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两把一样的椅子,与 SDE 的解构
王德生、黄倩盈 著 · 德麦国际专著第 172 号
王德生,SDE(显露 Show · 差异序列 Difference · 特征纠缠 Entanglement)本体论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创始人、董事长。
他出生于中国湖南乡村,父亲是农民。1990 年考入湘潭大学,后在中国科学院获得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从事博士后研究,专业方向为有限元方法与网格生成(Voronoi、Delaunay、CVT)。此后先后任教于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5 年携家人定居新加坡。
从数学到哲学,他的转向来自同一个问题:一样东西的样子,究竟是被发现的,还是被生成的。在网格生成里,一个三角形的质量不是“本来就在那里”等人去测量,而是由一连串约束和相互作用生成出来的;把这个经验一路追问下去,就成了后来的 SDE 本体论。
他的思想体系经历了四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7—2022)、321 智慧系统(2022—2024)、SIO 本体论(2024—2025)、SDE 本体论(2026 至今)。其间他曾公开判定自己早年的答案“听起来很对,其实是错的”,并把这次自我推翻写成专著。这种“用自己的刀判自己”的做法,构成了他全部写作的底色。
他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已出版哲学、教育、健康、语言、数学等领域的专著一百五十余种,其中“普通人都能懂的”系列以 SDE 解构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本书是该系列之一。
第二作者 黄倩盈
黄倩盈,2013—2017 年就读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2018 年至今从事政务服务相关工作。2019 年起跟随王德生老师学习,先后接触三视角、SIO 及 SDE 思想与方法,并持续将理论学习与自身经验、现实问题相互印证。
她长期关注理解、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教育与艺术等问题,对亲密关系及人与人如何相互理解、共同生活保持浓厚兴趣。近年来持续进行艺术观演与相关学习,并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的学习、思考与关系带来的变化。她相信,真正重要的问题并非只等待一个既有答案,而可能在持续学习、经验与碰撞中逐渐发生。
你一定想过这样一句话:要是大家都能坐下来,好好谈,就好了。
过年的饭桌上,兄弟几个为老母亲跟谁住吵起来,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有人摔了筷子。你坐在一边想: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把道理摆一摆?
单位开会,领导讲完方案,问大家有没有意见。没人说话。会议纪要上写着「一致通过」。你心里明白,那不是一致。
网上吵一件事,两边各拿一堆材料,吵了三天,谁也没说服谁,而且双方都更确信自己对了。
每到这种时候,人心里都会浮出同一个画面: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两个人坐下来,谁也不吓谁,谁也不压谁,各自把理由摆出来,好的理由胜出,最后两个人点头,握手。
这是一个很正当的梦。一个人被「我是你爸」堵过嘴,被「这是规定」压过,被「大家都这么想」挤到过墙角,就会梦想有这样一张桌子。
二十世纪下半叶,有一个德国人把这个梦写得比谁都精细。他说,这张桌子不只是一个心愿,它就藏在「说话」这件事本身里:你只要认真开口跟人讲理,你就已经默默答应了几件事,而这几件事,足以撑起一个不靠压的社会。
他叫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2026)。2026 年 3 月 14 日,他在德国南部施塔恩贝格湖边的家中去世,享年九十六岁。
这本书讲的,就是他那张桌子。
先用几笔把这个人画出来。
他生下来就是腭裂,小时候做过两次手术,说话一直不太清楚,在学校里被人笑过。十岁那年,和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德国男孩一样,他被编进了希特勒青年团的少年组织。十五岁那年,战争结束,他和同龄人一起,从广播里的审判、从电影院里的纪录片上,第一次看见了那些营地里发生过的事,而家里、镇上的大人们,大多表现得若无其事。
二十四岁,他在报纸上点名质问当时德国最有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你把一部称颂过那场「运动」的讲稿原样重印,一个字不改,一句说明也没有,你到底打不打算说点什么?从那以后,他和几乎所有的人都吵过:和伽达默尔吵传统,和波普尔一派吵方法,和学生运动吵激进,和史学家吵那段历史该怎么讲,和福柯、德里达、罗蒂吵理性,吵了七十年。九十岁那年,他还出了一部一千七百多页的书。
一个说话吃力的孩子,一辈子研究怎样好好说话;一个一辈子站在争论中心的人,一辈子在设计一张没有争吵的桌子。这两个反差,是本书第一编要讲的故事,也是读懂他的两把钥匙。
以前讲哈贝马斯,多半是讲。讲是站在他旁边,替他把那张桌子说清楚:什么是交往理性,什么是有效性要求,什么是生活世界被殖民。讲得再好,读者也始终坐在他那张桌子边上,桌子还是那张桌子。
这本书要做的是拆。拆不是推倒,更不是骂。拆是爬到桌子底下去,看这张桌子是怎么搭起来的:哪几条腿真的承重,哪几条是后来加的,哪一条早就松了,只是没人去晃。
为什么值得拆?因为他那张桌子,不在哲学系里,在每个人心里。很多人一页哈贝马斯也没读过,却天天在用他的话:「有话好好说」「摆事实,讲道理」「我们三观一致」「大家商量着来」。拆他,就是拆我们自己心里那个最干净、也最脆弱的梦。
在本系列里,哈贝马斯已经出过三次场。
第一次在《130 年哲学思想史解读》第三十章,题目是「道理不在谁脑子里,在好好商量里」。那一章说,他做了一件前人缺的活:给「讲理」这条路立了一套规矩,一场对话该满足什么条件,他一条一条写了出来,可以直接拿去查一场具体的谈话。那一章也记下了他停下的三处:那套条件太理想,好人先吃亏;他写的公共领域,从来没那么干净;他没有赶上会说话的机器。
第二次在福柯卷第五十四章,写福柯和他那场没开成的会。那一章给他记了一笔:讲道理这件事的条件,他写得很细;他假定人们坐下来就能讲,却不大问谁进不了门。
第三次在罗蒂卷第三十五章,写他和罗蒂吵了二十多年。那一章说,他撬开了罗蒂的门,让世界在「真」这个要求里回到了判断中;可他最后把尺子放在了一场理想的谈话里,还是谈话。两个人都把最后的判官,放在了桌边的人身上。
此外,王德生博士正在写的另一部当代哲学家专著,也有一章写他,判的是:讲理的地板,必须带生长史。
几次都只有一章。一章能说清他做对了什么、停在了哪里,却来不及问更深的一层:他为什么非停在那里不可?他停下的这几处,是互不相干的几件事,还是同一个动作留下的几道痕?
这本书的回答是:是同一个动作。这一次,给他一整本书,把那个动作找出来,拆开,再放回土里。
本书接着前几卷往下判,不改判。前几卷说「他给路立了规矩」,本书同意,并追问这套规矩为什么长不出新东西;前几卷说「他不大问谁进不了门」「他把判官放在桌边的人身上」,本书要找到这两件事共同的根。
给一位哲学家定位,本系列常借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一把梯子。这段历程分四站:三视角(2017 年起,此前 2015—2016 年为酝酿期),321 智慧系统(2022 年 10 月起),SIO 本体论(2024 年 7 月起),SDE 本体论(2026 年起,同年 5 月起结构改读为显露)。
站在第二站看,哈贝马斯很有意思。第二站的公式里,「矛盾」是三样东西之一:同一个存在,因为矛盾,才被不同的人看出不同的样子。矛盾在那里是动力。哈贝马斯恰恰相反,他最想做的,就是把矛盾从对话里拿走。
站在第三站看,他更有意思。第三站做的事,是把主体、互动、客体排进同一张表,各安一个号位,拆掉主客之间那面墙。在这张表上,哈贝马斯是那个把「互动」扶上座的人:理性不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在两个人中间。这一步,他比前人都走得远。
可站在第四站看,问题就出来了。第四站说,主体不是先坐在那里、再去互动的;主体是在一次次发生里显露出来、稳下来的。而哈贝马斯的桌子边,两把椅子是先摆好的,两个人是先坐好的,而且是两个一模一样的讲理的人。互动发生在他们中间,却不再改写他们本身。
所以本书给他的定位是:他站在第三站的门口,把互动扶上了座;却没有走进第四站,让那两个人和一个新的「我们」,在互动里一起长出来。
同一张讲理的桌子,在不同的人家、不同的单位里,会有三种命运。
第一种,是被推翻。有人嫌它慢,嫌它软,一拍桌子,又回到了「我说了算」。这是最常见的,也是哈贝马斯一辈子最怕的。
第二种,是被供起来。规矩写得很好,人人都说要讲理,会开得很规范,可最要紧的话,都在会后、在走廊、在饭桌上说。这张桌子很干净,也很冷。
第三种,是被用出来。桌上有规矩,也有劲;有人急,有人哭,有人拍过一次桌子,可吵完了,第二天又坐回来。几年下来,这张桌子上长出了一些谁也没设计过的东西:只属于这一家、这一个单位的做法。
哈贝马斯设计了一张最好的桌子,他心里想的,是让它躲开第一种命运。本书想说的是:它常常落进了第二种;而第三种,才是它最好的样子。
也许你拿起这本书的时候,正在和一个人吵:和伴侣,和孩子,和父母,和同事。
你也许希望这本书能告诉你,怎样才能不吵。
这本书给不了这个答案。它能给的,是另一个:怎样把这一场架,吵成一场长东西的碰撞,而不是一场只会伤人的战争。
不骗,不压,不把人挡在门外;允许急,允许哭,允许暂停;吵完了,约好什么时候接着谈;再过一阵,回头看看,你们之间长出了什么。
这些,第十二编会一条一条讲。在那之前,你可以先读他这个人:一个一辈子都在吵、也一辈子在想怎样才能不吵的人。
先把全书的判词摆在桌上:
他铺好了我和你之间的第一块砖,却以为那就是整座房子;长久的,是碰撞里长出来的「我们的理性」。
还有一句副判:
他想用康德的一把尺子,量出黑格尔的「我们」;尺子复制成了两把,量出来的,仍然只是我和你。
先说前一句。第一块砖是真的:两个人愿意坐下来,说真话,给理由,让对方能回嘴,这是一切人和人之间讲理的起点。可一对夫妻过了十年,一群人合伙做了十年事,一种外来的思想在一片土上长了几百年,最后留下来的,从来不是第一次坐下来时找到的那点共同,而是一次次碰撞之后长出来的一样新东西:「我们家」「我们队」「我们的理性」。
再说副判。他想要的,是黑格尔那种「我们」,一个共同的、活的理性;他出发的地方,却是康德那种「人人理性上同一」。他以为两个同一的人坐在一起,就能长出一个「我们」。可两杯一样的清水倒在一起,还是清水。
整本书,就是把这两句话一点一点兑现。
两件事凑在了一起。
一是他走了。一个思想家活着的时候,人们习惯跟着他走;他走了,才有人回头看他那条路是怎么铺的。
二是机器开口说话了。今天几乎每个人的手机里,都坐着一个随时可以跟你讲理的对话者。它说得清楚,常常比人还清楚;可它说的每一句话后面,没有一个「相信这句话的人」。哈贝马斯那张桌子,默认桌边坐的都是会讲理、会为自己的话负责的人。现在桌边多了一个新的说话者,他的桌子第一次露出了它的条件。
举一个最家常的例子。一位母亲,晚上十一点,在手机上问一个 AI:「我儿子初二,最近不肯跟我说话,我该怎么办?」AI 回答得条理清楚,四五条建议,每一条都讲理。她照着做了第一条,儿子更不理她了。她又回去问。一来一回,半个月下来,她和这个 AI 之间,已经有了一套只属于他们俩的说法;她跟儿子说话的方式,也悄悄变了。
这算什么?按哈贝马斯的桌子,AI 不是一个会为自己的话负责的人,算不得讲理的一方;它也不是一把用完就放下的工具,因为它回嘴,而且改了她。两个格子都装不下。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他那张桌子的根出了问题。本书会一路追到这个根上。
因为那张桌子,就摆在普通人的家里。
相亲时先对三观,吵架时先讲道理,开会时追求一致通过,孩子不听话时跟他「好好讲」。这些都是哈贝马斯式的办法。它们都有用,也都会在同一个地方失灵:理上说通了,心里过不去;会上一致了,手上不动;三观一致的朋友,一次分歧就拉黑。
这本书想交给普通人的,不是一句「讲道理没用」,而是一张更完整的地图:讲理是第一块砖,不是整座房子;房子是在一次次碰撞里盖起来的;碰撞不是吵架更凶,而是让那股劲在理、心、手三处都走完。
说他错之前,先把公道还给他。
他那张桌子的规矩,本书一条不扔。说真话,给理由,让对方能回嘴,不许靠位置压人,这几条在任何一场碰撞里都是护栏:可以吵,但不骗;可以急,但给理由。没有这些护栏,碰撞就会滑向压,甚至滑向暴力。他一生最怕的就是后者,而他怕得有道理:他十几岁时,亲眼看着一个国家怎样从「我们」滑进深渊。
本书要拆的,不是这些规矩,是他为这些规矩安排的位置。他把第一块砖当成了整座房子,把护栏当成了路。本书把它们挪回去:砖在最下面,护栏在两边,路在中间,路上是一次次碰撞,路的前方,是一个还没长出来的「我们」。
本书的判断、口径和承重命题,都由王德生博士给出。其中八条承重命题,是他在一轮轮讨论里口述、照原话立下的,全书围着它们长。文字在他的指令下,由 AI 协作成稿,经他审定。
这件事本身,就是本书第十一编要讲的那个新问题:一个人和一台会说话的机器,一起写一本书,这本书是「我」写的,还是「我们」写的?按哈贝马斯的桌子,这个问题放不进去;按本书的说法,这正是一个「我们」在碰撞里长出来的样子。所以不必藏。
书里凡是本书自己的解释,而不是他的原话或学界的定论,都标了「待验」。每一条判决都写了推翻它的办法,集中在导读和附录里。读者如果拿出对不上的事实,这本书就该改。它自己,也只是一张快照。
判词:他铺好了我和你之间的第一块砖,却以为那就是整座房子;长久的,是碰撞里长出来的「我们的理性」。
副判:他想用康德的一把尺子,量出黑格尔的「我们」;尺子复制成了两把,量出来的,仍然只是我和你。
全书围着八条命题长。它们由王德生博士口述,照原话立下,这里各压成一句:
一、他预设了两个讲理的人先天同一,由这两个现成的人去讲理;而不是在讲理里,长出这两个人和他们的「我们」。
二、他要把张力从对话里拿掉,和和气气地建一个共同性;可共同性是在碰撞里长出来的,捆住人的,是碰撞留下的那片土。
三、在想法那块地上,张力可以被谈平,可它会搬去心里,搬去手上。
四、这样的共同性,在想法那块地上能活很久;落到日子里,难得、短命、一碰就碎。
五、碰撞里长出来的共同性会升一层,所以长久;一直和和气气的,停在同一层。
六、到了真正难的时候,他的办法给不出指导。
七、他的交往理性是第一块砖:它是「我和你」的共同,不是「我们」的新理性;要经过碰撞,才长出更高一层的「我们的理性」。
八、他想从康德那份「人人同一」,走到黑格尔那个「我们」;这条路,他没走通。
前六条是拆,第七条是立,第八条说他一生的方向。
每条判决分两半:左边是他打开的门,是他留给发生学的遗产;右边是他关上的门,是他留在发现学里的遗产。
| 判决 | 他打开了什么 | 他又关上了什么 | 主场 |
|---|---|---|---|
| 一 · 我和你,没有我们 | 道理在人和人之间长 | 两个同一的人先坐好(椅子是在童年之后摆好的);长不出「我们」 | 第四编 |
| 二 · 找交集 | 不靠压也能立规矩 | 保留了理由之间的碰撞,把想法那块地以外的张力筛掉,只在同一层找两人都认的那一块 | 第五编 |
| 三 · 约束力搬家 | 看见了日子底下那片土 | 捆住人的力量被搬到理由上,张力被赶去心里和手上 | 第六编 |
| 四 · 封约与同层 | 约有来历,人会学着长 | 约长成就封口,学的梯子顶上早写好了;停在同一层 | 第七编 |
| 五 · 困难处退场 | 守住说话的地,让被管的人也写规矩 | 门口不点名,世界不上桌,难处给不出指导 | 第八编 |
五条合起来,回到判词:左列是那块砖,右列是把砖当成了房子。
第一编,一个人:一张说话吃力的嘴,吵了七十年,却一辈子在设计一张不吵的桌子。
第二编,他接手的那场架:康德说人人理性同一,黑格尔说要有一个活的「我们」;他想从前一个走到后一个,停在了半路。
第三编,公共领域:十八世纪的咖啡馆有生日,也有一扇没写名单的门。
第四编,交往理性:只有我和你,没有我们。
第五编,开口即签约:一张筛子,筛掉会冲突的,剩下的当然能一致。
第六编,三个房间,一块地:他的三个世界都在想法那块地上;捆住人的,是他退到桌子底下的那片土。
第七编,同一层与升一层:玻璃与竹子;格义与禅宗。
第八编,困难处与门口:他自己承认的几处地方。
第九编,总解构:一个根,三根梁,十八处看见,一块砖的保底。
第十编,身后:每人撬走一只盖子。
第十一编,机器开口以后:我与机器,我与我。
第十二编,用得上:家里、诊室里、单位里,从我和你,走到我们。
只有一个下午:读前言、第 22 章(停在我和你之间)、第 30 章(捆住人的是那片土)、第 35 章(玻璃与竹子)、第 48 章(一块砖的保底)和结语。
为家里的事来的:从导论那对小两口读起,再读第 30、34、35 章,最后读第 56 章。
为身体和病来的:读第 31 章(张力搬家)、第 41、42 章,然后读第 57 章。
为工作来的:读第 25 章(一张筛子)、第 38 章,然后读第 58 章。
书里凡带引号的他的话,一律理解为「大意如此」,括号里标书名与卷次,拿不准的只写书名,不编页码。生平事实取常见可查的口径,拿不准的写「据后来的记载」。凡是本书自己的解释,不是他的原话,也不是学界定论,都标「待验」。
书中有四处公开收窄。一处在第 21 章之二:本书起初说他书里的「我们」只有两种,细看还有商谈中浮现的「我们视角」。一处在第 28 章:本书写作之初,曾把他的「三个世界」看作大致对上本系列的「三块地」,细看之下,两者不是一回事。两处在第 44 章:判词挨过辩护人的打以后,判决一补了一句「椅子是在童年之后摆好的」,判决二收窄为「他保留了理由之间的碰撞,筛掉的是想法那块地以外的张力」。四处都登记在附录「本书自认最弱处」。
判词能被推翻,才配站在第一页。先写下三条:
一、如果在他的著作里,能找到他稳定地把讲理的人写成在当场这一场谈话里长出来的、并且长出了一个有自己理性的「我们」,不只是在童年里长成、到桌边时已经现成,那么判决一要收窄。
二、如果在同样的事、同样的人群里,心平气和谈成的一致,比碰撞之后长出来的共同性保持得更久、守得更牢,那么第四、第五条命题要收窄。
三、如果能在他的著作里,找到交往理性自己面向日子里的难处给出的指导,而不是交给法律、心理治疗或宗教,那么第六条命题要收窄。
读者照着去查,发现本书错了,那正是这本书想要的。
每一章,除了正文,还有几样固定的东西,读的时候可以留意。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是每章的开头:一件你大概经历过的家常事。
「一个今天的例子」和「再往下想一步」,是把这一章的判断,放回今天的日子里,再往深处推一步。
「何川和叶青读到这里」,是那对小两口读到这一章时说的几句话。他们会陪你读完全书。
「带走的话」和两行小账,是每章的收尾。每一编的末尾,还有五个留给你自己的问题。
何川和叶青结婚前一个月,在一家小饭馆里认真谈了一晚上。
两个人都是讲道理的人。那晚他们把能想到的事都摆上了桌:钱怎么管,家务怎么分,逢年过节先去谁家,将来要不要孩子,工作忙起来谁多顾家。每一件,都各自说理由,听对方的理由,谈到两人都点头为止。谈完,叶青说:「我们三观一致,以后应该不会怎么吵。」何川笑着说:「有事就像今晚这样,坐下来好好谈。」
那一晚,就是哈贝马斯那张桌子最美的样子:两个人,心平气和,谁也不压谁,好的理由胜出,最后点头。
结婚第一年,他们吵了三十多次。
第一次是为洗碗。那晚谈好的是「谁做饭谁不洗碗」,可何川加班,一个星期做不了两顿饭,碗就一直是叶青洗。她不高兴,他觉得冤:规矩是两个人一起定的呀。
第二次是为过年。那晚谈好的是「轮流」,可第一个春节,何川的母亲病了,按轮流该去叶青家。何川没说什么,脸拉了一路。
后来是为钱,为她加班太多,为他打游戏到半夜,为一句话的口气。有一次,叶青把一只碗摔在了地上。还有一次,她回了娘家,住了三天。
那晚在小饭馆里谈好的每一条,几乎都被第一年撞过一遍。
可是到了第三年,他们家里慢慢有了几条谁也没在饭馆里想到过的规矩。比如:大事隔三天再定,当晚不拍板。比如:吵架可以,但不翻旧账,不带对方的父母。比如:谁先气消了,第二天早饭时先说一句「昨天我说重了」。比如:钱的事,两个人都点了头才算。
这几条,不是何川原来的想法,也不是叶青原来的想法,更不是两人想法里重合的那一块。它们是那三十多次吵,吵出来的。
再过几年,他们的孩子会说一句话:「我们家不这样。」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说的不是爸爸的意见,也不是妈妈的意见。说的是这个家自己的理性。
这本书,就从这对小两口讲起,也会在最后回到他们的孩子身上。
本系列拆每一位哲学家,都只用七个大白话词。先在何川和叶青身上,把这七个词用一遍。
形状。长出来、能被认出的样子。那几条家规,就是这个家长出来的形状。形状不是一下子清楚的,从模模糊糊到清清楚楚,是一条长长的光谱。
路。一串有先后的不同。第一次为洗碗吵,第二次为过年吵,摔碗,回娘家,第一次有人先说「我说重了」。这一串,一先一后,顺序不能乱:没有前面那几次,就没有后面那一句。路不是摆在桌上的一堆意见,是走出来的。
土。让路能走、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这个家的土里有什么?两个人各自的父母和他们的规矩,那套房子有多大,两个人的工资和加班,何川母亲的那场病,叶青摔掉的那只碗,还有那三天她在娘家、他在空房子里的那份慌。土不是背景,土在推:同一对夫妻,住在公婆隔壁和住在千里之外,长出来的家规不会一样。
土还分三块地。一块是脑子里想的:道理、约定、那晚在饭馆里谈好的条款。一块是手上碰的:房子、碗、钱、加班的钟点、病床。一块是心里的「我、你、他」:委屈、愧疚、面子、对彼此父母的那点心结。一件事在一块地上通了,不等于在另两块地上也通。那晚在饭馆里,他们只在第一块地上谈通了。
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土、改了路。那几条家规长出来以后,两个人都变了:何川学会了等三天,叶青学会了先出门走一圈。下一次再有事,他们是站在一片改过的土上吵的。库房里东西越堆越多,库房不反过来改生产线,那不叫回写;回写是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让土变厚,变得不一样。
一锅粥。什么都在,还没分开。婚后头几个月,两个人的习惯、两家的规矩、各自的期待,全搅在一起,谁也说不清哪样是哪样。一锅粥不是什么都没有,是什么都有,只是还没分开。
正在成形。形状冒了头,还站不稳。第一年末,「大事隔三天」这一条冒了头,有时守得住,有时守不住。这是最有创造、也最危险的一段:守住了,就长成家规;守不住,可能又退回一锅粥。
定型。稳住了,可以认出来,可以传下去。到第三年,那几条家规定了型,连孩子都学会了。定型只是一站,不是终点:孩子上学、老人生病,定了型的东西还会被新的碰撞松动。
把何川和叶青的这几年压一压,是三步。
第一步,入门。结婚前那一晚:讲道理,对三观,找两个人都认的那一块。这一步不能少。两个陌生人要是连这一步都没有,连碰的资格都没有。
第二步,碰撞。第一年那三十多次:钱、家务、父母、口气,一件件撞上来。饭馆里谈好的那一层装不下了。张力攒着,攒到一只碗摔在地上,攒到一个人回了娘家。
第三步,涌现。那几条家规,一样原来谁都没有的东西,从碰撞里自己长了出来。不是谁设计的,是两个人一起碰出来、自己组织起来的。它属于「我们」,而且比第一步那点共同高了一层:第一步问的是「我和你怎样都满意」,第三步问的是「这个家要怎样过下去」。
然后,生活会再换题。孩子出生,一方失业,老人病倒,每换一次题,就再碰一次,再升一层。
哈贝马斯的桌子,就是第一步。本书说它是第一块砖,一点不假,也一点不少。本书要说的只是:他把第一块砖,当成了整座房子。
本系列还有一张图纸,只有三句话:
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
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
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
三样东西,谁也不是老大,谁也不是先有的。那几条家规(形状),是三十多次吵(路)在这片土里长出来的;可一旦长出来,它又决定了下一次怎么吵(路),又改了这个家的土。
图纸底下还有一台发动机,三拍:第一拍,路和土之间攒起一股劲,叫张力;第二拍,这股劲逼着形状换一个样子;第三拍,换过的形状回头改了路和土,新的张力又开始攒。
这张图纸有三条纪律,读这本书时请记着:矛盾是发动机,不是故障;形状是结算,不是起点;回写最容易被漏掉。
哈贝马斯的毛病,恰好三条全沾:他把矛盾当成要排除的故障,把「两个人本来就同一」当成了起点,而他谈出来的共同,不回写进两个人脚下的那片土。
他有一套自己的词。先给一张预览表,后面各编再细讲。每一个都只是「大致对上」,差在哪里,是全书要拆的东西。
| 他的词 | 大致对上 | 差在哪里 |
|---|---|---|
| 交往理性 | 路:人和人之间的那段路 | 只许走向两人都认的那一点 |
| 有效性要求 | 路上的判错条款 | 被当成人人先天都有的 |
| 理想言谈情境 | 一张没有劲的桌子 | 发动机被拆掉了 |
| 共识 | 形状 | 同一层的交集,不升层 |
| 生活世界 | 土 | 被退成了桌子底下的背景 |
| 学习过程 | 路上的升级 | 梯子顶上早写好了 |
| 商谈原则 | 被管的人也写规矩 | 门口不点名 |
何川和叶青只是全书的第一个案例。后面还有四个,一个比一个大,证明的是同一件事。
两兄弟。 母亲老了,哥哥说送养老院,弟弟说接回家。谈了三次,吵崩一次,冷了半个月,后来母亲摔了一跤。最后长出来的办法,两个人开头都没想到:白天去社区的日间照料,晚上接回家。这个办法不在哥哥的想法里,也不在弟弟的想法里。
两个信徒。 妻子信基督,丈夫一家信佛。婚前谈得很好:都是叫人向善,都是为了家好。婆婆去世那一年,为葬礼按谁的办,吵了三天。
一家工厂。 一家合资工厂里,两边的工程师为一道工序吵了半年,一个嫌对方不按流程,一个嫌对方不懂变通。后来一起熬过一次紧急返工,现场改出来一套两边都没想到的做法,写进了厂里的规程。
一种文明。 佛教从印度传进中国,最早的人拿老庄的词去对佛经的词,找两边的对应;几百年的争论之后,长出了禅宗,一种印度没有、中国原来也没有的东西。
四个案例,一个家,一种信仰,一个行当,一种文明。每一个,都是先有哈贝马斯式的第一步:坐下来,讲理,找两边都认的那一块;每一个,长久留下来的,都不是那一块,而是后来碰出来的那样新东西。
为什么从一对夫妻讲起?因为夫妻是最小的「我们」。两个人,没有别人可以推,没有制度可以靠,每一次碰撞都落在自己身上。最小的「我们」看清楚了,大的就好懂了。
何川和叶青,会在这本书里一直陪着你。
每一章快结束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俩读到这里、说了几句话。这些话很短,有时候是一个问题,有时候是一件他们家的小事,有时候是一句没说完的话。
他们不是模范夫妻。他们吵过很多架,有的吵得很好,有的吵得很糟。他们也不懂哲学,只是在一章一章读下去的时候,慢慢发现:书里讲的那张桌子、那片土、那三个我,原来就在他们家里。
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个人一起读,读完一章,说几句。你们说的那几句,也许比书里的更要紧。
七个词在何川和叶青身上用过一遍,再在另一个案例上用一遍,你就熟了。
两兄弟为母亲的养老吵了一个月。
形状:最后长出来的那个办法——白天去社区日间照料,晚上接回家。
路:谈了三次,吵崩一次,冷了半个月,母亲摔了一跤,哥哥先打了一个电话。一先一后,顺序不能乱。
土:同一个母亲,两家各自的房子和工作,兄弟俩小时候一起挨过的打,父亲走时一起守过的夜。
回写:办法定下来以后,哥哥不再觉得送出去就是尽孝,弟弟也不再觉得接回家就是全部。下一次再有事,他们站在一片改过的土上。
一锅粥:母亲刚摔倒的那几天,愧疚、钱、时间、两家媳妇的意见,全搅在一起。
正在成形:日间照料试了第一个星期,有时候接得上,有时候接不上。
定型:三个月以后,这个办法稳住了,连母亲自己都说:「这样好。」
每章最后,有一句「带走的话」:你记不住整章,记住这一句就够了。
「带走的话」下面,还有两行小账。
第一行记:这一章里,他是开了门还是关了门,开的是形状、路、土、回写里的哪一扇。
第二行记:这一章里的那份共同,是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
两行小账一章一章记下来,读完全书,你手里就有他的一本总账。
动手之前,先清掉三个关于他最常见的误会。
第一个误会:他是个和稀泥的人。不是。他是二十世纪最硬的争论者之一。二十四岁点名质问海德格尔,五十七岁在报纸上和一批史学家为那段历史怎么讲吵得不可开交。他要的不是「大家都别吵了」,是「吵的时候只能用理由,不能用拳头和位置」。
第二个误会:他讲的是礼貌、是好好说话的技巧。也不是。他那几条要求,不是教人怎么说话好听,是一套判错的条款:一场谈话里谁在骗、谁在压、谁被挡在门外,拿它一查就知道。这是他真正的厉害处,本书一条不扔。
第三个误会:他主张凡事投票,少数服从多数。正相反。他说投票只是最后那一下,决定一张票值多少的,是投票之前那一段:理由有没有摆出来,反对的人有没有把话说完。
误会清掉了,下面进入他的一生。
讲理是第一块砖,碰撞是路,「我们」是长出来的房子。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不记他,只磨工具。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饭馆里那一晚是找到的;第三年的家规是长出来的。
编序
读这一编,请记住一个问题:一个人的理论,和他自己怎么活过来的,是不是一回事?
这一编七章,写他这个人。
第 1 章写他出生的那片土:一座莱茵兰的小城,一个新教的、体面的、心照不宣的家。第 2 章写他的嘴:生下来就是腭裂,两次手术,说话吃力。第 3 章写十五岁那年:战争结束,他第一次看见了大人们不说的那些事。第 4 章写二十四岁那篇文章,他第一次站上报纸。第 5 章写他在法兰克福研究所里当异类的那几年。第 6 章写他和几乎所有人吵过的架。第 7 章是编末:他的晚年,和全书第一个大反差。
这一编要讲的反差,一句话就能说完:他一生都站在碰撞里,他的理论却要把碰撞从桌上拿走。
编末附一张人生序列表。
一个心照不宣的家,是他一生对「不说」警觉的那片土。
每个家里,大概都有一两件这样的事:大家都知道,谁也不提。
也许是一位早年离家、再没回来的亲戚。也许是祖辈某一年做过的一件事,老人们一说到那一年,就把话岔开。也许只是爸妈之间一段冷了很多年的关系,孩子们心里都明白,饭桌上照样有说有笑。
小时候,你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又说不出是哪里。长大了,你才慢慢知道,那些没说的话,一直在这个家里干活:它们决定了谁跟谁亲,哪些话题碰不得,过年时谁坐在哪里。
哈贝马斯就是在这样一个家里长大的。只是他家那件不提的事,大到一个国家那么大。
1929 年 6 月 18 日,他生在德国西部的杜塞尔多夫,在附近一座叫古默斯巴赫的小城长大。那是莱茵兰的一座山间小城,离科隆不远,镇子不大,人和人都认识。
他家是新教家庭,在当地算体面人家。据后来的记载,他的祖父是古默斯巴赫当地一所新教神学院的院长;父亲恩斯特·哈贝马斯,在当地的工商会做主事,管的是和商人、厂家打交道的事。一个讲规矩、讲体面、讲本分的家。
用本系列的话说,这是他最早的那片土:一个小城,一个新教的、保守的、中产的家;一种「各守本分,少说闲话」的空气。
他出生四年后,1933 年,那个政权上台了。
他的父亲在那一年加入了纳粹党。多年以后,哈贝马斯描述自己的父亲,大意是:一个同情那个政权的人,一个随大流的人。
请注意这个说法。他没有说父亲是狂热分子,也没有说父亲是恶人。他说的是「随大流」。这是一个比「坏人」更难对付的词:一个体面的人,在一个体面的小城里,跟着大家一起走,不多问,不多说。那时候德国的许多家庭,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十岁那年,和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德国男孩一样,他进了希特勒青年团下面管少年的那个组织,后来还在里面当过一个小头目。那个年代的男孩,几乎没有不进去的。这件事他后来没有回避过。
说这些,不是为了给他定罪。一个十岁的孩子,谈不上选择。说这些,是为了看清他脚下那片土是什么样子:一个家,一座小城,一个国家,都在跟着一个方向走,而且大多数人,不说。
把这一章的土压成几个词,是:体面,本分,跟着走,不说。
这片土里,有一样东西最要紧,也最看不见:大家心照不宣地守着同一个「我们」。我们这个镇,我们这些体面人家,我们德国人。这个「我们」不需要讨论,不需要谁来说服谁,每个人一出生就站在里面。你要是开口问一句「凭什么」,你就站到了「我们」外面去。
记住这个「我们」。它是本书的第一面小旗,第 3 章回来拔。
这里要停下来,多看一眼「心照不宣」这四个字。
心照不宣,是一种共同。一个小城里的人,不用商量,就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不用讨论,就知道「我们」是谁、「我们」该怎么做。这份共同不是谈出来的,是一出生就被放在那里的。它最大的特点是:不许问。一问,就说明你不是「我们」的人。
请记住这种共同的样子:先在的,不许问的,大家本来就一样的。
本书后面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长大以后,用一辈子去反对这种共同,他找到的替代品,却是另一种「本来就一样」:人人在讲理这件事上,本来就有同一副能力、同一套预设。一种是「我们德国人本来就一样」,一种是「我们讲理的人本来就一样」。前一种,他看得清清楚楚,反了一辈子;后一种,他没有看见,它就是他自己的地基。
这不是说两者一样坏。前一种杀人,后一种不杀人,还护着人。本书只是要指出,他逃出了一种先在的共同,却走进了另一种先在的共同。他桌边那两把一模一样的椅子,最早的影子,也许就在这座小城里。这一处是本书的读法,待验;第四编第 20 章会回来细看。
说他之前,先还他公道。
一个在这样的家里长大的孩子,最后成了二十世纪最敢开口的德国人之一。这不是这片土自动给他的。这片土给他的是反面的教材:他亲眼看到一个人人都不开口的地方,会怎样滑下去。他后来一辈子的题目——人和人怎样才能好好把话说开,怎样才能不靠压、也不靠默契,一起立规矩——就是从这片「不说」的土里长出来的。
用本系列的图纸说,这是他人生的第一轮:土,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家和一座跟着走的小城;路,还没开始,一个孩子还看不清;形状,要等到第 3 章,等到十五岁那年,才第一次露出来。
这一章里,有一件事值得先记一笔。
哈贝马斯后来的理论,最恨两样东西:一样是「不说」,大家心照不宣,有话憋着;一样是「压」,靠位置、靠身份让别人闭嘴。这两样,在他小时候那片土里,都是天天见的。所以他后来设计的那张桌子,第一条就是:人人都能开口,谁也不许压谁。
这是他打开的一扇门,而且开得有道理。
可同一片土,也埋下了他后来关上的那扇门。一个在「大家都守着同一个我们」的地方长大、又亲眼看到这个「我们」怎样害人的孩子,会对「我们」这个词本身,生出一种很深的戒心。他后来宁可只要一个个讲理的「我」和「你」,也不肯要一个长出来的「我们」。本书第四编会看到,这份戒心,怎样一步步变成了他理论里那两把一样的椅子。
土里长出来的看见,和土里长出来的盲区,常常是同一样东西。
老周家有一个家族群,四十多个人,三代人都在里面。群里天天很热闹:早安图、养生文章、谁家孩子考上了学校、谁家添了孙子。
可有一件事,群里从来没人提:十年前,老周的大哥和二哥为了老家的宅基地闹翻了,打过官司,从此不来往。两个人都在群里,逢年过节都会发一句「新年快乐」,可从不互相回复。
四十多个人都知道,四十多个人都不说。
第 1 章说的那种「心照不宣」,今天就住在这样的群里。它看起来很和谐,一个家族,热热闹闹。可那件不提的事,一直在干活:每年清明谁去上坟、谁不去,老人八十大寿请谁不请谁,都绕着它排。
有一年,老周的女儿在群里发了一句:「今年清明,大伯二伯能不能一起去给爷爷上个坟?」
群里安静了整整一天。然后,二伯私下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说了很久。那一年清明,两个老人没有说话,可是站在了同一座坟前。
一件被说出来的事,不一定马上就好,可那片土,动了。
一个家里不提的事,并不是什么都没说。它在用另一种方式说:用一个人进门时的脸色,用一年一度的缺席,用饭桌上突然安静下来的那几秒。孩子们都听得懂这种话,只是没人把它说成一句话。
哈贝马斯后来要求,一切都要能被说成一句可以追问的话。这个要求,是从这片沉默里长出来的反面。本书同意他的一半:沉默太久,会让一个家、一个国家滑下去。本书补的另一半是:沉默里本来就有话,要把它说出来,不只要求人讲理,还要有人先去接那个脸色、那次缺席、那几秒的安静。
回到开头那件「大家都知道、谁也不提」的事。
一个家里不提的事,不会因为不提就消失。它会搬家:搬进孩子的性格里,搬进某两个人之间那段莫名的冷里,搬进每年过年时那几分钟的尴尬里。本书第六编会专门讲这件事:张力从嘴上拿走以后,会跑到心里和手上去。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件你家里人人知道、没人提的小事,不必是大事,一件就好。找一个不赶时间的时候,对一位长辈说一句:「那件事,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只问,不评。
你会发现,一件事被说出来的那一刻,家里那片土,就轻轻动了一下。
叶青:我们家也有一件不提的事。
何川:你是说我爸和我二叔?
叶青:嗯。每年过年,桌上那几分钟,你都知道。
何川:那是他们上一辈的事。
叶青:可孩子也在那张桌上。他也会学会:有些事,不提。
何川想了一会儿:那今年,我去问问我爸,当年到底怎么回事。只问,不评。
一个人人都不开口的地方,会养出一个一辈子要让人开口的人,也会养出他对「我们」这个词的戒心。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人人都能开口」的种子,是从「不说」的土里长出来的。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都不是。这一章里的「我们」,是一出生就站在里面、不许问的那一种。
一个说话吃力的孩子,比谁都依赖被听懂,也比谁都知道被听不懂是什么滋味。
也许是小学第一次站起来回答问题,一紧张,话卡在嗓子里,全班笑了。也许是你刚到一座新城市,一开口,别人就问:「你是哪里人?」也许是你的孩子,说话比别的孩子慢半拍,每次他还没说完,大人就替他说完了。
那一刻的感觉,很多人记一辈子:话在心里是清楚的,一出口就走了样;你还在这里,却好像被挤到了圈子外面。
哈贝马斯这一辈子,都带着这种感觉。
他生下来就是腭裂:上腭有一道缝,嘴和鼻腔之间没有完全合上。这样的孩子,吃奶会呛,说话会漏气,声音带着很重的鼻音,有些音怎么也发不准。
据他晚年的自述,他小时候为此做过两次手术,一次在刚出生不久,一次在上学前后。手术补上了那道缝,却没能让他的声音完全变得和别人一样。他一辈子说话都带着一点鼻音,有些字吐得不清楚。
上了学,麻烦就来了。
他后来回忆,大意是:小时候,他常常说了半天,别人听不懂;同学们会拿他的声音开玩笑;他慢慢发现,跟别人说话这件事,对他来说,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随时可能失败的。
有两句他晚年说过的话,大意值得记下来。
一句是:他从小就体会到,说出口的语言,是人和人之间的一层共同的东西;没有这一层,我们作为一个个人,根本无法存在。
另一句是:他很早就感到书面文字的好处,写下来的东西,能把口头的缺陷遮住。
2004 年,他在日本京都领一个大奖,专门讲了自己思想的两个来源,其中一个,就是这张嘴。他说,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对人和人之间怎样才能互相理解,格外敏感。
把这一章压一压,这个孩子从自己的身体里学到了两件事。
第一件:人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人活着。一个刚出生就要上手术台的婴儿,他的命是交在别人手里的:医生、护士、父母。一个人最早的样子,不是一个独立的「我」,而是一个依赖别人、被别人照顾的小东西。
第二件:被听懂,是一张入场券。你说的话别人听不懂,你就被挤到了圈子外面。交流一失败,人就被排除出去。
这两件事,后来都成了他哲学的地基。第一件,长成了他最有力的那个看见:理性不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在人和人中间。第二件,长成了他一辈子的警觉:谁被挡在了说话的圈子外面?
这一章里,他看见的东西是真的,而且是从身体里看见的,不是从书上。
很多哲学家讲「人和人互相依赖」,是推出来的。他是从手术台上、从同学的笑声里、从一次次说了半天没人听懂的经验里,知道的。所以他后来一辈子坚持:一个社会好不好,要看它能不能让每个人都开得了口,而且开口以后能被当真。
这个看见,本书一处不扔。第二编会看到,正是这个看见,让他从康德那个「一个人在脑子里想」的理性里走了出来。
这一处,本书有一个自己的读法,先标「待验」。
这个孩子的难处,在哪两块地上?在手上碰的那块地上:一张嘴,一道缝,一个发不准的音。在心里的那块地上:被笑,被挤出去,丢脸,委屈。
他后来去了哪里?去了第三块地:想法和文字。写下来,不会有鼻音;写下来,不会被打断;写下来,每一句都可以慢慢改,改到清清楚楚、有理有据。他说书面文字能遮住口头的缺陷,说的正是这个。
再看他后来设计的那张桌子。桌上只收一样东西:理由。理由要说得清楚,要经得起检查,要能被每个人听懂。口音、结巴、脸红、委屈,都不在桌上。那张桌子,很像一页写好的纸。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深的反差:一个从小说话吃力、比谁都知道被挤出去是什么滋味的人,给人类设计的那张桌子,进门的方式,恰恰是「把话讲清楚、讲出理由」,而这正是会写的人、受过训练的人最擅长的方式。
他没有忘记被挡在外面的滋味,所以他要人人都能开口。可他为开口安排的样子,是他自己从嘴逃到纸上以后,最拿手的那个样子。本书第十编会看到,后来有人正是从这里撬他:说话慢的、讲故事的、只会哭的人,他们的理由,在这张桌子上算不算数?
