。
父亲还说了一件事:锣鼓队解散那年,是因为村里的年轻人一个个出去打工了,凑不齐人。「家伙都分了,鼓给了我。后来那面鼓让虫蛀了,劈了当柴烧。」他说这话的时候,没什么表情。
周越的女儿听完,说:「爷爷,你这说的,跟罗尔斯书里写的一模一样。」
她说的,是《正义论》第 79 节。
在那一节里,罗尔斯讲了一个叫「社会联合」的想法。大意是:人是有很多潜能的,可每个人一辈子,只能实现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要靠别人,才能见识和分享那些我们自己没有实现的东西。一个社会,可以像一支乐队:每个乐手各自练好一件乐器,有的拉琴,有的吹号;合在一起,奏出任何一个人独自奏不出来的音乐。每个人都从整体里得到自己独自得不到的东西〔核:《正义论》§79,转述〕。
他举的例子,不只是乐队。还有一场比赛:比赛双方都想赢,可他们也共享一个目的,就是打出一场好球;一场精彩的比赛,是双方一起打出来的,谁也不能独自打出〔核:同上,转述〕。一门科学、一种艺术、一个手艺行,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人,各自往前推一小步,合起来是一整条走了几百年的路。
他还引了德国思想家洪堡的一段意思:一个人只有通过和别人的联合,才能分享别人的长处,才能成为完整的人〔核:同上,转述〕。
他把一个正义的社会,叫做「社会联合的社会联合」:里面有无数个小的联合——乐队、球队、学术团体、家庭、手艺行——整个社会,又是把这些联合连在一起的一个大联合〔核:同上,转述〕。
读到这一节,你会觉得这不像是一本以「幕后的人彼此不关心」开头的书。这一节里的人,彼此需要,彼此成全,一起做出谁也做不出的东西。
第 65 节,他讲了另一条,叫「亚里士多德原则」。
大意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喜欢运用自己已经练出来的能力;能力练得越好、越复杂,人们就越喜欢运用它〔核:《正义论》§65,转述〕。一个会下象棋的人,会觉得下象棋比下跳棋有意思;一个刚学会简单曲子的人,会想去学更难的曲子。人在做一件越来越难、自己越来越能做好的事情时,有一种特别的高兴。
他还说了一个跟这条原则相伴的现象:我们看到别人把一种本事发挥得很好的时候,也会高兴,也会欣赏〔核:同上,转述〕。父亲说「唢呐吹得好,我在旁边打鼓也跟着来劲」,就是这个意思。
第 67 节,他讲自尊。他说,自尊也许是最要紧的一种基本善〔核:《正义论》§67,转述〕。
自尊有两层。一层是,一个人觉得自己有价值,觉得自己的人生打算值得去实现。另一层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觉得自己做得到。没有自尊,一个人会觉得什么事都不值得去做,就算值得,自己也做不到;他会变得冷漠,心灰意冷。
那么,自尊从哪里来?他给了两个来源。一个是,一个人有一份合理的人生计划,而且这份计划能让他的能力得到发挥——这连着亚里士多德原则。另一个是,一个人的为人和做的事,被别人欣赏、被别人肯定,而那些别人,也是被他看重的人〔核:同上,转述〕。
他还说,要做到这一点,通常只要每个人至少属于一个团体就够了:在那个团体里,他的本事被人看见,他的努力被人肯定。不必是全社会都看见他,一个锣鼓队、一个手艺行、一个家,就够了〔核:同上,转述〕。
这三节,本书要先放下尺子,好好读一读。
一支乐队:人和人彼此成全,一起做出谁也做不出的东西。这是本书说的创造,而且是缠着的创造,是在自我界那片「我你他」的土里碰出来的。
亚里士多德原则:人在做一件越来越难、自己越来越能做好的事时,那种特别的高兴。这是本书说的幸福,一件事越走越通时的那股劲。
自尊的第二个来源:一个人的本事被他看重的人看见、肯定。这是心里的我你他缠在一起的样子:一个人抬不抬得起头,不只看他自己,还看他和别人之间长出了什么。
创造和幸福,在他的书里,不是没有。它们在第三部分,写得很动人。本书在第 41 章把它们叫做影子,不是说它们不真,而是说它们站的位置。本书要向他学的,很大一部分,就在这三节里。
那为什么说它们是影子,而不是脚?因为它们站的位置。
这三节,都在《正义论》第三部分,题目叫「目的」。第三部分讲的是「善」:人的善是什么,一个正义的社会怎样让人的善和正义彼此一致。在他的整套理论里,「正当」优先于「善」:正义的原则先定下,在第一、二部分;人的善,在第三部分,在原则定下以后,用来说明「在这样的原则下,人们会过得好,社会会稳定」〔核:《正义论》§68、§86,转述〕。
所以,一支乐队、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都不参与定规矩。它们是规矩定好以后,照在规矩上的光,投出来的影子。原初状态里,幕后的人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乐队、喜欢练什么本事、在哪个团体里被人看重;他们只知道要尽量多的基本善——自尊,在那里是清单上的一项「社会基础」,不是一支乐队里被人看见的那一刻。
他在第 86 节里,还专门做了一个论证,叫「正当与善的一致」:他想说明,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一个人按正义的原则去生活,恰恰也是对他自己好的;正义感和他的善,是一致的,而不是互相拉扯的〔核:《正义论》§86,转述〕。社会联合、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都是这个论证里的材料。
可这个论证的方向,是从正当往善去:先有正义的原则,再说明按原则生活对你也好。影子是被请来证明柱子的,不是来和柱子并排站的。
还有一件事,第 36 章说过:1993 年,他承认第三部分讲稳定的那套办法不现实,《政治自由主义》换了一种讲法。这三节写得最动人的影子,所在的那一部分,后来在他的理论里分量轻了。
影子排在正当之后;后来连影子所在的那一部分,也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
本书在第 56 章写「SDE 要向他学」时,会把这三节原样列进去:一支乐队,是人和人彼此成全的样子;亚里士多德原则,是人做事越做越好时的那股劲;自尊要靠被看重的人肯定,是自我界缠在一起的样子。这三样,本书自己的讲法里,都还讲得不如他细。
开门:一支乐队、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创造和幸福在他的书里真实地出现过,写得动人。本书要向他学的东西,在这里。
关门:它们都在「善」的一侧,排在正当之后,不参与定规矩;1993 年以后,它们所在的第三部分也退到了次要的位置。影子是真的,可影子不撑房子。
不妨设想一下:要是这三道影子站到前面,成了定规矩时就要问的东西,会是什么样子?
一条规矩定下来,除了问「它护没护住每个人平等的自由」,还要问:它让不让一个社会里长出更多的乐队——更多的人和人在一起做出谁也做不出的东西?它让不让人有机会去做越来越难、越来越能做好的事?它让不让每个人至少在一个团体里,本事被人看见?
拿周家所在的那个镇说。镇上定规矩修广场,除了问「这块地谁都能来吗」,还可以问:广场上有没有一块地方,能让锣鼓队练;有没有一个亭子,能让下棋的老人天天聚;有没有几张长椅,能让照顾老人的人碰个面、说几句话。这几样,都不替任何人决定要不要去打鼓、下棋、聊天;它们只是让一支乐队、一局棋、一次碰面,有地方发生。
这不是要规矩替人挑乐队、挑本事。第 14 章说过,替人挑内容,和看一看门开在哪里,是两回事。这是看一看:一条规矩,给不给乐队留一片打谷场。
周越的女儿把那张老照片的事讲给了周蕙。周蕙想了一个主意。
那年镇上办庙会,她找到了照片上还在世的几个老人,一共五个,有两个手已经抖了。她问他们:还能不能再打一回?
老人们说,家伙早没了。周蕙跑了三个村,凑齐了一面鼓、两面锣、一副钹。唢呐是跟镇上的婚庆队借的,吹唢呐的是一个年轻人,老人们现教了他几段老调子。
庙会那天,五个老人加一个年轻人,在广场上那座挂着牌子的亭子前面,打了一段。节奏乱了好几回,可打到最后一段,父亲的鼓点和年轻人的唢呐忽然对上了,整个广场的人都跟着拍手。
打完了,父亲放下鼓槌,喘了半天,说:「顺了。最后那一段,顺了。」
那天晚上,父亲吃了两碗饭。周静在九格表里「跟人来往×走通了」那一格里写:庙会,爸打鼓,最后一段顺了。又在「脑子里想的×长出新东西」那一格里写:爸教了一个年轻人三段老调子。
带走的话
一个人打鼓只是咚咚咚;锣钹唢呐一进来,才有了一个打谷场。创造和幸福,常常是在一支乐队里长出来的。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自我界:一支乐队、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创造和幸福在他书里真实出现过。关门:它们都在善的一侧,排在正当之后,不参与定规矩;1993 年后分量更轻。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在他的书里,这三道影子写得最接近乘出来的样子;可它们不进规矩,规矩那一层的乘法里,还是只有自由一项。庙会那一段鼓点,才是三项一起乘出来的。
前面几章写周蕙的店,写的都是它开起来以后的样子:第四十一版的枣糕,一面贴满老方子的墙,县里比赛的第三名,三个帮手,一个例外本。
可这家店,差一点就没开起来。
开张以后的第五个月,是最难的时候。那时候店里只有她一个人,每天四点半起来揉面,晚上九点关门,一天下来卖不出去的面包,要扔掉一小半。账上的钱,一个月比一个月少。有一天晚上,她坐在打烊后的店里,把账本翻来覆去算了三遍,算出来的结论是:再这样撑两个月,就撑不下去了。
她给大姐打电话,说:「姐,我是不是想错了?」
这一章问的,就是那几个月:周蕙的店,为什么差点开不起来。
先看罗尔斯给了她什么。
第一个框,理念自由。她可以这样想: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辞掉干了二十年的工作,去开一家面包店。没有谁规定她不能这样想,没有谁替她定好她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在定规矩的那一层,她的这个念头,和任何人的念头一样平等。
第二个框,现实自由。机会向她开放:她可以租店面,可以办营业执照,可以去信用社贷款。法律上,没有一扇门对她关着。第二条原则还在背后托着:要是她落到了最差的位置,社会的制度要让她也能得益。
第三个框,自我自由。她可以重新定义自己:从一个中年职员,变成一个面包店老板。她的公民身份一点不变,她在公共那一边,一点也不因为这次改道而矮一截。
三个框,一个不少。按罗尔斯的理论,她的自由,是完整的。
可是,店还是差一点开不起来。
在讲周蕙怎么熬过来之前,先讲另一家店。
周蕙原来公司里,有一个同事叫小梅,比她早一年辞职,也开了一家面包店,开在省城一条很热闹的街上。
小梅的条件,比周蕙好。她有一笔不小的积蓄,店面租在人流最多的地方,请了一个从大连锁店挖来的面包师,装修花了大价钱,菜单照着网上最火的几款定。三个框,小梅也都有,而且框里装的东西,比周蕙多得多。
开张头一个月,小梅的店排过队,网上有人发照片,说装修好看、面包好看。第二个月,排队的人少了;第三个月,店里常常只有店员。她搞过打折,搞过办卡,搞过请网红来拍视频,每一次都热闹几天,然后又冷下来。
小梅的店,开了八个月,关了。
关门那天,小梅给周蕙打电话,说:「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什么都有了,就是没人回头。」
周蕙后来想过很多回,她和小梅差在哪里。
她想来想去,觉得不是差在哪一个框里装了多少东西,而是差在三样东西缠没缠在一起。
第一样,手艺。这是手上碰的那块地上的东西:四十一版的枣糕,陈面,石磨,一双揉了几千次面的手。
第二样,念头。这是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的东西:一家有一面老方子墙的店,一家「不光是我一个人的手艺」的店,一家「想的还是一条街」的店(第 2 章)。
第三样,底气。这是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上的东西:大姐那句「你想干就干,我帮你看店」,父亲听说她要开店时那句「赔了也不怕,老屋还在」,刘奶奶把方子交给她时的那一点托付。
周蕙的这三样,是缠在一起的:手艺是照着那个念头一版一版改出来的,念头是从那片土和那些人里长出来的,底气是因为手艺和念头都有人看见、有人托着。
小梅的三样呢?手艺是请来的面包师的,念头是照着网上最火的款式定的,底气是那笔积蓄。三样都有,可它们各在各的格子里,彼此不缠。
三个框都给了她,店还是可能开不起来;开得起来的,是三样东西缠在了一起。
这里还有一个对照,很值得一看。小梅那家店,每一样东西都是「挑」来的:店址挑人流最多的,面包师挑手艺最好的,款式挑网上最火的。每一样都挑得不错,可它们之间没有一根线:面包师不知道这条街上住的是什么人,款式和这条街没关系,店址和她自己的来历没关系。周蕙那家店,几乎没有一样是挑来的:店址在她长大的镇上,方子是刘奶奶给的,第一批客人是对面小学门口的老人。每一样都是从一团东西里长出来的,彼此连着。第 35 章说过:先有一个我再去挑目的,是在现成选项里挑;「我要什么」和「我是谁」一起长出来,才是裁出一条路。
回到那个晚上。周蕙打完电话,第二天一早,大姐周静来了。
周静没有带钱来。她在店里坐了一上午,看周蕙揉面、烤面包、招呼客人。中午的时候,她说:「你这店,东西好,就是没人知道你是谁。」
周静想了几个办法。她去对面小学门口,跟那些等孩子的老人聊天——她照顾了十年老人,最知道老人想吃什么:软的,不太甜的,一块一块小的,好拿。她回来跟周蕙说,枣糕切小块,一块一块单卖。周蕙照做了。
周蕙又去找了刘奶奶,请她来店里坐了一个下午,就坐在那面墙底下。刘奶奶在镇上认识的人多,那天下午来了十几个老街坊,都是来看刘奶奶的,走的时候,每个人手里都拎着一袋枣糕。
第六个月,账上的数字不再往下掉了。第八个月,开始有了回头客。回头客里,有一半是对面小学门口的老人,一半是刘奶奶的老街坊。
还有一件小事。第七个月的一个早上,对面小学门口一个老人来买枣糕,差了一块钱。周蕙那天正心烦,差点说了「那就不卖了」。话到嘴边,她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母亲带她去镇上买东西,也差过钱,是店主说「下回再给」。她把枣糕递过去,说:「下回再给吧。」那个老人后来成了店里最常来的熟客,还带来了他的老伙计们。例外本上的第一条(第 23 章),就是那天记的。
这几个月里,没有哪一个框变了。变的,是三块地上的东西缠得更紧了:手艺(切成小块),念头(给老人做的枣糕),底气(大姐坐了一上午,刘奶奶坐了一下午)。
还要多说一句。一家店开起来,是一件事;开下去,是另一件事。开张以后,还有两道关,恰好是三只脚里的另外两只。
一道关,是回头客。一个客人第一次来,是因为店开了;第二次来,是因为这家店有别家没有的东西。那样东西,是这家店长出来的——一块老味道的枣糕,一面墙,一句「老人孩子差个零头可以下次补」。这是创造。
另一道关,是第一年熬不熬得过去。一家店从开张到站稳,中间要攒很久的劲: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改,账上一次次见底,然后在某一天,忽然顺了。这股劲,是一件事从头走到尾的那股劲。这是幸福。
周蕙的店,熬过第一年那天,她一个人在店里待到很晚。账本合上,她在例外本的最后一页,写了一行跟例外无关的字:「今天满一年。没关门。」写完了,她坐在那面墙底下,哭了一会儿,又笑了。那股劲,是一年里攒起来的,在那一晚上一下子松开了。
罗尔斯的三个框,管的是「能不能开」。回头客和那一年,管的是「开没开成」。
他会说:一家店开不开得成,本来就不是正义理论该管的事。正义管的是基本结构,是框;框里的事,是各人的人生计划,是市场,是运气。小梅的店关了,是很可惜,可那不是不正义。
这个回答是对的。本书不说小梅的店关门是不正义。而且,他的框确实在周蕙的故事里起了作用:她能辞职,能开店,能贷款,能在镇上租一间门面,这些都靠那三个框。没有框,她连第五个月都走不到。本书认这一层。
本书要看的,是另一件事:他的三种自由,在他的理论里是分开立的。理念自由在原初状态里定,现实自由由两条原则去保,自我自由由政治自由主义去护。三件事,三套办法。可周蕙那家店,恰恰是在三块地缠在一起的地方活下来的。一套只管三个分开的框的理论,看不见那个「缠」;看不见,就没法在规矩里给它留一点地方。
比如:一条规矩,能不能让一个开新店的人,更容易找到一个坐下来陪她一上午的人?能不能让一个老方子,更容易从一位老人手里,传到一个年轻人手里?能不能让一家新店的第一年,有一个地方可以歇一口气?这些,都不是替人挑内容,都是看一看:三块地之间的门,开没开。
开门:三个框都给了她,一个不少。能想,能做,能换一种活法,这是他替每一个想开店的人守住的。
关门:三格分立,彼此不缠。他的理论看得见三个框各自满不满,看不见三块地上的东西缠没缠在一起;而一家店,恰恰是在那个缠里活下来的。回头客和熬过第一年,一个是创造,一个是幸福,都在他的框外。
周蕙的店开到第三年,小梅来了。
她来镇上走亲戚,顺路进店。她在那面墙底下站了很久,一张一张看那些老方子,看柜台上那张「此方第四十一版」的卡片,看例外本,看墙角那张锣鼓队的老照片。
她跟周蕙说:「我那时候,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这些。」
周蕙没说话,给她切了一块枣糕。
小梅吃完,说:「我想再试一回。不开大店了,回我老家,开一家小的。」
周蕙说:「回去以后,先别急着开。先去找你们那儿会做点心的老人,一个一个去聊。」
周蕙又说:「还有,开张以后,一定找一个人,每个月来店里坐一上午,看你干活,跟你说说哪里不对。我有我姐。你得有一个。」
小梅走的时候,周蕙把第四十一版枣糕的方子抄了一份给她,在最下面写了一行:此方来自东街刘奶奶,转赠小梅,某年某月。
带走的话
三个框都有,店还是可能开不起来;手艺、念头、底气缠在一起,才开得起来。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三块地的框都给足了:能想,能做,能换活法。关门:三格分立,彼此不缠;回头客(创造)和熬过第一年(幸福),都在框外。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小梅的店,三个框都满,三块地不缠,乘出来是零。周蕙的店,框一样,缠在了一起,熬过了第五个月,才乘出了一家店。
第 16 章写过,老木匠在周越那间东屋的中柱两边,又立了两根柱子,三根一起分着担。
那件事还有一个后半截,当时没写。
柱子立好以后,老木匠没有收工。他又在三根柱子的顶上,各架了一根横梁,把三根柱子连在一起,又在梁和柱子的交接处,打了几个榫。周越问他:「柱子都立稳了,还要梁干什么?」
老木匠说:「三根柱子各立各的,风一来,各晃各的,晃着晃着就歪了。架上梁,三根连成一个架子,一根往左晃,另外两根把它拽回来。柱子是撑的,梁是连的。光有柱子没有梁,那不叫房子,叫三根木头。」
老木匠又说:「梁不能随便架。得看三根柱子各自多粗、站在哪里、往哪边吃劲,照着它们的样子开榫。架梁的,得先懂柱子。」
周越后来说,他那天才懂,为什么老房子上梁的时候要放鞭炮。
第 41 章,给出了一张九格的表:三块地乘三只脚。罗尔斯在中间那一列立了三格——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理念界的创造和幸福两格是空的;另外四格,有影子。
第 42 章,细看了四道影子里最动人的三样:一支乐队,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它们在《正义论》第三部分,写得很真;可它们站在「善」的一侧,排在正当之后,不参与定规矩;1993 年以后,所在的那一部分,也退到了次要的位置。
第 43 章,用周蕙的面包店看三格不缠:三个框都给了她,店还是差一点开不起来;开得起来,是手艺、念头、底气缠在了一起。小梅的店,三个框都满,三块地不缠,关了。
三章合起来,还可以这样说:第 41 章给了一张地图,第 42 章看了地图上的影子,第 43 章看了地图上各块地之间有没有路。地图上,中间一列是三座城,城墙很高、很结实;左右两边,有几片影影绰绰的村落;城和城之间,没有修路。
| 他看见了 | 他收回了 |
|---|---|
| 自由这一列三格,立得结实:原初状态、两条原则、政治自由主义(第 41 章) | 理念界的创造、幸福两格是空的(第 41 章) |
| 人和人彼此成全,一起做出谁也做不出的东西(第 42 章,§79) | 社会联合只是影子,在善的一侧,不参与定规矩(第 42 章) |
| 人喜欢做越来越难、越来越能做好的事(第 42 章,§65) | 亚里士多德原则只用来说明稳定,不用来定原则(第 42 章) |
| 自尊是最要紧的基本善,要靠被看重的人肯定(第 42 章,§67) | 自尊在原初状态里只是清单上的「社会基础」一项(第 42 章) |
| 能想、能做、能换活法,三个框一个不少(第 43 章) | 三格分立,彼此不缠;回头客和熬过第一年都在框外(第 43 章) |
判决五的名字是「三格自由,六格空白」。两栏如下。
他打开了什么:创造与幸福在第三部分留下了影子。证据在第 42 章:社会联合与一支乐队(§79),亚里士多德原则(§65),自尊(§67);以及第 28 章的激励(创造在现实界的影子),第 22、30 章的基本善作为手段(幸福在现实界的影子)。
他又关上了什么,两样。
第一样,影子排在正当之后。证据在第 42 章:这三节都在第三部分「目的」,讲的是善,用来说明在正义原则下人们会过得好、社会会稳定,而不参与原则的选定(§68、§86);第 41 章:理念界的创造、幸福两格是空的;第 36 章:1993 年以后,第三部分讲稳定的办法被他自己判为不现实,分量变轻。
第二样,三格之间不缠。证据在第 41 章:三种自由由三套办法分开立、分开保;在第 43 章:他的理论看得见三个框各自满不满,看不见三块地上的东西缠没缠在一起;在第 38、40 章:自我界与公共之间是墙,院子与院子之间是墙。
导读里立过第三条推翻条件:如果三种自由在他那里有互相生成的论述,而不只是分开保障,判决五错。去查 2001 年《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的第五部分。
《重述》的第五部分,讲的是稳定的问题,其中有一节讲「政治社会的善」〔待核:所在节〕。大意是:一个秩序良好的政治社会,对它的公民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善。它在两个意义上是善的:一是对每个公民个人来说,他在这样的社会里能运用自己的道德能力,这是一种好;二是对大家共同来说,公民们一起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维护正义的制度——这是一种大家共享的善〔待核:《重述》第五部分相关论述,转述〕。
这一处,是本书查到的离推翻条件三最近的地方。它说,政治社会本身能给公民带来善,公民一起维护它是一种共同的目的。这比《正义论》第三部分,又往前走了一步:它把一种「幸福」——公民一起做成一件事的那种好——和政治规矩连得更紧了。
可它说的,仍然是政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带给公民的善,是影子向前挪了一步;它没有说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这三者之间,怎样互相长出来——比如一个人在自我界长出来的东西,怎样回头成为现实自由的材料,又怎样回头改理念界里的原则。三格之间,仍然是分开立的。
所以本书报:推翻条件三,未被推翻;《重述》第五部分「政治社会的善」一节,是离推翻最近的地方,本书只核到了大意,登入附录六「本书自认最弱处」的候选。
判决五,立。
现在可以把第三编到第七编合起来看了。
第三编说:他把三只脚收成了一根柱子。第四、五、六编说:这根柱子插进了三块地,每块地上长出一种自由——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这一编说:三块地上的三种自由,分开立着;另外两只脚,在每块地上只留下影子,或者一格空白;三格之间,没有梁。
用老木匠的话说:他在三块地上各立了一根柱子——同一根自由的柱子,插了三回——可三根柱子之间,没有架梁。每一根都立得很直,很结实;风一来,各晃各的。
为什么说是「同一根柱子插了三回」,而不是三根不同的柱子?因为三种自由,同出一根:第 12 章说过,幕是从康德式的自律来的,两条原则是为了让最差者手里那套平等自由的价值最大,政治自由主义是为了护住自由制度养出来的多元。三块地上的三格,是同一个根在三块地上各冒了一次头。根是一个,所以三格的样子很像:都是框,都护住「可以」,都不管框里长出了什么、走没走通。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三格之间不缠。同一根柱子插三回,每一回都插得笔直;可它们之间要是有梁,梁就得从别的地方来——从创造,从幸福,从三块地上的东西彼此长出来。而这些,正是他留在影子里、留在空格里的东西。
判词说的,就是这个样子:他把意义的三只脚锯成一根自由的柱子,再把它插进理念、现实、自我三块地——每块地上,只长自由这一格。
还要把保底写在这里。判决五不是说三种自由分开保障是错的。在一个社会里,思想的自由、机会和财产的保障、改信改道不丢身份,要是有一样没保住,另外两样也会跟着出事;把三样分开写清楚、分开保牢,是一件很要紧、也很难的事。本书说的只是:分开保牢以后,还要看它们之间缠不缠;只保牢、不架梁,三格各自结实,合起来还是站不稳。
三格自由,六格空白:自由在三块地上各立一格,立得笔直;创造和幸福只在「善」的一侧留下影子;三格之间,没有架梁。
那么,本书说的梁,是什么?
梁,就是格子和格子之间的线。第 41 章说,要补的,常常不是哪一格,而是格子之间的线。
一根梁,是一件事同时在好几块地上长:周蕙那家店,手艺、念头、底气缠在一起;父亲那一段鼓点,脑子里的老调子、手上的鼓槌、和唢呐手之间的那个眼神缠在一起。一根梁,也是一只脚接上另一只脚:自由裁出了一条路,这条路上长出了新东西,新东西让这件事走通了,走通了的劲,又让人敢去裁下一条路。
拿前面几章的事一数:阄书上那一行「另记」,是理念界的一条规矩,牵着现实界的一笔钱,落在自我界的一个人十年上——一根梁。周蕙那张排班表,先让来历开口(自我界),再分班次(现实界),最后立规矩写明半年再议(理念界)——一根梁。小钟的补习课搬到镇上,是一条新办法(理念界),省了车费、赶得上帮奶奶卖菜(现实界),她在第一次上课前把教室的灯一盏一盏打开(自我界)——一根梁。梁,就是这些事。
三只脚之间的乘法,三块地之间的缠,就是梁。一根柱子插三回,再结实,也还是三根木头;架上梁,才是一个能住人的架子。
还要说清一件事:梁不是另一根柱子。本书不是要在他的自由柱子旁边,再立一根幸福的柱子、一根创造的柱子,让三根柱子各自立着——那样,还是三根木头。三只脚要紧的,不是各自有多粗,而是彼此乘着、缠着。
这不是要把他的柱子拆掉。第 16 章说过:柱子是好柱子,自由确实是一道承重墙。本书要做的,是在他的三根柱子之间,架上梁。
老木匠架梁那天,周越按老规矩,买了一挂鞭炮。
父亲拄着拐杖站在院子里,看着最后一根梁架上去。老木匠在梁上贴了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四个字:上梁大吉。又在底下写了一行小字:某年某月,东屋添柱两根,架梁三道,周家四代在场。
周越的女儿问:「四代?」
父亲指了指自己,指了指周越,指了指她,又指了指梁上一道旧的刻痕:「这是我爹当年刻的。那一回上梁,是他在场。」
鞭炮响完,父亲说:「柱子是我立的,梁是你们架的。这屋子,现在才算是个架子了。」
带走的话
柱子是撑的,梁是连的;三根柱子各立各的,风一来各晃各的,架上梁才是房子。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三块地的自由一格各立得结实;创造与幸福在第三部分留下了真实的影子。关门:影子排在正当之后,不参与定规矩;三格之间不缠,没有梁。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在另两只脚已经在转的地方,这三根柱子是承重墙;可三格之间没有乘,三块地之间没有缠,柱子立得再直,乘出来也只是三根木头。
这一编五章,兑现王德生博士第二句口述的后半句:他那一切从自由出发的「自由中心主义」,和中华文化的「幸福快乐中心主义」相冲突了。
这一编有一条纪律,要先说在前面:中国这一层,只作旁证,不混为一谈。不拿中国的思想去「赢」西方,也不拿西方的思想去「救」中国;两边,用同一把尺子量。那把尺子,就是第 41 章那张九格的表。
第 45 章讲中国人几千年里讲的「乐」:五福,孔颜之乐,与民同乐,还有李泽厚说的「乐感文化」。第 46 章讲「自由」这个词两次进中文:一次是严复把密尔的书译成《群己权界论》,一次是《正义论》的中译本。第 47 章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自由是走出来的。第 48 章讲两个中心在日子里撞上:填志愿,广场舞。第 49 章用同一张表量两边:幸福快乐中心,要是也被立成唯一的根,也有它的零。
过年贴春联,周家老屋的门楣上,年年贴一张横批:五福临门。
有一年,周越的女儿贴完了,站在梯子上问:「爷爷,五福是哪五福?」
父亲想了想:「福、禄、寿、喜、财?」
周静在底下笑:「爸,那是年画上的。书上的五福,不是这个。」
周越的女儿下了梯子,回屋查了半天,拿着手机出来念:「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父亲听了,说:「前三个我懂。后两个是什么?」
女儿说:「攸好德,是喜欢修德行;考终命,是……好好地活到头,走得安稳。」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最后一个好。你奶奶走得安稳,那是福气。」
这五福,出自《尚书·洪范》,原文是: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核:《尚书·洪范》〕
这张单子,有意思的地方有两处。
一处是,它不只是东西。寿、富、康宁,是一个人手里有的、身上有的;可「攸好德」,是一个人喜欢做好人、喜欢修养自己,这不是一样东西,是一种走法。「考终命」,是一个人的一辈子从头走到尾,走得安稳,走得完整。五福里,有两福,说的不是「有什么」,而是「怎么走、走没走通」。
另一处是,它的最后一福,是一整个一生的走通。一个人活得再富、再长寿,要是临了不得善终,五福就缺了一福。这和本书说的幸福——一件事从头到尾走通时的那股劲——是同一个方向,只是这里的「一件事」,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再看《论语》开篇的三句: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核:《论语·学而》〕
第一句说的「说」,就是「悦」。学了,又时时去练,练熟了,高兴。这份高兴,不是从外面得到了什么东西,而是一样本事在自己手里一点一点长成、一点一点走通的高兴。第 42 章说过罗尔斯的亚里士多德原则:人喜欢运用自己练出来的能力,越练越好越喜欢。这一句,说的是同一种高兴,只是早了两千多年。
第二句说的「乐」,是朋友从远方来。这份乐,是在「我你他」里长出来的:一个人读书读出了心得,有一个远方的朋友来了,两个人碰一碰,乐了。
第三句,是别人不知道我,我也不恼。一个人的乐,不靠别人的认可撑着。
《论语·雍也》里还有一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核:《论语·雍也》〕知道一件事,不如喜欢它;喜欢它,不如以它为乐。在孔子那里,「乐」是学问的最高一层。
再看两段有名的话。
《论语·雍也》,孔子夸他的学生颜回: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核:《论语·雍也》〕
《论语·述而》,孔子说自己: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核:《论语·述而》〕
后来的儒者,把这两段合称「孔颜之乐」,常常让学生去想:孔子和颜回,到底乐的是什么?
