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人都能懂的拉康、福柯和鲍德里亚
王德生 著 · 德麦国际专著第 156 号 · ISBN 979-8-90690-370-9 · 约 25.6 万字
普通人都能懂的拉康、福柯和鲍德里亚
王德生 著
书名:主体发生学的开启
副题:普通人都能懂的拉康、福柯和鲍德里亚
著者:王德生
出版者: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编号:德麦国际专著第 156 号
ISBN:979-8-90690-370-9|定价:US$20
版次:2026 年第 1 版|统稿:2026 年 9 月 26 日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或传播本书的任何部分。
状态声明:定级「我看过了」——本书以判词、五条判决、承重命题、可推翻条件等主张层为主,不含实验数据;可错预言两条(第 6 章写死,第 62 章结算:一条站住,一条判负);引文一律转述大意,未核者汇于附录七;凡引用本书结论者,请同时引用本声明。
执笔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
本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给出;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其审定。
王德生,SDE(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本体论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首席执行官。生长于中国农村,1990 年进入湘潭大学。后获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包括 Voronoi 图、Delaunay 剖分、质心 Voronoi 剖分与有限元方法。曾在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2005 年起定居新加坡。
他的思想体系先后经历四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7 年起)、321 智慧系统(2022 年起)、SIO 本体论(2024 年起),以及 SDE 本体论(2026 年起)——从「并排放着的三样」,走到「互相生出来的三样」。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出版了多部专著,本书是「普通人都能懂」系列的又一部。
你一定说过这句话,或者听别人说过: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就是急脾气。我就是不会说话。我就是理科脑子,一看作文就头疼。
说这句话的时候,人心里有一幅图:先有一个「我」,稳稳地站在那里,然后才有我做的事、我说的话、我过的日子。「我」是起点,别的都是从这个起点出去的。
这幅图太自然了,自然到很少有人问一句:这个「我」,是从哪里来的?
哲学家问过,而且问了很久。只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答案和菜市场里的答案差不多:「我」是起点。笛卡尔把它做成了一切知识的地基;康德说,每一次认识,都得有一个「我思」陪着;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萨特还说,人先存在,然后自己选出自己的本质——可那个在选的人,还是先站在那里的。
这本书讲三个人。他们把「我」从起点的位置上拉了下来,放到了结果的位置上。
第一个叫雅克·拉康(1901—1981),巴黎的一位精神科医生。他讲过一件很小的事: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被大人抱到镜子前,忽然认出了镜子里那个完整的小人,高兴得手舞足蹈。拉康说,「我」第一次出现,就在这一刻——而且是在外面,在一面镜子里。
这件小事,他讲了一辈子。1936 年,他第一次在一个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讲它,据他后来自己说,讲了十分钟就被主持人打断了。他没有停下来。此后几十年,他一直在巴黎开研讨班,从一家精神病院的讲堂讲到高等师范学校,再讲到法学院,来听的人挤满了走廊:医生,哲学学生,作家,也有来看热闹的。他的话出了名地难懂,可那面镜子,谁听了都忘不掉。
第二个叫米歇尔·福柯(1926—1984),一个在档案里泡了一辈子的哲学家。他翻出几百年前学校、兵营、医院、监狱的章程和平面图,发现人在这些地方被一个一个安排进格子:几点起床,坐在哪里,考第几名。他说,我们以为的那个「我」,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这样一片场里被安排出来的一个位置。
他还写过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1966 年,他在一本厚书的末尾说,大意是:「人」是一项晚近的发明,也许正在走向终点;有一天,它会像海边沙滩上画的一张脸那样,被潮水抹去(《词与物》第十章末,大意)。「人」有出生日期——这句话,他用了一辈子去兑现。
第三个叫让·鲍德里亚(1929—2007),一个从研究家具起步的社会学家。他问:一个人买一张沙发,买的是一个坐的东西,还是一种「风格」?他发现,东西多到一定程度以后,人买的越来越是符号——一个牌子,一种品味,一个说明「我是谁」的记号。「我」是谁,很大程度上要看你在这套符号里占哪一格。
后来他走得更远。他说,复制品已经走到了原件前面,地图先于领土,真实被一层一层的影像吞掉了。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他发表了一组文章,标题是一个惊人的断言:那场战争没有发生。这组文章给他招来了一辈子的骂名,也让很多人第一次认真去想:我们天天在屏幕上看到的「世界」,到底是什么。
镜子,场,符号。三个人从三个方向,走到了同一个地方:「我」不是先有的,是显出来的。
三个人生在同一个国家,前后相差不到三十年,大半辈子都在巴黎。拉康的研讨班、福柯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讲课、鲍德里亚在南泰尔大学的课堂,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同时开着。他们互相读过,也互相刺过:鲍德里亚写过一本小书,题目就叫《忘掉福柯》。他们不是一个学派,也常常不承认彼此。可站远一点看,三个人正在做同一件事。
讲这三个人的书,已经很多。讲,是当导游:站在他们旁边,替他们把话说清楚,读者始终跟着他们的逻辑走。讲得再好,房子还是他们的房子。
这本书是拆。拆是结构工程师的活:爬进墙里,看哪根梁承重,哪根是后来加上的装饰,哪根早就裂了、只是刷了一层漆。
拆这三个人,有一点特别:他们自己就是拆房子的人。拉康拆的是「自我」这间房——他说,那个坚强的、能做主的自我,是在镜子里认来的一个影子;福柯拆的是「人」这间房——他说,这种「人」十八世纪末才盖起来;鲍德里亚拆的是「真实」这间房——他说,我们住的已经是一间样板房。
拆拆房子的人,要用他们自己的工具。这本书会一次一次借他们的刀,去切他们自己的梁。
拆不是推倒,更不是骂。一个思想家越伟大,他的问题被逼得越尖,他的裂缝才越有意义。二流的思想家哪里都软,拆不动。
这套书从头到尾,只用一把尺子。
一样东西,是本来就在那里、等着被找到的?还是在某一片土里、沿着某一条路长出来、稳下来,又回头改写那片土的?前一种看法,叫发现学;后一种,叫发生学。
用这把尺子量「我」:说「我」本来就在,是发现学;说「我」是在某片土里、沿着某条路显出来的,是发生学。
用这把尺子量三个人,会量出一个很整齐的结果:他们量「我」的时候,站在发生学这一边;量生「我」的那台机器的时候,退回了发现学那一边。一只脚跨了过去,一只脚留在原地。
这本书要做的,就是把留在原地的那只脚,也请过来。
这本书的承重判断,由作者口述,照原话写在这里:
三人的贡献是开启了「主体发生学:三号位侧重显影发生」;三人的局限是:将发生过程的机制做成了发现学。
先说前一半。
「三号位」「显影」这些词,导论会用一个家常的例子讲清楚,这里先说个大概。你拿起一张毕业照,会先做什么?多半是先在里面找自己。找到了,心里一动:我在这儿,第三排靠右。那一刻出现的「我」,就是「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这套书管它叫第三种侧重下的显影。
「我」不是一个先放在那里、等着被找到的东西。当一件事的重心落在「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上,「我」就亮了。
三个人各从一块地上,把这件事做了出来:拉康在镜子里,福柯在场里,鲍德里亚在符号里。这叫开启了主体发生学。
这件事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不是一块出生时就刻好的石头。一个孩子在一个班里是「差生」,换一个班、换一位老师,他可能显出另一个样子;一个人在一家公司里是「不会说话的人」,换一片场,他可能是最会说话的那一个。显出来的「我」是真的,可它是在一片场里显出来的,场一变,显出来的也会变。
「开启」两个字要记住。开启是开了头,不是走完了。
再说后一半。
三个人都看见了,「我」是一场发生。可是,生出「我」的那个东西,在他们笔下,都成了一台本来就在那儿的机器。
拉康说,那是一套结构:一个孩子还没出生,语言的秩序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他只能走进去,在里面领一个位置。
福柯说,那是权力:它不在谁手里,无处不在,一切关系里都有它。
鲍德里亚说,那是代码:符号自己跟自己转,真实早已被它吞掉,回不去了。
结构,权力,代码。三台机器,样子各不相同,有一个地方一模一样:它们都没有生日,被它们生出来的「我」,也改不动它们。
这三台机器,你其实都见过。一个孩子还没出生,名字已经起好了,在家里排老几、该叫谁叔叔、长大了该懂什么事,也都在那里等着他——这是拉康说的那种结构。一个学生还没入学,作息表已经排好了,几点上课、几点熄灯、坐第几排,也都在那里等着他——这是福柯说的那种场。一个人还没长大,货架上的牌子已经排好了高低,哪一种代表体面、哪一种代表寒酸,也都在那里等着他——这是鲍德里亚说的那种符号。
说这些东西在那里等着,没有错。错在下一步:说它们一直就在那里,谁也改不了。一样东西一旦没有生日,就没有人能问「这是谁定的」,也没有人能说「这里不对,该改」。
这就是后一半说的:发生过程的机制,被做成了发现学。
用第四节那把尺子量:三个人把「我」从发现学里救了出来,又把生「我」的机器,送回了发现学。
三个人在本系列前面几卷里,都露过面。
拉康出现在《发生落点》(本系列第 121 号)第 9 章。那一章说,他把「我是谁」推进了每个人最深的地方,而那个地方有一套结构,没有作者,也问不得。本系列的弗洛伊德卷第 52 章说,他接住了弗洛伊德的路,又把结构写得极硬。黑格尔卷说,他从主奴那一节里拿走了「形状」。巴迪欧卷说,在他那里,「我」是一个空缺。
福柯有一整本书(第 185 号),判词是:他看见了「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却只许潮水来画、来抹,不许这张脸回头改一改沙滩。
鲍德里亚出现在《后现代的 SDE 解构》(第 126 号)第 8 章。那一章说他看得最远,也交得最白:他最早看清表征可以脱离被表征的东西自己运转,然后用这个发现,取消了自己追究任何人的资格。
本书不改这些判断,只做一件前面几卷没做的事:把三个人放在一起看。
为什么非放在一起不可?单看一个人,他的那台机器很容易被当成他个人的脾气:拉康爱讲结构,是因为他是个精神科医生;福柯爱讲权力,是因为他爱泡档案;鲍德里亚爱讲代码,是因为他爱看电视。三个人放在一起,才看得出,这不是三个人的三种脾气,是一个时代的同一个动作:把「我」挪到结果那一边的同时,把生「我」的东西,立成一块新的磐石。
放在一起,才看得出,他们各自拿着的那一块,原来是同一件事的三块。
这里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一个类比,给三个人定一个位置。
那段历程走过四站。
第一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7 年 1 月—2022 年 10 月;此前 2015—2016 年回国推广、开讲,是酝酿期):从对比、变化、分布三个视角看知识,本体仍是现成的人、事、物——这是发现学的知识论。
第二站,321 智慧系统(2022 年 10 月—2024 年 7 月):借尼采的视角论,回答「同一个存在,为什么不同的人看出不同的对比、变化、分布」。走到尽头,王德生博士判定,这条答案听起来很对,其实是错的。它撞上了一个巨大的亏空,写成式子是:现象的特征=知识=F(主体,客体,互动)。式子不假,可这份知识到底归谁?亏空有两处:一处是「客体究竟是什么」;另一处更深——主体和客体,真的先于互动就在那里吗?
第三站,SIO 本体论(2024 年 7 月—2025 年 12 月):把客体、互动、主体排进同一张表,各安一个号位,拆掉主客之间那面墙。
第四站,SDE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起):从「东西是怎样发生出来的」出发——在土里,经过路,长成形状,再回头改写土和路。站内又分两段:前五个月,三个词是结构、差异、纠缠;5 月起只换了一个词,结构改读为显露。
三个人站在哪里?
第二站那道式子里,有两个被默认先在的自变量:主体和客体。拉康和福柯拆的是主体——「我」不是自变量,是被做出来的;鲍德里亚走得更远,连客体那一头的「真实」也拆了。三个人合起来,走到了第三站的门口:「我」是一个号位上的显影。
第四站多出来的那一步,是这一句:生出「我」的那个机制,本身也是一场发生,有生日,会被它生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写。这一步,三个人都没有走。
这把梯子,也可以拿来量读者自己。多数人平常站在第一站:我是我,东西是东西,知识就是关于它们的知识。读完这本书,希望你至少走到第三站的门口,看见「我」是显出来的;再往前一步,看见显出来的「我」,能回头改一改把自己显出来的那台机器。
因为那三台机器,今天合成了一台,就放在你的口袋里。
一台会说话的机器,学的是话怎样接着话说下去——这很像拉康说的那条语言的链子,话在人之前就排好了。这台合成的机器,已经在替很多人做「我」:一个求职者的简历,先被一套软件筛一遍;一个外卖骑手今天走哪条路,由系统排好;一个孩子的作文,被一个程序打了分。一套推荐系统,不盯着你,只替你把选项排好——这很像福柯说的那片场,你在里面有一个被安排好的位置。满屏的合成图像、合成声音、合成文章——这很像鲍德里亚说的拟像,复制品走在了原件前面。
可是这台合成的机器,有一件事和三个人写的机器都不一样:它有版本号。它是某一年、某一家公司、用某一批数据训练出来的;它会升级,会被投诉,会被改。机器第一次把自己的生日露了出来。
这时候,摆在每个人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路,把这台机器当成新的神:它说的就是对的,它算的就是准的,「数据不会说谎」。另一条路,把它当成一件新的工具:它有来历,有毛病,有管它的人,出了错有地方说。走前一条路,三个人的局限会在我们手里再犯一遍,而且犯得更大;走后一条路,就是他们没走的那一步。
这正是本书要走的那一步。三个人的局限,在今天第一次有了被纠正的现实条件。
因为每个人都被这样显出来过。
你在镜子前、在照片里、在别人的目光里,认下过一个「我」。你在教室的座位表上、公司的工位图上、医院的床位牌上,被安排过一个位置。你在成绩单、职级表、会员等级、信用分上,被放进过一格。
这三件事,菜市场里的人也在问。孩子的一张照片发到家长群里,为什么全家人要盯着看半天,看他站在第几排、笑得自然不自然?一个人刚退休,为什么会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每天早上还是六点就醒?体检单上一个向上的小箭头,为什么能让人一夜睡不着?一件衣服贵了三倍,为什么反而卖得更好?一个人换了一份工作,为什么一年以后,连说话的口气都变了?
这些问题,三个人都问过,而且问得比谁都细。
这三件事,三个人都写得比谁都细。只是他们的书太难读:拉康的句子像谜语,福柯的书满篇几百年前的档案,鲍德里亚一句接一句地下断言,很少停下来解释。这本书要做的,是把他们看见的东西翻成大白话,还给每天都在经历这些事的人;再把他们没走的那一步,放回教孩子、看病、做事的日子里。
第一,拆他们,是因为敬重他们。三个人把「我」从起点拉到了结果,这件事改变了半个世纪的思想。本书每一处说他们「做成了发现学」之前,都先把他们「开启」的那一面写足。
第二,本书说三个人各有侧重——拉康侧重心里的「我」,福柯侧重身体和场,鲍德里亚侧重符号——这也是作者口述定下的写法,照原话记在这里:「当然你这种对应,只能是侧重对应。」侧重不是分类,不是说拉康只管一块、福柯只管一块。谁把侧重写成了格子,谁就犯了三个人犯过的那个错。
第三,本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作者口述给出;文字在作者的指令下由 AI 协作成稿,并经作者审定。一本讲「我」怎样被显出来的书,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笔在谁手里,本来就是分内的事。
第四,书里的例子,大多是中国读者自己的日子:毕业照,家长群,高考,工牌,小区门口的一块牌子。三个人写的是法国,写的是几十年前;可他们看见的事,今天在哪里都在发生。把他们的话放回这些日子里,是检验,也是还原:一个说法要是只在巴黎的讲堂里成立,出了门就不灵,那它本身就该被拆一拆。
这本书很长,结论只有一句:
三个人开启了主体发生学——「我」是三号位侧重显影发生出来的;三个人又都将发生过程的机制做成了发现学——拉康叫它结构,福柯叫它权力,鲍德里亚叫它代码。
这一句,是照作者口述的那两句话压出来的:三人的贡献是开启了「主体发生学:三号位侧重显影发生」;三人的局限是,将发生过程的机制做成了发现学。
这一句拆开,是两列。左边是他们打开了什么,右边是他们又关上了什么。左列,是他们留给发生学的遗产;右列,是他们留在发现学里的遗产。
| 他们打开了什么 | 他们又关上了什么 | 主场 | |
|---|---|---|---|
| 拉康 | 「我」在镜子里、在别人的话里显出来(侧重心里的「我」) | 结构:语言的秩序先于每个人,没有作者 | 第二编 |
| 福柯 | 「我」是一片权力的场里被安排出来的位置(侧重身体与场) | 权力:无处不在,没有生日 | 第三编 |
| 鲍德里亚 | 「我」是符号的分布里占的一格(侧重符号) | 代码:自己跟自己转,不可逆,没人签收 | 第四编 |
| 三人合起来 | 三张脸拼成主体发生学的第一张图 | 一场过程被冻成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 | 第五、七编 |
左列加起来,是这本书要从三个人那里带走的东西;右列加起来,是要留在他们那里的东西。结语会逐行回来,看这两列站不站得住。
拉康:他看见了「我」是在镜子里、在别人的话里显出来的一个完整形象,却把生出这个形象的那场认同,做成了一套先于每个人就在那儿的结构。
福柯:他看见了「我」是在一片权力的场里被照出来的一个位置,却把那只打光的手,做成了一盏本来就在、永远开着的探照灯。
鲍德里亚:他看见了一个人是谁,由他在符号的分布里占哪一格来定,却把符号一来一往的交换,做成了一条不可逆、没人签收的代码。
这三句会在各编里一条一条兑现,也可能在兑现的时候被收窄。收窄了就照实写,写明收窄前后的两句。
本书只立一个新词:发现学机制。意思是,生出「我」的那场过程,被当成了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
量它,只用三句问:
机器有没有生日?
「我」能不能回头改它?
它有没有外面?
第一句问来历:这台机器是哪一年、在哪里、怎样长出来的。第二句问回写:被它做出来的人,有没有一个口子,能让它改一点。第三句问边界:有没有一个站在它外面的地方,可以查它,可以说它错。
拿一台身边的机器试一次。一所学校的排名办法:它是哪一年、谁定的?被排名的学生和家长,有没有一个口子能说「这样排不合理」?有没有一个学校以外的地方——教育局,家长委员会,一份公开的说明——可以查它?三句都答不上,这台机器在你眼里就像本来就在;三句里能答上一句,它就重新成了一场有来历的过程。
三人各编的最后一章,都拿这三句打一次勾。第五编把三份勾放在一起看。
每章末尾,有两行小账。第一行记「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第二行记「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导论最后一节细说怎么记。
每一章都按同一个次序走。
先从一件你遇到过的事进去:一张毕业照,一台证件照机,一次家长会。再讲他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原话转述,出处标明。然后先说他们对在哪里,把公道还给他们。接着换一副眼镜看这一处:「我」是在哪块地上、哪一种侧重下显出来的;生它的那台机器,被写成了什么样子。最后放回日子里,落到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晚上,再给一件明天就能试的小事。
每章六到九个小标题,都是一句大白话。每章结尾一句「带走的话」:记不住整章,记住这一句就够了。后面是两行小账。
三人各编的写法多一条:前半写开启,后半写局限,编末一章把两列结清。
全书九编。
第一编是总论,六章:「我」怎样从起点变成结果,三个人的贡献与局限,三块地三张脸,一把尺子三句问,两个开卷前写死的预言。
第二、三、四编,一人一编,每编十四章:拉康,福柯,鲍德里亚。每一编都分两半:前半写他开启了什么,后半写他把哪台机器做成了发现学;最后一章结账。
第五编把两列并排:三张脸怎样拼成主体发生学的第一张图,三台机器为什么都没有生日。第六编看三个人之间的交手,和几位离他们最近的邻居。第七编是总解构:请最硬的辩护人上台,把机器一台一台放回过程。第八编让会说话的机器出场。第九编把拆开以后的三个人,交还给教育、健康和事业。
如果你只有一个下午:读前言、导论、第 4 章,再读三人各编的最后一章(第 20、34、48 章),然后读第 52、61 章和结语。这几章连起来,是全书的骨架。
如果你是为孩子来的:读导论,第 12 章(镜子),第 27 章(考试把人做成一份案例),第 41 章(「我」是符号里的一格),然后直接翻到第 67 章。
如果你是为身体来的:读第 10 章(拉康的诊室),第 29 章(一种专管「活着」的权力),第 53 章(诊室、档案馆、电视三块土),然后翻到第 68 章。
如果你是为工作来的:读导论,第 27、28 章(一人一格,自己坐直),第 45 章(拟像的四级梯子),然后翻到第 69 章。
三个人的著作都还在版权期内。书里凡是他们的话,一律转述大意;凡带引号的地方,读者都应当理解为「大意如此」。出处这样标:拉康标《文集》里的篇名,或研讨班的卷次与年份;福柯标书名与部分、章,法兰西公学院的讲稿标课程年份与讲次;鲍德里亚标书名与章节。拿不准的出处,只写书名,不编页码。拿不准的史实,标〔待核〕,汇入附录七,再版前逐条核对。
译名用通行的中译。福柯,台湾多作傅柯;鲍德里亚,又译波德里亚、布希亚。三人的书名,用中文读者最常见的译法。本书写作时参照了前辈学者的中译:褚孝泉先生译的拉康,刘北成、杨远婴、莫伟民、谢强、马月、佘碧平诸位先生译的福柯,林志明、刘成富、全志钢、车槿山诸位先生译的鲍德里亚,他们给普通读者铺了走近这三个人的第一条路,在此一并致意。
判词要能被推翻,才配站在全书的第一页。推翻这本书的办法,先写在这里。
第一,如果在三个人任何一人的主要著作里,找到他明写那台机器有生日、能被它做出来的「我」回头改写,并且把这当成常规的机制来写,不只是个人的风格或一时的反抗,那么两列表里他那一行的右列就要收窄,判词里他那一句就要改。
第二,如果按他们著作的分量去数,某人用力最深的并不是本书说的那块地——比如拉康一生的主要力气其实压在语言上,而不在镜子上——那么本书对他的侧重对应就要改。
第三,如果本书的三句问被用成了一顶随手扣人的帽子,这本书就死于它自己批评的那种病。第 62、63 章专门算这笔账。
许一帆二十四岁,研究生刚毕业,进了一家做物流软件的公司。
报到前一天晚上,人事发来一条消息:请上传一张白底证件照,用于制作工牌。
他手机里没有这样的照片。手机里的他,要么在山顶比剪刀手,要么在火锅店里眯着眼笑,没有一张是白底的、正面的、不笑的。
第二天一早,他在商场一楼找到一台自助证件照机。一个小隔间,一块帘子,一张可以转的圆凳,一块黑色的屏幕。
他坐进去,屏幕亮了,一个女声开始说话:请坐正。请平视前方。请不要露出牙齿。请将头发拨到耳后。
他把凳子调高了一点,又调低了一点。屏幕上有一个人形的虚线框,他得把自己的脸放进那个框里。
咔嚓。
屏幕上出现一个人。头发比平时服帖,表情比平时严肃,肩膀比平时平,背景白得像一张纸。
他盯着看了几秒,心里冒出一句话:这是我吗?
像,又不太像。可他还是点了「确认」。十几秒后,出纸口吐出一张照片。他拍下来,传给了人事。
从这一刻起,公司里所有人第一次见到的「许一帆」,就是这一张。
后来这张照片出现在很多地方:门禁的屏幕上,内部通讯录里,会议室预订系统的头像上。同事小林第一次看见,笑了一声,说:你这张像刚被教导主任叫去谈过话。
许一帆也笑。可一个月后他发现一件怪事:他越来越像那张照片了。头发每天梳得服帖,开会时坐得笔直,笑也笑得短了。不是谁要求的,是每天刷一次门禁、看一眼屏幕上那个自己,看着看着,就照着长了。
周一,他领到了工牌:照片、名字、工号、部门,一根蓝色的挂绳。
工位在开放式办公区的第三排,靠窗。左边是做测试的老周,右边是做前端的小林。早上九点前要在门口刷脸打卡;九点半站着开早会,每个人说十五秒:昨天做了什么,今天做什么,哪里卡住了。
第一天早会,组长说:「这是新来的一帆,以后跟着老周做测试。」
所有人看了他一眼。他点了点头。
这一周,他学会了很多没人教的事:中午十二点整下楼,不然电梯挤不上;群里被点了名,要在十分钟内回;组长的工位在最里面,他在的时候,整排人敲键盘的声音都轻一点。
没有人规定这些。可到了周五,他已经全做到了。
墙上贴着一张座位图,每个格子里一个名字。第一周,他的名字是手写的,贴在一张便利贴上;第二周,换成了打印的。大家叫他的称呼也在变:第一天是「新来的那个」,第三天是「小许」,到了周末,老周开始叫他「一帆」。
第三周,人事发来试用期考核表。五项,每项五分:专业能力,学习能力,沟通,责任心,团队协作。表的右上角,写着他的职级:P3。
P3 是什么?他去公司内部网站查了一下:从 P3 到 P10,一共八级;P3 是应届生的起点,P5 可以带人,P7 以上算专家。每一级有一页「能力说明」,列着这一级的人「应该」能做什么。
他把 P3 那一页读了两遍。读完以后,他看自己的眼光变了一点:原来我是「应该能独立完成模块测试」的那种人。
同一周,他写了第一份周报。模板有二十栏,填到第十四栏「风险与建议」时,他空着想了很久,最后写了两个字:暂无。
月底,妈妈打视频电话来。她是小学老师,说话习惯先问结果:「怎么样?适应了吗?」
他说:「挺好的。我在我们组,算上手快的。」
说完,他自己愣了一下。
挂了电话,妈妈在家族群里发了一句:「一帆说,他在单位上手很快。」几个长辈回了大拇指。那个「我」,又被转了一手,在另一片场里亮了一次。
这句话里的「我」——一个在某个组里、按某种标准「上手快」的我——一个月前还没有。一个月前,他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不知道什么叫 P3,不知道早会要说十五秒,不知道自己会被放在第三排靠窗。
这个「我」,是从哪里来的?
这本书要讲的,就是这件事。
这套书有七个大白话词,全书反复用。先把它们摆在桌上,再拿许一帆这个月走一遍。
| 大白话 | 这套书里的叫法 | 一句话 |
|---|---|---|
| 形状 | 显露 | 长出来、能被认出的样子;从模糊到清楚是一条光谱 |
| 路 | 差异序列 | 一串有先后、会修正、会收拢的不同 |
| 土 | 特征纠缠 | 让路能走、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 |
| 回写 | 回写 | 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改路 |
| 一锅粥 | 混沌 | 什么都在,还没分开 |
| 正在成形 | 介生 | 形状冒头、站不稳;最有创造,也最危险 |
| 定型 | 秩序 | 稳住、可认、可传;只是一站,不是终点 |
一锅粥。报到第一天,一切都在:几十张脸,上百个名字,一堆缩写,一套他看不懂的系统。什么都有,只是还没分开。一锅粥不是什么都没有,是什么都还没分开。
正在成形。第二周,他开始知道谁管什么,知道早会怎么说,知道组长喜欢什么样的周报。可这个样子还站不稳:早会上说错一个词,他会紧张一下午。
定型。到月底,那句「我算上手快的」说出口时,形状稳住了。它可以被认出(组长认,同事认),也可以被传下去(下个月来的新人,会听说「一帆上手快」)。
形状。这个月长出来的,是一个新的「我」:某个组里、某个职级、某种风评的许一帆。
路。这个形状不是一下子来的,是一天一天走出来的:第一天手足无措,第三天摸清了下楼的时间,第十天第一次在早会上被表扬,第二十天第一次独立交了一份测试报告。每一步都和上一步不同,而且有先后,顺序不能乱。
土。让这条路走得通的,是一大片缠在一起的地:这家公司,这个组,老周的脾气,开放式的办公区,那张考核表,P3 那一页说明,城市的房租,妈妈的期待,他自己二十四年养成的性子。土不是背景。换一家公司、换一个组长,同一个许一帆,长出来的不会是同一个「我」。
回写。长出来的「我」,会回头改土、改路。他开始穿有领子的衬衫;周末和同学吃饭,说话里多了几个公司里的词;下一次做决定,他会先想:这样做,像不像一个 P3。前面说过,他越长越像那张证件照——那也是回写:一张被做出来的照片,回头改了做它的那个人。
还有一件更小、也更要紧的事。月底的组会上,组长问大家有什么建议。他犹豫了一下,说:周报二十栏太多了,有一半每次都填「暂无」,能不能减到八栏?组长想了想,说:下个月试试。
下个月,模板真的改了。
这也是回写,而且是另一种。不是那片土改了他,是他回头改了那片土的一小块。这本书后面会一再回到这件事上来。
这套书把一件事发生的地方,分成三块地。
第一块,脑子里想的:概念、规则、制度。许一帆的这一块,是职级、考核表、能力说明、周报模板。这套书管它叫理念界。
第二块,手上碰的:身体、器具、地方、钱。他的这一块,是工位、工牌、打卡的机器、会议室,还有那台证件照机。这套书管它叫现实界。
第三块,心里的「我、你、他」:记忆、身份、情绪、意志、关系。他的这一块,是第一天的紧张,被表扬时的得意,和妈妈说话时那一句「我算上手快的」。这套书管它叫自我界。
一件事在一块地上通了,不等于在另两块地上也通。有人把公司的规章背得滚瓜烂熟,可每天坐在工位上浑身难受;也有人和同事处得很好,却怎么也看不懂那张考核表。这就是常说的:明白了一堆道理,还是过不好。
许一帆这个月,三块地就没有一起通。P3 那一页说明,他两天就读懂了,脑子里想的那块地先通;开放式办公区的嘈杂、那排人敲键盘的轻重,他花了三周才习惯,手上碰的那块地慢一些;那句「我算上手快的」,要到月底才说得出口,心里那块地最后才通。三块地缠在一起,一块不通,另两块也会被拖住:第二周他有两个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早会就说得磕磕绊绊。
这个月里,许一帆可以被三种眼光看。
第一种:那儿有个东西。一张照片,一张工牌,一个工号。看的是一样一样可以指认的东西。
第二种:有个过程正在发生。一个人正在适应一家公司,一天比一天熟练,一次比一次说得顺。看的是正在变的那个过程。
第三种: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第三排靠窗,跟着老周,P3,组里上手快的那个。看的是他在一整片人和事里,落在哪一处。
这套书给这三种看法起了三个名字:一号位、二号位、三号位。它们不是三样东西,是同一个月、同一件事的三种侧重。好比看一支双人舞:盯着一个人的动作看,是一种看法;看两个人怎样配合,是一种看法;看整支舞在台上铺开的样子、看自己在哪一排,又是一种看法——看的是同一场舞。
月底那一句「我在我们组算上手快的」,出现的是第三种。「我」,就是在第三种侧重下显出来的。
这句话,是这本书的第一块基石。
再回头看这个月,你会发现,许一帆这个新的「我」,是被三样东西一起做出来的。
一台证件照机,给了他一个白底的、端正的、他盯着看了几秒才认下的「我」。
一间开放式的办公室——座位、打卡、早会、那排人敲键盘声音的轻重——给了他一个位置。
一套职级和考核——P3,五项打分,一页能力说明——给了他一格。
这本书的三个人,各自最擅长看其中一样。拉康看镜子里那个被认下的完整形象;福柯看那片把人安排到位置上的场;鲍德里亚看那套决定你占哪一格的符号。
他们都看对了一件事:这个「我」,是被做出来的。
可他们又都把做「我」的那样东西,写成了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
真是这样吗?
那台证件照机,有生日。据记载,最早的自动照相亭,是 1925 年出现在纽约百老汇的;在那以前,没有人会坐进一个小隔间,照着一个女声的指令,把自己的脸放进一个虚线框。
那间开放式办公室,也有生日。老周说,三年前他们还是一人一个隔断,后来换了老板,才拆成现在这样。
那套 P3 到 P10 的职级,也有生日。人事说,是前年才从一家大公司学来的。那一年公司拿了一轮投资,人多了,老板觉得要有一把尺子,就把别人家的尺子搬了过来。没有人问过员工,这把尺子合不合身。
而那张二十栏的周报模板,就在这个月,被一个刚来的新人改成了八栏。
机器有生日,而且能被改——三个人没写的,就是这一句。
再拿这本书的三句问,在许一帆这个月试一次。证件照机:有生日,可一个用它的人改不了它的规格,只能去找定规格的地方。开放式办公室:有生日,改它要老板点头,员工没有口子。周报模板:有生日,有口子——组会上一句话,下个月就改了;也有外面——组长上面还有部门,部门上面还有公司。三台机器,三种答法。这三句问,第 5 章还会细讲。
这套书看任何事,底下都有一张图纸,三句话:
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
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
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
三样谁也不是老大,谁也不是先有的。许一帆的新「我」,是这个月一天天走出来的,也离不开这家公司和他自己的过去;反过来,他走的每一步,都被已经长出来的那个「我」推着;而那片土,也被他改了一小块。
图纸背后,还有一台发动机,三拍:路和土之间,张力攒起来;张力逼出形状的改变;形状一变,又回头改写路和土,新的张力再起。许一帆第一次在早会上说错话,就是张力;第二天他提前把要说的话写在手机上,就是形状的改变;从此他养成了开会前先写三行的习惯,这就是回写。
三条纪律记住:矛盾是引擎,不是故障;形状是结算点,不是起点;回写最容易漏。
这本书的三个人,漏的正是最后那一条。
第一个误会:说「我」是显出来的,就是说「我」是假的。
不是。许一帆那个「上手快的我」一点也不假。它是一个月里一天天发生出来的;发生过的事,改不掉。这套书反对的从来不是事实,是「本来就在」——把一个长出来的东西,当成出生以前就摆在那里的东西。
第二个误会:说「机器」,就是说有人在背后操纵。
也不是。三个人写的机器,都不是阴谋。拉康的结构,没有作者;福柯的权力,不在任何人手里;鲍德里亚的代码,自己在转。这本书也不找坏人。它只问三句:这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被它做出来的「我」,能不能回头改它?它有没有外面?
第三个误会:说拉康侧重心里、福柯侧重场、鲍德里亚侧重符号,就是给他们分类。
更不是。三个人三块地都碰过,只是用力不同。侧重,是一个人把力气压在哪一处,不是他住在哪一个格子里。把侧重写成格子,就是把一场发生写成了一台机器——那正是三个人犯的错。
三个人的词很多,有的很难懂。先给一张预览表,读到时再细讲。
| 他们的词 | 大白话 | 大致对上这套书的哪一处 | 差在哪里 |
|---|---|---|---|
| 镜子阶段(拉康) | 孩子在镜子里认出一个完整的自己 | 心里的「我」,第三种侧重 | 他把那一次认出,写成了一辈子认错 |
| 大他者(拉康) | 一个人出生前就在的语言与规矩 | 土 | 这片土没有生日,也问不得 |
| 无意识像语言那样被结构(拉康) | 心里说话的方式,有语言那样的规律 | 路 | 路被写成了一张早画好的地图 |
| 话语(福柯) | 一个时代能被当成正经话的那些话 | 理念那块地上的分布 | 分布被写成一层一层,层与层之间没有路 |
| 规训(福柯) | 用作息、座位、考试,把人练成某种样子 | 现实那块地上的场 | 被练出来的人,只准照着练 |
| 权力(福柯) | 关系里那股推人的力 | 土在推 | 只推不托,而且无处不在、没有生日 |
| 符号价值(鲍德里亚) | 东西说明「你是谁」的那一面 | 理念那块地上的分布 | 把「保暖」也算成了符号 |
| 拟像(鲍德里亚) | 没有原件的复制品 | 形状离开了土 | 他宣布真实已死,回不去了 |
| 代码(鲍德里亚) | 一套自己跟自己转的符号规则 | 土,被换成了一片符号 | 不可逆,没人签收 |
表里「差在哪里」那一栏,就是这本书要一章一章去拆的地方。
每章最后,有两行小账。
第一行: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镜子里,在场里,还是在分布里?
第二行: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
读到每一章的末尾,你可以停一下,自己先记一遍,再看书里怎么记。记着记着,你会发现,第二行常常是空的——那一处,就是三个人停下来的地方。
带走的话「我」是一天一天显出来的;显出「我」的那几台机器,也有生日,也能被改。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张照片里,一个工位上,一个职级里,一句「我算上手快的」里。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有;周报模板这个月就改了一次。
编序
本编六章,先把全书的骨架立起来,再请三个人上场。
第 1 章回头看:在这三个人之前,「我」一直站在起点上。笛卡尔、康德、胡塞尔、萨特,四种「我」,样子不同,都是先在的。第 2 章讲三个人的贡献:开启了主体发生学,「我」是在第三种侧重下显出来的。第 3 章讲三块地、三张脸,以及本书的一条写法:侧重对应,不是一人一格。第 4 章讲三个人的局限:发生过程的机制,被做成了发现学。第 5 章把局限做成一把尺子,三句问,全书逐人打勾。第 6 章把两个可以被证明是错的预言,在开卷之前写死。
本编是全书两列表的出处:第 2、3 章写左列,第 4、5 章写右列。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跟人吵完一架,冷静下来,对自己说:算了,我就是这样的人。
这句话很省力。它把一件刚刚发生的事——一次发火,一次冷场,一次搞砸——收进一个现成的「我」里:不是这件事让我这样,是我本来就这样。
这句话背后有一幅图:先有一个「我」,稳稳地站在那里;然后才有我的脾气、我的选择、我的日子。「我」是起点。
这幅图不只在日常里。在哲学里,它站了三百多年。
十七世纪,法国人笛卡尔做了一件很彻底的事:把能怀疑的,全都怀疑一遍。眼睛会骗人,梦会骗人,连数学也可能是一个魔鬼在捉弄我。怀疑到最后,他发现有一件事没法怀疑:我正在怀疑。既然在怀疑,就在思想;既然在思想,就有一个「我」在(《谈谈方法》第四部分,1637;《第一哲学沉思集》第二沉思,1641,大意)。
先说这一步对在哪里。它很了不起:把一切打回一锅粥,然后从粥里捞出一样东西。怀疑,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发生。
这场怀疑有一个很具体的开头。1619 年冬天,二十三岁的笛卡尔随军驻扎在德国。据他自己说,他整天一个人关在一间有火炉取暖的屋子里,想了一整天的事(《谈谈方法》第二部分,大意)。后来他又举过一块蜂蜡:刚从蜂房里取出来,带着花香,敲一下会响;放到火边,颜色变了,形状变了,香味散了,敲也不响了。它还是那块蜡吗?他说还是——可让你认出它的,不是眼睛,是心(《第一哲学沉思集》第二沉思,大意)。一块蜡在火边一刻不停地变,认出它的那个「我」,却被他放在了变化之外。
可是捞出来以后,他做了一个决定:把这个「我」宣布为一块永远不动的地基,一切知识都要从这里盖起。本系列的笛卡尔卷,给他的判词是:一场彻底的怀疑把一切打回一锅粥,从粥里捞出的「我」被宣布为永远不动的地基——怀疑是一场发生,「我思」却被做成了发现。
「我」,第一次被正式放上了起点。
一百多年后,德国人康德更进一步。他说,我们认识到的世界,有一大半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时间、空间、因果,都是认识本身带来的形式。而做这一切的时候,总有一个「我」在场——「我思」必须能够伴随我的一切表象(《纯粹理性批判》B131—132,大意)。
这个「我」,不是你或我这个具体的人,是一个谁都一样的、让认识成为可能的「我」。康德管它叫先验的自我意识。本系列的康德卷用过一个比方:人人都戴着一副摘不下来的眼镜,世界的颜色、远近、先后,有一大半是这副眼镜给的。先验的「我」,就是那个一直戴着眼镜、而且人人戴的都是同一副的「我」。你和我吵架,吵的是看见了什么;那副眼镜本身,从来不在吵架的范围里。
他看见了很多东西是「做出来的」,这是对的。本系列康德卷的判词是:他看见了现象是「做出来的」,却把做现象的那台机器焊死了。那台被焊死的机器里,坐着的正是这个先验的「我」。
二十世纪初,德国人胡塞尔把「看」这件事研究得比谁都细:一样东西怎样一点一点向我们显出来,时间怎样在意识里一格一格地流。他看见了显出来的过程,这是他的头一功。
举个家常的例子。你拿起一只杯子,转一圈:每一眼只看到它的一面,杯把、杯口、底下那一圈磨损,是一眼接一眼出现的;那只完整的杯子,是这一眼接一眼合出来的,不是一下子摆在你面前的。他把这一眼接一眼的过程,描写得极细。他还发明了一个办法:先把「世界本来就在」这个念头放进括号,暂时不管,只看东西是怎样向你显出来的。
可是在一切显出来的东西中间,他留下了一个不许被改写的位置:一个纯粹的、在看的「我」。本系列胡塞尔卷的判词是:他亲手给「发生」和「土」都起了名字,却让一个不许被改写的「看的人」坐在正中间。
二战以后,巴黎的萨特说出了一句很多人都听过的话:存在先于本质(1945 年的演讲,大意)。人不是先被规定好是什么,而是先存在,再通过自己的选择,成为自己。
听起来,「我」终于不是现成的了——它是选出来的。可是那个在选的人呢?萨特说,那是一种纯粹的自由,一种「虚无」。
他写过一个很有名的场面:咖啡馆里有一个侍者,动作太像一个侍者了——弯腰的角度,端盘子的姿势,走路的节奏,都有点过分标准,像在演一个侍者(《存在与虚无》第一部分第二章,大意)。萨特说,他在骗自己:他以为自己「是」一个侍者,其实他是自由的,随时可以不当这个侍者。
这个场面,其实很接近这本书要讲的东西:侍者那个样子,是在一家咖啡馆这片场里显出来的。可萨特从这里看到的是另一件事:在那个样子后面,有一个不属于任何场的、纯粹自由的「我」。本系列萨特卷看出了这里的问题:本质是发生的,存在是发现的;那个「虚无的自为」,是第四个先在者。
选出来的,是「我」的样子;在选的那个「我」,还是先站在那里的。
笛卡尔的地基,康德的先验自我,胡塞尔坐在正中的看的人,萨特的自由选择者。四个「我」,样子各不相同,有一点完全一样:都先在。
| 哲学家 | 他的「我」 | 本系列的判断 |
|---|---|---|
| 笛卡尔 | 从怀疑里捞出来的地基 | 怀疑是一场发生,「我思」却被做成了发现 |
| 康德 | 陪着每一次认识的先验自我 | 做现象的那台机器被焊死了 |
| 胡塞尔 | 坐在正中间的那个看的人 | 一个不许被改写的「看的人」 |
| 萨特 | 自由选择的那个人 | 「虚无的自为」是第四个先在者 |
先有这个「我」,然后才有认识,才有选择,才有世界向它显出来。
用前言里那道式子说:现象的特征=知识=F(主体,客体,互动)。三百年里,哲学家们默认,式子里的「主体」是一个自变量——它在互动之前就在那里,等着去认识,等着去选择。
这就是发现学的「我」:本来就在那里,等着被找到。笛卡尔用怀疑去找,康德用批判去找,胡塞尔把世界放进括号去找,萨特用选择去证明。找的方法越来越精,要找的那个「我」,却从来没有被问过一句:你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这块地基早就有过裂缝。
十八世纪,苏格兰人休谟说过一句很老实的话:我往自己心里看,每一次碰到的,都只是一个具体的知觉——冷或热,爱或恨,痛或快乐;我从来没有在这些知觉之外,抓住过一个「我」(《人性论》第一卷第四章第六节,大意)。「我」也许只是一串知觉,一个接一个地流过去。本系列休谟卷说,他每一次都看见了发生,却每一次都用「找不到」给它判了刑——找不到那个「我」,就说它没有。
十九世纪末,德国人尼采说得更尖:我们以为有一个「我」在想,是因为语法要求每个动词前面都有一个主语;其实是一个念头自己来了,不是「我」要它来(《善恶的彼岸》第十七节,大意)。
可这两道裂缝,都没有把「我」从起点上撬下来。休谟自己承认,一出书房,和朋友吃饭、下棋、说笑,那些怀疑就散了,他照样过着有一个「我」的日子;尼采的话,要等到二十世纪,才有人接着往下敲。
敲得最重的一下,来自维也纳的医生弗洛伊德。1917 年,他写过一篇短文,大意是说:人类的自恋挨过三次打击——哥白尼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达尔文说人是从动物来的,而精神分析要说第三件事:自我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精神分析的一个困难》,1917,大意)。
「我」底下,还有一大片自己看不见的东西在推。
这一敲很重。可弗洛伊德自己,把那片看不见的东西想成了一座埋着旧物的地窖。本系列弗洛伊德卷的判词是:他看见了过去会被现在改写,却把过去当成了一座封好了、等着挖的庞贝城。地窖是先在的,「我」只是地窖上面的那一层。
真正把「我」从起点拉到结果的,是后来的三个法国人。
拉康接过弗洛伊德的地窖,说那里面装的不是旧物,是语言;「我」是在镜子里、在别人的话里,一点一点认出来的。
福柯去档案里查「人」的出生日期。他发现,今天这种「人」——既是去认识的一方,又是被认识的对象——是十八世纪末才出现的;而每一个具体的人,是在学校、医院、兵营、监狱这样的场里,被安排出来的。
鲍德里亚看着一个东西多得用不完的社会,说:人是谁,要看他在符号里占哪一格;到后来,连那个占格子的人都可以不必在场。
三个人,把「我」从式子的自变量里拿了出来,放到了结果那一边。
这一挪,是二十世纪后半叶思想里最大的挪动之一。
一个念头,也是在一片土里长出来的。三个人把「我」挪到结果那一边,这件事长在二十世纪中叶巴黎的一片土里。
第一块土,是语言学。二十世纪初,瑞士人索绪尔讲过一个道理:一个词的意思,不在它自己身上,在它和别的词的差别里。「猫」之所以是「猫」,是因为它不是「狗」,也不是「帽」。几十年后,这个道理在巴黎到处开花。
第二块土,是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研究各地的亲属制度,发现一个人叫谁舅舅、能娶谁、不能娶谁,在他出生以前就排好了,像一套语法(《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人一出生,就走进了一套早已在那里的结构。
第三块土,是战后的日子。法国从战争的废墟里走出来,经历了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冰箱、电视、汽车、超市,一样一样进了普通人家。东西第一次多到用不完,人第一次被广告和商品团团围住。1957 年,罗兰·巴特出了一本小书《神话学》,一篇一篇拆洗衣粉广告、摔跤比赛、新款汽车,说这些日常的东西都在替人说话。十几年后鲍德里亚接着做的,正是这件事。
第四块土,是一位老英雄的退场。四五十年代,萨特是巴黎思想界的中心,他那个自由选择的「我」,是一代人的旗帜。到了六十年代,年轻人开始不耐烦:那个「我」太大了,大到看不见它脚下的语言、制度和商品。1968 年五月,巴黎的学生上街,工人罢工,墙上刷满了标语。那一场风暴,没有把谁推上台,却让很多人第一次觉得:学校、工厂、家庭这些「本来如此」的地方,原来都是可以被质问的。
语言在人之前,结构在人之前,商品在人之前。在这样一片土里,「我」从起点挪到结果,几乎是迟早的事。三个人,是这片土里长得最高的三棵树。
回到那句「我就是这样的人」。
下次说出这句话之前,可以停一下,换一种问法:我这个样子,是在哪一片土里、哪一段路上长出来的?
一个说「我就是急脾气」的人,也许是在一个说话大声才有人听的家里长大的;一个说「我就是理科脑子」的孩子,也许只是在某一年,碰上了一位把他的作文改得满篇红圈的老师。
问出来的答案不一定对。可问法一换,「我」就从一块石头,变成了一条路。路是可以接着走的,石头只能搬。
这几年还流行一种说法:我是 I 人,我是 E 人;我是处女座,所以爱干净。一个测试,四个字母,一个星座,就把「我」说成了出生前就定好的样子。这些说法好玩,也常常说中几分;可一旦当了真,它们就是笛卡尔那块地基的平价版本——「我」又被放回了起点。一个自称 I 人的年轻人,也许只是还没有碰到一片让他愿意开口的场。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拿一句你常说的「我就是……」,写下它最早是哪一年、在什么场合冒出来的。
带走的话三百年里,哲学家们都在找那个「我」;三个人第一次问,那个「我」是从哪里来的。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前面四个人那里,它不必显出来——它本来就在。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他们的「我」本身就是那台机器,没有生日。
毕业那年,全班拍了一张合影。照片发进群里的那一刻,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几乎每个人都一样:先找自己。
找到了——第三排,右数第五个,眼睛好像眨了一半——心里一动。然后才去看别人:谁站在最中间,谁和谁挨着,谁在偷偷做鬼脸。
这个每个人都做过的小动作,藏着这本书最要紧的一件事。
导论里,我们用许一帆的一个月,讲过三种看法。这一章换一张毕业照,把第三种看得更细一点。
看一张合影,可以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盯着一样一样的东西:这是张三,这是李四,那是教学楼的台阶。看的是「那儿有个东西」。
第二种,看正在发生的事:谁在笑,谁被逗笑了,前排两个人好像刚闹过别扭,还别着劲。看的是「有个过程正在发生」。
第三种,看整张照片铺开的样子,看自己落在哪里:我在第三排,离班主任不远,挨着我最好的朋友。看的是「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
这套书管这三种看法叫一号位、二号位、三号位。
最要紧的一句是:它们不是三样东西,是同一次看的三种侧重。重心落在哪里,显出来的就不一样。落在第一种,显出来的是一个个东西;落在第二种,显出来的是一个个过程;落在第三种,显出来的,是「我」。
把这句话说得再直白一点:「我」,不是一个事先放在那里、等着你去找的东西。它是一件事的重心落在「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上的时候,显出来的样子。
你在毕业照里找到自己的那一下,「我」亮了。
还有一个更日常的时刻。你走在街上,身后有人喊一声你的名字。你一回头——就在回头的那一下,「我」亮了:那个被叫的人,是我。
福柯的老师阿尔都塞,写过一个很有名的场面:警察在街上喊一声「喂,你!」,一个人回过头来,就在这一转身里,他成了那个被叫的人(《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970,大意)。阿尔都塞说的是国家怎样把人叫成某一种人;这本书只借他那个动作:「我」不是先在屋里等着、然后出门应答的,「我」是在被叫、回头的那一下,在一片场里亮起来的。
发育研究有一个大方向,和这件事对得上:婴儿先会盯住一样东西看;再大一点,会跟着大人的手指,一起去看一样东西;大约到一岁半以后,才会在镜子里发现,鼻子上那一点红,是在自己脸上(镜前点红实验的常见口径)。先有东西,再有一起,最后才有「我」。这件事,很多父母都见过:孩子一岁多的某一天,照镜子时忽然伸手去摸自己的鼻子,而不再去摸镜子。
「我」是最后亮起来的:它是第三种侧重下的显影,不是一切的起点。
最后亮起来,不等于最高级,也不等于前两种就此熄灭。一个大人照样会盯着一样东西看,照样会看两个人之间正在发生什么;只是多了一种看法,重心可以落到「我在这片场里」上。三种看法一直都在,换着当重心。你盯着手机上一条消息,是第一种;看两个朋友在群里一来一回地吵,是第二种;忽然发现这场争吵把自己也扯了进去,「那我该站哪一边」——第三种亮了。
这套书把这件事写成一句话:主体性,是三号位侧重的显影。
这本书的三个人,没有用过这套书的词。可他们各自用一辈子的工作,把这一句做了出来。
拉康讲的是镜子。一个还不会走路、得靠大人扶着的孩子,在镜子前认出了一个完整的小人,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说,「我」的最初形态,就在这一刻成形:在外面,在一个完整的形象里(《镜子阶段》,1949,大意)。「我」是在一片场里——镜子里,大人的怀里,一家人的目光里——被认下来的一个位置。拉康后来还补过一个细节:孩子认出镜中的自己,常会回过头去,看一眼抱着他的大人,像是要一个确认(1960 年的一篇文字,大意,〔待核〕)。「我」亮起来的那一下,身边有另一双眼睛。
福柯讲的是场。学校、兵营、医院、监狱,把空间切成格子,把时间切成一段一段,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一个位置上都有一个人(《规训与惩罚》第三部分第一章,大意)。「我」是在这片场里被安排出来的一个位置。他举过十八世纪学校里的例子:教室里的座位按「名次」排,成绩好的坐哪里,成绩差的坐哪里,一目了然;名次一变,座位跟着变。一个孩子坐在第几排,就是他在这片场里是谁。
鲍德里亚讲的是符号。一个人用什么手机、穿什么牌子、住什么小区,说明的是他在一整套符号里站在哪一格(《消费社会》,1970,大意)。「我」是符号分布里的一格。他最早的那本书写家具:一套家具要「配」,客厅要有「格调」;高档的叫样品,大量生产的叫系列,系列一直在模仿样品,样品一直在往前跑(《物体系》,1968,大意)。你挑哪一套,不只是挑一个坐的东西,是挑你在这张排开的表里站哪一格。
镜子里的位置,场里的位置,分布里的位置。三个人讲的,都是「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都是第三种侧重下显出来的「我」。
三个人看的时间尺度,也各不一样。拉康看的是一个人的一生:「我」在一个孩子一岁多的时候第一次亮起来,此后几十年,一次一次地被认、被叫、被拒绝。福柯看的是几百年:学校、医院、监狱怎样一点点改了样子,「人」怎样在十八世纪末被造出来。鲍德里亚看的是一个社会的几十年:东西越来越多,符号越来越密,「我」越来越像一张在货架上排好位置的标签。一生,几百年,几十年——同一件事,在三种尺度上都看得见,这件事就不是偶然。
这本书的承重判断,前一半照原话写:三人的贡献是开启了「主体发生学:三号位侧重显影发生」。
说他们对,要说得具体。
第一,他们把「我」从起点挪到了结果。这一挪,拆掉了三百年的地基。
第二,他们找到了「我」显出来的真实场合:一面镜子,一张座位表,一个购物车。他们不是在书房里推出来的,是在诊室里、档案里、商场里看出来的。拉康看了一辈子病人,福柯读了一辈子档案,鲍德里亚从一张沙发写起。
第三,他们都看见了,「我」是在外面显出来的。拉康的镜子在外面,福柯的场在外面,鲍德里亚的符号也在外面。「我」不是从心里一颗种子往外长出去的,是在一片场里被显出来的。中国人其实早懂得这一半: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传》)。人要看清自己,得先有一面在外面的镜子。
第四,他们都看见了,一个人不只有一个「我」。场不止一片,「我」也就不止一个。一个女人早上在家里是妈妈,上午在单位是科长,中午在商场是一张金卡,晚上在同学群里又成了当年坐第一排的那个班长。四个「我」都是真的,都是在各自那片场里亮起来的。拉康说主体是分裂的,福柯说人在不同的场里被做成不同的人,鲍德里亚说一个人散在一堆符号里——话说得各不相同,看见的是同一件事: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我」,站在所有这些场的外面。
这四条,是本书要从他们那里带走的东西。这套书说到「我」怎样显出来,常常只有一张图、几句话;他们用几十年、几千页,把这张图画满了细节。这是这套书要向他们学的。
读到这里,有人会不舒服:说「我」是显出来的,是不是在说人没有自己,全凭环境摆布?
不是。
显出来的「我」,是真的。一个孩子在镜子里认下的那个自己,一个学生在座位表上的那个位置,一个人在符号里站的那一格,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发生过的事,改不掉。而且「我」一旦亮起来,就会动手:会选择,会拒绝,会记仇,会感激,会回头去改那片场。
这套书说「主体不是起点」,不是说主体不重要,是说它的重要不在「本来就在」,在于它是一场发生里长出来的、还会接着长的那一部分。起点只有一个;长出来的东西,可以一直长。
可是,「开启」两个字要记住。开启,是开了头。
显出来之后,还有一件事:显出来的「我」,会回头改写那片把它显出来的场。毕业照里的你,看到自己眨了一半的眼睛,会在群里嚷着要重拍——你改动的,是那张照片本身,是那一次拍照的做法。
这一步,三个人都写得很少,而且都在要紧处把它关上了。开启这个词还有一层意思:门是他们推开的,后来的人可以从这扇门走得更远。这本书在门里多走的那一步,只有一句话:连那台做「我」的机器,也是一场发生。
回写的样子,在三个人那里本来都看得见一角。在拉康那里,是一个孩子长大以后,会给自己改一个名字,会不再照着父母的话去活;在福柯那里,是一群被关着的人,把监狱里的事说了出来,墙外的人第一次听见——福柯自己就参与过这样一件事,第 23 章细讲;在鲍德里亚那里,是一群顾客不再买账,一个牌子不得不改了说法。这些事都真实地发生过,可在他们的理论里,都只是例外,不是常规。怎么关上的,第 4 章讲。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某一天忽然不肯穿妈妈买的那件衣服了。
家长常说: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好像那个「想法」是早藏在孩子身体里的一颗种子,到时候自己冒了出来。
换这一章的眼光看:那个不肯穿这件衣服的「我」,是在一片场里显出来的——班里同学穿什么,谁被笑过,谁被羡慕过,他在那片场里站在哪一处。那件衣服,会让他在那片场里,站到一个他不想站的位置上。
明白了这一点,家长可以少问一句「你怎么变了」,多问一句「在你们班,穿这个的,是什么样的人」。前一句问的是一颗种子,后一句问的是一片场。
还有一个场面,很多家里都见过。一个人退休了。第一个月,他还是每天六点醒,醒了不知道干什么;以前别人叫他「王处长」「王工」「王老师」,现在楼下的人叫他「老王」。他常说一句话:我怎么觉得,自己不是自己了。
这不是矫情。那个「我」,本来是在一片场里亮着的:办公室,会议,签字,被人等着。场一撤,那个「我」就暗了。家里人能做的,不是劝他「想开点」,而是帮他找一片新的场:一个每周要去的地方,一件有人等着他的事。「我」会在那里重新亮起来。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写下你这一周里「我」亮起来的三个时刻——被人叫名字回头的那一下,在一张表上找到自己的那一下,照镜子觉得「这才是我」的那一下。看看它们各自亮在哪一片场里。
带走的话「我」不是被找到的,是在一片场里亮起来的——三个人开启了这一句。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镜子里、在座位表上、在一整套符号里,都是「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这一章只写开启,机器留给第 4 章。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心里冒出一句:这才是我。
也许是看到成绩单上那个名次的时候:年级第十二,比上次进了二十名。这才是我。
也许是坐进一间新教室、一个新工位,发现自己被安排在靠窗的好位置:这才是我该在的地方。
也许是某天早上照镜子,发现头发终于剪对了,整个人看起来是一个完整的、顺眼的样子:这才是我。
三种「这才是我」,出现在三个地方:一张表上,一间屋子里,一面镜子里。
上一章说,「我」是在第三种侧重下显出来的: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这一章要补一句:这个位置,在三块地上长得不一样。
在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理念界:概念、规则、制度),位置是一个排序,一个等级,一格。年级第十二,P3,会员金卡。这套书管这张脸叫「分布」:你在一整套排开的东西里,落在哪一处。
在手上碰的那块地上(现实界:身体、器具、地方),位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第三排靠窗,12 床,流水线的第四个工位。这张脸叫「场」:你在一片摆开的空间和人群里,被放在哪里。
在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上(自我界:记忆、身份、情绪、关系),位置是一个完整的、看着顺眼的自己。镜子里那个头发剪对了的人,朋友圈里那张终于满意的照片。这张脸叫「美」:一个人在自己和别人的眼里,站成一个完整的样子。
分布,场,美。同一个「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在三块地上的三张脸。
| 三块地 | 「我」的那张脸 | 家常的样子 |
|---|---|---|
| 脑子里想的(理念界) | 分布:在一整套排开的东西里落在哪一处 | 年级第十二,P3,会员金卡 |
| 手上碰的(现实界) | 场:在一片摆开的空间和人群里被放在哪里 | 第三排靠窗,12 床,第四个工位 |
| 心里的「我、你、他」(自我界) | 美:站成一个完整的、看着顺眼的自己 | 镜子里剪对了头发的人,一张终于满意的照片 |
「美」这个字,要多说一句。它不是化妆品广告里的那种好看,是「完整、合适、顺眼」。一个人觉得自己终于站成了一个囫囵的、不别扭的样子,就是这张脸亮了。拉康说,镜子里的那个小人,给了孩子一个「完整的形」,而孩子自己那时候连路都走不稳——他欢喜的,正是这份完整。这张脸也可以是一张难看的脸:一个人认定「我就是个失败的人」,那也是一个完整的样子,只是完整得让人难受。
这三张脸,本书的三个人各自用力最深的,正好不同。
拉康侧重心里那块地、那张「美」的脸:镜子里那个完整的、让孩子欢喜的形象。另两块地他也碰过——他说无意识像语言那样组织起来,这是脑子里的规则那块地;他讲身体,讲冲动,这是手上碰的那块地。可他一辈子用力最深的,是那个在镜子里、在别人的目光里被认下的「我」。
福柯侧重手上碰的那块地、那张「场」的脸:座位,作息,那座塔,那张病床。另两块地他也碰过——六十年代,他写的是一个时代能想什么、能说什么,那是脑子里想的那块地;八十年代,他写一个人怎样把自己的生活做成一件作品,那是心里的那块地。他一生三个时期,侧重轮换了三次;可他最有名、也最有力的,是七十年代写的那片场。
鲍德里亚侧重脑子里想的那块地、那张「分布」的脸:一个人用的东西、穿的牌子,在一整套符号里排在哪一格。另两块地他也碰过——他写物,写城市,写美国沙漠里的公路,那是手上碰的那块地;他写诱惑,写沉默的大多数,那是心里的那块地。可他一辈子最用力的,是那套符号。
说「用力最深」,要有凭据。拉康被引用最多的文字里,有一篇就是讲镜子阶段的,他从 1936 年讲到 1949 年,此后几十年一再回到它;福柯被引用最多的一本书,是写学校、兵营、监狱那片场的《规训与惩罚》;鲍德里亚成名的两本书,《物体系》和《消费社会》,写的都是符号怎样排开、人怎样在里面站位,后来那些关于拟像的书,也是从这里一步一步长出来的。三处凭据,第二、三、四编各有一章细细交代。
拿导论里许一帆的那个月对一下:那张让他盯着看了几秒的证件照,是拉康看得最深的那张脸;那个第三排靠窗的工位,是福柯看得最深的那张脸;那个 P3,是鲍德里亚看得最深的那张脸。一个月,三张脸,三个人各有一张看得最清楚。
三张脸,不是各长各的。它们会互相借。
福柯讲过的那种十八世纪的教室,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先有一张名次表,那是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的一个排序(分布);名次一定,座位就跟着排,那是手上碰的那块地上的一个地方(场);一个孩子天天坐在最后一排,久了,心里就长出一个「我就是差生」的样子(美,只不过是一张难看的脸)。一张表,借给了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又借给了一颗心。
反过来也一样。一个人心里先有了「我是个体面人」的样子,就会去找配得上它的牌子,就会在饭桌上挑一个配得上它的座位。
三张脸互相借,说明三块地是缠在一起的。所以下一节要说:三个人的对应,只能是侧重。
读到这里,很容易画出一张整整齐齐的表:拉康一格,福柯一格,鲍德里亚一格。
这张表不能这样画。
这一条是作者口述定下的写法,照原话写:「当然你这种对应,只能是侧重对应。」
为什么只能是侧重?因为那三种看法、那三块地,本来就不是分开的格子。三种看法是同一次看的三种侧重,重心会换;三块地是缠在一起的,一件事要三块地都通了才长得出来。拉康讲镜子,离不开一个抱着孩子的大人,那是手上碰的那块地;也离不开一句叫出「这是你」的话,那是脑子里想的那块地。福柯讲座位表,离不开写在章程里的规矩,也离不开坐在座位上那个人心里的害怕与习惯。
把三个人分进三个格子,就等于说:拉康只管心里,福柯只管身体,鲍德里亚只管符号。这不是事实。
中国人讲「因材施教」,看的是一个孩子此刻用力在哪里,明年可能就换了;要是把孩子一分班就分成「快班」「慢班」,一分三年不动,看的就成了格子。同样是看孩子,一个看的是侧重,一个看的是格子,孩子长出来的样子会很不一样。
侧重,是一个人把力气压在哪一处;不是他住在哪一个格子里。
还有一个更深的理由。
一个人一生的侧重,是会变的。福柯就是最好的例子:三十多岁把力气压在一个时代的知识上,四十多岁压在身体和场上,五十多岁压在一个人对自己做的事上。这是一条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如果把他写成「福柯就是场」,就把一条路冻成了一个格子。
另两个人也一样。拉康早年讲镜子,讲的是心里那张完整的图;五十年代以后,他把力气压到语言上,说「我」是话语链条上的一个位置;到了晚年,他又转向那些进不了语言的东西,画起一个一个的绳结。鲍德里亚早年写物和消费,中年写拟像和仿真,晚年写客体怎样反过来对付主体。三个人,三条路,每一条都拐过好几个弯。
一个格子,装不下一条路。
而把一条正在走的路,冻成一个本来就在的格子,正是这本书要指出的那个错。三个人都犯了它:把发生的过程,做成了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
一本讲这个错的书,自己先不能犯。
所以,本书写每一处对应,都守四条。
一,只说「侧重」「偏重」,不说「属于」「占了」。
二,每说一处侧重,都补一句「兼及」:另两块地上,他也做了什么,出处在哪里。
三,每一处侧重,都要给凭据:他用力最深的那几本书写的是什么;他自己回头怎么说;他的论证最后落脚在哪一层。凭据不够的,标「待验」。「兼及」也要凭据。比如说福柯兼及脑子里想的那块地,凭据之一是他 1969 年那次题为《作者是什么》的讲演:他说,「作者」不是一个先在的人,是一套话语里的一个功能、一个位置(大意)。
四,侧重会轮换。同一个人前后期不一样,照实写成一条路。
举一个要标「待验」的例子。说鲍德里亚侧重符号的分布,凭据很足;可他晚年写诱惑、写客体的反击,用力也不小,那一段算不算把侧重轮换到了心里那块地?这一处,本书先标「待验」,第四编第 44 章再下结论。
这四条,会在三人各编里一处一处兑现。
照这四条,先画一张草表。它不是分类表,是一张用力的地图;每一格里写的,都是「侧重」和「兼及」,不是「属于」。
| 侧重 | 兼及 | 侧重怎样轮换 | |
|---|---|---|---|
| 拉康 | 心里那块地:镜中完整的形象(美) | 语言与规矩(理念),身体与冲动(现实) | 镜子(三四十年代)→ 语言(五六十年代)→ 进不了语言的那一块(七十年代) |
| 福柯 | 手上碰的那块地:座位、作息、那座塔(场) | 一个时代能说什么(理念),把生活做成作品(自我) | 知识(六十年代)→ 身体与场(七十年代)→ 自己对自己(八十年代) |
| 鲍德里亚 | 脑子里想的那块地:符号的排序(分布) | 物、城市、公路(现实),诱惑与沉默(自我) | 物与消费(六七十年代)→ 拟像(七八十年代)→ 客体的反击(八十年代以后) |
这张表,会随着各编的写作被修改;改了,照实登记。
家长会上,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我家孩子是理科型的。」「他是那种内向的孩子。」
这些话,一开始都只是侧重:这个孩子这一两年在数学上用力多一点,这学期在班上话少一点。可一旦被说成「型」,就成了格子。格子一立,孩子就被放了进去:作文写得好,是「偏科了」;某天话多了,是「反常」。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把你给孩子,或者给自己,贴过的一个「型」,改成一句带时间的话。「他是理科型的」,改成「他这两年,数学上花的心思多」。一句话里有了时间,格子就又变回了一条路。
许一帆的妈妈教了二十多年小学。她说,她最怕在学生的成绩册上写「该生性格内向」这几个字——写上去,下一位老师拿到册子,就会照着这几个字去看这个孩子,孩子也会照着这几个字去长。后来她改了写法:「本学期课堂发言较少,小组活动中表现积极。」一句话里有了时间,也有了另一片场。
单位里也一样。「他是技术型的,不适合带人。」这一句话,常常决定了一个人十年的路。可它最早也许只是一次侧重:他第一年被分在一个只做技术的岗位上,没有机会带过谁。格子一立,后来的每一次安排都照着格子来,格子就越来越像真的。
要破这样的格子,不必去争「他到底是什么型」,只要给一次机会,看他在另一片场里会显出什么样子。
带走的话三个人各有侧重,不是各占一格;侧重是一条路上的用力,格子是把路冻住了。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三块地上,三张脸——分布,场,美。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把侧重写成格子,就是自己造了一台机器;本书先把它拆掉。
导论里,许一帆在商场一楼坐进了一台自助证件照机。这一章,我们再坐进去一次,这一次慢一点看。
一个小隔间。一张会转的圆凳。一块屏幕,一个女声:请坐正,请平视,请不要露出牙齿。屏幕上有一个人形的虚线框,你得把脸放进去。闪光。出纸口吐出一张照片:白底,正面,不笑,比你平时端正一点。
然后你拿着这张照片,去做工牌,去办证,去报名考试。在很多地方,别人第一次认识的「你」,就是这一张。
这台机器,是全书的总比喻。
它做出一个「你」,靠的是三样东西。
一样是照片上那个完整的形象。你盯着它看几秒,认下了:这是我。——这一部分,拉康看得最深。
一样是那个让你坐正、平视、把脸放进虚线框的小隔间:一个安排好你的身体、给你一个位置的场。——这一部分,福柯看得最深。
一样是那套规格:白底,多少乘多少,头发不遮耳,不露齿。不合规格的照片,不算「你」。——这一部分,鲍德里亚看得最深。
三个人都看对了:照片上的「你」,是被做出来的。
可是,说到那台机器本身,三个人写着写着,都把它写成了一台本来就在、改不动的东西。
拉康说,那是一套结构。一个孩子还没出生,语言的秩序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他的名字,他在家里的位置,那些「不许」和「应该」。他只能走进去,在里面领一个位置。这套结构没有作者,谁也问不得它(接本系列第 121 号第 9 章)。
福柯说,那是权力。它不在谁手里,在一切关系里,无处不在(《性经验史》第一卷第四部分第二章,大意)。每一种具体的权力,他都查了出生日期;唯独「关系里永远有力」这一句,没有生日,也没有失效的条件(接本系列第 185 号)。
鲍德里亚说,那是代码。符号自己跟自己转,复制品走在原件前面,真实已经被吞掉,回不去了(接本系列第 126 号第 8 章)。
结构,权力,代码。三台机器样子不同,有三处一模一样:没有生日;被它做出来的「我」,改不动它;在它外面,没有一个可以站上去查它的地方。
这三处,不是批评他们的人替他们说的,是他们自己的话里就有的。拉康说过,没有一个大他者的大他者:语言外面,没有另一套语言可以替它作证(1960 年《主体的颠覆》,大意)。福柯说过,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可反抗从来不在权力的外面(《性经验史》第一卷第四部分第二章,大意)。鲍德里亚说,人们以为走出迪士尼乐园就回到了真实的美国,其实外面的美国,也已经是一座迪士尼(《拟像与仿真》,大意)。三句话,三个「没有外面」。第 5 章还要细看。
这本书的承重判断,后一半照原话写:三人的局限是,将发生过程的机制做成了发现学。
「发生过程的机制」,这几个字要慢慢读。
那台证件照机,不是从来就有的。据记载,最早的自动照相亭是 1925 年出现在纽约百老汇的;在那以前,照相要去照相馆,由一位师傅帮你摆姿势,跟你说话,让你放松。规格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不同的证件、不同的年份,要的底色和尺寸各不相同,改过不止一次。
它们是在一段历史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有人发明,有人推广,有人定标准,有人抱怨,标准再改。这是一场过程。
照相这件事,本来就是一场人和人之间的过程。老照相馆里,师傅会跟你聊两句,让你别紧张,会伸手替你把衣领翻好,会说「往左一点,下巴收一收」,拍完还会问你满不满意。自动照相亭把这位师傅拿掉了,换成一个女声、一个虚线框、一套规格。过程还在,只是被做成了机器,看起来就像本来如此。
三个人的机器,也是这样。
拉康的结构,本来是一场认同:一个孩子在一次次被叫名字、被抱起、被拒绝里,一点一点认出自己。这是一场一来一往的过程。
福柯的权力,本来是一场力的往来。他自己晚年说过,权力是一种「作用于别人行动的行动」(《主体与权力》,1982,大意)。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过程。
鲍德里亚的代码,本来是一场交换。他自己最看重的,是礼物与回礼那种一来一往的交换。这也是一场过程。他从人类学家莫斯的《礼物》那里接过这个意思:一份礼物收下了,就欠着一份回礼,人和人就这样一来一往地连在一起(大意)。
三场过程,到了他们笔下,都被冻住了:从「有个过程正在发生」,冻成了「那儿有一台机器」。
用第 2 章的话说:一件落在第二种侧重上的事,被当成了第一种侧重下的一样东西。
把这件事写成一个式子:
主体=F(机制),机制=机制。
F 的意思很简单:由它决定。「主体=F(机制)」,读作「我」由机制决定;「机制=机制」,读作机制只由它自己决定,谁也不参与。拿证件照机套一下:照片上的你=F(机器),机器=机器。前一半没错;后一半,只要想起老照相馆里那位师傅,想起规格改过的那几次,就不成立了。
前一半,他们看对了:「我」是被机制做出来的,是结果,不是起点。
后一半,他们关上了:机制就是机制,它不是任何东西长出来的,也不会被任何东西改写。
这套书的图纸,第三句是: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换成这里的话说:机器,也是被它做出来的那些「我」一起长出来的;那些「我」,会回头改写机器。
三个人漏掉的,正是这一笔回写:被做出来的「我」,回头改写那台做它的机器。
「发现学」这个词,这套书里说过很多次。一样东西,如果被说成本来就在那里、等着人去找到,那就是发现学的看法。发现学站在三块地基上:对象先在,方法中立,知识累积。
三台机器,都站在第一块地基上:对象先在。结构先于每一个孩子,权力先于每一段关系,代码先于每一个符号。它们成了被发现的东西——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去找到它,描写它,证明它无处不在。
悖论就在这里。三个人把「我」从发现学里救了出来:「我」不是本来就在的,是发生的。又把生「我」的那台机器,送回了发现学:机器是本来就在的,等着被发现。
这套书有一条总原则,说的正是这件事: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就是发生对发现的替代历史——今天的哲学家把昨天的「发现」解构为发生,又偷偷把自己的发生打造为新的发现,留给明天去解构。三个人,是这条原则一个整齐的样本:他们一起解构了「我」这块磐石,又各自立起了一台机器。
这套书的那部两千五百年的长文,还说过一件事:新立起来的磐石,一代比一代难查。最早的磐石是一样东西,一块石头、一个方向,可以走到旁边去看;后来的磐石是一种形式,一张表、一条定律;到了最后这一段,磐石成了一个场所——一门语言,一个没有外面的场,一片找不到出口的影像。结构、权力、代码,正是这一段的三块磐石。越往后越没有外面,所以越难查。
还有一件更耐人寻味的事:三个人给别的东西查出生证,个个是好手。拉康给「自我」查过出生证:它生在镜子前的那一刻。福柯给疯狂、临床、监狱、「人」都查过出生证,精确到年份。鲍德里亚给消费社会查过出生证:它生在东西多到用不完的那几十年。可轮到自己手里那台机器,他们都没有去查。
那部长文里有一条规则,专门说这件事:发生这把刀,总是只对前人开刃。刀越快,停下的那个地方就显得越神圣。
说他们错之前,先把公道还给他们。他们各自站在一片土里,那片土,让机器看起来确实像本来就在。
拉康天天坐在诊室里。他面对的,常常是一个人十年、二十年重复同一件事:同样的梦,同样的口误,同样地爱上同一种人。在那样的地方,结构确实像一台早就装好的机器。
福柯天天读的是管理者留下的档案:章程,作息表,平面图,判决书。档案记的是命令,不记被管的人怎样改动命令。在那样的材料里,权力确实像无处不在、只进不出。
鲍德里亚天天看的是电视和广告: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一个牌子接一个牌子,没有人问真假。在那样的屏幕前,代码确实像自己在转。
诊室,档案馆,电视。三块土,长出了三台看起来本来就在的机器。这三块土,第五编第 53 章还要细讲。
这个局限,不只是书房里的事。一台没有生日的机器,落到普通人的日子里,会长出三种泄气。
第一种,是宿命。「结构就是这样」「命里带的」「原生家庭决定一切」——一个人把自己的样子全推给一台改不动的机器,也就不再去改什么。拉康本人没有这样说过,可一套没有生日的结构,最容易被读成这样。
第二种,是犬儒。「权力无处不在,反抗也在权力里面,那还折腾什么」——看透了,也就不动了。福柯本人一辈子都在行动,可一片没有外面的场,最容易被读成这样。
第三种,是虚无。「一切都是符号,真假无所谓,好坏也无所谓」——既然分不清,也就不必分。鲍德里亚本人一直在追问,可一条没人签收的代码,最容易被读成这样。
三种泄气,病根是同一个:机器被说成本来就在,「我」只剩下被做的份。本书把机器放回过程,不是为了说它们不厉害,是为了把「改」这个字,还给被它们做出来的人。
这台证件照机,本书要换成另一样东西:一张全家福。
拍全家福的时候,也有人安排你站哪里、看哪里、笑不笑。可那是一个活的过程:奶奶说要坐中间,小孙子非要骑到爸爸肩上;摄影师喊「一、二、三」,有人眨了眼,重拍;拍完了,一家人围着相机看,有人嫌自己胖,有人说就要这张。照片洗出来挂上墙,以后每年过年,一家人都会指着它说:那年谁还没结婚,那年谁还抱在手里。
在全家福里,每个人照样有一个位置,「我」照样亮着;可安排位置的那个过程,是大家一起做的,做坏了可以重来,做完了还会回头改这一家人怎么看自己。
证件照机和全家福,差的就是这一件事: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它照出来的人回头改。在全家福里,那台「机器」——谁站哪里,谁先谁后,笑不笑——是这一家人一年一年自己改出来的:去年奶奶坐中间,今年添了一个孩子,位置就要重新排。
全书后面,会一处一处,把三台机器放回一张全家福。
你身边一定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公司的考核制度,学校的排名办法,小区的管理规定,家里一条谁也说不清从哪年开始的规矩。
它们常常被说成「本来就是这样」「一直都这样」「规定就是规定」。
明天可以问三句:这台机器,是哪一年、谁定下来的?被它管着的人,有没有一个口子能说「这里不对」?说了以后,它改过没有?
三句里只要有一句答得上来,你就把一台机器,往回推成了一场过程。
许一帆那张周报模板,就是这样被推回去的。它原本也是一台「一直这样」的机器,二十栏,谁也没问过。他只问了一句「能不能减到八栏」,这台机器就露出了生日——原来是前任组长照着另一个部门的模板抄来的——也露出了口子:组会。机器还是机器,可它从此是一台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知道自己能被改的机器。
带走的话三个人看见了「我」是被做出来的,却把做「我」的那台机器当成了本来就在;机器也有生日,也能被它做出来的人回头改。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台证件照机里——照片上的形象,隔间里的位置,规格里的一格。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有,据记载生于 1925 年,规格改过不止一次;三个人写的机器,都没有写上生日。
许一帆租住的小区门口,立着一块蓝底白字的牌子:外卖车辆禁止入内。
骑手们只好把电动车停在门口,一路小跑送进去;晚高峰的时候,门口停着一排车,挡了半条人行道。住户也不方便:外卖要自己下楼走到大门口去拿,冬天冷,夏天热。
有一天,一个骑手在门口问保安:「这是谁定的?」
保安说:「一直是这样。」
「一直」是多久?许一帆后来在业主群里问了一句,才知道:这块牌子是两年前立的。那年小区里有一辆电动车撞了一个孩子,物业开了一次会,第二天牌子就立起来了。开会的时候,没有骑手在场,大多数住户也不知道有这个会。
「一直是这样」,其实是「两年前那样定的」。
这块牌子,是一台小小的机器:它安排人走哪里,停哪里,怎样拿到一份饭。它有来历,有定它的人,有当时的理由。可在门口的保安和骑手那里,它成了「一直是这样」。
一场有来历的过程,被说成本来就在——这本书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发现学机制。
这是全书唯一新立的词。它的出处,是作者对三个人的口述判断,照原话写:
三人合起来都在论证:主体性是三号位侧重显影,在三界证明主体发生学,但是都最后做成了「发现学」。即「主体发生的一种『发现学机制』」,即那个「发生的机制被做成了发现学」。
本系列的塞尔卷开过一个头:把全书的判断,压成几句随身带着的检查问句。这本书照着做,还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全书只新立这一个词,并且把它立成几句能一条一条打勾的问句。光有一个词,它会变成一顶帽子,谁都能往别人头上扣;立成问句,它才能被检查,被驳倒。
发现学机制,立成三句问:
机器有没有生日?
「我」能不能回头改它?
它有没有外面?
第一问,问的是来历。
有生日,不只是说它有一个开始的日期,而是说:它是在某一片土里、为了某一件事、由某些人一步一步做出来的;这段来历,能被说出来,也能被查。
那块牌子有生日:两年前,一次事故,一次会议。说得出这个生日,就能接着问:当时的理由,现在还成立吗?当时不在场的人,现在能不能说一句话?
没有生日的机器,就没有这些问题可问。一样东西如果「一直是这样」,问一句「为什么」就显得多余,甚至显得不懂事。
很多中国家庭都有一台「一直是这样」的机器:一考定终身。可这台机器也有生日。今天这种全国统一的高考,1952 年开始,中间停过十年,1977 年冬天恢复;此后怎么考、考几门、怎么录取,又改过许多次。说得出这些生日,「一考定终身」就从一句命,变回了一段历史——历史是人做出来的,也是人在改的。
三个人给别的东西查生日,是一等一的好手,第 4 章说过。可他们各自手里那台机器,在他们的书里,都没有写上生日。拉康说,语言的秩序在一个人出生之前就在;那它自己是什么时候、怎样来的?他很少这样问。福柯说,每一种具体的权力都有生日;可「一切关系里都有权力」这一句本身,没有生日。鲍德里亚说,拟像的时代来了;可他把这写成了一条走不回头的规律,而不是一段可以被改写的来历。
第一问,三人各编逐一去查。
第二问,问的是回写。
这里要分清两种回写。本系列福柯卷用过一对说法:描红,还是改字帖。借这对说法,可以把回写分成两种:加固型的,和改写型的。打个比方:一个孩子学写字,照着字帖描红,描得越来越工整——他也在回头作用于那张字帖,只是让它的样子在自己手上越描越硬,这是加固型;有一天,他发现字帖上有一个字印错了,写信给出版社,下一版改了过来——这是改写型。两种都是回写,差别在于那张字帖是更硬了,还是变了。
第二问要问的,是后一种:被机器做出来的「我」,有没有一个口子,能让那台机器改一点?
那块牌子,后来改了没有?许一帆在业主群里提了一个办法:在门口划一小块地方给外卖车停,再在小区里设两个取餐柜。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物业说,下次业主大会上讨论。能不能改,还不知道;可至少,口子找到了:业主大会。
三个人的机器,口子在哪里?拉康那里,一个人能改的,是自己和那套结构的关系,改不了结构;福柯那里,被造出来的人会反抗,可反抗也在权力里面,改不了「一切关系里都有权力」;鲍德里亚那里,一切都在符号里转,没有人签收,也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递一份修改意见。
第三问,问的是边界:有没有一个站在机器外面的地方,可以查它,可以说它错?
那块牌子有外面:物业的规定要合乎小区的管理规约,管理规约要合乎更大的规矩;业主大会、社区、街道,都是可以去说一说的地方。有外面,才有「说它错」的地方。
三个人的机器,都被写成了没有外面。第 4 章引过他们自己的三句话:拉康说,没有一个大他者的大他者;福柯说,反抗从来不在权力的外面;鲍德里亚说,走出迪士尼乐园,外面的美国也是一座迪士尼。
没有外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一个位置,能对这台机器说「你错了」,而且说了算数。一套说法、一个制度、一门学问,要看它有没有这样一个判错的位置。三台机器都没有。落到三个人自己身上,是三件看上去不相干的事:拉康在 1980 年一个人宣布解散了自己的学派;福柯只开诊断书,拒绝给出任何「应当」;鲍德里亚说,真和假已经分不清了。三件事,是同一件事在三个人身上的三个样子:机器没有外面,判错的位置也就跟着没有了。
三句问不是随手挑的。它们正好对着第 4 章那个式子:主体=F(机制),机制=机制。
「机制=机制」这半句,把机器关成了一个圈:它只由它自己决定。要打开这个圈,有三个方向可以下手。
从时间这一头下手:它是从哪里来的?这是第一问。一台有生日的机器,就不再是「机制=机制」,而是「机制=某一段历史里的某一场过程」。
从被它做出来的人这一头下手:「我」能不能改它?这是第二问。一台会被「我」改写的机器,就成了「机制=F(机制,我)」:它做「我」,「我」也做它。
从边界这一头下手:有没有一个它外面的地方?这是第三问。有了外面,前两问才有地方落脚:生日有人去查,修改的意见有地方递。
三句问,三个方向,要打开的是同一个圈。
三句问,每一句只有三种答法:答得上,答了半句,答不上。
答得上,是在他的主要著作里,找得到他明明白白写出机器的来历,写出被做出来的「我」怎样改它,写出机器外面有一个能说它错的地方,而且是当作常规来写,不是当作例外。
答了半句,是他写到了,可只写在边上:在一封信里,在一次访谈里,在一件他做过、却没有写进理论的事里。
答不上,是在他的主要著作里,这一轮没有找到。
先拿全书的总比喻演示一次:
| 证件照机 | 全家福 | |
|---|---|---|
| 机器有没有生日 | 答得上:据记载 1925 年;规格改过不止一次 | 答得上:哪一年、谁张罗的,一家人都记得 |
| 「我」能不能回头改它 | 答不上:用它的人改不了规格 | 答得上:谁站哪里,一年一年重新排 |
| 它有没有外面 | 答了半句:定规格的地方在外面,可用它的人很少走得到 | 答得上:不满意,下次换个地方、换个摄影师 |
同样是做出「我」的东西,勾打出来,一个像机器,一个像过程。
再把三个人放进来,先写一个预判。预判不是结论,三人各编要一格一格去核:
| 拉康 | 福柯 | 鲍德里亚 | |
|---|---|---|---|
| 机器有没有生日 | 预判答不上:语言的秩序先于每一个人 | 预判答了半句:具体的权力都有生日,「一切关系里都有权力」没有 | 预判答了半句:拟像的时代有来历,却被写成回不了头 |
| 「我」能不能回头改它 | 预判答了半句:改得了和它的关系,改不了它 | 预判答了半句:反抗一直在,却不改那条总的判断 | 预判答不上:没人签收,无处递意见 |
| 它有没有外面 | 预判答不上: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 | 预判答不上:反抗不在权力外面 | 预判答不上:外面也是迪士尼 |
第 6 章要写死的两个预言,就从这张表里来。
这里要守一条判读的纪律:没找到,只能写「本轮没有找到」,不能写「他从来没有写过」。三个人都写了几十年,书、讲稿、访谈加起来成千上万页,没找到不等于没有。三人各编打勾时,都写明查了哪几本;后来的读者找到反例,本书照实改。
三人各编的最后一章,各打一次勾。第五编把三份勾放在一起,看它们是不是同一种空法。
三句问是一把尺子。尺子,也会变成机器。
如果有一天,「发现学机制」成了一顶帽子,被人随手扣在任何一样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上——这是发现学机制,那也是发现学机制——这把尺子,就成了这本书自己的那台没有生日、没有外面的机器。
所以这把尺子,自己也要过三句问。它有生日:它是在这本书写作的时候,由作者口述、一步一步定下来的,出处就写在这一章里。它能被改:读者拿它量出不合理的结果,可以回来改它,本书在附录里留着这个口子。它有外面:它只是一把量「我」和那台机器的尺子,不是量一切的尺子;出了这个范围,它不说话。
第 63 章,会给这把尺子,也给这套书,写下它们会怎样死。
回到那块牌子。
日子里,这样的牌子到处都是:公司的报销规定,学校的作业要求,医院的探视时间,家里那条「吃饭不许看手机」。它们大多有道理,也大多有生日。麻烦只在于,时间一长,它们就被说成了「一直是这样」。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找一条管着你的规矩,问三句——它是哪一年、为了什么定的?被它管着的人,有没有一个口子能提意见?有没有一个比它更大的地方,可以去说一说?
三句都答上了,这条规矩在你眼里就重新成了一场过程;哪怕只答上一句,你也不再只是一个被它安排的人。
家里那条「吃饭不许看手机」,也可以拿来试。孩子有一天问:「这是谁定的?」很多家长会觉得被顶撞了。换一个听法:孩子在问第一问。要是能回答他,「是那年你爷爷住院,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吃顿饭,你妈妈定的」,这条规矩就有了生日;要是再加一句,「你觉得哪里不合理,周末开个家庭会说说」,它就有了口子。一条有生日、有口子的规矩,孩子守起来,和守一条「一直是这样」的规矩,是两种守法。
带走的话机器有没有生日,「我」能不能回头改它,它有没有外面——三句问,量的是一台机器还是不是一场过程。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块牌子前面——骑手、住户、保安,各被安排了一个位置。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有生日,两年前;能不能改,要看下一次业主大会。
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很多家里都有这样一个场面:孩子坐在桌前,对着网上流出来的答案,一道题一道题地估分。估完了,爸爸说:写下来。
孩子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数:612。纸折好,压在书架上那本字典底下。
半个多月以后,分数出来了:604。一家人把那张纸翻出来,对了一下,差八分,估得还算准。要是差了四十分,那就得坐下来想一想:是哪几道题估错了,是答案流错了,还是自己心里一直高看了自己。
那张纸的用处,全在它是出分以前写下的。出分以后再说「我早就料到了」,谁都会说,也没有用。有的家里还多一道手续:估分的纸由孩子写,信封由妈妈封,封口签上日期。多这一道,是怕自己出分以后忍不住去改。
这一章做的,是同一件事。在读三个人的原著、一格一格打勾之前,本书先写下两个预言,写死,压在字典底下。
为什么要这样做?