还有一层。这个孩子身上的那股劲,原本在手和心那两块地上。他把它搬到了想法那块地上,在那里安顿好了。本书第六编要讲的「张力搬家」,在他身上,正好是反着搬的。这一处也是本书的解释,待验。
十岁的小凯有口吃。班里选人参加朗诵比赛,没人想到他,他自己也没举手。
语文老师却来问他:「你想试试吗?」他摇头。老师说:「那你先在我办公室读给我一个人听,读不完也没关系。」
第一次,他读了三行,卡了七次。老师没有打断,没有替他念,每一次都等他自己念完那个字。第二次,他读了一整段。第三次,老师说:「你卡的地方,都是你特别想读好的地方。」
比赛那天,他站上台,卡了四次。台下有人笑了一声,很快又安静了。他读完了。
第 2 章说,被听懂是一张入场券;一张好桌子,还要认得出那些不像理由的理由。小凯那天在台上的四次停顿,也是他说出来的一部分。那位老师做的,是把门口那张名单,多写了一个名字。
很多说话吃力的人,最后都成了写字的人。写字的地方,没有人打断,没有人笑,一句话可以改十遍。那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可纸上也有纸上的代价。写下来的东西,冷,慢,把一个人的脸红、结巴、手心出汗都拿掉了。一个人在纸上安顿好了自己,就容易以为别人也都可以这样安顿。
所以本书对第 2 章的读法,是一个有温度的判断,不是一个冷的判断:他从嘴退到纸上,是一个孩子保护自己的办法;后来这张纸变成了他给人类设计的那张桌子,那是一个成年人没有回头看一眼的地方。
你家里、你班上、你单位里,大概都有一个说话慢、说不清、一急就卡住的人。
对这样的人,最常见的两种做法,一种是替他说完,一种是等他说清楚了再听。前一种把他挤出去,后一种要他先变成会说的人才能进门。
还有第三种:不要求他先把话讲成理由。让他慢慢说,让他写下来,让他画出来,让他拿一样东西指给你看,甚至让他哭完了再说。他的理由,常常就在这些不像理由的东西里。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下一次那个说话慢的人开口时,你在心里数三秒,不接话,不替他说完。三秒之后,再多等三秒。
何川:我小时候,数学课上被老师叫起来,一紧张说不出话,全班笑。
叶青:后来呢?
何川:后来我就再也不举手了。
叶青:怪不得你跟我吵架,总是先不说话,过两天再写一大段消息给我。
何川愣了一下:原来是这样。
叶青:以后你不想说的时候,写给我也行。我等。
被听懂是一张入场券;一张好桌子,不只让人人能开口,还要认得出那些不像理由的理由。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人从一开始就活在人和人中间,被挤出说话的圈子,是一种真实的伤。关门的伏笔——进门的方式,只剩下「把话讲清楚、讲出理由」。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手术台边,医生、父母和一个婴儿之间,有一份还没有名字的「我们」;它不是谈出来的,是一起熬出来的。
第一次撞击:一个心照不宣的「我们」,原来通向那里。
总有那么一天,你发现大人说的,和真实发生的,不是一回事。
也许是十几岁时,你无意中翻到一封旧信,才知道父母当年差一点离婚,而这些年他们在你面前从没露过一个字。也许是你长大后读到一段历史,发现小时候课本上、饭桌上听到的,少了最要紧的那一截。
那一刻,你看周围的大人,眼光就变了。不是恨,是一种说不出的清醒:原来一件事,可以大到那种地步,而大家就是可以不说。
哈贝马斯十五岁那年,经历的就是这样的一刻。只是他翻到的,不是一封信,是整个国家的底。
1945 年 5 月,战争结束。那一年他十五岁,再过一个多月就满十六。
接下来的一两年,德国人从广播里听到了在纽伦堡进行的审判,在电影院里看到了盟军拍下的那些营地的纪录片:堆积的尸体,瘦成骨架的人,焚尸炉。
据他后来的回忆,那是一次彻底的震动。他大意是这样说的:他在那时忽然明白,自己从小一直生活在一个在政治上犯了罪的体制里。
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一夜之间发现,他长大的那个世界——那个体面的小城,那个随大流的家,那个他十岁就进去的少年组织——是那样一个东西的一部分。
可更让他难忘的,也许不是那些画面,是画面之后的事。
据他和许多同代人后来的回忆,战后的那些年,大多数大人对刚刚发生的事,表现得若无其事。不谈,不问,不认。日子接着过,房子接着盖,很多在那个政权里做过事的人,没过几年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整个社会,像一个人人都知道、谁也不提的大家庭。
第 1 章那个「不说」的家,放大成了一个「不说」的国家。
这就是他十几岁时看见的土:一场巨大的罪,和一片巨大的沉默。
现在可以回来拔第 1 章插下的那面小旗了。
第 1 章说,他小时候那片土里,有一个大家心照不宣守着的「我们」:我们这个镇,我们这些体面人家,我们德国人。这个「我们」不需要讨论,一出生就站在里面,开口问「凭什么」,就站到了外面。
那个政权最爱用的一个词,正是一种「我们」:民族共同体。一个把所有德国人捆在一起的「我们」,一个不许里面的人说「不」、把一部分人划到外面去消灭的「我们」。
十五岁那年,他看清了:那个一出生就站在里面、不许问的「我们」,一路通向的,就是那些纪录片里的画面。
从此以后,他对「我们」这个词,有了一种刻进骨头里的戒心。
用本系列的图纸看,这是他一生的第一次撞击。
土:一个心照不宣的家,一座跟着走的小城,一个人人守着「我们」的国家。
路:广播里的审判,电影院里的画面,一次次把「不说」的东西说出来的不同。这些不同一先一后撞进一个十五六岁孩子的心里。
形状:一个对两样东西格外警觉的年轻人。一样是「不说」:大家都知道、谁也不提。一样是「我们」:一个不许里面的人说「不」的集体。
回写:这个形状,回头改写了他后来一辈子的路。他要找一个不靠「我们」、也不靠「不说」的办法,让人和人一起立规矩。他后来押上的,是两样东西:每一个人都能开口;讲理只认理由,不认身份、不认民族。后来他讲的「宪法爱国主义」——一个国家的人,认的应该是一部保障自由的宪法,而不是血统和土地——根子就在这里。本书第 39 章会回来。
他的戒心,是对的。
一个吞人的「我们」,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之一。二十世纪有太多「我们」,把一部分人划到外面,然后以「我们」的名义干了最坏的事。一个亲眼看见过这种事的少年,一辈子提防它,本书完全站在他这一边。
可这里要留一个问题,到第四编再回答:
所有的「我们」,都是那一种吗?
何川和叶青第三年长出来的那几条家规,那个孩子说的「我们家不这样」,也是一个「我们」。可它和那个民族共同体,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这两种「我们」,可以用两个问题分开。
第一问:这个「我们」,许不许里面的人说「不」?民族共同体不许。那对小两口的家,每一条家规都是两个人一次次说「不」、吵出来的。
第二问:这个「我们」,会不会被里面的人改写?民族共同体是先定的,一出生就站在里面,不许动。那个家的规矩,孩子上学了要改,老人来了要改,每一次都是里面的人一起改的。
一种「我们」是先在的、吞人的;一种「我们」是长出来的、会被改写的。
十五岁的他,看见的是前一种,而且看得入骨。本书要说的是:他从此把后一种也一起挡在了门外。他宁可只要一个个讲理的「我」和「你」,也不肯让一个新的「我们」长出来。这份戒心,救了他,也困住了他。
第四编会看到,这份戒心,怎样变成了他桌边那两把一样的椅子。
初二(三)班在年级里出了名:团结。运动会拿第一,合唱比赛拿第一,班长一句话,全班照办。
可有一个女生,一直不太合群。她不爱运动,合唱时声音小。有一次,班里为了拿流动红旗,定了一条规矩:谁拖了班级后腿,就在班会上点名。她被点了三次。第四次,她没有来上学。
一个很团结的班,一个很有力量的「我们」,把一个人挤到了外面。
第 3 章给过两个问题:这个「我们」,许不许里面的人说「不」?会不会被里面的人改写?那个班,两个都答不上来。
后来,班主任在班会上问了一句:「我们班的团结,是不是只有一种样子?」那一节班会,吵了一整节。最后,班里把那条点名的规矩改成了:谁需要帮忙,大家帮他。那个女生回来以后,被安排去管班里的图书角。她管得很好。
警惕,是看清了一样东西危险,所以小心;害怕,是因为危险,连跟它有点像的东西也一起躲开。
十五岁那年,他看清了吞人的「我们」有多危险,这是警惕。后来,他连长出来的、许人说不的「我们」也一起挡在门外,这里面,也许有一部分是害怕。
这不是指责。一个被烫过的人,怕火,是人之常情。本书只是想说:在今天,我们可以用那两个问题,分清两种「我们」;分清了,警惕就不必变成害怕。
你每天都会听到很多「我们」。
「我们班要团结。」「我们公司是一个大家庭。」「我们这种人家,不兴那样。」「我们都觉得你应该……」
这些「我们」,有的暖人,有的压人。分辨它们,不必先想大道理,只要问那两个问题:这个「我们」,许不许里面的人说「不」?会不会被里面的人改写?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下一次你听到有人说「我们都……」,先别急着点头,在心里问一句:这个「我们」里,有没有一个人其实不同意,只是没说?要是可以,就轻轻问出来:「有没有谁不这么看?」
一个「我们」,经得起这句话,就是长出来的那一种;经不起,就要小心了。
叶青:我们单位说「我们是一家人」,你们单位也说。
何川:我们那个「一家人」,去年裁了一批人。
叶青:那两个问题,拿来问问我们家:这个「我们家」,许不许孩子说不?
何川:他说不的时候,我们一般是……
叶青:一般是你说「听话」。
何川:那以后,他说不,先问他为什么。
他十五岁看见了一个吞人的「我们」,从此提防一切「我们」;可「我们」有两种,一种先定、不许说不,一种长出来、会被里面的人改写。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对「不说」和对吞人的「我们」的警觉,是他一生最可贵的看见。关门的伏笔——连长出来的那种「我们」,也一起挡在了门外。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这一章里的「我们」,两样都不是;它是一出生就划好、不许问的那一种。本书要找的第三样,要到第七编才长出来。
一个二十四岁的学生,第一次在报纸上把「不说」说破。
一位你很敬重的长辈,学问好,名气大,你从小读他的书长大。有一天你发现,他年轻时做过一件很不光彩的事,而这么多年,他从没提过一个字。
你怎么办?装作不知道,照样敬重他?还是站出来问一句:这件事,你打不打算说点什么?
大多数人会选前一种。问出口太难了:你会被说不懂事,不尊重前辈,拿别人的旧账做文章。
1953 年夏天,一个二十四岁的德国学生,选了后一种。
那一年,海德格尔把他 1935 年的一部讲课稿,以《形而上学导论》为题出版了。海德格尔是当时德国最有名的哲学家,本系列海德格尔卷写过他:他看见了存在就是显露,却把推动显露的那股劲做成了唯一的那一位。
这部讲稿里,有一句话提到那场「运动」的「内在真理和伟大」。1935 年,那场「运动」指的是什么,德国人都知道。
让年轻的哈贝马斯吃惊的,不只是这句话本身,而是 1953 年的出版方式:战争结束八年了,那些营地里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海德格尔把这部讲稿原样印了出来,这句话一字未改,前面后面,没有一句说明。
哈贝马斯那时刚读完哲学,正在写关于谢林的博士论文。他是读着海德格尔长大的一代,海德格尔的书,他读得比谁都熟。
他给《法兰克福汇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的意思是:跟着海德格尔去思考,也要反着海德格尔去思考。文章的调子很硬。大意是:一个人在那个年代说过那样的话,战后八年一言不发,现在又把它原样印出来,他到底打不打算对这件事说点什么?
一个还没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在全国性的大报上,点名质问当时德国最有名的哲学家。在那时的德国学界,这几乎不可想象。文章登出以后,引起了一场争论。
放在他的一生里看,这篇文章有三层分量。
第一层:他第一次把第 3 章那片沉默,公开说破了。十五岁时他看见的是大人们若无其事;二十四岁时,他站到报纸上,对着最有分量的那个大人,问了一句「你打不打算说点什么」。
第二层:他问的不是「你当年错没错」,而是「你现在说不说」。他要的,是一个人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把它摆到公众面前,让大家能问、能驳。这正是他后来那张桌子的第一条:说出来的话,要能被追问。
第三层:这篇文章给他定了一生的位置。他成了那种会为了公共的事,一次次站到报纸上去的哲学家。博士毕业以后,他真的当过两年自由撰稿的记者,为报纸写稿。后来关于历史责任、关于难民、关于欧洲、关于基因技术,他都在报上写过大量文章,一直写到九十多岁。
这一章里的他,本书完全站在他这一边。
一个社会里,最有分量的人说过的话,更要能被追问。有人仗着名气和位置,把旧账封起来不提,年轻人站出来问一句,这不是不懂事,是这个社会还有救的样子。
而且请注意他的方式:他没有骂人,没有揭私,没有煽动。他写了一篇文章,摆出那句话,摆出出版的事实,然后问。他用的,正是他后来一辈子主张的那种办法:摆理由,公开问,让大家去判断。
可这一章也要多看一眼:那一次,是一场碰撞。
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大人物,在报纸上撞了一下。这一撞,不是心平气和的商量,它带着火气,带着冒犯,带着风险。它没有在桌边找到两人都认的那一块,海德格尔终其一生也没有给出他想要的那个交代。
可这一撞长出了东西。它长出了一个敢开口的哈贝马斯,也在战后德国的土里,埋下了一种新的规矩:大人物的旧账,也可以被年轻人拿到报纸上问。几十年后德国人讲「面对过去」,这篇文章是最早的几次撞击之一。
这里就露出了本书第一编要讲的那个反差。他一生最有力量的时刻,几乎都是这样的碰撞:带着火气,冒着风险,不求一致。可他后来给人类设计的那张桌子,要的是心平气和,要把火气和风险都筛到桌子外面去。
他自己,是被碰撞造出来的;他的理论,要把碰撞从桌上拿走。
小林在一家单位干了八年。单位里有一位老领导,很有威望,退休前主持过一个项目。那个项目,后来被证明出了很大的问题,给单位留下一笔烂账;可老领导退休时,这件事一个字都没提,大家也都不提。
新领导来了,要清理那笔账。开会时,所有人都说「历史遗留问题」,没人说是谁的决定。
小林做了一件事:他给老领导写了一封信,很客气,只问了一句:「当年那个决定,您是怎么考虑的?我们现在要收尾,想听听您的想法。」
老领导没有回信。可一个月以后,他打来了一个电话,跟新领导聊了一个下午,说了很多当年的难处,也认了几处错。
第 4 章说,他一生最有力量的一次开口,是一次碰撞,不是一次商量。小林那封信,也是一次小小的碰撞:带着一点冒犯,也带着一点风险。可一个单位的土,就是这样一点点改的。
二十四岁的他,写那篇文章,是要付代价的:他可能从此被学界看成一个不懂规矩的年轻人,他的博士论文,写的还是一个受海德格尔影响很深的题目。
每一次真正的碰撞,都要付一点代价。正因为要付代价,很多人选择不碰。
一个社会、一个家、一个单位里,敢问一句的人多不多,常常不看大家有没有勇气,而看问一句的代价有多高。把代价降下来,是一个「我们」能长出来的前提:问了不会被踩死,说了不会被记仇。本书第十二编里给老师、给管事的人的那几条,说的都是怎样把这个代价降一点。
你单位里,大概也有一位这样的人:资格老,位置高,有些事大家都知道,没人敢问。
问还是不问,不必学二十四岁的哈贝马斯那样上报纸。可以学他的方式:不骂人,不揭私,只摆事实,只问一句。比如开会时,轻轻说一句:「上次那个项目出问题的原因,我们有没有一起复过盘?」
一句话问出去,桌上会紧一下。那一紧,不是坏事,是这个单位的土在动。
何川:我们部门那个老项目,出了问题,谁也不提是谁定的。
叶青:你想问?
何川:想,又怕。
叶青:学他:不骂人,只摆事实,只问一句。
何川:那我下周开会,问一句:那个项目,我们有没有一起复过盘?
他一生最有力量的一次开口,是一次碰撞,不是一次商量。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说出来的话,要能被公开追问;大人物也不例外。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都没有找到交集;长出来的,是战后德国土里一条新规矩:旧账可以被问。
在法兰克福,他被老师的老师挡在门外;绕道马堡,写出了第一本书。
你进了一家有名的单位,跟了一位好师傅,本以为从此一路顺风。结果你发现,单位里真正拍板的是另一位老领导,而他看你不顺眼:嫌你太冲,怕你惹事。你的东西,在他那里就是通不过。
这时候,有人选择忍,有人选择走。走,又不等于认输:换一个地方,把事做成。
1956 年,二十六岁的哈贝马斯进了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给阿多诺当助手。这个研究所,就是后来人们说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阿多诺和另一位负责人霍克海默,是那里的两根柱子。
前一年,他和乌特·韦瑟尔赫夫特结了婚。这段婚姻,一直持续到她 2025 年去世。
阿多诺很欣赏这个年轻人。可霍克海默不。据后来的记载,霍克海默觉得他的政治倾向太激进,写的东西太直,会给这个刚刚从流亡中回来、好不容易在联邦德国重新站住脚的研究所惹麻烦。他写的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的长文,让霍克海默很不高兴。
他本来想在研究所里写教授资格论文,题目是公共领域。霍克海默那一关,过不去。
他离开了法兰克福,去了马堡,找到一位愿意接收他的导师:法学家沃尔夫冈·阿本德罗特。1961 年,他在马堡通过了教授资格。差不多同时,海德堡的伽达默尔和洛维特把他请去当了教授。
1962 年,那篇论文出版了,书名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是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也是他一生被引用最多的书之一。本书第三编会细讲它:十八世纪的咖啡馆、沙龙和报纸,怎样让一群人第一次可以不论身份、就事论事地谈公共的事。
两年后,1964 年,他回到了法兰克福,接的正是霍克海默留下的哲学和社会学教席。
这一段有两件事,要记在本书的账上。
第一件:他在研究所里撞到的,是一种很具体的「压」。不是讲理讲输了,是一位位置更高的人,嫌你冲、怕你惹事,就让你的东西通不过。他后来一辈子说「讲理只能靠理由,不能靠位置」,这一段是他亲身吃过的亏。
第二件:他没有在那张桌子上赢。他是绕开那张桌子,去了另一片土,才把事做成的。马堡的导师,海德堡的前辈,是另一片土里的另一些人。他的第一本书,不是在法兰克福的桌子上谈出来的,是换了一片土长出来的。
这一段里,他的反应,是一个年轻人最成熟的那种反应:不在原地硬撞到头破血流,也不低头改自己的东西去讨好,而是换一片土,把事做成,再回来。
而且请注意:他回来的时候,接的是当年挡他那个人的位子。可他没有把这一段写成一个报复的故事。据后来的记载,他一辈子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都保持着敬意,在书里认真地和他们讨论。一个人吃过「压」的亏,却不把它变成恨,这很难得。
这一段里,他又一次是被碰撞推着走的。
在法兰克福,他和霍克海默撞了。这一撞没有长出共识,长出来的是一次出走。出走不是失败,是四种结算里的一种:暂停,换一片土。本书前面说过,一场碰撞有四种结算,一致、暂停、换题、开出一条新路,没有高低。他的第一本书,就是「暂停加换土」这一格里长出来的。
他后来那张桌子,只认一种结算:谈到一致。可他自己的人生,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别的几种结算,常常更长出东西。
还有一处,值得提前记下。他在马堡写成的那本书,讲的是一个地方:一个可以不论身份、就事论事的场子。可他自己,恰恰是因为身份和位置被挡在一个场子外面,才去写这本书的。第三编会看到,这本书写得最好的,是场子里面的样子;写得最少的,是门口。
小许进了一家设计公司,交的第一个方案,被主管退回了三次。主管说:「太冲了,客户接受不了。」
小许不服,觉得自己的方案是对的。第四次,他没有再改,而是把方案拿去给另一个部门的一位前辈看。前辈看完,说:「你这个方案,放在我们这边的一个项目上,正合适。」
那个方案,后来在另一个项目上做成了,客户很满意。一年以后,当初退回他方案的那位主管,来找他合作。
第 5 章说,他的第一本书,是被挡在门外以后,在另一片土里长出来的。碰撞的结算有四种,出走、换一片土,也是一种。小许没有在原来那张桌子上赢,他换了一片土,把事做成了。
很多人把离开一张桌子,看成是输了。哈贝马斯自己的桌子,也只认谈到一致这一种结算。
可他自己的职业路,第一步就是出走。出走以后,他没有断,而是在另一片土里,把那件原本要在法兰克福做的事做成了;几年后回来,他和当年挡他的那个人所在的研究所,又重新接上了。
这就是本书说的「暂停」和「换题」:它们不是认输,是碰撞的另一种走法。有时候,一场碰撞要换一片土,才能走完。
回到开头那个被老领导卡住的年轻人。
如果你是他,可以记住哈贝马斯这一段的三件事。一,被压,不一定要在原地撞到底;换一片土,把事做成,也是一种结算。二,把事做成,比赢那一场架要紧。三,回来的时候,不必记仇;当年挡你的人,也可以成为你认真对话的人。
如果你是那位老领导,也可以记一件事:一个冲的年轻人,常常是一个单位最值钱的碰撞。挡住他,你省了一时的麻烦,也可能把一本书挡到了别处。
叶青:我那年被部门领导压了一年,差点辞职。
何川:后来你去了新部门,反倒做成了那个项目。
叶青: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输了。
何川:书上说,换一片土,也是一种结算。
叶青笑了:早知道就不哭那么多次了。
他的第一本书,不是在那张桌子上谈出来的,是被挡在门外以后,在另一片土里长出来的。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讲理不能靠位置,这是他亲身吃过的亏。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没有交集;长出来的是一次出走,和另一片土里的一本书。
七十年里,他和几乎每一个重要的人都吵过;吵的时候认过错,吵完以后和解过。
你身边大概有这样一个人:什么事都要争个明白。开会他发言最多,饭桌上他跟人辩,朋友圈里他跟人论。有人嫌他烦,有人服他。你慢慢发现,这样的人有一个特点:他吵,但不记仇;吵完了,照样一起吃饭。
哈贝马斯就是这样一个人,只是他的饭桌,是整个欧洲。
六十年代末,他和伽达默尔吵了一场,这场争论后来被叫作诠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之争。
伽达默尔是当年把他请到海德堡去的人,本系列伽达默尔卷写过他。伽达默尔说:人理解任何东西,都是站在传统里理解的;你想批判传统,你手里拿的那把尺子,本身也是传统给你的。
哈贝马斯说:你把传统讲得太温和了。传统里也有被扭曲的沟通,有权力,有压迫;而被扭曲的那一方,常常连自己被扭曲了都说不出来。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能站出来批判传统的地方。
两个人谁也没说服谁。可这场架,把他逼着去找那个「能站出来批判传统的地方」。他后来找到的,就是「讲理这件事本身」。
也是六十年代,德国社会学界有一场著名的争论,后来叫「实证主义之争」。一边是阿多诺和他,一边是波普尔和他的德国弟子阿尔伯特。本系列波普尔卷写过波普尔:他看见了知识在错误里一代代地长,却只给理论开死亡证明,不给它开出生证明。
吵的是:研究社会,能不能像研究自然那样,只管事实、只管检验?哈贝马斯说不能:研究社会的人自己就站在社会里,他的问题、他的兴趣,早就决定了他看见什么。这场争论,是他后来那本《认识与兴趣》的前奏。
1967 年,德国学生运动正在高潮。一个学生在抗议中被警察开枪打死,全国震动。
在一次会上,哈贝马斯当面批评学生运动里最激进的那一派,用了一个极重的词,说那是一种「左派法西斯主义」。他本来是学生们最亲近的教授之一,这一个词,让他在左翼里挨了很多年的骂。
他后来承认,这个词用重了。可他没有收回他的担心:一场以解放为名的运动,如果开始只认一种声音、不许别人说「不」,它就离第 3 章那个吞人的「我们」不远了。
1971 年,他和社会学家卢曼合出了一本书,书名就是两人的争论。卢曼说:社会不是由人组成的,是由一次次沟通组成的;社会这台机器自己组织自己,并不需要大家达成共识。哈贝马斯说:那人去了哪里?讲理去了哪里?一个不需要共识的社会,凭什么说它是对的?
这场争论,本书第十编还会回来。卢曼有一句话,本书会借用:成功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
1986 年,他五十七岁,又站上了报纸。
那一年,几位史学家发表文章,有的把那个政权的罪行,说成是对别国做法的一种反应,有的说德国人该放下这段历史,重新找回民族的自信。他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点名反驳,调子和三十三年前质问海德格尔时一样硬。这场争论,后来叫「历史学家之争」。
他要守的,还是那一件事:那段历史不能被相对化,不能被说成「别人也那样」;德国人的认同,不能再建在民族和血统上,只能建在一部保障每个人自由的宪法上。
八十年代,他出了一本书,叫《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在书里和从尼采一路下来的那些人一一交锋:理性是不是只是一种权力?启蒙是不是已经失败?
他和福柯约好了要当面谈一场,没谈成,福柯 1984 年去世了。本系列福柯卷第 54 章写过这场没开成的会。
他批评德里达批评得最凶。德里达反批他:你那种透明的、人人都能完全听懂的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老式的形而上学。两个人僵了好多年。后来,两人和解了。2003 年伊拉克战争之后,他们还联名发表过一篇文章,谈欧洲该怎样走下去。
他和罗蒂吵了二十多年,吵的是「对」这个字里,有没有超出眼前这群人的东西。两个人一直是朋友。本系列罗蒂卷第 35 章写过这一对。
九十年代,他又和罗尔斯在期刊上来回交锋。2004 年,他和当时还是枢机主教的拉青格公开对谈。这两场,本书第五编和第八编会回来。
把这七十年的架放在一起看,有三件事,值得普通人学。
第一,他吵的是事,不是人。和他吵得最凶的人,许多后来都是他的朋友。
第二,他会认错。「左派法西斯主义」那个词,他承认用重了;公共领域那本书被人指出只写了有产的男人,他后来在新版序言里修正了说法。一个人吵了一辈子,还肯认错,说明他吵,是为了把事情弄对,不是为了赢。
第三,他会和解。和德里达僵了那么多年,最后联名写文章。和解不是谁认输,是两个人都在吵里长出了一点东西。
请把这一章,和他那张桌子并排放。
他那张桌子,要的是心平气和,要把火气、立场、身份都筛到桌外,只留下理由,谈到两人都认为止。
他自己的七十年,是另一个样子:带着火气吵,用错过词,僵过好多年,没有一场架是在桌边谈出一致的。可是这七十年,长出来的东西多得惊人:他自己的理论,是一场场架逼出来的;德国人怎样面对那段历史的规矩,是一场场架定下来的;他和德里达最后那篇联名文章,是一场十几年的架结出来的。
这正是本书第五条承重命题说的:理性的同一性,是通过碰撞、自组织、涌现出来的,才会长久。他用自己的一生,给这条命题作了证;他的理论,却没有把这一生写进去。
老陈和老何是大学同学,一个学经济,一个学历史。二十年来,每次聚会必吵:一个说市场能解决问题,一个说历史不是这么走的。吵得脸红脖子粗,旁人劝都劝不住。
可每次吵完,两个人都会约下一次。老何生病住院那年,第一个赶到医院的是老陈。
有人问老陈:「你们天天吵,怎么感情还这么好?」老陈说:「跟他吵,我才知道自己哪里想得不对。别人都顺着我,只有他不。」
第 6 章说,他一辈子最会吵架;他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吵出来的。老陈和老何这二十年,就是一场吵出来的友谊:吵事不吵人,会认错,吵完了约下一次。
会吵架的人,吵的是事;不会吵架的人,吵的是人。
吵事,是说:这件事,我觉得你想得不对。吵人,是说: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前一种吵完了,事情往前走了一步;后一种吵完了,两个人各退一步,离得更远。
他七十年的架,几乎都是前一种。这是他留给普通人的一样好东西。本书说他的理论没有给吵留位置,可他的人生,给了一个怎么吵的样子。
你身边那个什么都要争个明白的人,下次再和你吵,可以换一个眼光看他:他是在和你碰,不一定是在和你过不去。
问自己三件事。我们吵的是事,还是人?吵完以后,我们有没有谁认过一句错?这一场架,有没有让我们俩之间长出一点什么,一个新的说法,一条新的默契?
三件事都有,这就是一场好架。
叶青:你跟你那个老同学,每次聚会都吵。
何川:吵完了还约下次。
叶青:那我们俩吵完了,是不是也可以约下次?
何川:什么意思?
叶青:以后吵到一半,谁也不想吵了,就约好:明天晚饭后接着吵。
何川:接着吵……听着怪怪的,可好像真管用。
他一辈子最会吵架;他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吵出来的,只是他的理论里,没有给吵留位置。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吵事不吵人,会认错,会和解。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七十年里几乎没有找到过交集;长出来的,是他的理论、一个国家面对过去的规矩,和几段吵出来的友谊。
湖边的晚年,一张人生序列表,和全书第一个大反差。
给一位老人过九十岁生日,儿孙们围着他,请他讲讲这一辈子。他讲的,常常不是顺风顺水的那些年,而是几次大的坎:哪一年差点过不去,哪一年和谁闹翻了,哪一年又和好了。讲到最后,他会说一句:「人这一辈子,就是这么磕磕碰碰过来的。」
可你要是请同一位老人给年轻人讲讲「怎样过好日子」,他讲的,常常是另一套:要和气,要忍让,要讲道理,少跟人争。
一个人自己怎么活过来的,和他教别人怎么活,常常不是一回事。
1971 年,他离开法兰克福,去了慕尼黑南边的施塔恩贝格,和物理学家、哲学家魏茨泽克一起主持一个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研究科学技术时代人的生活条件。在那里的十年,他写出了一生最重的书:1981 年出版的两卷本《交往行为理论》,一千多页。
1983 年,他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教,一直到九十年代退休。退休以后,他住回施塔恩贝格湖边,一住就是三十多年。
这三十多年,他没有停下来。《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论法律和民主。一系列关于欧洲、关于基因技术、关于宗教的文章和小书。2019 年,他九十岁,出了一部一千七百多页的两卷本,书名朴素得出奇,意思是「这也是一部哲学史」,讲的是信仰和知识两千多年来怎样互相学习。2022 年,九十三岁,他又写了一本小书,谈手机和网络时代的公共领域,书名是《公共领域新的结构转型》,和六十年前那第一本书遥遥相对。
晚年也有痛。2023 年,他的女儿去世;2025 年,与他共度七十年的妻子乌特去世。2026 年 3 月 14 日,他在施塔恩贝格去世,享年九十六岁。
把第一编七章收成一张表。每一行写四件事:那一段的土,那一步撞进来的不同,显露出来的样子。
| 时段 | 土 | 那一步的不同 | 显露出的样子 |
|---|---|---|---|
| 1929—1939 | 莱茵兰小城,新教的体面人家,随大流的父亲 | 生来腭裂,两次手术,被同学笑 | 一个依赖被听懂的孩子;退向文字 |
| 1939—1945 | 一个人人守着同一个「我们」的国家 | 十岁进少年组织;战争 | 一个跟着走的男孩 |
| 1945—1949 | 废墟,沉默的大人 | 广播里的审判,纪录片里的营地 | 对「不说」和吞人的「我们」刻骨的警觉 |
| 1949—1956 | 大学,海德格尔的影子,战后的遗忘 | 1953 年那篇文章;两年记者 | 一个敢在报上开口的人 |
| 1956—1964 | 法兰克福研究所,霍克海默的戒心 | 被挡在门外,出走马堡 | 第一本书《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
| 1964—1981 | 教席,学生运动,一场接一场的论战 | 和伽达默尔、波普尔一派、学生、卢曼吵 | 一个替理性找落脚点的人;《交往行为理论》 |
| 1981—1994 | 联邦德国的成熟,欧洲 | 历史学家之争,和福柯、德里达、罗蒂吵 | 德国最有公共分量的知识分子 |
| 1994—2026 | 湖边,统一后的德国,机器开口的时代 | 和拉青格对谈,和德里达和解,丧女、丧妻 | 一部信仰与知识的大书;一个承认世俗理性有说不上话之处的老人 |
一行一行看下来,这是一条标准的发生序列:每一段的土,都被上一段撞出来的样子改过;每一次撞击,都长出了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
现在可以把第一编要讲的那个反差,正式摆出来了。
他的一生: 被碰撞造出来的。一张吃力的嘴,一次十五岁的震动,一篇冒犯的文章,一次被挡在门外的出走,七十年大大小小的架。几乎每一样长出来的东西,都不是在桌边心平气和谈出来的,而是撞出来、熬出来、僵了很多年又和好的。
他的理论: 要把碰撞从桌上拿走。人人心平气和,只认理由,谁也不压谁,谈到两人都认为止。火气、身份、委屈、冒犯,都筛到桌外。
一个被碰撞造出来的人,设计了一张没有碰撞的桌子。
本系列里这样的反差不少。康德的一生是港口、牌桌、书信和十一年的碰撞,书里却说认识的形式先天就在。黑格尔自己是被好几样东西撞出来的,留给后人的却是一台先定方向的机器。哈贝马斯是这一串里最新的一位。
第二编会细讲,这里先说一句人性的话。
一个十五岁时亲眼看见碰撞变成暴力、「我们」变成深渊的人,一辈子都在想:怎样才能让人和人之间的张力,不再滑到那里去?他的答案是:让张力在进门之前就被筛掉,只留下最干净的那一样,理由。
这个答案,出自一份很深的恐惧,也出自一份很深的善意。本书要拆它,但不笑它。
他活了九十六岁,一辈子高产,头脑清楚到最后。本书有一个自己的读法,标「待验」:这也许和他身上的张力「没有搬家」有关。
第六编会讲,张力从桌上被拿走以后,常常会搬去心里和手上:心里憋着,手上拖着。他这个人恰恰相反:他的火气不藏,都写在了报纸上、书里、一场场公开的论战里,一轮一轮走完;他有一个几十年的家,一份稳定的教职,一片湖边的安静。三块地上,他的张力都有出口。
这个读法要小心。他活在二十世纪的医疗里,家境、婚姻、基因都在起作用;本系列里短命的几位哲学家,大多活在更早的年代,跨世纪比寿命,差不多等于比医疗。所以本书只把它立成一条可以查的命题:同一时代、条件相近的人里,张力能在自己所在的那块地上走通的,是不是更长寿?查出来不是,这一条就撤回。
刘老师教了三十年书。在课堂上,她总是教学生:「同学之间要友爱,有矛盾好好说,不要吵架。」
退休那天,学生们问她这辈子最难忘的是什么。她想了想,讲了三件事:刚工作那年,和老教研组长为一堂课吵到拍桌子;四十岁那年,为一个被冤枉的学生,跟校长争了一个星期;五十岁那年,和自己的女儿冷战了半年,后来和好了。
她讲完,自己也笑了:「我教你们不要吵,我自己吵了一辈子。」
第 7 章说,一个被碰撞造出来的人,设计了一张没有碰撞的桌子。很多人都是这样:自己怎么活过来的,和教别人怎么活,不是一回事。
一个人教别人时,总想把自己走过的最难的那一段省掉。父母不想让孩子吃自己吃过的苦,老师不想让学生走自己走过的弯路,一个经历过深渊的思想家,不想让后人再走近深渊。
这是好心。可好心常常会把那一段路上最要紧的东西,也一起省掉了:那些碰撞,那些弯路,那些熬过来的夜,正是一个人长成的地方。
他给人类设计了一张没有碰撞的桌子,也许就是这样一份好心。本书说,那一段路,不必省;要做的,是让它走得不那么危险。
回到开头那位九十岁的老人。
下一次你听长辈讲「怎样过好日子」,可以多问一句:「那您自己,是怎么过来的?」他讲的那几个坎,常常比他给你的那几句道理,更值得带走。
也可以反过来问问自己:我教孩子的那一套,和我自己真正走过来的那一套,是一回事吗?我是不是也在教他「少跟人争」,自己却是一次次争过来、才长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何川:我妈总教我们「和气生财,少跟人争」。
叶青:可你妈自己,跟你姑姑吵了一辈子。
何川:对,还吵出了一个一起开的小卖部。
叶青:所以听长辈讲道理,也要听听他们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一个被碰撞造出来的人,设计了一张没有碰撞的桌子;读他,要把他的一生和他的理论并排放。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总账——他一生的每一步都开着门;他的理论,在桌边把门关上了。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他的一生,几乎全是长出来的;他的理论,只收找到的那一种。
一,你家里有没有一件「人人知道、没人提」的事?它这些年在干什么活?
二,你小时候有没有一次被笑、被挤出圈子的经历?它后来长成了你身上的什么?
三,你参与过的「我们」里,哪一个许人说不?哪一个不许?
四,你这辈子最有力量的一次开口,是一次商量,还是一次碰撞?
五,你教给孩子的,和你自己真正走过来的,是一回事吗?
编序
读这一编,请记住一个问题:两个吵了两百年的人,底下有没有一块他们共同站着、却谁也没提的地?
这一编五章,写他接手的是哪道题。
每一位哲学家,都是走进一个已经吵了很久的战场。哈贝马斯走进的,是两百年前就开始的一场架:康德说,道德是普遍的,一切讲理的人在理性上都一样;黑格尔说,那样的道德是空的,人是在一个活的「我们」里成为人的。
第 8 章写康德的那一把椅子。第 9 章写黑格尔的「我们」,和他对康德的四条批评。第 10 章写这两人吵得那么凶,却共有一个谁也没说出口的前提,以及这份前提怎样经过几个人接力,传到了哈贝马斯手里。第 11 章写他想解开的那个结:不靠压,规矩从哪里来。第 12 章写他的方向:想从康德那里出发,走到黑格尔的「我们」,却停在了半路。
这一编对应第八条承重命题,也是判决一的前史。
在康德那里,一切讲理的人,在理性上本来就一样。
排队买票,有人插到你前面。你心里冒出一句话:「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这队还排不排了?」
你没有查过法律条文,也没有问过别人,你是在自己脑子里做了一个小实验:假如人人都这样做,会怎样?结果是这件事根本做不成。于是你知道:插队不对。
这个小实验,有一个两百多年前的主人。他叫康德。本系列康德卷写过他:他看见了现象是「做出来的」,却把做现象的那台机器焊死了。
康德说,人认识世界,不是一面镜子被动地照,而是头脑主动地「做」:时间、空间、因果这些框子,是头脑带来的,世界要通过这些框子,才能被我们认出来。康德卷用的比喻,是一副眼镜。
要紧的是下一句:这副眼镜,人人都一样。不管你生在哪里、哪个年代,头脑里的框子是同一副。所以一个判断,才能对所有人都成立。
这是第一处同一:认识上,人人先天一样。
插队那个小实验,就是康德说的道德检验:你要做一件事时,问一问,如果人人都照这条规矩做,行不行?行,才可以做。
这个检验,一个人在自己脑子里就能完成。因为在康德看来,理性是一样的:你在脑子里想通了的道理,别人在他脑子里也一定想得通。
康德还有一个很美的说法:一切讲理的人,组成一个「目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每个人都是立法的人,也都是守法的人;每个人都被当成目的,不被当成工具。
这是第二处同一:道德上,一切讲理的人,受同一条法则管,也都能写出同一条法则。
第三处最容易被漏掉,却离哈贝马斯最近。
你看到一幅画,说「这真美」。你说这句话时,心里是要求别人也同意的,不是说「我个人喜欢」。康德说,这是因为我们预设了人人有一种共通的感觉。
他还说,要做出好的判断,一个人要学会「扩大自己的想法」:站到每一个别人的位置上,从他们的角度去想一想。
本系列康德卷说过,这份共通感,是那个后来被叫作「三号位」的东西,在他那里第一次露面:一片场,人人在里面有一个位置。
这是第三处同一:人人有同一种共通的感觉,人人可以站到人人的位置上去。
康德这把椅子,是人类思想里最了不起的发明之一。
它说:不管你是国王还是仆人,是富人还是穷人,在讲理这件事上,你和别人一样。这句话,是后来一切人权、一切平等的地基。插队不对,不是因为谁规定的,是因为你自己一想就知道;一个人不能被当成工具,不是因为谁恩赐的,是因为他和你一样是讲理的人。
哈贝马斯一辈子不肯放弃的,正是这一点。第 3 章那个十五岁的少年,看见了一个民族的「我们」怎样把一部分人当成工具、划到外面去。他要找一个比任何民族、任何传统都硬的地基,他找到的,就是康德这把椅子:人人理性上一样,谁也不能被划出去。
可这把椅子,有一个问题,本系列康德卷已经点出过。
它是先摆好的。人人头脑里那副眼镜,出厂就定;人人心里那条法则,生来就有;人人那份共通感,预设就在。同一性,放在了起点。
为什么看上去像是先在的?康德卷用过一把工具,叫「器具可消」:一样工具对所有人都一样时,在比较里就可以消掉,于是看上去好像根本不存在,好像有一个赤裸的「人一般」。人人都戴着同一副眼镜,没有人摘下来过,于是大家以为眼镜就是眼睛。
还有一处。插队那个小实验,是一个人在自己脑子里做的。他想通了,就以为别人也一定想得通。可要是你在脑子里想通的「人人都这样做」,和另一个人想通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呢?一个在乡下长大的人和一个在城里长大的人,想的「人人」,未必是同一群人。
一把椅子,一个人坐,就以为坐的是人人。
小区业委会要定一条规矩:晚上十点以后,不许在楼下跳广场舞。理由很充分:人人都要休息,要是人人都十点以后跳,谁也睡不好。
这是康德那个检验:人人都这样做,行不行?不行。所以不许。
可跳舞的阿姨们说:我们白天要带孙子、要做饭,只有晚上这一点时间;而且,楼下那片空地,白天是停车场。
制定规矩的人,在自己的脑子里做了一次「人人」的检验;可他脑子里的「人人」,是上班族,是要早起的人。那些白天带孙子的阿姨,不在他那个「人人」里。
后来,业委会和阿姨们一起商量,长出了一个办法:把跳舞挪到小区另一头的空地,九点半结束,周末可以到十点。
第 8 章说,真正的换位,不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在两个人之间。
康德那个检验,要一个人在脑子里想「人人」。可一个人的脑子,装得下多少人?