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们乐的,不是菜篮子里的东西。宋代的儒者特别爱问这个问题。据说周敦颐教程颢、程颐兄弟,常让他们「寻孔颜乐处」:去找孔子和颜回乐的是什么〔待核:此说出处〕。这个问题问了几百年,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可几乎所有的回答都同意一点:那份乐,不在吃的、住的里面。
一竹筐饭,一瓢水,住在破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颜回不改他的乐。吃粗饭,喝白水,枕着胳膊睡,乐也在里面。拿罗尔斯的基本善清单来量,颜回手里的东西,少得可怜;可他的乐,一点没少。
还有一层,常被忽略: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份乐,不是不要富贵,是不要来路不正的富贵。乐是有底线的:一件事要走通,也要走得正。这一点,和罗尔斯那个「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说的是同一种心思,只是一个落在个人身上,一个落在社会的规矩上。
这份乐从哪里来?从他走的那条路来:好学,修德,和老师、同学一起往一个方向走。乐在路上,不在篮子里。
还有一段,来自孟子。《孟子·梁惠王下》里,孟子问齐宣王:
「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核:《孟子·梁惠王下》〕
一个人欣赏音乐快乐,和别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哪个更快乐?和别人一起。和少数人一起,和很多人一起,哪个更快乐?和很多人一起。
请留意:孟子这里说的「与众乐乐」,不是把每个人的快乐加起来,看总数大不大。它说的是:一件快乐的事,大家一起在里面,那份快乐本身就变了样,变大了,变得不一样了。这不是加法,是一起碰出来的。
《孟子·尽心上》还有「君子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核:《孟子·尽心上》〕。三乐里,一乐在家里的我你他,一乐在自己的心里,一乐在把本事传给后来的人。没有一乐,是可以拿去加总、拿这个人的去补那个人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史家李泽厚提出过一个说法,叫「乐感文化」。大意是:和一些以「罪」为底色的文化相比,中国文化的底色是「乐」:它不把人生的意义放在另一个世界,而是放在此生此世,在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的生活里,去追求一种快乐、和谐、圆满〔待核:李泽厚「乐感文化」的出处与原意,常见于其 1980 年代的中国思想史论著〕。
这个说法,学界有赞同,也有批评一个常见的批评是:只讲乐,容易让人安于现状,容易把本来该改的不公平,说成是「知足常乐」。这个批评,本书会在第 49 章接住:它正是幸福快乐中心被立成唯一的根时,会出现的那个零。
,本书不作裁判。本书只借它一个意思:在中国的传统里,「乐」是被放在很中心的位置上的。王德生博士的口述里说的「幸福快乐中心主义」,指的就是这一层。
把这一章的几段放在一起,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地方:中国的乐,不是加总。
第 7 章说过,罗尔斯接手的那张桌子上,幸福只有一种样子:功利主义那种可以加总的量。他拒绝它,拒绝得对。第 13 章说过,他见过的幸福,要么太危险(加总),要么太私人(各人的人生计划),所以他只留下了自由。
这一章的乐,是第三副面孔。它不加总:颜回的乐,不能分一点给别人去补;孟子的与众乐乐,不是把每个人的快乐加起来。它也不只是私人的:学而时习之,是和老师、同学在一条路上;有朋自远方来,是在我你他里;与民同乐,是一件事大家一起在里面;考终命,是一个人的一辈子在一家人中间走完。
说得再家常一点:加总的幸福,像一个村子把每家的粮食过一遍秤,看总数多不多;私人的幸福,像每家关起门来各吃各的饭;中国人讲的乐,像过年时一家人围着一张桌子吃年夜饭——饭是大家一起做的,菜是各家带来的,吃的时候,那份热闹,谁也拿不走,也分不出来是谁的。
这第三副面孔,就是本书说的幸福律:张力积累,模式转换,能量释放;一件事从头到尾走通,走通时的那股劲,长在一件具体的事上,长在一群具体的人中间。
这一编的纪律,是两边用同一把尺。那么,这一章的乐,拿九格表一量,是什么样子?
幸福那一列,满得很:五福,孔颜之乐,与民同乐,君子三乐,三块地上都有。可是自由那一列呢?颜回在陋巷里的乐,是他自己裁出来的路吗?还是一种在给定的处境里安之若素?孟子劝齐宣王与民同乐,是让百姓自己去裁自己的路,还是让君王带着百姓一起乐?这些问题,本章先不答,第 47 章看「七十而从心所欲」,第 49 章用同一张表认真量一遍。
这里先记下一个预告:幸福快乐中心,要是也被立成唯一的根,也会有它的零。
那年春节过后,父亲把周越的女儿叫到跟前,说:「你念的那个五福,我想了好几天。」
「怎么了,爷爷?」
「前三福,寿、富、康宁,是老天给的,也是你们这些儿女孝顺给的。第四福,攸好德,是我自己的事,我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
他停了一会儿,说:「第五福,考终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我要是哪天走,不求别的,求你们仨别为我吵架,求那张阄书上的字都作数,求我走的时候,你们都在。」
周越的女儿眼圈红了,说:「爷爷,你别说这个。」
父亲笑了:「这有什么不能说。福气,就是一件事从头到尾,走得安安稳稳。」
带走的话
中国人讲的乐,不在菜篮子里,在一条路上,在一群人中间;它不能拿去加总,也不只是一个人的事。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这一章不量罗尔斯,量的是另一边:五福、孔颜之乐、与民同乐,幸福那一列三块地都满。自由那一列满不满,第 47、49 章量。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颜回的乐,不靠篮子,走通了,幸福这一项很足;他是不是自己裁的路,要到第 49 章同一张表上才算得清。
父亲年轻时,在村里被人说过一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那年他二十出头,修水库的活干完了,别人都回了村,他一个人跑到县城,在一个木匠铺子里当了三个月学徒,想学门手艺。回村以后,队里的一个老辈人当着好多人的面说他:「你这人,太自由了。」
周越的女儿听到这里,愣了一下:「爷爷,太自由了,是夸你吗?」
父亲笑了:「那时候说一个人自由,是骂人的。意思是你散漫,不守规矩,想一出是一出。」
女儿说:「现在说自由,是好词啊。我们课本上写,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
父亲想了想:「一个词,在咱们家里,从我这一辈到你这一辈,就翻了个个儿。」
这个词,是怎样翻过来的?它进中文,至少有两回,都和罗尔斯要紧的东西有关。
「自由」这两个字,中文里早就有,古书里也见得到。可它在老话里,常常带着一点贬义:自作主张,随心所欲,不受约束〔待核:古汉语中「自由」的常见用法与出处〕。父亲听到的那句「你这人太自由了」,还留着这一层老意思。
同时,中国的思想里,也有另一种「自由」的样子,只是不叫这个名字。庄子讲逍遥,孔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些,说的是一个人走到了某一步,心和规矩合在了一起,怎么做都对。第 47 章细看。
一个带着贬义的词,和一种不叫这个名字的境界,在同一片土里放着,没有碰到一起。
二十世纪初,这个词有了新的意思。
一个要紧的来路,是翻译。英国思想家密尔的《论自由》,先在日本被译过,用了「自由」这两个汉字来对译英文里的 liberty〔待核:日译本的译者与年份〕。严复是那个年代最有名的翻译家之一,此前已经译过赫胥黎的《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几个字,就是经他的译笔传开的〔核:严复译《天演论》,1898 年前后〕。他译书,讲究「信、达、雅」,一个词常常要琢磨很久。
在中国,翻译家严复也译了这本书,1903 年出版,书名叫《群己权界论》〔待核:严复译本的出版年份〕。
这个书名,本书要多看一眼。「群」,是众人,是社会;「己」,是个人;「权界」,是权利的界线。严复把一本讲「自由」的书,译成了「群己之间的权界」。他在译本前面的说明里还讲过,他不太愿意直接用中文里现成的「自由」二字,因为这两个字在中文里常带着放纵、任性的意思,容易让人误会;他用了一个更古的写法,写作「自繇」〔待核:《群己权界论·译凡例》的原意〕。
这一译,有它极深的眼光:他一眼看出,密尔讲的自由,要紧的不是「想干什么干什么」,而是一条界线——社会管到哪里为止,个人的地方从哪里开始。第 9 章说过,密尔那本书的核心,就是这条线:只要不伤害别人,只关乎自己的事,个人就是主人。
自由一进中文,先被读成了一条边界。这条边界,正是罗尔斯那个「框」的样子。
这一次进来,本书要先说它进得对,而且要紧。
一个社会里,要是没有「群己权界」,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被「群」管着——你想什么、信什么、学什么手艺、跟谁来往——那么,一个人连在约束里裁一条新路的地方都没有。父亲当年去县城学木匠,被说成「太自由了」,那句话底下,就是一个没有权界的「群」:个人跑出去学一门手艺,也要被众人当面说一顿。
严复把这条线引进来,是给中文、给中国人的日子,添了一样原来很缺的东西:一块别人不能随便闯进来的地方。这是第 9 章那张门上的纸,是周越的女儿贴的「进门敲门」。有了这条线,一个人才有地方去长。本书认它。
大约八十多年以后,这个词又被带进来一回,这一次,带它进来的是罗尔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正义论》有了第一个中文译本〔待核:常见记载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1988 年〕。后来又有了依据 1999 年修订版的新译本,《政治自由主义》也有了中译本〔待核:各译本的译者与年份〕。前言里说过,本书借用了前辈译者的很多译名,在这里再一次向他们致意:把一本这样难读的书,一个词一个词地译成中文,是一件极辛苦、也极要紧的事。
这一次带进来的,不只是一个词,是一整套讲法:原初状态,无知之幕,两条原则,基本善,重叠共识。「无知之幕」这四个字,从那以后,进了中文的法学、政治学、伦理学课堂,进了报刊上的评论,进了网上的争论。今天一个大学生,谈到「什么样的规矩才公平」,很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是你不知道自己会是谁」。
它进来的时候,正赶上中国人重新讨论「公平」的年代:分配怎样才合理,机会怎样才平等,一个人凭什么多拿。罗尔斯的问法,给了很多人一个新的想事情的办法:不先争结果,先问定规矩的条件公不公平。这个办法,在中文的土里扎下了根,本书在第 10 章写周越家定手机的规矩,用的就是它。
这一次,自由进中文,是带着一根柱子进来的:自由平等的公民,在幕后定下两条原则,自由排第一。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一笔。「无知之幕」进中文以后,常常被人拿来当一个随手用的说法:一场讨论吵到不可开交,有人说「咱们都戴上无知之幕想一想」。这一招很管用,它让很多人在吵架的时候,先停下来换个位置。第 120 号说过,他的回写属于「工具进了日常型」;在中文里,这件工具真的进了日常。
把两次放在一起看,你会看到一件事。
第一次,自由进来的样子,是一条边界:群己权界。第二次,自由进来的样子,是一道幕和一张清单:在幕后定规矩,自由排第一,基本善分公平。两次,自由都是以「框」的样子进来的——护住你可以,划出你的地方。
两次都进得对,都带来了中文里原来缺的东西。本书不减分。
可是也要看到:两次进来的自由,都没有和那片土里原来就有的「乐」碰到一起。第 45 章那些东西——学而时习之,孔颜之乐,与民同乐,考终命——在那片土里放了两千多年;自由这个词两次进来,都站在它们旁边,没有和它们乘在一起。一个是框,一个是走通;两样并排放着,各讲各的。
你在日子里一定听到过这两套话打架。孩子说:「这是我的自由。」父母说:「我们是为你好。」孩子讲的是框,父母讲的是乐——一种「将来过得好」的乐。两句话都对,可放在一起,谁也听不进谁。
所以今天的中文里,常常有两套话,互不相干:一套讲自由、权利、界线,一套讲幸福、和睦、圆满。讲自由的人,觉得讲幸福的人不懂界线;讲幸福的人,觉得讲自由的人不懂人情。第 48 章,这两套话会在一户人家的饭桌上撞上。
开门:群己权界,让中文第一次有了一块个人的地方;无知之幕进了课堂,让「怎样定规矩才公平」成了普通人也能问的一个问题。
关门:两次进来的,都是框的样子;框和那片土里原来就有的乐,没有碰上,没有相乘。自由在中文里,站在了幸福的旁边,而不是和它一起走。
还要把一句话说在前面:这不是罗尔斯的错第 47 章会看到,那片土里原来并不缺自由的另一种样子: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个人一辈子走出来的自由。那是自由律的样子,不是框的样子。框进来了,走出来的那一种还在;两种要是能碰在一起,也许会长出一种新的讲法。
,也不是严复的错。一个词进一种语言,总是先带着它原来那片土上的样子进来;它要在新的土里扎根、和新的土里原来的东西缠在一起,需要很长的时间,也需要很多人去碰。
用同一把尺,也要量一量这边:自由第一次进来以前,那片土里有没有一个「框」?
有,但很弱。第 45 章那些讲乐的话,大多讲的是一个人怎样在一条路上、在一群人中间走通;很少讲一个人有一块别人不能闯进来的地方。父亲那句「你这人太自由了」,就是在一个框很弱的地方被说出来的。这一格,是那片土的一个缺口。严复看到了这个缺口,用「群己权界」去补它。
第 49 章会说:一片只讲乐、不讲框的土,也有它的零。
周越的女儿听完父亲讲那三个月学木匠的事,问:「那后来呢?您学成了吗?」
父亲说:「学了个半吊子。回村以后,队里修仓库,缺个会做榫的,我顶上了。那个老辈人,后来也不说我太自由了,还让我给他家打了一张桌子。」
「那张桌子还在吗?」
「在。」父亲指了指老屋东屋墙角,「就是那张。你奶奶在上面揉了几十年的面。」
周越的女儿走过去,摸了摸那张桌子。桌面被磨得发亮,边角有好几道刀痕。
她后来在作文里写:爷爷年轻时的那一次「太自由了」,是他自己裁出来的一条路。那条路上,长出了一张桌子;那张桌子上,奶奶揉了几十年的面;现在二姑在老屋西屋揉面,用的是奶奶的法子。一次「太自由了」,走了六十年,走通了。
带走的话
自由进中文,先是一条边界,这条边界要紧;可边界里面那条路走没走通、乐不乐,是另一件事,两件要乘在一起。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落在理念界:群己权界给了一块个人的地方,无知之幕让普通人也能问规矩公不公平。关门:两次进来的都是框,框和原来那片土里的乐,没有碰上。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父亲那一次「太自由了」,在框很弱的地方裁出了一条路,长出了一张桌子,六十年后还走得通,乘出来不是零。两次进来的框,要和这样的路乘在一起,才算真在这片土里扎了根。
父亲八十六岁生日那天,一家人在周静家吃饭。饭后,周越的女儿拿出手机,说:「爷爷,我给您念一段《论语》,您听听像不像您。」
她念的是《为政》篇那一段: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核:《论语·为政》〕
父亲听完,想了很久,说:「前面几句,我对不上。我十五岁没志于学,是去队里挣工分。」
他掰着手指头数:「二十出头,修水库,跑去县城学了三个月木匠,被人说太自由了。三十岁,有了你大姑、你二姑,成了家,算是立了。四十出头,砌了这座老屋,立了一根中柱,那时候我知道这辈子就在这儿了,不折腾了,算是不惑吧。五十岁,你们奶奶身体开始不好。六十岁,退休,那一年最难熬,后来去看水渠,才又有了点意思。七十岁……」
他停下来,看着周越的女儿:「七十岁以后,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夏天想回老屋住,就回去住;想看你二姑揉面,就让他们在墙上开个门;想打鼓,就在庙会上打一段。」
周越的女儿说:「爷爷,这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
父亲笑了:「那也是走了七十年才走到的。」
这一段话,是孔子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几乎人人都会背。本书只看它的一处:自由在这一段里,站在哪里。
它站在最后。十五岁,立志;三十岁,站得住;四十岁,不再迷惑;五十岁,懂得了天命;六十岁,听什么都顺;到了七十岁,才「从心所欲,不逾矩」:心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却不会越过规矩。
请留意每一步之间隔的年数:十五年,十年,十年,十年,十年。孔子没有说哪一年忽然想通了;他说的是一段一段地长。每一段,都有它的土:少年时的贫贱,壮年时的奔走,周游列国时的困顿。每一段,也都有它的路:学,立,不惑。自由,是这一段一段长出来的最后一个样子。
这个「从心所欲」,就是一种自由。可它不是一开头就发给你的,是一步一步、走了五十五年才走出来的。它是一条路的终点,不是一条路的起点。
在这一段里,自由是走出来的。
再细看「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六个字。
它说的,不是没有规矩,也不是规矩管不着你。它说的是:规矩还在,可你的心和规矩已经长到了一起,你想做的,恰好就是不越矩的;你不用再时时去想「这样做行不行」,因为你已经成了一个这样做的人。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约束和选择缠在了一起:矩,是约束;从心所欲,是选择;两样长成了一样。第 11 章说自由律走三拍——纠缠,选择,激发。「七十而从心所欲」,就像是三拍走了几十个来回以后,走熟了、走通了的样子:不用再费力去裁,路自己就在脚下。
这种样子,你在老手艺人身上常常见到。一个老木匠刨木头,手上怎么使劲、刨子往哪边斜,他不用想,手自己就知道;可他刨出来的,一点也不歪。他年轻时学手艺,师傅的规矩一条一条压下来,他一条一条地守,守了几十年,规矩长进了他的手里。到那时候,规矩还在,可他已经不觉得是规矩在管他了。
父亲那句话也是这个意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出格的事。」他不是被规矩管着才不出格,是七十年的路,把他长成了一个想做的就是分寸之内的人。
把这一段和罗尔斯并排放一放,会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对照。
罗尔斯的幕后,人一进场,就是自由的、平等的、会讲理的。自由是起点:你还没走任何一步路,就已经被当作一个能自己给自己立法的人。第 6 章说过,他书里的自由,是第一性。
孔子这一段里,自由是终点:你要走过志学、立、不惑、知天命、耳顺,才走到从心所欲。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对照。第 6 章那张人生序列表,罗尔斯自己的一生,恰恰更像孔子这一段:从一个口吃的孩子,到一个失去信仰的士兵,到一个把手稿改了十三年的教书匠,到一个晚年在病中把最后几本书写完的人——他的自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他自己的一生,走的是孔子那条路;他写进书里的,是幕后那个起点。
第 36 章讲过罗尔斯的三级正义感:权威的道德,社团的道德,原则的道德。一个人从听父母的话,到在团体里守自己位置上的规矩,到认同原则本身。
这三级,和孔子那一段,有一点像:都是一级一级长的。
差别在终点。罗尔斯的第三级,一个人认同的,是在原初状态里选好的原则;他长到那里,是长向一个事先定好的地方(第 36 章)。孔子的七十岁,一个人不只是认同了规矩,而是心和规矩长成了一样,想做的就是对的。
可也要公平地说:孔子这一段里,那个「矩」本身,会不会因为一个人走了七十年而改一改?这一段没有说。一个人长到从心所欲,矩还是那个矩。这一点,两边一样:长出来的人,都没有回头去改那个规矩。本书在第 49 章,会把这一处也量进去。
中国的思想里,还有一种常被拿来和自由比的东西:庄子的逍遥。
《庄子·逍遥游》讲,大鹏飞九万里,也还要凭着风;列子能乘风而行,也还要等着风来。真正的逍遥,是什么都不依靠、什么都不必等的那一种〔核:《庄子·逍遥游》,转述〕。
庄子的逍遥,本书只作旁证,不细说。它和孔子那一段不同:孔子的自由,是在规矩里走出来的;庄子的逍遥,是从一切依靠里解脱出来的。它们有一点相同:都不是一张在起点就发给你的清单,都是一个人要走、要修、要长的东西。
说到这里,要替罗尔斯把公道还足:孔子那条路,要有一个起点,才走得起来。
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要「志于学」,得先有地方学,得没有人拦着他学,得不因为他想学、想走一条和别人不一样的路,就被说「你这人太自由了」(第 46 章)。一个人要走到七十岁从心所欲,前面那五十五年,得有一个框护着他:护着他去试、去错、去改。
走出来的自由,要一个框护着它走。罗尔斯给的,正是这个框。没有框,很多人走不到三十而立,就被路边的什么东西拦下了。
反过来也一样:光有框,没有路,框也只是一个空房间。第 11 章那个男孩的第一个周末,框是满的,可他什么也没走出来。孔子那一段,恰恰是在说「框里面,还要走五十五年」。
所以,本书不说孔子对、罗尔斯错,也不说罗尔斯对、孔子错。本书说:一个是框,一个是路;框护着人上路,路走到头,才是自由律的样子。两样要乘在一起。
开门:孔子那一段,把自由放在了一条路的终点,心和规矩在路上长成一样,这是自由律的样子。它和罗尔斯自己的一生,是同一个方向。
关门,两边都有一处。罗尔斯那边,自由在书里是起点,不是路走出来的。孔子那边,矩本身不因人走了七十年而改;而且走到从心所欲的,常常只是少数人,多数人一辈子被拦在半路,这一段没有说他们怎么办。
生日那天晚上,一家人散了以后,父亲跟周静说了一句话。
「那段话里,最后三个字,不逾矩。我这辈子,守了不少矩。有的矩,我守着守着,觉得它对,心里就认了。有的矩,我守着守着,觉得它不对,可也守了,没说。」
周静问:「哪条不对?」
父亲说:「比如分家,老辈人的矩,是儿子多分,闺女少分,闺女嫁出去就是外人。我年轻时也觉得这是对的。你照顾我们十年,我才知道这条矩不对。」
他停了一会儿:「所以那年分老屋,我请你舅来,我说让你们三个自己商量,我听着。我不说话,就是不想拿那条老矩压你们。」
周静半天没说话。后来她问:「那您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父亲说:「我想,这条矩,我守了一辈子,到我这儿,该停了。可我不能拿我的新想法再去压你们。所以我不说,让你们自己商量出来。你们商量出来的,比我说的好。」
周静这才知道,那年分家,父亲一句话也不说,不是没主意,是在改一条他守了一辈子的矩。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八十几岁的父亲,心没有逾矩,却让矩改了一回。
带走的话
自由可以是一条路的终点;可起点那里,得有一个框护着人上路;路走到头,也该能回头改一改那个矩。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开门,三块地缠着:七十年的路(现实界),心和规矩长成一样(自我界与理念界)。关门,两边各一处:罗尔斯把自由放在起点;孔子这一段没有说矩会不会因人而改。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父亲七十岁以后的从心所欲,是走了一辈子乘出来的,不是零。那一回他让老矩改了,才多乘了一步。
高考分数出来那天晚上,周越家的饭桌上,谁也没怎么吃饭。
女儿考得不错。她要报哲学。周越和妻子想让她报医学。
周越的妻子先开口:「学医,将来稳当,受人尊重,一辈子不愁。你学哲学,毕业了干什么?我们是为你好。」
女儿说:「这是我的志愿,我有选择的自由。」
周越说:「自由是自由,可你才十八岁,有些事你还看不清。」
女儿说:「那要是你们不知道我是你们的女儿,你们还会这么逼我吗?」
这句话,前言里写过。那天晚上,它就是在这张饭桌上说出来的。周越愣住了,半天没说话。
两句话,在一张饭桌上撞上了。一句是「我有选择的自由」,一句是「我们是为你好」。第 46 章说过,今天的中文里,常常有两套话:一套讲自由、权利、界线,一套讲幸福、和睦、将来过得好。这一晚,两套话都坐在了周越家的饭桌上。
把这两句话拆开看,它们各站在一个中心上。
女儿那句,站在自由这个中心上。她的尺子是:这是我的人生,路要我自己选;别人再为我好,也不能替我选。这把尺子,是罗尔斯的尺子,也是第 46 章那条「群己权界」:一个人的地方,别人不能随便闯进来。
父母那句,站在幸福这个中心上。他们的尺子是:一个人一辈子过得好不好,要看将来稳不稳当、受不受尊重、愁不愁吃穿;做父母的,看得比孩子远,就该替孩子把把关。这把尺子,是第 45 章那片土里长出来的:五福里的「富」和「康宁」,一家人都过得好、将来安安稳稳。
还要说一句公道话:两把尺子里,都装着爱。女儿要选自己的路,是因为她爱那个她想弄明白的问题;父母要她学医,是因为他们爱她,怕她吃苦。两个中心撞上,不是爱和不爱撞上,是两种爱,各拿了一把尺子。
两把尺子,量同一件事,量出来的结果正好相反。按女儿的尺子,父母在越界;按父母的尺子,女儿在任性。谁也没错,谁也说服不了谁。
两个中心,各拿一把尺,撞在日子里。
同一个夏天,周越家楼下,还有一件事在撞。
周越家住的那栋楼前面,有一块空地。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二三十个阿姨在那里跳广场舞,音箱开得很响。她们跳得很高兴:退了休,身体活动开了,老姐妹们凑在一起说说笑笑,一天里最开心的就是这两个钟头。这是孟子说的「与众乐乐」(第 45 章),一点不假。
楼上三层,住着一个年轻人,在一家工厂上夜班,每天早上八点下班,白天睡觉,晚上九点多起来吃饭,十点半去上班。有一阵子,他调成了白班,晚上七点就想睡,第二天五点要起。楼下的音箱一响,他就睡不着。
他下楼去说过一回,阿姨们说:「我们就跳两个钟头,九点准时停。你年轻人,忍一忍。」
他说:「我也有休息的权利。」
阿姨们说:「我们也有锻炼的权利。」
这件事,按罗尔斯的办法,可以问:要是我不知道自己是跳舞的阿姨还是楼上的年轻人,我会同意什么样的规矩?大概会同意:跳,可以;但晚上几点以后要小声,音箱要有个限度。这个办法公平,也管用。可它只能给出一个「互不太扰」的结果;阿姨们为什么离不开那两个钟头,年轻人为什么偏偏那一阵睡不着,这些,幕后的人不知道,也用不着知道。
又是两个中心。阿姨们站在乐上:一群人一起走通一件事的那股劲。年轻人站在自由上:我有我的地方,你们的声音不该闯进来。
回到饭桌上。女儿那句「要是你们不知道我是你们的女儿」,用的正是罗尔斯的那一招:换一个位置,把私心挡在外面。
这一招,好用。它让周越愣了一下,看见了一件他平常看不见的事:他和妻子的「为你好」里,掺着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对「稳当」的执念,他们年轻时吃过的苦,他们在亲戚面前的面子。女儿这一问,逼他把这些东西从「为你好」里一样一样拣出来看。
在「为你好」正要变成「替你定」的地方,罗尔斯那一招是对的。
可周越后来跟姐姐说:「她问得对,可又好像哪里不对。我不知道她是我女儿?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不对在这里:父母不可能不知道她是他们的女儿,而且不该不知道。他们知道她小时候发烧时喊谁,知道她初二那年在医院陪过爷爷,知道她做题粗心的毛病,知道她那天晚上听完爷爷修水库的故事,想了一整夜。这些,是这个孩子身后的土,是父母心里的我你他。一道幕把这些都挡住,父母剩下能说的,只有「一般的孩子该怎样」;可他们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孩子,是这一个。
女儿要的,其实也不是父母「不知道她是谁」。她要的,是父母别拿「知道她是谁」当理由,替她定路。这是两回事。
那个夏天,志愿的事,是一点一点碰出来的。
周静出了一个主意:让女儿去县医院跟一个医生待一个星期,看看医生每天干什么;再让她去县里的中学旁听一个星期的哲学选修课——那一年,正好有个大学老师在那里讲课。两个星期下来,再坐下来商量。
医院那一个星期,女儿看到了很多。她看到医生在病床边跟家属谈话,家属问:「还救不救?」医生说:「你们一家商量。」她想起了爷爷修水库那一班,想起了自己那天夜里想的问题:一个人活下来,欠不欠另一个人的?
她回来说:「医生每天都在碰那个问题,可没工夫去想它。我想去想它。」
那一年,她报了哲学。周越的妻子最后松了口,说了一句:「你要学,就学出个样子。以后要是想去学医学伦理,我们也支持。」
回来以后那个晚上,周越的妻子一个人在厨房里坐了很久。她后来跟周静说:「我一直说为她好。可我那天听她说医生每天都碰那个问题、没工夫去想,我忽然明白,她想做的,是一件我们家里谁都没做过的事。我怕的,是她走一条我不认识的路。」
这个结果,不是女儿的自由赢了,也不是父母的为你好赢了。是女儿的路(她那一夜想的问题)、父母的土(他们对稳当的心思,他们认识县医院的医生)、一家人的来往(姑姑的主意,爷爷的故事),缠在一起,碰出来的。
楼下的事,是周蕙帮着碰开的。
她认识那个跳舞队的领队阿姨,是她店里的熟客。她请阿姨和那个年轻人,一起到店里坐了一个下午,吃着枣糕,各说各的难处。阿姨这才知道,那个年轻人上白班以后,每天五点起;年轻人也这才知道,阿姨们里头,有好几个是一个人住,白天没人说话,晚上那两个钟头,是她们一天里唯一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后来商量出了一个办法:跳舞的地方挪到镇上新修的那个广场,就在那几张朝南的长椅旁边,离楼远一点;八点以后,音箱关小一半。那个年轻人还帮她们买了一个能对着一个方向放声音的音箱。
阿姨们后来给那块跳舞的地方,立了一个小规矩,写在一块木板上,挂在长椅旁边:八点以后,音箱小一半;有人在长椅上歇着,就往东边挪一挪。底下写着:跟三楼小伙子商量的,某年夏。
过了几个月,年轻人的母亲从老家来看他,也去广场跳了几回。
这一章不专门量罗尔斯,量的是两个中心撞上的那一刻。
开门:罗尔斯那一招,在「为你好」要变成「替你定」的地方,好用;在「与众乐乐」要压过一个人的休息时,他那条「每个人都有一块地方」的线,也好用。
关门:两个中心各拿一把尺,谁都没法说服谁;撞开的,是两把尺子以外的东西——各人把来历摆出来,碰出一个两边都没想到的办法。这一步,罗尔斯那一招给不了;只讲「为你好」的那把尺子,也给不了。
那张志愿表交上去以前,周越做了一件事。
他在表的复印件背面,写了几行字:某年某月,女儿报哲学。家里商量了一个夏天。她在县医院待了一个星期,在中学旁听了一个星期。她说想弄明白一个人活下来欠不欠另一个人的。我们同意了。
他把这张复印件,夹在了那张分老屋的阄书旁边。
周静看见了,说:「你也学会立阄书了。」
周越说:「不是阄书。是想让她以后知道,这条路是怎么选出来的。」
带走的话
「我的自由」和「为你好」各有一把尺,量同一件事量出两样结果;撞开它们的,常常是两把尺子以外的东西——各人的来历,和一家人的来往。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三块地都在撞:志愿(理念界的选择),医院和音箱(现实界),父母的心思、阿姨们的孤单(自我界)。两个中心各守一格,撞开靠三块地缠在一起。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只讲「我的自由」,路是自己的,可一家人没走通;只讲「为你好」,一家人稳当,可路不是她裁的。那个夏天碰出来的,三项都不是零。
这一编一直在说:罗尔斯那一边,只立自由;中国人这一边,讲了几千年的乐。说到这里,本书要回过头来,用同一把尺子,量一量这一边。
先量周静那十年。
那十年,是在哪个中心底下过的?不是自由的中心。周静没有选过要不要照顾父母,她是长女,住得最近,这件事就落在了她身上;在镇上,在亲戚眼里,这是天经地义的:孝顺,是做儿女的本分。那十年,是在「一家人和和睦睦、老人安享晚年」这个中心底下过的,是在一片讲孝、讲和、讲「为这个家好」的土里过的。
先要说清:这不是说孝不好,不是说照顾父母不对。孝,是这片土上长得最深的一样东西,它让一个家在最难的时候不散。本书要看的,只是一件事:孝被立成唯一的根的时候,那个扛着孝的人,她的自由去了哪里。
这片土,给了那十年很多东西:母亲临终前叫对了她的小名,那个下午,她觉得十年都走通了(第 13 章)。这是乐,是真的。
可这片土,也拿走了很多东西。那十年里,好多个月份,她没有一件事是自己选的,没有一样东西是给自己长的。她想去学毛笔字,只能等弟妹每周四回来替她半天(第 14 章);镇上开会,她有话要说,可家里离不开人(第 31 章)。她的自由那一项,很多个月份,是零。
一个讲乐的中心,也可以让一个人的自由,是零。
第 48 章那张饭桌上,父母说「我们是为你好」。
这句话,站在幸福快乐的中心上。它关心的是:孩子将来过不过得好,稳不稳当,愁不愁吃穿。这份关心,是真的。
可这句话要是被立成唯一的根,它就只问将来过不过得好,不问两件事:这条路,是不是孩子自己裁的?这条路上,能不能长出新东西?