第 5 章说过,三个人的机器最缺的,是一个「外面」:一个能站上去说「你错了」的地方。这本书批评他们缺外面,自己就得先给自己留一个外面。预言就是这个外面:它先写明,读到什么样的材料,本书就算错了。
这套书还有一个老规矩:一个判断,如果怎么都不会错,它也就什么都没说。「三个人多多少少都有局限」——这句话永远对,也永远没用。「三个人在第三问上一格都答不上」——这句话可能错,所以它说了一点东西。
中文里有个说法,叫「写死」:写程序的人把一个数直接写进代码里,不留一个可以随手改的口子。平常,这是一个坏习惯。可在这里,本书要的正是这个坏习惯:预言写进书里,不留随手改的口子。能改它的,只有下面写明的那几种原文。
第 5 章末尾有一张预判表:三个人,三句问,九格。预判里,四格是「答了半句」,五格是「答不上」,没有一格是「答得上」。
预言一,就从这张表里来,照下面这样写死:
预言一:三个人、三句问,九格之中,没有一格答得上;第三问(它有没有外面),三格全答不上。
判负的条件,也写死:
只要在三人任何一人的主要著作里,找到他明明白白写出他那台机器的来历,或写出被它做出来的「我」怎样回头改它,或写出机器外面有一个能说它错的地方,并且是当作常规的机制来写,不是当作例外、个人姿态或一次抗争——九格里只要有一格因此改判为「答得上」,预言一就判负。第三问的三格里,只要有一格改判为「答了半句」,预言一的后半句就判负。
「主要著作」的范围,也先划定。拉康:《文集》和已经出版的研讨班。福柯:他生前出版的几本书,和法兰西公学院的讲稿。鲍德里亚:从《物体系》到《完美的罪行》那一串书。访谈、书信、演讲,只能把一格从「答不上」挪到「答了半句」,不能挪到「答得上」。
为什么只认主要著作?因为本书要判的,是他们的理论:理论里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有没有外面。一个人在一次访谈里说过一句「当然,结构也在变」,不等于他的理论承认结构在变;要看他的理论在要紧处,是怎样写那台机器的。至于他们在生活里、在制度里做过的事,那是预言二要登记的东西,不在预言一的九格里算。
第二个预言,说的是回写的线索会出在哪里。
第 3 章说,三个人各有侧重:拉康侧重心里那块地,福柯侧重手上碰的那块地,鲍德里亚侧重脑子里想的那块地。本书猜:他们留下的那一点点「被做出来的『我』回头改机器」的线索,多半不在他们用力最深的主场里,而在边上——在他们兼及的那块地上,在他们做过、却没写进理论的事里。
具体说,本书猜的地方是:拉康那里,在他一次又一次改诊室的规矩、改学派的制度这些事上;福柯那里,在他参与的监狱信息小组,和他晚年写的「对自己下功夫」上;鲍德里亚那里,在他晚年拿起相机拍照这件事上。这三处边上的地方,各编都有专章:拉康的制度改动在第 8—10 章,福柯的监狱信息小组在第 23 章,鲍德里亚的摄影在第四编。
照下面这样写死:
预言二:三人各编登记出来的回写线索,出在边上(兼及的那块地,或他做过、没写进理论的事)的,多于出在主场(侧重的那块地上、主要著作的主干论证里)的。
判负的条件:三编登记完,主场里的回写线索,条数多于边上,预言二就判负。
两个预言,量的是两样东西。
预言一量的,是两列表的右列:三个人是不是真的把机器做成了发现学。九格里只要冒出一格「答得上」,右列就要收窄,判词就要改字。
预言二量的,是本书的另一根柱子:作者口述定下的「侧重对应」。如果回写的线索真的多出在边上,那就说明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一个人用力最深的地方,正是他的机器冻得最硬的地方;他在边上、在兼及的那块地上,反倒留下了活口。这恰好印证了侧重是一个人的力气压在哪里,不是一个格子——压得越重的地方,越容易压死。反过来,如果主场里的回写线索更多,本书对「侧重」的这一层理解,就要重想。
一个预言量结论,一个预言量方法。两根柱子,各自先交一个会被推倒的条件。
为什么只写两个?预言写多了,就像考前把每道题都押一遍,押中几道都不稀奇。一本书只立一个新词,也只写两个预言;少,才看得出准不准。
先把丑话说在前面:这两个预言,都有可能错。
预言一最大的险,在福柯。他写过很多反抗:疯人,犯人,被管的学生和士兵,被管的人从来没有一刻完全顺从。只要读者能在《规训与惩罚》或《性经验史》的主干里找到一处,他把「被规训的人回头改规训」写成了常规机制,这一格就要改判。
预言一还有一处险,在拉康的晚年。他晚年讲一个人怎样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把三样东西重新绑在一起(第 17 章会讲到)。这像不像一种回写?本书现在的判断是:那是一个人改自己和结构的关系,不是改结构本身。可这个判断,要到第 17、20 章才核得清。
预言二最大的险,在「主场」和「边上」怎么划。划得宽一点,边上的线索就多;划得窄一点,就少。所以划法也先写死:一条线索算「主场」,要同时满足两条——出在他侧重的那块地上,出在他主要著作的主干论证里。两条缺一条,就算「边上」。
有人会说:写预言,不就是算命吗?
不是。差别有三处,说清楚了,这一章的做法才站得住。
第一,算命说的是将来的事,这两个预言说的是现在就摆在那里的事——三个人的书早就写完了,字一个也不会再变。本书不是在猜未来,是在对着一批已经定死的材料,先交出自己的判断,再去核。
第二,算命的话,怎么说都对:「你今年有一道坎,过去了就好了。」这两个预言,写明了怎样就算错:哪一格改判,哪一条线索算主场。一句能被判错的话,才是一句话。
第三,算命的人不认账;本书认账。错了,照实登记,改判词,收窄判断,把收窄前后两句并排写出来。
说到底,这一章做的,是把一件学问里最该做、却最少人做的事,摆到明面上:先说你会怎样错。
从第二编开始,每一编的最后一章,都要做两件登记。
第一件,给预言一登记:九格里,他那三格各判成了什么,依据是哪几本书、哪一章;查过而没有找到的,写明「本轮未见」。
第二件,给预言二登记:这一编读到的每一条回写线索,一条一行,写明出处,标明「主场」还是「边上」。
怎样算「一条」线索,也先定下来:凡是读到被一台机器做出来的「我」回头改了这台机器——在他的书里写到的,或者在他的一生里做过的——就算一条;同一件事在几处写到,只算一条;一件事只是「改了自己和机器的关系」、没有改到机器本身,标为「半条」,单列一栏,不和整条混算。
登记簿的样子,大致是这样:
| 编号 | 回写线索(一句话) | 出处 | 主场还是边上 | 登记在哪一章 |
|---|---|---|---|---|
| 拉康-1 | (待登记) | 第 20 章 | ||
| 福柯-1 | (待登记) | 第 34 章 | ||
| 鲍德里亚-1 | (待登记) | 第 48 章 |
第五编第 54 章把三本账合在一起,第 62 章做总结算。结算的时候,只许照登记簿算,不许回头改预言,也不许改登记的规矩。
预言一旦写下,只有两种结局:对了,或者错了。
对了,本书不会因此更对;它只说明第 5 章那张预判表,没有看走眼。
错了,本书照实写:错在哪一格,被哪一段原文推翻,推翻以后两列表的右列收窄多少,判词改哪几个字。前面几卷里,这套书收窄过自己的判词,每一次都把收窄前后的两句并排写出来。这一本也照这样办。
不能做的,只有一件:出分以后,回头改那张纸上的数。
这也是本书给自己打的一次勾。第 5 章问三台机器的三句问,这两个预言拿来问本书自己:它有生日——开卷之前,就在这一章;它能被改——被原文推翻,照实登记;它有外面——判它对错的,是三个人的原著和读者手里的书,不是本书自己。
不妨把最坏的情形,先想一遍。
假如第三编读下来,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的主干里,真有一处把「被规训的人回头改规训」写成了常规:学生怎样改课表,犯人怎样改监规,士兵怎样改操典,而且写成这片场本来就会被它造出来的人改,不是偶然的反抗。那么,他那一格改判「答得上」,预言一判负。
接下来要改的,是一串东西。两列表里福柯那一行的右列,要收窄:「权力无处不在」这一句还在,「没有生日、改不动」要改成「生日与回写写在了主干的某一处,却没有进入他的总判断」之类的样子。合判里「三个人又都」那个「都」字,要改。第七编总解构里写福柯的那一章,要重写。
这样改下来,本书就小了一圈。可是小了一圈的书,比一本怎么都不会错的书,有用得多。
预言写在书里,判它的人却在书外。
读者读到任何一处,觉得某一格判错了——他明明写了机器的生日,你们说没写——可以拿着出处,照附录里的格式寄来。本书再版时,把寄来的反例一条一条登进登记簿:谁,哪一年,用哪一段原文,推翻了哪一格。
一本讲「外面」的书,最好的外面,是读它的人。
家里的很多事,也可以先写一张纸。
孩子报了一个兴趣班,爸妈心里各有一个期待。不妨各写一句,写具体:「一个学期以后,他会主动练琴,每周至少三次。」写完封起来,一个学期以后拆开对。对上了,说明你们了解他;没对上,是一次很好的机会,看清自己的期待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孩子的样子里来的,还是从你们心里那台机器里来的。
换工作,搬家,开始一段新的关系,都可以这样。先写下「我以为会怎样」,再看「实际怎样」。人最容易骗的,是事后的自己。一张先写下的纸,就是留给事后的自己的一个外面。
带走的话一个判断,要先写下它怎样会错,才算真的说了点什么。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张估分的纸上——一个人先把自己写下来,再让分数来对。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这两个预言有生日(开卷之前),能被原文推翻,推翻了照实登记;只是不许事后改写。
编序
本编十四章,写一个人:雅克·拉康。
前四章写他的一生。第 7 章是他长大的那片土:一个做醋生意的天主教人家,一个学医的儿子,一间病房。第 8 章写他两次被赶出门:一次是讲镜子讲到一半被打断,一次是被国际精神分析协会除名。第 9 章写他的研讨班,和他亲手建起、又亲手解散的学派。第 10 章把他的一生排成一张表,看出一件怪事:他一辈子都在改诊室的规矩,书里的结构却不许改。
第 11 章写他接手的题:战后的精神分析要人把自我练强,他偏说自我是一个影子。
第 12 章到第 17 章,写他开启了什么:镜子里那个欢喜的整体,欲望是他人的欲望,缺口推着人走,能指链上的一个位置,家里那个说「不」的位置,以及他的三个「界」怎样和本书的三块地对照。第 18、19 章写他把什么做成了发现学:一个没有作者的结构,一支一边拆「自我」、一边立「结构」的笔。第 20 章结账。
这一编的侧重,是心里那块地、那张「美」的脸:拉康最用力的,是镜子里那个被认下来的完整的「我」。可作者在开写拉康之前,另有几句口述,这里照记录写下。一句说,主体性是「SDE 存在的 SIO 的三号位侧重显露:分布,场,美」;「镜像理论」仅仅是其中的一种「侧重显露」而已。一句说,拉康的贡献,是分别从三界——现实、理念、自我——对「主体性即三号位侧重显影」做出了主体发生学的论证;而他本人,是「三界之我」的发现学。
所以本编不把拉康只写成一面镜子。他在三块地上都为「我」是显出来的这件事做过论证:镜子是一块,语言是一块,家里那个说「不」的位置又是一块。他也在三块地上,把这个「我」一起放进了一套先在的结构。
作者还有一句口述,说的是他在拆谁:他好像在拆费希特的「我」。费希特说,「我」设定它自己——「我」是自己生出自己的起点。拉康要拆的,正是这个自己生自己的「我」。第 11 章接着说。
读拉康,有三个难处,先说在前面。
第一,他的话难懂。他爱用双关,爱把一个词拆开来玩,爱画图、写公式;很多句子,法国人自己也要读三遍。本编一律转述大意,不硬译他的句子。
第二,他的书大半不是他自己写定的。《文集》是他写的;可他更多的东西在研讨班里,研讨班又是别人根据速记和录音整理出来的。本编引研讨班,标卷次和年份,意思是「据这一卷的通行整理本」。
第三,他的材料锁在诊室里。他讲的病例,大多只有他一个人见过。本编凡讲到他的病人,只讲他自己公开写过的,不补,不猜。
三个难处,其实是一件事:拉康留下的东西,很难从外面去核。这件事,本编会一再碰到。
你家厨房里,一定有一瓶醋。拧开盖子,一股酸气冲上来。
这股酸,是时间做出来的:酒在木桶里放久了,慢慢变成醋。没有人能催它,也没有人能让它倒回去变成酒。一瓶醋,是一场发生的结果。
1901 年 4 月 13 日,雅克·拉康生在巴黎。他家几代人做的,就是醋的买卖。
拉康的祖父那一辈,在法国中部的奥尔良一带,跟着一家有名的醋坊做事,那家醋坊也做芥末〔待核〕。到了他父亲,是这家醋坊在巴黎的推销代理:跑商店,谈订单,家境殷实。母亲虔诚,家里是天主教的规矩:按时望弥撒,守斋,孩子上教会办的学校。
他是长子,下面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弟弟后来进了修道院,做了本笃会的修士。一家人里,一个做了修士,一个做了专门研究「人心里那些说不出来的东西」的医生,这件事后来常被人拿来说笑。
他在巴黎一所有名的天主教中学读书,功课好,心气高。十几岁时迷上了斯宾诺莎,据说在自己卧室的墙上,画过一张《伦理学》的结构图〔待核〕。
也是在这些年里,他离开了家里的信仰。弟弟走进修道院,他走的是另一条路:不再望弥撒,读尼采,读斯宾诺莎,和一群不信教的朋友来往。可天主教留下的东西,并没有从他身上走掉:后来他讲「父亲的名字」,讲「绝罚」,讲信仰的结构,用的常常是从小听熟的那些词。一个人离开了一片土,土却还长在他的话里。
一个商人的家,给了他一种眼光:对「交换」的敏感。一样东西值多少,不在东西本身,在它能换来什么;一句话值多少,也不在话本身,在它在一整套话里站在哪里。多年以后,他说无意识像语言那样组织起来,说一个词的意思在它和别的词的关系里——这种眼光,和一个在账本与订单之间长大的孩子,未必没有关系〔推想,非史实〕。
一个天主教的家,给了他另一种眼光:对「名分」「规矩」「父亲」的敏感。谁有资格说「不」,谁的名字压在谁的名字上面,一个孩子在家里排第几,这些东西,在他长大的屋子里天天碰得到。后来他讲「父之名」,讲一个孩子怎样在家里那个说「不」的位置底下,领到自己的位置——这片土,他是熟的。
一个殷实的家,还给了他一样东西:底气。他一辈子穿着讲究,爱好的衣料、雪茄和古书,花钱不眨眼;他敢跟整个国际协会顶着干,也和这份底气有关。
中学毕业,他学了医。二十多岁,他选了精神科。
那时候的巴黎,精神科有两个要紧的地方。一个是圣安娜医院,法国最有名的精神病院。一个是警察局的特别医务室,专收被警察从街上送来的「疯子」。拉康在两处都待过。在后一处,他跟着一位叫克莱朗博的医生,看他怎样在几分钟之内,从一个病人前言不搭后语的话里,听出一整套妄想的来龙去脉。拉康后来说,克莱朗博是他在精神病学里唯一的老师(《文集》中《关于我们的前情》,大意)。
克莱朗博研究过一种病象,叫「心理自动症」:病人觉得自己的念头被人抢先说了出来,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给他的每一个动作配解说,好像话是从外面塞进来的,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克莱朗博把它当成神经上的毛病。拉康从这里听出了另一层:一个人心里的话,本来就有一部分是从外面来的;病人只是把这件事,听得太清楚了。
这一段经历很要紧。拉康一辈子的工作场所,就是病房和诊室:面对一个人,听他说话——说了什么,没说什么,说漏了什么。他后来所有的理论,都是从这片场里长出来的。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巴黎,还有一群人让他着迷:超现实主义者。
这群画家和诗人,看重梦,看重疯狂,看重那些理性管不住的东西。他们说,一个疯子看世界的方式,也许比一个正常人更真。画家达利写过一篇文章,讲他的「偏执狂批判法」:像偏执狂那样,在一片乱糟糟的东西里,一眼看出一个完整的形状。据说拉康读了这篇文章,专门去拜访了达利〔待核〕。
这件事的要紧处在于:拉康看疯狂的眼光,一开始就不是「脑子坏了哪个零件」,而是「这个人怎样把一个世界拼成了一个样子」。疯狂在他眼里,不是缺了什么,是长出了什么。这句话放在今天,也还有分量:一个人的「怪」,与其先问他缺了什么,不如先问他长成了什么样子,是在什么样的日子里长成的。
1931 年 4 月,巴黎一家剧院门口,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拿刀刺向一位有名的女演员。女演员用手去挡,伤了手。行凶的女人叫玛格丽特,在一家铁路公司做职员〔待核〕。她被送进了圣安娜医院。
拉康在那里遇见了她,给她起了一个化名:埃梅。
他听她讲了一年多。他慢慢听出来:她要刺的,其实不是那个女演员。那个女演员,是她心里一个理想的女人的样子——有名,被爱,完整——是她想成为、又永远成不了的那个人。她把这个理想安在一个陌生人身上,恨它,也就是恨自己。刀刺出去,她被关了起来,妄想也就慢慢平息了:惩罚落到了她自己身上,那个理想的影子,也就不必再追着她了。
1932 年,拉康把这个病例写成了博士论文:《论偏执狂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
这篇论文在医学界反响平平,却被超现实主义者读得津津有味。他们在里面读到的,是一个人怎样在另一个人身上,看见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先把公道记在这里。一个二十出头的精神科医生,把一桩刑事案,读成了一个「我」的故事:一个人的「我」,是在外面一个理想的形象里认出来的;这个形象让人向往,也让人发狂;一个人的毛病,不在脑子里缺了什么,在她和那个形象的关系里。这个读法,在当时的精神病学里,是新的。
镜子阶段那篇报告,要等四年以后才讲。可镜子,已经在这间病房里了。
论文出版后的第二年,法国西部的勒芒出了一桩轰动全国的案子:一对在富人家做女佣的亲姐妹,杀死了女主人和她的女儿。拉康在超现实主义者办的一本杂志上写了一篇短文,说这对姐妹像一个人的两半,彼此是对方的镜子;她们砸向主人的那一下,砸的也是她们在主人身上看见的自己(《偏执狂罪行的动机:帕潘姐妹案》,1933,大意)。又一面镜子。
还有一件后事。埃梅的儿子长大以后,也做了精神分析家,而且找拉康做过分析——据说拉康起初并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当年那个病人的儿子〔待核〕。一个人的故事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同一间诊室。
这篇论文还有一处,常常被人忽略,放在本书的尺子上却很要紧。
那时候法国的精神病学,流行一种说法:偏执狂是天生的「体质」。一个人生来就多疑、骄傲、固执,到了一定年纪,病就发出来了——像一颗早就埋在身体里的种子,到时候自己发芽。照这个说法,医生要做的,是认出这颗种子,不是去问它是怎么长的。
年轻的拉康,不服这个说法。他在论文里一步一步追埃梅的一生:她小时候在乡下的家;她和姐姐的关系——姐姐后来替她管家、带孩子,把她在家里的位置占去了一大半;她想当作家的心思;她在城里一个人租房、写小说、给名人写信。他说,病不是一颗天生的种子,是在一个人一生的关系和经历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人格也不是生下来就定了的,是在和别人的关系里长成的(《论偏执狂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1932,大意)。
这是一种彻底的发生学的眼光:土(家,姐姐,城市,写作的梦),路(一年一年走到那家剧院门口),形状(一个要刺向理想形象的妄想),全都在。
记住这一点,后面就看得清:拉康不是一开始就相信「结构先在」的。年轻的他,是一个发生学家;后来的他,才把发生放进了结构里。第 10 章会把这一转,放在他的人生表上看。
一个商人的家,一个天主教的家,一群超现实主义的朋友,一间病房,一个病人。这是拉康的土。
这片土里,「我」一直是在外面显出来的:在账本上的一个位置,在家里的一个名分,在病人心里那个理想女人的样子里。这是他后来开启的那件事,最早的根。也要看到,这片土里有一样东西,拉康后来反复用:一个人被安排的那个位置,会改变他说话的方式。埃梅在姐姐面前说一种话,在医生面前说另一种话,在写给名人的信里,又是一种。
这片土里,也有一样东西,让他后来把结构写成了本来就在:病房和诊室。在那里,一个人十年重复同一个梦,同样地爱上同一种人,同一个词一说就结巴。在这样的地方待久了,人会觉得,推着病人走的,是一台早就装好、改不动的机器。第 4 章说过这块土,第 53 章还要细讲。
你家里,也有一些「本来就是这样」的东西:谁坐主位,过年先给谁拜年,孩子该管谁叫什么。它们像那瓶醋,是时间一点一点做出来的,看起来却像从来就在。
明天可以问家里的老人一句:咱家这个规矩,是从哪一辈开始的?多半你会听到一个故事。有了故事,规矩就有了生日。有了生日,你就可以接着问第二句:现在,还需要它吗?
带走的话拉康的「我」,最早是在一间病房里显出来的——一个女人在别人身上,看见了她想成为的自己。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个外面的理想形象里——埃梅在女演员身上,看见了她想成为的自己。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这一章还没有机器;只有一间病房,和一个在病房里待久了、会把重复看成结构的医生。
你也许有过这样的经历:会上轮到你发言,你准备了一个星期,刚讲到第三页,主持人抬手看表:「时间到了,下一位。」
那一刻,你心里会冒出什么?
1936 年 8 月,三十五岁的拉康,就站在这样一间会议室里。
那一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在捷克的温泉小城马里昂巴德开大会。拉康第一次站上这个讲台,报告的题目叫「镜子阶段」。
据他后来自己说,他讲了十分钟,主持大会的英国人琼斯就打断了他。
他没有等会议结束,就离开了;据说转身去了柏林,看那一年的奥运会〔待核〕。那篇报告的稿子,他也没有交给大会的文集。一篇没有交出去的稿子,就这样成了一个没有原文、只有传说的开头。这和他后来许多东西的命运很像:人们知道他讲过,却很难核他当时到底讲了什么。
这件事他记了一辈子。三十年后,他在《文集》里回头写到这一段,语气里还是那一点不服(《关于我们的前情》,1966,大意〔待核〕)。
接下来的两年,他写了一篇长文,是给一部法国百科全书写的,讲家庭里的几种「情结」:断奶,入侵,俄狄浦斯(《家庭情结》,1938)。镜子阶段的想法,在这里第一次成了印出来的文字。三种情结,说的是一个孩子在家里的三个位置。断奶,是第一次失去:那个一直贴着自己的怀抱,不再随叫随到。入侵,是第一次被挤:家里来了一个和自己抢的人。俄狄浦斯,是第一次撞上规矩:有一个人对他说「不」。三个位置,都是在一个家这片场里,被别人的一个动作排出来的。
这篇长文里,有一个细节值得记一记。讲「入侵」的时候,拉康引了奥古斯丁《忏悔录》里的一段:奥古斯丁说,他亲眼见过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婴儿,脸色发白,恶狠狠地盯着和他同吃一个奶妈的奶的另一个孩子(《忏悔录》卷一第七章)。
一个家里多了一个孩子,原来那个孩子的「我」,就被挤了一下。他在家里的那个位置,被人占了一块。拉康从这里看出:「我」从一开始,就是在一个场里、和别人争位置的时候显出来的。这比镜子更早,也更疼。
本系列奥古斯丁卷,讲过这位老人怎样把一生写成一本向上帝交代的账。一千五百年后,一个巴黎的精神科医生,从这本账里,读出了一个婴儿的嫉妒。
然后是战争。德国人占领巴黎期间,拉康几乎不发表东西,在一家军医院里做事。
他的私生活,也在这些年里换了样子。他和第一任妻子分开,和女演员西尔维娅走到了一起——她原是作家巴塔耶的妻子,后来成了拉康的第二任妻子。
1949 年,战后第一次国际大会在苏黎世召开。拉康又讲了一次镜子阶段。这一次,他讲完了。这篇报告后来收进《文集》,成了他被引用最多的文字之一。
从马里昂巴德到苏黎世,十三年。一篇被打断的报告,换了一片场,讲完了。
两次讲的,也不完全一样。1936 年那一篇没有留下稿子,只能从他后来的说法里猜个大概;1949 年这一篇,已经多了一些新词,说「我」是在一个「象征的母体」里,沉淀出它最初的形式(《镜子阶段》,1949,大意)。十三年里,战争,科耶夫,列维-斯特劳斯,都在这篇报告上留下了手印。一篇报告,也是一场发生。
战争那几年,值得单说一句。
巴黎被占领的四年,很多人要做选择:走,还是留;说话,还是沉默。拉康既没有走,也没有公开说话。他留在巴黎,在一家军医院里做事,几乎不发表东西。他后来提到那几年,说的是那是一段不能说话的日子〔待核:原话出处〕。
这几年在他身上留下了什么,很难说准。可有一件事看得见:从战前到战后,他的说法变了。战前那一篇《家庭情结》,讲的还是家里的三种情结,语气近乎一个写百科词条的医生;战后再讲镜子,他开口就是「象征的母体」,接着是语言、结构、一整套先于个人的秩序。中间隔着的,是一场把一个国家的规矩、名分、位置全部打乱又重排的战争,是科耶夫那六年的黑格尔课,是列维-斯特劳斯带回来的结构。
一个人的说法怎样变的,和他在哪几年、经了什么事,从来分不开。这句话,本书对拉康说,也对自己说。
五十年代初,拉康已经是巴黎精神分析界的一号人物,开始带学生,给未来的分析家做分析。麻烦也从这里来。
当时的精神分析,有一条铁规矩:一次分析一节,一节五十分钟,一分钟不能少。
拉康不守这个规矩。他的一节,有时四十分钟,有时十分钟;有时病人刚说出一句要紧的话,他就站起来:今天到这里。
他有他的道理:一节在哪里结束,本身就是分析的一部分。在一句话落地的地方切断,那句话会在病人心里响很久;按钟点熬满五十分钟,病人会学会用废话把时间填满。这里面有他的一个根本看法:时间不是一个装东西的空盒子,是话的一部分。一句话在什么时候被打断,和这句话说了什么,一样要紧。
可在别人眼里,这是在偷工减料;何况,一个下午能多看好几个病人。
五十分钟一节,是诊室里最硬的一条规矩。拉康动的,就是这一条。
这条规矩,本身也有生日。弗洛伊德当年看病,一节大约一个钟头,一周看六天,并没有一个人人照办的「五十分钟」。把时长定成一条人人要守的规矩,写进培训分析家的章程,是后来一代一代的学会,一点一点定下来的〔待核:定制的年代〕。拉康撞上的,是一条有来历的规矩;只是在撞上它的那些人眼里,它像是从来就有的。
从这里开始,他和那个国际协会,一步一步走到了决裂。
分裂的起因,说起来很具体。巴黎的学会要办一所培训分析家的学院:谁能入学,学多久,由谁来管,定了一套很严的章程。学生们不服,一批老师也不服。拉康当时是学会的会长,夹在中间,最后辞了职,和拉加什、多尔多等人一起出走〔核:常见口径〕。一场关于「怎样培养分析家」的争吵——说到底,又是一条规矩。
1953 年,巴黎的精神分析学会闹分裂,拉康和一批同事出走,另立了一个学会。新学会想加入国际协会,谈了整整十年。1963 年,国际协会开出条件:新学会可以被接纳,但拉康的名字,要从能培训分析家的名单上划掉。那之前的两年,国际协会派了一个调查小组到巴黎,一个一个找学会里的人谈话,问他们在拉康那里做分析的情形:一节多长,一周几次,一年多少节〔待核:调查小组的年份与组成〕。钟表,成了审他的证据。
新学会里的很多人,接受了这个条件。
拉康管这件事叫「绝罚」——天主教会把一个人逐出教会用的那个词。一个在天主教家庭长大的孩子用了这个词,他是认真的。
1964 年 1 月,他在一个新地方开讲他的研讨班。第一讲一开头,他就讲了这件事:他被逐出了门(研讨班第十一卷第一讲,1964,大意)。
那个新地方,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为他开这扇门的,是高师的哲学老师阿尔都塞——就是第 2 章写过的,那个在街上喊「喂,你!」的人。
这一搬,搬出了一件他自己都没料到的事。原来来听课的,多半是医生和分析家;搬进高师以后,来的人里多了大批哲学系的学生,后来又多了作家、艺术家和记者。拉康从精神分析界的一个「异端」,变成了整个巴黎思想界的一个中心。
同一年,他创立了自己的学派:巴黎弗洛伊德学派。
两次被赶出门,一次是话被打断,一次是名字被划掉。可每一次出门,他都走进了一片更大的场。
高师这片场,也改了他讲的东西。台下坐的是读马克思、读结构主义的学生,他讲的数学、逻辑、公式,一年比一年多;高师的学生办了一本刊物,把他的一些讲法登出来讨论〔待核:刊物名与年份〕。一片新的场,叫出了一个新的拉康。
被逐出门,看起来是输了。可事情的后来,比输赢复杂。
名字被划掉以后,拉康身上多了一样东西:一个「被正统赶出来的人」的位置。在六十年代的巴黎,这个位置很值钱。年轻人正在厌倦各种正统——正统的学院,正统的党,正统的国际组织——一个被正统赶出来、又比正统讲得更深的人,正好站到了他们想看见的那个地方。
这个新位置,不是拉康自己选的,是国际协会的那支笔给他画出来的。他接过这个位置,把它讲成了一个故事——「绝罚」——又用这个故事,招来了一大批新的听众。
一个「我」,被一片场的一个动作显出来,又回头用这个「我」,去改另一片场。这件事,就在他身上,演得清清楚楚。
放在本书的尺子上,这一段有两件事要记。
第一件:拉康自己的「我」,正是在一次次被赶出门里显出来的。一个在马里昂巴德被打断的年轻医生,一个被国际协会划掉名字的分析家,一个在高师讲台上被几百人围着的思想家——每一个「拉康」,都是在一片场里、被别人的一个动作叫出来的。他讲的那件事,在他自己身上,一遍又一遍地演。
第二件:他动的,是诊室的规矩。五十分钟一节,本来就是一条有生日的规矩:它是某些年、某些人定下的,也可以被某一个人改。拉康改了它,付出了被除名的代价。一个人为了改一条规矩,丢掉了整个协会的承认——他在自己的诊室里做的,正是第二问问的那件事:被一台机器做出来的人,回头改那台机器。
可是这件事,他没有写进他的理论。在他的理论里,结构不改。
这是本编要一直追下去的那道裂缝。第 10 章把它排成一张表。
还可以记一个小小的巧合:两次被赶出门,都和钟表有关。第一次,是会议的钟点,讲到第十分钟;第二次,是诊室的钟点,一节不满五十分钟。一个一辈子琢磨「时间是话的一部分」的人,两次都被钟表挡在了门外。
回到那间会议室。被打断的那十分钟,很多人会记一辈子。
被打断以后,可以有两种走法。一种是认了:那片场不要我,我就不再站上去。另一种,是换一片场,把话讲完——拉康十三年以后,在另一个会上讲完了他的镜子。
明天可以想一想:你心里有没有一篇「被打断的报告」?它不一定要回到原来那间会议室去讲完。
带走的话拉康两次被赶出门,每一次都走进了更大的场;他一辈子在改诊室的规矩,书里的结构却不改。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次次被打断、被除名、被围住里,一个又一个「拉康」被叫了出来。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五十分钟一节的规矩有生日,他亲手改了它;可在他的书里,结构没有生日。
有些事,一旦成了习惯,就成了一个人的样子。你家楼下那家早点铺,老板每天五点开门,三十年没变过;你的一位老同事,每周五下午四点,一定去泡一壶茶。
拉康的这件事,是研讨班。从 1953 年起,他每周讲一次,一讲讲了二十多年。搬进高师以后,每周有一个固定的中午〔待核:星期几〕,那间大教室的门口,挤满了人。
没去过的人,很难想象那个场面。
教室里坐满了,过道里站满了,窗台上也坐着人。拉康进来,穿着讲究,往讲台后面一站,往往先沉默好一阵。然后开讲。他不照稿子念,手里只有几张纸。他讲着讲着会停下来,叹一口气,问台下一个问题,不等回答,又接着讲。他爱玩文字游戏,一个词拆开来、翻过去,读出三层意思;他爱画图,后来爱写公式。
台下有速记员一字一字地记,也有人偷偷录音。
这是一个活的东西。每一年一个题目,这一年讲焦虑,下一年讲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再下一年讲别的。他常常在讲台上推翻自己前几年的说法。研讨班不是在讲一套写好的学说,是一个人当着几百个人的面,在想。
而且,台下的人也在改他。搬进高师以后,听众里多了哲学系的学生,他讲的题目里,哲学家的名字就多了起来;学生们在课后写文章、办刊物,追问他的说法,他下一年的研讨班里,常常能看到对这些追问的回答。讲的人和听的人,你来我往,一起把这条路走了出来。一场研讨班,本身就是一片小小的场。
二十七年的研讨班,每一年有一个题目。挑几年看看,就知道这是一条怎样的路。
最早几年,他讲弗洛伊德的技术文章,讲自我,讲精神病——还是在给弗洛伊德做注解。五十年代末,他讲欲望,讲焦虑,讲精神分析的伦理。1964 年搬进高师的第一年,他讲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无意识,重复,移情,驱力。七十年代,他讲女人,讲爱,讲那个进不了语言的东西,讲绳结。
一条路,从注解别人走到自成一家,从镜子走到语言,又从语言走到语言够不着的地方。第 3 章说他一生的侧重轮换过几次,这张讲题单,就是凭据。
1966 年,拉康六十五岁,出了他一生唯一一本正式的大书:《文集》。九百多页,收了他三十年里写的文章,句子出了名地难读。
这本书的第一页,有一句很有他味道的话。法国人有一句老话:风格就是人。拉康接着说,风格就是人——那个你对他说话的人(《文集》开篇,大意)。一个人的风格,不只是他自己的,是他说话时对着的那个人给的。「我」是在对别人说话的时候显出来的——这句开场白,就是他的一个缩影。
出版社本来没指望这本书卖多少。结果它卖出去几万册〔待核〕,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了巴黎人书架上要有的一本书——哪怕读不懂。
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一本书被买回家,不是因为读懂了,是因为拥有它,说明你是某一种人。几年以后,鲍德里亚会把这件事写成一整套理论(第四编)。
有了学派,就有一个老问题:一个人怎样才算一个分析家?谁有资格说「你可以了」?
国际协会的办法,是一套层层审核的培训制度:做够多少年分析,上够多少课,由资深的人签字。拉康被这套制度除过名,他要另想办法。
1967 年,他提出了一个新办法,叫「通过」。大意是:一个做完了自己的分析、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分析家的人,不去找资深的人审,而是把自己这段分析的经历,讲给两个同样在路上的人听;这两个人再把听到的,转述给一个评审组。评审组听的,是一个人的分析怎样把他带到了今天(1967 年 10 月 9 日的提议,大意)。讲的人,后来被叫作「通过者」;转述的两个人,叫「传递者」。
这个办法好在哪里?它不看资历,看走过的路;它让一个人的变化,被别人听见、被别人转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制度发明。
它的麻烦也很大。评审组怎么判?判的标准是什么?谁来定这个标准?学派里为此吵了很多年,1969 年还因此分出去了一批人,另立门户。
1968 年 5 月,巴黎的学生上了街。第二年,高师不再让拉康在那里讲课。他又搬了一次,搬到先贤祠旁边的法学院。
七十年代的拉康,越讲越抽象。他在黑板上写公式,画图,后来画绳结:三个圈套在一起,剪断任何一个,另外两个就散开。他说,人心里的三样东西——想象的,象征的,实在的——就是这样绑在一起的。
听的人越来越多,懂的人越来越少。他还上过一次电视,讲了一个多小时,开头一句大意是:我总是说真话,但不说全部的真话,因为全部说出来是做不到的(《电视》,1973,大意)。
五月风暴前后,他还说过一句很刺耳的话。1969 年底,他去巴黎郊外新办的万森纳大学讲课,台下的学生不断起哄,要革命,要推翻一切权威。拉康对他们说,大意是:你们作为革命者渴望的,是一个主人;你们会得到一个的(1969 年 12 月在万森纳的即席讲话,大意)。
这句话很准,也很冷。准的是:很多场推翻,最后换来的是一个新的主人。冷的是:在他这句话里,「主人」的位置是结构里本来就有的,推翻谁,都会有人坐上去;人能换的是坐在上面的人,换不了那把椅子。这正是第 18 章要算的账:一把永远在那里的椅子,就是一台没有生日的机器。
1980 年 1 月,七十九岁的拉康发出了一封信,宣布解散他十六年前创立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派。
信是以他一个人的名义发的。学派里有几百名成员,有人赞成,有人震惊,也有人上法院去告。几个月以后,他又成立了一个新组织。他在那段时间的信里说过一层意思:一个团体待久了,人会像被胶粘在一起,只顾抱团,忘了当初为什么聚在一起(1980 年的几封信,大意〔待核〕)。这个说法很要紧:他看得见一个学派会变硬,会冻住。
1981 年 9 月,他在巴黎去世,年八十。
他的研讨班,前后二十七年,留下来的是速记和录音。这些东西后来由他的女婿米勒整理出版,一卷一卷往外出,到今天还没有出完。
本系列《发生落点》第 9 章,已经判过这一段。那一章说了两件事,本书照原意接着判。
第一件:研讨班出版的,是结果,不是过程。整理者动了哪里,一般读者看不见;拉康「真正说了什么」,只有能拿到原始记录的少数人能核。拉康的材料在诊室里,诊室按这一行的规矩打不开;他的讲稿在录音里,录音又只在少数人手里。
第二件:一个一辈子讲传承的人,最后一个动作是解散。解散是他一个人宣布的,学派里没有一个判错的位置,能对他说「这一步不对」。
本书在这里只补一句:这两件事,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一套学说,材料锁在诊室和录音里,外面的人核不了;一个学派,决定握在一个人手里,里面的人改不了。学说和学派,长成了一个样子:都没有外面。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研讨班本来是一场过程:一个人当众在想,想错了改。可它被整理出版以后,每一卷都成了一本「定本」:有章节,有标题,有编者理顺过的句子。一场过程,被做成了一件产品。拉康生前一再说,他讲的东西不该被读成一套现成的学说;身后,它却被装订成了一排整整齐齐的书。连他的研讨班,也没有逃过这本书说的那件事。
说完他的问题,也要说他做对的事。
他的研讨班,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发生:一年一个题目,一年推翻一点前面的说法;他在讲台上想,想错了,下一年改。一套学说的来路,就这样当着几百个人的面,一步一步走出来。
「通过」这个制度,是在一个旧规矩被他撞破以后,另起的一套新规矩。它有生日(1967 年 10 月 9 日),有来历(他自己被除名的那一段),也被学派里的人一次一次地吵、一次一次地改。更要紧的是,拉康设计「通过」,本来有一个用意:让学派从每一个通过者的讲述里,学到一点新东西——一场分析到底是怎样走到头的,这件事学派并不事先知道,要一个一个地听来。一个制度,打算被走过它的人一点一点改写——这是拉康一生里,离「会被改的机器」最近的一次。它出在制度上,没有出在学说里。几十年过去,世界上不少拉康一派的学派,还在用「通过」,也还在一边用、一边吵、一边改〔核:常见口径〕。一个有生日、能被改的制度,比那套不许改的学说,活得更像一场发生。
就连那封解散的信,也可以从另一面看:一台机器,被造它的人亲手拆了。他晚年在拉美的一次讲话里,还说过一句俏皮话,大意是:你们要做拉康派,随你们;我是弗洛伊德派(1980 年加拉加斯的讲话,大意〔待核〕)。他不肯让自己的名字,变成一台别人照着转的机器。
他在制度上一辈子都在改机器,在学说里却从没有让机器被改。 这句话,第 10 章排成一张表。
很多单位、很多协会、很多家族生意里,都有一个「拉康」:一个人撑起了一整套东西,规矩是他定的,改也是他改,最后散也是他散。
在这样的地方做事,可以问一个很小的问题:如果他不在了,这里谁能说「这一条不对」?如果答不上来,这里就还缺一个外面。
如果你自己就是那个撑起一整套东西的人,这个问题更要问。给你的规矩留一个口子:一个能让别人提意见、而且提了算数的地方。这不是削弱你,是让你的东西,比你活得久。
中国人常说「人走茶凉」。一套东西如果只靠一个人撑着,人一走,茶就凉了。留一个能被别人改的口子,茶才会一直有人续。
带走的话一个一辈子讲传承的人,最后一个动作是解散;他改了一辈子的制度,却没给自己的学说留一个能被改的口子。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研讨班的讲台上,在几百个听众的目光里,一个「大师拉康」被显了出来。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学派有生日(1964),被他亲手改过、拆过;学说里的结构没有生日,也没有人能改。
很多人家里有一本家谱,或者一张写在红纸上的世系表:谁生谁,哪一年,住在哪里。翻开它,你会看到一个家族怎样一代一代走过来。
这一章,给拉康做一张表。不是家谱,是这套书说的人生序列表:把他一生的几件大事排开,看每一段里,他在什么土里,走了什么路,长成了什么样子,又回头改了什么。
| 段 | 年份 | 发生了什么 | 这一段的土 | 长成的样子 | 他回头改了什么 |
|---|---|---|---|---|---|
| 一锅粥 | 1901—1926 | 醋商之家,天主教中学,学医,读斯宾诺莎 | 殷实的商人家庭,天主教的规矩 | 一个心气很高、还没定向的医学生 | 还谈不上 |
| 正在成形 | 1927—1936 | 进精神科,跟克莱朗博,埃梅一案,博士论文,听科耶夫讲黑格尔 | 圣安娜医院与警察局医务室,超现实主义的圈子 | 一个在病人身上看见「我」是在外面认来的年轻医生 | 把一桩刑事案,读成一个「我」的故事 |
| 第一次撞墙 | 1936—1949 | 马里昂巴德的十分钟,《家庭情结》,战争,苏黎世讲完镜子阶段 | 国际协会的讲台,被占领的巴黎 | 「镜子阶段」成形 | 把被打断的报告,换一片场讲完 |
| 定型 | 1951—1963 | 开研讨班,长短不一的一节,学会分裂,罗马报告,「回到弗洛伊德」 | 分裂中的巴黎精神分析界 | 一个自成一派的分析家与教师 | 改五十分钟一节的规矩 |
| 第二次撞墙 | 1963—1964 | 被国际协会除名,搬进高师,创立巴黎弗洛伊德学派 | 高师的讲堂,阿尔都塞,一大批哲学学生 | 巴黎思想界的一个中心 | 另起一个学派 |
| 回写最多的一段 | 1964—1979 | 《文集》,「通过」制度,搬到法学院,公式与绳结 | 六十年代的巴黎,五月风暴 | 一个学派的领袖,一套越来越抽象的学说 | 改培训分析家的办法,改讲法,改讲课的地方 |
| 收 | 1980—1981 | 一封信解散学派,另立新组织,去世 | 一个自己造出来、又管不住的学派 | 一个亲手拆掉自己机器的人 | 拆掉学派 |
表里的年份照常见的口径;个别细节,各章已标〔待核〕。
这张表的读法,从左往右:先看他在哪一片土里,再看他在那片土里被做成了什么样子,最后看他回头改了什么。前面几栏,是「我」怎样被显出来;最后一栏,是显出来的「我」怎样回头改场。本书每章末尾的两行小账,在这张表里,就是最后两栏。
你先看最右边那一栏:他回头改了什么。
几乎每一段都有东西。改一节的长短,改培训分析家的办法,改讲课的地方,改学派本身,最后连学派也拆了。拉康这一辈子,是一个不停地改规矩的人。他被一台一台机器做出来——医学院,学会,国际协会,高师——又一次一次地回头,去改这些机器。
用这套书的话说,他的一生,回写得很足。
而且你会发现,表里每一次大的转折,都是被别人的一个动作叫出来的:琼斯抬起的那只手,国际协会划掉他名字的那支笔,阿尔都塞为他打开的那扇门,五月风暴以后高师关上的那扇门。一个「拉康」接一个「拉康」,都是在一片场里、被别人叫出来的。他讲的「我在外面显出来」,他自己的一生,是一份最现成的证据。
家里的事,也在这张表的边上。他的女儿朱迪特,嫁给了他的学生米勒;米勒后来成了他研讨班的整理者、他学派的继承人。一套讲「父之名」的学说,身后由女婿来整理——这件事常被人拿来议论。本书只记它和这本书有关的一面:谁能改这套学说,最后是在一个家里定下来的。
现在,换一张表。同样的七段,只记一件事:他的学说里,那台做「我」的机器——语言的秩序,大他者,结构——在这一段里,被写成了什么样子?
一锅粥那一段,还没有学说。
正在成形那一段,他从埃梅身上看出「我」是在外面认来的。这时候他写的,还是一个人怎样和一个形象纠缠,是一段过程。第 7 章说过,那篇博士论文反对把病说成「天生的体质」,要从一个人一生的经历里去找病的来路。年轻的拉康,是一个彻底的发生学家。
第一次撞墙那一段,镜子阶段成形:一个孩子怎样在镜子前认出自己。这也还是一段过程:有先后,有欢喜,有误认,有一个回头看的大人。
到了定型那一段,事情变了。五十年代,他借来语言学,说无意识像语言那样组织起来;说一个人出生之前,语言的秩序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从这里起,那段「认出自己」的过程,被放进了一套先在的结构里:过程成了结构里的一个环节,结构本身,不再有生日。其实早在 1949 年苏黎世那一篇里,这个转向就露了头:那一篇说「我」是在一个「象征的母体」里沉淀出来的(第 8 章)。母体在先,「我」在后——结构的影子,已经落在镜子上了。
后面几段,他的说法越来越精,公式越来越多,绳结越画越复杂。可是「结构在人之前、结构不因人而改」这一条,一直没有动过。
两张表放在一起:一张右栏满满,一张右栏空空。
本系列《发生落点》第 9 章,拿三句话量过拉康:这套说法怎样被改?谁能改?改了记在哪里?那一章的结论是:三句全空。
本书的两张表,看到的是同一件事的另一面。三句全空的,是他的学说;他的制度、他的诊室、他的一生,恰恰是三句都有的:怎样改(换一节的长短,换一个学派),谁能改(他自己),改了记在哪里(一封信,一份提议,一场分裂)。
只是,「谁能改」那一句,永远只写着他一个人的名字。
三句都有、却只有一个人能改,这样的机器,第 5 章的尺子会判它「答了半句」:有生日,有改动,却没有一个别人也走得进去的口子。拉康的制度,在他活着的时候是一场发生;他一走,学派散了又立,研讨班成了定本,这场发生,就停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一个人一辈子都在改机器,为什么他的理论里,机器不改?
本书的猜想是:他把自己改规矩的那些事,当成了「实践」,当成了一个分析家的风格、一个人的姿态,而不是当成理论要说明的东西。理论要说的,是人人都一样的那一层:结构。他自己那些改来改去的事,是这一层之上的「个案」。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分法:规律归理论,例外归生平。可这个分法本身,就是一台发现学的机器。它先认定有一层人人都一样、不会变的东西,再把一切会变的东西,都放到这一层上面,叫它例外。一样东西被叫作例外,它就不必被理论解释了。
这种分法,在别处也常见。一家公司的年终总结,写的是「市场规律」「行业周期」;那一年某个部门的员工自己改了流程、救回来一个大客户,写在「典型事迹」里,年年表扬,从不进总结。规律归总结,改变归表彰。久而久之,这家公司就相信,推着它走的是规律,不是那些改了流程的人。
第 6 章的预言二,说的正是这件事:回写的线索,多出在他们做过、却没有写进理论的事里。这张表右边那一栏,就是拉康这一编的第一批候选线索,第 20 章一条一条登记。
说他把自己的一生留在了理论外面,不是说他虚伪。
一个每天坐在诊室里的人,看得最清楚的,恰恰是人改不动的那一面:一个人发誓不再犯,三个月后又犯;一个人换了一个城市,爱上的还是同一种人;一个词,他一说就结巴,说了三十年。他的理论,是从这些改不动里长出来的。对他来说,写下「结构不改」,是在老实地记录他看到的东西。
只是,他看到的,是一间诊室里的东西。诊室外面——学会里,学派里,他自己的一生里——他又天天在改。一个人同时站在两片场里:在一片场里看见的是重复,在另一片场里做的是改写。他把前一片场写成了理论,把后一片场留给了传记。
这也不只是拉康一个人的毛病。许多从临床、从一线长出来的学说,都有这个样子:在一线看见的是重复,于是写下规律;自己在组织里一次次改规矩,却觉得那是「管理」「人事」,不算学问。
还可以换一种说法,看这两张表。
诊室里的时间,是一个圈。病人每周来,说同样的事,做同样的梦,犯同样的错;十年过去,好像绕回了原地。拉康在这个圈里坐了五十年,他的理论,是这种时间的理论:重复,回返,结构一再浮现。
学会、学派、他自己一生的时间,是一条路。一年一个题目,一次分裂接一次分裂,一个学派建起来,又拆掉;没有哪一年和哪一年一样。拉康在这条路上走了五十年,他的一生,是这种时间的样本。
本系列弗洛伊德卷,把拉康这一支的结局判为「轮回」:他把结构写得极硬,形状被定死,一切变化最后都回到那几样东西上。本书接着判,只补一句:轮回的,是他的理论;他的一生,走的是路。
一个人,把自己的路,写成了别人的轮回。这是这张表最后留下的那道裂缝。
这道裂缝,三个人身上都有,只是样子不同。福柯一生换了好几种研究,晚年公开说自己写书是为了变成另一个人;可他笔下的权力,是一盏一直开着的灯(第 24 章排他的表)。鲍德里亚从教德语的中学老师,一路走到写拟像的社会学家,一生换过好几片土;可他笔下的代码,是一条回不了头的路(第 38 章排他的表)。
三张人生表,右边那一栏都不空;三套学说里,那一栏都空着。第五编第 49 章,把三张表并排放在一起。
把这一章收成一句:拉康的一生,是一个「我」在一片又一片场里被显出来、又回头改场的完整样本;拉康的学说,是把这件事的前一半写成理论、后一半关在门外的一套说法。
前一半,是他开启的:「我」是在外面、在别人的动作里显出来的。后一半,是他关上的:显出来的「我」,回头改那片场。
他自己的一生,就是那一半被关在门外的证据。第 20 章结账的时候,这份证据要一条一条摆上桌。
你也可以给自己做两张表。
一张,记你这些年改过的规矩:换过的工作,搬过的家,和父母定下的新约定,给孩子改过的作息。另一张,记你心里的那几条「定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人都是自私的;读书改变不了命运。
然后对一下:第一张表里的那些改变,有没有一条,写进了第二张表?
如果一条都没有,你可能也像拉康一样,把自己改变过的那些事,都当成了「例外」。而那些例外,才是你最真实的来路。
还可以再做一件事:从第一张表里挑一条改变,想一想,当时是谁、哪一句话、哪一件事,让你改的。你会发现,你改的每一条规矩后面,也都站着一个人、一片场。这正是拉康开启的那一半;而你亲手改了它们,是他关上的那一半。两半合起来,才是你。
带走的话拉康的一生回写得很足;他的学说里,那台机器却一直没有生日。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七段人生里,一个又一个「拉康」被场叫出来,又回头改了场。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他的制度有生日,改过多次;他学说里的结构没有生日。右边那一栏,列为预言二的候选线索,第 20 章登记。
书店门口的畅销书架上,总有几本书叫这样的名字:《做更强大的自己》《掌控你的情绪》《内心强大的人都有这几个习惯》。
它们说的,大致是一件事:你心里有一个「我」,它是主人;只要把它练强,它就能管住你的情绪、你的习惯、你的人生。
七十年前的美国,精神分析界也在说类似的话。
二战前后,一批欧洲的精神分析家到了美国。其中几位——哈特曼,克里斯,还有拉康自己当年的分析师洛文斯坦——发展出了一派学说,后来叫「自我心理学」。
大意是:人心里有一块不受冲突干扰的地方,叫自我。分析的目标,是帮这个自我长强,让一个人更好地适应——适应工作,适应婚姻,适应社会。
这套说法,在战后的美国很吃得开。那是一个大公司、大机构的年代。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写的就是那个年代的上班族:他们穿一样的灰西装,住一样的郊区房子,把「适应组织」当成美德(怀特《组织人》,1956)。一个国家需要能适应的人,精神分析也就去帮人适应。
这一派还有一种做法,拉康最看不惯:分析家把自己当成一个「健康自我」的样板,病人在分析里,一点一点认同分析家的自我,把自己的自我照着他重塑一遍。拉康说,这哪里是分析,这是把一个人的影子,换成另一个人的影子——病人从镜子里认来的那个「我」,现在换成了从分析家脸上认来的「我」(《文集》中五十年代的几篇文字,大意)。
拉康对这一派,一肚子的不以为然。
他说:你们把弗洛伊德读反了。弗洛伊德最了不起的发现,是「自我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第 1 章说过这一句);你们却要把自我扶成主人,让它去适应。一个人来找分析家,是因为他心里有另一个地方在说话;你们不去听那个地方,却去训练自我,把它压下去。这不是治病,是驯人。
1953 年秋天,他在罗马的一个会上,作了一篇长报告,喊出了一句后来人人都知道的口号:回到弗洛伊德(《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和领域》,1953,大意)。
回到弗洛伊德,回到什么?回到那个「另一个地方」,回到病人说的话:说漏了嘴的地方,绕开的地方,重复的地方。分析家要做的,不是教病人适应,是听病人说话。
那篇报告里,他还分了两种话。一种是「空的话」:病人说了一个钟头,全是别人的话、场面上的话、他以为分析家想听的话,说来说去,没有碰到自己。一种是「满的话」:某一刻,病人说出了一句他自己也吃了一惊的话,这句话一出口,他和自己过去的关系就变了。分析家等的,就是这一句(同上,大意)。
一句话一出口,改了一个人和他过去的关系——这其实是一次回写。拉康在诊室里天天等的,正是这件事。
撞出拉康的,有三家。
第一家,是弗洛伊德。拉康从他那里接过来的,是那个「另一个地方」:一个人自己不知道、却一直在说话的地方。
本系列弗洛伊德卷第 52 章说,拉康接住的是路,而且接得很准:他把注意力全部放在说话的方式上——说漏了嘴的地方,绕开的地方,重复的地方;意思是在说的过程里跑出来的,这一条他做得比谁都彻底。放在本书的图纸上,这就是路:「我」不是一个站着的东西,是在一句接一句的说里,走出来的。
第二家,是一个俄国移民在巴黎讲的黑格尔。
三十年代,科耶夫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讲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讲讲了六年。听课的人里,有后来的一大批名人:作家巴塔耶,哲学家梅洛-庞蒂,还有拉康。
科耶夫讲得最精彩的,是主奴那一节:两个人相遇,都想被对方承认;为了承认,拼死相争;一个怕死,退了下来,成了奴隶,另一个成了主人。人的欲望,不是想要一样东西,是想要另一个人的欲望——想被对方想要。
拉康把这一节几乎整个拿了过来。「我」是在另一个人的目光里、在被承认和不被承认里长出来的。本系列黑格尔卷说,主奴这一节,在二十世纪被几个人各拿走了一样:科耶夫拿走了路,萨特看见了承认会变硬,拉康拿走了形状,霍耐特拿走了土。
第三家,是语言学。
第 1 章讲过索绪尔:一个词的意思,不在它自己身上,在它和别的词的差别里。五十年代,拉康读到了索绪尔,读到了研究失语症的雅各布森——雅各布森说,语言有两根轴,一根是「这个词换成那个词」,一根是「这个词接着那个词」——他也和列维-斯特劳斯成了朋友,看他怎样把亲属关系排成一套语法。列维-斯特劳斯写过一篇文章,讲南美一位萨满怎样用一首长长的歌,帮一个难产的女人生下孩子:歌里是一套有结构的故事,病人不必懂医理,只要跟着这套故事走,身体就跟着松开了(《象征的效力》,1949,大意)。拉康从这类文章里看到:一套结构,不必被人懂,就能在人身上起作用。
拉康从这里拿走了一样东西:结构。话,是按一套结构排出来的;人心里那个说话的地方,也是。
三家撞在一起,拉康的样子就出来了:弗洛伊德给了他「另一个地方」,科耶夫的黑格尔给了他「我在别人的目光里长出来」,语言学给了他「那个地方是按语言的结构组织起来的」。
这里要把本系列前面两卷的一处不一致,说清楚。
黑格尔卷说拉康「拿走了形状」,弗洛伊德卷说他「接住的是路」。两句话都对,只是说的是两个来源。从黑格尔那里,他拿走的是形状:「我」是在别人的承认里长成的一个样子——镜子里那个完整的形象,就是这个形状。从弗洛伊德那里,他接住的是路:心里那个地方怎样一句接一句地说下去,意思怎样在说的过程里跑出来。
一个拿形状,一个接路。缺的是哪一样?是土——那片让形状长得出来、让路走得通的缠在一起的地:一个具体的家,一段具体的历史,一群具体的人。
拉康把这一样,交给了语言学。土,成了「结构」。
这一交,交出了他一生最大的开启,也交出了他最大的局限:土被写成了结构,就成了一样先在的、没有生日的东西。
一片土,是会被长在它上面的东西改的:一个家会因为一个孩子的出生而改样子,一段历史会因为一群人的选择而拐弯。一套结构,却被说成在一切之前就排好了。第 18 章细讲。
作者读拉康时,有一句口述:他好像在拆费希特的「我」。
费希特是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家。他说,「我」设定它自己:一切从「我」开始,「我」自己生出自己,再生出一个「非我」来和自己相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794,大意)。这是「我」站在起点上最彻底的一种说法,比笛卡尔还彻底:笛卡尔的「我」,是从怀疑里捞出来的;费希特的「我」连捞都不用捞,自己就生出来了。
美国那一派要把自我练强,是把「我」当成主人;费希特的「我」,是主人中的主人。拉康要拆的,正是这个自己生自己的「我」。他说:「我」不是自己生的,是在一面镜子里,在别人的目光里,在一套语言里,被认出来、被叫出来的。
这一刀,砍在了「我」站在起点上的最高处。第 1 章那张四个「我」的表,这里可以补上第五个,而且是最高的一个。
同一个年代,还有一个人也在拆「我」的起点:萨特。萨特写过「目光」:一个人趴在门缝上偷看,身后忽然有人看了他一眼,他一下子成了一个被看的东西,脸发烫(《存在与虚无》,1943,大意)。这一点和拉康很近:「我」是在别人的目光里显出来的。可萨特在目光底下,还留着一个自由的中心——那个能选择、能不认账的意识。拉康连这个中心也不留:本系列巴迪欧卷说,拉康讲的「我」和萨特正好相反,不是一个中心,是一个空缺。
把这一章的公道,记清楚。
第一,他看穿了「适应」的问题。把自我练强、去适应一个社会,前提是这个社会本身没问题。拉康不肯接受这个前提。他的「回到弗洛伊德」,是要把精神分析从一门帮人适应的手艺,拉回到一门听人说话的手艺。
第二,他把「我」从主人的座位上拉了下来,而且拉得很彻底:连费希特那个自己生自己的「我」都拆了。
第三,他给「我」找到了三个来源:另一个地方(弗洛伊德),别人的目光(黑格尔),一套语言(语言学)。这三个来源,都在「我」的外面。
这三条放在一起,就是第 2 章说的那件事的一个完整样本:「我」不是起点,是在一片场里显出来的;这片场,有心里的一面(另一个地方),有人和人之间的一面(别人的目光),也有脑子里想的一面(一套语言)。
说完公道,也要说一句他扔掉了什么。
美国那一派讲「适应」,有一个细节常被忽略。哈特曼把适应分成两种:一种是人改自己,去合环境;一种是人改环境,让环境来合自己(《自我心理学与适应问题》,1939,大意)。后一种,说的正是这本书的回写:长出来的「我」,回头改那片土。
拉康把「适应」整个扔掉了。他扔掉的,是「人改自己去合环境」那一种,扔得有道理;可他连「人改环境」那一种,也一起扔了。在他那里,人改不了那个大写的他者,只能改自己和它的关系。
这就像倒洗澡水,连盆里的孩子也倒了出去。美国那一派的毛病,是把环境当成了没问题的;拉康的毛病,是把环境当成了改不动的。一个把土当成好土,一个把土当成铁板——两个都没有看见,土是会被长在上面的东西改的。
七十年前的那场争吵,今天换了一身衣服,还在吵。
一边是各种「提升自我」的课程、打卡表、效率工具:把你的自我管起来、练起来,让它更能适应这个又快又卷的世界。另一边是各种「看清系统」的说法:你的焦虑不是你的错,是算法、是行业、是结构造的。
两边说的,都有道理,也都各缺一块。前一边不问这套环境该不该适应,后一边不给人留下能动手的地方——既然全是结构,你能做的好像只剩下认命,或者骂几句。
拉康站在后一边,而且站得最深。本书要补的,就是后一边缺的那一块:结构也是被做出来的,它有生日,它也会被生活在里面的人一点一点改。既不必把自我练成一个能适应一切的机器,也不必把结构当成一块谁也搬不动的铁板。
回到书店门口那几本书。
「做更强大的自己」,不是坏事。可是读过拉康的人会多问一句:你要练强的那个「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它会不会是你在别人的目光里认来的一个样子——父母希望的样子,朋友圈里好看的样子,老板满意的样子?如果是,你拼命练强的,可能正是那个让你累的东西。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写下你最想成为的那种人,三句话。然后在每一句后面,写上这个样子最早是谁给你的。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有几句是你自己的,有几句是别人的。别人给的那几句,不一定要扔掉;只是你知道了它们的来历,它们就不再是你的主人了。这正是拉康对美国那一派的那一记反问,落到一个普通人身上的样子:先别急着练强,先问一问,要练强的是谁。
带走的话别人要把自我练成主人,拉康说自我是一个影子;他接住了弗洛伊德的路、黑格尔的形状,却把那片土,交给了结构。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另一个地方、在别人的目光里、在一套语言里——三个来源,都在「我」的外面。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土被交给了结构,机器从这里开始没有生日,第 18 章细算。
家里有小孩的人,多半见过这样一幕。给一岁左右的孩子洗完澡,用浴巾裹着,抱到镜子前。孩子先是愣愣地看,忽然认出了什么,咧嘴笑了,伸手去拍镜子,身子一耸一耸,回头看你一眼,又转回去看镜子。
你说:「看,这是谁呀?是宝宝!」
孩子笑得更欢了。
那一刻,孩子认出了什么?
拉康说,六个月到十八个月之间的孩子,会经历一个「镜子阶段」。
这时候的孩子,身体还不听使唤:站不稳,手脚乱动,吃喝拉撒全靠大人。在他自己的感觉里,身体是一块一块的:一只手,一只脚,一阵饿,一阵痛,拼不到一起。拉康说,这是一个「碎成块的身体」。镜子前的那个孩子,常常还得靠一辆学步车,或者大人的一双手撑着;可他会使劲往前探身子,想把镜子里那个人看全(同上,大意)。
可是在镜子里,他看见了一个完整的小人:有头有脚,站在那里,轮廓清清楚楚。他认出了:这是我。于是欢喜——不是一般的高兴,是一种「终于有了」的欢喜(《镜子阶段》,1949,大意)。
拉康还拿孩子和同样大小的黑猩猩比过。黑猩猩也会看镜子,可它很快发现里面是空的,只是一个影子,就没了兴趣。人的孩子却一看再看,对着镜子做动作,看镜子里的那个人跟着动,玩个不停,好像在镜子里找到了一样宝贝(同上,大意)。
说镜子,要先还一笔账。
最早把「孩子怎样在镜子里认出自己」当回事来研究的,不是拉康,是法国心理学家瓦隆。1931 年,瓦隆写过孩子在镜子前的反应:从把镜中人当成另一个孩子,到慢慢明白那是自己的影子,这中间要走一段不短的路。拉康五年后讲镜子阶段,用的正是这一类观察,可他很少提瓦隆的名字——这件事,研究拉康的人常常指出来〔核:常见口径〕。两人看同一面镜子,看出的东西也不一样:瓦隆看到的,是孩子一步一步学会「那只是一个影子」,是认识的长进;拉康看到的,是孩子把一个影子认成了自己,从此被它牵着走,是一场认同。一个看成长,一个看误认。
这笔账要还,不为挑拉康的错,为的是一件更要紧的事:镜子阶段这个说法本身,也是有生日、有来历的。它长在三十年代法国儿童心理学的土里,经过瓦隆,经过拉康,一步一步长成今天的样子。一个讲「我」怎样显出来的理论,自己也是显出来的。
这一段,是拉康一生用力最深的地方,也是本书要记在他名下的第一件开启。
第一,「我」不是生下来就有的。一个一岁的孩子,要在一面镜子前,才第一次把自己认成一个整体。「我」是显出来的。
第二,「我」是在外面显出来的。那个完整的形象,不在孩子身体里面,在镜子里,在大人的怀里,在大人那一句「看,这是宝宝」里。「我」先在外面,然后才被认进里面。
第三,「我」第一次显出来的样子,是一个完整的、让人欢喜的形状。
第 2 章说过,镜子前点红的实验,常见的口径是一岁半以后,孩子才认出脸上那点红是自己的;拉康说的六到十八个月,比这早一些。两者说的不全是一回事:一个说的是「知道那是我的脸」,一个说的是「被一个完整的形象吸住,欢喜」。不管哪一种,「我」都不是起点,是后来亮起来的。
第 3 章说,「我」在心里那块地上的那张脸,叫「美」:一个人在自己和别人眼里,站成一个完整的样子。镜子前的欢喜,就是这张脸第一次露出来。
为什么叫「美」?你想一想,人什么时候会有那种「终于有了」的欢喜:一幅一千块的拼图,拼上最后一块的时候;一间乱了一个月的屋子,收拾干净、每样东西都在该在的地方的时候;一件衣服穿上身,镜子里的人忽然顺眼了的时候。这种欢喜,都有一个共同点:散的,拼成了一个整体;乱的,站成了一个样子。
镜子前那个一岁的孩子,经历的就是人生里第一次这样的欢喜:一块一块的身体,在镜子里拼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这张脸,拉康看得比谁都深。他看出了它的欢喜,也看出了它的危险——下面就要说到。
危险之一,他在 1948 年的一篇文章里就讲过:镜子里那个完整的样子,也会变成一个对手。一个人在另一个和自己相像的人身上看见了「完整」,就会想要它、比它、恨它——兄弟姐妹之间的较劲,同事之间的暗暗比较,都有这一层(《精神分析中的攻击性》,1948,大意)。第 8 章那个脸色发白的婴儿,盯着的正是这样一个对手。美这张脸,一转过来,就是嫉妒。
第 2 章提过一个细节,这里核一下。
拉康在 1960 年的一篇文字里补过一笔:孩子在镜子前,常常会回过头去,看一眼抱着他的大人,好像在向这个大人要一个确认:是这样吗?这是我吗?(《评拉加什的报告》,1960,大意〔待核:篇名译法与页码〕)
这一眼很要紧。它说明,镜子前的那个「我」,不是孩子一个人对着镜子认出来的,是在一个三方的场里认出来的:孩子,镜子,大人。镜子给了形状,大人的那一眼、那一句「对,是宝宝」,给了承认。
这正是第 11 章说的,科耶夫的黑格尔留在拉康身上的东西:「我」要被另一个人认下来,才算数。
可是拉康讲镜子,不只讲欢喜。他还讲了一件事:这是一次误认。
孩子认下的那个完整的形象,比他实际的样子「超前」:镜子里的人站得稳,他自己站不稳;镜子里的人是一个整体,他自己的感觉还是一块一块的。他认下的,是一个他还不是的自己。
从此,这个「我」就带着一道裂缝:人一辈子都在追那个镜子里的完整,一辈子都追不上。拉康说,自我就是在这样一次认同里长出来的;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形象,一个影子,一个「理想的我」(同上,大意)。
这就是他对美国那一派的回答。你们要把自我练强,可自我本来就是一个从外面认来的影子;把影子练强,人只会离自己更远。
今天有一个词,把这件事说得很白:人设。一个人立了一个人设,就得一直演下去;演累了,塌了,叫「人设崩塌」。拉康会说:自我本来就是一个人设——最早的那一个,是一岁时在镜子前立下的。这不是说自我是假的;是说它是立出来的,而立出来的东西,会累,会塌,也可以重立。
讲到这里,要把作者的那句口述,放回它该在的地方:「镜像理论」仅仅是其中的一种「侧重显露」而已。
镜子阶段讲的,是「我」在心里那块地上、以「美」这张脸显出来的样子。这很要紧,可它只是一张脸。「我」还有另两张脸:在一张排开的表里落在哪一格(分布),在一片摆开的场里被放在哪里(场)。一个孩子被抱到镜子前的同时,也被叫了一个名字——那是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的一格;也被放在了一个家里的位置上——那是手上碰的那块地上的一个位置。
拉康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后来不只讲镜子,还讲语言,讲家里那个说「不」的位置,第 15、16 章会讲。作者说他分别从三界论证了「我」是显出来的,镜子是第一块地。
本书的意思是:不要把镜子当成「我」的全部来历。把镜子当成全部,就是把一张脸,当成了一个人。
这也是作者判他为「三界之我」的缘故:三块地上,拉康都看见了「我」是怎样显出来的;镜子只是他看得最亮的一块。读拉康最常见的偏差,是只记住了镜子。
还有一件事,值得停下来想一想:镜子本身,也有生日。
在人类很长的历史里,普通人家没有一面清清楚楚的镜子。水面,磨亮的铜,是少数人的东西;又大又清楚、家家都有的玻璃镜子,是近一两百年、玻璃和镀银的手艺便宜下来以后,才走进寻常人家的〔核:常见口径〕。那么,在没有镜子的年代,一岁的孩子在哪里认出自己?
在别人的脸上。英国的儿科医生温尼科特后来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大意是:妈妈的脸,是镜子的前身。孩子看着妈妈,妈妈的脸上映出孩子的样子——她笑,他就知道自己可爱;她皱眉,他就知道自己惹了事(《游戏与现实》,1971,大意)。
这样看,拉康说的「镜子」,不必是玻璃做的,任何一个把孩子的样子照回给他的东西,都是镜子。可这也说明:镜子是哪一种,照回来的是什么样子,是随着一片土变的。一个在妈妈的笑脸里认出自己的孩子,和一个在冷脸里认出自己的孩子,认下来的,不是同一个「我」。
用这套书的图纸,把镜子前那一刻再看一遍。
它有一片土:浴室,镜子,一个抱着他的大人,一种会用「宝宝」叫他的语言,一个会把他抱到镜子前的家。它有一条路:一次又一次被抱到镜子前,一次比一次看得久,一次比一次认得清。它长出一个形状:一个完整的「我」。它还会回写:孩子从此会对着镜子做鬼脸,会拿大人的手去指镜子里的人,会在镜子前试新衣服;再大一点,会嫌镜子里的自己胖了、矮了,会去改自己的发型、衣服、站姿——长出来的「我」,回头改了显出它的那片场。
拉康看见了前三样,而且看得极深。第四样,回写,他写得很少。在他笔下,镜子前那一刻留下的裂缝,是一辈子的,改不了:人会追,追不上,也改不了追的样子。
这一格,留到第 20 章去打勾。
现在人人手里都有一面镜子:手机的前置摄像头。
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每天在前置摄像头里看自己几十次,拍,删,再拍,修图修到满意,才发出去。家长看了着急:怎么这么在意长相?
拉康会说:这不是虚荣,是一个「我」正在找它完整的样子。孩子在找的,是那个站得稳、看着顺眼的自己。着急没有用。更有用的,是像镜子前那个被回头看的大人一样,给一句真的确认——不是「你修得真好看」,而是「你今天讲那件事的样子,挺有你自己的味道」。前一句确认的,是镜子里的影子;后一句确认的,是一个活人。
大人也有自己的镜子阶段。导论里的许一帆,在证件照机里盯着那个白底、端正的自己看了几秒,心里冒出一句「这是我吗」,然后点了确认;一个月后,他越长越像那张照片。那是一台机器照出来的一面镜子。拉康会看出这里的欢喜和误认;这本书还要多看一眼:那台机器有生日,那张照片,也可以重拍。
带走的话「我」第一次显出来,是在一面镜子里——一个完整的、让人欢喜的形状;可这只是「我」的一张脸,不是它的全部来历。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镜子里,以「美」这张脸——一个完整的、让人欢喜的形象,身边有一双确认的眼睛。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镜子前那一刻是一场发生,镜子阶段这个说法本身也有生日(瓦隆,1931;拉康,1936、1949);拉康却把它留下的裂缝,写成了一辈子改不了的。
幼儿园的玩具角里,有十几辆小汽车。一个孩子拿起一辆红色的,玩了没两分钟。旁边的孩子立刻冲过来,非要这一辆不可,哪怕地上还有九辆一模一样的。
抢到手以后,他玩了一分钟,扔了。
他想要的,是那辆车吗?
拉康有一句被引用得很多的话,大意是:人的欲望,是他人的欲望(《主体的颠覆与欲望的辩证法》,1960,大意)。
这句话,至少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我想要的,是别人想要的东西。那辆红车本来不稀罕,别人一拿起来,它就成了宝贝。
第二层:我想要的,是被别人想要。孩子抢车,也许不为车,为的是让所有人看见:我能拿到。
第三层,最深:我「想要」这件事本身,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一个孩子怎样想要,想要什么,想要到什么程度,是在一个家、一片场、一套语言里学会的。
拉康还把一个问题,画在他一张图的最上面:你到底想要什么?他说,这个问题,人一辈子都在问别人,也一辈子都在被别人问(同上,大意)。
第 11 章说过,这一句的根,在科耶夫讲的黑格尔:人的欲望,是想要另一个人的欲望,想被承认。
拉康把它从一场生死相争,搬进了家里和诊室里。在他那里,不是两个武士在决斗,是一个孩子在猜:妈妈想要什么?她为什么总盯着手机?她想要我成为什么样的孩子?她喜欢我笑,还是喜欢我安静?孩子的欲望,就是在这样的猜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一个孩子如果猜对了——妈妈喜欢他考第一——他就会去想要第一。这个「想要」,从第一天起,就带着妈妈的影子。
要是猜错了呢?一个孩子以为妈妈要他乖,拼命做一个不哭不闹的孩子;其实妈妈累得顾不上看他,要的只是他别生病。他猜错的那一句,可能在他身上住很多年:长大以后,他在单位里也拼命做一个不添麻烦的人,累了也不说。拉康在诊室里听到的很多故事,说到底,就是一个人小时候猜的那一句,猜错了,又一直没有机会改。
公道起见,要提一个邻居。
1961 年,一位叫吉拉尔的法国学者,从小说里读出了几乎同样的东西。他读塞万提斯,读司汤达,读普鲁斯特,发现小说里的人物想要一样东西,几乎从来不是因为这样东西本身,而是因为有一个他羡慕的人想要它:欲望是模仿来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1961,大意)。吉拉尔后来把这个看法一路推到了宗教和暴力的起源上,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一个从诊室里看,一个从小说里看,看到的是同一件事。这说明这件事不是拉康一个人的发明,是那个年代的法国,许多人一起看见的东西。拉康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把它放进了「我」的来历里:不只是欲望模仿别人,连那个在欲望的「我」,也是在别人的欲望里显出来的。
这一章要记在拉康名下的,是一件很实在的事:「我」的显出来,离不开别人的目光。
第 12 章的镜子前,有一个回头看的动作。这一章说的是:这一回头,不是一次,是一辈子。「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这个位置,从来不是我一个人定的,是在别人的想要、别人的眼光、别人的问题里,一点一点显出来的。
放在这本书的三种看法里,这件事,是「有个过程正在发生」和「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缠在一起:你来我往的那场互动,一直在底下托着「我」亮起来。拉康侧重的是后一种,可他看见了前一种一直在托着。
这比那种「欲望是从心里自己长出来的」说法,走得远得多。一个人如果以为自己的想要全是自己的,他就永远看不见那个一直站在他身后的人。反过来,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的想要是从哪里来的,他就多了一个选择:可以接着要,也可以不要了。知道来历,是回头改它的第一步。
这句话,在日子里有很多样子。
一个样子在家长群里。一个妈妈本来觉得孩子学什么都行。群里有人晒了一张奥数获奖证书,她第二天就去问了奥数班。她想要的,是那个奖吗?她想要的,是在那个群里,她的孩子也站在某一格。
一个样子在购物车里。一件衣服挂在店里,没人看;被一个有名的人穿过一次,一夜之间卖断了货。人买的,是那件衣服,也是穿过它的那个人被人羡慕的样子。这一层,鲍德里亚后来写成了一整套理论,第四编讲。
一个样子在一个人的一生里。一个男人拼命挣钱,挣到了,却不高兴。有一天坐下来想,发现他一直想要的,是父亲说一句「你行」。父亲不在了,那句话永远等不到,挣多少都填不上。
一个样子在房价上。同一条马路,一边划进了好学校的片区,一边没有,两边的房价能差出一大截。买的是房子,也是「我的孩子上那所学校」这一格,是亲戚朋友问起来时,那一句说得出口的回答。
四个样子,一个道理:我想要的东西后面,站着一个人,或者一群人。
说到这里,也要说一句:这一句话里,已经冒出了机器的一个头。
「他人的欲望」里那个「他人」,在拉康那里,慢慢从一个具体的人——妈妈,父亲,家长群里的那个人——变成了一个大写的「他者」: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人,是语言与规矩的秩序本身,是那个「人们都这么说」「规矩就是这样」的地方。本系列《发生落点》第 9 章用过一个家常的说法:「别人会怎么看」里的那个「别人」,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人。
从具体的人,到大写的他者,是一次很要紧的挪动。
具体的人,有生日,会变,可以商量。妈妈的期待可以谈;父亲的那句「你行」,也许有一天由一位老上级、一个老朋友说了出来;家长群里的那一格,你可以退群。
大写的他者,没有生日,不会变,也商量不了。它不是某一个人,所以你找不到人去谈;它先于每一个人,所以你出生以前它就在;它是语言本身,所以你一开口,就已经在它里面。
打个比方。具体的他人,像一个一个的邻居:你可以敲门,可以吵一架,可以请他吃顿饭,关系会变。大写的他者,像这个小区的规划图:你出生以前它就画好了,楼在哪里,路怎么走,你只能在图上找一个位置住下来。可规划图其实也是有人画的,也改过;只是住在里面的人,很少有人想起来问。
这一章还差一步没走完,补在这里。
「我想要的,是别人想要的」,这句话只说了一个方向:别人的欲望,流进我这里。可日子里还有另一个方向:我的想要,也会改别人的想要。
一个孩子迷上了昆虫,天天捧着一本图鉴;半年以后,全家人周末都在往郊外跑,妈妈能认出五种蝴蝶,爸爸学会了看叶子上的虫卵。这个家想要的东西,被一个八岁的孩子改了。
再看大一点的场。一家单位里,一个新来的人不肯加班,按时下班;头两个月,人人侧目。一年以后,科室里晚上的灯,早灭了一个钟头。一个人的想要,改了一屋子人的想要。
这两个方向,本来是一起转的:别人的欲望做了我,我的欲望也回头做了别人。拉康只写了前一个方向,而且写得极深;后一个方向,他留在了门外。
一旦只有前一个方向,那个「他人」就越站越高,最后成了一个只发不收的地方——它做我,我不做它。这正是下一节要说的那一滑。
这一章可以收成一句:「欲望是他人的欲望」这句话,一半是发生,一半正在滑向发现。
发生的那一半:我的想要,是在一场你来我往里长出来的;我在别人的目光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是拉康开启的,本书照单全收。
滑向发现的那一半:那个「他人」,正在被写成一套本来就在的结构。一旦「他人」成了「大他者」,那场你来我往,就从一段有来有去的过程,变成了一个人单方面走进一台早已装好的机器。
这一滑,第 18 章细讲。
今天,这一滑有了一个看得见的样子:点赞数。一张照片发出去,几十个赞,几百个赞,一个数字替你回答了「他们怎么看我」。那个数字后面,有具体的人——你的同学、同事、亲戚;也有一样不是人的东西:决定这张照片先给谁看、后给谁看的那一套算法。算法像一个大写的他者:你看不见它,问不着它,它却在决定你被多少人看见。
可它和拉康的大写他者,有一处不同:它有生日。它是某一家公司、某一年、某一群工程师写出来的,上个月刚改过一版,下个月还要改。第八编会回到这件事上:今天最像大他者的那台机器,恰恰是一台天天改版的机器。
读到这里,很多人会追问一句:如果我的欲望都是别人的,那还有没有一种想要,是我自己的?
拉康没有说「没有」。他讲精神分析的伦理那一年,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一个人真正会有罪的,只有一件事——在自己的欲望上让步(研讨班第七卷,1960,大意)。
这句话要慢慢读。它不是说「想要什么就去抢」。它说的是:你的欲望,最早是从别人那里来的,这改不了;可你可以不再只是替别人想要——不再只是替父母要那个第一,替群里的人要那张证书——而是认出那一条从别人那里来、却已经长成了你自己的路,站到它上面去。
这是拉康留给「我」的一个口子:改不了他者,可以改自己和他者的关系。第 5 章的预判表里,拉康的第二问判的是「答了半句」,这一句,就是那半句的出处。
回到幼儿园那辆红车。
老师常用的办法,是「轮流」:一人玩五分钟。这个办法很好。可拉康会让你再看一层:那个孩子要的,也许不是车,是被看见。那就可以试另一个办法:蹲下来,对他说「我看见你很想要那辆红车」。很多时候,孩子一被看见,就不抢了。
大人也一样。下一次你特别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可以问自己一句:如果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拥有它,我还想要吗?答案是「不想」的那些东西,你要的,其实是一个目光。
知道了这一点,也不必把那些东西都扔了。只是可以多问一句:给我这个目光的,是哪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人,是可以去谈的。
比如,你拼命想升职,问到底,给你目光的是母亲:她当年总说「你表哥当上科长了」。那就不妨找个机会,和母亲把这件事说开。很多时候,那个目光的主人早就不在意了;是你自己,一直替她在意着。
带走的话我想要的,常常是别人想要的,是被别人想要;「我」在别人的目光里显出来——只是那个「别人」,不该被写成一套没有生日的结构。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别人的想要里,在一场你来我往里——那场互动托着「我」亮起来。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具体的他人有生日、可以商量;那个大写的「他者」,正在被写成没有生日的结构。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件东西盯了很久,价格降了,下单了。快递到的那天,拆开,很高兴——高兴了半天。第二天,它就成了屋里的一样东西,不再发光。过不了多久,你又开始盯另一件。
得到了,就不香了。这是一个毛病吗?
拉康说,欲望不是冲着某一样东西去的。欲望的根,是一个缺口:人从一开始就缺了一块,这一块永远补不上。欲望就是沿着这个缺口,一样东西接一样东西地滑过去:这一件不是,下一件也不是,再下一件……(《文集》中五十年代的几篇文字,大意)
他给那个「引起欲望、又永远抓不到的东西」,起了一个名字,用的是一个小写的字母:a。它不是某一样具体的东西,是一个空位:它让人一直往前走,走到哪里,它都在前面一点点。
这个空位,在日子里是有样子的。一个人翻着旅游照片,说「那年在海边的那个下午,真好」——他要的不是海,是那个下午里某一样说不清的东西。一个人一次次去同一家小馆子,说「就是找小时候那个味」——尝到的每一口都像,又都差一点。那个「差的一点」,就是拉康说的那个 a。它不在任何一样东西上,却让每一样东西发光。
本系列巴迪欧卷,记过拉康的一句总说法:「我」是一个空缺。人总觉得有个完整的自己,可那个完整,永远差一点,永远补不上。
「一样接一样地滑过去」,在日子里是什么样子?
很多人的前半生,是一张站牌:考上重点初中就好了;考上重点高中就好了;考上好大学就好了;找到好工作就好了;买了房就好了;孩子考上重点初中就好了……
每一站,都说到了就好了。每一站到了,都没有「好了」,只是看见了下一站。
拉康会说:这不是你倒霉,也不是你贪心。欲望就是这样走路的:它每到一站,都发现要的不在这里,于是去下一站。那个真正要的东西,从来不在任何一站上。
拉康给这种走法,起过一个语言学的名字:换喻——从一样东西,挪到挨着它的另一样东西。欲望不停地挪,一站挪一站,像一句永远说不完的话。
这一章,本书要大大方方地记在拉康名下。
一般的看法是:缺,是一个毛病。缺钱,缺爱,缺安全感,都是要补的;补上了,人就好了。很多畅销书,也是这么写的:找到你的缺口,填上它。
拉康说:填不上。而且,正因为填不上,人才会一直往前走。
这和这套书的那台发动机,说的是一件事。导论讲过:路和土之间,张力攒起来;张力逼出形状的改变;形状一变,又回头改写路和土,新的张力再起。三条纪律的第一条:矛盾是引擎,不是故障。
拉康说的缺口,就是这套书说的张力:它不是毛病,是发动机。
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缺,他就停在那里了。一个孩子想学会骑车,是因为他缺一样本事;一个成年人想换一份工作,是因为现在这一份,缺了点什么;一门学问往前走,是因为它总有一个解释不了的地方。缺口推着人走。
这台发动机,在这套书的七个词里,有它最忙的一站:正在成形。形状刚冒头、还站不稳的时候,缺口最大,推力也最大——一个刚进大学的新生,一个刚当上父母的人,一个刚换了行的中年人,都在这一站。这一站最有创造,也最危险:推得好,长出一个新的自己;推歪了,人会被缺口拖着,一站一站地换东西,却一直长不成一个样子。
拉康看见了推力。这套书还要看方向:同样一道缺口,推着人往哪里去,要看那片土和那条路。
在拉康之前,很多人都在想怎样把缺口补上。
柏拉图的《会饮篇》里有一个有名的故事:人原来是圆的,四手四脚,被神劈成了两半,从此一辈子在找另一半;找到了,就圆满了。这是「补得上」的版本。很多宗教说,缺口在今生补不上,在来世补得上。很多政治理想说,缺口在今天补不上,在将来那个完美的社会里补得上。
拉康说:补不上,而且不必补上。人就是一个带着缺口走路的东西。
这一步,把「完整」从终点上拿了下来。一个人不必等自己完整了才算活着;缺着,也在活,而且正因为缺着,才在活。对很多被「等我圆满了再说」压了一辈子的人,这是一句解放的话。
中国人其实早有类似的体会。老话说「知足常乐」,劝人把缺口看小一点;也说「学无止境」,承认有一种缺口永远填不满,而且填不满是好事。拉康的说法更狠一层:不只是学问,连「我」本身,都是带着一道填不满的缝活着的。
缺口是发动机,这句话还有另一面:发动机,也会被别人拿去开。
今天有一个词,叫「贩卖焦虑」。一家培训机构告诉你:别人的孩子三岁就在学编程了;一家美容店告诉你:你的皮肤,比同龄人老了五岁;一门理财课告诉你:不懂这些,你的钱每天都在缩水。它们卖的,不是课,不是面膜,不是理财,是一个缺口——先帮你挖一个,再卖给你一样填它的东西。填了,缺口又往前挪一站。
拉康看清了缺口是人的发动机;他没有多说的,是这台发动机,可以被别人装上方向盘。一道被别人挖出来的缺口,和一道从你自己的路上长出来的缺口,推着你走的方向,不一样。
分清这两种缺口,靠的正是这本书的第一问:这道缺口,是哪一天、谁、为了什么挖的?
这个缺口,在三块地上都看得见。
在心里那块地上,是镜子留下的那道裂缝:镜子里的完整,我永远追不上(第 12 章)。
在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是话永远说不尽:我想说的,总比我说出来的多一点;每一句话,都要靠下一句来补,下一句又要靠再下一句。拉康说,一个词的意思,要到一句话说完才定得下来,而这一句的意思,又要等下一句(第 15 章细讲)。
在手上碰的那块地上,是身体永远不肯完全被管住:饿了还会饿,困了还会困,一股冲动满足了,过一阵又回来。拉康讲驱力,说它像绕着一样东西转圈:转一圈,回来,再转一圈;满足不在抓到那样东西,在绕的这一圈里(研讨班第十一卷,1964,大意)。
三块地,一个缺口。拉康分别在三块地上,看见了推着「我」往前走的那个空。这正是作者说他「分别从三界」论证「我」是显出来的,在这一章里的样子。
说到这里,这一章也要留一个问号,交给后面的章去算。
在拉康那里,这个缺口是一个结构上的缺口:人一进入语言,就缺了一块;这一块在人之前就被挖好了,人人都一样,永远都一样。拉康自己的说法,大意是:一个人要进入语言,就得先接受一个「不」——不能什么都要,不能一直待在妈妈怀里;缺口,就是在这个「不」里挖出来的。第 16 章讲父之名的时候,再细说这个「不」。
用这套书的话问:这个缺口,有没有生日?
一个具体的人的缺口,有很具体的来历。那个挣了很多钱的人,缺的是父亲的一句话(第 13 章);那个老买东西的人,缺的也许是某一年搬家以后,再也没交到的朋友;那个一站接一站往前赶的人,缺的也许是小时候某一次考砸以后,家里那一整晚的沉默。
这些缺口有生日,有来历。而且——这是要紧的——它们会变。父亲的那句话,也许后来由一位老上级说了出来,缺口就换了一个样子;那个人交到了新朋友,就不再那样买东西了;那个赶路的人,有一天坐下来和年迈的父母把那一晚说开了,站牌就少了一半。
缺口推着人走,人走着走着,也会改了缺口的形状。这就是回写。回写,不是把缺口填上,是让缺口换一个形状、换一个方向;人还是会缺,只是缺的不再是原来那一样。
拉康把缺口写成了结构里一个永远的空,这一步,把一个会被回写的张力,写成了一个本来就在的空位。
两者的差别,打个比方。一道会变的缺口,像一条河的河床:水推着河床,河床也在变,这一段冲宽了,那一段淤浅了,几十年后,河换了道。一个挖好的空位,像一口井:它就在那里,水往里流,流多少都填不满,井也不会因为水流进去而改样子。
拉康说的,是井。本书要说的,是河床。发动机还在,只是在拉康那里,它被说成了一台出厂时就装好、谁也改不了的发动机。
拉康自己,也不是没有想过人能做什么。他说,一场分析走到头,不是缺口被填上了,而是一个人换了一种和缺口相处的方式:不再拼命用一样一样东西去堵它,也不再假装它不在(研讨班第十一卷,1964,大意〔待核:出处卷次〕)。这是一个真正的变化,本书记在他名下。只是这个变化,改的是人和井的关系,不是井。第 5 章预判表里,拉康第二问的那「半句」,在这里又出现了一次。
这一格,第 20 章打勾。
回到那件「买到了就不香了」的东西。
拉康给你的第一个安慰是:这不是你的毛病。人本来就是这样往前走的。
这套书给你的第二个提醒是:缺口会变形状,而且你可以去改它。下一次你发现自己又在盯一样东西的时候,可以问一句:我缺的,到底是什么?是这件东西,还是它背后的那个目光、那种位置、那一次没有被说出口的承认?
问出来以后,也许你会发现,你缺的那一块,不在购物车里,在一通很久没有打的电话里。
如果你是父母,还可以多看一眼孩子的缺口。孩子说「我要那双鞋,班里人人都有」,这道缺口是真的,推着他的,是第 13 章说的那个目光。不必一口回绝,也不必马上买;可以问他:「有了那双鞋,你觉得会有什么不一样?」有时候,他说出来的那句话,比那双鞋更值得你们一起想一想。
带走的话缺口不是毛病,是推着人走的发动机;只是它像河床,会被走着的人改掉形状,不是一口出厂就挖好的井。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道补不上的缺口前面——「我」一站接一站往前滑,一直差一点。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具体的缺口有生日、会变形;拉康把它写成了结构里一口永远的井。
家里有小孩的人,多半注意过这件事。两岁多的孩子说话,常常不说「我」,说自己的名字:「宝宝要喝水。」「宝宝的车。」
过了一段时间,忽然有一天,他改口了:「我要喝水。」
那一天,家里人往往只当是一句寻常话。可是想一想:他学会的,不是一个东西的名字,是一个位置——一个谁说话谁就站上去的位置。今天他说「我」,明天妈妈说「我」,后天陌生人也说「我」。这个词,不指任何一个固定的人。
孩子会说「我」的那一天,是他走进了一套早就在那里的语言。
拉康有一句话被引得很多,大意是:无意识像一种语言那样被组织起来(《文集》中五十年代的几篇文字,大意)。
他还给「我」下过一个很特别的说法: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主体的颠覆》,1960,大意)。
「能指」这个词,是从语言学借来的。第 1 章说过索绪尔:一个词有两面,一面是说出来的那个声音、写下来的那个形状,一面是它指的那个意思。前一面,就是能指。
拉康这句话,用大白话说,大致是:「我」不是一个人,是一句话里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是什么意思,要靠下一个词才定得下来;而下一个词的意思,又要靠再下一个。人就在这条一个接一个的链子上,占着一个位置。
这件事,日子里天天碰得到。
有人对你说:「你这个人啊——」你的心一下子提起来了。是要夸我,还是要骂我?