一个在城里长大的人,脑子里的「人人」,多半是城里人;一个在乡下长大的人,脑子里的「人人」,多半是乡下人。一个人再有想象力,也只能从自己那片土里,去想别人。
所以哈贝马斯把这个检验,从一个人的脑子里,搬到了真实的人群里,是一大步。本书再多走一步:光把人请到桌边还不够,还要让他们真的碰,真的改,真的长出一个谁的脑子里原来都没有的「人人」。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话。它们都是康德那把椅子的中国远亲。
它们很有用。可它们有一个用法上的陷阱:你「换」到别人的位置上时,带过去的,还是你自己的眼光。你以为你在替他想,其实你是在替一个和你一样的人想。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下一次你想「换位思考」时,别在脑子里换,去问。直接问那个人:「这件事,你那边是什么样子?」他说出来的,常常和你替他想的不一样。
叶青:我以前觉得换位思考就是在脑子里想一想。
何川:我也是。我每次都觉得我已经替你想过了。
叶青:可你替我想的,常常不是我想的。
何川:那以后我不在脑子里换了,我直接问你。
叶青:嗯,问比想准。
康德的椅子让人人平等,也让人以为人人一样;真正的换位,不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在两个人之间。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讲理上人人平等,谁也不能被当成工具。关门——同一性放在起点,一个人在脑子里坐一把椅子,就以为坐的是人人。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都不是;康德的「我们」,是一切同一的讲理者加在一起,是先在的。
黑格尔说:人不是在自己的脑子里,是在一个活的「我们」里成为人的。
一个孩子在学校学到了「人人平等」,回家以后发现,家里有很多规矩不是这样的:爷爷先动筷子,长子说话分量重,过年给哪家多少礼,都有讲究。他拿课本上的道理去问,大人说:「书上是书上,日子是日子。」
孩子觉得大人不讲理。大人觉得孩子不懂事。可两边都有一半是对的:书上的道理是普遍的,日子里的规矩是活的;前一个说得清,后一个过得下去。
两百年前,黑格尔就站在大人这一边,对康德说了这句话。
黑格尔说,一个人成为一个人,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想出来的,是在和别人的相互承认里长出来的。本系列黑格尔卷写过他那段著名的「主人和奴隶」:两个人互相较劲,谁都想被对方承认,一方赢了,另一方输了;可赢的一方发现,一个奴隶的承认不值钱,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和他平等的人的承认。
在他那本《精神现象学》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一个人的「我」,从一开始就长在一个「我们」里:一个家,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套风俗和制度。他管这个活的「我们」叫伦理生活。
站在这个「我们」上,黑格尔对康德那把椅子,提了几条很重的批评。一百多年后,哈贝马斯自己把它们归成了四条。
第一条,形式主义。 「人人都这样做行不行」这个检验,只是一个空框子,什么内容都能装进去,也什么内容都推不出来。
第二条,抽象。 它只看一个普遍的「人」,看不见具体的人:他在哪个家里,受过什么伤,欠着谁,被谁欠着。
第三条,无力。 它只会说「应当」,说完了,日子照旧。一条落不到风俗和制度里的道理,没有力气。
第四条,纯粹良心的恐怖。 一个人只凭一颗纯洁的心去行动,认定自己是对的,谁都不听,最后可能为了道理去伤人。
这四条,每一条都打得很准。
那个问「人人平等为什么家里不平等」的孩子,要是只拿课本上的道理去改他的家,这个家大概会被他改坏。他得先知道这个家的规矩是怎么来的,它们撑着什么,再想怎样改。黑格尔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要在一片活的土里长,才有内容,才有力气。
本书说捆住人的是那片土(第二条承重命题),在黑格尔这里,能找到一个很早的远亲。
可黑格尔那个「我们」,也有它的病。本系列黑格尔卷判得很清楚:他那台机器,方向是先定的,一路往上,终点是「绝对精神」;土被焊死,还兼任裁判;回写被加了盖,只准朝后看。
说得家常一点:黑格尔的「我们」,是一个越长越大的大人,最后大到把所有的小孩都收进自己的身体里。个人在里面,不再有自己的声音。
顺便清一个误会。很多人背过「正、反、合」,以为那是黑格尔的招牌。其实这三个词,他自己几乎没用过,是后人替他概括的。可那个概括有一处没说错:他的「合」,方向是先定好的。
第 3 章那个十五岁的少年,最怕的,正是这样一个把人收进去的「我们」。在他那片土里,这样的「我们」刚刚被叫作「民族」,刚刚杀过人。
所以哈贝马斯站在了一个两难里:黑格尔那四条,他认;可黑格尔的「我们」,他怕。
城南有一家开了六十年的老面馆。店里有很多规矩:面要当着客人的面下,汤头每天凌晨三点熬,老主顾来了不用点单,伙计就知道他要什么。
新来的年轻店长,读过很多管理的书。他觉得这些规矩太随意,要改成标准流程:每碗面的克数、每锅汤的时间、每个员工的职责,都写成条文。
条文写得很清楚,很普遍,放到哪一家店都能用。可推行了三个月,老主顾少了一半。一位老主顾说:「面还是那碗面,就是吃着不像以前了。」
老师傅跟店长说了一句话:「规矩写在纸上的,是规矩;规矩长在人手上的,是这家店。」
第 9 章说,黑格尔认为道理要长在一个活的「我们」里才有力气。老面馆那些没写下来的规矩,就是这家店的伦理生活。店长后来没有全废那些条文,可他留下了几条老规矩:老主顾来了不用点单,汤头还是凌晨三点熬。他说,条文管得住一碗面,管不住一家店。
书上的道理,说得清,走得远,可以放到任何一个地方;家里的规矩,说不太清,走不太远,只在这一家管用。
很多人觉得前一种高级。黑格尔提醒了一件事:后一种,才让人过得下去。
本书的看法,在两者之间:书上的道理,是碰撞时可以拿来用的尺子;家里的规矩,是碰撞以后长出来的东西。一个家,既要有尺子,也要有自己长出来的规矩。只有尺子,这个家是冷的;只有规矩,这个家是闷的。
回到那个孩子。
「书上是书上,日子是日子」,这句话,大人常常用来堵孩子的嘴。可它其实可以是一个开头:日子里的规矩为什么是这样?它撑着什么?它有没有伤着谁?能不能改一改?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挑一条家里的老规矩,和孩子一起,查一查它的来历。问问老人,它是怎么来的,当初为了什么。查完了,再商量它今天还要不要,要不要改一点。
这样,孩子手里那条课本上的道理,就落进了家里那片土;家里那条老规矩,也被一个新的眼光碰了一下。
何川:我们家那几条规矩,要是写成条文,也挺可笑的。
叶青:比如「谁先气消谁先说昨天我说重了」?
何川:条文里写不出那个味道。
叶青:所以规矩要长在日子里,不是贴在墙上。
黑格尔说道理要长在一个活的「我们」里才有力气;可他的「我们」越长越大,最后把人收了进去。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人在相互承认里成为人,道理要落进土里才有力气。关门——「我们」的方向先定,个人被收进去。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黑格尔的「我们」是长的,可它长向一个先写好的终点。
康德和黑格尔吵得那么凶,却站在同一块地基上:主体是先在的。
两个邻居为院墙吵了十年:墙该往东挪半米,还是往西挪半米。一个拿出爷爷那辈的地契,一个拿出村委会的红头文件。吵到最后,来了一个外地人,问了一句:「这块地,当年是谁家的?」
两个人都愣住了。原来这块地,早年是村里的公地,谁家的都不是。他们吵了十年墙往哪边挪,却都默认了一件从没说出口的事:这块地本来就该分给我们两家。
本系列拆每一位哲学家,都要找这样一个东西:吵架的双方,共有而没说出口的那个前提。
康德和黑格尔,一个说理性人人同一,一个说人在活的「我们」里成人。看上去是两头。
可往下挖一层,他们站在同一块地上:总有一个主体,是先在那里的。
在康德那里,是一个小主体。每个人头脑里,先天有同一副眼镜,同一条法则,同一种共通感。这个主体不是长出来的,是先装好的。
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大主体。「精神」在历史里一步步展开自己,个人、家庭、国家都是它展开的一站。它也不是长出来的:它的终点,在它出发时就写好了。
一个小,一个大,都是先在的。两个人吵的,是这个先在的主体住在每个人心里,还是住在整个历史里;谁也没问:主体本身,会不会是在一次次碰撞里才长出来的?
这块地基,没有停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它被一代代人接着往下传,每一代换一个地方安放,却都没有拆。
第一棒,是胡塞尔。本系列胡塞尔卷写过他:一个坐在正中、不许被改写的「看的人」。晚年的胡塞尔发现,一个「我」单独坐在正中,解释不了我们为什么共有一个世界。于是他讲「主体间性」:许多个「我」,一起构成同一个世界。
可这许多个「我」,每一个都还是那个坐在正中的「看的人」,只是多了几把同样的椅子。
第二棒,是一位美国人,米德。他的学生根据课堂笔记,在他死后编了一本书,讲的是一个人的「我」是怎样来的。
米德说:一个孩子,先学会扮演妈妈、扮演爸爸、扮演小伙伴,一个个角色轮流来;慢慢地,他把所有别人的眼光收进自己心里,长成一个能站到「任何一个人」位置上的「我」。他管这个收进心里的「任何一个人」,叫「普遍化的他者」。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看见:「我」是从「你」和「他」那里长出来的。哈贝马斯后来反复借用它。
可请注意这个「我」长成以后的样子:它心里装着一个「任何人」,而这个「任何人」,人人心里都一样。长的过程是真的,长成的结果,又回到了一把同样的椅子上。
第三棒,是哈贝马斯的同代人、一辈子的同道阿佩尔。
阿佩尔走得比谁都直。他说,任何人只要认真地和别人讲理,就已经预设了一个「理想的交往共同体」:一群人人都能说话、人人都讲理、没有人压人的说话者。这个共同体,是先验的,也就是在一切具体谈话之前、作为条件就已经在那里的。
到了阿佩尔这里,那块地基几乎被写成了明文:讲理的人,先天同一;他们的共同体,先天就在。
哈贝马斯接过了这一棒,做了一件很有分寸的事:他把阿佩尔的「先验」,软化成了「弱的先验」。他说,这些讲理的预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人类一步步学出来的;可一旦学成了,谁开口讲理,就绕不开它们。
这一步,是真的进步:他承认了预设有来历。
可那块地基,还是没有拆。坐在他桌边的,依然是两个在讲理上先天同一的人。只是这份同一,从「天生就有」,改成了「学成以后,人人都有」。
四棒传下来,一张表就能看清:
| 接棒的人 | 先在的是什么 | 安放在哪里 |
|---|---|---|
| 康德 | 同一的理性 | 每个人的头脑里 |
| 黑格尔 | 一个大主体,精神 | 整部历史里 |
| 胡塞尔 | 许多个同样的「看的人」 | 共同构成的世界里 |
| 米德 | 心里那个「任何人」 | 每个长成了的「我」里 |
| 阿佩尔 | 理想的交往共同体 | 一切谈话之前 |
| 哈贝马斯 | 同一副交往能力,同四条预设 | 学成以后的每一个说话者身上 |
每一棒都换了安放的地方,那块地基一直没被拆:主体是先在的,而且是同一的。
本书第一条承重命题,说的就是这块地基在哈贝马斯那里的样子:两个先验的主体,来进行理念上的发生;而不是在理念的发生里,长出这两个主体。
老黄夫妻俩,吵了十年。每次吵,都是同一种吵法:谁对。丈夫拿出道理,妻子拿出道理,吵到最后,看谁的道理更硬。
有一次,女儿在旁边听了半天,忽然问了一句:「你们俩吵了十年『谁对』,有没有想过,这个家本来就不是一个人对就能过下去的?」
两个人都愣住了。
第 10 章说,康德和黑格尔吵得那么凶,却站在同一块地上:主体是先在的。老黄夫妻也一样:两个人都默认,这个家里有两个现成的人,各有一套道理,吵架就是比谁的更对。他们没问过:这个家的道理,会不会本来就不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而是要两个人一起长出来的?
那以后,他们还是吵。可吵的时候,偶尔有一个人会说:「先别说谁对,说说这件事,我们家想怎么过。」
一个没说出口的前提,常常要一个外人来才能看见。院墙那两个邻居,吵了十年,是一个外地人问了一句「这块地当年是谁家的」,才让他们看见。
在思想史里,这个外人,常常是另一片土上的人,或者是晚了一百年的人。本系列拆每一位哲学家,找「共有而没说出口的前提」,做的就是这个外人的活。
在日子里,这个外人,可以是一个孩子、一个新来的同事、一个刚嫁进来的媳妇。他们问出来的那些「傻问题」,常常是一个家、一个单位最该听的问题。
回到那两个吵院墙的邻居。
生活里很多吵不完的架,都像这堵墙:两边吵的是墙往哪边挪,都没问这块地是怎么来的。夫妻吵家务谁多谁少,都默认「你是你、我是我,各有一本账」;可一个家,也许本来就不该是两本账相加。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下一次你和人为一件事来回拉锯,停下来问自己一句:我们俩都默认了什么,是从来没说出口的?
一旦说出口,墙往哪边挪,常常就不是问题了。
叶青:我们刚结婚那年,吵的全是「谁对」。
何川:现在也吵「谁对」,只是少了。
叶青:书上说,两个人都默认这个家有两套道理,比谁的硬。
何川:那这个家的道理,是谁的?
叶青:是我们俩吵出来的。
康德和黑格尔吵了两百年,都站在「主体先在」这块地上;这块地,经过四棒,一直传到了哈贝马斯的桌边。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米德看见「我」是从「你」和「他」那里长出来的。关门——长成以后,人人心里那个「任何人」又都一样了。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四棒传的,都是先在的同一;长出来的「我们」,还没有人去写。
不靠压,规矩从哪里来?
孩子小的时候,一句「听爸爸的」就够了。到了十三四岁,这句话不灵了。他会问:「凭什么?」你说「我是你爸」,他摔门进屋。
这时候,很多父母卡在一个结里:不压,他不听;压,他更不听,而且和你越来越远。
规矩要立,又不能靠压。那靠什么?
哈贝马斯一辈子想解开的,就是这个结。只是他的「孩子」,是整个现代社会。
把他一生的题目压成一句话:
上帝和传统都不能再给规矩担保了,人和人怎样不靠压,也能一起立规矩、守规矩?
一头是强制:没有担保,规矩只能靠权力和恐惧撑着。一头是同意:规矩要人真心认,得有一个认的理由。他一生的工作,都是在这两头之间找一条路。
这个结,先长在他身上。
一边,是那张吃力的嘴:他比谁都需要被听懂,比谁都知道被挤出说话的圈子是什么滋味。一边,是十五岁那年的沉默:大人们都不说,一个国家跟着一个「我们」往下走。
前一样让他相信,人和人之间,只有好好说话这一条路;后一样让他知道,不说话,和被一个「我们」捆着说同一种话,都会通向深渊。
这个结,也长在他老师的书里。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战争快结束时写了一本书,叫《启蒙辩证法》。书里说:人类用理性去摆脱神话、控制自然,可理性走到后来,自己变成了一种控制,控制自然,也控制人。集中营、流水线、广告,都是这种理性的产物。
这本书有一个死结:如果理性已经烂到根上了,你拿什么去批判它?你批判它,用的还是理性。阿多诺后来只能一直说「不」,说不出「应当怎样」。
一个学生看着老师卡在这个死结里,心里想的是:理性,是不是被你们看窄了?
这个结,最后长在他那个时代。
传统刚刚犯过罪,不能再说「我们民族长出来的就是对的」。可形而上学也倒了,不能再搬出上帝、自然法、绝对精神来担保。要普遍,又不能靠天;要有根,又不能靠土。
这就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德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他一辈子的书,都写在这个处境里。
这个母结,在他的书里分成了好几对。每一对,他都给了一个解法:
| 他顶着的两头 | 他的解法 | 在哪本书 |
|---|---|---|
| 理性变成控制 ↔ 批判还得靠理性 | 理性有两种,交往的那一种没有烂 | 《交往行为理论》 |
| 要普遍 ↔ 不能靠天,也不能靠传统 | 普遍藏在说话本身:开口即签约 | 同上;《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 |
| 强制 ↔ 同意 | 法律靠强制执行,却靠商谈立起来 |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
| 个人的自由 ↔ 大家一起做主 | 两者同源,互为前提 | 同上 |
| 效率 ↔ 意义和人情 | 各守边界,钱和权不越界 | 《交往行为理论》第二卷 |
| 信仰 ↔ 知识 | 双向学习,把宗教的话翻译成公共的理由 | 《这也是一部哲学史》 |
六对,一个解法:把规矩的力量,从天上、从传统里搬出来,搬进人和人说话这件事里。
先说公道:这个结是真的,而且是现代社会每个人都碰得到的结。他没有逃避它,一辈子正面去解。
可请看他解的方式。每一对两头之间的那股劲,他都想把它「解掉」:谈到一致,劲就消了。矛盾,在他那里是要排除的故障。
本书的图纸说的正好相反:矛盾是发动机,不是故障。强制和同意之间那股劲,不是用来解掉的;它是规矩一次次长出来、又一次次被改写的动力。那个摔门进屋的孩子,和父母之间的那股劲,要是一次就被「谈平」了,这个家就停在那一天了;真实的样子是,劲一次次起,规矩一次次改,孩子和父母一起长出一套新的相处办法。
他想用一次解掉,SDE 说要让它一次次走完。
老孙以前管孩子,靠吼。一吼,孩子就听。儿子上了初中,吼不管用了:他吼,儿子也吼;他摔门,儿子也摔门。
他决定改。他读了很多书,学会了「好好沟通」: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讲道理。第一次,儿子愣住了,听完了。第二次,儿子说:「你又来了。」第三次,儿子直接戴上了耳机。
老孙很沮丧:不吼不行,讲道理也不行,到底要怎样?
第 11 章那个结,老孙就卡在里面:不靠压,规矩从哪里来?他试过压,试过讲,都是想一次把那股劲解掉。
后来是一次意外。儿子和同学打了一架,被学校叫家长。老孙去了,没有吼,也没有讲道理,只是在回家的路上,陪儿子在江边坐了一个小时。儿子先开的口,说了很多他从没说过的事。
那天之后,父子俩之间有了一点东西。老孙说,那一个小时,是他这些年第一次没想着「解决」儿子。
大多数人遇到一个结,第一反应是解开它。可有些结,是解不开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管」和「放」的结,夫妻之间「你」和「我」的结,一个单位里「效率」和「人情」的结。
这些结,与其说是要解开的,不如说是要一直在的。它们是一个家、一个单位不断长东西的地方:每一次拉紧,都逼着大家换一种办法;每一次松开,都沉下一点东西。
哈贝马斯一生想把那个大结一次解开。本书说:把它当成发动机,让它一次次转。
回到那个问「凭什么」的孩子。
他问「凭什么」,不是在跟你作对,是那股劲来了。这时候最省事的两条路,一条是压(「我是你爸」),一条是躲(「随你吧」)。还有第三条:让这股劲走完。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下次他问「凭什么」,别急着给答案,先回一句:「你觉得呢?」让他把他的「凭什么」说完。然后你再说你的。这一晚不必谈出结果,只要两边的劲都走出来了,规矩就开始长了。
何川:孩子最近总顶嘴。
叶青:你是想压,还是想讲?
何川:压不住了,讲也讲不通。
叶青:那试试第三条:让那股劲走完。今晚别急着要结果。
何川:那我就陪他坐一会儿,什么都不说。
他想解开「不靠压,规矩从哪里来」这个结,办法是把那股劲一次解掉;可规矩,是在这股劲一次次走完的地方长出来的。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正面去解现代人人都碰得到的结。关门——把矛盾当故障,要一次解掉。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六对两头,他都要找到两头都认的那一点;长出来的第三样,不在他的表上。
他想从康德那份「人人同一」出发,走到黑格尔那个活的「我们」;这条路,他没走通。
两个人相亲,条件样样相配:学历、工作、家庭、爱好,连喜欢的电影都差不多。介绍人说:「你们俩太合适了,简直是一个人。」结了婚,日子却过得寡淡。两个人客客气气,什么都一致,就是没有「家」的感觉。
另一对,条件差得远,吵了好些年,却越过越像一家人。
两个一样的人放在一起,不一定就成了一个「我们」。
把第 8 到第 11 章串起来,他一生的方向就清楚了。
起点,他要康德的:在讲理这件事上,人人一样,谁也不能被划出去。这是他对抗「民族」「传统」的唯一立足处,他一步也不肯退。
终点,他想要黑格尔的:一个活的「我们」,人在相互承认里成为人,道理落在一片有血有肉的共同生活里,才有内容,才有力气。
路,他不要黑格尔的:不要那个方向先定、把人收进去的大主体。
所以他要做的事,可以压成一句:从康德那份同一出发,不经过黑格尔的大主体,走到黑格尔的「我们」。
这条路不是本书替他画的,他自己留下了路标。
一处在路的起头。1967 年,他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一段思想:人是在劳动和相互交往里成为人的,而相互承认,是其中最要紧的一环。这篇文章后来收在一本小书里。那时的他,是被黑格尔的「承认」吸引着往前走的。
一处在路的尽头。1999 年,他七十岁,写了一篇评论美国哲学家布兰顿的长文,题目的意思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布兰顿从康德出发,一路走向了黑格尔。哈贝马斯称赞他往那个方向走,又批评他走得太远,走进了黑格尔那种把一切都收进精神里的唯心论。
一头一尾,三十多年。他一直朝黑格尔的「我们」走,又一直在快到的地方停下。
说他失败,要说清楚是怎样失败的。有三个原因。
第一,两个一样的,加不出一个新的。 康德那份同一,复制成两份,放在一起,得到的仍然是同一,最多是两份之间重合的那一块。中国有一段两千多年前的话,正好用在这里。据《左传》记载,晏子对齐景公说,和,就像做一锅羹:水、火、醋、酱、盐、梅,味道各不相同,调在一起,才成一锅好汤;要是拿水去调水,谁吃得下?两杯一样的清水倒在一起,还是清水。「我们」要长出来,起点就得不同。
第二,他留下了黑格尔的终点,拆掉了黑格尔的发动机。 黑格尔的「我们」,是在较劲、撕裂、否定里一步步走出来的:主人和奴隶,良心和法律,一路都是张力。哈贝马斯怕这股劲,在他那片土里,它刚刚变成过暴力。于是他把张力从桌上拿走。发动机拆了,车还想开到终点,开不过去。
第三,他怕那个「我们」变成大主体。 所以到了后来,连人民做主这件事,他也不肯说成是一个「我们」在做主。他说,人民的主权,化成了一股没有主体的交往之流,散在一场场讨论和一道道程序里。他想要的那个「我们」,被他自己拆成了一股水流,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它站起来。
| 起点 | 发动机 | 终点 | 「我们」是什么 | |
|---|---|---|---|---|
| 康德 | 人人同一的理性 | 一个人在脑子里检验 | 普遍法则 | 一切同一的讲理者加在一起 |
| 黑格尔 | 对立与分裂 | 较劲、否定 | 绝对精神,先定 | 一个大主体,把人收进去 |
| 哈贝马斯 | 康德的同一,一分为二 | 拆掉了,只剩理由 | 一致,先定 | 想要,却只得到我和你的交集,或一股没有主体的流 |
| SDE | 不同,不预设同一 | 张力,三样都活着碰 | 不先定,可升可退 | 碰撞里长出来的复合主体,保留我和你,也改写我和你 |
一句话:要得到「我们的理性」,起点不能同一,发动机不能拆,终点不能先定。他三样都反着来。
本系列有一把尺子:三样东西都活着相撞,长出典范;有一样被焊死,只长出分类和细化;三样都不动,只能推出推论。
黑格尔那台机器,路在动,形状在动,土被焊死,还兼任裁判:二维碰撞,所以他的「合」方向先定。
哈贝马斯的桌子,比这还静。土——那份预设好的同一——先定了;形状——那个一致——的方向先定了;只有路——一条条理由——在桌上走。这近于常规推广:一致,是从两个人本来就共有的预设里推出来的,不是碰出来的。推论,长不出一个新的「我们」。
有意思的是,他这个人,是被三样活着的东西撞出来的:康德的普遍,黑格尔的承认,米德和语言哲学的「说话」。三样在他手里相撞,撞出了《交往行为理论》,那是一次真正的典范。可他留给别人的,是一张三样都固定好的桌子。
这又是一个本系列见过的形状。黑格尔卷说过:黑格尔自己是被三样活着的东西撞出来的,留给后人的,却是一台固定的机器。
说他失败,本书要说得人性一些。
他不是没看见「我们」。他看见了,他想要,他三十多年一直朝那里走。他也清楚地知道,在他那片土里,「我们」这个词有多危险。他宁可停在半路,只守住一个个讲理的「我」和「你」,也不肯冒险让一个可能吞人的「我们」长出来。
这是一个被历史烫过的人的选择。本书不笑它。本书只是要说:今天,在一对夫妻的家里,在一支队伍里,在一台会说话的机器和一个人之间,「我们」可以是另一种东西——不先定、不吞人、会被里面的人改写的那一种。第七编会看到它怎样长出来。
第二编五章,收成一张清单。
他接手的:康德和黑格尔两百年的一场架。
两人共有、没说出口的前提:主体先在,一小一大。
这块地基怎样传到他手里:胡塞尔、米德、阿佩尔,四棒接力,每一棒都换了地方安放,都没拆。
他想解开的结:不靠压,规矩从哪里来。
他走的路:从康德的同一出发,想走到黑格尔的「我们」,停在了半路。
一只手推开了康德那扇「一个人在脑子里想」的门,把理性请到了两个人中间;另一只手,在同一刻,给这两个人摆好了两把一样的椅子。
下一编,看他的第一本书:一个十八世纪的咖啡馆,是怎样长出来的,门口又站着谁。
小罗和小梁一起创业。两个人是大学同学,专业一样,想法一样,连喜欢的咖啡都一样。投资人说:「你们俩太合拍了。」
公司头一年顺风顺水。第二年,遇到一个大难题:钱不够了,是裁员保公司,还是融资稀释股份。两个人第一次发现,他们的想法其实不一样:一个想保人,一个想保股。
因为一直太合拍,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也不知道该怎么吵。那一次,两个人客客气气地谈了三次,谁也不肯让,最后决定分开。
第 12 章说,两个一样的人放在一起,还是两个;「我们」要长出来,起点就得不同。一对从没碰过的合伙人,第一次碰,就碎了。
小罗后来又和别人合伙。新合伙人跟他性格完全不一样,头半年吵了很多次。他说:「这次吵得多,我反倒放心。」
说一个人停在了半路,不一定是批评。有些人明知道再往前走一步会怎样,却因为看见了那一步的危险,选择停下。
他停在了康德和黑格尔之间。往前一步,是一个可能吞人的大「我们」;往后一步,是一个人在脑子里自说自话。他选择了中间:两个人,讲理。
本书只是说,今天,我们可以试着再往前走一步,因为我们有了分辨两种「我们」的办法;也因为,我们手里多了一个他没有见过的说话者。
回到开头那对样样相配的夫妻。
他们缺的,不是共同点,他们的共同点多得是。他们缺的,是一起碰过、一起熬过、一起长出来的那点东西。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想你和最亲近的一个人之间,有哪一样东西,是你们俩原来都没有、一起碰出来的?一句只有你们懂的话,一个只属于你们的习惯,一条吵出来的规矩。
要是一样也想不起来,也不必慌。找一件你们看法不同的小事,别急着找共同点,把不同说透,看看会长出什么。
叶青:我们俩结婚前,介绍人说我们一点都不像。
何川:现在呢?
叶青:现在更不像了,可我们家有了自己的样子。
何川:原来一开始不像,是好事。
两个一样的人放在一起,还是两个;「我们」要长出来,起点就得不同。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想要一个活的「我们」,三十多年朝它走。关门——起点同一,发动机拆掉,终点先定,停在半路。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他得到的是我和你的交集;他想要的那个「我们」,要到第七编才长出来。
一,你「换位思考」的时候,是在自己的脑子里换,还是真的去问了对方?
二,你家里有没有一条说不清来历、却一直守着的规矩?
三,你和最常吵架的那个人,吵的是「谁对」,还是「这个家该怎么过」?
四,你心里有没有一个一直想「一次解掉」的结?它会不会其实是一台发动机?
五,你和最亲近的那个人之间,有哪一样东西,是你们俩原来都没有、一起碰出来的?
编序
读这一编,请记住一个问题:一个讲理的场子,是本来就有的,还是长出来的?
这一编四章,写他的第一本书,《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
第 13 章写十八世纪欧洲的咖啡馆、沙龙和报纸,怎样长出了一种新东西:一群人不论身份、就事论事地谈公共的事。第 14 章写这种东西怎样衰落:读者变成了观众。第 15 章写门口:这个场子,谁进得去,谁进不去。第 16 章是本编总账,并看他九十三岁时写的那本《公共领域新的结构转型》。
这一编里,他做对了一件很少有哲学家做到的事:他给一个讲理的场子,写了生日。这一编也埋着他后来关门的第一个地方:写了场子里面,没写门口。
一个讲理的场子,不是本来就有的,是在某一片土里、某一段时间长出来的。
老舍的话剧《茶馆》里,墙上贴着一张纸条:莫谈国事。
茶馆里什么都有:喝茶的,说书的,谈买卖的,提笼架鸟的。人多,话多,可有一类话不能说。那张纸条贴在那里,大家心照不宣。
你也许在别的地方见过这张纸条的样子:单位的饭桌上,亲戚的聚会上,一个家族群里。人很多,话很多,可有些事,谁也不在这里谈。
哈贝马斯的第一本书,讲的是另一种茶馆:墙上没贴那张纸条的茶馆,是怎样长出来的。
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欧洲出现了一些新的去处。
在伦敦,是咖啡馆,据后来的记载,到十八世纪初已有好几百家。人们在那里喝咖啡,读报纸,谈生意,也谈政府的事。在巴黎,是沙龙,有学问的女主人请来作家、学者、贵族,在客厅里谈文学、谈哲学。在德意志的许多城市,是读书会和餐桌会,一群市民凑钱订报买书,轮流读,一起谈。
同时,报纸和杂志多了起来。一个商人、一个医生、一个教师,不在宫廷里,不在教会里,也可以读到远方的消息,也可以写信给报纸,说出自己的看法。
哈贝马斯说,这些场子,有三样以前没有的东西。
第一样:进了门,身份暂时不算数。一个贵族和一个商人坐在同一张桌边,谈一本书、一条消息,谁说得有道理,听谁的,不是谁的爵位高听谁的。
第二样:什么都可以拿出来谈。以前归教会解释的、归宫廷决定的事,现在一群普通人也可以议论。
第三样: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只要你识字,读了那份报纸,你就可以参加这场讨论。
他管这样的场子叫「公共领域」:一个夹在国家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地方。一群人在这里形成意见,意见又反过来对权力形成压力。一个政府做事,开始要考虑「公众会怎么看」。
这本书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它给「讲理」写了一个生日。
在它之前,很多人讲理性,好像理性是天上掉下来的,人人本来就有,随时随地都能用。哈贝马斯这本书说:不对。一个让人可以不论身份、就事论事地讲理的场子,是在十八世纪欧洲那片土里长出来的:那里有了一批识字的市民,有了便宜的纸和印刷,有了咖啡和客厅,有了远方贸易带来的消息,有了对宫廷和教会越来越多的不服。这些东西缠在一起,才长出了咖啡馆里那种讲理。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发生学的看见:讲理有土,有路,有生日。本书一处不扔。
用本系列的图纸看,咖啡馆这一段,三样都在,而且都活着。
土:识字的市民、印刷、贸易、城市,和对旧权力的不服,缠在一起。
路:一份份报纸,一场场争论,一封封读者来信,一次次「这件事凭什么」。一先一后,越积越多。
形状:一个新的场子,一种新的规矩——进门不论身份,只论道理。
回写:这个场子长出来以后,回头改了土。政府开始在乎舆论,法律开始保护出版,后来的议会、宪法、新闻自由,都有它的影子。
请记住这一章的样子,因为它和他后来那张桌子,正好是两个方向。在这里,讲理的规矩,是长出来的,有来历,会回写。到了后来的书里,同样的规矩,变成了人人一开口就已经签好的约。
同一个人,年轻时给讲理写了生日;中年以后,把它写成了没有生日的东西。
一个老旧小区里,几位退休教师办了一个读书会,每周六下午,在社区活动室。
头几次,来的都是退休的老师、干部,谈的都是书。后来,来了一位修自行车的师傅,他不怎么读书,可他坐在那里听,偶尔说一句。有一次大家读一本讲城市变化的书,他讲了这个小区三十年的变化:哪条路是哪年修的,哪家店是哪年关的,谁家的孩子去了哪里。
那一次,是这个读书会最热闹的一次。
慢慢地,读书会不只是读书了:有人带来了家里的老照片,有人讲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事,有人提议给小区的老人办一次集体生日。读书会变成了这个小区的一个「场子」。
第 13 章说,一个讲理的场子,是长出来的,不是本来就有的。那个读书会,是在一片老小区的土里、一群退休的人手上,一周一周长出来的。它有生日:那个修车师傅第一次开口的那个下午。
一个场子的生日,是很多人一起碰出来的;一个场子的死,常常很安静:没有人宣布它结束,只是来的人越来越少,说的话越来越客气,最后只剩下转发和点赞。
要让一个场子活着,光有规矩不够,要一直有人碰。一个读书会,要有人敢说「这本书我不同意」;一个家族群,要有人敢提那件不提的事。场子里的碰撞,就是它的心跳。
回到那张「莫谈国事」的纸条。
你家、你单位里,有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不论身份、就事论事的?也许是一个几个老同学的小群,也许是一个周末的读书会,也许只是晚饭后你和孩子散步的那半个小时。
这样的场子,不会自己长出来。它要有土:一点信任,一点时间,一点「说错了也没关系」的底气。它要有路:一次次真的去谈,谈砸了下次再来。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给你家里定一个「什么都能说」的时间,每周一次,半个小时,孩子也算一份。第一次也许冷场,第三次、第五次,它会慢慢长出来。
叶青:我们小区那个读书会,你去过吗?
何川:没有,都是退休的人。
叶青:修车的王师傅也去,他讲小区三十年的事,讲得最好。
何川:那周六我也去听听。
一个讲理的场子,是长出来的,不是本来就有的;他年轻时看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一点。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讲理有土、有路、有生日,会回写。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长出来的——咖啡馆里那群人,是一个新长出来的「我们」。
一个讲理的场子,也会退化。
十几年前,你们那个老同学群刚建起来,大家在里面认真讨论过很多事:谁家孩子该不该出国,某条新闻怎么看,谁有困难大家帮一把。
后来,群里的话越来越少,转发越来越多。一天几十条链接,没人评论。偶尔有人说一句自己的看法,底下没人接,或者被一个表情带过去。群还在,人还在,讨论没了。
哈贝马斯这本书的后半部,讲的就是这个群的样子,只是他讲的,是整个社会。
他说,十九世纪以后,咖啡馆里长出来的那个场子,慢慢变了。
报纸越办越大,越来越靠广告活着。它从一个让公众讨论的地方,变成了一样卖给读者的商品。读者从一群一起议论的人,变成了一个个各自买报的顾客。
广播、电视来了,这个变化更快。政治开始讲究形象,讲究宣传,讲究公关。一个政党要做的,不再是和公众一起讨论,而是让公众看到它想让公众看到的东西。
他有一个很准的说法:公众从「一起议论文化的人」,变成了「消费文化的人」。
他给这个变化起了一个很重的名字:再封建化。
中世纪的国王,在人民面前举行盛大的仪式,人民站在路边看。那不是讨论,是展示。哈贝马斯说,现代的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这个样子:政党和大公司在公众面前表演,公众坐在电视前看。场子还叫公共领域,里面却只剩下展示和观看。
这个诊断,六十多年过去了,读来仍然像在说今天。
它也不是怀旧。他后来说得很清楚:他不是要回到十八世纪,那时候的咖啡馆有它的毛病,下一章会讲。他要说的是一件更一般的事:一个讲理的场子,长出来了,也会退回去;它不是一劳永逸的。
这一点,和本系列那张图纸说的一样:定型只是一站,会被松动,甚至退回一锅粥。
这一章里,他看见了一件很要紧的事:场子会退化。可他怎样量这个退化?
他拿的尺子,是十八世纪咖啡馆里那种讨论:理由对理由,就事论事,谁也不压谁。今天的场子离那把尺子越远,就算退化得越厉害。
这把尺子有一个问题:它把咖啡馆里长出来的那一种讲理,当成了讲理的标准样子。可讲理不止一种样子。十八世纪的咖啡馆,是有产的、识字的、男性的市民在讲理;同一时候,街头、作坊、教堂、厨房里,也有别的人在用别的方式讲理,只是不在他的尺子上。
还有一层。他看到的退化,是讨论变成了观看。可今天的人,并不只是在观看,他们也在吵,在骂,在站队,在一群群地碰。这些碰撞,有的只是噪音,有的却在长出新的东西:一个被忽略的问题被一群人顶到了台面上,一条新的规矩在一次次争吵里被逼了出来。按他那把尺子,这些都算退化;按本书的看法,里面有一部分,是新的场子在长。
一个新小区的业主群,刚建起来时,大家讨论得很热烈:物业费该不该这么高,垃圾站放哪里,儿童游乐区要不要装监控。每件事,都有人摆理由,有人反驳,最后投票。
三年以后,群里只剩下转发:团购链接、失物招领、物业通知。偶尔有人提一件事,底下没人接。
有人说,这个群「死了」。
第 14 章说,讲理的场子会长出来,也会退回去。这个群退了。可按本书的看法,它也许换了一种活法:去年冬天,一户老人家里水管冻裂了,群里一呼,十几个人半夜来帮忙。那一晚,这个群比三年前任何一次讨论都更像一个「我们」。
只拿「有没有讨论」这一把尺子去量,看不见这一晚。
一个讲历史的视频,底下有几千条弹幕。大多数是「哈哈」「打卡」,有几条在争:视频里讲的一个细节,是不是对的。
争着争着,有人贴出了原始资料的出处,有人补了另一本书里的说法,最后,视频的作者在评论区置顶了一条:「感谢大家指正,这里我讲错了,已经在下一期里更正。」
这是一个很小的场子,很吵,很乱,却长出了一样东西:一次公开的更正。
观众,有时候也会变回读者。
他说公众变成了观众。可观众也能变回读者。
一个人刷完一条视频,打开评论区,写了一句自己的看法;一个人看完一场直播,第二天在饭桌上和家里人争了一次。那一刻,观众就又成了读者,成了一个议论的人。
本书说今天的碰撞里有新的场子在长,说的就是这些时刻。它们很零散,很吵,常常没有结果;可一个场子的第一次心跳,往往就是这样来的。
回到那个只剩转发的老同学群。
它退化了,可不一定要拿十几年前那个样子去量它。也许它现在换了一种活法:平时安静,谁家有事,一呼百应。那也是一种场子,只是不再是讨论的场子。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在你最常待的那个群里,不转发,说一句你自己的看法,只一两句,然后问一句:「你们怎么看?」看看有没有人接。没人接也不要紧,这一句话,是在给那片土松一松。
何川:我们的业主群,现在只剩下团购了。
叶青:可去年楼上漏水,群里一喊,好多人来帮忙。
何川:那也算一个场子吧。
叶青:只是不讨论了,改成帮忙了。
讲理的场子会长出来,也会退回去;他看见了退化,却只用一把咖啡馆的尺子去量。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场子会退化,不是一劳永逸的。关门——拿十八世纪咖啡馆那一种讲理,当讲理的标准样子。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退化以后,公众不再是一个「我们」,只是一个个观众。
一个人人都能进的场子,门口其实站着很多进不去的人。
村里开会,商量修路的事。会开在祠堂里,来的都是各家的男人。女人们在灶屋里做饭,孩子们在门外玩。会上吵得很认真,理由一条条摆出来,最后大家举手,定了。
路修好了。可后来大家才发现,路从村口直通祠堂,绕过了那口大家每天挑水的井。去挑水的,大多是没进祠堂的那些人。
一场讲理讲得很认真的会,可以漏掉门口那一半人。
第 13 章说,十八世纪的咖啡馆有三个特点,其中一条是: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
「原则上」三个字,后来被很多人盯住了。
历史学家们查下去发现:伦敦的咖啡馆里,几乎只有男人;读得起报纸、花得起时间坐在那里谈的,大多是有产的市民。女人、工人、仆人、穷人,原则上可以进,实际上进不去。巴黎的沙龙倒是有女主人,可来的客人,也是有身份、有学问的那一小群。
这个讲理的场子,门口站着一大半人。
1990 年,美国学者南希·弗雷泽写了一篇文章,题目的意思是:重新思考公共领域。
她说了两件事。
一件是:哈贝马斯写的那个公共领域,是把很多人挡在门外才成立的。「进门不论身份」,前提是你先得有身份进门。
另一件更要紧:被挡在门外的人,并没有闭嘴。女人们有自己的聚会和刊物,工人们有自己的读书会和报纸,被排除的群体,各自长出了自己的场子。她管这些叫「底层的反公共领域」。一个社会里,从来不只有一个公共领域,而是好几个场子,互相顶,互相碰。
这一回,他认了。
1990 年,这本书在德国重版,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新序言,承认当年写得太窄:女人被排除,不是那个公共领域的一个小瑕疵,是它的结构的一部分;工人和平民有他们自己的公共领域,他当年没有写到。
一个人六十岁,回头改自己三十岁写的书,公开说「我当年漏了」,这很难得。本系列第 6 章说过,他会认错。
弗雷泽这一撬,撬得很准,他这一认,认得很诚。两边合起来,给「讲理的场子」补上了一件东西:门口有一张名单,而这张名单本身,就是要争的。
谁有资格进来说话,谁的说话方式算讲理,谁的事算公共的事,这些问题,不是讲理开始以后才碰到的,是讲理开始以前就已经定了一半的。
本系列福柯卷第 54 章说他「不大问谁进不了门」,本书同意,并在这里把它落到了具体处。
弗雷泽那句话里,还藏着一个比「门口」更大的东西:好几个场子,互相碰。
女人们的聚会、工人们的报纸,和那个有产男人的咖啡馆,并不是各过各的。它们一次次撞上去:请愿,游行,写文章,争选举权。每一次碰,都把门推开一点,把名单改一点,把「什么算公共的事」改一点。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东西——女人投票,工人结社,儿童受教育——都是这样一次次碰出来的。
所以,公共领域真正长大的方式,不是一个场子自己越来越讲理,而是好几个场子相碰、相顶,碰出一个更大的场子。这是一种涌现。
而他的书,写的是一个场子的兴衰。他认了门口那一处,却没有把「好几个场子相碰」写成公共领域长大的正路。在他那里,别的场子是要被请进来的客人;在本书看来,它们是一起盖房子的人。
这一处,把第 5 章插下的那面小旗拔了:他自己被挡在一个场子外面,出走马堡,写出了这本书;这本书写得最少的,恰恰是门口。
一个村子要修一条进山的路,村委召集开会。来的,是各家的男人。路线定了,从村口直通到山脚的茶园。
路修好以后,村里的女人们才发现,这条路绕开了村小学和卫生室。每天接送孩子、带老人看病的,大多是她们。
后来,村里又开了一次会,这一次,村支书特意请每家来一个女人。会上吵得很凶:修好的路已经修好了,要再修一条支路,钱从哪里来?