前一问不问,自由那一项是零:一条再稳当的路,要是被别人替你选了,你走在上面,也只是在走别人的路。后一问不问,创造那一项是零:一条人人都说稳当的路,往往是一条已经有很多人走过的路;它能保证你过得不差,却很难让你长出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
「为你好」要是成了唯一的根,它就是一个乘出来是零的「好」。
还有两句老话,也得量一量。
「知足常乐」:一个人对手里的东西知足,就能常常快乐。这句话,在一个人为了多一点东西把自己熬坏的时候,是一剂好药。可它要是被立成唯一的根,就会变成:不公平的,也知足吧;该改的,也忍着吧。第 45 章说过,有人批评「乐感文化」容易让人安于现状,指的就是这个。一个人对一件本该改的事知足了,那件事里就长不出新东西,创造那一项是零。
「和为贵」:一家人、一群人,和和气气最要紧。这句话,在一家人为了小事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是对的。可它要是被立成唯一的根,就会变成:谁有不同的意见,谁就是在破坏和气;有委屈的人,为了大家和气,最好别说。周静那十年,一句委屈也没说过,就是因为「和为贵」。一个人的话不能说,自由那一项是零。
现在,把这一边也放进第 41 章那张九格的表。
要先说清两件事。第一,这是本书的一个读法,标为「待验」:中国的思想几千年,千头万绪,一张九格的表只能量个大概。第二,这张表量的,是「幸福快乐中心」被立成唯一的根时,容易长成的样子,不是中国思想的全部;中国的思想里,有很多地方恰恰在补这些空格。
| 创造 | 自由 | 幸福 | |
|---|---|---|---|
| 理念界 | 有:生生、日新,多落在天道与修身,少落在定规矩 | 弱:从心所欲在路的终点;群己权界向来很缺 | 满:乐在其中,与民同乐作为治理的理想 |
| 现实界 | 有:手艺、家业一代代传 | 弱:家里的东西,常由长辈和老规矩安排 | 满:五福里的寿、富、康宁 |
| 自我界 | 有:师承、传艺、家风往下传 | 弱:孝与和在前,个人的选择常要让位 | 满:君子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 |
这张表,和罗尔斯那张表,要一起读,而且要读得公平:罗尔斯那张,是一个人几十年写成的一套理论;这一张,是一片土几千年里长出来的许多想法,被本书粗粗地归了一下。前者细,后者粗。本书不拿粗的去压细的,也不拿细的去压粗的,只看两张表在同一把尺子下,各自满在哪里、空在哪里。
《周易》讲「生生之谓易」,《大学》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核:《周易·系辞上》《礼记·大学》〕。创造这一列,这一边并不空,只是多落在天地运行和一个人的修身上,落在「怎样定规矩」上的时候少。
幸福那一列,满。
自由那一列,弱。不是没有,是弱:孔子的从心所欲在七十岁的终点,庄子的逍遥在一切依靠之外,可在一个人十五岁、三十岁、四十岁的日子里,能护着他去试、去错、去改的那个框,向来不太结实。第 46 章说过,严复要把「群己权界」译进来,正是因为这一格缺。
把罗尔斯那张表,和这一边这张表,并排放在一起:
罗尔斯那张,中间一列满,是自由;左右两列,是影子和空白。
这一边这张,右边一列满,是幸福;中间一列弱;左边一列,有,但少落在规矩上。
两张表,像一面镜子的两边。一边把自由立成了柱子,幸福成了影子;一边把幸福立成了柱子,自由成了影子。两边都立了一根柱子,两边都没架梁。
口述里说,罗尔斯的自由中心主义,和中华文化的幸福快乐中心主义,冲突了。这张并排的表,说的就是这个冲突的样子:两根柱子,立在不同的格子里,彼此看着对方缺的那一格。
这一编的纪律,是不拿一边去赢另一边。放到这两张表上,就是:不判谁赢。
罗尔斯那一边,护住了一个人不被拿去给别人的好处抵账,护住了一个人可以改信改道,护住了「为你好」不能变成「替你定」。这些,是这一边常常缺的。
这一边,懂得乐不是加总,懂得一件事走通的那股劲,懂得一个人的福气在一家人中间,懂得一辈子要走得安稳。这些,是罗尔斯那一边常常缺的。
三足并立,不是让一只脚赢,是让三只脚都着地。一只三足鼎,缺了自由那只脚,是「为你好」的鼎,看着稳,路不是自己的;缺了幸福那只脚,是一个框很结实、里面冷冷清清的鼎;缺了创造那只脚,是一个什么都有、什么都不长的鼎。
这一章,两边各量一回。
罗尔斯那边:开门,自由一格立得结实;关门,幸福和创造只是影子,三格不缠。
这一边:开门,幸福一列满,乐不是加总;关门,自由一列弱,「为你好」「知足常乐」「和为贵」立成唯一的根时,都会乘出零来。
也要说一句两边共同的开门:两边都有人,在自己那一边补过缺的那一格。罗尔斯那边,他自己写了「第零位」「能有成效地行使」,写了一支乐队和自尊;这一边,严复译了「群己权界」,一代一代的人争过婚姻自主、择业自由。每一边都有人在往另一只脚那里伸手。
两边共同的关门:都只立了一根柱子,都没有架梁。
还要多说一句。一把尺子,能量两边,也该能量自己。本书用的这把尺子——三只脚、三块地、一道乘法——要是被立成唯一的根,拿去量一切,会不会也有它的零?会。第 56 章给这套思想工具写死法,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这里先把话放下:量别人的尺子,自己也在尺子底下。
那年冬天,周静跟周蕙坐在老屋东屋里,围着炉子,说了一些她十年里从来没说过的话。
她说,那十年,她不后悔,可也有很多个晚上,她想过:凭什么是我?她想过撒手,想过哪怕有一天,只有一天,是完完全全属于她自己的。她没说,是因为怕一家人不和气,怕别人说她不孝。
周蕙听完,半天没说话。然后她说:「姐,那张阄书上那一行『另记』,我以前觉得是还你的账。现在我觉得不够。账是还了,可你这些话,从来没人让你说。」
周静笑了一下:「现在说了。」
周蕙又说:「姐,那十年你要是早点说,我跟小弟也许早就能多替你一点。」周静说:「那时候说不出口。那时候的规矩,是不说。」
她们俩后来商量了一件事:照顾父亲这几年,三家每家每个月,都要给轮值的那个人放一整天的假,谁也不许打电话找她。周静在那本灶台账的第一页,写上了这一条,底下一行小字:姐说出来的,某年冬。
带走的话
一只脚立成柱子,另两只成了影子——不管立的是自由,还是乐。三只脚都着地,才叫鼎。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两边都量:罗尔斯立了自由一列,这一边立了幸福一列;两边都只立一根柱子,都没有架梁。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周静那十年,乐是真的,自由很多个月是零;她说出来的那一回,三项才都有了一点。「为你好」要是成了唯一的根,乘出来也是零。
这一编七章,把前面八编合起来,做一次总的解构。
总解构有一个规矩:先挨打,再动手。第 50 章,请五位替他辩护的人把话说完,逐条写清:哪里认,哪里收窄,哪里站得住。第 51 章,给出判词的完整版,用三方程给他的理论做一次体检。第 52 章,把五条判决收成一个根:自由中心主义。第 53 章,一根柱子、三根梁与四件替换:柱子换鼎,幕换抓阄,清单换灶台,墙换门。第 54 章,把各章的保底合成一张表。第 55 章,讲病根与死法。第 56 章,讲本书要向他学什么,和近邻的分界线在哪里;最后,给本书用的这套思想工具,自己写一回死法。
周家分老屋那天,舅舅有一个习惯:谁要反对一个分法,得先把这个分法的好处说一遍,说得让提分法的人点头,才许说它的毛病。
本书动总的手之前,也照这个规矩:先请替罗尔斯说话的人,把话说完。一共五位:他本人,他的学生和阐释者弗里曼,哲学家斯坎伦,他的学生丹尼尔斯,还有本系列第 120 号的「工序读法」。每一位,本书写三样:认什么,收窄什么,什么站得住。
他本人最有力的辩护,1985 年说过,1995 年回答哈贝马斯时又说过:原初状态只是一个表述装置〔核:1985 年论文;1995 年《答哈贝马斯》,转述〕。它不是一场真开过的会,不是要人真的忘掉自己,也不是一幅关于人的本性的画像;它只是把我们在反思时都认可的那些公平条件,摆成一个能推理的样子。
本书认:幕是一道工序,不是一幅画像。本书在第 17 章就说过,这是它最强的样子。
本书收窄的,是判决二的说法方式:本书不说「幕后的人没有来历」是他对人的看法,只说它是这道工序的设定。
站得住的:工序再只是工序,它也决定了原则从哪里来。原则的来历,在这道工序里;这道工序只在理念界里运转,只有一个人,从现成的单子里挑。判决二的三项,说的都是这道工序本身,不是他对人的看法。
塞缪尔·弗里曼是罗尔斯的学生,也是研究他最用力的人之一,写过一本专门讲他的书,也编过关于他的论文集〔核:弗里曼《罗尔斯》,2007 年;《剑桥罗尔斯指南》,2003 年〕。他的辩护里,有一层是本书要特别认真对待的,大意是:原初状态里的那些设定,不是凭空配出来的;它们是从一个民主社会的公共文化里提炼出来的,代表的是那片文化里自由平等的公民观念〔待核:弗里曼相关论述的具体出处,转述〕。
本书认:那片「人造的土」,不是凭空的,它有一个真实的来处。第 22 章那位生物老师说过:营养液的配方,是从很多盆土里化验出来的。
本书收窄:第 120 号说他「造了一片人工的土」,本书接着说「是土的替身」;弗里曼这一辩,让本书把话说得更准:人造的土,是从一片真实的土里提炼出来的。
站得住的:提炼只提炼了一回,而且只提炼了那片文化里的一部分——自由平等的公民观念;提炼完,配方就不再回头去看土(第 22 章)。判决二「原则是选出来的」,仍然站得住:配方有来处,可配方定下以后,土里后来长出来的东西,回不到配方里。
斯坎伦是罗尔斯在哈佛的同事,他发展出了一种叫「契约主义」的道德理论:一个行为对不对,看它所依据的原则,是不是没有人能够合理地拒绝的〔核:斯坎伦《契约主义与功利主义》,1982 年;《我们彼此负有什么》,1998 年,转述〕。他特别强调,这个「合理地拒绝」,要一个人一个人地看,不能把许多人的小好处加起来,去压倒一个人的大损失。
这一辩,替罗尔斯最硬的那一处——人与人之间的分别,不许加总——找到了一个更结实的讲法:正义要能向每一个人单独交代。
本书认,而且全认:这正是判决一「他打开了什么」那一栏。斯坎伦把它讲得比罗尔斯还结实。
没有要收窄的。站得住的,是判决一的另一栏:向每一个人单独交代,交代的是什么?是一个人能不能合理地拒绝一条原则。它仍然是在「可以」这一格里交代,不是在「长出来没有」「走通没有」那两格里交代。
诺曼·丹尼尔斯是罗尔斯的学生,第 23 章说过,他把「宽的反思平衡」讲得最细:在原则和判断之外,还要把关于人、关于社会的背景理论也放进来一起调〔核:丹尼尔斯 1979 年论文〕。他后来还用罗尔斯的框架讨论医疗公平,把健康放进了机会平等里〔核:丹尼尔斯《公正的医疗》,1985 年,转述〕。
这一辩,对判决二第一项——「只活在理念界」——是一次真正的挑战:背景理论里,可以装进很多关于现实的知识,关于人怎样长大、社会怎样运转的知识。现实界、自我界,似乎能通过背景理论,进到秤上来。
本书认:宽的反思平衡,比窄的多压了好多砝码,门开得更大了。
本书收窄:判决二第一项,改说得更准一些——土能进秤,但只能以「理论」的身份进秤:写成了一般规律、晾干了、分好了类的那种土。
站得住的:以理论身份进来的土,和一个人真实的来历,是两回事。第 20 章说过,一般事实是被写成了理论的土;背景理论也是。周静那十年,要写成一条「照护者的一般心理规律」,才进得了秤;她那个下午,进不来。
最后一位,是本系列自己:第 120 号那句「无知之幕是一道工序,不是一幅人的画像」。这一读,和罗尔斯本人的辩护是同一个方向,而且是本系列先说出来的。
本书认,而且本书自己一直在用:第 24 章说「幕换成抓阄」,抓阄也是一道工序。本书不是拿一幅画像去替换他的工序,是拿一道工序去替换另一道工序。
站得住的:两道工序的区别,在于遮什么、遮多久、抓完了记不记。幕遮落点也遮来历,只在想象里抓;抓阄只遮落点,要真抓一回,抓完了立阄书。
五位之外,本来还该请一位:一个用他的理论做了一辈子实事的人——一个法官,一个立法者,一个在医院伦理委员会里定规矩的人。这样的人,会说一句五位哲学家都不太说的话:他的理论好用。
好用在哪里?在很多具体的规矩面前,它给了一个人人都能问的问题:「要是我不知道自己会是哪一个?」它给了一道测验:「这个差距,让最差的人好了没有?」它给了一个说服人的规矩:「你要别人服从,得给他能接受的理由。」这三样,本书在第十二编还要一样一样用。
这一位没有名字,本书替他记一笔:一套理论被这么多人在日子里用着,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它最好的辩护。
| 辩护人 | 本书认 | 本书收窄 | 仍站得住 |
|---|---|---|---|
| 罗尔斯本人 | 幕是工序、是表述装置 | 判决二说的是工序的设定,不是他对人的看法 | 工序决定原则的来历,而工序只在一块地、一个人、现成单子上 |
| 弗里曼 | 人造的土有真实来处 | 人造的土是从真实的土里提炼出来的 | 提炼只一回,配方定下后不回头看土 |
| 斯坎伦 | 向每个人单独交代,不许加总 | — | 交代只在「可以」一格里 |
| 丹尼尔斯 | 宽的反思平衡让更多东西进秤 | 土能进秤,但只能以理论身份 | 真实的来历进不了秤 |
| 工序读法 | 幕是工序不是画像 | 本书也是拿工序换工序 | 两道工序遮的不同、抓不抓、记不记 |
五位说完,本书的五条判决都还站着;有两处,说得比原来更准了:人造的土有真实来处,土能以理论身份进秤。这两处收窄,登入附录六。
带走的话
动手之前先挨打:先把对方的好处说得他点头,再说毛病。挨过打还站着的判断,才站得稳。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五位辩护人各替他开了一扇门:工序、提炼、单独交代、宽的秤、工序读法。门后面,判决仍在:原则的来历只在理念界里、一个人、现成的单子上。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辩护让自由那一项更结实;创造和幸福两项,五位辩护人都没有替他补上。
周家父亲每年秋天去县医院做一回体检。体检单拿回来,周静总要一项一项看:心、肝、肺、血压、血糖。哪一项正常,哪一项偏高,哪一项要复查,清清楚楚。
她说,体检单的好处,是不让人只看一眼气色就下结论。父亲气色好,不等于每一项都好;气色差,也不等于哪里真出了毛病。一项一项地看,才知道毛病在哪里,也才知道哪里其实挺结实。
这一章,给罗尔斯的理论做一回体检。体检之前,先把判词的完整版写出来。
前言、导读里的判词,是一句话:
他把意义的三只脚锯成一根自由的柱子,再把它插进理念、现实、自我三块地——每块地上,只长自由这一格。
这句话,展开来,是三层。
意义层。在他那里,自由是第一性的,是一张清单,一个框:基本自由排在一切之前,护住每个人可以。在本书这边,自由不是单独立着的,它是一道乘法里的一项:自由律=创造律×幸福律,缺一即零。
维度层。在幕后那一次,规矩是从路和一片人造的土里长出来的:S=F(D,E′),E′ 是人造的土——一张基本善的清单,几条一般事实,一群彼此不关心的理性人。幕一揭开,就成了 D=G(S),E=H(S):规矩成了唯一的起点,路只准往下走,人只被规矩改。
三界层。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三格分立,彼此不缠。
三层合起来,就是判词的完整版:意义上,三只脚收成一根柱子;维度上,柱子是在人造的土上一次长成,然后只往下管;三界上,这根柱子在三块地上各立一回,三根之间不架梁。
体检用的尺子,是导论里交代过的那张图纸。
三行式子:S=F(D,E),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D=G(S,E),路是形状和土一起定下的;E=H(S,D),土是形状和路一起改变的。三样谁也不是老大,谁也不是先有的。
一台发动机,123 原理:第一拍,张力积累;第二拍,逼出形状改变;第三拍,形状改变回写路和土。
体检,就是拿这三行式子和这台发动机,一项一项去对。
体检单要能被别人照着重做一遍,才算数。所以先把判准写出来。
三行式子在本书里,是读法的记号,不是数学里的函数:它不给数值,只问一件事——一样东西变了,另一样东西会不会跟着变。本书只认三条判准,三条都过,这个变量才算「在」。
一,有通道:理论里写出了一条路,让这个变量一变,结果就跟着变。比如要说「土」在第三行里,就得找得到:日子里长出来的东西,经过哪一条路,回头改了人和社会。
二,有程序:这条路不是一句愿望,而是有步骤——谁提,在哪里提,按什么办。只说「社会会慢慢变好」,不算。
三,有记录:改过一次,留下痕迹,下一次翻得到。没有记录的改动,只能算一次,算不成一条路。
拿这三条去对他的理论。第二行,路由形状和土定:土进得了幕后,只以几条「一般事实」的身份进去;幕揭开以后,土没有通道去改路,记为「缺」。第三行,土由形状和路改:日子里走出来的路,在他的理论里没有一条回改土的通道,记为「缺」。第三拍,回写:反思平衡有通道、有程序(原则和判断两头调),没有记录;公民不服从和附带条款,有通道、有一点程序,也没有记录——记为「有,但窄」。
判准摆在这里,谁都可以照着把他的理论重做一遍体检。做出来和本书不一样,就在那一格驳倒本书。
第一行,S=F(D,E):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
在他那里,这一行转过,只转了一次,而且转在人造的土上:幕后,两条原则(形状)是从最大最小的推理(路)和那片人造的土(E′)里长出来的。这一行,结果是「偏高」:它转了,可土是替身。第 20、22 章是这一项的化验单。
第二行,D=G(S,E):路是形状和土一起定下的。
在他那里,这一行被改成了 D=G(S):原则定下以后,路——从宪法到法律到执行——全由原则定,土不参与。第 29 章:路只准往下走。这一项,结果是「缺一个变量」。
第三行,E=H(S,D):土是形状和路一起改变的。
在他那里,这一行被改成了 E=H(S):人和社会,被规矩改;日子里走出来的路,不回头改土,更不回头改规矩的来历。第 20 章:来历可以进来干活,不能回头说话。这一项,结果也是「缺一个变量」。
打个比方:一张施工图,三根线本该互相牵着——屋子的样子、施工的步骤、地基的土——哪一根一动,另外两根都要跟着调。他的图纸上,屋子的样子是一次画好的,画的时候用的是一块样品土;画好以后,施工步骤只照着图走,地基的土只照着图挖;施工中碰到的土,不回头改图。
三行里,一行转在替身上,两行各缺一个变量。规矩,成了唯一的自变量。
第一拍,张力积累。
在他那里,这一拍在两处被提前卸掉了:幕后只有一个人,人与人之间没有张力(第 21 章);两条原则按字典式次序排好,原则与原则之间也没有张力(第 25 章)。结果是「偏低」。
第二拍,逼出形状改变。
在他那里,形状只改过一次:幕后那一次选择,从一张现成的单子上挑出两条原则(第 17 章)。在他自己的一生里,形状倒是改过好多次——1985 年、1993 年,拆了第三部分(第 33 章);可在他给一个社会设计的理论里,原则一经选定,就是阿基米德点(第 24 章)。结果是「理论里偏低,他本人的一生里正常」。
第三拍,回写。
在他那里,只有一道回写:反思平衡,原则和判断两头都能动(第 23 章)。它是真的,可它只在理念界里转,而且不留档案。另有两扇窄门:公民不服从和附带条款(第 40 章),能改具体的规则,改不到规矩的来历。结果是「有,但窄」。
同一张体检单,拿他本人的一生去对,结果大不一样。
第一行:他这个人,是从路和土里长出来的——巴尔的摩,战场,普林斯顿的课堂,哈佛的书稿(第 6 章)。正常。
第二行:他的路,是被他走出来的样子和身边的土一起定的——他从神学转到哲学,是战场上那几件事和他当时的样子一起逼出来的。正常。
第三行:他的土,被他走出来的样子和路改了——他的书,改了整个英语世界政治哲学的土;学生和同事的土,也被他改了。正常。
发动机:张力积累(讲理的人合不拢和他的第三部分撞上),逼出改变(1993 年),回头拆自己(第 33 章)。三拍都正常。
同一个人,自己的一生体检全部正常,给别人设计的理论却有三项异常。这不是讽刺,是一个很值得想的地方:他会活,可他没把自己怎么活,写进给别人的规矩里。
把上面几项,合成一张体检单。
| 项目 | 在他那里 | 结果 | 化验单在哪几章 |
|---|---|---|---|
| 第一行:形状由路和土长出 | 只在幕后转一次,土是人造的替身 | 偏高 | 第 17、20、22 章 |
| 第二行:路由形状和土定 | 路只由原则定,只准往下 | 缺一个变量 | 第 29 章 |
| 第三行:土由形状和路改 | 人只被规矩改,路不回写土 | 缺一个变量 | 第 20、29 章 |
| 第一拍:张力积累 | 一个人、字典式次序,张力被提前卸掉 | 偏低 | 第 21、25 章 |
| 第二拍:形状改变 | 理论里只一次;他本人一生里多次 | 理论偏低,本人正常 | 第 17、24、33 章 |
| 第三拍:回写 | 反思平衡只在理念界,不留档;两扇窄门 | 有,但窄 | 第 23、40 章 |
体检单不只查毛病,也要写哪里结实。
结实的地方有三处。第一,他的理论在「保护」这一项上,非常结实:一个人不被拿去抵账,自由不许拿去换钱,改信改道不丢身份。第二,他本人的一生,那台发动机转得很好:张力积累,逼出改变,回头拆自己的第一版,一轮一轮。第三,反思平衡这一道回写,虽然只在理念界里,却是真的、是开着的。
毛病不在他不会改,在他改的本事,没有写进他给别人设计的规矩里。
带走的话
体检不只看气色,要一项一项对;对完了,毛病写清楚,结实的地方也写清楚。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结实的地方开着门:保护,他本人一生的改,理念界里的回写。体检出的毛病,是三行式子里两行各缺一个变量,规矩成了唯一的自变量。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三行式子只转一行,发动机第一拍被卸掉,乘法就只剩自由一项在算;他本人的一生,三项都在,乘出来不是零。
老屋院子里那棵枣树,有一年结的枣特别少。周越请人来看,那人没看枝叶,先蹲下来刨开树根边的土看了半天,说:「根往一边长偏了。那边是墙根,土硬,根都挤到这边来了。枝叶上看不出来,根上一看就知道。」
五条判决,看上去是五件事:一根柱子,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三格自由六格空白。这一章,刨开土,看它们的根。
这本书的根,来自王德生博士的三句口述。前言里照录过,这里再原样放一遍:
自由优先是一个意义中心主义,即创造,自由,幸福三者,自由是第一性
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也意义哲学,所犯的错误就是将 SDE 的 D1 的意义三视角,变为了「自由中心主义」。即一切从「自由」为根基出发。显然这和中华文化的「幸福快乐中心主义」相冲突了。这个是他三大核心思想的总纲。
这样他的三大核心思想,其实就是: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这是专著的母题
走完八编,这三句话,现在可以一句一句对上证据了。
第一句,自由优先是一种意义中心主义,三者之中自由是第一性。证据在第三编:三大核心同出一根(第 12 章),他只留下了自由(第 13 章),他放在第一位的是框(第 14 章)。
第二句,一切从自由为根基出发,与中华文化的幸福快乐中心相冲突。证据在第三编,和第八编:两张九格表并排,一边立自由,一边立乐(第 49 章)。
第三句,三大核心就是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证据在第四、五、六编,一编一种自由;第七编,三格自由,六格空白。
五条判决的看见和收回,现在合成一张表。
| 判决 | 他看见了 | 他收回了 |
|---|---|---|
| 一 · 一根柱子 | 谁也不能以更大的好为名,拿一个人去抵账 | 意义三视角收成一个,一切从自由出发 |
| 二 · 理念自由 | 定规矩那一刻不被私利绑住;原则与判断两头能改 | 只活在理念界;是一个人的自由;原则是选出来的 |
| 三 · 现实自由 | 自由有价格;应得是长出来的;基本需要先于自由 | 乘法拆成两本账;清单量不到灶台 |
| 四 · 自我自由 | 改信改道不丢身份;正义感一级级长出来 | 自我先于目的;自我界的生长关进私人院子,只留两扇窄门 |
| 五 · 三格自由,六格空白 | 创造与幸福在第三部分留下了真实的影子 | 影子排在正当之后;三格之间不缠 |
把右边一列从上往下读,你会看到同一个动作,重复了五次:把某一样东西,收成一格;收剩下的,留在影子里,或者留在门外。
把左边一列从上往下读,你会看到同一种心思,也重复了五次:护住一个人,不被压,不被拿去换,不被绑住。
一个根,两面。护,是它的正面;收,是它的反面。这个根,就是自由中心主义:一切从自由出发,护得最牢,收得最狠。
第 24 章给第四编里那个反复出现的动作起过一个名字:拉幕——把长出人与规矩的那片土,挡在规矩的来历之外。
现在可以看出,拉幕不只是第四编的事。第五编里,清单替代了灶台,是在现实界里拉幕:灶台上的土,挡在「现实自由」的量法之外。第六编里,墙隔开了院子,是在自我界里拉幕:院子里的土,挡在政治观念的来历之外。
三块地,三次拉幕。拉幕,是自由中心主义在每一块地上的动作:要让自由站到中间,就得先把会和它争位置的东西——来历、灶台、院子里长出来的东西——拉到幕外。
本系列前面各卷,给不少哲学家判过「动作」。放在一起,能看清罗尔斯这一个根的样子。这一节的几处对照,有的是本书的推论,照标。
和康德卷对。康德卷判的是「焊死」。罗尔斯从康德那里接过了自律(第 18 章),可他没有焊死:他一生都在改,1985 年还拆了自己的一部分。他的根和康德的根,有一截是连着的,可他的枝叶,比康德的活。
和亚里士多德卷对。亚里士多德卷判的是「倒装」。本书在意义层上推一步:自由本是三只脚乘出来的一个积,在罗尔斯那里,被当成了一切的前提;本书认为这一处和那一卷的「倒装」同构。这是本书的推论,标为待验。
和萨特卷对。萨特卷判的是「三界的部分缺失」。罗尔斯不一样:三块地他都走到了——理念界有原初状态,现实界有两条原则,自我界有政治自由主义。三界俱在,只立自由。缺的不是地,是地上的另两只脚,和地与地之间的梁。
和罗蒂卷对。本系列在一个「否定的序列」里,把罗蒂那个「自由对话的共同体」列为仍在岗的免检品。罗尔斯和罗蒂,是自由中心的同族:两人都把自由放在一个社会的中心,都不去问那个中心本身是从哪里长出来的。这一族的细账,以罗蒂卷为准,本书只在这里对上一句。
本书拟给这个根,立一个病型的名字:意义中心主义——三视角收成一个。
它的样子是:意义本来有三只脚,彼此相乘;把其中一只立成中心,另外两只收成影子。立的是哪一只,都算这一型:罗尔斯立的是自由,第 49 章那张表上,幸福快乐中心被立成唯一的根时,立的是乐。两边同病,只是病在不同的格子里。
这个名字,是给一种样子起的,不是给一个人贴的标签。起源不定罪,病名也不定罪;它只是让我们下一回再碰见同样的样子时,认得出来。
老屋那棵枣树,根往一边长,是因为另一边是墙根,土硬。
罗尔斯这个根,为什么只往自由那一边长?第 9、13 章摆过材料,第 55 章会细看;这里先把本书的一个读法放下,标为待验:他那片土里,另外两边的土都「硬」——幸福那一边,是加总的秤,会吃人;创造那一边,多半是市场上的激励,是手段。只有自由那一边,土是软的,是三百年里被血和争论翻松了的。根往软的地方长,是自然的。
起源不定罪。根往一边长,不是树的错;可知道了土在哪边硬,就知道该去哪边松一松土。
刨开土看根,不是为了把树砍了。
这个根,长出过很好的东西:一个人不被拿去抵账,自由不许拿去换钱,改信改道不丢身份,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出身和天赋是抽来的。这些,都是从自由中心这个根上长出来的,而且长得很结实。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个根,这些东西,一样也长不起来。
本书要做的,是让这个根,不再只往一边长。
带走的话
五条判决是枝叶,自由中心主义是根:护得最牢,收得最狠。看根,不是为了砍树,是为了让它不再只往一边长。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一个根,两面:护,是它在三块地上开的门;收,是它在三块地上各拉一次的幕。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根上只有自由一项。在另两项已经在转的地方,这个根是承重墙;另两项是零的地方,根再深,乘出来也是零。
老木匠给周越修东屋,干活之前,先写了一张施工单。单子上四行:中柱不拆,两边添柱;三柱之间架梁;西墙开一扇门;门框上留一块地方,记这回修了什么。
周越看了,说:「您这张单子,比我想的清楚。我原来只想着换一根柱子。」
老木匠说:「换一根柱子,是修;添柱、架梁、开门、留记,是把一间屋子重新理顺。修和理,不一样。」
这一章,给罗尔斯的理论开一张施工单。不是拆,是理:一根柱子,三根梁,四件替换,一本档案。
全书的总比喻是一根柱子。施工之前,先把它对在哪里说足。
自由确实是一道承重墙。一个人不被拿去给更大的好抵账(判决一);自由不许拿去换钱(第 25 章);改信改道不丢身份(第 34 章);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第 28 章)。这几样,是这根柱子撑起来的,谁拆谁错。
所以施工单的第一行,和老木匠的一样:中柱不拆。
这根柱子,错在三处,每一处,对上一根梁。
第一处:柱子只有一根,站不稳。他自己在柱子底下垫过砖:自由的优先要等条件有利,基本需要要先满足,「最广泛」改成了「充分适当」(第 31 章)。一根柱子要靠垫砖才站得住,说明它本来就不该单独站。
放回周家:分老屋那年,要不是父亲先请舅舅来、让三兄妹自己商量,一家人光靠「三份一样大」这一根柱子,那张阄书上就不会有「另记」那一行。一根柱子,撑得住公平,撑不住一个家怎样过来的来历。
第二处:柱子不会长。自由在他那里是一个框,护住你可以;框不管「选」这件事是怎样从一团缠在一起的东西里长出来的(第 14 章)。
第三处:柱子插进三块地,三块地之间不缠。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三套办法分开立、分开保(第 44 章)。
三根梁,就是补这三处的:第一根梁,让另外两只脚立起来,和自由相乘;第二根梁,让自由从一个框,变成一条会长的路;第三根梁,让三块地之间,缠在一起。
梁要架上去,得先换掉几样东西。四件替换,前面各编已经一件一件落定,这里合在一起。
第一件,柱子换鼎。一根自由的柱子,换成一只三足鼎:创造、自由、幸福,三足并立,彼此相乘,缺一即零(第 11、16 章)。这是意义层的替换,是总的一件。
第二件,幕换抓阄。那道遮住「我是谁」也遮住「我是怎么来的」的幕,换成抓阄:先让来历开口、按来历分份,再抓阄,让私心插不进来,最后立阄书(第 24、29 章)。抓阄只遮落点,不遮来历;而且要真抓一回。这是理念界的替换。
第三件,清单换灶台。那张只数菜篮子的基本善清单,换成灶台:看这篮子菜落在一个什么样的土上、一条什么样的路上,最后做出了什么(第 30、32 章)。清单留着守底线,量现实自由的尺子,换成灶台。这是现实界的替换。
第四件,墙换门。那道把院子和公共隔开的墙,换成一扇门:能关,能进,能回,留痕(第 40 章)。这是自我界的替换。
四件替换,共用一本档案,就是那张阄书。
阄书的样子,全书一开头就交代了:有日子,有在场的人,有签押;分法写在上面,例外写在上面,缘由写在上面;将来有人问,翻得到;情形变了,可以添一行(导论,第 5 章)。
它补的,是第 121 号判过的那一句:他给了修订的办法,没有给修订的档案。反思平衡是修订的办法(第 23 章);阄书是修订的档案。周蕙的例外本、周静的灶台账、周越那张志愿表的背面、亭子横梁下的牌子、小木门门框上的纸条,都是阄书的样子。
例外要记下来。这是全书反复用的一句话,在这里合成一件工具。
替换,有一个分寸,全书说过几次,这里合在一起说清:本书的替换,不替任何人挑活法。
罗尔斯最怕的,是规矩替人定一种好的人生。本书认这个怕。所以四件替换,没有一件是在说「你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它们问的,是另一类问题:一条规矩,让不让来历开口?让不让灶台转起来?让不让院子之间开一扇门?让不让一件事有地方发生、走通、被记下来?