他接着说:「真是心太软。」这句话落地了。可它落成了哪一种,还得看下半句:「心太软,容易吃亏。」是心疼你。「心太软,这种人干不了大事。」是嫌你。
一句话没说完,意思就是悬着的。拉康说,意思是在句子走到某一处、忽然被扣住的时候,才回过头来定下的:前面那些听不明白的词,一下子全有了着落(《主体的颠覆》,1960,大意)。
他还举过一个更日常的例子:同一个词,在不同的人嘴里,分量完全不同。孩子说「我不去」,和一个上司说「我不去」,同一个词,站的位置不一样。
一个孩子出生,家里就已经给他备好了一个名字,一个辈分,一套期待。他还没说过一句话,位置已经在那儿了——本系列《发生落点》第 9 章,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
这是拉康看得最准的地方之一。
一个孩子还没出生,就已经是「老大」或者「老二」,是「爷爷盼了很久的孙子」,是「和妈妈长得像的那个」。他一落地,这些话就等在那里接他。他后来所说的每一句「我」,都要在这些话里找位置。
再往后,是一连串更大的词接住他:小学生,中等生,男孩子要坚强,我们家的孩子读书好。到他会用「我」的时候,这个「我」里已经装着一整套别人的话。
所以拉康说:不是我在说话,是话在说我。
这一章要记在他名下的,是本编的第二件开启。
第 12 章说,「我」在心里那块地上、以一个完整的形象显出来。这一章说的是另一块地:脑子里想的那块地。在这里,「我」的显出来,是在一张排开的表里落到一格——在一套话里占一个位置。
第 3 章说,这块地上的那张脸,叫「分布」。一个人是谁,看他在一张排开的表里落在哪一格:老大还是老二,本科还是硕士,一线还是三线,「靠谱的」还是「有想法的」。拉康在五十年代做的,正是这件事:他把「我」放进了一条由词组成的链子里,让「我」成了链子上的一个位置。
这一步很了不起。在他之前,人们多半觉得,先有一个「我」,然后这个「我」去用语言。拉康把次序倒了过来:先有语言,「我」在里面得到一个位置。
作者说拉康「分别从三界」为「主体性即三号位侧重显影」做了论证——这一章,就是他在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的那一次论证。第 12 章是心里那块地,下一章是手上碰的那块地。三块地上各有一次,合起来才是他的全貌。
这一步,不是他一个人迈的。
五十年代前后的法国,好几个人都在做同一类事。列维-斯特劳斯把亲属关系排成一套语法:谁能和谁结婚,不是各家商量出来的,是一套结构排好的。罗兰·巴特把时装杂志、广告、菜谱读成一套符号系统。后来的阿尔都塞说,人是被一声「喂,你!」叫成主体的(第 2 章)。
他们共同的动作是:把原来以为「由人做出来」的东西,还原成一套结构里的位置。
这个动作,在当时叫「结构主义」。拉康从不愿意被归进这一派,可他做的事,和他们是一路的。
本书要记的,也是同一句:这个动作打开了一件大事——「我」是显出来的;它又关上了一件大事——那套结构是从哪里来的,它不说。
接住一个孩子的那些话,真的是「一套先在的结构」吗?
看一个具体的家。「我们家的孩子读书好」这句话,是哪一年开始说的?多半有一个来历:某一年,家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全村来贺;从那以后,这句话就成了这家人的口头禅,一代一代往下传。它有生日。
再看一个更大的例子。「独生子女」这四个字,在中国的话里存在了几十年;今天的小孩子,很多人已经用不上它了。「农民工」「留守儿童」「打工人」「小镇做题家」,每一个词都有一个可以查到的出现年代,也各自在改变着被它叫到的人怎么看自己。
语言是一套结构,这话没错。可这套结构,是一代一代的人说出来的,也一直在被说话的人改。一个词被用旧了、用坏了,就会有人换一个说法;一群人不接受被人那样叫,就会给自己另起一个名字。
在拉康那里,这一面几乎不写。他的能指链,是一条本来就在、人只能走进去的链子。
还有一件事,他也很少写:被话接住的孩子,也会回头改这套话。
家里那个被叫了十年「不爱说话的老二」的孩子,有一天在饭桌上说:「我不是不爱说话,我是不爱跟你们说。」这一句出口,全家人愣住了。从那以后,「不爱说话」这个说法,在这个家里就不那么用得顺口了。
一个班级里,「差生」这个词被一位老师停用了一年,改成了「这一段还没跟上的同学」。一年以后,几个孩子的坐姿都变了。
孩子是被话接住的,这没错;可孩子也会顶回来,也会把接住他的那句话,顶出一个豁口。
用这本书的话说:这就是回写。拉康写了前一半,写得极深;后一半,他留给了别人。
这一步一旦走成,有一个后果,值得当心。
一句话伤了人,如果说「这是他说的」,那就要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凭什么这么说,他能不能不这么说。如果说「这是结构说的」,那就没人可问了:结构不是人,它没有意图,也不负责任。
举个例子。一个女孩从小被说「女孩子学理科费劲」。这句话是谁说的?是某个亲戚,某位老师,某本旧杂志,某一段年月的一种风气。这些都有名有姓,有年代,可以一样一样去查,也可以一样一样去改。可要是只说「这是语言的结构」,那就成了一件谁也没做过、却人人都在里面的事。
拉康在诊室里,看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可他写下的「大他者」,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地方。下一章讲家里那个说「不」的位置,第 18 章就要正面算这笔账。
要看这条链子长什么样,最省事的办法,是去看一张表格。
一个人去办事,填一张表: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政治面貌,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工作单位,职务,联系电话,紧急联系人及关系。
填完了,你就在这张表上成形了。你是谁?你是这十几个格子里的那一串词。
这张表,就是一条摆在纸上的能指链。它有几个特点,值得一条一条看。
第一,格子是印好的,不是你定的。你只能填,不能加一栏「我这几年最在意的事」。
第二,每个格子的选项是限着的。婚姻状况那一栏,只有那么几种;一个人真实的处境,常常一种也不像。
第三,格子之间有默认的关系。表上排在前面的是单位和职务,排在后面的才是「紧急联系人」——这张表关心你的位置,多过关心谁在半夜能赶到你身边。
第四,填完以后,这张表会代替你去说话。以后有人要了解你,看的是这张表,不是你。
拉康说「我」是能指链上的一个位置,说的正是这件事:人是在一串被摆好的词里成形的。这一步他说得极准。
只是,接着要问一句他没问的:这张表,是谁印的?
每一张表都有一个印它的地方,有一个定它的年月,也有改版。旧表上有些栏目,今天已经没有了;今天有些栏目,是这几年才加上的。哪一栏被加进来、哪一栏被拿掉,往往是一件不小的事:被拿掉的那一栏,意味着一种分法不再算数;被加上的那一栏,意味着一种新的分法开始算数。
而且,改版的力气,常常来自被这张表填过的人。一批人说「这一栏不该问」,说的人多了,表就改了;一个人在「其他」后面的横线上写下一句表上没有的话,这句话有时也会变成下一版的一栏。
一张会改版的表,和一条不会改版的链子,是两样东西。拉康写的是后者。本书要说的是前者。
这一章讲的道理,在「名字」上看得最清楚。
一个人的名字,是别人取的。取名的那一年,家里在想什么,村里在流行什么,那几十年里人们盼的是什么,全写在那两三个字里。看一批名字,就能看出一段年月。
名字取好了,它就开始替人说话。老师点名,同事叫你,文件上写你,一辈子。你听见它就回头——第 2 章讲过那声「喂,你!」,名字是它最短的一种。
这完全是拉康说的那件事:人被一个自己没参与的词接住,从此站在这个词里。
可名字这件事,也最能说明他漏掉的那一半。
一个人可以改名。有人上大学改了,有人出国以后自己起了一个,有人在网上用了十几年另一个名字,熟人只认那个。也有人不改名,却把名字的意思改了:家里当年取这个字是盼他安稳,他一辈子干的却是闯荡的事,几十年下来,这个字在亲戚嘴里,反而变成了「他那个不安分的性子」。
还有一层:一群人可以改一批名字的分量。某一个字,某一种叫法,因为一批人的活法,变了颜色——原来是贬的,被用成了自嘲,再被用成了自称,最后成了一个中性的词。
名字接住人,人也在改名字。这两句要一起说,才是完整的一件事。
试一件小事:把家里最常说的三句话写下来。
「我们家的孩子就是心细。」「你爸这个人一辈子这样。」「咱们家不兴那一套。」
写下来以后,问三句:这句话是从哪一辈开始说的?它现在还准不准?这个家里,谁最被它管着?
多问这三句,那些话就从「本来就是这样」,变回了一句有人说过的话。一句有人说过的话,是可以改口的。
带走的话「我」是一套话里的一个位置,是被话接住的;可接住人的那些话,也有出处,也会被顶回来。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条话的链子上——以「分布」这张脸,落在一套词排开的某一格里。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一个具体的说法有生日,会被顶出豁口;拉康笔下那条能指链,没有生日。
一个三岁的孩子,在超市里抱着一盒糖不撒手。妈妈说:今天不行。孩子躺到地上哭。
这时候,家里各人的做法不一样。有的妈妈心软了,买了;有的爸爸走过来,一句话:说了不行就不行。有的家里,是爷爷奶奶远远地说一句:给孩子买了吧。
这一幕,天天在超市里上演。拉康说,一个孩子的「我」,就是在这样一个「不」里,得到了他的位置。
拉康把弗洛伊德讲的俄狄浦斯,改了一个读法。
弗洛伊德讲的,是一个孩子对母亲的爱和对父亲的敌意(本系列弗洛伊德卷细讲过)。拉康说,要紧的不是那点情感的纠葛,是一件更结构的事:一个孩子本来和母亲黏在一起,以为自己就是妈妈全部想要的那个东西;这时候有一个位置站出来说「不」——你不能一直是妈妈的全部,妈妈也有她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个说「不」的位置,他叫作「父之名」。
要紧的是,它是一个位置,不是一个人。他特意用了「名」这个词。说「不」的,可以是爸爸,可以是妈妈自己(她说「妈妈现在要工作」),可以是外婆,可以是一条家里的规矩,甚至可以是法律。一个家里,只要有一个能说「不」的位置,这件事就成了。
孩子撞上这个「不」,就从「我是妈妈的全部」,变成了「我在这个家里有一个位置」:我是儿子,不是丈夫;我是老二,不是老大;我要等,要排队,要遵守一些不是我定的规矩。
听起来,这像是一场剥夺:孩子失去了那个「我是全部」的位置。
拉康说,失去的同时,得到了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个位置。「全部」不是位置,是一团模糊;「儿子」「老二」才是位置。有了位置,人才知道自己在哪儿。
第二样,是欲望。因为不能什么都要,人才会想要(第 14 章)。一个什么都能立刻得到的人,不会想要任何东西。
第三样,是一套可以商量的规矩。「不」一旦说出口,就可以被问:为什么不?什么时候可以?这就把一场模糊的黏着,换成了一套有条件、有边界的关系。
这一层,拉康看得很准,也很实在。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一个从来没被说过「不」的孩子,长大以后不是更自由,是更没有着落。
第 3 章说,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上,「我」的那张脸叫「场」:一个人在一片摆开的场里,被放在了哪个位置。
这一章说的,正是这张脸。一个家,就是一片场:几个人,各有位置,谁能说话,谁要听话,谁抱孩子,谁挣钱,谁说了算。孩子的「我」,是在这片场里被排出来的。
这就是作者所说的:拉康分别从三界,为「我是显出来的」做过论证。心里那块地上是镜子(第 12 章),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是能指链(第 15 章),手上碰得到的这块地上,就是这个说「不」的位置。
三块地上各有一次。这也说明第 12 章末尾那句话:镜子只是他的一张脸,不是他的全部。
这一章还有一件事,特别值得记在他名下:他把「父亲」从一个人,改成了一个位置。
这一步的好处,今天看得更清楚。
一个家里没有父亲——去世了,离开了,或者一直缺席——按老一套说法,这个孩子就少了一样东西,注定要出问题。拉康的说法不同:要紧的不是有没有那个人,是有没有那个位置。一个独自带孩子的妈妈,只要她心里有一样比孩子更大的东西——她的工作,她的信念,她对自己生活的安排——她就能说出那个「不」:妈妈现在要做事,你自己玩一会儿。这个「不」一出口,位置就立起来了。
反过来,一个家里父亲天天在场,可他自己也是被奶奶管着的儿子,从来说不出一个「不」——那么这个位置,其实是空的。
把「人」改成「位置」,这一步很有力气。它让人不再盯着户口本,而去看那片场是怎么排的。
这一层,在中国人的家里,格外受用。
我们这里的许多家,围着孩子转:四个老人一个孩子,孩子成了全家的中心,全家人的心思都挂在他身上。孩子在这样的家里,很容易长成那个「我是全部」的样子:所有人都该围着我,所有的要求都该被满足,等一等是不可忍受的。
这样的孩子,进了学校、进了单位,会很吃力:那里没有人把他当全部。
按拉康的说法,这个家缺的,不是爱,是一个能说「不」的位置。而这个位置,不一定要靠板着脸的父亲来立。它可以是一个很朴素的事实:爸爸妈妈也有他们自己的事,家里的钱有数,星期天要陪奶奶去医院。让孩子看见这些,就是让他看见:这个世界不是只围着他转。
现在,把本书的第一问放上去:这个说「不」的位置,有没有生日?
在拉康那里,它没有。他把它写成了一件人人都要经过、哪个年代都一样的事:一个孩子要成为人,就得撞上这个「不」;撞不上,就会出大问题。这个位置,在人之前就在那里,像语言一样。
可是拿到一个具体的家里看,说「不」的位置,样子变得很厉害。
几十年前的中国农村,那个「不」多半来自一整套辈分和乡里的规矩:谁家的孩子不能怎么样,一句话就顶到底。今天城里的一个三口之家,那个「不」常常要靠夫妻两个人商量着立起来——今天谁扮黑脸,怎么说,说了要不要松口。有的家里,那个「不」来自一张写在冰箱上的作息表;有的家里来自钱:这个月没有这一项预算。
不但样子在变,能不能说得出口,也在变。一个家里,如果大人自己心里也没有一样比孩子更大的东西,那个「不」就说不出来。这件事,和一个时代怎么看孩子、怎么看家、大人有多少时间和底气,都连着。
说「不」的位置,有生日,有样子,会变。这一条,拉康没有写。
更要紧的是第二问:被这个「不」排出位置的孩子,能不能回头改它?
在拉康的书里,不能。这个位置只朝一个方向起作用:它说,孩子听,位置排定。
日子里不是这样。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第一次顶回来:「这条规矩你们自己都不守。」很多家庭在这一刻会吵一架;吵过以后,有的家改了规矩,有的家把规矩讲明白了,有的家承认:这一条是当年随口定的,现在不合适了。
一个成年人对父母说:「以后过年我们两家轮着回。」这是在改一条几十年的规矩。
一个家里的「不」,从来不是单向的。它由大人说出来,也一次次被孩子顶回来,被顶得改了样子——这正是本书说的回写。
第 20 章打勾的时候,这一处要记上一笔。
还有一件事,这一章不能不说。
一个说「不」的位置很要紧,可它也很容易被用坏。
有的家里,「不」成了一切:不许问,不许顶嘴,不许有自己的想法。孩子确实得到了位置,可那是一个只能听话的位置。也有的地方,把「父亲」这个词用得更大:一个单位,一个组织,都可以说「我是为你好」,然后不许问。
拉康自己是当心这一头的——他讲的「不」,本意是把一场黏着换成一套可以商量的关系。可他没有给出一条界线:什么样的「不」,是把人排进一片场;什么样的「不」,是把人关进一个笼子。
本书给的界线,还是那三句问:这个「不」,说得出它是哪一年、为了什么定的吗?它有没有一个口子,让被它管着的人提意见?它自己上面,有没有一个更大的地方可以去说理?
三句都答得上的「不」,立得住。一句也答不上的「不」,就要当心。
还有一层,拉康几乎没写:说「不」的那个人,自己也站在一片场里。
超市里那句「今天不行」,说得出说不出,和很多事有关。这个月手头紧不紧;今天上了一天班累不累;旁边有没有一个会拆台的长辈;这家人平时是不是讲道理的。同一个妈妈,在不同的日子里,说得出的「不」不一样。
再往外看一层。一个家能不能立起一个说「不」的位置,和这家人有多少时间在一起,和大人有没有一样自己在意的事,和这个社会怎么看孩子、怎么看父母,都连着。一个每天加班到十点的父亲,很难立起那个位置——不是他不想,是他不在场。
这一层一旦看见,事情就不一样了:那个说「不」的位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条法则,是一片一片场托出来的一个位置。托它的东西变了,它就跟着变。
拉康把它写成了一个哪儿都一样的位置。本书要说的是:它是被托出来的,所以也可以被托得更稳——把大人的时间还一些给家,把讲道理的风气立起来,这个位置就立得住一些。
按这一章的说法,可以粗粗分出三种家。
一种,「不」太少。什么都依着孩子,全家围着一个人转。孩子长成「我是全部」的样子,进了学校和单位,处处碰壁。
一种,「不」太多,而且不许问。孩子得到了位置,可那是一个只能听话的位置。这样长大的人,往往很会服从,也很会等一个人来告诉他该怎么办。
一种,「不」说得出,也讲得清,还留着口子。「今天不行,因为这周零食买过了;下周一你自己挑一样。」这样的家里,孩子学到的不只是听话,还有:规矩有道理,道理能讲,讲得通能改。
三种家的差别,不在爱得多少,在那个「不」的三句问上:它说不说得出来历,有没有口子,上面有没有一个讲理的地方。
这一章还要把一个说法坐实:为什么本书把这个说「不」的位置,放在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上。
因为「不」不是一句话,是一片场的排法。
一个家里,谁的话算数,通常不是靠嗓门,是靠一整套摆在那里的东西:钱由谁管,房子写谁的名字,谁每天在家的时间最长,孩子病了谁请假,过年回哪一边。这些东西一摆开,谁能说「不」,就大致定了。
所以同一句话,从不同的人嘴里出来,分量不一样。一个整天不在家的父亲,忽然板起脸说一句「不行」,孩子多半不服——不是他不威严,是这片场里没有把他排在那个位置上。而一个每天接送、管作业、也和孩子有说有笑的大人,一句很轻的「今天不行」,就管用。
反过来也成立:位置排定了,说不说得出来,还看这个人自己心里有没有一样比孩子更大的东西(第 16 章第五节)。
一头是这片场怎么排的,一头是这个人怎么立的。两头合起来,那个「不」才立得住。拉康只写了这个位置在结构里的样子,没有写它是被一片场托出来的。这一处,第 27、28 章讲福柯的时候,会看得更清楚——福柯一辈子就在写:一片场是怎样把人排到某个位置上的。
回到超市里那盒糖。
按这一章,可以这样做:说出那个「不」,而且说明白——「今天不行,因为这周的零食买过了;下周一你可以自己挑一样。」
这句话里有三样东西:一个「不」(位置立住了),一个理由(它有来历),一个口子(下周一可以挑)。
孩子多半还是会哭。可长年累月地这样说下去,他学会的就不只是「听话」,还有:规矩是有道理的,道理是可以讲的,讲得通的时候是可以改的。
这就比「不行就是不行」多了一样东西。
带走的话家里那个说「不」的位置,把一个孩子从「我是全部」排成了「我在这里有个位置」;只是这个位置有生日,样子在变,也会被孩子顶回来改。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个家这片场里,被一个说「不」的位置排出了一个位置——这是「场」那张脸。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具体的「不」有生日、会被顶回来改;拉康笔下的「父之名」,两样都没有。
出门旅行,你手里可能有两张地图。一张是地铁图:站点是圆点,线路是直线,几分钟一站,横平竖直。一张是普通的城市地图:河在哪里,山在哪里,哪条路是斜的。
两张图画的是同一座城,画法完全不同。拿地铁图去找一条小巷,找不到;拿城市地图去赶地铁,也费劲。
拉康有三个「界」,这本书有三块地。都是三个,也都在说人怎样活着。可它们是两张不同的图。这一章,把两张图摆在一起对一对——不对清楚,后面的账就算不明白。
拉康常说三样东西:想象的,象征的,实在的。
想象界,是形象那一层:镜子里那个完整的自己,你心里那个理想的自己,你以为别人眼里的你。第 12 章讲的,就是这一层。这里有欢喜,也有误认,还有和人较劲的那股劲——谁比谁强,谁像谁。
象征界,是语言和规矩那一层:名字,辈分,法律,钱,礼节,那句「人们都这么说」。第 15、16 章讲的,是这一层。人一出生就掉进这一层,一辈子在里面找位置。
实在界,最难讲。它不是「真实的世界」,不是你手上摸得到的桌子。拉康说的实在界,是进不了语言的那一块:说不出来,想不明白,可是它一直在那里顶着你。一场说不清的痛,一次怎么也讲不明白的失去,一个噩梦里那个说不出来的东西——都是这一层的影子。
本系列《发生落点》第 9 章,用一句家常话说过它:说不出来、进不了语言的那一块。
他晚年把这三样画成三个圈套在一起,剪断任何一个,另外两个就散开。
这本书说的三块地,前面讲过(第 3 章)。
第一块,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身体,房子,钱,单位,一片实实在在的场。
第二块,脑子里想的那块地:概念,名分,规矩,一张排开的表——你在表上落在哪一格。
第三块,心里那块地:你自己觉得的那个自己,那张脸,那个完整不完整的样子。
三块地上,「我」各有一张脸:场、分布、美。
现在把两张图叠一叠。
拉康的想象界,大致对着心里那块地:形象,自我,那张脸。这一处对得最齐。
拉康的象征界,大半对着脑子里想的那块地:词,名分,一张排开的表。可它又有一大块,落在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上:法律,钱,一个家里谁坐主位——这些不只是词,是实实在在排在那里的场。所以象征界一个词,横跨了本书的两块地。
拉康的实在界,最容易被人对错。很多人一听「实在」,就以为是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不是。他的实在界,说的是「进不了语言的那一块」;而本书说的手上那块地,是可以说、可以量、可以拍照的。一张桌子在本书的图上是第一块地,在拉康的图上属于象征界与想象界混着的东西;一场说不出的痛,在本书的图上可能在心里那块地,也可能在身体上,在拉康那里才叫实在界。
一句话记住:他的「实在界」不是这本书的现实界;他的象征界横跨了本书的两块地。
两张图不一样,不是谁画错了,是两个人要解决的题不一样。
拉康要解决的题,是一个病人在诊室里说话:哪些话说得出,哪些话说不出,哪些形象缠着他不放。他的三个界,是按「能不能进入语言」分的。
这本书要解决的题,是「我」在哪几块地上显出来。它的三块地,是按「显在哪儿」分的。
一个按语言分,一个按地方分。分法不同,格子自然对不齐。
他晚年越讲越绕,讲那个把三样东西绑在一起的东西。他说,有的人身上,三个圈没有绑住,靠一样特别的东西撑着,那件东西可能是一门手艺,一种写作,一个人自己发明的活法。他拿一位写了一辈子难懂的书的作家做例子:那个人的写作,就是那根把他撑住的东西。
这一步,很值得停下来看。
它说明:拉康晚年不再认为人人都得按同一种方式被结构接住。有人靠自己发明的一样东西,把自己撑住了——这几乎是在说:一个人能给自己的那套结构,打一个自己的补丁。
这是拉康一生里,离本书第二问最近的一次。第 20 章打勾时,这一处要专门算一笔:它算不算「答了半句」。
本书现在的看法是:算半句,不算整句。因为他说的是一个人给自己打补丁——改的是他和结构的关系,不是结构本身;而且他把这写成一种特别的例外,不是常规。
因为不对清楚,后面两件事都会算错。
第一件:会把拉康说的「实在界」,当成本书说的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于是以为他也在那块地上做了论证。其实他在那块地上的论证,是第 16 章那个说「不」的位置,不是实在界。
第二件:会把他的三个界,当成他从三块地论证了「我是显出来的」的凭据。不是。他的凭据,是第 12、15、16 三章:镜子(心里那块地),能指链(脑子里想的那块地),父之名(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三个界是另一张图。
作者的口述说,拉康分别从三界对「主体性即三号位侧重显影」做出了主体发生学的论证。这句话说的是本书的三块地,不是拉康的三个界。两者名字都带「三」,容易混,这一章就是为了不混。
顺带算一笔账。
拉康那台没有生日的机器——大他者,象征秩序——在他自己的图上,属于象征界。
有意思的是:象征界本来是最有人味的一层。名字是人取的,法律是人定的,礼节是人一代一代改的。可在拉康笔下,这一层反而成了最先在、最不能问的一层。
三个界里,想象界是会变的(一个人的自我形象会变),实在界是没法说的(它本来就在语言之外),只有象征界,是「先于每个人、不由人改」的。
一层人做出来的东西,被写成了人改不了的东西。第 18 章正面算这笔账。
空对图是枯燥的。拿一件小事,两张图各看一遍,就清楚了。
一个初二的孩子,期中考砸了。回到家,一句话不说,饭也不吃,把自己关在屋里。
拿拉康那张图看:想象界这一层出了事——他心里那个「我是会读书的那个孩子」的形象,裂了;他看见的自己,和他认下的那个完整的自己,对不上。象征界这一层也在动:分数,排名,老师那句「你退步了」,家长群里的那张表——这些词在替他说话。至于他说不出口的那一团难受,是实在界的边上:他自己也讲不清那到底是羞,是怕,还是气。
拿本书这张图看:心里那块地上,那张「美」的脸破了——他站不成一个完整的样子。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他在班里那张排开的表上,从一格挪到了另一格。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上,这片场也在变:座位可能要调,补习班可能要加,家里晚饭桌上的气氛已经变了。
两张图看的是同一个孩子。前一张图告诉你,他心里那个形象碎在哪里,哪些话堵着说不出来。后一张图告诉你,要动手的话,可以从哪块地上动:换一张表(不只看分数这一格),改一改那片场(别在饭桌上问成绩),再帮他把那张脸重新拼起来(找一件他能做成的事)。
一张图看清结构,一张图看清落点。这就是两张图的分工。
到这里,可以回答一个问题:既然拉康的三个界这么有名,这本书为什么不干脆用它?
三个理由。
第一,三个界是按「能不能进语言」分的,分完了,人只能在语言里做事。实在界是说不出的,想象界是误认的,剩下能动手的只有象征界——而象征界又被他写成先于每个人、不由人改。于是这张图画到最后,人没有下手的地方。
第二,三个界里没有「土」。这本书的三块地,每一块都是可以走进去、动手改的地方:一间教室,一张表格,一个家的饭桌。拉康的三个界,是人心里的三层,不是三块可以踩上去的地。
第三,三个界不带时间。它们是三个圈,套在那里;哪一年套上的,谁套的,能不能松开,图上没有。本书的三块地,每一块都要问生日。
所以本书只借他的图看,不用他的图走路。
说了半天两张图对不齐,也要说一句他那三个圈好在哪里。
三个圈套在一起,剪断一个,另外两个就散开——这个说法,抓住了一件很实在的事:人身上这几层,不是叠着的,是扣着的。
一个人失了业。按叠着的看法,这只是手上那块地上的事:收入少了。可实际上,三层一起动:他在亲戚朋友那张表上的位置变了(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他心里那个「顶用的人」的形象塌了一角(心里那块地),他每天的作息、走路的地方、见谁不见谁,也全变了(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剪断一个圈,另外两个就散。
这一点,本书完全同意,而且要在后面反复用:改一样东西,不能只改一层。给一个人换一份工作,不等于把他扶起来;还要看他在别人眼里那一格变没变,看他心里那张脸拼没拼回去。
所以两张图的关系是这样:他的三个圈提醒我们这几层是扣着的,本书的三块地告诉我们该到哪一块地上动手。前者看关系,后者看落点。
还要多说一句实在界,因为这个词今天被用得最滥。
在一些讲拉康的文章里,实在界成了一个万能的说法:凡是讲不清的,都归给它——创伤是实在界,欲望的核是实在界,历史的断裂是实在界,连一场说不明白的社会动荡也是实在界。
一个词一旦什么都能装,它也就什么都不说了。这正是第 5 章第八节担心的那件事:一把尺子变成一顶帽子。
本书用它,只守一条:实在界只用来指「这一处,话确实到不了」。而且用了以后,还要接着做一件事——问一句,这话到不了,是三种里的哪一种(下一节会分)。是还没找到词,是不许说,还是真的没有词。
第一种和第二种,都不是实在界,只是被人当成了实在界。一个人说「这事没法说」,十次里有七八次,说的是「这事在这里说不得」。把「说不得」当成「说不出」,人就从一件可以动手的事,退回到一件只能忍的事。
拉康那个词,本意是标出语言的边界;用得不小心,它会变成一块挡住所有追问的布。
这一章的用处,是学会分辨三种「说不出来」。
第一种,是还没找到词。心里堵得慌,说不清;找到一个合适的说法,就松了一半。这时候,找人聊,写几行字,都有用。
第二种,是不许说。家里有些事,不能提;单位里有些话,不能讲。这不是没有词,是有一道拦着的门。这时候要看的,是谁立的那道门。
第三种,是真的说不出来。一个至亲走了,你坐在那里,什么话都不对。这时候,不必硬找词。
三种混在一起,人会很苦:把「不许说」当成「说不出」,人就认了;把「说不出」当成「没找到词」,人就会一直逼自己。分清楚了,日子好过一点。
带走的话他的三个界按「能不能进语言」分,这本书的三块地按「显在哪儿」分;两张图画的是同一座城,格子对不齐,不能混着用。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两张图的叠合处——同一件事,一张图看「说不说得出」,一张图看「显在哪一块地上」。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他的机器落在象征界——本来最有人味的那一层,却被写成了最不能问的一层。
一件衣服,你穿上了,照镜子,心里嘀咕一句:别人会怎么看?
这个「别人」,是谁?
不是你妈妈——她会说好看。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她会说随你。不是你同事——你们根本不谈这些。
你说不出他是谁。可他一直在。
拉康给这个谁也指不出的「别人」起了一个名字:大他者。
他用「大他者」指那套语言与规矩的秩序本身——不是某个具体的人,是那个「人们都这么说」「规矩就是这样」的地方。本系列《发生落点》第 9 章,就是这样讲的,本书照这句用。
关于大他者,他说过几句要紧的话。
一句是:无意识是大他者的话语(大意)。你心里那个说话的地方,说的不是你自己的话,是那一整套秩序的话。
一句是: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第 13 章)。
还有一句最要紧,本书要反复用: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大意)。意思是,在那套秩序外面,没有另一套更大的秩序来给它做担保;它自己也是不完整的,可你找不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去问它。
先说他对在哪里。「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是一句很硬的话。
它把一件事说白了:那套让你惦记「别人会怎么看」的规矩,自己并没有一个靠山。它不是神定的,不是自然律,不是天经地义。它自己也是漏的。
这一句,替很多人松了绑。一个人半辈子活在「人家会怎么说」里,忽然听见:那个「人家」,其实没有靠山,也不完整——这句话的分量,不小。
拉康甚至说,人生的一种走法,就是看穿这一点:不再指望那套秩序会给你一个完整的答案(研讨班中的几处,大意)。
看穿了它不完整,然后呢?
按本书的问法,下一步该问三句:这套秩序是哪一年、由谁、为了什么定下的?被它管着的人,能不能回头改它?它外面有没有一个能说它错的地方?
拉康在这三句上,都停住了。
第一句,他没有给它一个生日。象征秩序先于每一个人,这是他的前提。
第二句,他说人可以改自己和它的关系,不能改它。
第三句,他自己就答了: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外面没有。
三句合起来,就是一台典型的发现学机制:它没有来历,改不动,也没有外面。第 5 章立的那三句问,在拉康这里,第一次全数落空。
本编判他的那句话,落在这四个字上:这套结构,没有作者。
一样东西没有作者,会怎么样?
第一,问不得。你说这条规矩不对,找谁说去?没有人写它,也就没有人认它。
第二,改不得。改一样东西,总要有人有权改。没有作者,就没有人有这个权。
第三,怪不得。没有人做错事,可事情一直在错。
本系列《发生落点》第 9 章说过一件相关的事:拉康自己的学派,也是这个样子——一套培训制度,出了问题,没有一个判错的位置;最后由他一个人宣布解散。第 9 章说了,学说和学派长成了一个样子:都没有外面。
现在把那些「人们都这么说」,一条一条放到桌上。
「女孩子学理科费劲」——这句话有来历,有说它的人,有传播它的杂志和课堂;这几十年里,它已经被很多人顶回去,说的人少了。
「三十岁之前该成家」——这句话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方,说法不一样;一个人身边最常说它的,往往是三五个具体的亲戚。
「考不上重点就完了」——这句话跟着一个地方的升学办法走,办法一改,说法就跟着变。
「别人会怎么看」里的那个别人,看起来没有名字;可你把它拆开,里面是一群有名有姓的人,一批有年代的说法,一套有出处的做法。
这就是本书要替换掉「结构」的那一句:不是一套先在的秩序,是一套会改版的约定。约定有版本,有起草人,有修订记录,也有作废的那一天。第 61 章细讲这次替换。
第 9 章记过他在万森纳对学生说的那句话:你们作为革命者渴望的,是一个主人;你们会得到一个的。
这句话很准,也把他的底牌亮了出来:在他看来,主人的那把椅子是结构里本来就有的。坐在上面的人可以换,椅子换不掉。
椅子真的换不掉吗?
一个国家可以从有皇帝到没有皇帝。一个单位可以从一个人说了算,改成一个会议说了算。一个家可以从爷爷一言九鼎,改成一家人商量。椅子的数目、样子、坐上去能干什么,一直在被人改。
要说公道话:拉康的警告有它的道理。很多场推翻,换来的确实是一个新的主人。可「常常换汤不换药」和「药本来就改不了」,是两句话。前一句是观察,后一句是断言。拉康说的是后一句。
本系列《发生落点》第 9 章,已经判过这一段。那一章说:大他者是一个没有作者的结构,问不得;那套培训制度的修订程序,三句全空;一个一辈子讲传承的人,最后一个动作是解散学派。
本书不改判,只往前推一步:他把一场认同的过程,冻成了一套结构。
这个说法,要说清楚。第 12 章那个镜子前的孩子,第 13 章那场你来我往的猜,第 16 章那个被顶回来的「不」——这些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有先后,有来有回,有人在其中动了手。拉康把它们写下来的时候,很准;可他把这些事背后那片土,写成了一套在人之前就排好、不因人而改的结构。
一场过程,被写成了一台机器。这就是本书的合判,在拉康这一编里的样子。
也要替他想一想。
第一,他的经验在诊室里。那里看到的,是改不动的一面(第 10 章说过)。
第二,他要对付的对手,是把自我当主人的那一派(第 11 章)。要把「我」从主人的座位上拉下来,最有力的办法,就是在「我」前面立一个更大、更早、更硬的东西。他要一块比「我」更硬的石头,象征秩序就是这块石头。
第三,这是那个年代的空气。第 15 章说过,那些年好几个人都在做同一个动作:把人做的事,还原成结构里的位置。
理由都成立。可理由成立,不等于结论成立。一块比「我」更硬的石头,本来也可以是一片会被走出路来的土。
拉康那个「没有作者」的说法,今天听起来,比他在世的时候更像真的。
一个人刷手机,看见的东西是被排出来的:哪条排在前面,哪条看不见,谁的话被更多人听见。你说不出是谁排的。平台会说,是算法排的;写算法的人会说,是数据排的;数据是所有人的行为攒出来的——绕一圈,没有一个人认这件事。
一个人找工作,被一套评分筛掉了。他想问一句「为什么」,客服说系统就是这样。
一个店家被人打了几个差评,生意一落千丈。他不知道是谁打的,也没处说理。
这些东西看起来完全符合拉康的描述:它先于每个具体的人,它处处起作用,它没有作者,它问不得。
可是,它真的没有作者吗?
算法有人写,规则有人定,权重有人调,上线前有人审,出了事有人改。它有版本号,有发布日期,有更新记录——比任何一套语言的秩序,都更有作者。只是这些作者藏在后台,不出来说话。
「没有作者」和「作者不出来」,是两回事。前一句让人认命,后一句让人去找。本书站在后一句这边。第 64 到 66 章,专门写三台机器合成一台以后的事。
这里要分清三种情形,不然容易冤枉人,也容易放跑人。
第一种,真的是长年累月攒出来的,没有一个起草人:一句方言,一个礼节,一种走路时靠右的习惯。这类东西没有作者,可它们有年代,也一直在变。
第二种,有作者,但作者散在很多处:一套行业的做法,是几十年里一批一批人添上去的。找不到一个人,可找得到一串来历,也找得到今天还在添的那些人。
第三种,作者很明确,只是不露面:一套规则,一份合同的条款,一个平台的排序。它有人写,有人改,只是被写成了「系统就是这样」。
拉康把三种都归成了第一种。本书要做的,是每次都问一句:这是哪一种?第三种被当成第一种的时候,就有人白白背了黑锅,也有人白白躲开了责任。
有人读到这里会担心:照这么说,一切规矩都可以不认了?
不是。本书要的不是不认,是认得明白。可以给一条很粗的分界。
一类东西,认了省事。走路靠右,排队,说话有个先后,见了长辈问一声好。这些东西多半是长年累月攒出来的,谁也没起草,用着顺手,改它的成本比守它高得多。碰上这类,不必天天追问它的出身。
另一类东西,一定要问。凡是会决定一个人能不能上学、能不能治病、能不能养活自己、被不被当人看的那些规矩——它们看起来越像「本来就是这样」,越要问它的出身。因为正是这类规矩,最容易被人做成一台没有作者的机器;而被它压着的人,最容易以为那是命。
分界大致在这里:不影响谁的日子的,认;决定谁的日子的,问。
拉康那句「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可以当第一句话用:那套让你不敢问的东西,自己并没有靠山。接着要走的第二步,是本书的三句问:它哪一年定的,谁能改它,上头有没有一个讲理的地方。
本书要替换掉这个词,第 61 章会正式写。这里先把替换后的那句话,用一遍,看看差别在哪儿。
原来的说法:那是大他者的要求,你只能改自己和它的关系。
换过以后的说法:那是一套约定;这套约定有版本,有起草的人,有改过的记录,也有作废的那一天。
拿一件小事试。一个年轻人过年回家,被反复问「什么时候结婚」。
按前一句:这是大他者在说话,你改不了它,只能想办法不被它压住——比如看穿它其实也不完整。这话有用,能让人松一口气。
按后一句:这套说法有它的来历——在一个人活不到六十岁、孩子要早早接上手的年月里,它是有道理的;今天很多条件都变了,所以说它的人也在少。它还有一批具体的起草人:你那几个亲戚,他们自己当年也是被这么问过来的。于是你可以做几件前一句做不了的事:跟其中最讲理的一个把话说开;在饭桌上换一个话题;告诉表弟表妹,这一条到你们这里可以停了。
两句话的差别不在道理,在有没有可动手的地方。前一句留给你的是看穿,后一句留给你的是一件件可以做的小事。
下次心里冒出「别人会怎么看」的时候,试着做一件很小的事:把那个「别人」,换成一个具体的人名。
「我妈会说我乱花钱。」「小张会觉得我在显摆。」「群里那几个人会转发。」
换成人名以后,事情就变了。人是可以谈的,可以躲的,可以不理的,也可以有一天和他说开的。一个没有名字的「别人」,你只能怕他;一个有名字的人,你可以和他打交道。
如果换不出任何一个人名——那就更要留神:你怕的,可能是一个连你自己也说不清来历的说法。这时候可以问那三句:它是哪一年开始说的?说它的人凭什么?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说它不对?
带走的话大他者是一套没有作者的结构,所以问不得、改不得;可把它拆开,里面全是有名有姓的人和有年代的说法。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那个谁也指不出的「别人」的目光里——这一处显得最深,也冻得最硬。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三句问在这里第一次全数落空——没有生日,改不动,没有外面。第 20 章据此打勾。
你家装修过,就见过这样的队伍。师傅进门,抡起锤子,把原来那些不合理的隔断、吊顶、假柱子,砸得干干净净。看着真痛快。
砸完以后,他在客厅正中砌了一根柱子,说:这根不能动,承重。
你问:真的是承重墙吗?
师傅说:不能动就是不能动。
拉康这一辈子,做的就是这两件事。这一章把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同一支笔,一半在拆,一半在立。
这套书把这两处叫作「接缝」:一个人拆别人的地方,和他自己立地基的地方,接在同一支笔上。看清接缝,才看清一个人。
先看他拆得最漂亮的一刀。
对面那一派说:人心里有一个自我,它是主人,把它练强,就能去适应(第 11 章)。
拉康这一刀下去,问了一句:你们说的那个自我,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他一层一层答:它是一岁的孩子在镜子里认下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比他实际的样子超前,所以从一开始就是误认;他一辈子追着这个形象跑,追不上(第 12 章)。它还是被别人的目光和别人的想要塑出来的(第 13 章),是被一套话接住、排定的(第 15、16 章)。
这一刀,正是本书说的发生学的做法:不问「它是什么」,问「它是怎样长出来的」。他还不止说来历,还说它长出来的过程留下了什么后果——误认,缺口,一辈子的追。
一刀下去,那个自古以来站在起点上的「我」,被请下了座。第 11 章说过,这一刀砍到了最高处:连费希特那个「我设定我自己」的「我」,也被拆了。
再看他自己砌的那根柱子。
他说,人心里那个说话的地方,是按语言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这套语言的秩序,在每一个人之前就在那里;它没有作者,也没有外面(第 15、18 章)。
这一句,是他一切说法的地基。镜子要靠它——镜子前那一眼要有人确认,确认的话来自这套秩序;欲望要靠它——「他人的欲望」最后落到大他者身上;那个说「不」的位置要靠它——「父之名」是这套秩序里的一个位置。
拆掉了一根假柱子,砌起了一根真柱子。
问题在于:这根柱子,他没有让人问。
把两件事并排放,就看出那道接缝了。
对别人的「自我」,他问: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被什么做出来的?你为什么以为自己是本来就在?
对自己的「结构」,这三句他一句都不问。它从哪里来?先于每个人。它被什么做出来?没有说。它为什么本来就在?因为它是语言。
同一把尺子,量别人量得极准,量到自己脚下,收了起来。
这不是拉康一个人的毛病。这套书前面几卷,一次又一次遇到同一个形状:胡塞尔拆掉了一切,留下一个坐在正中的看的人不许拆;海德格尔把此在放进时间里,却把「存在」放在一个不能问的地方。每一个大拆家,都在自己脚下留了一块不许动的地砖。
这也正是本书为什么要给自己写两个预言(第 6 章):留一个能被别人掀开的地砖。
这条缝,能不能找到一个大致的年头?
本书的判断是:在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中间。
1932 年那篇博士论文里的拉康,是一个彻底的发生学家:他追一个女人一生的关系和经历,反对把病说成天生的体质(第 7 章)。
1936 到 1949 年讲镜子阶段的拉康,仍然在讲一段过程:一个孩子,一面镜子,一次认同,一个回头看的大人。可 1949 年那一篇里,已经冒出一个说法:「我」是在一个「象征的母体」里沉淀出它最初的形式(第 8 章)。母体在先,「我」在后。
到了五十年代,他借来语言学,讲能指链,讲大他者,讲父之名;结构成了地基,那段过程成了结构里的一个环节。
一场发生,被放进了一个先在的母体里——接缝就在这里合上。
需要说明:这是本书的判断,出处是他公开发表的这几篇文字的先后。这一处标作「接缝候选」,欢迎读者拿原文来推翻。
再说一句公道话,这条缝为什么会合上。
一个要立门户的人,需要一块不许动的地基。
拉康在 1953 年前后的处境:学会刚分裂,他被同行围攻,他要立一套自己的说法,还要培养自己的学生。这时候,他需要一句谁也驳不倒的话。「无意识像语言那样被结构」,正是这样一句:它有语言学做靠山,听上去是科学的,而且它一旦立住,他所有的说法都有了依据。
这不是有意作伪。一个人要往前走,总要踩住一块地。麻烦只在于:踩住了以后,多半就忘了这块地也是自己踩出来的。
他有过一次机会,把这条缝重新打开。
那就是「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第 18 章)。既然那套秩序自己也没有靠山、也不完整,那就该接着问下去:那它是怎么来的?谁在补它?它这些年被谁改过?
他没有接着问。他把这个不完整,写成了那套秩序的性质——它天生就是漏的;而不是它的来历——它是人一点一点做出来的,所以处处不整齐。
一步之差。把「它是漏的」再推一步,就是「它是被做出来的」;停在「它是漏的」,就还是一台没有生日的机器,只是这台机器自己也承认它有个洞。
他用发生学的刀,拆了别人的「我」;又用发现学的手,给自己砌了一根不许问的柱子。
这句话,就是本书合判在拉康身上的样子:他开启了主体发生学——「我」是三号位上侧重显出来的;他又把那场发生的机制,做成了发现学。
这道接缝,不是拉康一个人的。三个人各有一道,样子都不一样。本书在这里先打个预告,读者可以带着去读后面两编。
福柯的接缝,在一句挥刀的话和一句立柱的话之间:他说真理是这个世界的东西,是被一套做法做出来的——这是刀;他又说权力无处不在——这是柱。刀查一切东西的出身,柱自己不查。第 32 章细说。
鲍德里亚的接缝,在他拆「真实」的那一刀和立「代码」的那一句之间:他说今天的真实是被符号做出来的——这是刀;他又说这条代码不可逆、没人能签收——这是柱。第 46 章细说。
三道接缝,一个形状:刀极快,柱不许问。第 59 到 61 章,把三根柱子一起拆。
这件事有一套很笨的办法,说出来,读者读任何一本书都用得上。
第一步,找他最锋利的那一刀:他拆别人的时候,问的是哪一句?多半是「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第二步,找他自己的地基:他讲道理的时候,哪一句是不再往下问的?那句话往往很短,很硬,常常带着「本来」「总是」「无处不在」「先于」这样的词。
第三步,把第一步那一句,对着第二步那一句问一遍。问得下去的,是一本诚实的书;问不下去的,就是一道接缝。
这套办法,本书对拉康用了,对福柯和鲍德里亚也要用;第 6 章的两个预言,是本书替读者备好的、对自己用的那一次。
按这一章的办法,该轮到本书自己了。
本书最锋利的那一刀是:一台看起来本来就在的机器,其实是一场发生被冻住了。本书的地基是:一切都是显出来的,而且会被显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写。
那就要问一句:这句地基,自己是从哪儿来的?
本书不打算装作它没有来历。它有一条清清楚楚的来路:作者的那几站路,一年一年改过来的说法,和这套书前面一百多卷里一次次被推翻、被收窄的判断。它有出处,有年份,也有改过的记录——第 63 章会专门写这一条来路,连同它可能怎样死。
还要说一句更要紧的:这句地基,本身也可能是错的。如果有一天,有人拿出一样东西,它确实没有生日、确实不被任何人改、确实没有外面,而且这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查到——那么本书这根柱子,就要换。
一个人拆别人的时候用一把尺子,量自己的时候收起来,这叫接缝。拆别人用这把尺子,量自己也用它,量出来的毛病照实写——这就是本书要做的事。做没做到,读者说了算。
这道接缝,还可以用一句拉康自己的话来看。
他最有名的那句是:无意识像一种语言那样被结构。
这句话有两种听法。
第一种听法:人心里那个地方,说话是有章法的——有替换,有接续,有绕开,有重复;所以我们可以像听一段话那样,去听一个人。这一种听法,是方法上的,管用极了。今天很多做心理工作的人,得的正是这一份好处。
第二种听法:人心里那个地方,就是一套语言的结构;那套结构先于每个人,人只能进去。这一种听法,是本体上的——它不再是一个好用的比方,成了一句关于「东西本来是什么」的断言。
同一句话,前一种听法是一把工具,后一种听法是一块地基。拉康本人,越到后来越往第二种走:他不再说「像」,而是直接讲能指、讲链条、讲公式。
本书要留下的是第一种,要拆的是第二种。一个比方好用,不等于被比的东西真的就是那样。一间办公室「像一台机器那样运转」,这话有用;可要是有人说「一间办公室就是一台机器」,接下来他就会觉得,里面的人只是零件。
这道接缝不是老古董。今天讲话的人身上,一样长着。
一个讲「原生家庭」的人,很会拆:你今天的性子,是小时候那个家做出来的;你以为是自己的选择,其实是当年的旧模子。拆得很准。可他常常另立一根柱子:原生家庭决定一生。这根柱子不许问——不问一个人这些年遇到的人和事改了多少,不问一个人自己动过什么手。
一个讲「都是环境造成的」的人,也很会拆:这不是你不努力,是这个行业、这个年头、这套规矩。拆得也有道理。可接下来那句「所以做什么都没用」,就成了一根不许问的柱子。
反过来,一个天天讲「一切靠自己」的人,柱子立在另一头:他拆掉了一切外因,把「人是自由的」当成不许问的地基。
三种人,三根柱子,同一个形状:刀对着别人极快,量到自己脚下就收起来。
这也是本书要留给读者的一件手艺:听任何人讲话——包括听这本书——都可以做那三步(上一节)。先找他那把刀,再找他那根柱子,然后拿刀去问柱子。问得下去的,可以接着听;问不下去的,心里记一笔。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两根「不能动」的柱子。
「人和人之间,说到底就是利益。」「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别想了。」「我们家人就是脾气不好。」
这些话,多半是你在某一段日子里,靠它撑过来的。它们当年立住了你,很有功劳。
可以试一件小事:挑一根柱子,只问它三句——这句话是哪一年、因为什么事,在你心里立起来的?这些年有没有一件事,其实不合这句话?如果它不成立,你的日子里有哪一处会不一样?
不必急着拆。先看看它是不是承重墙。很多年以后你会发现,有些柱子,早就不承重了。
带走的话同一支笔,一半拆别人的「我」,一半给自己砌了一根不许问的柱子;看清这道接缝,才看清一个人。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支笔的两头——他拆别人时,「我」是长出来的;他立自己时,「我」是结构里的一个位置。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他给别人的机器都查了生日,给自己那台没查;接缝大致在 1949 到 1955 年之间合上。
一编写完,要结一次账。
这一编十四章,讲一个人:他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第 7—10 章),他接手的是哪道题(第 11 章),他开启了什么(第 12—17 章),他把什么做成了发现学(第 18、19 章)。这一章,把账算清楚,交给下一编。
账分四笔:两列表,三句问打勾,回写线索登记,和前卷对账。
| 拉康打开了什么 | 他又关上了什么 |
|---|---|
| 「我」不是起点,是在镜子里、在一岁的孩子身上第一次显出来的一个完整形象(第 12 章) | 那次认同留下的裂缝,被写成一辈子改不了的 |
| 「我」的想要,是从别人的想要那里来的;「我」在别人的目光里显出来(第 13 章) | 具体的「他人」,被写成了一个没有名字的「大他者」 |
| 缺口不是毛病,是推着人走的发动机(第 14 章) | 会变形的缺口,被写成了结构里一口永远的井 |
| 「我」是一套话里的一个位置,是被话接住的(第 15 章) | 那套话被写成先于每个人的能指链,没有出处 |
| 家里那个说「不」的位置,把孩子排进一片场;位置不必是某个人(第 16 章) | 这个位置被写成人人一样、哪个年代都一样,也不能被孩子顶回来改 |
| 那套秩序自己也不完整: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第 18 章) | 不完整被写成它的性质,不是它的来历;于是问不得,改不得,没有外面 |
左列六条,是他留给主体发生学的。右列六条,是他留在发现学里的。
第 5 章立的三句问,这一编逐句核。
第一问:这台机器有没有生日?
判:答不上。
依据:《文集》里五十年代的几篇文字,与研讨班的几卷。象征秩序先于每一个人,这是他的前提,不是他的结论;他从来没有问过这套秩序是怎么来的。本轮查了《文集》和已出版的研讨班的通行整理本,未见他把这套秩序的来历,当作一个要回答的问题。
第 5 章的预判是「答不上」,核下来不变。
第二问:「我」能不能回头改它?
判:答了半句。
依据有两处。一处是他讲精神分析的伦理那一年说的:一个人真正的罪,是在自己的欲望上让步(第 14 章)——人可以站到自己那条路上去,这是改自己和它的关系。一处是他晚年讲的那件事:有人靠自己发明的一样东西,把自己撑住(第 17 章)——这是给自己打一个补丁。
两处都只到「改自己和它的关系」,没有到「改它」;而且晚年那一处,被他写成特别的样子,不是常规。
第 5 章的预判是「答了半句:改得了和它的关系,改不了它」,核下来不变。
第三问:它有没有外面?
判:答不上。
依据:他自己那句「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第 18 章)。这句话是一记漂亮的拆除,同时也是一道关门:外面没有,不必找了。
第 5 章的预判是「答不上」,核下来不变。
三格:答不上,半句,答不上。没有一格答得上。
第 6 章写死的预言二,要在这里登记第一本账。
| 编号 | 回写线索 | 出处 | 主场还是边上 |
|---|---|---|---|
| 拉康-1 | 改五十分钟一节的规矩,按话落地的地方结束一节 | 他的诊室做法(第 8 章) | 边上(做过,未写进理论的主干) |
| 拉康-2 | 另立学会、另开研讨班、换讲课的地方 | 一生的制度动作(第 8、9、10 章) | 边上 |
| 拉康-3 | 「通过」制度:让学派从每个通过者的讲述里学到新东西 | 1967 年 10 月 9 日的提议(第 9 章) | 边上(制度,非学说) |
| 拉康-4 | 一封信解散自己创立的学派 | 1980 年(第 9 章) | 边上 |
| 拉康-5 | 「在自己的欲望上让步」——人可以站到自己那条路上 | 研讨班第七卷,1960(第 14 章) | 主场(学说主干,但只到「改关系」) |
| 拉康-6 | 晚年:靠一样自己发明的东西把自己撑住 | 晚年研讨班(第 17 章) | 主场(学说,但写成特别的样子) |
| 拉康-7 | 诊室里等的那「满的话」:一句话一出口,改了一个人和过去的关系 | 罗马报告,1953(第 11 章) | 主场(写在学说里,只改关系) |
本编七条:边上四条,主场三条。边上多于主场。
要写明一句:主场那三条,分量都只到「改自己和它的关系」,没有一条到「改机器本身」。这一点,第 54 章合并三本账时要一起算。
第 121 号《发生落点》第 9 章:修订程序三句全空;大他者是一个没有作者的结构,问不得;1980 年由他一人解散学派。本编第 9、18 章接着判,未改判。
第 181 号弗洛伊德卷第 52 章:他接住的是路,接得很准;把结构写得极硬,形状被定死;这一支的结局判为「轮回」。本编第 11 章用「接住了路」;第 10 章接「轮回」,并补一句:轮回的是他的理论,他一生走的是路。
第 136 号黑格尔卷:拉康从主奴一节拿走了形状。本编第 11 章写明两卷的分工:黑格尔处拿形状,弗洛伊德处接路,缺的是土。
第 196 号巴迪欧卷:「我」是一个空缺。本编第 14 章接。
第 188 号奥古斯丁卷:那个嫉妒的婴儿。本编第 8 章接。
导读里那句写手所拟的判词,读完这一编,可以照原样留下:
他看见了「我」是在镜子里、在别人的话里显出来的一个完整形象,却把生出这个形象的那场认同,做成了一套先于每个人就在那儿的结构。
补一句本编读出来的:他不止在镜子里看见,他在三块地上都看见了——镜子(心里那块地),能指链(脑子里想的那块地),说「不」的位置(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三处都看见,三处也都交给了同一套结构。
按本书的规矩,每一编要写下自己最弱的地方。
第一处:他的东西难核。研讨班是别人整理的,病例锁在诊室里,很多说法有好几种译法和读法。本编凡引,只取通行整理本与《文集》,凡有疑,标〔待核〕。读者若能拿出不同的原文,本书照改。
第二处:晚年那一段(第 17 章)判得最险。他晚年讲的那件事,究竟算不算一次回写,学界本来就有争论。本编判它「半句」,理由写在第 17 章第六节。这是本编最可能被推翻的一格。
拉康这一编,留下三样东西给后面。
一样是三块地各一张脸的第一次亮相:镜子是「美」,能指链是「分布」,说「不」的位置是「场」。第三编的福柯,会把「场」这一张脸,画得比谁都细。
一样是一台没有生日的机器:结构。第三编的机器叫权力,第四编的叫代码。第 50 章问它们为什么都没有生日。
一样是一道没有算完的账:一个一生都在改机器的人,为什么在书里不许机器被改。福柯身上,会出现同一道账——而且更刺眼:他一生换了好几种活法,笔下的那盏灯,却一直开着。
第 6 章写死的两个预言,第一本账在这里出中间读数。
预言一说:九格无一格答得上;第三问三格全答不上。本编核完拉康那三格:答不上、半句、答不上——没有一格答得上,第三问答不上。这一编没有推翻预言一,也没有证实它:还有六格要核,第三问还有两格要核。
预言二说:边上的线索多于主场。拉康这一本账,边上四条,主场三条,边上多于主场。可要老实说一句:这个差距很小,只差一条。而且「主场」那三条,都只到「改关系」,没有到「改机器」。如果第 54 章合账时,把「只到改关系」的那几条另记一栏,三本账的形状会更清楚。这一条办法,第 54 章再定,本编先照原来的划法登记。
还要写明一句最不利的地方:预言二的划法,是本书自己定的(第 6 章第六节)。定的时候已经写死了「同时满足两条才算主场」,这一条对本书自己不利还是有利,第 62 章总结算时要老实交代。
本编欢迎被推翻,最值得下手的有三处,写在这里。
第一处,第 17 章第六节的判断:晚年那一段算不算回写。本书判「半句」。拿他晚年研讨班的原文来推翻这一格,是最有可能成功的一次。
第二处,第 19 章第五节的接缝年份:1949 到 1955 年之间。这是本书据几篇公开文字的先后推的,不是他自己说的。
第三处,第 14 章那句「缺口是发动机」。本书把它读成和这套书的张力是一回事;也有人会说,拉康那个缺口是结构性的,本书这一读,读近了。这一处的分歧,第 59 章还要碰。
结账结到最后,要说一句公道话,不然这一编就算得刻薄了。
拉康这一生,做的是一件很难的事。他要在一个人人都说「把自我练强」的年代,说出「自我是认来的」;他要在一间诊室里,凭一个又一个人的话,把「我」的来历一层一层剥出来;他还要顶着整个国际协会,把这件事讲二十七年。
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真的管用。今天一个做心理工作的人,一个当父母的人,一个想弄明白自己为什么老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的人,读他仍然有得拿:那个完整的形象是照出来的,那份想要是别人给的,那个缺口补不上也不必补。
本书说他把机器做成了发现学,说的是他那套说法的地基,不是他的诚意,也不是他的功夫。一个人能把一件事往前推一大步,已经很难;推到尽头,还要求他把脚下那块地也一起掀开,是苛求。
所以这一编的结账,两列并排:左边六条记在他名下,右边六条记在这本书要接着做的事上。左边那六条,是他挣来的。
结完账,交接的地方要说清楚,免得下一编从头再来。
三件东西交下去。
第一件,一张脸的位置。拉康在三块地上都看见了「我」,可他画得最细的是心里那块地。第三编的福柯,会把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画到极细:一间教室怎么排座位,一张作息表怎么切时间,一次考试怎么把一个人写成一份材料。两个人合起来,两张脸才算有了图;第四编再补上第三张。
第二件,一把尺子的用法。这一编把三句问用了一遍,也把登记簿开了张。第三编照同一个格式来:三格打勾,线索登记,不另起炉灶。到第五编并排的时候,三本账才对得上。
第三件,一道没算完的账。拉康是「一生改机器,书里不许改」;福柯身上会出现同一道账,而且形状更刺眼——他一辈子换活法、换题目,甚至说过写书是为了变成另一个人,可他笔下那盏灯,一直开着,谁也关不掉。
同一道账,在三个人身上出现三次。这件事本身,就是第 52、53 章要解释的:为什么这一代人,都在同一个地方停下了。
最后提醒一句读法。
这一编有两列表,有打勾,有登记簿,看起来像一份判决书。可它不是要给拉康定罪。
一个人做的事,和一套说法能走多远,是两回事。本书量的是后者:他那套说法,在三句问上走到哪里停住了。停住的地方,不是他的品格问题,是一套说法自己的边界。
而且,这本书的每一笔账,都是拿他自己的原文算的;算完还要留下三处最可能被推翻的地方(本章第十节)。这就是本书想教给读者的那种读法:读一个人,既不当信徒,也不当法官;把他的话拿来,一句一句问,问到它走不下去的地方,然后自己接着往下走一步。
接着往下走的那一步,才是这本书真正要做的事。
这一编读到这里,可以留下三句话过日子。
第一句:你眼前那个「完整的自己」,是照出来的,不是你天生就有的。照它的镜子可以换。
第二句:你想要的东西背后,多半站着一个人。把他找出来,你就多了一个选择。
第三句:让你惦记的那个「别人会怎么看」,没有靠山。它由一群有名有姓的人和一批有年代的说法拼起来——它们都可以被问,也都可以被改。
带走的话拉康在三块地上都看见了「我」是显出来的,又在三块地上把它交给了同一套没有作者的结构。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编的总账上——一个人的开启和局限,都被排成了两列。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三句问打勾的结果是答不上、半句、答不上;回写线索七条,边上四条多于主场三条。
编序
本编十四章,写第二个人:米歇尔·福柯。
前四章写他的一生。第 21 章写他长大的那片土:普瓦捷一个外科医生的家,一个被预先写好「将来当外科医生」的长子。第 22 章写他离开法国,走进档案馆,又从档案馆里带回三本让他成名的书。第 23 章写他后半生:自己起名的教席,监狱门口的问卷,和 1984 年的结束。第 24 章把他的一生排成一张表——和拉康那张表一样,右边那一栏满满的,书里那一栏空着。
第 25 章写他接手的题:那些年人人都在争「人」,没人查「人」的出生证。
第 26 章到第 30 章,写他开启了什么。他一生的侧重换过三次:六十年代侧重脑子里想的那块地(陈述里那个谁都能填的空位),七十年代侧重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一格一格的教室、考试、那座塔),八十年代侧重心里那块地(把生活做成一件作品)。第 31、32、33 章写他把什么做成了发现学:三台小机器,一支只准描红的笔,一盏永远开着的灯。第 34 章结账。
这一编的侧重,是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那张「场」的脸:福柯最用力的地方,是「我」在一片摆开的场里被安排出的那个位置。可照口述二的规矩,这只是侧重,不是格子:他在另两块地上也各写过一大段,本编都照实写出来,写明哪一段侧重在哪里。
本系列已经有一卷写他:第 185 号《普通人都能懂的福柯》。那一卷给他五条判决,一句判词:他看见了「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却只许潮水来画、来抹,不许这张脸回头改一改沙滩。本编不改判那五条,只做两件那一卷没做的事:把他放在三个人里比,看这一张脸和另两张脸怎样拼成一张图;把他那台机器和另两台机器放在一起,问它们为什么都没有生日。凡本编引到那一卷的判决,一律标明,照原意接着判。
有的孩子,名字一取,将来就写好了一半。
1926 年 10 月,法国中西部的普瓦捷,一个男孩出生。他父亲是外科医生,祖父也是外科医生。父亲给他取的名字,跟自己一样:保罗。母亲坚持在前面加了两个字,于是他叫保罗-米歇尔。
后来他把前一半丢了,只用米歇尔。
一个名字里的这场拉扯,几乎就是他一生的开头:家里写好了一行字,他花了很多年,把那行字改掉。
在那样的人家,长子学医、接父亲的班,是天经地义的事。父亲是那座城里有名的外科医生,脾气大,说一不二。家里有一间诊室,有病人进出,有一整套关于「什么是正常、什么不正常」的说法,天天在饭桌上流转。
母亲管孩子读书,给他挑学校。战争年月里,学校不稳,她把他转到一所天主教中学去,为的是让他学得扎实。
这是他的土:一个手上握着刀的父亲,一个替他挑学校的母亲,一座外省的城,一个被安排好的将来。
本系列第 185 号第 1 章,把这一段的账算得很清楚:一个被家里预先写好「将来当外科医生」的孩子,后来一辈子都在问,一个人是被谁、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预先写好的。
他不肯学医。他要学哲学。
这在那样的家里,是一次不小的顶撞。一个长子,改掉了家谱上那一行字。第 185 号那一章的说法是:他改的是自己这一页,家谱上那一行「第三代外科医生」,也跟着改了。
本书要在这里记一笔,因为它和本书的第二问正对上:一个被一片场安排好位置的人,回头改了那片场。这件事,福柯二十岁上就做过一次。
1946 年,他考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法国最难考的那所学校,也是第 9 章里拉康后来讲课的那座楼。
高师给了他两样东西。一样是最好的老师和最狠的同学:那几年在那里的人,后来很多都成了名字。另一样,是一段很难的日子。
这一段,第 185 号第 2 章写过,标题叫「高师的暗夜」。那几年他过得极苦:不合群,情绪很坏,出过事,被送去看医生;档案上留下过一个词。
这本书按前一卷的规矩,只写公开史实,不多写一个字。要记的只有一件:一个后来一辈子研究「人是怎样被分类的」的人,年轻时先被人分了一次类。他知道被一张纸写下一个词是什么滋味——那个词会进档案袋,会跟着人走。
后来他写疯狂的历史,写医生的目光,写一个人怎样被一套说法写成一个「病例」,那支笔的分量,一部分就是从这几年来的。
更有意思的是他接下来做的事。
他不只学哲学,还去学心理学,考了心理学的文凭,还学了精神病理学。然后,他到圣安娜医院去做事——就是第 7 章里拉康待过的那家医院。他做的是心理测验:坐在桌子后面,拿着量表,给病人做测试,把结果写在表格上。他也去过巴黎郊外的弗雷讷监狱,给犯人做同样的事。
他坐到了桌子的另一边。
第 185 号第 3 章,把这一段的分量说得很准:他在二十几岁那几年,把桌子的两边都坐过了;一个只坐过一边的人,写不出那一套看人的办法是怎么长出来的。那一章还有一句很好的话:他手里握着笔,填的却是别人设计的栏目。
这句话,也是他一生的一个缩影。
三样东西,凑成了他后来的眼光。
一是外科医生的家:他从小知道,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说的话,分量不一样;一句「正常」和一句「不正常」,可以决定一个人接下来的日子。
二是被分类的经验:他知道那张纸落在自己身上是什么滋味。
三是坐到桌子另一边的那几年:他知道那张纸是怎么填出来的——栏目是印好的,测验是排好的,填表的人也只是在填。
三样合起来,就是他一生要问的那句话:这条线是谁画的,什么时候画的,为了什么画的。
这里可以先埋一个小旗。
按常理,一个吃过分类之苦的人,写起来最容易变成控诉:某某医生害了我,某某制度压迫人。福柯没有这样写。他后来一再说,权力不在谁手里,它在关系里;它不是只会压,它还会造——造出类别,造出知识,造出人。
这一步很高明:他没有把一件事写成一场个人的委屈。
可这一步也埋下了后来的那道题:如果没有谁在做这件事,那么也就没有谁能改这件事。第 31、32 章会正面算这笔账。
放在本书的尺子上,这一章要记两件事。
第一:他自己的「我」,是在一片场里被排出来的。一个外科医生的家,一所中学,一所高师,一间医院的诊室——每一片场,都给了他一个位置:长子,学生,被写下一个词的人,填表的人。他后来说「我」是场里的一个位置,说的正是他自己最熟的事。
第二:他改过这片场。他不肯学医,他从被测的那一边走到了填表的那一边,他后来还会一次又一次地改自己是谁。第 24 章把这些排成一张表,你会看见和拉康那张表一样的形状。
还有一片土,不能不提:他十几岁那几年,法国在打仗。
1940 年他十四岁,法国战败,德国人来了。普瓦捷那几年,街上有别国的士兵,学校的课时被打乱,食物要票,谁家出了什么事,第二天全城都知道,也没人敢多说。有人走了,有人留下,有人告发别人,有人藏起别人。
这样的几年,在一个少年身上会留下什么?
至少留下一件事:他很早就看见了,所谓「正常的日子」,是随时可以被换掉的。今天人人照做的事,明天可能就不算数;今天说了算的人,明天可能被押走。一个在这样的年月里长大的人,很难相信「本来就是这样」。
第 185 号那一卷说,他手里的笔第一次偏离字帖,是在十几岁这几年——父亲给的名字,母亲选的学校,战争的时刻表。本书接着说一句:战争让他提前知道了一件事,一套安排是可以整个换掉的。这件事,会在他后来每一本书里出现——他写的每一段历史,都在讲同一个动作:某一年,人们忽然不再那样想、那样做了。
高师那几年,他读的东西,也值得记一笔。
那时候法国的哲学系,两样东西最热:一样是现象学,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一样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福柯两样都读。他还读了一位在当时不太进课堂的人:尼采。
尼采后来成了他一辈子的底料。尼采问的是:这些我们奉为天经地义的东西——道德,真理,良心——是怎样一步一步做出来的?谁做的?为了什么?
还有一位是他的老师康吉莱姆,专门研究「正常与病态」这两个词的历史。
这三样凑在一起,就是他后来的那套做法:不问一样东西是什么,问它是什么时候、由谁、为了什么被画出来的。第 25 章会把「撞出他的三家」讲全。
这里先记一句:他的刀,是从尼采那里磨出来的。而尼采那把刀最狠的一条——查一切东西的出身——他后来对准了所有人,只有一样没有对准:他自己那句「权力无处不在」。第 32 章算这笔账。
把福柯这片土,和拉康那片土放在一起,能看出一件有意思的事。
像的地方不少。两个人都生在殷实的外省人家,都是天主教的家庭,都学过医这一路的东西,都在圣安娜医院待过,都把一生的题目押在「一个人为什么被说成不正常」上。
不像的地方,恰恰决定了两条不同的路。
拉康坐的是诊室里的椅子:他一辈子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来找他的人,听他们说话。他看见的,是人身上那些改不动的重复。
福柯拿的是档案馆里的旧纸:他一辈子面对的,是一箱又一箱别人填好的表、写好的规定、印好的章程。他看见的,是这些规定在某一年忽然换了。
一个看人,一个看纸。看人的那个,把重复写成了结构;看纸的那个,把每一套安排都查出了年月。
所以在本书的第一问上,两个人差得很远。可是接下来会发现,他们在第二问和第三问上,会慢慢走到一起——福柯查出了每套安排的生日,却没有给被安排的人留一支能改字帖的笔。那是第 33 章的事。
这也印证了第 53 章要说的:三个人为什么非把机器写成本来就在,和他们各自站的那块土,关系极大。
这里要补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福柯比拉康小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不是小数目。拉康 1936 年在马里昂巴德被人打断的时候,福柯十岁。拉康 1953 年喊「回到弗洛伊德」的时候,福柯二十七岁,刚在圣安娜医院拿着量表给人做测验。拉康 1964 年搬进高师开讲的时候,福柯已经写完了疯狂的历史。
所以两个人虽然常被放在一起说,位置很不一样。拉康是那一代人的一个源头;福柯是听着这些说法长大、又转身把它们也一起查了出身的人。
福柯读过拉康,也听过几场;可他从来不是拉康的学生,一生也很少正面谈他。有意思的是,他们的题目撞在同一处:一个在诊室里问「一个人为什么被说成不正常」,一个在档案馆里问「不正常这条线是谁画的」。
同一道题,一个往里问,一个往外问。第 55 章会写他们各自读同一幅画的两种读法;第 57 章写鲍德里亚怎样从后面来,把这两个人一起绕过去。
这一编要立一条规矩,先说在这里。
福柯的私生活,这几十年里被写了很多。本书只写公开史实,而且只在一处写:那件事落在他的题上的时候——比如华沙那一段(第 22 章),比如他年轻时被人写下一个词(本章第四节)。除此以外,一律不写。
理由不是回避,是这本书的题目本身。本书问的是:一个人是怎样被一套安排排出位置的,这套安排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要把这件事说清楚,用得着的是他被填进哪张表、被写下哪个词、他自己后来去改了哪一行字。至于别的,和这道题无关。
还有一层更要紧的:一个写了一辈子「人怎样被一套说法写成一个案例」的人,本书不该反过来,把他写成一份案例。这不是替他避讳,是这套尺子用在谁身上都得一样——量别人用它,量自己也用它(第 19 章)。
很多人身上,都有一行家里写好的字。
「你以后回来接我们的店。」「咱们家的孩子都当老师。」「女孩子最好考个稳定的。」
这些字不一定是坏的。写它的人,多半是真心为你好。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是在你还小、还说不上话的时候写下的。
可以做一件很小的事:把那行字找出来,念一遍,然后问一句——这行字是谁在哪一年写的?他当时看见的世界,和你现在看见的,是不是同一个?
想清楚了,你可以接着照它走,也可以改。要紧的是:你知道那是一行字,不是命。
带走的话一个被家里预先写好「将来当外科医生」的孩子,改掉了那行字;一个先被分了一次类的年轻人,后来一辈子在问,这条线是谁画的。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片又一片场里被排出位置——家里的长子,档案上的一个词,桌子另一边填表的人。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家谱上那一行字有生日,他二十岁就改了它;那张测验表的栏目,他只能填,改不了。
有过这样的经验吗: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什么都觉得天经地义;出去待一阵再回来,忽然处处别扭——为什么非得这样?
一个人泡在一片土里的时候,那片土是看不见的。土要在你踩到另一片土上的时候,才第一次显出形状。
福柯一生最重要的那本书,是在离法国很远的地方写的。
1955 年,他离开法国,去了瑞典的乌普萨拉,在大学里教法语、管一个法国文化中心。
那所大学的图书馆里,有一批很特别的收藏:几万册医学史的旧书旧档,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关于疾病、疯狂、身体的各种说法,一架一架排在那里。
他钻了进去,一读几年。
这几年读出来的东西,1961 年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后来那本写疯狂的历史的书。
他看见的,不是「人类怎样一步一步认识了精神病」。
他看见的是:在不同的年代,「疯」这件事被放在完全不同的地方。中世纪,疯子在村子里晃悠,有人怕他,也有人觉得他身上有话。十七世纪中叶前后,欧洲好几座城市,忽然开始大规模地关人——不只是疯子,还有乞丐,游手好闲的人,不肯干活的人,都被关进同一批院子里。再往后,疯才慢慢变成一种要由医生来治的病;医生的目光,在一座新的医院里长了出来。
一句话:疯不是一直在那里等人发现的东西,它是在一段一段具体的安排里,被一次一次重新画出来的。
这正是本书说的发生学的做法:不问「它本来是什么」,问「它是在哪片土上、经过哪条路长出来的」。
第 185 号那一卷的判决一,说的就是这件事:看的人也有出生日期。
1958 年,他去了华沙,在波兰做文化方面的事;第二年,去了汉堡。
在华沙的那一段结束得很不愉快:他因为私生活上的事被当地当局盯上,不得不离开〔核:常见口径〕。
这件事本书只记一句,不多写。记它,是因为它落在本书的题上:一个人被一套安排盯住、写下、请走——福柯自己,就在那些年里,当过那张表格的对象。他后来写「权力怎样一格一格地安排人」,不是从书本上想出来的。
1961 年,他回法国答辩。答辩委员会里有他的老师康吉莱姆——一位研究科学史的学者,一辈子在问一个问题:「正常」和「病态」这两个词,是怎么分出来的。
论文通过,书出版。头几年读的人不多,后来慢慢成了一本被反复引用的书。
1963 年,他又出了一本写医院和医生目光的书。1966 年,出了那本让他一夜成名的《词与物》。
《词与物》很厚,很难读,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卖疯了。那一年的法国,人人都在谈它。有一句当时的说法:这本书像面包一样卖(〔待核〕常见说法)。
第 9 章说过,同一时期拉康的《文集》也卖得很好。两本难读的书,在同几年成了巴黎人书架上的必备——这件事本身,就是第四编鲍德里亚要讲的题目:买一本书,有时买的不是书里的话,是「我是读这种书的人」这一格。
《词与物》说了什么?它说,在不同的年代,知识是按完全不同的规矩排起来的;一个年代能想到什么、不能想到什么,有一套底下的安排。它最有名的是最后那句话的大意:「人」是近代才出现的一个形象,像画在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潮水一来就会被抹掉。
这句话,就是第 185 号那一卷的书名和判词的来处。
这几本书里,「我」是什么?
福柯在这个时期的答案很干脆:写下一句话的那个「我」,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话语里留出的一个位置——谁站上去,谁就能说这句话,而且说了算数。
举个例子。一份病历上写着「患者主诉头痛三日」,这句话的分量,不在写字的那个人身上,在「医生」这个位置上。同一句话,换一个不穿白大褂的人写在纸上,就不算数。
这一层,落在本书的哪块地上?脑子里想的那块地,那张「分布」的脸:一个人是谁,看他在一张排开的表里落在哪一格。福柯六十年代这几本书,侧重的正是这一块。
这也是这一编开头说的:他一生的侧重换过三次,六十年代这一次,侧重的是这块地。第 26 章细讲。
1966 年到 1968 年,他在突尼斯教书。
那两年,突尼斯的学生上街,被抓,被打。福柯后来说,他在那里看见的事,比他在巴黎看见的五月风暴更让他震动:那些学生冒的是真的风险。
有记载说,他帮学生藏过油印机〔待核〕。
这一段很要紧。从突尼斯回来以后,他的题目变了:从「一个年代的知识怎样排起来」,变成了「人怎样被一套实实在在的做法,一格一格地安排」。从脑子里想的那块地,挪到了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
1968 年底,他回法国,到巴黎郊外新办的万森纳大学,当哲学系的头儿。那是一所专门收「不一样的学生」的大学,天天有争吵,有占楼,有警察。第 9 章里,拉康 1969 年底就是在这所学校,对学生说了那句「你们会得到一个主人」。
两个人,同一所乱糟糟的新大学,一前一后。
1970 年,他当选法兰西公学院的教授。这是法国学界最高的位置之一。
按规矩,当选人可以给自己的教席起一个名字。他起的是:思想体系史。
这个名字里有他的全部心思:他要研究的不是某一门知识,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是按什么体系排起来的」。
从这一年起,他每年在公学院开一门课,讲到 1984 年去世为止。那些讲稿,后来一卷一卷整理出版——和拉康的研讨班一样,也是身后由别人整理出来的。
这一章要记的,还是那两件事。
第一:他证明了「看的人也有出生日期」。医生的目光,正常与不正常那条线,一个年代能想到的东西,都是长出来的,都有年月。这是他给主体发生学的头一份大礼。
第二:他自己这些年,一直在改自己是谁。一个写医学史的人,一个写知识考古的人,一个从突尼斯回来以后开始上街的人。第 24 章把这些排进表里。
而这个时期的「我」——话语里的一个空位——已经露出了他后来那台机器的形状:位置是排好的,人只是站上去。谁排的?他这个时期的答案是:一个年代的安排。这个安排,有没有生日?他说有;它能不能被站上去的人改?他没有说。
这些年他还立了一套读法,后来被他自己叫作「考古学」。这个名字取得好,也容易被误会,说清楚一点。
考古学不是挖老古董,是像挖土层一样读旧纸:一层是一层,每一层有它自己排东西的规矩,层与层之间会断开。
他做的事,说白了有三步。
第一步,不问「他们说的对不对」,只问「他们那时候能说什么」。一个十七世纪的医生把某种病归到某一类,今天看是错的;可他为什么会那样归?那时候什么样的说法算得上一句正经话?
第二步,不追一条从古到今越来越对的线。他专门找断开的地方:某几十年里,一整套说法忽然换了,人们不再那样想了。他的书里,最要紧的往往是这样一个断口。
第三步,不找一个主使。他不写「是某某人发明了这套说法」,他写的是一整套安排:哪些机构在收人,哪些表格在填,哪些书在被抄,哪些话在被重复。
这套办法,正是本书说的发生学做法:查来历,查那片土,查那条路。第 185 号那一卷的判决一,说的就是这一份功劳。
要留一个尾巴:第三步既是他的本事,也是他后来那道题的根。不找主使,看得更清;可看到最后,也就没有人能对这件事负责、没有人能动手改它。第 31、33 章接着算。
读到这里,可以把两个人放在一起比一次。
同样是说「我」是被做出来的,两个人指的地方不一样。
拉康指的是语言和规矩那一层:你一出生,那套话就在等你(第 15、16 章)。福柯指的是一套实实在在的做法:谁被收进哪座院子,谁被填进哪张表,谁在哪一年被算作「不正常」。
拉康的证据,来自诊室里一个一个的人。福柯的证据,来自档案馆里一架一架的旧纸。
结果也不一样。拉康的那套秩序,没有生日;福柯的那些安排,个个有年月——他最大的本事,就是给它们查出了出生日期。
所以在本书的第一问上,两个人不一样:拉康答不上,福柯至少答了半句。可到了第三问,两个人会走到同一处——这是第 33、34 章要算的账。
这一段的书里,最要紧的一句,是那张沙滩上的脸。
他的意思是:「人」——这个既在看又被看、既是主角又是研究对象的东西——不是自古就有的。它是近两百年才出现的一个形象:先有了一套新的学问,新的分法,新的管人的办法,才有了这样一个「人」。既然是长出来的,就会有退场的一天。
这句话当年吓了很多人一跳,也被误读了很多年。有人以为他在咒人类要完蛋。他说的其实是另一回事:他要拆的,是那个被摆在一切知识正中间、自己却不许被查出身的「人」。
放在这套书的题上,这句话的分量就很清楚了:第 1 章排过四个站在起点上的「我」——笛卡尔的,康德的,胡塞尔的,萨特的;第 11 章又补了一个费希特的。福柯这一句,把这一串「我」整个放进了历史里:它们不是人类思想的顶点,是某一段年月里的一种画法。
拉康从心里那一层拆了「我」,福柯从一个年代的知识安排上拆了「人」。两刀从两头砍向同一样东西。
这一章收尾,按本书的规矩,两笔账先记一记,第 24 章排表时要用。
他改了什么。他改了自己的学科:从哲学,到心理学,到医学史,再到「思想体系史」——最后那个名字是他自己起的,等于给自己造了一个学科。他改了自己待的地方:瑞典,波兰,德国,突尼斯,万森纳,法兰西公学院。他改了自己的题目:从一个年代的知识怎样排起来,到人怎样被一套实实在在的做法一格一格安排。他还改过自己的写法:那几本书一本比一本不像学院论文。
一个人在十五年里,把自己是谁改了好几遍。
他不许改的是什么。是被他写进书里的那些「安排」:一个年代的知识有它底下的规矩,一句话能不能算数,看它站在哪个位置上——这些他写得很硬。那个站上位置的人,能不能回头改这套规矩?这个时期,他一个字没写。
两笔账放在一起,形状和第 10 章的拉康一模一样:人生这一栏满满的,书里那一栏空着。
差别只有一处,而且对福柯有利:拉康连机器的生日都不查,福柯把每一台机器的生日都查了出来。查出生日,是他比拉康多走的一大步。可查出生日之后,那台机器还是没有人能改。第 33 章会把这一步走到底。
这一章可以带走一个很实用的做法:想看清你脚下这片土,去踩一次别的土。
换一个城市住一阵,换一个行业待一段,甚至只是去一个和你完全不同的人家里吃顿饭。回来以后,你会发现你原来觉得天经地义的很多事,其实只是一种做法。
孩子也一样。一个从没离开过一个地方的孩子,很难相信「日子还可以是别的样子」。带他去看看别人的活法,比讲一百句道理管用。
带走的话福柯走远了,才看清法国;他在旧纸堆里证明了一件大事——看的人也有出生日期。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句话的位置上——一份病历上的「我」,靠的是「医生」这一格,不是写字的那个人。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他给「一个年代的安排」查了生日,这是他最了不起的一步;能不能被站上去的人改,这个时期他没有说。
1971 年 2 月的一天,巴黎,几个人在一场记者会上宣布,成立一个小组,叫「监狱信息小组」。
他们要做的事很朴素:到监狱门口去,把问卷发给来探监的家属;也想办法把问卷送进牢里,让犯人自己填。问的都是很具体的事——几点起床,吃什么,能不能看书,生病了怎么办,写信要不要被人看。
发起人里,有福柯。那一年,他刚当上法兰西公学院的教授,站上了法国学界最高的讲台之一。
一个刚站上最高讲台的人,去监狱门口发问卷。这一章讲的就是他最后这十四年:讲台和街头,同时。
小组的口号,大意是:不替犯人说话,让犯人自己说话。
这一句里,有福柯的一个判断。他说过,大意是:知识分子长久以来的位置,是替沉默的人说话、当他们的良心和代表;可这个位置本身要被让开——那些人不是不会说话,是没有一个地方让他们说出来、并且被记下来。
这句话,放在本书的尺子上,分量很重。
它说的正是本书的第二问:被一套安排做出来的人,能不能回头改这套安排?福柯在这里的做法是:给他们一张纸,让他们自己填;填出来的东西,印出来,发出去。
一个在牢里的人,本来只是档案里的一个编号、一份材料;现在,他在一张纸上写下「早上六点,水是凉的」——他从被写的那一方,变成了写的那一方。
本系列第 185 号那一卷,把这三年叫作「他一生里最接近把笔递出去的一次」。本书照这句接着说。
因为它正是第 6 章那个预言二要找的东西。
预言二说:回写的线索,多出在他们做过、却没写进理论的事里。
监狱信息小组,就是这样一件事。
他做了。三年里,问卷发了,小册子印了,家属和犯人的话被登了出来;1972 年之后,小组慢慢散了,有些人接着做别的组织。
可是这件事,几乎没有进入他的理论。他的书里,被规训的人也会接过笔——那座塔里没人的时候,犯人自己坐直(第 28 章)——但那支笔只准把同一张字帖描得更工整,不准改字帖。他自己在街头做过的这件「把笔递出去」的事,没有变成他笔下的一种常规机制。
本系列那一卷说,这是全书最要紧的裂缝之一。本书接着判,并且要在第 34 章把它登进登记簿:福柯的第一条线索,出在边上。
再说讲台这一头。
从 1971 年起,他每年在法兰西公学院开一门课。据后来的记载,每到讲课那一天,最大的阶梯教室坐不下,走廊里、隔壁教室里都挤满了人;有人提前一两个小时去占座,讲台上摆满了听众的录音机。
这些课,一年一个题目:惩罚的理论,不正常的人,社会必须被保卫,安全与人口,治理术,生命政治,说真话。那些讲稿,也和拉康的研讨班一样,是他身后由别人一卷一卷整理出版的(第 9 章说过这件事的两面)。
同一段时间,他出书。1975 年那本写监狱的书,1976 年那本写性的书的第一卷。前一本写的是:一片场怎样把人一格一格排出位置;后一本写的是:一种管「活着」的权力怎样盯着整个人口。第 27 到 29 章细讲。
这十四年里,他还在不停地改自己。
他上街,也和不同的人吵架:和萨特那一代人不一样,和乔姆斯基在电视上辩过「人性」和「正义」,和另外几位争过更多。他去美国讲课,去日本,去伊朗做采访——伊朗那一段,他后来被人批评得很厉害,因为事情的走向和他当时看见的不一样。
本书在这里只记一句,因为它正落在本书的题上:一个只开诊断书、不肯说「应当」的人,遇到一件正在发生、还没成形的事,手里就没有一把尺子(这是本系列那一卷的判决五)。看清一件事是怎样被做出来的,和判断它该不该,是两件事;他把后一件,留给了别人。
1976 年之后,他停了六年没出书。人们都在等那本写性的书的下一卷,等来的却是两本完全不一样的书:1984 年出的两卷,讲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怎样对待自己的身体、食色、婚姻和友谊。
他关心的事变了:不再只是「一套安排怎样把人做出来」,而是「一个人可以对自己做些什么」。
他写古人怎样每天睡前把这一天过一遍,怎样给朋友写信,怎样把自己的生活当成一件慢慢做的作品。他还讲过一种古希腊人的说法:冒着风险,当面对有权的人说一句真话。
本系列那一卷把这一步叫「最后四年的树枝」:一个说「人是被做出来的」的人,最后承认人能对自己动手;美,第一次从权力里被抢了出来。
这是他的第三次换侧重——从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挪到心里那块地。第 30 章细讲。
1984 年 6 月,福柯在巴黎的萨尔佩特里耶尔医院去世,五十七岁。他病重的那些日子,还在看那两本书的清样。
死在萨尔佩特里耶尔,是一件让人说不出话的事。那座医院,正是他写过的地方之一——三百多年前,一批人被关进那样的院子;一百多年前,医生的目光在那样的病房里长了出来。他一辈子在写那些地方怎样把人做成一份材料,最后自己成了那里的一份病历。
他的书在他身后继续长。讲稿一卷一卷出来,很多说法是他生前没有发表过的。今天在人文学科里,他长期是被引用最多的作者之一;「话语」「规训」「权力不只在国王手里」,这些说法已经走进了报纸、课堂和日常的聊天。中文里人人都会说的「话语权」,也有他的一份。
放在本书的尺子上,这十四年有两件事要记。
第一件:他是三个人里,唯一一个真的在现实里把笔递出去过的人。拉康一辈子改的是自己的诊室和自己的学派(第 10 章),福柯改的是别人的处境——他让一批本来没有说话地方的人,说了话,而且被记了下来。
第二件:也正是他,最清楚地把这件事留在了理论外面。他写了那么多讲稿,讲了那么多年的课,没有一处把「被造的人回头改造他的那套安排」,写成一种常规的机制。
一个人做过的事,比他写下的多。这句话在拉康身上是这样,在福柯身上更刺眼——因为他做的那件事,恰恰就是他理论里最缺的那一样。
替他想一想,大致有三个原因。
一是他的材料。他的东西都从档案里来:档案里留下的,是管理者写的字——章程,规定,表格,报告。被管的人写的字,很少进档案。他看见的,天然就是一边的。
二是他的戒心。他怕自己开出的方子变成新的牢笼,所以拒绝一切「应当」。可这一怕,把「被造的人怎样改造那套安排」也一起挡在了外面——因为写这件事,就要说哪一种改法更好,那就要说「应当」。
三是时间。那根树枝,1984 年才刚伸出来,他就走了。
三个原因都成立。可成立的原因,改不了结果:那支笔,他递出去过一次,没有写进书里。
把监狱信息小组那三年,放在三句问上量一次,会看得更清楚它好在哪里、差在哪里。
第一问,这台机器有没有生日?有。狱里几点起床、能不能看书、信要不要被看,这些规矩都是某一年、某一份章程定下来的;问卷问的,正是这些有年月的条条。
第二问,被它管着的人能不能回头改它?这三年里,答案第一次变成了「有一点」。犯人写下的话被印出来、发出去,有几条真的引起了议论,也有过一些具体的改动。一支笔,第一次从被写的人手里递了出来。
第三问,它有没有外面?有一半。小组本身,就是那个外面:一个不在监狱系统里、却在看着它、并且把它的事说出去的地方。
三句问,这件事上答得比他任何一本书都好。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要在这一章停这么久。福柯在街头做成的那件事,正是他在书里没给出的那条通道。第 61 章要把「权力换成一条回照的通道」,用的正是这三年的样子。
还要老实记一笔:这件事没能长久。
小组做了三年左右就慢慢散了。原因有好几样:里面的人想法不一,有人要接着做具体的事,有人要往政治上走;犯人和家属填的东西,进得去出不来的时候多;有人被盯上,也有人累了。1972 年以后,它渐渐让位给了别的组织。
这一笔要记,是因为它说明了一件正经事:一条回照的通道,不是喊一嗓子就有的,它要有人办,有钱,有地方登,有人肯长年做下去。福柯他们搭起来的,是一条临时的、很细的通道;一散,就没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件事没有变成他笔下的常规机制。一样只做了三年、又散掉的东西,在一个写了两百年制度史的人眼里,大概更像一段插曲,不像一种机制。
可本书要说的恰恰是:正因为它难、它短命、它要人一年一年办下去,它才该被写进理论里。一条通道能不能立住,本身就是要研究的事——谁受理,多久回,改了没有,改不了要给个说法。这几条,就是第 61 章那件替换要落实的东西。
这一章可以带走一个很小、也很硬的做法:让被安排的人自己填一张表。
一个班的座位怎么排,让学生自己说说哪种排法他上课更听得进去。一个科室的排班,让当班的人自己填一填哪几天最难。一个家里的作息,让孩子自己写一版,再一起改。
要紧的不是他们写的都对——多半不全对。要紧的是这件事本身:写的人从被安排的一方,变成了说话的一方;而且他写的东西,被人看见了、记下了。
福柯在监狱门口做的,就是这件事。他没有把它写进书里,你可以把它用进日子里。
带走的话他一生里最接近「把笔递出去」的那件事,是在监狱门口做的;那件事他做过,却没有写进他的书。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张自己填的问卷上——一个人从档案里的编号,变成了写字的人。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他在街头改过别人的处境;在他的理论里,那台机器仍然没有一个被改的口子。第 34 章登记为「边上」的第一条。
第 10 章给拉康做过一张表。这一章给福柯做同一张。
做法一样:把一生分成几段,每段看四样——这一段他在什么土里,走了什么路,长成什么样子,回头改了什么。
| 段 | 年份 | 发生了什么 | 这一段的土 | 长成的样子 | 他回头改了什么 |
|---|---|---|---|---|---|
| 一锅粥 | 1926—1945 | 普瓦捷,外科医生之家,战争年月,教会中学 | 一个手里握刀的父亲,一座被占领的外省城 | 一个功课极好、心思难懂的少年 | 顶回了家谱上那一行「第三代外科医生」 |
| 正在成形 | 1946—1955 | 高师,暗夜,学哲学又学心理学,在圣安娜医院和弗雷讷监狱做心理测验 | 高师,医院的诊室,监狱 | 一个坐过桌子两边的年轻人 | 从被测的一边,走到了填表的一边 |
| 第一次撞墙 | 1955—1961 | 乌普萨拉的书库,华沙,汉堡;论文在瑞典被退,在法国被康吉莱姆接住 | 一座藏着医学史的图书馆,三个国家 | 一个写疯狂史的人 | 写出一种当时的规矩判为「不合格」的书 |
| 定型 | 1961—1968 | 三本书;《词与物》大卖;突尼斯 | 六十年代的巴黎,突尼斯街头 | 一个被称作结构主义者、他自己不认的名人 | 换题目:从知识怎样排,换到人怎样被安排 |
| 回写最多的一段 | 1970—1976 | 自己起名的教席;监狱信息小组;写监狱的书,写性的书第一卷 | 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台,监狱门口 | 讲台和街头同时的人 | 把问卷递到犯人手里,让他们自己说话 |
| 又一次转身 | 1976—1983 | 停笔六年;讲稿从规训转到治理、生命、说真话;上街,也争吵 | 七十年代末的欧洲与美国 | 一个换了题目的人 | 改了自己的题目,也改了自己的写法 |
| 收 | 1983—1984 | 两卷古代的书;1984 年死在萨尔佩特里耶尔 | 一间病房 | 一个把笔转向自己的人 | 把「对自己动手」写进了书 |
年份照常见口径;细节在各章已标出处。
先看最右一栏。
顶回家谱那一行字,从被测的一边走到填表的一边,写一种当时不合格的书,换题目,把问卷递出去,改自己的写法,最后把笔转向自己。
他一生都在横着走:换国家,换学科,换题目,换写法,换自己是谁。他自己有一句常被引的话,大意是:别问我是谁,也别要我保持原样;那是户籍登记处的道德(《知识考古学》开头,大意)。
一个人把「不保持原样」当成自己的做法——这几乎就是本书说的回写:长出来的「我」,回头改了做出他的那一切。
再看他的书。
他给每一台机器都查了生日,这一点比拉康强得多(第 22 章)。疯这个格子是哪一年被划出来的,医生的目光是在什么地方长出来的,监狱的那一套是从哪些规矩里攒出来的——他一样一样查出了年月。
可是,被这些安排做出来的人,能不能回头改这些安排?