最后长出来的办法,是在原来那条路上加一段岔路,通到小学和卫生室;钱,一部分从村里出,一部分由茶园的收入里出,因为茶园是这条路最大的受益者。
第 15 章说,一个讲理的场子,门口有一张名单。那张名单,第一次会上漏了一半人。第二次会,是好几个场子碰在了一起:男人的,女人的,茶园的。
一张讲理的桌子,门口的名单常常不是谁故意写的。是开会的时间、地点、说话的方式,一样样替你写的:开在白天,上夜班的来不了;开在祠堂,女人不进去;要求讲出一二三条理由,说不清楚的人就不开口了。
所以点门口的名,不只是问「谁没来」,还要问「为什么来不了」「来了为什么不说」。改一个开会的时间,换一个开会的地方,允许一个人讲故事而不是讲道理,都是在改那张名单。
回到祠堂里那场会。
下一次修井、修水池、定村规,与其只在祠堂里开,不如也去灶屋里问问,去井边问问。那边的人说话的方式不一样,也许不会站起来讲一二三条理由,可她们知道那口井在哪里。
放到家里、单位里也一样。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下一次开会或家里商量事之前,先问自己一句:这件事,谁受影响最大?他们在不在这张桌子边?不在的话,是请他们来,还是我们去他们那里?
叶青:我们家开家庭会议,孩子在不在?
何川:一般不在,他还小。
叶青:可会上定的,好多是他的事。
何川:那下次让他在,哪怕只听。
一个讲理的场子,门口有一张名单;公共领域真正长大,靠的是好几个场子相碰,把门一次次推开。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承认门口挡着人,公开修正了自己的书。关门——别的场子只是被请进来的客人,不是一起盖房子的人。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长出来的——女人投票、工人结社,都是好几个场子碰出来的。
九十三岁那年,他又写了一次公共领域的转型;这一次,场子碎在了每个人的手机里。
晚饭后,一家人坐在客厅里,各自低头看手机。爸爸看的是一类新闻,妈妈看的是另一类,孩子刷的是第三类。同一件事,三个人在各自的屏幕上看到了三种说法。
吃饭时有人提起那件事,三个人说的,好像根本不是同一件事。
2022 年,他九十三岁,出了一本小书,书名是《公共领域新的结构转型》,和六十年前那第一本书遥遥相对。
他说,数字平台带来了一次新的转型。每个人都可以发言,这是好事;可平台不像报纸那样有编辑把关,每个人看到的内容是被单独排好的,公共的讨论碎成了无数个小圈子。圈子里的人越说越像,圈子和圈子之间越来越听不到彼此。连「大家在谈同一件事」这个前提,都不一定成立了。
本系列《130 年》卷第 30 章也说过这一处:他那四条讲理的要求,在今天第一次显出了分量。
九十三岁还在看新东西,还在担心,还在写。这本身就说明了他是个怎样的人。
他担心的事也是真的:一个社会要是连「我们在谈同一件事」都做不到,就很难一起立规矩。
可按本书的看法,手机里那些碎开的小圈子,毛病不只在「碎」,更在「同」。
一个小圈子里,大家看的一样,想的一样,说的一样。圈子里越来越和谐,越来越一致。这正是本书第五条承重命题说的同一层级的同一性:一群本来就差不多的人,在同一层上越说越像,不碰,也就不升。
所以数字时代的问题,不只是场子碎了、讲理的桌子不够大,而是太多的「三观一致」,太少的碰撞。他开的药方,是把大家请回一张讲理的大桌子;本书要说的是:光有一张大桌子不够,桌边的人还得真碰,碰出一个原来没有的「我们」。
把这一编四章,收成两张清单。
他看见的:
讲理的场子是长出来的,有土,有路,有生日(第 13 章)。
场子会退化,不是一劳永逸的(第 14 章)。
门口挡着人,他公开认了(第 15 章)。
新的媒介会再一次改写场子(第 16 章)。
他关上的:
拿咖啡馆那一种讲理,当讲理的标准样子(第 14 章)。
别的场子只是被请进来的客人,不是一起盖房子的人(第 15 章)。
药方是一张更大的讲理桌子,而不是更多、更好的碰撞(第 16 章)。
一句话:他给场子写了生日,却没给门写名单;他看见了场子会长,却没把场子相碰写成它长大的正路。
这一编是他最「发生学」的一本书。他年轻时看见的,是讲理怎样长出来。下一编会看到,中年以后,他把讲理写成了人人一开口就已经签好的约。
周末晚上,一家三口坐在客厅,各看各的手机。爸爸看的是一类新闻,说某件事是好事;妈妈看的是另一类,说同一件事是坏事;读高中的女儿看的是短视频,那件事在她那里是一个笑话。
吃饭的时候,爸爸提起这件事,妈妈马上反驳,女儿翻了个白眼。三个人吵了几句,各自回房间,又打开了各自的手机。
每个人的手机里,都有一群跟自己想法一样的人。在那里,他们越说越一致,越说越觉得自己对。
第 16 章说,数字时代的毛病,不只是碎,更是太多的一致、太少的碰撞。这一家三口,每个人都活在一个「三观一致」的小圈子里,只有饭桌是他们唯一真碰的地方。
后来,女儿提议:每周五晚饭,每人带一条自己手机里看到的消息,讲给另外两个人听,只讲,不争。第一次很尴尬。第三次,爸爸说了一句:「原来你们那边看到的是这个样子。」
一个十几个人的读书群,读了两年,越来越和气:推荐的书差不多,读后感也差不多,谁说一句,底下都是「同感」。
群主觉得不对劲。她做了一件事:每个月请一位「不同意见的人」进群,读同一本书,专门说不同的看法。
第一个月,那位客人说得很冲,群里有两个人退了。第二个月,讨论明显多了。半年以后,群里的老成员开始自己说不同意见了。
一个太一致的场子,有时候要故意加进一点不同,它才会重新长。
一个人身边,要是全是跟自己想法一样的人,他会越来越确信自己对。这不是因为他真的对了,是因为他没被碰过。
太多的一致,会让一个人、一个群体越来越硬,越来越窄。等到有一天真的碰上一个不一样的,常常碰得很凶。
所以本书说,数字时代,与其担心大家吵得太多,不如担心大家在各自的小圈子里太一致。一个健康的家、一个健康的社会,要留一些地方,让不一样的人碰一碰。
回到晚饭后那一家三口。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挑一件三个人都在手机上看到过的事,饭桌上各说各看到的版本,不争谁对,先把三个版本都摆出来。然后问:我们三个,为什么看到的不一样?
这一问,就是一次小小的碰撞。碰完了,你们家对这件事,会有一个谁的手机里都没有的看法。
何川:我看的新闻和你看的,好像不是同一个世界。
叶青:我们各自手机里的人,都跟我们一样。
何川:那每周五晚饭,各讲一条自己看到的,不争?
叶青:先试一个月。
数字时代的毛病不只是碎,更是太多的一致、太少的碰撞。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九十三岁还在看场子怎样再一次被改写。关门——药方仍是一张更大的讲理桌子。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手机里的小圈子,是找到的交集,越找越同,越同越不升。
一,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什么都能说」的场子?它是怎么长出来的?
二,你待得最久的那个群,现在是讨论的场子,还是只剩转发?
三,你家里、单位里商量事的时候,门口站着谁?
四,你手机里的那个小圈子,是不是太一致了?
五,你上一次和一个想法完全不同的人认真聊天,是什么时候?
编序
读这一编,请记住一个问题:两个人之间,能不能长出一个「我们」?他为什么不要?
这一编六章,是判决一的主场,也是全书第一个钉子。
第 17 章写他最出名的那个区分:说服和摆布,两种理性。第 18 章写他离发生学最近的一步:理性从一个人的脑子里,搬到了两个人中间。第 19 章回到他给交往行动下的定义,看那两把椅子是怎样先摆好的。第 20 章看这两个人「本来就一样」的那份同一,从哪里来:一片具体的理念的土。第 21 章回答第 3 章留下的问题:他为什么不要「我们」。第 22 章是本编总账:他停在我和你之间。
这一编对应第一、第七两条承重命题:他预设了两个讲理的人先天同一,由这两个现成的人去讲理,而不是在讲理里长出这两个人;他的交往理性,是「我和你」的理性同一性,不是「我们作为共同体」的新理性。
同样让人点头,一种是被理由说服的,一种是被哄、被吓、被买的。
孩子不肯写作业。你有好几种办法。
第一种:「写完给你玩半小时游戏。」第二种:「不写就不许吃饭。」第三种:趁他看电视时说「你看,隔壁的哥哥考上了重点中学」,让他自己心里发慌。第四种:坐下来,问他为什么不想写,听他说完,再告诉你为什么觉得该写,两个人一起定一个办法。
四种办法,都可能让他坐到书桌前去。可你心里知道,前三种和第四种,不是一回事。
哈贝马斯把人的行动分成两大类。
一类,他叫目的行动,或者策略行动:我有一个目的,我把世界、也把别人,当成达到目的的条件和手段。我算计,我激励,我威胁,我设计。这里成功的标准只有一个:事办成了没有。前三种办法,都在这一类里。
另一类,他叫交往行动:我和你说话,是为了互相理解,达成一致。这里成功的标准完全不同:你是不是因为被我给出的理由说服了才同意的,而不是因为被我哄了、吓了、买了。第四种办法,是这一类。
这个区分,有一个很锋利的后果。
在交往行动里,只要我用了哄、骗、吓、买,或者拿位置压人,我就已经失败了,哪怕对方点了头,哪怕事情办成了。因为我要的是「你同意」,我拿到的却是「你服从」。
《130 年》卷第 30 章讲过他这一处,用的是两本账:一本记「他同意」,一本记「他服从」。每用一次压,就从第一本账里划掉一点,加到第二本账里。一段关系能不能商量事,靠的就是第一本账里的余额;这笔账攒得慢,花得快。
孩子小的时候,第二本账很好用。可他迟早会长到你管不住的那一天。到那一天,你手里剩下的全部本钱,就是这些年攒下的「他同意」。
这个区分,是他送给普通人最好用的一件工具,本书一处不扔。
它让人能分清两种「成功」:事办成了,和人被说服了。现代社会里,前一种越来越多,后一种越来越少。推销、广告、考核、宣传,都在教人怎样让别人点头;很少有东西,教人怎样让别人真心同意。
它还让人看见一种很隐蔽的坏:操纵。操纵,就是把第一种偷偷做成第二种的样子,嘴上在讲理,手里在摆布。他说,这两种可以分开用,不能混着用,尤其不能拿摆布冒充说服。
摆布不一定是坏心眼。日子里最常见的四种,多半出自好心,也多半不自觉。
位置。「我是你爸」「我是领导」「我比你多吃了几十年的盐」。话里没有理由,只有位置。
情绪。 一生气,对方就让步。下一次,不用真生气,脸一沉就够了。
信息差。 你知道的他不知道,你只挑对你有利的那一半说。
疲劳战。 一件事拖着,一遍遍提,拖到对方不想争了,点头了事。
四种都很有效,而且有时候不得不用:孩子要冲到马路上,你不会先跟他讲理。哈贝马斯并不天真,他从没说过日子里可以一点摆布都没有。他说的是:用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在用哪一本账;别把摆布当成说服,更别以为对方点了头,就是真的同意了。
可这一章也要多看一眼。
他分出这两种行动时,心里站着两个人:一个说,一个听;一个给理由,一个被说服。说服成功,两个人就在理由上会合了。
回到那个不肯写作业的孩子。第四种办法,真实的样子常常是这样的:你坐下来问,他说「作业太多」,你说「那也得写」,他哭了,你急了,两个人僵了一晚上。第二天,他自己提出:「我先写数学,语文睡前写,行不行?」你一想,行。
那个「先写数学、语文睡前写」的办法,不是你说服了他,也不是他说服了你。它是那一晚的僵、那一场哭、那一夜两个人各自想了想之后,长出来的。
他的第二种行动,只认「被理由说服」这一种结果。可真实的交往里,最常长出来的,是一个谁也没想到的第三样东西。他的区分分清了说服和摆布,却没给「一起长出来」留一个格子。
小邓是公司的销售冠军。他有一套本事:客户犹豫的时候,他会说「这个优惠今天是最后一天」;客户问竞争对手,他会轻描淡写地说一句「那家售后不太行」;客户还不签,他会一个星期打五次电话。
客户们都签了。可一年以后,续约率是全公司最低的。
新来的经理跟他聊了一次,问他:「你的客户,是被你说服的,还是被你推着签的?」
小邓想了很久。他开始试另一种做法:客户犹豫,他就问客户到底在担心什么;客户问竞争对手,他就老老实实说对方哪里好、哪里不好;客户还不签,他就等。
那一年,他的签单量掉了一截。可第二年,续约率成了全公司最高的;有几个老客户,还主动给他介绍了新客户。
第 17 章说,「他同意」和「他服从」是两本账。小邓以前攒的,全是第二本账;那一年,他开始攒第一本。第一本账攒得慢,可它是真的。
「他同意」这本账,攒得慢,是因为它不能一次攒很多。每一次你用理由说服了他,他心里存下一点信任;下一次你再说什么,他会多听一句。一点一点,要很多年。
「他服从」这本账,攒得快,一吼就有。可它有一个毛病:它会把第一本账往外掏。每一次压,对方心里的信任就少一点。
一个家长、一个老师、一个领导,到了真正难的时候,能用的,只有第一本账的余额。平时省下的那些吼,就是那时候的本钱。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今天你让别人照你的意思做的时候,数一数,用了几次说服,几次摆布。
再试一件更难的:下一次说服不成,别急着换成摆布,也别急着放弃。停一晚,让两边的劲都走一走。第二天,看看会不会长出一个第三样办法。
叶青:你算算,你这周让孩子写作业,几次是说服,几次是压?
何川:……压的多。
叶青:我也是。
何川:那我们俩一起攒第一本账吧。
分清说服和摆布,是他最好用的一件工具;可真实的交往里,最常长出来的,是谁也没想到的第三样东西。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分清「他同意」和「他服从」两本账。关门——交往只认「被理由说服」一种结果。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先写数学、语文睡前写」是长出来的;说服成功,只是找到的那一种。
他离发生学最近的一步:理性不在一个人的脑子里。
一个人想一件事,想了三天没想通。跟一个朋友一说,说着说着,自己就想通了。朋友其实没说几句话,有时只是「嗯」「然后呢」。
你后来回想,那个想法,好像不在你脑子里,也不在他脑子里,是在你们俩说话的那个过程里冒出来的。
在他之前,西方哲学讲理性,大多从一个人的脑子讲起。笛卡尔一个人坐在壁炉边想「我思故我在」;康德一个人在脑子里检验「人人都这样做行不行」;胡塞尔一个人坐在正中,看世界怎样向他显现。本系列这几卷都写过这把椅子:一个人,一个脑子,一个理性。
哈贝马斯说:这条路走到头了。理性不是一个人脑子里的一样东西,它长在人和人互相说话、互相给理由、互相质疑的那个过程里。他管这个转向叫从「意识」到「交往」的转向。
这一步,是他一生最了不起的一步。
这一步对在哪里,可以用他自己的一生说明。
那个说话吃力的孩子(第 2 章),比谁都知道:一个人的想法,要被别人听懂、接住、反驳,才算真的活了。那个二十四岁的学生(第 4 章),用一篇文章逼着一个大人物把话摆到公众面前,让大家能问。那个吵了七十年的人(第 6 章),几乎每一个想法都是在和别人的碰撞里磨出来的。
理性在两个人中间,这不是他推出来的,是他活出来的。
本系列拆过的哲学家里,走到这一步的人不多。伽达默尔说理解是两个视野的融合,走到了门口;皮尔斯说真理在一群探究者的长期共同工作里,也走到了门口。哈贝马斯是把这一步写成一整套理论、立成一整座房子的那个人。
很多人读过米德,读过语言哲学,为什么偏偏是他,把理性搬到了两个人中间?
本书的读法(待验)是:那张嘴。
一个从小说话吃力的人,比谁都知道,一个想法在自己心里再清楚,说出去没人听懂,就等于没有。他比谁都知道,一个人被挤出说话的圈子,就像被挤出了人群。对他来说,「理性在两个人中间」不是一个抽象的主张,是他每天都在经历的事:他的每一个想法,都要过别人那一关,才算活了。
第 2 章说过,这张嘴也让他退向了文字,退向了把话讲清楚、讲成理由。这两样,后来都进了他的理论:一样是他打开的门,理性在两个人中间;一样是他关上的门,进门的方式,是把话讲成理由。
用本系列那张九宫格的话说,这一步是把「互动」扶上了座。
那张格子有三个号位。第一个号位,看的是「那儿有一个东西」:一个人,一块石头,一个现成的对象。第二个号位,看的是「有一个过程正在发生」:两个人之间的来回,一场正在进行的谈话。第三个号位,看的是「我在这片场里有一个位置」:一个「我们」长出来了,人人在里面各有其位。
哈贝马斯之前的哲学,大多坐在第一个号位上:一个现成的「我」,面对一个现成的世界。他把第二个号位扶上了座:理性就在那个正在发生的过程里。这是真正的一步,而且是一大步。
可这一步停在了第二个号位。过程在两个人之间发生,可两个人本身,是事先就坐在那里的;过程结束以后,也没有长出一片新的场,让两个人在里面有一个新的位置。
打个比方。两个人跳双人舞。他看见了:舞不在甲身上,也不在乙身上,在「跳」这件事里。这一点他比谁都看得清。可他没有往下看一步:跳着跳着,两个人都变了,他们成了一对舞伴;这一对,有了自己的步子、自己的默契,别人一看就认得出是他们俩。那个「一对」,是在跳里长出来的第三样东西。
一个小公司,要给新产品起名字。老板一个人想了一个星期,想了二十个名字,都不满意。
有一天下午,他把五个员工叫到会议室,说:「随便聊,想到什么说什么。」一开始大家很拘谨。后来,一个刚来的实习生说了一个很土的名字,大家都笑了;另一个同事顺着那个名字改了一个字;第三个人说,改成这样倒让他想起小时候奶奶家的一样东西;老板一听,忽然有了感觉。
最后那个名字,不是任何一个人想出来的。它是那一个下午,六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碰出来的。
第 18 章说,理性搬到两个人中间,是他离发生学最近的一步。那个名字,就长在那个会议室里、那几个人中间。本书只多说一句:那个下午以后,这六个人之间,也多了一点东西。下一次开会,那个实习生不再拘谨了。
两个人之间,有一段来来回回的过程,这是他看见的。本书多看的一步,是这个过程会慢慢长出一片场:一个两个人都在里面有位置的地方。
一对老朋友,见面不用寒暄,一句话对方就懂;一对搭档,一个眼神就知道谁上谁下。这就是那片场。它不是两个人各自带来的,是一次次来回沉下来的。
场长出来了,两个人就不再只是「我」和「你」,而是有了一个「我们」。
回到那个和朋友一说就想通了的时刻。
这样的朋友,一辈子遇到几个就够了。他不一定比你聪明,他只是让你的想法有一个地方可以长。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找一件你想了很久没想通的事,约一个人,不求他给答案,只请他听你说,时不时问一句「然后呢」。说完以后,留意一下:那个冒出来的想法,是谁的?
何川:我们俩之间,有没有那片场?
叶青:有啊。你一皱眉,我就知道你是累了,不是生气。
何川:这个,是结婚第几年长出来的?
叶青:大概第五年吧,那年我换工作。
他把理性从一个人的脑子里,搬到了两个人中间,这是他离发生学最近的一步;他没有再往前走的那一步,是让两个人和一个新的「我们」,在这个过程里一起长出来。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理性在两个人中间,互动被扶上了座。关门——两个人先坐好,过程不改写他们,也不长出一片新的场。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跳着跳着成了一对舞伴,那是长出来的;他的理论只写到了「两个人在跳」。
他给交往行动下定义,第一句就先摆好了两个人。
去参加一场婚礼。进门以前,座位早就排好了:男方亲戚一桌,女方亲戚一桌,同事一桌,同学一桌,桌上摆着写好名字的小卡片。你找到自己的名字,坐下。一场热闹,从你坐下以后才开始。
你很少会想:那张座位表,是谁、在什么时候排好的?它已经决定了今晚你能和谁说话、和谁说不上话。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里,给交往行动下过一个定义。大意是:交往行动,是至少两个有说话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他们建立起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为了协调各自的行动,寻求对彼此处境的理解。
请把这句话慢慢再读一遍,看它的次序。
第一步:先有「至少两个主体」。
第二步:这两个主体「有说话能力和行动能力」。
第三步:然后,他们之间才有互动、才建立关系、才寻求理解。
主体在前,互动在后。两个人先坐好,而且坐下来的时候,已经带着说话和行动的能力;然后,讲理才开始。
他说的「说话能力」,不是会说几句话那么简单。
他花了很多年,想把一切会讲理的人共有的那份能力,一条一条写出来,他管这叫「普遍语用学」。第五编会细讲它的核心:一个人认真说一句话时,已经默默提出了四项要求——说得让人听懂,说的是真的,说的是自己信的,自己有资格这么说。
要紧的是:他说这份能力,一切会讲理的人都一样。不管你生在哪里,只要你是一个会讲理的成年人,你就带着这同一副能力坐到了桌边。
现在,可以把全书第一条承重命题,照王德生博士的原话,放在这里了: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发现学:他预设了两个理性交往者的同一性先在,由这两个先验的主体,来进行理念的发生;而不是在理念的发生里面,发生两个主体。
「先验」这个词,用大白话说,就是「在经验之前、作为条件就已经在那里」。那两个人,不是在这场谈话里长成的;他们在谈话之前就长好了,谈话只是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件事。
「发现学」这个词,本系列一直在用:一样东西,本来就在那里,等着被找到。在他那里,本来就在那里的,是两个同一的讲理的人。谈话要找的共同,也本来就藏在他们共有的那份能力里,谈话把它找出来。
按本系列的规矩,先让他把话说足。
他会说:我没有说主体是天生的。我接着米德讲过(第 10 章),一个人的「我」,是在和别人的交往里长出来的;一个孩子,是一步步学会讲理的。我的主体,是有来历的。
这一辩要认,而且要认一大半。他确实写了主体的来历,写得比很多人都细。
可请看他把这段来历放在了哪里:放在童年,放在一个人长成以前。长成以后,每一场真实的谈话开始时,坐在桌边的两个人,都已经是现成的了。他的主体有前史,却没有当场的发生。
那对小两口(导论)在小饭馆里谈的那一晚,两个人确实都是「长成了的」讲理的人。可第一年那三十多次吵,把他们俩都改了:何川学会了等三天,叶青学会了先出门走一圈。主体,是在那一年里当场又长了一层的。他的定义里,没有这一层。
用本书的话说,他的次序是:两个现成的人,加上一座桥,桥上走的是理由。
这个形状,本系列见过。马哲卷说:两个先验加一座桥;秋金讲费尔巴哈卷说:费尔巴哈的桥叫「看」,马克思的桥叫「做」。到了哈贝马斯,桥叫「说」。桥换了三次,两岸一直在。
本书把他这个动作,叫作「两把一样的椅子」:桌边先摆好了椅子,而且摆的是两把一模一样的;人先坐上去,然后才开始谈。第 8 章说过,这其实是康德那一把椅子,复制成了两把。
SDE 的次序正好反过来:先有一场碰撞,一次次来回;两个人,是在这一次次来回里,被显露出来、被改写、被长成的;一个「我们」,也在这里长出来。不是椅子先摆好,人再坐上去,而是人在一次次碰撞里,才慢慢有了自己的位置,也一起有了一张桌子。
这个次序,看起来只是哲学家的咬文嚼字,其实决定了很多日常的事。
如果两个人是先坐好的,那么一场谈话谈不拢,毛病一定出在谈话上:谁没说真话,谁没给理由,谁用了策略。改进的办法,就是把谈话的规矩定得更好。
如果两个人是在谈话里长出来的,那么一场谈话谈不拢,常常是因为两个人都还没长到能谈拢的那一层。改进的办法,不是把规矩定得更细,而是让碰撞走完,让两个人都长一层。
第一种想法,会让人一遍遍地「好好谈」,谈不拢就怪对方不讲理。第二种想法,会让人允许吵,允许僵,允许先各自长一长,再回来。
小唐和小夏结婚前,都读了很多讲婚姻的书,都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懂得沟通」的成年人:会表达需要,会倾听,会就事论事。
结婚以后,两个人都用上了这些本事:「我需要你多陪我」「我听到你说的了」「我们就事论事」。话都说得很标准,可越说越累。有一天,小夏说:「我觉得我们俩像在上课。」
后来他们发现,那些本事,都是在各自单身的时候学的。两个人都带着一个现成的、长好了的「会沟通的自己」进了门,却没有给这个新的家,留出一起长的地方。
第 19 章说,他的定义里,人在前,谈话在后。小唐和小夏也是:两个人先坐好了,各自带着一副标准的能力。真正让他们慢慢过顺的,是后来那些不太标准的时刻:一次大吵,一次一个人哭着说出「其实我很怕」,一次两个人都累了、什么道理都不讲、就在沙发上坐着。
他的理论里,人在童年长成,到了桌边就是现成的了。可一个人什么时候算长成了?
十八岁?结婚那年?当了父母那年?父母去世那年?
每一次大的换题,一个人都会再长一层。结婚把他从「我」长成「我们俩」,当父母把他长成「我们家」,父母去世把他长成「我成了最老的那一辈」。一个人一辈子都在长,每一张桌子边,他都不是一个完全现成的人。
回到那张婚礼的座位表。
你家里、单位里,也有很多这样的座位表:谁跟谁说得上话,谁在谁面前说了算,谁天生就是「讲理的那一方」。这些座位表,常常在你开口之前,就已经排好了。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个你和他总是谈不拢的人。问自己一句:我们俩谈不拢,是谈的方式出了毛病,还是我们俩都还没长到能谈拢的那一层?如果是后一种,就先别急着再谈一次,各自去长一长。
叶青:结婚前,我以为我已经很会沟通了。
何川:我也是,我还读了好几本书。
叶青:结果全不管用。
何川:原来我们俩都是在这个家里,才又长了一层。
他的定义里,人在前,谈话在后;可真实的日子里,人常常是在谈话里、在碰撞里,才长成能谈拢的那个人。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主体有来历,是在交往里长出来的。关门——来历只放在童年;到了桌边,两个人已经是两把一样的椅子。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定义里的两个人,要找的是他们本来就共有的那一块。
同一性在谈话之前就摆好了;它来自一片具体的理念的土。
相亲的时候,介绍人最爱说一句话:「你们俩三观一致。」
交朋友也一样。认识一个新朋友,聊几次,发现对很多事的看法都一样,心里一热:遇到知己了。
后来有一天,你们在一件事上看法不一样。一次,两次,第三次,你把他拉黑了。拉黑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原来我们三观不合。
「三观一致」这四个字,是今天普通人最熟悉的哈贝马斯。
它的意思是:两个人要能好好相处,底下得先有一样东西是一样的:怎么看世界,怎么看人生,怎么看对错。先确认底下一样,再在上面谈别的。
这正是他那张桌子的做法:先预设两个讲理的人在讲理这件事上本来就一样,同一副能力,同四条预设,同一个方向;然后,在这份同一上面找两人都认的那一块。
三观一致的朋友,一次分歧就拉黑,这不是偶然。
因为那份一致,是找到的,不是长出来的。你们认识的时候,发现底下一样,就以为底下永远一样。等到一件事把底下的不一样翻出来,你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撑住:没有一起碰过的经历,没有一起熬过的难处,没有吵完又和好的那一次。
真正过了几十年的夫妻,很少说「我们三观一致」。他们会说:「我们磨出来了。」
现在要问一个更深的问题:两个人底下那份「本来就一样」,是从哪里来的?
哈贝马斯说,那四项讲理的要求,是一切会讲理的人都有的,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化。
本书的看法不一样。王德生博士在讨论中说过一句话,这里照原意立下:这份同一,往往来自一片共有的理念的土。
什么是理念的土?就是一群人脑子里共同的那一片东西:什么算一个理由,什么算说真话,什么算有资格说话,什么更要紧、什么次要。在同一片理念的土里长大的人,底下自然一样,看起来就像天生一样。
同样那四项要求,在不同的理念的土里,会被读成不同的东西。下面只是常被讨论的一些倾向,每个地方内部差别都很大,一个具体的人也未必是这样。
听得懂。 有的地方,话要说满、说直,才算说清楚;有的地方,很多意思在话外,靠场合和关系补上。
说真话。 事实可以查,这一条最接近;所以在科学、技术、工程、生意规矩上,不同地方的人比较容易讲通。
说自己信的。 有的地方,当面直说才算真诚;有的地方,顾着对方的面子、话留三分,也是一种真诚。
有资格说。 有的地方,人人平等发言是正当的起点;有的地方,年纪、身份、关系,决定谁先说、怎么说才得体。
所以他那份「一切会讲理的人都有」的同一,在同一片理念的土里大体成立;一跨出去,就露出了它的土:那是欧洲启蒙以来、战后德国那片土里长出来的讲理方式。
公道要还给他:他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种文化、很多种好日子。他特意把自己的要求压到最少,只要说真话、给理由、让别人能回嘴,不要求大家信一样的神、过一样的日子。这比很多人都克制。
可最少的形式,也是一种同一。孩子讲理的方式和律师不一样;一个把委屈憋着的人和一个当场哭出来的人,各有各的真诚。连最少的那一点,也是长出来的,而且因人、因地、因时而不同。
这一章把第一条承重命题,往下挖了一层:他预设的那份同一,来自一片具体的理念的土;理念的土相差越大,这份同一越难形成。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份同一看起来是天生的。在同一片土里,这片土对所有人都一样,就像一副人人都戴着的眼镜,没人摘下来过,于是大家以为眼镜就是眼睛。第 8 章说过,这叫器具可消。只有走到另一片土上,眼镜才被看见。
还有一件事,第 1 章插过伏笔:他小时候那座小城,是一种「我们本来就一样」的共同,他反了一辈子;他后来找到的替代品,是另一种「我们本来就一样」:讲理的人本来就一样。一种是民族的同一,一种是理性的同一。前一种他看得清清楚楚,后一种,是他自己的地基。
小方相亲,对方填了一张很长的问卷:消费观、育儿观、对父母的态度、周末怎么过。两个人的答案,百分之九十都一样。介绍人说:「天作之合。」
交往了半年,两个人一次都没吵过。可小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有一次,他们为一件小事意见不一样:要不要把一只流浪猫带回家。那是他们第一次争,争得很凶,最后没带。
那一晚,小方反而觉得,第一次认识了对方:原来她小时候被猫抓过;原来他小时候家里养过一只猫,后来丢了。
第 20 章说,「三观一致」是找到的同一,一碰就碎。那张问卷上的百分之九十,是他们底下恰好一样的那一块。可两个人之间真正的东西,从那只猫开始才长。
后来他们分了还是没分,这里不说。只说一句:问卷能告诉你两个人哪里一样,告诉不了你两个人碰到不一样的时候,会长出什么。
在同一片土里长大的人,最难看见这片土。就像鱼不知道水。
一个人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跟另一个地方来的人一起生活,才会发现:原来我以为天经地义的事,在别人那里不是这样。那一刻,他第一次看见了自己脚下的土。
所以跨土的碰撞,除了能长出新东西,还有一个好处:它让人看见自己原来站在哪里。
回到那个被你拉黑的朋友。
下一次再遇到「三观不合」,可以先不拉黑,问自己一句:我们底下那份一样,是真一样,还是我们恰好都长在同一片土里?现在翻出来的不一样,是不是我们俩终于要碰一碰了?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找一个你认为三观和你差得很远的人,不争,只问他一件事:「你是怎么想到这里的?」听他把来路讲完。你会发现,他那片土,和你的不一样;你们之间,也许能长出一点你们俩都没有的东西。
何川:我们当年相亲,介绍人也说我们三观一致。
叶青:其实哪一致啊,我爱吃辣,你一点辣都不能吃。
何川:可我们家现在有一道菜,一半辣一半不辣。
叶青:那道菜,是我们磨出来的。
「三观一致」是找到的同一,一碰就碎;那份同一,来自一片共有的土,走到另一片土上,它就露了出来。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把要求压到最少,不强求同一种好日子。关门——最少的那一点,也被当成了人人天生都有的。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三观一致,是找到的交集;「我们磨出来了」,是长出来的。
他的书里「我们」并不少,但只有两种;那个长出来的「我们」,他挡在了门外。
公司年会上,老板举杯说:「我们是一家人!」台下鼓掌。
第二年裁员,名单上有你。你忽然明白,「我们是一家人」那句话里的「我们」,和你以为的那个「我们」,不是一回事。
从此以后,你听到别人说「我们」,心里就有一点戒备。
哈贝马斯对「我们」这个词的戒备,比这深得多。
公道要先还给他。他的书里,「我们」这个词出现得并不少。细看下来,大体只有两种(还有第三种,商谈里浮现的「我们视角」,第 21 章之二正面补上)。
第一种,在每个「我」的心里。 他接着米德讲(第 10 章):一个人把所有别人的眼光收进来,长成一个能站到任何人位置上的「我」。这个「任何人」,就是一个装在心里的「我们」。每个人心里各有一份,而且各份都一样。
第二种,是所有「我」加在一起。 所有会讲理的人,组成一个理想的交往共同体;所有守同一部宪法的公民,组成一个法律共同体。这个「我们」,是一个个「我」的总和。
两种都不是一个新长出来的「我们」:一种是我和你各自心里一样的那一份,一种是我和你加在一起的那一堆。
最能看出他态度的,是他怎样讲「人民做主」。
他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里说,人民不是一个集体的大主体,不是一个会说话、会下决心的「我们」。人民的主权,化成了一股没有主体的交往之流,散在一场场公开讨论、一道道立法程序、一次次选举里。
请把这句话记住:他宁可把「人民」拆成一股水流,也不肯让它站起来成为一个「我们」。
这就回到第 3 章插下的那面小旗了。
他十五岁那年,看清了一个吞人的「我们」通向哪里:一个叫「民族共同体」的「我们」,一出生就把人装进去,不许里面的人说「不」,把一部分人划到外面去消灭。
从那以后,「我们」这个词,在他那片土里,就是一个危险的词。「我们民族」「我们人民」「我们的传统」,每一个都可能再一次吞人。
所以他要的,只是一个个讲理的「我」和「你」:一个个具体的人,谁也不被收进一个更大的东西里。
还有一层。第 9 章说过,黑格尔也有一个「我们」: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那是一个越长越大、把个人收进去的大主体。哈贝马斯想要黑格尔那个活的「我们」,又怕它变成这样的大主体。两头为难,他选了安全的一头。
这份戒心,本书完全站在他那一边。
二十世纪太多的灾难,都是以一个「我们」的名义干的。一个人亲眼看见过,一辈子提防,是对的。他把人民拆成一股流,也是一种保护:没有一个大主体可以站出来说「我代表人民」,也就没有人能以人民的名义吞掉人。
这一点,今天仍然值得记住。
可第 3 章留下的那个问题,现在要回答了:所有的「我们」,都是那一种吗?
第 3 章给过两个问题,用来分辨两种「我们」:
第一问:这个「我们」,许不许里面的人说「不」?
第二问:这个「我们」,会不会被里面的人改写?
民族共同体,两问都答「不」:不许说不,不许改写。
何川和叶青第三年的那个家,两问都答「会」:每一条家规,都是两个人一次次说「不」吵出来的;孩子上学、老人来住,规矩就要改,是他们一起改的。
还有第三种,就是他自己的「我们」:心里一样的那一份,或者加在一起的那一堆。它许人说不,也不吞人,可它不会长:它不是在碰撞里长出来的,它是预设好的。
三种「我们」放在一起:
| 许不许说不 | 会不会被改写 | 是不是长出来的 | |
|---|---|---|---|
| 吞人的「我们」(民族共同体) | 不许 | 不会 | 不是,一出生就划好 |
| 他的「我们」(心里一样的一份,或一堆「我」的总和) | 许 | 不会,预设好的 | 不是 |
| 长出来的「我们」(那个家) | 许,而且靠说不长出来 | 会,里面的人一起改 | 是 |
他把第一种挡在门外,这是对的。可他同时,把第三种也挡在了门外。他宁可只要第二种:一个安全的、不吞人的、却也不会长的「我们」。
本系列萨特卷有一句判语,这里用得上:拆对了先在者,连土一起拆了。萨特拆掉了先在的「本质」,连人脚下那片土也一起拆了。哈贝马斯拆掉了吞人的「我们」,连一个会长的「我们」也一起不要了。
这份戒心,救了他,也困住了他。
这一处看起来只是一个词,其实决定了很多事。
一个只有「我」和「你」、没有「我们」的社会,讲理可以讲得很好,规矩可以定得很公平,可很难有那种「我们家」「我们队」「我们这个村」的东西。人和人之间,只剩下一份份公平的约。
一个只有吞人的「我们」的社会,很可怕。可一个连会长的「我们」都没有的社会,很冷。
本书要找的,是第三条路:一个在碰撞里长出来、许人说不、会被里面的人改写的「我们」。第七编会看到它怎样长出来;第十一编会看到,今天一个人和一台会说话的机器之间,也在长出这样一个「我们」。
一家公司的年会上,老板说:「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员工们鼓掌。
一年以后,公司裁员,名单上有十几个人。被裁的人里,有一位干了八年的老员工,她说:「原来这个『我们』,是可以随时把人划出去的。」
她后来去了一家小公司。那家公司的老板从不说「我们是一家人」,可有一次她家里出了事,全组的人轮流帮她顶了一个星期的班,没人说什么。
第 21 章说,「我们」有两种。一种是会上说出来、可以随时划人出去的;一种是没说出来、一起扛过事长出来的。第 3 章那两个问题,也可以拿来问一家公司:这个「我们」,许不许员工说「不」?会不会被员工改写?
他把人民主权说成一股没有主体的交往之流,是为了防一个大主体站出来说「我代表人民」。
这份防备,今天仍然有用。可一股水流有一个毛病:它没有办法被追问,也没有办法承担。出了错,谁来认?
本书说的那种「我们」,是可以被追问的:一个家的规矩错了,一家人可以坐下来改;一个团队的做法出了问题,大家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改。一个长出来的「我们」,既不吞人,也能承担。
回到那句「我们是一家人」。
下一次再听到有人说「我们」,你可以用那两个问题去试它:这个「我们」,许不许里面的人说「不」?会不会被里面的人改写?两个都答不上来,就要小心;两个都答得上来,这也许是一个值得你投入的「我们」。
也可以反过来问问你自己:你参与的那些「我们」——你的家,你的小组,你的朋友圈子——是哪一种?你有没有在里面说过一次「不」?你的「不」,有没有改写过它?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在你最在乎的一个「我们」里,说一次你真实的「不」。不必大,一件小事就好。看看这个「我们」接不接得住。
叶青:你觉得我们家,是哪一种「我们」?
何川:许人说不,也会被改吧。
叶青:孩子说不,我们有时候不许。
何川:那就先改这一条。
他挡住了吞人的「我们」,这是对的;他连会长的「我们」也一起挡住了,这是他的戒心付出的代价。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提防一切吞人的「我们」。关门——连一个许人说不、会被改写的「我们」,也不许它长出来。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他只要找到的那一种;长出来的那一种,被他挡在了门外。
他的书里,其实还有第三种「我们」;它离本书最近,也最该正面交手。
一个小组讨论一份方案。五个人各说各的,说着说着,有人提议:「我们换个问法,不问我喜不喜欢,问『我们这个组』该不该这么做。」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变了:每个人都开始试着从「我们」那边去看。
这一刻,屋里好像多出了一个视角。它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又好像是每个人都能站上去的。
本书第 21 章说,他书里的「我们」大体只有两种:装在每个人心里一样的那一份,和所有「我」加在一起的那一堆。这句话说窄了,这一章公开补上。
他在《包容他者》里有一段话,大意是:在一场包容所有人、没有强制的理性商谈中,每个人都要站到其他所有人的视角上,去理解他们怎样看自己、怎样看世界;从这些视角的相互交织里,会浮现出一个理想地扩展了的「我们视角」,大家可以从它出发,一起检验一条有争议的规范能不能成为共同实践的基础。
请注意那个词:浮现。他并不是只有「我」和「你」。他看见了,在一场真正的商谈里,会冒出一个「我们」的视角。
还有一片文献,本书前面各章没有交过手,这里一并补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一批研究「集体意向」的哲学家,专门处理一个问题:「我们一起做一件事」里的那个「我们」,能不能还原成一个个「我」的打算?