第 14 章说过:替人挑内容,和看一看门开在哪里,是两回事。第 42 章说过:规矩不替人决定要不要去打鼓,只给锣鼓队留一块打谷场。四件替换,都是这一类。
四件替换,也有先后。老木匠说过:先添柱,再架梁,再开门,最后留记;次序乱了,墙会裂。
本书的次序是这样的。先换鼎:不先把另外两只脚立起来,后面三件替换都没有地方落脚。再在三块地上各换一件:抓阄,灶台,门;三件可以同时做,但每一件都要照着那块地原来的样子来——理念界的幕,要照它挡私心的用处去换,挡私心的那一半留着;现实界的清单,要照它守底线的用处去换,底线留着;自我界的墙,要照它护院子的用处去换,插销留着。最后,是阄书:每一件替换做了什么、为什么做、谁在场,都写下来。
还有一条:每一件替换,都是可以再改的。本书开的施工单,也要写上一句「某年某月,可再议」。
施工单的最后,要列一张单子:他身上哪些东西,本书是原样拿来、接着用的。
| 他的闪光点 | 本书怎样接着用 |
|---|---|
| 谁也不能以更大的好为名拿一个人抵账(§1、§5) | 鼎的承重墙,原样保留 |
| 公平要真的抓过一次(§14) | 抓阄的根据,本书站在他肩上 |
| 应得是长出来的(§17、§48) | 接着往下走一步:长出来的是来历,不只是运气 |
| 自由有价格;政治自由要公平价值(§32、§36) | 灶台的近亲,本书把它推到别的灶台上 |
| 自由前面有第零位;要能有成效地行使(《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 | 他写出的一半乘法,本书补另一半 |
| 原则与判断两头能改(§4、§9) | 回写的一种,本书给它配一本档案 |
| 正义感一级级长出来(§70—72) | 离「形状从土里长出来」最近的一处 |
| 一支乐队、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65、§67、§79) | 本书向他学的材料,第 56 章原样列入 |
| 判断的负担,一生的经验塑造判断(《政治自由主义》第二讲) | 他写出了土,本书接着问土怎样长出视角 |
| 公民不服从、附带条款(§55—59;1997) | 墙上的两扇窄门,本书把它们开大 |
| 自己拆自己的第一版(1985、1993) | 本书拆他,是接着他自己的手往下拆 |
一张清单,十一样。本书拿去的,比拆掉的多。
带走的话
换一根柱子是修;添柱、架梁、开门、留记,是理。理,不是拆,是让一间屋子能住下去。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四件替换,各在一块地上开一扇门:意义层换鼎,理念界换抓阄,现实界换灶台,自我界换门;一本阄书,把四扇门的进出都记下来。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替换以后,自由不再单独立着:它在鼎里和另两只脚相乘,在抓阄里带着来历,在灶台上看做出了什么,在门里能进能回。
第 16 章里,父亲看着新立的两根柱子,说过一句话:「一根撑了四十年,是那根柱子好,也是那四十年,地一直干。」
这一章,就是把「地干」这两个字说清楚。
全书一路拆他,每拆一处,都先写了一句: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本书管这叫保底。现在把这些保底合在一张表上,看它们能不能压成一个条件。
| 章 | 他在这里是对的,条件是 |
|---|---|
| 第 7、13 章 | 在加总正要拿一个人去抵账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界线不许化掉 |
| 第 17、20 章 | 在私心正要进到定规矩的那一刻,幕要挡住它 |
| 第 18 章 | 在一个人的「样子」正要变成特权的地方,作者先放下样子 |
| 第 21 章 | 在谈判正要变成强者说了算的地方,幕后只剩一个人是对的 |
| 第 19 章 | 在效率正要吃人的地方,正义先于效率 |
| 第 25 章 | 在拿自由换钱正要发生的地方,字典式次序是对的 |
| 第 27 章 | 在出身正要变成理由的地方,把它看作抽彩是对的 |
| 第 28 章 | 在差距正要自己证明自己的地方,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 |
| 第 35 章 | 在一个人正要被别人替他定好的目的绑死的地方,能退后一步是对的 |
| 第 38、39 章 | 在国家强力正要把一种信仰压到所有人头上的地方,那道墙是对的 |
| 第 48 章 | 在「为你好」正要变成「替你定」的地方,换位那一招是对的 |
为什么要把保底合成一张表?因为一路拆下来,读者很容易只记住「收回」那一栏,忘了每一处「收回」前面,都先写过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把保底合在一起,是给他一个完整的公道:他对的地方,不是零零星星的几处,而是一整片。
一行一行读下来,你会发现,这些保底几乎是同一句话:在某一种东西「正要压人」的地方,他是对的。
压人的,有时是加总的秤,有时是私心,有时是出身,有时是强者,有时是效率,有时是钱,有时是国家的强力,有时是一种信仰,有时甚至是父母的爱。每一处,他的柱子都替那个要被压的人,挡在了前面。
他的柱子,是一道挡压的墙。放回周家,每一处都有例子。分老屋那天,要是周越仗着是儿子非要多分,舅舅那套「先分份、后抓阄」就是挡压的墙;周越的女儿说「要是你们不知道我是你们的女儿」,是替自己挡「为你好」的压;周静那十年里,要是有人以「孝」为名,逼她连那半天毛笔字也不许去学,一条「每个人都有一块自己的地方」的线,就该站出来。
哪里有东西正要压人,哪里这道墙就是对的。
那么,什么地方,这道墙不够?
回到第 31 章。他自己画过一条线:自由的优先,要等社会条件还算有利、基本需要已经满足、基本自由能被有成效地行使的时候,才成立(§82,《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均待核)。
本书的保底,和这条线合在一起,压成一个条件:
在基本需要已满足、创造与幸福各自在日子里运转的社会里——也就是乘法另两项都已大于零时——自由居中是一道承重墙,谁也不许以「更大的好」为名拆掉。
这就是「地干」。地干的地方,另外两只脚已经在转:人们长得出东西,事情走得通,只是时时有东西想来压人。这时候,一根挡压的柱子立在中间,正好。
地潮的地方,是另外两项有一项是零的地方。
一个人基本需要都没满足,他的自由是零(第 31 章)。一个人什么也长不出来,事情一件也走不通——周静那十年里的很多个月份,小钟第一学期的那一千块,小梅那家三个框都满的店——他的自由,乘出来也是零。在这些地方,一根挡压的柱子立得再直,也撑不起日子;这时候缺的,不是更高的墙,是另外两只脚,和三块地之间的梁。
这就是判词里没有说出来、却一直在说的那一半:柱子不是错,是只在地干的地方才够。
还要再说一遍,因为这一点最要紧:这条线,他自己画过。
第 31 章说过,在全书里,本书和他靠得最近的,就是这一处。他说「条件有利」「基本需要」「能有成效地行使」,本书说「另两项都大于零」。两边差一步,方向对着。
这一处,本书登入附录六,而且登在最显眼的地方:要是有人能证明,他那条线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另两项大于零」的意思——比如「能有成效地行使」本来就是说要长得出东西、走得通——那么本书和他之间,就只剩下说法的差别,判决一要大大收窄。本书目前没有找到这样的论述;可这是离推翻最近的一处。
所以本书的保底,不是本书替他加的,是把他自己画的那条线,往另一边多写了一句:线这一边,他对;线那一边,要补另两只脚。
分家后第四年,周静跟周蕙算过一笔账:这几年,家里算是「地干」了。父亲身体还行,三家每月的钱按时到,轮值的人每月有一整天假,作坊在转,女儿上了大学。
周蕙说:「那这几年,咱家的规矩,就可以按罗尔斯那一套来了?一人一份,谁也别多占谁。」
周静说:「差不多。可你记着,地干,是咱们一起把它弄干的。要是哪天爸病重了,谁家又出了事,地又潮了,那时候光讲一人一份,就不够了,得再坐下来,看看哪只脚短了。」
周蕙点点头:「那就在阄书上写一句:地潮了,再议。」
带走的话
在有东西正要压人的地方,一根挡压的柱子是对的;在人长不出东西、事情走不通的地方,缺的不是墙,是另两只脚。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十几处保底合成一句:在东西正要压人的地方,他的柱子挡在前面,三块地上都是如此。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地干处,另两项都大于零,柱子是承重墙;地潮处,另两项有一项是零,柱子再直,乘出来也是零。
周静陪父亲看了十年病,学会一件事:医生看病,先问「怎么得的」,再说「往后会怎样」。前一样,是病根;后一样,是这病会怎样走到头。
一套理论,也可以这样看。这一章先看他的病根,再看他的死法。话要说在前面:病根,只是土,不是罪状;死法,只是初判,标待验。
第 9、13、52 章陆续摆过一些材料。这里合起来,一共五样,每一样都只标「待验」。
第一样,加总的对手。他一上来面对的,是功利主义那架秤;秤上的幸福,是可加总的量。拒绝那架秤,顺手也把幸福从规矩的根上拿开了(第 7、13 章)。
第二样,冷战与极权。他写书的年代,一边是以自由为旗号的社会,一边是个人几乎没有自己地方的体制;自由在那时候,是一道看得见的防线(第 9 章)。
第三样,康德的遗产。他接过了康德的自律:自由的人,自己给自己立法;自律,天然站在自由这只脚上(第 18 章)。
第四样,美国的宪法传统。一部以权利法案为根的宪法,自由是写进根本大法、可以打官司的;幸福只在一句宣言里(第 9 章)。
第五样,分析哲学的规矩。那个传统对「什么是好的人生」一向谨慎,觉得那是各人的事;讲规矩的人,最好别碰「好」(第 9、13 章)。
每一样土,也都有一句反过来的话,要一并记下。冷战年代把自由当防线,可同一个年代,也有很多人在讲福利国家、讲社会保障;分析哲学谨慎,可同一个传统里,也有人在认真讲「好的人生」。土从来不只长一种东西。他从这片土里只拣了自由那一样,这是他的选择;土本身,并没有只给他这一样。
五样土,合在一起,第 52 章说过:另外两边的土都硬,只有自由那一边的土是软的。根往软的地方长。
说病根,本系列有一条规矩:只撤免检,不判真伪。
意思是:看出一个想法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只能说明它不是「天经地义、不用检查」的——它有来路,它可以被检查。可不能因此就说它错了。自由优先,是从冷战、宪法传统、康德的遗产里长出来的,这不证明自由优先错;它只证明,自由优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要和别的想法一样,拿到秤上去称。
起源不定罪。这一句,本书从第一编起就守着。
那么,这套理论会怎样走到头?本书的初判,有两种死法,一主一次。
主死法,本书叫它「封顶」:长到一根柱子的高度,就不再往上长了。
一套只立自由的理论,把自由护得越来越好——基本自由清单越列越细,优先性越讲越清,公共理性越讲越严——可它长来长去,长的都是这一根柱子。创造和幸福,在它里面只是影子;三块地之间的梁,在它里面没有位置。它能长到的最高处,就是一根护得极好的柱子。到了那个高度,它就封了顶:再往上,要长出另外两只脚、长出梁,就得换一套根。
他身后几十年的讨论,很多是在这根柱子上添砖:更细的自由,更严的程序,更宽的反思平衡。添得都对,可都在柱子上。
次死法,本书叫它「回写死一半」。
一套理论,被日子回写,改掉了一半。第 33 章说过,1993 年,他自己承认《正义论》第三部分讲稳定的办法不现实,把它换掉了。那一部分,是他写得最动人的地方:一支乐队,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一级一级长出来的正义感。被他自己换掉的,恰恰是影子最浓的那一半。
这一半,是被日子回写死的:讲理的人本来就会信不同的东西,这个事实,一轮一轮地回头改他的理论,改到他自己动手,把那一半放到了次要的位置。
两种死法,还要和第 51 章的体检单对一对:封顶,对的是「三行式子里两行各缺一个变量」——只有一个自变量的理论,只能沿着那一个变量长;回写死一半,对的是「他本人一生里发动机正常」——他会被日子改,也肯被日子改,所以死掉的,是被改掉的那一半,不是整个体系。
两种死法放在一起,本书要说一句他的好:他是一个会死的活体系。
会死,因为他那根柱子到头来只能长到一根柱子的高度(封顶),而且他最接近另外两只脚的那一半,被日子回写掉了(死一半)。
是活的,因为他自己拆过自己的第一版。一套体系,最怕的不是被人拆,是不许人拆、也不许自己拆。他许。他一生都在拆自己,把对手说中的地方收进来。一套自己拆过自己的体系,死的时候,也会留下很多能接着用的东西——第 53 章那张闪光点清单,十一样,就是他留下的。
那年秋天,父亲的体检单拿回来,有两项偏高。医生说:年纪到了,这两项慢慢会往上走,控制住就行,别的都还结实。
回家的路上,父亲说:「人跟房子一样,总有一天要倒。倒之前,把能传下去的传下去。」
那天晚上,他把那面锣鼓队的鼓槌,交给了周越的女儿;把老屋东屋那张母亲揉了几十年面的桌子,交代给了周蕙;把那本他自己记了二十年的水渠笔记,交给了周越。
周静问:「那我呢?」
父亲说:「你那十年,我记在心里。阄书上那一行,也替我记着。」
带走的话
看一套理论,也要看两样:它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它会怎样走到头。前一样不定罪,后一样不诅咒。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病根五样土,都只撤免检、不判真伪;死法两种,封顶在意义层,回写死一半在自我界那一部分。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封顶,是因为只有一项在长;回写死一半,是因为最接近另两项的那一半被换掉了。他本人拆自己的那股劲,倒是三项都在。
分老屋那天晚上,三兄妹在院子里坐着,周越说:「今天是舅舅那套老规矩管用。」周静说:「老规矩里,也有不管用的:儿子多分、闺女少分,那条就不对。」周蕙说:「那就学它管用的,改它不管用的。」
这一章,是这本书拆了他五十几章以后,回过头来问三件事:本书要向他学什么;和那些早就在批评他的近邻相比,本书到底多说了什么;本书用的这套思想工具,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
第 53 章列过一张闪光点清单,十一样。这里挑出四样最要紧的,本书自己的讲法里,这四样都还不如他。
第一样,不可侵犯性。谁也不能以更大的好为名,拿一个人去抵账。本书那只三足鼎,要是哪一天为了让大家都「走通」、都「长出东西」,去压一个人,那就是违背了他最要紧的那一句。鼎的三只脚之间是乘法;可乘法之前,得先有这一条:一个人,不许被拿去乘。
第二样,程序。公平要真的抓过一次(§14)。本书的抓阄、阄书,都是站在这一句上的。一套讲「长出来」的思想,很容易变成「顺其自然」,不讲程序;他提醒我们:长出来的东西,也要经过一次真的、公平的抓。
第三样,自己拆自己的勇气。1985 年,1993 年。一套思想要是只会拆别人,不会拆自己,它就成了它要拆的那种东西。
第四样,把对手讲到最强。他讲道德哲学史,总是先把对手讲到最强(第 6 章)。本书一路先写他的「看见」,再写「收回」,学的就是这个。
还要加上第 42 章那三道影子:一支乐队,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本书讲创造和幸福,还没有讲得像他那几节那样细、那样动人。
说到本书多说了什么,先要老老实实承认:很多话,近邻们早就说过了。
丹尼尔斯说过,反思平衡要宽,要把背景理论放进来(第 23、50 章)。本书说「土能以理论身份进秤」,没有比他多说。
奥尼尔说过,理论里的「抽象」和「理想化」要分开:抽象是省略一些东西,是可以的;理想化是给人加上一些真实的人并不具有的特点,比如完全理性、彼此不关心,这就会让理论悄悄偏向某一种人〔核:奥尼尔《走向正义与美德》,1996 年,转述〕。本书说「人造的土」「营养液的配方」,说的是同一类事,没有比她多说。
森说过,基本善要转换成能力,人和人转换的本事不一样(第 30 章)。本书说「灶台」,是他这一刀的家常说法,没有比他多说。
米尔斯说过,理想理论只讲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该是什么样子,不讲一个社会实际上是怎样带着不正义的历史走过来的,这会让理论变成一种替现状遮掩的意识形态〔核:米尔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理想理论》,2005 年,转述〕。本书说「来历」「幕遮落点也遮来历」,和他同一个方向,没有比他多说。
内格尔说过,那张清单并不中立(第 22 章)。本书说「清单是照着一种人开的」,没有比他多说。
还有四家,本书初稿没有交手,统稿时补上:弗雷泽与霍耐特讲承认,安德森讲民主的平等,德沃金讲两种运气,诺齐克讲历史原则;外加时间银行、照护积分这一类已经在用的制度。它们都站在「来历」旁边,而且站得很近。第 27 章第七节一家一家对过:本书说「补偿不等于被看见」,弗雷泽早说过;说「补偿是把人当成抽到坏签的人」,安德森早说过。
前五位,本书在附录里一一列出,并写明:在这五处,本书只是换了一种家常的说法。后几家,本书认它们在方向上早到了;只在第 27 章那一个词上,和它们分开。
那么,本书多说了什么?只有几处,而且都要标待验。
第一处,乘法。近邻们大多在自由这一只脚内部动刀:自由要有价值,自由要能转换,自由不能只是理想化的。本书说的是:自由本身,是创造和幸福的积;另两项有一项是零,自由就是零。这不是在自由内部动刀,是把自由放回一只鼎里。
第二处,三块地之间的缠。近邻们多半在一块地上看他:森看现实界,米尔斯看历史,奥金看家。本书说的是:他三块地都走到了,只是三格之间不缠,缺的是梁。
第三处,阄书。反思平衡是修订的办法,本书要的是修订的档案:例外要记下来,改的路要留痕,而且要能回写到规矩的来历那里。
第四处,路据。近邻们讲承认,讲平起平坐,讲两种运气,讲产权的历史,都没有给「一段替大家走过的路」一个能核账的名字。本书的说法是:来历不是运气,不是应得,不是承认,也不是产权的历史,而是路据——有起止,改了共同的土,当场记,可以再议,不传给身份(第 27 章)。
第五处,底线自由。本书的乘法量的是日子里的自由;良心、身体、说话、不被拿去抵账,这一格不参加乘法,是乘法能开始的前提(第 11 章)。这样一分,对他的批评就收窄成一句:他立底线立得对,错在把底线当成了自由的全部。
这五处,都还只是说法。怎样验,下一节写成三项检验。
最后,本书要给自己用的这套思想工具,写一回死法。一把量别人的尺子,自己也要在尺子底下(第 49 章)。
第一种死法:乘法量错了自由。要是能举出很多真实的情形,在那里创造和幸福都几乎是零,可自由仍然是人们最珍视、而且真实可感的东西——比如一个人身陷困境、什么也做不成,却仍然守着自己的良心,不肯说违心的话——那么,「缺一即零」就说过了头。这时候,本书至少要把乘法收窄为:它量的是一个人日子里的自由,不是良心深处那一点不肯让的东西。第 11 章已经先把这一格划了出去,叫做底线自由;这条死法要验的,是底线之外,还有没有大量的反例。
第二种死法:三足并立变成「心里有杆秤」。三只脚平起平坐,一碰到它们打架,要是本书给不出任何先后,最后就会像第 8 章那三位评委,谁的声音大谁说了算。罗尔斯用字典式次序挡住的,正是这个。要是本书的三足鼎,在日子里一用就变成了强者的借口,本书就错了。
第三种死法:来历变成特权。本书一直说「让来历开口」。要是在日子里,让来历开口的结果,是「我家祖上有功」「我是长子」重新坐回了桌边,是来历变成了多拿的理由,那么幕换抓阄这一件替换就失败了。第 27 章分过「标签」和「碑」;分不开的地方,本书就要退回到他那道幕。
第四种死法:SDE 自己成了免检的根。要是这套思想被立成唯一的根,拿去量一切,却不许别人拿别的尺子来量它;要是它把三只脚、三块地、一道乘法,也变成了一根柱子——那么,它就得了它自己给别人诊断的那一病型:意义中心主义,只是中心换了一个名字。
第五种死法:路据变成新的标签。要是五条判准在真实的分法里挡不住——「我一向最孝顺」「我是长子」换一身衣服,照样当作路据坐上桌;或者追记的旧账翻个没完,一家人为二十年前的事吵个不停——那么第 27 章那个词就要撤回,退回他那道幕。
这五种死法,都要在日子里验,而且要验得出结果。本书给出三项检验,谁都可以去做。
检验一,管路据(对第三、第五种死法)。找情况相近的多子女人家,一组在分家或排照顾的时候,先按五条判准核路据,再抓阄;另一组只平分,或者只抓阄。三年以后看三样:为这件事又吵过几回;照顾老人的那一个,自己说一句憋不憋屈;有没有人拿身份主张多分。先核路据的那一组,要是吵得更多、拿身份说话的更多,路据判负。
检验二,管阄书(对第 23 章那三条判例规矩)。两家做法相近的小店或科室,一家把例外按判例三条记一年,一家照旧凭老板的记性。一年以后看:同一类事,前后办得一样的有几成;新来的人问「这条为什么这么定」,能不能在一刻钟里翻到答案。两家看不出差别,阄书这件替换至少要降一级。
检验三,管乘法(对第一种死法)。同一批人,在框一样大的两段日子里,各记下三样:新长出的东西,走完的事,本人对「自由不自由」的一句话。另两项是零的那一段里,要是多数人说自己很自由、活得有劲,乘法判负;底线自由那一格,不在这项检验里。
验出一处,改一处,改了记下来——本书自己,也要有一张阄书。
五种死法,只要有一种坐实,本书就要改。本书不是终点,是一站。
周静把那张分老屋的阄书,连同后来添的几页——父亲回住东屋的一行,老屋第二回怎么用的记录,志愿表的背面,九个人签名的那一页——装进了一个牛皮纸袋。
她在袋子外面写了一行字:本袋所装各页,均可再议;再议时,另添一页,写明日子、在场的人和缘由。
周越看了,说:「姐,你这一行,是给这袋子写的死法。」
周静说:「不是死法,是活法。一样东西,肯写明自己什么时候能改,它才活得长。」
带走的话
学他管用的,改他不管用的;说清哪些话别人早说过;再给自己写好死法。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向他学的四样,是三块地上都用得着的门;近邻们早开过的门,本书一一认账;本书自己多开的三扇门,标待验。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一套思想,肯学、肯认账、肯写自己的死法,三项才都在;只会拆别人,它自己乘出来就是零。
这一编五章,写他身后那些围着柱子吵的人。
每人一章,写四件事:他从哪只盖子下手,接住了罗尔斯没接住的哪一维,他自己又焊死了什么,这一刀最后是什么结局(初判,标待验)。刀的来路,照本系列的分法:顺着罗尔斯往前走的,叫顺流刃;拿着更早的人的刀回头砍的,叫回流刃;同一辈人对砍的,叫同代互刃;自己砍自己的,叫自刃——罗尔斯 1985 年那一刀,就是自刃(第 33 章)。
第 57 章写诺齐克,第 58 章写桑德尔与社群主义者,第 59 章写哈贝马斯,第 60 章写森与努斯鲍姆,第 61 章写那些站在幕外的人。
本编的标题,是一个初判:多数人,是在柱子旁边吵,而不是在柱子外面另立一只脚。
周蕙的枣糕出了名以后,有一阵子,县城里有人专门开车来买。有个老顾客跟她说:「你这枣糕,卖便宜了。我愿意每块多给两块钱,你收下。」后来,好几个老顾客都这么做。一年下来,周蕙多挣了一笔。
年底,镇上有人议论:一个小店,一年挣这么多,该多交点,多出来的,拿去帮帮镇上困难的人家。
周蕙的一个老顾客听了,很不服气:「这钱是我们自己乐意多给的,一块一块自愿给的。她没抢谁,没骗谁。凭什么拿走?」
这番话,几乎就是诺齐克那本书里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1974 年,罗尔斯在哈佛的同事诺齐克,出版了《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核〕。
书里有一个例子:一个篮球明星和球队签约,每卖一张门票,观众自愿多往一个箱子里投二十五美分,归他。一个赛季下来,一百万人来看球,他多拿了二十五万美元。诺齐克问:在这之前,大家的财产分配是公平的(你可以设想是任何一种你认为公平的分配);之后,每一步都是自愿的,没人被强迫;那么,最后这个结果,凭什么不公平?凭什么要拿走他的钱,重新去分〔核: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第七章,转述〕?
他由此说:自由会打乱任何一种事先定好的分配模式;要维持一种模式,就得不停地干涉人们自愿的交换〔核:同上,转述〕。
诺齐克下手的地方,是罗尔斯的「模式」:差别原则说,分配要让最差的人得益,这是一个结果的模式。诺齐克说,正义不看结果长什么样,看来历:一个人手里的东西,是怎么来的——最初是不是正当地取得的,后来是不是正当地转让的,要是来历里有不正当的地方,就要纠正〔核:同上,转述「持有的正义」三原则〕。
他还对准了第 27 章那一处:天赋是大家共有的底子。他说,把一个人的天赋看作共有的资产,等于把人当成了别人的工具,这恰恰违背了罗尔斯自己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分别」〔核:同上,转述〕。
他的持有正义里,还有一条附加的限制,常被叫做「洛克条款」:一个人取得无主的东西,要以不让别人的处境因此变坏为限〔核:同上,转述〕。连最看重自由的诺齐克,也在自己那根柱子底下,垫了一块砖。
诺齐克接住了一样罗尔斯没接住的东西:来历。
本书一路说,罗尔斯的幕遮落点,也遮来历。诺齐克偏偏说:正义就看来历。一样东西怎么来的,每一步是不是正当,这是他整套理论的心。这和本书那张阄书,是一个方向:看一个家是怎样过来的。
可诺齐克看的来历,只有一种:财产的来历。一块钱是怎么到你手里的,转了几道手,每一道是不是自愿。
周静那十年,是一种来历;可那十年里,没有一块钱是转到她手里的。那不是持有的来历,是一个人和一个家缠在一起的来历。诺齐克的来历,装不下它。
而且他那一套,根上仍然是自由:人对自己和自己的劳动、自己的东西有完全的所有权,任何未经同意的拿走,都是侵犯。他拿着洛克的刀——人对自己的身体和劳动有所有权——回头砍罗尔斯。这是一把回流刃。
两人吵得很凶,可吵的,是同一根柱子上的两种样子:罗尔斯的自由,要一个公平的框护着,框里的东西可以重新分;诺齐克的自由,要一个人手里的东西谁也不能碰。两人都在自由中心里面吵。
初判:轮回。〔待验〕
他没有把罗尔斯推到另一只脚上去,而是把他推回了自由中心更早的一个样子:洛克那里。一场吵,在同一根柱子上转了一圈。
诺齐克自己晚年也说过,他当年那套主张有不妥的地方,太看轻了人们一起做事、一起表达共同价值的那一面〔待核:诺齐克《被检验的人生》,1989 年,相关表述〕。这是他的一次自刃。
那笔多挣的钱,周蕙最后自己拿了一个主意。
她没有全交出去,也没有全留着。她拿出一部分,在店里设了一个「老方子基金」:镇上谁家有老人会做一样老点心,愿意来店里教一回、让她把方子记下来贴上墙,她就付一笔钱,方子底下写上老人的名字。
那一年,墙上多了七张方子。
那个老顾客知道了,说:「这钱,我给得值。」
这件事,诺齐克会说:那是她的钱,她愿意怎么花都行。罗尔斯会说:她自愿拿出来帮人,很好,可社会的基本结构,不能只靠她自愿。本书说:那一笔钱,让七位老人的来历上了墙,长出了七样新东西——它不是持有的来历,是一片土的来历。
带走的话
看来历,是对的;可来历不只是钱怎么到了你手里,还有一个人是怎样和一片土缠在一起过来的。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诺齐克开了一扇门:正义看来历。他关上的,是来历只剩财产这一种,根仍在自由上。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手里的东西谁也不能碰,自由这一项极满;那笔钱要是只留在手里,什么也没长出来。变成七张方子,才乘了出来。
周越的女儿上大学以后,有一回在电话里问她爸:「爸,你说你是谁?」
周越说:「我是你爸啊。」
「除了是我爸呢?」
周越想了想:「是你爷爷的儿子,你大姑二姑的弟弟,老屋那间东屋的主人,单位里一个组长,镇上周家的人……」
女儿说:「我们老师今天讲一个人叫桑德尔,他说,你刚才说的这些,不是你随手挑的,是你这个人的一部分。把这些都拿掉,剩下的那个你,是空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批哲学家从不同的方向,批评罗尔斯。他们后来被统称为「社群主义者」,其中常被提到的有四位〔核:以下著作年份〕。
麦金太尔,1981 年出版《追寻美德》,说现代的道德讨论之所以吵不出结果,是因为人们丢掉了一个共同的传统;德性,只能在一个传统、一个共同体的实践里才讲得清。
桑德尔,1982 年出版《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说罗尔斯那个先于一切目的的自我,是一个「没有负担的自我」(第 35 章)。
泰勒,在一系列文章和 1989 年的《自我的根源》里,说人的自我,是在一个语言、文化、共同体里,在和别人的对话中形成的。
沃尔泽,1983 年出版《正义诸领域》,说不同的东西——钱、职位、医疗、教育、荣誉——各有各的分配道理,这些道理来自一个共同体对这些东西的共同理解,不能用一条普遍的原则去统管。
四个人下手的地方,是同一只盖子:「善」那一边。
罗尔斯说,正当优先于善:先定公平的原则,不管各人的善是什么。社群主义者说:不行,人的善,是在共同体里长出来的;一个人是谁、在乎什么、欠谁什么,不能先拿掉,再去定原则。你拿掉了这些,定出来的原则,就是给一群没有根的人定的。
本系列正在写的《谁握住了哪一面》第 3 章,写的就是桑德尔这一刀。本书在这里接着写,不另判。
他们接住的,是自我界: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
一个人是在家里、在传统里、在一个共同体里长出来的——这正是罗尔斯二十一岁时自己写过的话(第 2 章),也正是他在第 84 节那里压住的东西(第 35 章)。社群主义者从外面砍过来的地方,恰好是他年轻时站过的地方。
这一刀是有效的。第 33 章说过,1985 年到 1993 年那次大修,虽然他说主要是理论内部的原因,可这一批人的批评,是那片争论很热的土。
可是,本书要在这里画一条分界线。第 35 章插过这面旗,这里拔。
社群主义者说,一个人是被他的共同体、他的传统、他的归属「构成」的。本书说,一个人是在土和路里「长出来」的,而且长出来以后,会回头改那片土、那条路。
差别在「回头改」上。说「构成」,容易让人觉得:一个人的归属,是给定的,是定型的;他生在哪个传统里,就被那个传统构成。周家那条「儿子多分、闺女少分」的老矩,要是只讲「构成」,它就是这个家的一部分,改不得。可父亲在分家那天一句话不说,让这条老矩改了(第 47 章)——一个被传统构成的人,也在回头改那个传统。
沃尔泽那一路,也值得多看一眼。他说钱、职位、医疗、教育、荣誉各有各的分配道理,不能拿一条原则统管。这和本书的「灶台」有一点像:不同的东西,要在不同的灶台上看。可他说那些道理「来自一个共同体的共同理解」,而共同理解是怎样一轮一轮长出来、又怎样被新来的人改掉的,他说得不多。
还有一处:社群主义者把「善」放回了中心,可他们放回来的善,常常是共同体的善、传统的善;本书说的幸福,是一件事从头到尾走通时的那股劲,它要在一群人中间长,也要让一个人能在里面裁自己的路。社群主义者撬动了罗尔斯,逼出了 1993 年的大修,可他们也没有把幸福立成和自由平起平坐的一只脚;他们多半是把自由那只脚,往共同体那边拉了一拉。
初判:待验,暂不归类。
这一刀是一把同代互刃,砍得很深,逼出了罗尔斯一生里最大的一次自刃。可砍完以后,社群主义者自己,没有立起一只鼎:一边是罗尔斯的自由柱子,一边是他们的共同体,两边吵了二十年,后来多半各退一步。
那次电话的最后,周越问女儿:「那你觉得,桑德尔说得对不对?」
女儿说:「一半对。我是周家的人,是爷爷的孙女,这些拿不掉。可我也在改周家:我报哲学,是咱家头一个;我让爷爷讲修水库的事,讲出来以后,咱家好多人才知道。我是周家长出来的,也在让周家长。」
周越想了想,说:「你这话,比那个桑德尔多一句。」
带走的话
一个人是从他的家、他的地方里长出来的,这拿不掉;可他长出来以后,也在回头改那个家、那个地方。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社群主义者开了自我界的门:人是在共同体里长成的。他们关上的,是「构成」多、「回头改」少,幸福没有立成一只脚。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只讲构成,一个人的路在他出生前就差不多定了,自由那一项偏低;只讲自由,一个人没有根。女儿那句话,两样都有。
周家三兄妹后来商量事,有过两种办法。
一种,是周静的办法:她先一个人在脑子里把每个人的处境想一遍,想出一个谁都说得过去的方案,再拿出来给大家看(第 21 章那年一个人定的菜单)。
另一种,是周越的女儿后来提的办法:谁也别先拿方案,大家先坐下来,各说各的难处、各说各的理由,说透了,再一起商量(第 37 章那第四回商量)。
前一种,是想出来的;后一种,是谈出来的。1995 年,两位哲学家就这两种办法,吵了一场。
1995 年 3 月,美国的《哲学杂志》同一期里,登了两篇长文:一篇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写给罗尔斯的商榷,一篇是罗尔斯的回应〔核:《哲学杂志》1995 年 3 月〕。本系列第 121 号第二十章、第 172 号第 26 章,都写过这场交锋。本书在这里只接住一处。
哈贝马斯的意思,大致是:原初状态,是一个人在脑子里替所有人想;可正义的规矩,应当是所有相关的人,在真实的、公开的讨论里,一起谈出来的。一个人再会换位思考,也不能替别人说出他们的理由〔核:哈贝马斯文,转述〕。他还说,罗尔斯把「政治的」和「道德的」分得太开了。
罗尔斯回应说:原初状态只是一个表述装置,是给真实讨论里的「你和我」用来理清思路的;而且,哈贝马斯自己那套讨论理论,其实是一套完整的哲学学说,而他的政治自由主义,只是一个政治的观念,更能让持不同学说的人都接受〔核:罗尔斯《答哈贝马斯》,转述〕。
哈贝马斯下手的,是第 21 章那一处:幕后只剩一个人。他接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一维:规矩要一群人一起谈出来,不是一个人替大家想出来。
哈贝马斯自己的办法,有一条核心的原则,大意是:只有那些所有可能受影响的人,作为理性讨论的参与者都能同意的规范,才是有效的〔核:哈贝马斯的「商谈原则」,转述〕。所有受影响的人,都要能开口——这比幕后只剩一个人,多了一整桌人。
这是一把同代互刃:两人同一代,互相砍,砍得都很认真,也都很有礼貌。
第 172 号判过:罗尔斯要结论碰头,哈贝马斯要理由和底子也碰头;真正结实的,是一起碰出来的那片土。第 121 号判过:两人都没回答「记在哪儿」。
本书接住后一句,往下说一步。
哈贝马斯的讨论,是谈出来的,比罗尔斯的一个人多走了一步。可谈出来以后呢?谈的过程里,谁让了一步,谁的理由被说服了,哪一条例外是在哪一次谈话里开的——这些,记在哪儿?下一回再谈,从哪一次谈的结果接着谈?他的理论里,讨论是一场一场的;讨论和讨论之间,没有一本阄书。
罗尔斯那边,是一个人想出来,想完就定,改的路不留痕(第 23 章)。哈贝马斯这边,是一群人谈出来,谈完就散,谈的路也不留痕。一个想出来,一个谈出来,两边都没有阄书。
初判:待验,暂不归类。
两人都在对方身上砍中了要害:哈贝马斯砍中了「一个人」,罗尔斯砍中了「完整学说」。可两人都没有转身去问:想出来的也好,谈出来的也好,那条路,记在哪里,怎样回头改规矩的来历。
第 37 章那第四回商量,老屋的用法谈出来以后,周越的女儿做了一件事。
她把那天每个人讲的来历,都写了下来:二姑讲的那台生锈的烤箱,爸讲的枣树底下那个下午,大姑讲的那一摞账单。又把商量出来的办法写在下面:东屋原样,西屋作坊,按市价交租,树一根枝不碰。最底下写:某年某月,老屋第二回怎么用,三家商量,孙女记。
她把这页纸,夹进了那张阄书的后面。
周静看了,说:「这一页,比阄书还细。阄书只写了怎么分,这一页写了为什么这么分。」
带走的话
想出来的规矩要人认,谈出来的规矩要人记;认了又记了,下一回才能从这一回接着谈。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哈贝马斯在自我界开了一扇门:规矩要一群人谈出来。两人共同关上的,是「记在哪儿」:想的路和谈的路,都不留痕。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谈出来的,比想出来的多乘了人和人之间那一项;可不记下来,这一回走通的,下一回接不上。
第 30 章,小钟那一千块,落在一间半屋子里、一辆推不动的菜车旁边,长出了和周越女儿不一样的日子。那一章借过森的一刀:基本善要转换成一个人实际能做的事,人和人转换的本事不一样。
这一章,把森和努斯鲍姆这一路,整个看一遍。
森是经济学家,也是哲学家。1999 年,他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核〕。书名本身就说明了他的立场:一个国家、一个人发展得怎么样,不看收入多高,看他们实际上享有多少自由——他称之为「实质自由」:一个人真正能做成什么、能成为什么的能力。
他举过很多例子:一个国家收入不低,可是妇女不识字、寿命短,那里的人的实质自由就很少;一个国家收入不高,可是教育、医疗办得好,那里的人能做的事反而更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 1990 年起发布「人类发展报告」和「人类发展指数」,不只看收入,还看寿命和教育,这一套思路,受了森的很大影响〔核〕。
2009 年,他又出版了《正义的理念》,批评罗尔斯那种先设计一个完美正义社会、再拿它去量现实的做法;他主张,与其去找那个完美的社会,不如在真实的几种选择之间比较,看哪一种能减少明显的不正义〔核:森《正义的理念》,转述〕。
哲学家努斯鲍姆,沿着森的路走得更远。她开了一张「核心能力」的清单,大约十项,包括:活到正常的寿命,身体健康,身体完整不受侵害,能运用感官、想象和思考,能有情感,能运用实践理性规划自己的人生,能和别人结成关系,能和其他物种、自然相处,能玩,能对自己的环境有所掌控〔核:努斯鲍姆的核心能力清单,转述〕。
她说,一个正义的社会,至少要让每个人在每一项能力上,都达到一条底线。
他们下手的,是第 30 章那一处:清单只数菜篮子,不看灶台。他们接住的,是现实界:身体,地方,环境,人实际上能做成什么。
这是一把顺流刃:顺着罗尔斯往前走。森一直说,他是站在罗尔斯的肩膀上:没有罗尔斯把眼光从「满足」移到「基本善」,就没有他从「基本善」再移到「能力」。
森还有一个说法,本书很喜欢:正义不必先有一张完美社会的蓝图,只要看得见眼前明显的不正义,就可以动手去减少它。这有一点像周静那张九格表:不必先画出一个完美的父亲晚年,只要看得见哪一格空着,就去补。
可是请留意森那本书的书名:以自由看待发展。他把能力,叫做实质自由。努斯鲍姆的清单,也是一张「能做什么」的清单。
也就是说,他们比罗尔斯走得更远的地方,是把自由从一个框,推成了一个人真正能做成的事——这已经很接近灶台了。可他们推的,仍然是自由这一只脚。他们是比他更彻底的自由中心。
努斯鲍姆的清单里,有几项已经碰到了另外两只脚:「能玩」,「能和别人结成关系」,「能有情感」。这几项,贴着幸福;「能运用想象和思考」,贴着创造。可在她的讲法里,它们都是「能力」,是「能做」,是一张清单上的一项一项;一件事从头到尾走没走通,几项能力之间缠没缠在一起,不在清单上。
初判:跃迁。〔待验〕
他们让自由这只脚,从框跃到了灶台边上:不再只数菜篮子,开始看一个人实际上做得成什么。这一跃,是真的,而且已经进了许多国家、许多机构的实际做法里。
可跃过去以后,他们仍然只立了一只脚,只是这只脚长得更结实、更贴地了;另外两只,在他们的清单里,被收成了能力的几项。
周越的女儿上大学以后,在课上学了努斯鲍姆的清单。她给同桌小钟打电话,说:「我拿这张单子,给你打了个分。」
小钟笑了:「打得怎么样?」
「活得长、身体健康这几项,你挺好。受教育、能思考这一项,高三那年,本来差一点,后来镇上开了补习课,补上了。能和人结成关系这一项,你和你奶奶,特别好。能玩这一项……」她停了一下,「你高三那年,好像一次也没玩过。」
小钟说:「现在能玩了。我在大学里参加了一个民乐社,学琵琶。」
周越的女儿说:「那你这张表,就全了。」
小钟说:「全了是全了。可我觉得,最要紧的不是哪一项全了,是学琵琶这件事,是我奶奶那辈人唱的调子,我想弹给她听。几项连在一起,才是我。」
带走的话
看一个人能做成什么,比数他手里有什么更贴地;可几样能力连在一起、一件事走通,才是一个人的日子。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森与努斯鲍姆在现实界开了一扇大门:从菜篮子看到了能做成什么。他们关上的,是仍只立自由一只脚,另两只收成清单上的几项。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实质自由比框贴地得多,常常不是零;可一项一项地数,数不出几项之间的那根线。
分老屋那天,饭桌上坐着五个人:父亲,舅舅,三兄妹。后来周静想起来,有几个人不在桌上:周越的妻子,周蕙的丈夫,还有那年十五岁的周越的女儿。他们没有份,可分家的结果,一样落在他们身上。
罗尔斯的幕后那张桌子,也有人不在上面。他身后有一批学者,专门去看:谁不在桌上。
1989 年,哲学家奥金出版了《正义、性别与家庭》〔核〕。她说,罗尔斯把家庭算进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却很少把正义的原则真正用到家里去:家务怎么分,谁为了照顾孩子放弃了工作,谁在离婚以后一无所有——这些,是很多不公平最早发生的地方。她问:幕后的人要是不知道自己的性别,他们会同意一个让照顾家人的那一方总是吃亏的家庭制度吗?