他的书里,答案是:能接过笔,只准描红。犯人自己坐直,学生自己盯着自己,每个人都成了看住自己的那个人。这是他写得最狠的一笔——被造的人自己接过了造的活;也是他停下的地方——这支笔只准把同一张字帖描得更工整。
两张表并排:一张右栏满满,一张右栏只写着「描红」。
和拉康那一张,形状一模一样。差别只有一处,对福柯有利:拉康连机器的生日都不查;福柯查了每一台的生日,只是没给被造的人一支能改字帖的笔。
有意思的是,他说过和这件事相关的一句。
他晚年讲到自己写书的用处,大意是:写书是为了变成另一个人,为了不再是原来那样想的人;如果写完一本书,我还和写之前一样,那就白写了。
这句话,是一次很清楚的回写:一个人做出一样东西,那样东西回头改了他。
可这句话只用在他自己身上。他没有把它推到他笔下的人身上——那些被分类、被编号、被测验的人,在他的书里没有得到同样的待遇。
一个用在自己身上的道理,没有用在别人身上。这一处,是本编要记的第二道裂缝。
第 23 章说过一半,这里说全。
他的材料来自档案。档案里留下来的东西,是有偏的:管理者写的东西留得多,被管的人写的东西留得少。一份十八世纪的学校规程留下来了,一个当年在里面坐着的孩子想了什么,没有留下来。
所以他写的每一段历史,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安排极细,人却没有脸。你在他的书里读得到整座监狱的作息表,读不到一个犯人当年到底怎么想。
拉康的情形正相反:他一辈子听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说话,看见的是这些人身上改不动的重复,于是把重复写成了结构(第 10 章)。
一个看人,一个看纸。看人的把重复写成了结构,看纸的把安排写成了没有外面的场。两片土,两种偏。第 53 章会把这件事讲全。
这张表不是在说「他言行不一」。
一个人做的事比他写下的多,是常事,也不丢人。这张表要说的是另一件事:他做过的那些事,本来可以进入他的理论,而没有进入。
为什么这件事要紧?因为一套理论决定了后来的人看见什么。读福柯长大的一代人,看见了权力在每一个角落;他们很少从他那里学到,被安排的人怎样一步一步把那套安排改了。于是有了一种很常见的读后感:看得很透,却不知道手往哪里放。
第 33 章会正面写这件事;第七编要做的,就是把那支笔接着往前递。
拉康那张表,右栏写着:改诊室的规矩,改培训的办法,改讲课的地方,拆掉自己的学派。
福柯这张表,右栏写着:顶回家谱,换学科,换题目,递问卷,改写法,把笔转向自己。
两个人,两张满满的右栏。两套学说,两栏空着。
第四编还会做第三张表(第 38 章)。三张表放在一起,第 49 章要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这是三个人的巧合,还是这一代人共同的一件事?
本书的答案已经在第 4 章写下了:那不是巧合。一场正在发生的过程,被他们冻成了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三个人各冻了一台。
这张表还藏着一件别处看不见的事:他一生的侧重换过三次,正好跟着他换的地方走。
六十年代,他在图书馆和档案室里,翻的是分类、词条、学说。那几年他写的「我」,是话里的一个空位——脑子里想的那块地(第 26 章)。
七十年代,他从突尼斯回来,上了街,去了监狱门口。那几年他写的「我」,是教室、军营、监狱里被排出来的一个位置——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第 27、28 章)。
八十年代,他停笔六年,去读古人怎样对待自己的身体和日子。那几年他写的「我」,是一个人对自己动手、把生活做成一件作品——心里那块地(第 30 章)。
三次换侧重,不是他忽然改了主意,是他换了站的地方:从档案室,到街头,到自己的病中。一个人看见哪一块地,和他站在哪里,关系极大。
这也正是作者那句口述要的意思:侧重是侧重,不是格子。三个人各有偏重,同一个人一生里也会轮换。福柯是这句话最好的例子,本编编序说的「三期依次侧重」,说的就是这三段。
这一章要说明一下,它和本系列已有的那一卷是什么关系。
第 185 号那一卷,用九章写他的一生,末了也做过一张总账:一生都在改写自己,笔下的人却只能被写。本书这一章,用的是同一份材料,得的是同一个形状——本编编序说过,不改判。
那本书这一章不做,是把这张表和另外两张放在一起。
这一放,会看出一件单看一个人时看不出的事。一个人「一生在改、书里不改」,可以解释成他的性格、他的处境、他的材料。两个人都这样,就要多想一层。三个人都这样,而且各自的理由完全不同——一个天天面对重复的病人,一个天天读管理者的档案,一个天天看屏幕——那就不是三个人的毛病了。
第 53 章要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第 52 章要给出本书的答案:一场正在发生的过程,被这一代人冻成了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
一张表看一个人的裂缝;三张表放在一起,看的是一代人停在了哪儿。
这张表做完,可以拿他自己的一句话,量他一次。
他说过,大意是:人们以为他一辈子研究的是权力,其实他的总题目是主体——人是经过哪些方式,被变成「主体」的(一九八二年的一篇访谈,大意)。
这句话,正是本书这本合卷的题目。三个人合起来开启的那件事,他说得最明白:「我」不是起点,是被做出来的。
有意思的是接下来那半句:被变成主体的方式,他数过好几种——被分成两类(正常的和不正常的),被排进一片场(一格一格的教室和病房),被人自己对自己动手(最后四年的那一步)。三种方式,正好落在本书的三块地上:一种在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一种在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一种在心里那块地。
他自己列出了三种方式,一辈子也走过这三块地。他缺的,不是看见,是最后那一笔:被变成主体的人,回头把那些方式改了。
这一笔缺在哪里,两张表已经写清楚了。
你也可以给自己做这张表。
分几段:读书的年月,刚工作的几年,成家的那几年,最近这几年。每一段写四样:那时候你在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人中间;那几年你在做什么;你长成了什么样子;你回头改了什么。
最后一栏最要紧,也最容易空着。多数人写着写着会发现:自己改过的东西,其实不少——换了一个城市,改了和父母相处的方式,把一条自己受过苦的规矩,没有传给孩子。
这些都不是小事。它们只是从来没被你写进「我是谁」那一栏里。
带走的话福柯一生都在改自己是谁;他的书给每一台机器都查了生日,却只给被造的人留下一支描红的笔。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七段人生里,一个不停换自己的人——他自己就是「别问我是谁」的样本。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他把每一台机器的生日都查出来了(这一步比拉康远),可改它的那支笔,只准描红。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法国,思想界吵得很凶,大致分两派。
一派说:人是自由的,一个人怎么活,是他自己选的;世界的意义,是那个在看、在选的人给的。萨特是这一派最响亮的声音。
另一派说:别把人看得那么大。人是结构里的一个位置——亲属关系有一套结构,语言有一套结构,一个社会怎么想,也有一套底下的规矩。列维-斯特劳斯、拉康这一路,是这一派。
两派吵得很热闹。福柯做了一件别人没做的事:他没有站队,他去查这两派共用的那个东西。
两派吵的是「人是自由的,还是结构里的一个位置」。可他们都默认了一件事:有一样东西叫「人」,它就在那里,只等我们说清楚它是什么。
福柯问的是另一句:「人」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安排里,被做出来的?
这一问,把两派的架,整个抬起来了。
本系列第 185 号那一卷,把这一处写得很准,大意是:吵架的两边共用的那个前提,往往就是该被查出生证的那一个;查出生日期,不等于宣布作废。
本书要补一句它和这本书的关系:这正是第 1 章排的那一串「先在的我」——笛卡尔的、康德的、胡塞尔的、萨特的、费希特的——被整个放进历史里的那一刀。拉康从心里那一层拆了「我」(第 12、19 章),福柯从一个年代的知识安排上拆了「人」。两刀砍向同一样东西。
第 21 章说过,他的刀是从尼采那里磨出来的。这里说全。
尼采给他的,是一种问法:不问一样东西「本来是什么」,问它「是从哪一场争斗、哪一次安排里冒出头来的」。道德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段一段历史里被做出来的;「良心」不是人心里本有的一样东西,是被训出来的。
这个问法,几乎就是本书说的发生学的问法。
尼采还给了他一样更要紧的东西:不把历史写成一条越来越对的线。旧的说法往往不是被更对的说法打败的,是被一场新的力量关系换掉的。
第二家,是他的老师康吉莱姆——就是第 22 章里接住他那篇被瑞典退回的论文的人。
康吉莱姆一辈子研究一件事:「正常」和「病态」这两个词,是怎么分出来的。他的看法大意是:正常不是一条自然的线,是在某一套医学和某一种生活方式里定下来的;一条线在一个环境里合适,换一个环境就未必。
这一家给福柯的,是一个具体的下手处。尼采教他问来历,康吉莱姆告诉他,到哪一类材料里去查来历:医学,疾病分类,病历,医院的章程。
福柯后来写的每一本书,几乎都在做同一件事——查一条线是谁画的。这条路,是康吉莱姆指的。
第三家,是海德格尔。
福柯晚年说过一句,大意是:海德格尔对他一直是最要紧的那个哲学家,只是他从没写过关于海德格尔的东西。
海德格尔给他的,是一种看东西的角度:一个时代里,东西怎样向人显出来,本身是有历史的;不是先有人和物,然后人去认识物,而是在某一段历史里,人和物以某一种方式一起显出来。
这一层,正好接上本书的话:那儿有个东西,有个过程正在发生,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三样是一起显的(第 2 章)。福柯从海德格尔那里拿走的,就是「一起显」这个角度;只是他把它落到了很实在的地方:一个年代的表格、章程、分类、建筑。
三家撞在一起,福柯的问法就成了:
一个东西——疯,病,罪,性,人——是在什么年月、什么安排里,被划出来、被说出来、被管起来的?
这个问法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不问「本来是什么」,只问「是怎样被做出来的」。
第二,它不追一条从古到今越来越正确的线,它专找断开的地方。
第三,它不找一个主使。他不写「是某某人发明了这套说法」,他写的是一整套安排:哪些机构在收人,哪些表格在填,哪些话在被重复(第 22 章讲过这三步)。
放在本书的图纸上,可以看清他手里有什么、缺什么。
尼采给了他路:一样东西是一场一场争斗里长出来的。康吉莱姆给了他土的一角:医学与分类这片实实在在的地。海德格尔给了他一个角度:东西和人是一起显出来的。
缺的是最后一样:回写。长出来的那个人,回头改了做出他的那片土和那条路。
第 11 章说过,拉康缺的也是一样东西——他从黑格尔那里拿走了形状,从弗洛伊德那里接住了路,缺的是土,于是把土交给了结构。
两个人缺的不一样:拉康缺土,福柯缺回写。可结果一样:机器都成了没有生日、改不动的东西——拉康那台从一开始就没有生日;福柯那台,每一小台都有生日,合起来那一台「权力」,没有。第 31、33 章算这笔账。
说到这里,可以把三本账对一次。
两派留给福柯的题是:人是自由的,还是结构里的位置?他把这道题换掉了,换成:「人」是什么时候被做出来的?
福柯留给这本书的题是:既然「人」是被做出来的,那么被做出来的人,能不能回头改那套做他的安排?
这就是本书接手的那一步。第 2 章说过,三个人一起把「我」从起点挪到了结果——这是他们的贡献;第 4 章说过,他们又把做「我」的那套过程冻成了一台机器——这是他们的局限。福柯是这两句话最清楚的一个样本:他把每一台小机器的出生证都查了出来,唯独没有查那一句「权力无处不在」。
这一章要留一句提醒,免得读者用歪。
查出一样东西的出生日期,不等于说它假、说它该扔。
「正常」这条线是被画出来的——这不等于说没有病、不必治。一套考试办法是某一年定下来的——这不等于说考试都该取消。一条家规是你外婆那年定的——这不等于说它今天就不管用。
查出生日期,只做一件事:把一样东西从「本来就是这样」,放回「有人做出来的东西」。放回去以后,它才可以被讨论:哪些该留,哪些该改,改了谁来担。
福柯做到了前一半,而且做得极漂亮。后一半他不肯做——他怕自己开的方子变成新的牢笼(第 23 章)。本书要做的,就是后一半。
三个人合起来接的是同一道题,这里可以先看到两头。
那些年,主客两边都松动了。一边,「客体」早就被康德挂了起来:我们碰到的都是现象,那个背后的东西不可知。另一边,「主体」开始散架:先是弗洛伊德说自我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接着拉康说自我是镜子里认来的影子,福柯说「人」是近两百年才画上去的一张脸。
两个自变量同时靠不住,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手里的局面。
拉康的做法,是往里走:他在一个人心里,把「我」一层一层剥开,剥到最后,底下是一套语言的秩序。
福柯的做法,是往外走:他到档案里去,把「人」这个形象在哪些年月、哪些机构里被画出来,一笔一笔查清楚。
一个往里,一个往外,两头都指着同一句话:「我」不是起点,是结果。这就是第 2 章说的那件贡献。
而两个人往里、往外走到尽头,又都立了一块不让人问的石头:一个叫结构,一个叫权力。这就是第 4 章说的那件局限。
第四编的鲍德里亚会从第三个方向来——他往屏幕那一头走,立的那块石头叫代码。
这道题不是学术圈里的老账。今天它摆到了每个人面前,而且形状更硬。
从前问「人是自由的还是结构里的位置」,还只是两派人的争论。今天,一个人写的一段文字、做的一份方案、画的一张图,常常是他和一台机器一起做出来的。于是那道题变成了很具体的问句:这是谁写的?这个判断是谁做的?这份东西算在谁名下?
福柯当年写过一篇短文,问一本书封面上印的那个名字到底是什么。那时候这个问题显得很怪,今天一点也不怪了。
放在本书的题上,这一层的意思是:「人」这张脸,正在被重新画一次。上一次是两百年前,那一次画出来的是一个「既在看又被看」的人;这一次,画的人手里多了一样会说话的工具。
所以本书才要把三个人合起来读。他们三个把「我」从起点挪到了结果——这一步,今天正好用得上;他们又都把做「我」的那台机器写成了本来就在——这一处,今天最不能照搬。今天的机器是真的机器:它有版本号,有上线日期,有人改它。把它写成「本来就在」,是眼下最容易犯、代价也最大的一个错。
第八编三章,专写这件事。
不站队,是他这一章里最漂亮的动作;也要记一句它的代价。
一个人去查两派共用的前提,好处是他能看见两派都看不见的东西。代价是:两边都不认他。那些年,存在主义那一派说他把人取消了,结构主义那一派又说他不守规矩;他自己一再声明,他不是结构主义者。
这件事在本书里不只是一段花絮。它正是第 2 章那件贡献最初出场时的样子:一个新问法刚冒出来的时候,往往不合任何一边的规矩,所以两边都判它不合格。第 22 章说过同一件事——他那篇论文,在瑞典按当时的论文规矩被判不合格,回到法国才被康吉莱姆接住。
这套书前面几卷,几乎每一卷都要说一次这句话:一样新东西出来,常常先在旧规矩里被判不合格。
对读者的用处也很实在:如果你手里有一个想法,被相关的两边都说「你这不对路」——先别急着丢掉。先问一句:我是不是在问一件他们两边都默认、都没查过的事?是的话,这个想法可能正是值钱的那一个。
下次听见两个人为一件事争得脸红,可以试着做福柯那个动作:先不站队,先问一句——你们俩都认下的那件事,是什么?
「孩子该不该上补习班」,两边吵翻天;两边都认下的那一件事是:孩子的将来,由这几年的成绩定。这一件,才是该被问出生证的。
「该不该辞职」,两边各有道理;两边都认下的是:一个人这辈子该有一份说得出口的职业身份。这一件,也有出生证。
把两边共用的那一样找出来,问它三句——哪一年开始这么说的,凭什么,有没有别的活法——这一架,往往就吵得不一样了。
带走的话两派人争了十几年「人是什么」,福柯去查「人」的出生证;尼采给他问法,康吉莱姆给他材料,海德格尔给他角度,缺的是最后那一样:回写。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道被换掉的题里——「人」不再是争论的前提,成了要查出生证的那一样。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他把这道题的前提查出了生日,却没有回答被做出来的人能不能改它。
一个人说:「你这个咳嗽,是老毛病犯了,吃点药,睡好觉。」
这句话,从邻居嘴里说出来,是一句关心;从一个穿白大褂、坐在诊室里的人嘴里说出来,是一句诊断。诊断要进病历,要签名,要负责任。
同一句话,换一个位置说出来,分量完全不同。
福柯六十年代那几本书,反反复复在讲这件事。
他说,任何一个年代,能被说出来、并且算数的话,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说的。要说得算数,得有几样东西:一个位置(谁在说),一个地方(在哪儿说),一套办法(照什么规矩说)。
医生的话算数,是因为有一整套东西托着:文凭,执照,医院,病历,一套怎样问诊、怎样记录的规矩。把这些抽掉,同一个人说同一句话,就只是一句闲聊。
所以他说:说一句话的那个「我」,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话里留出的一个位置——谁站上去,谁就能说这句话,而且说了算数。
这个位置,是空的。它不问站上去的人是谁;它只问这个人合不合格。今天这位医生退休了,明天换一位,病历上的那句话照样算数。
这是脑子里想的那块地,那张「分布」的脸(第 3 章)。
一个人是谁,看他在一张排开的表里落在哪一格:是医生还是病人,是老师还是学生,是甲方还是乙方,是有资格签字的人还是等着签字的人。
福柯六十年代的侧重,就在这块地上。这一点,本编编序说过:他一生的侧重换过三次,这是第一次。
顺带把三个人的活儿对一下。鲍德里亚后来把这张脸画得最细(第四编):一个人是谁,看他在符号的分布里占哪一格。拉康也碰过这块地(第 15 章的能指链)。福柯这一次,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不问一个词和别的词的关系,他问一句话背后那一整套让它算数的安排——文凭、机构、规矩、场所。
同一张脸,三个人从三个角度画。第 49 章会并排。
他还说了一件更让人吃惊的事。
他去翻不同年代的书,发现各个年代排东西的规矩,差得很远。某一个年代,人们把世界看成一张处处相似的网:胡桃像脑子,所以能治脑病。再过一段,这套说法整个消失了,人们开始按表格来排:分类,属,种,一格一格填。再过一段,又变了:人们开始问一样东西背后那看不见的力——生命,劳动,语言。
这些转弯,不是一点一点挪过去的,往往是几十年里忽然换了。他管这叫断层。
这件事对本书的意思很直接:一套排东西的规矩,有生日,有死期。第一问在他这里,答得很响。
在这套看法里,「人」是什么?
他说,「人」是近两百年才出现的一个形象。在那之前的学问里,没有一个既在看又被看、既是主角又是研究对象的「人」。是先有了一套新的学问、新的分法、新的管人的办法,才有了这样一个「人」。
于是有了那句最有名的话,大意是:「人」像画在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潮水一来就会被抹掉。
这句话当年吓了很多人一跳。有人以为他在咒人类完蛋。他说的其实是:那个被摆在一切知识正中间、自己却不许被查出身的「人」,是某一段年月里的一种画法。
第 22 章说过,这句话就是第 185 号那一卷的书名和判词的来处。
这一章要记在他名下的开启,有三条。
第一条:说话的「我」,是一个位置,不是一个人。这一条,今天到处用得上。
第二条:一个年代能想到什么,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不在人的脑子里,在一整套摆得出来的东西上——学校,机构,书目,档案,规矩。这是把「分布」这张脸,落到了实处。
第三条:这些条件有生日,也有断层。一套看世界的规矩,会在几十年里整个换掉。
三条合起来,就是一次干净利落的主体发生学:「我」不是起点,是一套安排留出的位置。
现在问第二问。
一个人站到了那个位置上,他能不能回头改这个位置?
福柯这个时期的回答是:没有回答。他的写法是从外面看的——他描述一个年代里哪些话能被说出来、哪些不能,就像描述一片地层。地层不会因为一块石头想动而改样子。
可实际上,位置一直在被站上去的人改。
一位医生,接诊时多问了一句「你最近睡得好吗」——问诊的规矩里本来没这一条;他这样问了二十年,带的学生也这样问,慢慢地,这一句进了他们科室的常规。一位老师,在成绩单上加了一行手写的话;后来全年级都这样做。一个律师,在一份合同里加了一条从来没人加的条款;十年以后,这条款成了行业里的常见做法。
站上位置的人,把位置改了。这种事,在每一个行业里天天发生。
福柯没写。他的地层里,没有这条箭头。
这里可以把两个人的做法比一次。
拉康说:「我」是一条话的链子上的一个位置(第 15 章)。他的注意力,在词和词的关系上。
福柯说:「我」是一套安排留出的一个空位。他的注意力,在让这句话算数的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上——文凭,机构,表格,场所。
拉康那条链子,没有生日;福柯这套安排,有生日,而且有断层。这是福柯比拉康走得远的一步。
可是两个人在第二问上,停在了同一处:站上位置的人,改不了那个位置。一个说人只能改自己和它的关系,一个干脆不写。
这个时期的福柯,还有一处自己也不太满意。
他描述了一个年代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可这些规矩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一个年代会忽然换一套?他六十年代的书,几乎不回答这件事。有人批评他:你写的那些地层,好像自己在那里换来换去,没有人做过什么。
他自己后来也觉得这一步不够。所以七十年代以后,他换了做法:不再只描述一个年代能说什么,而去查那些实实在在的做法——谁被关进哪座院子,谁被排进哪张作息表,谁被考试排成第几名。他管这个新做法叫谱系学。
从这里起,他从脑子里想的那块地,挪到了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下一章开始,是他一生用力最深的地方。
把这一章的道理落成一件可以数的事:一个「说了算」的位置,一般由三样东西撑着。
一样是入场的凭据:文凭,执照,职称,工牌,一个群里的管理员身份。没有它,你说的话不进正式的通道。
一样是场所:诊室,法庭,讲台,会议室,一份正式的文件。同一句话写在便签上和写在盖了章的纸上,分量不同。
一样是格式:病历怎么写,判决书怎么写,报告怎么写。照格式写出来的话,才被后面的人当成一句能用的话。
三样都有,一个人站上去,说的话就算数;缺一样,话就落不了地。
这三样,每一样都有生日:文凭制度哪一年立的,这个科室的病历模板哪一年改的,公司的报告格式是谁定的。这就是福柯那一步的实在处——他不讲抽象的「话语权」,他讲这三样具体的东西。
也正是在这里,第二问的口子最清楚:这三样,每一样都可以被站上去的人一点一点改——加一栏,去一条,换一个说法。一个位置不是一块铁板,是三样会改版的东西撑起来的。这一层,福柯没写,本书要写。
他那个「断层」的说法,本书要接,也要收窄一句。
接的是:一套排东西的规矩,确实会在几十年里整个换掉。这件事他举的例子很硬,本书照收。
要收窄的是:在他笔下,断层像是自己发生的——一个时代忽然不再那样想了,至于为什么忽然,他六十年代几乎不说。
一套规矩换掉,总有它的来路:一批新的工具出现了(显微镜,统计表,后来是计算机),一批新的机构立起来了,一批人走了、一批人上来了,一场战争或者一次大病改了一个社会最在意的事。这些,都是本书说的土和路。
他后来自己也觉得这一步不够,所以七十年代换了做法(下一节说)。本书在这里先记一句:断层是真的,可断层不是自己断的。谁在那几十年里动了手,是可以一件一件查的——而这一查,问的就是第二问:那时候的人,怎样把那套规矩改掉了。
查得出这一层,一个时代的换法,就不再像天气,而像一件人做成的事。
中文里人人都会说「话语权」,这个词的根,就在福柯这一段。用得很多,也常常用歪,值得掰一掰。
用得对的时候,说的是这一章的事:一句话算不算数,看它从哪个位置说出来;一个行业、一个群体,如果没有一个能说话并且被记下的位置,它的事就进不了正式的通道。
用歪的时候,它成了「谁嗓门大谁有理」的另一种说法:争话语权,成了抢麦克风。
两者的差别,正在福柯查的那三样(前一节)。抢麦克风,抢的是一时的响动;真正的位置,靠的是凭据、场所和格式——谁能签字,在哪里说算数,照什么格式写才进档案。
所以一个群体要真的有说话的地方,动手处不是嗓门,是那三样:有没有一个正式的受理口子,有没有一份会被存档的格式,有没有一个位置让他们自己坐上去说。
这也是第 23 章那三年最有意思的地方:监狱信息小组做的,正是给一批没有位置的人,临时搭了这三样。
这一章有一个很实用的用处:分清「谁在说」和「哪个位置在说」。
一句让你难受的话,先分一分:这是那个人说的,还是那个位置说的?
「你这个方案不行」,从一个和你有过节的同事嘴里说出来,是一回事;从那个负责拍板的位置上说出来,是另一回事。前一种,你可以不理;后一种,你得认真应对——哪怕说这句话的人,你并不服气。
反过来也一样。你自己坐在某个位置上说话的时候,也要知道:你说的很多话,分量不是你给的,是那个位置给的。这是一件让人清醒的事——也是一件让人有点谦虚的事。
带走的话说一句话的「我」,是一套安排留出的空位;这套安排有生日,会断层,只是福柯没有写站上去的人怎样把它改了。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句话算不算数的那个位置上——这是「分布」这张脸。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有生日,而且有断层(他比拉康远的一步);能不能被站上去的人改,这个时期他没有写。
你走进任何一间小学教室,看见的都是同一个样子:桌椅排成行列,一人一个位置;墙上一张课程表,几点几分上什么课;黑板边上一张表,谁是组长,谁值日;后面墙上贴着成绩或者评比的小红花。
这一切太常见了,常见到没人会问一句:谁想出来的?
福柯问了。1975 年那本写监狱的书,写的就是这件事。
他说,从十七、十八世纪起,欧洲的军营、学校、医院、工厂里,慢慢长出一套很细的手艺。这套手艺,他叫「规训」。它至少有三样。
第一样,切空间。把一片地方切成格子,一人一格:军营里一人一铺,教室里一人一桌,病房里一人一床。切好了,每个人在哪里,一眼就看得见;谁不在自己的格子里,也一眼看得见。
第二样,切时间。把一天切成段,每一段做什么,规定好:起床,操练,吃饭,上课,睡觉,钟一响就换。动作也切:怎样握笔,身子离桌多远,脚怎么放——他引过十八世纪的教学规程,那上面对一个孩子写字的姿势,规定得极细。
第三样,排序列。人被排成一条线:一年级到六年级,新兵到老兵,学徒到师傅。人不是待在一个地方,是在一条路上往前走,每一步都有一个位置。
三样合起来,一片场就成形了:每个人有一个格子,一张时间表,一个名次。
福柯特别强调一件事:这套手艺不是只用来管人的,它还在造人。
一个孩子按那套姿势练了三年字,练出来的不只是字,还有一副身体:坐得住,手不抖,能一动不动地写四十分钟。一个新兵按操典练了半年,练出来的是一具听口令的身体。
用本书的话说:这正是一片场把「我」显出来的过程。第 3 章说的那张「场」的脸,在这里画得最细——一个人是谁,看他在这片摆开的场里被放在哪个位置,被练成了什么样的身子。
这是福柯一生用力最深的地方,也是本编侧重的那一块地。
三样手艺之上,还有一件东西,把它们串起来:考试。
福柯说,考试是一件很特别的发明。它把「看」和「记」合在了一起。
看:每个人被一样一样地量——算得快不快,字写得好不好,站没站直,听没听话。
记:量出来的东西,写下来,进档案。于是一个人不再只是一个活人,他有了一份材料:一串分数,一张评语表,一份档案。
有了材料,就能比:这个人比那个人高几分,这个班比那个班平均分高多少,这几年比前几年好还是差。有了比,就有了名次,有了「标准」,有了「不达标」。
他有一句很重的话,大意是:考试把每一个人做成了一份「案例」。
从那以后,一个普通人开始被写下来——从前只有国王和圣人才有传记,现在每个孩子都有档案。
这一章要记在他名下的,是本书最看重的几条之一。
第一条:「我」是被一片场做出来的,而且是很具体地做出来的——用格子、钟点、姿势、名次做出来的。这比任何抽象的说法都实在。
第二条:他把这一套手艺的生日查了出来。他一段一段地写:哪一年的军营规程,哪一年的学校指南,哪一年的监狱章程。这套东西不是自古就有的,是两三百年里攒起来的。第一问,他答得很响。
第三条:他看出了这套手艺最要紧的一点——它不只压人,它造人。被它做出来的人,有本事,有习惯,有一副能干活的身子。他从来不说这套东西「纯粹是坏的」。
他写的那些格子和钟点,今天并没有走,只是换了材料。
工位上的考勤,手机上的打卡,外卖骑手的接单到送达的分钟数,客服的通话时长,司机的路线记录,健身软件上的步数和睡眠曲线。切空间,切时间,排序列——三样一样不少,而且量得比任何一个十八世纪的校长都细。
考试也没有走。它变成了绩效评级,变成了各种评分:店家的评分,房客的评分,司机的评分,甚至一个人还款是否及时的评分。每一次打分都进一份材料,材料决定下一次你能得到什么。
福柯的这一套,是今天最好用的一副眼镜。这一点,本书一点也不打折扣。
现在问第二问:被考的人,能不能回头改这套考法?
福柯的书里,答案基本是不能。案例只被写,不改写考试。
日子里不是这样。
一个学校的老师发现,班里几个孩子每次都考砸,不是不会,是读题慢;于是这个学校在考试里加了十分钟。加了以后,几个孩子的分数上去了。这就是被考的人把考法改了一小口——虽然动手的是老师,起因是那几个孩子的分数不肯听话。
再大一点。这些年,各地的中小学一次次改评价的办法:不再只排总分,加进过程性的评价,减少排名的公布。改的原因,多半是被排名压着的孩子和家长的反应,一年一年积起来的。
再小一点。一家公司的绩效表里,有一栏「配合度」,年年打得所有人都别扭;某一年,几个人在评议会上把话说开,这一栏改成了两条更具体的。
考试不是一块铁板。它一直在被被考的人改——只是改得慢,改得费劲,改的人常常不觉得自己在改。
福柯没有写这一层。他写的那张考试台,只有一个方向:从上往下量,从人往材料写。
有意思的是,福柯自己做过这件事。
监狱信息小组那三年(第 23 章),做的正是把问卷递给被考的一方:不是狱方来量犯人,是犯人来写狱里的事。那是一次很标准的「被写的人回头写」。
他做了,没写进去。这已经是本编第二次记下同一个形状了。
一片场,用格子、钟点、姿势和名次,把一个人做出来;考试把这个人做成一份可以比、可以存的材料。
这是「场」这张脸最清楚的一次显影,也是他留给主体发生学最结实的一份东西。
缺的那一样,还是同一样:材料回头改不了那张表。
前面说了今天的格子和钟点,这里再补一层:今天多了一样十八世纪没有的东西——数据会自己攒起来。
从前要量一个人,得专门量一次:考一场试,做一次测验,填一张表。量完了,材料就那么多。
今天不必。你每天用的那些东西,一边被你用,一边在记:几点睡的,走了多少步,刷了多久,什么时候点了外卖,哪条路走得多。没有人专门来考你,材料却一天比一天厚。
福柯说考试把人做成一份案例;今天,人不必被考,就已经是一份一直在变厚的案例了。
这带来两件新事。
一件:材料多了,评判就更像是「客观的」。一个人被打了低分,你说不出是谁判的,只能说数据就是这样——这正是第 18 章说的那台「没有作者」的机器,换到了这一块地上。
另一件,也是好事:材料多了,人自己也能拿到它。一个人可以调出自己的记录,看自己这三个月睡得怎么样、忙在哪里。同一份材料,用在自己身上,就成了一面镜子,不再只是一份被别人翻的档案。
这两件事的差别,正是第 61 章那句替换要做的:一份能被本人签收的记录,和一份只能被别人看的档案,是两样东西。
这一章容易读出一股怨气,所以要把公道话说足。
格子、钟点、名次,不全是压人的东西。
一间教室要是没有座位、没有课程表,四十个孩子在里面待一天,最吃亏的往往是那些最需要秩序的孩子。一家医院要是没有排班、没有病历、没有交接的格式,出事的是病人。一条流水线要是没有工位和节拍,最先受伤的是工人。
福柯自己也从没说过这一套「纯粹是坏的」。他反反复复强调:它会造——造出本事,造出习惯,造出一副能干活的身子。
本书要说的,也不是把这些拆掉。本书要问的,只是第二问和第三问:这张时间表,被它管着的人能不能提意见、能不能改一格?这张评分表,上面有没有一个能说它不合理的地方?
一间教室,有课程表,也有一个「班会上可以提意见」的口子——这样的场,和一间只有课程表的教室,做出来的孩子是两种。
差别不在有没有格子,在这些格子有没有一个被改的口子。这句话,是本编要一直守的分寸。
这一章还要补一句福柯没写、而人人都有的经验:被量的人,心里另有一本账。
一个孩子考砸了,成绩单上是一个数;他心里记的是另一样——这次卷子最后一道题他想出来了,只是没写完。一个员工的绩效是 B;他自己知道,这一年最难的那件事是他顶下来的,只是表上没有那一栏。一个店家的评分掉了半颗星;他记得那天是家里出了事,只有他一个人在店里。
两本账,一本在表上,一本在人心里。
福柯写的是第一本:表怎样把人做成一份材料。他写得极准。可他几乎不写第二本——那本账在被量的人心里,一直在跟表较劲。
这两本账的关系,恰恰是回写发生的地方。心里那本账,一个人自己看,是自我安慰;说出来,被人听见,就成了一条意见;被记下来,进了下一版的表,那张表就改了一格。
从心里那本账,到表上那一格——中间隔着的,正是一条通道。有这条通道的地方,表会一年一年变得像人;没有的地方,人会一年一年变得像表。
带走一个很具体的做法:看一张表,先看它量什么、不量什么。
孩子的成绩单量分数,不量他今年有没有交到朋友,有没有一件事从头做到尾。公司的绩效表量产出,不量你替别人挡过多少事。
不被量的,不等于不存在;只是它在这张表上不算数。日子一长,人会不知不觉,只往被量的地方使劲。
所以可以做两件事。一件,自己心里另记一本账,把那些表上没有的事记下来——这本账,是你不被那张表做完的地方。另一件,如果你手里有改表的权,哪怕只能改一栏:加一栏最该被看见、却一直没人量的东西。
带走的话一片场用格子、钟点和名次把人做出来,考试把人做成一份材料;他把这一套查得极细,只是材料从不回头改那张表。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格一格的座位、一张作息表和一张成绩单里——这是「场」这张脸。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他把它的生日查到了年月(很扎实);被它量出来的人能不能改它,他没有写,而他自己在监狱门口做过一次。
一间开放式办公室,天花板上有一个半球形的摄像头。
谁也不知道后台有没有人在看。多半没有——录下来的东西,多数时候没人有空翻。
可是所有人都坐得端端正正。
这就是这一章要讲的那件事。福柯用一座两百年前的建筑设想,把它说透了。
十八世纪末,英国人边沁设想过一种监狱:一圈囚室围成一个环,中间立一座塔。囚室朝里的一面是敞的,背光,塔里的人看得见每一间囚室里的一举一动;塔上装着百叶和拐弯的通道,囚室里的人看不见塔里有没有人。
于是每一个犯人都得假定:此刻可能正有人在看。
边沁认为这是个好主意:这样一来,看守的人可以很少,效果却最好。福柯抓住的,是另一层意思。
福柯说,这座塔最要紧的一点是:塔里有没有人,不重要。
只要「可能被看见」这件事成立,被关的人就会自己管住自己。管人的活,从看守身上,转到了被看的人身上。
他说,这是一种很省力、也很厉害的做法:从前的权力要靠人手,要靠打、靠关、靠示众;这一种只要把场摆好——把人摆在一个随时可能被看见的位置上——人就自己坐直了。
一句话:被造的人,自己接过了那支笔。
本系列前面几卷已经判过:这是福柯写得最狠的一次回写——被造的人自己接过了造的活。
本书接着判,并且要说清楚它为什么这么重。
第 2 章说过,「我」是在一片场里显出来的。塔这一段说的是更进一步的事:显出来的那个「我」,成了这片场的一部分。他不只被安排,他还自己执行这份安排;甚至没人看他的时候,他也照办。
这已经很接近本书说的回写了——长出来的东西,回头作用于生它的那片场。福柯走到了这一步的门口。
门口,他停住了。
被造的人接过笔,接过来做什么?在他的书里,只做一件事:把同一张字帖描得更工整。犯人自己坐直,学生自己盯自己,员工自己给自己排满日程——每一次,都让那片场比原来更严,而不是更松。
这就是本系列那一卷的判决三:只准描红的笔。本书照原意接着判。
差的是哪一步?差的是:接过笔的人,还可以改字帖。
现实里,这件事一直在发生。一间办公室装了摄像头,员工们联名问了一句「拍到的东西谁能看、存多久」,公司贴出了一份说明,删掉了几个位置的摄像头——这就是被看的人改了看的规矩。一个小区装了人脸门禁,有住户说家里老人识别不了,物业加了刷卡和钥匙——这也是。
同一件事的两半:接过笔(福柯写了),改字帖(福柯没写)。
还有一层,今天必须说。
福柯那座塔,是用来看的。今天的那一座,已经不太看你了,它换了一种做法:替你把选项排好。
你刷到什么,看到什么,先看到哪一条,是被排过的;你以为是自己挑的。塔不必盯着你,它只要决定你面前摆着哪几样东西。
这比塔更省力,也更难察觉。被盯着的人还知道自己被盯着,会不舒服;被排过选项的人,连不舒服的由头都没有——他觉得一切都是自己选的。
福柯这副眼镜,在这里既好用,又不够用。好用的是他那句「被看见本身就是一种管法」;不够用的是,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有没有人在看」,而是「这些选项是谁排的、按什么排的、我能不能看见排法」。
三句问在这里,一句比一句实在:这套排法哪一年上线的?我能不能回头改它——比如关掉个性化推荐,比如要求看见理由?它外面有没有一个能说它错的地方——比如一个能受理投诉、并且真的改代码的地方?
第 64 到 66 章要正面写这件事。这里先埋一面小旗。
这一章还要提前碰一下他最有名、也最要紧的那句话。
他说:权力不在谁手里,它在关系里;它不是一样东西,是一片场里处处都有的力;而且它会造,不只会压。
这句话,一半是他最大的贡献,一半是他那根不许问的柱子。
贡献的那一半:他把人们从「找出那个坏人」里拉了出来。很多事真的不是某一个人做的——教室里的排座位,办公室里的摄像头,孩子身上那点累,都不是某个坏人安排的。
柱子的那一半:一旦说「它无处不在」,它就再也没有出生日期,也没有外面了。每一座具体的塔都有生日——哪一年装的,哪家公司装的,谁批的;可「权力无处不在」这一句,他没有给它生日。
第 31、32 章要正面算这笔账。第 33 章打勾。
要说一句公道话。
福柯不是一个说「反抗没用」的人。他在书里说过,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他自己也上街,也发问卷,也签名。
他的问题,不在于他说反抗没用,而在于他没有给「反抗」在他的理论里留一个位置:抵抗在他笔下,是同一片场里的另一股力,而不是一条能把这片场改掉的通道。
打个比方。他画了一张很精细的水系图:每条河、每道渠、每处水闸都画上了。可图上没有一件东西:人在哪里可以挖一条新渠。挖渠的事天天有人做,他的图上就是没有这个标记。
本书要补的,就是这个标记。第七编的三件替换里,给他那台机器的那一件是:权力换成一条回照的通道(第 61 章)。
第 27 章和这一章,是福柯最实在的两章。
第 27 章说:一片场用格子、钟点和名次,把人做出来。
这一章说:做出来的人,自己接过了这片场的活。
两句合起来,是「场」这张脸最完整的一次显影,也是三个人里对本书最有用的一段。
缺的那一样,两章是同一样:接过笔的人,能不能改字帖。
读到这一章,三台机器已经露出两台,可以先碰一次头。
拉康那台叫结构:它先于每个人,没有作者,问不得(第 18 章)。
福柯这台叫权力:它无处不在,处处都在造人,没有一个总的开关(本章第七节)。
两台的样子不一样。拉康那台像一套排好的语法,人走进去。福柯这台像一片摊开的场,人被摆在里面。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而且正是本书最看重的那一点:都没有一个地方,让被它做出来的人回头改它。
拉康的说法是:你能改自己和它的关系。福柯的说法是: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可抵抗也在这片场里,不在外面。
一个说改关系不改它,一个说反抗也在里面。两句话,同一个形状。
第四编的鲍德里亚会给出第三种说法,而且更彻底:他说连递意见的地方都没有了,没人签收。
三台机器,三种说法,同一处停住。第 50、51 章会把这三处并排放在一起问:它们为什么都没有生日,为什么都改不动。
福柯这一编写了八章,离结账还有六章,可以先出一个中间读数,也给读者一个自己核的机会。
第一问,他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到这里,答案是「半句」,而且半得很有意思:每一台小机器都有生日,他查得又细又准——疯这个格子哪一年划的,医生的目光在哪座医院里长出来的,一人一格的教室是从哪些规程里攒起来的。可到了「权力无处不在」这一句,他没有给生日。小的都有,总的那一句没有。第 31、32 章要把这处算清楚。
第二问,被造的人能不能回头改?到这里是「半句」:他写了最狠的一笔——被造的人自己接过了笔(第 28 章);又把这支笔限死在描红上。而他自己在监狱门口递出去过一次(第 23 章),那一次没进理论。
第三问,有没有外面?本编还没正面碰,第 33 章算。第 5 章的预判是「答不上:反抗不在权力外面」。
三格的预判,到这里两格对上了,第三格待核。读者若在他的书里读到相反的地方,正是本书最想收到的反例——第 6 章末尾那条承诺仍然算数。
这一章最后留一句,交给本编的打勾章。
福柯说过一句常被引的话,大意是: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很多人把这句话读成一句希望的话。
本书要问的,是这句话的位置:抵抗在他的图上,站在哪里?
按他自己的写法,抵抗是这片场里的另一股力:它和别的力互相推,推来推去,场还是这片场。它不是一条能通到场外的路,也不是一支能改字帖的笔。
这就是第 5 章预判表里,福柯第三问那一格的由来:反抗不在权力外面。
第 33 章要拿他的原文核这一格。核法已经写死在第 6 章:要看他在主要著作的主干里,有没有把「被造的人改造那套安排」当成常规机制来写;只在访谈里说过一句,只能挪到「半句」。
这一格怎么判,直接关系第 6 章那个预言一的后半句——第三问三格全答不上。福柯这一格,是三格里最有可能被推翻的一格。
带走一个很实在的做法:分清「我在自己坐直」和「我愿意这样坐」。
一个人下班以后还在刷工作群,不是老板盯着,是自己不放心。一个学生周末做三套卷子,不是老师要求,是自己怕落下。一个人发朋友圈前反复改措辞,不是谁在看,是那个「可能被看见」在起作用。
这些不全是坏事。人总要有点自律。要分的是:这一条我自己认,还是我只是被一座塔盯着?
分的办法,还是那三句。这条规矩哪一年到我身上的?它有没有一个口子,可以商量、可以调?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说它不对?
答得上的,接着守,守得踏实;一句都答不上的,那就多半不是自律,是塔。
带走的话塔里有没有人不重要,人自己会坐直——这是他写得最狠的一笔;可他只让这支笔描红,没让它改字帖。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个「可能被看见」的位置上——没人盯着,人也自己坐直了。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每一座具体的塔都有生日;他那句「权力无处不在」没有。接过的笔只准描红,第 33 章打勾。
把两句话放在一起,一种权力的变化就看清了。
旧的那一句:让你死,或者放你活着。
从前,一个君主手里最要紧的权力是处死。至于臣民活得怎么样,吃什么、几岁死、生几个孩子,不归他管。
新的那一句,反过来:让你活,或者任你死去。
新的这一种,管的是活着这件事本身:出生率,死亡率,疾病,饮食,住房,卫生,寿命。它要让一群人更健康、更长寿、更能干活。至于落在它照看之外的那些人,就任他们那样了。
福柯把后一种叫作生命权力。这一章讲它,也讲它和「我」的关系。
福柯说这种权力有两头。
一头管一个一个的身体:操练,作息,姿势,效率——就是第 27、28 章那一整套。
另一头是新的:管整个人口。
人口不是一群人相加。它是一个新的对象:它有出生率,有死亡率,有平均寿命,有疾病的分布,有迁徙的方向。这些东西,看一个人看不出来,要在几十万人上才显出规律。
这一步很要紧。「人口」这个对象一出现,一种新的做事办法也跟着出现:不必管住每一个人,只要让整体的那几条曲线往想要的方向走就行。
于是,「我」在这一章里的样子,和前两章又不一样了。
第 27 章里,「我」是教室里一格座位上的人。第 28 章里,「我」是一个可能被看见、于是自己坐直的人。这一章里,「我」是一条曲线上的一个点。
一个人去做体检,报告上写着:你的某项指标在同龄人里排在多少位。一个孩子被医生说「身高在同龄孩子里偏下」。一个地方的政策,按平均寿命、生育率、发病率来定。
没有人在盯着你。可你被算进了一条曲线;曲线的走向,回头决定你能得到什么——哪种药进目录,哪一类人被提醒去筛查,哪一年鼓励多生,哪一年不鼓励。
这仍然是那张「场」的脸,只是这片场大到你看不见边。
这一章要记在他名下的,有两条。
第一条:他看见了权力换过样子。从「让你死」到「让你活」,这不是一个比喻,是可以一件一件查的事——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口统计,什么时候开始有公共卫生,什么时候开始管住房和水。每一步都有年月。第一问,他在这一处又答得很响。
第二条,也是很让人不舒服的一条:他指出,管「活着」的权力,也会划线。它要让一群人活得更好,就得说清楚这一群是谁;说清楚了这一群,也就划出了另一群。历史上最狠的那些事,有不少是打着「为了大家的健康」的旗号做的。
这一条,本书照实记下来。福柯写这一段,语气常常很刺人;这套书前面几卷的做法一样:先把他看见的写足,再说他收回在哪里。
这一层,今天比他写的时候更满。
体检报告上的百分位。健康软件上的排名。保险的费率按一群人的风险算。城市的交通按流量调。一个平台按一群人的行为,决定给你推什么。
有意思的是,这些东西大多是好意:让人少生病,让路不堵,让钱花得更值。这正是福柯的厉害处——他说的从来不是「有人在害你」,而是「有人在照看你,而照看本身就是一种安排」。
一个人被照看着,也被算着;被算着,也就被排进了某一格。
第二问,还是这一句。
在福柯的书里,人口是被管的那一大片。他写管的人怎么算、怎么分、怎么调,写得极细;他几乎不写被算的人怎样反过来改这些算法。
可现实里,这件事一直在发生,而且常常是最见成效的一种改。
一群病人组织起来,把自己的病写成公开的材料,逼着药物的审批和研究往前挪一步——这几十年里,不止一次发生过。一个地方的居民,把自家门口的空气、水、噪音自己量了记下来,交上去,改了一份环评。家长们把孩子近视的数据摆出来,改了一间教室的照度标准。
这些事的共同点是:被算的人,自己动手去算,并且让自己的数进了那张表。
这正是本书要补的那一道箭头。福柯笔下的「人口」,只是被写的一方;而这一大片,本来是这三块地里最容易反过来说话的一片——因为数是活人给的。
也要记一笔:他晚年讲课里,其实碰到了这件事的边。
他讲过「治理」这个题目:所谓治理,是引导别人行为的那种行为。他也讲过一句很今天的说法:每个人都被要求成为自己的企业家——自己管自己的时间、健康、技能、前途。
后一句里已经有了回写的影子:管的活,交到了本人手上。可他的判断和第 28 章那座塔一样:接过来的这份活,还是照原样做的——人自己管自己,管得更细,更像那套安排要的样子。
接过笔,只准描红。第三次出现同一个形状。
按本编编序的说法,福柯一生的侧重换过三次。
六十年代,脑子里想的那块地:话里的空位(第 26 章)。
七十年代,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教室、监狱、人口(第 27、28 章和这一章)。这是他侧重最深的一块,也是本编定的那张脸——场。
到了这一章的末尾,第二次侧重收尾了。1976 年以后,他停笔六年;再开口时,题目换到了心里那块地。下一章写那一段。
这一章的那片场,有一个别处没有的特点:它最像一台没有人的机器。
教室里的排座位,有一个排的人——班主任。监狱里的作息表,有一个定的人——典狱长和那一份章程。这两处,你至少找得到一个可以去问的人。
一条曲线不一样。药进不进目录,按的是一堆测算;保险的费率,按的是一群人的风险;一条路的信号灯配时,按的是流量。每一处都有依据,每一处的依据又都指向另一处的依据,绕一圈,你找不到那个说了算的人。
这和第 18 章说的那台「没有作者的机器」,是同一个形状;只是拉康那台是语言的秩序,这一台是一堆数。
可这一台更容易被查。数是有出处的:哪一年开始采的,采的是哪一群人,用了什么口径,哪一年改过口径。一条曲线的每一次转弯,背后都有一次口径的修改,而每一次修改都有人签字。
所以本书对这一片场的判断,比福柯乐观一点:它看着最没有作者,其实作者的名字留得最全——只是那些名字,不在被算的人手里。第 61 章那件替换要做的事之一,就是把口径和修改记录,变成被算的人看得见的东西。
这一章还要留一句当心的话。
管「活着」的权力,说的每一句都很难反驳:为了你好,为了孩子好,为了大家的健康。
正因为难反驳,它最容易一路推到底。历史上最狠的那些事,有不少是打着为了整体健康的旗号做的——这一点,福柯写得很重,本书照实记。
本书给的分辨办法,还是那三句问,只是这里要多加一句:为了大家好的那个「大家」,是谁定的?这一群里有没有被漏掉的人?被漏掉的人,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说「我也在这里」?
一件事越是打着「为了大家好」的名义,越要看它有没有一个能被漏掉的人走进来的口子。有口子的,多半真的是为了大家;没有口子的,只是替「大家」这两个字说了话。
这一编三章写了三片场,要提醒一句:它们不是三个年代,是同时压在一个人身上的三层。
一个上班的人,早上打卡(第 27 章那套格子和钟点),一天里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看见(第 28 章那座塔),年底体检时又被告知某项指标在同龄人里排在哪一档(这一章那条曲线)。
三层各管一样:格子管你在哪儿,塔管你自己坐直,曲线管你被算进哪一群。
福柯是按年代写的:先规训,后生命权力。可到了今天,三层是叠在一起的,而且互相喂料——打卡的数据喂给曲线,曲线上的排位又回来定新的格子和新的考核。
这一点,本书要写明,因为它决定了下手的地方。一个人觉得累,往往不是某一层特别重,是三层叠着。改一层不够:作息松了,塔还在;塔关了,曲线还在算。
第七编说「回照的通道」,说的也不是一条,是三条:格子要有商量的口子,塔要有看得见的规矩,曲线要有把自己的数送进去的路。
这一章最要紧的一句,是前面提过一次的那句:曲线上的数,是活人给的。
值得再说一遍,因为它是本书对这一片场唯一的、也是最实在的一个下手处。
一张成绩的分布图,是一个班的孩子考出来的。一份发病率,是一群人生病生出来的。一份通勤时长的中位数,是几十万人早上挤出来的。没有这些人,一条曲线连一个点都没有。
可在福柯的写法里,这些人只是被算的一方;在很多人的感觉里也是这样——我只是一个数据点,我不算什么。
一个数据点确实不算什么。一群数据点自己组织起来说话,分量就完全不同——因为它们正是这条曲线的全部材料。
这一层,是三块地里最特别的一处:在别的地方,被安排的人要靠说理、靠争取;在这一片场里,被算的人手里握着这台机器的原料。
第 61 章那件替换要落到的地方,就在这里:把口径、修改记录和汇总结果,变成被算的人看得见、也送得进去的东西。这不是一句口号,是几件很具体的事——谁来采,采什么,多久改一次口径,改了公布不公布,本人能不能查到自己的那一条。
这一章可以带走一个很实用的提醒:看见「平均」两个字,多问一句。
「同龄孩子的平均身高」「本地的平均工资」「这个年纪该有的存款」。这些数字有用,也容易伤人——它们是从一大群人身上算出来的,可它们回过头来,落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
多问的那一句是:这个平均,是从哪一群人身上算的?这一群里,有没有和我处境差不多的人?
再多问一句更要紧的:我这个点,能不能进到这条曲线里去?
一个班里几个近视的孩子,家长把座位、灯光、课间的情况记下来,交给学校——这几个孩子,就把自己的数,送进了那张表。
带走的话从「让你死」到「让你活」,权力换了一副样子;「我」成了一条曲线上的一个点——可这条曲线上的数,本来是活人给的。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条曲线上的一个点上——没人盯着你,你却被算进去了。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这一种权力的生日,他查到了年月;被算的人能不能反过来改那张表,他没有写。
一个人四十五岁那年,开始每天睡前写十分钟字。
不写给别人看。写的是些很平常的事:今天说错了一句什么,对谁发了火,哪一件事其实可以不做,明天要早一点起。写了两年,他发现自己变了一点:发火之前会顿一下,答应事情之前会想一想。
这件事,两千年前的罗马人也在做。福柯最后几年,就在写这个。
1976 年那本写性的书的第一卷出来以后,人们都在等下一卷。等了六年,等来的是两本完全不一样的书:1984 年出的那两卷,讲的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怎样对待自己的身体、食色、婚姻和友谊。
他关心的事变了。前十几年,他问的是:一套安排怎样把人做出来。这几年,他问的是:一个人可以对自己做些什么。
他去读那些很琐碎的东西:一位罗马人写给朋友的信,一本教人怎样养生的册子,一位皇帝写给自己看的笔记。他从里面看出一套做法,他叫它「自我技术」——一个人对自己动手的那些手艺。
这一段特别值得学的,是他的写法:他不说「人要有自我觉察」,他列做法。
写:每天记一点,记的不是心情,是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
写信:把自己这几天的琢磨,写给一个朋友;写给别人看的时候,人对自己更诚实。
睡前把这一天过一遍:哪一件做得对,哪一件下次换个做法。不是审判自己,是复盘。
节制:不是禁欲,是掌握分寸——什么时候吃,吃多少,什么时候停。
说真话:在合适的时候,冒着风险,当面对有权的人说一句「你错了」。
这不是一套心灵鸡汤,是一份可以照着做的清单。福柯自己说过,他要问的不是「可不可以做」,而是「用得好不好」。
这几样合起来,是他晚年最动人的一句说法: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当成一件慢慢做的作品。
不是把自己雕成一个完美的样子,而是:这一生的形状,有一部分可以由你自己来给。
放在本书的图上,这是心里那块地,那张「美」的脸——一个人在自己和别人眼里,站成一个什么样子(第 3 章)。
这是本编要记的第三张脸,也是福柯一生第三次换侧重。第 12 章里,拉康在这张脸上看见的是镜子里的误认:那个完整的形象是外面给的,人一辈子追不上。福柯在这张脸上看见的,是另一件事:这个样子,一个人可以自己动手做一点。
本系列第 185 号那一卷,把这一步叫作「最后四年的树枝」:美,第一次从权力里被抢了出来。本书照这句接着说。
这一步为什么让本书这么看重?
因为它第一次让被造的人动了手。
第 28 章那座塔里,被造的人接过笔,只是把字帖描得更工整。这一章不一样:一个人写笔记、写信、睡前复盘、当面说真话——他在改自己的样子,而且是照着他自己认下的一个分寸在改。
这已经是回写了:长出来的那个「我」,回头动了做出他的那些东西——他的作息,他的脾气,他的分寸,他和朋友说话的方式。
第 5 章立的第二问,在这里第一次不再是空的。
停在哪里?本系列那一卷的判决四,说得很准,本书照原意接着判:这根树枝,只画在沙滩的一角。
三处停住。
第一处:它只回到自己。一个人可以改自己的作息、脾气、分寸;他的单位、他孩子的学校、他所在的行业,一律不动。自我技术回写到「我」,不回写到那片场。
第二处:它不留记录。那些笔记是写给自己的,信是写给朋友的。一个人这样活了三十年,他改过的那些做法,没有一样进了一份能被别人接着用的东西。
第三处:他把它安在了古代。他讲的是希腊人和罗马人;这些做法在今天该怎样长成制度,他没有说。他退回古代,停在个人的风格上。
这三处合起来,就是这根树枝的样子:真的,也细。
这一章里,还藏着他自己留下的一句很要紧的话。
他说,一个人用来对待自己的那些做法和模式,不是他自己发明的,是他在自己的文化里找到的——由那个文化提供给他,建议给他,也强加给他(一九八二年那篇谈主体与权力的文字,大意)。
这句话很诚实,也很要命。
诚实在:他没有把「对自己动手」写成一个人凭空的创造。做法是有来路的——你能想到的自我改造的样子,无非是你这个时代给你的那几种:健身,读书,早起,冥想,写作,戒这个戒那个。
要命在:那个「提供、建议、强加」的文化,他没有给它生日,也没有说它能不能被这些动手的人改回去。
于是这根树枝,长在了一台没有生日的机器上。第 31 章要把这台机器,和另外两台并排摆出来。
说完停住的地方,要把公道说足。
他这一段是在最后几年写的,写到一半就走了。一个人在病中,还在改自己的题目,还在读那些古老的笔记和书信,还在想「一个人可以怎样活」——这本身就是他自己那句话的样子:把生活做成一件作品。
他也没有来得及把这根树枝接到制度上。第 23 章说过,他在街头做过一次把笔递出去的事;这一章,他在纸上做了一次把笔交还给自己的事。两次都真,两次都短,两次都没有合成一条路。
本书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两次接起来。第 61 章那三件替换里,给他那台机器的那一件是:权力换成一条回照的通道——这条通道要走的,正是从个人的笔记,到一条被记下来、能被别人接着用的做法。
把这一章和第 12 章放在一起,很有意思。
两个人都在心里那块地上、那张「美」的脸上说话,说的却是两件相反的事。
拉康说:那个完整的样子,是一岁时在镜子里认下的一个外面的形象;人一辈子追它,追不上,这是误认。
福柯说:这个样子,一个人可以自己动手做一点——写字,复盘,把握分寸,在该说话的时候说一句真话。
一个说这张脸是被照出来的,一个说这张脸可以自己修。
两句都对,而且正好补上对方缺的一半。只照镜子,人会以为自己只能被照;只动手,人会忘了他动手用的那些式样也是外面给的——这一点,福柯自己就说过(下一节)。
两句合起来才完整:这张脸是被照出来的,也可以被自己修;修用的式样是外面给的,而这些式样也会被修它的人改。
第 49 章三张脸并排的时候,这一处是最重要的一对。
他晚年讲了一样东西,值得单拿出来:冒着风险,当面对有权的人说一句真话。
他讲的是古希腊的一种做法:说的人明知会付代价,还是说;听的人如果有度量,会把这看成一种忠诚。
这一样,几乎已经站到本书要的那条通道上了——一个被安排的人,把话说到了安排他的人面前。
可他把它写成了一种个人的勇气:一个人敢不敢说。本系列那一卷的说法是,他没有把它写成制度里的一个位置。
差别很大。靠勇气的,一代人里出几个;写成位置的,人人都用得上。一个单位里有一个「可以当面提意见、而且提了不吃亏」的场合,和一个单位里偶尔有一个敢说话的人,是两回事。
前者能传下去,后者传不下去。这也是第 61 章要把「说真话」从勇气变成条文的原因。
有一个问题值得问:他要讲「一个人可以对自己动手」,为什么非要退回古希腊罗马?身边的例子不是更多吗?
本书的猜想有两条。
一条是他的老习惯:他一辈子的做法,是到远处去看近处。第 22 章说过——出去一趟,才看得清自己脚下这片土。要讲今天的人怎样对待自己,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个和今天完全不一样的年代,把两边一比,今天那些「本来就该这样」的做法,就露出了形状。
一条更要紧:他要避开一样东西。近代以来讲「对待自己」的那一套,多半是宗教里传下来的——省察,忏悔,把心里的事说给一个有权听的人。而福柯早就写过,那一套的结果,是让人不停地说出自己,说得越多,被写下来的越多。他要找的是另一种:不必对谁交代,只对自己负责的那一种。古人的笔记和书信,正是这样的东西。
这两条合起来,也解释了那根树枝为什么只画在一角:他找的样本,本来就是从一个没有大机构的年代里挑出来的。那个年代的人对自己动手,不必把它接到制度上;今天的人要动手,绕不开制度。
他挑的样本太干净了。干净的样本讲得清道理,接不上今天的地。
这一章说他停在三处:只回到自己,不留记录,不接制度。本书要接的,正是这三处的反面,写在这里,算是给第七编先打一个样。
只回到自己——接一步:把改过的做法,说给一个用得上的人。一个人把睡前复盘做了两年,在一次交接会上讲了十分钟自己的做法,这件事就从一个人的习惯,变成了一屋子人手里的一个选项。
不留记录——接一步:写下来,写成别人能照着做的样子。不是写心得,是写清单:几点做,做什么,多久一次,哪一步最容易垮。福柯写古人的自我技术时,用的正是这种写法(这一章第三节);他只是没有把这种写法用在今天的人身上。
不接制度——接一步:让这份清单进一份正式的东西。班规里加一条,科室的交接单上加一栏,家里的约定上写一句。进去了,它就不再靠某个人的坚持活着。
三步合起来,是一条很短的路:做——写下来——放进一份能留下的东西里。
这条路不需要什么理论,只需要有人肯走。福柯把第一步写得极好,后两步留给了别人。
这一章的用处最直接:照他那份清单做几件小事。
睡前十分钟,写三行:今天做成的一件,今天做错的一件,明天要换的一个做法。不写心情,写做法。
一个月里,给一个信得过的人写一次长一点的话,说说自己在琢磨什么。写给人看的时候,人对自己更诚实。
一年里,挑一件你一直想说、又一直没说的话,找一个合适的场合,好好说出来。
再加一件福柯没有写的:把你这样改过来的做法,告诉一个用得上的人,或者写进一份能留下的东西里——班规,家里的约定,科室的交接单。
前三件,是他给的。第四件,是这本书要接着走的那一步。
带走的话他最后几年说,人可以把生活做成一件作品——这是他离「回头改」最近的一次;只是这根树枝,只回到自己,不留记录,不接到制度上。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个人对自己动手的那些做法里——这是「美」这张脸,也是他第三次换侧重。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动手的是本人(第二问在这里第一次不空);可他自己说,那些做法的模式是文化给的——而那个文化,他没有查生日。
前面十章,把福柯一生的活儿写了一遍。这一章要做一件事:把他三个时期各自踩住的那块地,挖出来看一看。
一个人做学问,每一段都要踩住一块地,才走得动。踩住的那一块,往往就是他不再往下问的那一块(第 19 章讲过这道接缝)。
福柯换过三次侧重,也就踩过三块地。本书把它们叫作三台小机器。
六十年代那几本书,踩的是这一块。
他说,一个年代能想到什么、能说出什么,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不在人的脑子里,在一整套摆得出来的东西上。他借用过一个说法:历史的先天。
这个说法很妙。康德说过,人有一套先天的形式,决定了他能怎样认识世界;本系列康德卷判过:他看见了现象是做出来的,却把那台做现象的机器焊死成先天、普遍、必然。
福柯把这台机器,从「先天」搬进了历史:那些条件有出生日期。
这是全书最要紧的一次解冻。康德焊死的地方,被他撬开了。
可是接下来,他把解冻出来的东西,写成了一层一层的地层:这一层结束,那一层开始,中间是断的。每一层里面,还是硬的——在一层里,人只能这样想,不能那样想;至于人怎样一点一点把这一层拱开,他不写(第 26 章说过这件事,也说了他自己后来不满意)。
一块焊死的地基,被他解冻成了很多块;每一块本身还是硬的。
七十年代,他踩的是第二块。
他把「权力」从国王手里拿了出来:它不在谁手里,在关系里;它不只会说「不」,还会造——知识,身份,本事,甚至快感。
这一步的功劳,本书已经记过好几次。他给每一种权力都查出了生日:君主的那一种,规训的那一种,管人口的那一种——一种一种,都有年月,都有章程可查。
唯独有一句,他没有查:权力本身。
「权力无处不在」——这一句,在他笔下没有出生日期,也没有外面。它像空气:你在哪儿都碰得到它,可你说不出它是哪一年来的,也找不到一个没有它的地方。
本系列第 185 号那一卷的判决二,就是这一条:没有生日的权力。这是那本书认定的第一根承重梁。本书照原意接着判。
八十年代,他踩的是第三块。
上一章末尾引过他那句话:一个人用来对待自己的那些做法和模式,是他在自己的文化里找到的,由那个文化提供、建议、强加给他。
这一句,把第三台机器露了出来。
一个人可以对自己动手——这是他晚年最好的一步。可动手用的那些式样,是文化给的。而这个「文化」,在他笔下和「权力」一样:没有生日,没有边,也没说它能不能被用这些式样的人改回去。
三台机器,三个时期,一个形状:他把每一样具体的东西都查了出身,可每一个时期,他脚下都有一块不查的地。
再往下看一层,这三台可以合成一台。
第一台说:一个年代能想什么,是被排好的。
第二台说:一个人在一片场里被排到哪个位置,是被排好的。
第三台说:一个人想改自己的时候,能用的式样,也是被排好的。
三句合起来,是一句:排的人是谁?没有人。它就在那里。
这正是第 4 章那个式子在福柯身上的样子:主体=F(机制),机制=机制。想,做,改自己——三条路都通向同一台机器;而这台机器只由它自己说了算。
拉康那一编,机器叫结构(第 18 章);这一编,机器叫权力。两台的样子不同,脾气一样:都没有作者可问,都没有一个口子可改,都没有外面。
这里要停一下,说一件让人费解的事。
一个把每一种具体权力的生日都查出来的人,为什么偏偏不查「权力」这一句?
本书的猜想有三条。
一条是方法上的。他的活儿是查具体的东西:这一间医院,这一份章程,这一年的规程。「权力」在他那里,不是一样具体的东西,是他用来看这些东西的那副眼镜。人不会去查自己眼镜的出身——除非他停下来,把眼镜摘下来看一眼。
一条是战术上的。他要对付的,是那种「权力就是国家和法律」的老看法。要把权力从国王手里拿出来,最有力的说法就是:它处处都在。这一句一立,老看法就没地方站了。战术上的成功,常常留下一根战术性的柱子。
一条是他自己的戒心。他怕开方子,怕自己给出的「应当」变成新的牢笼(第 23 章)。可要说「权力这一句也有生日、也可以被改」,就得说改成什么样更好——那就要开方子。他不肯,于是那一句只好留着不动。
三条都成立。结果还是那一个:一把查遍所有东西出身的刀,没有对准自己。
把这一章收进本书的图里。
第一台,落在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一个年代能想什么。
第二台,落在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上:一片场怎样排人。
第三台,落在心里那块地上:一个人拿什么式样来做自己。
三块地上各立一台,各不查生日。
这也回答了一个可能的问题:福柯是不是只侧重一块地?不是。他三块地都走过,只是用力最深的是中间那一块(本编编序说过)。侧重是侧重,不是格子——作者那句口述,在福柯身上比在另外两人身上更明显。
这一章最容易被读成「福柯错了」。要把话说准。
三台机器不是错,是停。
「一个年代能想什么是有条件的」——对的。停在哪里?没说这些条件怎样被人拱开。
「权力不在谁手里,在关系里」——对的。停在哪里?没给这一句本身查出身。
「对自己动手用的式样是文化给的」——对的,而且诚实。停在哪里?没说这些式样能不能被用的人改掉。
每一句都对,每一句都差最后一步。这最后一步,就是这本书要接着走的那一步。
本系列的否定序列那一卷,有一个说法:这一代人立起来的那些不许问的东西,材质多半是「场所」——一个人待着、动不了的地方。
这一点,在福柯身上看得很清楚。
第一台:一个年代的条件——那是一片你想事情时不得不待在里面的地方。
第二台:权力——那是一片你无论走到哪里都在里面的场。
第三台:文化给的式样——那是你想改自己时,不得不从里面挑的那个货架。
三台都不是一样东西,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特点是:你在里面,你看不见它的边,你也走不出去看它一眼。
这和拉康那台也对得上:一门语言,也是一个你一出生就在里面的地方。第 50 章会把三台机器的材质并排摆一次——一门语言,一片没有外面的场,再加上第四编那一片「真实的荒漠」。
三个人立的柱子,材质是同一种:一个走不出去的地方。
要说公道话:他不是完全没有碰过「这一句本身有没有出身」这个问题。
他晚年讲课,讲过一个题目:什么是启蒙。他在那里说过一种态度,大意是:不想被这样统治——不是不想被统治,是不想被「这样」统治;对着每一条具体的安排,问一句凭什么。
这一处,离本书要的东西已经很近了。它承认了每一条安排都可以被顶回去。
可它还是一种态度,不是一个位置:不想被这样统治的人,到哪里去说?说了谁受理?受理了改不改?改不了给不给一个说法?
一种态度,人人可以有,也人人可以没有。一个位置,立住了,就不靠个人的脾气。
第 33 章判第三问那一格的时候,这一处是本书最可能判错的地方,那里会再写一次。
第 11 章说过,拉康缺的是土——他把土交给了结构。这一章可以补一句:福柯最不缺的就是土。
他写的每一样东西都很有土气:一座院子,一份章程,一张作息表,一间病房,一套统计办法。这套书说的第一块地——手上碰得到的那块——他踩得比谁都实。
可他有土,缺的是土会被长在上面的东西改这一条。
打个比方。他画的是一片地的剖面图:这一层是什么土,几几年淤起来的,里面埋着什么。画得极准。可图上没有一件事:长在这片土上的庄稼,根会把土撑松,落叶会把土沤肥,人会翻地、会挖渠。
拉康是把土画成了一张不会变的语法;福柯是把土画成了一张不会被庄稼改的剖面图。
一个缺土,一个有土不写回写。两种缺法,到了第三问上,殊途同归。
本书判三台机器都不成立,不能只靠说。这里先给一条正面的说法,第 54 章会把它写成保底条款。
一台机器要真的像它自己说的那样「本来就在、改不动、没有外面」,得同时满足三样:
一样,做它的那些器具不变。教室的排法、表格的格式、计算的口径,几十年不动。
一样,这片场处处相同。走到哪里都是这一套,换一个地方也一样。
一样,被它做出来的人,没有一条回照的通道:没有地方说,说了没人受理,受理了不改,改了不留记录。
这三样都成立的地方,福柯每一句都对,拉康每一句也对。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地方,今天也还有。
可只要有一样不成立——器具改过版,换个地方就不一样,或者有一条哪怕很窄的回照通道——那台机器就不是「本来就在」的,只是「这些年一直这样」。
「本来就在」和「这些年一直这样」,差着一个可以动手的余地。
三台机器的毛病,不在于它们描述得不准,在于它们把第二种说成了第一种。
这一章可以带走一个很好用的习惯:找出你自己那句「本来就是这样」。
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刀,用来看别人的事:这个行业的规矩是怎么来的,这家公司的做法是谁定的,这条家规是哪一辈立的。
也每个人脚下都有一块不查的地。它往往藏在一句很短、很硬的话里:「人到这个岁数就该这样。」「干我们这行的,都是这么熬过来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试一次:把你最近三个月说过的这一类话,挑一句写下来。然后拿你平时用来看别人的那把刀,对着它问三句——它哪一年到我身上的?它有没有一个口子可以商量?有没有一个人、一件事,说明它不成立?
多半你会发现,它也有生日。
带走的话他三个时期踩了三块地——历史的先天,无处不在的权力,文化给的模式;每一块都没查生日,三台其实是同一台。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三块地上各被排了一次——能想什么,被排在哪里,拿什么式样做自己。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三台小机器一台也没查生日;一把查遍所有东西出身的刀,没有对准自己。
第 19 章给拉康找过一道接缝:他拆别人的「自我」时极狠,立自己的「结构」时不许问。
这一章给福柯找同一道缝。
做法照第 19 章那三步:先找他最锋利的那一刀,再找他不再往下问的那一句,然后拿刀去问那一句。
他有一句话,是他全部活儿的刀口。大意是:真理是这个世界的东西,它是靠许多约束做出来的;每一个社会都有它的真理制度——哪些话被当成真的,用什么办法分真假,谁有资格说什么是真的(1977 年的一篇访谈,大意)。
这句话有多狠?
它说:连「什么算真的」这件事,都有一套做法在后面撑着。学位,期刊,评审,实验室,法庭上的证据规则,医院里的诊断标准——一整套东西,决定了哪一句话可以被当成真话。
这一刀,正是本书说的发生学:不问「它本来是什么」,问「它是怎样被做出来的、由谁、在哪一年」。
他用这把刀,查过疯,查过病,查过罪,查过性,查过「人」。查得又细又准,一样都没放过。
再看他不再往下问的那一句。
他说,权力无处不在——不是因为它把一切都罩住了,而是因为它从一切地方来(《性经验史》第一卷,大意)。
上一章已经算过这笔账:每一种具体的权力,他都查了生日;这一句,他没有。
本系列的否定序列那一卷,把这句话里的那个法文词——意思就是「处处」——标成他的接缝词。本书接着用这个标法:一句话里最容易藏柱子的地方,往往就是那个「处处」「总是」「本来」「先于」。
现在做第三步。
他对「真理」问的是:哪些话算真的?谁定的?用什么办法定的?这一套是哪一年立起来的?
把同样几句,对着「权力无处不在」问一遍:
这一句是哪一年、在什么处境里被说出来的?——1976 年前后,在一场要把权力从国王和法律手里拿出来的争论里。
哪些做法让这句话被当成真的?——他自己那几本书,那些被他挑出来的档案,那一代人的读法,后来几十年里无数引用它的论文。
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说这句话不够用?——按他自己的说法,真理制度总有外面,因为它会变;可按这句话本身的说法,没有外面,因为处处都是它。
这就是那道缝:用来量一切的尺子,量到它自己身上,答不上来。
拉康那道缝,是从一开始就有的:他借来语言学,把土交给了结构,此后一直没回头(第 19 章)。
福柯这道缝,可惜在他离补上只差一步。
他给每一个具体的东西都查了出身。他自己还说过「真理是这个世界的东西」——这句话的力气,本来完全够用来问他自己那一句。他甚至说过写书是为了变成另一个人(第 24 章),说过要问一件事「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一个问题的」。
材料、刀法、习惯,他全都有。他只是没有把刀口转过来。
一个人离一步之遥停住,比离十步停住,更让人惋惜——也更有教益:这说明那一步不是靠本事,是靠肯不肯。
还有一层原因,前面说过一半,这里说全。
要问「权力这一句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接下来就得回答:改成什么样算好?
这就要说「应当」。而他明明白白地拒绝说「应当」——他怕自己开的方子变成新的牢笼。本系列那一卷的判决五,就是这一条:只开诊断书。
代价很实在:分不出哪一种权力该反对,哪一种必不可少。一间教室的课程表,和一座随时可能被看见的塔,在他的图上,是同一种东西的两个样子。可对一个当老师的人来说,这两样要分开——课程表多半要留,塔要开口子。
判错的那把刀他给了,判对的条款他没给。
按这套书的规矩,拆一个人,也要说清楚从他那里拿走了什么砖。
从他那里拿走的,至少三块。
一块是问法:不问「它是什么」,问它是什么时候、由谁、为了什么被做出来的。
一块是「问题化」:不急着解决一件事,先问它是什么时候开始被当成一个问题的。孩子的注意力,人的孤独,老年,肥胖——每一样都有一个开始被当成问题的年份。先查这一步,能省掉很多白费的力气。
一块是他的写法:讲一套做法,要能列成清单(第 30 章那份自我技术的清单)。这一条反过来管着本书自己——凡是说「要回写」的地方,都得能列出清单:口子在哪儿,条文怎么写,记录留在哪里。第 60、61 章那几样,就是被这一条逼出来的。
要补的只有一样:把他的刀口,转向他那一句。
按第 19 章末尾立的规矩,量完别人,要量自己。
本书那一刀是:一台看起来本来就在的机器,其实是一场发生被冻住了。本书那句地基是:一切都是显出来的,而且会被显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写。
拿刀问这一句:它哪一年来的?有出处,有年份,写在第 63 章。谁能改它?读者拿出一样确实没有生日、确实不被任何人改、确实没有外面的东西,这根柱子就要换。有没有外面?第 6 章那两个写死的预言,就是本书替自己留的外面。
这三句答得上答不上,读完这本书就知道。答不上的,读者尽管照第 19 章那三步,来找本书的接缝。
把第 19 章和这一章放在一起,可以看出一个更大的东西。
拉康那道缝:他拆别人的「自我」,说它是认来的、是被话接住的;他立自己的「结构」,说它先于每个人、没有作者。
福柯这道缝:他查所有东西的出身,连「什么算真的」都查;他立自己的「权力无处不在」,不查。
两道缝的形状一样:拆的时候用发生学,立的时候用发现学。
而且两个人立的那一句,都在同一个位置上——在他们全部说法的地基处。地基是不能被搬动的:一搬,整座房子要重盖。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道缝对他们本人几乎是看不见的。一个人不会天天去看自己站着的那块地。要看见它,得有人从旁边指一句,或者得等到房子盖完了、有人搬进来住、住出了毛病。
这本书做的,就是搬进来住了一阵,然后把毛病写下来。
第 46 章会写第三道缝。三道缝并排,第 59 到 61 章一起拆。
他那个「处处」,今天有一批新的说法接了班,值得留神。
「算法决定一切。」「数据就是新的石油。」「注意力经济,人人都在里面。」「这是时代的洪流。」
这些话,说的都是真事,也都好用;可它们和「权力无处不在」是同一种句型:处处都是,无边无外,没有作者。
用这类句子的人,很容易走到同一个结局:看得很透,手不知道往哪里放。
对着这类句子,本书的办法还是那三句问。一条推荐的排序,是哪一年上线的?它改过版没有?谁签的?我能不能看见理由、能不能关掉、能不能提意见?投诉到了哪里,多久回,改了没有?
这三句问下来,「算法决定一切」就会变回一件件具体的事:某一年某个版本,某个团队,某一条规则,某一个受理的入口。
一句没有边的话,问出边来,事情就重新有了下手的地方。
这一章拆得比较狠,要把分寸说清,免得读成「福柯的话不必当真」。
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说他的判断是错的。他说权力不在谁手里、它在关系里、它会造——这三句,本书全盘接受,而且靠它们吃饭:第 27、28、29 章都是用他这副眼镜看今天的事。
本书说的是另一件事:这三句话被他说成了「一直如此、处处如此」,于是它从一个极好的观察,变成了一块不许问的地基。
一句话当观察用,和当地基用,差别在哪里?
当观察用的时候,它回答的是「我看到了什么」,所以它可以被下一次观察修正——哪里不是这样,哪一年起变了,哪一处有例外。
当地基用的时候,它回答的是「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于是它不再需要被观察支持,反而所有观察都要照它来解释:看见有人真的改了一条规矩,也会被解释成「那不过是权力的另一次运作」。
同一句话,当观察是一把好刀,当地基是一口井盖。
本书要做的,只是把那块井盖掀开看一眼——看看它下面,有没有一条能通到外面的路。
这套书给每个人都写一章接缝,值得说一句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最要紧的东西,往往不在他讲得最多的地方,在他不再讲的地方。
讲得多的地方,是他的本事;不讲的地方,是他的底。底不说出来,读的人会不知不觉把它当成常识接过去——这是一套说法真正传下去的方式。
举个眼前的例子。读福柯长大的一代人,很多人不记得他哪一年写了哪本书,可人人都学会了一句口气:凡事背后都有权力。这句口气里,就带着那块没查出身的地基。
所以拆一个人,拆他的结论用处不大——结论人人可以不同意。拆他的接缝才有用:把他不再往下问的那一句挑出来,读的人才不会把它当空气吸进去。
这也是这本书敢写两个预言、敢在第 19 章末尾量自己那根柱子的原因:一本教人找接缝的书,自己得先把接缝亮出来。
带走一个很短的习惯:留意那些「总是」「处处」「本来」。
「男人总是这样。」「这个行业本来就这样。」「人心处处都一样。」
这几个词,是句子里的承重柱。它们一出现,讨论就停了——因为「总是」不能被举一个例子推翻,「处处」也没有外面。
试着把它们换成有边界的说法:「我碰到的这几个人这样。」「这个行业这几年这样。」「在这种情形下,多数人会这样。」
换完了你会发现,话立刻变得可以谈了:可以问哪几个人,可以问哪几年,可以问换一种情形会怎样。
一句话有了边界,就有了外面;有了外面,就有了改的余地。
带走的话他说真理是这个世界的东西,却没给自己那句「权力无处不在」查出身——同一支笔,一半查遍所有人的出身,一半留了一句不查。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支笔的两头——他查别人时,「我」是被做出来的;他立自己那一句时,做「我」的那台机器成了空气。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他把刀给了所有人,只没有转向自己那一句;这道缝,比拉康那道更近一步,也更可惜。
第 5 章立的三句问,第 20 章给拉康打过一次勾。这一章给福柯打。
打勾的规矩,第 6 章已经写死,这里照办:只认主要著作——他生前出版的几本书和法兰西公学院的讲稿;访谈、书信、演讲,只能把一格从「答不上」挪到「答了半句」,不能挪到「答得上」;查过没找到的,只写「本轮未见」,不写「他从来没写过」。
判:答了半句。
依据分两面。
一面,他把每一台具体的机器的生日都查出来了:疯这个格子是在哪一段年月、和穷人懒汉一起被划出来的;医生的目光是在哪一类医院里长出来的;一人一格的教室、作息表、考试,是从哪些军营规程和学校指南里攒起来的;管人口的那一种权力,是在什么年代随着统计和公共卫生一起出现的。这一份活儿,又细又硬,是他留给主体发生学最扎实的东西。
另一面,他没有给总的那一句查生日:权力无处不在(第 31、32 章)。六十年代那一块——一个年代能想什么的条件——他也只写成一层一层的地层,层里是硬的,层怎样被拱开,他不写。八十年代那一块——文化给的那些式样——同样没有出身。
小的都有,总的那一句没有。所以判「半句」。
第 5 章的预判是「答了半句:具体的权力都有生日,『一切关系里都有权力』没有」。核下来不变。
判:答了半句。
这一格分量最重,依据要写全。
往上顶的那些:他写了最狠的一笔——被造的人自己接过了笔(第 28 章那座塔);他写了被造出来的类别会被那些人拿去反抗;他晚年写了人可以对自己动手,把生活做成一件作品(第 30 章)。这三样,都是真的回写的影子。
往下压的那些:接过的那支笔,只准把同一张字帖描得更工整,不准改字帖——塔里的人自己坐直,让那片场更严,不是更松。自我技术只回到自己,不留记录,不接到制度上(第 30 章那三处停住)。至于考试、课程表、评分表被被考的人一点一点改掉这种事,本轮在他的主要著作主干里未见。
还有他自己做过的那一件:监狱信息小组,把问卷递到犯人手里(第 23 章)。这一件是他一生里最接近把笔递出去的一次,可它在他的理论里没有位置——按第 6 章的规矩,它只能算「边上」。
所以判「半句」:影子有,常规机制没有。
第 5 章的预判是「答了半句:反抗一直在,却不改那条总的判断」。核下来不变,只把理由写得更具体了。
判:答不上。
这是本编最要紧、也最该被推翻的一格,理由写足。
他有一句常被引的话: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很多人把它读成一句留了门的话。
可看这句话在他图上的位置(第 28 章末尾):抵抗是这片场里的另一股力。它和别的力互相推,推来推去,场还是这片场。他明确说过,抵抗不在权力之外。
那么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站上去说「这一整套不对」?按他的写法,没有——因为说话的位置本身,也是被这套安排排出来的(第 26 章)。
再看那一句「权力无处不在」:处处都是它,也就没有一个不是它的地方。一句没有外面的话,判它「答不上」,是照它自己的说法。
第 5 章的预判是「答不上:反抗不在权力外面」。核下来不变。
按本书的规矩,判完要写清楚怎样会错。
第一处:他晚年讲课里讲「治理」,讲到「不想被这样统治」这种态度——有人把这一处读成他给了一个站得住的外面。本书读到的是:那是一种态度,不是一个位置;是一个人不愿意,不是一套能受理、能回复、能改的安排。这一处若有人拿原文读出后者,第三问这一格就要改判「半句」,第 6 章那个预言一的后半句立刻判负。
第二处:他和乔姆斯基那场辩论里,乔姆斯基问的正是这件事——你凭什么说一种安排比另一种好?福柯的回答,本书读下来是躲开了。读者若读出他其实答了,也请拿原文来。
第三处:他最后几年的一些访谈里,语气比书里松。按第 6 章的规矩,访谈只能挪到「半句」——而且要先看那句话是不是被当作常规机制来说的。
第一问:半句。第二问:半句。第三问:答不上。
和拉康那三格比:拉康是答不上、半句、答不上。
福柯在第一问上,比拉康多了半句——这半句,是他查出来的那一堆生日,来之不易,要记在他名下。
在第二、三问上,两人站在同一处。
九格里,到这里核了六格,没有一格「答得上」;第三问核了两格,都答不上。第 6 章那两个预言,到这里都还站着。剩下的三格,在第四编。
有人会替他争一句:查出了那么多生日,为什么只给半句?
因为第 6 章写死的规矩是:要在主要著作里明明白白写出他那台机器的来历,而且是当作常规来写。
他查的是一台一台小机器的来历。可他理论的地基,是那句总的话——「权力无处不在」。一个人把屋里每一件家具的出厂日期都查清楚了,唯独没说这间屋子是哪年盖的;说他「查了出身」,只能算半句。
第二问同理。他写了被造的人接过笔,这一步别人没写过;可接过来只准描红,那就不是「被造的人能改造它」的常规机制,是「被造的人替它干活」的常规机制。
规矩是开卷前定的,这里照规矩判,不松也不紧。
三格判完,留一句给读者。
福柯给了普通人一把最锋利的刀:这条线是谁画的,什么时候画的,为了什么画的。
他没给的是另一样:画错了,到哪里去说;说了,谁来改;改了,记在哪里。
刀,他给了。地址,他没给。
第七编要补的,就是这个地址。
到这里,九格核了六格,可以先看一眼形状。
第一问:拉康答不上,福柯半句。差别在这里最大——一个把机器写成先于每个人,一个把每台小机器的出身都查了出来。
第二问:两人都是半句,而且半得不一样。拉康那半句是「改自己和它的关系」;福柯那半句是「接过笔,只准描红」。一个说人能改的是关系,一个说人能做的是执行。合起来看,缺的都是同一样:改机器本身。
第三问:两人都答不上,理由几乎是同一句——拉康说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福柯说抵抗不在权力外面。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没有一个可以站上去说「这一整套不对」的地方。
六格里,第三问那一栏最齐整,也最要紧。第 6 章那个预言一,前半句(九格无一格答得上)到这里还站着,后半句(第三问三格全答不上)也还站着;剩下的一格在第四编。
打勾容易打成一场审判,所以要重申第 5 章末尾那条判读的纪律。
「没找到」只能写「本轮没有找到」,不能写「他从来没写过」。福柯留下的文字极多——几本书,十三年讲稿,成百上千次访谈和短文,中译本和法文本还常有出入。本编查的是他生前出版的书和讲稿的通行本,能查到哪里,就写到哪里。
这条纪律不是客气话。它决定了这一章的分量:三格判的是「本书在他的主要著作里查到的样子」,不是「他这个人怎么样」。
读者手上若有本编没查到的原文,第 6 章末尾那条承诺仍然算数:寄来,再版时一条一条登进登记簿。
这里替读者问一句最容易冒出来的反问:你们要求他写「被造的人怎样改造那套安排」,是不是在要求他写一样他那个题目里本来就没有的东西?