据公开的学术会议介绍,已经有学者尝试用吉尔伯特和图奥梅拉的这套办法,重新解读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交往行动之所以不同于策略行动,是因为参与者处在「我们式」里,把自己看成一个复数主体(待核)。
这片地,正好压在本书第七条承重命题上。本书必须说清楚:它说的「我们的理性」,和他的「我们视角」、和「我们式」,差在哪里。
这两家都看见了本书也看见的东西:「我们」不是一堆「我」的总和。
他的「我们视角」,说明他并没有停在一个个孤立的讲理者上;他知道,在最好的商谈里,大家会一起站到一个更大的视角上去。「我们式」那一家说得更硬:「我们」是一种不能还原的想事方式,一份共同承诺一旦许下,就有了自己的约束力。本系列说「约束力是土」,吉尔伯特说「约束力在共同承诺里」,两家在这一点上是近邻。
本书的第二条、第七条承重命题,都要向他们让出一块地:「我们」不能还原成「我和你」,这一点他们说在前面。
本书要守住的,是下面这一句:
「我们的理性」不是交织出来的扩展视角,也不是一种「我们式」的想事态度;它是碰撞回写出来、会反过来改写成员的第三者。
逐一说。
他的「我们视角」,是交织出来的,不是碰出来的。 它从「人人站到人人的位置上」里浮现,前提仍是那两把一样的椅子:参与者先天同一,各自带着能换位的能力入座。它是一个理想的视角,用来检验规范;它不长在一个家、一个队伍具体的历史里,也不留下什么。商谈一散,这个视角就收回到每个人心里。用本书的话说:它在想法那块地上,同一层。
「我们式」,是一种态度,不是一段路。 吉尔伯特的共同承诺,是一次许下的;图奥梅拉的「我们式」,是一个人可以切换进去的想事方式。它们回答的是「此刻我是不是在以『我们』的身份想事」,不太回答「这个『我们』是怎样一次次碰撞、一层层升上来的」,也不太回答「它长出来以后,怎样把成员改了」。
本书的「我们」,是一段路留下的土。 何川和叶青第三年的家规,不是某一晚两个人换位想出来的,也不是某一次许下的承诺;它是三十多次吵、一只摔碎的碗、三天的娘家,一层层沉下来的。它长出来以后,回头改了两个人:何川学会了等三天,叶青学会了先出门走一圈。成员是被这个「我们」改写过的。
一张表放在一起:
| 他的「我们视角」 | 「我们式」(吉尔伯特、图奥梅拉) | 本书的「我们的理性」 | |
|---|---|---|---|
| 从哪来 | 人人换位,交织浮现 | 一次共同承诺,或一种态度的切换 | 三块地上的碰撞,一次次沉下来 |
| 在哪块地 | 想法那块地 | 主要在想法和心里 | 理、心、手三块地 |
| 留不留下东西 | 商谈一散就收回 | 承诺在,它就在 | 越碰越厚,成了土 |
| 成员被不被改写 | 不被改写,只是换了个视角 | 身份多了一层,人本身不一定变 | 被改写:各自长了一层 |
| 会不会升层 | 同一层 | 不讨论 | 每换一次题,碰一次,升一层 |
按本系列的规矩,写明前后两句。
收窄前(第 21 章):他书里的「我们」只有两种,都不是一个新长出来的「我们」。
收窄后:他书里的「我们」有三种:心里一样的一份、所有「我」的总和、商谈中交织浮现的「我们视角」;三种都不是在碰撞里长出来、会改写成员的那一种。
这一处登记进附录「本书自认最弱处」。判决一的判词不改,只把「没有我们」读准:没有的,是碰出来的那一种「我们」。
两条。
一、如果能在他的著作里找到:那个「我们视角」会在一次次商谈之间留下来,沉成一个共同体自己的规矩和判断方式,并回头改写参与者本人——那么判决一要改判,不只是收窄。
二、如果集体意向那一家已经给出了「我们式」怎样随冲突一层层升级、怎样改写成员的系统说明,那么本书第七条命题的新意,要让给他们,本书只剩下把它用到哈贝马斯身上这一步。
回到那个小组。
「我们这个组该不该这么做」——这一问很好,它让每个人站上一个更大的视角。可要让这个组真的有一个「我们」,光站上去一次不够。要一起做成过、一起搞砸过、吵过、修过,下次再有人问「我们这个组该不该」,大家心里才有一片共同的土可以站。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下一次你们组、你们家说「我们」的时候,问一句:这个「我们」,是我们此刻想出来的,还是我们一起碰出来、已经在那里的?
叶青:结婚那晚在小饭馆里,我们也试过「从我们的角度想」。
何川:想得挺好,第一年全撞散了。
叶青:现在说「我们家」,就不是想出来的了。
何川:是吵出来的,还把我们俩都改了。
他看见了「我们视角」会在商谈里浮现;本书说的「我们」,不是浮现一次的视角,是碰撞里一层层沉下来、会改写成员的那片土。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看见了商谈里会浮现一个「我们」的视角。关门——这个视角交织出来就收回,不沉成土,也不改写成员。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我们视角」是交织出来的最大交集;碰出来的「我们」,是长出来的。
他把「互动」扶上了座,却没有走进那个长出「我们」的地方。
一对夫妻说话,有两种口气。
一种是:「你同意,我也同意,那就这么定了。」
一种是:「我们家不这样。」
第一种,是两个人商量出来的一致。第二种,是一个家的理性在说话。说这句话的,可以是丈夫,可以是妻子,也可以是他们的孩子;可这句话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人,它属于「我们」。
第四编要说的,就是这两种口气之间的距离。
王德生博士在讨论中说过一句话,照原话立在这里:
他的交往理性,是「我和你」的理性同一性,不是「我们作为共同体」的新理性。
「我和你」的同一,是两个人之间重合的那一块。两个人还是原来那两个人,只是在某件事上看法对上了。「你同意,我也同意」,就是它的声音。
「我们」的新理性,是两个人碰撞之后,长出来的第三样东西。它有自己的规矩、自己的判断方式、自己的口气,两个人都在它里面,又都被它改了。「我们家不这样」,就是它的声音。
一支球队也一样。两个队员谈好了怎么配合,是我和你;一支队伍打了几年,有了自己的打法,新人一来就得学,那是「我们队」。
第 18 章用过本系列那张格子:第一个号位看「那儿有个东西」,第二个号位看「有个过程正在发生」,第三个号位看「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
他之前的人,大多坐在第一个号位:一个现成的「我」,面对一个现成的世界。
他把第二个号位扶上了座:理性在两个人之间那个正在发生的过程里。
他没有走进第三个号位:一片新的场,一个长出来的「我们」,人人在里面有一个新的位置。
照王德生博士的说法,一个人是谁,要看他在这片场里的分布、他连着什么、他显出的样子;一个「我们」长没长出来,也要看有没有长出一片新的场、一种新的分布、一种只属于它的美。他那里,两个人之间有过程,却没有长出这片场。
先把他在这一编里的看见列足。
一,说服和摆布是两回事,「他同意」和「他服从」是两本账(第 17 章)。
二,理性不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在两个人中间(第 18 章)。
三,主体有来历,是在和别人的交往里长出来的(第 19 章)。
四,讲理的要求可以压到最少,不强求同一种好日子(第 20 章)。
五,要提防一切吞人的「我们」(第 21 章)。
再把他在同一编里关上的门列出来,和上面一条条对着。
一,交往只认「被理由说服」一种结果,没给「一起长出第三样」留格子。
二,两个人先坐好,过程不改写他们,也不长出一片新的场。
三,主体的来历只放在童年;到了桌边,已经是两把一样的椅子。
四,最少的那一点,也被当成人人天生都有的;它其实来自一片具体的理念的土。
五,连一个许人说不、会被改写的「我们」,也挡在了门外。
两张清单并排放,这一编的总判断是:
一只手,把理性从一个人的脑子里请到了两个人中间;另一只手,在同一刻,给这两个人摆好了两把一样的椅子,又把他们之间可能长出来的那个「我们」,挡在了门外。
这就是判决一:我和你,没有我们。
说到这里,要再说一遍公道。
「我和你」的同一,不是没用的东西。两个陌生人第一次坐下来,能说真话、给理由、让对方回嘴,能在某件事上对上看法,这是一切「我们」的第一块砖。没有这块砖,连碰的资格都没有。
本书要说的只是:这块砖不是房子。他把「我和你」当成了终点;本书把它放回起点。从这块砖往上,要经过碰撞,才会长出「我们的理性」。
这是全书第七条承重命题的前一半。它的后一半——「我们的理性」怎样在碰撞里长出来——要到第七编。
一群三十多岁的男人,每周六踢一场业余足球。刚组队的时候,大家各踢各的:有人爱带球,有人爱射门,有人站着不动。输了,就互相埋怨。
踢了两年,这支队慢慢有了自己的样子:谁在左边、谁在右边,谁累了谁顶上;输了球不骂人,赢了球一起去吃烧烤;有人结婚、有人生孩子,全队去喝喜酒。
后来来了一个新队员,技术很好,第一次上场就想一个人带球过全场。老队员跟他说:「我们队不是这么踢的。」
第 22 章说,「你同意,我也同意」是我和你;「我们家不这样」是我们。那句「我们队不是这么踢的」,就是这支队的理性在说话。它不是队长定的,是两年里一场一场踢出来的。
一个「我们」长出来了,最好给它起个名字。「我们家」「我们队」「我们组」「我们班」,这些名字,不是一句口号,是把那些一起碰出来的做法,收在一个地方,让后来的人能找到。
起名字的时候,要记着那两个问题:这个名字底下,许不许人说「不」?会不会被里面的人改?一个许人说不、会被改的「我们」,名字起得越响亮,越好。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听一听你家里的人,平时说话用的是哪一种口气。
是「你同意,我也同意」多,还是「我们家不这样」多?
如果前一种多,不要紧,那是第一块砖,已经很好。你可以留意一件事:下一次你们为一件事吵完,有没有长出一条新规矩,一条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的、只属于你们家的规矩?有的话,把它说出来,给它起个名字。
一个家的理性,常常就是从第一条被说出来、被起了名字的家规开始的。
何川:昨天孩子跟他同学说,「我们家吃饭不看手机」。
叶青:那条规矩,是我们去年吵出来的。
何川:他说得好像是天经地义的。
叶青:一个「我们」长出来了,就是这个样子。
「你同意,我也同意」是我和你;「我们家不这样」是我们。他停在了前一句。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总账——把互动扶上了座;没有走进长出「我们」的那片场。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他的交往理性,是找到的交集;「我们家不这样」,是长出来的。
一,这一周,你让别人照你的意思做,几次是说服,几次是摆布?
二,你和谁之间,长出过一片「一个眼神就懂」的场?
三,你是带着一个「长好了的自己」进入婚姻、进入工作的吗?后来又长了几层?
四,「三观一致」和「我们磨出来了」,你身边哪一种关系更长久?
五,你家里说话,是「你同意,我也同意」多,还是「我们家不这样」多?
编序
读这一编,请记住一个问题:一张桌子上,要是一点劲都没有,还能长出什么?
这一编五章,是判决二的主场。
上一编看的是桌边坐着谁:两把一样的椅子。这一编看的是桌上摆着什么:一套讲理的规矩。第 23 章写他最独特的那一步:你说一句话,已经答应了四件事。第 24 章写那张够不着的圆桌,理想言谈情境,和桌上的规则。第 25 章写这套规矩真正的做法:一张筛子,把会冲突的东西一样样筛走,剩下的当然能一致。第 26 章写他和罗尔斯那场争论:他要的,不只是结论上碰头。第 27 章是总账:规则不是手艺。
这一编对应第二条承重命题的前一半:他要将张力从对话中去掉,和谐地建立一个共同性。
他从说话本身里,找到了一套判错的条款。
一个推销员在电话里跟你说:「您中奖了,只要先交三百块手续费。」你一听就知道是骗子。
可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没有查过任何法律。你是从他的话里听出来的:他说的不像真的;他那么热情,不像是他自己信的;一个陌生人,凭什么叫你交钱?
你在那一瞬间,其实已经拿一套尺子,把他的话量了一遍。哈贝马斯把这套尺子,一条一条写了出来。
他说,你只要认真地对别人说一句话,比如「明天可能下雨」,或者「你应该把车还回去」,你就已经默默提出了四项要求,而且默认对方可以拿这四项来质问你。
第一,说得让人听懂。 不然这不叫说话。
第二,说的内容是真的。 这是关于事实的那一部分。
第三,说的是你自己信的。 你没有在演,没有在装。
第四,你有资格这么说,这话在这个场合是恰当的。 一个陌生人对你说「你应该把车还回去」,你会问:你是谁?
他管这四项叫「有效性要求」。
这四项要求有一个很硬的性质:你可以违反它们,可你违反的时候,必须装作在遵守。
骗子要骗你,就得装作说的是真的、是他自己信的、他有资格说。没有一个骗子会说:「我下面这句话是假的,我自己也不信,我也没资格跟你说。」那样就骗不成了。
所以这四项要求,不是谁规定的规矩,而是认真说话这件事本身自带的。连骗子,也得靠它们才能骗。
这是他最独特、也最容易被低估的一步,本书一条不扔。
这四项要求,可以直接拿去查一场具体的谈话。《130 年》卷第 30 章说得好:这四条,就是说话这条路上的判错条款。一场家庭争吵里,谁在隐瞒,谁在装,谁拿位置压人,拿这四条一对,一清二楚。
今天,这四条的分量比他在世时还重。一段伪造的视频,一篇机器写的文章,一个假装成人的账号,违反的正是这四条里的某几条。没有它们,我们连「这里出了什么问题」都说不清。
可这四条,在他那里被放在了一个特别的位置。
他说:这四条,是一切会讲理的人一开口就已经预设了的;它们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化,人人都一样。换句话说:约在开口之前,就签好了。
第 20 章已经看过,这四条在不同的理念的土里,会被读成不同的东西;它们本身,也是在一片土里、一段历史里长出来的。孩子不是一生下来就懂「要有资格才能这么说」,他是在一次次被大人问「你凭什么这么说」里学会的。
还有一层,是第 2 章插下的那面小旗。这四条要求,对一样东西特别有利:把话讲清楚、讲成理由的能力。一个说话吃力的人、一个只会讲故事的人、一个一急就哭的人,他们也许说的是真的,也许是真心的,也许完全有资格说,可他们的话,在这张桌子上,常常先打了折扣。一个从小说话吃力的人,给人类立的这套条款,最有利的,恰恰是会写、会讲理的那些人。第十编会看到,后来有人正是从这里撬他。
这四条是好条款。本书要挪的,只是它的位置:它不是开口之前就签好的约,是一次次说话、一次次被追问、一次次吵出来的约;它也不是进门的票,是碰撞时的护栏。
这四条,今天遇到了一个他生前没来得及细想的对手。
你问手机里的一个 AI:「这种药能不能和那种药一起吃?」它答得清清楚楚,第一条满分。它说的是不是真的,可以去查,第二条还在。
第三条就悬空了:它说的每一句,背后都没有一个「相信这句话的人」。它没有在演,也谈不上真心。
第四条也悬着:它凭什么对你说「你应该」?谁授权的?说错了,谁担?
这四条原本默认,桌边坐的都是会为自己的话负责的人。现在桌边多了一个新的说话者,四条里有两条找不到落脚的地方。第十一编会回来,看这件事该怎么接。
一张照片在网上传得很火:某地发了大水,一位老人抱着孩子站在屋顶上。几万人转发,几千条评论都在骂救援不及时。
两天以后,有人查出来,这张照片是几年前另一个地方的。
那几万次转发,违反的正是第 23 章那四项要求里的一项:说的不是真的。可有意思的是,转发的人大多不是有意说谎,他们是真心相信的。
这时候,那四项要求就显出了它的用处:它让人能说清楚「这里出了什么问题」。不是转发的人坏,是一句话在一路传下去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这一项,没有人去查。
本书还想多说一句:那张照片之所以传得那么快,是因为它碰到了很多人心里那块地上的东西:对灾难的怕,对孩子的心疼。查清楚是不是真的,是理上的事;可心里那股劲,也该被接住,而不是一句「假新闻」就打发掉。
那四项要求,通常用来查别人。其实,也可以拿来问自己。
我刚才说的,对方听懂了吗?我说的,是真的吗,还是我希望它是真的?我说的,是我真心信的,还是气话?我凭什么这么说:凭道理,还是凭我是他爸、他领导?
每一次吵完,拿这四条问问自己,常常会发现,自己也有一两条没守住。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想最近一次你家里的争吵,拿这四条量一量。
谁说的话,对方根本没听懂?谁说的,不全是事实?谁说的,不是自己真心信的,是气话?谁在拿「我是你妈」「我挣钱养家」当资格?
量完了,你大概会发现,四条里常常只有一两条出了问题。把出问题的那一条挑出来,心平气和地说一句,比把整场架重吵一遍管用。
叶青:我昨天跟你吵架,说的那句「你从来不管孩子」,不是真的。
何川:我知道,是气话。
叶青:拿那四条量一量,我没守住第二条。
何川:我也有一条没守住:我说「我挣钱养家」,是拿资格压你。
你说一句话,已经答应了四件事;这四条是最好的判错条款,却不是开口前就签好的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判错的条款就长在说话里,连骗子也得装作守约。关门——约在开口之前就签好了,人人都一样。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四条要求,是被当成两个人本来就共有的那一块。
理想言谈情境不是乌托邦,是一把尺子;可这把尺子,量的是一张没有劲的桌子。
一家人开家庭会议。事先说好了:一个人说话,别人不许打断;有意见就说出来,不许生闷气;谁也不许拿「我是长辈」压人;说到大家都同意为止。
那一次会,开得很好。可你心里也明白:这样的会,一年开不了几次;大多数时候,大家说着说着就急了,就打断了,就有人拿出「我是你妈」了。
那张规矩写得清清楚楚的圆桌,好是好,就是够不着。
哈贝马斯说,每一次认真的讲理,都已经暗暗预设了一个理想的情境:所有该说话的人都在场,都能开口;谁都可以质疑任何一个主张,也可以提出任何一个主张;谁都可以说出自己的态度和需要;没有人被里里外外的强制挡住;唯一起作用的,是更好的理由那种不强制的力量。
他承认,这样的情境,现实里从来没有过。可他说,它不是一个幻想:只要我们认真讲理,就不得不预设它;所以它可以拿来量现实,看一场讨论离它有多远。
他的同道、法学家阿列克西,把这张桌子上的规则整理得更细,他采纳了。大意有三层。
第一层,讲道理本身的规矩:不自相矛盾,同样的情况同样对待。
第二层,说话人的规矩:只说自己相信的;别人要你给理由,你就得给。
第三层,进场的规矩:凡是有能力说话的人,都可以参加;每个人都可以质疑、可以提出、可以说出自己的需要;没有人被强制挡住。
这三层,就是那一次开得很好的家庭会议的规矩,写得更严密了一些。
这把尺子,很好用。
一场讨论好不好,很难说;可拿这把尺子一量,常常一眼就能看出毛病在哪里:有人没到场,有人不敢开口,有人一开口就被打断,有人拿位置压人。
它也是一把最好的护栏。本书后面要讲碰撞,碰撞最怕滑向压,滑向暴力。这张桌子上的规矩,正好守着那条边:可以吵,但不骗;可以急,但给理由;可以不同意,但要让对方能回嘴。
可请再看一眼这张桌子上,少了什么。
桌上有人,有理由,有规矩。没有的,是那股劲:委屈,火气,面子,利害,一个人心里那股憋了很久的「不」。这些东西,要么被规矩挡在了外面(不许压人,不许操纵),要么只能换成一条理由才能上桌。
本系列那张图纸说:路和土之间先攒起一股劲,这股劲逼着形状换个样子,换过的形状回头改写路和土。这是发动机。
理想言谈情境,是一张发动机被拆掉的桌子。它最理想的时候,恰恰是一点劲都没有的时候:大家心平气和,理由对理由,最好的理由自然胜出。
王德生博士说过的一句话,照原话立在这里,作为这一编的第二条承重命题的前一半:
他的错误是,要将张力从对话中去掉,和谐地建立一个「共同性」。
他说这张桌子够不着,是因为现实里的人不够好:有私心,有权力,有情绪。
本书看法不一样:这张桌子够不着,不全是因为人不够好,而是因为这张桌子本身,要求人把长东西的那股劲放下。一群真正在乎一件事的人,坐在一起,一定带着劲;要他们一点劲都没有,他们就不是在乎这件事的人了。
那次开得很好的家庭会议,谈的多半是一件大家都不太在乎的事。真正在乎的事,比如老人跟谁住、孩子要不要转学,那张圆桌,一上来就坐不稳。
一个部门要决定明年的工作重点。部长很讲究方法:提前一周发材料,会上每人发言五分钟,不许打断,不许人身攻击,最后匿名投票。
会开得很完美,没有一个人急,没有一个人吵。结果出来了,大家都接受。
可会后,一位老员工私下说:「那个会上,最要紧的事没人说。」最要紧的事是:新来的副部长和一位老骨干之间,有很深的矛盾,谁都知道,谁都不在会上提。明年的工作重点,偏偏要这两个人合作。
果然,半年以后,那个重点项目卡住了。
第 24 章说,理想言谈情境是一张拆了发动机的桌子。那个完美的会,恰恰因为太完美,把最要紧的那股劲挡在了门外。
一家人要商量,要不要卖掉老房子,换一套离孩子学校近的。
开会之前,妈妈提议:每个人先说一句「我最怕什么」,不讲理由。
爸爸说:怕卖了以后,房价涨了,后悔。妈妈说:怕新房子离老人远,照顾不过来。孩子说:怕转学以后,没有朋友。
三句话说完,一家人都愣了一下:原来大家怕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
那次会,后来的讨论顺了很多。桌上有了劲,也有了方向。
一张讲理的桌子,要是一点劲都没有,就长不出东西;要是劲太大,就会滑向压。劲该放在哪里?
本书的回答是:劲放在桌上,护栏放在两边。可以急,可以哭,可以说「我受不了了」;但不骗,不压,不把人挡在门外,吵完了约好下次接着谈。
有劲,有护栏,这张桌子才坐得稳,也长得出东西。
家里的规矩,可以照他那张桌子来定,很有用:不打断,不压人,有话说出来。可以把它当护栏,贴在墙上。
只是别指望开会时大家一点劲都没有。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下一次家庭会议,先留五分钟,专门让每个人把心里的那股劲说出来,不讲理由,只说「我为什么急」「我怕什么」。五分钟以后,再按规矩讲理。
劲说出来了,桌子反而坐得稳。
何川:我们家开会,能不能先留五分钟,只说心里的劲?
叶青:不讲理由,只说「我为什么急」?
何川:对。说完了,再讲理。
叶青:好,你先说。
理想言谈情境是一把好尺子、一道好护栏;可它最理想的样子,是一张把发动机拆掉的桌子。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一把量讨论的尺子,一道守住碰撞的护栏。关门——理想的桌子上,没有劲。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一张没有劲的桌子上,只能找到交集。
会冲突的东西在上桌之前已经筛走了,剩下的,当然能一致。
一家人商量两件事。
第一件:每天晚上谁洗碗。大家按他那张桌子的规矩来:轮流说,不打断,只讲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很快就定了:一三五爸爸,二四六妈妈,周日孩子。一致通过。
第二件:要不要把乡下的奶奶接来住。同样的规矩,同样的桌子,开了三次,谈不下去。
同一张桌子,第一件一谈就成,第二件怎么也谈不成。为什么?
他给那张桌子立了两条检验原则。
第一条,商谈原则,大意是:一条规矩要站得住,得让所有受它影响的人,作为讲理的参与者,都能同意。
第二条,普遍化原则,大意是:人人遵守这条规矩所带来的后果和副作用,要能被每一个受影响的人接受。
两条合起来,是康德那个「人人都这样做行不行」,从一个人的脑子里,搬到了一群真实的人中间(第 8 章)。
他不是天真的人。他知道,很多事谈不出人人都同意。所以他把问题分成了几层。
道德问题:什么对所有人都公正?比如不许骗人,不许打人。这一层要人人同意。
伦理问题:我们这群人,想过什么样的日子?比如一个家要不要信教,一个村要不要保住祠堂。这一层没有普遍答案,只能在这群人内部去想。
利益问题:大家要的东西根本合不拢,比如同一块地,你要种菜,他要停车。这一层,就公平地讨价还价,各让一步,只要讨价还价的程序是公平的。
把这两条原则和这三层合起来看,就是一张筛子。
| 筛掉什么 | 怎么筛 | 筛到哪里去 |
|---|---|---|
| 身份、位置 | 规矩:不许压人,身份不算数 | 桌外 |
| 情绪、委屈 | 只查你是不是真心,不接你的委屈 | 心里 |
| 这群人自己想过的日子 | 道德和伦理分层,道德只讲人人都认的 | 伦理那一层,降一格 |
| 合不拢的利益 | 交给讨价还价 | 妥协那一层,再降一格 |
| 身体、钱、房子这些实在的东西 | 只收能说成一条理由的 | 桌外 |
桌上最后剩下的,是每个人站到每个人的位置上都能接受的那一层理由。在这一层上,当然能一致,因为会冲突的东西,在上桌之前已经被筛走了。
谁洗碗,能谈成,因为它几乎不用筛:不牵扯谁的委屈,不牵扯这个家想怎样过,也不牵扯谁的身体和钱。它本来就是一件可以在「对大家都公平」这一层上定下来的事。
接不接奶奶,谈不成,因为它一上筛子,几乎全被筛掉了。儿媳的委屈,筛进了心里;儿子的愧疚,也筛进了心里;「我们家要不要做一个孝顺的家」,筛进了伦理那一层;孩子要让出的那间房、奶奶那条不好走楼梯的腿、这套房子的面积,筛到了桌外。桌上只剩下一句谁都认、却落不到事上的话:「我们都希望奶奶好。」
一个家真正的「我们」,恰恰是在第二件事上长出来的,不在第一件上。
这张筛子,有它的好处。
它筛掉身份和位置,是为了不让人压人;它把道德和伦理分开,是为了不让一群人把自己想过的日子,强加给别的人;它允许讨价还价,是因为他知道分歧不会消失。每一处筛,背后都有一份对人的保护。
说他筛掉了长「我们」的材料,要先说清他为什么要筛。
第 3 章那个十五岁的少年,看见过一个把情绪、身份、「我们想过的日子」全都搅在一起的地方会变成什么样。那个政权最会用的,正是这些东西:民族的委屈,血统的身份,「我们德国人该怎样活」。情绪一上来,理由就没人听了;身份一上桌,一部分人就被划出去了。
所以他要一张筛子:把这些最容易被人利用、最容易点燃一群人的东西,先挡在桌外;桌上只留冷静的理由。这份用心,本书看得见,也敬重。
本书要说的只是:那些东西会被利用,不等于它们只能被利用。委屈可以被煽动,也可以被接住;「我们想过的日子」可以变成一面吞人的旗,也可以是一个家一次次吵出来的家规。筛子把前一种挡住了,也把后一种一起挡住了。
王德生博士的第二条承重命题,这里要把后一半也立出来:
他的错误是,要将张力从对话中去掉,和谐地建立一个「共同性」;而实际上,共同性是在碰撞中涌现的。
这张筛子,就是他去掉张力的办法。可筛掉的那些东西——委屈、愧疚、这个家想怎样过、那条腿、那间房——不是杂质,恰恰是一个家的「我们」长出来的材料。
接不接奶奶这件事,真实的样子常常是:吵了三次,儿媳哭过一回,丈夫在阳台上抽了一晚上烟,孩子说了一句「我可以跟奶奶睡一间」。最后长出来的办法,也许是先接来住三个月试试,也许是三兄妹轮流接,也许是请人白天照看。那不是筛出来的交集,是碰出来的。
筛子让桌子干净,也让桌子什么都长不出来。
三兄妹分父母留下的一套房子和一笔存款。大哥请了一位律师,律师很专业,一条条讲清楚:按法律,怎样分才公平。三兄妹都点头,签了字。
签完字那天晚上,小妹一个人哭了很久。她这些年照顾父母最多,最后一年几乎天天在医院。这些,在那份公平的协议里,没有位置:律师说,照顾是情分,不是份额。
那以后,三兄妹逢年过节还见面,可小妹再也没去过大哥家。
第 25 章说,筛掉的,是长「我们」的材料。那份协议,把情绪、委屈、这些年谁付出了什么,一样样筛到了桌外。桌上剩下的是一个公平的数字,桌下是一个散了的家。
几年以后,大哥生了一场病,小妹去医院看他。病房里,大哥说了一句:「那年分房子,委屈你了。」小妹说:「都过去了。」两个人都哭了。那一句话,比那份协议,更像是分完了家。
被筛掉的东西,不会消失。它们在饭桌上,在走廊里,在一个人夜里睡不着的时候。
要把它们找回来,常常不在开会的时候,而在开会之外:一次散步,一顿饭,一次单独的电话。很多家、很多单位,最要紧的话,都不是在会上说的。
所以本书说,别只信会议桌。会议桌是一张筛子;会议桌外面,才是那些被筛掉的东西住的地方。
下一次家里有一件谈不成的事,别急着再开一次会。先问自己一句:这件事,是被什么筛子筛空了?
把被筛掉的东西,一样样捡回来:谁委屈,谁愧疚,这个家想怎样过,那间房、那条腿、那笔钱。捡回来,放在桌上,一样一样碰。
叶青:接你妈来住这件事,我们谈了三次都没谈成。
何川:是不是被筛空了?
叶青:嗯,我的委屈、你的愧疚,都没上桌。
何川:那这次,先把这两样摆出来。
他的筛子让桌子干净,会冲突的都在上桌之前被筛走;可一个家的「我们」,恰恰是用那些被筛走的东西长出来的。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每一处筛,背后都有一份对人的保护。关门——筛掉的不是杂质,是长「我们」的材料。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谁洗碗是找到的交集;接不接奶奶,要碰才长得出来。
他要的,不只是结论对上,而是理由和底子也对上。
回到导论里那两兄弟。母亲老了,哥哥说送养老院,弟弟说接回家。吵了几轮,最后两个人都同意:白天送社区的日间照料,晚上接回家。
结论对上了。可你要是分别问他们为什么同意,哥哥说:「这样省钱,我们俩也不用请长假。」弟弟说:「这样妈晚上能在家,她最怕一个人。」
两个人同意的是同一个办法,心里的理由,完全不一样。
这算不算一致?
美国哲学家罗尔斯说:算。
他晚年讲「重叠共识」。一个社会里,人们信的东西各不相同:有人信佛,有人信基督,有人只信科学。要大家信同一套道理,不可能,也不应该。可大家可以各自从自己的道理出发,同意同一套基本的规矩。结论重叠,就够了;背后的理由,各是各的。
两兄弟那样,就是罗尔斯的一致。
哈贝马斯说:不够。
1995 年,两个人在一份期刊上来回交锋过。哈贝马斯嫌罗尔斯的一致太松:大家出于各自不同的理由同意,一旦情况变了,各自的理由把各自拉向不同的方向,那点重叠就散了。他要的,是大家出于同一组理由同意;不只是结论对上,给理由的路、站着讲理的那片底子,也要对上。
按他的要求,两兄弟得这样同意:都是因为「这样对妈最好」,都是因为「兄弟俩要公平分担」;而且,都认同同一套商量的规矩,都站在同一片「孝顺」「兄弟平等」的底子上。
王德生博士在讨论中,把这一处说得很准,照原意立在这里:
他想要找一个具有交集的理念的路和理念的土的发生,不仅仅是一个理念的形状。
用大白话说:罗尔斯只要两个人在结论上碰头;哈贝马斯要两个人先走上同一条讲理的路,站上同一片讲理的地,结论从里面自然长出来。
这比罗尔斯深。他要的,不是一个碰巧的重叠,而是一场真正的发生:两个人的理由、两个人的底子,在谈话里慢慢对到一起。
可这场发生,有三个限定。
第一个限定:只在想法那块地上。他的路,是理由的路;他的土,是讲理的预设。两兄弟真实走过的那条路——吵翻、冷战、母亲摔的那一跤——不在他的路上;两兄弟之间真实的那片土——小时候一起挨过的打,父亲走时一起守的夜,各自的老婆孩子——不在他的土上。
第二个限定:只求交集。两个人的理由要相同,底子要相同,那就只能找两人都有的那一部分。人越多,差别越大,这一部分就越小,小到只剩「我们都希望妈好」。
第三个限定:两个人不变。理由对上了,底子对上了,两个人还是原来那两个人,没有被这场谈话改写。
而两兄弟之间真正结实的那样东西,不是这样长的。他们后来能一起把这件事办下去,靠的不是找到了相同的理由,而是这一路碰出来、缠在一起的那些东西。那不是两人原有底子的交集,是越碰越厚的一片新土。
交集越求越薄,缠结越碰越厚。
一个小区决定在楼顶装太阳能板。投票结果:全票通过。
可每家人同意的理由不一样:有的是为了省电费,有的是为了环保,有的是因为隔壁都同意了、不好意思反对,有的是觉得楼顶空着也是空着。
装好以后,第一年电费省得不多。为省钱同意的那几家,开始抱怨;为环保同意的那几家,觉得他们太计较。第二年,有人提议拆掉。
第 26 章说,罗尔斯要结论碰头,哈贝马斯要理由和底子也碰头。这个小区,只是结论碰了头。
后来,这个小区没有拆,也没有吵翻。长出来的办法是:每年年底,业委会把太阳能板省了多少电、减了多少排放,贴在楼下,让大家看。几年下来,那块板子成了这个小区的一样东西,孩子们会指着它说:「我们楼顶那个。」把它留住的,不是谁的理由赢了,是这几年一起看过的那几张单子。
一个家族决定给老家修祠堂,每家出一份钱。开会时,全票通过。
半年以后,钱只收上来一半。没交的那几家,各有各的理由:有的当初同意,是因为不好意思反对;有的同意,是以为钱会少一点;有的同意,是以为自己家能在祠堂里多占一块牌位。
结论碰了头,理由各不相同。一遇到真要掏钱,结论就散了。
后来,家族里一位长辈提议,先不收钱,先一起回老家看一次那座旧祠堂。那一次,十几家人都回去了,站在塌了半边的祠堂前,好几个人红了眼眶。钱,第二个月就齐了。
捆住他们的,不是相同的理由,是那一次一起站在旧祠堂前。
他要两个人的理由相同,这比只要结论相同深一层。本书说的,比这再深一层:两个人的理由可以不同,可要有一段相同的经历。
两兄弟为母亲的养老,一个出于省钱,一个出于陪伴,理由不同;可他们一起守过那几个夜,一起看着母亲摔倒又爬起来。那一段经历,比相同的理由更能把他们捆在一起。
你和一个人在一件事上达成了一致,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是结论对上了,还是理由也对上了?如果只是结论对上,要留个心:情况一变,这个一致可能就散。
第二个:我们之间,除了对上的那点理由,还有没有一起碰出来的东西?一段一起熬过的日子,一次吵完又和好的经历?有,这个一致才结实。
何川:我们同意孩子学钢琴,理由其实不一样。
叶青:我是想让他有个爱好,你是想让他考级加分。
何川:那等他练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俩会往两个方向拉。
叶青:所以得先一起陪他练一段,再看。
罗尔斯要结论碰头,他要理由和底子也碰头;可真正结实的,不是碰头的那一块,是一起碰出来的那片土。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不满足于碰巧的重叠,要一场理由和底子的真发生。关门——只在想法那块地上发生,只求交集,两个人不变。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他要的是更深的交集;两兄弟后来靠的,是长出来的土。
他给共识开「不合格证明」,却不给共同性开「出生证明」。
学做饭的人都知道,菜谱和手艺是两回事。
菜谱上写着:盐少许,火候适中,炒至断生。照着做,十有八九做不好。什么叫少许?什么叫适中?锅里冒什么样的烟时该下菜?这些,菜谱上没有,是站在灶台边,一次次炒糊、一次次炒生,慢慢长出来的。
菜谱能告诉你一盘菜哪里不对:太咸了,糊了。它很难告诉你,一盘好菜是怎样做出来的。
他那套讲理的规矩,像一份写得极严密的菜谱。
它能告诉你,哪一种一致不算数:被压出来的,被骗出来的,有人没能开口的,有人在演的。拿四项要求和那几层规则一量,一场讨论哪里不合格,清清楚楚。
它不能告诉你的是:一个原来没有的「我们」,是怎样长出来的。谈到一半卡住了,怎么办?吵崩了以后,怎么接?一个人理上输了、心里不服,怎么办?两个人的理由怎么也对不上,是就此妥协,还是再碰一次?他的规矩里,没有这几步。他只有一句:更好的理由,那种不强制的力量。他指望理由自己把事办成。
本系列波普尔卷判过波普尔:他只给理论开死亡证明,不给它开出生证明。哈贝马斯这里,是同一个形状:他只给共识开不合格证明,不给共同性开出生证明。
这一编走下来,可以把三种「合」放在一张表上,看清他的位置。
| 找交集(哈贝马斯) | 正反合(通行说法里的黑格尔) | 涌现(SDE) | |
|---|---|---|---|
| 怎么合 | 取两人都能认的那一块 | 对立的两方被扬弃,升成第三样 | 碰撞里长出一样两边都没带来的东西 |
| 结果比原来 | 更小,更薄 | 更高,但方向先定 | 新的,方向不先定 |
| 两个人 | 不变,只是找到了交点 | 被收进一个更大的主体 | 在碰撞里被改写,长出一个新的「我们」 |
| 张力 | 要筛掉 | 要被消化 | 是发动机,走完了才长东西 |
王德生博士说得干脆:他其实是想找两个讲理的人的共同点而已,不是辩证法的正反合。
一,判错的条款长在说话里,连骗子也得装作守约(第 23 章)。
二,理想言谈情境是一把量讨论的好尺子,一道守碰撞的好护栏(第 24 章)。
三,每一处筛,背后都有一份对人的保护:不许压人,不许把一群人的日子强加给别人(第 25 章)。
四,他不满足于碰巧的重叠,要理由和底子真的对上(第 26 章)。
一,约在开口之前就签好了,人人都一样;对会讲理的人最有利。
二,理想的桌子上没有劲,发动机被拆了。
三,筛掉的不是杂质,是长「我们」的材料。
四,只在想法那块地上发生,只求交集,两个人不变。
本编总判断:他给讲理立了最细的规矩,却把长东西的那股劲,筛到了桌子外面。
这就是判决二:找交集。
说他没有手艺,本书就得拿出一点手艺来。放在「接不接奶奶」这件事上,大致是五步。
第一步,先点门口的名。 奶奶本人在不在这场商量里?孩子有没有说话的份?只在大人之间谈奶奶的事,是最常见的漏。
第二步,张力在哪块地,就在哪块地碰。 儿媳的委屈在心里那块地上,先说出来,先接住,不拿去和房子的面积比理由;那条腿和那间房在手上那块地上,去看,去量,让那套房子自己「说话」。
第三步,让张力走完。 允许吵,允许冷一周。吵完约好下次什么时候接着谈,不强求当晚一致。
第四步,四种结算都算。 一致是一种;先接来住三个月试试,是暂停;改成请人白天照看,是换题;三兄妹轮流接,是开出一条原来没有的新路。
第五步,写明改法,回头查账。 三个月以后,一家人坐下来,看看这个办法在理上、在心里、在手上,各通了没有。不通的那一块,就是下一轮要碰的地方。
这五步里,他的规矩一条没扔:不骗,不压,给理由,让人能回嘴。它们换了个位置,从终点挪到了两边,当护栏。
一家公司花了很多钱,请人写了一本员工手册。手册写得极好:每一种冲突怎么处理,每一种争议怎么申诉,每一条都有依据。
可员工们遇到事,还是不看手册。两个同事闹了矛盾,手册上说要先找直属领导调解;可他们的直属领导,就是矛盾的一方。
手册能告诉你,哪一种做法不合规。它很难告诉你,两个闹僵了的同事,怎样才能重新一起干活。
第 27 章说,他给共识开不合格证明,不给共同性开出生证明。那本手册也一样。后来这家公司在手册最后加了一页,只有一句话:「手册解决不了的事,找一个你们俩都信得过的人,一起吃顿饭。」据说,那一页比前面一百页都常被人翻到。
规则常常是手艺沉下来以后写出来的。一个家先有了几次吵、几次和好,才有了「吵架不过夜」这条规矩;一个行业先有了很多人的手艺,才有了操作规程。
要是倒过来,先写规则、再练手艺,规则常常是死的。
他那套讲理的规则,写得极好;可它是从哪里的手艺沉下来的?从欧洲几百年的咖啡馆、议会、大学里。拿到别处用,先要知道它的来历,再在新的土里练出新的手艺。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拿你家里一件拖了很久、一直谈不成的事,照这五步走一遍。不必一次走完,先走第一步:点一点门口的名,谁该在场而没在场。
叶青:我们家要是写一本手册,最后一页写什么?
何川:手册解决不了的事,找一个我们俩都信的人,一起吃顿饭。
叶青:那个人是谁?
何川:你妈吧。
他给共识开不合格证明,不给共同性开出生证明;规则是护栏,手艺是在碰撞里长出来的。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总账——立了最细的规矩;把长东西的那股劲,筛到了桌外。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他的规矩只认找到的交集;接奶奶那五步,是为了长出一个「我们」。
一,拿那四项要求量一量你最近一次吵架:哪一条没守住?是你,还是对方?
二,你家里开会,是不是一张没有劲的桌子?最要紧的那股劲,在会上还是在会后?
三,你家里有没有一件「谈了几次都谈不成」的事?它是被什么筛空的?
四,你和家人同意一件事,是结论一样,还是理由也一样?还是一起经历过什么?
五,你手里有没有一套写得很好、却没人用的规矩?
编序
读这一编,请记住一个问题:真正把人捆在一起的,是理由,还是别的什么?
这一编五章,是判决三的主场。
前两编看的是桌边的人和桌上的规矩。这一编往桌子底下看:捆住人的力量,究竟在哪里?被筛掉的那股劲,又去了哪里?