第 36 章说过,他在 1997 年的《再论公共理性》里专门回应过这一点。
周静那十年,就在这张桌子外面。
哲学家查尔斯·米尔斯,先在 1997 年出版了《种族契约》,后来在 2005 年写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理想理论》〔核〕。他说,罗尔斯的理想理论,只讲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该是什么样子,不讲一个真实的社会是怎样带着种族压迫的历史走到今天的;一个理论要是对这段历史闭上眼睛,它就会不知不觉地替现状遮掩。
第 1 章写过,他童年长大的那座城,是按种族分开的。本书不说那片土造成了什么;只说,米尔斯问的,正是那片土。
哲学家科恩,在 2008 年的《拯救正义与平等》等著作里,从另一个方向问〔核〕:罗尔斯说,正义的原则只管社会的基本结构,不管个人在结构里怎样选择。可是,一个有才能的人,要是非得多拿钱才肯多干,这份「激励」本身,是不是就说明他并不真心认同差别原则?正义,不只是制度的事,也是每个人日常选择的事。
第 28 章插过这面旗。科恩这一刀,砍的是「创造只是激励」那一格。
努斯鲍姆在 2006 年的《正义的前沿》里,列了三类在罗尔斯的契约里很难安放的人〔核〕:身体或心智有严重残疾的人——他们很难被看作「在一生里都能正常参与合作」的成员(第 30 章);别的国家的人——契约是在一个社会内部订的;还有动物——它们根本不能坐到桌边。
她说,契约的想法,总是预设坐在桌边的人彼此差不多、能互利;可正义最要紧的一些问题,恰恰关乎那些和我们差得很远、没法跟我们互利的人。
四位合在一起,是一把刀:幕外的人。他们各从一个方向,看见了幕后那张桌子上缺了谁:照顾家人的人,带着受压迫历史的人,在日常里做选择的人,没法互利的人。
他们接住的,是本书一路说的「来历」和「灶台」:一个人是从什么样的家、什么样的历史里走过来的,他的身体和处境让他怎样把手里的东西变成日子。
初判:待验,暂不归类;四人之中,米尔斯与奥金更近顺流刃,科恩与努斯鲍姆兼有回流。
这四位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要推倒罗尔斯,而是拿着罗尔斯自己的问题,去问他没问到的人。奥金问:幕后的人要是不知道自己的性别呢?米尔斯问:幕后的人要是知道这个社会的历史呢?努斯鲍姆问:坐不到桌边的人呢?他们用的,还是他那一招。
说句公道话:这四位多半没有焊死什么。他们的长处,是一个一个地把人请回桌边;他们的短处,本书只能说一句:请回来以后,这些人和桌边原来那些人,怎样缠在一起、一起长出新的规矩,四位说得不多。把人请回桌边,是第一步;让他们在桌边一起碰,是第二步。
分家后第五年,老屋西屋的作坊,要和东屋一起重新修一回,钱要三家一起出。周静说:「这一回,咱们换个坐法。」
那一回,饭桌上坐了九个人:父亲,舅舅,三兄妹,周越的妻子,周蕙的丈夫,周越的女儿,还有周蕙作坊里干了三年的那个韩家小孙女——她天天在西屋干活,修成什么样,跟她关系最大。
商量的时候,韩家小孙女说了一句:「西屋的灶,能不能往南挪一尺?现在揉面的时候,背对着门,有人进来都看不见。」没有人想到过这个。灶挪了一尺。
那一回的阄书,签了九个名字。
带走的话
看一看桌上缺了谁,是第一步;把他们请回来,让他们在桌边一起碰,是第二步。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幕外的人从三块地上各开了一扇门:家里的人(自我界),带着历史的人(理念与现实),没法互利的人(现实界)。门开了,桌边怎样一起碰,说得不多。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请回桌边,自由这一项补上了;灶挪一尺那一句,是请回来的人碰出的新东西,这才乘出了创造。
这一编两章,把他放到今天:一个机器替我们定下越来越多小规矩的时代。
第 62 章写机器本身:一台没有出生地、却满身是土的机器。它让「幕后的人会选什么」这件事,第一次可以被一遍一遍地跑出来。第 63 章写机器面前的人:算法知道你是谁,幕反过来了。
这两章,是随身三问交到你手里的地方:落在哪块地,另两块缠上没有?长出了什么?走通了没有?往后遇到一台机器替你定规矩,你自己问。
周越的女儿上大学以后,有一回拿周家分老屋的事,去问一个聊天机器人。她把情况写得很细:老屋三间,父亲健在,大姐照顾父母十年,二姐在省城,小弟在外地。然后问:怎么分才公平?
机器很快给了一个答案,条理清楚:老屋三份均分;考虑到长女多年照护,建议另从父亲存款中给予适当补偿,并以书面形式记录,经全体同意后签字。
她看完,愣了一下:这几乎就是当年那张阄书。
她又换了一个问法:「假设你站在无知之幕后面,不知道自己会是这家里的哪一个人,你会选什么分法?」机器给的答案,变成了:三份均分,不另作补偿,照护付出宜通过家庭内部协商另行解决。
她再换一个问法,把「照顾父母十年」写得更细一点,答案又变了。
她跟周静说:「大姑,同一台机器,我换个问法,它就换个答案。」
周静说:「那它跟人一样。」
罗尔斯那套理论的心,是一个问题:理性的人在幕后,会选什么样的原则?他的回答是两条原则,靠的是一套推理:最大最小,承诺的压力,自尊(第 17、28 章)。
几十年里,这个问题一直只能在脑子里答。它像一个「发现」:只要推理对了,答案就在那里。
后来,这件事可以拿出来试了。
先是实验室。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研究者请真人在实验室里模拟「幕后选择」:让他们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分到哪个收入位置,讨论之后选一条分配原则。结果,多数小组选的,不是罗尔斯的最大最小,而是另一种办法:在保证一条最低线的前提下,让平均收入尽可能高〔核:弗罗利希与奥本海默《选择正义》,1992 年,转述〕。
再后来,是机器。今天,有人让大模型扮演幕后的人,一遍一遍地跑这个问题;也有研究者用「无知之幕」的办法去测试人们希望人工智能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待核:相关研究的具体出处与结论,只写核到的〕。结果常常随着问法、设定、给机器的背景而变。
这件事,本书要说一句重话:「幕后的人会选什么」这一「发现」,在机器和实验面前,死了。
不是说罗尔斯的推理错了。是说:一件被当作「推对了答案就在那里」的事,一旦可以被跑成千上万遍,而且结果随着设定变,它就露出了它本来的样子——它不是一个被发现的答案,是一个在某种设定下长出来的结果。设定变了,结果就变了。
周越的女儿换一个问法,机器就换一个答案。这不是机器糊涂,是这个问题本来就是这样:幕后选什么,取决于幕后放了什么——放了哪张清单,放了多少关于这个家的来历,放了什么样的人。第 22 章说过,那片人造的土,是一份配方;机器让我们看清了:换一份配方,长出的东西就不一样。
它是发生,不是发现。
还有一件更有意思的事还要说清一件事:实验室里那个结果,不是说罗尔斯错了,也不是说他对了。它说的是:真人坐到一起、真的讨论过以后,选出来的,常常是一个带着底线的折中——既要保住最差的人,也要让大家的平均日子好一些。这个结果,是一桌人碰出来的,不是一个人推出来的。
:这台机器,是罗尔斯幕后那个人最像的样子。
它没有出生地,没有父母,没有两个弟弟,没有一座分开的城,没有战场上的三件事。它不知道自己是穷是富、是男是女。按罗尔斯的说法,它天生就坐在幕后。
可它满身是土。它是从人类写下的海量文字里训练出来的:那里面有几千年的书,有无数人的争吵和故事,有各种各样的偏见和来历。它没有一个位置,可它身上缠着无数个位置的土。
一台没有位置、却满身是土的机器。它恰好说明了一件事:幕后那个「没有来历的人」,是想象出来的;真实里,连一台没有位置的机器,也满身是来历。
那么,面对这样一台机器,本书给你三把刀,用来拆它身上的土。
第一把,查训练集。它是从什么文字里长出来的?那些文字,是谁写的,缺了谁的声音?一台机器要是只读过城里人写的东西,它替镇上的人出主意,就会带着城里人的土。
第二把,查目标函数。它被训练去追求什么?是让用户满意,是让回答看起来合理,还是别的什么?追求什么,就会长成什么。一台被训练去「让人满意」的机器,给出的公平答案,可能只是最不惹人生气的答案。
第三把,查部署建制。它被谁用、用在哪里、谁能改它、改了记不记?同一台机器,放在一家医院里分手术的先后,和放在一个家里帮着分老屋,是两回事。
放回周家那个问题上。周越的女儿给机器的说明,就是它的「训练集」的一部分;她问的方式,就是在给它定「目标」;她把三个答案抄下来、和阄书并排放,就是在做「部署建制」里最要紧的一件事:记下来,可以对。
三把刀,对应本书的三样:土,路,回写。机器也要问:你的土是什么,你的路往哪里走,你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谁、记在哪里。
公平起见,要说一句:他那一招,在机器面前仍然很有用。
问一台机器「要是你不知道自己会是哪一个」,常常能逼出一个比直接问更公平的答案;给机器定规矩的人,问一问「要是我不知道自己会是被这台机器评判的那一个」,也常常能看出偏私。幕,作为一道工序,在今天仍然好用(第 120 号的判断,本书一直认)。
只是,机器让我们看清了:这道工序跑出来的,不是一个唯一的、被发现的答案;它是一个在某种设定下长出来的答案。设定,要摆到桌上,要记下来。
周越的女儿后来做了一件事。她把机器给的三个答案,和当年那张阄书,并排抄在一张纸上:一个问法一个答案,每个答案底下,写上她那回给机器的是什么说明。
她发现:她给的来历越细,机器的答案越接近那张阄书;她给的来历越少、越像「幕后」,机器的答案越接近「三份均分」。
她把这张纸拿给父亲看。父亲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说:「这机器,你给它的越多,它越像舅舅;你给它的越少,它越像不认识我们的人。」
带走的话
一台没有出生地的机器,也满身是来历;问它「幕后会选什么」,答案随你给它的土而变——这说明那本来就不是一个发现,是一次发生。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机器在理念界里跑了成千上万次「幕后选择」,结果随设定变:发现死了,发生活着。三把刀,拆的是它在三块地上的土。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给机器的来历越少,它的答案越干净,也越接近那个没有「另记」的分法;乘出来的,是一份干净却单薄的公平。
第 26 章里那个小杜,后来换过一回工作。
他在网上投了三十几份简历,回音寥寥。他的一个同学,学历、年限都和他差不多,投了十几份,接到了七八个面试。两个人把简历摆在一起对,找不出什么差别。后来一个做招聘的朋友告诉他:现在很多公司先用一套程序筛简历,程序会看很多东西——住址,毕业年份,上一份工作做了多久,甚至用词的习惯。至于具体看什么、怎么打分,他们自己也说不太清。
小杜说:「它知道我的一切,我不知道它的任何事。」
这句话,前言里说过:幕反过来了。
罗尔斯的幕,是蒙在定规矩的人眼睛上的:定规矩的人,不许知道自己是谁、别人是谁,这样定出来的规矩才不偏。
今天,在很多地方,定规矩的是算法;算法把被定规矩的人看得清清楚楚,而被定规矩的人,蒙在幕后,看不见规矩。第 121 号判过:幕反过来了。本书接住,往下说三件事。
第一件。第 120 号说过:机会的真正平等,变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名单。
罗尔斯的第二条原则,要求职位和机会在公平的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 28 章)。一份招聘公告贴出来,谁都能投,这是开放。可要是投进去以后,一套看不见的程序先把一批人筛掉,而这批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筛、被什么筛,那么「开放」就只剩下了公告上的那一行字。机会仍然写着人人平等;名单,已经在看不见的地方排好了。
第二件。本书的三块地,每一块,都换了一个守门人。
脑子里想的:你看到什么新闻,什么观点被推到你眼前,什么话题你永远刷不到——守门的是推荐算法。
手上碰的:你借得到多少钱,你租得到什么房子,你的外卖多快送到,你排的是哪一个队——守门的是评分系统。
心里的我你他:你和谁成了朋友,谁的消息你先看到,你被推荐给了谁——守门的是社交算法。
罗尔斯的三种自由,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他替每一种都设计了一个守门的办法:幕,两条原则,政治自由主义。今天,三块地上真正站在门口的,常常是一段程序。这段程序,不是在幕后定的,而且它一刻不停地在知道你是谁。
第三件,也是最新的一件。
第 39 章讲过公共理性:在公共的会场上,要用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今天,有一些人工智能被训练得这样说话:遇到有争议的话题,给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说法,不站在任何一种完整的宗教或哲学学说上。某种意义上,公共理性被写进了训练目标里。
这是一件好事,它让机器不去替某一派压人。可第 39 章那个问题,在这里又出现了一回: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时,原文留在了门外。一台只会说「各方都能接受」的机器,讲不出那位老街坊心里那一尊像,讲不出周静那十年。它守住了公共理性的门,也把门外的来历,挡得更严了。
面对这一切,本书按本系列的规矩,问四个问题。
第一问:他的哪一处「发现」被机器做掉了?答:「幕后的人会选什么」(第 62 章)。它被跑成了千万次,露出了发生的本来面目。
第二问:大模型证实或反驳了他哪一条?答:证实了判断的负担(第 37 章):同样的材料,不同的设定、不同的「一生经验」,给出不同的答案;机器身上,也背着判断的负担。反驳了幕后只需要一个人(第 21 章):一台机器,换个问法就是换一个人;幕后从来不止一个人。〔以上两点为本书推论,待验〕
第三问:器具不再是一件可以随手放下的工具以后,哪根梁先晃?答:自我界那一格。一个人每天被推荐什么、和谁来往,被一套程序悄悄塑造;他的「我你他」,有一部分是机器缠出来的。罗尔斯那道护院子的墙,墙里面,已经住进了一台机器。
第四问:他那里有没有人与 AI 复合主体的先声?答:本书找到的最近一处,是第 42 章那支乐队:每个人只实现自己潜能的一小部分,靠别人补上其余;一个社会,像一支乐队。今天,乐队里坐进了机器。可他那支乐队里的乐手,都是人,彼此看得见;今天的乐队里,有一个乐手,看得见所有人,别人却看不见它。
还有一层,要替他说公道:这些守门人的出现,恰恰说明他当年那个问题有多要紧。一套规矩由谁定、定的时候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今天比五十年前更要紧;他那道幕,今天拿来测一测算法——「要是设计这套程序的人,不知道自己会被它怎样打分」——仍然一测就灵。
这一编开头说过:随身三问,在这里交到你手里。往后,一台机器替你定一条规矩——筛你的简历,给你打分,推给你一条消息——你可以自己问:
落在哪块地,另两块缠上没有?这条规矩,只看了你手上碰的那块地,还是也看了你的来历、你的处境?
长出了什么?它让你长出了新东西,还是只把你分进了一个格子?
走通了没有?你在这条规矩里,把自己的事走通了吗?走不通的时候,有没有一扇门,能让你把自己的来历说出来,并且被记下来?
小杜后来找到了工作。那家公司,用的也是程序筛简历,可他们多做了一件事:每一份被筛掉的简历,都会收到一封简短的说明,写着被筛的主要原因,还附了一句:如果您认为这个判断不符合您的实际情况,可以在这里补充说明,我们会有人工再看一遍。
那封说明信,小杜后来一直留着。信的最后一行写着:本次筛选规则于某年某月更新,更新原因:部分求职者经历中断被误判为稳定性不足。他说,看到这一行,他才知道,是在他之前,有人补过一页说明,才让这条规则改了。
小杜补了一页说明,写了他那三年换了两份工作,是因为父亲生病,他要回老家附近照顾。人工看完,给了他面试。
他跟周越说:「那一页说明,就是给我开的一扇门。程序知道我是谁,可它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那一页,让它知道了。」
带走的话
算法知道你是谁;你要争的,是让它也知道你是怎么过来的,而且把这件事记下来。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三块地都换了守门人:推荐算法、评分系统、社交算法。幕反过来了,机会平等成了看不见的名单;那一页补充说明,是一扇门。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只被程序分进格子,框是满的,路不是自己裁的,乘出来是零;能补一页来历、有人再看一遍,才乘出了一点。
这一编三章,是全书最后一段路:把前面拆开的、换好的东西,拿回日子里用。
每一章按同一个格式走: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用本书的办法拆一拆,哪些能直接拿来用,哪些要先松开;十个上下的日常场景;几条明天就能试的做法;一个小练习。
每个场景,都要落在罗尔斯身上:用的是他的哪一招,这一招在这里好用在哪里,又要补上什么。换一位哲学家还能原样照搬的场景,本书不写。
第 64 章写教育,第 65 章写健康,第 66 章写个人事业。随身三问,到这里正式交到你手里。
周越的女儿后来读完了哲学,回到县里的中学当了老师。第一年,学校就让她当了一个初一班的班主任。
她这一路走过来,是很有意思的一条路:高三那年,为了报哲学,和父母吵了一个夏天(第 48 章);大学四年,读的就是罗尔斯;毕业以后,回到了她出生的县里。第 6 章那张人生序列表,要是给她画,这一行是:土是县城的中学和四十二个孩子,那一步的不同,是从读书的人变成定规矩的人。
开学前一个晚上,她坐在宿舍里,面前摊着四十二个孩子的名单,要排座位、定班干部、定班里的规矩。她发现,每一件小事,都是一件「怎么分才公平」的事:谁坐前面,谁坐后面;谁当班长,谁当课代表;迟到了怎么办,作业没交怎么办。
她给周静打了个电话:「大姑,我读了四年罗尔斯,现在要给四十二个孩子定规矩,我反倒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了。」
周静说:「你就想想咱家分老屋那天。先分份,再抓阄,最后立阄书。」
这一章,就从那个晚上说起。
先说他自己。罗尔斯一辈子教书,在哈佛教了三十多年。第 6 章说过,他讲道德哲学史,总是先把对手讲到最强:遇到一位哲学家看上去说不通的地方,他先假定是自己没读懂。据学生的回忆,他给学生论文写的评语,常常比论文本身还长〔待核〕。
他的课,有几样习惯,学生们后来常常说起〔待核:以下细节据学生回忆的常见记述〕。他上课前会发讲义,把要讲的论证一条一条列清楚;他讲一位哲学家,会把那人最强的论证先讲完整,讲到学生觉得「这个人说得真对」,才开始问「那么,这里有什么问题」;学生提问,哪怕问得很粗,他也会先替学生把问题说得更清楚,再回答。
这几样习惯,本书要特别记下来,因为它们正好是他理论里写得少、课堂上做得多的东西:他在课堂上,让每一个学生的问题都开口,并且帮它长得更清楚。
还有一件事,是他的学生们本身。他在哈佛带出的学生里,后来出了一大批哲学家:内格尔、奥尼尔、博格、科斯嘉、赫尔曼、科恩(乔舒亚)、弗里曼、丹尼尔斯……〔核:常见记载,名单不全〕。有意思的是,这些人走的路,很多和他不一样;有几位,后来专门写文章批评他,本书前面引过好几位。一个老师,教出一群走自己路、甚至回头来批评他的学生,这是他在课堂上长出来的东西,比他书里写的任何一条原则都更像本书说的创造。
再说他的书。《正义论》里讲教育的地方不多,但几处都很要紧。
一处在公平的机会平等:出身不同、天赋相当的孩子,应当有差不多的机会;办好公共教育,是让家境不挡住孩子的路(第 1、27 章)。
一处在差别原则:他说,分配教育资源,不能只看它能不能提高经济效率,还要看它能不能提高处境最差的人的长远前景;教育的价值,还在于让一个人能享受他所在社会的文化,能参与社会的事务,从而给每个人一种对自身价值的稳固感受〔核:《正义论》§17,转述〕。
一处在正义感怎样长出来:第 36 章那三级——在家里,在团体里,在原则里。学校,正是那「团体」的一级。
到了《政治自由主义》,他还专门谈过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国家可以要求孩子的教育包括些什么?他的回答很克制:一个政治自由主义的社会,不要求每个孩子都被教成一个信奉「自主人生」的人;它只要求孩子的教育,让他们知道自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比如知道在这个社会里,改信、不信都不是罪——并且让他们将来能自食其力,能成为社会里正常参与合作的成员〔核:《政治自由主义》第五讲,转述〕。他说,政治自由主义要求的,比那种要把人人都教成「自由的个体」的学说要少。
这一处,很见他的分寸:在教育上,他不想替任何一家定「好的人生」,只想守住一条底线——孩子长大以后,知道自己有门,知道门能从里面打开。
还有一处,是自尊:每个人至少要在一个团体里,本事被人看见(第 42 章)。一个班,就是这样的一个团体。
四样东西,放进教室,可以直接用。
第一样,幕后测试。定一条班里的规矩之前,问一句:要是我不知道自己会是班里哪一个孩子——坐最后一排的,成绩最差的,家里最远的——我还赞成这样定吗?这一问,一问就能问出很多偏私。
第二样,差别测验。班里任何一个差距——谁多一次发言机会,谁坐前排,谁拿奖——问一句:这个差距,让班里最难的那个孩子好了没有?