这个反问很有分量,要正面回答。
不是。理由有二。
其一,他自己的题目就是这一样。第 24 章引过他晚年的说法:他一辈子的总题目不是权力,是主体——人是经过哪些方式被变成主体的。一个人被变成主体的方式里,本来就该有一样:他反过来动手。他自己在最后四年写了一点(第 30 章),只是没接到制度上。
其二,他自己的材料里就有。监狱信息小组那三年(第 23 章),是他亲手办的;被造出来的类别被人拿去反抗,是他自己写下的;一句「不想被这样统治」,也是他自己说的。材料在手上,位置没给。
所以本书要求的不是他去写一样陌生的东西,是把他已经碰到的东西,放进他的图里。
这也是本书对三个人共同的要求:不是要他们说别的,是要他们把自己已经看见的那一半,也写进地基里。
打到这里,有一件技术上的事要摆出来,交给读者和作者一起裁。
第 5 章的三个档是:答得上,答了半句,答不上。两编打下来,「半句」这个档里,装的东西差别很大。
拉康第二问那半句,是「人能改自己和它的关系」。
福柯第一问那半句,是「每台小机器都查了生日,总的那一句没查」。
福柯第二问那半句,是「接过笔,只准描红」。
三种「半句」,重量并不一样。第二种离「答得上」很近——差的只是最后那一句;第三种离「答不上」更近——接过笔却只能照着描,几乎等于没有改的余地。
一个档装了三种东西,比起来就不好比。第 54 章合账的时候,本书打算把「半句」分成两小档:一档叫「差一句」,一档叫「只到执行」。
要说清楚的是:这是量法上的细分,不是改判。第 6 章写死的预言,认的是「答得上」这一档有没有出现;细分「半句」,不改变预言一的输赢。本书最后照原档结算,这一层细分只作参考。
把这三句问,用在你身边最近让你憋屈的一件事上。
那件事背后的规矩,是哪一年定的?——多半查得到,问一句老同事就知道。
被它管着的人,能不能提意见?提了有没有人回?——这是第二问,最要紧。
有没有一个比它更大的地方,可以去说一说?——这是第三问。
三句答得上一句,事情就还有余地;三句都答不上,那你面对的,就是本书说的那台机器。
这时候最要紧的一件事,是不要把它当成天气。天气改不了,规矩是人定的。
带走的话他给了普通人一把最锋利的刀,却没给一个说「它错了」的地址;三格打下来:半句,半句,答不上。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张打勾表上——一个人的功劳和停住的地方,被排成了三格。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小机器都有生日,总的那一句没有;接过的笔只准描红;外面,按他自己的说法,没有。
第三编十四章,讲一个人。这一章结账,账还是四笔:两列表,三句问,回写线索登记,和前卷对账。
| 福柯打开了什么 | 他又关上了什么 |
|---|---|
| 看的人也有出生日期:一个年代能想什么,是有条件的,条件有年月(第 22、26 章) | 条件被写成一层一层的地层,层里是硬的;层怎样被人拱开,不写 |
| 说一句话的「我」,是一套安排留出的空位(第 26 章) | 站上位置的人怎样改了这个位置,不写 |
| 一片场用格子、钟点、名次把人做出来;考试把人做成一份材料(第 27 章) | 材料从不回头改那张表 |
| 被造的人自己接过了笔——塔里不必有人(第 28 章) | 这支笔只准描红,不准改字帖 |
| 权力不在谁手里,它在关系里,而且它会造(第 28、31 章) | 每一种权力都有生日,「权力」这一句没有 |
| 人可以对自己动手,把生活做成一件作品(第 30 章) | 只回到自己,不留记录,不接到制度;用的式样是文化给的,文化没有生日 |
左列六条,是他留给主体发生学的。右列六条,是他留在发现学里的。
第 33 章已经逐格判过,这里只抄结果:
第一问,半句:小机器都有生日,总的那一句没有。
第二问,半句:接过笔,只准描红;他自己在街头递过一次,没进理论。
第三问,答不上:抵抗不在权力外面。
与第 5 章的预判三格全同,未改判。
| 编号 | 回写线索 | 出处 | 主场还是边上 |
|---|---|---|---|
| 福柯-1 | 监狱信息小组:把问卷递给犯人和家属,让他们自己说、被记下 | 1971—1972 年的事(第 23 章) | 边上(做过,未进理论) |
| 福柯-2 | 顶回家谱上那一行字,从被测的一边走到填表的一边 | 一生(第 21、24 章) | 边上 |
| 福柯-3 | 「写书是为了变成另一个人」 | 他自己的说法(第 24 章) | 边上(说自己,未推到他笔下的人身上) |
| 福柯-4 | 被造出来的类别,被那些人拿去反抗 | 《性经验史》第一卷(第 33 章) | 主场(写在主干里,只到「用同一个词反着说」) |
| 福柯-5 | 被造的人自己接过笔 | 《规训与惩罚》(第 28 章) | 主场(只准描红) |
| 福柯-6 | 自我技术:写笔记、写信、睡前复盘、说真话 | 最后两卷与讲稿(第 30 章) | 主场(只回到自己,不接制度) |
| 福柯-7 | 每个人都被要求做自己的企业家 | 七十年代末讲稿(第 29 章) | 主场(管自己的活被交出来,仍是描红) |
本编七条:边上三条,主场四条。
这是一个和拉康那一编不同的读数:拉康是边上四、主场三;福柯是边上三、主场四。
要老实说清楚:福柯主场那四条,没有一条到「改机器本身」——两条只到描红,一条只到自己,一条只到用同一个词反着说。第 54 章合账时,第 20 章提过的那条办法(把「只到改关系/只到描红」的线索另立一栏)在这里更显得要紧了;本书最后仍照开卷写死的划法结算,这一层只作对照。
预言二到这里的读数:两编合计,边上七条,主场七条,正好打平。第四编将决定它的结算。
第 185 号那一卷五条判决,本编逐条接住,均未改判:
判决一(看的人也有出生日期)——第 22、26 章。
判决二(没有生日的权力)——第 31、32 章,并把它与另两台小机器合成一台。
判决三(只准描红的笔)——第 28、33 章。
判决四(最后四年的树枝,只画在沙滩一角)——第 30 章。
判决五(只开诊断书)——第 23、32 章。
那一卷的判词——他看见了「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却只许潮水来画、来抹,不许这张脸回头改一改沙滩——本编照原样留下。
本编多做的,是编序里写明的那两件:把这张脸放进三张脸里比(第 26、27、30 章各写明落在哪块地上),把这台机器放进三台机器里问(第 31 章)。
导读里那句写手所拟的判词,读完这一编可以照原样留下:
他看见了「我」是在一片权力的场里被照出来的一个位置,却把那只打光的手,做成了一盏本来就在、永远开着的探照灯。
补一句本编读出来的:他也不是只写了场。他在三块地上都写过——话里的空位(分布),一格一格的场(场),对自己动手(美);三块地上各立了一台不查生日的机器。
第一处:第 33 章第三问那一格。他晚年讲「不想被这样统治」的那些话,本书读成一种态度,不是一个位置。这是本编最可能被推翻的判断,一旦翻了,第 6 章那个预言一的后半句立刻判负。
第二处:第 31 章把三台小机器合成一台,这是本书的读法,不是他自己的说法。合得对不对,请读者用他的原文核。
第三处:本编大量依据本系列第 185 号那一卷的判决。那一卷读的是他的全部;本编只在这十四章里重新走了一遍。若那一卷有判错的地方,本编会跟着错。
三样东西交给第四编。
一样:三张脸里的第二张画完了。分布(第 26 章)、场(第 27—29 章)、美(第 30 章),福柯一个人走过三块地,画得最细的是场。下一编的鲍德里亚,会把分布那一张画到极致。
一样:三台机器里的第二台立完了。结构(拉康),权力(福柯),下一台叫代码。第 50 章要问它们为什么都没有生日。
一样:一道更狠的账。拉康是「一生改机器,书里不许改」;福柯是「查遍所有生日,唯独不查自己那一句」。鲍德里亚的那一道,会是第三种形状——第 46 章会写:他拆「真实」的那一刀,和他立「代码」的那一句。
结完账,公道话要说足,这是本书每一编的规矩。
福柯做的事,很少有人做得到:他一个人,把疯、病、罪、性、人这几样最像「本来就是这样」的东西,一样一样查出了年月。他不是在讲道理,他是去翻旧纸,一条章程一条章程地读。今天一个普通人能顺口说出「这条线是人画的」,这句话里有他一份。
他也不是一个躲在书房里的人。他上街,发问卷,签名,替没有说话地方的人临时搭了一个说话的地方。他一生在改自己是谁,改到最后一年还在改。
本书说他把权力做成了发现学,说的是他那套说法的地基,不是他的诚意,也不是他的功夫。他停住的那一步,不是本事不够,是他不肯说「应当」——而不肯说「应当」的理由,本身是一个正派的理由:他怕自己的方子变成别人的牢笼。
一个人因为怕害人而停住,和一个人因为看不见而停住,是两回事。福柯是前一种。
左列那六条,是他挣来的。右列那六条,是这本书要接着做的事。
最后说一句两卷的关系,免得以后混。
第 185 号那一卷,是福柯的单卷:二十多万字,从他的童年写到身后,五条判决,材料最全。凡涉及他生平细节、某一本书的细读、某一场辩论的来龙去脉,以那一卷为准。
本编十四章,是三人合卷里的一编:它只做两件那一卷不做的事——把福柯这一张脸放进三张脸里比,把他这一台机器放进三台机器里问。凡涉及三人并排、三块地对应、三台机器为什么都没有生日,以本编和第五、七编为准。
两卷若有出入,判决照那一卷,比法照本书。有直接冲突的地方,本编已随文标明;本轮未发现改判之处。
结完账,说一句这一编在全书里的位置,好让读者知道接下来要看什么。
第二编(拉康)给出了第一张脸和第一台机器:心里那块地上的「美」,和一套没有作者的结构。
本编(福柯)给出了第二张脸和第二台机器: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上的「场」,和一句没有生日的「权力无处不在」。他还顺带在另两块地上各走了一趟,所以三块地在本编里都出现过——这是三个人里唯一一位。
第四编(鲍德里亚)会给出第三张脸和第三台机器: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的「分布」,和一条不可逆、没人签收的代码。
三编写完,第五编做三件事:三张脸拼成一张图(第 49 章),三台机器并排问生日(第 50 章),三处回写的缺席并排看(第 51 章)。第 52 章给出本书的解释:一场过程怎样被冻成一台机器。第 53 章回到三块土——诊室、档案馆、电视——问他们为什么非这样写不可。第 54 章合三本登记簿,给预言二算总账。
读到这里的读者,手上已经有两本账了。第四编读完,就可以自己先算一遍,再去看本书算得对不对。
下一编要写的这个人,和前两位不一样,读法要先打个招呼。
拉康难在句子,福柯难在材料,鲍德里亚难在另一样:他写东西像在下判词,一句接一句,不太讲道理的过程。读他的人常常有两种反应——要么觉得句句说到心里,要么觉得他在故弄玄虚。
本书的读法照旧:先把他看见的写足,再说他收回在哪里。
还要提前说明一件事。三个人里,他是最晚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活到二十一世纪的人(2007 年去世)。他见过前两位没见过的东西:电视,广告,购物中心,海湾战争的直播,互联网的开头。所以他的话,读起来常常最像在说今天。
也正因为最像在说今天,他那台机器的危险最大:一个人读完他,很容易得出「什么都没用了」的结论。第 5 章的预判表里,他那三格是最不乐观的一组(半句、答不上、答不上)。
本书在第四编要做的事,和前两编一样:把他看见的记在他名下,把他停住的地方写清楚,再把那条通道接上去。
这一编读完,可以留下三句话过日子。
第一句:你每天坐着的那张桌子、那张表、那套流程,都是人做出来的,都有一个年份。查得到。
第二句:没人盯着你的时候,你也坐得笔直——分清那是你自己认的,还是一座塔。
第三句:你这些年改过自己的那些做法,值得写下来,告诉一个用得上的人。福柯写了一辈子「人怎样被做出来」,最后几年才开始写「人可以对自己动手」;他没来得及做的那一步,是把这件事,从一个人的笔记本里,交到一份能被别人接着用的东西里。
带走的话他把每一台小机器的生日都查了出来,唯独不查自己那一句;他给了一把最锋利的刀,没给一个说「它错了」的地址。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编的总账上——三块地上各被排了一次,三台机器各立了一次。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三格打勾是半句、半句、答不上;回写线索边上三条、主场四条,没有一条到「改机器本身」。
编序
本编十四章,写第三个人:让·鲍德里亚。
前四章写他的一生。第 35 章写他长大的那片土:兰斯,祖父母种地,父母是小职员,他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他做过十年中学德语老师,翻译过德国文学。第 36 章写他进南泰尔教社会学的那二十年:从马克思出发,又离开马克思;1968 年,他正好在事情起头的那所学校。第 37 章写他的后二十年:相机,美国,海湾战争那组文章,一部误读了他的电影,和 2007 年的去世。第 38 章把他的一生排成表——第三张表,右栏又是满的。
第 39 章写他接手的题:东西太多了以后,人还在买什么。
第 40 章到第 44 章写他开启了什么:一套家具要「配」,需要是被生产出来的,「我」是符号分布里的一格;他用对方的账本查对方的账;他讲一来一往的交换,讲客体反过来作用于主体,讲沉默的大多数。第 45、46、47 章写他把什么做成了发现学:四级梯子,一句「拟像是真的」,和一台不可逆、没人签收的代码机器。第 48 章结账。
这一编的侧重,是脑子里想的那块地、那张「分布」的脸:鲍德里亚最用力的地方,是一个人是谁,看他在符号的差异分布里占哪一格。照口述二的规矩,这只是侧重:他也写过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物、城市、美国、摄影),也写过心里那块地(诱惑、沉默的大多数),本编都照实写出来。
本系列已经写过他一章:第 126 号第 8 章。那一章说他看得最远,也交得最白:四级梯子是硬的,「底下全空了会不会报警」这个判据是硬的;可「谁签收」一句也没有,海湾战争那组文章是他一生最大的一次失手。本编不改判这几条,只做两件那一章没做的事:把他这张脸放进三张脸里比,把他这台机器放进三台机器里问。
还要先打一个招呼。三个人里,他是最晚的一个,也是唯一活到二十一世纪的人。他见过前两位没见过的东西:电视,广告,购物中心,实时直播,互联网的开头。所以他的话读起来最像在说今天——也正因如此,他那台机器最危险:读完他,人很容易得出「什么都没用了」的结论。第 5 章那张预判表里,他那三格是最不乐观的一组。
有些人家里,会有这样一个人:全家几代人都在一个地方过一种日子,忽然有一个孩子走了另一条路。他去了城里,读了书,说话的方式变了,回家过年,坐在桌边有点像客人。
鲍德里亚就是这样一个人。
1929 年,他生在法国东北部的兰斯。祖父母是农民,父母进了城,做小职员。他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
在法国,最好的路是考进那几所有名的大学预科和高师——第 9、21 章里,拉康和福柯讲课的地方。鲍德里亚没有走成这条路。
他读了大学,学了德语,然后去中学教书。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他在几所中学教了大约十年德语。
这十年,很多讲他的人一带而过。本书要停一下,因为它解释了他后来的两件事。
一件:他不是在学院的正统里长大的。他没有一个名门的老师,也没有一整套要守的规矩。他后来写东西那种不讲论证过程、一句接一句下判断的写法,和这个出身有关。
一件:他教的是外语,做的是翻译。一个天天在两种语言之间来回搬东西的人,对「同一个意思换一套符号说出来会变成什么」,格外敏感。
那些年,他译过德国的戏剧和理论,也译过一些政治哲学的著作。
翻译是一门很特别的手艺。它逼着一个人天天面对同一件事:一句话里,哪些是它说的内容,哪些是它的说法本身带来的东西。
一个词在德语里带着一整串联想,换到法语里,那串联想没了,得另想办法把它做出来。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谓意思,很大一部分不在词本身,在这个词和别的词的位置关系里。
这正是第 1 章讲索绪尔时说的那件事:一个词的意思,在它和别的词的差别里。
拉康是从语言学的书里拿到这一条的(第 11 章)。鲍德里亚是从十年翻译的手上活里,摸到同一条的。摸到的方式不同,后来用的地方也不同:拉康用它讲人心里那个说话的地方,鲍德里亚用它讲商店里的货架。
他教书的这十年,正是法国变化最快的一段。
战后有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一个社会的基本问题,从「东西不够」变成了「东西太多,怎么让人买」。
这个转变比听起来要紧得多。东西不够的时候,一件商品值钱在它有用。东西太多的时候,有用已经不能区分商品了——十种洗衣粉都能洗干净衣服。于是商品必须靠别的东西来分高下。
靠什么?靠它说出了什么:用这一种的人是讲究的,用那一种的人是过日子的;开这种车的人是成功的,开那种车的人是稳当的。
过剩第一次走进法国人家。冰箱、洗衣机、电视机、汽车,一件一件进了普通人的屋子。广告开始教人怎么看这些东西,也教人怎么看自己。
三样东西凑在一起,长出了他后来的眼光。
一样是他的出身。一个农民的孙子,看着城里人添置家具、换车、比来比去,他看得见这件事的怪异——因为他小时候那个世界里,一把椅子就是一把椅子。
一样是他的行当。翻译教会他盯着「说法」:同一件事,换一套符号说出来,就成了另一件事。
一样是那十年的时代。他亲眼看着一个社会从缺东西变成东西太多。
一个从外面进城的人,一个专门盯着说法的人,正好赶上一个由说法来分高下的年代。
这里值得比一次。
拉康是巴黎殷实的天主教商人之家,从小在讲究和名分里长大(第 7 章)。福柯是普瓦捷两代外科医生之家,从小知道穿白大褂的人说话的分量(第 21 章)。
鲍德里亚是农家的孙子,小职员的儿子,中学老师,家里第一个大学生。
三个人里,他是唯一一个从下面上来、从外面进城的人。
这件事在他的书里到处留着印子。他写消费社会的时候,那种冷冷的、带一点嫌弃的调子,是一个「不属于这里」的人的调子。他一辈子不太肯进入任何一个圈子——不进精神分析的圈子,不进马克思主义的圈子,后来连社会学的圈子也不太进。
第 53 章要写三块土:诊室,档案馆,电视。鲍德里亚这一块土,还要加上一层:一个从外面看着这一切的人。
他的文风很特别:短句,断言,不给论证的过程。喜欢他的人说这是锋利,不喜欢的人说这是故弄玄虚。
本书的看法是:这两样都是真的,而且和他的出身有关。
一个不在学院正统里长大的人,没有那套「先综述、再论证、再小结」的规矩。一个译过十年文学的人,对句子的分量比对论证的分量更敏感。一个从外面看的人,说话时不必替里面的人留面子。
这个写法有它的代价,第 46、47 章会算:一个用断言说话的人,最后会被自己的断言绑住——他要说一句更狠的,才盖得过上一句。
这一章要记两件事。
第一:他自己的「我」,也是一格一格显出来的。农民的孙子,小职员的儿子,中学德语老师,大学里的社会学者——每换一格,他说话的位置就变一次。他后来写「一个人是谁,看他在符号的分布里占哪一格」,写的是他从小看见、也亲身走过的事。
第二:他那个时代的土,正是「分布」这张脸长得最快的时候。东西多到有用不再算数的时候,区分人的活儿,就交给了符号。他赶上了这件事的开头。
他这个出身,还给了他一个别人没有的角度,值得单说。
一个从小就在讲究里长大的人,看不见讲究。一把银勺子、一块桌布、一句该说的客气话,在他那里是天经地义的。
一个从外面进来的人不一样。他第一次被人指出「这个不合适」的时候,会记一辈子——因为那一刻,他忽然看见了一整套他不知道的规矩,而这套规矩正在给他定位置。
这个经验,几乎就是本书说的那件事:一个人是被一片场排出位置的。而且这个排位是无声的——没有人念出条文,可人人都知道谁在哪一格。
一个在里面长大的人,会把这套规矩当成品味;一个从外面进来的人,会看见它是一套记号。
鲍德里亚一辈子写的,就是这套记号。他写得那么冷、那么带刺,一部分原因在这里:他见过它作用在自己身上的样子。
再比一次三个人的行当。
拉康一辈子在诊室里,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来找他的人。福柯一辈子在档案馆和讲台上,面对的是旧纸和听众。鲍德里亚这十年,面对的是一间教室里几十个不太想学德语的中学生。
一个中学老师每天要做的事很实在:把一样东西讲到别人听得懂。这件事做十年,人会养成一个习惯——找日常的例子,用短句子,不绕。
他后来写的书里,例子都是最日常的:一套家具,一份广告,一个购物中心,一张照片。这一点,比另外两位都强:拉康的例子在诊室里,普通人核不了;福柯的例子在档案里,普通人查不到;鲍德里亚的例子就在你家客厅里。
这也是本编写起来比前两编好写的地方,也是他今天仍被到处引用的原因。
他写的那片土,中国人也走过一遍,只是晚了大约三十年。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东西还不够:一台自行车、一块手表、一台缝纫机,是要攒很久、也要托人才买得到的。那时候一件东西值钱,就在它有用、它稀罕。
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前后,变了。商场里的东西多起来,牌子多起来,广告多起来。到了今天,一个普通人家里的东西,多到要定期清一次。
于是同一道题,也摆到了我们面前:东西太多以后,人还在买什么?
答案和他说的差不多:买的是那句话——这一件说我讲究,那一件说我实在,另一件说我是个当妈的。
这也说明一件事:他写的不是法国人的怪毛病,是一个社会走到某一步就会遇到的事。一个社会从缺东西变成东西太多,区分人的活儿,就会从「有没有」换成「是哪一种」。
第 67、69 章讲教育和事业的时候,这一层还要回来:一个家给孩子花的钱,很多时候花的也不是有用,是那一格。
本编开头说过要先打招呼,这里把读他的难处,照读拉康那三条的样子写出来。
第一,他写东西不给论证的过程。一句判断接一句判断,中间那一段「为什么」常常没有。读他的人得自己补:这句话要是真的,得有哪些事成立?本编凡引他的说法,都尽量把日常的例子补在旁边,让读者自己核。
第二,他的关键词很多是自造的,而且中译不统一。同一个词,不同译本给出的中文可能差得很远。本编一律用大白话转述,不追术语,凡涉及原词的地方标明这是某个词的常见译法。
第三,他越往后写越绝,后期的说法常常把早期的收窄掉。所以读他要标年份:1968 年那本书里的话,和 1981 年、1995 年那两本书里的话,分量不一样。本编每引一处,都标年份。
三个难处合起来是一件事:他留下的,是一串判断,不是一套可核的论证。这一点本身就要记一笔——本书第 47 章打勾时,这一条也是那台机器的一部分。
这一章可以带走一个问题:你家里最早那一件「不必买、但买了」的东西,是哪一件?
一台不太用的咖啡机,一套不常穿的衣服,一辆更大的车,一张更贵的沙发。
买它的时候,你心里那句话是什么?多半不是「这个好用」,是「有了它,日子像样一点」。
这句话不丢人,人人都有。鲍德里亚要问的,不是你该不该买,是:像样不像样,这条尺子是谁给的?
想一想它是谁给的,下一次你还可以照样买,只是买的时候心里多一分清楚。
带走的话一个农民的孙子,一个教了十年德语的翻译,正好赶上一个由说法来分高下的年代——他从外面看见了这件事。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格一格的身份里——农家的孙子,小职员的儿子,中学老师,大学里的人。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他这一段还没有机器;只有一片正在变的土——东西太多以后,区分人的活儿交给了符号。
六十年代中,巴黎西边的南泰尔,盖起了一所新大学。
那一带不好看:工地,简易房,来打工的人住的棚屋区,旁边就是崭新的教学楼。学生从市中心坐车过去,一下车就看见两个世界。
1966 年,鲍德里亚到这里教社会学。这一教,教了二十年。
带他的人,是列斐伏尔——一位研究日常生活和城市的马克思主义者。
列斐伏尔的题目很特别:他不研究工厂和罢工,他研究日常生活——一个人怎样过一天,住什么样的房子,坐什么车上班,星期天做什么。他说,今天要看清一个社会,得看它的日常生活是怎样被安排的。
这个题目,正对鲍德里亚的胃口。他要写的,也是一屋子家具、一个商店的货架、一份广告。
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这个:一套物怎样组成一个体系。1968 年出版,就是第 40 章要讲的那本书。
1968 年春天,法国那场风波,最早就是从南泰尔的学生闹起来的。
鲍德里亚那时候正在那里教书。他见过现场:占楼,辩论,标语,警察。
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和对福柯的影响不一样。福柯当时在突尼斯,他说在那里看见的学生冒的是真风险,回来以后换了题目(第 22 章)。鲍德里亚在现场,看见的却让他慢慢生出一种怀疑:喊出来的那些口号,很快就被做成了海报、T 恤、唱片和新闻画面。
一场反对的运动,被吸收成了一批新的符号。
这个怀疑,后来长成了他一生最狠、也最让人不舒服的一条判断:反对本身,也可以被这套系统吃下去,变成它的一部分。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他从马克思那里出发,又离开了马克思。
理由很特别,值得说清楚。
他说:马克思那一套语言——生产,劳动,使用价值,需要——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语言。你用它来批判资本主义,等于用对方的账本查对方的账。账目算得再细,你还是认下了对方那本账的记法。
比如「使用价值」这个词。它假定一样东西先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用处,然后才被拿去卖。可鲍德里亚说:今天很多东西的用处,本身就是被造出来的——先有广告告诉你需要什么,然后才有这个需要。你拿「使用价值」去衡量,等于替对方把最要紧的一步藏住了。
这一刀,本系列第 126 号讲他的那一章记过;它也是他一生最锋利的动作之一。第 42 章会细讲。
要停下来说一句:他这一刀,做法和这本书是一路的。
第 25 章说过福柯那个动作:两派吵架,他去查两派共用的那个前提。鲍德里亚这一刀更狠一层:他查的是批判者自己用的那套词。
一个人用一套词去批判一件事,得先问一句:这套词是谁给的?
这正是本书在第 19、32 章做的事——找一个人不再往下问的那一句。鲍德里亚在这件事上,做得比谁都清醒。
也正因如此,第 46 章那道接缝才格外刺眼:一个把别人的账本查得这么清楚的人,自己那本账,他没有查。
在南泰尔的这二十年,是他写得最密的一段。
1968 年那本讲物的书。1970 年那本讲消费社会的书。1972 年那本讲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的书。1973 年那本用对方的账本查对方账的书。1976 年那本讲一来一往的交换与死亡的书。1978、1979 年两本小书,一本讲沉默的大多数,一本讲诱惑。1981 年,那本让他后来出名的讲拟像的书。
看这串书名,能看出一条路:从一屋子家具,到整个消费社会,到符号本身,到他和马克思的了断,再到他自己那一套。
第 38 章会把这条路排进表里。
要记一笔:这二十年,他在法国学院里不算显赫。
他不是哪一派的领袖,没有带出一支队伍,也不在那几个最热闹的圈子里。他的书在法国卖得不算好,反倒是在美国、在英语世界,他后来成了明星。
一个从外面进城的人,在里面也一直站在边上。
这件事和他的说法有关:一个说「反对也会被吸收进去」的人,很难去组织什么;一个说「没有外面」的人,也不会去建一个新的地方。
第 47 章会正面算这笔账:他的判断,和他一生的位置,是同一个形状。
这一章要记两件事。
第一:他看见了一件前两位没正面写的事——反对也会被吸收。这是一件很硬的观察。今天到处看得见:一句本来带刺的话,变成了一个印在杯子上的标语;一种本来不合群的穿法,变成了下一季的新款。
第二:也正是从这件观察里,他开始往一个地方走——如果反对也会被吸收,那还有什么是外面的?
第三问的那一格,在这里已经埋下了。第 47 章打勾。
那所新大学的位置,很值得多说一句。
它盖在巴黎西边,周围是工地和棚屋区。学生从市中心坐车过去,一下车,先看见一片最粗糙的现实,再走进一栋崭新的教学楼,在里面读关于社会的书。
一个教社会学的人,天天在这两样东西之间走。
这件事和他的题目正好对上:他要写的,正是「说法」和「东西」之间的那个缝——广告里的家,和人真住的房子;书里说的社会,和窗外那片棚屋。
不同的是,他后来走的方向,和很多同行相反。多数人看见这个缝,会去写那片棚屋,替住在里面的人说话。他没有。他去写了说法那一头——广告、家具、符号。
第 126 号那一章说他的世界里没有行动者,只有流转。这条线,在他选题目的这一步上,已经拐了弯。
带他的那位老师,后来和他并不算合。
列斐伏尔研究日常生活,是为了改造日常生活:他相信人可以夺回自己的日子,把城市变成能过日子的地方。他是一个建东西的人。
鲍德里亚从他那里拿走了题目,扔掉了那个盼头。
这一处的差别,正好是本书要量的那一处:同样看见日常生活被一套东西安排着,一个去问「怎样把它夺回来」,一个去写「它已经没有外面了」。
两个人都不糊涂。差别在于,前一个心里有一条通道,后一个没有。
本书要接的,是前一个的路;要用的材料,多半来自后一个。这件事没什么不好意思——第 32 章说过,拆一个人的书,还要用他的砖来补自己的墙,只是要写在明处。
「反对也会被吸收」——这句话很硬,也很容易让人泄气,所以要把本书接哪一半、不接哪一半说清楚。
接的一半:一句反对的话,确实会被做成商品、标语、流量。这件事天天看得见。一个本来带刺的词,半年以后印在了杯子上;一种本来不合群的活法,一年以后成了一个可以消费的风格。
不接的一半:吸收了,不等于什么也没留下。
一场风波过后,法国的大学改了一些规矩,一些以前不许讨论的事进了课堂。一个词被做成了商品,可用这个词的人也多了——多数人先是跟着买,其中有一些人真的照着做了。
这里有一条很笨的分辨办法:看有没有留下一件可以查的东西。一条改了的规矩,一个新设的口子,一份被存档的记录——这些是留下来的;一批被印出来的杯子,是没留下的。
所以对着「反对也会被吸收」,本书的回答是:那就别只喊,还要留下一件可查的东西。
第 61 章说的那条通道,说到底就是这一件事:让一次反对,落成一条能被查到的记录。
有一件事和他后来那种「一切都定死了」的调子,正好相反:那二十年里,他自己的说法一直在改。
1968 年那本书,写的还是很实在的东西:家具,颜色,材料,摆法。
1970 年那本讲消费社会的书,从家具挪到了整个社会。
1972 年那本,把注意力从商品挪到了符号本身。
1973 年那本,正面和马克思了断。
1976 年那本,又换了一头:讲一来一往的交换和死亡,讲一种和买卖完全不同的关系。
八年,五本书,一本一个说法,而且后一本常常把前一本往前推一步、也往回收一点。
这就是本书说的「一生是发生」的样子:路走出来,形状变一次。
到了第 38 章那张表上,这几年正是他右栏最满的一段。可等他八十年代把那套说法定下来以后,这种改就少了——他开始守,而不是改。
一个人在自己的说法上停止改动的那一年,往往就是他那台机器定型的那一年。
这一章可以带走一个很有用的提醒:当你要反对一件事的时候,先看一眼你用的那套词,是谁给你的。
一个家长反对内卷,可他说的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要换一种更聪明的卷法」——他反对的那件事,用的还是那套词。
一个人反对加班文化,可他在朋友圈里晒的是「今天终于八点下班」——分寸还是那台机器给的。
换掉那套词,往往比喊得更大声有用。比如把「输在起跑线上」换成「这孩子今年学会了什么」,一整件事的样子就变了。
带走的话他从马克思出发又离开了马克思,理由是:用对方的账本查对方的账;同一年,他在南泰尔看见了另一件事——反对也会被吸收进去。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所新大学的边上——一个从外面进来的人,看着一场反对被做成了一批新符号。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这一段他还在查别人的账本;那条「没有外面」的判断,已经埋下了。
八十年代中以后,鲍德里亚开始拍照,而且拍了二十年,办过展览,出过画册。
这件事很值得停一下。
一个一辈子写「图像已经吃掉了真实」的人,自己拿起了相机。这像不像一个写了一辈子「酒害人」的人,天天去酒厂上班?
他自己给过一个解释,大意是:拍照对他不是记录,是一种让物自己冒出来的办法——他不去表现什么,只是按一下,让那样东西自己在画面里出现。
本书要记的是另一层:这是他一生里,最像「一个人回头动手」的一件事。他没有把它写进理论;按第 6 章的规矩,这条线索算「边上」。第 48 章登记。
1986 年,他出了一本写美国的书。
那本书不像一本社会学著作,更像一本公路日记:沙漠,公路,霓虹,摩天楼,迪士尼,跑步的人,肥胖的人,笑容。
他在里面说了一句常被引的话,大意是:美国不是一个梦或一个现实,它是一种已经实现了的东西——那边的人不必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他们就住在里面。
这本书里有他最有名的一个说法,第 47 章还要用:迪士尼乐园之所以被摆在那里,是为了让人相信它外面是真的。一个地方被明确标成假的,正是为了让它周围那一整片,看上去是真的。
这句话很狠。按这句话,「外面」不是没有,是被造出来的——它是那一整套东西的一部分。
第 5 章那张预判表里,鲍德里亚第三问那一格写的是「外面也是迪士尼」,出处就在这里。
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和之后,他发表了一组文章,标题是一个断言:那场战争没有发生。
这组文章,让他被骂了很多年。
最直接的反驳只有一句:有几万人死了。
本系列第 126 号那一章判得很重,本书照原意接着判: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一次失手。
要把话说清楚。他后来解释说,他想说的是:对绝大多数观众来说,那是一场电视事件——一连串从飞机上拍下来的、像电子游戏一样的画面,没有尸体,没有声音,配着实时评论和数据统计。这个观察本身很准,而且今天更准。
可他选的说法——一个能上头条的、极端的断言——恰恰就是他一辈子在批判的那种做法:用一个最刺眼的符号,换取最大的注意力。
他自己那套写法,在这里把他绊倒了。
这件事不只是一次公关灾难,它正落在本书要算的那笔账上。
第 126 号那一章已经点明了这个道理:一个人说「真假的区分已经失效了」,他就同时失去了要求任何人对任何事负责的资格——因为追责的前提是能分辨。
你不能一边说没有真假,一边说某件事被歪曲了。
本书接着说一句:这不是他一时口误,是他那台机器的必然结果。一台没有外面的机器,也就没有一个可以站上去说「这句话说错了」的地方——包括对他自己说的话。
第 47 章打勾时,这一处是第三问最硬的证据。
九十年代末,一部很有名的科幻电影,把他的一本书放进了画面,也把他的说法用成了故事的骨架:我们以为的真实,其实是一套程序造出来的。
那部电影让他在大众里出了名。
他公开说过那部电影误解了他。
误解在哪里?本书的看法是:那部电影里,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在程序外面,主角可以醒过来,回到那里去。而鲍德里亚的说法恰恰是:没有那个外面,也没有可以醒过来的地方。
这一处的差别,正好说明了他和大众读法之间的距离,也说明了一件更要紧的事:人心里都盼着有一个外面。电影把这个盼头给了观众,他没有。
1987 年他从南泰尔退下来,此后写作、讲学、拍照,去过很多地方。
1995 年那本讲「完美的罪行」的书,是他这一套说法最狠的一次表达:真实被谋杀了,而这桩罪行是完美的——因为连尸体都没有留下。第 47 章讲它。
2007 年 3 月,他在巴黎去世,七十七岁。
和另外两位一样,他的说法进了日常的中文和英文。
「拟像」「超真实」这些词,今天在评论文章里随处可见。更常见的,是那句不用他的名字也能说出来的判断:照片比现场好看,剧本比生活真,一个地方是为了拍照才那样修的。
第 126 号那一章开头那个例子,本书接着用:你去一个打卡点,去之前在手机上看过它几百张照片;到了现场,第一反应是「没有照片上好看」。按常理,现场是原件,照片是复制品,复制品不如原件才对;可你的反应是反的,而且现场输了。
在你心里,照片是原件。
然后你做了一件更说明问题的事:你也拍了几张,挑角度,调色,发了出去。
这是他留给普通人的一副眼镜,好用到今天。
这一章要记三件事。
第一件:他在这二十年里,做了一件他的理论里没有位置的事——拿起相机,自己去生产图像。边上的线索,第 48 章登记。
第二件:他给第三问留下了一个最狠的说法——外面也是迪士尼。这是三个人里,对「外面」这件事说得最绝的一位。
第三件:他的那次失手,是他那台机器自己撞出来的。一个说没有真假的人,失去了说「你说错了」的资格;一个说没有外面的人,也就没有地方站着纠正自己。
「迪士尼乐园被摆在那里,是为了让人相信它外面是真的」——这句话太好用,所以要立刻给它配一条纪律,免得它变成一顶到处扣的帽子(第 5 章第八节担心的就是这件事)。
先说它对在哪里。它抓住了一个很真的机关:一件东西被明确标成假的,会顺带给它周围的一切发一张真实的证书。
游乐场标着「梦幻」,于是外面的商业街显得朴实。综艺节目标着「剧本效果」,于是新闻显得可靠。广告底下印一行小字「画面仅供参考」,于是这条广告的其余部分显得实在。
这个机关值得记住,用处很大。
再说它错在哪里,或者说,它被用歪时会成什么样。
如果一句「外面也是迪士尼」可以套在任何事上,那它就什么也没说。按第 45 章会讲的那三条使用纪律,这把梯子只能量具体的东西,不能量时代。
所以对着这句话,要问的是很具体的问题:这一块地方是谁标成假的?标了以后,哪一块地方因此显得真了?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去查那一块到底真不真?
第三个问题最要紧。只要还查得动,那一块就不是迪士尼,只是没人去查。
那组文章的教训,还有一半,是给做研究、写文章的人的。
他选了一个能上头条的说法。那个说法确实让全世界都听见了他——代价是,几乎没有人听见他真正要说的那一层(电视事件那一层)。
一句话说到极处,会有两个后果:传得最快,也最容易被理解成另一件事。
本书自己也要守这条。这本书的判词——「三个人开启了主体发生学,又把发生的机制做成了发现学」——本来也可以写成一句更响的:「他们杀死了主体。」那一句更好传,也更容易被读成一件本书没说的事。
所以本书宁可用长一点的判词,也不要那句短的。这一条写在这里,是给自己立的规矩。
他那二十年的照片,值得单说,因为它恰好是本书第二问要找的东西。
一个人按快门,做的是什么?
他从那一大片流转的图像里,截下一张属于他自己的。他选角度,选光,选什么时候按——这几下,都是他的。截下来的那张,和别人拍的不一样。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抵抗,可它正是本书说的回写最朴素的样子:被那一套东西做出来的人,反过来动手做了一样东西,而且这样东西能留下、能给人看。
所以本书不把他拍照当成一段逸事。第 48 章登记时,它是「边上」的第一条。
要问的是:一个二十年天天在做这件事的人,为什么没把它写进书里?
本书的猜想:因为在他那套说法里,多一张照片,只是多一个符号;符号越多,那台机器越转。他看不出一个按快门的人和那台机器有什么不同。
而两者的差别,恰恰就在这一点上:机器不选,人选。选,就是回写的第一下。
这一章讲了他的失手,也要把他留给普通人的东西点清楚,免得读者把他整个扔掉。三样,都能上手用。
一样:「没有照片上好看」这句话的结构。它提醒你,很多时候你心里的原件,其实已经是那张照片了。想一想哪些事情上你已经这样了——挑餐厅,挑住处,甚至挑一个人的样子。
一样:迪士尼那句话(本章第二节)。一件东西被明确标成假的,会顺带给它周围发一张真实的证书。看见一个地方大大方方承认自己是「效果图」「仅供参考」「娱乐节目」,就顺手看一眼:它旁边那一块,是不是因此显得可靠了?
一样:他对广告的那句判断——广告不是在骗你,它是在替你把想要的东西先写好。所以对着广告,问的不是「这是真的吗」,而是「它替我写了一句什么样的话」。
这三样,都不需要读懂他的理论,也都在他最狠的那些结论之前。他最有用的东西,多半在那里。
这一章可以带走一个很实在的做法:下次你为一件事愤怒的时候,先分一分,你愤怒的是那件事,还是那件事的画面。
这不是说画面不重要。画面能让很多本来没人看见的事被看见,这是好事。
只是两样要分清:画面让你知道有这件事;那件事本身到底怎样,要另外去查——查是谁在哪里拍的,查有没有别的说法,查过几天的后续。
一个只跟着画面走的人,会一阵一阵地愤怒,又一阵一阵地忘掉。
鲍德里亚看见了这个病,看得比谁都早。他没给药——他说没有药。本书的看法是:药很笨,就是那三句问;笨,可它能用。
带走的话他给了一副到今天还好用的眼镜——照片成了原件;他也用自己那套写法,把自己绊倒了一次。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张照片里——人按照片去看现场,也按照片去修自己。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他说外面也是迪士尼;一台没有外面的机器,连它自己说错了都没处纠。
第 10 章给拉康做过一张,第 24 章给福柯做过一张。这一章做第三张。
做法不变:一生分几段,每段看四样——什么土,什么路,长成什么样子,回头改了什么。
| 段 | 年份 | 发生了什么 | 这一段的土 | 长成的样子 | 他回头改了什么 |
|---|---|---|---|---|---|
| 一锅粥 | 1929—1948 | 兰斯,祖父母种地,父母做小职员 | 一个刚进城的小职员之家 | 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 | 走了一条家里没走过的路 |
| 正在成形 | 1949—1965 | 学德语,中学教书,译德国文学 | 几所中学,两种语言之间 | 一个盯着「说法」的人 | 把翻译的手上活,变成了看世界的办法 |
| 第一次撞墙 | 1966—1970 | 进南泰尔,列斐伏尔门下;1968 年在现场;写物的体系与消费社会 | 一所工地旁的新大学 | 一个写日常生活的社会学者 | 把研究的对象从工厂换成了一屋子家具 |
| 定型 | 1971—1976 | 离开马克思;符号的政治经济学;一来一往的交换与死亡 | 七十年代的法国学界 | 一个自成一路、不属于任何一派的人 | 换掉了批判用的那套词 |
| 回写最多的一段 | 1977—1986 | 沉默的大多数,诱惑,拟像与仿真;去美国,开始拍照 | 电视、广告、民调、美国的公路 | 一个越写越绝的人 | 拿起相机,自己去做图像 |
| 撞上现实的一段 | 1987—1995 | 退休;海湾战争那组文章;完美的罪行 | 一场被实时转播的战争 | 一个被自己的说法绊倒的人 | ——(这一格,本书判为空) |
| 收 | 1996—2007 | 讲学,摄影,被一部电影引用又否认;去世 | 互联网的开头 | 一个在大众里出了名、又不认这份名声的人 | 公开否认那部电影对他的读法 |
年份照常见口径。
前五段的右栏,和另外两位一样是满的:走一条家里没走过的路,换研究的对象,换批判用的词,拿起相机。
可有一格,本书判为空:1987 到 1995 那一段。
那几年,现实结结实实地顶了他一下——一场真的战争,几万条人命,一句「没有发生」。一个人被现实顶了一下,本该有一次回写:改说法,收窄,或者至少给出一个能分辨的办法。
他给的是解释,不是修改。他后来说他要说的是「那是一场电视事件」——这是解释原意,不是改判。他也没有从这件事里长出一条新的东西来:比如怎样在一个全是画面的世界里,仍然能分辨哪件事真的发生了。
三个人的三张表里,只有这一格是空的。本书判它空,这也是本编自认最险的判断之一,第 48 章列进最弱处。
再看他的书。
这里和另外两位有一点不同,要说准。
拉康的书里,结构不改(第 10 章)。福柯的书里,笔只准描红(第 24 章)。鲍德里亚的书里,是更进一步的东西:他明确写了不可逆。
四级梯子(第 45 章)最后那一级的性质,就是不可逆:一个人照着滤镜改了脸,「本来的样子」从此不再是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一所学校照着升学率改完了课程表,「本来该教什么」再也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
所以他这一栏不是没写,是写了一个负数:不但不能改,而且回不去。
三个人的书里那一栏:一个不改,一个只准描红,一个明写回不去。一编比一编硬。
这张表里有一个很尖的对照。
他一生最活的那件事,是拍照——一个人拿起相机,自己去做那些他说已经吃掉了真实的图像。这件事持续了二十年。
而他的理论里,人在图像面前是没有动作的:图像流转,人被卷着走,没有谁做任何事。
第 126 号那一章的说法是:他的世界里没有行动者,只有流转;符号在流转,系统在自转,没有人做任何事。那一章还记了一笔:这不是他疏忽,是他的立场推出来的,而且他的写法本身就在执行这个立场——他的句子大量没有主语,是宣告,不是主张。
本书接着说一句:一个自己天天在按快门的人,笔下却没有一个按快门的人。
拉康:一生改诊室、改制度、拆学派;书里结构不改。
福柯:一生换学科、换题目、递问卷、改写法;书里笔只准描红。
鲍德里亚:一生换路、换词、拿起相机;书里代码不可逆。
三张表,三个右栏都是满的(除了他那一格);三套学说,三栏一个比一个硬。
这已经不是三个人的巧合了。第 49 章把三张表并排,第 52 章给出本书的解释,第 53 章问三块土。
替他想一想,为什么三个人里他把话说得最死。
一是他的材料。拉康的材料是诊室里的人,福柯的材料是档案里的纸,鲍德里亚的材料是屏幕上的画面和民调的数字。前两样材料里,至少还有人;屏幕上没有人,只有流转的东西。第 53 章细讲。
二是他的写法。他用断言说话(第 35 章说过)。断言这种写法有一个脾气:越写越要更狠的一句,才盖得过上一句。从「符号脱钩」,到「没有真假」,到「战争没有发生」,到「完美的罪行」——一路往上加码。
三是他的位置。他一直站在外面,不属于任何一派,也不建任何东西。一个不建东西的人,很容易相信没有什么可建。
三条合起来:材料里没有人,写法要越来越狠,位置在一切外面又说没有外面。
也要说公道话。
他看得最远。三个人里,只有他正面写了今天每个人身上正在发生的那件事:真的东西按假的东西去改自己。这一条,前两位都没写到。
而且他给了一个可以拿去用的判据(第 45 章会细讲):底下那个东西全空了,这套系统会不会报警?
这个判据不要求你判断任何人的动机,只问一件事:脱钩了有没有警报。好用,硬,本书要用它到最后一章。
看得最远的人,也交得最白。第 126 号那一章这句判词,本编照原样接着判。
三张表排完,可以看出右栏里那些「回头改了什么」,有一条共同的脾气:改的都是他自己够得着的东西。
拉康改的是他的诊室、他的学会、他的学派。
福柯改的是他的学科、他的题目、他的写法;递问卷那一次,是他伸得最远的一回。
鲍德里亚改的是他的路、他的词、他手里那台相机。
三个人一辈子改的,几乎全是自己手边的事。一个人能改自己手边的事——这本来就是回写最普通的样子:不惊天动地,就是一件一件把够得着的东西挪一挪。
可一旦写进理论,三个人都不写这一层了。理论要讲的是大东西:结构,权力,代码。手边那些小事,被当成了个人的选择,不算机制。
这就是本书要顶回去的那一句:机制不是只有大的。一个人改了他手边的一件事,写下来,交给别人,别人接着改一件——这也是机制,而且是唯一真的能动的那一种。
第 60、61 章要写的那几样东西(口子、条文、记录),说的就是怎样把手边的小改动,接成一条能传下去的路。
第 1987—1995 那一格,本书判为空。这一判很重,所以要把本书自己会怎么错,也写下来。
第一种可能:他其实改了,只是改在本书没读到的地方——某一次访谈,某一篇短文,某一段讲学。本书这一轮读的是他生前出版的几本书和常见译本,够不着的地方,就写「本轮未见」。
第二种可能:他确实没有改,而这不算毛病——因为一个人有权坚持自己的判断,顶住反驳。本书要说清楚:判这一格空,不是因为他不认错,是因为他连一个能分辨的办法都没有给出来。顶住反驳的人,得给出他凭什么顶得住;他给的是解释原意。
读者若能拿出他在 1991 年之后正面收窄这条判断的文字,这一格立刻改判,第 48 章的登记也跟着改。
三张表的最后一段,可以并排看一次,很能说明问题。
拉康的收,是拆:一封信解散自己创立的学派(第 9 章)。
福柯的收,是转:把笔从制度转向自己,写古人怎样对待自己(第 30 章)。
鲍德里亚的收,是守:讲学,拍照,被一部电影引用又公开否认那种读法——他守住了自己的说法,一个字也不松。
三种收法,其实是三种对待自己那台机器的态度。
拉康拆的是自己造的东西,可他那台机器(结构)他没动。
福柯转向了自己,可他也没回头动那台机器(权力);他只是不再写它。
鲍德里亚正面守住了自己那台机器(代码),守到最后。
三个人里,最后这一位是唯一一个对自己那台机器毫不动摇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他那一编的三格,在第 5 章的预判里最不乐观。
这张表做完,后面几章的路可以先摆出来,读者好跟。
第 39 章写他接手的题:东西太多以后,人还在买什么。
第 40 到 44 章写他开启的东西:一套家具要配,需要是被生产出来的,「我」是差别表上的一格;他用对方的账本查对方的账;他讲一来一往的交换,讲客体反过来作用于主体,讲沉默的大多数。这五章里,第 43、44 两章最值得留意——那是他离「人也在动手」最近的两处。
第 45、46、47 章写他把什么做成了发现学:四级梯子,一句「拟像是真的」,一台不可逆、没人签收的机器。
第 48 章结账,也给预言二算总账——前两编边上七、主场七,正好打平,这一编决定它的输赢。
读者读到第 47 章之前,手上就已经有全部材料了。不妨自己先判一遍那三格,再看本书判得对不对。
给自己做这张表的时候,可以特别看一件事:有没有哪一段,现实结结实实地顶了你一下,而你只给了解释,没有改?
被人当面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你解释了自己的原意;一次事情办砸了,你说明了当时的难处;一个人离开你,你想清楚了他的问题。
解释很正常,人人都要解释。可解释不是修改。
一段日子过去,值得问一句:那一次之后,我有没有哪一条做法,真的改了?
有,那一段就长了东西;没有,那就是一格空的。
带走的话他一生在换路、换词、拿起相机;他的书里,代码不但不能改,而且回不去。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七段人生里——一个从外面看的人,一路把话说得越来越绝。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他的书里明写不可逆;他自己一生最活的那件事(拍照),没有进理论。
超市的货架上,十种洗衣粉。
都能洗干净衣服。价格差不多,分量差不多,配方大同小异。
你伸手拿了一种。为什么是这一种?
这就是鲍德里亚一辈子的题目。
以前讲经济的人,讲的是另一个局面:东西不够。
东西不够的时候,事情很清楚:一件商品值钱,在于它有用;人买它,是因为需要它。经济学讲的是怎样多生产,怎样分配,谁占了谁的便宜。
战后二三十年,法国和西欧的局面变了:东西太多了。十种洗衣粉都能洗干净衣服。
于是一个新问题冒出来:有用这件事,已经不能区分商品了。那么,人到底在买什么?
这道题,马克思那一套回答不了——他那本账是在东西不够的年代记的。这也是鲍德里亚后来离开马克思的根子(第 36 章)。
他的答案很干脆:人买的,是一个位置。
十种洗衣粉,有用上分不出高下,就靠别的东西分:包装,广告,价钱,摆在货架的哪一层,用它的人被说成什么样的人。
买贵的那一种,说的是「我讲究」;买最便宜的那一种,说的是「我过日子实在」;买那种号称对孩子皮肤好的,说的是「我是当妈的」。
这些差别,和洗不洗得干净没关系。它们是一套关于「我是谁」的说法。
所以他说:人买的不是东西,是东西之间的差别;买到手的不是一个物件,是这套差别里的一格。
这就是本书说的第三块地上的那张脸(第 3 章):分布。
一个人是谁,看他在一张排开的表里落在哪一格。
第 15 章说过,拉康在这块地上的做法,是把「我」放进一条话的链子里。第 26 章说过,福柯在这块地上的做法,是问一句话怎样才算数。
鲍德里亚在这块地上的做法,是第三种,也是最贴身的一种:他去看货架,看家具,看一套房子的装修,看一个人身上穿的东西。他说,这些东西每天都在替你说你是谁;而且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你在这张表上落在哪一格,是整张表排出来的。
第 49 章三张脸并排时,这一张要以他为主。
撞出他的,也是三家。
第一家是马克思。他从那里拿走的,是一个根本的问法:不要只看一样东西是什么,要看它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以及这中间谁得了什么。
他把这个问法用到了一个马克思没用过的地方:需要。
马克思问:商品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鲍德里亚问:需要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
一个人「想要一台更大的电视」,这个想要,是从哪儿来的?他说:不是先长在人身上,是被那套差别生产出来的。
这一步,是他对马克思最漂亮的一次改写,也是他后来和马克思了断的起点(第 42 章)。
第二家是符号学:索绪尔,和把符号学用到日常生活上的罗兰·巴特。
巴特做过一件很对鲍德里亚胃口的事:他把时装杂志、广告、菜谱、摔跤比赛,当成一套套符号来读。一件衣服在杂志上被怎么说,一道菜被怎么拍,里面都藏着一整套关于身份的说法。
鲍德里亚把这一套搬到了商品上。一件商品也是一个符号:它和别的商品的差别,就是它的意思。
这里他和拉康接上了头,虽然走的不是一条路:两个人都用「一个词的意思在它和别的词的差别里」这一条,一个用来讲人心里的话,一个用来讲货架上的东西。
第三家最特别,也最容易被忽略:莫斯讲的礼物,和巴塔耶讲的耗费。
莫斯研究过一些社会里的送礼:送出去,一定要回礼;回得多,面子就大;一来一往,关系就长在了两个人中间。要紧的不是东西,是那一来一往本身。
巴塔耶说的是另一件事:一个社会不只讲积累,也讲花掉——节庆,浪费,献祭,那些看起来毫无用处的耗费。
这两家给了鲍德里亚一样别人没给他的东西:一个和「买卖」完全不同的样子。
在买卖里,一样东西换一样东西,两清了,关系就断了。在送礼里,永远不两清,所以关系一直长着。
第 43 章会讲,这是他离「互动」最近的地方——也是本书要从他那里拿走的一块砖。
三家撞在一起:马克思给了他「被生产出来」的问法,符号学给了他「意思在差别里」的看法,礼物与耗费给了他「一来一往」的样子。
缺的是什么?
拉康缺土(第 11 章),福柯缺回写(第 25 章)。鲍德里亚缺的,本书判为:一个能签收的人。
他看见了那套差别在生产人;他也看见了一来一往里有另一种关系。可他没有让那个被生产出来的人,在那套差别上签一个字——没有一处让人说「这一格我不认」「这条记录归我」。
第 126 号那一章的说法很直接:谁签收,零句。本编接着判,第 47 章打勾。
「需要不是先长在人身上,是被生产出来的」——这句话是他最锋利的一句,也最容易被用歪,要说准。
它不是说人没有真的需要。人要吃饭,要睡觉,要有人说话,要有个地方待着。这些不是广告造出来的。
它说的是另一件事:在东西已经很多的地方,那些让人一直想要下去的东西,多半不是从身体里长出来的,是从那张差别表上长出来的。
一台更大的电视,一个更新的手机,一件这一季的衣服——你不会因为缺了它睡不着。让人睡不着的,是别人都有、只有你没有。
这个分法很有用。它给了一条很实在的界线:一样东西,如果没有人知道你有它,你还想要吗?
想要的,多半是真需要。不想要的,你要的是那一格。
两样都可以买。只是知道了自己在买哪一样,人就不容易被那张表牵着走一辈子。
三个人都到过脑子里想的那块地,画法三样,这里先并排一次,第 49 章再细排。
拉康画的是一条链子:一个词接一个词,「我」是其中一个位置;他关心的是词和词的关系(第 15 章)。
福柯画的是一套安排:一句话算不算数,看有没有文凭、场所和格式撑着;他关心的是让这句话成立的那些实在东西(第 26 章)。
鲍德里亚画的是一张差别表:一个人是谁,看他在这张表上落在哪一格;他关心的是这张表怎样把人和人区分开,又怎样让人自己往格子里钻。
三种画法,一个共同点:「我」都是被排出来的。
三种画法,也有一个共同的缺口:都没有画出被排进去的人怎样反过来改这张表、这条链子、这套安排。
三处缺口的形状略有不同,第 51 章会分开来说:拉康是没人可问,福柯是只准描红,鲍德里亚是没人签收。
三家里,礼物与耗费那一家,本书要专门留一句。
买卖的样子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两清。两清以后,两个人可以再不相干。
送礼的样子不一样:送出去,对方记着;过一阵回一样,你记着;一来一往,永远不两清,所以关系一直长着。
这两个样子的差别,正是本书说的那两种东西的差别:一台机器,和一场正在发生的过程。
机器是两清的:输入进去,输出出来,各归各位。过程是不两清的:这一回的结果,成了下一回的起头。
鲍德里亚看见了这一点,而且说得很好(第 43 章会细讲)。他甚至说,今天这套买卖的系统,最怕的就是这种不两清的东西。
可他把它放到了哪里?他把它放到了过去和别处:古代社会,礼物,节庆,死亡。在今天,他说这件事已经不可能了。
一块极好的砖,被他摆进了博物馆。
本书要把它拿出来用:第 61 章那三件替换里,「代码换成一份可签收的记录」,用的正是这块砖——签收,就是一来一往里的那一下回应。
他那道题——东西太多以后人还在买什么——今天换了一个更硬的样子:时间太少以后,人还在看什么。
东西过剩的时候,区分商品的是符号。内容过剩的时候,稀缺的是注意力,于是区分内容的,也成了同一样东西:谁更能在一秒钟里说出一句关于「你是谁」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内容不是在讲一件事,是在给人递一个身份:看这个的人是清醒的,看那个的人是务实的,转这条的人是有品位的。
道理和货架上那十种洗衣粉一模一样,只是货变了,尺子没变。
鲍德里亚看见的是货架,他没赶上这一轮的全貌(他 2007 年去世,那时候这件事刚起头)。可他那把尺子照样能用:问一句,我看这一条,是因为它说了点什么,还是因为转发它能替我说一句话?
第八编那三章要写的那件事——三台机器合成一台——起头就在这里。
回到货架前那十种洗衣粉。
这一章不劝你买便宜的那一种。它只请你在伸手之前,多问半秒钟:我伸手拿这一种,是因为它好用,还是因为它说了一句我想说的话?
两种都行。要紧的是你知道自己在买哪一样。
还有一件更值得做的事:找一样你家里用了很多年、又便宜又不好看、却一直没换的东西。那样东西,多半是你自己的——它不在任何一张表上。
一个人身上这样的东西越多,他被那张表排来排去的地方就越少。
带走的话东西太多以后,有用不再能分高下;人买的是差别,买到手的是那张表上的一格。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张排开的差别表上——买哪一种,就落在哪一格。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他看见了需要是被生产出来的(很硬的一步);可没有一处让被排进去的人签字。
一对年轻夫妻去家具城买沙发。
看中一张,米色,布面,样子简单。坐上去舒服,价钱也合适。
正要下单,一个人说:这张配咱们家那个茶几吗?
于是两人开始想:茶几是深木色的,电视柜是白的,窗帘是灰的……再往下想,整间屋子都得重新想一遍。
最后他们买了另一张——贵一点,不那么舒服,但是「配」。
这件事,鲍德里亚在 1968 年那本书里写过。这是他的第一本书,写的就是一屋子东西怎样组成一个体系。
他说,从前的一件家具,是单个的:一张桌子就是一张桌子,祖上传下来的,摆在那里,用几十年。它有它的位置,也有它的分量——那是一家人的时间沉在上面的。
后来的家具不一样了:它们成套地出现。一套沙发,一套橱柜,一套灯具。要紧的不再是一件东西本身好不好,而是它和别的东西配不配。
一旦成了套,每一件就不能单看了。你换掉一件,整套都要跟着动。
他说,这时候人买的,其实不是家具,是一套「搭配的规矩」;而这套规矩,替这家人说出了一句话:我们是这样一种人。
他还注意到一个新词在那些年冒出来:氛围。
从前说一间屋子,说的是够不够用:几间房,几张床,坐得下几个人。后来开始说另一样:有没有氛围,温不温馨,有没有格调。
「氛围」是一个很妙的东西。它不是任何一件家具,它是所有家具加在一起、被一套说法一说,才有的东西。
也正因为它不是任何一件东西,它永远可以再改一点:换一盏灯,换一块地毯,换一个香薰。永远差一点,永远可以再买。
第 14 章说过拉康的缺口。这里是同一件事换了一个地方:氛围就是家里的那个缺口——补不满,所以一直在买。
这一章要记在他名下的,有三条。
第一条:他看见了物不再单个存在,而是一整套关系。这一步,是把「分布」这张脸,落到了最日常的地方——一屋子家具。
第二条:他看见了这套关系在替人说话。一个人是谁,不由他自己宣布,由他屋里那套东西说出来。而且这句话是对外的:说给来做客的人听,说给自己听。
第三条,也是最要紧的一条:他看见了这套说法永远不会满。有用可以满——够坐就行;「配」不会满,因为「配」是拿别的东西比出来的。
这三条合起来,是他在三块地里那块地上的头一份功劳。
用本书的话说,这一章写的是「我」的一次显出来。
一个人走进自己的客厅,看见那一套配好的东西,心里升起一句「这就是我们家的样子」——这一刻,「我」显了一次。这一显,是在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在一张由差别排开的表上完成的。
第 12 章那个镜子前的孩子,看见的是一个身体的完整形象;这一章里那个站在客厅中央的人,看见的是一套东西拼出来的完整形象。
两处都是「我」在外面被认出来。只是一处的镜子是玻璃的,一处的镜子是一屋子家具。
他写的是一屋子家具。今天这一套已经走到别处去了。
一个人的手机主屏,是配过的:图标的颜色,壁纸的色调,排列的方式。一份社交账号,是配过的:头像,简介,发过的内容,点的赞。一个人的穿搭,有一整套说法:什么风格,什么调性,什么「感」。
这些东西每天都在替人说一句「我是这样一种人」,而且比家具说得更快、更细、也更容易被人看见。
有意思的是,这些东西越来越多地不是「买」来的,是「做」出来的:拍一张照,写一句话,发出去。人从买符号的人,变成了生产符号的人。
这一步,鲍德里亚看见了它的开头(他自己就在拍照),却没有把它写进那套体系里。第 47 章要算的那笔账,根子在这里:在他的书里,人始终是被那套差别安排的一方。
现在问第一问。
这一章里的机器,是那套「搭配的规矩」。它有没有生日?
有,而且很短。
家具要成套、要「配」,这件事本身是有年代的:它跟着大规模生产、跟着百货公司和家具城、跟着杂志和广告一起来的。再往前,一家人的家具是攒的、传的、拼的,没有人觉得不配就不行。
「氛围」这个说法也有年代:它跟着一批杂志、一批装修公司、后来跟着一批拍照的软件,一波一波地换。前些年时兴一种风格,这几年时兴另一种。
一套有年代、还一直在换版本的规矩——这正是本书要说的:它不是一台机器,是一套会改版的约定。
鲍德里亚在这一章里,其实写出了它的来历:他明明白白地说,这是战后那二三十年里长出来的东西。
第一问在这一本书里,他答得不错。真正的麻烦,要到第 45 章那把梯子和第 46 章那句「拟像是真的」才出现——那时候,一件有年代的事,被他写成了时代的原样。
第二问:被这套搭配规矩排进去的人,能不能回头改它?
他没有写。在他笔下,人是跟着这套规矩走的。
日子里却一直有人在改。
一家人把老人留下的旧木柜留在客厅里,和新沙发完全不配,可全家都认这一件——这就是在那张表上按了一个自己的图钉。
一批人开始晒自己家里那些「不配」的东西:修了三次的椅子,孩子画花的墙,用了二十年的锅。这样的人一多,「配」这条规矩本身就松了一档。
再往大里说:这些年家居杂志和商家一次次换风格,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上一种风格被人用腻了、用旧了、用出了反感。用的人不说话,可他们用脚投票,规矩就得改版。
用的人在改这套规矩——只是改得慢,改得没有名字。这一层,他不写;本书要写。
他写的成套,今天已经从家具走到了别处,而且走得更远。
从前是一套家具要配。后来是一整套生活方式要配:喝什么水,用什么牌子的锅,孩子上什么课,周末去哪里,连养什么样的狗都成了配套的一部分。
再后来,配的不只是东西,是一整个「人设」(第 12 章用过这个词)。一个人要显得是某一种人,就得在十几样事情上都对得上。
这有一个很实在的后果:换起来更贵了。
从前换一张沙发,只是换一张沙发。现在换一种活法,要动十几样东西,还要面对一屋子人的眼光——因为你身边的人,也是按那一套来认你的。
这就是那台机器最结实的地方:它不是靠一条规矩管住你,是靠十几样东西互相扣着。
也正因为它是靠互相扣着,松动它的办法也很笨:一次松一样。留一件不配的东西(下一节),退掉一个你其实不在意的班,停掉一样你从来不看的订阅。松掉一样,扣得就松一分。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抵抗,只是本书一贯的那句话:这台机器是一件一件装起来的,也只能一件一件拆。
这一章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值得点出来。
他写的是:一套东西怎样替一个人说出「我是谁」。
而他写这本书、出这本书、被人摆在书架上,本身也是同一件事:一本讲消费社会的书,被买回家,摆在客厅的书架上,替这家人说了一句「我们是会想这些事的人」。
第 9 章说过拉康的《文集》——很多人买回家,读不懂,可拥有它,说明你是某一种人。第 22 章说过《词与物》像面包一样卖。
三本难读的书,在同几年成了书架上的必备。
这件事,鲍德里亚自己最有资格说,而且他说过类似的话:文化本身也进了那张差别表——读什么、看什么、听什么,都是格子。
本书要补的还是那一句:进了表,不等于只能被表排着。一本书被当成装饰摆了十年,也可能在某一个晚上被真的翻开,改了一个人的一件事。
被摆着和被读,是两件事;而一本书能不能从前一件走到后一件,靠的不是它的封面,是它有没有给读的人一件能上手做的事。
这也是本书每一章末尾都要写「放回你的日子里」的原因。
这一章拆得比较冷,得给「配」说一句公道话。
一间屋子里的东西彼此合得来,人住着确实舒服。颜色不打架,高矮有个照应,进门顺眼——这不是虚荣,是过日子的舒服。做设计的人琢磨这些,也是正经手艺。
本书要拆的,不是「配」这件事,是「不配就不行」这条规矩,以及它后面那句没说出口的话:不配,说明你这个人不行。
两者的差别,还是那三句问。
一套搭配的讲究,说得出它的来历(这些年时兴这个),承认它会变(过几年就换一茬),也不拿它去量人——这样的讲究,是手艺。
一套搭配的讲究,被说成「本来就该这样」,谁不合就被看轻——这时候它就成了一台机器。
所以下一节那件小事(留一样不配的东西),不是反对好看。它只是给那条规矩留一个口子,提醒你:这套讲究是你在用,不是它在用你。
带走一件很小的事:在家里留一样「不配」的东西。
一把旧椅子,一个用旧的杯子,一幅孩子画的画,一床洗得发白的毯子。
留着它,不是为了跟谁赌气。是因为一个家全是配好的东西时,这个家在替一套规矩说话;有一两样不配的东西在,这个家才在替这家人自己说话。
那样东西,是你按在那张表上的图钉。
带走的话一套家具要「配」,配的是一套关于「我是谁」的说法;这套说法永远不会满,所以永远可以再买一件。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屋子配好的东西里——一个人走进客厅,看见「我们家的样子」。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这套搭配的规矩有生日,他自己也写出来了;用它的人怎样把它改了,他没写。
商场里两件羽绒服,一样的填充,一样的克重,一样的产地,看上去差不多。一件八百,一件八千。
买八千那件的人,不是不知道八百那件也一样暖和。
他买的是什么?
鲍德里亚 1970 年那本讲消费社会的书,讲的就是这件事;1972 年那本讲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的书,把它讲成了一套说法。
他说,一样东西值钱,可以从四个地方算。
第一种:它有用。羽绒服能保暖。
第二种:它能换。这件能换八千块,或者能换别的东西。
第三种:它是一个符号。穿它的人被看成某一种人。
第四种,最特别:它在一整套差别里的位置。这一件之所以是「高档」,是因为另一些是「普通」的;没有那些普通的,这一件什么也不是。
他说,在一个东西已经很多的社会里,真正起作用的是后两种,尤其是第四种。
一件东西的意思,不在它自己身上,在它和别的东西的差别里。这句话,第 1 章讲索绪尔时说过,第 15 章讲拉康时用过。鲍德里亚把它搬到了商品上。
顺着这一步,他说了一句更狠的。
一般人以为:先有需要,后有商品——人饿了,所以有饭馆;人怕冷,所以有羽绒服。
他说:在东西太多的地方,事情反过来了。先有一整套要分出高下的差别,然后才有一个个的「需要」被生产出来。
一个人「需要」一件八千的羽绒服,这个需要不是从身上长出来的——身上只需要暖和。它是从那套差别里长出来的:因为有八百的那一件在,八千这一件才成了一个可以想要的东西。
这一步,是他对马克思最漂亮的一次改写(第 39 章说过)。马克思问商品怎样被生产出来,他问需要怎样被生产出来。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我」的那张脸——分布(第 3 章)。
一个人是谁,看他在一张排开的表上落在哪一格。
而鲍德里亚这一步最要紧的地方在于:他说明了这张表是怎样运作的。
第一,格子是靠差别撑起来的。没有低的,就没有高的。所以这张表天然要求有人在下面。
第二,一个人进了这张表,就只能在格子之间挪,挪不出去。你不想比了,可你不买那件八千的,本身也是一个位置:不讲究,或者买不起。
第三,这张表永远在换版。这一季的高档,下一季成了普通;人要保住同一格,就得一直花钱。
三条合起来,就是那台机器的样子。
要记在他名下的,是本编最要紧的一条开启。
拉康在这块地上讲的是词和词的链子(第 15 章),福柯讲的是让一句话算数的那套安排(第 26 章)。鲍德里亚讲的是最贴身的一样:一个人用什么、穿什么、住什么、给孩子报什么班,每一样都在把他放进一张表。
这件事人人有感受,从来没有人这样讲清楚过。
而且他讲的不是道德——他从不说「买贵的东西是虚荣」。他说的是结构:只要那套差别在,人就会被它安排。这一点,和福柯说「权力在关系里,不在谁手里」是一个路数。
他这一套,还推出一个反直觉的东西,值得单说。
按常理,东西越多、日子越好,人应该越不必比。
他说反了。东西不够的时候,人和人的差别是硬的:有的人有自行车,有的人没有。东西多了以后,人人都有一辆车、一部手机、一台电视,差别反而要靠更细的东西来分:哪个牌子,哪一年的款,哪个配置。
于是比得更细,也比得更累。
这一条今天看得很清楚:物质最丰富的地方,往往比得最凶。
现在问第一问。
这张排差别的表,有没有生日?
在 1970 年那本书里,他答得还不错:他说得很清楚,这是战后那二三十年、在一个东西过剩的社会里长出来的局面。有年代,有条件。
麻烦在后面几本书里。到了他讲代码、讲拟像的时候,这张表慢慢变成了一样先在的东西:不是这几十年长出来的一套做法,而是这个时代本身的样子,不可逆,也没有外面。
一件有年代的事,被写成了时代的原样——这就是第 45、46 章要算的那笔账,根子在这里已经埋下。
第二问,他没有写。在他笔下,人在这张表上只能挪格子。
可现实里,被排的人一直在改这张表,办法有三种,都很笨,也都有用。
一种是退出一格。一个人不再买这一类东西了——不是买便宜的,是干脆不参与这一项的比较。做的人多了,这一格的分量就掉了。
一种是自己立一格。一批人开始拿「用了十年还没坏」当讲究,拿「修过三次」当体面。这就是在原来那张表上,加了一栏原来没有的。
一种是把表拿出来给人看。有人把一件东西的成本、原料、代工厂摊开来讲,这张表的某一格就当场缩水了。
三种都不容易,也都不是喊口号。可它们都真的发生过,而且这些年在很多品类上发生得越来越多。
一张表在被用它的人改——这一层他不写;本书要写。
第四节说这张表「天然要求有人在下面」,这一条值得单挑出来说,因为它最狠,也最少被说。
一件东西之所以是「高档」,靠的是另一些东西是「普通」的。一所学校之所以是「好学校」,靠的是另一些学校不是。一个人之所以「有出息」,靠的是另一些人被看成没有。
也就是说:这张表不是一个人人都能往上走的梯子,它是一个必须有人在下面的排位。人人都往上走一格,这张表就重排一次,位置照旧。
这解释了一件很多人切身感受到的事:明明大家的日子都比二十年前好了很多,可比来比去的那股劲,一点没少,甚至更凶。
因为好不好是绝对的,位置是相对的;这张表量的从来是后一样。
这一条对怎么过日子很有用。一个人如果把力气全押在这张表的位置上,他就把自己的心情,交给了所有别人的动作。别人往上一格,他就掉一格,不管他自己这一年做得多好。
要跳出这个,没有巧办法,只有一件笨事:自己心里另有一本账(第 27 章说过被量的人心里那本账)。那本账记的是绝对的东西——今年学会了什么,做成了什么,谁因为你过得好一点。那本账不会因为别人往前一步,就把你往后推。
第 39 章末尾并排过一次,读到这一章,可以把话说完整。
拉康画的是一条链子:「我」是一句话里的一个位置,意思要靠下一个词才定得下来。他管的是词。
福柯画的是一套安排:一句话算不算数,看有没有文凭、场所、格式撑着。他管的是让话算数的东西。
鲍德里亚画的是一张差别表:一个人是谁,看他用的东西把他放在哪一格。他管的是货。
三样合起来,才是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的全貌:词,让话算数的东西,货。
这也说明了本书为什么要把三个人合起来写。单读一个人,很容易以为这块地就是他说的那个样子:读拉康的人看见的全是语言,读福柯的人看见的全是制度,读鲍德里亚的人看见的全是消费。
三个人合起来,这块地才完整。第 49 章要做的,就是把三个人在三块地上的画,拼成一张图。
这张表在中国人的家里,最明显的一处,是给孩子报的班。
一个班有用没用,其实很难说清:学一年钢琴,学一年编程,对这个孩子将来到底有多大用,谁也算不准。
可它在那张表上的位置,一清二楚:报了这个班的孩子在这一格,没报的在那一格;学这一门的显得讲究,学那一门的显得实在,什么都不学的那一格最难受。
于是很多家长的做法是:宁可多报一个。不是相信它有用,是不敢待在没报的那一格。
按第四节那三条看:这张表要求有人在下面(总有孩子没报),一个人挪不出去(不报也是一个位置),而且它一直在换版(前几年时兴的,这几年没人提了)。
第 67 章要细讲这件事。这里只先记一句:一个孩子的时间是实的,那张表是虚的;实的东西被虚的表排来排去,是今天很多家庭最贵的一笔开销。
真要动手,办法还是那三种(第八节):退出一格,自己立一格,把表摊开给人看。三样里,家长最做得到的是第二样——自己家立一条别人表上没有的:这孩子今年有没有一件事,是他自己想做、也做成了的。
两个人都用「符号」这一路的词,指的东西不一样,这里分清楚,免得读串。
拉康说的能指,是话里的一个词:一个音,一个字,在一条链子上和别的词有位置关系(第 15 章)。他要解释的是:一个人心里那个说话的地方,怎样按语言的方式组织起来。
鲍德里亚说的符号,是一件东西:一件羽绒服,一辆车,一套房子;它在一张差别表上和别的东西有位置关系。他要解释的是:一个人怎样被自己用的东西说出来。
一个在话里,一个在货里。
有意思的是,两个人都从索绪尔那一条出发——意思在差别里——却走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一个走进了诊室,一个走进了商场。
这也说明一件事:同一条道理,落在不同的土上,长出来的是不同的东西(第 22 章说过同一粒种子落在沙地和黑土里的话)。
第 49 章拼图的时候,这两处要分开摆:一格是「话里的位置」,一格是「货里的位置」。同一块地上的两样东西,合起来才够。
带走一个很具体的做法:给你家的一件大开销,做一次「四种值钱」的拆解。
一辆车,一套房,一个孩子的兴趣班,一次旅行。
问四遍:它有用吗?它能换钱吗?它替我说了一句什么话?这句话是跟谁比出来的?
前两问答得清楚的,是实的。第三问答得响、第四问答得出具体对象的,你就知道自己在买那一格。
买那一格也可以。只是心里清楚了以后,很多人会发现:有一两项,其实可以不买了。
带走的话东西太多以后,一件东西的意思在它和别的东西的差别里;「我」就是这张差别表上的一格——只是这张表,也在被用它的人改。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张由差别排开的表上——买哪一格,就站在哪一格。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1970 年那本书里,他给了这张表一个年代(这一步很扎实);被排的人怎样改它,他没写。
一家公司要查另一家的账,派人过去,对方递上一本账,说:照这个查。
查账的人埋头核了三个月,一分钱不差。
问题是:这本账的记法本身,就是对方定的。哪些算收入,哪些算成本,哪些根本不入账——从第一页起就写好了。
查得再细,也跳不出这本账。
1973 年,鲍德里亚出了一本书,说的就是这件事。他要查的账,是马克思那一本。
他说:马克思那套语言——生产,劳动,使用价值,需要——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语言。
用它来批判资本主义,等于用对方的账本查对方的账。
他举的例子里,最要紧的是「使用价值」这个词。
马克思那套账里,一样东西先有使用价值(它实实在在有用),然后才有交换价值(它能卖多少钱)。批判的力气也从这里来:资本主义让交换价值压过了使用价值,让人变成了赚钱的工具。
鲍德里亚说:慢着。使用价值本身,也是被造出来的。
一样东西「有用」,不是它天生的性质。一把椅子在一个没有椅子的社会里不「有用」;一台跑步机的「有用」,是在一个人不必走路的年代才长出来的。把「有用」当成一个天然的底,就等于替这套系统藏住了最要紧的一步:需要是怎么被造出来的(第 41 章)。
他还说了一句更狠的:马克思把「生产」抬成了人的本性——人通过劳动实现自己。可这恰恰是这套系统最喜欢的一句话。一个社会要人人都拼命干活,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相信:干活就是做人。
那本书的名字里有「镜子」两个字。他的意思是:马克思那套理论,是这套系统照出来的一面镜子——它反着照,可照出来的还是同一套东西的形状。
镜子里的人,动作是反的,身量是一样的。
一个反对者和他反对的东西共用同一套词,他反对得越用力,那套词就扎得越深。
这一刀,本书要大大方方地记在他名下,而且要说:这是三个人里最该学的一手。
第 25 章说过福柯那个动作:两派吵架,他去查两派共用的那个前提。
鲍德里亚这一刀更往里一层:他查的是自己这一边用的词。
拆别人容易,拆自己人难;拆自己人还容易,拆自己用的那套词,最难。因为那套词是他吃饭的家伙,是他这些年所有说法的地基。
而他真的动了这一刀——动完之后,他失去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圈子,也失去了一批读者。第 36 章说他一辈子站在边上,这一刀是原因之一。
这一刀,就是本书在第 19、32 章做的事。
第 19 章找拉康的接缝:他拆别人的「自我」,立自己的「结构」。
第 32 章找福柯的接缝:他查一切东西的出身,不查自己那句「权力无处不在」。
鲍德里亚在这一章里,对马克思做的是同一件事,而且他自己就说得很明白:要看一套说法,先看它用的那套词是谁给的。
本书这一路的做法,有一半是从他这里学的。这句话要写在明处(第 32 章说过这个规矩:拆一个人的书,还要用他的砖补自己的墙,就得写明)。
问题就在这里。
他查了马克思的词。那么他自己那套词——符号,代码,拟像,不可逆——是谁给的?
这套词,很大一部分来自符号学。而符号学有一个很硬的前提:一切都可以当成符号来读。
这个前提本身,可不可以被查?
一样东西被当成符号来读,读出来的当然全是符号的关系。这就像一个人戴着一副只能看见条码的眼镜去逛超市:他看见的一切都是条码,于是他得出结论——超市里只有条码,没有食物。
鲍德里亚拿走了马克思的账本,换上了符号学的账本,然后再也没有查过后面这一本。
这就是本编要找的那道接缝的前半截。第 46 章写后半截。
还有一层,更要紧。
马克思那本账虽然是对方的语言,可它至少留着一个位置:干活的人。账上有一栏是他们,他们能算、能要、能组织起来。
鲍德里亚换掉这本账以后,那个位置没了。
在他那套词里,只有符号在流转,没有一个人在做事。第 126 号那一章的话很直接:他的世界里没有行动者,只有流转。
他拆掉了一个「用错词的主体」,没有换上一个更准的主体,而是把主体这一栏整个抹掉了。
这就是他和前两位不一样的地方。拉康的「我」是一个被结构说出来的位置,福柯的「我」是一片场里被排出来的位置——好歹还有个位置。鲍德里亚这里,连位置都在流转里化掉了。
所以本书对这一章的处理,是接一半。
接的那一半:查一套说法用的词是谁给的。这一条,本书全盘接受,也用在他自己身上。
不接的那一半:查出词是对方给的以后,不能把整张账本一扔了事。要换一本能记事的账。
这套书要的那本账,第 61 章会写:谁做的,什么时候,改了什么,谁签收。
一本账的用处,不在它的词漂不漂亮,在它能不能记下谁做了什么、谁能来改。马克思那本账的词是对方的,可它至少能记事;鲍德里亚那本账的词很新,却记不了事。
「先看一眼你用的词是谁给的」——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要有办法。这里给三条很笨的办法,都是本书自己在用的。
一条:看这个词最近二三十年是不是忽然多起来的。赛道,闭环,颗粒度,抓手,对齐,卷。这些词大多有一个很近的来历,也多半是从某一个行业先传出来的。一个词从哪里来,它就带着哪里的那本账。
一条:看用这个词说话,谁最省事。「优化」一词最省事的是做决定的那一方——它把裁掉几个人、砍掉一个项目、加一道流程,都变成了一个听起来中性的动作。一个词能替谁挡掉麻烦,它多半就是从那一边来的。
一条:把它换成大白话,看还剩什么。「我们要对齐一下颗粒度」换成「我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件事」,意思没少,还更清楚。换完了如果什么都不剩,那这个词多半只是在给一件平常事加一层分量。
这三条,普通人用得上,本书也用得上。这本书立了一个新词(发现学机制),也守着同一条规矩:第 5 章第八节,把它自己送去过三句问。
这一刀今天还能砍两处,而且砍的是互相对立的两派,正好说明这把刀的分量。
一派人热心讲效率、增长、优化、赋能。这套词从哪里来?从管理和资本那本账上来。用它讲话,最省事的是做决定的那一方(前一节的第二条办法)。
另一派人热心讲异化、剥削、被规训、被收割。这套词多半从批判理论那本账上来。用它讲话最省事的是谁?是说话的人自己——它把所有说不清的难处,一次性归给一个没有名字的对手,于是不必再往下查。
两派用的是两本账,可有一件事是一样的:账本是现成的,没人查记法。
鲍德里亚这一刀,正是砍在这里:不要问他们说得对不对,先问这套词是谁给的、用它说话谁省事。
这是本书最愿意推荐给普通人的一样东西,比任何一个结论都实用。
这一章说不能把账本整个扔掉,要换一本能记事的账。这里顺手立一条纪律,后面几编要守。
一本账能不能记事,看四样:它能不能记下谁做的,什么时候做的,改了什么,谁能来改。
这四样,就是第 43 章那份签收清单的另一种写法,也是第 61 章三件替换的共同骨架。
立这条纪律,是为了防住一个很常见的毛病:换词换上瘾。
一个人发现了「词是对方给的」,很容易走到下一步——把所有旧词都判为可疑,自己造一套新词。新词造出来,说话更爽快了,可事情往往更记不清了。
鲍德里亚正是这样:他扔掉了马克思那本账,自造了一套很漂亮的词,结果那套词记不下谁做了什么(本章第七节)。
所以这条纪律很朴素:新词可以造,但造完要回答一句——用你这套词,怎样记下「谁做的、什么时候、改了什么、谁能改」?
答不上来的新词,说得再准也只是一句评论。
带走一个很实用的动作:下次你要反对一件事之前,先看一眼你用的词。
反对内卷的人,说的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用的还是那套词(第 36 章说过)。
反对加班的人,说的是「效率更高才能不加班」——效率还是老板那本账上的词。
反对相亲市场那一套的人,说的是「我条件也不差」——条件、市场、匹配,也全是那本账。
换一个词试试。不说「输在起跑线上」,说「这孩子今年学会了什么」。不说「效率」,说「这件事该花多长时间做得住」。不说「条件」,说「我和这个人待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换掉一个词,往往比喊十句口号更管用——因为那句口号常常是用对方的词喊的。
带走的话用对方的账本查对方的账,查得再细也跳不出这本账;只是查完了要换一本能记事的账,不能把账本整个扔掉。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本账的记法里——一本账留着干活的人那一栏,另一本账把这一栏抹掉了。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他查了马克思那套词的出身(最该学的一手);他自己那套词的出身,没有查。
你在便利店买一瓶水,扫码付钱,拿了就走。这件事两清了:你和店员,此后互不相干。
你去朋友家吃饭,走的时候带了一盒点心。过一阵,他家孩子满月,你又送了一份。再过一阵,他帮你接了两次孩子。
这件事永远不两清。
鲍德里亚 1976 年那本书,讲的就是这两样东西的差别。这一章是本编最要紧的一章之一——本书要从他这里拿走的那块砖,就在这儿。
他借来了两样材料(第 39 章说过):莫斯讲的礼物,巴塔耶讲的耗费。
送礼这件事,人类学家早就注意到了:在一些社会里,送出去一定要回,回的还得更重一点;一来一往,越送关系越深。
要紧的不是那样东西。一坛酒、一匹布、一头牛,值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来一往本身。
鲍德里亚把它叫作「象征交换」,用来和买卖对着看。
买卖的性质是两清:钱货两讫,关系断掉。
象征交换的性质是不两清:每一回合都留下一个「该回」的东西,所以关系一直长着。
因为这两样东西的差别,正是本书说的机器和过程的差别。
一台机器是两清的:输入,输出,各归各位,这一回和下一回没关系。
一场过程是不两清的:这一回的结果,成了下一回的起头;一来一往之间,两边都被改了一点。
第 2 章讲过本书说「我」的三句大白话:那儿有个东西,有个过程正在发生,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中间那一句——有个过程正在发生——说的正是这种一来一往。
鲍德里亚在这一章里,离这一句最近。
他甚至说了一件更接近的事:这套买卖的系统最怕的,就是这种不两清的东西。因为不两清意味着账算不平,意味着必须有人回应,意味着关系还在长。
那本书的名字里还有「死亡」两个字。这一层不好懂,说浅一点。
他说,一个把一切都算成价值、算成交换的系统,最不能处理的就是死亡:死亡不能被交换,不能被算进任何一本账,也不能被兑换成别的东西。
于是这个系统的办法,是把死亡挪走:挪到医院里,挪到殡仪馆里,挪到不谈的地方去。
他说,在那些还有象征交换的社会里,死不是被挪走的:它被放进一整套仪式,活人和死人之间也有一来一往。
这一段讲得很玄,可它底下那件事很实在:一样不能被算的东西,在一台只会算的机器里,就只能被藏起来。
今天也看得见:一个人家里出了大事,单位给他三天假,然后一切照旧——不是没人同情,是这台机器只有「假期」这一栏可以填。
要记在他名下的,有三条。
第一条:他把「两清」和「不两清」这个分别,讲清楚了。这是一把很好用的刀。
第二条:他看出了这套系统怕什么。不是怕反对——反对可以被吸收(第 36 章);它怕的是没法结清的东西。
第三条:他在这一章里,写到了人和人之间那种一来一往。这是他全部著作里,离「人也在动手」最近的一次。
在别的章里,他笔下只有符号在流转;在这一章里,有人在送,有人在回。
停在哪里?停在他给这样东西安的位置上。
他把象征交换放到了古代社会、原始社会、别处;而在今天,他说这件事已经不可能了——今天只剩下代码和拟像。
一块极好的砖,被他摆进了博物馆(第 39 章末尾说过这句)。
可日子里,不两清的事天天都有。
家里的一顿饭,同事替你顶的一次班,邻居帮你收的一次快递,一个老师多花的一个小时,一个医生多说的三句话。这些事都算不清,也不必算清,所以关系在长。
再往正式处说:一封被认真回复的投诉,一次真的改了的建议,一份写明「谁提的、哪一版改的」的记录——这些也是一来一往。它们不但发生,而且是今天很多地方运转得还不错的原因。
本书要把它从博物馆里拿出来,用在第 61 章那件替换上:代码换成一份可签收的记录。
签收是什么?就是一来一往里的那一下回应。
一台机器给了你一个结果——一个评分,一个排名,一条推荐,一个判定。你在那份记录上签一个字:我收到了;这一条我不认,理由在这里。
这一签,事情就从两清变成了不两清:那台机器欠你一个回应。
欠着,关系就在长;关系在长,那台机器就不是一台机器了,是一场过程。
这就是本书从他这里拿走的那块砖,而且要在明处写清出处:这块砖是他烧的。
三个人在这一处,各在哪儿?