第 28 章写他的「三个世界」,并公开收窄本书写作之初的一处看法:他的三个世界,不是本系列的三块地。第 29 章写他真正看见过的那片土:生活世界。第 30 章写捆住人的那样东西:不是理由,是一起碰出来的那片土。第 31 章写张力搬家:在想法那块地上谈平了,张力就跑去心里和手上。第 32 章是本编总账,附一张三块地查账表。
这一编对应第二条承重命题的后一半和第三条承重命题。
他看似顾到了三块地;细看,那是想法那块地上的三个房间。
孩子发烧,你打电话问一位做医生的朋友。你把体温、症状一条条说清楚,他听完,给了你几条建议。放下电话,孩子还在哭,你还是慌。
电话里,你们谈了孩子的身体,谈了该怎么做,你也说了一句「我特别着急」。三样都说了,都说得清清楚楚。可孩子那滚烫的额头、那一声声哭,你那一夜的慌,都不在电话线上。
他说,一个人认真说话时,会同时面对三个世界,各配一项要求。
客观世界:一切事实的总和。说「外面在下雨」,指向它,看它真不真。
社会世界:一切正当的人际规矩的总和。说「你不该这样」,指向它,看它正不正当。
主观世界:只有说话人自己才能直接触到的内心体验。说「我很难过」,指向它,看它真不真诚。
这三个世界,是按一个说话人的三种态度分出来的:看事实,守规矩,说心里话。
本书写作之初,曾经把他的三个世界,看作大致对上本系列的三块地:手上碰的(现实),脑子里想的(理念),心里的「我、你、他」(自我)。本系列罗蒂卷第 35 章也说过,两者「有几分像」。
王德生博士在讨论中指出:他的三界,好像不是本系列的三块地。细看之下,确实不是。按本系列的规矩,判断下宽了,就公开收窄,写明前后两句。
收窄前:他的三个世界,大致对上本系列的三块地。
收窄后:他的三个世界,都是想法那块地上的三个房间;与三块地相近的,是他的生活世界,而那片土被他退成了背景(第 29 章)。
这一处登记进附录「本书自认最弱处」。罗蒂卷只说「有几分像」,本书是往下加深,不是改判。
客观世界,不是手上碰的那块地。 他的客观世界,是能用「事情是这样的」说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句子的世界。手上碰的那块地,是会烫手、会推人、会顶回来的东西。孩子滚烫的额头,在他那里要变成一句「孩子发烧三十九度」才能上桌;在手上那块地里,它不说话,直接推着你半夜去医院。
社会世界,不是脑子里想的那块地。 他的社会世界,把两样东西装在了一起:规矩和制度,这在本系列属于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在本系列大半属于心里那块地。反过来,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的概念、理论、数学,在他那里却算作对客观世界的陈述。两套分法,刀切在不同的地方。
主观世界,不是心里的那块地。 他的主观世界,是说话人自己独有的内心体验,而且要靠一句真心的自述才能上桌。心里那块地大得多:记忆,身份,情绪,意志,还有我和你、我和他之间的缠结。你那一夜的慌,说出来是一句「我特别着急」;没说出来的那一大片,在他那里不在任何世界里。
他的三个世界,都是一句话所指向的东西。它们进场的唯一方式,是被说成一句话,再被检验这句话对不对。
所以整张图,都画在想法那块地上:对事实的说法,对规矩的说法,对心里的说法。手上那块地的推、心里那块地的缠,没有被说出来的那部分,都不在这张图上。
本系列伽达默尔卷判过:他把三块地收进了语言一块地。哈贝马斯收得更精巧:他在语言里,又分出了三个房间。看上去三块地都顾到了,其实都在一块地上。
公道要还给他。三个房间,比一个房间强得多。
他分出事实、规矩、心里话,就能分出三种不同的争吵:争事实,去查;争规矩,去论;争真不真心,去看这个人以后怎么做。这是一件很实用的工具。
他只是把这三个房间,当成了世界本身。
小何的父亲在老家,身体不舒服。小何在外地,给父亲约了一次视频问诊。
视频里,父亲把症状说得很清楚,医生也听得很认真,给了几条建议。三个人都说清楚了:事实、该怎么做、父亲说自己「有点担心」。
可挂了视频,父亲一个人坐在屋里,心里的慌,比视频里说的那一句「有点担心」大得多。他那天没吃晚饭。
第 28 章说,他的三个世界,是想法那块地上的三个房间。视频里,三个房间都顾到了:事实、规矩、心里话。可那个下午父亲一个人坐着的样子,不在任何一个房间里。
后来,小何每次给父亲约视频问诊,都会请住在附近的表哥过去,陪父亲一起看。表哥不懂医,只是坐在旁边。父亲说,有人在旁边坐着,就好多了。
一场谈话,总有一部分没被说出来:一个人的脸色,一个人的身体,一个人那一夜的慌。
在他那里,这部分不在任何一个世界里。在日子里,这部分常常是最要紧的。
谁来管?常常是那个在旁边坐着的人:陪父亲看视频问诊的表哥,走廊里一起吃盒饭的兄弟,发完火后先去敲门的那个人。这些人,不在任何一张桌子上,却管着桌子管不到的那一大片。
回到那个发烧的夜晚。
电话里的建议很好,照做。可别以为说清楚了,事情就在电话线上了结了。孩子的额头要你去摸,你的慌要有人接。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下一次你和人谈一件要紧的事,谈完以后问自己一句:我们谈的,是这件事本身,还是这件事被说出来的那几句?没被说出来的那部分——身体,钱,那一夜的慌——有没有人管?
何川:上次我爸视频看病,挂了电话,他一个人坐了一下午。
叶青:下次让你表哥过去陪着。
何川:嗯,视频里说不出来的那部分,得有人在旁边。
他的三个世界,是想法那块地上的三个房间;手上的推、心里的缠,没被说出来的那部分,都不在他的图上。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分出事实、规矩、心里话三种争吵,是一件好工具。关门——三个房间被当成了世界本身。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三个房间里,只能找到被说出来的那一层的交集。
他看见了日子底下那一大片不用说出来的东西;然后,把它退到了桌子底下。
你到一户人家做客。进门换不换鞋,饭桌上谁先动筷子,给老人夹菜夹几次,饭后要不要帮着洗碗,这家人一句也没跟你说,你却大概都知道。偶尔弄错了,主人笑一笑,你脸一红,下次就记住了。
一个家、一个村、一个单位,靠无数这样不用说出来的东西过日子。没有人坐下来讨论过它们,它们却比任何写在墙上的规矩都管用。
他给这一大片不用说出来的东西,起了一个名字:生活世界。这个词,他是从胡塞尔那里接过来的。
他说,生活世界是我们一切说话、一切行动的背景。它不成问题,不用讨论,大家默认就在那里。它由三样东西组成:文化,也就是一群人共有的那些说法和意思;社会,也就是一群人之间的那些关系和规矩;人格,也就是一个个人从小长成的那个样子。
我们平时讲理,都是站在这片背景上讲的。只有当背景里某一样东西出了问题,有人问一句「凭什么」,我们才把它拿到桌上来讨论。
这是他真正看见土的地方。
他比很多哲学家都更清楚:人不是在真空里讲理的;讲理之前,早有一大片缠在一起的东西在那里撑着。一个人能不能被说服,一件事能不能谈成,常常不看桌上那几条理由,而看桌子底下这片背景。
用本系列的话说,他的生活世界,比他那三个世界更接近本系列的三块地。它不用说出来就在推,不讨论也在管。
可他接下来讲的,是这片土怎样一点点被搬空。
他借社会学家涂尔干讲过一段很长的历史。大意是:最早,一个部落里的规矩,是靠神圣的东西、靠仪式捆住人的。你不必明白为什么,拜就是了,守就是了;不守,就是冒犯了神圣。后来,这股捆人的力量,一点点转到了说话上:规矩要靠说出来的理由才立得住。他把这个过程叫作「神圣的东西被语言化」。
现代化,在他那里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生活世界里的东西,一样样被拿出来讨论;以前靠默认、靠传统捆住人的,现在要靠谈出来的一致。
这个故事的方向很清楚:捆住人的那股力量,从桌子底下那片土里,搬到了桌上那些理由上。
这个故事,一半对,一半本书不同意。
对的那一半:很多以前不许问的规矩,今天确实可以拿出来问了。一个媳妇可以问「为什么过年一定要在婆家」,一个孩子可以问「为什么女孩不能上桌」。能问,是好事。
不同意的那一半:问出来以后,捆住人的,真的就变成了理由吗?
回到那户人家。你要是问他们「为什么饭后要一起洗碗」,他们也许说得出一条理由:「大家分担,公平。」可他们家真正守着这条规矩的,不是这条理由,而是几十年里一起洗过的那几千次碗,洗碗时说过的那些话,某一年一起守过的一次夜。理由是浮在上面、能被说出来的那一层;捆住人的,还在底下。
他把生活世界看得很清楚,却让它退成了背景:一个供人取用的资源,一个等着被一样样拿到桌上讨论的库房。土被他请到了桌子底下,桌上只留下理由。
他讲生活世界,还有下半截故事,要到第八编才细讲。
他说,现代社会里,除了这片靠说话、靠默契过日子的地,还长出了两台不靠说话也能转的大机器:市场靠钱,行政靠权。这两台机器很有用,可它们会越界,把本该靠说话的事,换成靠钱、靠权去办。他管这个叫「殖民」。
请注意他这个比喻的方向:生活世界是一块被侵占的地,钱和权从外面打进来。本书第八编要问的是:会不会有一部分侵占,是这块地自己让出来的?说话的地方越要干净、越要没有劲,那些谈不拢、说不出、不愿碰的张力,就越要找个地方去装。这是本书的一个读法,待验。
一个南方的村子,有一条老规矩:每年正月初五,全村人一起清理祠堂前的水塘。
这条规矩,没人说得清是从哪年开始的。年轻人觉得麻烦,有人提议:花钱请人来清。理由很充分:省事,清得更干净。村里开会讨论,大家都说有道理。
那一年,请了人来清。水塘确实清得更干净了。可那一年正月,村里的年轻人没有回来几个;往年初五那一天,全村人一起干活、一起吃饭、说上一整天的话,那一天没有了。
第二年,几位老人说,还是自己清吧。
第 29 章说,他看见了日子底下那片土,又让它退到了桌子底下。那条老规矩,理由上讲,「清水塘」只是一件活;可捆住这个村子的,是那一天一起干活、一起吃饭的那片土。讨论时,大家只看见了那件活。
土不是永远在那里的。一个村子的年轻人都走了,正月初五那一天就没人了;一个家里的人各忙各的,一起吃饭的那张桌子就空了。
土被掏空的时候,人会发现,原来那些「理所当然」的规矩,一条条都立不住了。这时候再讲道理,常常没用;要做的,是重新一起做点什么,让土一点点再厚起来。
你家里,一定有几条从来没人讨论、却一直守着的规矩。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挑一条,问一问家里人,「我们家为什么这样?」听他们说出来的理由,再想一想:让大家这些年一直守着它的,是这条理由,还是别的什么?
你会发现,理由常常是后来补上的;那片土,才是先在那里的。
叶青:我们家为什么每年除夕都要去你姥姥家包饺子?
何川:说不清,从小就这样。
叶青:理由是后来补的吧。
何川:让我们守着它的,是那几十个除夕。
他看见了日子底下那片不用说出来的土;可在他的故事里,捆住人的力量,从土里搬到了理由上,土退成了背景。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讲理之前,早有一大片缠在一起的东西在撑着。关门——约束力被搬到了理由上,土退成了库房。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那户人家守着的规矩,是几千次一起洗碗长出来的,不是找到的。
三兄弟分老房子:规矩定下来只用了一个晚上,捆住他们的,却是那之前的好几年。
父亲走后,留下一座老房子。三兄弟要分。
按他那张桌子,三个人坐下来,各摆理由:老大说,我出钱翻修过屋顶;老二说,这些年是我在照顾母亲;老三说,我住得最远,从没沾过这房子的光。理由最好的那个方案,应当让三人都同意。
真实的样子是:吵翻了两次,老二起诉过一次,三个人冷了一年,逢年过节都不照面。
后来,母亲病倒住院。三个人轮流守夜,在医院走廊里一起吃过好几顿盒饭。有一晚母亲睡着了,三个人在走廊尽头站着,老大先开的口,说起小时候三兄弟在那座老房子的院子里偷摘邻居家的枣。
房子最后怎么分,定下来,只用了一个晚上。那个晚上定下的办法,三兄弟守了很多年,没有一个人再翻出来。
按他的说法,那个晚上定下的规矩,捆住三兄弟的,应当是那晚最好的那几条理由。
可三兄弟自己都知道,不是。那晚的理由,和吵翻那两次的理由,其实差不多。捆住他们的,是那之前的一切:同一个母亲,同一座老房子,那场官司,那一年的冷,医院走廊里的那些盒饭,院子里偷摘的枣,还有他们各自的孩子,从小在一起过年。
这些东西,缠在一起,就是本系列说的土。
现在,可以把王德生博士这一条承重命题,完整地立在这里了:
他的错误是,要将张力从对话中去掉,和谐地建立一个「共同性」;而实际上,共同性是在碰撞中涌现的,它的约束力是 E。这是他的忽视。
E,就是本系列说的土:一片缠在一起的东西。共同性的约束力是土,不是理由。理由是浮在上面、能被说出来的那一层;捆住人的,是底下缠在一起的那一大片。
还有一件事要看清:那场官司,那一年的冷,不是这份共同性的障碍,它们就是这份共同性的一部分。
三兄弟要是当初在律师楼里心平气和地谈一次,签了字,那份协议多半第一次遇事就会被重新翻出来。因为它底下什么都没有,只有几条理由。
而吵过、打过、冷过、又一起扛过的那份共同,底下缠着一整片东西。每一次碰撞,都沉进了土里,让这片土更厚。本系列管这个叫回写: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让土变厚,变得不一样。下一次再有事,三兄弟是站在这片更厚的土上吵的。
说他忽视了土,要先还他一处公道。
他一生推崇的「宪法爱国主义」,说的是:一个国家的人,认同的应该是一部保障自由的宪法,而不是血统和土地。德国的那部基本法,站了七十多年。
可细看,让它站住的,不只是条文写得讲理。还有那一代人共同背负的那段罪,共同的承担,一场场审判、一次次争论(第 3、4、6 章),一代代人在学校里、在纪念馆里、在报纸上一次次碰那段历史。条文是浮在上面的那一层;撑着它的,仍然是土。
这一处,正好反过来证明了承重命题:凡是他那种共识活得长的地方,底下都有土在撑。
他不想要血与土。这一点,本书完全同意。
本书说的土,不是血统,不是地盘,不是一出生就划好的「我们」。是一群人一起碰出来、一起熬出来、一起沉淀下来的那片东西。它不先在,不吞人,会被里面的人一次次改写。血与土是先定的,这片土是长出来的。
他怕的是前一种,把后一种也一起挡在了门外。
一个小镇,前些年遭过一次洪水。那一夜,一条街的邻居们互相帮着把老人背上二楼,把孩子送到高处,一起守到天亮。
那以后,这条街变得很不一样。谁家有事,一个电话,人就来了;邻里之间有了矛盾,也很少闹大。镇上要定什么规矩,这条街的意见总是最快统一的。
有人去问他们,为什么这条街这么齐心。一位老人说:「那一夜以后,大家就不一样了。」
第 30 章说,捆住人的是土,不是理由。这条街的人,平时讲的道理和别的街没什么两样;不一样的,是那一夜缠在一起的东西。
一位老人要从住了四十年的老房子搬去养老院。三个子女、两个女婿、几个孙辈,用了一个周末帮他收拾。
那两天,一家人从柜子里翻出了很多东西:老人年轻时的奖状,子女小时候的作业本,一张全家福的底片。每翻出一样,就有人讲一段。
搬完那天晚上,一家人在空房子里吃了一顿外卖。老人说:「这房子空了,你们几个倒像又住回来了一回。」
那个周末以后,三个子女之间原本有些疏远的关系,近了很多。捆住他们的,不是谁说了什么道理,是那两天一起翻出来的那些旧东西。
土变厚,靠的不是一次大事,是很多次小的回写。
三兄弟那片土,不只是那一场官司、那几顿盒饭,还有小时候一起偷摘的枣,逢年过节的饭,孩子们一起放的鞭炮。每一次一起经历过的事,都沉一点下去。
所以一个家、一个团队,与其等一件大事来把人捆在一起,不如平时多一起做几件小事。那些看起来没用的小事,是土。
回到你自己最结实的一段关系。
你们之间能一起把事办下去,靠的是什么?是某一次谈得特别好、理由特别充分的那一晚,还是一起经历过的那些事:吵过的架,熬过的夜,一起扛过的难?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给这段关系里的一件往事,起一个只有你们懂的名字,比如「走廊盒饭那一年」。下一次再有事,提一句这个名字。你会发现,这片土,一说就在。
何川:我们俩最结实的是什么?
叶青:那年孩子住院,我们俩在医院轮流守了七个晚上。
何川:那七个晚上以后,好像吵架都不一样了。
叶青:土厚了。
共同性不在谈得最好的那一晚,在那之前一起碰出来的那片土;捆住人的,是土,不是理由。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宪法站住了七十年。关门——他以为站住它的是条文里的理由。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三兄弟那晚定下的,是长出来的;律师楼里签的,是找到的。
理上说服了,心里不服,手上不做:张力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地方住。
晚上十点,孩子还在打游戏。爸爸走过去,没有吼,坐下来跟他讲道理:明天要考试,睡不够会影响记忆,上次熬夜就考砸了,打游戏可以,周末打。条条在理,孩子说不过,点了头,关了电脑。
爸爸很满意:没打没骂,讲通了。
可接下来,孩子一晚上没说话,第二天早饭也不理他。下个星期,爸爸发现,孩子开始躲在被子里用手机打。
王德生博士在讨论中说过一句话,照原话立在这里:
交往理性,可以在理念界没有张力,但是(张力)通常会转向自我世界或者现实世界。
用本系列的大白话说:在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张力可以被谈平;可人不只活在这一块地上。理上说服了,不等于心里过得去,也不等于手上做得到。在想法那块地上被谈平的张力,会搬去另外两块地:心里,和手上。
那个孩子身上,两次搬家都发生了。一晚上不说话,是搬进了心里;躲在被子里打,是搬到了手上。
张力搬进心里那块地,常见的样子有几种。
心里不服。 嘴上说「你说得对」,心里记下一笔。
自我受伤。 被理由赢了的那个人,觉得输掉的不是这件事,是「我这个人」。孩子不说话,常常不是在想游戏,是在想「在他面前我永远是错的」。
沉默。 不再开口,因为一开口就输。
积怨。 一笔一笔记着,等下一次一起算。
他会说,这些是心理问题,不归讲理管。可一个家、一个班组里,最要紧的那股力,恰恰常常坏在这里。
张力搬到手上那块地,常见的样子也有几种。
单位开会,新方案讲得清清楚楚,数据齐全,没人能反驳,一致通过。接下来一个月:
拖。 不反对,也不动,一直「在推进」。
绕。 表面照新的做,私下还用老办法。
走。 半年以后,两个骨干辞了职。
硬碰。 最坏的时候,是摔门、动手,乃至更大的冲突。
最后这一种要特别说。他一生最怕的,就是张力在现实里以暴力的样子爆发。可如果把张力从说话的地方拿走,它更可能走到那里去。去掉张力,本来是为了防暴力,却可能把张力推向暴力。这是这条命题最尖的地方。
第 28 章说过:他的三个世界,都在想法那块地上。心里的东西,要说成一句「我很难过」才进得了场;手上的东西,要说成一句「事情是这样的」才进得了场。
所以张力一旦搬到心里和手上,没被说出来,他的理论就看不见了。它还在,只是不在他的桌上。孩子那一晚的沉默,会上那一个月的拖,在他的图上都是空白。
这一处,接上第 2 章插下的一个读法,仍然标「待验」。
那个说话吃力的孩子,张力原本在手上那块地(一张嘴、一道缝)和心里那块地(被笑、被挤出去)。他后来把它搬到了想法那块地上:写文章,讲道理,在报纸上、书里、一场场论战里,把那股劲一轮轮走完。
别人是从想法那块地往外搬,他是往里搬。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才觉得一切张力都可以在想法那块地上安顿好。他自己做到了;他以为人人都能。
第 7 章说过的那个长寿读法,也和这一处相连:他的张力有出口,没有积在心里和手上。
这一章批评的,不是讲道理本身。那个爸爸坐下来讲道理,比吼一顿强得多。
要补上的,是讲完以后的那一步:看一看,这股劲搬到哪里去了。
本系列的图纸说:张力是发动机,要走完三拍才长出东西;只在一块地上走完,另两块地上还堵着,发动机就只转了一小圈。
所以张力在哪块地,就要在哪块地碰。
回到那个孩子。爸爸讲完道理,孩子不说话。这时再讲一遍道理没用,张力已经不在想法那块地上了。
要在心里那块地上碰:「我知道你觉得我总是有理,你心里不舒服,可以说出来,说我也行。」
也要在手上那块地上碰:不只是定一个「十点关电脑」,而是约好考完试的那个周六,爸爸陪他一起打一个钟头。
三块地都走一遍,这个约才立得住。
小冯要辞职。领导找他谈了一次,很讲道理:公司的发展前景,他的上升空间,外面的风险。条条在理。小冯被说服了,留了下来。
领导很满意。
可接下来半年,小冯的状态越来越差:开会不说话,交的活刚好及格,下班第一个走。半年后,他还是走了,走得很突然。
第 31 章说,在想法那块地上谈平的张力,搬去了心里和手上。那一次谈话,在理上赢了;可小冯心里那股「我在这里不被看见」的劲,一点没动。它搬到了手上:拖,应付,最后走。
那位领导后来说,要是当时多问一句「你心里最不舒服的是什么」,也许结果不一样。
怎么知道张力搬家了?有三个信号。
一是有人突然不说话了。二是答应好的事,迟迟不动。三是有人开始找别的理由离开:说忙,说累,说身体不舒服。
看到这三个信号,别在原来那张桌子上再讲一遍。去问一句: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一件事没说?这件事,是不是做起来有难处?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件你最近「讲通了」的事,家里的,单位的都行。然后问两句:对方心里过得去吗?他手上真的在做吗?
要是有一句答不上来,张力就搬家了。去它搬去的地方找它,别在原来那张桌子上再讲一遍。
叶青:你上周跟孩子讲通了打游戏的事。
何川:对,他答应了。
叶青:可他这几天不跟你说话。
何川:张力搬家了?
叶青:搬到心里去了。去接一下。
在想法那块地上谈平的张力,会搬去心里,搬到手上;他的理论看不见它搬去了哪里。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不靠吼、不靠压,坐下来讲道理。关门——讲完就以为完了,张力搬去了他看不见的两块地。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那一晚讲通的,是找到的交集;爸爸陪孩子打的那一个钟头,才开始长出一点「我们」。
捆住人的力量被搬进了想法那块地,张力被赶出了想法那块地。
年终,单位做总结,报告写得漂亮:目标全部达成,团队团结一心。可你知道,有两个人已经在找下家,有一个项目表面完成、其实一塌糊涂,有几个人一年里在会上一句话都没说过。
报告写的,是想法那块地上的账。心里的账,手上的账,不在报告里。
这一编给读者的最实用的一样东西,是一张表。每一次商量完一件事,问三句:
| 查哪块地 | 问什么 | 张力搬来时的样子 |
|---|---|---|
| 脑子里想的 | 理上通了没有? | 还在争理由,说明还没谈完 |
| 心里的「我、你、他」 | 心里过得去没有?有没有人觉得输了「人」? | 不说话、积怨、冷下来 |
| 手上碰的 | 手上做了没有?有没有人拖、绕、走? | 拖着不动,表面照做,有人离开 |
一句通、两句不通,就知道张力搬到哪里去了;去那块地上接着碰,别在原来那张桌子上再讲一遍。
那对小两口在小饭馆里谈的那一晚(导论): 理上全通,心里和手上还没开始。第一年那三十多次吵,就是心里和手上在补课。
谁洗碗(第 25 章): 三块地都容易通,所以一谈就成。
接不接奶奶(第 25 章): 理上最容易通(「我们都希望奶奶好」),心里和手上最难通。所以开了三次会还谈不下去。
三兄弟分房子(第 30 章): 那个晚上三块地同时通了,因为之前那几年,三块地都已经碰过一遍。
打游戏的孩子(第 31 章): 理上通了,心里、手上都没通。
一,一个人说话时,面对三种不同的争吵:争事实,争规矩,争真不真心(第 28 章)。
二,讲理之前,早有一大片不用说出来的土在撑着,他叫它生活世界(第 29 章)。
三,很多以前不许问的规矩,今天可以拿出来问了(第 29 章)。
四,不靠吼、不靠压,坐下来讲道理(第 31 章)。
一,他的三个世界,都在想法那块地上,被当成了世界本身(第 28 章)。
二,捆住人的力量,在他的故事里从土里搬到了理由上,土退成了库房(第 29 章)。
三,他没看见,共同性的约束力是土,是一起碰出来的那一片(第 30 章)。
四,讲完就以为完了,张力搬去了他看不见的两块地(第 31 章)。
两张清单并排放,这一编的总判断是:
约束力被搬进了想法那块地,张力被赶出了想法那块地。
两件事是同一个动作的两面。他要让捆住人的力量只来自理由,于是把它请上了桌;他要让桌上没有劲,于是把张力赶下了桌。桌上干干净净,理由对理由。桌子底下,那片真正捆住人的土,和那股被赶下去的劲,都在,只是他不看。
这就是判决三:约束力搬家。
说到这里,要再说一遍全书的那个意思:他的桌子,是第一块砖。
在想法那块地上把理讲通,这一步不能少。一件事理上都没通,心里和手上更不会通。本书只是说:想法那块地是第一块,还有两块。三块地都碰过、都通了,一个「我们」才站得住。
下一编,要看这三块地都碰过以后,会长出什么:一个会升一层的「我们」。也要看他那种只在一块地上长出来的共同,为什么难得、短命、一碰就碎。
一个三口之家,孩子上初三,家里气氛很紧。妈妈在网上看到了本书那张三块地查账表,抄了下来,贴在冰箱上。
每周日晚饭后,三个人对着表,各说几句。第一次,孩子说:「理上通了,我知道要复习;心里不通,我觉得你们只关心分数;手上,我每天都在做,就是做得慢。」爸妈听完,第一次知道孩子心里那块地上是这个样子。
那以后,家里并没有一下子不紧张。可每周日那十几分钟,成了这个家的一个小习惯。孩子考完试那天,把那张表从冰箱上撕下来,说要留着。
第 32 章说,理上、心里、手上,三块地都通,一个「我们」才站得住。那张表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人每周一起,把三块地走了一遍。
三块地,先碰哪一块?
没有一定的次序。有时候先在理上说通,心里和手上跟着就松了;有时候要先在心里接住,理上的话才听得进去;有时候要先一起做一件事,心里和理上才慢慢通。
一个人急的时候,先接心里;一件事卡在手上的时候,先一起动手;两个人都冷静的时候,再讲理。看准了张力在哪块地,就先去哪块地。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把这张三块地查账表抄下来,贴在你家冰箱上,或者存在手机里。下一次家里商量完一件事,一家人一起对一遍:理上通了吗?心里过得去吗?手上做了吗?
不必每次都对,大事对一次就够了。对上几次,你家里会慢慢长出一个习惯:谈完了,不急着散。
何川:我们也在冰箱上贴一张查账表?
叶青:贴吧。每周日一起对一次。
何川:孩子会不会嫌烦?
叶青:让他来主持。
理上通了是第一块地,心里过得去是第二块,手上做到了是第三块;三块地都通,一个「我们」才站得住。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总账——看见了日子底下那片土;让它退到了桌子底下,把张力赶出了桌面。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只在想法那块地上通的,是找到的交集;三块地都碰过才通的,是长出来的。
一,你最近一次「说清楚了」的一件事,没被说出来的那部分,有人管吗?
二,你家里守得最牢的那条规矩,是被理由捆住的,还是被一起做过的事捆住的?
三,你和谁之间,有一段一起扛过的日子?
四,你身边有没有人,理上被说服了,心里不服,手上不做?
五,拿三块地查账表,查一件你这周的事。
编序
读这一编,请记住一个问题:一份共同,为什么有的一碰就碎,有的越碰越结实?
这一编五章,是判决四的主场,也是全书从「拆」转向「立」的地方。
前三编拆的是:桌边的两把一样的椅子,桌上那张筛子,桌下那片被请走的土。这一编问:照他的办法长出来的共同,为什么难得、短命、一碰就碎?而那种长久的「我们」,又是怎样长出来的?
第 33 章写他其实也承认家规是吵出来的,却在出生史和效力之间砌了一道墙。第 34 章写他那架刻好刻度的梯子,和同一层与升一层的分别。第 35 章写玻璃与竹子。第 36、37 章把镜头拉到一种文明上:佛教进入中国,从格义到禅宗。
这一编对应第四、第五、第七条承重命题。
他给那张约写了出生史,却不许出生史再改它。
你问父母:「我们家为什么过年一定要守岁?」父亲说:「你爷爷那辈就这样。」你再问:「爷爷那辈为什么?」母亲说:「老规矩,问那么多干什么。」
你后来查了查,才知道守岁的来历很长,各地的讲究也不一样。可你心里还有一个问题没人答:知道了来历以后,这条规矩还能不能改?
说他把讲理的约当成开口前就签好的,要先还他一个公道:他给这张约写过出生史,而且写了三层。
人类这一层。 他接着涂尔干和米德讲:最早,一个部落的规矩靠神圣的东西、靠仪式捆住人;后来,这股捆人的力量一点点转进了语言,规矩要靠说出来的理由才立得住。第 29 章讲过这一段。
个人这一层。 一个孩子,先是怕挨罚,后来守大人的规矩,最后才能拿原则去检验规矩本身。讲理的本事,是一步步学出来的。第 34 章会细讲。
每一场谈话这一层。 平时大家靠默认的背景过日子;背景一裂开,有人问「凭什么」,就转进讨论,把约重新谈出来。一致是「谈成」的,不是本来就有的。
三层合起来,几乎就是一张发生学的图纸。他知道约是长出来的。
可到了第四步,他砌了一道墙。
他坚持一个区分:一样东西是怎么来的,是一回事;它对不对、算不算数,是另一回事。出生史可以讲,但出生史不许替它的效力投票。
于是:那四项讲理的要求,一旦学成了,就被说成是任何人开口都绕不开的前提。他晚年管这个叫「弱的先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学出来的;可学成了,就不归眼前这场谈话去改了。学习也被说成只能往前、不能退回:学会了,就不能「学回去」。
谁要是反驳这几条,他还有一招:你一开口反驳,就已经用上了这几条;所以你的反驳,先把你自己驳倒了。
用那对小两口的话说:他承认家规是吵出来的;可他说,家规最底下那几条——不许撒谎,要给理由,要让对方能回嘴——一旦两个人学会了,就不再归他们俩吵架时去改。以后的每一次吵,只能在这几条上面吵。
这道墙,有它的来由。
在他那片土里,「长出来的就是对的」这句话,刚刚杀过人。那个政权也说:我们的规矩,是我们民族的历史里长出来的。要是来历能决定对错,那么任何一种长出来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历为自己辩护。
所以他必须让「对不对」站在来历够不着的地方。否则,批判就没有落脚点。这一刀,本书先认,而且写在他那一边。
本书同意他的一半:长出来的,不等于就是对的。一条从民族历史里长出来的规矩,可以是错的,可以害人。
本书不同意的,是另一半:对不对,就站在来历之外、不再被改写。
在本系列看来,「对不对」本身,也是一次结算:一件事走到某一步,稳下来,显出一个样子,大家认它。这个结算有日期,也会被后来的事回写。判对错的条款,不在出生史外面,而在路里面:一条条写明了在什么情况下算错的规矩,而这些规矩自己,也有日期,也可以按条款去改。
回到那对小两口。「不许撒谎」这条,他们守了十年。第十一年,孩子得了重病,两个人商量了一夜:要不要瞒着孩子一部分病情。他们没有推翻「不许撒谎」,可他们给它加了一行只属于这个家的注:对孩子,说真话,但一次只说他接得住的那么多。家规最底下那一条,也被那一夜改写了。
本书给他这个动作起一个名字:封约。约是真的长出来的,长成的那一刻,被封了口。
这就是判决四的前一半。
那道墙上,还有一块特别硬的砖,值得单独看一眼。
他说:谁要反驳那几条讲理的前提,谁一开口,就已经用上了它们;所以反驳者先把自己驳倒了。这个论证有个名字,叫「施为矛盾」:你做的事,和你说的话,自相矛盾。
这个论证很漂亮,也很有用:一个人一边讲理,一边说「讲理没用」,确实说不通。
可它也有一个让人不安的地方。一套主张,要是任何反对它的声音,都被事先算成了它的证明,那它就很难再被任何事实推翻。本系列管这种样子叫「无死法」:一个体系说不出「出现什么样的事实,我就错了」。它永远不会被推翻,也就很难被改。
这一处是本书的读法,标「待验」:如果能在他那里找到,这几条前提在什么经验情况下可以被放弃的明确说法,这个读法就撤回。
杨家有一条祖训:女儿不上族谱。
到了这一代,杨家的长孙女是全族第一个博士,在外面很有出息。修族谱那年,有人提出来:是不是该把她写进去?
族里的老人们说:祖训就是祖训,几百年了,不能改。年轻人说:这条祖训是那个年代的,今天不合适了。两边都讲了很多理由,一直僵着。
后来,一位年纪最大的叔公说了一句话:「祖训是祖宗定的,可祖宗定的时候,也没想到咱家会出一个女博士。他们要是知道了,也会改的。」
那一年,杨家族谱加了一页,写明了这一条是哪一年、为什么改的,谁提议,谁同意。
第 33 章说,对不对,也是一次有日期的结算。那条祖训有它的来历,也有它可以被改写的那一天;改写的时候,把理由和日期都写下来,下一代人就知道,这个家的规矩,是长出来的,也是会长的。
一个家、一个单位,最要紧的一条规矩,也许是「怎样改规矩」的规矩:谁可以提,提了以后多久商量,谁说了算,改了以后多久回头看。
有了这一条,别的规矩都不怕错,错了可以改;没有这一条,每一条规矩都是封了口的约,要么硬守,要么偷偷绕开。
他封了约,本书说,给约加一条改法。
回到那个守岁的问题。
知道了一条规矩的来历,下一步不是「那就不能改了」,也不是「那就随便改」,而是:这条规矩当初撑着什么?今天还撑着吗?要改,按什么办法改,谁说了算?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挑一条你家里的「老规矩」,一家人查一查它的来历,然后定一个改它的办法。比如:「这一条,谁觉得不合适,提出来,一家人商量三天再定。」
一条写明了怎样改的规矩,比一条不许改的规矩,更守得住。
叶青:我们家那条「吵架不过夜」,是不是也该改改了?
何川:为什么?
叶青:有时候真的吵不完,硬说和好,心里还堵着。
何川:那改成「吵架可以过夜,第二天早饭要说一句话」。
他给约写了出生史,却在长成的那一刻封了口;可对不对,本身也是一次结算,有日期,会被改写。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约有三层出生史,长出来的不等于对的。关门——封约:长成以后,不归后来的吵架去改。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约是长出来的;封了口,就只剩下以后在它上面找交集。
两对夫妻:一对一直在同一层上和和气气,一对吵着吵着升了一层。
第一对,结婚十二年,从没红过脸。家务分得公平,钱怎么花商量着来,说话客客气气。亲戚都说他们是模范。
第十三年,丈夫失业,婆婆中风,女儿进了青春期,三件事一起来。两个人还是客客气气地商量,每一件都讲理。可家里越来越冷,两个人各自退回自己的房间。第十五年,他们平静地离了婚。离婚那天,妻子说了一句很多人听过的话:「我们从来不吵架,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第二对,就是何川和叶青。第一年吵了三十多次,第三年长出了几条家规。孩子出生,家规全乱了,又吵,这一次吵出来的,是「我们三个人的日子怎么排」。后来叶青换工作、何川的父亲病倒,再吵,这一次吵出来的,是「这个家怎么和外面那些事一起过」。
王德生博士在讨论中说过一句话,照原话立在这里:
通常情况下,理性的同一性,是通过碰撞、自组织和涌现出来的,才会长久存在。比如夫妻之间,如果长久都是「和谐的交往理性」,往往无法长久。这是因为前者具有理性升级,而后者是同一层级的理性同一性。
第一对的一致,一直停在同一层:两个人在「怎样对双方都公平」这一层上找到了平衡,十二年没变。生活一换题,问题升到了「这个家现在要什么」那一层,他们原来那一层的讲理,就接不住了。
第二对,每碰一次,理性就被逼着升一层:从「我对还是你对」,到「这个家的活怎么分」,到「我们三个人的日子怎么排」,再到「这个家怎么和外面一起过」。每升一层,下面那一层都还在,被包在里面。
公道要还给他:他并非不讲升级。
他借心理学家科尔伯格的研究,讲人的道德意识怎样一级级往上走。大意是:最低的一级,怕挨罚,看有没有好处;中间一级,守规矩,想做别人眼里的好人、守社会的法;最高一级,拿普遍的原则去检验规矩本身。他还分了两样东西:推着人往前走的,是种种偶然的原因;可走的次序和方向,是可以按理性重建出来的。
这是一架梯子。它是升的。
可这架梯子,有两个特点。
第一,刻度是事先画好的。最低一级是什么,最高一级是什么,梯子顶上写着什么——普遍的原则,理想的讲理——在任何一个人爬之前,就画好了。
第二,爬梯子,是一个人成长的前史。一个人长大以后,走到桌边,他已经在梯子的某一级上了。桌边那一场谈话,不再升级,只在他们已经到达的那一层上找交集。
所以他的升级,是「先定终点的升级」,而且不在当场。本系列荣格卷判过一个相近的形状:路的终点,先定了方向和中心。
本书说的升级,和他的梯子,有两处不一样。
一处是:它就在当场发生。何川和叶青不是先长大了才吵,是在吵里当场长了一层。
一处是:方向不先定。他们第三次升上去的那一层——「这个家怎么和外面一起过」——谁也画不出来,是吵出来的。换一对夫妻,换一片土,升出来的就是另一层。
用本系列的发动机说:同一层的和谐,张力被筛掉,第二拍——换个样子——从不发生,理性不升;升级的同一性,张力走满第一拍,逼出第二拍的换样子,理性升一层,第三拍回写,两个人被改写,下一轮站在新的一层上碰。
这条命题,有一个最硬的反例,不能绕开。
研究婚姻的美国学者戈特曼,长年观察夫妻怎样吵架。他描述过几类能长久的夫妻,其中一类,恰恰是「回避冲突型」:不大吵,有分歧就放一放,也能过一辈子。
本书的读法是(待验):这类夫妻的长久,往往靠两样东西撑着。一是底下那片土本来就厚:共同的信仰,大家族,一套传下来的分工,替他们挡住了很多本来要碰的事。二是生活没有大换题。一旦大换题,同一层的和谐,就要受考验。这又回到了第 30 章那一条:约束力是土。
所以这条命题要写明判错条件:
在生活发生重大换题(生孩子、失业、重病、迁居)的夫妻里,如果长期回避碰撞的那一组,关系保持得和常常碰撞、又升过几层的那一组一样久、一样好,这条命题就要收窄。
「升层」这个说法要能被查,不能只凭感觉。本书给三个读数,任何一个家、一个团队都可以自己记。
读数一:新规矩存活数。 一次大的碰撞之后三个月内,新长出、而且半年后还被守着的规矩有几条。只算「这个家(组)自己的」规矩,不算外面定下来的制度。
读数二:换题接住率。 生活每换一次题(生孩子、换工作、老人生病、团队换业务),一年后这个「我们」还在不在、还能不能商量事。接住算一次,散了、冷了、只剩客气算一次没接住。
读数三:修复次数。 一年里吵崩又接上的次数。只吵不接不算,接上以后长出一条新做法的另记一笔。
本书第五条命题的预测是:在同样经历过重大换题的一批家庭或团队里,读数一和读数三高的那些,读数二也高;一直和和气气、读数一和读数三都接近零的那些,读数二低。
一个可以做的小研究:找条件相近的几十个家庭或团队,先记一年的三个读数,再看下一次重大换题后一年的读数二。事先写下预测,事后照实登记。结果若是「和和气气」那一组接得一样好或更好,第五条命题就收窄。本书写作时,这项研究还没有做,这三个读数目前只是设计。
一个工厂的车间,班长很有一套:谁有意见,私下找他,他来摆平;开会从不吵,一团和气。这个车间,年年评先进。
后来工厂转型,要换一整条新生产线。新设备、新流程、新的分工,全要重来。这个车间是全厂转得最慢的一个:大家不习惯争,有问题都等班长来摆平,可这一次,班长自己也不会。
另一个车间,平时吵得多,班长常被工人顶。转型那半年,他们也吵,吵完了一条条试,反倒最先转过来。
第 34 章说,一直和和气气,停在同一层;碰撞里长出的,会升一层。那个从不吵架的车间,十几年一直在同一层上;一换题,就接不住。
升一层,不是舒服的事。何川和叶青每升一层,都是先吵,先冷,先有人觉得委屈。一个团队升一层,常常是先出一次事,先有人离开。
所以很多人宁可停在同一层:那里安稳,不疼。
本书说升级才长久,不是说要追求疼;是说疼来了,不要只想着赶紧回到原来那一层,要看看它在逼你们长出什么。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和你最亲近的那个人一起,数一数:这些年,你们一起升过几层?
每一层,都有一个标志:一条新长出来的规矩,一个新的「我们家」的说法,一次吵完以后你们都变了一点的经历。
要是一层也数不出来,你们一直在同一层上和和气气,也不必慌。下一次生活换题的时候,别急着客客气气地商量,允许吵,让它逼你们升一层。
何川:我们家升过几层?
叶青:结婚那年一层,有孩子一层,你爸生病一层。
何川:每一层都吵过。
叶青:每一层都比上一层结实。
他也讲升级,可那是一架刻度先画好的梯子,爬完才上桌;长久的「我们」,是在桌边当场、方向不定地升上去的。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人会一级级往上长。关门——梯子刻度先定,升级只在前史里,桌边只剩同一层。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模范夫妻那十二年,是同一层的交集;何川和叶青那几层,是长出来的。
在想法那块地上,他的共同可以活很久;落到日子里,它难得、短命、一碰就碎。
两个人合伙开店。三年里和和气气,有意见都等「合适的时候」好好谈。第四年,为分一笔钱,一次就崩了,从此不来往。
旁人都说:「他们俩不是一向很讲理吗?」
王德生博士在讨论里,先后说过几句话,合起来照原意立在这里:
他的交往理性形成的共同性,在理念界可以长久存在;落到现实界和自我界,是小概率的发生,而且是短命的,往往非常脆弱。
三个词,说的是三件事:难得,活不长,一碰就碎。
他的共同要成立,得同时满足一串条件:该在场的人都在场,都能开口;情绪、身份、利害都不上桌;不只结论要一致,理由也要相同;人人站到人人的位置上,都能接受。
每多一条,机会就少一截。人越多,差别越大,利害越重,能同时满足的就越少。他自己也承认,那张理想的桌子,现实里从来没有过。
社会学家卢曼和他吵了很多年,卢曼有一篇文章,题目的意思是「沟通的不可能」:一次成功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这一句,本书借来。
没有土捆着。 第 30 章说过,约束力是土。他的共同只靠理由撑着,而理由会被新的理由推翻。
张力没走,只是搬了家。 第 31 章说过,谈平的张力住进了心里和手上,过一段时间,会带着利息回来。
两个人没被改写。 谈完以后,还是原来那两个人,离开桌子,就回到各自原来的位置上。
没有回写。 一致达成了,却没有沉进两人之间的那片土里;下一次遇事,他们还站在原来那片薄土上,从头再谈。
只有一根柱子。 它只靠理由撑着。碰撞里长出来的共同,三块地各有柱子:理上通,心里过得去,手上一起做过事。抽掉一根,还站得住。
没挨过打,不会修。 一直和和气气的共同,从没碎过,也就从没修过。第一次出事,两个人都不知道吵完该怎么接。吵过几十次的,每一次吵都附带一次修:谁先开口,怎么给台阶,第二天早饭说什么。这些手艺沉在土里,出事时拿出来就能用。
暗伤。 张力藏在里面,一天天攒,外面看是一块完整的玻璃,里面布满细纹。所以它碎起来不是慢慢裂,是一下子碎。
同一层,没有余量。 生活一换题,问题升了一层,它没有更高的一层可退。
要求人人都讲理。 桌边只要有一个人撒一次谎、发一次脾气、耍一次心眼,整个前提就塌了。
| 他的共同(玻璃) | 碰撞里长出的「我们」(竹子) | |
|---|---|---|
| 撑着它的 | 一根:理由 | 三块地都有:理、心、手 |
| 挨打的历史 | 没有,所以不会修 | 很多,每次都附带修 |
| 张力 | 藏在里面,成了暗伤 | 走完了,沉进土里 |
| 层级 | 同一层,没有余量 | 升过几层,换题也接得住 |
| 遇到冲击 | 一下子碎 | 弯下去,再弹回来 |
玻璃很硬,很亮,很干净,可它脆。竹子有节,有疤,歪歪扭扭,可台风过后还在。每一个节,都是一次碰撞留下的;正是那些节,让它能弯而不断。
他会说:我从没说过共识是永恒的,它可错,可以再谈,这是它的好处。
要分开两个词。可修,是遇到新情况能改,改完还是那个「我们」;易碎,是一碰就碎,碎了就没了。
他设计的,是一种在想法那块地上可修的共识:新理由来了,重新谈。可因为它只在那一块地上,冲击一旦来自心里或手上——一次委屈,一场病,一笔钱——它来不及在想法那块地上重新谈,就先碎了。
找两批同类的共同体(夫妻、合伙人、邻里组织),一批长期以心平气和的商量为主,一批经历过多次碰撞和修复。给同样的冲击(换题、利益变动、一方出错),如果前一批的「我们」保持得和后一批一样好,这条命题就要收窄。
本书的预测是:一个共同体经受过、又修复过的碰撞越多,越不脆。
两家人做了二十年邻居。
前十年,两家客客气气,逢年过节互相送点东西,从没红过脸。第十一年,为了楼道里一个柜子放在谁家门口,两家吵了一架,从此不说话。
另外两家,住在楼下。刚搬来那几年,吵过很多次:一家嫌另一家孩子吵,一家嫌另一家晾衣服滴水。吵完了,慢慢定了几条规矩:孩子晚上九点以后不在楼道玩,晾衣服放在阳台里面。十几年下来,两家孩子一起长大,老人互相照应,比亲戚还亲。
第 35 章说,他的共同是一块玻璃,长久的「我们」是一根有节的竹子。楼上那两家,是玻璃:十年没碰过,第一次碰,就碎了。楼下那两家,是竹子:每一个节,都是一次吵出来的。
一只碗碎了,用金子把裂缝补上,日本人管这叫金缮。补过的碗,裂缝反而成了最好看的地方。
一段关系也是这样。碎过、补过的地方,常常最结实:两个人知道那里曾经碎过,也知道是怎么补回来的。
玻璃和竹子之外,也许还可以加一样:金缮过的碗。它碎过,也被补过;它的每一道金线,都是一次修复。
回到那两个合伙人。要是他们三年里,每有一点意见就小碰一次,而不是攒着等「合适的时候」,第四年那一次,多半碎不了。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想你最在乎的一段关系,问一句:我们之间这份共同,是玻璃,还是竹子?挨过几次打,修过几次?