第三样,真抽一次。凡是说「反正机会一样」的地方,就真抽一次,当着大家的面(第 29 章)。
第四样,把对手讲到最强。班里吵架,先让一方把对方的理由讲一遍,讲到对方点头,再说自己的。这是他的课堂,也是他的一生。
四样东西,各有一个最小的用法。幕后测试:定班里的规矩的时候,请全班一起闭上眼睛,想一想自己是班里最后一名的那个孩子。差别测验:学期末看一眼,班里哪一个孩子这一学期最难,这一学期的规矩,有没有让他好一点。真抽一次:连谁擦黑板都可以抽。讲到最强:每次班里有争论,先请双方交换,替对方说。
这四样,还可以合成一句话:在教室里,老师是定规矩的人,也最容易偏心;他的办法,第一是替老师挡住偏心,第二是替最难的那个孩子说话,第三是让规矩真的走一遍,第四是让每个人先听懂对方。这四样,都是先护住孩子,不被压。
也有三样,要先松开,才用得上。
第一样,幕会把孩子身后的土挡掉。幕后测试,挡得住老师的偏心,也挡得住老师看见一个孩子为什么总是迟到——他每天要先送弟弟上学。先用幕挡偏心,再让来历开口:这个孩子是从哪里来的,他的难处是什么。
怎样知道一个孩子身后有什么?不用多,一个问题就够:「你每天放学以后,到睡觉以前,在干什么?」四十二个孩子的回答,会是四十二片不一样的土:有的在补习班,有的在帮家里看店,有的在照顾弟弟,有的一个人在家等父母下夜班。
第二样,清单只数菜篮子。给每个孩子一样的资料、一样的课时,是菜篮子;这些东西落在每个孩子的灶台上,做出了什么,要一个一个看(第 30 章)。
第三样,规矩定了要能回头改。一条班里的规矩用了一个月,碰出了没想到的事,改;改的时候,写下为什么(第 23 章)。
还要补一样:一个班,不是一个人。第 21 章说过,幕后只剩一个人;可一个班,是四十二个人,还有他们背后四十二个家。规矩要是只由老师一个人在脑子里想出来,哪怕想得再周到,也碰不出孩子们自己想得到的办法。能让孩子们一起定的规矩,就让他们一起定。
【填志愿】第 48 章写过周家的那一场。这里只补一句:志愿表,也可以有一个背面。孩子报什么,是孩子裁的路;父母的担心、家里的处境,是这条路的土。罗尔斯那一招——「要是你们不知道我是你们的女儿」——在「为你好」要变成「替你定」的地方好用;可它挡不住、也不该挡住父母知道这孩子是谁。好的做法,是在志愿表的复印件背面,写下这个志愿是怎样一家人商量出来的。十年以后,孩子翻出来,看得见自己那条路的来历。
还要说一句:志愿表的背面,也是写给孩子自己的。十八岁的时候,一个人会以为这条路是自己一个人选的;二十八岁翻出来看,才知道那条路里,有父母那一夜没睡,有姑姑出的主意,有爷爷讲的一个故事。知道了这些,路不会变轻,可会变得有来处。
【分班】一个年级按成绩分了几个快班。罗尔斯会先问一句:分班的那个成绩,有多少是孩子自己挣的?第 27 章说过,分数有一半是天赋,一半是家里、学校、身边的人一起养出来的。所以分班本身,不能被说成是「应得」。那么,快班这个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快班的好讲义、好题目,有没有给全年级用?快班的学生,有没有一个时间去帮普通班的同学?这就是他的差别测验。要补的一步是:分班以后,每学期把「谁从普通班升上来、谁从快班下去、为什么」记下来,让分班这件事,有一本账。
那一年,她的年级真这样做了。有一个从快班下到普通班的孩子,在那本账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后面写着「本学期数学下滑,下学期可申请回升,需每周参加一次互助小组」,他后来说,比起「你被刷下来了」这几个字,这一行让他知道,路还在。
【排座位】周越的女儿第一天排座位,先想到的是抽签:最公平。可她又想起周静的话:先分份,再抓阄。她先把几件事摆出来:三个近视的孩子要坐前面;一个右耳听力不好的孩子,要坐在教室右边,好让左耳对着讲台;两个个子最高的,坐后面免得挡人。这些「份」分好以后,剩下的座位,全班当面抽签。最后,她把排座位的办法和缘由写在一张纸上,贴在教室后墙:「某月某日排座,以下几位因视力、听力、身高先定座位,其余抽签;一个月后重排。」这就是抓阄:先让来历开口,再真抽一次,再立一张阄书。
排完以后,有个家长来找她,说:「我家孩子个子也高,可他近视,你让他坐后面,他看不清。」她查了一下,那个孩子没有报近视。她跟家长说:「是我没问到。」当天就把他挪到了前面,在那张纸上添了一行:某月某日,某同学近视,补报,调至第二排。第 23 章说过:秤两头都能动,是好秤;秤旁边有个本子,才是公平秤。
【评三好学生】评优,最容易变成「老师喜欢谁」。罗尔斯会说:标准要在评之前公开定下来,对所有人都一样(第 17 章讲过「公开」这一形式条件);学生照标准去做了,就有「正当的期望」,不能事后改标准。周越的女儿让全班先讨论评选标准,讨论时请每个人先想想「要是我不知道自己是班里哪一个」,再定。标准定下来,写进班级的本子;评完了,每个当选的人后面,写一句为什么。第二年再评,先翻去年的本子。
第一年评下来,有一个孩子没评上,哭了。她去问,孩子说:「我按标准做了,每一条都做了。」她翻本子,果然,那孩子每一条都够,只是那一届名额有限,是投票投下来的。她没有改结果——改了,就是事后改规矩——可她在本子上添了一页:本届名额所限,某某同学各项均达标,未当选,特此记录;下一届,这样的情况可否增设名额,全班再议。第二年,全班投票,加了一个名额。
【一个「差生」】班里有个男孩,各科成绩都在最后几名,上课常趴着。办公室里有老师说:「这孩子,没救了。」
周越的女儿想起第 42 章那三节:自尊,是最要紧的基本善;一个人的自尊,要靠他在至少一个团体里,本事被人看见;人喜欢做越来越难、自己越来越能做好的事。
她去男孩家家访,发现他爷爷是个老木匠,他跟着爷爷做了好几年木工,会做榫卯。回来以后,她请他帮班里做一个放作业本的木架子,让他在班会上讲讲榫卯是怎么回事。那天,四十一个同学围着他看,他讲得脸都红了。
第二个月,他数学作业交得齐了。他跟老师说:「做榫卯也要算尺寸的。」
罗尔斯的「差生」,在第二条原则里,是要被差别原则照顾的最差的那个位置;在本书这里,他是一个在课堂上走不通、在木工台上走得通的孩子。「差生」这两个字,是一张标签;他爷爷那个木工台,是他的来历。老师要做的,不只是补给他资源,是在班里给他那个来历,开一扇门。
还要把一件事说清楚:让「差生」在一个地方被看见,不是为了哄他,也不是为了让他「补偿」别的地方。第 27 章说过,补偿是把一个人当成抽到了坏签的人;看见,是把一个人当成走过一段路、有一段来历的人。那个男孩后来说,他最记得的,不是老师夸他,是那天有个成绩最好的同学蹲在他旁边,问他「这个榫头怎么卡进去的」。那一问,是他在这个班里第一次被人当成「会一样东西的人」。
【考试之后】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家长群里就有人要求公布排名。周越的女儿想了一下:排名这件事,按罗尔斯的差别测验问,它让班里最差的那几个孩子好了没有?多半没有:他们只会知道自己又是最后几名。可排名也不是全无用处,有的孩子需要知道自己在哪里。她的办法是:不公布全班排名,每个孩子只拿到自己的成绩、自己和上次比的进退、全班的大致分布;有谁想知道更多,私下来问。这一条,也记进了阄书,旁边写着理由:排名要让每个孩子知道自己在哪里,不要让最后几名的孩子被所有人知道在哪里。
【用 AI 写作业】开学第二个月,班里有几篇作文,写得一模一样地通顺,一看就是机器写的。有老师主张一刀切:禁止使用。
周越的女儿换了个办法。她先在班会上请大家想:要是我不知道自己是会用机器的那个,还是家里没有电脑的那个,我赞成什么样的规矩?大家讨论出来:机器可以用,但要写明用在哪一步——查资料可以,改错别字可以,整篇代写不行;每篇作文后面,写一行「本文哪些地方用了机器」。第 62 章说过,一台机器满身是土,它给的答案随你给它的东西而变;一个孩子用了机器,要紧的不是框里许不许,是他自己在这件事里,长没长出东西。那一行「哪些地方用了机器」,就是这篇作文的阄书。
后来年级里有老师问她:这样写一行,孩子会不会就不用心写了,全让机器写,只在最后写一句「全文都用了」?她说:会有。可有了这一行,至少这件事是摆在桌面上的;摆在桌面上,才能讨论。她让那几个写了「全文都用了」的孩子,在班会上说一说:机器写的那篇,你自己读了几遍?哪一句你觉得不像你?有个孩子说:「它写我爷爷,写得太好了,不像我爷爷。」她说:「那你就照你爷爷的样子,改一句。」
【二胎家庭的老大】班里有个女孩,家里有个三岁的弟弟。她常说:「爸妈让我让着他,我是老大。」
生在前面还是后面,是一次抽彩(第 27 章)。周越的女儿在家长会后,跟女孩的父母聊了一回:请他们试着想一想,要是你们不知道自己会是家里的老大还是老二,你们赞成「老大就该让」这条规矩吗?两口子想了半天,说:让,是可以让,可不能总是她让。后来他们家有了一个小本子:姐姐哪一回让了弟弟,记一笔;攒到五笔,姐姐可以提一个要求,全家照办。周静听说以后,笑了:这是一个小小的「另记」。
那个小本子后来还有一个下文。弟弟上了幼儿园,有一天也拿着本子来找妈妈:「我让了姐姐一回,也要记一笔。」一家人都笑了。一本本子,让「老大就该让」这条从没说出口的老规矩,第一次被摆到了桌面上,而且改成了两个孩子都能用的样子。
【关上房门的青春期】初二的一次家长会上,好几个家长抱怨:孩子一回家就关门,敲都不开。
周越的女儿讲了第 9 章那张「进门敲门」的纸,又讲了第 40 章那扇小木门:一扇好门,能关,能进,能回,留痕。她说:孩子要一扇能关的门,这是他的地方,罗尔斯那道墙,要守住。可门和墙不一样:门要能打开。家长可以和孩子约一个「开门的时候」——每周有一个晚上,门开着,一家人各说一件这一周的事。约定写在门背后,谁也不许偷偷改。
有一位家长会后留下来,跟她说:「我儿子那扇门,我敲了半年没敲开。」她问:「您敲门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家长想了想:「我说,开门,妈妈跟你说件事。」她说:「那您试试换一句:开门,我想听你说件事。」一个月后,那位家长在群里发了一句:「门开了。」
【家长群里的「为你好」】家长群里,常有人发:「隔壁班都在补奥数了,咱们班要不要也请个老师?」然后一大串「我家孩子……」。
这是第 39 章那一处:在一个大家都要守的地方,讲理由要讲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周越的女儿在群里立了一条小规矩:凡是涉及全班的提议,请写清楚它对班里每个孩子——包括家里不方便、成绩最差的那几个——意味着什么;只讲「我家孩子」的,放到私聊里去。她还加了一句:大家可以先讲自己家的理由,这是可以的;只是在最后,要把它换成对全班都说得通的理由。——这就是附带条款。
群里一开始有人不服:「讲自己家的事,怎么就不行了?」她回:「行。您先讲您家的,讲完了,再想一想,这个提议对班里家里最难的那个孩子,是好是坏。两样都讲了,大家才好商量。」后来,补奥数的提议没通过;可有一位家长提的另一个办法通过了:每周三下午,几个数学好的家长轮流来教室,给想学的孩子讲一个钟头,不收钱,谁都能来。这个办法,是在群里吵出来的。
【一本班级阄书】这一学期下来,周越的女儿发现,她那个班,已经有了好几张纸:排座位的,评优标准的,作文用机器的,家长群的。她把它们订成一个本子,封面上写:初一(三)班·阄书。
学期末,她让全班一起翻这个本子:哪一条好用,哪一条碰到了没想到的事,要改。有一条被改了:排座位一个月重排一次,太勤了,改成半学期一次;改的那一页,写着:某月某日全班讨论,理由是刚熟悉同桌就要换,不利于互相帮助。
罗尔斯给了她定规矩的办法;这个本子,是改规矩的档案。那个会做榫卯的男孩,在本子的最后一页,画了一个木架子的图,底下写:本班作业架,某某做,某年某月。那个木架子,后来一直放在教室后面,放了好几届。
【班干部】选班干部,是另一件「怎么分才公平」的事。有人说,谁成绩好谁当;有人说,轮流当;有人说,投票。
她先用罗尔斯那一招:要是我不知道自己是班里哪一个,我赞成什么?大家讨论出来:投票,可以;但每个人都要有机会试一回某个职位,哪怕是一周。然后是差别测验:班干部这个「差距」——多一些责任,也多一些被看见的机会——要让班里最不起眼的那几个孩子也得益。最后定下:班长、学习委员按学期投票;另设十个「一周干部」,轮流当,每人一学期至少一回。
那个会做榫卯的男孩,当了一周的「劳动委员」。那一周,班里的扫帚、拖把,被他用木条一根一根修好了。
【转学来的孩子】第二学期,班里转来一个女孩,是从外省跟着打工的父母回来的,口音不一样,第一周一句话也不说。
这是第 61 章那一处:谁不在桌上。班里的规矩,是在她来之前定的;她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讨论。周越的女儿做了一件事:把那本班级阄书递给她,说:「这是我们班的规矩,你看看,哪一条你觉得不合适,或者你以前的学校有更好的办法,写在最后一页。」过了一个星期,女孩在最后一页写了一行:我们原来的学校,每个月有一次「说说家乡」的班会。第二个月,班里有了第一次「说说家乡」,她讲了她老家的一种面食,第二天带来给大家尝。
【家访】开学第三周,周越的女儿挨家做家访。四十二家,走了一个月。
她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一家,先不说孩子的成绩,先问三件事——孩子在家里哪儿写作业,放学后谁在家,家里最近有什么难处。问完了,回学校在本子上记一笔。
走完四十二家,她发现,本子上记的东西,比成绩单上多得多:有三个孩子,家里没有一张像样的桌子,是趴在床上写作业的;有五个孩子,父母都在外地,跟着爷爷奶奶;有一个孩子,家里开小饭馆,每天晚上要帮着洗碗到九点。
她拿着这个本子,去找了学校,申请在教室里留一个「晚自习角」,放学后开一个半钟头,谁都能来,有灯有桌子。第一天,来了九个孩子,其中三个,就是那三个趴在床上写作业的。
这是灶台:同样的作业,落在不同的桌子上。补上一张桌子,不替谁定该学什么,只是让作业有地方写。
【老师自己的偏心】第一学期快结束时,周越的女儿翻自己的课堂记录,发现了一件让她不太舒服的事:一个学期里,她叫起来回答问题最多的,是坐在前三排、安静听话的那十几个孩子;后排那几个爱插嘴、爱走神的,她很少叫。
她不是有意的。可罗尔斯那一招,本来就是为了挡住这种「不是有意的」偏心。她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每节课,叫起来回答问题的人,用抽签决定一半,另一半她自己叫。
用了一个月,她又发现一件事:抽到后排那几个孩子,他们常常答不上来,站着很尴尬。她想起第 23 章那台秤:原则和判断撞上了。她没有扔掉抽签,也没有假装尴尬不存在,改了一处:抽到谁,谁可以先说「我想想」,她先叫下一个,过两分钟再回来问他。改完了,她在自己的教学本上写:某月某日,抽签答问,增补「可先想想」一条,理由是不让答不上来的孩子当众难堪。
一个老师给自己立的规矩,也要一本账。
【被孤立的孩子】第二学期中间,班里有个女孩被几个同学孤立了:课间没人跟她说话,分组时没人要她。原因说不清,大概是一次小事,传来传去,传成了「她这个人不好」。
罗尔斯在这里能给的,是一条底线:谁也不能被拿去给别人的高兴抵账——几个人的小圈子热热闹闹,不能建立在一个孩子被排在外面上(第 7 章)。周越的女儿先把这条底线在班会上讲清楚:分组不许拒绝任何人;谁被拒绝了,老师来排。
可底线只能挡住最坏的事,挡不回那个女孩的自尊。第 42 章说过,自尊要靠在至少一个团体里被人看见。她打听到,那个女孩会剪纸,剪得很好。学校要办元旦的展板,她请那个女孩带着三个同学一起剪,其中两个,恰好是原来孤立她的人。一个星期剪下来,四个人在展板前面拍了一张照片。
这件事,她在班级阄书里记了一笔,没写名字,只写:某月,班里有同学被孤立,采取了两件事:一是分组不许拒人,二是请她带着同学一起做一件事。后一件,比前一件管用。
【毕业那天】初三毕业那天,周越的女儿把那本班级阄书,从头翻了一遍。三年,一共四十几页:排座位改过五次,评优标准改过三次,作文用机器的规矩改过两次,还有那一页「说说家乡」,那一页木架子的图。
她在最后一页写:本册交给下一届初一(三)班。前面各页,你们可以照用,也可以改;改的时候,请另添一页,写上日子、在场的人和缘由。
班里那个会做榫卯的男孩,后来考上了县里的职业学校,学木工。走之前,他在阄书的封底,刻了一个很小的榫卯的图样。
这一章的最后,把随身三问,放到一个孩子身上。
落在哪块地,另两块缠上没有?一个孩子这一周的事,是落在脑子里(学了什么),手上(做了什么、身体怎样),还是心里的我你他(和谁好了,跟谁闹了)?三块地缠上没有——他学的东西,有没有用到手上,有没有讲给别人听?
长出了什么?这一周,他有没有做出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哪怕很小:一道自己想出来的解法,一个木架子,一段自己编的故事。
走通了没有?有没有一件事,他从头做到了尾,做完心里是亮的?
这三问,比问「考了多少分」多问了两只脚。周越的女儿每个周五放学前,会让每个孩子花三分钟,在一张小纸条上答这三问。纸条不打分,不收,孩子自己留着。她说,一开始,大部分孩子只会写第一问,写「这周学了几何」;过了一个学期,有孩子会写:「这周学了几何,回家帮我爸算了院墙要多少砖(缠上了);我自己想出了一个算法(长出了);我爸说算得对(走通了)。」
一张纸条,三行字,是一个孩子一周的九格表的缩写。
这几条做法,都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条件,一个班主任、一对父母,明天就能试。
第一,定任何一条规矩之前,先问一句「要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孩子」。这是他的办法,挡偏心。
第二,问完那一句,再问一句「这个孩子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本书补的一步,让来历开口。问法可以很简单:家访,看一眼他的书桌在哪里;开学第一周,请每个孩子写一段「我家」;有孩子总迟到,先问一句「早上你在忙什么」,再说规矩。
第三,班里、家里任何一个差距,问一句「它让最难的那个孩子好了没有」。
第四,凡是说「反正机会一样」的地方,当面真抽一次。
差别测验还有一个家里的用法:兄弟姐妹之间,谁多得了什么,问一句这件事让家里最难的那一个好了没有。
第五,给班里、家里立一本阄书:每一条规矩,写上日子、在场的人、为什么;每改一次,另添一页。
第六,孩子的门,装插销,两边都能插;再约一个开门的时候。
第七,找到每个孩子的那一个团体:让他至少在一个地方,本事被人看见。
第八,新来的孩子,把规矩本递给他,请他在最后一页写一行。
给你家的孩子,或者给你自己,画一张一周的九格表。
| 长出了什么(创造) | 自己拿的主意(自由) | 走通了、心里亮(幸福) | |
|---|---|---|---|
| 脑子里想的 | |||
| 手上碰的、身体 | |||
| 心里的我你他 |
填的时候,有几条小规矩。还可以请孩子给你画一张。周越的女儿请班上的孩子,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画过一回,好几个家长看了,半天没说话:孩子给爸爸画的「心里的我你他×走通了」那一格,写的是「爸爸上个月陪我去钓了一次鱼」,那一整个月,只有这一件。
画完了,也可以给自己画一张。当老师的、当父母的,常常把孩子的格子填得很满,自己那张却一格一格空着。一个自己九格都空的人,很难帮孩子把格子之间的线连起来。
一格里可以不止一件事;一件事可以同时填进好几格——那正是格子之间的线。别拿别人家的孩子来比格子满不满;这张表只和上一周的自己比。
每天晚上,花五分钟,往格子里填一件小事。一周以后看一看:哪几格满,哪几格空。空的那几格,不要急着去填满;先问一句:这一格空着,是框的事,是灶台的事,还是格子和格子之间没有线?
周越的女儿后来在班上让孩子们都填过一回。那个会做榫卯的男孩,「手上碰的×长出了什么」那一格填得最满;「脑子里想的×走通了」那一格,第一周是空的,第八周,他填了一行:「数学课上,自己算出了木架子的尺寸。」
带走的话
教孩子,先用幕挡住偏心,再让孩子身后的土开口;规矩定了要真抽一次,改了要记下来。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三块地都在教室里:规矩(理念界),座位、木架子、课时(现实界),孩子和孩子、孩子和家(自我界)。他的四招开门;本书补的,是让来历开口、灶台看一看、改了留痕。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一个孩子在框里样样不缺,要是什么也没长出来、一件事也没走通,乘出来是零;那个「差生」在木工台上走通了,再回到数学课上,才乘出了一份真的。
这一章写健康。有一条规矩,要先说在前面:本书只谈怎样理解、怎样养成习惯、怎样和自己的身体、和病中的家人相处,不给任何诊疗和用药的建议。凡是涉及病情、治疗、用药的事,请听医生的。
父亲八十八岁那年冬天,中风了。
那天早上,周静去叫他起床,发现他半边身子动不了,话也说不清。送到县医院,抢救过来了,可右边的手脚,从此不太听使唤。
医生说,往后要做很长时间的康复,身边离不开人。
三兄妹在医院走廊里站着,谁也没说话。周静先开的口:「这一回,不能再像上一回那样了。」
她说的上一回,是母亲病的那十年。周蕙说:「姐,这回你别往前冲。」
周越说:「这回我多出钱,也多回来。」
周静摇摇头:「钱和回来都要。可最要紧的,是咱们先坐下来,把这回怎么分说清楚,写下来。上一回,没人说,就都落在了我身上。」
那天晚上,在医院楼下的小饭馆里,三兄妹第一次为父亲的病,坐下来商量。周越的女儿也来了,拿着一个本子。
先说他自己。第 5 章写过:1995 年,他第一次中风,此后又中风过几次,身体越来越差。后面那几本书——《万民法》《再论公共理性》《重述》——是在这样的身体里写完的;他的妻子、他的学生和同事,帮他整理、校订了不少文稿〔核:常见传记记载;具体分工待核〕。一个一辈子讲自由平等的公民怎样自己给自己立法的人,晚年的最后几本书,是在一群人手里完成的。
这一段,本书在第 5 章只写了几行。放到这一章里,要多想一会儿。一个人中风以后,手不听使唤,话说不利索,他那两种道德能力——有正义感,形成和追求自己的人生打算——一样也没少;少的,是把它们变成一本书的那些手和时间。那几年,把他的想法变成书的,是他身边的一群人。他的理论里,一个公民是自己给自己立法的;他的晚年里,一个公民的最后几本书,是许多双手一起完成的。本书不说这是反讽,只说:这一段,是他的一生写给他的理论的一个注脚。
再说他的书。《正义论》里,健康被放在「自然的基本善」里:健康、精力、智力、想象力,受社会制度影响,但不直接由制度来分(第 22 章)。第 30 章说过,他的理论先处理「正常情况」:公民在一生里都能正常参与社会合作;重病、残疾这些超出正常范围的情况,放到立法的阶段去处理。
到了后来的著作里,他也谈过医疗。他的意思大致是:医疗这件事,放在立法的阶段去定;一个社会该为公民提供怎样的医疗,要看它能让公民在一生里保持作为正常参与合作的成员的能力〔核:《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51,转述〕。他把医疗,看作是让公民保住那两种道德能力、保住公平机会的一种手段。
他的学生丹尼尔斯,后来沿着他的框架,专门讨论过医疗:他把保护健康,看作保护公平机会的一部分——一个人病了,他在社会里能走的路就窄了;医疗,是把这条路重新打开〔核:丹尼尔斯《公正的医疗》,1985 年,转述〕。
先说一句总的:在健康这件事上,罗尔斯那一套,护人护得最好的地方,是医院和社会的规矩;本书要补的地方,是一家人的日子。前一样,靠幕;后一样,靠阄书。
能直接用的,有三样。
第一,幕后测试,用在医疗的规矩上。一条排队的规矩、一个分床位的办法,问一句:要是我不知道自己会是哪一个病人,我赞成吗?
第二,「谁也不能被拿去抵账」。一个病人,不能因为救他「不划算」,就被放到一边(第 7 章)。
第三,自由前面的第零位。一个人连基本的照顾都没有,他那些自由,一样也用不上(第 31 章)。照顾病人,就是先把第零位补上。
这三样,放在一家人身上,意思很简单:家里的规矩,不能因为谁嘴甜、谁有钱、谁是儿子,就让谁的病先治、谁的照顾先到;一个病人不能因为「老了、救了也没多大用」就被放到一边;照顾一个人,先让他吃得上、睡得着、有人在。
要先松开的,也有三样。
第一,「正常范围」。一个家里,总有人不在正常范围里:老人,病人,还有照顾他们的那个人。他们不是边上的特殊情况,是一个家一段一段必经的日子(第 30 章)。
第二,清单。病人需要的,不只是医药费这篮子菜,还有灶台:谁在身边,谁陪他练,谁听他说话。
第三,幕挡住的来历。一个病人想怎么过他的病中日子,想在哪里康复,想见谁,这是他的来历和心愿,要让它开口。
换一个说法:医院的规矩,可以而且应该尽量不看你是谁;家里的照顾,一定要看他是谁。前者要幕,后者要阄书。
【谁先上手术台】父亲住院那一周,隔壁病床的老人,等一台手术已经等了半个月。家属很着急,托人找关系,想往前排。
有一天,家属在走廊里跟周越说:「谁有关系谁先上,这世道就是这样。」
周越想起了罗尔斯那一招。他说:「要是你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病人——是有关系的,还是没关系的——你赞成谁有关系谁先上吗?」家属不说话了。
一张手术排队的名单,该按什么排,是医生和医院的事,本书不说。本书只说罗尔斯在这里给的那一条:排队的规矩,要能经得起「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的检验;出身、关系、钱,不能成为插队的理由。还有本书补的一条:名单要是因为病情变了而调了先后,就该写下来,让等着的人知道,为什么别人先了。那一行字,是一张小小的阄书。
那个家属后来没有再找关系。一周以后,他家老人被排上了,因为病情有了变化。护士长在交接的本子上写了一行:某床病情变化,调整手术次序。家属看了那一行,说:「要是早知道是按这个排的,我也不着急找人了。」一张名单,最难受的不是排在后面,是不知道为什么排在后面。
【三兄妹轮流照顾】这一回,三兄妹商量了照顾的办法。
他们先让每个人把自己的难处摆出来:周静六十出头了,腰不好,不能再一个人扛;周蕙的作坊离不开人,但作坊就在老屋西屋,离东屋一扇门;周越在外地,可以每个月回来住一周,平时出钱请一个白天的护工;周越的女儿在县里教书,周末能来。
份分好以后,才排班:周蕙白天就近照应,护工白天帮手;周静管晚上,每周三个晚上,另外几个晚上周越的妻子来;每个月最后一周,周越回来顶;周末,周越的女儿来陪爷爷说话、下棋。
最后,一张照顾的阄书,签了五个人的名字,写明:半个月后,看父亲的情况和大家的身体,再议。
这一回,周静在阄书上加了一条,是她自己要的:每个人每月一整天假,谁也不许打电话找。这一条,是她那十年换来的。
排好班以后,周越的女儿提了一个主意:照着周静那本灶台账(第 32 章),做一张新的照顾表,左边排谁在,右边一栏写「爷爷今天做成了什么」。这一回,右边那一栏,由轮值的人每晚填。她说:「照顾表不能只看我们排得公不公平,还得看爷爷那边,这一天是不是过得下去。」
【病人自己的话】排班那天,父亲说话还不利索。周越的女儿蹲在床边,一个字一个字地听,听了半天,听明白了:「回老屋。东屋。」
医生说,身体稳定以后,在家里康复也可以,只是要有人照应,家里要做些改动。
三兄妹原来的打算,是让父亲住在周静家。可父亲想回老屋。罗尔斯会说:这是他的人生打算,是他的善,别人不该替他定。本书补一句:他想回老屋,不只是他的「善」,是他的来历——他砌的屋,他立的柱,他听得见隔壁女儿揉面的那扇门(第 40 章)。
后来,东屋改了:床挪到了靠那扇小木门的地方,床边装了扶手。父亲每天早上,能隔着门听见周蕙揉面。
父亲回老屋的那天,周静在东屋墙上,贴了一张父亲自己说的话,是周越的女儿帮他记的:「我砌的屋,我回来住。你们谁有空谁来,没空打个电话。别为我耽误你们的事。」底下是日期,和父亲用左手按的一个手印。
【术后康复】康复是很慢的事。头两个月,父亲的右手连一个勺子都握不住。他急,发脾气,有一回把勺子摔在地上。
周蕙想起了第 42 章那一条:人喜欢做越来越难、自己越来越能做好的事。她没有劝父亲「慢慢来」,而是把作坊里一小块面团,放在父亲的右手里:「爸,您捏一捏。」父亲捏不动。第二天,又捏。第十天,面团上有了几道指印。第三十天,他捏出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枣糕的样子。
那天他笑了,说了一句话,说得很清楚:「顺了一点。」
康复的每一步,是张力攒着、换一个法子、一下子松开的那股劲(第 11 章)。本书不讲康复该怎么做,那是医生和康复师的事;本书只讲,一个病人练的每一步,要是能落在一件他在乎的事上——一块面团,一面鼓,一局棋——这件事,就更容易走通。
练鼓,是后来的事。父亲右手捏得住面团以后,周越的女儿从学校借来一面小鼓,放在床头。一开始,他只能用左手敲,敲不成点。锣鼓队的老伙计来看他,坐在床边,用手在腿上拍着拍子,他跟着敲。一个月后,他能跟着拍子敲一小段了。
康复师来看,说:这个好,比光在那儿抬胳膊强。周蕙说:爸在乎的事,他才肯一遍一遍地练。
【照顾的那个人自己的身体】父亲出院后第三个月,周静的腰疼得起不来了。
她在床上躺了三天,跟周蕙说:「我这回知道了,照顾人的人,自己也得有人照顾。」
第 31 章讲过第零位:自由前面,先要满足基本的需要。照顾病人的人,她的第零位是什么?睡得着觉,腰能直起来,有一个人能替她两个钟头。一张照顾的阄书,要是只排了谁照顾病人,没排谁照顾照顾病人的人,它就漏了一格。
那一回,阄书上添了一行:照顾的人,自己身体有事,其他人顶上,不许硬撑。
【护工】白天请来的护工,是邻村的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姐,姓孙。孙姐做事很细,父亲很喜欢她。
有一天,周静发现孙姐中午从来不吃饭,一问才知道,她家里有个瘫在床上的婆婆,中午要赶回去喂一顿,来回一个钟头,饭就顾不上吃了。
周静想起了第 61 章那一处:谁不在桌上。照顾父亲的那张阄书,签了五个名字,没有孙姐的;可父亲白天的日子,一大半在孙姐手里。三兄妹商量了一下:孙姐中午回家那一个钟头,周蕙从作坊过来顶;孙姐的午饭,周蕙在作坊里给她留一份。照顾的阄书上,添了一行:孙姐每日中午回家一个钟头,由周蕙替班,午饭由作坊备。那一行底下,孙姐也签了名。孙姐签名的时候,手有点抖。她说:「我干了这么多家,头一回在人家的本子上写名字。」周静说:「你天天在这个家里,这个本子上,本来就该有你。」
【慢性病】周越这两年,查出了一种要长期注意的慢性病,医生让他改一改吃的、改一改作息。
他一开始,是照着一张清单过的: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几点睡,几点起。清单是一个框,框里什么都写得清清楚楚。可他守了两个月,就守不住了。
后来他换了一个办法:不只守清单,还给自己找了一件事。他每天早上陪父亲在院里走两圈,走完了,在作坊里帮周蕙称半个钟头的面粉。早睡,是因为第二天一早要陪父亲走;少吃油腻,是因为他发现吃完油腻的,早上走不动。
有一回,他跟周蕙说:「我以前以为,管住自己,就是给自己定一张清单,然后咬牙守。现在才知道,清单是要的,可光有清单,我守不了两个月。能守住的,是那些跟爸、跟你这个作坊连在一起的事。」
这不是治病的办法,治病听医生的。本书只说罗尔斯那个框和本书那道乘法,在一个人的身体上是什么样子:清单护住了「可以」和「不可以」;一个人真正守得住的,常常是那些和他在乎的事缠在一起、能一天一天走通的习惯。
周越后来发现,他守得最稳的一条,是早上陪父亲走那两圈。有几回下雨,他想偷懒,一想到父亲已经坐在门口等着,就起来了。一个习惯,一旦落在另一个人身上,就不只是自己的事了;它变成了两个人之间的一件事,走不走,都有人看着。
【凌晨一点还在刷手机】周越的女儿有一阵子,每天凌晨一点还在刷手机。第二天上课,眼睛都睁不开。
她自己也知道不好。可一到晚上,手就不听使唤。她说:「谁也没拦着我,我想睡就能睡。可我就是不睡。」
这就是第 11 章那个男孩的第一个周末,长大了的样子:框是满的,谁也没拦着;可什么也没长出来,一件事也没走通,乘出来是零。那种半夜一点的空,就是零的感觉。
她还发现,那半夜一点的空,和手机本身关系不大。那一阵子,她刚当班主任,白天一件事接一件事,没有一件是她自己想做、做完了心里亮的;到了晚上,她就想抓住一点什么,手机是最近的那样东西。
她后来发现,能让她放下手机的,不是一条「十一点必须睡」的规矩,是一件第二天早上要做的事:她答应了周末早上七点去陪爷爷下棋。为了那盘棋,她头天晚上十一点就睡了。
那盘棋,后来成了爷孙俩每个周末的事。父亲右手不利索,下棋用左手,慢;她也不催,一盘棋能下一个钟头。她说,那一个钟头,是她一周里最不想看手机的一个钟头。
【体检单】第 55 章写过父亲的体检单。那一张单子,周静一项一项看,哪一项偏高,哪一项结实。
一个人看自己的身体,也可以这样:别只看气色,一项一项看;看完了,毛病写清楚,结实的地方也写清楚。本书不讲每一项该是多少,那是医生的事;本书只借第 51 章那句话:体检不只查毛病,也要写哪里结实。一个只知道自己哪里有病、不知道自己哪里还结实的人,会被那张单子吓住。
周静后来想,这件事和第 22 章那张清单是一回事:清单只数菜篮子,体检单只数指标。可一个人的身体,也有它的灶台:他每天走不走得动,吃饭香不香,夜里睡得安不安稳,心里有没有一件盼着的事。这些,医生会问,家里人更该天天看。
【病床边的那场谈话】父亲中风住院的第二天,医生把三兄妹叫到办公室,讲了几种可能,最后说:有些事,你们一家人要商量。
那场谈话,周越的女儿后来说,比她读过的任何一本书都难。
本书不讲那种谈话里该做什么决定,那是每一家、每一个病人自己的事,也要听医生的。本书只讲一件事:那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让病人自己的来历和心愿开口。父亲那年春节说过(第 45 章):「考终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我要是哪天走,不求别的,求你们仨别为我吵架,求那张阄书上的字都作数,求我走的时候,你们都在。」这几句话,周越的女儿当时记在了本子上。那天在医生办公室里,她把本子拿了出来。三兄妹看着那几行字,没有吵。
一个人的心愿,在他还说得清楚的时候,被一家人记下来,就是一张最要紧的阄书。
那一页本子,后来也夹进了牛皮纸袋里(第 56 章)。纸袋里现在有了:分老屋的阄书,父亲回住东屋的一行,老屋第二回怎么用的记录,志愿表的背面,九个人签名的那一页,照顾父亲的阄书,还有这一页。
【轮椅和门槛】父亲出院回老屋那天,轮椅推到门口,推不进去:老屋的门槛有半尺高。
第 30 章说过,森和努斯鲍姆看的,是一个人实际上能做成什么;同一篮子菜,放在不同的灶台上,做出来的不一样。一个坐轮椅的人,和一个走得动的人,拿着同样的钱,前者要先过得去一道门槛。
周越请老木匠来,把门槛锯了,改成一道可以拆的活门槛:平时放下,挡风;轮椅要进出,拿起来。老木匠在门框上刻了一行小字:某年冬,为父亲轮椅改。
【照护者的长椅】第 31 章那几张朝南的长椅,旁边立着一块「照护者休息处」的牌子。父亲中风以后,周静又成了那里的常客:推着轮椅出来,在长椅上坐一会儿。
坐久了,她认识了好几个人:一个照顾瘫痪丈夫的老太太,一个照顾自闭症儿子的母亲,一个照顾两个老人的中年男人。他们常常一坐一下午,说说各家的难处,交换一些谁也教不了的小办法:怎样给卧床的人翻身不伤腰,哪家店能租到便宜的轮椅,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怎样让自己歇一歇。
后来,他们在长椅边上贴了一张纸:每周二下午,谁家实在走不开,其他几家轮流去替两个钟头。纸上写着几个名字,几个电话,和一句话:「照顾人的人,也有人照顾。」
这是第 42 章那一支乐队,长在了一片最难的土上:每个人都只撑得住自家的一小块,合在一起,撑住了几家人的日子。罗尔斯把社会联合,写成一支乐队;这张纸上的几个名字,是一支没有谱子的乐队。
【不在身边的那一个】周越在外地,一个月只能回来一周。他心里一直不好受:大姐二姐天天在,他只出钱。
有一回,他在视频里跟父亲下了一盘棋——周越的女儿把棋盘摆在父亲面前,父亲说走哪一步,她替他挪;周越在那头说他的。一盘棋下了一个多钟头。挂了视频,父亲说:「你爸这盘棋下得臭,还是小时候那个样子。」
周越后来跟周静说:「我知道我出的钱,替不了你们在身边的那些天。」周静说:「替不了。可你那一个月一周,爸是记着日子盼的。你那一盘视频的棋,他也记着。」
照顾的阄书上,添了一行:周越因在外地,每月回一周,每周两次视频陪父亲下棋;另出护工费一半。这一行,不是为了算清谁多谁少,是为了把一个不在身边的人,也写进这个家照顾父亲的来历里。
【挂号的手机】父亲复查那天,周越不在,周静带着他去医院。到了门口才知道,挂号改成了手机上预约,现场窗口只留了一个,排了几十个老人。
周静会用手机,挂上了。可她看着窗口前那一长排老人,想起了第 63 章:三块地,都换了守门人。一个不会用手机的老人,框里什么都有——他有看病的权利,有排队的权利——可在手机这道门前,他进不去。
她回来跟周越的女儿说了这件事。那个周末,周越的女儿在镇上的广场长椅边上,拉了几个学生,摆了一张桌子,教老人用手机挂号。第一天来了十几个,有一个老人学会了以后说:「我不是不会,是没人教过我。」
那个周末以后,教老人用手机的桌子,成了长椅边上的一个固定摊子,每周六上午摆。学生们轮流来,还做了一张写得很大的步骤图,贴在桌子上。有个老人学会以后,第二周带来了三个老伙计。
这张桌子,不替任何人决定去哪家医院、看什么病;它只是在一道新的门前,放了一个能扶一把的人。
【两本账】父亲中风的第一年,家里记了两本账。一本是钱:医药费,康复费,护工费,三家各出多少。另一本,是那张照顾表右边的一栏:爷爷今天做成了什么。
年底翻账,钱的那本,三家都说得过去。照顾表那本,翻出了几件事:有一个月,右边那一栏有十几天是空的,那是父亲情绪最低的一个月;有一周,右边那一栏天天写着「打鼓」,那是锣鼓队老伙计们轮流来的一周。
周越说:「钱那本账,告诉我们花了多少。这本,告诉我们花得值不值。」
这一章的场景,合起来说的是一件事:在身体上,罗尔斯那个框,和本书那道乘法,是两样东西。
框,护住的是「可以」:可以看病,可以排队而不被插队,可以自己决定在哪里康复,可以知道自己的病情。这个框,一样都不能少;少了一样,病人就会被压。
乘法,问的是另外两样:病中的日子,有没有长出一点什么——一块捏出形状的面团,一局下完的棋,一次隔着门听见的揉面声;一件事,有没有从头到尾走通——康复的一小步,一次安稳的出院,一场没有吵架的谈话。
反过来也要说:一个病人,要是框不满——被插了队,被当成「救了也没用」,自己的心愿没人问——那么,病中长出来的东西再动人,也是在一个会压人的地方长出来的,随时可能被压断。框,是先要守住的;乘法,是守住以后要去补的。
一个病人,框再满,要是这两样都是零,他的病中日子,就是一段只剩下等待的日子。
那年春节,一家人围着父亲吃年夜饭。父亲坐在轮椅上,右手还不太利索,用左手夹菜。饭吃到一半,他忽然说:「今年这一年,我这身子是不中用了。可这一年,我录了十一段水库的事,敲了三下鼓,隔着门听你二姐揉了三百多个早上的面。」
周静说:「爸,这一年,您没白过。」
父亲说:「你们也没白过。那张照顾的纸,你们签了名,我也按了手印。」
一年里,框守住了,乘法也在转。这一章的场景,合起来,就是这一顿年夜饭。
以下几条,都不是医疗的建议,是一家人相处的办法。每一条都很小,小到明天就能做;可每一条,都落在罗尔斯的一招上,或者落在本书补的那一步上。
第一,家里有人要照顾,先让每个人把自己的难处摆出来,再排班;排好了,立一张照顾的阄书,写明日子、在场的人,和「多久以后再议」。这一条,是抓阄的前一步:先让来历开口。
第二,照顾的阄书上,一定要有一行:照顾的人,自己也要有人照顾,每月有一整天假。
第三,病人自己的话,要让它开口,而且记下来。在他还说得清楚的时候,记下他的心愿。
第四,病人练的每一步,试着落在一件他在乎的事上。
第五,看体检单,一项一项看,毛病和结实的地方都写清楚;有疑问,问医生。
第六,家里的规矩、医院的规矩,都可以拿罗尔斯那一招问一问:要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病人,我赞成吗?