拉康写的是一来一往的一半:孩子猜妈妈想要什么(第 13 章)。可那一往,最后落到了大他者身上——一个不会回应的地方。
福柯干脆没写这一层:他笔下有力的往来,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回应。监狱门口那份问卷是他做过的一次真回应,没有进理论(第 23 章)。
鲍德里亚写得最清楚,也最完整——然后把它判给了过去。
三个人各碰到了这件事一次,三个人各错过了一次。第 51、52 章要算的,就是这道账。
这一章的道理,还可以从反面讲一遍:为什么一样东西一旦被算清楚,它常常就开始空掉。
一个孩子帮妈妈做家务,妈妈很高兴。后来家里定了一条规矩:做一次家务,给两块钱。头两个星期,孩子做得很起劲。再往后,遇到不给钱的活儿,他就不做了。
这件事,很多家庭都碰到过。
原来那件事是不两清的:他做,妈妈高兴,他心里也高兴,这件事在他和妈妈之间长着。定了价以后,它两清了:两块钱一交,什么也不欠了,关系断在这里。
同样的事,在很多地方发生过:一个单位把互相帮忙折成积分,一间学校把读书折成打卡次数,一个平台把一句感谢折成一个点赞。
折得越干净,剩下的越少。
这不是说不该算。工资要算,成本要算,账目要清。这套书从头到尾主张的正是把账记清楚(第 61 章要的就是一份记录)。
要分的是两样:算,是为了让事情能查、能追、能改;折价,是把一件长着的关系,换成一次结清的交易。
前一样让关系更结实,后一样让关系当场断掉。
这块砖第 61 章要用,这里先把它拆成几件具体的事,免得到时候只剩一句好听的话。
一份可签收的记录,至少要有四样。
一样:知道有这回事。一个人被打了分、被排了序、被判了一个结果,他得先知道这件事发生了。多数时候,人连这一步都没有。
一样:看得见理由。不必看见全部算法,至少看见「因为什么」——哪几条,按什么权重,什么时候的数据。
一样:能说一句「这一条我不认」,而且这句话有地方接。不是一个没人看的邮箱,是一个有编号、有时限、会回话的入口。
一样:改了要留痕。改了没有,哪一版改的,因为谁提的——这一条最要紧,因为它让下一个人知道:提意见是有用的。
四样合起来,就是把一台两清的机器,变成一件不两清的事。
鲍德里亚给了「不两清」这个道理,没给这四样。这四样不玄,都是可以写进规程的东西。本书后面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写成条文。
这块砖本书要用,所以它的坏处也得说,免得听着像在劝人回到人情社会。
不两清的关系有它沉重的一面。
送出去的礼要回,回得不够会被记着;帮过你的人,会在某一天来提一件你很为难的事;一个村子里人人都欠着人人,于是谁也不好意思说一句公道话。
这正是很多人拼命要逃开的那种日子,也是买卖这件事最大的好处:钱货两清,干净利落,谁也不欠谁,一个陌生人也能和你做成事。
所以本书要的不是拿不两清去替换两清,是给两清的地方补上一处不两清。
具体说:交易照旧两清——钱货两讫,各不相欠。可这台机器给你的那些判定——评分,排序,等级,结果——不能两清:它给了你一个东西,就欠你一个回应的地方。
这一处补上,人和机器之间那条线就活了;日常的买卖,还是干脆利落。
分清这两层,这块砖才用得稳。
这一章末尾,留一句给第五编。
三个人各自碰到过「一来一往」这件事一次:拉康写孩子猜妈妈想要什么,福柯在监狱门口递过问卷,鲍德里亚写象征交换。
三次都真,三次都没有留住。
留不住的原因,三个人各不相同:拉康那一往落到了一个不会回应的地方,福柯那一次没进理论,鲍德里亚把它判给了过去。
第 51 章要写的「回写的三种缺席」,说的就是这三种留不住。
这里先记一句本书的看法:一来一往这件事,本来是最不需要理论的——它是人天天在做的事。三个大人物都碰到了它,又都让它从手里滑掉,说明的不是他们不细心,是他们手里那台机器不给它留位置。
一台机器里,没有「回应」这一栏。一场过程里,回应就是全部。
带走一件小事:这个月做一件不两清的事。
不是转账,不是发红包。是带一样东西去看一个人,是替谁做一件他没开口求你的事,是给一个帮过你的人写一段话,说清楚他当年那件事对你意味着什么。
这样的事,算不清,也不该算清。正因为算不清,它才会长出一点别的东西来。
在一个什么都能被算清、算完就两清的日子里,留几件算不清的事,是一个人让自己的关系还在长着的办法。
带走的话买卖两清,送礼不两清;不两清的地方,关系还在长——这块砖他烧得最好,却把它摆进了博物馆。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来一往里——每一回合都留下一个「该回」的东西,两边都被改了一点。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他看出了这套系统怕不两清的东西;可他把这样东西判给了过去,今天这一头,他说不可能了。
有一种人,你问他什么,他都说「都行」。
吃什么?都行。这事你怎么看?没什么看法。这次投票你选谁?随便。
你会觉得他没主意,也可能觉得他在敷衍。
鲍德里亚说:不一定。有时候,这就是一种回答,而且是最难对付的一种。
1978 和 1979 年,他出了两本小书,一本讲沉默的大多数,一本讲诱惑。这一章讲这两样,因为它们是他离另外两块地最近的两次。
那些年,法国和西方到处在搞民意调查:收视率,支持率,满意度,一样一样地量。
鲍德里亚看着这件事,说了一句很扎人的话。他说:那些被不停询问的人,未必在回答;他们可能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把这套询问顶回去——照单全收,或者一言不发。
照单全收是什么意思?你让我看什么我就看什么,你让我买什么我就买什么,你要什么答案我就给什么答案。看上去是最顺从的一群人,可这套系统从他们身上什么也问不出来——问出来的全是它自己放进去的东西。
一言不发也一样:民调问不出真东西,因为他们不肯把真东西放进去。
他把这群人叫作「沉默的大多数」。他说,这不是一群还没被启蒙的人,这是这套系统拿他们没办法的一群人。
好在他看见了一个别人没看见的动作。
启蒙那一路的说法是:人要被唤醒,要有意识,要发声。所以一个不发声的人,是还没醒的人。
鲍德里亚说:未必。不发声本身可以是一种回答,而且在一套只会读取回答的系统面前,它可能是最有效的一种。
今天看得更清楚。一套系统按你的点击来判断你要什么;一个人什么都不点,它就读不出他。一套考核按填表来算;一屋子人都填得四平八稳,考核就空转了。
这件事在中文里有一个很传神的说法:装傻。装傻不是没脑子,是不肯把自己交给那张表。
另一本小书讲的是另一件事。
那些年的说法是:主体在看,客体被看;人在选,东西被选。
鲍德里亚说:反过来也成立。一样东西可以吸住你,牵着你走,让你自以为在选,其实是被引着。他管这叫诱惑。
这一层说的是:被看的那一方,也在起作用。
这件事日子里到处都是。一个橱窗的摆法让你走不动路,一段视频的头三秒让你停下来,一个人的一个眼神让你整晚在想。
用本书的图看,这两本小书很有意思。
沉默的大多数那一本,落在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上:一群人在一片摆开的场里,用不回应来对付询问。这是「场」那张脸的一个变体。
诱惑那一本,落在心里那块地上:一个人被吸住、被牵着走——那是「美」那张脸的背面。
所以本编编序说:他侧重的是脑子里想的那块地,可另两块地他也到过。这两本小书就是凭据。
停一下,把这两处的分量说清楚。
这是鲍德里亚全部著作里,仅有的两处「被做出来的人反过来起作用」的正面描写。
沉默的大多数:被询问的人,用不回应把询问顶了回去。
诱惑:被看的东西,反过来牵住了看的人。
一个说被安排的一方有动作,一个说被动的一方能起作用。两处都是本书第二问要找的东西。
所以第 48 章登记时,这两条要正式进登记簿,而且要算「主场」——它们写在他的书里,是他的主干说法之一。
登记归登记,判还要照规矩判。
沉默的大多数顶回去的,是询问本身;可他们没有改那套询问的办法。民调照做,只是问不出东西;考核照走,只是空转。那套系统还在,只是空转着。
诱惑里那一头的动作,也不改什么。被看的东西牵住了看的人,可它没有改变这场看与被看的安排。
第 5 章那张预判表里,鲍德里亚第二问那一格写的是「答不上:没人签收,无处递意见」。这一章读完,本书要把它稍微说细一点:不是完全没有动作,而是这些动作到不了那台机器身上——它们改的是效果,不是规矩。
第 47 章打勾时,这一条会写进依据。
还要补一句他没写的:装傻是有代价的。
一群人用沉默顶回一套考核,考核确实空转了。可空转的考核不会自己消失;它会加码——加频次,加指标,加交叉核对。于是双方一起往上卷:一边问得更细,一边答得更空。
这件事在很多地方已经跑到了尽头:表格越来越厚,内容越来越空,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照填。
所以沉默是一种回答,却不是一条出路。它能让一套东西问不出真话,不能让它改成一套能问出真话的东西。
要改,还是得有一条通道:一个能说「这张表不合用」并且被受理的地方。
这正是他不肯给、本书要给的那一样。
这两本小书里有很好的观察,也埋着他后期那个毛病,顺手点出来。
好的观察是具体的:民调问不出真东西,沉默也是一种回答,被看的东西会牵住看的人。
毛病在于,他很快把它推成了一句大的:群众是一团吸收一切的黑洞,什么都进得去,什么都出不来。
推到这一步,那一群活人就没了。前一句里,他们是在用不回应对付询问的人——有动作,有分寸,甚至有点狡黠。后一句里,他们成了一个不会动的东西。
同一章里,人先出现了一下,又消失了。
这个来回,在他后期的书里常常发生:一个很准的观察冒出头,接着被一句更大的判断盖住。第 38 章说过他那种写法的脾气——越写越要更狠的一句。
读他的办法,也就从这里来:把那些具体的观察挑出来留着,把那些盖住它们的大句子先搁一边。挑出来的,往往就是他最经得起用的东西。
这一章末尾说,这两条要算「主场」,这里把理由写足,因为它关系到预言二的结算。
第 6 章写死的划法是:一条线索算「主场」,要同时满足两条——出在他侧重的那块地上,出在他主要著作的主干论证里。
沉默的大多数那一条:出在他自己写的一本书里,是那本书的主干;它谈的是符号与询问,落在他侧重的那块地及其近邻上。两条都满足,算主场。
诱惑那一条:同样出在他自己的书里,是那本书的主干;它谈的是符号的吸力,也落在那一块。算主场。
要说明的是:算主场,不等于分量重。第 20 章给拉康记过同样的事——主场那几条,都只到「改关系」,不到「改机器」。鲍德里亚这两条更轻:它们连「改关系」都不到,只到「让那套询问空转」。
这正是本书一直在提的那件待裁的事:登记簿要不要另立一栏,把「只到某某程度」的线索分开记。两编合计已经七比七,这一编还在往主场里添条数,如果不分栏,预言二的结算会变成一场数条数的比赛,而条数看不出分量。
第 48 章会把这件事再提一次,请裁。
第 43 章和这一章,是第四编里最「暖」的两章,也是本编最要紧的两章,位置要点明。
前面几章写的是他怎样把人放进那张表(第 40、41 章),怎样查别人的账本(第 42 章)。这两章写的是另一头:一来一往里的人(第 43 章),和不肯回应的那群人(这一章)。
换句话说,鲍德里亚在这两章里,两次碰到了「人也在动」这件事。
第 43 章那一次,他看见了,判给了过去。
这一章这一次,他看见了,判成了一团黑洞(甲节说过)。
两次都碰到,两次都收回。
这就是第 48 章要写进总账的那个形状:三个人里,他碰到那件事的次数最多,收回得也最干脆。
而收回的方式也一致:不是说它不存在,是说它在今天不算数——古代有,现在没有;有动作,可那动作不算数。
一件东西被说成「不算数」,比被说成「不存在」更难反驳,因为它连一个可以查的对象都不给你。第 47 章打第三问的时候,这一层是最硬的一处。
带走一个分辨: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沉默没用。
面对一套只想从你身上取点东西的询问——一个只为凑数的调查,一次只想让你表态的追问——沉默是合适的,不必内疚。
可面对一件你真的想让它改的事,沉默就没用了。它只会让那张表继续空转下去。
这时候要做的,是那件更费劲的事:找到一个能受理的地方,把话说清楚,留下一条可查的记录。
一次沉默,保住的是自己;一条记录,可能改的是下一版。
带走的话沉默也是一种回答,可它只让那套询问空转,不会让它改;照单全收顶不回一张表,只有一条能被受理的记录才行。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不回应里——一群被不停询问的人,用照单全收和一言不发顶回了询问。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这两处是他书里仅有的两次「被做出来的一方起作用」;可动作到不了机器身上,改的是效果,不是规矩。
第 37 章说过那个例子,这一章从它正式往下讲。
你去一个打卡点。去之前在手机上看过它几百张照片:那个角度,那个光,那面墙,那杯咖啡放在窗台上的位置。
到了现场,第一反应是:没有照片上好看。
按常理,现场是那个东西本身,照片是它的复制品;复制品不如原件才对。可你的反应是反的——你拿现场去比照片,而且现场输了。
在你心里,照片是原件。
然后你做了一件更说明问题的事:你也拍了几张,挑角度,调色,发了出去。
本系列第 126 号第 8 章,把他这套说法拆成了一把四级的梯子。本编照那一章的拆法用,不另起炉灶。
第一级:符号是对一样东西的反映。一张证件照,照的是这个人。
第二级:符号掩盖了那样东西的本来样子。照片修过了——本人和照片有出入。这一级还有真假可言:一个人可以说「我本人没照片好看」,这句话成立,因为两边都在。
第三级:符号掩盖了「根本没有那个东西」这件事。一种滤镜风格,它不修某一张具体的脸,它生产一个所有脸都往那里靠的模板:同样的脸型,同样的鼻梁,同样的光。用这个滤镜的一万张照片彼此非常像。这时候问「本人是什么样」已经开始失效了——那张照片指向的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脸,它指向那个模板;而模板背后没有原件,模板就是模板。
第四级:符号跟任何真实都没关系,它自己就是自己。人照着滤镜去整容。
这一级最关键,也最容易被讲玄,所以要说死。
一个人按照滤镜的样子做了脸。现在她本人就是那个样子。这张脸是真的吗?它就长在她身上,是真的。它是不是「她本来的样子」?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她本来的样子那样东西,在她第一次用那个滤镜看自己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了。
你没法说她在骗人,也没法说她真实。问真假,问不出东西了。
所以:拟像的标志不是「假」,是真假这个区分不再管用了。
原件开始模仿复制品。
这把梯子最好的地方,是它到处能用,而且能用在很具体的事上。
一所学校照着升学率改完课程表以后,「本来该教什么」这个问题就再也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了。
一条街照着宣传照改完以后,它原来是什么样,只剩照片可查。
一份简历照着筛选的偏好改完以后,「这个人本来擅长什么」也开始模糊。
每一处的形状都一样:表征和被表征的东西脱钩了,而系统只读表征。
第 126 号那一章从他这里提炼出一个判据,本书照用,而且要用到最后一章:
底下那个东西全空了,这套系统会不会报警?
会,说明它还接着。不会,说明它量的已经不是那样东西了。
这个判据好在不要求你判断任何人的动机。一个学校的老师可以全都很有良心,可只要「升学率全好而教育全空」这种状态不会触发任何警报,那这套系统就已经脱钩了。
第 126 号那一章还说了一句要紧的:最难对付的从来不是有恶意的东西,是没有恶意、每个人都在好好做事、而结果却荒唐的那种东西。道德话语在这里完全失效,因为它找不到一个可以指责的人。
这把梯子太好用,好用到容易被用坏。第 126 号那一章给它配了三条纪律,本书照抄,并且要自己守住——因为第 5 章第八节担心的正是这件事:一把尺子变成一顶帽子。
纪律一:梯子是用来量具体的东西的,不是用来量时代的。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拟像阶段了」——这句话没有任何可检验的内容,说了等于没说。「这家店的评分已经和它的服务脱钩了」——这句话可以查:去看给分的人是谁,给低分有什么后果,分数编了谁会发现。
具体的东西可以定级,时代不能。
纪律二:第三级和第四级之间那一步,必须有证据。判据只有一条:有没有出现「原件照着复制品改」的实例。人照着滤镜改脸,有;学校照着排名改课程表,有;城市照着宣传照改街道,有。
纪律三:定完级,要接着问那三句问——它哪一年开始这样的?谁改的?有没有一个地方能说它不对?定级本身不是结论,是开始查的地方。
第三条是本书加的。
这把梯子还有一条性质,是他最看重、也是本书要动手的地方:不可逆。
他说,爬到第四级就下不来了。她不能「回到本来的脸」——那张脸已经改了,而且她看自己的方式也改了。一个打卡点不能「回到没有人拍照的样子」——现在的经营、装修、定价全是围绕拍照设计的。
这一条解释了一个很常见的挫败: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某件事已经变味了,而它还在继续。
本书要说的是:这一条对,但要说准。
不可逆的是「回到原样」。一个改过的脸回不到原来的脸,一所学校回不到三十年前的课程表——这是真的。
可「回不到原样」和「改不了」,是两句话。
一所学校回不到从前,可它可以往前改成另一个样子:加一栏原来没有的评价,把某几项排名停掉,给家长一个真的能说话的会。改完以后,它既不是原来的样子,也不是刚才那个样子。
河流改不回上一个河道,可它会冲出新的河道。第 14 章那个比喻,在这里正好接上。
这就是他在这里滑掉的一步。
从「回不到原样」,他滑到了「没有别的路」;从一件有年代的事(第 41 章说过,他 1970 年还给这张表标过年代),滑到了时代的原样。
一旦滑到这里,那台机器就成形了:它没有生日(它就是这个时代本身),它不能被改(不可逆),它没有外面(外面也是迪士尼)。
三句问,在第 47 章会一格一格核。
本书在这里只先记一句:他说的那件事是真的,他给那件事下的结论,多走了一步。多走的这一步,把一把好用的尺子,变成了一句让人放手的话。
三条纪律里的第二条,说第三级和第四级之间那一步必须有证据。这一步为什么要看得这么紧?
因为这两级的处置完全不同。
停在第三级,事情还有救:符号和那样东西脱了钩,可那样东西还在。学校的排名和教育脱了钩,可教育还在那儿——课还在上,孩子还在长。这时候要做的,是把那样东西重新接回来:换一套看得见教育本身的办法。
到了第四级,那样东西已经按符号改了自己:课程表整个是按排名排的,老师的时间是按考点分的,孩子的注意力是按刷题养的。这时候「把它接回来」已经没有对象了——你要接回去的那个东西,已经不在了。
第四级要做的,是另一件事:不是回去,是往前立一个新的参照点。比如,一所学校不去找「三十年前该教什么」,而是自己立一条新的:这一届孩子毕业三年后,还愿意读书的有多少。这一条一立,就有了新的底。
所以这一步要看得紧:判早了,会把还救得回来的事宣布为没救;判晚了,会一直做一件没有对象的事。
判的办法还是那一条:有没有出现原件照着复制品改的实例。
值得问一句:这把梯子量的东西,和前两编那两台机器,是同一件事吗?
不完全是,差别要说清。
拉康那台,说的是「我」从哪里来:一套先在的结构把人认成了一个位置。
福柯那台,说的是人怎样被排出位置:一片场用格子、钟点和名次做人。
鲍德里亚这把梯子,说的是另一件事:一个东西和它的表征之间,那条线断在哪一级。
前两台讲的是人,这把梯子讲的是表征。
可它们在同一处接上了:人也有表征。一个人的档案、评分、简历、照片、朋友圈,都是他的表征。
于是这把梯子可以直接量到人身上——第 126 号那一章就这么用过:档案不再记录一个人,档案生产一个人;招聘方见到的那个人就是档案。
一个人的简历按筛选的偏好改过三遍以后,「他本来擅长什么」这个问题,也慢慢变得不好回答了。
这就是三台机器在这一处合流的地方:一个人被表征做出来,而表征已经和他脱了钩。第 50 章要并排问的那件事,在这里露了一次全貌。
这把梯子今天最该量的,是一个人自己的记录。
从前一个人的记录很少:一张毕业证,一份档案,几张照片。现在多得多:几年的聊天记录,几千张照片,一堆步数和睡眠曲线,一串评分和信用分。
这些东西在往上爬这把梯子。
第一级:它们记录你。你走了八千步,记着八千步。
第二级:它们修饰你。挑出来的照片,写得好看的简介。
第三级:它们生产一个模板。看什么样的内容、发什么样的东西的人,被归成某一种人;这个「某一种人」背后没有一个具体的原件。
第四级:你照着这个模板改自己。为了让那条曲线好看,改自己怎么走路、怎么睡觉、发什么、不发什么。
到了第四级,「我本来是什么样」这个问题就开始不好回答了。
要不要爬到第四级,很多时候不是被逼的,是一点一点自己挪上去的。
所以这一章末尾那个判据,最该先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我这些记录全都很好看,而我本人过得很不好——有没有一样东西会因此报警?
多半没有。那个警报,只能自己装:一个每周问自己一句的时刻,或者一个会打电话来的人。
这把梯子和本书那三句问,是两把不同的尺子,用处要分清。
这把梯子量的是:一件东西和它的表征,脱钩到了第几级。
那三句问量的是:做「我」的那台机器,是不是一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有没有外面。
两把尺子量的东西不同,可它们在一处接上:一件东西脱钩到第四级以后,那个表征就开始像一台机器——它自己生产自己,回不到原件,也没有一个可以校对的外面。
所以这两把尺子可以接起来用,而且很好用:先用梯子定级(这件事脱钩到哪一步了),再用三句问查这一级是怎么来的、谁改得动、上头有没有说理的地方。
定级说明病在哪儿,三句问说明从哪儿下手。
这也是本书对他最大的一次「拿来用」:他的梯子是诊断,本书的三句问是处方。他自己说过他只开诊断书——这句话本来是说福柯的(第 32 章),放在他自己身上也一样准。
带走那个判据,用在你身边的一件事上。
孩子的成绩全优,人是不是也好好的?如果孩子很不好,而所有的表都全优,那这套表已经和孩子脱钩了。
公司的报表全绿,业务是不是真的还在长?如果不是,而没有一处会因此报警,那这套报表已经脱钩了。
一个人的朋友圈很好看,日子是不是真的还行?如果不是,而没有一个人会因此打来一个电话——那这个朋友圈,也已经脱钩了。
最后一条最值得看一眼。因为这一处的警报,只能由人来拉:一个真的看出你不对劲、并且打来电话的人。
带走的话拟像的标志不是假,是真假这个区分不再管用了;判它的办法只有一句——底下那个东西全空了,这套系统会不会报警。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张照片里——人照着照片修自己,原件开始模仿复制品。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他给了一把极好用的梯子和一个硬判据;又把「回不到原样」写成了「不能动」,从这里起,那台机器成了形。
第 19 章找过拉康的接缝,第 32 章找过福柯的。这一章找第三道。
做法照旧三步:找他最锋利的那一刀,找他不再往下问的那一句,拿刀去问那一句。
他那一刀,前面几章已经砍了好几处。
真实不是一个现成的底。一件东西的「有用」是被造出来的(第 41 章),「使用价值」这个词本身是对方账本上的词(第 42 章),一张照片能让现场输掉(第 45 章)。
一句话:我们以为的那个「本来的样子」,很多时候是后来被做出来的。
这一刀,是彻底的发生学的刀,而且他用得比谁都狠——他连批判者自己的词都查了。
再看他不再往下问的那一句。
那一句是:今天已经是一套代码在先的世界——符号不再指向任何东西,它自己生产真实;这个过程不可逆;而且没有人在做这件事,也没有人可以对它负责。
这一句,就是他那台机器。
它有三样性质,和另外两台正好排成一个梯度:
拉康那台(结构):先于每个人,没有作者,问不得。
福柯那台(权力):无处不在,没有生日,抵抗在里面。
鲍德里亚这一台(代码):不但没有作者,而且不可逆;不但没有外面,连「外面」本身也是它造的(迪士尼那一句)。
一台比一台硬。
现在做第三步。
他对「真实」问的是:它是被谁、在什么年代、用什么办法做出来的?
把同样几句,对着他自己那一句问一遍。
这套代码是哪一年开始的?他在 1970 年那本书里,还给过一个年代(战后过剩的那二三十年);到了八十年代,这个年代没有了,它成了「这个时代本身」。
是谁在做这件事?在他笔下,没有人。可具体去查,处处是人:一个广告是谁拍的,一套评分是谁写的,一条排序规则哪一年改的版,谁签的字。
有没有一个地方能说它不对?他自己答了:外面也是迪士尼。
三句问下来,同一个结果:用来查一切东西出身的刀,没有对准他自己那一句。
这一章还有一件事,几乎是这道接缝的一个纪念碑。
他 1981 年那本讲拟像的书,开篇印着一句引文,署的是《传道书》。
那句话的意思大致是:拟像不是掩盖真实的东西,是真实掩盖了根本没有真实这件事;拟像才是真的。
问题在于:《传道书》里没有这句话。这句引文是他自己编的,署了一个古书的名字。
这件事,研究者早就指出过〔核:常见口径〕。
这一手,可以有两种读法。
一种读法:这是一个玩笑,而且是一个极聪明的玩笑——一本讲「假的东西如何取得真实的分量」的书,开篇就用一句假引文给自己发了一张真实的证书。书还没开始,那件事已经演了一遍。
另一种读法:这正是他那台机器的接缝在动作。一个说「真假的区分已经失效」的人,在自己书的第一页上,就无所谓地用了一次这个失效。
本书取两种都是。玩笑是真的,接缝也是真的。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形状就出来了。
一句编出来的引文,署上古书的名字,让书的开篇更有分量。
一句「那场战争没有发生」,说给全世界听,让他的判断更有分量。
两件事都是用一个极刺眼的符号,去换取最大的效果——正是他一辈子在写的那套做法。
第 37 章说过:他自己那套写法,在这里把他绊倒了。这一章要补一句:不是写法绊倒了他,是那台机器的性质决定了他会这样做。一个说没有真假的人,用一句假引文,一点也不矛盾——在他那套说法里,那根本不算「假」。
三道接缝,这里可以并排一次。
拉康:拆别人的「自我」时用发生学,立自己的「结构」时用发现学。
福柯:查一切东西的出身,不查自己那句「权力无处不在」。
鲍德里亚:拆「真实」时说一切都是被做出来的,立自己那句「代码在先」时,不问它是被谁做出来的。
三个人,三把极快的刀,三根不许问的柱子。
而且三根柱子的材质,是同一种(第 32 章说过):一个走不出去的地方——一门语言,一片没有外面的场,一片真实的荒漠。
第 59 到 61 章,三根一起拆。
按规矩,量完了要说明从他那里拿走了什么。
第 42 章记过一块:查一套说法用的词是谁给的。
第 43 章记过一块:两清与不两清,一来一往。
这一章再记一块,也是最实用的一块:那个判据——底下那个东西全空了,这套系统会不会报警。
三块砖,本书都用,也都在明处写了出处。
要说清楚的是:一个人给出的最好的东西,常常不在他最有名的结论里,在他为了得出那个结论而磨出来的工具里。结论会过时,工具能一直用。
三道接缝并排以后,还有一件事值得记:三台机器的硬度,跟着三个人写作的年代走。
拉康立结构,是五十年代。那时候最有力的新东西是语言学和人类学——它们给的印象是:底下有一套排好的规矩。
福柯立那句「权力无处不在」,是七十年代。那时候最有力的经验是:大机构无处不在,学校、医院、监狱、工厂,一套一套的安排。
鲍德里亚立代码,是八十年代。那时候最有力的新东西是电视、广告、民调、实时转播——它们给的印象是:一切都在屏幕上流转,找不到源头。
三个年代,三种最有力的东西,三台机器的样子。
这说明一件很朴素的事:一个人立的那根柱子,材料常常来自他那个年代最像「本来就在」的那样东西。
那么今天呢?今天最像「本来就在」的东西,是什么?多半是那些自动跑着、没人看得见规则、也没人认账的系统。
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要写:今天最容易被当成「本来就在」的那台机器,恰恰是人类做过的机器里,出生日期记录得最全的一台——它有版本号,有上线日期,有改版记录,有签字的人。
第八编三章,写的就是这件事。
这一章拿那句编来的引文说事,按规矩,要回头问本书自己一句。
这本书会不会也干同样的事?
会,而且危险不小。一本要立一个新词、写两个预言、判三个大人物的书,最方便的一件事,就是给自己找一句古人的话来撑腰。
所以本书立了几条规矩,写在这里。
一条:凡引三人的话,一律转述大意,标出年份与出处范围;凡记不准的,标〔待核〕,不含糊过去。
一条:凡用本系列前面几卷的判断,写明是哪一号、哪一章,照原意接着判;改判的地方,把改前改后并排写出来。
一条:凡本书自己的推断——接缝年份、三台机器合成一台、那一格判空——一律写明「这是本书的读法」,并写清它可能怎样错。
这些规矩不保证本书不出错。它们保证的是另一件事:出了错,读者查得出来是在哪一句上错的。
一句编来的引文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假,是它让人查不出来。一本书能不能被查,比它对不对更要紧。
三道接缝并排以后,可以合成一句话,这句话也就是本书的合判在三个人身上的具体样子。
他们都用发生学的刀,拆掉了那个先在的「我」。
他们又都在自己的地基处,立了一句发现学的话。
而那三句话,说的是同一件事:做「我」的那台东西,就在那儿——不必问它从哪儿来,也没有地方可以问。
第 4 章写过那个式子:主体=F(机制),机制=机制。
到这里,这个式子有了三个具体的写法:
机制=语言的秩序(拉康)。
机制=无处不在的权力(福柯)。
机制=在先的代码(鲍德里亚)。
三个等号的右边,都是它自己。
第 52 章要解释的,就是这三个等号是怎样画上去的;第 59 到 61 章要做的,是把这三个等号擦掉,换成三个可以查、可以改、可以签收的东西。
带走一个很短的习惯:留意那些「已经没有…了」的句子。
「现在已经没有真的东西了。」「这年头已经没有讲信用的人了。」「这个行业已经没有干净的地方了。」
这类句子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听起来很清醒,其实是一句让人放手的话。一旦说出来,就不必再查、再问、再试了。
对着这类句子,问一个很笨的问题:你说没有了,那你最近一次真的去查,是什么时候?
多半会发现,没有查过。
这不是说这些句子全错。有些事确实变坏了。可「变坏了」要靠一件件具体的事来支持;「已经没有了」是一句没有边的话——而一句没有边的话,正是这本书从头查到尾的那样东西。
带走的话他说真实是被做出来的,却不问自己那句「代码在先」是被谁做出来的;那句编来的开篇引文,就是这道接缝的纪念碑。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支笔的两头——他拆真实时,一切都是被做出来的;他立自己那一句时,那台机器成了这个时代本身。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他那一句,三句问一句也答不上;第 47 章正式打勾。
1995 年,他出了一本书,书名的意思是:一桩完美的罪行。
他说的这桩罪行是:真实被谋杀了。而它之所以完美,是因为连尸体都没有留下——没有人看见案发现场,没有人报案,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立案。
这句话,是他一辈子的收尾,也是本章要打勾的那台机器最后的样子。
第 5 章立的三句问,第 20 章给拉康打过勾,第 33 章给福柯打过勾。这一章给鲍德里亚打。
规矩照第 6 章写死的办:只认主要著作——从 1968 年那本讲物的书到 1995 年那本讲完美罪行的书那一串;访谈、书信、演讲,只能把一格从「答不上」挪到「答了半句」,不能挪到「答得上」;查过没找到的,只写「本轮未见」。
判:答了半句。
往上顶的那一面:1968 年那本讲物的书里,他把那套「要配」的规矩写得很有年代(第 40 章);1970 年那本讲消费社会的书里,他明说这是战后过剩的那二三十年长出来的局面(第 41 章)。这两处,第一问答得不错。
往下压的那一面:到了他讲代码、讲拟像的时候,那个年代没有了。四级梯子最后那一级的性质是不可逆(第 45 章);再往后,这套代码成了「这个时代本身」——不是某一段历史里的一套做法,而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状况的原样。
一件有年代的事,被写成了时代的原样。
所以判「半句」:早期有,后期没有了。
第 5 章的预判是「答了半句:拟像的时代有来历,却被写成回不了头」。核下来不变。
判:答不上。
这一格要写清楚,因为他书里并不是一个动作也没有。
第 44 章记过两处:沉默的大多数用不回应顶回询问,被看的东西反过来牵住看的人。第 43 章记过一处最好的:一来一往的象征交换。
三处都有动作。可三处都到不了那台机器身上。
沉默让那套询问空转,不改那套询问的办法。诱惑改的是这一次谁牵着谁,不改这场看与被看的安排。象征交换他判给了过去:今天不可能了。
而最要紧的一样——一个人能在那台机器给出的结果上说一句「这一条我不认」,并且有地方接——他一处也没有写。
本系列第 126 号那一章的读数是:谁签收,零句。本编接着判,未改判。
第 5 章的预判是「答不上:没人签收,无处递意见」。核下来不变。
判:答不上。这一格是三个人里最硬的一格。
拉康说「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外面没有(第 18 章)。福柯说抵抗不在权力外面——外面没有(第 33 章)。
鲍德里亚比这两位都更进一步:他不但说没有外面,还说那个看起来像外面的东西,正是这台机器造出来让你相信有外面的(第 37 章那句迪士尼)。
于是「找外面」这个动作本身,也被他收编了:你以为你站到了外面,那正说明你还在里面。
这就是「完美的罪行」那个说法的真正分量:完美,指的是连一个可以立案的地方都没有。
第 5 章的预判是「答不上:外面也是迪士尼」。核下来不变。
鲍德里亚三格:半句,答不上,答不上。
三人九格:
第一问:拉康答不上,福柯半句,鲍德里亚半句。
第二问:拉康半句,福柯半句,鲍德里亚答不上。
第三问:三人全答不上。
九格之中,没有一格「答得上」。第三问三格,全答不上。
第 6 章那个预言一,两句都没有被推翻。
按规矩,判完要写清楚本书怎样会错。
第二问那一格,最可能被翻。他晚年有一些访谈和短文,语气比书里松,也谈到过人还能做什么。按第 6 章的规矩,访谈最多把这一格挪到「半句」——而且要先看那句话是不是被当作常规机制来说的。读者若能拿出他在主要著作主干里写下「被这套东西做出来的人怎样回头改它」的段落,这一格立刻改判。
第一问也有一处可翻:他后期讲「代码」的时候,偶尔会追溯到某些技术的年代。若能读出他把这套代码的来历当作一个要回答的问题来写,这一格可以往上挪。
第三问最难翻,因为那一句是他自己说的:外面也是他造的。
打完勾,还要问一句他这套说法本身。
一套说法,如果任何反例都能被它收编——你举出一个还在起作用的外面,它说那也是拟像;你举出一个真的改了的例子,它说那只是这套系统的自我更新——那么这套说法就没有外面了。
第 6 章为本书写死两个预言,正是为了不让本书变成这样。第 19 章末尾量过本书自己那根柱子,第 46 章甲节立过本书的三条引用规矩,也是为这件事。
鲍德里亚没有给自己写过这样的条件。他那套说法,没有一句「什么情况下我算错了」。
这是本编对他最重的一句判:不是他说得太黑,是他说得没法查。
也要把公道说足,而且要说得响。
三个人里,他是唯一正面写了今天每个人身上正在发生的那件事:真的东西按假的东西去改自己。这一条,前两位都没写到。
他给的那把梯子和那个判据(第 45 章),今天在学校、医院、公司、平台上都能直接用,而且比很多专门讲这些事的书更有用。
第 126 号那一章的判词——他看得最远,也交得最白——本编照原样接着判。
一个人看到了最远处,却把手放下了。这本书要做的,就是接着他看到的地方,把手伸出去。
这台机器写于八十年代,可它描述的东西,今天有一个更现成的对象。
一套自动跑着的推荐系统:它决定你先看到什么;它没有一个作者出来认账;它的结果回过头来改你的口味,改完以后你更喜欢它推的东西;你说不清自己本来喜欢什么。
三句问,一句一句对得上:它像是这个时代本身(第一问),你改不了它只能被它改(第二问),你以为的「关掉个性化」也是它给的一个选项(第三问)。
鲍德里亚没见过这样东西——他 2007 年去世,那时候这件事刚起头。可他那台机器,像是提前给它写好的说明书。
这正是他今天被反复引用的原因,也是本书最要提防的地方。
因为这台今天的机器,恰恰是人类做过的机器里,出生日期记录得最全的一台:它有版本号,有上线日期,有改版记录,有写它的人,有批它的人。
一样什么都记着的东西,被读成了一样没有作者的东西——这是今天最贵的一次误读。第八编三章,专写这件事。
这个说法很漂亮,可它藏着一个很要紧的偷换,要拆开。
一桩罪行之所以叫罪行,得有几样东西:有人做了,有人受了损失,有一套东西可以据此追究。
他说真实被谋杀了,却同时说:没有凶手(没有行动者),没有可分辨的事实(真假失效),没有立案的地方(没有外面)。
那这就不是一桩罪行了。没有凶手、没有可查的事实、没有立案处的事,在任何一本词典里都不叫罪行——叫天灾,或者叫自然过程。
他借用了「罪行」这个词的重量——它让人感到愤怒、感到不对劲——却不承担这个词的义务:指出谁做的,损失是什么,到哪里去追。
这一手,恰恰是他一辈子在写的那件事:一个符号的分量,和它背后那样东西,脱了钩。
所以本书对这个说法的处置是:拆成两句。
「一件事被改到了连原样都查不到」——这句留着,很准,第 45 章那把梯子第四级说的就是它。
「所以这是一桩没有凶手、无处立案的罪行」——这句不要。因为凡是真的能被叫作罪行的事,就一定有人做过、有账可查、有地方可去。
九格核完,可以看一眼这张表本身的形状。
第一问那一行:答不上、半句、半句。越往后的人,查生日查得越细。
第二问那一行:半句、半句、答不上。越往后的人,给人留的动作越少。
第三问那一行:三格全空,一个比一个说得死——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抵抗不在权力外面;外面也是它造的。
三行读下来,是一条很清楚的走势:查得越细,判得越死。
这一条值得停一下。按常理,一个人把一样东西的来历查得越清楚,他越该相信它能被改——毕竟连它怎么来的都查出来了。
事情却反过来。福柯把每一台小机器的生日都查了出来,却不给被造的人一支能改字帖的笔;鲍德里亚查过别人账本的出身,最后判了不可逆。
为什么?本书的看法是:查得越细,看见的安排越密;安排越密,越像一台严丝合缝的东西;越严丝合缝,越不像有一个人插得上手的地方。
细致本身,会把人推向绝望。
这也是本书在第七编要正面对付的一件事:怎样在承认那套安排极其细密的同时,仍然指出一条窄门。
带走这一章最要紧的一个动作:给一件你觉得「没救了」的事,找一个能立案的地方。
「现在的孩子都这样。」「这个行业就这样。」「说了也没人管。」
这三句话,都是小号的「完美的罪行」:不是没有问题,是没有一个可以报案的地方。
那就先找那个地方。不一定要多大:一次家长会,一个科室的例会,一份写下来交上去的意见,一个真的会回话的信箱。
找到一个,这桩「罪行」就不完美了。
带走的话他说真实被谋杀了,而且完美到没有尸体;三格打下来——半句、答不上、答不上,九格里没有一格答得上。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桩没有立案处的案子里——被做出来的人,连一个说「我不认」的地方都没有。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早期有生日、后期没有;没人签收;外面也被它造了。三个人里,这一台最硬。
第四编十四章,写第三个人。这一章结账,四笔照旧:两列表,三句问,回写线索登记,和前卷对账。
这一章还要多做一件事:给第 6 章那个预言二算总账。
| 鲍德里亚打开了什么 | 他又关上了什么 |
|---|---|
| 一套东西要「配」,配的是一套关于「我是谁」的说法(第 40 章) | 用它的人怎样把这套规矩改了,不写 |
| 东西太多以后,值钱的是差别;「我」是差别表上的一格(第 41 章) | 这张表后来被写成了时代本身,不再有年代 |
| 需要不是先长在人身上,是被生产出来的(第 41 章) | 被生产出来的人,没有一处可以签字 |
| 用对方的账本查对方的账:一套批判的词,也要查出身(第 42 章) | 他自己那套词的出身,没有查 |
| 买卖两清,象征交换不两清;这套系统最怕算不清的东西(第 43 章) | 这块砖被判给了过去:今天不可能了 |
| 沉默也是一种回答;被看的东西会反过来牵住看的人(第 44 章) | 这些动作只让那套询问空转,到不了机器身上 |
| 拟像的标志不是假,是真假这个区分不再管用;脱钩了会不会报警(第 45 章) | 「回不到原样」被写成了「不能动」,代码成了不可逆的机器 |
左列七条,是他留给主体发生学的。右列七条,是他留在发现学里的。
第 47 章已逐格判过,抄结果:
第一问,半句:早期给过年代,后期成了时代本身。
第二问,答不上:三处动作都到不了机器身上,谁签收零句。
第三问,答不上:外面也是它造的。
与第 5 章的预判三格全同,未改判。
| 编号 | 回写线索 | 出处 | 主场还是边上 |
|---|---|---|---|
| 鲍-1 | 拍照二十年:自己动手做图像 | 1980 年代中起(第 37、38 章) | 边上(做过,未进理论) |
| 鲍-2 | 换研究对象(从家具到符号),换批判用的那套词 | 1968—1973(第 36、42 章) | 边上 |
| 鲍-3 | 公开否认那部电影对他的读法 | 1999 年前后(第 37 章) | 边上 |
| 鲍-4 | 沉默的大多数:用不回应顶回询问 | 1978 年那本小书(第 44 章) | 主场(只到让询问空转) |
| 鲍-5 | 诱惑:被看的东西反过来牵住看的人 | 1979 年那本小书(第 44 章) | 主场(只到这一次谁牵谁) |
| 鲍-6 | 象征交换:一来一往,不两清 | 1976 年那本书(第 43 章) | 主场(判给了过去) |
本编六条:边上三条,主场三条。
现在算总账。
第 6 章写死的预言二是:三人各编登记出来的回写线索,出在边上的,多于出在主场的。判负条件也写死了:主场的条数多于或者等于边上,预言二就判负。
三本账合计:
拉康:边上四,主场三(第 20 章)。
福柯:边上三,主场四(第 34 章)。
鲍德里亚:边上三,主场三(本章)。
合计:边上十条,主场十条。
十比十,打平。「多于」不成立。
照第 6 章写死的条件,预言二判负。
这里要守住第 6 章第八节那条规矩:预言一旦写下,只有两种结局,判成什么样都不回头改。
所以本书不做下面这几件事:
不改划法。「主场要同时满足两条」的划法是开卷前定的(第 6 章第六节),现在不动。
不改条数。有人可以说,主场那十条里,没有一条到「改机器本身」;边上那十条里,有几条(监狱门口的问卷、拍照二十年)分量很重。这话是对的——可分量不是预言二的判负条件,条数才是。预言二说的是「多于」,不是「更重」。
不把待裁那两件拿来救场。「半句是否分两小档」「登记簿是否另立一栏」这两件,是量法上的细分(第 33、44 章提出,至今未裁)。细分不改条数,也就不改这个结果。本书不拿一件未裁的事去改一个已经算出来的结果。
按第 6 章第五节写下的,预言二量的不是结论,是本书的方法:那条关于「侧重」的理解。
本书当时的猜想是:一个人用力最深的地方,正是他的机器冻得最硬的地方;他在边上、在兼及的那块地上,反倒会留下活口。
现在读数是十比十。这条猜想没有被证实,也没有被推翻,它只是不成立——活口不是多出在边上。
那要收窄成什么?本书的收窄是:
回写的线索,主场和边上一样多;差别不在出在哪里,在它到了哪一步。
主场那十条,全都写在他们的主干论证里,可没有一条到「改机器本身」:拉康只到改关系,福柯只到描红,鲍德里亚只到让询问空转。
边上那十条,写在他们做过的事里,反倒有好几条真的动了机器:拉康改了五十分钟的规矩、拆了自己的学派;福柯把问卷递到了犯人手里;鲍德里亚自己按了二十年快门。
所以这条收窄后的话是:写进理论的那些回写,都停在改关系;真的改了机器的那些回写,都留在他们做过、却没写进理论的事里。
这一句比原来那个预言更准,也更难听——它不再说位置(边上还是主场),它说的是理论和实践之间那道缝。
而且这句话,是被一个判负逼出来的。这正是写预言的用处。
第 126 号第 8 章:四级梯子;「底下全空了会不会报警」判据;谁签收零句;他的世界里没有行动者,只有流转;海湾战争那组文章是他一生最大的一次失手;他看得最远,也交得最白。本编第 37、38、43、45、47 章逐条接住,未改判。
新做的两件:一是把他那张脸放进三张脸里比(第 39、41 章);二是把他那台机器放进三台机器里问(第 46 章)。
判词照导读原样留下:他看见了一个人是谁,由他在符号的分布里占哪一格来定,却把符号一来一往的交换,做成了一条不可逆、没人签收的代码。
自认最弱的三处:
一、第 38 章把 1987—1995 那一格判空。这是本编最险的判断(那里已写明本书可能怎样错)。
二、第 46 章说那句开篇引文是他自编的,本书取「玩笑与接缝并存」的两读。也有人只取前一读。
三、他的中译本歧异最大,本编一律转述大意、标年份,可仍可能在某个说法上读偏。
三张脸画完了:美(拉康),场(福柯),分布(鲍德里亚)。
三台机器立完了:结构,权力,代码。
三本账算完了:九格里没有一格答得上;回写线索十比十;预言二判负,并被逼出一句更准的话。
下一编六章,把这三样并排:第 49 章拼图,第 50 章问生日,第 51 章问回写的三种缺席,第 52 章给出本书的解释,第 53 章回到三块土,第 54 章合账并立保底条款。
两个预言到这里都有了结果,摆在一起看一次。
预言一(九格无一格答得上;第三问三格全答不上):站住了。九格核完,没有一格答得上;第三问三格,拉康说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福柯说抵抗不在权力外面,鲍德里亚说外面也是他造的。
预言二(边上多于主场):判负。十比十。
一个中,一个不中。
这个结果,比两个都中要好。
两个都中,读者只会得到一个印象:这本书想说什么,就能量出什么。一个判负,说明这两把尺子不是为了迎合结论做的——至少有一把,量出了作者没想要的读数。
而且判负的那一个,逼出了一句比它本身更准的话(上一节)。这句话不是设计出来的,是被一个不合预期的读数顶出来的。
第 62 章总结算时,这两句还要一起写;第 63 章会问:下一次该写什么样的预言。
下一编六章,写法和前面四编不一样,先说一句。
前四编是读人:每一章都要回到某个人的某本书、某一年、某一句话。读者可以拿着原文来核。
第五编是算账:它不再引新材料,只用前面已经登记过的东西——三张表、三格打勾、三本登记簿。
这带来一个好处和一个危险。
好处是:它可以被完整地复核。第五编的每一句话,都能追到前面某一章的某一条登记;追不到的,就是本书多说的。
危险是:算账最容易算出一个太整齐的结果。三个人,三块地,三台机器,三种缺法——一整套都是三,读起来很顺,顺到让人不想再问一句「真有这么齐吗」。
所以本书在第五编里立一条自律:凡是「三」得太齐的地方,都要写明哪一处是勉强的。
第 49 章那张表里,福柯在心里那块地上只有晚年一笔,鲍德里亚在手上那块地上的几笔也散——这些已经写在那一章里了。读者读到后面几章,凡遇到一个特别整齐的排比,请回头核一次那三本账。
一编写完,给读者指三段,是这一编里最经得起用的。
第一段:第 42 章那一刀——用对方的账本查对方的账。三个人里,只有他正面做了这件事。任何人要反对一件事之前,先看一眼自己用的那套词是谁给的。
第二段:第 43 章那个分别——两清与不两清。买卖是两清的,关系是不两清的;一台机器给了你一个结果,就该欠你一个回应。本书后面那件「可签收的记录」,全部从这一段来。
第三段:第 45 章那个判据——底下那个东西全空了,这套系统会不会报警。这一句可以直接拿去量学校、医院、公司、平台,也可以量自己的朋友圈。
三段里没有一段是他最有名的结论。他最有名的那些话(拟像,超真实,完美的罪行),今天传得最广,用处反而最小。
这也是这套书读人一贯的看法:一个人留下的最好的东西,常常不在他的结论里,在他为了得出结论而磨出来的那几件工具上。
这一编读完,可以留下三句话。
第一句:你买的东西每天都在替你说你是谁;说得最响的那几样,值得你回头看一眼是跟谁比出来的。
第二句:脱钩了会不会报警——这句话可以用在你家的成绩单、你单位的报表、你自己的朋友圈上。
第三句:一件事让你觉得「没救了」,多半不是真的没救,是你还没找到那个可以立案的地方。
带走的话他看得最远,也交得最白;而本书自己写死的两个预言,这一编结算下来,一个还站着,一个判负。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编的总账上——三张脸画完,三台机器立完。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他这一台早期有生日、后期没有,没人签收,外面也被它造了;而本书的预言二判负,逼出了一句更准的话:写进理论的回写都停在改关系,真改了机器的回写都留在理论之外。
编序
本编六章,做一件前四编做不了的事:把三个人放在一起。
前三编各写一个人,各画一张脸,各立一台机器,各算一本账。分开看,每个人都像一个有自己毛病的思想家。并排看,会看见另一样东西:三个人的毛病是同一个形状。
第 49 章把三张脸拼成一张图:分布、场、美,合起来才是「我」在三块地上的显影;三个人各画了一角。第 50 章问一句:三台机器为什么都没有生日。第 51 章问第二句:三个「我」为什么都改不动机器——回写的三种缺席。第 52 章给出本书的解释:一场过程怎样被冻成一台机器。第 53 章回到三块土——诊室、档案馆、电视——问他们为什么非这样写不可。第 54 章合三本账,并立一条保底条款:什么条件下,机器确实像本来就在。
本编不再引新的材料。用的全是前三编已经登记过的东西:两列表、三格打勾、回写线索登记簿。读者若不同意本编的结论,回到前三编去核那些登记,是最短的路。
假设有三个画家,各自画同一个人。
第一个只画了脸:眉眼,神情,那张脸在镜子里的样子。
第二个只画了这个人站在什么地方:屋子,桌椅,他站的位置,谁在他旁边。
第三个只画了这个人在一张名单上的位置:第几行,哪一栏,前后各是谁。
三张画,各自都不像一个完整的人。可把三张放在一起,一个人就出来了。
这一章做的,就是把三张画摆在一起。
第 3 章立过三块地和三张脸,读到这里,可以填实了。
美(心里那块地):一个人在自己和别人眼里,站成一个什么样子。拉康画的是这一张:镜子里那个完整的形象,一岁时被认下来,一辈子追不上(第 12 章)。
场(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一个人在一片摆开的场里,被放在哪个位置。福柯画的是这一张:一格一格的座位,一张作息表,一次考试,一座塔(第 27、28 章)。
分布(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一个人在一张排开的表里落在哪一格。鲍德里亚画的是这一张:一屋子配好的家具,货架上那十种洗衣粉,一张由差别撑起来的表(第 40、41 章)。
三张脸,三块地,三个人。
要说准一点:第三块地上,其实有三样画法,前面已经分过(第 41 章甲节)。
拉康画的是话里的位置:一个词接一个词,「我」是链子上的一个位置(第 15 章)。
福柯画的是让话算数的那套东西:文凭、场所、格式(第 26 章)。
鲍德里亚画的是货里的位置:你用什么,就落在哪一格。
三样合起来,这块地才完整。
同样,另两块地上也不是一个人包干的。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福柯画得最细,可拉康也画过一笔——家里那个说「不」的位置(第 16 章)。心里那块地,拉康画得最深,福柯晚年也画过一笔——把生活做成一件作品(第 30 章),鲍德里亚也碰过一次——诱惑(第 44 章)。
所以这张图不是三个人一人一块。这正是作者那句口述的意思:只能是侧重对应,不是一人一格。
把上面的东西排成一张表:
| 心里那块地(美) | 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场) | 脑子里想的那块地(分布) | |
|---|---|---|---|
| 拉康 | 镜子里那个完整的形象(第 12 章) | 家里那个说「不」的位置(第 16 章) | 话里的一个位置(第 15 章) |
| 福柯 | 把生活做成一件作品(第 30 章) | 格子、钟点、名次、那座塔(第 27、28 章) | 让一句话算数的那套安排(第 26 章) |
| 鲍德里亚 | 诱惑:被吸住、被牵着(第 44 章) | 物、城市、美国、照片(第 37、40 章) | 一张由差别撑起来的表(第 41 章) |
粗体的是各人的侧重,其余是兼及。
九格都有东西。这就是本书说的「主体发生学的第一稿」:三个人合起来,把「我」在三块地上是怎样显出来的,画了个大概。
叫第一稿,是因为它成了一件前人没做成的事,也因为它还只是一稿。
成了的那件事:在这三个人之前,「我」是起点(第 1 章)。笛卡尔的、康德的、胡塞尔的、萨特的、费希特的「我」,都是先在的:先有这个「我」,然后它去看、去选、去认识世界。
这三个人合起来,把「我」挪到了另一头:它是结果,是显出来的,是在三块地上被做出来的。
这就是第 2 章说的那件贡献,也是作者口述里那一句:三人的贡献是开启了主体发生学——「我」是三号位上侧重显出来的。
还只是一稿的地方:这张图里,每一格画的都是「我」怎样被做出来」,没有一格画出「被做出来的我,怎样回头改了做它的那些东西」。
一张只有一个方向的图。第 51 章专讲这件事。
并排以后,还能看见一件单看一个人时看不见的事:三个人各自的盲区,正好是另外两个人的强项。
拉康最深的是镜子,最看不见的是那一片实实在在的场——他的「土」交给了结构(第 11 章)。福柯把那片场写到了极细,可他笔下的人没有脸——他不写一个人心里那个形象(第 24 章说过他的材料里人没有脸)。鲍德里亚把那张表写得最贴身,可他笔下没有行动者——只有流转(第 38 章)。
一个缺土,一个缺脸,一个缺人。
三个人正好互相补。所以这本书不是三篇单人评传的合订,合起来才有这一张图。
这张图不是给学者用的。它可以直接用在一件事上。
一个孩子不想上学了。
按这张图问三句:
他在别人眼里、在自己眼里,是个什么样子?(心里那块地)——是不是有一个「我是差生」的形象,已经被他自己认下了?
他每天待在什么样的场里?(手上那块地)——座位在哪儿,一天怎么排,老师怎么点他的名,同学怎么站队。
他在哪几张表上落在哪一格?(脑子里想的那块地)——成绩排名,评语上的那几个词,家长群里那一句「别人家的孩子」。
三块地各看一眼,比问一百遍「你到底怎么了」有用。
而且这三块地上,都有可以动手的地方——这是下面几章要说的事。
最后把这张图缺的那一笔点出来,交给下一章。
这张图上所有的箭头,都是一个方向:从那三块地,指向「我」。
真实的日子里,还有一组反方向的箭头:显出来的「我」,回头改了那三块地。
一个孩子在镜子前认下的样子,会改他以后怎么站、怎么穿、敢不敢举手。一个被排在最后一排的学生,可能把整个班的座位规矩顶出一个口子。一批人不肯再比某一样东西,那张表上就少了一格。
这些反方向的箭头,三个人的图上都没有。
第 51 章要问的就是:为什么三个人都没有画这一笔。
有人会问:凭什么是三块地?
本书的回答很朴素:不是推出来的,是数出来的。
一个人说「我」的时候,日常说的无非是三类事。
一类在手上:我住在哪儿,我在哪上班,我身边是些什么人,我一天怎么过。
一类在脑子里:我是什么学历,什么职级,什么类型的人,别人怎么归类我。
一类在心里:我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在镜子里、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子。
这三类,随便找一个人问,都答得出来,而且答的内容不会互相替代——一个人可以在第一类上很好、第二类上很难看、第三类上很塌。
三个人各自最用力的地方,正好落在这三类上,这不是本书安排的,是第 49 章那张表读出来的。
本书也不敢说只有三块。第 3 章说过,这是本书的分法;更细的分法可能有,更粗的也有。本书只要求这个分法做到两件事:三块地都答得出具体的例子;三块地各自有可以动手的地方。
到这里,两件都做到了。
按本编编序那条自律,这张表里最勉强的两格,要点出来。
一格是福柯在心里那块地上那一笔。他晚年确实写了「把生活做成一件作品」(第 30 章),可那只有最后四年,而且他写的是古人的做法,不是他自己那套理论的主干。把它填进这张表,是本书的读法,读者可以不同意。
一格是鲍德里亚在手上那块地上那几笔。他写过物,写过城市,写过美国,也拍过照,可这些东西在他笔下,大多还是当作符号来写的——他看城市看的是它的形象,不是它的排法。所以这一格填的东西,分量比福柯那一格轻得多。
两格都勉强,本书照填,理由是:这张表要说的不是「每人三块地都占了一份」,是「三个人都不止走过一块地」,兑现的是作者那句「只能是侧重对应」。
若读者把这两格划掉,这张表会变成什么样?会变成:三个人各在一块地上用力最深,另两块地上各有一到两笔散的。
那样也成立,而且本书的结论一点不变——因为结论靠的是粗体那三格,不是这两格。
这张图画完,还有一样东西没进去,得说明。
三块地讲的是「我」在哪儿显出来。可一个人身上还有一样东西,三块地都装不下:他和另一个人之间那段来来去去。
一对老夫妻,一个母亲和一个已经长大的儿子,两个搭了十年班的同事——这中间有一样东西,不是心里那个形象,不是场里那个位置,也不是表上那一格。它是那些年一来一往攒下来的东西。
第 43 章讲鲍德里亚时说过它:不两清的那一样。
这张图为什么没画它?因为三个人都没把它当成主干:拉康把那一往交给了大他者,福柯写的是力的往来不是人的往来,鲍德里亚把它判给了过去。
本书在这里先记一笔:三块地是显影的地方,那一样是过程本身。两者不冲突——它恰恰是让三块地上的东西一直在变的那个东西。
第 52 章那个式子的第二行,写的就是它。第 60、61 章要给它立位置。
这张图不是凭空来的,它是接着前人几张图画的,位置说一句。
笛卡尔那张图上,只有一个点:一个在怀疑里被捞出来的「我」,其余都要靠它来定。
康德那张图上,多了一层:「我」有一套先天的形式,世界照这套形式显给他。可这套形式没有年份。
胡塞尔那张图上,那个看的人坐在正中,不许被拆。
萨特那张图上,「我」是自由的,一切意义由它给出。
这四张图有一个共同点:图上最亮的那一处,是「我」自己。
三个人这一代做的事,是把那最亮的一处挪走了:亮起来的不再是「我」,是做出「我」的那三块地。
这就是第 1 章那串名字与本编这张图之间的关系:一张图里的主角,被挪到了配角的位置。
本书要做的第三步,是把这张图上的箭头补成双向——「我」不再是主角,可它也不是一个只被画的东西;它是在那三块地上被显出来、又回头改那三块地的那一样。
一张双向的图,才画得下一个活人。
带走一件小事:给你自己画一次这张图。
拿一件最近让你不舒服的事,问三句——
我在这件事上,心里那个自己是什么样子?
我每天待的那片场,是怎么摆的?
我在哪张表上,落在哪一格?
三句答完,多半会发现:最难受的那一处,只在其中一块地上。而这三块地,是可以分开动手的。
带走的话三个人各画了一角,合起来才是「我」在三块地上的第一张图;这张图上的箭头,全是一个方向。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三块地上各显了一次——镜子里的形象,场里的位置,表上的一格。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这一章还没算机器;只先记下这张图缺的那一笔——反方向的箭头。
三台机器,名字不同。
拉康叫它结构:象征秩序,大他者,那套先于每个人的语言(第 18 章)。
福柯叫它权力:不在谁手里,在关系里,无处不在(第 31 章)。
鲍德里亚叫它代码:符号自己生产真实,不可逆,没人签收(第 46 章)。
三个名字,一个脾气:都没有出生日期。
这一章问:为什么?
第 46 章排过一次,这里说细。
拉康那台:它先于每个人,没有作者,问不得。可它至少还是一样人做的东西——语言,规矩,名分。他只是不问它是怎么来的。
福柯那台:每一台小机器都有生日,他查得又细又准;唯独总的那一句没有。所以他这一台,是「零件都有出厂日期,整机没有」。
鲍德里亚那台:不但没有生日,而且不可逆;不但没有外面,连「外面」也是它造的。
一台比一台硬。而且有意思的是:越往后,查得越细的人,把总的那一句立得越死。
第 32 章说过一次,这里写全。
本系列的否定序列那一卷有一个说法:这一代人立起来的那些不许问的东西,材质多半是「场所」——一个人待在里面、走不出去的地方。
拉康那台:一门语言。你一出生就在里面,一开口就在里面。
福柯那台:一片没有外面的场。你走到哪里都在里面。
鲍德里亚那台:一片真实的荒漠。连你以为的外面,也是这片荒漠里的一处景点。
三台都不是一样东西,是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有三个特点,正好对着三句问:你在它里面,所以你看不见它是什么时候搭起来的(第一问);你在它里面,所以你伸手改的每一样都还在它里面(第二问);你在它里面,所以你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站出去看它一眼(第三问)。
把机器写成一个地方,三句问就一起废掉了。 这是本书这一章的第一句答案。
第 18 章说过拉康的理由,这里推到三个人身上。
他们三个要做的是同一件事:把「我」从起点上请下来。
这件事很难。因为「我」这个东西,在那之前的哲学里是最硬的:笛卡尔从怀疑里捞出它,康德把它做成先验的条件,胡塞尔让它坐在正中,萨特说它是自由的。
要把这么硬的东西请下座,最有力的办法只有一个:在它前面立一块更硬的石头。
拉康立的是语言的秩序:你出生之前它就在。福柯立的是权力的场:你走到哪儿都在。鲍德里亚立的是代码:它先于真实。
一块比「我」更早、更大、更硬的东西——三个人各找了一块。
问题在于:石头一立,就不好再问它从哪来了。一问,它就软了;软了,那个被请下座的「我」,就要爬回去。
这就是那台机器为什么不能有生日:它的职责,就是硬。
第 46 章甲节说过一次,这里收进来。
拉康立结构,是五十年代——那时候最有力的新东西是语言学和人类学,给人的印象是:底下有一套排好的规矩。
福柯立那句「无处不在」,是七十年代——那时候最有力的经验是大机构:学校,医院,监狱,工厂。
鲍德里亚立代码,是八十年代——那时候最有力的新东西是电视、广告、民调、实时转播,给人的印象是:一切在屏幕上流转,找不到源头。
一个人立的那根柱子,材料常常来自他那个年代最像「本来就在」的那样东西。
这句话对本书自己也成立,第 63 章会回来算。
这一章最费解的地方在这里。
三个人都是查生日的好手。
福柯是这一行的头名:每一种权力、每一条线、每一个格子,他都能查出年月(第 22、27 章)。
鲍德里亚也查过:他 1970 年那本书里,明说这是战后过剩那二三十年长出来的(第 41 章);他还查了马克思那套词的出身(第 42 章)。
拉康查得最少,可他年轻时也是一个彻底的发生学家:那篇博士论文一步一步追一个女人的一生,反对把病说成天生的体质(第 7 章)。
三个人都有这把刀。三个人都没有把刀口转向自己那一句。
第 19、32、46 章各写过一道接缝,这一章把它合成一句:一把刀砍到自己脚下那块地时,会停;不是因为砍不动,是因为砍了就没地方站了。
有人会问:一定要有一块不许问的石头吗?一个人立论,总得站在什么地方吧?
这是个好问题,本书的回答是:要站的地方,可以是一块会被改的地。
打个比方。盖房子要打地基。地基可以是一块整石头,也可以是一片打好的桩——桩会沉,会被检修,会被加固,也留着记录:哪一年打的,哪一年加过。
一块整石头看着更稳,可它不许动;一片有记录的桩看着麻烦,可它出了问题能修。
三个人选的是整石头。本书选的是桩:本书那句地基(一切都是显出来的,而且会被显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写),第 63 章要写明它的来路、它可能怎样死、什么材料能把它推翻(第 32 章甲节已立过这条规矩)。
三台机器都没有生日,有三个原因,一个比一个深。
写法上:他们把机器写成了一个地方,而一个地方让三句问一起失效。
用处上:他们需要一块比「我」更硬的石头,才能把「我」请下座;石头一有了生日,就不硬了。
来路上:他们各自拿了自己那个年代最像「本来就在」的东西当材料。
三条合起来,就是本书的答案。
而这三条里,只有第一条是没办法的——要把「我」请下座,确实要有一块硬东西。后两条都有别的走法:石头可以换成有记录的桩;材料可以被查出来路。
这一章说三个人立了一块不许问的石头,容易引出一个误会:那是不是说,什么都不该守?
不是。要分清两样东西:一块不许问的石头,和一条守得住的底线。
底线是这样的:不能拿孩子当工具;一个人没做的事不能记在他头上;说好的事要算数。
这些也很硬,也不轻易动。它们和那三块石头差在哪里?
差在三句问。
一条底线,说得出它是从哪里来的——从一段一段人吃过的亏里来的,从一件件事故里来的,从一部一部改过的法里来的。
一条底线,说得出它可以怎样被重议——在什么场合,由谁,按什么程序。它被改过,将来还可能被改。
一条底线,上头还有说理的地方——可以拿另一条更基本的道理来问它。
三句都答得上,它就是一条底线,不是一块石头。
所以本书不主张「什么都可以变」。本书主张的是:硬的东西也要有来历、有程序、有说理的地方。
一条守得住的底线,靠的从来不是它不许问,而是它经得起问。
这一章在拆别人的石头,那么本书自己那套东西呢?
本书也有一套说法:三块地,三张脸,三句问,一个新词。用得久了,它也会变成一块石头——一顶到处能扣的帽子(第 5 章第八节担心过这件事)。
所以本书给自己立三条,写在这里,后面几编要守。
一条:这套说法有生日。它是在这本书写作的时候,由作者口述、一步一步定下来的,出处写在第 5 章和第 63 章。
一条:它能被改。三句问量出不合理的结果时,改的是这三句问,不是那个结果。第 48 章那个判负,就是一次现成的演示——读数和预期不合,改的是预期。
一条:它有外面。它只是量「我」和那台机器的尺子,不是量一切的尺子。出了这个范围,它不说话;它管不了一个人该怎么活,也管不了什么是好日子。
三条合起来,就是不让这套说法变成第四台机器。
做没做到,到第 63 章会再问一次;判不判得准,读者说了算。
这一章说三台机器都被写成了「一个地方」。这件事今天有一个非常直接的用处。
今天最容易被说成「地方」的,是那几样自动跑着的东西:算法,平台,系统,赛道,时代。
「你在这个时代里」「这就是平台的逻辑」「算法就是这样」——这些说法的句型,和「一门语言」「一片没有外面的场」是同一种。
而它们恰恰是最有出生日期的东西(第 47 章甲节说过)。
所以对着这类说法,可以做一个很短的翻译练习:把「地方」翻回「东西」。
不说「算法就是这样」,说「这一版的排序规则是这样」——立刻就有了版本,有了改版,有了写它的人。
不说「平台的逻辑」,说「这家公司现在按这几条收费和分流」——立刻就有了几条,有了谁定的。
不说「这个时代」,说「这十年,这几个行业,这批做法」——立刻就有了年份和边界。
翻一次,手就能伸出去一次。
这句话本书要反复说,因为它是第七编全部主张的入口。
三台机器都没有生日,这一章给了三条原因。读者若只记一句,记这一句:
他们要用一块石头压住一个座位,于是那块石头就不能有来历。
那个座位,是「我」在起点上的那把椅子(第 1 章)。三个人都要把坐在上面的人请下来,都需要一块比他更早、更大、更硬的石头。
石头一旦有了来历,就软了;软了,那个人就要爬回去。
所以那块石头不能被问——不是他们不想问,是问不得。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本书要换一个办法:本书不打算再用一块更大的石头去压那把椅子。本书的做法是把椅子本身拆了——「我」不是一个坐在起点上的东西,它是在三块地上显出来、又回头改那三块地的那一样。
椅子拆了,就不必再找石头。不必找石头,地基就可以是一片能被检修的桩(第七节)。
这是全书最要紧的一次转身,第七编要走完它。
带走一个很有用的分辨:一句话把一样东西说成「东西」,还是说成「地方」。
说成东西:「这条规矩是三年前定的。」——它有边,有来历,能被搬动。
说成地方:「这就是环境。」「这是大势。」「这是人性。」——它没有边,你在里面,动不了。
同一件事,换一种说法,人的手就放下了。
下次听见有人(包括你自己)把一件事说成一个地方,试着把它翻回东西:这个「环境」,具体是哪几条规矩、哪几个人、哪一年定的?
翻得回来的,就还能动手。
带走的话三台机器都被写成了一个人走不出去的地方;一台机器一旦成了地方,三句问就一起失效了。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三块走不出去的地方里——一门语言,一片场,一片荒漠。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三台都没有生日,原因有三:写成了地方,需要它硬,材料取自那个年代最像「本来就在」的东西。
上一章问的是第一问:机器为什么都没有生日。
这一章问第二问:被做出来的「我」,为什么都改不动它。
三个人的答案不一样,缺法也不一样。把三种缺法分清楚,是这本书最要紧的一段。
拉康那台机器叫大他者。它最要命的性质,是没有作者(第 18 章)。
一样东西没有作者,就问不得。你说这条规矩不对,找谁说去?没有人写它,也就没有人认它。
所以在他那里,人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改自己和它的关系。研讨班第七卷那句「不要在自己的欲望上让步」(第 14 章),晚年那个用自己发明的东西把自己撑住的说法(第 17 章),都是这一类。
改关系,不改它。
这一种缺法,本书叫它:没人可问。
福柯那台机器叫权力。他写出了最狠的一笔:被造的人自己接过了笔——塔里不必有人,犯人自己坐直(第 28 章)。
所以他那里不是没有动作,动作多得很:接过笔,反抗,被造出来的类别被拿去反着用,晚年还能对自己动手。
可这支笔只准把同一张字帖描得更工整,不准改字帖。
这一种缺法,本书照本系列第 185 号那一卷的说法,叫它:只准描红。
鲍德里亚那台机器叫代码。他那里,连「接过笔」都谈不上。
他写的那些动作——沉默,诱惑——只让那套询问空转,到不了机器身上(第 44 章)。而最要紧的那一样:一个人在那台机器给出的结果上说一句「这一条我不认」,并且有地方接——他一处也没写。
第 126 号那一章的读数是:谁签收,零句。
这一种缺法,叫它:没人签收。
把三种缺法排一下,会发现它们不是三个不同的毛病,是同一条路上的三段。
没人可问:机器在,人也在,可中间没有一个可以对话的对象。人只好转回自己。
只准描红:有对话了——人接过了笔,参与了那件事——可参与的内容被限死:只能照着做,不能改。
没人签收:连那个接住的动作都没有了。人说了话,那句话落到空处,没有人收,也没有人回。
三段合起来,正好是一条通道坏掉的三种坏法:没有对象;有对象但只让你执行;有动作但没人接。
一条能用的通道,要三样都有:有一个能问的对象,能改而不只是执行,说了有人接、有回话。
第 61 章那三件替换,正是照这三段来的:结构换成一套会改版的约定(给一个能问的对象),权力换成一条回照的通道(让改成为常规,不只是执行),代码换成一份可签收的记录(让说出去的话有人接)。
三件替换,对三种缺法。
第 50 章问过机器为什么没有生日,这一章要问:为什么回写这一笔,三个人都没画?
本书的答案有两层。
第一层,是上一章那块石头的后果。一台机器要够硬,才压得住那个先在的「我」。而「被它做出来的人能回头改它」这一句,恰恰是这台机器最软的地方——这一句一写,机器就不再先于人了。
所以不是他们没看见,是这一笔和他们的立论相冲。写了,石头就裂了。
第二层,是材料。第 53 章要细讲:三个人的材料里,本来就很少有「人回头改了机器」的样子。诊室里看见的是重复,档案里留下的是管理者的字,屏幕上只有流转。
一个人的材料里没有的东西,他很难写进理论。
两层合起来:立论不许它出现,材料也不供它出现。
这就是整本书最刺眼的地方。
拉康改了五十分钟一节的规矩,另立了学会,拆掉了自己的学派(第 10 章)。
福柯顶回了家谱上那一行字,把问卷递到了犯人手里(第 21、23 章)。
鲍德里亚换掉了自己批判用的整套词,还拿起相机按了二十年快门(第 42、37 章)。
三个人一生都在改自己够得着的机器。三个人的理论里,都没有这一笔。
第 48 章那个被判负的预言二,逼出来的正是这一句:写进理论的那些回写,都停在改关系;真的改了机器的那些回写,都留在他们做过、却没写进理论的事里。
这一章可以把这句话说得更狠一点: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件事——他们每天都在做。他们只是没把自己做的事,当成一种机制。
这一点要说清楚,否则容易读成一句抱怨。
一个人改了一条规矩,这是一件事。
一件事要成为一种机制,得有三样:
一样,它可以被别人照着做——写下来,说清楚步骤。
一样,它有一个位置——不是靠某个人的脾气,是一个谁坐上去都能用的口子。
一样,它留记录——谁提的,哪一版改的,改了没有。
三个人做过的那些事,都缺这三样。拉康改规矩靠的是他自己的权威,他一走,学派就散了。福柯那份问卷,小组一散就没了(第 23 章)。鲍德里亚的相机,只是他一个人的相机。
所以本书要的那件事,其实很朴素:把这些一次性的、靠个人的动作,做成可以传下去的东西。
这也是第 60、61 章要写的全部内容。
这三种缺法不是老古董,今天各有一个最常见的样子,说出来,读者好认。
没人可问:一件事人人都在说「规定」「政策」「行情」,可你问到底是哪一条、谁定的,谁都答不上。这一种最耗人——因为连生气都找不到对象。
只准描红:有反馈通道,也有人回你,回的是「您的建议我们已记录」。你参与了,参与的内容被限死在「反映」上,改不改是另一回事,而且你永远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没人签收:一个自动给出的结果——一个评分,一次审核不通过,一条限制——你看见了结果,找不到一个能受理异议的地方;申诉入口在,可回来的还是同一条自动回复。
三种,今天的人多半三种都碰过。
碰到第一种,先把它拆成人和年份;碰到第二种,先问这条规定谁能改;碰到第三种,先争一个带理由的回执。
这不是什么高招,是这本书能给出的最实在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这三种缺法,正好对应了三种最常见的读后感——读完这三个人以后,人容易变成什么样。
读拉康读多了,人容易转向内:一切都往自己心里去找,找那个影子,找那个缺口,越找越细。因为在他那里,能动的只有你和它的关系。
读福柯读多了,人容易变成一个到处看出机关的人:这也是规训,那也是权力,看得很透,可不知道手往哪里放。因为在他那里,你能做的只有描红。
读鲍德里亚读多了,人容易变得什么都不信:反正都是拟像,反正没有真假,反正没人认账。因为在他那里,连说一句都没人接。
三种读后感,各有各的聪明,也各有各的无力。
这本书要的,是第四种:知道「我」是被做出来的,也知道那台做它的东西是有来历的、可以被查、可以被改、而且改了要留下记录。
前三种都是看见了一半。第四种不比它们深刻,只是多了一句:那就动手做那一件小事。
第五节说三件替换对三种缺法,这里补一句:为什么不能只做其中一件。
只做第一件(找回作者,把那个没名字的东西拆成人和年份),解决的是「找不到对象」。可找到了人,如果这个人只能说「规定就是这样」,事情还是停在第二段。
只做第二件(让改成为常规,不只是执行),解决的是「只准描红」。可如果改了以后没有记录,下一年换了人,一切照旧——事情又回到原点。
只做第三件(让说出去的话有人接、有记录),解决的是「没人签收」。可如果连要问谁都不知道,这个回执也无处可发。
三件是一条链子上的三节,缺一节,整条链子不通。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不把主张写成一句口号。一句口号只能说一件事,而这件事要三样一起做。
第 61 章会把这三样写成条文,第 67 到 69 章会把它们放进三种日子里——教育、健康、事业——各走一遍。
有一件事值得问:三种缺法,三个人各占一种,会不会太齐了?(本编编序立过这条自律。)
本书的回答:不是各占一种,是各以一种为主。
拉康那里也有「只准描红」的影子:人能改自己和结构的关系——那也是一种被限死的参与。福柯那里也有「没人签收」:他自己在监狱门口递出去的那份问卷,最后没有一个长久的地方接住它(第 23 章)。鲍德里亚那里也有「没人可问」:那套代码没有作者,和拉康的大他者是一个形状。
所以准确的说法是:三种缺法,三个人身上都有,只是各自最突出的一种不同。
为什么突出的那一种不同?因为三个人的机器不同:一台是没有作者的结构(所以最突出的是没人可问),一台是处处都在的场(所以最突出的是只准描红),一台是自己流转的代码(所以最突出的是没人签收)。
机器的样子,决定了那条通道最先断在哪一节。
这样说,比「一人一种」准,也更经得起核。
带走一个诊断的办法:你不满意的那件事,坏在哪一段?
如果你连个说话的对象都找不到——没人可问。这时候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那个没有名字的东西拆成有名字的人(第 18 章)。
如果你找得到人,人家也听了,可回你一句「规定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只准描红。这时候要问的是:这条规定谁能改?往上那一级在哪里?
如果你把话递上去了,可再也没有下文——没人签收。这时候要争的只有一样:一个回执。哪怕回一句「收到,不改,理由是这个」,也比没有好——因为有了回执,这件事就有了下一步。
三段,三种做法。诊断对了,力气才不白花。
带走的话三个人的缺法是同一条通道的三种坏法——没人可问,只准描红,没人签收。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三种坏掉的通道里——一个人转回自己,一个人照着描红,一个人说了话没人接。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三台都改不动,缺法各不相同;三件替换,正对这三种缺法。
一锅水在灶上,冒着气,翻着花。
把它端到零下的院子里,过一会儿回来看:一块冰。冰面上还留着刚才翻花的样子——一道一道的纹路,凝在那里。
一个第一次看见冰的人,会觉得这是一样东西:硬的,冷的,本来就是这个形状的。
他不知道这些纹路,是水翻花时留下的。
这本书从第 4 章起说的那件事——一场发生的过程被做成了发现学——说的就是这件事。这一章把它讲完整。
先把三个人各自看见的东西,还原成它本来的样子。
拉康看见的,是一个孩子在镜子前认下一个形象。这是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有先后(先碎成块,后认出整体),有别人(那个抱着他、回他一眼的大人),有来有去(孩子笑,大人应),有后果(从此他追着这个形象)。
福柯看见的,是一片场把人排出位置。这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有人在排(写章程的人,定作息的人),有人在被排,有人在顶撞,有一年一年的改动。
鲍德里亚看见的,是人和人之间用东西互相说话。这同样是正在发生的事:这一季兴这个,下一季换那个;有人先买,有人跟着,有人不肯跟。
三处,都是一锅正在翻花的水。
再看他们写下来的东西。
那场认同,被写成了一套先于每个人的结构:语言的秩序在那里,孩子只是走进去(第 18 章)。
那片场,被写成了一盏永远开着的探照灯:权力无处不在,不在谁手里(第 31 章)。
那场一来一往,被写成了一条不可逆的代码:符号自己生产真实,没人签收(第 46 章)。
三处,都成了冰。
而且冰面上还留着纹路——他们写的那些细节极准:孩子在镜子前的欢喜,教室里一格一格的座位,货架上那十种洗衣粉。正因为纹路留得准,人才更容易相信这就是一样本来的东西。
一场过程被冻成一台机器,本书数出来有四步。这四步在三个人身上都走了一遍。
第一步:只从一头看。 只看这场过程怎样做出一个人,不看这个人回头做了什么。第 49 章末尾说的那件事——图上所有箭头都是一个方向——就是这一步。
第二步:把重复当成了底。 看见很多人身上发生了同样的事,就认为底下有一样不变的东西在起作用。诊室里十年重复的病人,档案里一套一套相似的章程,一个个长得越来越像的社交账号——重复是真的,可重复不等于有一台不变的机器。重复也可能只是同一套做法还没被改。
第三步:把它说成一个地方。 第 50 章说过这一步:一门语言,一片场,一片荒漠。一样东西被说成地方,它就没有边,也没有外面了。
第四步:把它写成不许问的地基。 一句话从「我看到了什么」,变成了「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从这一步起,所有新的材料都要照它来解释,包括反例——有人真的改了一条规矩,也会被解释成「那不过是这套东西的自我更新」(第 32 章甲节说过这个分别)。
四步走完,水就成了冰。
第 4 章写过一个式子:主体=F(机制),机制=机制。
第 46 章给了三个具体的写法:机制=语言的秩序,机制=无处不在的权力,机制=在先的代码。
现在可以写出它本来该是什么样子。
它本来该是两行:
主体=F(机制,那片土,那条路)
机制=G(主体,那片土,那条路)
第二行是关键:机制也是被做出来的,而且被它做出来的主体,也在做它。
三个人写了第一行,把第二行划掉了。划掉第二行以后,第一行里那个「机制」就没有来路了,只好等于它自己。
一场过程被冻成一台机器,说到底就是:把第二行划掉。
这里要说一件很实在的事:为什么划掉第二行,读起来反而更有力量?
因为它更狠,更整齐,也更好传。
「语言的秩序先于每一个人」比「这套说法是一代代人说出来的,也一直在被人改」更像一句真理。前一句可以刻在墙上,后一句像一份工作报告。
一句话越狠、越整齐、越没有例外,越容易被记住、被引用、被当成深刻。
而这件事本身,正是鲍德里亚写过的那件事(第 46 章):一个极刺眼的符号,换取最大的效果。
所以这本书要提醒的,不只是三个人:凡是一句听起来特别深刻、特别彻底、一句话就把事情说死的话,多半是划掉了第二行的那种话。
补第二行,不是说第一行错了。
第一行是他们的功劳,本书全盘接受:「我」确实是被做出来的,在三块地上,被镜子、被场、被表做出来。
补第二行,做的是三件事,正对第 51 章那三种缺法:
给那台机器找回它的作者——不是找一个坏人,是找出它是哪一年、由谁、按什么理由定下来的(对「没人可问」)。
让被它做出来的人能改它,而不只是执行它(对「只准描红」)。
让改的动作有人接、有记录(对「没人签收」)。
这三件事,第 59 到 61 章要写成条文。
最后要说准一句,免得读成一句轻飘的乐观。
第 45 章说过:不可逆的是「回到原样」,不是「改不了」。
冰化了,不会回到原来那锅正翻着花的水——那一锅水的温度、那一刻的花纹,回不去了。
可化了的水,可以重新烧开,翻新的花。
一所学校不会回到三十年前,一个人不会回到十七岁那张脸,一个行业不会回到那些还没有排名的年月。这些都是真的。
能做的是往前立一个新的参照点(第 45 章甲节说过),让那锅水重新动起来。
一本讲「冻」的书,最后要说的不是「解冻就能回去」,是:它本来就是水;既然是水,就还能再动。
这一章是全书的枢纽,位置说一句。
第一编立了尺子:三句问,和那个新词(第 5 章)。
第二、三、四编各拆一个人:每个人一张脸,一台机器,一道接缝,一本账。
第 49 章拼图,第 50 章问机器为什么没有生日,第 51 章问人为什么改不动它。这三章是描述。
这一章是解释:把前面所有的读数,收进一个动作——第二行被划掉了。
后面的编在做什么?第 53 章问土(他们为什么非这样写),第 54 章立保底条款(什么条件下他们全对),第七编把第二行写回去(三根柱子,三件替换),第八编把这件事放到今天的机器上,第九编放回普通人的日子里。
所以这一章之前,本书在读别人;这一章之后,本书在写自己的那一行。
读者如果只读一章,本书建议读这一章;如果要挑一句话来推翻这本书,也请对着这一章那个式子的第二行来推。
这一章说他们把水写成了冰。按规矩,要正面问一句:有没有可能,事情本来就是冰,而本书硬要把它说成水?
有可能。这是本书最该被推翻的地方,第 54 章会为它立一条保底条款,这里先把话说在前面。
如果有一样东西,确实满足三条——做它的那些器具从没改过版;这片场处处相同,换个地方也一样;被它做出来的人,没有任何一条回照的通道——那么在这样东西面前,三个人每一句都对,本书每一句都是空话。
这样的地方,历史上有过,今天也还有。一个人被关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地方,一个社会里所有的记录都由同一只手写,一套系统的规则从不公开、从不改动、也不受理任何异议——在那里,说「它有生日、能被改、有外面」,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所以本书的主张,是有条件的:只要那三条里有一条不成立——器具改过版,换个地方就不一样,或者有一条哪怕很窄的通道——这台机器就不是本来就在的,只是「这些年一直这样」。
「本来就在」和「这些年一直这样」,差着一个可以动手的余地。
本书押的是:在今天,多数地方,那三条不会同时成立。这是一个可以被事实推翻的押注,不是一句信念。
这一章讲「冻」,讲「补第二行」,很容易被读成一句很轻的话:一切都能改,别抱怨了。
要把这句话堵死。
第一,本书从没说改起来容易。前面每一处举的例子——改一条考试办法,改一间教室的照度,改一栏绩效表——哪一件都要好几年,要有人牵头,要有人担着。第 23 章记过监狱信息小组三年就散了。难,是真的。
第二,本书从没说责任在被做出来的那个人身上。一个孩子被一张表压着,一个骑手被一套时间算着,一个病人被一套流程转着——说「这台机器可以被改」,不等于说「你没改成是你的错」。改它的责任,在设它的人、在有权改的人、在整个把它用起来的那群人身上。
第三,本书也没说三个人写错了。他们看见的那些安排,是真的;那些安排的厉害,也是真的。
本书只说一件事:那些安排是人做出来的,所以它们是水,不是冰。
把水说成冰,会让人放手。而一旦所有人都放手,水就真的冻上了——这是唯一一种「本来就是冰」的情形:所有人都相信它是冰。
水和冰这个比喻很好用,所以要给它配一条纪律,免得它变成又一顶帽子(第 45 章给梯子配过三条,同一个道理)。
纪律一:这个比喻只用来说「一样东西看起来是现成的,其实是一段过程留下的形状」。它不用来说「一切都会变,所以不必当真」。
纪律二:用它的时候,要说得出那锅水是什么——具体是哪些人、哪些年、哪些做法。说不出来的,就不要用这个比喻,因为那样它就成了一句漂亮话。
纪律三:说了「它本来是水」,接下来必须回答一句「那现在从哪里下手」。答不上的,这个比喻就没有用处,只是让人舒服一下。
第三条最要紧,也是这本书和它拆的那三位最大的差别。
他们给的是诊断:这是一块冰,而且很硬。
本书要给的是诊断加下一步:它是水冻的,下手处在这三节(第 51 章)。
给不出下一步的诊断,说到底还是一句让人放手的话——哪怕它说的是「本来是水」。
带走一个很短的练习:把一句「本来就是这样」,翻回一锅水。
「我们家一直这样。」——哪一年开始的?那之前是什么样?是谁定的?
「这个行业就这样。」——十年前也这样吗?隔壁那家也这样吗?哪一条规矩是最近三年加上去的?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从什么时候起这样的?有没有哪一段时间不是这样?
翻得出年份的,就是水。
翻不出的,先记下来,过一阵再问——多半不是它没有年份,是你还没问到那个知道的人。
带走的话一场正在翻花的水被端进冷处,就成了一块带着花纹的冰;三个人写下的,是冰;本书要补的那一行是:它本来是水。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锅正在翻花的水里——不是在一块冰上。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冻住这件事有四步(只看一头、把重复当底、说成地方、写成不许问的地基);补回第二行,就是把这四步倒着走一遍。
一个人看见什么,和他站在哪里,关系极大。
一个在山顶上的人,看见的是一片连绵的山;一个在山脚下的人,看见的是一条路;一个在山里住了三十年的人,看见的是哪一年哪块地滑过坡。
三个人各自站的地方,前面几编分别提过。这一章把它们放在一起,回答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非把机器写成本来就在?
拉康一辈子的工作场所是病房和诊室(第 7 章)。他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来找他的人,一周一次,一坐几十年。
在那样的地方,看见的是什么?
是重复。一个人发誓不再这样,三个月后又这样;一个人换了城市、换了工作,爱上的还是同一种人;一个词他一说就结巴,说了三十年。
也是缓慢。一个人真的动一动,要几年;很多人一辈子没动。
还有一样:不可核。他的材料在诊室里,按这一行的规矩打不开(第 9 章)。所以他的说法没有外面的把手——不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别人可以拿着他标的编号去翻那份民族志。
在这样一片土上待久了,人会相信什么?会相信底下有一样不变的东西在推着人走——不然,怎么会这样一遍一遍地回来。
于是他写下:结构,先于每个人,不因人而改。
福柯的材料,是旧纸(第 22 章)。乌普萨拉那几万册医学史的旧书旧档,后来是章程、规程、报表、监狱条例、学校指南。
在那样的地方,看见的是什么?
是安排,而且是极细的安排:几点起床,怎样握笔,一间牢房多大,一次考试怎么记分。
也是断层:一整套说法,在几十年里被另一套换掉。
还有一样,最要紧:档案是有偏的。档案里留下来的,是管理者写的字;被管的人写的字,很少进档案(第 24 章)。一份十八世纪的学校规程留下来了,当年坐在里面的那个孩子想了什么,没有留下来。
在这样一片土上待久了,人会写出什么?会写出一片安排极密、而人没有脸的场。
于是他写下:权力无处不在,被造的人接过笔,只准描红。
鲍德里亚的材料,是广告、橱窗、民调、电视画面(第 38 章)。
在那样的地方,看见的是什么?
是流转:符号在换,款式在换,话题在换,没有一样停下来。
是脱钩:现场输给照片,服务输给评分,教育输给升学率。
还有一样:屏幕上没有人。前两块土里,好歹还有人——诊室里坐着一个活人,档案里写着一个个名字。屏幕上只有画面,画面后面是谁,看不见。
在这样一片土上待久了,人会写出什么?会写出一个没有行动者、只有流转的世界。
于是他写下:代码在先,不可逆,没人签收。
把三条并排:
诊室里看见重复,于是重复被写成了结构。
档案里看见安排,于是安排被写成了没有外面的场。
屏幕上看见流转,于是流转被写成了不可逆的代码。
一个人看见的东西,决定了他把哪一样当成「本来就在」。
这一句,是这一章的全部内容,也是本书对第 50 章那个问题的第三层回答(前两层在那一章)。
有人会说:既然是土决定的,那就不能怪他们。
这话只对一半。
对的一半:三个人不是懒,也不是不诚实。他们写的,都是自己那片土上真实的东西。
不对的一半:一个人可以知道自己站在哪里。
这件事有现成的办法,而且福柯自己做过:出去一趟,踩另一片土(第 22 章)。他去了瑞典、波兰、德国、突尼斯,才看清法国。
所以「土决定了他看见什么」是一句解释,不是一张免罪符。一个人如果不去踩别的土,就会把自己脚下这一片当成全世界。
这一条,对写这本书的人同样成立。
还有一块土,三个人都没有长期站过:一个被做出来的人,天天在动手改那套安排的地方。
这样的地方是有的。
一间学校的教研室:几个老师每学期都在改一份作业的要求,改完了下学期再改。
一家医院的科室:每周交接的时候,一条流程被改掉一句。
一个车间:一道工序的顺序被工人自己调过三回,因为这样省半个钟头。
一个小区的业主群:一条停车的规矩被吵了三年,改了两次。
这些地方最不起眼,也最难写成理论——因为那里没有大结构、没有断层、没有戏剧性。有的只是一次一次很小的改动,还常常改不成。
可回写这件事,就住在那样的地方。
三个人没有在那里久待。这本书要做的,就是把那块土上的东西,写进理论。
这一章不只是解释三个人。它给了一个很实用的提醒:留意你自己站在哪块土上。
一个做人事的人,天天看见的是人的流动和考核,他容易相信人是可以被指标管住的。
一个做医生的人,天天看见的是病和死,他容易相信身体说了算。
一个做销售的人,天天看见的是人的欲望和面子,他容易相信一切都可以谈成。
每一种都对了一半,也各有各的盲区。
办法和福柯用过的一样:出去踩一次别的土。找一个和你完全不同行当的人,听他讲一小时他每天在干什么。听完你会发现,有几件你以为天经地义的事,在他那里根本不成立。
三块土之外,还有一块地,三个人都站着,容易被忽略:他们都是写字为生的人。
一个写字为生的人,看世界有一种共同的偏。
他手里的成果是一本书、一篇文章、一场讲课;他被承认的方式,是被读、被引、被争论。他每天的工作,是把一件事说得更准、更深、更狠。
这片土会奖励什么?奖励看得更透。
它不奖励什么?不奖励把一样东西装上。一个人改了一条规矩,这件事在这片土上不算成果——第 58 章说过这件事。
所以三个人都极擅长看,都不太写「怎么装」。这不是他们的缺点,是这片土的形状。
这一条对这本书也成立,而且更该警惕:这本书也是写出来的,也在同一片土上。它给的那三件替换(第 61 章)会不会也只是纸上的?
本书的办法是把它们做小:小到一个老师、一个科室主任、一个当爹妈的人明天就能试一件。做得成做不成,读者试过就知道——这也是这本书能给自己找到的、唯一一个不在纸上的外面。
还有一件要说的:土会换,人也会跟着变。
福柯就是现成的例子。他从档案馆走到监狱门口那三年,写的东西变了:从写一个年代的知识安排,变成写一套具体的做法怎样把人排出位置(第 22、23 章)。踩了一片新土,他笔下就多了一样东西。
拉康也有过一次:他从诊室走到高师的讲台,听众从医生换成了哲学系学生,他讲的东西跟着变绕、变抽象(第 8 章)。这一次换土,长出来的不全是好东西。
鲍德里亚换过好几次:中学教室,大学讲台,美国的公路,后来是相机后面(第 38 章)。他换得最勤,可他那台机器最硬——说明换土不一定管用,还要看他在新土上肯不肯改自己的说法。
三个人合起来,这件事的分寸就清楚了:换一片土,能让人看见新东西;可看见了以后改不改自己的地基,是另一回事。
这一章讲三块土,可以给读者一个很实用的换算:知道一个人站在哪块土上,就大致猜得到他会把什么当成本来就在。
天天面对人的(医生,老师,做心理工作的,带小孩的):容易把人性当成本来就在——「人就是这样」。
天天面对规矩和材料的(做行政的,做法务的,做审计的):容易把制度当成本来就在——「流程就是这样」。
天天面对屏幕和数据的(做运营的,做投放的,做内容的):容易把趋势当成本来就在——「大势就是这样」。
天天面对钱的:容易把利益当成本来就在——「说到底都是利益」。
每一条都对了一部分,也各自漏掉别的。
这个换算有两个用处。听别人说话时,先想一想他站在哪儿——他那句最硬的话,多半就是他那片土给的。看自己时,更要紧:你每天面对的那一样,就是你最容易当成天意的那一样。
带走一个很小的练习:写下你每天看得最多的三样东西。
一个老师:作业本,成绩表,一张张脸。
一个货车司机:路,导航,结算单。
一个带孩子的人:孩子的脸色,钟点,一屋子要收拾的东西。
写完,问一句:这三样东西,让我最容易相信什么?