叶青:楼上那两家,十年没吵过,去年一吵就翻脸了。
何川:我们楼下那两家,吵了十几年,现在跟亲戚一样。
叶青:玻璃和竹子。
何川:我们家是竹子吧。
叶青:有节的那种。
他的共同是一块干净的玻璃;长久的「我们」,是一根有节的竹子。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共识可错、可修。关门——只在一块地上可修,落到日子里易碎。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玻璃是找到的;竹子的每一个节,都是长出来的。
找两边对应的词,就是在两片土之间找交集;它是一种文明走进另一种文明时的第一块砖。
你刚进一家外企,同事满口你听不懂的说法:「这个要对齐一下」「我们复一下盘」「这个需求的颗粒度太粗」。你心里默默翻译:「对齐」大概就是「统一口径」,「复盘」大概就是「总结」,「颗粒度」大概就是「细不细」。
一开始,这种翻译很有用,你靠它活了下来。可过了一阵,你发现「复盘」和「总结」不完全是一回事,「对齐」背后有一整套你们原来单位没有的做事方法。光靠找对应的词,你始终隔着一层。
大约从东汉起,佛经经西域一部部传进中国。它带来的是一整片陌生的想法:轮回,业,无我,空,出家。
最早讲佛经、译佛经的人,面对的难处和你刚进外企时一样:这些词,中国话里没有。怎么办?找对应的。
魏晋时,玄学正盛,老庄的书人人都读。于是有人拿老庄的词去对佛经的词:佛经讲「空」,就说是老庄的「无」;佛经讲「涅槃」,就说是老庄的「无为」。这个办法,后来被叫作「格义」:拿本土的概念,去比附外来的概念。
格义让一大批中国读书人第一次读得进佛经。没有这一步,佛教在中国大概连门都进不来。
这一步,正是哈贝马斯式的一步:在两片理念的土之间,找两边都认的那一块。你的「空」,大致就是我的「无」;我们在这一点上对上了。
所以本书说它是入门砖,一点不假。
可格义用久了,毛病就出来了。
佛经的「空」,和老庄的「无」,并不是一回事。拿一个去套另一个,佛经的意思就被扭了。据后来的记载,东晋的高僧道安就批评过:旧的格义办法,在道理上多有违背。后来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等人,另起炉灶,尽量按佛经原来的意思去译、去讲。
格义这一阶,几代人以后,就被放下了。
这正是第 35 章说的:找到的交集,小概率,短命,一碰就碎。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穿上儒服,读儒家的书,用中国古书里的「天」「上帝」,来讲天主教的神。这也是一种格义:在两边的词里找对应。
后来,教会内部为中国信徒能不能祭祖、祭孔,吵了一百来年,这就是「礼仪之争」。张力最后落在了手上那块地:罗马那边下令禁止,康熙那边下令禁教。这一次的结算,是四种结算里的暂停,甚至是断开。碰撞,也可能碰崩;这一点要照实写。
今天,一家合资工厂里,中方和外方的工程师,最初也是在格义:你的「流程」大致就是我的「规矩」,你的「变通」大致就是我的「灵活」。对上几个词,活就能干起来。可真正的难处,总在那些对不上的地方。
格义的毛病,不是找对应的词本身,而是停在这一步。
它把两片理念的土里恰好重合的那一小块,当成了两边相通的全部。可两片土最有分量的地方,恰恰是不重合的那些:佛经里那一整套修行的办法,那种看人生的眼光,那片从印度一路带过来的土;老庄那一套,也有它自己的来历和分量。只在重合的那一小块上打转,两边都被削薄了。
这也就是哈贝马斯那张桌子,放大到一种文明的样子:在两个人的交集上建共识,在两种文明的交集上建对应。都是第一块砖,都不能停在那里。
小叶去国外读书。头几个月,她靠一本小册子过日子:那里的「小费」大概就是我们的「服务费」,那里的「办公时间」大概就是我们的「答疑」,那里的「小组作业」大概就是我们的「一起写报告」。
这些对应,让她很快活了下来。
可到了第一个学期末,她吃了大亏:小组作业里,她以为像国内那样,大家分好工各写一块、最后拼起来就行;结果组员们希望的是每周见面、互相改、一起吵。她那一块写得很好,可小组给她的互评很低。
第 36 章说,格义是第一块砖;停在那里,两边都被削薄。小叶的小册子,就是她的格义。第二个学期,她不再只查对应的词,而是每周跟组员坐在一起,吵,改,再吵。学期末,那个小组做出了一份全班最好的报告。
格义有用,是在刚进门的时候。什么时候该放下?
当你发现,对应的那个旧词,开始让你误会新东西的时候;当你发现,你越翻译,越隔着一层的时候。这时候,就该停下来,去问,去碰,去弄明白那个新东西自己是什么。
放下格义,不是扔掉旧词;是让旧词和新词真的碰一次。
回到那个刚进外企的你。
翻译那些新词,先靠它活下来,没错。可过了头三个月,就该换一个办法:不再急着把新词翻成旧词,而是去问,去看,去碰——「复盘」到底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和我们原来的「总结」差在哪里?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找一个你一直在心里「翻译」着用的新说法,去问一个最懂它的人:「这个,和我理解的那个,差在哪里?」
差的那一块,就是你要长出来的地方。
何川:我刚进公司那年,也靠「翻译」过日子。
叶青:翻译什么?
何川:领导说「对齐一下」,我以为是开个会;后来才知道,是要把两边的做法真的拧到一起。
叶青:格义了三个月。
格义是一种文明走进另一种文明的第一块砖;停在找对应的词上,两边都被削薄了。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找对应,让一片陌生的土第一次被读得进去。关门——停在重合的那一小块上。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格义是找到的交集;几代人以后,就被放下了。
几百年的碰撞,长出了一样印度没有、中国原来也没有的东西。
一家人从北方搬到南方。头几年,吃不惯,住不惯,说话也不通,和邻居磕磕碰碰。十几年后,你们家的饭桌上,有一道菜,北方老家没有,南方邻居家也没有:用北方的做法做南方的菜,或者反过来。亲戚来了都说:「这是你们家的菜。」
格义被放下以后,佛教在中国并没有走,而是进入了一段很长的碰撞。
碰得最凶的,是几件落在日子里的事。
一件是出家。一个人剃了头、离了家,不娶妻、不生子,在讲孝道的中国人看来,这是断了香火,是大不孝。
一件是拜不拜王者。佛教的规矩,出家人不跪拜世俗的君王;可在中国,天下莫非王土。东晋时,高僧慧远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讲出家人为什么不必跪拜王者。朝廷上为这件事,来回争过好几次。
还有一件,是那一整套看人生的眼光:佛经讲空,讲无我,讲出离;儒家讲家国,讲伦常,讲入世。
这些碰撞,吵了几百年。有时佛教被抬得很高,有时被朝廷下令压制。张力一直在,从想法那块地,搬到手上那块地(寺院、田产、剃不剃头),又搬到心里那块地(一个读书人夜里想的,到底是出世还是入世)。
到了唐代,长出了几样东西:天台宗、华严宗,还有后来影响最大的禅宗。
禅宗讲「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讲砍柴挑水都是修行,讲在日常里顿悟。印度原来的佛教不是这个样子;中国原来的思想里,也没有这个东西。它不是两边的交集,也不是两边的平均,是几百年碰撞以后,自己长出来的第三样东西。
它长出来以后,还回头改写了两边的土。佛教讲心性的那一套,进了儒家读书人的心里;宋明的理学,是在和佛教的长期碰撞里长出来的。中国的思想,因此升了一层。
还有一样东西,也在这场碰撞里长了出来:一种新的人,中国的佛教徒。他们不是印度的僧人,也不是原来的中国士人。主体,不是先坐好了再来谈的,是在这几百年里长成的。
这个形状,晚清以后又出现了一次,而且就长在我们每天说的话里。
西学东来,一开始也是格义,拿中国的旧词去套西方的新东西。后来吵了几十年,长出了一大片新的词:「哲学」这个词,是日本学者西周造的;「经济」「科学」这些词,也经日本传进中国;严复译《天演论》,把一整套新的眼光带进了中国读书人的心里。
今天中国人讲道理时用的很多最基本的词,就是那场碰撞沉淀下来的土。它们不是找到的交集,是碰出来的一片新地。
现在,可以把王德生博士的第七条承重命题,照原话立在这里了: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理性互动的开始,即入门砖;然后需要理性碰撞,涌现出更高级别的理性,即「我们的理性」,这样才长久。就像夫妻开始是理性同一性,后来进入碰撞,形成了家庭理性,是一个升级。
格义,是入门砖。几百年的碰撞,是路。禅宗和后来的理学,是涌现出来的「我们的理性」:一种中国和佛教共同长出来的理性。
何川和叶青,从小饭馆里那一晚,到第三年的家规,到第十年孩子说的那句「我们家不这样」,是同一个形状,只是小得多。
第 12 章插下的那面小旗,在这里拔起:他想要的那个活的「我们」,在碰撞里长出来了。只是它不是从两个同一的人之间找出来的,是从两片很不一样的土之间碰出来的。
看见: 约有出生史(第 33 章);人会一级级往上长(第 34 章);共识可错、可修(第 35 章);找对应是走进陌生之土的第一块砖(第 36 章)。
收回: 封约,长成以后不许改(第 33 章);梯子的刻度先定,桌边只剩同一层(第 34 章);只在一块地上可修,落到日子里易碎(第 35 章);停在找对应上(第 36 章)。
本编总判断:他长出来的共同,停在同一层,封了口,所以难得、短命、易碎;长久的「我们」,是在碰撞里当场升上去的。
这就是判决四:封约与同层。
一家人,爷爷是北方人,奶奶是南方人。刚结婚那几年,过年吃什么,两个人年年吵:爷爷要饺子,奶奶要年糕;爷爷要炖肉,奶奶要清蒸鱼。
吵了几十年,吵出了一桌谁家都没有的年夜饭:饺子馅里放了奶奶老家的腊肉,年糕用爷爷老家的办法炒,鱼是清蒸的,可要撒一把北方的葱。
孙子孙女们从小吃这桌饭长大,觉得年夜饭就该是这个样子。后来他们各自成家,有的去了南方,有的去了北方,过年时,都会做这几道菜。
第 37 章说,禅宗是几百年碰出来的「我们的理性」。这一桌年夜饭,是一家人几十年碰出来的「我们家的味道」。它不是北方的,也不是南方的,是这一家的。
禅宗长成,用了几百年;一个家的家庭理性长成,用了十年;一个小团队的「我们组」长成,用了一年。
一种新理性长成要多久,看碰撞的密度,也看土的厚薄。碰得勤,土厚,长得快;碰得少,土薄,长得慢。
所以别急。一个「我们」,不是一次会、一个晚上就能长出来的。
回到那道「你们家的菜」。
你们家也有这样的东西吗?一道菜,一个节日的过法,一句只有你们家人懂的话,不是从爷爷那边来的,也不是从外婆那边来的,是你们这一家人自己碰出来的。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把它找出来,给它起个名字,讲给孩子听它是怎么来的。孩子会记住:一个「我们」,是长出来的。
叶青:我们家的年夜饭,一半是你家的,一半是我家的。
何川:还有几道,是谁家都没有的。
叶青:那几道,就是我们家的禅宗。
何川笑了:这个说法,孩子听得懂吗?
格义是找到的交集,几代人就放下了;禅宗是碰出来的「我们的理性」,活了一千多年。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总账——他铺好了第一块砖;把第一块砖当成了整座房子。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禅宗、理学、我们今天说的那些新词,都是长出来的。
一,你家里有没有一条该改、却一直没人敢提的老规矩?给它加一条改法。
二,你和最亲近的人,这些年一起升过几层?每一层是怎么升上去的?
三,你身边哪一段关系是玻璃,哪一段是竹子?
四,你刚进一个新地方时,靠「翻译」过了多久?什么时候开始真的碰?
五,你家里有没有一道菜、一个说法、一种过节的方式,是你们自己碰出来的?
编序
读这一编,请记住一个问题:到了真正难的时候,讲理还够不够?
这一编六章,是判决五的主场。
前几编看的,多是一件事谈不谈得成。这一编看的,是一件事真正难的时候:家里那片地被钱和权占了,规矩要落进法律,一个人面对病和死,两个信徒要一起送走一位老人。在这些地方,他的办法是站得住,还是退了场?
第 38 章写他对现代社会的诊断:生活世界被殖民。第 39 章写他的民主和法律:被管的人也是写规矩的人。第 40、41 章写他自己承认过的两处:道德的力气不够,要法律补;世俗的道理在苦难面前没有话。第 42 章写两个信徒办一场葬礼。第 43 章是本编总账。
这一编对应第六条承重命题:他的交往理性能在理念界长久存在,但无法对现实界和自我界进行困难指导。
钱和权越界,是真的;可有一部分侵占,也许是那块地自己让出来的。
一家单位里,同事之间原本顺手帮着顶班:谁家孩子病了,打个招呼,别人就替一天。后来单位改了制度:顶一次班记两分,年底兑奖金。
账算得更公平了。可从此没人再顺手。有人家里急事,打电话过去,对方先问一句:「记分吗?」
第 29 章说过他的生活世界:一大片靠说话、靠默契、靠互相担待过日子的地。
他说,现代社会里,还长出了两台大机器:市场,靠钱转;行政,靠权转。这两台机器不必人人面对面商量,几千万人也转得动,这是它们的大好处。
病出在边界上。两台机器会越界,把本该靠说话、靠默契的事,换成靠钱、靠权去办。他用了一个很重的词:殖民。
他说,生活世界被殖民以后,会出两种毛病。
一种是意义没了:人做什么都有规定、有指标、有报酬,可说不清为什么做。
一种是规矩不灵了:规矩越来越多,可没人真心认它,大家只是照着做,能绕就绕。
那张积分表,两样都有。顶班有分了,可顶班的那份心意没了;规定越细,大家越会算。
这个诊断极准,而且他不骂机器。他说得很清楚:现代社会离不开市场和行政,靠面对面商量根本管不了几千万人的事。他要的,是守住边界:哪些事归机器,哪些事必须留给说话。
学校里的分数,医院里的指标,家里「做一次家务给五块钱」,都可以拿这个眼光去看一看:机器帮我们省了什么力,又拿走了什么。
本书同意他的诊断,不同意他的药方里的两处。
第一处:他把土切成了两块,一块归说话,一块归钱和权,中间画一道界,派人守。可土是缠在一起的。那张积分表,本来就是一次次「怎么老是我顶」吵出来的;机器,也是从说话里长出来的。说话那块地自己,也有权:谁在家里说了算,谁在单位里一开口就没人接。
第二处:他只写了机器往里侵,没写回路。一样东西交给钱或权去办,本身不一定是病。病在办成以后,再也叫不回来。
所以本书给一个更简单的判据:
这件事交给钱或权以后,受它影响的人,还能不能把它叫回桌上重新谈?叫得回来,是缠;叫不回来,才是殖民。
那张积分表不必废。每一季度留一次会,让大家说说哪些帮忙不该记分、哪些该记,积分表就重新接回了说话那块地。
第 29 章埋过一个伏笔,这里说出来,仍然标「待验」。
他说机器从外面打进了生活世界。本书想问:会不会有一部分,是生活世界自己让出去的?
说话的地方越要干净、越要没有劲,那些谈不拢、说不出、不愿碰的事,就越要找个地方去装。签合同,走程序,打官司,定考核,都是装这些东西的地方。一个家里要是什么都不能吵,最后就只能「亲兄弟明算账」。
要是能找到一个商量得很和谐、而钱和权并不越界的共同体,这个读法就要收回。
一家小公司,以前上下班不打卡,大家自觉。后来人多了,有人迟到早退,老板装了一台打卡机,迟到一次扣五十块。
迟到的人少了。可奇怪的事也多了:有人卡着点到,晚一分钟都不肯多留;有人为了不迟到,宁可请一天假;以前谁家有急事,打个招呼就走,现在都要先算一算扣多少钱。
老板发现,公司里那点人情味,少了。
第 38 章说,叫得回来是缠,叫不回来是殖民。后来,老板没有撤掉打卡机,可他每季度开一次会,让大家说说这张考勤表哪里不合理。第一次会上,有人提出,家里有老人孩子的,每个月可以有两次不扣钱的迟到。大家都同意了。
那张表,重新被叫回了桌上。
一对年轻夫妻,为家务吵了一年。后来他们做了一张积分表:洗碗一分,拖地两分,做饭三分,月底算账,分少的请分多的吃饭。
第一个月很有效,两个人都抢着干活。第三个月,出了问题:丈夫出差一周,回来发现妻子分数远超自己,他觉得不公平;妻子说,你出差也是为了家啊,这个怎么算分?
那张表,管得了谁洗碗,管不了「谁为这个家付出了什么」。
他们没有扔掉那张表,但加了一条:每个月最后一天,把表撕了,两个人说一说这个月谁最累、谁最想被感谢。积分表又被叫回了桌上。
钱和权不全是坏东西。一套好的制度,用久了,也会变成一片土:大家习惯了,信任了,照着做也心甘情愿。
问题不在有没有制度,而在制度有没有被大家一次次碰过、改过。碰过、改过的制度,是长出来的;从没被碰过的制度,只是压在上面的。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在你家里、你单位里,找三件本来靠商量、现在靠钱或靠规定在办的事。
不必都退回去,很多事制度化以后确实更公平。只问一句:这三件事,要是有人觉得不对,还叫得回来吗?叫得回来,就放心;叫不回来的那一件,想个办法,给它开一扇门。
何川:我们家给孩子做家务发钱,是不是也是殖民?
叶青:看叫不叫得回来。
何川:那每个月问他一次:这个办法,你觉得哪里不好?
叶青:叫得回来,就不怕。
钱和权会越界,这是真的;判据只有一句——叫得回来是缠,叫不回来是殖民。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守住说话的地,不骂机器。关门——土被切成两块,只写侵入,不写回路。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顺手顶班的那份心意,是长出来的;积分表是算出来的。
他的民主,心脏在投票之前那一段。
学校家长委员会要定一件事:孩子的午餐要不要换一家供应商。
一种开法:学校把方案念一遍,家长群里投票,多数通过。
另一种开法:先把两家的菜单、价钱、有没有出过事,都公布出来;让反对的家长有地方把话说完,学校一条条回答;改一版方案,再投票。
两种都合规。可只有第二种定下来的,反对的家长也愿意认。
他说,民主不只是投票。投票只是最后那一下;决定这张票值多少的,是投票之前那一段:理由摆出来没有,反对的人把话说完没有,大家的意见是怎样一点点形成的。
他把这叫作「商议的民主」。
他还画过一张图:街头、报纸、网上的公共讨论,像一条条小溪;议会、法院,像一道闸门。小溪里形成的意见,要经过闸门,才变成法律。闸门要开着,小溪要能流进来。
他对法律,有一个很漂亮的看法。
法律有两张脸:一张是强制,不守要受罚;一张是自由,它保护每个人的权利。这两张脸怎么接上?他说:法律的正当性,来自那些要服从它的人,能同时把自己看成这部法律的作者。
被管的人,也是写规矩的人。这句话,是这一章最该记住的一句。
这句话,是一条回写的通道:规矩管着人,人又能回头改规矩。本系列一路找回写,在他这里,它被修进了制度。
那次家长委员会的第二种开法,就是这句话的小样子:被午餐管着的孩子和家长,有地方参与写这条规矩。
这条通道,有两处要补。
第一处:门口。谁算「被管的人」?家长委员会里,常常是那几个有时间、会说话的家长在写规矩;上夜班的、不识字的、刚搬来的,被这条规矩管着,却很少有机会写它。本系列福柯卷那一击,在这里又用得上:一张讲理的桌子,要是不管谁进得了门,在现实里就总是偏向已经在屋里的人。
第二处:回写修进了规则,没修进土里。第 30 章说过,他推崇的那部宪法,站了七十多年,撑着它的不只是条文,还有一代代人碰出来的那片土。一条规矩能不能被被管的人真心认,不只看他们有没有写过它,还看他们之间有没有一起碰过、熬过。
本系列波普尔卷也判过同一处:判错的权利修进了规则,没修进土里。
一个老小区要改造,街道请了专家,出了方案:拆掉几处违建,加装电梯,重修绿化。方案很好,可居民意见很大。
街道换了一个做法:先不定方案,开了三次居民议事会。第一次,只听居民说:最想改什么,最怕改什么。第二次,专家拿出几个方案,居民挑、改。第三次,再定。
三次会下来,方案改了很多:有一处违建,其实是一位独居老人的厨房,保留了下来,换了一种合规的做法;电梯的位置,挪到了一楼住户反对最少的那一边;绿化带里,留出了一块给老人们种菜。
第 39 章说,被管的人也是写规矩的人。那三次会,就是投票之前那一段。门口的名单上,多写了那位独居老人的名字。
孟家每年年初开一次「预算会」,一家四口,定这一年的钱怎么花。
头几年,是爸妈定,孩子听。后来女儿上了高中,第一次在会上说:「我的零花钱,能不能我自己定一半怎么花?」爸爸说:「你还小。」女儿说:「那我总要学吧。」
那一年,家里第一次让孩子参与写这份「家规」。女儿定的那一半,头三个月乱花了不少,第四个月开始记账。年底,她在会上讲了一遍自己这一年的账,讲到一半,自己笑了:「原来钱是这么没的。」
被管的人也是写规矩的人。一份孩子参与写过的预算,她守得比爸妈定的那份认真;因为写的时候,她就已经在里面了。
他讲投票之前那一段。本书还想加一段:投票以后。
投完了票,输的那一方怎么办?他们的意见,有没有地方继续说?过了半年,结果不好,能不能再翻出来?
一个「我们」,不只看投票前怎么讲理,也看投票后怎么对待输的那一方。输的人还愿意留在桌边,这个「我们」才站得住。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下一次你所在的小组、群、单位要定一条规矩,先问两句。
第一句:受这条规矩影响最大的人,在不在写它的人里?
第二句:定下来以后,要是有人觉得不对,有没有一条路,让他把它叫回来重新写?
两句都答得上来,这条规矩就活着。
叶青:小区改造的议事会,下周开第二次。
何川:一楼的老张头去不去?
叶青:他腿脚不好。
何川:那我们去他家,把他的意见带过去。
被管的人也是写规矩的人,这是一条好的回写通道;可门口要点名,土里也要有东西。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回写的通道修进了制度。关门——门口不点名,回写没修进土里。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投票前那一段,能长出一点「我们」;只投票,只是算出一个多数。
他承认的第一处:道理在想法那块地上讲通了,落到手上,要借强制才立得住。
「垃圾要分类」,这个道理人人都懂,没人反对。可小区里真正分得好的,是后来派了人在垃圾站守着、分错了要登记的那几个月。人一撤,又乱了。
道理大家都认,力气却不够。
他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里,说过一段很坦白的话。大意是:一种靠讲理立起来的道德,有几处天生的短。
第一处,认知上不确定:道理说得通,可到了具体的这一回,到底该怎么做,常常还是说不清。
第二处,动机上不可靠:知道了该怎么做,也未必去做。一个人被理由说服,和他真的去做,中间隔着一段。
第三处,组织上无力:有些事,一个人再想做,也做不成,要一群人一起、要有分工和资源才行。
所以,他说,要靠法律来补:法律能强制,能组织,能把道理变成人人必须遵守、又有人去执行的规矩。
这段话,是他最诚实的地方之一。
一个一辈子讲交往理性的人,没有说「只要讲通了,大家就会去做」。他承认:讲通了,还差一大截。他不天真。
他给的补法——法律——也是对的。垃圾分类那几个月的效果,一半靠道理,一半靠守在那里的人。
可请看他补在了哪里。
道理在想法那块地上讲通了,落到手上那块地,力气不够;他不去问手上那块地、心里那块地本身能长出什么力气,而是从外面搬来一样东西:强制。
这正是第六条承重命题说的前一半:落到手上那块地,他的办法退了场,交给了法律。
本书的看法是:手上那块地、心里那块地,本身就能长出力气,而且这种力气比强制更长。小区里垃圾分类分得最好的,往往不是守人最严的那几个月,而是几户人家一起商量、一起在垃圾站边上种了一排花、一起轮流值了一年班以后的那几年。那时候,捆住大家的,已经不只是规定,还有一起做过的那些事。这又是第 30 章那一句:约束力是土。
法律是一道好护栏,但护栏不长东西。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过一句话: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光有好心,治不了一个国家;光有法条,法条自己也走不动。
只作旁证:孟子说的是治国,土和今天完全不同。可这句话里有一个和本章相通的意思:好心和法条之间,还缺一样东西,让它们动起来。哈贝马斯说缺的是强制,所以要法律来补;孟子说法条自己也走不动。本书说,让它们动起来的,是人和人一起做过、一起碰过、沉进土里的那些东西。
一栋写字楼,每层都贴着:「节约用电,人走灯关。」这个道理,人人都认。可每天晚上,总有几层的灯开到天亮。
物业试过罚款,试过广播提醒,效果都不长。
后来,一层楼的几家公司,自发搞了一个小活动:每月比一比,哪家的电费最低,最低的那家,其他几家请喝一次奶茶。三个月以后,那一层的灯,每天晚上都关了。
第 40 章说,道德力气不够,要法律来补;可手上和心里,本身也能长出力气。罚款是从外面借来的力气;那几杯奶茶,是这一层楼的人自己长出来的。
老方抽了三十年烟。医生劝,家人劝,道理他全懂,就是戒不掉。
后来,他的小孙女上幼儿园,学了一首儿歌,回家唱给他听,唱完问:「爷爷,你什么时候不抽烟?」
老方没回答。第二天,他跟小孙女约了一件事:每天下午,爷爷不抽烟,陪她去楼下公园走一圈。一圈走下来,要半个小时。
一年以后,老方没有完全戒掉,可一天从一包变成了三四根。他说:「那半个小时,是她拉着我走的。」
道理讲了三十年,力气不够;一个小孙女的手,长出了一点力气。怎么戒烟、要不要吃药,听医生的;这个例子只说一件事:力气也可以从身边的人那里长出来。
很多道理,讲十次,不如一起做一次。早睡的道理,讲十次不如一家人一起早睡一个星期;节约的道理,讲十次不如一起过一个月紧日子。
一起做过一次,那件事就不只是理上的,它进了手上,也进了心里。下一次,不用讲,大家就知道。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件你家里「道理都懂、就是做不到」的事,比如按时睡觉、少看手机、周末陪老人。
别急着定一条更严的规矩。先问:这件事,能不能一家人一起做一次?一起早睡一个星期,一起把手机放在客厅一个晚上,一起去看一次老人。
一起做过一次,下一次,就不全靠规定了。
何川:早睡的道理,我跟孩子讲了一百遍。
叶青:我们俩自己都十二点睡。
何川:那这周,一家人一起十点半关灯。
叶青:你先做到。
他诚实地承认,讲通了还差一大截,要法律来补;可手上和心里那两块地,本身就能长出力气。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承认道德的力气不够,不天真。关门——力气从外面借来,不问手上和心里本身能长出什么。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守在垃圾站的人是强制;一起种的那排花,才长出了一点「我们」。
他承认的第二处:一个人最痛的时候,他的理性说不上话。
一位朋友的孩子,年纪轻轻走了。你去看她。你准备了很多话:节哀,保重身体,孩子也不希望你这样。每一句都对,每一句都讲理。
可你一坐下,一句也说不出来。你只是握着她的手,陪她坐了一下午。
那一下午,道理是没用的。
晚年的哈贝马斯,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意外的事:他开始认真地谈宗教。
2001 年,他在德国书业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发表了一篇演讲,谈信仰和知识。2004 年,他和当时还是枢机主教的拉青格,也就是后来的教宗本笃十六世,公开对谈。后来他还写过一篇文章,题目的意思是「意识到缺了什么」。
他自己不信教。可他反复说,大意是:一个完全世俗的社会,在苦难、罪、宽恕、死亡这些事上,缺少语言;宗教的传统里,保存着一些世俗的道理还没翻译过来的东西。信教的人要学会用公共的道理说话,不信的人也要肯去听宗教的语言里那些还没被翻译完的东西。
九十岁时,他出的那部一千七百多页的大书,讲的就是信仰和知识两千多年来怎样互相学习。
这是他一生最诚实的地方。
一个讲了一辈子交往理性的人,走到最后,承认:人在最痛的时候,我的理性说不上话。他没有硬撑,没有说「一切都可以用理由讲清楚」,而是转过身,去向一种他自己不信的传统,借语言。
这份诚实,本书要写在最显眼的地方。
王德生博士说过一句话,照原话立在这里:
他的交往理性能在理念界长久存在,但是无法对现实界和自我界进行「困难指导」。
第 40 章是现实界那一处:力气不够,要法律补。这一章是自我界那一处:苦难面前没有话,要向宗教借。
还有一处,是他在理论里早就让出去的:他把「什么对所有人公正」和「我该怎样活」分开,前一个归他的讲理管,后一个,他说没有普遍答案,哲学不替人回答。一个人在人生最难的关口问「我该怎么办」,他的理论退到了一边。
三处合起来:在想法那块地上,他的理性长寿;到了真正难的时候,在手上、在心里,它退了场。
为什么偏偏在困难处退场?
困难,就是张力最高的地方。他的办法,恰恰是先把张力筛掉:情境、情绪、身份、利害,一样样拿走,剩下普遍的理由再谈。越难的事,张力越大,被筛掉的越多,留在桌上的越少。到了最难的时候,桌上几乎什么都不剩了。
用本系列的话说,他的路,只写了规则那一层:怎样讲才算讲通。路最上面那一层——在一团缠在一起的东西里,要往哪里走,怎样裁出一条原来没有的路——他空着。王德生博士讲的自由律,三拍是纠缠、选择、激发,这三拍在他那里没有位置。
那一下午,你握着朋友的手,其实就是在自我那块地上,陪她走第一拍:纠缠。不讲理由,只在。
一位中年人去世了。追悼会上,他的同事们准备了一篇悼词,写得很好:工作认真,为人正直,对家庭负责。每一句都对。
轮到他的女儿发言。她没有念稿子,只说了一件事:小时候她发烧,爸爸背着她走了四公里去医院,一路上一直在唱一首跑调的歌。说完,她哭了,全场也哭了。
那篇悼词,是理上的;女儿那一段,是心里的。追悼会上真正让人记住的,是后一种。
第 41 章说,他晚年承认,世俗的道理在苦难面前说不上话。那篇悼词不是不好,它只是在想法那块地上;而一个人最痛的时候,要的是另外两块地上的东西:一件具体的事,一首跑调的歌。
几位妈妈,孩子都在同一年离开了。她们在网上找到了彼此,建了一个小群。
群里没有人讲道理。没有人说「节哀」「要往前看」。她们只是在孩子的生日那天,互相发一句「今天是他的生日」;在某个特别难过的晚上,发一句「今晚睡不着」,就会有人回一句「我也是」。
一位妈妈说,这个群,是她那一年唯一能待下去的地方。
世俗的道理在苦难面前说不上话,可人和人之间,还能做一件事:在。那个群里,没有一句道理,全是在。
陪一个在难处的人,最要紧的,是先在,再说。
先在:坐在他旁边,做一件手上的事,送一顿饭,记住一个日子。再说:等他自己开口,或者等一个合适的时候,说一句你真心想说的话。
很多人急着说,因为不知道怎么在。这本书想提醒的,就是这一件事:在,本身就是一种话。
回到那位朋友。
陪她坐过那一下午之后,还有很长的日子。那些日子里,别急着给她道理。可以做几件手上的事:送一次饭,陪她去一次她不敢一个人去的地方,记住孩子的生日,那一天打个电话。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个正在难处里的人,不打电话讲道理,给他做一件手上的小事。
叶青:我同事的爸爸走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何川:那就不说。
叶青:那做什么?
何川:给她送一顿饭,记住她爸爸的忌日。
他晚年承认,人在最痛的时候,世俗的道理说不上话;困难处要的,不是更好的理由,是在手上和心里陪人走完那几拍。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承认理性在苦难面前没有话,向另一种传统借语言。关门——困难处,他的理论退了场。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那一下午握着的手,不是交集,是陪出来的。
理念界里找到的交集,指导不了三块地上的日子。
1993 年,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通过了一份文件,叫《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由神学家孔汉思起草,各大宗教的代表在上面签了字。
它说的几条,几乎谁都认:不杀生,不偷盗,不说谎,不邪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正是哈贝马斯要的那种同一:不只结论一致,连「行善、离苦、得福」的路和土,在想法那块地上,也找到了交集。
妻子信基督,丈夫一家信佛。婚前两个人谈得很好:都是叫人向善,都是为了家好,都想让老人过得好。王德生博士在讨论里说过:基督教和佛教,在想法那块地上,可以找出同一性,都叫人行善,都叫人离开苦难、得到幸福,还有一些共同的「获得有意义人生」的路和土。
然后日子来了。
过年回老家,公婆要上坟烧香,她去不去跪?孩子出生,是受洗,还是请寺里的师父起名?婆婆吃长素,她做饭怎么做?家里的余钱,捐给教会,还是捐给寺庙?
最难的一件:婆婆去世,葬礼按谁的办?诵经超度,还是追思礼拜?
「都叫人行善」这句话,在这五件事上,一件也指导不了。
更深一层,在两个人的心里。
公公去世那晚,两个人都难过,却难过在两种话里。她心里的话是:他去了一个地方,将来还会再见。他心里的话是:一切无常,要放下,愿他往生。
「离苦得乐」这句交集,进不到任何一个人夜里自己和自己说的那场话里。
王德生博士的话,照原意立在这里:这些同一性,是无法指导两类信徒进入现实的互动和自我的互动的。
真正能在难处指导一个信徒的,从来不是「行善、离苦」这一层交集,而是各自那片厚的东西:基督徒有祷告、诗歌、每周见面的那一群人;佛教徒有念佛、打坐、戒律,有师父和同修。
这些都是具体的、不能普遍化的,正是第 25 章那张筛子要筛掉的东西。他晚年主张,把宗教的语言翻译成公共的理由;翻译以后剩下的,只会是更薄的一层交集。
这里有一处值得回扣第 9 章:黑格尔当年批评康德的第一条,形式主义,只有框子,没有内容。他以为用讲理的办法答住了这一条;可在两个信徒身上,它又回来了。
本书据此提一条待验的命题:想法那块地上的同一,越能普遍,对手上和心里的指导力越弱;指导力来自那些不能普遍的、厚的路和土。
那对夫妻,为婆婆的葬礼吵了三天。
最后长出来的办法,两人事先都没想到:先请师父诵经送行,再在家里办一个小小的追思会;她在会上读了一段经文,他在旁边上了一炷香。
这件事以后,两个人都变了一点。她慢慢懂了「放下」这两个字在丈夫心里的分量;他也第一次明白,妻子说「将来会再见」时,那是一份怎样的安慰。两个人的信仰都没有丢,却各自长出了一层原来没有的东西。
这就是第七编说的升级。
这一章,两种信仰都照它们自己的样子写,只作例子,不判高下。要拆的,是「在想法那块地上求交集」这个办法,不是任何一种信仰。
老王信佛,老李信基督。两个人是三十年的老同事、老朋友。
平时聊天,他们常说:「咱俩信的不一样,可道理差不多,都是劝人向善。」这是他们的交集,说了三十年。
老李的妻子去世那年,老王去看他。老王想说「人生无常,要放下」,话到嘴边,没说出口:他知道老李心里的话,是「她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他最后什么也没说,只是每天下班后,去老李家坐一会儿,帮他做一顿饭。
一个月后,老李说:「这一个月,你比我们教会的弟兄来得都勤。」老王说:「我不会说你们那些话,我只会做饭。」
第 42 章说,指导难处的,是各自那片厚的土,和一起碰出来的新东西。两个人信仰上的交集,帮不了那一个月;帮了那一个月的,是三十年的交情,和一碗一碗的饭。
一对夫妻,一个来自一个过圣诞节的地方,一个来自一个过春节的地方。
头几年,两个节都过,两边都不满意:一个嫌春节太闹,一个嫌圣诞太冷清。
后来,他们家长出了一种过法:圣诞节那天,一家人一起包饺子;春节那天,在门上挂一个圣诞时留下的花环,孩子们既拿红包,也拆礼物。
两边的老人来了,都说「这是什么过法」,然后都笑了。
「都是过节」这句交集,帮不了他们;帮了他们的,是几年里一个节一个节碰出来的那种过法。
两种信仰相遇,最好的结果,不是谁说服了谁,也不是各说各的,而是长出一样第三样东西:一场先诵经、后追思的葬礼,一个两边的老人都能接受的年夜饭,一对老朋友一个月里的一碗碗饭。
这第三样东西,不属于任何一种信仰,却让两种信仰里的人,都能在里面过日子。
你家里也许没有两种信仰,可大概有两种「规矩」:婆家的和娘家的,老人的和年轻人的,北方的和南方的。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下一次两边的规矩撞上,别急着找「其实我们都是为了家好」这句话,它对,可它太薄。把两边具体的做法摆出来,一件一件碰,看能不能长出一个两边都没想到的做法。
何川:我们俩一个信点佛,一个什么都不信。
叶青:你姥姥走的时候,我们为葬礼吵过。
何川:最后是先请师父念经,再一家人一起吃了一顿她最爱吃的菜。
叶青:那顿饭,是我们家长出来的。
想法那块地上的交集,签得了一份全世界的宣言,指导不了一场家里的葬礼;指导难处的,是各自那片厚的土,和一起碰出来的新东西。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在想法那块地上,两种信仰也能找到同一。关门——这份同一,进不了手上和心里。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宣言是找到的;那场先诵经、后追思的葬礼,是长出来的。
把这一编收成一张表。
| 他的交往理性在这里 | 困难来时 | |
|---|---|---|
| 想法那块地 | 长寿:原则、条文、宣言,一站几十年 | 还在,但多半只能说「什么不能做」 |
| 手上那块地 | 力气不够,要法律来补 | 退场,交给法律、市场、讨价还价 |
| 心里那块地 | 让出了「我该怎样活」 | 退场,晚年向宗教借语言 |
一,钱和权会越界,占掉靠说话过日子的那片地;他不骂机器,只要守边界(第 38 章)。
二,被管的人也是写规矩的人,回写的通道修进了制度(第 39 章)。
三,讲通了还差一大截,道德的力气不够(第 40 章)。
四,人在最痛的时候,世俗的道理说不上话(第 41 章)。
五,两种信仰在想法那块地上也能找到同一(第 42 章)。
一,土被切成两块,只写侵入,不写回路(第 38 章)。
二,门口不点名,回写没修进土里(第 39 章)。
三,力气从外面借来,不问手上、心里本身能长出什么(第 40 章)。
四,困难处,他的理论退了场(第 41 章)。
五,这份同一,进不了手上和心里(第 42 章)。
他的交往理性,在想法那块地上长寿;到了手上、到了心里、到了真正难的时候,它退了场,把位置让给了法律、市场和宗教。
这就是判决五:困难处退场。
这一编里,有两处是他自己承认的:道德的力气不够,世俗的道理在苦难面前没有话。
一个人一辈子建一座房子,到老了,自己指出这座房子哪两面墙不够结实,这很难得。本书的很多判断,其实是接着他自己的承认往下走了一步:他说要向法律借力、向宗教借话;本书说,手上和心里那两块地,本身就能长出力气、长出话来,只要让碰撞在那里走完。
说他在难处退场,本书就要拿出一点难处的手艺。以一家人面对一位老人的重病为例,只谈这一家人怎样商量、怎样相处,不谈治疗本身。
第一步,先找张力在哪块地。 女儿每天夜里哭,那在心里那块地,先接住,不拿去和治疗方案比理由;钱够不够、谁请假陪护、老家的房子要不要卖,在手上那块地,去算,去排。
第二步,走完那三拍。 纠缠:把老人的心愿、家里的钱、每个人的愧疚,都摊开。选择:不只在两个现成的选项里挑。激发:让一条原来没有的路冒出来,比如先问老人最想做的三件事,别的安排围着这三件事来。
第三步,四种结算都算。 这一周定不下大事,就先定一件小事:谁陪她去下一次复查。
第四步,回写。 这一段走完,这个家就是另一个家了。那片土厚了,下一次再有难事,他们站在更厚的地上。
四步里,他的规矩一条没扔:不瞒着老人本人,不拿长子的身份压人,理由摆出来,让每个人能回嘴。它们是护栏;路,要在三块地上走。
小邵失恋了。他读了很多心理学的书,道理全想通了:不合适就该分开,时间会冲淡一切,要学会放下。朋友们问他,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
可他每天晚上还是睡不着,吃不下饭,上班时常发呆。
一位老朋友跟他说:「你理上早通了。心里和手上,还没通。」老朋友没再劝他,只是每周末约他去爬一次山。爬了两个月,有一天在山顶,小邵忽然哭了一场。哭完了,他说:「好像这才过去了。」
第 43 章说,在想法那块地上,他的理性长寿;到了真正难的地方,要在手上和心里,让碰撞走完。
老魏退休了,道理他全懂:要有新的爱好,要多出去走走,要保持社交。子女们也天天这么劝他。
可他每天在家坐着,什么都不想干。
后来,楼下的一位老邻居来敲门,说小区要组织一个修理小组,帮独居老人修水管、换灯泡,问他去不去。老魏年轻时是电工,第二天就去了。
一个月以后,他比上班的时候还忙。
理上的话,在他那里一直是通的;让他动起来的,是一件手上的事,和一个来敲门的人。
一条好道理,可以活几百年;一段日子,常常只有几十年。道理长寿,是因为它可以离开具体的人、具体的地方;日子短命,是因为它离不开。
他的交往理性,是一条长寿的道理。本书要做的,是把它放回短命的日子里:放进一个家、一间诊室、一个团队。放回去,它就不再那么干净,可它开始长东西了。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件你眼下最难的事。拿三块地问一问:它难在理上,难在手上,还是难在心里?