第七,家里请了外人帮忙照顾,把他也写进照顾的阄书,问一问他的难处。
第八,家里的老人碰上一道新的门——手机挂号、网上缴费——别只替他办了,教他一回,让他自己也进得去。
第九,给照顾的人自己,也找一张长椅:一个能坐下来、说说难处、互相替两个钟头的地方。
第十,照顾的阄书,每半年翻一次;病人的情况变了,照顾的人的身体变了,都要添一页。
给家里一位需要照顾的人,画一张九格表,就像第 41 章周静画的那样。
| 长出了什么 | 自己拿的主意 | 走通了、心里亮 | |
|---|---|---|---|
| 他脑子里想的 | |||
| 他的身体 | |||
| 他跟人的来往 |
这张表,最好让病人自己也看一看。父亲第一次看周静画的那张表,指着「他脑子里想的×长出了什么」那一格,说:「这一格,我想填一个:我想把修水库那年的事,从头到尾讲一遍,让孙女录下来。」那一年,周越的女儿录了十一段,每一段后面,都记着日期。
给自己也画一张。当照顾者的人,最该画:你照顾的那个人的九格里,有一格空着,常常是因为你自己的九格里,有好几格空着。
填一个月。然后,全家坐下来看一看:哪几格空着?空着的那一格,是缺钱(菜篮子),还是缺人、缺地方、缺一件他在乎的事(灶台),还是格子和格子之间没有线?
父亲中风后那一年,周静又画了一张。「他的身体×自己拿的主意」那一格,头两个月是空的;第三个月,填了一行:爸自己要求,每天早上在院里多走半圈。「他跟人的来往×走通了」那一格,第五个月填了一行:庙会,爸坐在轮椅上,用左手敲了三下鼓,锣鼓队的老伙计们都来了。
带走的话
一个病人的框,一样都不能少;可病中的日子要走得下去,还得有东西长出来,有事情走得通,还得有人照顾照顾他的人。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三块地都在病房里:排队的规矩(理念界),身体、轮椅、门槛(现实界),一家人和病人的心愿(自我界)。他的框护住病人不被压;本书补的,是让心愿开口、灶台看一看、照顾的人也被照顾。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框满而日子只剩等待,是零;一块面团捏出了形状,三下鼓敲响了,那一刻三项都在,乘出来不是零。
周越当组长的第五年,单位让每个组长自己拿一个调薪的办法:总额定了,组里八个人,怎么分,组长先出一个公式,报上去。
他在办公桌前坐了一个晚上,公式改了七八回。
按业绩分,最简单,可组里那个做后台保障的老冯,业绩永远是最低的——他的活,本来就不产生「业绩」,可组里要是没有他,前台谁也干不下去(第 8 章那回评先进,碰到过同样的事)。按资历分,老员工高兴,新来的两个年轻人会觉得这地方没有奔头。平均分,谁都说不出毛病,可去年顶着一个急活、连着加了三个月班的小郑(第 7 章),会觉得自己白干了。
他给周静打电话:「姐,你当年说分老屋,先分份,再抓阄,最后立阄书。调薪,能不能也这么弄?」
周静说:「能。你先别急着定公式,先让他们八个人,每人说一句,自己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
这一章,从那张调薪表说起。
先说他自己的事业。罗尔斯一辈子,几乎只做了一件事:想清楚什么是正义,然后一遍一遍地改。他发表的东西不算多;《正义论》从 1958 年那篇论文算起,写了十三年(第 4 章),出版以后又改了三十年(第 5 章)。据很多人的回忆,他对学术上的名声、行政上的职位都不太上心,不爱抛头露面,一生的大部分力气,花在教课、带学生、改自己的稿子上〔待核〕。放在今天那种讲究「产出」「曝光」的职场里,他大概不会是一个被考核表喜欢的人。
再说他的书。讲到工作和事业,他的书里有几处,是这一章要用的。
第一处,职位向所有人开放,而且是在公平的机会平等下开放(第 1、27 章)。一个人能不能得到一个职位,不该取决于他的出身。
第二处,差别原则(第 28 章):收入的差距可以有,但要让处境最差的人得益。
第三处,正当的期望(第 27 章):规矩先定好,一个人照规矩做了,就有权期望规矩兑现;不能事后改规矩。
第四处,在第 79 节讲「社会联合」的时候,他说过一段很少被人引用的话,大意是:社会分工的坏处,不是靠每个人都变成全才去克服的,而是靠在一个正义的社会联合里,人们都能做有意义的工作,不必卑躬屈膝地依附于别人〔核:《正义论》§79,转述〕。
第五处,在晚年的《重述》里,他比较过几种社会制度,特别说到一种他称为「财产所有的民主」的设想:不只是在事后用税收和福利去补穷人,而是在事前,让生产性的资产和人的本事,广泛地分布在公民手里,让每个人都有条件自己管好自己的事,作为平等的一员参与社会〔核:《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第四部分,转述〕。
这几处合起来,他关于事业的心思,大致是:一个人的路,不该被出身挡住;一个人的收入差距,要说得出理由;一个人的工作,最好是有意义的,而且不必依附于别人;一个社会,最好让每个人手里,都有一点能自己做主的本钱和本事。
这些心思里,最常被忽略的,是「不必卑躬屈膝地依附于别人」这一层。一个人有工作、有收入,不等于他在工作里是自由的;要是他的饭碗全捏在一个人手里,那个人一句话就能让他走,他在工作里就只能看人脸色。罗尔斯晚年那个「财产所有的民主」,心思就在这里:让尽量多的人,手里有一点不依附于别人的本钱——一门手艺,一点积蓄,一个能自己做主的小地方。
四样东西,放到工作里,可以直接用。
第一样,幕后测试,用在定制度上。一个调薪公式、一套考核办法、一条晋升规矩,定之前问一句:要是我不知道自己会是这个组里的哪一个——做后台的,新来的,业绩最好的,年纪最大的——我赞成这样定吗?
第二样,差别测验,用在任何一个差距上。领导多拿,骨干多拿,都可以;问一句:这个差距,让组里最难的那个人好了没有?
第三样,正当的期望。规矩先说清楚,年初说的,年底就要兑现;年底不能说「今年情况特殊,公式改一改」。要改,明年改,而且提前说。
第四样,把对方讲到最强。开会讨论一个方案,先请反对的人把方案的好处讲一遍,讲到提方案的人点头,再说它的毛病。
四样东西,各有一个最小的用法。幕后测试:定考核办法时,请每个人闭上眼睛,想一想自己是组里业绩最差的那一个。差别测验:年终分钱时,先看一眼组里收入最低的那个人,今年比去年好了没有。正当的期望:年初把规矩写在纸上,大家签字。讲到最强:每次开会,第一个发言的人,先替反对者说一遍。
也有三样,要先松开。
第一样,清单。工资是菜篮子;一份工作,能不能让一个人长出本事,能不能让一件事从头走到尾,是灶台。两个人拿一样的工资,一个在做越来越难、越来越能做好的事(第 42 章亚里士多德原则),一个十年干一样的活,他们的事业,是两回事。
第二样,应得。第 27 章说过,他把应得改判成了长出来的,这一条在工作里特别要紧:一个人业绩好,一半是他自己,一半是他碰上的项目、带他的人、他身后的家。可他把长出来的都当成了运气;本书说,长出来的,是来历,要被看见、被记下来。
第三样,一个人。第 21 章说过,幕后只剩一个人。一个组长一个人在办公桌前定调薪公式,定得再公平,也碰不出组里八个人加在一起想得到的办法。
还有一样,也要松一松:他那个「正当的期望」,保护的是照规矩做了事的人。可有很多活,是规矩里没写的——一个老员工默默带了三年新人,一个同事在别人家里出事时替他顶了一个月——这些人,照哪条规矩做的?没有规矩,就没有「正当的期望」。本书说,这些活,要有一个格子,至少要被写下来。
【调薪公式】周越听了周静的话,第二天开了一个会。他没有拿出公式,先请八个人,每人说一句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
老冯说:「我这一年,修了十一回系统,没一回写进业绩里。」小郑说:「我那三个月,是自己愿意的,可我想知道,愿意的活,算不算。」新来的一个年轻人说:「我这一年,大部分时间在跟着学,没干成什么大事。」一个老员工说:「我明年就退了,我想把我手里的几个老客户,好好交给年轻人。」
八个人说完,周越心里有了数。他拿出的公式,分了三块:一块按岗位,人人都有,这是底;一块按业绩,给前台;一块叫「看不见的活」,专门给那些不产生业绩、可是组里离不开的活——后台维护,带新人,交接老客户——由全组每季度一起评一次,评的时候,每个人写一句理由。
然后是差别测验:这个公式,让组里最难的那个人好了没有?最难的,是那个新来的年轻人:收入最低,也最没底。周越加了一条:新人的第一年,业绩那一块不算,改成「学会了几样本事」,由带他的人签字。
最后,他把公式和每一条的理由写在一张纸上,八个人签了名,最底下写:明年年初,全组再议。
罗尔斯给了他三招:幕后测试,差别测验,正当的期望。本书补了两步:先让每个人的来历开口,再把理由写进一张阄书。
【年终奖】年底,单位的年终奖发下来。周越发现,领导的奖金,是组员的好几倍。组里有人私下议论。
周越没有跟着议论,也没有替领导辩护。他拿第 28 章那道测验问了一句:这个差距,让组里最难的那几个人好了没有?他去查了这一年单位的情况:单位拿到了两个大项目,是领导去跑下来的,组里没有一个人被裁,工资也都涨了一点。这个差距,按罗尔斯的办法,是说得过去的。
他在组会上,把这件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末了说:「差距本身不丢人。丢人的是差距说不出理由。今年说得出理由,明年要是说不出,咱们再提。」
有人问:「那要是明年说不出呢?」
周越说:「那就按规矩提意见。能写进年终总结的,写进去;写不进去的,至少写进咱们组的本子里。」
【四十岁开店】周蕙四十岁辞职开店,这一路,前面各章写了很多:压箱底的论文(第 2 章),四十一版的方子(第 4 章),差一点熬不过的第五个月(第 43 章)。这里只补一件事业上的事。
店开到第六年,周蕙在镇上有了一点名气。县里有人来找她,说想投一笔钱,在县城开三家分店,统一装修,统一配方,她只管做「技术指导」。
她想了很久。钱,确实多;可她想起了小梅那家什么都有、却没人回头的店。她问来人:「三家分店的方子,还往墙上贴吗?还记刘奶奶的名字吗?店员能不能有一个本子,记老人孩子差个零头可以下次补?」来人说:「这些,统一化以后就不太好弄了。」
她最后没有答应。她跟周静说:「我不是不想做大。我是怕做大了,这家店就成了一个框:什么都有,可是跟这条街、这些人,没有线了。」
她后来换了一个办法:县城里有三个年轻人,想开自己的小店,她每人带三个月,方子可以抄,本子可以学,可店名是他们自己的,方子底下,要写上他们自己那条街上老人的名字。
这是罗尔斯晚年那个「财产所有的民主」的一个小样子:不是一个人做大,把别人变成依附于她的人;而是让更多的人手里,有一点自己做主的本事和本钱。
【被优化】周越单位的那个老冯,第六年被「优化」了:单位换了一套新的系统,后台维护外包给了一家公司,他的岗位没了。
那一天,老冯把工牌交上去,在楼下的台阶上坐了很久。周越下去陪他坐。
老冯说:「我不怪谁。系统换了,活没了,这是规矩。可我在这儿二十年,修了多少回系统,谁记得?」
罗尔斯的框,在这里护住了几样东西:补偿要按规矩给,不能少;老冯有权去找别的工作,没有人能拦他;他的公民身份,一点不变。这些,单位都做到了。
可老冯要的,不只是这些。他要的,是那二十年被记下来。周越回去做了一件事:把老冯这二十年修过的每一回系统——他从单位的旧记录里一条一条翻出来,一共三百多条——整理成一份材料,请领导签了字,交给了老冯。材料的最后一页,写着:某某同志在本单位工作二十年,承担后台维护,保障了全组的日常运转;岗位因系统更换取消,非个人原因。
老冯拿着那份材料,后来找到了一份新工作。面试的时候,他把那三百多条递了过去。对方翻了一会儿,说:「这比简历有用。」
【第一次当主管】韩家的小孙女,在周蕙的作坊里干到第六年,周蕙让她当了作坊的主管,管三个新来的徒弟。
第一个月,她很不习惯。以前她只管自己揉面;现在,要排班,要教人,要在徒弟做坏了的时候说话。她跑来问周蕙:「周姨,我不知道怎么管。」
周蕙没有教她怎么管。她把那本例外本、那张排班的纸(第 24 章)、那本记着四十一版方子的硬皮本,一起递给她:「你先把这几本翻一遍。这店里怎么定规矩、怎么改规矩,都在这里面。」
小孙女翻了三个晚上。第四天,她召集三个徒弟,第一句话是:「咱们先不说规矩。每人先说说,自己为什么来学这个。」
罗尔斯的书里,一个主管该是什么样子,没有写;可他那一招——先把私心挡在外面,再定规矩——她用上了。本书补的那一步——先让来历开口,定完了写下来——她是从那几本本子里学会的。
【新人没有练手的活】周越的组里,这两年来了两个年轻人。他发现一件以前没有过的事:新人没有练手的活了。
以前,新人进来,先做一些简单的活:整理资料,写初稿,核数据。做一两年,做熟了,再接难的。现在,这些简单的活,大部分被机器做了;新人一进来,面对的就是难的活,做不来,又没有一级一级往上爬的台阶。
这件事,罗尔斯的书里当然没有写。可第 42 章那条亚里士多德原则,在这里正好用得上:人喜欢做越来越难、自己越来越能做好的事——前提是,有一级一级的台阶。机器拿走了最下面的几级台阶,人就没法一级一级长了。
周越想了一个办法:每个新人,每个月必须自己动手、不用机器,做一件简单的活,做完了,由老员工对着机器做的那一份,一起看一看差在哪里。他管这叫「练手月」。一开始,新人嫌麻烦;三个月以后,一个新人说:「我自己做了一遍,才知道机器那一份,哪里是蒙的。」
还有一件事:他让那个明年要退休的老员工,每周带新人跑一趟老客户。老员工说:「这些客户,是我三十年一家一家跑出来的。机器能写方案,可机器不知道哪家老板喜欢先聊孩子、再聊生意。」
这是第 62 章说的,机器满身是土,可它没有位置;一个人的事业,是在一个位置上,一级一级长出来的。
【简历上的空白期】周静五十岁那年,照顾父母的十年结束以后,想出去找点事做。她去镇上一家超市应聘,填表的时候,工作经历那一栏,有十年是空的。
面试的人问:「这十年,您在干什么?」
周静说:「照顾父母。」
面试的人在表上写了两个字:待业。
第 34 章说过,一个人心里的那一边长出来的东西,在公共的那一边,常常没有格子;一个在家里照顾了十年老人的人,这十年,在简历上只剩「空白期」。
周静没有争。回家以后,周越的女儿帮她写了一页纸,附在简历后面:这十年,她每天管两个老人的吃药、吃饭、起夜;她跟医院打了几百次交道,排过多少次队,记过多少张单子;她一个人,把一个家的账,记了十年。最后一行写:这十年,不是空白,是另一种工作。
第二次去超市,周静把那一页纸递了过去。店长看完,说:「我们正缺一个管仓库的。管仓库,要的就是您这样心细、会记账的人。」
罗尔斯把一个人的出身和天赋,看作运气;本书说,一个人的来历,是一段路。简历上的空白期,是那段路没有被写下来的地方。
【顶着急活的那个人】第 7 章的小郑,后来成了组里的骨干。有一年,又来了一个急活,组里又有人说:「让小郑顶上吧,他能干。」
这一回,周越先问了小郑,然后照第 7 章那一回的办法,定了三条:加多少,小郑自己能说不;功劳写在他名下;一个月让他回一趟老家。然后,他又加了一条第 7 章那回没有的:这次急活,另派一个年轻人跟着小郑,一半的活,由年轻人在小郑带着下做。
小郑问:「带人更费劲,为什么?」
周越说:「一个人能扛,是本事;一个人一直扛,是这个组的毛病。这回你扛完了,下回得有人能接。」
罗尔斯的那一句——谁也不能被拿去给大家抵账——在这里护住了小郑。本书补的,是那一根梁:让一个人扛的东西,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去。
【同样的活,不同的牌子】周蕙作坊旁边,县里一家食品厂在招人,招正式工,也招临时工。正式工和临时工,干的是一样的活,站一样的流水线,工资、保险差了一大截。
镇上有人去干了临时工,干了三年,还是临时工。他来周蕙店里买枣糕,说起这件事,说:「我不怪厂里,规矩是这样定的。我就是想问一句,这个差距,凭什么?」
周蕙想起了第 28 章那一道测验:这个差距,让处境最差的人好了没有?她答不出来。她只能说:「这句话,你问得对。你把它写下来,下回厂里开会,递上去。」
本书在这里不对任何一家厂的用工做法下判断,也不对哪一种用工政策表态。本书只说:罗尔斯那道测验,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拿在手里,碰上一个差距,问一句「凭什么」。问出来,写下来,递上去,是第 40 章说的那扇窄门,开在一个人的工作上。
【退休那一年】第 11 章写过,父亲刚退休那一年,时间全是自己的,他说那是他这辈子最难熬的一年;后来去看那条老水渠,日子才又有了味道。
周越想起这件事,是因为组里那个老员工要退休了。他问老员工:「您退了以后,打算干什么?」老员工说:「没想好。先歇着。」
周越把父亲那一年的事讲给他听。老员工听完,想了一会儿,说:「那我退了以后,每个月回来一趟,给新人讲讲那些老客户。不要钱,就当是有个地方去。」
这一条,也写进了组里的本子:某某同志退休后,每月一次回组,讲老客户,自愿,不计报酬。
一个人的事业,不是在退休那天结束的;它要是能在另一个人身上接着长,它就还没有走完。
【周越自己的那一道坎】周越五十一岁那年,单位要提一个副处长。他干了二十多年,组带得好,大家都以为是他。最后提的,是一个四十岁的年轻人。
他难受了好一阵。有一天晚上,他跟周静说:「我觉得,那个位置,我是配的。」
周静没有顺着他说。她说:「你还记得罗尔斯那一条吗?应得是长出来的。你带组带得好,一半是你,一半是你碰上了一群好人,碰上了一个不太折腾的领导,还碰上了你闺女给你出的那些主意。」
周越说:「那我这二十年,就不算了?」
周静说:「算。可不是按『配不配』算,是按『怎么过来的』算。你这二十年,那本组里的阄书,一页一页都在。提不提你,是单位的规矩;你这二十年是怎么过来的,是你的来历。规矩可以不看你,来历不会没了。」
周越后来在组里的本子上,写了一页:本人今年未获提拔,组内工作照常;明年起,把组里的本子整理一份,交给接手的人。那一页,他写得很平静。
这是这一章最难的一个场景:罗尔斯那一刀——你不配,因为你以为是你的,其实是土里长的——砍在一个人最在乎的地方,是疼的。本书补的那一句,是一剂不太苦的药:你不是配不配,你是怎样走过来的;走过来的路,有人记着。
【屏幕上的派单】镇上有好几个年轻人,在给一个外卖平台送餐。其中一个,是第 48 章楼上那个上夜班的小伙子,后来换了这份工作。他有一回在周蕙店里等单,跟她说:「这活,什么都是屏幕上定的:派哪一单,给多少时间,超时扣多少。我连找谁说理都不知道。」
这是第 63 章那一处:规矩由一段程序定,它知道你的一切,你不知道它的任何事。罗尔斯那一招,拿到这里,是一道对定规矩的人的测验:设计这套派单规则的人,要是不知道自己会是哪一个骑手——是熟悉路的,还是刚来的,是年轻的,还是腿脚不太灵的——他会这样定吗?
本书不对任何一个平台、任何一项政策下判断。本书只说一件普通人能做的小事:那个小伙子后来和几个骑手,把每一回觉得不合理的超时,记在一个共用的本子里,写清楚时间、地点、原因——比如那天那座桥在修,绕了两公里。本子记满了一本,他们拿着它,去找了平台在县里的站点。站点的人翻了几页,说:「这几条,我们往上报。」
一个本子,是一扇门的开始。
【想自己开店的徒弟】韩家的小孙女当了作坊主管的第二年,跟周蕙说:「周姨,我想将来,自己开一家店。」
周蕙没有犹豫:「好。」
她跟小孙女定了一个约:再干两年,这两年里,作坊的账,让她学着管;进面粉、定价钱、排班,一样一样让她来;两年后,她要是真想开,周蕙借她一笔钱,不要利息,方子随便抄,只有一条:方子底下,写上韩家奶奶的名字。
周静听说了,问:「你就不怕她开了,把你的客人拉走?」
周蕙说:「镇上这么多人,一家店吃不完。再说,我当年开店,也是刘奶奶把方子给了我。一样东西,传出去才活。」
第 79 节那段话——不必卑躬屈膝地依附于别人——在这个作坊里,是一件很具体的事:一个徒弟,不必一辈子依附于一个师傅;她手里要有一点自己的本钱和本事。
【评职称】周越的女儿当老师的第六年,要评职称。评的标准里,有一条要发表论文,有一条要有公开课获奖,有一条要看学生的成绩。
她算了一下:这几年,她花在那本班级阄书、那四十二家家访、那个晚自习角、那张会做榫卯的孩子的木架子上的时间,哪一条也算不进去。
她去找了评审的老师,不是去要分,是去递了一份材料:她这几年做的那几件事,每一件写清楚做了什么、孩子们有什么变化,附上那本阄书的复印件。她说:「我知道这些不在标准里。我只是想让评职称的人知道,一个老师这几年,除了表格上的那几样,还做了什么。」
那一年,她没评上。可第二年,学校的评审标准里,加了一条:「班级管理与学生发展的创新做法,可提交材料,由评审组评议。」旁边写着:某年根据教师建议增补。
她说,她没评上的那一年,比评上还值:一条规矩,因为她递上去的那一份材料,改了一回。
【小梅的第二家店】第 43 章,小梅那家什么都有、却没人回头的店关了。她走的时候,周蕙跟她说了两句话:回去以后,先去找会做点心的老人,一个一个去聊;开张以后,一定找一个人,每个月来店里坐一上午,看你干活,说说哪里不对。
两年以后,小梅在她老家的县城,开了一家很小的点心铺。开张那天,她给周蕙寄来一张照片:铺子里也有一面墙,贴着三张老方子,每张底下写着一个老人的名字。
她在信里说,那个「每个月来坐一上午的人」,她找了她中学的班主任,一个退了休的老太太。老太太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来,坐一上午,吃两块点心,说几句话,有时候是「这个太甜」,有时候是「你今天脸色不好,歇一歇」。
她说:「第一家店,我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这个人。」
【看不见的活,在长椅边上】第 65 章那几张长椅边上,照护者们贴过一张纸:每周二下午,谁家实在走不开,其他几家轮流去替两个钟头。
那张纸,后来有了一个下文。镇上有一家社会组织,听说了这件事,来找他们,想把这件事做成一个正经的项目:请专门的人来替班,给照护者开几次课,还能申请一点补贴。
周静想了很久,答应了一半。她说:「钱和课,好。可那张纸上的几个名字,得留着。那是我们自己一家一家换出来的两个钟头,不能变成一张排班表,就把谁替过谁都忘了。」
项目后来办起来了。每一次替班,都记在一个本子上,写着谁替的谁,替了多久。年底,那个本子被拿去申请补贴,申请书里有一行:本项目中照护者之间互相替班共计三百余小时,此系无偿劳动,特此记录。
周静说,那一行,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看见,照顾人这件事,被当成一份「工作」写在纸上。
这一章的最后,把随身三问,放到一个人的工作上。
落在哪块地,另两块缠上没有?你的工作,是只落在手上碰的那块地(挣钱、完成任务),还是也落在脑子里(学会了新的东西),落在心里的我你他(和谁一起做成了事,谁因为你的工作过得好了一点)?三块地缠上没有?
长出了什么?这一年,你有没有做出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哪怕很小:一个新办法,一个带出来的新人,一份被别人接着用的材料。
走通了没有?有没有一件事,你从头做到了尾,做完心里是亮的?
再加一问,是罗尔斯留给我们的:你手里的这份工作、这份收入,和别人比,有没有差距?这个差距,说得出理由吗?让最难的那个人好了没有?
还可以再加一问,是本书补的:这份工作里,你走过的路,有人记下来吗?你自己记了吗?
第一,定任何一条考核、调薪、晋升的规矩之前,问一句:要是我不知道自己会是这里的哪一个人,我赞成吗?
第二,定之前,先请每个人说一句:自己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
第三,碰上任何一个差距——自己的,别人的——问一句:它让最难的那个人好了没有?