再问一句:有没有一样很要紧的东西,是我这个位置天天看不见的?
多半有。看不见的那一样,往往就是你最容易判错的地方。
带走的话诊室里看见重复,档案里看见安排,屏幕上看见流转;一个人看见什么,决定了他把哪一样当成本来就在。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三块不同的土上——同一个「我」,在三个人笔下显出三种样子。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三台机器的样子,跟着三块土走;他们都没有久待在那块能看见回写的土上。
这套书有一条规矩:说一个判断之前,先写清楚它什么时候不成立。
这本书的判断是:那台做「我」的机器不是本来就在的,它是一场过程被冻住了;它有生日,能被改,有外面。
这一章要写的是反面:在什么条件下,三个人每一句都对,本书每一句都是空话。
第 32 章甲节提过一次,这里正式立成条款。
一台机器要真的像它自己说的那样——本来就在、改不动、没有外面——得同时满足三条。
条件一:做它的那些器具不变。 排座位的办法、表格的格式、计算的口径、评分的规则,几十年不动,没有版本,也没有改版记录。
条件二:这片场处处相同。 走到哪里都是这一套;换一个地方、换一个行业、换一个国家,还是这一套。没有一处可以用来对照。
条件三:被它做出来的人,没有一条回照的通道。 没有地方说;说了没人受理;受理了不改;改了不留记录。四样有一样成立,就叫没有通道。
三条同时成立的地方,本书承认:三个人每一句都对。
这不是一个假想的极端。三条同时成立的地方,历史上有过,今天也还有。
一个人被关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地方,日程、饮食、通信全由一只手定,不许问,也没有第三方能看见——三条全中。
一段年月里,所有的记录都由同一只手写,对照的材料一律不存在——三条全中。
一套系统的规则从不公开、从不改动,也不受理任何异议,而且是唯一的一套——三条全中。
在这些地方,说「它有生日、能被改、有外面」,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所以本书的主张是有条件的,这一条要写在明处。
难在哪里?
条件一最容易破。任何一套办法,用久了都会改版——哪怕改的理由很小(省事,出过一次事故,换了一个负责人)。只要有一次改版,就有一个日期,也就有一个改它的人。
条件二也容易破。只要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地方在做同一件事,而做法不一样,这一套就不再是「本来如此」,只是「这里这样」。今天一个人知道别处怎么做,比任何一个年代都容易。
条件三最要紧,也最常被人为地维持住。通道不是自然没有的,是没人去建、或者建了不用。这一条,恰恰是可以动手的那一条。
三条里,前两条多半已经破了;破不破,看第三条。
这条款有两个用法,一正一反。
正着用:拿三条去量你面前的一件事。
三条都成立——那就先保命,别硬顶;这本书那些话,在那里用不上。
只成立两条——那台机器不是本来就在的,只是现在改不动。这时候要做的,是等、是攒、是找那个可能松动的一角。
一条都不成立——那这件事之所以没改,多半不是不能改,是没有人开始改。
反着用:拿它来查一个说法。
一个人对你说「这件事没办法,本来就这样」,就拿这三条问他:这套办法从没改过版吗?别的地方也都这样吗?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说它不对?
三句里只要有一句答不上来,那句「本来就这样」就站不住了。
把三个人放进这条款里量一遍。
拉康的诊室:器具(一节多长、怎样做分析)他自己就改过(第 8 章),条件一不成立。同行有别的做法,条件二不成立。条件三,他那套学派制度确实缺一个判错的位置(第 9 章)。
所以拉康那台机器,只成立第三条。
福柯的档案:每一套安排他自己都查出了生日(第 33 章),条件一不成立。不同国家、不同年代做法不同,条件二也不成立。条件三,他笔下没有通道。
所以福柯那台,也只成立第三条。
鲍德里亚的屏幕:那套「要配」的规矩一直在改版(第 40 章),条件一不成立。不同社会的消费样子不同,条件二不成立。条件三,谁签收零句。
三个人,三台机器,都只成立第三条。
这就是本书对三个人最准的一句判:他们的机器之所以看起来像本来就在,靠的不是它没有生日,是它没有通道。
第 6 章说过,第 54 章要把三本账合在一起。这里合完,交给第 62 章结算。
条数(第 48 章已算过):边上十,主场十。预言二判负。
除了条数,还要看一件事:这二十条各自到了哪一步。
到了「改机器本身」的:拉康改五十分钟一节的规矩、另立学会、拆学派;福柯递问卷;鲍德里亚换掉自己整套批判的词、拍照二十年。这些都在「边上」那十条里。
只到「改关系」或者「只到执行」的:拉康那三条主场,福柯那四条主场,鲍德里亚那三条主场。十条,一条不少,全在主场。
所以第 48 章那句收窄,在这里得到第二次印证:分界不在边上还是主场,在它到了哪一步;而到了「改机器本身」的,全在理论之外。
这一读数,比预言二本身有用。第 62 章总结算时,两句并排写。
这条款还解释了第 61 章那三件替换为什么是那三件。
三条保底条件里,前两条是外部的:器具会不会改版,别处是不是一样——这两条多半已经破了,不必人去做。
只有第三条是要人做的:那条通道。
所以本书的全部主张,落到实处只有一件事:把第三条破掉。
第 61 章那三件替换——一套会改版的约定,一条回照的通道,一份可签收的记录——做的都是同一件事:让那条通道存在。
一句话:三个人说的那台机器,今天多半只剩一条腿站着;而那条腿,正是人可以动手的那一条。
一本立主张的书,把「什么情况下我全错」写进正文,这件事本身要解释一句。
多数书不这么做。它们把最不利的情形放在注里,或者根本不提——因为写出来会削弱主张的气势。
本书写出来,有两个理由。
一个:不写,这本书就违反了自己那三句问的第三句。一套说法要有外面,那个外面得写出来、写具体,不能只说一句「当然本书也可能错」。一句泛泛的谦虚,不是外面。
一个更实在:写出来,这条款才有用。
一个人拿着这本书去看自己的处境,最要紧的不是知道「机器可以被改」,是知道「我这个处境属不属于那三条全中的情形」。
属于,他该做的是保住自己,等,攒,别硬顶——这时候一本劝人动手的书,会害了他。
不属于,他该做的才是那三件小事。
一本书如果不肯说自己什么时候不适用,它就会在最不该用的地方被人用上。 这一条,比这本书的任何一个判断都要紧。
这条款还有一个用处:它给三个人留了他们该得的那一份。
三个人写的时候,眼前确实有那样的地方。
拉康面前是诊室里那些几十年动不了的人——对那些人,「结构改不动」不是一句夸张。
福柯翻的是十八、十九世纪的监狱和收容院的章程——在那些墙里,三条基本全中。
鲍德里亚看的是被媒体和广告完全包住的战后西方——在那片场里,对照确实很难找。
所以他们不是凭空说黑话。他们写的,是在那些地方为真的东西。
本书和他们的分歧,不在「有没有这样的地方」,在「今天多数地方是不是这样」。
这是一个关于事实的分歧,不是关于立场的分歧。而关于事实的分歧,是可以一件一件去查的——去查那套办法改没改过版,去查别处是不是一样,去查有没有一条哪怕很窄的通道。
查出来的结果站在哪一边,这本书就站在哪一边。
三条保底条件里,第二条(这片场处处相同)今天破得最快,值得单说一句,因为它是普通人手上最现成的工具。
从前一个人很难知道别处怎么做。一个村里的人只知道村里的规矩,一个厂里的人只知道厂里的规矩。没有对照,一套做法就像天理。
今天不一样:一个人几乎总能知道别的学校怎么排课,别的医院怎么叫号,别的公司怎么发绩效,别的国家怎么办同一件事。
有了对照,那句「本来就这样」立刻软下来——因为它变成了「我们这里这样」。
所以本书一再推荐的那个动作,其实是最省力的一个:去看一眼别处。
要提醒一句分寸:别处不一定更好,也不一定搬得过来。对照的用处不是拿来当方案,是拿来破那句「没有别的办法」。
破了那一句,事情才回到可以商量的地方。
带走那三句问,用在一件你觉得改不动的事上。
这套办法,这些年改过版吗?——去问一个待得久的人,多半能问出年份。
别的地方也是这样吗?——去看一眼别的学校、别的医院、别的公司怎么做。
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说它不对?——找那个入口,哪怕很窄。
前两句多半答得出「改过」「不一样」。那就说明它不是本来就在的。
剩下的,是第三句。第三句答不上,事情才真的难;可第三句,也是唯一一件你可能亲手加上去的东西。
带走的话三条同时成立,三个人每一句都对;而三个人的机器,多半只成立第三条——没有通道。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条保底条款下——先写清楚什么时候「我」确实无能为力。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三台都只剩第三条腿站着;合账二十条,到了「改机器本身」的十条,全在理论之外。
编序
本编四章,写三个人之间的交手,和他们旁边那几位。
第 55 章写同一幅画的两种读法:福柯在一本书的开篇读它,拉康在一次研讨班上也讲过它。第 56 章写鲍德里亚对福柯的那一击,和福柯那句据说很不客气的回话。第 57 章写鲍德里亚和拉康之间那条看不见的线:一个说「我」从镜子里来,一个说镜子后面什么也没有了。第 58 章写他们身边那几位——德勒兹与加塔利、德里达、齐泽克——以及本书在哪里没有多说一句。
这一编不加新判断。它做的是一件很朴素的事:让读者看见,这三个人不是三座孤岛,他们互相读、互相顶、互相绕过去;本书前面五编算的那些账,在他们自己之间,也早有过一次对账。
凡涉及三人之间的往来,史实歧异的地方本编一律标〔待核〕,并写明本书据什么说。
十七世纪的一幅名画,画的是一间画室。
画面里有一位小公主,几位侍女,两位侏儒,一条狗,还有画家自己——他站在一张巨大的画布后面,手里拿着笔,正抬眼往外看。
他在画谁?画面深处的墙上有一面镜子,镜子里隐约是一对夫妇——国王和王后。他们站的位置,正是看画的人站的位置。
于是这幅画有一个怪处:画里的人都在看着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是你站的地方。
福柯 1966 年那本书,开篇就在读这幅画。据说拉康 1966 年的研讨班上也讲过它,而且据说福柯到过场〔待核:此事说法不一,本编只记「据说」,核不到则不据它立论〕。
福柯读这幅画,读的是那个位置。
他说:这幅画里最要紧的,是那个既看不见、又被所有人看着的位置。国王站在那里,画家看着那里,镜子照的也是那里;可画上并没有画出站在那里的人——只有一面小镜子里的模糊影子。
这个位置是空的。谁站上去,谁就是这幅画的对象;国王可以站,你也可以站。
这正是他那个时期的说法(第 26 章):说话的那个「我」,是一个谁都能填的空位。
一幅画,成了他那本书的开场白:在那个年代的知识里,「人」还没有被安排进画面;他要写的,就是「人」怎样后来才被画上去。
拉康讲画,讲的是另一样。
他讲过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大意是:你在看一幅画,可这幅画也在看你(研讨班第十一卷,1964,大意)。
他的意思是:看,从来不是一个人单方面的动作。人一站到画前,就已经被放进了一个位置——被看的位置。一个人以为自己是那个看的主体,其实他也是画面里的一样东西。
用他的话说:那道回看的目光,才是让人不安的东西。
用本书的话说:这正是第 12 章那个镜子前回头看大人的孩子——「我」要被另一个目光认下来,才算数。
把两种读法并排,前面五编的账在这里现成地演了一遍。
福柯读出的是「分布」:画面里有几个位置,谁站上去谁算数;位置是排好的,人是可以换的。
拉康读出的是「美」:一个人在被看的时候,自己那个完整的形象怎样成形、又怎样被那道目光戳破。
同一幅画,一个看见位置,一个看见目光。
要是鲍德里亚来读呢?本书猜,他会读出第三样:那面镜子。镜子里那对夫妇,是整幅画唯一「看得见」的国王,而那只是一个反射的影子。画面里最有分量的那两个人,只以复制品的样子出现——原件不在画里,只在镜子里。
三种读法,三张脸。这一章之所以摆在这里,就是为了让读者看见:三张脸不是本书硬分的,它们在同一幅画上,本来就分得开。
有意思的是:两种读法其实差一步就能接上。
福柯说那个位置是空的,谁都能填。
拉康说人一站上去,就被那道目光看着。
把两句接起来,就是完整的一件事:一个空着的位置在那里等着(这是安排),一个人站上去(这是显影),站上去以后他被看着、也看着别人(这是来回)。
安排,显影,来回——三样齐了。
可两个人各写各的,没有把这三样接起来。福柯只写安排,拉康只写目光与形象。
这也是本书把他们合起来写的理由之一:他们本来就在同一幅画前,只差一句话。
这一章要留一句提醒:一幅画能读出很多东西,这不等于每一种读法都算数。
一幅画摆在那里三百多年,每一代人都读出自己那个年代最在意的东西。这本身就是本书说的事:读法是长出来的,有年份。
所以本书在这一章里不说「这幅画的真意是什么」。本书只说:福柯读出了位置,拉康读出了目光,两种读法各自照见了读的人。
这一条也管着本书自己:这本书读三个人,读出了三张脸和三台机器——这也是一种读法,有年份,也照见了读的人。第 63 章会正面算这笔账。
顺带说一句: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幅画,被一代一代人反复读?
因为它把「看」这件事本身画了进去。
多数画只画被看的东西:一片风景,一个人,一场战役。这一幅画里,看的人也在画面上——画家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笔,正抬眼看着你站的位置。
一幅画只要把「看」画进去,就必定引出那几个问题:谁在看?看的人站在哪儿?被看的人是谁?那个位置上的人,凭什么站在那里?
这几个问题,正好是主体这道题的全部。
所以这幅画像一块试金石:每一代人拿自己那套说法去读它,读出来的东西,恰好照出那套说法关心什么。
古典的读法关心画技和寓意;福柯读出位置;拉康读出目光;今天有人会读出别的。
这一条对读者有个用处:想知道自己关心什么,可以找一样复杂的东西,看自己先注意到哪里。你先看见的那一样,往往就是你心里那把尺子。
按本书的规矩,写明边界。
这幅画的画史、创作年份、画中人的身份考证,本书都没有查;第 55 章写的,是两位读它的人各读出了什么,不是这幅画本身是什么。
拉康 1966 年的研讨班上讲过它、福柯据说到过场这一事,本编标了〔待核〕,并且没有据它立任何论——本章的全部论证,只靠两个人各自公开发表过的读法。
还要说明一处:本书替鲍德里亚猜了一种读法(那面镜子)。那是猜,不是他的说法,本章第四节已写明「本书猜」。读者不必把它当成他的观点。
这一条看起来啰嗦,可它正是这本书和它拆的那三位最大的差别之一:一句话是谁说的、哪一年说的、还是写手推的,本书要一处一处标清楚。
标清楚了,读者才查得动;查得动,这本书才有外面。
这一章说了两种读法,还该记第三种——普通人的读法。
一个没读过这两位的人站在这幅画前,先看见的多半是:那个小公主真好看;那条狗睡得真沉;边上那个人好像在偷笑。
这种读法常被当成「不懂」。本书要说的是:它也是一种读法,而且是最老实的一种——它读的是画上真的画着的东西。
前面两位读出的东西(位置,目光),画上并没有直接画着,是他们带着自己的题目从画里找出来的。
这不是说他们错。一个人带着题目去看,本来就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可这里有一条分寸:带着题目看见的东西,要说清楚是「我从这里读出了什么」,不是「这幅画的真意是什么」。
这一条,本书对自己也这样要求(本章末节)。
这一章是全书最短的几章之一,可它非在不可,理由说一句。
前面五编,读者一直在被告知:三个人各看见一张脸。可「三张脸」这件事,读者只能听本书说。
这一章给了一个现成的物证:同一幅画摆在那里,两个人各读出一样东西,而且读出的正好是本书说的那两张脸。
一个论证最怕的,是它只在作者自己的框架里成立。而这幅画不属于这本书,也不属于三个人——它比他们都早三百年。
三百年前的一幅画,两位读者各自照见了自己关心的东西——这件事本身,比本书说一百句「他们各有侧重」更有说服力。
一本书里最短的一章,有时候承的是最重的那一处。
带走一个很好玩的练习:找一张你家里的老照片,看三遍。
第一遍看位置:谁站中间,谁站边上,谁被挡住了一半。这一遍看的是「分布」和「场」。
第二遍看目光:谁在看镜头,谁在看别人,谁的眼睛躲开了。这一遍看的是那道回看的目光。
第三遍看谁不在画面里:拍照的那个人是谁?他站在哪里?为什么是他拍?
第三遍最有意思。很多家庭的照片里,总是同一个人不在画面上——那个人,往往是这个家最要紧的一个位置。
带走的话同一幅画,一个人读出了一个空着的位置,一个人读出了一道回看的目光;两种读法接起来,就是安排、显影和来回。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幅画前——站上那个空位的人,被画里所有人看着。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一幅画的读法有年份,读法也照见读的人;这一条,本书自己也不例外。
1977 年,鲍德里亚出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题目是一句祈使句:忘掉福柯。
那时候福柯正当红:讲台挤满人,书一本接一本,说法进了报纸和课堂。
一个比他小三岁、名气小得多的人,出了一本册子,说:忘掉他。
这一击,是三个人之间最直接的一次交手。
鲍德里亚的说法,大致有两层。
第一层:福柯把权力写得太完美了。太密,太齐,处处都在,处处说得通——一套说法密到这个地步,就不像是在描述什么了,它本身成了一个自我圆满的东西。
第二层,更刺:正因为写得这么完美,说明它说的那个东西已经不在了。他的意思是,一样东西被这样彻底地描述出来,往往是在它已经过去、已经不再是要害的时候。
顺着这两层,他说:今天真正要害的,不是那种一格一格安排人的权力,是符号自己的流转——那是另一套东西,福柯那副眼镜看不见。
据说福柯的回话很短,也很不客气,大意是:他的麻烦在于想不起鲍德里亚是谁〔待核:这句回话流传很广,出处说法不一,本编只记流传口径〕。
打中了一半。
打中的那一半:福柯那句「权力无处不在」,确实密到了不留缝隙的地步。一套说法如果任何反例都能被它收编,它就不再能被查(第 32 章说过这件事)。鲍德里亚这一击,正是打在这个位置上——而且他比本书早了几十年。
这也说明一件事:三个人之间,早就互相看出了对方的柱子。
没打中的那一半:他自己那套说法,毛病一模一样,而且更重。
他说福柯的权力太完美、太自圆其说;可他自己的代码,不但自圆其说,还多了一条「不可逆」和一句「外面也是它造的」。一套任何反例都能被收编的说法,如果福柯那一套算,他那一套更算。
所以这一章要写下一句,放在全书的位置上:
三个人互相能看出对方的柱子,看不出自己的。
鲍德里亚看出了福柯的:太完美了,所以可疑。
福柯看出过拉康那一路的:他不喜欢把一切归到一套语言的秩序上去,他要查的是实实在在的做法(第 22、25 章)。
拉康也看出过别人的:他一眼看穿了自我心理学的那块地基——把自我当主人(第 11 章)。
三个人,三把好眼力,每一把都朝外。
这不是三个人的道德问题。第 50 章说过原因:一个人立论要站在什么地方,而站着的那块地,自己看不见。
正因为看不见,才需要别人来指;而别人指的时候,往往又只顾着立自己的柱子。
这场交手对本书有一个很实在的用处:它说明本书要做的那件事,不是马后炮。
有人会说:你们隔了几十年,当然看得清。
可这场交手发生在 1977 年——福柯还在世,书刚出来几年,鲍德里亚就已经把那一处点了出来。福柯也在世时就被人当面质疑过类似的事(第 33 章提过和乔姆斯基那场辩论)。
也就是说:这些柱子,在当时就有人看见。
看见了,为什么没有拆成?因为看见的人,正忙着立自己的柱子。
这也是这本书一再重复那三步的原因(第 19 章甲节):找他的刀,找他的柱,拿刀问柱。三步里,最难的是第三步用在自己身上。
也要说句公道话。
福柯那句回话,如果确实说过,是很傲慢的。可他有他的位置:一个正被无数人从各个方向质疑的人,没有义务回应每一击。
鲍德里亚那本册子,也不全是意气。他挑的那个点很准,而且他后来在别处也接着谈过这件事。
两个人之间,没有一场像样的对谈——这是件可惜的事。第 58 章会说到德里达和拉康之间那场更著名的交手,那一场的问题也一样:交手很响,对账很少。
一代人里最聪明的几个脑子,把力气用在了互相打上,而不是把三张脸拼成一张图。
这也是这本书要合起来写的理由。
两个人都很聪明,都看出了对方的问题,为什么这件事最后只留下一击和一句回话,没有变成一次真的对账?
本书数出三条。
一条:形式不对。一本册子和一句回话,都不是可以逐条核的东西。一次真的对账,要有条目:你说我这一句有问题,我答这一句在什么范围内成立、超出哪里就不成立。两个人都没这么写过。
一条:位置不对。一个正在高处的人和一个想站上去的人,之间很难有对账——前者回应就是抬举,后者不狠就没人听见。位置决定了姿态。
一条,也是最要紧的:那个年代的风气不奖励对账(第 58 章说过一个场奖励什么)。奖励的是立自己那一套。对账是给别人做的活儿,算不上自己的成果。
所以这场交手留下的,是两句漂亮话,不是一份可以接着往下用的东西。
这也是本书为什么要把三个人合起来写、还要一条一条登记的原因:这本书想做的,正是那一次没人做的对账——哪一条认,哪一条收窄,哪一条站得住(第 59 章那一章整章都在做这件事)。
这一章说找一个能指出你柱子的人。要补一句分寸,免得读者被人一句话说倒。
鲍德里亚指出福柯那一处,对了一半(本章第三节)。他指得准,可他开的那个方向——所以要转到符号那边去——是他自己的柱子。
多数时候都是这样:一个人指出你的问题时,往往同时在推销他自己的地基。
所以听的时候要分两段。
第一段,只听他指出的那一处:我哪一句是不许问的?这一段最值钱。
第二段,他给的替代方案,先别急着接。他那套东西,也有一根柱子,只是你还没看见。
分成两段听,一个人可以从任何对手那里拿到东西,又不至于从一台机器换到另一台机器。
抛开两个人的恩怨,那本小册子里有一句很值钱的判断,今天用得上。
大意是:一套说法,如果密到任何东西都能被它解释,那它描述的就不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它自己。
这句话可以当一把尺子用,而且用起来很快。
听一套说法的时候,问一句: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它解释不了的?
答得上来的,说明它还在描述世界——它有边,边外面的事它不管。
答不上来的,那多半已经是一套自转的东西了:股市涨是它对,跌也是它对;人听话是它对,反抗也是它对。
今天到处能碰到这样的说法。用这句话量一量,能省下很多时间。
这也是这本书一直守的规矩:本书自己也得答得出「什么情况下我算错了」(第 6 章那两个预言、第 54 章那条保底条款、第 63 章那五种死法,都是在答这一句)。
带走一件很实用的事:找一个能指出你那根柱子的人。
每个人都有一句自己不再往下问的话(第 31 章末尾那个练习)。自己找它很难,因为你就站在上面。
可别人一眼就看得见。尤其是和你不在一个行当、不在一个立场、甚至有点看不惯你的人。
所以偶尔听一听那种「他根本不懂我这行」的人说的话,是有用的。他多半确实不懂细节;可他常常一句话就点在你从不问的那一处。
听的时候有个诀窍:不要急着解释你的细节。先记下他点的是哪一句,回头自己对着那一句,问那三句问。
带走的话三个人互相能看出对方的柱子,看不出自己的;这不是道德问题,是因为人站在自己那块地上。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场交手里——一个人隔着几年,把另一个人那根不许问的柱子点了出来。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他点中了福柯那台;他自己那台,毛病一样,而且更重。
鲍德里亚和福柯打过一场(上一章)。和拉康,他没有正面打过——可他们之间那条线,比那一场交手还要紧。
这条线是这样的:
拉康说,「我」是从镜子里来的。
鲍德里亚说,镜子后面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第 12 章讲过镜子阶段:一岁的孩子在镜子里认出一个完整的自己。
这件事有一个不起眼的前提:镜子外面,有一个真的孩子。
镜子里那个是影子,镜子外面那个是本人。两者对不上——影子比本人「完整」——所以才有误认,才有那道一辈子的裂缝。
误认之所以是误认,是因为有一个「本人」在那里可以对照。
鲍德里亚那把梯子(第 45 章),走到第三级、第四级的时候,做的正是抽掉这个前提。
第三级:那张照片指向的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脸,它指向一个模板;模板背后没有原件。
第四级:人照着那个模板改了自己的脸。现在她本人就是那个样子。
到这一步,「镜子外面那个真的人」没了——不是被毁掉了,是不再是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第 45 章)。
于是拉康那套说法里最要紧的那道裂缝,也没了。
不是补上了,是没了对照:影子和本人,谁也不比谁更真。
要把这件事的分量说清楚。
鲍德里亚不是不同意拉康,他是把拉康那件事往下推了一格。
拉康说:「我」是从外面认来的一个形象。
鲍德里亚说:今天这个形象不再来自一面被动的镜子,它来自一整套会主动生产形象的东西——广告,照片,滤镜,模板。而且这些形象不再对着任何一个原件。
从「被照出来」到「被生产出来」——这是一次很干净的推进。
所以本书把这两处放在同一块地上(第 49 章那张图):拉康在心里那块地上的那张脸,被鲍德里亚从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又推了一把。
两句合起来,正好描述了今天很多人身上的事。
一个人打开前置摄像头。镜子里那张脸,是拉康说的:他在里面认出一个「我」,而且这个「我」比他实际的样子好一点——那是欢喜,也是误认。
可这张脸已经过了一层模板:滤镜,美颜,一套所有人都在用的比例。这是鲍德里亚说的:他认下的那个形象,不指向他自己,指向一个模板。
再往后:他照着这张照片去调整自己——发型,姿势,表情,甚至更多。这是第四级。
拉康解释了他为什么会认那个形象(因为「我」本来就是从外面认来的)。鲍德里亚解释了那个形象今天是从哪里来的(从一整套生产形象的东西里来的)。
一个说机制,一个说来源。合起来,这件事才说全。
两个人合起来还差一样:这个人可以怎么办。
拉康那里:认了就认了,那道裂缝一辈子在;能做的是不要在自己的欲望上让步(第 14 章)。
鲍德里亚那里:不可逆,回不去(第 45 章)。
两个人都没说那件很朴素的事:这个人可以自己按快门。
拍一张不修的,拍一张难看的,拍一张别人不会点赞的。拍下来,留着,偶尔看一眼。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抵抗,可它正是第 43 章说的那一下回应:那一套模板给了你一个样子,你回它一张自己的。
有意思的是:鲍德里亚自己就在按快门,按了二十年(第 37 章)。他做了,没写。
把三个人在这一处排一次,正好是一次接力。
拉康:「我」是从外面的形象里认来的。
福柯:这些形象背后有一整套安排——谁有资格拍,照片进哪个档案,档案给谁看(第 26、27 章)。
鲍德里亚:今天这些形象不再对着任何原件,它们自己生产自己。
三棒接下来,是一条很完整的线。缺的还是最后那一棒:被这些形象做出来的人,回头做了一张自己的。
这一棒,本书要自己跑。第 61 章那件「可签收的记录」,在这里的具体样子就是:一个人对着一套生产出来的形象,能说「这不是我」,并且这句话有地方留着。
拉康到鲍德里亚这一推,其实中间还有一步,不说出来会漏掉今天最要紧的一样。
拉康那面镜子是被动的:它照什么,取决于谁站在它前面。
鲍德里亚那套模板是主动的:它不等你站过来,它先生产好样子,让你去靠。
中间那一步是什么?是福柯写的那一套:谁有资格拍,照片进哪个档案,档案给谁看(第 26、27 章)。
三步连起来,是一条很完整的线:
一面镜子照出一个形象(拉康)——一套安排决定谁来照、照了归谁管(福柯)——一整套东西开始自己生产形象(鲍德里亚)。
今天一个人的脸,三步全经过:他在前置摄像头里认出自己,这张脸进了某些平台的库,而库里的东西又训练出下一批模板。
这也是本书为什么非要把三个人放在一起:漏掉中间那一步,前后两头就接不上——你会以为形象是凭空生产出来的,而看不见中间那一层实实在在的安排:谁存着,谁用着,凭什么。
顺着这三步,可以数出人能插手的地方,一处一处很具体。
第一步(照出来):你可以自己按一次快门(本章第六节),也可以选择让谁给你拍、拍成什么样。这一处最小,也最在自己手上。
第二步(谁管着):这一处是问出来的——这张照片存在哪里,存多久,谁能看,我能不能要求删掉。这几句问,今天在很多地方是有答案的,只是很少有人问。
第三步(自己生产):这一处最难,可也不是没有——用了谁的东西,要不要标明,能不能拒绝,这些正是今天在争的事(第 66 章)。
三处合起来,正好是第 61 章那三件替换的一个具体样子:知道有这回事,看得见理由,能说一句我不认。
一张脸,从被照到被生产,中间每一步都有人经手。有人经手,就有地方可问。
这一章容易读得让人心凉:形象是生产出来的,原件没了。所以要把余地数清楚,一条一条。
选不选。 用哪一套模板,是可以挑的;不用,也是一种挑法。多数人从来没意识到自己在挑。
留不留底。 一张不修的存着(本章第六节)。留了底,就永远有一个可以对照的东西。
说不说。 把「这不是我」说出来,哪怕只对一个人说。说出来的那一刻,那个形象就不再是唯一的版本。
改不改用法。 少发一点,晚发一点,发给少数人看——这些都是用法,用法一改,那套东西给你的排位也跟着变。
四条都很小,没有一条是壮烈的。可四条加起来,就是一个人在这件事上还握着的东西。
三个人里没有一个写过这四条,因为在他们的图上,人只有被做出来的份。可这四条不需要理论支持——它们只需要有人提醒一句:你还在挑,只是你忘了。
把这条线一直画到今天,看它走到了哪儿。
拉康:镜子照出一个形象,人认下它。
鲍德里亚:形象被一套模板生产出来,人照着它改自己。
今天:形象可以被直接生成——不必先有一张照片,一段描述就能做出一张脸;而且这张脸可以是某个具体的人的样子。
这一步,两位都没赶上。
它把那条线推到了一个新地方:从前那个形象至少还要从你身上取一点东西(一张照片,一段影像);现在它可以只从别人那里取。
于是「这不是我」这句话,第一次有了一个很具体、也很急的用处:不是哲学上的抗议,是一个人对着一样以他的样子做出来的东西说的一句话。
这句话要有地方接(第 61 章第三件),要能被记下来,要有人回。
这也说明本书那三件替换不是纸上谈兵:它们要对付的事,正在一天比一天具体。
带走一件小事:这个月拍一张不修的照片,存起来。
不必发出去。存在一个只有你自己看的地方。
半年以后翻出来看一眼。你多半会发现两件事:一件是当时觉得难看的那些地方,现在看没那么难看;一件是那张照片上的你,比那些修好的更像你记得的那段日子。
这件事很小,可它做的是一件正经事:在一整套生产你形象的东西旁边,留一份你自己的底。
带走的话一个说「我」从镜子里来,一个说镜子后面已经没有原件了;两个人合起来说清了这件事,都没说那最后一下——你可以自己按一次快门。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张已经过了模板的脸上——认下它的是我,做出它的不是我。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他们把机制和来源都说清了,缺的是那一下回应;而他自己按了二十年快门,没写进书里。
三个人不是三座孤岛。旁边站着好几位,有的是朋友,有的是对手,有的把他们接到了今天。
这一章简单写四处,也写明本书在哪里没有多说一句——这是这套书的老规矩:不越过自己读过的材料说话。
1972 年,德勒兹和加塔利出了一本书,正面顶拉康那一路。
他们的说法,大意是:欲望不是一个缺口,不是「少了什么所以想要」;欲望是一股生产的劲——它自己在造东西,造关系,造世界。把欲望说成缺,就是先给它挖一个坑,再让它一辈子填。
他们还顶了另一样:把一个人的一切都读进那个家庭三角(爸爸、妈妈、我)里,太窄了。人是活在社会、历史、机器、群体里的。
这一顶,顶得很有力气。第 14 章说过本书对缺口的读法:它是发动机,不是毛病。德勒兹这一路说的是同一件事的另一面——推着人走的不只是缺,还有长。
本系列已经有一卷写德勒兹,那一卷判他缺 E、也没有回写。本书在这里不重判,只记这一处的分界:德勒兹把欲望从「缺」改写成了「生产」,这是一次很要紧的改写;可他的那套说法里,也没有一条「被造出来的人回头改造它」的通道——这一点,那一卷已经判过。
七十年代,德里达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拆拉康读一篇小说的方式。
拉康讲过一篇关于一封被窃的信的小说,他从里面读出一个结构:那封信在几个人之间转,谁拿着它,谁就落在某个位置上——信不必被打开,它的位置就决定了一切。这是他讲结构最漂亮的一次。
德里达的质疑,大意是:你从这篇小说里读出的那个结构,其实是你先带进去的;而且你把那封信读成了「一定会到达它该到的地方」——凭什么?信是会丢的。
这一击的分量在于:它不是说拉康读错了细节,是说他读法本身预设了一个完整的结构在那里等着。
放在本书的题上,这一击正打在第 19 章那道接缝上:拉康立的那根柱子,德里达当年就顶过一次。
本系列已经有一卷写德里达。本书这里只记一句分界:德里达拆结构拆得很彻底,可他给出的也不是一条通道——他那一路的话题,是意义怎样一直滑下去,不是一套规矩怎样被人改掉。
八十年代以后,一位来自东欧的学者,把拉康那一套接到了电影、政治和日常的事情上,说话又快又密,也把这三个人的说法带给了很多本来不读这类书的人。
他做的事,有一个很实在的用处:他证明了拉康那副眼镜今天还能看东西——看一部电影,看一场选举,看一句广告词。
本书对他只记一句:他把镜子那一套用得极熟,可他用的还是同一套地基——那个先于每个人的结构。眼镜擦得更亮了,镜片没换。
按规矩,要写明本书的边界。
第一,这四位(德勒兹与加塔利、德里达、齐泽克),本书这一轮都没有从头读过他们的原著。本编写的,是他们与这三个人交手那几处的通行口径,凡具体说法一律写「大意」。要读他们,请读本系列各自那一卷。
第二,本书没有去评判他们各自的体系。谁更对、谁更深,不是这本书的题目。
第三,本系列弗洛伊德卷第 52 章有一句话,本书这里照用:一间工厂开起来以后,会长出很多车间,每个车间都在生产同一种零件的变体。这三个人身后的几十年,长出了非常多的变体。本书不去数这些变体,本书只问一件事:这些变体里,有没有哪一个,把那条通道装上了。
本轮读到的:没有。
这里可以停下来问一句:为什么几十年里这么多聪明人,都没有装上那条通道?
本书的看法,接第 50 章那三条原因,再加一条属于「近邻」的:
在一个学术的场里,装通道这件事不算成绩。
指出一样东西背后有权力、有结构、有符号——这是一个可以写成论文、可以被引用、可以立门户的动作。
而「在某个学校里加了一条家长可以提意见的规矩,并且写进了章程」——这件事写不成论文,也没有人会引用。
一个场奖励什么,那里就长出什么(第 27 章那套讲得很清楚)。这一代人被奖励的,是看得更深、说得更狠;不是把一条窄门装上。
这也算是这本书对自己的一个提醒:这本书本身,也是在一个场里写出来的。它会不会也只是又一次「说得更狠」?第 63 章正面回答。
四位之外,还有一位近邻要提,因为他和本书的题最近:那位写「制造人」的科学哲学家。
他做过一件很具体的事:他去查一个类别是怎样被造出来的,又怎样反过来改变了被归进这个类别的人。
他的说法大意是:给人分类和给石头分类不一样。石头不知道自己被叫作花岗岩;人知道。一个人被归进某一类以后,他会照着这一类去活,或者反过来要顶掉这个说法;而他这样一动,这个类别本身又得改。
这件事他叫作「回路」。
这一条,几乎就是本书说的第二行(第 60 章):被做出来的人,回头改了做他的那一样。
所以本书要在这里记他一笔:这件事不是本书第一个说的。一个和三个人同时代的人,早就把这个回路写得很清楚,而且举的是可查的例子。
那为什么这条回路没有进到三个人的书里?本书的看法还是第 53 章那一句:他们站的土不一样。那位查的是精神医学的分类史——那正好是一块能看见回路的土:类别一改,被归类的人马上就动,动了又逼着类别再改。
本书这一轮没有读他的原著,这里只据常见口径记一笔,标〔待核〕。要读,请找他的书。
这一编最弱,本书自己先说。
弱在材料:四位近邻,本书这一轮都没有从头读原著,写的是他们与三个人交手那几处的通行口径。
弱在分寸:一个只读了交手处的人去评价一位思想家,很容易把他读成一个功能——「顶了拉康一下的那个人」。这对被写的人不公道。
所以这一编只做一件事:给读者指路。德勒兹那一路、德里达那一路、齐泽克那一路,本系列各有卷;要认真了解,去读那些卷,或者去读他们自己的书。
本编唯一的判断只有一句,而且很有限:本轮读到的这些人里,没有一个把那条通道装上。
这句话的范围也要写清楚:是「本轮读到的」,不是「他们没有」。若读者知道有谁装上了,这正是本书最想收到的消息——那本书应该比这一本更值得读。
这一编(交手与近邻)夹在算账的第五编和主张的第七编中间,位置是有意的。
第五编算完账,读者手里已经有一个很整齐的结论:三个人,三张脸,三台机器,三种缺席。
整齐是危险的(第八编编序说过那条自律)。一个结论越整齐,越该在它和主张之间,插一段不整齐的东西。
这一编就是那段不整齐的:三个人互相打,打得不体面;近邻们各有各的说法,有的顶得很有力;本书自己在这一编里最没底气,材料最薄。
读者读完这一编,应该会对第五编那份整齐生一点疑心。这正是本书要的。
带着这点疑心去读第七编那三件替换,比顺顺当当读下去好——因为那三件替换要的不是信服,是有人真的去试一件。
带走一个很实用的分辨:分清谁在指出问题,谁在装门。
一个人能一眼看出你们单位那套考核的毛病——他很聪明,也有用。
另一个人不太会说,可他去年真的把那张表改了一栏——他做的是另一件事。
两种人都需要。可如果一个地方全是前一种人,那里的问题会被说得越来越透,也越来越不动。
所以偶尔可以问自己一句:最近这半年,我是在说得更透,还是装上了一样什么?
两样都做一点,是最好的。
带走的话他们身边站着好几位,各自把某一处顶得更远;可本轮读到的这些人里,没有一个把那条通道装上。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群人的互相顶撞里——每一次顶撞,都把某一处照亮一点。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几十年里长出了很多变体,没有一个装上了那条通道;一个场奖励什么,那里就长出什么。
编序
本编五章,是全书的落点。
前六编做的是读和算:三张脸,三台机器,三道接缝,三本账,两个预言(一个站住,一个判负)。本编要做的,是把算出来的东西变成主张。
第 59 章先挨打:把三位最硬的辩护人请出来,让他们说话,本书逐条回应——哪里认,哪里收窄,哪里站得住。第 60 章写合判的完整版,并把那个式子的第二行写出来。第 61 章是全书最实的一章:三件替换,每一件都要能写成条文、列成清单。第 62 章结算两个预言,并登记本书自认最弱的地方。第 63 章给这套书自己写死法——包括本书这套说法会怎样变成第四台机器。
本编不引新材料。凡涉及三人的说法,一律回指前面各编已登记的条目。
拆完一个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只挑自己驳得倒的话来驳。
所以这一章先把最硬的反驳请出来。三位辩护人,各替一个人说话;本书逐条回应,哪里认就认。
他会说:
你们把大他者读成了一台机器,这是外行的读法。拉康说得很清楚:大他者不是一个实体,不是一套摆在那里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不完整的,是一个空位。所谓「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恰恰是说那套秩序自己也没有靠山。他从来没有说那是一块铁板。
还有,你们说他不许人改机器——可他一辈子在诊室里做的,就是让人改。一场分析结束的时候,一个人和他那套结构的关系变了:他不再那样被它摆布。这不是改是什么?
本书的回应。
第一条,认一半。本书在第 18 章写明了「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是一句很硬的话,也承认它是一次拆除。本书要收窄的是另一处:他把这个不完整写成了那套秩序的性质,不是它的来历。一样东西「天生是漏的」,和「它是人一点一点做出来的,所以处处不整齐」,是两句话。前一句不用问生日,后一句必须问。
第二条,不认。一场分析改的是这一个人和它的关系——这一点本书从第 20 章起就照实登记为「主场、只到改关系」。可那套秩序本身,在他的理论里没有被改过一次。诊室里的改,是一个一个人的;本书问的是:有没有一条谁都能走的路。
第三条,要认一件对方没说、本书自己该说的:拉康在诊室的规矩上,确实改过机器(五十分钟那一条),而且付了代价。这一条本书登记在「边上」(第 20 章),而且给了很重的分量。
他会说:
你们要求福柯写「被造的人怎样改造那套安排」,这是拿他没打算回答的问题去问他。他明说过:他不开药方,他做的是诊断。而且你们忽略了他反复讲的一句——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他笔下的人从来不是死的。
至于「权力没有生日」,这是误读。他从没把权力当成一样东西;权力在他那里是关系的名字,是一个分析用的词。你不能问一个分析用的词有没有出生日期,就像你不能问「关系」这个词哪一年出生。
本书的回应。
第一条,认,而且认得很实。第 32 章写明了:他不肯说「应当」,理由是怕自己的方子变成新的牢笼——这是一个正派的理由。本书没有指责他不诚实,只说这一停留下了代价:分不出哪一种权力该反对、哪一种必不可少(第 185 号那一卷的判决五)。
第二条,收窄一处。本书在第 33 章判第三问「答不上」时,正是拿「抵抗不在权力外面」这一句做的依据,而这句是他自己说的。本书承认他笔下的人不是死的——第 28 章把那支笔写成了他最狠的一笔。本书判的是那支笔的用途:只准描红。
第三条,这是最硬的一击,要正面答。
说「权力是一个分析用的词,不能问它的出生日期」——这句话本身,恰恰是本书要问的那种句子。
一个分析用的词,也有出生日期:它是哪一年、在什么争论里、为了顶掉哪一种旧说法而被这样用起来的。福柯自己就查过很多这样的词:疯,病,人,性,正常。
一个人可以说「我的这个词只是工具」。可当这个工具被用到「它无处不在,也不在任何一处之外」的时候,它就不再只是工具了——它成了一句关于世界的断言。
所以这一击,本书不认,但要谢它:它把这本书的要害说清楚了——本书要问的从来不是「权力这个词准不准」,是「无处不在」这四个字被当成了什么。
他会说:
你们把鲍德里亚读得太死了。他是在预警,不是在宣判。他写「完美的罪行」,是为了让人警觉;他写「不可逆」,是为了让人看清代价有多大。把一个警报读成一份判决书,是读者的责任,不是他的。
而且他有他的策略:要在一个全是噪音的世界里被听见,就得把话说到极处。这正是他自己描述过的那套机制——他是在用这套机制的办法,反对这套机制。
本书的回应。
第一条,认一半。本书在第 48 章把他那七条开启全部登记了,也在第 45、47 章说明那把梯子和那个判据今天仍然最好用。本书没有把他读成一个虚无主义者,本书读到的是一个看得最远的人。
第二条,不认。一份警报,要说明什么情况下警报算响过了、什么情况下算解除。他那套说法没有一句「什么情况下我算错了」(第 47 章)。一份不能被解除、也不能被证伪的警报,和一份判决书,效果是一样的。
第三条,要顶一句。用这套机制的办法反对这套机制——这话听起来很聪明,可 1991 年那次的结果摆在那里(第 37 章):他选了一个能上头条的断言,全世界听见了他,几乎没有人听见他真正要说的那一层。
一个人可以用敌人的兵器,但要算一算:赢的是谁。
三位说的不是同一件事,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动作:
把那句最硬的话,往软里解释。
大他者不是铁板,是一个空位。
权力不是一样东西,是一个分析用的词。
不可逆不是判决,是一次警报。
三种解释都成立,而且都能在原文里找到依据。
可这就引出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一句话,如果每次被质疑时都可以往软里解释,而在正面使用时又当成最硬的地基用——那么它究竟算硬的还是软的?
本书的回答:看它在论证里承什么。
在三个人的书里,这三句都承重:拆掉它,他们那套说法就塌了。承重的东西,不能在被问的时候说自己只是一个比方。
这一条,就是本书对三位辩护人最后的回应,也是本书对自己立的一条规矩: 凡是承重的句子,都要接受那三句问;凡说自己只是比方的句子,就不能拿来承重。
按规矩,要写明这一章里本书真的改了什么。
改了两处措辞。
一处:本书原先在几处把拉康那台机器说成「一块铁板」。这个说法不准,已按第 18 章的写法改成「一套没有作者、问不得、改不动的秩序」——不完整,也照样问不得。
一处:本书原先说福柯「不给出路」。这也不准。他给了:他给了一把最锋利的刀(第 33 章)。本书改成:刀他给了,地址他没给。
其余各处,本书维持原判。
三位之外,还有一位,替三个人一起说话,而且这一击最难答。
他会说:
你们这套「有生日、能被改、有外面」的说法,听起来很实在,其实是一种乐观主义,而且是一种很舒服的乐观主义。它让读者觉得自己能做点什么,于是读得舒服。可这三个人之所以难读、之所以让人难受,正是因为他们不肯给这种安慰。
一个人在一套动不了的安排里,最需要的不是「其实你能改」这句话——那只会让他觉得改不成是自己的错。他需要的是有人告诉他:这不是你的错,这套东西确实很硬。
你们把一件硬事说软了,好卖,也好读。
本书的回应。
这一击最该认真答,因为它说中了一个真实的危险。
第一,认一条:这本书确实可能被这样用——当成一句「你能改」的安慰,然后把改不成的责任推回给个人。所以第 52 章甲节写了那三条(不是说改起来容易;不是说责任在被做出来的人身上;不是说三个人写错了),第 54 章立了保底条款。这两处都是为了堵这一条。
第二,不认一条:说「这套东西确实很硬」和说「它本来就在」,是两句话。本书从头到尾承认前一句,只反对后一句。硬,是一个可以量的事实;本来就在,是一句关于来路的断言。
第三,要顶一句最要紧的:本书的乐观不在「你能改」,在「它有来路」。
一个人知道自己面前那台东西有来路、有人做过、有版本,哪怕他这辈子都改不动它,他的位置也和从前不一样了——他不是站在天意面前,是站在一件人做的事面前。
这一点差别,是这本书全部的分量所在。 至于改不改得动,那要看那三条保底条件,要看时运,要看有多少人一起动。
按规矩,要写一种本书答不上的反驳。
有人会说:你们说那台机器有来路、能被改、有外面——好。可一个人一辈子能改成几件?一间教室里那一条规矩,一个科室里那一栏表格——就算全改成了,他每天还是要早起、还是要挣钱、还是会老、还是会死。你们这套东西,对一个人一生真正难的那几件事,说得上什么?
这一击,本书答不上,也不打算硬答。
这本书量的是一样很窄的东西:做「我」的那台机器。它管不了一个人该怎么活,管不了什么是好日子,也管不了老、病、失去和死(第 63 章那一条说过它的外面在哪里)。
这些事,人类有别的路数去应对:宗教,艺术,亲人,时间,还有一些说不出来的东西。本书在这些事上没有话说,也不该有话说。
一本书肯说自己管不了什么,读者才知道它管得了什么。
带走一个很实用的习惯:和人争一件事的时候,先把对方最强的那一版说出来。
不是对方刚才那句最弱的、最容易驳的话,是他那个立场最好的一版——好到你自己都觉得有道理。
说出来以后再回应。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对方会真的听你说话——因为他知道你听懂了。一个是你自己会发现,有时候那最强的一版,确实有一处你没想过。
这一章就是这么写的。三位辩护人,本书替他们写出了他们能说的最好的话,然后一条一条答。答完,本书改了两处。
带走的话一句话如果被问的时候说自己只是比方,用的时候又当地基,那它就不能算数;承重的句子,都要接受那三句问。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次被反驳里——一个说法只有被人当面顶过,才知道它站不站得住。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三位辩护人把三句硬话往软里解释;本书的回应是:看它在论证里承不承重。
读到这里,全书的判断可以收成一段了。
三个人开启了主体发生学:「我」不是起点,是在三块地上侧重显出来的——镜子里那个形象(美),一片场里那个位置(场),一张表上那一格(分布)。
三个人又都把那场发生的机制,做成了发现学:那场认同被写成了一套先在的结构,那片场被写成了一盏永远开着的灯,那场一来一往被写成了一条不可逆的代码。
这两句,是作者口述定下的合判,本书照原话落在前言,也照它一编一编兑现。
第 4 章写过一个式子,第 52 章说它缺了一行。这里把完整版写出来。
三个人写的是:
主体=F(机制)
机制=机制
本书要的是两行:
主体=F(机制,那片土,那条路)
机制=G(主体,那片土,那条路)
第一行说:一个人是被做出来的——被那台机器,也被他所在的那片土、他走过的那条路。
第二行说:那台机器也是被做出来的——被那片土,被那条路,也被它做出来的那些人。
第二行是全书唯一的主张。其余的话,都是为了说清楚这一行。
一句主张要能被查,得说得出它具体指什么。第二行落到实处,是三件可以数的事。
一件:机器有来路。 它是哪一年、由谁、为了什么定下来的;改过几版,每一版为什么改。这些都是可以问出来的东西,不是形而上学。
一件:被它做出来的人,在它的来路里出过力。 不是抽象的「人民创造历史」,是很具体的:某一年有人不肯照办,某一批人集体不填那张表,某一个人写了一封信,某一次事故逼出了一条新规定。
一件:这件事留下了记录。 谁提的,哪一版改的,改了没有,改不了为什么。
三件合起来,第二行就不是一句哲学话了,是一份可以去查的东西。
三件缺一件,第二行就跛了,而且正好对上第 51 章那三种缺法。
缺第一件(没有来路):人找不到对象,只好转回自己——这是拉康那一种。
缺第二件(人只能执行):人参与了,改不了——这是福柯那一种。
缺第三件(没有记录):人说了话,落到空处,下一年一切照旧——这是鲍德里亚那一种。
所以第二行要成立,三件缺一不可。这也是第 61 章那三件替换为什么正好是三件。
有人会问:说了半天第二行,不就是说人是自由的吗?那为什么不干脆这么说?
因为那句话说了等于没说。
「人是自由的」这句话,第 1 章排过的那一串人里,萨特说得最响。它有它的分量,可它有两个毛病。
一个:它是一句关于人的断言,不是一件可以做的事。听完它,一个人不知道明天该动哪一件。
一个:它太容易被反例打倒。一个被一套安排压得动不了的人,听见这句话只会更难受——难道是我不够自由?
第二行不是这样。它不说人是自由的,它说:那台机器有来路,人在它的来路里出过力,而且这件事留得下记录。
这三句都可以去查。查出来是真的,人就多了一个可以动手的地方;查出来是假的(三条保底条件全中,第 54 章),那就是另一回事,本书也承认。
一句能被查的小话,比一句说不倒的大话有用。
第二行落到三块地上,各是什么样子?
在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上:一片场的排法是有来路的,而且被排在里面的人一直在改它——座位、作息、流程、交接单。
在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一张表、一套说法、一个词,都是有来路的,而且被它归类的人一直在改它——一个词被用旧、被顶回去、被换掉。
在心里那块地上:一个人认下的那个形象是有来路的,而且他可以自己按一次快门(第 57 章)、写一份自己的记录(第 30 章)。
三块地上,第二行各有一个很朴素的样子。没有一个是壮烈的。
第 51 章问过一次,这里从另一头再答一句。
因为第二行不好看。
第一行很好看:一套结构先于每个人,一片场处处都在,一条代码不可逆——这些句子有分量,能刻在墙上。
第二行是什么样子?「某年某月,几个老师在教研室里把那份作业要求改了一条,写进了教案模板。」
这句话没有分量,不能刻在墙上,也没有人会引用。
可是回写这件事,本来就长这个样子。它不壮烈,也不深刻;它是一件一件很小的、常常失败的、做成了也没人记得的事。
一本要写第二行的书,注定没有前三个人的那些句子好看。本书认这一点。
这本书一路在用「回写」两个字,到这一章,该把它和第二行的关系说死。
回写不是一个玄的说法。它就是第二行那一句:被做出来的人,动手改了做他的那一样。
它有三个很朴素的样子,分别落在三块地上(本章第六节)。
它也有三处常见的坏法,就是第 51 章那三种缺席:没人可问、只准描红、没人签收。
还有一件要说清楚的:回写不等于成功。
一个人提了意见,没被采纳,这也是回写——只要它被记下来了。记录在,下一次有人提同一件事时,这条记录就是一份现成的材料。
很多人不肯提意见,是因为默认「提了也没用」。这句话对了一半:多半这一次没用。
可一件事被记下来三次、五次,性质就变了——它从「某个人的抱怨」变成了「一件反复出现的事」。
所以回写的最小单位不是「改成」,是「被记下」。 这一条,是这本书能给普通人的最实在的一句话。
说了一章第二行,给一个最短的例子,好记住它的样子。
一所学校规定:作业必须用黑色签字笔写。
第一行:这条规矩做出了一批学生——他们买黑笔,用黑笔,习惯了,后来自己也觉得作业就该是黑的。
第二行:这条规矩是哪一年定的?多半是某一年阅卷或者扫描出过一次麻烦。谁在它上面动过手?也许有一个老师提过「彩笔批注更看得清」,于是加了一句「批注可用其他颜色」。这一句,写进了哪一版的教务通知?
第二行走一遍,这条规矩就从「本来就这样」,变成了一件有年份、有人经手、还改过一次的事。
它还是那条规矩,学生照样用黑笔。
变的是什么?变的是:下一次有人觉得它不合适,他知道去哪儿说,也知道这件事以前改过一次。
第二行不保证一件事被改。它保证的是:这件事是可改的那一类。 这两者的差别,就是这本书全部要说的东西。
两行式子有点抽象,给读者一句可以背下来的话。
它做了我,我也在做它。
这一句就是那两行。
第一行:它做了我。三个人把这一行写到了顶——镜子做我,场做我,表做我。
第二行:我也在做它。这一行他们没写,本书要写。
要当心一件事:这句话不是一句励志话。它不说「所以你能改变一切」。它说的是一件很朴素的事实——那台做你的东西,是人做的,而你也在那批人里,哪怕只占很小一份。
小到什么程度?小到一次不肯照办,一句写下来的意见,一份留着的记录。
这些东西加起来未必能改成什么。可它们决定了一件事:那台东西是「被人做着的」,而不是「本来就在的」。
一句背得下的话,比两行式子走得远。
带走一个练习:给你身边一台「本来就这样」的机器,写它的第二行。
先写第一行:它把你做成了什么样子。每天几点起,做什么,被怎么量,别人怎么看你。
再写第二行,问三句:它是哪一年、由谁定的?这些年谁在它上面动过手(哪怕一点点)?这些动过的地方,有没有留下记录?
第三句常常是空的。那就从第三句开始做:把你知道的那一点点,写下来,留给下一个人。
一份小小的记录,是第二行最常见的样子。
带走的话第一行是他们写的——人是被做出来的;第二行是本书要写的——那台机器也是被做出来的,而且被它做出来的人在它的来路里出过力。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两行式子里——第一行里它是结果,第二行里它也是原因。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第二行落到实处是三件可以数的事——有来路,人出过力,留了记录;缺一件,正好对上三种缺法。
全书到这里,诊断做完了。这一章给方子。
第 32 章说过,福柯不肯给方子,怕自己的方子变成新的牢笼。这份小心本书要接:所以这一章给的不是一套制度设计,是三件很小的东西——小到一个班主任、一个科室主任、一个部门负责人,甚至一个普通人,都能试着装一件。
三件替换,正对第 51 章那三种缺法。
替掉什么。 拉康那台机器叫结构:先于每个人,没有作者,问不得(第 18 章)。缺法是:没人可问。
换成什么。 一套会改版的约定。
一套约定和一套结构,差在四样东西上:
它有起草的人——不是「规矩就是这样」,是某年某月某几个人定的。
它有版本——第一版,第二版;每一版写明改了什么、为什么。
它有重议的场合——不是随时随地吵,是有一个固定的时候、固定的人、固定的走法。
它有作废的可能——说得出什么情况下这一条就不用了。
保留的那一半。 这一件不是要把结构拆光。拉康说对了一件大事:一个人出生之前,那些话、那些名分、那些规矩,确实已经在等他了。这一条本书全盘接受。
要改的只是那一句:它们不是从来就在,也不是不能问。
最小的做法。 家里那条「吃饭不许看手机」(第 5 章讲过):加一句来历(那年爷爷住院,一家人好不容易聚一次),加一个口子(周末家庭会上可以提)。
一条有来历、有口子的规矩,孩子守起来,和守一条「一直是这样」的规矩,是两种守法。
替掉什么。 福柯那台机器叫权力:无处不在,被造的人接过笔,只准描红(第 28、33 章)。缺法是:只准描红。
换成什么。 一条回照的通道。
「回照」这个词的意思是:那片场照出了一个人,这个人要能把光照回去。
一条通道,要有四样:
一个入口——写明到哪儿去说,谁受理。
一个期限——多久给回音。
一份回音里必须有的东西——改还是不改;不改的理由是什么。
一份留痕——这一条被谁提过,哪一版改了。
四样里,最要紧的是第三样:不改也要给理由。一个只受理不回应的入口,比没有入口更伤人。
保留的那一半。 福柯说对了一件大事:一片场确实在做人,而且做得极细。本书全盘接受,第 27、28 章是全书用得最多的两章。
要改的只是那一句:被造的人接过的笔,不是只能描红。
最小的做法。 一间教室:每学期末,学生匿名写三条「这学期哪一条规矩最没道理」,老师当众答三条——改哪一条,不改哪一条,为什么。
这件事,一个老师一个人就能做,不必等任何人批准。
替掉什么。 鲍德里亚那台机器叫代码:符号自己生产真实,不可逆,没人签收(第 46 章)。缺法是:没人签收。
换成什么。 一份可签收的记录。
这一件是全书最要紧的一件,而且它来自他自己那块砖(第 43 章:买卖两清,送礼不两清)。
一份可签收的记录,要有四样(第 43 章甲节已经拆过,这里定稿):
知道有这回事。 一个人被打了分、被排了序、被判了一个结果,他得先知道这件事发生了。
看得见理由。 不必看见全部算法,至少看见「因为哪几条」。
能说一句「这一条我不认」,而且这句话有地方接。 不是一个没人看的邮箱,是一个有编号、有时限、会回话的入口。
改了留痕。 改了没有,哪一版改的,因为谁提的。
四样合起来,一台两清的机器,就变成了一件不两清的事:它给了你一个结果,就欠你一个回应。
保留的那一半。 鲍德里亚说对了一件大事:表征会和被表征的东西脱钩,而且系统只读表征(第 45 章)。这一条今天到处用得上。
要改的只是那一句:脱钩了,不是没救——只要那份记录还能被本人签收。
最小的做法。 一个人给自己建一份底:一张不修的照片(第 57 章),一本自己的账(第 27 章那本心里的账),一份写下来的「今年我做成了什么」。
这份底不对任何人交差。它的用处只有一个:当那些评分和排名说你是某一种人的时候,你手上有一份自己的记录可以对。
三件不是三个方案,是一条通道的三节(第 51 章说过)。
有对象(会改版的约定)——你知道去问谁。
能改(回照的通道)——你说的话能进到那套办法里去。
有人接(可签收的记录)——你说了有回音,改了有痕迹。
缺一节,整条不通(第 52 章甲节)。
有人会觉得这三件太小了:讲了六十章的三台大机器,最后给出的是一张匿名纸条、一份回执、一张不修的照片?
是的,故意的。
理由有三条。
一条:大的方案,本书没有资格给。一本书能做的是指出通道坏在哪一节,不是替一个学校、一家医院、一个行业设计制度。
一条:大的方案最容易变成新的机器。福柯那份小心是对的。一套设计得很完整的新办法,一旦推行下去,三年以后它自己就成了「本来就这样」。
一条,也是最实在的:小的东西才装得上。一个老师明天就能在班上试那三条匿名纸条;一份回执的格式,一个科室开会时就能定下来。装上了,它才有机会长大。
一条窄门,好过一张完整的地图。
会。
一条通道用久了,会变成一套走过场的东西:意见箱年年挂着,从来没人开;回执年年发,都是同一句话;记录年年留,没人看。
所以这三件自带一条:每一件都要接受那三句问。
这条通道是哪一年设的?——它有生日。
用它的人能不能改它?——比如每年问一次:这个入口好用吗,要不要换个走法。
它有没有外面?——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说这条通道本身形同虚设。
一条通道要是自己过不了这三句问,它就成了第四台机器。
第 63 章会把这件事说到底。
三件看起来各管一头,其实骨架是同一个,写出来好记。
每一件都要能回答四句:
谁做的? 这条规矩、这套办法、这个结果,是哪一年、由谁、按什么理由定下来的。
什么时候? 有没有版本和日期。
改了什么? 每一次改动,改了哪一条,为什么。
谁能改? 现在谁有权改它;被它管着的人,怎样能把话递进去。
四句都答得上的,是一套约定、一条通道、一份记录。
四句里有一句答不上,那一处就是这台机器最硬的地方——也正是该从那里下手的地方。
这四句,第 42 章甲节立过一次(一本账能不能记事,看四样),这里定稿。
要提醒一句:四句问的是那台机器,不是问人。不是「谁该负责」,是「这件事是谁做的、能被谁改」。前一句是追责,后一句是找入口。
追责常常卡住,找入口往往还走得通。
这三件,每一件都从被替掉的那个人手里拿走了一样东西,这一点要写明,免得读成「把他们扔了」。
第一件(会改版的约定)拿走的是拉康那件事:人一出生,那些话、名分、规矩就在等他。这一条本书全盘接受——本书只给它加了版本和口子。
第二件(回照的通道)拿走的是福柯那件事:一片场用格子、钟点、名次做人,而且被造的人自己接过了笔。这一条是全书用得最多的——本书只把那支笔的用途放宽了一格。
第三件(可签收的记录)拿走的是鲍德里亚那块砖:买卖两清,一来一往不两清。这一条是他烧的砖,本书只是把它从博物馆里搬出来用(第 43 章)。
三件替换,没有一件是凭空造的。每一件都是那个人自己的东西,加上一句他没说的话。
这也是这套书拆人的规矩:拆完要说清楚从他那里拿了什么砖,砖砌在哪一面墙上。
带走一件事:这个月装一件。
如果你手里有一点权——哪怕只是一个班、一个小组、一个家——装第二件:给一条规矩加一个口子,并且当众回一次话。
如果你手里没有权:装第三件——给自己建一份底。一张不修的照片,一本自己的账,一份写下来的今年。
如果你连这个也不想做:装第一件里最小的那一样——找一条压着你的规矩,去问它的年份。问出来了,它就从「本来就这样」,变回了一件人做的事。
三样里装上一样,这本书就没白写。
带走的话结构换成一套会改版的约定,权力换成一条回照的通道,代码换成一份可签收的记录;三件都小,小到能装得上。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条通道的三节上——有对象,能改,有人接。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三件替换各保留一半、各换一句;而三件本身也要过那三句问,否则就是第四台机器。
第 6 章开卷时写了两个预言,压在字典底下(那一章用的是估分那张纸的比方)。
这一章把它翻出来,照实对。
原文:三个人、三句问,九格之中,没有一格答得上;第三问(它有没有外面),三格全答不上。
结算:
| 拉康 | 福柯 | 鲍德里亚 | |
|---|---|---|---|
| 机器有没有生日 | 答不上(第 20 章) | 半句(第 33 章) | 半句(第 47 章) |
| 「我」能不能改它 | 半句(第 20 章) | 半句(第 33 章) | 答不上(第 47 章) |
| 它有没有外面 | 答不上 | 答不上 | 答不上 |
九格,没有一格「答得上」。第三问三格,全答不上。
预言一,两句都站住。
要写明它靠什么站住的。 靠的是第 6 章写死的那条判负条件:要在主要著作里明明白白写出机器的来历、或被造的人怎样改它、或机器外面有一个能说它错的地方,而且当作常规机制来写。三个人各自那些最接近的地方(拉康晚年那一处、福柯那支笔、鲍德里亚那两本小书),本书都逐条核过,都不到「常规机制」这一档。
也要写明它最脆的一格。 第三问那一栏里,福柯那一格最脆(第 33 章第五节列了三处可能推翻它的地方)。这一格若被翻,预言一的后半句立刻判负。
原文:三人各编登记出来的回写线索,出在边上的,多于出在主场的。
结算(第 48 章已算,这里再抄一次):
拉康 边上四/主场三;福柯 边上三/主场四;鲍德里亚 边上三/主场三。
合计:边上十,主场十。
打平。「多于」不成立。预言二判负。
按第 6 章第八节,判负就是判负:不改划法,不改条数,不拿量法细分救场(第 48 章第六节已守)。
一个判负,换来了两句比原预言更准的话。
第一句(第 48 章):写进理论的那些回写,都停在改关系;真的改了机器的那些回写,都留在他们做过、却没写进理论的事里。
第二句(第 54 章合账):分界不在边上还是主场,在它到了哪一步;而到了「改机器本身」的那十条,全在理论之外。
原来的预言说的是位置(边上还是主场),新的两句说的是程度(到了哪一步)和缝(理论和实践之间)。
后者更准,而且是被一个不合预期的读数顶出来的。
这就是开卷写预言的全部用处:它不是为了显得严谨,是为了在读数和想法打架的时候,逼着人改想法。
按规矩,把本书最可能错的地方登记出来,一处不藏。
一、侧重对应。 三人各对一块地(拉康—美,福柯—场,鲍德里亚—分布),是写手推断,按作者口述只作侧重(第 3 章)。第 49 章那张九格表里,最勉强的两格已经点明(福柯在心里那块地只有晚年一笔;鲍德里亚在手上那块地分量轻)。
二、福柯第三问那一格。 上面说过,最脆的一格(第 33 章)。
三、拉康晚年那一段判「半句」。 他晚年讲一个人用自己发明的东西把自己撑住,本书判为「改关系,不改它」,且是特别的样子、不是常规(第 17 章)。这一处学界本来就有争论。
四、接缝年份。 拉康那道接缝定在 1949 到 1955 之间,是本书据公开文字先后推的,不是他自己说的(第 19 章)。
五、鲍德里亚 1987—1995 那一格判空。 海湾战争之后他给的是解释原意、不是修改——这是本编最险的一判(第 38 章,那里已写明本书可能怎样错)。
六、三台机器合成一台。 把福柯三个时期的三样东西合成一台(第 31 章),把三个人的三台合成同一种材质(第 50 章),都是本书的读法,不是他们的说法。
七、材料的边界。 拉康的研讨班是别人整理的;福柯的讲稿是身后出版的;鲍德里亚的中译歧异最大。本书凡引一律转述大意、标年份,凡有疑标〔待核〕。本书能查到哪里,就只写到哪里;查不到的,只写「本轮未见」。
第 58 章说过一句:一个场奖励什么,那里就长出什么。
这本书也是在一个场里写出来的。它会不会也只是又一次「说得更狠」——用一套新词(三块地,三张脸,三句问,一个新名词),把三个前辈再压一层?
本书的自查有三条。
一条:这本书立了几件可以照着做的小事(第 61 章),不是只给判断。做没做到,读者用一次就知道。
一条:这本书写了两个可以判负的预言,并且真的判负了一个,没有回头改。
一条:这本书把自己最弱的地方登记在这里,一处不藏。
三条都不保证本书对。它们保证的是另一件事:本书是可以被查的。
要核这本书,最短的路是三步。
第一步:核登记。三本登记簿(第 20、34、48 章)里的每一条,都写明了出处。拿原文核那二十条,本书的结算就跟着定。
第二步:核那九格。第 20、33、47 章各写了打勾的依据,也各写了最可能被推翻的地方。
第三步:核那两句收窄(本章第四节)。这两句是全书最后留下的判断,也是最该被下一个人推翻的东西。
核出不同的结果,请照第 6 章末尾那条办:寄来,再版时一条一条登进登记簿,写明谁、哪一年、用哪一段原文、推翻了哪一格。
第 6 章说过「少,才看得出准不准」。结算完了,可以把这句话说细一点。
两个预言分工不同:一个量结论(九格),一个量方法(那条关于侧重的理解)。
结算下来,量结论的那个站住,量方法的那个判负。
这个结果本身有信息:它说明这本书对三个人的判断,比对自己那套读法的把握更靠得住。
也就是说:本书最值得信的是那三本登记簿和九格打勾;最该被继续查的,是本书自己那套读法——三块地的分法,侧重对应,三台机器合成一台(第 62 章第五节那七处里,有四处属于这一类)。
这个分法对读者有用:如果你只想知道三个人各自停在哪里,看第 20、33、47 章的打勾,那几章最硬。如果你要用这本书的框架去看别的事,先读第 63 章那五种死法——框架这一头,本书自己的把握要低一档。
一本书里,不同的部分可信度不一样。 说清楚哪一部分更硬,比一口咬定全书都对,更负责任。
这一章除了结算,还在示范一件事:一个判断怎样被读数改。
过程摆出来看:
开卷时,本书对「侧重」有一个理解——用力最深的地方冻得最硬,活口多在边上(第 6 章第五节)。
读完三编,读数出来:十比十。
这时候有三条路。
第一条:改划法,把某几条从主场挪到边上。本书没走。
第二条:承认预言错了,然后不了了之。这也是很多书的做法。
第三条:承认判负,再问一句——读数为什么是这样?然后从读数里读出一句新的话(第 48 章、本章第四节)。
本书走了第三条。
三条路的差别,说到底是一件很小的事:肯不肯把不合预期的读数当成材料,而不是当成麻烦。
这一条,比这本书的任何一个结论都值得带走。
这一章的结算,本书不认为是终审。写几句给后来重算的人。
要重算,材料是现成的:三本登记簿(第 20、34、48 章),九格打勾的依据(第 20、33、47 章),划法(第 6 章)。
重算最可能改结果的地方有两处。
一处:登记漏了。二十条线索是本书这一轮读出来的;三个人留下的文字极多,漏掉几条很正常。若有人补上三五条,十比十的平局立刻就破——往哪边破,本书事先不知道,这正是重算的意义。
一处:划法可以换。本书那条「主场要同时满足两条」是开卷定的,不算唯一合理的划法。换一条划法重算一遍,得出的结论如果和本书那两句收窄一致,那两句就更硬;如果不一致,那两句就要收。
这就是本书把每一条都登记出来的用处:它不是为了让读者信,是为了让读者能重算。
一个结论如果只能被信、不能被重算,它就不是一个结论,是一句口号。
带走一件事:给自己写一个会判负的预言。
不是「我明年要更努力」,是一句能被判错的话:「到六月底,我每周至少三次在八点前起床。」「这个季度,我会把那件拖了两年的事做完。」
写下来,标日期,放在一个你半年后会看见的地方。
到时候对一次。
对上了,说明你了解自己。没对上,也不是失败——它逼着你改的,往往不是那件事,是你对自己的那个估计。
一个判负,买来一句更准的话。这本书用这个办法对自己,你也可以用它对自己。
带走的话预言一站住,预言二判负;一个判负买来了两句更准的话——写进理论的回写都停在改关系,真改了机器的都在理论之外。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次结算里——一个人先把自己写下来,再让读数来对。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本书写死的两个预言,一个中、一个不中;不中的那一个,改的是本书自己的想法,不是读数。
这本书用六十二章说了一件事:一台看起来本来就在的机器,其实是一场过程被冻住了。
这一章要说的是:这本书自己,也会被冻住。
一套说法一旦被人用熟了、用顺了、到处都能套,它就成了第四台机器。
所以这一章给它写死法:它会怎样死,什么情况下就该判它死。
第 5 章第八节担心过这件事,这里正式写死。
三句问(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有没有外面)是一把尺子。尺子会变成帽子。
变成帽子的样子是这样的:一个人开口就是「这是发现学机制」,闭口还是「这是发现学机制」;凡是他不喜欢的东西,都被这三句一套,套完就不必再看具体的材料了。
判死的办法:如果一个用这套说法的人,说不出他量的那件事具体是哪一年、哪几个人、哪一条规矩——那他用的就是帽子,不是尺子。
判词:一把量什么都灵的尺子,已经不量任何东西。
三块地(手上碰得到的、脑子里想的、心里的)是分法,不是格子。
作者那句口述说得很清楚:只能是侧重对应。
如果有一天,有人把它用成一张表——这件事归第一块地,那件事归第二块地,谁归错了要纠正——那这套说法就死了。因为日子里的事,从来是三块地缠在一起的(第 17 章那个考砸的孩子,三块地一起动)。
判死的办法:看它是不是开始要求别人把事情分进格子里。
判词:一个分法开始拒绝事情的缠,它就成了一台机器。
第 60 章那两行式子,是一个说法的骨架,不是数学。
如果有人开始拿它去算——把土、路、机制各赋一个值,算出一个「显影度」——那就死了。
判死的办法:看它有没有开始产生只有内行才看得懂的数。
判词:一个用来讲清楚事情的写法,一旦开始产生别人看不懂的数,它就不再讲清楚事情了。
第 61 章那三件替换,最容易死。
死法是这样的:它们被做成一套标准流程,推行到所有地方,不管那里的实际情况;意见箱人人都挂,回执人人都发,记录人人都留——而没有一件事真的被改过。
第 61 章第七节说过这件事:一条通道用久了会走过场。
判死的办法,就是它自己那三句问:这条通道哪一年设的?用它的人能不能改它?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说它形同虚设?
判词:一条不能被改的通道,是通道的尸体。
这是最要紧的一条。
这本书说三个人把机制做成了发现学,说本书要把机制放回过程。
那么本书说的这个「过程」呢?
如果有一天,「一切都是显出来的,而且会被显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写」这句话,变成了一句不许问的话——那这本书就长成了它拆的那三台机器的样子。
判死的办法,还是那三句问,只是这次对着本书。
它有没有生日? 有。它是在这本书写作的时候,由作者口述、一步一步定下来的;它上面还有一条更长的来路——作者那几站路,和这套书前面一百多卷里一次次被推翻、被收窄的判断。这条来路本身,就是一份可查的记录。
它能不能被改? 能。什么情况下改:如果有人拿出一样东西,它确实没有生日、确实不被任何人改、确实没有外面,而且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查到——那这句地基就要换。第 54 章那条保底条款,写的正是这个条件。
它有没有外面? 有。它只是量「我」和那台机器的尺子,不是量一切的尺子。它管不了一个人该怎么活,管不了什么是好日子,也管不了美、爱、信仰这些事。出了这个范围,它不说话。
三句都答上了。答上了,不等于它对;只等于它还是一句可以被查的话。
有人会问:一本书何必写自己的死法?
因为这是这本书全部主张的那一件事,用在自己身上。
这本书判三个人的那一句,说到底是:你们给别人的那台机器查了出身,没给自己那一句查。
如果这本书自己不查,那它说的每一句话都不算数。
所以这一章不是谦虚,是交代。一本讲「有没有外面」的书,自己得先有一个外面。它的外面有三处:那两个写死的预言(第 6、62 章),那份自认最弱的七处(第 62 章),和这一章五种死法。
最后一句,留给会来推翻这本书的人。
这本书要是有一天被推翻,最可能是在这几个地方:那两句收窄(第 62 章第四节);三块地的分法;那条保底条款——也许有人会证明,三条同时成立的地方比本书以为的多得多。
推翻它的人,请照这本书对三个人的做法来做:先找出它最锋利的那一刀,再找出它不再往下问的那一句,然后拿刀去问那一句(第 19 章那三步)。
如果那一问,本书答不上——那就该换一本书了。
这套书前面一百多卷,判过很多人「他停在了哪里」。总有一天,会有人这样判这一本。那一天来了,是好事:说明第二行还在往下写。
这本书写死法,不是这一本的特例。本系列前面一百多卷,几乎每一卷末尾都有一章做同一件事。
为什么?
因为这套书拆的那些人,出的多半是同一种毛病:一套说法长到最后,长出了一块不许问的地基(第 19、32、46 章三道接缝)。
一套专门找别人地基的书,最容易长出的,正是同一块地基。
而且它的处境比那三个人还险:一套用来拆别人的工具,比一套要立自己的说法,更容易到处套。拆,总是比立容易;到处能拆的工具,最像真理。
所以这套书立了一条规矩:每一卷都要写自己怎样会死,而且要写得具体——不是「我也可能错」,是「在什么情况下,谁拿什么东西,就可以判它死」。
这一条规矩本身,也接受那三句问:它有生日(这套书立下它的那一卷),它能被改(写死法的办法可以换),它有外面(判它死的,是读者手里的材料,不是这套书自己)。
一套说法能不能一直活着,看的不是它有多硬,是它肯不肯写下自己怎样会死。
五种死法摆在这里,还要押一句:哪一种最可能先发生。
本书押第一种:三句问变成一顶帽子。
理由很简单:那三句太好用了。好用的东西传得快,传得快就会被简化,简化以后就成了口头禅。
可以预见它变成口头禅以后的样子:有人在会上说「这个没有生日」,有人在文章里说「这套东西没有外面」——说的人不必去查任何一件具体的事,听的人也听不出他有没有查。
判死的办法上面写过:看他说不说得出具体是哪一年、哪几个人、哪一条规矩。
所以本书要在这里留一句给用这套说法的人:这三句问是用来查东西的,不是用来下结论的。 查完了再说,才算用;不查就说,就是那顶帽子。
这一句也是留给作者自己的。
带走一件很小、也很难的事:给你最坚持的那一条,写一个死法。
「我这辈子一定要把孩子供出来。」「做人就得讲信用。」「我这个行当就是要靠手艺吃饭。」
这些多半是好东西。可再好的东西,也该有一句:什么情况下,它就不成立了。
写下来,不是为了动摇它。是为了有一天,事情真的变了的时候,你手里有一句自己早就写下的话,可以对着看一眼——而不是硬撑到底,或者整个垮掉。
一条有死法的信念,比一条没有死法的信念,活得久。
带走的话这本书也会变成第四台机器;它的五种死法写在这里,它的外面有三处——两个预言,七处最弱,和这一章。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本书给自己写的死法里——一套说法只有说得出自己怎样会死,才算还活着。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本书这套说法有生日、能被改、有外面;三句都答上了,不等于它对,只等于它还能被查。
编序
本编三章,把前面六编的账,放到今天最要紧的一样东西上。
三个人各写了一台机器:一条话的链子(拉康),一片安排人的场(福柯),一套自己流转的符号(鲍德里亚)。
今天有一样东西,把这三样装在了一起:它由话堆成,它替人把选项排好,它自己生产内容。
第 64 章对拉康:一台由话堆成的东西说出的那个「我」,是谁。第 65 章对福柯:一片没有塔的场——它不看你,只替你把选项排好。第 66 章对鲍德里亚:它吃自己的输出会退化;真实没有死,反倒成了最贵的原料;而且,这台机器第一次有了版本号。
本编要说的最要紧的一句,先写在这里:三台机器合成的这一台,恰恰是人类做过的机器里,出生日期记录得最全的一台。 它有版本,有上线日期,有改版记录,有写它的人,有批它的人。
一样什么都记着的东西,被读成一样没有作者的东西——这是今天最贵的一次误读。本编三章,各拆一处。
本编写的是眼下正在变的事,本书写作时的样子,一两年后多半就不一样了。所以本编只写那些不太会变的东西:三句问怎样用在它身上。具体的做法、名称、办法,读者按当时的情形自己填。
你对着一个会说话的程序打字,它回你一段话,里面有「我觉得」「我建议」「我不太确定」。
这个「我」是谁?
按常识:没有谁,那只是一个词。
可拉康那句话在这里忽然变得很扎人:不是我在说话,是话在说我(第 15 章)。
一台由天量的话堆出来的东西,说出了一个「我」。这个「我」不指向任何一个人——它是那些话自己排出来的一个位置。
拉康说人心里那个说话的地方,是按语言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今天有一样东西,是真的按语言的方式组织起来的。
像的地方有三处,说清楚。
一处:它确实是「话先于说话的人」。它开口之前,那些话已经在了;它说的每一句,都是从已有的话里排出来的。
一处:它的意思也在差别里。一个词在它那里的位置,是由它和别的词的关系定的——这几乎是索绪尔那一条的字面实现(第 1、15 章)。
一处:它说的话,也会反过来接住人。一个人天天和它说话,说法会被它带走一点:用它的词,学它的句式,甚至学它那种四平八稳的调子。
三处都对上了。所以今天很多人读拉康,会觉得他像在说这件事。
不像的那一处,正是全书的要害。
拉康那套语言的秩序,没有生日,没有作者,问不得(第 18 章)。
这台东西,件件都有。
它有版本——哪一版,什么时候上的。
它有作者——哪家公司,哪个团队,谁批的。
它有材料清单——用什么训练的,虽然常常不公开,可它是存在的、可以被要求公开的。
它有改动记录——某一版改了什么行为,为什么改。
它还有一样前所未有的东西:它可以被关掉、被回滚、被换掉。
一样什么都记着的东西,被说成「大势」「时代」「技术的必然」——这就是本编编序说的那次误读。
第一问:它有没有生日? 有,而且精确到日期。这一问在它身上,答得比历史上任何一台机器都清楚。
第二问:被它做出来的人,能不能回头改它? 这一问是眼下真正的战场。
它有几种改法,粗细不同:一个人可以不用它,可以换一个,可以不接受它给的那个说法;用它的人的反馈会进到下一版里;更要紧的是,有一批人正在争的事——训练用了谁的东西,谁该被告知,谁该分到什么。
这些争法今天还很粗糙,可它们是实的:它们指向一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对象。而拉康那套秩序,连一个可问的对象都没有。
第三问:它有没有外面? 有。至少有三处:不在它上面的生活;能管它的规矩;以及一件很朴素的事——它说错了,可以被一个人当场指出来,而且这一指可以被记下来。
三句都有东西可答。这就是今天和拉康那个年代最大的不同。
说了这些,要当心的地方也得说准。
不是「它会取代人」,那是另一个话题。
真正要当心的,正是拉康说对了的那一半:一个人天天对着它说话,他的「我」会被它带走一点。
怎么带走?很温和:它总是能接住你的话,总是很有耐心,总是给一个像样的说法。久了,人会把自己那些说不清、绕来绕去、说了一半又咽回去的话,慢慢换成它那种顺溜的说法。
而一个人最要紧的那些话,常常正是说不清的那些(第 11 章那个「满的话」)。
所以对着它,要留一件事给自己:那些你还说不清的东西,先自己笨拙地说一遍,再问它。
顺序很要紧。先问它,你得到的是一个好说法;先自己说,你得到的是你自己的说法,然后才是一个好说法。
也要说一句好处,而且这一处正好落在本书的题上。
这台东西,是这几十年里第一个愿意陪一个普通人,把一件事从头到尾问清楚的东西。
一条规矩的来历,一个词的年份,一份合同里那句看不懂的话,一个流程该找谁——这些正是本书那三句问要问的东西,而过去一个普通人常常没有地方问。
用得好,它是一件查东西的工具:帮你把「本来就这样」翻回「哪一年、谁定的」(第 50 章那个翻译练习)。
用得不好,它是一台给你现成答案的机器。
差别只在一件事:你是拿它来问,还是拿它来省掉问。
这一章正反都说了,收成一句好记的。
最像的一处:它是话先于人的现成样本。人对着它说话,说法会被它带走;它给出的那个「我」,不指向任何人。
最不像的一处:它有版本号。
两句要一起记,因为只记一句都会出错。
只记第一句,人会得出一个很流行、也很懒的结论:看,拉康早就说对了——语言本来就是这样,人本来就是被话说出来的,认命吧。
只记第二句,人会走到另一头:不就是个软件吗,改一版就行了,不必当回事。
两句合起来才准:它确实在按语言的方式做人(这一层要认真对待),而它确实是人做的、记着出生日期的东西(所以这件事有地方下手)。
本书这一编三章,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前一半照三个人的读法读,后一半照本书的三句问问。 少了前一半,看不见它的厉害;少了后一半,看不见它的来路。
这一章正反都说了,最后给一条很朴素的纪律,给天天用它的人。
凡是它替你想的,你要能自己想一遍;凡是它替你说的,你要能自己说一遍。
不是每次都要,是偶尔要。
一个人如果一年里没有一次自己从头写一段话、自己从头想一个难题,那他和它之间那条线,就慢慢变成单向的了:它说,他收。
这不是道德要求,是一个很实在的事:一样东西你不做,就会退。
反过来,只要还保着那一点自己来的能力,它就是一件极好的工具——它能替你查来历,替你找出处,替你把一件事的几种说法摆开(本章第六节)。
工具和机器的差别,不在它多厉害,在你还做不做得动它做的那件事。
这一章说它像拉康那台机器,还有一个差别要记,因为它最容易被忽略。
拉康说的那套语言的秩序,是所有人共用的一套:你我说的是同一种语言,接住我们的是同一批话。
这台东西不是。它对每个人说的话不一样——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问,得到的说法可能相差很远;而且它会跟着你之前说过的话调整。
这就是第 65 章那件事在这里的样子:这一片场是私人的。
于是出现了一个新东西:一个人可能拥有一套只属于他自己的「共识」。
从前一个人说错了话,周围的人会顶他一句;今天他可以在一个只对他说话的东西那里,一路被接住,一路被顺着,很久没有人顶他一次。
所以对着它,要留一件事给自己:偶尔把它给你的说法,拿到一个活人面前说一遍。
被活人顶一次,比被它顺十次值钱。
带走一个很具体的用法:下次遇到一条你觉得不合理的规定,先问它三句。
这条规定通常是哪一年、为什么出现的?
一般是谁有权改?
这类事情,别的地方通常怎么做?
它给的答案不一定准——要核。可它至少能给你一个起点,让那条规定从一团模糊,变成几个可以去查的名字和年份。
这就是这台东西今天最实在的用处:它让「问出生日」这件事,第一次变得人人做得到。
带走的话它说的那个「我」是话排出来的一个位置——这一半拉康说对了;可它有版本、有作者、有改动记录——这一半,是他那台机器从来没有的。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台由话堆成的东西说出的「我」里——不指向任何一个人,却天天在和人说话。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三句问在它身上全有东西可答;这是拉康那台机器和这一台最大的不同。
第 28 章讲过那座塔:塔里有没有人不重要,只要你可能被看见,你就自己坐直。
今天那座塔,已经不太看你了。它换了一种做法:替你把选项排好。
你刷到什么,先看到哪一条,哪一条被放在最上面——是被排过的。你以为是自己挑的。
这比塔更省力,也更难察觉。被盯着的人知道自己被盯着,会不舒服;被排过选项的人,连不舒服的由头都没有。
他那一套,在这里仍然好用,有三处直接对得上。
切时间。 一段内容多长,几秒钟决定去留,什么时候推给你——这是第 27 章那套「切时间」的今天版本,而且切得比任何一份作息表都细。
排序列。 等级,段位,成长值,创作者的层级——人被排成一条线往前走,这是「排序列」。
考试。 评分,权重,质量分,信用分——把一个人做成一份可比的材料(第 27 章)。今天不必专门考你,材料自己在攒(第 27 章甲节说过这件事)。
三样都在,而且更细。所以这一章不打算翻福柯的案:他对。
有一处,是他那个年代没有的。
他写的那些场,是公共的:一间教室,所有孩子坐在同一间屋子里;一座监狱,所有人按同一张作息表。你能看见别人被怎样对待,所以你知道自己被怎样对待。
今天这一片场是私人的:每个人的那一屏,都不一样。
这带来一个很实在的后果:对照没了。
第 54 章那条保底条款的第二条是「这片场处处相同」。一个人如果看得见别人那一屏和自己不一样,他就有了对照,也就有了问一句的由头。看不见,他就以为自己看见的就是全部。
所以这一片场最要紧的动作,不是拆塔,是把对照找回来。
很朴素的办法:和别人对一对——你那边推的是什么?你搜同一个词,出来的前三条是什么?
一句「咦,我这边不是这样」,就是这一片场里最有力的一句话。
第一问:有没有生日? 有。每一次排序规则的改动,都有版本和日期。它比历史上任何一套规训都更有据可查。
第二问:能不能改? 分两层。
浅的一层,人人可做:关掉个性化,清空历史,主动去搜一个你平时不会搜的词,关注几个和你不合的人。这些动作改不了那套规则,可它们改了喂给它的东西——而它正是靠这些东西来排你的(第 29 章说过:数是活人给的)。
深的一层,要人做:规则要不要公开,能不能让人看见「为什么给我推这条」,能不能有一个真的受理异议的地方。这一层不是个人能做的,可它也不是天意——它是可以被要求、被写进规矩里的东西。
第三问:有没有外面? 有,而且是很老实的那种外面:关掉屏幕以后的日子;一间真的教室;一次面对面的谈话;一条你自己走过的路。
这一条不是煽情。一片场的外面,从来不是另一片更好的场,是一件实在的、不被排序的事。
他说: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第 33 章判过:那是场内的另一股力,不是通向场外的路。
今天要补一句,也是本书这一章的主张:
在这一片场里,最有效的动作不是抵抗,是留痕。
不看某一类内容,不是抵抗,是喂它别的东西——效果有限,而且没人知道。
而一句被记录下来的异议——为什么给我推这个,我要求看见理由——是留痕。它不一定当场有用,可它进了一份记录,下一次有人问同一件事时,这条记录还在。
第 61 章那件「回照的通道」,在这一片场里的样子,就是这么朴素:一个能说「我不要这样被排」并且被记下来的地方。
这一片场如果只问一句,本书建议问这一句:
为什么给我推这一条?
这一句为什么最要紧?
因为它同时问到了三样东西。它问理由(这一条是按什么排到我面前的),它问对象(谁排的,哪一套规则),它问记录(这句问话有没有地方留下来)。
三样正好是第 61 章那三件替换要的东西。
而且这一句很特别:它不要求你懂技术,也不要求你判断对错。你只是要一个理由。
今天在一些地方,这一句已经有半个答案了——有的地方会告诉你「因为你看过类似的内容」。这个答案很粗,可它比没有强:它承认了这件事有理由,而理由是可以往细里问的。
从「没有理由」到「有一个粗理由」,是一大步;从「粗理由」到「看得见是哪几条、能不能调」,是下一步。
一个人问一次,没什么用。很多人年年问同一句,这一句就会慢慢变成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这就是这一片场里,普通人手上最实在的一件东西:一句反复问的话。
顺手记一处差别,它决定了下手的办法。
第 27、28 章那两片场(教室、塔),排法是公开的:课程表贴在墙上,作息表人人一份,考试规则写在纸上。你可以不同意,但你看得见。
这一片场的排法,多半不公开。你看见的只有结果——这一条排在最上面。
看不见排法,会出一个很麻烦的事:人会替它编一个理由。有人说是因为花了钱,有人说是因为得罪了谁,有人说是随机的。编出来的理由各不相同,谁也说服不了谁。
所以在这一片场里,争「排法要不要公开」,比争任何一条具体的内容都要紧。
这一点,是这一章和前两章最大的不同:那两片场里,要争的是规矩合不合理;这一片场里,先要争的是规矩看不看得见。
看得见了,才谈得上合不合理。
这一章写的是眼下的事,可有一句话大概能留久一点。
一套东西越是替你安排得舒服,越要问一句它凭什么这样安排。
不是因为它坏。多数这类安排的出发点都不坏:让你少费事,让你更快找到想要的,让路不堵,让内容更合你口味。
正因为出发点不坏,人才不会去问。
三个人写的那三台机器,最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是压迫,是方便:一套语言让你张口就能说(拉康),一片场让每个人各就各位(福柯),一张差别表让你一眼知道自己在哪一格(鲍德里亚)。
方便,是这三台机器共同的外衣。
所以那三句问,最该用的时候,不是你难受的时候——难受的时候人自然会问。最该用的时候,是你觉得顺手、舒服、理所当然的时候。
这句话本书留给下一代人,也留给自己。
带走两件小事。
一件:这周找一个人,和他对一对同一个词搜出来的前三条。看看你们那两屏差多少。差得越多,你越该记得一件事——你看见的不是全部。
一件:给你自己留一个不被排序的地方。一份自己列的书单,一个自己选的播客清单,一条自己走熟的路。
不必很大。一个人只要还有一样东西是自己挑的,他就还站在这片场的边上,而不是完全站在里面。
带走的话今天的塔不看你了,它替你把选项排好;这片场是私人的,所以最要紧的一件事是把对照找回来。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屏被排过的选项里——每个人的那一屏都不一样,所以谁也不知道自己被怎样排。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它的每一次改版都有日期;能改的有两层,浅的一层人人可做,深的一层要人去要。
鲍德里亚说:符号自己生产真实,原件开始模仿复制品(第 45 章)。
今天有一件事,把这句话推到了他没料到的地方:机器开始生产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成了下一代机器的食料。
文章、图片、声音、视频,一批一批地被生产出来,流到网上;下一批机器从网上学。
于是有了一个很奇怪的局面:拟像开始吃拟像。
这件事有一个很实在、也很容易被验证的后果:如果一台机器只吃自己那一路生产出来的东西,一代一代下去,它会变差。
样子是这样的:越来越平均,越来越像;那些少见的、边角的、奇怪的东西,一代一代掉出去。最后剩下的,是一个越来越窄的中间地带。
这件事对本书的分量极大,值得写足。
因为它说明了一件鲍德里亚那套说法里不可能出现的事:脱钩是有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会显出来。
在他那套说法里,脱钩以后一切照常流转,没有任何东西会因此报警(第 45 章那个判据问的正是这个)。
而这里,报警响了:只吃自己的输出,质量会掉。
报警响了以后,发生了一件更有意思的事。
那些没有被生产出来的东西——一个人真的写的、真的拍的、真的说的东西——忽然成了最值钱的原料。
哪一批数据是人做的,哪一批是机器做的,这件事忽然变得很要紧;谁手里有真的记录、真的档案、真的对话,谁就有了别人没有的东西。
用鲍德里亚的话说,这几乎是他那套说法的反面:他说真实被谋杀了,尸体都没有留下(第 47 章)。
而今天的局面是:真实不但没死,它成了这台机器最缺、最贵的那一样。
要说准,免得读成一句翻案。
他说的那件事没错:表征会和被表征的东西脱钩,而且人会照着表征改自己。这件事今天更严重了——一个人照着生成出来的样子写字、说话、拍照,这是第四级(第 45 章)。
本书要说的只是:他判的那句「不可逆」,被这件事顶了一下。
不可逆的意思是:回不到原样,也没有别的路。
今天看见的是:回不到原样(这一半对),可有了一条新的路——真实的东西重新变得值钱,于是有人开始留底、开始标注、开始为「这是人做的」花钱。
这正是第 45 章那句收窄:河流回不到旧河道,可它会冲出新河道。
第一问:有没有生日? 有。而且这一代机器的生日,记得比任何一台都细——哪一版、哪一天、用什么练的、改了什么。
第二问:能不能改? 这是本书最看重的一处,而且这一次,答案是有史以来最清楚的一次「能」。
因为要改它,恰恰需要一样只有人能给的东西:真的东西。
一个人写的一段真话,一份真的记录,一次真的标注——这些是它的原料。而原料是可以谈条件的:用不用,怎么用,给不给回报,标不标明来处。
这是三个人笔下从来没有过的局面:被机器做出来的人,手里握着这台机器的原料(第 29 章甲节说过同一个道理)。
第三问:有没有外面? 有。凡是没有被记录下来的事,都在外面:一顿饭,一次散步,一场只有两个人在场的谈话。
这个外面很朴素,也很结实:它之所以在外面,不是因为它高贵,是因为它没有进到那份数据里去。
本编编序那句话,在这一章可以收尾了。
三个人笔下那三台机器最要命的共同点,是没有生日(第 50 章)。
而今天这一台,是人类做过的机器里,出生日期记录得最全的一台。
它有版本号。它有上线日期。它有改版记录。它有写它的人,有批它的人,有出了事要负责的人。
回写的通道,第一次在物理上是可能的。
从前一个人说「这套规矩不对」,要找的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东西(第 18 章)。今天他要找的,是一个有版本号的东西——版本号后面有团队,团队后面有公司,公司上面有规矩。
这不等于那条通道已经通了。它多半还很窄,甚至常常是走过场的。
可它的可能性,是实的。这就是本编最想说的那一句:这一代人拿到了一台记着自己出生日期的机器;把它读成一台没有作者的机器,是最贵的一次误读。
按规矩,把不利的话也说足。
有版本号,不等于给你看。
有记录,不等于你能查。
有负责的人,不等于他会回你。
三样都可能名存实亡。而且这一台机器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本事:它可以把「回你一句」这件事也自动化——你收到的那句回应,也是它生成的。
那时候,通道看起来是通的,实际上两头都是它。
判死的办法,还是第 61 章第七节那三句:这条通道哪一年设的?用它的人能不能改它?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说它形同虚设?
三句答不上的通道,是通道的尸体。
三章写完,第八编可以收成一句。
三个人各写了一台机器,都没有生日。今天这三台合成了一台,而这一台把生日、作者、改动记录全带在身上。
于是出现了一个他们三个都没赶上的局面:
人类第一次面对一台既像他们描述的那样厉害、又完全有据可查的机器。
厉害是真的:它由话堆成,它排你的选项,它自己生产内容;三个人写的那三样,它一样不缺。
有据可查也是真的:版本,日期,团队,规则,改动。
这两样同时为真,是历史上第一次。
所以这一编的主张只有一句:不要把一台记着自己出生日期的机器,读成一台没有作者的机器。
读成后者,人会重复三个人的那条路:看得极透,手放下来。
读成前者,那三句问就有地方落:它哪一年上的线?我能不能看见理由、能不能提意见、能不能被回话?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说它不对?
三句都很难,可三句都有对象。
这就是这一代人比三个人多出来的那一样东西——不是更聪明,是他们面前那台机器,恰好是有名字的。
这一章要对一次账,因为它同时动了三个人的结论。
对拉康:他说那套秩序没有作者。这台机器有作者,而且有名有姓。
对福柯:他说抵抗不在权力外面。这台机器的外面,至少有一样很硬的东西——没有被记录下来的生活。而且这一样,恰恰是它最缺的原料。
对鲍德里亚:他说不可逆,没人签收。这台机器会因为只吃自己而退化——这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报警;而签收这件事,今天正在被一件一件地争。
三条对完,可以说一句总的:
他们那三台机器,最像的一台,恰恰是最可查的一台。
这句话有点绕,可它是这一编的全部:形状像,脾气不像。形状像,所以他们的眼镜今天最好用;脾气不像,所以他们的结论今天最不能照搬。
看形状用他们,看脾气用这本书。
带走两件事。
一件:留一份自己的底(第 61 章第三件)。你自己写的字,你自己拍的照,你自己记的事——不必发出去,存着。将来它可能是你手里最值钱的东西,也可能只是你自己对着看一眼的东西。两样都够。
一件:用它的时候,记得问一句「这是哪一版说的」。
一个人对着一台会说话的机器,最容易忘的就是:它说的话也有版本。上个月它这么说,这个月可能不这么说了。
记得它有版本,你就不会把它的话当成那三台机器里的第四台。
带走的话只吃自己的输出会退化——报警响了;真实没有死,它成了最贵的原料;而这台机器,第一次有了版本号。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台吃着人做的东西长大的机器面前——它做出来的样子,反过来又改人。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它的生日记得最全,改它要的恰恰是人能给的真东西;通道第一次在物理上可能,可它也可能被做成一条自动回话的假通道。
编序
本编三章,把前面八编的东西,放回三种日子里。
写法和前面不一样:不再读人,不再算账,只做一件事——把三块地、三句问、三件替换,放到一个具体的场景里走一遍,每一处都落到一件明天能做的事上。
第 67 章写教育:一个孩子在三块地上显出来的「我」。第 68 章写健康:诊室里、指标里、屏幕里的我。第 69 章写事业:从被安排的位置,到能改动安排的人。
三章有一条共同的纪律:不给方案,只给问法和最小的做法。
理由在第 61 章说过:大的方案本书没有资格给,而且大的方案最容易变成新的机器。所以本编每一处只做三件事——指出这是哪一块地,问那三句,给一件小到明天就能试的事。
还有一条纪律,本编写明在这里:本编所有的例子都是常见的家常场景,不针对任何具体的人、学校或机构。读者对号入座时,请照自己的实情改。
早上七点,闹钟响。他起床,穿校服,背上书包。
进校门,戴红领巾的检查员看一眼他的仪容。
进教室,坐到第三排靠窗那个位置——上周刚调的。
第一节课点名,他答「到」。
第二节课发上周的卷子,老师念分数,念到他的名字时停了半秒。
课间,几个同学围着一个人笑,他站在外圈。
中午吃饭,值日生在黑板角落记谁说话了。
下午最后一节,班主任念了这个月的评优名单。
放学,妈妈在校门口问的第一句是:今天怎么样?
晚上八点,家长群里跳出一条消息:今天这几个同学表现很好。
这一天里,「我」显出来了多少次?
这一章不给教育方案。它做三件事,每个场景都做一遍:
指出这是哪一块地(手上碰得到的、脑子里想的、心里的);
问那三句(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有没有外面);
给一件明天能做的小事。
读者可以跳着读:你最在意哪一样,就看哪一节。
导论里的许一帆,越长越像他那张证件照。孩子也一样,只是他们的「证件照」是老师的评语。
「这孩子聪明,就是马虎。」这句话写在评语栏里,一写三年。三年以后,孩子自己会说:我就是马虎。
这是心里那块地上那张脸:一个人在别人眼里、在自己眼里,站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第 12 章)。
三句问:
这句话是哪一年、因为哪一件事说出来的?——多半查得到:某次考试他漏了一道大题。
能不能被改?——评语年年写,可这个词一旦定了,往往年年抄。
有没有外面?——有没有一个地方,孩子或家长能说「这个词我不认」?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家长可以在家里,把这句话拆成具体的事——「你上次那道题是漏看了条件」,而不是「你就是马虎」。一个具体的事可以改,一个词改不了。
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每天在前置摄像头里看自己几十次,拍,删,修,发。
第 12 章说过:这不是虚荣,是一个「我」在找它完整的样子。第 57 章补了一句:今天他找到的那个样子,来自一套模板。
三句问:
那个模板有没有生日?——有。它是这几年才兴起来的一套比例和光,前几年不是这样。
能不能被改?——他可以自己按一张不修的(第 57 章)。
有没有外面?——有:一张不必发出去的照片;一个不看他脸色、只看他这个人的大人。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给一句不冲着长相的确认。不是「你修得真好看」,是「你今天讲那件事的样子,挺有你自己的味道」。
一间教室,桌椅排成行列,一人一格;墙上一张课程表,几点几分做什么。
这是第 27 章那一整套:切空间,切时间,排序列。
三句问:
这套排法有没有生日?——有。这间教室的座位怎么排,多半是某一年某位老师定下来的,后来一直沿用。
能不能被改?——能,而且改起来不难:座位表改一次,只要一个班主任点头。
有没有外面?——有没有一个场合,学生可以说「这样排我上课听不清」?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给老师):每学期让学生匿名写三条「这学期哪一条班规最没道理」,当众答三条——改哪条,不改哪条,为什么(第 61 章第二件的最小做法)。
这件事一个老师自己就能做。
一张成绩单,一个数,一个名次。
这是第 27 章那张考试台,也是第 41 章那张差别表:一个人是谁,看他在这张表上落在哪一格。
三句问:
这套评法有没有生日?——有。这所学校现在这一套怎么算、怎么排,是某一年定的,而且多半改过。
能不能被改?——这一问最要紧。被考的人怎样把考法改了一点点(第 27 章那几个例子:读题慢的孩子,加了十分钟)。
有没有外面?——分数之外,有没有一样东西也被正式记着?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给家长):在家里另立一本账(第 27 章那本心里的账)。这本账记的是表上没有的事:这学期他自己想做、也做成了的一件事;他帮了谁;他有没有交到一个朋友。
一本账不改学校那张表。它保住的是另一样东西:孩子知道自己不只被那张表量。
晚上八点,群里一条消息:今天这几个同学表现很好。
名单里没有你孩子。
这一条消息,三块地一起动:孩子在那张名单上没有一格(分布),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所有家长都看得见的场里(场),而你和孩子心里那个「我们家孩子行不行」的形象,被推了一下(美)。
三句问:
这个做法有没有生日?——有。表扬名单发群里,是这些年才有的做法。
能不能被改?——能。有的班已经改成只发给本人,或者改成每次换一批不同维度的表扬。
有没有外面?——有没有一个场合,家长能提一句「这样发名单,对没上名单的孩子不太好」?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给家长):孩子问起这件事时,不说「你要向他们学习」,说一句实在的:「这张名单每次只写几个人,写不下全班。你这学期让我记得的是哪几件事,我说给你听。」
这句话,是第 41 章那张差别表在中国人家里最贴身的样子。
它的厉害在于:它永远比得下去。这一个比不过,还有下一个;这一样比赢了,还有另一样。
第 41 章说过那张表的脾气:它要求有人在下面,人挪不出去,它一直在换版。
三句问:
这句话从哪儿来的?——多半从说这句话的人自己小时候听来的。
能不能被改?——能。一个家可以自己立一条表上没有的(第 41 章甲节):这孩子今年有没有一件事,是他自己想做、也做成了的。
有没有外面?——有:那些不被比的东西——他今天心情怎么样,他有没有一个说得上话的朋友。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把这句话换掉。换成一个具体的比较对象:他自己。「上学期你这一块还不会,这学期会了。」
第 41 章甲节讲过这件事:很多家长多报一个班,不是相信它有用,是不敢待在没报的那一格。
三句问:
这张表有没有生日?——有,而且换得很快。前几年时兴的那几样,这几年已经没人提了。
能不能被改?——能,而且退出一格是最容易的一种(第 41 章第八节)。
有没有外面?——有:孩子的时间是实的,这是那张表量不到的东西。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拿出一张纸,把孩子这学期所有的班列出来,每一个后面写两句——他上这个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如果全班都没人报这个,我们还报吗?
第二句答「不报」的,就是你在买那一格。
「捣蛋鬼」「小书呆」「爱哭的」。
一个绰号跟着一个孩子,有时候跟一辈子。第 15 章说过:人是被话接住的;也说过,孩子会顶回来。
三句问:
这个说法哪一年开始的?——多半是某一件具体的事。
能不能被改?——能。第 15 章那个例子:一位老师把「差生」停用一年,改成「这一段还没跟上的同学」,一年以后几个孩子的坐姿都变了。
有没有外面?——有没有一个地方,孩子可以说「别这样叫我」,而且被当回事?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给老师和家长):停用一个词,试一个学期。就一个。
一个孩子上课说话,值日生在黑板角落记了一笔。一次,两次,三次。
这一笔一笔,就是第 27 章说的那件事:把一个人做成一份材料。
三句问:
这套记法有没有生日?——有。
能不能被改?——记了以后,有没有一个「消掉」的办法?很多班只有加,没有减。
有没有外面?——有没有一个地方,孩子可以说「那次是他先招我的」,而且这句话也被记下来?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给老师):给记录加一栏「本人说明」。孩子被记一笔,可以写一句自己的说法,两句并排留着。
这一件小事,就是第 61 章那份可签收的记录在一间教室里的样子:他知道有这回事,看得见理由,能说一句我不认,而且这句话留下来了。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在饭桌上说:「这条规矩你们自己都不守。」
很多家庭在这一刻会吵一架。
第 16 章说过这件事:孩子在顶那个说「不」的位置,而这正是回写。
三句问,这一次是问家长自己:
这条家规是哪一年、因为什么定的?
家里有没有一个场合,可以谈它?
如果谈了以后要改,谁说了算?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不当场定输赢。说一句「周末家庭会上说这件事」,然后真的开一次。
开一次会,比赢一次嘴有用得多——因为它给了这个家一条通道。
导论里那个描红的比方,在这里落到实处。
一个孩子写作业:字要写在格子里,横要平,竖要直,一页要写多少行,用什么颜色的笔。
这是第 27 章那套手艺最原始的样子——切动作,切时间,练出一副坐得住的身子。
要先说公道话:这一套有用。一个练过三年字的孩子,练出来的不只是字,还有一样很值钱的东西:能一件事做上四十分钟不散。
三句问:
这些规定有没有生日?——有。用什么笔、写多少行,这些规矩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年代差得很远。
被它管的人能不能改?——这一处最常被忽略。多数班级的作业规定,从来没有一个学生说过话。
有没有外面?——作业之外,这个孩子有没有一样东西是他自己想做、也没人给他定格式的?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给家长):每周留一样「不按格式」的东西。孩子随便画的,随便写的,拼的,拆的——不打分,不评论,只留着。
一个人一辈子会被要求描很多红。他撑得住的那一部分,往往来自那些没人给他定格式的东西。
老师打来电话:明天来一趟学校。
这一趟里,三块地一起动,而且动得最厉害。
手上那块地:一间办公室,谁坐着谁站着,几点到,说多久。
脑子里想的那块地:这个孩子从此在老师那张表上挪了一格,在家长心里也挪了一格。
心里那块地:孩子在门外等着,等着听大人怎么说他;而家长心里那个「我是个什么样的家长」的形象,也在这半小时里被推来推去。
三句问:
这套做法有没有生日?——有,而且各校不同:有的学校现在改成先电话说清楚,只有要紧的事才叫人来。
能不能被改?——能。比如:谈之前先说清楚要谈哪一件事;谈完写一句两边都认的结论。
有没有外面?——有没有一个场合,家长可以说「这件事我有不同的说法」,而且这句话也算数?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给家长):谈完以后,回家先问孩子一句「你那边是怎么回事」,再下结论。这一句,就是给他一栏「本人说明」(第十一节)。
孩子说:班里人人都有,就我没有。
一双鞋,一个手机,一个游戏里的东西。
第 13 章说过这句话的根:他要的往往不是那样东西,是那个目光。第 41 章说过那张表:它要求有人在下面。
三句问:
这张表有没有生日?——有,而且换得比什么都快。去年的那一样,今年已经没人提了。
能不能被改?——能,可这件事上大人常常比孩子更难:很多时候是家长自己不敢让孩子待在没有的那一格。
有没有外面?——有:家里那些不参与比较的东西(第 40 章那件「不配」的东西)。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不急着答应,也不急着回绝,先问一句——「有了它,你觉得会有什么不一样?」(第 14 章那个办法)。
他说出来的那句话,往往比那样东西值得你们一起想一想。
这一章讲了很多「老师能做的一件事」,得说一句公道话:老师自己也被排在一片场里。
课时,考核,公开课,升学的数字,家长群里的眼睛,各种要填的表。
第 27 章那一整套,压在学生身上,也压在他们身上。
所以这一章说的那些小事——三条匿名意见,一栏本人说明,停用一个词——本书知道它们不是没有代价的:一个老师多做这些,多半没人给他加一分。
三句问,这一次是给学校的:
这些考核办法有没有生日?——有。
老师能不能改它?——有没有一个场合,让上课的人说一句「这一条让我没法好好上课」?
有没有外面?——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说这套考核本身有问题?
一间学校如果给老师留了这三样,老师才有余力给学生留那三样。
一条通道,是从上往下一层一层接出来的。 只压最下面那一层,是接不出来的。
这一节只给一件事,给管事的人。
一所学校每年都在改东西:座位怎么排,作业留多少,评优怎么评,手机怎么管。
多数改动没有记录。于是三年以后,没人说得清这一条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定的;换一任老师,又从头改一遍。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建一份很薄的东西——这一年改了哪几条,为什么改,谁提的。
一页纸就够。
这一页纸的用处,五年以后才看得见:它让这所学校的规矩,从「本来就这样」,变成一件有来路、有人经手、可以接着改的事。
第 61 章那三件替换,在一所学校里最省力的一件,就是这一页纸。
讲到这里,要挡一个误会。
这本书不站在「宽松」那一边,也不站在「严格」那一边。
一间要求很严的教室,可以是一个好地方:规矩清楚,说得出道理,有口子可以提意见。
一间很宽松的教室,也可以是一台机器:什么都不许问,因为「我们这里是自由的」——这句话同样不许问。
差别不在宽严,在那三句问(第 27 章甲节说过同样的话)。
所以这一章从头到尾没有一句「作业该少一点」或者「该多一点」。它只问:这一条是哪一年定的,孩子能不能说话,说了有没有人回。
还有一件很实在的事,这一章要记下来。
一个孩子如果在一块地上塌了,另两块地可以托住他。
分数很难看(脑子里想的那块地),可他在球队里有一个位置,队友等着他(手上那块地)——他就还站得住。
班里没有朋友(手上那块地),可他在一件自己的事上做得很好,心里那个自己还立着(心里那块地)——他也还撑得住。
最危险的是三块地一起塌:成绩不行,班里没人理,心里那个自己也塌了。
所以对一个正在难受的孩子,最有用的往往不是把塌的那一块补回来(那常常很慢),是先保住另外两块。
给他一件能做成的事,给他一个有人等他的地方——这两样比讲一百句道理管用。
这一条,也是第 49 章那张图最实在的一个用处。
第 61 章那三件,落到这一章里,是这样三件很小的东西。
一套会改版的约定:家规写下来,写上是哪一年、因为什么定的,留一个重议的场合(周末家庭会,或者每学期一次的班会)。
一条回照的通道:每学期一次匿名的三条意见,当众答三条——改哪条,不改哪条,为什么。
一份可签收的记录:孩子被记一笔的时候,加一栏他自己的说明;孩子做成一件事的时候,也记一笔——两样都留着。
三件都不要经费,不要审批,一个老师或者一对父母就能试。
第 49 章那个例子,这里走完整。
一个孩子说不想上学了。三块地各问一遍:
心里那块地:他心里那个「我是什么样的学生」的形象,是什么时候塌的?塌在哪一件事上?
手上那块地:他每天待的那片场怎么样?座位在哪儿,课间和谁在一起,有没有一节课是他还愿意去的?
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他在哪几张表上落在哪一格?这些表里,哪一张压得最重?
三块地问下来,多半会发现:最难受的那一处只在一块地上,而另两块地还好好的。
这很要紧。因为「不想上学」听起来是整个塌了,其实往往只塌了一块;而一块地上的事,是可以单独动的——换个座位,停用一个词,加一栏记录,或者只是找到那个还愿意去的一节课。
一个孩子被做出来,这是真的:被评语,被座位,被分数,被那张名单。这一层,三个人写得比谁都清楚。
这一章要补的只有一句:他也在做这一切,而且大人可以让他做得算数。
一句被接住的顶撞,一栏本人说明,一次真的开了的家庭会,一个被停用的词——这些都不是教育理念,是一件一件很小的、明天就能做的事。
孩子从这些小事里学到的,不是某一条道理,是一件更要紧的事:规矩是人定的,道理是能讲的,讲得通的时候是可以改的。
一个这样长大的孩子,将来面对任何一台机器,都不太会以为它是天。
最后说一句长远的。
这一章给的都是很小的事:三条匿名意见,一栏本人说明,一本表外的账,一页改动记录。
一个孩子从这些小事里,到底得到了什么?
不是更高的分数——这些事多半不提分。
不是更快乐——有些事甚至更麻烦。
他得到的是一样很难命名的东西:他知道规矩是人定的。
这句话听起来平常,可它决定了一个人一辈子怎样面对所有的机器。
一个从没见过规矩被讲道理、被商量、被改动的孩子,长大以后面对任何一套安排,只有两种反应:忍,或者砸。
一个见过的人,多了第三种:问,说,留一条记录,等下一次。
这本书用六十多章拆了三位大人物,说到底,要给的就是这第三种反应。
而它不是靠读书学会的,是靠一个孩子小时候,真的见过一次大人这样做。
一个孩子转到新学校。头两个月,他在那间教室里几乎是透明的。
三块地同时从零开始:他还没有座位上的位置(场),还没在任何一张表上被看见(分布),也还没在同学眼里有一个样子(美)。
这是「我」显出来之前那一段空白,很少被写,可谁都经历过——换城市,换单位,进一个新的群。
三句问:
这套接纳的办法有没有?——多数学校没有。转学生怎么被介绍、谁负责带他,多半没人定。
能不能被做出来?——能,而且成本极低:一位老师安排一个同桌带他两周,就是一套办法。
有没有外面?——他在学校外面有没有一个还认得他的地方?老同学,一个球队,一个亲戚家。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给老师):给新来的孩子一个具体的差事。发作业本,管一盏灯,记一样东西。
一个差事比一句「大家欢迎他」有用得多——差事给的是场里一个实在的位置。
评优、推优、竞赛名额、一个表演里的角色。
一个班几十个人,名额三个。
第 41 章说过那张表的脾气:它要求有人在下面。名额这件事,是这张表最硬的样子——不是比得好不好,是只能有三个。
三句问:
这套评法有没有生日?——有,而且常改。
能不能被改?——评法可以改(轮流,抽签,多设几类,按不同的维度),这些在很多班里都试过。
有没有外面?——名额之外,有没有别的被看见的方式?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给老师):把评法写出来贴出来,并写一句「这一版是今年定的,明年可以再议」。
评上评不上都会有人难受,这没办法。可一个写明了办法、还留了重议口子的评选,和一个说不清怎么评的评选,对孩子是两件事。
出了校门,还有一张更大的表:各种比赛,等级,考级,排行。
这张表最厉害的一处,是它把家长也排了进去——孩子在表上的位置,成了家长在另一张表上的位置(第 41 章那句「一个人是谁,看他在表上哪一格」)。
三句问:
这张表是谁排的?——它比学校那张更没有作者:一批机构,一批传闻,一批群里的消息。
能不能被改?——单个家庭改不了它,可单个家庭可以不站上去。
有没有外面?——有:这孩子十年以后还会不会做这件事。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给每一项课外的东西,问一句「如果没有任何等级和比赛,他还会不会做」。
答「会」的,留着;答「不会」的,那是在买那一格(第 41 章第九节)。
有家长会担心:跟孩子讲「规矩是人定的、可以商量的」,他会不会从此不服管?
这个担心要正面答。
按本书的说法,一条规矩要立得住,靠的是三样:说得出来历,有一个口子,上头有讲理的地方(第 16 章第九节)。
这三样齐了的规矩,孩子反而更守——因为他知道这不是大人心情好坏,是一件有道理的事。
真正让孩子不服的,是另一种:今天严明天松,说不出为什么,问就是顶嘴。
所以本书主张的不是宽,是讲得清、留口子、说到做到。
一个能商量的家长,不是一个说了不算的家长。说了不算的,是那种孩子一哭就改的;能商量的,是那种「这一条现在不改,下个月家庭会上再说」,然后真的到那天再说的。
这一节直接写给正在上学的人。
你每天被很多东西说着:分数,评语,座位,那句「你这个人就是……」。
三句问,你自己就能用。
这条规矩是哪一年、为什么定的? 找一个待得久的老师问一句,多半问得出来。问出来了,它就从天,变回一件人做的事。
我能不能说话? 说了有没有人回?如果学校有匿名意见的场合,就用;没有,就找一个你信得过的老师说一次。
有没有一个地方能说它不对? 有的事有,有的事没有。没有的,先记下来——你记的这一笔,将来可能就是那个地方的开头。
还有一件最要紧的:给自己留一份底(第 61 章)。这学期你自己想做、也做成了的一件事,写下来。没人看也行。
那张成绩单量不到它,可它是你手里唯一一份只属于你的记录。
学校那一页纸(前面第十九节),一个家里也可以有。
一张纸贴在冰箱上,写三样:
我们家现在有哪几条规矩;
每一条是哪一年、因为什么定的;
这一年改过哪一条,谁提的。
听起来像小题大做,可它做的是一件很实在的事:让这个家的规矩,成了看得见、有来路、可以谈的东西。
而且这张纸最大的用处不在孩子身上,在大人身上——很多家规写出来以后,大人自己先发现有两条早就不合适了,只是一直没人提。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把家里最常说的那三条写下来,一条一条问它的年份(第 15 章末尾那个练习)。
一个孩子的错,被当着全班说了一次。
这一处三块地一起动,而且是最疼的一次:那件事本身在手上那块地(他做了什么),说出来以后进了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他成了「那个干过这事的人」),而最疼的在心里那块地——全班的目光一起落在他身上。
第 28 章那座塔,在这一刻是实的:不必有人一直盯着他,从此他自己会一直觉得被看着。
三句问:
这套做法有没有生日?——有。当众批评是一种教法,各地各校做法不同,也一直在变。
能不能被改?——能,而且改起来不难:同样一件事,可以不当众说。
有没有外面?——有没有一个场合,让这件事「过去」?很多孩子最难受的不是被说,是这件事永远没有一个结束的时刻。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给老师和家长):给每一次错一个结束的时刻。说清楚这件事到此为止,然后真的不再提。
一件永远不结束的错,会长成一个人的一部分;一件有结尾的错,才是一件他做过的事。
有那么一年,三块地会被压到同一处:分数决定一切。
那一年里,一个孩子在别人眼里是一个数(分布),他的一天被彻底排好(场),而他心里那个自己,也被那个数说了算(美)。
三块地合成一块,这是最危险的形状(第二十二节说过:三块地会互相救;反过来,三块并成一块就没有东西托底了)。
三句问:
这套办法有没有生日?——有,而且这些年一直在改。
能不能被改?——在那一年里,一个家庭改不了它。这是本书要老实说的话(第 54 章那条保底条款:有些处境里,本书那些话用不上)。
有没有外面?——这一问在那一年最要紧,也最能做到:那个数管不到的那一大片日子,还在。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在那一年里,硬留一样和分数无关的事。每周一次的散步,一顿不谈成绩的饭,一件他一直喜欢做的小事。
不是为了放松,是为了不让三块地并成一块。
给老师留一件最小的事,小到看起来不值一提。
点名。
一个班几十个人,老师一天里叫得最多的那几个名字,往往是最好的和最闹的。中间那一批,可能一学期没被单独叫过几次。
第 2 章说过那声「喂,你!」:一个人被叫到名字时回头,「我」就显了一次。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找出这学期你叫得最少的三个名字,这个月里,每个人单独叫他一次,说一件具体的事——不是表扬,也不是批评,就是一件具体的事:「你上次那道题的做法我看了。」
一句这样的话,成本是十秒钟。
对那个孩子,这十秒钟里发生的事是:他在这间教室里,被看见了一次。
最后要立一条例外,免得这一章被用坏。
有些事不问三句,直接办:安全,欺负人,伤害身体的事。
一个孩子在学校被欺负,家长要做的不是先去问这条规矩哪一年定的,是先把孩子护住,再去找能管这件事的人。
三句问是用来看清一台机器的,不是用来处理一场急事的。
同样,家里那些真正的底线——不能拿孩子出气,不能用羞辱当教育——也不属于「可以商量的约定」那一类(第 50 章甲节分过这两样:一块不许问的石头,和一条守得住的底线)。
一条底线和一台机器的差别,还是那三句:底线说得出来历,说得出怎样被重议,上头还有讲理的地方。可在急事当口,先办事,再说理。
这一章讲了很多场景,最后把它们收进一个比方,好记。
导论里那台自助证件照机:你坐进去,它让你坐直,打光,按规格出一张「你」。
一间教室,很像这样一台机器。它让孩子坐直(座位和作息),它打光(评语和名单),它按规格出一张「你」(成绩单和评优)。
它错在哪三处,导论已经说过,这里落到教室里:
它有生日——这所学校现在这一套,是某些年定下来的,而且改过。
它能被改——加一栏本人说明,停用一个词,改一次座位的排法,都是在改规格。
它有外面——孩子在学校之外还有一大片日子;而且家长、老师、学生自己,都能对这套规格说一句话。
一台证件照机最麻烦的地方,不是它给你打光,是没有人告诉你那套规格是谁定的。
这一章从头到尾要做的,就是把那套规格从墙上取下来,翻过去看一眼背面写着的年份和名字。
这一章给家长的事都很小,可有一件最难,要单说:忍住不替孩子去挣那一格。
孩子没评上,你想去说;孩子座位偏了,你想去换;孩子在群里没被表扬,你心里不舒服。
这些冲动多半是真心疼他。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效果:孩子学到的是——遇到一格没拿到,就去找人。
而这一章想让他学的是另一件:规矩有来历,能问,能提,也可能提了不改。
所以家长最难的那一件,不是替他出面,是陪他走一遍那三句问:这条规矩哪年定的?你能不能提?提了要是不改,我们怎么办?
第三句最要紧,也最少有人教:提了不改的时候怎么办。
答案很朴素:记下来,过一阵再提,或者接受这一次,换一件事去做。
一个学会了这一句的孩子,将来在任何一台机器面前,都不至于一次碰壁就整个放弃。
这一章用了很多前面的东西,收个尾,把账记清楚。
拉康贡献的是那张脸:一个孩子怎样在一面镜子、一句评语、一道目光里,认下一个自己(第 12 章)。这一章里所有关于评语、绰号、前置摄像头的部分,都是他的。
福柯贡献的是那片场:座位,作息,考试,记录,那座塔(第 27、28 章)。这一章里所有关于教室、作业、记录、当众批评的部分,都是他的。
鲍德里亚贡献的是那张表:兴趣班,「别人都有」,「别人家的孩子」,课外那些等级和排行(第 41 章)。
三个人把一个孩子的一天,解释得清清楚楚。
本书加的只有一句:这些都能被改一点,而且孩子自己也在改。
一栏本人说明,一次被接住的顶撞,一件他自己想做的事——这些就是他在改的地方。
三个人看见了做他的那一切。这一章要让大人看见:他也在做。
最后一句,给那些看完只觉得又多了一堆事要做的人。
这一章列了十几个场景,每个都有「明天能做的一件事」。不必都做。一件也不做,也不要紧。
因为这一章真正想给的,不是一张待办清单,是一个听法。
一个孩子说「老师说我就是马虎」,你心里能多一句:这是一句评语,有年份,能换个说法。
一个孩子说「班里人人都有」,你心里能多一句:这是那张表,它一直在换版。
一个孩子顶你一句「这条规矩你们自己都不守」,你心里能多一句:他在问这条规矩的来历,这是好事。
多的这一句,不费时间,也不用做任何事。
可它会慢慢改变你说话的方式——而对一个孩子来说,大人说话的方式,就是他每天待着的那片场。
这个月挑一件做。
如果你是老师:那三条匿名意见,试一个学期。
如果你是家长:那本表上没有的账,记一个学期。
如果你就是那个学生:给自己留一份底——写下这学期你自己想做、也做成了的一件事。没人看也行。
带走的话一个孩子在三块地上被做出来——评语,座位,分数;大人能做的最要紧的一件事,是让他顶回来的那句话,有地方留下。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天里显了十几次——一张评语,一个座位,一个分数,一张名单。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一间教室里的每一条都有生日,多数改起来不难;难的是给它加一条通道——而这一条,一个老师、一对父母就装得上。
这一章不谈治病。
它不给任何诊疗、用药、饮食或者锻炼的建议;它也不判断任何一种说法对不对。身体上的事,请找医生。
这一章只做一件事:把三块地的问法,放到「一个人怎样被说成某一种身体」这件事上,帮人看清楚自己是在被哪一样东西说着。
还要先立一条分寸:看清这些,不等于可以不听医嘱。一个人可以既知道「正常」这条线是被画出来的(第 25 章),又老老实实照医生说的做。这两件事不冲突。
你坐在诊室里,医生问诊,写病历,开单子。
第 26 章说过:说一句话的那个「我」,是一套安排留出的位置。诊室里最清楚:同一句「你这个咳嗽是老毛病」,从邻居嘴里说出来是关心,从穿白大褂的人嘴里说出来是诊断。
这一片场,也是第 27 章那一套:叫号,排队,一人一床,几点查房。
三句问:
这套办法有没有生日?——有。挂号怎么挂,病历怎么写,多久一次查房,都是某些年定下来的,而且一直在改版。
被它安排的人能不能改?——能改的比多数人以为的多:问诊时多说一句,要求写进病历里;对一个安排提一句「我听不懂」,让它被说第二遍。
有没有外面?——有:另一位医生的看法;一个能受理疑问的地方。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进诊室之前,把要问的三句写在纸上。写下来这件事本身就管用——它让你从一个被安排的人,变成一个带着问题来的人。
一个人拿到一张单子,上面有一个词。
从那一刻起,这个词开始替他说话:在家人面前,在单位里,在他自己心里。第 15 章说过:人是被话接住的。
这一处最要紧的,是分清两件事。
一件:这个词说的是一个身体上的事实——这件事该听医生的,本书没有话说。
一件:这个词还带着一整套别的东西——别人听见它会想什么,他自己听见它会怎样看自己。这一层不是医学,是第 41 章那张差别表。
三句问(只问后一层):
这个词在日常话里的分量,是哪些年攒起来的?
这个分量能不能被改?——能。很多词这几十年的分量确实变了,因为说的人多了、讲清楚的人多了。
有没有外面?——有:一个人不只是这个词;他还有这个词管不到的那一大片日子。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把「我是一个……的人」换成「我现在有一件事要处理」。前一句是一格,后一句是一件事。一件事有开始,有过程,有要做的动作;一格只有位置。
一份体检报告,一串数,后面跟着一个范围。
第 29 章说过这件事:「我」成了一条曲线上的一个点。
三句问:
这些范围有没有生日?——有。很多参考范围这些年改过,因为取样的人群变了、办法变了。这件事本身值得知道:它不是自然律,是一群人在某个年代算出来的。
能不能被改?——这一层不是个人能改的,可它一直在被改,而且改它的材料,正是很多人的数据(第 29 章:数是活人给的)。
有没有外面?——有:一个人自己的感受;和上一次的对比;医生看见整个人以后说的话。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看报告的时候,先看医生的结论,再看那些数;而不是先被数吓一跳,再去找医生。
顺序一换,那串数就从判决书,变回了材料。
一个人身体上有点不舒服,打开手机搜一搜。
接下来发生的事,第 65 章讲过:他看到的,是被排过的。而且这一片场的脾气很特别——最吓人的说法最容易被看见,因为它最能让人停下来看。
三句问:
这套排法有没有生日?——有,而且改得很勤。
能不能改?——浅的一层能:搜完了,问一句「这一条是谁写的」「有没有出处」。
有没有外面?——有:一个真的医生;一个认识你、见过你的人。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把搜到的东西,当成问题带去问人,而不是当成答案拿来定心。
这一章要讲一件很常见、也很难受的事。
一个人心里有一个担心,他去搜,搜到最坏的那一条,更慌了;慌了又去搜,屏幕看出他在关心这件事,推给他更多。
这是第 65 章那片场加上第 14 章那个缺口:担心推着他往前,屏幕一条接一条地接住他。
三句问,这一次问的是自己:
我这个担心是什么时候起来的?因为哪一件事?
它能不能被改?——能:一个具体的问题,问一个具体的人,比搜十条有用。
它有没有外面?——有:一件和这件事无关的事,一个和你说别的事的人,一段不在屏幕前的时间。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把担心写成一句可以问出口的话,带去问一个人。写不出口的那种担心,多半正是最该说出来的。
如果这件事一直压着你,去找医生或者你信得过的人说一说,这是最实在的一步。
一个人想把日子过得健康一点,常见的办法是下决心。决心多半撑不过两周。
按本书的分法,一个习惯不是心里的事,它在三块地上各有一头。
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你每天待的场怎么摆的。走路的路线,家里东西放哪儿,几点熄灯。改场比改决心容易得多。
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你在哪张表上比。和别人比,容易急;和上个月的自己比,容易走得久。
心里那块地:你心里那个「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形象。一个说自己「一向没长性」的人,做什么都撑不久——不是因为真没长性,是那句话替他先认了输。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只改场,不改决心。把一样东西挪个地方——一个人想多走路,最有效的常常不是下决心,是把每天要去的一个地方,换成走得到的那个。
具体怎么吃、怎么练、练多少,请问医生或者专业的人,本书不给这类建议。
家里有人生病的时候,还有一样东西在起作用:一间诊室之外,全家的那片场也在动。
谁去陪,谁请假,谁付钱,谁在饭桌上不许提,谁半夜起来。这一整套很快会定下来,而且一旦定下来就很难改——这是第 16 章那件事的另一个样子:一个家的位置被重排了一次。
三句问:
这套安排是哪一天、怎么定下来的?——多半不是商量出来的,是头几天谁在场谁就接上了。
能不能被改?——能,可要有人先说破。
有没有外面?——有没有一个场合,可以不当着病人的面,把这些事摆一摆?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找一个不在病房里的时间,一家人把「谁做什么」重新排一次,说明白哪一样谁接不住。
这不是冷血。一个没有被商量过的安排,撑不了多久;撑不住的那天,往往伤的是所有人。
陪一个长期生病的人,最难的不是累,是一个人慢慢被这件事整个盖住——他在自己心里,只剩下「照顾谁的那个人」这一格。
第 3 章说的三块地,在这里可以当一个检查表用。
手上那块地:我还有没有一件和这件事无关、我自己要做的事?
脑子里那块地:我在别人眼里,是不是只剩这一格了?
心里那块地:我上一次为自己做一件事,是什么时候?
三句都答不上,这个人也需要被照看。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每周留一样自己的事,哪怕一小时,而且告诉家里人这一小时是你的。
这一章讲的全是「我是怎样被说成某一种身体」,不是「这个身体到底怎么了」。
前一样,普通人可以问三句,可以改一点,可以留一份自己的记录。
后一样,要听医生的。
两样混在一起,最容易出的毛病有两种。一种是拿「这条线是画出来的」当理由,不去看医生——这是把本书这套东西用歪了。一种是反过来,把一串数当成一个人的全部——这也是一台机器。
本书要的是中间那一条:老老实实看病,同时知道那些词、那些数、那些排法,都是人做的、有年份的、还在被改的东西。
这一章的根在第 25 章:福柯的老师一辈子研究一件事——「正常」和「病态」这两个词是怎么分出来的。
那位老师的看法大意是:正常不是一条自然的线,是在某一套医学和某一种生活方式里定下来的;一条线在一个环境里合适,换一个环境未必。
这件事,今天每个人都碰得到。
一个孩子的身高、一个人的作息、一种性子、一种走神的样子——什么时候算「还行」,什么时候算「该看看」,这条线一直在动。
三句问:
这条线有没有生日?——有。多数这类线,都能查到大致是哪些年、由哪些人、按什么材料画的。
能不能被改?——一直在被改,而且改的材料常常来自大量普通人的情况。
有没有外面?——有:一个人自己过得怎么样。一个人各项都在线内却过得很苦,和各项都出格却过得挺好,都不稀奇。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听见一条线的时候,多问一句「这是拿哪一群人算出来的」。
要守住那条分寸(第一节):知道这条线是画出来的,不是不看病的理由。它只是让你在这条线面前,还站得住一个人的位置。
一位老人开始需要人照看的时候,一套安排会很快长出来。
几点吃药,谁陪着去,钱怎么出,住哪儿,能不能一个人出门。
这一套定得越细,往往越顺手——也越容易把老人自己排到外面去:一屋子人商量他的事,他坐在旁边,没人问他。
这是第 27 章那片场最贴近亲情的一次出现。
三句问:
这套安排是哪一天、怎么定的?——多半是某一次住院之后匆匆定下的。
被安排的人能不能改?——他能不能说一句「这个我自己来」?说了有没有人听?
有没有外面?——有没有一件事,是他现在还完全说了算的?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留一样他自己说了算的事。哪一顿饭吃什么,哪一天去哪儿,一件东西放哪儿。
一件很小的事,可以让一个人在这套安排里,还是一个人,不只是一个被照看的对象。
每年有那么一段时间,一屋子同事互相问:你那个指标怎么样?
这件事很有意思:它把一件很私人的事,变成了一张可以互相比的表。
第 41 章那张差别表,这时候搬到了身体上。
三句问:
这张表是谁排的?——它没有人排。它是同事之间几句闲话攒出来的一张隐形的表——而这一种最难查,因为它没有作者(第 18 章那台机器最小号的样子)。
能不能被改?——能:一句「我这个不太想说」就够了,而且说的人多了,这张表就摆不起来。
有没有外面?——有:这些数背后是具体的一个人,而每个人的情形不一样。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不参与这张表。既不打听别人的,也不拿自己的去比。
这不是小气,是不让一件本该跟医生说的事,变成一个办公室里的排名。
有一件事很值得说:一个人常常说不清自己身上的感觉。
哪儿不舒服?说不上来,就是不对劲。
于是他去找一个现成的词,或者一个数——因为词和数是能说出口的,感觉不能。
这正是第 17 章讲过的三种「说不出来」:一种是还没找到词,一种是不许说,一种是真的说不出。
身上的事,多半是第一种。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不急着找词,先描述。什么时候起的,什么情形下重,什么情形下轻,持续多久,像什么。
这些话看起来笨,可它们比一个现成的词有用得多——对医生也是这样。
一个人保住自己那点说不清的感觉,是他在这一大套词和数里面,唯一带着的原件。
一个人说他很累。
这句话听起来是身体的事,其实三块地上各有一头。
手上那块地:他每天的场怎么摆的——几点到几点,路上多久,有没有一段完全没人找他的时间。
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他在几张表上被量着——考核,排名,别人对他的期待,他自己定的那些目标。
心里那块地:他心里那个「我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的形象,和他现在的样子差多远。
三头里最容易动的是第一头。改场比改心容易(第 67 章第七节说过同一件事)。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先改场里的一样。把一件每天都要做的事挪个时间,或者在一天里切出一段不被找的时间。
至于身体上的累到底是怎么回事,请问医生。这一节说的只是:不要把三块地的事,全算在身体那一头上。
这一章的主张,可以收成很朴素的三样。
手上那块地:留一段自己的时间,和一样自己说了算的事。
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不把自己交给一张表——不管那是体检的表、单位的表,还是办公室里那张没人排的表。
心里那块地:留一份自己的底(第 61 章第三件)——这些年的单子,吃过什么药,什么时候不舒服,什么时候好起来的。
三样都不难,也都不用等谁批准。
它们做的是同一件事:在一大套关于你身体的说法旁边,留下一份你自己的。
最后一句给那些穿白大褂的人:他们也在一片场里。
看诊时间,排班,各种要填的东西,分诊的规则,纠纷的压力。
第 26 章说的那个「位置」,他们坐在上面;可那个位置本身,也是被一套安排排出来的,而且这些年一直在变。
所以这一章的三句问,对他们同样成立:这套安排哪一年定的?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能不能说一句「这样我看不好病」?有没有一个地方受理这句话?
一个病人多问一句是好事;一间医院里,看病的人也能多问一句,才是更要紧的事。
这两句合起来,才是这一章真正想说的:一条通道,要两头都能说话。
一套会改版的约定:知道那些参考范围、那些说法是哪些年定的、改过没有。知道了,就不会把它当天条。
一条回照的通道:问诊时把自己的疑问说出来,并要求它被写进记录;对一个安排说一句「我听不懂」。
一份可签收的记录:留一份自己的底——这些年的检查单、吃过什么药、哪一次是怎么好起来的、身体在什么情形下会不舒服。这份底不是给谁交差的,它是你手里唯一一份完整的材料。
第三件在这一章里特别有用:换医院、换医生、隔了很多年再看,那份底就是你自己那一版的病历。
有些事不是几天能好的,要以月、以年算。
这种时候,人最容易垮的不是身体,是那条看不见进展的曲线:今天和上周好像没什么不同,一个月过去也说不清好了多少。
第 27 章说过一件相关的事:一张表量什么,人就往哪儿使劲。一个人如果只拿「好没好」来量自己,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会天天得到同一个答案:没好。
三块地上,各有一个别的量法。
手上那块地:这周能做的事,比上周多了哪一样。
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不和「原来的自己」比——那是一张回不去的表(第 45 章那句不可逆说准了的一半),和上个月的自己比。
心里那块地:留一份自己的记录(第十一节那份底)。记录最大的用处,正是在这种时候——人记不住慢的变化,纸记得住。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每周记一行,只记一件具体的事。半年以后回头看,你会看见一条自己当时感觉不到的线。
一个人身体有事,周围会立刻长出一套说法。
谁家谁谁就是这样好的;你该去试试那个;你就是太累了/想太多了/不忌口。
这些话多半出于好意。可它们合起来,是一张压人的表:你做了这些,没做那些;你没好,是不是因为你不听话。
三句问:
这些说法从哪儿来的?——多半从一件他亲眼见过、印象很深的事来的。这就是它的全部依据。
能不能被改?——很难当场改,可以换一个回法。
有没有外面?——有:给你看病的那位医生。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准备一句现成的话,重复用。「谢谢你,这个我问过医生了。」
不吵,不解释,不比较。这句话的用处是:把这件事从亲戚那张表上,挪回到医生那里。
身体的事听医生的(第一节),这句分寸在这里最用得上。
第 43 章那件事,放在这里正好:买卖两清,一来一往不两清。
很多人对自己身体的态度,是两清式的:撑一阵,撑不住了再管;用完了再修。
一来一往是另一种:它给一个信号,你回它一下;你回了,它再给你一个反应。
这不是什么养生道理,只是一种关系的样子——和人的关系是这样,和自己的身体也是这样。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今天身体给你的那个信号,回它一下。困了就早睡一点,坐久了就站起来走一圈。回的分量不重要,回这个动作本身要紧。
具体该怎么调整,还是那句:问医生或者专业的人。
第五节说过搜出来的东西是被排过的。这里再给一个很粗、也很好用的分法。
一条说法,看三样:
它说得出出处吗? 是哪一年、谁做的、在哪儿发的。说不出的,先放一边。
它有没有边? 一条有边的说法会说「在什么情况下」「对哪一类人」;一条没有边的说法会说「所有人都应该」。
它要不要你立刻做什么? 越是催你立刻买、立刻改、立刻转的,越要慢一拍。
这三样,和本书那三句问是一个路子,只是换到了这一片场里。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把最近让你心里一紧的那一条,用这三样过一遍。
写到这里,可以把两章合起来看一眼。
教育那一章讲一个孩子被评语、座位、分数说着;这一章讲一个人被诊断、指标、屏幕说着。
两章的形状一模一样:一样实在的东西(一个孩子,一个身体)——被一套说法盖住——人慢慢照着那套说法看自己。
两章给的办法也一样:查那套说法的来历,给自己留一份底,找一条能说话的通道。
差别只有一处:在教育那一章里,说话的常常是大人替孩子说;在这一章里,只能自己说。
所以这一章最要紧的那一件,是那份底(第十一节)。一个人年纪越大,那份底越值钱——它是他手里唯一一份完整的、按时间排好的、关于自己身体的材料。
一个人身上有事,要不要跟别人说,说到什么程度——这件事本身,就是他在三块地上的一次安排。
说了,别人看他的眼光会变(分布);不说,有些实际的事会更难办(场);而无论说不说,他心里那个自己都要重新站一次(美)。
这件事没有标准答案,可它有一个很实在的问法:
这件事,谁需要知道才能帮上忙?谁知道了只会多一个人替我担心?谁知道了会把它变成一张表上的话?
三类人,三种处置。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先想清楚第一类是谁——那几个人要知道具体的:什么时候,要做什么,需要谁在场。
其余的人,可以只知道一句很笼统的话。
这不是隐瞒。一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事被多少人怎样知道——这一条,正是第 61 章那份「可签收的记录」里最基本的一样:知道这件事的人,得由本人说了算。
对着一个安排说「这一条我不认」,说法有讲究,不然它落不了地。
有用的说法,大致有三样。
说具体的那一条,不说整件事。「这个时间我来不了」比「你们这安排不行」有用。
说出理由,哪怕理由很朴素。「我上班到六点」就是一个理由。
要一个回话:改不改,什么时候给个准信。
三样齐了,这句话就从一句抱怨,变成了一件可以被处理的事(第 61 章那条通道要的正是这三样)。
不齐的时候,最常见的结果是:对方说「我们也没办法」,事情就停在那里。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下一次你想说「这样不行」的时候,先把它改写成这三句。
一个人慢慢老了,三块地上各在发生一件事。
手上那块地:能做的事一件一件少了,场在缩——去得了的地方少了,见得着的人少了。
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他在别人那张表上的位置变了——从「顶事的人」变成了「要照顾的人」。
心里那块地:他自己认下的那个样子,和现在的自己对不上。
这三样里,最伤人的常常不是第一样,是第二样和第三样。
三句问,在这里有一个很朴素的用法:
他现在这一格,是谁排的?——多半是周围人不知不觉排的,没有人正式说过。
能不能被改?——能:让他在某一件事上还是那个顶事的人(前面第十四节说过留一样他说了算的事)。
有没有外面?——有:那些不按「顶不顶事」来算的关系。一个老朋友,一个只是陪着说话的人。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找一件他还做得比你好的事,请他做,并且说出来。
按本书的规矩,写明这一章的弱处。
一处:这一章始终贴着「不给医学建议」这条线走,所以它在很多具体的事上没有话说——怎么吃、怎么动、怎么治,一句也没有。这对一个真正在受苦的人来说,帮助有限。本书认这一点:这一章能给的只是问法和记录,不是办法。
一处:本章的例子都是常见的家常场景,可每个人的处境差得很远。有的人手上没有选择——排不到号,请不了假,也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对这些处境,第 54 章那条保底条款诚实地说过:三条全中的地方,本书这些话用不上。
写出这两处,是为了不让这一章变成一句轻飘的鼓励。
有人会问:一本讲三位法国思想家的书,为什么要有这么一章?
因为三个人各自那台机器,最后都会落到一个人的身体上。
拉康说的那个形象,最贴身的一处就是一个人怎样看自己的身体(第 57 章那张脸)。
福柯写的那套安排,最早成形的地方就是医院和病房(第 22 章,他第一本大书写的就是这件事)。
鲍德里亚说的那张差别表,今天已经排到了身体上——各种指标、各种「同龄人平均」。
三个人的三块地,在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会同时压过来。
所以这一章不是附录,它是这本书最后的一次检验:那三句问,在一个人最没有余地的时候,还用不用得上。
本书的回答是:用得上,但很有限。用得上的是那份底、那三句问、那条能说话的通道;用不上的,是身体本身——那件事要交给医生,也要交给时间。
一本书能给的,到这里就为止了。知道自己到哪里为止,也是这本书要守的那一条(第 63 章)。
这一章从头到尾在说:那些说你身体的说法,是人做的,有年份,能问,能留一份自己的底。
最后要补一句,免得读完只剩一副戒备的眼光。
多数给你看病的人、量你指标的人、定那些范围的人,是在好好做事的。这一章问的不是他们好不好,是那些说法的来路——两回事。
一个人可以既信任给他看病的人,又知道那条线是画出来的。这两样同时成立,才是这一章想要的那个状态:不迷信,也不怀疑一切。
第 45 章那个判据在这里也适用:不是问谁坏,是问脱钩了会不会报警。
一份报告全都在线内,而人过得很不好——有没有一样东西会因此报警?
多半没有。那个警报,只能自己装,或者由身边一个真的看见你的人来拉。
这也是这一章最后留下的一件事:做那个能给别人拉警报的人。
一个真的看出你不对劲、并且打来一个电话的人——在所有这些说法之外,这是最实在的一样。
这个月做一件。
如果你最近要去看病:把三句问写在纸上带去。
如果你刚拿到一份报告:先看结论,再看数;把想问的记下来,下次问人。
如果你在陪一个生病的人:找一个不在病房的时间,把「谁做什么」重新排一次。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至少留一份自己的底。
带走的话诊室里的位置、单子上的那个词、报告上的那串数、屏幕上那一条——每一样都在说你是谁;身体的事听医生的,而这些说法,你可以问它们的来历,也可以留一份自己的记录。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一句诊断、一个词、一串数、一屏搜索结果里。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那些词和那些范围都有年份,也一直在改;而一个人手上最实在的一样东西,是他自己那份底。
导论写过入职第一个月:工牌上的证件照(镜子),工位与打卡(场),职级与绩效等级(分布)。
这一章接着往下走十年。
十年里,一个人会经历同样的三样东西,只是换了名字:他的职位说明,他每天的日程,他在同事嘴里的那个评价。
而十年以后,他会站在一个新的位置上:他开始定别人的规矩了。
这一章要写的,就是从前一头走到后一头这条路。
和前两章一样:指出是哪一块地,问三句,给一件明天能做的小事。
只是这一章多一层:一个在工作里待久了的人,多半同时是两种身份——他被一套安排排着,他也在排别人。
所以每一节都要问两遍:被排的时候怎么办,排人的时候怎么办。
P 几,T 几,几级几档,主管还是资深。
这是第 41 章那张差别表在职场里最硬的样子:一个人是谁,看他在这张表上落在哪一格。
它的脾气也一样:要求有人在下面;你不参与也是一格;它一直在换版(这两年很多地方把职级体系改了一遍)。
三句问:
这套职级有没有生日?——有,而且多半查得到是哪一年、跟着哪一次组织调整定下来的。
能不能被改?——被评的人能不能说话?多数地方能,只是很少有人说。
有没有外面?——有:这张表量不到的本事。一个人真正会做的事,往往比他那一格宽。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被排时):给自己列一张表外的清单——我实际会做哪几件事,哪几件是别人做不来的。这张清单换工作时最值钱,因为它不跟着任何一家公司的职级走。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排人时):如果你手里有评级的权,写清楚这一版是按什么评的,并说一句「明年可以再议」(第 67 章那个评优的做法,一模一样)。
一张绩效表,几栏,每栏一个分。
第 27 章讲过考试把人做成一份材料。绩效表是成年人的考试。
它最要紧的问题只有一个:它量什么,不量什么。
产出量得到,替别人挡掉的麻烦量不到;做成的事量得到,没让某件坏事发生量不到;自己的活量得到,带新人量得到一半。
第 27 章那句话在这里最贴切:不被量的,不等于不存在;只是它在这张表上不算数。日子一长,人会不知不觉只往被量的地方使劲。
三句问:
这张表哪一年定的?改过几版?
被它量的人能不能改它?——能改一栏,就是很大的事。
有没有外面?——有没有一个场合,可以说「这张表漏掉了一样最要紧的东西」?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被排时):在自己那本账里记下那些表上没有的事(第 27 章那本心里的账)。年底谈话时,它们就是你手上的材料。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排人时):加一栏最该被看见、却一直没人量的东西。哪怕只加一栏,也是在改字帖,不是描红(第 28 章)。
开放工位,打卡,日程表,一天四个会。
第 27 章那三样手艺,一样不少:切空间,切时间,排序列。
三句问:
这套办法有没有生日?——有,而且这几年很多地方都改过。
能不能被改?——最容易改的往往就是这一块。一个团队把每周的例会从一小时改成二十分钟,这种事天天在发生。
有没有外面?——有没有一段没人找你的时间?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被排时):在日程上占一段自己的时间,写上具体的事由,像对待一个会那样对待它。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排人时):数一数你召集的会,哪一个可以取消或者减半。这是一个管事的人能给下面人最实在的一样东西——把时间还回去。
天花板上的摄像头,工位上的截屏软件,考勤上的定位。
第 28 章那座塔,在办公室里是现成的:塔里有没有人不重要,你自己会坐直。
三句问:
这套东西哪一年装的?为什么装?——多半有一个具体的由头:出过一次事,或者换了一任管理者。
能不能被改?——本书在第 28 章举过那个例子:几个人联名问一句「拍到的东西谁能看、存多久」,结果贴出了一份说明,删了几个位置。
有没有外面?——有没有一个地方受理这类问题?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被排时):问一句存多久、谁能看。这一句不是对抗,是要一个理由。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排人时):装一样这类东西之前,先写一句为什么装、看到什么范围、存多久,然后贴出来。
一样有说明的监控,和一样没说明的监控,对一屋子人的心情是两回事。
「他这个人挺靠谱,就是不够主动。」
一句话在同事之间传两年,就成了一个人的样子。
这是第 12 章那张脸在职场里的样子:一个人在别人眼里、在自己眼里,站成了什么。
三句问:
这句话是哪一件事之后开始传的?——多半有一个具体的起点。
能不能被改?——很慢,可它会变。最有效的不是辩解,是一件具体的事做成了,而且被人看见。
有没有外面?——有:你自己的那份底(下一节)。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不跟那句话辩。找一件小而具体的事,做成,让它被看见。评价是被事改的,不是被话改的。
第 61 章那第三件,在工作里最有用的样子,是一份很朴素的东西。
每个月记三行:这个月我做成了什么;我解决了谁的什么麻烦;我学会了什么以前不会的。
三行,一年三十六行。
它的用处有三个。
年底谈话时,它是材料——比临时回想靠谱得多。
换工作时,它是你的简历里最实的那一部分。
最要紧的第三个:当那张绩效表、那个职级、那句评价说你是某一种人的时候,你手上有一份自己的记录可以对(第 61 章)。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今晚补写上个月那三行。
这一章的题眼,是从「被安排的位置」走到「能改动安排的人」。
第 28 章说福柯那支笔只准描红。这一节说,在工作里,一个人怎样从描红走到改字帖。三步,越往后越难。
第一步:把「这样不行」改成一件具体的事。
不说「这套流程有问题」,说「这一步要等三天,因为要等某某签字;如果改成事后备案,能省两天」。
具体,才有人接得住。
第二步:先在自己手上那一小块试。
一个人管着三个人,就在这三个人里试;管一条线,就在这条线上试。试一个月,留下数:以前要几天,现在要几天。
一个试过的做法,比一个提议重十倍。
第三步:让它变成一条写下来的东西。
试成了,就写进流程、写进模板、写进交接单——写下来,它才不跟着你走。你调走了,这条东西还在。
三步走完,一个人就从描红的人,变成了改字帖的人。
要老实说:多数人卡在第二步和第三步之间——试成了,也没写下来;换了个领导,一切照旧。
所以第三步最要紧,也最容易被忽略。
有一天你会管人。那一天,这本书的三件替换,第一次由你说了算。
一套会改版的约定:你定的规矩,写清楚是哪一年、因为什么定的;每年问一次哪一条该改。
一条回照的通道:给下面的人一个说话的场合,而且要当面回——改哪条,不改哪条,为什么(第 61 章第二件)。不改也要给理由,这一条最要紧。
一份可签收的记录:给人打分、排序、做判断的时候,让当事人知道有这回事、看得见理由、能说一句我不认、改了留痕。
三件都不用请示,一个带十个人的组长就能装。
要提醒一件:你装的这三件,也会变成机器(第 61 章第七节)。所以每年问一次那三句:这条通道哪一年设的?用它的人能不能改它?有没有一个地方说它形同虚设?
管人的人也被管着(第 67 章说过老师的处境)。
指标压下来,人手不够,上头要的和下面要的对不上。
所以这一章不说「你应该怎样做一个好领导」。它只说一件事:你手上那一小块地,是你说了算的。
会开多久,日程怎么排,一句评价怎么说,一次批评是当众还是私下,一张表加不加一栏——这些都在你手上。
一个人能改的,从来是他够得着的那一块(第 24 章:三个人一辈子改的也都是手边的事)。
而这一块,往往正好是下面那几个人的全部日子。
换工作,是这一章里最大的一次「换土」(第 53 章)。
一个人换了地方,最先变的不是职位,是他能看见什么:原来以为天经地义的做法,到了新地方发现根本不是那样。
三句问在换工作前后都好用:
换之前:我不满意的那件事,是这家公司的一条规矩(能查到年份的),还是这一行普遍的样子?前者换个地方可能没有,后者换到哪儿都有。
换之后头三个月:这里哪些事和上一家不一样?——这三个月最值钱,因为再过半年你就看不见了。把它们记下来。
要提醒一句:换工作换不掉那张差别表(第 41 章)。换个地方,还是有职级,还是有评价,还是有那一格。
换的是场,不是表。
有那么一段,人会忽然发现:那张表已经把他排定了。
往上的位置就那么几个;比他小十岁的人在后面;他做的这件事,市面上的说法一年一变。
这一处最容易发生一件事:三块地一起塌(第 67 章说过同一个形状)。位置动不了(场),在表上往下掉(分布),心里那个「我是个顶事的人」的形象也开始松(美)。
三句问,这一次问的是那张表:
这张表是谁排的?——一个行业的那套「多大年纪该到什么位置」,其实没有作者,是一批说法攒出来的(第 18 章那台机器最常见的样子)。
能不能被改?——单个人改不了它,可以不完全站上去。
有没有外面?——有,而且不止一处:这张表之外的本事(第三节那张清单);不按这张表算的关系;一件你自己想做的事。
明天能做的一件事:把第八节那份底翻出来,看三年。你多半会发现,你这三年做成的事,比那张表上的位置多得多。
一个人在工作里被排来排去,这是真的。三个人写的那三台机器,在这里样样齐全。
可这一章要说的是另一句:你终究会有一块自己说了算的地。
它可能很小——三个人,一条流程,一张表上的一栏,一次会。
小不要紧。第 61 章说过,三件替换之所以做得小,正是因为小才装得上。
一个人一辈子能装上几件,就已经改了好几十个人的日子。
而这,正是这本书那两行式子的第二行,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最实在的样子:它做了我,我也在做它。
这个月挑一件做。
如果你还在被排:补写那三行(第八节)。
如果你手上有一点权:选一件——把一个会砍掉一半;给绩效表加一栏;一次批评改成私下说。
如果你正在犹豫换不换工作:先分清那件让你不满意的事,是这家的一条规矩,还是这一行的样子。
带走的话职级、绩效、工位、评价——每一样都在排你;而你终究会有一块自己说了算的地,从描红到改字帖,就三步:说具体,先试,写下来。
这一处,「我」是怎样显出来的:在职级、绩效和一句评价里——被排出一个位置。
生它的那台机器,有没有生日、能不能被改:公司里的每一条都有生日,多数改过版;难的是第三步——试成了要写下来,它才不跟着人走。
六十九章,三个人。
这本书从一个很老的问题出发:「我」是从哪里来的?
前人的答案是:它就在那儿,它是起点(第 1 章)。笛卡尔从怀疑里捞出它,康德给它一套先天的形式,胡塞尔让它坐在正中,萨特说它是自由的,费希特说它自己生出自己。
这三个人把它从起点上请了下来。
拉康说:它是一岁的孩子在镜子里认下的一个形象。
福柯说:它是一片场里被安排出的一个位置。
鲍德里亚说:它是一张差别表上的一格。
三张脸,三块地,合起来是一张图(第 49 章):「我」不是起点,是显出来的。
这是他们的贡献,照作者口述的原话:三人的贡献是开启了主体发生学——三号位侧重显影发生。
然后他们都做了同一件事:把生出这个「我」的那场过程,冻成了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第 52 章)。拉康叫它结构,福柯叫它权力,鲍德里亚叫它代码。
这是他们的局限,也照原话:三人的局限是,将发生过程的机制做成了发现学。
一句贡献,一句局限。全书是这两句话的一次逐条兑现。
三编的两列表,这里合成一张,再验一次。
| 他们打开了什么 | 他们又关上了什么 |
|---|---|
| 「我」第一次作为一个完整形象显出来(第 12 章) | 那次认同的裂缝被写成一辈子改不了的 |
| 「我」的想要来自别人的想要(第 13 章) | 具体的他人被写成没有名字的大他者 |
| 缺口是推着人走的发动机(第 14 章) | 会变形的缺口被写成一口永远的井 |
| 「我」是一套话里的位置(第 15 章) | 那套话被写成没有出处的链子 |
| 家里那个说「不」的位置排出一个「我」(第 16 章) | 这个位置被写成哪个年代都一样,也不能被顶回来 |
| 看的人也有出生日期(第 22、26 章) | 一个个时代被写成一层层硬地层 |
| 一片场用格子、钟点、名次做人(第 27 章) | 材料从不回头改那张表 |
| 被造的人自己接过了笔(第 28 章) | 这支笔只准描红 |
| 权力不在谁手里,它会造(第 31 章) | 每一种权力有生日,「权力」这一句没有 |
| 人可以对自己动手,把生活做成作品(第 30 章) | 只回到自己,不留记录,不接到制度 |
| 一套东西要「配」,配的是一句关于「我是谁」的话(第 40 章) | 用它的人怎样改了这套规矩,不写 |
| 需要是被生产出来的(第 41 章) | 被生产出来的人,没有一处可以签字 |
| 一套批判的词也要查出身(第 42 章) | 他自己那套词的出身没有查 |
| 买卖两清,一来一往不两清(第 43 章) | 这块砖被判给了过去 |
| 拟像的标志不是假,是真假不再管用;脱钩会不会报警(第 45 章) | 「回不到原样」被写成「不能动」 |
左列十五条,是他们留下的。右列十五条,是这本书要接着做的。
三条原因,全书已经答过,这里收成一段(第 50、52、53 章)。
一条在写法上:他们把机器写成了一个地方——一门语言,一片没有外面的场,一片真实的荒漠。一样东西被写成地方,三句问就一起失效了。
一条在用处上:他们需要一块比「我」更硬的石头,才压得住那把坐了几百年的椅子。石头一有生日,就不硬了。
一条在材料上:诊室里看见重复,档案里看见安排,屏幕上看见流转;一个人看见什么,决定了他把哪一样当成本来就在。
三条都成立,而且都不是道德问题。可成立的原因改不了结果:那台机器被写成了没有来路的东西。
读完这本书,值得带走的只有一句:
「我」是显出来的。
它不是起点,是结果:在镜子里,在一片场里,在一张表上。
这一句是三个人挣来的,本书全盘接受,一个字不打折。
这一句的用处,是让一个人对自己宽一点:那个让你不满意的自己,不是你天生的样子,是在一堆事情里长出来的。长出来的东西,来路是可以问的。
有一句要留在他们那里,不带走:
做「我」的那台东西本来就在。
这一句要换成两行(第 60 章):
主体=F(机制,那片土,那条路)
机制=G(主体,那片土,那条路)
第二行是这本书唯一的主张,读者版一句话:它做了我,我也在做它。
落到实处是三件可以数的事:那台机器有来路;被它做出来的人在它的来路里出过力;这件事留下了记录。
落到做法是三件替换(第 61 章):结构换成一套会改版的约定,权力换成一条回照的通道,代码换成一份可签收的记录。
三件都很小,小到一个老师、一个组长、一对父母就能装一件。
三个人各写了一台机器。今天它们合成了一台(第八编)。
它由话堆成,它替人排好选项,它自己生产内容——三个人写的那三样,它一样不缺。
可它有一样他们那三台从来没有的东西:版本号。
它有上线日期,有改版记录,有写它的人,有批它的人;它还会因为只吃自己的输出而退化——这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报警(第 66 章)。
所以这一代人手上那台机器,恰恰是人类做过的机器里,出生日期记录得最全的一台。
把它读成一台没有作者的机器,是今天最贵的一次误读。
三个人的眼镜今天最好用——看形状用他们;三个人的结论今天最不能照搬——看脾气用这本书。
这本书写了两个可以判负的预言(第 6 章),结算下来一个站住、一个判负(第 62 章)。
判负的那个,逼出了一句比它更准的话:写进理论的那些回写,都停在改关系;真的改了机器的那些回写,都留在他们做过、却没写进理论的事里。
这本书还给自己写了五种死法(第 63 章),登记了七处最弱(第 62 章),立了一条保底条款(第 54 章):在什么条件下,三个人每一句都对,本书每一句是空话。
这些不是谦虚,是这本书的外面。一本讲「有没有外面」的书,自己得先有一个。
全书的总比喻,是导论里那台自助证件照机:你坐进去,它让你坐直,打光,按规格出一张「你」。三个人各看见它的一部分——照片上那个完整的「我」,让你坐直的那一整套场,决定什么样的「你」才合格的那套编码。
最后一个画面,换成另一样东西:一张全家福。
一家人站在一起拍照。每个人在画面里都有位置——这一点和证件照一样:位置是排出来的。
不一样的有三处。
按快门之前,大家互相挪一挪:谁站前面,谁扶着老人,谁把孩子抱起来。位置是商量出来的。
拍坏了,重拍一次。这一张不算数,还有下一张。
照片挂上墙以后,又改了这家人怎么看自己:哪一年添了人,哪一年少了人,谁长高了。
有生日,能重拍,有外面——三句问,一张全家福全答得上。
同样是做出「我」的东西,一个像机器,一个像过程。
这本书从头到尾要说的,就是这一件事:那台看起来像证件照机的东西,其实是一张全家福——它是人排出来的,排的时候每个人都动过手,而且还可以重拍。
带走的话「我」是显出来的——这一句是他们挣来的;做「我」的那台东西也是被做出来的——这一句留给后面的人接着写。
说明:共 128 种,分七组。三人著作均在版权期内,本书一律转述大意,凡单句短引标出处范围;史实存疑处标〔待核〕,汇于附录七。中译名各版本不一,本书用通行译法,未统一到某一套;外文原版年份从通行口径。凡本轮未读到原著、只据通行口径的,条目后标〔据口径〕。
一、拉康(1—14)
1. 《论偏执狂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博士论文,1932)
2. 《家庭情结》(为法国百科全书所写,1938)
3. 《镜子阶段》(苏黎世报告,1949;收入《文集》)
4. 《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和领域》(罗马报告,1953)
5. 《文集》(1966)
6. 《关于我们的前情》(收入《文集》,1966)〔待核:回忆马里昂巴德一段的原话〕
7. 《主体的颠覆与欲望的辩证法》(1960;收入《文集》)
8. 《评拉加什的报告》(1960;收入《文集》)〔待核:篇名译法与页码〕
9. 研讨班第七卷《精神分析的伦理学》(1959—1960 讲,整理本)
10. 研讨班第十一卷《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1964 讲,整理本)
11. 研讨班晚期各卷(绳结、圣状一路,1970 年代讲,整理本)
12. 关于「通过」的提议(1967 年 10 月 9 日)
13. 万森纳的即席讲话(1969 年 12 月)
14. 《电视》(1973);解散学派的信(1980)
二、福柯(15—30)
15. 《古典时代疯狂史》(1961)
16. 《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
17. 《词与物》(1966)
18. 《知识考古学》(1969)
19. 《规训与惩罚》(1975)
20. 《性经验史》第一卷《认识的意志》(1976)
21. 《性经验史》第二卷《快感的享用》(1984)
22. 《性经验史》第三卷《关心自己》(1984)
23. 法兰西公学院讲稿《必须保卫社会》(1975—1976)
24. 法兰西公学院讲稿《安全、领土与人口》(1977—1978)
25. 法兰西公学院讲稿《生命政治的诞生》(1978—1979)
26. 法兰西公学院讲稿《主体解释学》(1981—1982)
27. 《主体与权力》(1982)
28. 《什么是启蒙》(1984)
29. 关于真理与权力的访谈(1977)〔待核:篇名与刊出处〕
30. 监狱信息小组的问卷与小册子(1971—1972)〔据口径〕
三、鲍德里亚(31—45)
31. 《物体系》(1968)
32. 《消费社会》(1970)
33.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
34. 《生产之镜》(1973)
35. 《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
36. 《忘掉福柯》(1977)
37. 《在沉默的大多数的阴影下》(1978)
38. 《论诱惑》(1979)
39. 《拟像与仿真》(1981)
40. 《致命的策略》(1983)
41. 《美国》(1986)
42. 《海湾战争没有发生》(三文合集,1991)
43. 《完美的罪行》(1995)
44. 《不可能的交换》(1999)〔据口径〕
45. 摄影作品集与相关访谈(1980 年代中—2007)〔据口径〕
四、三人的老师、来源与对手(46—75)
46.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1900)
47. 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1901)
48. 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1923)
49.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1807),主奴一节
50. 科耶夫《黑格尔导读》(1933—1939 讲,1947 出版)
5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
52. 雅各布森关于失语症与语言两轴的论文(1956)
53. 列维-斯特劳斯《象征的效力》(1949)
54. 列维-斯特劳斯《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
55. 瓦隆关于儿童镜前反应的研究(1931)
56. 克莱朗博关于心理自动症的论著(1920 年代)
57. 达利关于「偏执狂批判法」的文章(1930 年代初)
58. 奥古斯丁《忏悔录》卷一第七章(嫉妒的婴儿)
59. 哈特曼《自我心理学与适应问题》(1939)
60. 克里斯与洛文斯坦关于自我心理学的论文(1940—1950 年代)〔据口径〕
61. 怀特《组织人》(1956)
62.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965)
63. 阿尔都塞与学生合著《读〈资本论〉》(1965)
64. 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与询唤的论文(1970)
65.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1887)
66. 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1943/1966)
67. 巴什拉关于科学史与认识论断裂的论著〔据口径〕
68.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927)
69. 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1954)
70.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1/1787)
71. 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794)
72.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1947 起)
73. 莫斯《论礼物》(1925)
74. 巴塔耶关于耗费与非生产性消费的论著(1930 年代起)
75. 罗兰·巴特《神话学》(1957)与《流行体系》(1967)
五、近邻、对手与身后(76—95)
76. 边沁关于圆形监狱的设想(1791)
7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
78. 德勒兹与加塔利《反俄狄浦斯》(1972)
79.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1968)
80. 德里达《真理的邮差》(1975)〔待核:年份与中译名〕
81.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中论疯狂史一文(1963)
82.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1989)
83. 温尼科特《游戏与现实》(1971)
84. 吉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1961)
85. 哈金关于「制造人」与回路效应的论著〔据口径,本轮未读原著〕
86. 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1997)〔据口径〕
87. 阿甘本《神圣人》(1995)〔据口径〕
88. 韩炳哲《倦怠社会》(2010)〔据口径〕
89. 韩炳哲《透明社会》(2012)〔据口径〕
90. 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1991)〔据口径〕
91. 萨特《存在与虚无》(1943)
92. 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1931)
93.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1641)
94.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1945)〔据口径〕
95. 乔姆斯基与福柯关于人性与正义的电视辩论(1971)
六、本系列直接接判的各卷(96—112)
96. 《发生落点》,德麦国际专著第 121 号:第 9 章(拉康)、第 14 章(福柯)
97. 《后现代的 SDE 解构》,第 126 号:第 1 章(福柯)、第 8 章(鲍德里亚)
98. 《普通人都能懂的弗洛伊德》,第 181 号:第 52 章
99. 《普通人都能懂的黑格尔》,第 136 号:主奴一节各处
100.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巴迪欧》,第 196 号:第 3 章
101. 《普通人都能懂的福柯》,第 185 号:全卷五条判决与判词
102. 《普通人都能懂的奥古斯丁》,第 188 号
103. 《西方哲学2500年:发生对发现的否定序列》,第 27 环(接缝词「处处」)
104. 《130年哲学思想史解读:普通人都能懂》,第 120 号:第 25 章
105. 《普通人都能懂的康德》,第 150 号
106. 《普通人都能读懂的胡塞尔》,第 149 号
107. 《普通人都能懂的萨特》,第 153 号
108. 《普通人都能懂的休谟》,第 144 号
109. 《普通人都能懂的德里达》,第 134 号
110. 《普通人都能懂的差异与重复》(德勒兹卷,专栏)
111. 《解释不完的那一部分》,第 113 号
112. 《普通人都能懂的拉康》,第 201 号(单人卷,与本书第二编对照而读)
七、工具与口径(113—128)
113. 《SDE本体论入门:世界是如何发生的》(本书三块地、三句问的出处)
114. 《发现与发生》,第 76 号
115. 《SDE三方程导论》,第 51 号
116. 《意识的奥秘:SDE解构》,第 194 号
117. 《何谓物——物质/物体/物理的三解码》,第 191 号
118. 《主体生成论》(三号位与配置空间)
119. 《第三声喊:理念界的我》,第 200 号
120. 《知识经济的诞生》,第 198 号
121. 《AI时代新文明主体的诞生》(三号位表)
122. 《学席和教席的诞生》,第 111 号(教育章的近邻)
123. 《AI时代教育的认知变革》(教育章的近邻)
124. 《哲学的使命是什么?》,第 157 号(同期入门卷)
125. 西方哲学解构与专著形成方法论(合订本 v1.5,本书体例的出处)
126. 王德生口述记录(2026 年 9 月 25—26 日,全文见附录一)
127. sdeuniverses.com 专著书架与 catalog(2026 年 9 月 26 日读)
128. 本系列各卷详情页(判词、五条判决与推翻条件,2026 年 9 月读)
| 编号 | 日期 | 原话(一字不改) | 落在哪里 |
|---|---|---|---|
| 口述一 | 2026-09-26 | 三人合起来都在论证:主体性是三号位侧重显影,在三界证明主体发生学,但是都最后做成了'发现学'。即'主体发生的一种'发现学机制'',即那个'发生的机制被做成了发现学'。 | 第 5 章第二节(「发现学机制」的出处);前言 |
| 口述二 | 2026-09-26 | 当然你这种对应,只能是侧重对应 | 前言第十一节;第 3 章第五节;第 49 章第三节 |
| 口述三 | 2026-09-26 | 三人的贡献是开启了'主体发生学:三号位侧重显影发生';三人的局限是:将发生过程的机制做成了发现学。 | 前言第五节(全文);第 2 章第四节、第 4 章第二节(前后两半);导读第一节与结语(压缩句) |
| 拉康口径 | 2026-09-25 | 主体性=SDE 存在的 SIO 的三号位侧重显露:分布,场,美;「镜像理论」仅仅是其中的一种「侧重显露」而已 | 第二编编序;第 12 章第八节 |
| 拉康口径 | 2026-09-25 | 他的贡献=分别从三界(现实、理念、自我)对「主体性即三号位侧重显影」做出了主体发生学的论证;判定:他是「三界之我」的发现学 | 第二编编序;第 12、15、16 章;第 17 章第七节 |
| 拉康口径 | 2026-09-25 | 他(拉康)好像在拆费希特的「我」 | 第二编编序末;第 11 章第八节 |
| 心里那块地(美) | 手上碰得到的那块地(场) | 脑子里想的那块地(分布) | |
|---|---|---|---|
| 拉康 | 侧重:镜子里那个完整的形象(第 12 章) | 兼及:家里那个说「不」的位置(第 16 章) | 兼及:话里的一个位置(第 15 章) |
| 福柯 | 兼及(晚年一笔):把生活做成一件作品(第 30 章) | 侧重:格子、钟点、名次、那座塔(第 27、28 章) | 兼及:让一句话算数的那套安排(第 26 章) |
| 鲍德里亚 | 兼及:诱惑(第 44 章) | 兼及(分量轻):物、城市、美国、照片(第 37、40 章) | 侧重:一张由差别撑起来的表(第 41 章) |
最勉强的两格已在第 49 章第九节写明:福柯在心里那块地只有晚年一笔;鲍德里亚在手上那块地分量轻。本表照口述二,只作侧重,不作格子。
| 拉康 | 福柯 | 鲍德里亚 | |
|---|---|---|---|
| 机器有没有生日 | 答不上(第 20 章) | 半句:小机器都有,总的那一句没有(第 33 章) | 半句:早期有年代,后期成了时代本身(第 47 章) |
| 「我」能不能回头改它 | 半句:改得了和它的关系(第 20 章) | 半句:接过笔,只准描红(第 33 章) | 答不上:谁签收零句(第 47 章) |
| 它有没有外面 | 答不上: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 | 答不上:抵抗不在权力外面 | 答不上:外面也是它造的 |
九格之中,没有一格「答得上」;第三问三格全答不上。与第 5 章预判表九格全同,未改判。
| 前卷 | 原判 | 本书处置 | 落在哪里 |
|---|---|---|---|
| 第 121 号第 9 章 | 修订程序三句全空;大他者是没有作者的结构;一人解散学派 | 接着判,未改判 | 第 9、18、20 章 |
| 第 181 号第 52 章 | 他接住的是路;这一支结局判为「轮回」 | 接着判,补一句:轮回的是理论,一生走的是路 | 第 10、11、20 章 |
| 第 136 号 | 拉康从主奴一节拿走了形状 | 照录,并写明与弗洛伊德卷的分工 | 第 11、20 章 |
| 第 196 号第 3 章 | 「我」是一个空缺 | 接 | 第 14、20 章 |
| 第 188 号 | 奥古斯丁笔下那个嫉妒的婴儿 | 接 | 第 8、20 章 |
| 第 185 号 | 五条判决与那句判词 | 五条逐条接住,未改判;判词照原样留下 | 第 21—34 章,尤第 34 章第五节 |
| 第 126 号第 8 章 | 四级梯子;会不会报警;谁签收零句;海湾战争是最大失手;看得最远也交得最白 | 逐条接住,未改判 | 第 37、38、43、45、47、48 章 |
| 第 199 号第 27 环 | 接缝词「处处」 | 照用这个标法 | 第 32、46 章 |
预言一(第 6 章第三节原文):三个人、三句问,九格之中,没有一格答得上;第三问(它有没有外面),三格全答不上。
结算:站住。依据见附录三与第 20、33、47 章。最脆的一格:福柯第三问(第 33 章第五节列了三处可能推翻它的地方)。
预言二(第 6 章第四节原文):三人各编登记出来的回写线索,出在边上(兼及的那块地,或他做过、没写进理论的事)的,多于出在主场(侧重的那块地上、主要著作的主干论证里)的。
结算:判负。拉康边上四/主场三;福柯边上三/主场四;鲍德里亚边上三/主场三;合计十比十,「多于」不成立。
判负后的处置(第 48 章第六、七节,第 62 章第四节):不改划法,不改条数,不拿量法细分救场。收窄出两句:
一、写进理论的那些回写,都停在改关系;真的改了机器的那些回写,都留在他们做过、却没写进理论的事里。
二、分界不在边上还是主场,在它到了哪一步;而到了「改机器本身」的那十条,全在理论之外。
| 年 | 拉康 | 福柯 | 鲍德里亚 |
|---|---|---|---|
| 1901 | 生于巴黎 | ||
| 1926 | 生于普瓦捷 | ||
| 1929 | 生于兰斯 | ||
| 1932 | 博士论文(埃梅一案) | ||
| 1936 | 马里昂巴德,报告被打断 | ||
| 1938 | 《家庭情结》 | ||
| 1946 | 入巴黎高师 | ||
| 1949 | 苏黎世讲完镜子阶段 | ||
| 1950—55 | 开始带学生 | 圣安娜医院与弗雷讷监狱做心理测验 | 学德语 |
| 1953 | 罗马报告;开研讨班 | ||
| 1955—60 | 乌普萨拉、华沙、汉堡 | 中学教德语,译德国文学 | |
| 1961 | 疯狂史答辩 | ||
| 1963—64 | 被国际协会除名;搬进高师;创立学派 | ||
| 1966 | 《文集》 | 《词与物》 | 进南泰尔 |
| 1967 | 「通过」的提议 | 突尼斯 | |
| 1968 | 万森纳 | 《物体系》;五月风暴在现场 | |
| 1970 | 法兰西公学院教席 | 《消费社会》 | |
| 1971—72 | 监狱信息小组 |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 |
| 1973 | 《电视》 | 《生产之镜》 | |
| 1975—76 | 《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第一卷 | 《象征交换与死亡》 | |
| 1977 | 《忘掉福柯》 | ||
| 1978—81 | 1980 解散学派;1981 去世 | 讲稿转向治理与自我 | 《沉默的大多数》《论诱惑》《拟像与仿真》 |
| 1984 | 两卷古代的书;去世 | ||
| 1986—91 | 《美国》;海湾战争三文 | ||
| 1995—2007 | 《完美的罪行》;2007 去世 |
年份照常见口径;个别细节各章已标〔待核〕。
拉康:奥尔良那家做醋与芥末的醋坊;卧室墙上的斯宾诺莎结构图;拜访达利;埃梅在铁路公司任职、埃梅之子后来找他做分析;1936 年转赴柏林看奥运会;《关于我们的前情》里回忆被打断的原话;五十分钟一节定为规矩的年代;1961—1963 年国际协会调查小组的年份与组成;研讨班在高师讲的是星期几;《文集》销量;1980 年加拉加斯讲话;《评拉加什的报告》篇名译法与页码;战争年代「不能说话的日子」的原话出处;晚年那位作家例子的篇名与年份。
福柯:华沙那一段的常见口径;《词与物》「像面包一样卖」的说法;在突尼斯帮学生藏油印机;监狱信息小组成立的月份与散的年份;「写书是为了变成另一个人」的出处;1982 年那篇访谈里「总题目是主体」的篇名;「真理是这个世界的东西」那篇访谈的年份与篇名;「权力无处不在」原句的卷次页码;「不想被这样统治」出自哪一讲;自我技术的模式「由文化提供、建议、强加」的篇名。
鲍德里亚:教中学德语的起讫年份与学校;译过的德国作家篇目;1966 年进南泰尔的职称与列斐伏尔的指导关系;《美国》里迪士尼那段的页码;1991 年那组文章的三篇标题与发表处;那部电影引用他的具体镜头与他否认的出处;摄影展的年份;那句署名《传道书》的开篇引文的常见考证出处;1972 年那本书里「四种价值」的原始分法与译名;1976 年那本书中译本的书名口径;1978、1979 两本小书的中译名。
三人之间与近邻:拉康 1966 年研讨班讲《宫娥》、福柯据说在场;福柯回应《忘掉福柯》那句话的出处;德里达拆拉康那篇文章的年份与中译名;哈金相关论著(本轮未读原著)。
一、侧重对应:三人各对一块地,是写手推断,按口述二只作侧重;第 49 章那张表最勉强的两格已写明。
二、福柯第三问那一格:全书最脆的一格;一旦被翻,预言一后半句立刻判负。
三、拉康晚年那一段判「半句」:学界本有争论(第 17 章第六节)。
四、接缝年份 1949—1955:本书据公开文字先后所推,非他自述(第 19 章第五节)。
五、鲍德里亚 1987—1995 那一格判空:本编最险的一判(第 38 章第三节,那里已写明本书可能怎样错)。
六、三台机器合成一台(第 31 章)、三台材质同为「场所」(第 50 章):均为本书的读法,不是他们的说法。
七、材料边界:研讨班与讲稿皆为身后整理,中译歧异大;本书凡引转述大意、标年份,查不到的只写「本轮未见」。
这本书是这样长出来的。
2026 年 9 月下旬,作者定下一件事:用这套书解构几个后现代哲学家,先做拉康。做到一半,他改了主意:三个人合起来写一本,因为他们做的是同一件事——他口述的原话是,三人的贡献是开启了主体发生学,三人的局限是,将发生过程的机制做成了发现学。
这句口述,成了全书的根。此后的每一编,都是这一句的逐条兑现。
写法上有三条规矩,从头守到尾。
一条:口述照原话立为承重物,落在哪里都写明(附录一)。
一条:前卷的判断,接着判,不改判;要改判的地方,把改前改后并排写出来。本轮没有出现改判,只出现两处措辞修正(第 59 章第六节)。
一条:凡本书自己的推断,写明是本书的读法,并写清它可能怎样错(附录八)。
还有一件事,是这本书最不像一本哲学书的地方:它在开卷之前写下了两个可以判负的预言,压在那里,读完了照实结算。结果是一个站住、一个判负。判负的那一个,逼出了一句比它本身更准的话——这句话不是想出来的,是被一个不合预期的读数顶出来的。
这件事本身,大概比这本书的任何一个结论都值得留下。
要谢三个人。这本书用了他们很多东西:一把查词的出身的刀,一把量脱钩的梯子,一个「会不会报警」的判据,还有那块「两清与不两清」的砖。拆一个人的书,还要用他的砖补自己的墙——这件事写在明处,比藏起来体面。
也要说一句给读者。这本书里所有的主张,最后都落在几件很小的事上:一栏本人说明,一次当众的答复,一份自己的底。它们不深刻,也不壮烈。可这本书真正相信的是:回写这件事,本来就长这个样子。
最后一句,留给会来推翻这本书的人:请照这本书对三个人的做法来做——先找它最锋利的那一刀,再找它不再往下问的那一句,然后拿刀去问那一句。
如果那一问,它答不上——那就该换一本书了。
王德生
2026 年 9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