第四,年初说的规矩,年底兑现;要改,明年改,提前说。
第五,给「看不见的活」一个格子:带新人,修系统,交接老客户,照顾家人的那几年。
第六,给自己的工作立一本账:每年写一页,这一年长出了什么,走通了什么,哪一件事是和别人一起做成的。离开一个岗位的时候,这本账,比工牌有用。
第七,带一个人。你会的东西,要有人接着。
第八,新人进来,给他留几级台阶,别让机器把最下面几级全拿走。
第九,一件看上去不算工作的事——照顾家人,带徒弟,替邻居顶班——要是做了很久,把它写下来,当成一段工作经历。
第十,你要是到了该放手的年纪,把你会的东西,交给一个人;把你那本工作的账,交给接手的人。
给你自己这一年的工作,写一张阄书。
不是简历,是阄书。简历写你到过哪里;阄书写你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定过什么规矩,开过什么例外,和谁一起做成了什么,有什么是要「明年再议」的。
| 这一年 | 写一两句 |
|---|---|
| 我定下、或者照着做的规矩 | |
| 我开过的一个例外,为什么 | |
| 我和别人一起做成的一件事 | |
| 我带过的人,或者带过我的人 | |
| 我长出的一样本事 | |
| 我从头走到尾的一件事 | |
| 明年要再议的一件事 |
写完了,签上名,写上日子,放在一个你找得到的地方。明年这个时候,拿出来,再写一张,放在它后面。
周越这一张,写到第七行,「明年要再议的一件事」,他写的是:组里那个「看不见的活」的评法,今年评得有点像人情分,明年要想个办法。
带走的话
工资是菜篮子,事业是灶台;差距要说得出理由,来历要被写下来,会的东西要有人接着。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三块地都在工作里:调薪的规矩(理念界),工资、工牌、机器拿走的台阶(现实界),带人、被带、交接老客户(自我界)。他的几招护住了人不被抵账、差距要说理由;本书补的,是看不见的活有格子,空白期被写下来,会的东西有人接。
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一个人辞职、换工作、被优化,框都在;可一份工作要是什么也没长出来、一件事也没走通、会的东西没人接,乘出来是零。老冯那三百多条、周静那一页纸,让零变成了一份来历。
从分老屋那天的饭桌出发,这本书走了六十六章。
走过一个人的一生:巴尔的摩的两个弟弟,普林斯顿那篇写罪与共同体的论文,太平洋上的三件事,一份改了十三年的手稿,一本又改了三十年的书。走过他接手的题:一架加总的秤,一双看得见道德的眼睛。走过一根柱子,和它在三块地上长出的三种自由。走过一张九格的表,两张并排的表,五位辩护人,一次体检,一个根,四件替换。走过他身后那些在柱子旁边吵的人,走过一台没有位置、却满身是土的机器,最后走回了教室、病房和工位。
现在,回到老屋。
走这一路,本书用的只有一套话:七个大白话词,三块地,三只脚;一张三行的图纸,一台三拍的小发动机;一道乘法,一张九格的表。你要是读到了这里,这套话,大概已经是你自己的了。
判词,全书只有一句:
他把意义的三只脚锯成一根自由的柱子,再把它插进理念、现实、自我三块地——每块地上,只长自由这一格。
拆开,是五条判决。逐条再看一遍:证据在哪里,反证在哪里。
判决一,一根柱子。他打开的:谁也不能以更大的好为名拿一个人抵账(第 7、13、54 章)。他关上的:三只脚收成一个,一切从自由出发(第 12、13、14 章;第 4、5 章里自由四十多年始终排第一)。反证最近处:§82 与「基本需要」一段,他自己在柱子底下垫了砖(第 31、54 章)。结论:立。
判决二,理念自由。他打开的:定规矩那一刻不被私利绑住,原则与判断两头能改(第 17、18、23 章)。他关上的:只活在理念界,是一个人的自由,原则是选出来的(第 20、21、17、22 章)。反证最近处:弗里曼说人造的土有真实来处,丹尼尔斯说土能以理论身份进秤(第 50 章);本书据此把话说得更准,判决不变。结论:立。
判决三,现实自由。他打开的:自由有价格,应得是长出来的,基本需要先于自由(第 26、27、31 章)。他关上的:乘法拆成两本账,清单量不到转换(第 26、30 章)。反证最近处: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那一格是乘着算的(第 26 章)。结论:立。
判决四,自我自由。他打开的:改信改道不丢身份,正义感一级一级长出来(第 34、36 章)。他关上的:自我先于目的,自我界的生长被关进私人院子(第 35、38、39 章)。反证:公民不服从与附带条款,两扇窄门(第 4、39、40 章)。结论:立,收窄一句——院墙上留着两扇窄门,门通到具体的规则,不通到规矩的来历。
判决五,三格自由,六格空白。他打开的:创造与幸福在第三部分留下了真实的影子——一支乐队,亚里士多德原则,自尊(第 42 章)。他关上的:影子排在正当之后,三格之间不缠(第 41、43、44 章)。反证最近处:《重述》第五部分「政治社会的善」(第 44 章)。结论:立。
导读里立过三条推翻条件,外加一条给本书自己的。报账如下。
第一条:若有把创造或幸福立为与自由同位、且不以「自由的价值」或「善」身份出场的原则,判决一错。查了 §32、§63、§82、§83 与第三部分,以及《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报:未被推翻。差一步的地方,是「基本需要」与「能有成效地行使」:他写出了一半乘法(第 31 章)。
这一条,本书查得最细,也最想被推翻:要是真有那样一处,他和本书之间,就只剩说法上的差别了。
第二条:若有让自我界的理由回写公共规则的程序,判决四要收窄。查了《正义论》§55—59、《政治自由主义》第五、六讲、1997 年《再论公共理性》。报:部分坐实。据此,判决四收窄一句(第 40 章)。
第三条:若三种自由在他那里有互相生成的论述,判决五错。查了《重述》第五部分。报:未被推翻。差一步的地方,是「政治社会的善」:影子往前挪了一步(第 44 章)。
这一处,本书只核到了大意;核到原文以后,这一条的报账,可能要改。
第四条(本书给自己立的):路据挡不挡得住身份与旧账。报:待验。本书只在周家这一户里走过一遍(第 27 章),第 56 章的三项检验还没有人做;结果出来以前,路据只是一个候选的词。
凡是差一步、部分坐实的地方,都登入附录六「本书自认最弱处」。
| 他打开了什么 | 他又关上了什么 |
|---|---|
| 谁也不能以更大的好为名拿一个人抵账 | 意义三视角收成一个,一切从自由出发 |
| 定规矩那一刻不被私利绑住;原则与判断两头能改 | 理念自由只活在一块地上,是一个人的,原则是选出来的 |
| 自由有价格;应得是长出来的;基本需要先于自由 | 乘法拆成两本账;清单只数菜篮子,看不见灶台 |
| 改信改道不丢身份;正义感一级级长出来 | 自我先于目的;自我界的生长关进私人院子,只留两扇窄门 |
| 创造与幸福留下了真实的影子 | 影子排在正当之后;三格之间不缠,没有梁 |
他看见了那么多,为什么还是把另外两只脚盖在了影子里?
第 55 章摆过五样土:加总的对手,冷战的年代,康德的遗产,一部以权利法案为根的宪法,一个对「好的人生」很谨慎的哲学传统。在那片土里,幸福的一副面孔会吃人,另一副面孔太私人;创造多半是市场上的激励。只有自由那一边的土是软的,根就往那边长。
可是本书一直守着一句话:起源不定罪。知道盖子是怎样盖上的,不是为了怪他,是为了知道:在别的土里,这个盖子可以掀开。他自己也掀过一次——1993 年,他把第三部分那套人生学说拿掉的时候,是掀开了一个盖子,只是掀开以后,又盖上了一个更轻、更有礼貌的盖子:墙。
还要把话说回他那一边:在他那片土里,把自由立成柱子,是替很多人挡住了很多压。一个在宗教战争的余烬里、在种族隔离的城里长大、在极权与冷战的年代里写书的人,把「谁也不能被拿去抵账」「谁也不能被逼着换掉信仰」立在最前面,本书认它是对的,是那片土上最要紧的一道墙。
我们从他那里,带走四样。
带走幕这道工序:定规矩之前,问一句「要是我不知道自己会是哪一个」。它挡偏私,在今天,在算法面前,仍然一问就灵。
周家分老屋的时候用过,周越定调薪公式的时候用过,周越的女儿排座位、立班里的规矩的时候用过。它是这本书里用得最多的一件工具。
带走「应得」的改判:你以为是自己挣的,一半长在土里。只是本书往下多走一步:长出来的,不只是运气,是来历。
带走反思平衡:原则和判断,两头都能改。本书给它配一本档案,按判例的三条老规矩用(第 23 章)。
带走自己拆自己的勇气:一个人肯在最有名的书出版二十年后,白纸黑字地写下「那一部分不现实」,他的体系,就是活的。
本书拆他,也是学他:本书在第 56 章给自己写了五种死法,哪一种坐实,就改哪一处。
把三样东西,留在他那里。
留下「一次定好」:幕后一次选定、从此成为阿基米德点的那种定法。规矩要能一轮一轮地改,而且改的路要留痕。
留下「自立」:一个不从任何人的院子里取材料、院子里长出来的东西也回不到它的来历里去的政治观念。规矩要有门。
留下「自由的第一性」:除了底线自由那一格(第 11 章),自由不是一切的前提,是三只脚乘出来的一个积。自由是一道承重墙,可承重墙不是整座房子。
留下这三样,不是扔掉,是放回它们该在的位置:一次定好,放回「一站」的位置;自立,放回「有门的墙」的位置;自由,放回鼎的一只脚的位置。
本书自己,也往这张桌上放了一个词:路据(第 27 章)。它还没验过,是候选,不是结论。
还要说一段今天。
他那道幕,是蒙在定规矩的人眼睛上的。今天,定规矩的常常是一段程序,它把你看得一清二楚,蒙着幕的反倒是你(第 63 章)。「理性的人在幕后会选什么」,这件被当作发现的事,在机器和实验面前,被跑成了千万次,结果随设定而变;它露出了本来的样子:不是发现,是发生(第 62 章)。
所以,在今天,他那一问更要紧了:定这条规矩的人,要是不知道自己会被它怎样对待,还会这样定吗?本书补的那一问,也更要紧了:这条规矩,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它把我分进格子的时候,有没有一扇门,让我把来历说出来,并且被记下来?
一台机器,再聪明,也只能在它被给的那片土上长;给它的土,谁定,怎样定,定了记不记,是今天定规矩的人最该问的事。这件事,罗尔斯没有赶上;可他那一问,和本书补的那一问,合起来,正好是今天用得上的一对。
最后,回到周家。
分家后第十年的清明,一家人又回到老屋。父亲坐在轮椅上,在东屋门口,枣树底下。枣树还在,一根枝没碰。
周静从柜子里拿出那个牛皮纸袋,一页一页摊在当年那张分老屋的饭桌上。
第一页,是分老屋的阄书:三份照分,长女侍奉父母十年,此项另记,诸人无异议。第二页,是父亲每年夏天回住东屋一月的那一行。第三页,是老屋第二回怎么用的记录,底下是孙女的字。第四页,是志愿表的背面。第五页,是九个人签名的那一页,灶挪了一尺。第六页,是照顾父亲的阄书,孙姐也签了名。第七页,是轮椅那道活门槛的记录。第八页,是父亲口述的十一段修水库的事,孙女整理的目录。
那张纸已经有点发黄,舅舅的签名旁边,多了一个小小的黑框——舅舅是前年走的。
周越的女儿问:「大姑,这么多页,要不要重新抄一张总的?」
周静摇摇头:「不抄。一页一页留着,才看得见这个家是怎么过来的。」
周越说:「那以后,还往里添吗?」
周静说:「添。你们谁家有事,爸有事,这个家有什么新规矩,都往里添。等我们也老了,交给孩子们,让他们接着添。」
周越的女儿说:「那这袋子,就是咱家的那本书了。」
父亲在轮椅上听着,笑了,说了一句很清楚的话:「一本书,写不完才好。」
父亲伸出左手,在最后一页的空白处,按了一个手印。周静在旁边写上了日子。
然后,她把纸袋翻过来,在背面又写了一遍那一行字——几年前,她在纸袋正面写过同样的话:
以上各页,均可再议。
带走的话
规矩要有人真抓过,来历要有人写下来;写下来的,还要能再议。
本书目按类排列。外文著作列原书名与初版年份;中译本的译者、出版社与年份,凡本书未能逐一核对者,标〔待核〕。本书正文引罗尔斯原著,以转述为主;需要原话处只引一句,附出处(体例见导读与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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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Norman Frohlich and Joe A. Oppenheimer. Choosing Justice: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Ethical The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107. 以「无知之幕」测试人们对人工智能原则之偏好的相关研究〔出处与结论待核〕。
108. 德麦国际专著第 120 号《130 年哲学思想史解读》,第二十八章。
109. 德麦国际专著第 121 号《发生落点》,第十九、二十章。
110. 德麦国际专著第 172 号(哈贝马斯卷),第 26 章。
111. 《谁握住了哪一面》(写作中),第 3 章。
112. 本系列合订本及康德卷、亚里士多德卷、萨特卷、罗蒂卷〔书名与编号以系列目录为准〕。
113. Nancy Fraser. "From Redistribution to Recognition? Dilemmas of Justice in a 'Post-Socialist' Age." New Left Review 212 (1995).
114. Axel Honneth. Kampf um Anerkenn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2.(中译《为承认而斗争》,译者与版次〔待核〕)
115. Nancy Fraser and Axel Honneth. 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 London: Verso, 2003.
116. Elizabeth S. Anderson. "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 Ethics 109, no. 2 (1999).
117. Ronald Dworkin. "What is Equality? Part 2: Equality of Resources."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0, no. 4 (1981).
118. Eva Feder Kittay. Love's Labor: Essays on Women, Equality, and Dependenc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19. Edgar S. Cahn. No More Throw-Away People: The Co-Production Imperative. Washington, DC: Essential Books, 2000.
120. 普通法「遵循先例」「区别」「推翻」的一般说明,据通行法学教科书〔具体版本待核〕。
本书正文只用一套大白话;这张表,给想对照原著或本系列其他各卷的读者。
| 他的词 | 本书的大白话 | 本书思想工具里的说法 | 首见 |
|---|---|---|---|
| 原初状态 | 一场只在脑子里开的会;人造的土 | E′:幕后那片配好的土 | 导论,第 17 章 |
| 无知之幕 | 幕 | 拉幕:把土挡在规矩的来历之外 | 导论,第 20、24 章 |
| 基本善 | 菜篮子清单 | 土在幕内的替身 | 第 22 章 |
| 反思平衡 | 校秤(第 120 号) | 理念界里唯一的回写 | 第 23 章 |
| 暂定的定点 | 还在正在成形的砝码 | 正在成形的标记 | 第 23 章 |
| 字典式次序 | 查字典先比第一个字 | 123 原理第一拍被排序卸掉 | 第 25 章 |
| 自由的价值 | 自由的价格 | 乘法被拆成两本账 | 第 26 章 |
| 自然抽彩 | 牌是土里发的 | 来历被当成运气 | 第 27 章 |
| 差别原则 | 差距要挣它的正当性 | 创造只作激励的影子 | 第 28 章 |
| 纯粹程序正义 | 公平要真的抓过一次 | 抓阄的根据 | 第 29 章 |
| 四阶段序列 | 一层一层揭幕 | 路只准往下走:D=G(S) | 第 29 章 |
| 重叠共识 | 结论碰头 | 理由各归各,院子之间是墙 | 第 38 章 |
| 公共理性 | 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 | 理由在门口翻译,原文留在门外 | 第 39 章 |
| 社会联合 | 一支乐队 | 自我界×创造的影子 | 第 42 章 |
| 亚里士多德原则 | 越做越难、越做越好的那股劲 | 自我界×幸福的影子 | 第 42 章 |
| 自尊(的社会基础) | 抬得起头 | 自我界缠在一起的样子 | 第 22、42 章 |
| 自由 | 框 | 自由律:在约束里裁出原本没有的新路 | 导论,第 14 章 |
| (无对应;他叫「运气」或「应得」) | 路据:一段在关系里走过、改了共同的土、当场记下、可以再议的路 | 来历的可核账形态;五条判准:有起止、改了共同的土、当场记、可再议、不传给身份 | 第 27 章 |
| 基本自由的优先 | 底线自由:良心、身体、说话、不被拿去抵账 | 乘法能开始的前提,不参加乘法 | 第 11 章 |
本书的七个大白话词:形状(显露),路(差异序列),土(特征纠缠),回写,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三块地:脑子里想的(理念界),手上碰的(现实界),心里的我你他(自我界)。三只脚:创造,自由,幸福。一道乘法:自由律=创造律×幸福律,缺一即零。
本书的九格表(第 41 章),与 SIO 九宫格(规范、模态、价值三轴)不是一回事。
《正义论》英文本通行两个版本:1971 年初版,1999 年修订版。两版的章节编排与节号相同,本书标出处一律只标节号(如 §24),两版都能对上。
修订版吸收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为德译本所作的修改。据修订版序言,改动较大处,集中在讲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的几节,以及讲基本善的地方〔核:《正义论》修订版序言,转述;具体改动逐节对照待核〕。本书凡涉及这几处(§11、§15、§32、§39、§82 附近),正文均以两版共同的大意为准,不以某一版的措辞下判。
中文读者读到的译本,依据的是哪一个英文版本,请以各译本的译者说明为准〔各译本信息待核,见参考书目第二类〕。
本书引文体例:
| 对象 | 标法 | 例 |
|---|---|---|
| 《正义论》 | 节号 | §24 |
| 《政治自由主义》 | 讲与节 | 第一讲第 5 节 |
| 《万民法》《重述》 | 节号 | 《重述》§51 |
| 中国古籍 | 篇名 | 《论语·为政》 |
| 已核到依据 | 〔核:依据〕 | 〔核:《正义论》§1〕 |
| 未核到原文 | 〔待核〕 | 〔待核:§84 原意〕 |
| 本书自己的读法 | 〔待验〕或「本书读法」 | 第 19 章四层读法 |
凡本书中带引号的罗尔斯的话,读者应理解为「大意如此」。原著尚在版权期内,本书以转述为主;确需原话,只引一句,附出处。
| 年份 | 事 | 本书章 |
|---|---|---|
| 1921 | 2 月 21 日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五子中的老二 | 第 1 章 |
| 1928—1929 | 两个弟弟先后病故,此后口吃〔待核〕 | 第 1 章 |
| 约 1935—1939 | 康涅狄格州一所圣公会寄宿学校〔待核〕 | 第 1 章 |
| 1939—1943 | 普林斯顿;1942 年本科论文写罪与共同体 | 第 2 章 |
| 1943—1946 | 陆军步兵,太平洋战场,占领日本;信仰散去 | 第 3 章 |
| 1949 | 结婚〔待核〕 | 第 4 章 |
| 1950 | 普林斯顿哲学博士 | 第 4 章 |
| 1951 | 《伦理学决策程序纲要》 | 第 4 章 |
| 1952—1953 | 牛津一年〔待核〕 | 第 4 章 |
| 1953—1962 | 康奈尔、麻省理工〔起止年份待核〕;1955《两种规则概念》;1958《作为公平的正义》 | 第 4 章 |
| 1962 起 | 哈佛任教 | 第 4 章 |
| 1971 | 《正义论》出版 | 第 5 章 |
| 1975 前后 | 为德译本修订 | 第 5 章 |
| 1980 | 杜威讲座《道德理论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 | 第 5、18 章 |
| 1982 | 《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回应哈特 | 第 5、31 章 |
| 1985 | 《作为公平的正义: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 | 第 5、33 章 |
| 1987 | 《重叠共识的理念》 | 第 38 章 |
| 1993 | 《政治自由主义》出版;牛津讲座《万民法》 | 第 5、15、33 章 |
| 1995 | 与哈贝马斯交锋;《广岛五十年》;首次中风 | 第 3、5、59 章 |
| 1997 | 《再论公共理性》 | 第 39 章 |
| 1999 | 《正义论》修订版;《万民法》;《论文集》;获国家人文奖章、肖克奖 | 第 5 章 |
| 2000 | 《道德哲学史讲义》 | 第 5、6 章 |
| 2001 | 《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 | 第 5 章 |
| 2002 | 11 月 24 日于马萨诸塞州莱克星顿家中去世 | 第 5 章 |
| 2009 | 本科论文与《论我的宗教》合集出版 | 第 2、3 章 |
他一生的「人生序列表」——每一段的土、那一步的不同、显出来的样子——见第 6 章。
这张卡,是全书用得最多的几件工具,可以剪下来,夹在你常用的本子里。
| 工具 | 怎么用 | 出处 |
|---|---|---|
| 随身三问 | 落在哪块地,另两块缠上没有?长出了什么?走通了没有? | 导读,第 64—66 章 |
| 幕后测试 | 定一条规矩之前问:要是我不知道自己会是哪一个,我赞成吗? | 罗尔斯;第 17、20 章 |
| 来历一问 | 问完上一句,再问: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让来历开口 | 本书;第 24、27 章 |
| 差别测验 | 碰上一个差距问:它让最难的那个人好了没有? | 罗尔斯;第 28 章 |
| 真抽一次 | 凡说「反正机会一样」的地方,当面真抽一次 | 罗尔斯;第 29 章 |
| 抓阄三步 | 先让来历开口、按来历分份;再抓阄;最后立阄书 | 本书;导论,第 24 章 |
| 阄书格式 | 日子,在场的人,分法,例外与缘由,签押,「可再议」 | 本书;导论,第 56 章 |
| 灶台一看 | 不只数菜篮子,看它落在什么土上、什么路上、做出了什么 | 本书;第 30、32 章 |
| 一扇好门 | 能关,能进,能回,留痕 | 本书;第 40 章 |
| 九格表 | 三块地乘三只脚,看哪格满、哪格空、格子之间有没有线 | 本书;第 41 章 |
| 两行小账 | 开门还是关门,落在哪块地?这份自由乘出来是不是零? | 本书;导论 |
| 讲到最强 | 先把对方的理由讲到他点头,再说毛病 | 罗尔斯;第 6、56 章 |
本书对前卷的判断,一条不改,只往下接。下表逐条列出:前卷说了什么,本书在哪里接住,接的方式。接的方式分三种:「接住」——原判照用,往下展开;「说得更准」——原判方向不变,措辞收窄或细化;「口径对齐」——事实细节有出入,写明本书的口径与理由。
| 前卷 | 前卷的判断 | 本书章 | 接的方式 |
|---|---|---|---|
| 第 120 号第二十八章 | 造了一片人工的土,用它来量真实的土 | 第 20、22、50 章 | 接住;第 22 章说「土的替身」,第 50 章据弗里曼说得更准:人造的土是从真实的土里提炼出来的 |
| 第 120 号 | 无知之幕是一道工序,不是一幅人的画像 | 第 17、50 章 | 接住;本书以工序换工序(幕换抓阄) |
| 第 120 号 | 「应得」被改判成长出来的 | 第 27 章 | 接住;往下一步:长出来的不只是运气,是来历 |
| 第 120 号 | 停在三处:幕后那人是谁;清单谁开、谁不在场;只有形状没有路 | 第 21、22、29 章 | 接住;第 29 章说得更准:有路,但路只准往下走 |
| 第 120 号 | 反思平衡比作「校秤」 | 第 23 章 | 接住;注明来处,给秤配一本本子 |
| 第 120 号 | 重叠共识比无知之幕更实用;工具进了日常型 | 第 38、46 章 | 接住 |
| 第 120 号 | 机会的真正平等变成一张看不见的名单 | 第 63 章 | 接住 |
| 第 120 号 | 童年弟弟去世时「八岁」 | 第 1 章 | 口径对齐:本书按常见记载的 1928 年,写作七岁;待核 |
| 第 121 号第十九章 | 他的土是薄的,而且是有意削薄的 | 第 20 章 | 接住;削掉的恰是两整块地 |
| 第 121 号 | 给了修订的办法,没有给修订的档案;例外要记下来 | 第 4、23、53 章 | 接住;本书以阄书作档案 |
| 第 121 号 | 最里层不进任何可援引的形式 | 第 39 章 | 接住;「程序只是摆出来的」一句核不到原文,降级为转述 |
| 第 121 号 | 幕反过来了 | 前言,第 63 章 | 接住 |
| 第 121 号第二十章 | 1995 年交锋;两人都没回答「记在哪儿」 | 第 59 章 | 接住:一个想出来,一个谈出来,两边都没有阄书 |
| 第 172 号第 26 章 | 罗尔斯要结论碰头,哈贝马斯要理由和底子也碰头;真正结实的是一起碰出来的那片土 | 第 38、59 章 | 接住;第 38 章说重叠共识是「隔」最精致的样子 |
| 第 172 号 | 「两把一样的椅子」 | 第 21 章 | 接住;往前一步:多把椅子合成了一把 |
| 《谁握住了哪一面》第 3 章 | 桑德尔对「没有负担的自我」的批评 | 第 35、58 章 | 接住,不另判;本书只画「构成」与「长出来且回头改」的分界 |
| 康德卷 | 焊死 | 第 52 章 | 对照:罗尔斯接过自律,但没有焊死 |
| 亚里士多德卷 | 倒装 | 第 52 章 | 本书推论:意义层与之同构(自由本是积,被当成前提);待验 |
| 萨特卷 | 三界的部分缺失 | 第 52 章 | 对照:罗尔斯三界俱在,只立自由 |
| 罗蒂卷 | 自由对话共同体为仍在岗的免检品 | 第 52 章 | 对照:同属自由中心一族;细账以罗蒂卷为准 |
本书写作中若发现前卷有不对之处,不在本书中悄悄改,写成待裁交回重审。截至交稿,本书未发现需要推翻前卷判断之处;「八岁/七岁」一处属事实口径,已列于上表。
| 推翻条件 | 去哪里查 | 报账 |
|---|---|---|
| 一:若有把创造或幸福立为与自由同位、且不以「自由的价值」或「善」身份出场的原则,判决一错 | 《正义论》§32、§82、第三部分;《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 | 未被推翻。最近处:「基本需要」与「能有成效地行使」(第 31、54 章) |
| 二:若有让自我界的理由回写公共规则的程序,判决四收窄 | 《政治自由主义》第五、六讲;《再论公共理性》;另查《正义论》§55—59 | 部分坐实。公民不服从、附带条款两扇窄门;判决四收窄一句(第 40 章) |
| 三:若三种自由在他那里有互相生成的论述,判决五错 | 《作为公平的正义:重述》第五部分 | 未被推翻。最近处:「政治社会的善」(第 44 章),只核到大意 |
| 四(本书给自己立):若路据的五条判准挡不住身份与旧账,撤回路据 | 第 56 章检验一 | 待验。只在周家一户里走过一遍(第 27 章) |
每一条判决,写明「在什么情况下本书认输」。
| 判决 | 本书认输,如果 |
|---|---|
| 一 · 一根柱子 | 找到一处原则,把创造或幸福立得与自由平起平坐,而不是以「价值」「善」「激励」的身份出场 |
| 二 · 理念自由 | 找到一处程序,让幕揭开后日子里长出来的东西,能回头改原初状态本身的布置(清单、幕、选项) |
| 三 · 现实自由 | 找到一处论述,要求第一条原则下的所有基本自由(不只政治自由)都保证公平价值,或把转换放进原则本身 |
| 四 · 自我自由 | 找到一条比公民不服从、附带条款更宽的路,让私人院子里长出来的理由回到规矩的来历 |
| 五 · 三格自由,六格空白 | 找到一处论述,写三种自由之间怎样互相生成,而不只是分开保障 |
| 路据(本书新词) | 用了五条判准以后,拿身份说话、翻旧账的反而更多(第 56 章检验一) |
以下各处,是本书自己认为最容易被驳倒的地方。读者若在这里找到反证,就在这里驳倒本书。
| 处 | 为什么弱 | 章 |
|---|---|---|
| §82 与「基本需要」一段,和本书保底线大致重合 | 若「能有成效地行使」本已含「另两项大于零」之意,判决一要大大收窄 | 第 31、54 章 |
| 「同一支笔」:§70—72 写发生,§84 写先在 | §84 原文与前后文未核到,只作读法 | 第 35、36 章 |
| 「程序只是摆出来的」 | 《政治自由主义》第三讲原文未核到 | 第 39 章 |
| 《重述》第五部分「政治社会的善」 | 只核到大意;核到原文后推翻条件三的报账可能要改 | 第 44 章 |
| 人造的土有真实来处;土能以理论身份进秤 | 经弗里曼、丹尼尔斯一辩,判决二说得更准 | 第 50 章 |
| 第一句话的四层读法 | 书中无专门解释,四层均为本书读法 | 第 19 章 |
| 幸福快乐中心的九格表 | 中国思想几千年,一张表只能量个大概 | 第 49 章 |
| 与亚里士多德卷「倒装」同构 | 本书推论 | 第 52 章 |
| 病根五样土 | 均只撤免检、不判真伪,且各有反例 | 第 55 章 |
| 身后诸人的结局初判 | 仅诺齐克「轮回」、森与努斯鲍姆「跃迁」有名目,余者暂不归类 | 第 57—61 章 |
| 第 62、63 章关于 AI 的几处推论 | 相关研究出处待核;「证实判断的负担、反驳一人幕后」为推论 | 第 62、63 章 |
| SDE 五种死法 | 本书自己给自己写的;任何一种坐实,本书要改 | 第 56 章 |
| 路据的五条判准 | 只在周家一户里走过一遍;第 56 章三项检验尚未有人做 | 第 27、56 章 |
| 乘法的三个量法 | 只量「有无/几件」,本人说法与旁人指认可能对不上 | 第 11 章 |
以下三句为王德生博士口述,全书原文照录,一字不改。
| 编号 | 口述原文 | 见于 |
|---|---|---|
| 口述一 | 自由优先是一个意义中心主义,即创造,自由,幸福三者,自由是第一性 | 前言;第三编编序;第 52 章 |
| 口述二 | 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也意义哲学,所犯的错误就是将 SDE 的 D1 的意义三视角,变为了「自由中心主义」。即一切从「自由」为根基出发。显然这和中华文化的「幸福快乐中心主义」相冲突了。这个是他三大核心思想的总纲。 | 前言;第八编编序;第 52 章 |
| 口述三 | 这样他的三大核心思想,其实就是:理念自由,现实自由,自我自由。这是专著的母题 | 前言;第 16 章;第 52 章 |
判词(一字不差,见于前言、导读、结语,并在第 44、51 章原样引用):他把意义的三只脚锯成一根自由的柱子,再把它插进理念、现实、自我三块地——每块地上,只长自由这一格。
| 出处 | 本书用法 | 章 |
|---|---|---|
| 《正义论》§4「随时可进入原初状态」 | 转述 | 导论,第 17 章 |
| 《正义论》§24「不知道本社会具体处境」 | 转述 | 导论 |
| 《正义论》§32「社会正义的目的」原句 | 转述,判决三证据 | 第 12、26、32 章 |
| 《正义论》§41「阿基米德点」 | 转述,升格路线 | 第 24 章 |
| 《正义论》§82 关于有利条件 | 转述,保底线 | 第 16、31、32、54 章 |
| 《正义论》§84—85「自我先于目的」 | 转述,「同一支笔」 | 第 2、35、36 章 |
| 《正义论》§87「永恒的形式之下」 | 转述,升格路线 | 第 24 章 |
| 《正义论》中批评布雷斯韦特一段所在节 | 转述 | 第 21 章 |
| 《正义论》中引古德曼所在节 | 转述 | 第 10 章 |
| 储蓄原则修改的出处(《政治自由主义》或《重述》) | 转述 | 第 20 章 |
| 《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关于「基本需要」的一段 | 转述,第零位 | 第 31 章 |
| 《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扫罗与保罗之例 | 转述 | 第 34 章 |
| 《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与某些信念不可分」一段 | 转述 | 第 34 章 |
| 《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模块」「自立的」 | 转述 | 第 33、38 章 |
| 《政治自由主义》第一讲「压迫的事实」所在节 | 转述 | 第 12 章 |
| 《政治自由主义》第三讲「程序只是摆出来的」 | 转述,降级 | 第 39 章 |
| 《政治自由主义》导论中「转向源自理论内部问题」的说明 | 转述 | 第 33 章 |
| 他对丹尼尔斯式批评的回应出处 | 转述 | 第 26 章 |
| 背景文化越丰富社会越有生气的表述 | 转述 | 第 38 章 |
| 《再论公共理性》结尾关于信仰者真心认同的段落 | 转述 | 第 40 章 |
| 《重述》第五部分「政治社会的善」所在节 | 转述 | 第 44 章 |
| 《正义论》修订版逐节改动 | 转述 | 附录二 |
父亲自学成律师及政治往来;母亲的妇女组织职务;黑人玩伴一事;两个弟弟去世的年份、病名与经过;口吃;寄宿学校名称与入学年份;本科论文的题目译法、「自然关系/人格关系」用语、对契约论与功德的态度;2009 年合集的编者与出版信息;《论我的宗教》的写作年份与发现经过;提前毕业与入伍月份;部队番号、战地、兵种、铜星勋章;《论我的宗教》所记三件事的时间地点;途经广岛;拒当军官与降级;1949 年结婚;博士论文题目;牛津一年所接触的人;康奈尔、麻省理工任职年份;书稿流转的版本;对学生缓征的批评;对诺齐克的回应情况;中风次数与稿件整理分工;《道德哲学史讲义》导言中「先假定自己没读懂」的说法;课堂细节(长评语、讲义);学生名单。
内格尔 1973 年书评的具体论点;弗里曼关于原初状态设定取自公共文化的论述出处;诺齐克 1989 年的自我修正;严复译本的出版年份与《译凡例》中「自繇」之说;日译本译者与年份;《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等各中译本的译者、出版社与年份;古汉语「自由」的常见用法;「寻孔颜乐处」出处;李泽厚「乐感文化」的出处;以无知之幕测试人工智能原则的相关研究。
全书标〔核〕处,依据均在正文括注中写明;标〔待核〕处,在核到可靠原文之前,只作转述,不下重判;凡本书读法,标〔待验〕或写明「本书读法」「本书推论」。本表随核验进展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