多半,理上早就想通了。难的,在另外两块地。去那两块地上,做一件事,或者找一个人,陪你走一段。
叶青:你那次失业,道理你全想通了。
何川:可我还是每天晚上睡不着。
叶青:后来是陪你去钓了一个月的鱼。
何川:那一个月,比什么道理都管用。
在想法那块地上,他的理性长寿;到了真正难的地方,要在手上和心里,让碰撞走完。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总账——守住说话的地,诚实地承认了两处不够;困难处,把位置让了出去。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宣言和条文是找到的;那场葬礼、那排花、那一下午,是长出来的。
一,你家里、单位里,有哪一件事交给钱或规定以后,再也叫不回来了?
二,你参与定的那些规矩里,受影响最大的人,参与写了吗?
三,你有没有一件「道理都懂、就是做不到」的事?能不能找人一起做一次?
四,你最痛的那一次,是什么陪你过来的?道理,还是别的什么?
五,你身边有没有两种不同的规矩、不同的信仰,在一起过日子?它们长出了什么?
编序
读这一编,请记住一个问题:拆一个人,怎样才算拆得公道?
这一编七章,把前八编拆出来的东西放在一张桌子上。
第 44 章先请五位辩护人,替他把话说足,让判词先挨一顿打。第 45 章写判词完整版,用三个方程给他的体系做一次体检,再用碰撞三级量一量。第 46 章把八条承重命题收成一个根,拆三根承重梁,各换一根新的。第 47 章列他看见的十八处,一处不扔。第 48 章写保底:他在什么条件下一点不差。第 49 章追病根,下死法诊断。第 50 章写本书要向他学的,和几条分界线,最后把刀对准本书自己。
拆一个人拆得太顺,常常是因为对手挑得太弱;先请最硬的辩护人,把话说足。
辩护: 你说他预设了两个现成的人。可他接着米德写过,「我」是在和别人的交往里长出来的;他借科尔伯格写过,人的道德意识一级级往上长。他的主体,是有来历的。
回应: 认。第 19、33、34 章都写了。本书的判断不是「他的主体没有来历」,而是「来历被放在了前史里」:长成以后,到了桌边,两个人已经是现成的,桌边那一场谈话不再改写他们。判决一站得住,措辞上补一句:两把一样的椅子,是在童年之后摆好的。
辩护: 你说他要把张力拿掉。可他的商谈,就是理由对理由的争论;他一辈子主张的,恰恰是把冲突摆到桌上来,而不是压下去。
回应: 这一条要收窄。他确实保留了一种碰撞:理由和理由之间的碰撞,而且在这一块上,他比谁都支持公开地吵。他筛掉的,是想法那块地以外的张力:情绪、身份、利害、身体、那一夜的慌。判决二的右列,收窄为:「他保留了理由之间的碰撞,把想法那块地以外的张力筛到了桌外。」
辩护: 理想言谈情境,他从没说过现实里有;那是一把量现实的尺子,不是一幅描写现实的画。
回应: 认。第 24 章就是这样写的。可一把尺子,决定了什么被量出来是「好」。拿一张没有劲的桌子当尺子,量出来最好的讨论,就是最没有劲的讨论;碰撞多的那些,在这把尺子上一律不及格。尺子不是画,但尺子会教人往哪里走。判词不改。
辩护: 他不是只要一致。他明说,利益合不拢的,可以公平地讨价还价;一群人想过什么日子,可以在伦理那一层里自己去想。
回应: 认。第 25 章写了这个分层。可请看分层的次序:普遍的一致在最上面,伦理降一格,妥协再降一格。一个家为接不接奶奶长出来的那个办法,在他那里只能算伦理问题里的一次妥协,排在最下面。本书说,恰恰是这种东西,才是长久的「我们」。判词不改。
辩护: 他九十岁那部大书,写的是信仰和知识两千年里怎样互相学习、互相改写。这难道不是发生?
回应: 认,而且认得最多。那部书写的,是一段地地道道的碰撞史。可这正是第 7 章那个反差的最后一次出现:他写历史时,看见的是碰撞和改写;他定规范时,要的仍是交集和一致。判决四右列补一句:「他写出了一部碰撞的历史,却仍用交集去规定今天的谈话。」
五位辩护人说完,判词挨过了打。结果是:两处收窄,没有一处推翻。
一、判决一措辞补充:两把一样的椅子,是在童年之后摆好的。
二、判决二右列收窄:他保留了理由之间的碰撞,筛掉的是想法那块地以外的张力。
两处都登记进附录「本书自认最弱处」,写明收窄前后两句。
小组里有两位同事,为一个方案争得很凶。组长想了个办法:让每个人先替对方的方案辩护五分钟,说出对方方案最好的地方,然后再说自己的。
第一个人替对方辩护的时候,说着说着,发现对方的方案里有一处,确实比自己的强。第二个人也一样。
那一次争论,最后的方案,是两个人的方案各取了一半,还多了一处谁也没想到的改进。
第 44 章说,判词挨过五位辩护人的打,收窄了两处,站住了。先替对方辩护,是一种很好的碰撞:它让你的判断先挨一顿打,打完了,留下来的更准。
一家小公司,做一个大决定之前,会先搞一场「红队」演练:挑两个人,专门扮演反对方,找这个决定所有可能的漏洞,越狠越好。
有一次,公司要开一家新店。红队的两个人找出了十几条漏洞,其中一条,没人想到过:新店附近的那条路,半年后要修,会封路三个月。
那家店,最后推迟了半年开。
先请辩护人,先请反对者,是同一件事:让一个判断在做出之前,先挨一顿打。
一个人很难替自己最反对的人辩护。可有一个办法:找一个真的站在对方那边的人来。
家里吵架,可以请孩子替爸爸说一段、替妈妈说一段;单位里争方案,可以请持反对意见的人先讲,讲完了再请支持的人替他补充。
好的辩护人,不是来帮你赢的,是来让你的判断先挨一顿打的。
这一章是本书在给自己挨打,这件事,普通人也用得上。
你心里对一个人、一件事,一定有过很硬的判断:「他就是自私」「这事就是他的错」。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替这个判断找一个最硬的辩护人,替对方把话说足。说完了,看看你的判断,有没有哪一处要收窄一点。
收窄不是认输。一个挨过打、收窄过的判断,比一个没挨过打的,站得更稳。
何川:下次吵架,我们先互相替对方说五分钟?
叶青:替你说……那我先说:你加班是为了这个家。
何川:替你说:你一个人带孩子,比我累。
叶青:说完了,好像也不想吵了。
判词挨过五位辩护人的打,收窄了两处,站住了。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不记他,记本书。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判词和辩护人碰了一场,长出了两处更准的说法。
他铺好了我和你之间的第一块砖,却以为那就是整座房子;长久的,是碰撞里长出来的「我们的理性」。
前半句,是他打开的门:两个人愿意坐下来,说真话,给理由,让对方能回嘴;理性不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在两个人中间(判决一、二)。
后半句,是他关上的门:两把一样的椅子先摆好(判决一);会冲突的东西筛到桌外(判决二);捆住人的力量搬到理由上(判决三);约长成就封口,停在同一层(判决四);到了难处,退场(判决五)。
副判:他想用康德的一把尺子,量出黑格尔的「我们」;尺子复制成了两把,量出来的,仍然只是我和你。
本系列用三个方程给一个体系拍片子: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
第一式:形状由路和土长出来。
他写出了一大半:一致(形状),是从一条条理由(路)和两个人共有的讲理预设(土)里长出来的。可三样都被削瘦了:形状只剩「一致」一种;路只剩理由;土只剩想法那块地上的预设,心里和手上那两块地不在里面。
体检结果:第一式写出,三个变量都偏瘦。
第二式:路由形状和土长出来。
他写得最好的是这一式。一场讨论怎么走,看有没有人提出质疑(形状出了裂缝),看大家共有的背景(土)在哪里裂开。他还给路立了最细的规矩。
可路的三层里,他只写了下面两层:规矩和组织。最上面那一层——在一团缠在一起的东西里,往哪里走,怎样裁出一条原来没有的路——空着。
体检结果:第二式写出大半,缺顶上那一层。
第三式:土由形状和路长出来。
这一式问:长出来的一致、走过的路,有没有回头改了土?
在历史上,他写过:神圣的东西被语言化,生活世界一点点被拿出来讨论,这是土被改写。可在每一场谈话里,他拒绝了这一式:讲理的预设一旦学成,就不归谈话去改(封约);谈出来的一致,也不沉进两个人之间的土里。
体检结果:第三式在历史里写出一半,在谈话里被拒。
本系列还有一台发动机,三拍。
第一拍,张力攒起来:他看见了,一句话被质疑,就是张力来了。
第二拍,张力逼着形状换样子:在他那里,换出来的只能是一致,而且最好在一点劲都没有的时候换出来。
第三拍,换过的形状回写路和土:在谈话这一层,被拒。
这台发动机,他装上了第一拍,把第二拍限成了一种,拆掉了第三拍。
本系列还有一把尺子:三样都活着相撞,长出典范;一样被焊死,只出分类和细化;三样都不动,只出推论。
他的桌子上:土(预设的同一)先定;形状(一致)的方向先定;只有路(理由)在走。这近于常规推广:一致,是从两个人本来就共有的东西里推出来的。
他自己,却是三样活着的东西撞出来的(第 12 章)。
把这一次体检压成一行:
哈贝马斯=康德的先验同一 ×2,在想法那块地上求理由与预设的交集;停在「两个人之间正在发生」这一格,没有走进「一个我们在其中有位置」那一格。
补成发生学,是一个加法:
他的桌子 + 三块地的土 + 路的顶层(往哪里走) + 回写(谈话改写两个人和他们之间的土) = 长出「我们的理性」的那条路。
陈家有一条家规:每周日全家回爷爷奶奶家吃饭。
用第 45 章那三个方程,给它做一次体检:
形状是怎么长出来的?这条规矩,是二十年前爷爷退休那年,爸爸提议的,那时候爷爷一个人在家很闷。路和土都在:一个退休的老人,一个孝顺的儿子,一座离得不远的城。
路现在是被什么推着走的?这几年,孙子上了高中,周日要补课;儿媳的父母也老了,也想让孩子们回去。推着这条规矩走的,已经不只是爷爷的闷了。
它有没有回写?有。二十年下来,这个家的孩子,都习惯了周日在爷爷家;爷爷奶奶的日子,也围着这一天转。
体检完了,一家人发现,这条规矩的第二式——路——变了,可规矩本身没变。于是他们商量了一个新办法:单周回爷爷家,双周回外公家;孙子补课的那周,由爷爷奶奶来他们家吃饭。
三个方程,哪一个空着,日子就在哪里卡。
第一式空着:一个家定了规矩,却不知道这条规矩是从哪里来的,守起来就没劲。第二式空着:一个家知道该往哪里走,却不知道路怎么走,每天都在原地打转。第三式空着:一个家做了很多事,却从不回头看这些事把家改成了什么样,下一次还是站在原地。
给一件事做体检,不是为了挑毛病,是为了找到卡在哪里。
这三个方程,也可以拿来给你家里一件事做体检。
比如你家那条「晚上十点前回家」的规矩。第一问,形状:这条规矩,是在什么样的路上、什么样的土里长出来的?是一次吵出来的,还是爸妈一句话定的?第二问,路:它现在怎么走,是被什么推着的?孩子守它,是怕挨骂,还是自己也觉得该这样?第三问,回写:它长出来以后,有没有回头改了这个家?孩子会不会因为它,更懂得替家里人着想?
三问下来,你就知道,哪一个方程还空着。
叶青:我们给「周日回我爸妈家」这条规矩做个体检。
何川:它是怎么来的?
叶青:孩子出生那年,我妈想多看看他。
何川:现在呢?
叶青:孩子要补课了。路变了。
三个方程,他写出第一式而偏瘦,第二式缺顶层,第三式在谈话里被拒;发动机装了第一拍,拆了第三拍。
开门还是关门:总账——三个方程都开了门,每一扇只开了一半。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第三式一被拒,就只剩找到的交集。
八条承重命题,是同一个动作留下的八道痕;三根承重梁,各换一根新的。
一栋老房子,墙上裂了好几道缝,门关不严,地板有一处往下陷。请来一位老师傅,他不看缝,先蹲下去敲地基。敲了一会儿,他说:「这些毛病,是一个毛病。地基底下有一块,从一开始就垫歪了。」
全书八条承重命题,在前面各编一条条立过。放在一起:
一,两个讲理的人先天同一,先坐好,再讲理(第 19、20 章)。
二,张力被从对话里拿掉;可共同性在碰撞里长出来,约束力是土(第 24、30 章)。
三,想法那块地上谈平的张力,搬去了心里和手上(第 31 章)。
四,这样的共同,在日子里难得、短命、一碰就碎(第 35 章)。
五,一直和和气气,停在同一层;碰撞里长出的,会升一层(第 34 章)。
六,到了真正难的时候,他的办法给不出指导(第 41 章)。
七,他的交往理性是「我和你」的同一,是入门砖,不是「我们」的新理性(第 22、37 章)。
八,他想从康德的同一,走到黑格尔的「我们」,停在了半路(第 12 章)。
八道痕,一个根:同一性先在。
同一性先在,所以两个人是先坐好的(一)。
同一性先在,所以张力只能是误会、策略或杂音,筛掉就好(二)。
同一性先在,所以捆住人的,只能是那份共有的理由;张力既然被当成杂音,就被赶去了心里和手上(三)。
同一性先在,所以谈话只是往下找那份共有的东西,找到交点就停,不升层(五)。
同一性先在,所以这份共同只靠一根柱子,一碰就碎(四)。
同一性先在,所以真正难的那些——不同的心、不同的身体、不同的土——在他那里没有位置(六)。
同一性先在,所以长不出一个新的「我们」,只有「我和你」重合的那一块(七)。
同一性先在,所以从康德出发,走不到黑格尔(八)。
本书给这个根的名字,就是全书的收回动作:两把一样的椅子。它和马哲卷、秋金讲费尔巴哈卷的「两个先验加一座桥」同构:费尔巴哈的桥叫「看」,马克思的桥叫「做」,哈贝马斯的桥叫「说」。它也和亚里士多德卷的「倒装」同构:把碰撞之后才长出来的同一,放到了碰撞之前。
撑着什么: 他的整座交往理性:两个同一的讲理者,交往的定义,普遍语用学,那四项要求。
裂在哪里: 人不是先坐好的,是在一次次碰撞里长成、改写的;那份同一,来自一片具体的理念的土(第 19、20 章)。
本书的替换: 在碰撞里发生的主体。两个人在一次次来回里显出自己、被对方改写,一个「我们」也在这里长出来。
他留下的: 「理性在两个人中间」这一步,一步不退。
撑着什么: 他的商谈伦理:两条检验原则,道德、伦理、利益的分层,理想言谈情境。
裂在哪里: 筛掉的不是杂质,是长「我们」的材料;筛剩下的,是同一层的交集(第 25、34 章)。
本书的替换: 升级的「我们的理性」。让张力在三块地上走完,四种结算都算,每一次碰撞升一层。
他留下的: 桌上的规矩,全部留下,挪到两边当护栏:不骗,不压,给理由,让人能回嘴。
撑着什么: 他的约束力理论:规矩捆住人,靠的是理由;世界只经过「真」这一项要求进场,判的仍是桌边的人。
裂在哪里: 捆住人的是土,是一起碰出来的那一片;世界不说话,却会判(第 30、31 章)。
本书的替换: 土的约束力。三块地查账,世界上桌——母亲那一跤、那套房子、那张账单,不参加讨论,却替人判;门口点名——谁不在桌边,先问。
他留下的: 「被管的人也是写规矩的人」这条回写的通道,留下,而且要修进土里。
| 承重梁 | 撑着什么 | 裂在哪里 | 本书的替换 | 他留下的 |
|---|---|---|---|---|
| 两把一样的椅子 | 交往理性 | 人在碰撞里长成;同一来自一片土 | 在碰撞里发生的主体 | 理性在两个人中间 |
| 一张筛子 | 商谈伦理 | 筛掉了长「我们」的材料 | 升级的「我们的理性」 | 规矩作护栏 |
| 桌边的判官 | 约束力 | 捆住人的是土 | 土的约束力;世界上桌;门口点名 | 被管者也是作者 |
刘家总吵三件事:孩子的作业,老人的看病,周末去哪儿。每一件都吵过几十次,每一次都像是新吵的。
有一次,女儿在本子上把这三件事写下来,问了一句:这三件事,吵的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一家人坐下来想了想,发现真是同一个东西:这个家里,每个人都默认「我的时间是我的」。爸爸觉得他加班累,周末该休息;妈妈觉得她照顾老人累,作业该爸爸管;孩子觉得周末是他的,不想去任何地方。三件事,底下是同一块地基:谁也没把这个家的时间,当成「我们」的时间。
第 46 章说,八道痕,一个根。那一晚以后,刘家没有一下子不吵,可他们定了一条新规矩:每周日晚上,一家人一起排下一周的时间。
一座房子,梁不好,最笨的办法是拆了重盖;最好的办法,是一根一根地换,边换边住。
本书对他的三根梁,也是这样:不拆他的房子,他那块砖、那两道护栏都留着;只把三根梁换掉,换成在碰撞里发生的主体、升级的我们的理性、土的约束力。
一个家、一个团队要改,也是这样:不必推倒重来,一根一根地换。
回到那位敲地基的老师傅。
你家里那几道总也补不好的缝——总吵同一件事,总有一个人不说话,总是谈好了又不做——可能也是同一个毛病。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把你家里最常见的三种不顺列出来,问一句:它们底下,是不是同一样东西?比如,是不是我们一直默认「我们俩本来就该一样」?
何川:我们家总吵的那几件事,底下是不是一个东西?
叶青:是时间。谁的时间算「我们家」的。
何川:那每周日晚上,一家人一起排下一周。
八道痕,一个根:同一性先在;换掉三根梁,他留下的东西仍然撑着房子。
开门还是关门:总账——三根梁都撑着他打开的门,也都在某一处,把门关上了。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本章不剃,只换;换回来的,正是前八编被筛掉的。
拆完了,回头把他亮过的地方一处处列出来;拆得越狠,这一处越要列足。
给一位去世的长辈挑几张照片,放在告别会上。一开始你想挑那些「好看」的:穿得整整齐齐、对着镜头笑的。翻着翻着,你停在了另一些照片上:他蹲在地上修自行车,满手是油;他和人争得脸红脖子粗;他抱着刚出生的你,笑得眼睛都没了。
那些不整齐的,才是他。
每一处写三样:他看见了什么,差的是哪一步,那一步走过去会是什么。
| 他看见了什么 | 差哪一步 | 走过去会是什么 | |
|---|---|---|---|
| 1 | 被挤出说话的圈子,是一种真实的伤 | 被听懂的方式只剩讲出理由 | 认得出那些不像理由的理由 |
| 2 | 人从一开始就依赖别人活着 | 长成以后就不再依赖 | 人一辈子在依赖里被改写 |
| 3 | 「不说」会让一个社会滑下去 | 这一步他走完了 | 人人都能开口 |
| 4 | 吞人的「我们」极其危险 | 连长出来的「我们」也一起挡住 | 用两问分辨两种「我们」 |
| 5 | 大人物说过的话也要能被公开追问 | 这一步他走完了 | 旧账可以被问 |
| 6 | 讲理的场子是长出来的,有生日 | 生日写了,门口没写 | 好几个场子相碰,场子长大 |
| 7 | 场子会退化 | 只用咖啡馆那一把尺子量 | 退化里也有新的场子在长 |
| 8 | 说服和摆布是两回事,两本账 | 交往只认一种结果 | 给「一起长出第三样」留格子 |
| 9 | 理性在两个人中间 | 两个人先坐好,不被改写 | 两个人和一个「我们」一起长出来 |
| 10 | 说话本身就带着判错的条款 | 被当成开口前签好的约 | 条款有日期,可按条款去改 |
| 11 | 一把量讨论的好尺子 | 量出来最好的是没有劲的桌子 | 尺子当护栏,路上要有劲 |
| 12 | 不满足于碰巧的重叠,要理由和底子真对上 | 只求交集 | 缠结越碰越厚 |
| 13 | 讲理之前,早有一片不用说出来的土 | 土退成了库房 | 约束力就是那片土 |
| 14 | 约有出生史 | 长成就封口 | 效力也是一次有日期的结算 |
| 15 | 人会一级级往上长 | 梯子刻度先定,升级只在前史 | 当场升级,方向不先定 |
| 16 | 钱和权会越界 | 只写侵入,不写回路 | 叫得回来是缠 |
| 17 | 被管的人也是写规矩的人 | 门口不点名,没修进土里 | 回写修进规则,也修进土里 |
| 18 | 世俗的道理在苦难面前没有话 | 向外借语言 | 在手上和心里陪人走完那几拍 |
十八处里,有两处,「差哪一步」那一栏写的是「这一步他走完了」。
一处是第 3 行:「不说」会让一个社会滑下去。他没有停在看见上,他一辈子都在开口。
一处是第 5 行:大人物说过的话也要能被公开追问。二十四岁那篇文章,五十七岁那场争论,他都走完了。
这两处,恰好都不是在桌边心平气和谈出来的,而是一次次碰出来的。他走完的那两步,都走在碰撞里。
十八处看见,差的几乎是同一步:让两个人、让那片土,在碰撞里被改写。
这十八处,一处不扔。本书拆掉的,是他为这十八处安排的位置;这十八处本身,是本书最想带走的东西。
一位七十岁的母亲,和女儿的关系一直不好。女儿总觉得母亲太强势、太挑剔。
有一年,女儿参加了一个读书会,读到本书第 47 章,试着给母亲列了一张「看见清单」:她看见过什么,差哪一步。
列着列着,女儿发现,母亲看见的东西很多:她早就看出女儿的第一段婚姻不合适;她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知道钱的难处;她对外孙女的学习,比谁都上心。她差的那一步,常常是说话的方式。
女儿把清单拿给母亲看。母亲看了很久,说:「我以为你只记得我骂你。」
那以后,两个人还是会吵。可女儿说,吵的时候,她心里知道,母亲那边有一张清单。
一家公司,每一个离职的人,都要做一次离职面谈。以前,面谈只问一件事:「你为什么走?」得到的答案,大多是客套话。
后来,人事部换了一个问法:「在这里的这几年,你觉得公司做对了哪三件事?」
离职的人愣一下,然后常常说得很认真。说完这三件,再问:「哪一件,你觉得差一步就更好了?」
这一问,得到的实话,比以前多得多。
先列看见,再说差哪一步。人事部说,这样问下来,公司知道了自己真正的好处在哪里,也知道了每一处好处离更好还差什么。
对一个人下判断之前,先列他看见了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列得出来的,说明你真的读懂了他;列不出来的,说明你只是在骂他。本系列拆每一位哲学家,都先列看见清单,列得越多,拆得越有分量。
对家里人、对同事,也可以这样:先想三件他做对的事,再说他哪里不对。
回到那几张给长辈挑的照片。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个你最近在心里批评过的人,给他列三处「看见」:他做对的,他看得比你准的,他走完了的。列不满三处,就先别下判断。
叶青:我给我妈列了一张看见清单。
何川:列得出来吗?
叶青:列了七条。她看得比我准的地方,真不少。
十八处看见,一处不扔;十八次差的,是同一步。
开门还是关门:十八扇门,他都开过。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十八处里,有两处他自己走完了:「不说」要说破,旧账可以被问。
在五个条件同时成立的地方,他一点不差;错只错在,把这个特例当成了全部。
你家里有一口用了几十年的铁锅。炒菜,一点不差:火候到了,锅气足,青菜又脆又香。你用过不粘锅,用过电炒锅,都没有这口铁锅好。
可这口锅有它的条件:要明火,要大火,要有人会养它,用完要擦干、抹一层油。换到电磁炉上,它就不灵了;交给一个不会养锅的年轻人,一个月它就锈了。
一口好锅,在它的条件下,是最好的锅。说它不好,冤枉它;说它在哪里都好,也冤枉它。
本书每拆一处,都先说了一句:他在什么条件下完全是对的。这一章把它们收在一起。
第 17 章:两个人都在乎的是同一件事、谁也不想摆布谁的时候,说服就是最好的办法。
第 23 章:拿四项要求去查一场谈话里谁在骗、谁在压,一点不差。
第 24 章:理想言谈情境当一把尺子、一道护栏,一点不差。
第 25 章:谁洗碗这类三块地都容易通的事,他的筛子一筛就成。
第 26 章:在一群理由和底子本来就很接近的人中间,要理由也对上,是可以做到的。
第 39 章:一群人都在场、都能开口的时候,「被管的人也是写规矩的人」这条通道很好用。
这些保底,放在一起看,是同一个条件的五个面:
一,人都在场:该在桌边的人,都在桌边。
二,口都能开:在场的人,都开得了口,开口的代价不高。
三,讲理已长成:桌边的人,都已经学会了用理由说话,而且学的是同一种讲法。
四,世界不催:这件事不急,没有一场病、一笔账、一次搬家逼着今晚就要定。
五,土相近:桌边的人,站在同一片理念的土上。
在这五个条件同时成立的地方,他的交往理性一点不差。
本书把它压成一句:
他的交往理性,是发生在「人都在场、口都能开、讲理已长成、世界不催、土相近」这五个条件下的极限情形。
本系列亚里士多德卷用过同一种保底:实现,是发生在稳定的土、已稳的形状、踩平的路这种条件下的极限情形,像牛顿力学之于相对论。奎因卷也用过:他的网,是发生在「人可消、器具可消、目标默认、形状定型」四个条件下的极限情形。
不少地方,大半成立。
一个成熟学科里的同行评审:大家受过同样的训练,讲同一种理,事情不急。
一场正规的庭审:谁能说话、怎么说话,都有规矩,法官和律师讲同一种法律的理。
一个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的人都懂行,时间充裕,站在同一片专业的土上。
邻里之间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谁家的车停哪里,谁家的狗晚上别叫。
在这些地方,他是最好的向导。
一个家里。人不都在场(孩子、老人常常不在桌边),口不都能开(有人一开口就被说「你懂什么」),讲理的方式各不一样,世界常常催(病、钱、房子),两家人的土也不一样。
一个人面对难处的时候:世界催得最急,心里的那块地最乱。
两种文化、两种信仰相遇的时候:土最不相近。
还有一个地方,是下一编要讲的:人和一台会说话的机器之间。在那里,五个条件里有一个,第一次整个松动了:桌边多了一个说话者,它不用人类讲理的那种方式长成,也不站在任何一片人的土上。
保底之后,本书把他留下的东西,放回它们该在的位置。
一块砖。 两个人愿意坐下来,说真话,给理由,让对方能回嘴,能在某件事上对上看法:这是一切「我们」的第一块砖。没有这一块,两个陌生人连碰的资格都没有。
第一道护栏:四项要求。 碰撞的时候,可以吵,但不骗;可以急,但说的是自己信的;可以争,但不拿不该有的资格压人。
第二道护栏:桌上的规矩。 可以不同意,但要让对方能回嘴;可以僵,但不许把人挡在门外;可以暂停,但要约好什么时候接着谈。
砖在最下面,护栏在两边,路在中间。路上是一次次碰撞,路的前方,是一个还没长出来的「我们」。
保底之后,要再说一句本系列一路都说的话:
他错在把特例当成了全部。
一口铁锅,在明火大火下是最好的锅。错的不是这口锅,是说「这是世上唯一的锅,电磁炉上做不出菜,是电磁炉的毛病」。
他的桌子,在五个条件下是最好的桌子。错的不是这张桌子,是说「讲理就是这样一张桌子;桌上谈不成的,是人不够讲理」。
老钱是一家公司的中层,开会很有一套:议程提前发,每人限时发言,最后投票,会议纪要当天发出。他的部门,是公司里效率最高的。
他把这一套搬回家,给家里开家庭会议。第一次,妻子笑了;第二次,女儿说「爸你是在开会吗」;第三次,没人来了。
第 48 章说,他的交往理性,是五个条件下的极限情形。老钱那一套,在单位里,五个条件大体都成立:人都在,都会说,讲的是同一种理,事情有时限,大家在同一片专业的土上。回到家里,五个条件一个都不成立。
老钱后来在家里只留了一条单位的做法:大事不当晚定。其余的,他学着让家里自己长。
保底,说的是:在什么条件下,你是对的。这是给对方留了一条路。
一场争论,要是一方说「你全错了」,另一方只能拼命辩护;要是一方说「你在这些条件下是对的,只是在那些条件下不对」,另一方就能接住,甚至愿意跟你一起去想那些条件。
本书对他,留了五个条件。这不是客气,是让这场碰撞能接着往下走。
你手里,也有几口这样的「铁锅」:几套你用得最顺手的办法。也许是你在单位里用了十年的一套开会的办法,在单位里一点不差;你原样搬回家,拿来管孩子,孩子不服。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给你最顺手的那套办法,写一行保底:它在什么条件下一点不差?条件一写出来,你就知道,哪些地方该接着用它,哪些地方该换一口锅。
何川:我在单位开会那一套,拿回家就不灵。
叶青:因为家里五个条件一个都不成立。
何川:那我只留一条:大事不当晚定。
他的交往理性,是五个条件下的极限情形;在那里它是一块好砖、两道好护栏,错只错在把它当成了整座房子。
开门还是关门:保底——五条判决的右列,收成五个条件。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五个条件都成立的地方,找到的交集就够用。
他为什么非摆两把一样的椅子不可;他的体系会怎样死,又为什么还活着。
你认识一个极爱干净的人:家里一尘不染,东西横平竖直,客人的杯子刚放下,他就拿去洗了。朋友们有时笑他有洁癖。
后来你知道了他小时候的事: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屋里,什么都堆在一起,找什么都找不到,吵架也多半因为这个。
你忽然就理解了。他的干净,不是天生的毛病,是从一片土里长出来的。
本系列有一个规矩:追病根,要用发生学来答。一个人的收回,也是在他那片土里、沿他那条路长出来的。
十五岁那年,他看见了一个「我们」怎样通向深渊(第 3 章)。从此他提防一切「我们」,宁可只要一个个讲理的「我」和「你」。这份戒心,把长出来的那种「我们」也挡在了门外(第 21 章)。
在他那片土里,「长出来的就是对的」这句话刚刚杀过人。所以对不对,必须站在来历够不着的地方(第 33 章)。他要一块不在任何传统里的地基,最后找到的,是「人人讲理上一样」这块康德留下的地(第 8 章)。
一个从小说话吃力的人,从嘴逃到了纸上,在写下来的理由里安顿好了自己(第 2 章)。他后来那张桌子,很像一页写好的纸:只收讲清楚的理由。这一条是本书的读法,标待验。
阿多诺说理性烂到了根上。一个学生要在理性里面找一块没烂的地,而且要这块地不会再烂。要不会再烂,就得不长;不长,就只能是先在的(第 11 章)。
人人用的是同一种讲理的语言。一样器具对所有人都一样,就看不见它在干活(第 20 章)。所以那份同一,看起来像是天生的。本系列康德卷管这叫器具可消:康德看不见眼镜在做现象,哈贝马斯看不见语言在决定谁的理由算数。
五条病根,一条也不是「他不够聪明」。都是那片土里,长不出另一种看见。
本系列用五种死法诊断一个体系:只剩一样东西活着,叫单维死;路被焊住,叫路径死;长出来的东西不回头改土,叫回写死;终点事先封了顶,叫封顶死;永远说不出自己会怎样错,叫无死法死。
封顶死:主死法。 理想言谈情境是一张够不着的圆桌,梯子顶上写好了普遍的理性。终点先定,路只能朝它走(第 24、34 章)。
回写死:次死法。 约长成就封口,谈出来的一致不沉进两个人之间的土里(第 33、35 章)。
单维的倾向。 他的三个世界,都在想法那块地上(第 28 章)。这和伽达默尔卷那一刀同构:三块地被收进了一块。不算单维死,因为他在历史里、在生活世界里,看见过另外两块地。
无死法的倾向(待验)。 施为矛盾那一招:谁反驳,谁就先用上了他的前提(第 33 章)。
路径死:不沾。 他反对历史只有一条路,反对只照一张蓝图走。
诊断到这里,要说一句公道话:他的体系,不是一个不会死的体系。
他一辈子在改自己:公共领域那本书,三十年后自己写序修正;「左派法西斯主义」那个词,自己认了重;和德里达僵了十几年,最后和好;晚年转身去听宗教的话。一个肯被改的体系,是活的。
本系列洛克卷有一个判法:康德的体系因为不会死,所以死了;洛克的体系因为会死,所以活着。哈贝马斯属于后一种:一个会死的活体系。
他身后,福柯、利奥塔、弗雷泽、霍耐特、墨菲,一个一个撬走了他的板子,正说明它是活的。下一编,请他们出场。
老林是个极爱干净的人。家里一尘不染,孩子的玩具每天晚上必须归位,谁弄乱了,他就不高兴。孩子们小时候怕他,长大了嫌他。
有一年过年,老林喝了点酒,说起小时候:一家七口住一间屋,什么都堆在一起,找什么都找不到;他的第一双新鞋,就是在那堆东西里被弟弟穿走了,他为此挨了一顿打。
孩子们第一次理解了他的「干净」:那不是一个毛病,是从一片土里长出来的。
第 49 章说,追病根,要用发生学来答。一个人身上最让人受不了的地方,常常也是他那片土里长得最深的地方。知道了来历,不等于要接受它;可知道了来历,碰的时候就有了分寸。
小韩总是迟到,开会迟到,交稿也迟。同事们都觉得他散漫。
有一次,他跟一位老同事吃饭,说起小时候:他家在一个很远的村子,每天要走一个小时山路上学,常常迟到,常常被老师罚站。后来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反正都要迟到,干脆不赶了。
老同事听完,没有说「那你以后要改」,只是说:「那以后开会前十分钟,我给你发条消息。」
知道了病根,不是要原谅一切,是碰的时候有了分寸。那以后,小韩迟到少了一半。
知道了一个人的病根,不是要替他开脱。老林的干净有来历,可他的孩子们照样可以跟他商量:玩具能不能不必每天归位。
病根是用来理解的,不是用来原谅一切的。理解了,碰的时候就有分寸:知道哪里是他最怕的,不去那里硬撞;也知道哪里可以慢慢松开。
叶青:你为什么那么怕欠别人的钱?
何川:我小时候,家里借过一次钱,被人堵在门口要了一个晚上。
叶青:原来是这样。
何川:以后我们家的钱,一起管,你别怕我急。
五条病根,都长在他那片土里;他的体系主死于封顶、次死于回写,却是一个会死的活体系。
开门还是关门:病根——每一次关门,都是在一片土里长出来的。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本章追的,是那两把椅子自己的来历。
越近的邻居,越要把分界写清;这把刀,最后要对准本书自己。
你和一位老同学多年没见,一见面,发现两个人的想法出奇地像,聊了一晚上,越聊越高兴。第二天醒来,你慢慢想起几个地方:他说的,和你说的,其实差着一点。只差一点,可正是这一点,让你们这些年走了两条不同的路。
离得越近的人,越要把那一点不一样说清楚;否则你会以为你们是一个人。
本系列的规矩:拆完一个人,要写下本书要向他学的地方。
第一件:判错的条款要写进路里。 他从说话里找出四项要求,谁骗、谁压、谁装,一查就知道。本系列讲碰撞,最容易被误会成「吵就是好的」;他的四条,正好是碰撞的护栏。
第二件:两本账。 「他同意」和「他服从」要分开记。本系列讲「我们」,最怕被人拿去当压人的旗子;两本账,正好守着这条边。
第三件:守边界,不骂机器。 他不骂市场和行政,只要守住边界。本系列讲土,也不该变成对一切制度的怀旧。
第四件:公开认错。 他改自己的书,认自己的词,和吵了十几年的人和好。本系列说自己也只是一张快照,就要像他这样,真的去改。
第五件:把回写修进制度。 被管的人也是写规矩的人。本系列讲回写,常常停在一家一户;他把它修进了宪法和议会。
比利时政治理论家墨菲,写过一本《民主的悖论》(2000),专门批评他。她说:没有排除的共识不存在;政治的本质是对抗;要做的,不是消除冲突,而是把「敌人」变成「对手」,让冲突在规矩里进行。
她离本书第二条承重命题很近:张力不该被拿掉。
分界在这里:墨菲让冲突永远是对抗,对手永远是对手;它不长东西,不升层。本书说,张力要走完:碰撞之后,会长出一个原来没有的「我们」,升一层,然后在新的一层上再碰。墨菲留住了发动机的第一拍,本书要三拍都转。
什么情况下本书让出:如果能证明,在同样条件下,碰撞走完之后并不比永远对抗更常长出新的共同,本书的第五条命题就要向墨菲让步。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和他吵了几十年。卢曼说:社会由一次次沟通组成,不由人组成;系统自己组织自己,不需要共识也能运转;一次成功的沟通,本身就是不太可能的事。
他离本书很近,而且在两处比哈贝马斯更近:他从来不预设两个人本来就一样,秩序是在两个互相看不透的一方之间自己长出来的;他也说出了本书第四条命题的「小概率」。
分界在这里:卢曼拆掉了先坐好的两个人,却连人也一起请出了系统。人成了系统的环境,改写的是系统,不是人。本书说,碰撞改写的,首先是人,是两个人和他们之间长出来的「我们」。本系列萨特卷那一刀,这里又用得上:拆对了先在者,连土一起拆了。
什么情况下本书让出:如果能证明,碰撞里长出来的那种「我们」,完全可以不经过人的改写来描述,本书的第一条命题就要向卢曼让步。
霍耐特是他的学生,后来接了法兰克福的班。他写过一本《为承认而斗争》(1992):推动社会往前走的,不是心平气和的对话,是斗争;人被轻视、被伤害的经验,才推动道德进步。他分了三种承认:爱,权利,团结。
他离本书最近:碰撞,心里那块地上的伤,都在他这里。
分界在这里:霍耐特的斗争,是朝「被承认」走的,承认有三格,格子是事先画好的。本书说,碰撞的结算有四种——一致、暂停、换题、开出新路——不预设往哪一格走。被承认,是一种结算,不是唯一的一种。
什么情况下本书让出:如果能证明,一切碰撞之后长出来的东西,最终都能归进那三种承认,本书的「结算不先定」就要向霍耐特让步。
还有两位,本系列已经各写过一整本书,这里只画一条线。
伽达默尔(本系列伽达默尔卷):理解是站在传统里的,两个视野慢慢融合。哈贝马斯当年批评他把传统讲得太温和。本书看两人:一个只许走向融合,一个只许走向一致;伽达默尔的土是传统,哈贝马斯的土是讲理的预设。都是只有一片土,都只许往一个方向走。本书的分界:土有三块,结算有四种。
罗蒂(本系列罗蒂卷):不需要超出眼前这群人的普遍,团结就够了。罗蒂卷判过两人:都把最后的判官放在桌边的人身上,一个放在理想的谈话里,一个放在实际的谈话里。本书的分界:世界要上桌,它不说话,可它判。
这把刀,最后要对准本书自己。本系列的规矩是:一个会死的体系,才是活的。所以本书写下三条,出现了哪一条,本书的核心判断就要改。
第一条死法。 在条件相近的一批家庭、团队、社区里,如果常常碰撞的那一组,普遍是碰碎了、散了,而不是长出了新的「我们」,那么「共同性在碰撞中涌现」就站不住。
第二条死法。 如果本书说的那种「我们」,在实际里总是被人拿去当压人的旗子,那两个分辨的问题——许不许说不,会不会被里面的人改写——就守不住,本书就和它最反对的那种「我们」分不开了。
第三条死法。 如果「约束力是土」这句话,在任何具体的事情上都量不出来——说不清一份约定是被理由捆住的,还是被土捆住的——那么这句话就是一句没有死法的话,本书要把它降为一个比喻。
本书还要再说一句:SDE 自己也有生日,也是在一片土里、一段时间里长出来的。本书的作者介绍里写着,王德生博士曾公开判定自己早年的答案「听起来很对,其实是错的」。本书对哈贝马斯下的判断,也只是一张快照。
一家公司的新总监,上任第一天,在全体会上说了一段话:「我要推一个新制度。我先说清楚,如果半年以后,出现下面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就说明我错了,我们就改回来:一,骨干离职超过三个;二,客户投诉增加一倍;三,你们匿名打分,超过一半人说不好用。」
半年后,第一条和第二条都没出现,第三条出现了:有六成的人说不好用。
总监兑现了承诺,开会改了一半的制度,留下了大家觉得好用的那一半。
第 50 章说,给本书自己写三条死法。一个肯写下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的人,大家才敢跟他碰;碰出来的东西,才是真的。
一个说不出自己会怎样错的主张,谁也没法跟它碰。它永远对,也就永远不长。
一个写下了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的主张,大家可以去查,可以去试,可以拿事实去碰它。它可能被推翻,也可能在一次次被查以后,站得更稳。
本书给自己写了三条死法,是希望它是后一种。
回到那位想法很像的老同学。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个你最认同的人,写下你们之间那一点点不一样。再写下:在什么情况下,你愿意承认他那边是对的。
一个肯写下自己在什么情况下算错的人,和人碰的时候,才碰得出东西。
何川:我们也给这个家写三条死法?
叶青:比如?
何川:一,连着三个月谁都不想开口;二,孩子有事不跟我们说;三,我们俩吵完再也不接。
叶青:出现一条,就坐下来改。
向他学五件事;和墨菲、卢曼、霍耐特各画一条线;最后,给本书自己写下三条死法。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不记他,记本书。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和最近的邻居分清界线,才有碰撞;分不清,就只剩重合。
一,你对一个人最硬的那个判断,能不能先替他请一个辩护人?
二,你家里哪一件事总卡着?三个方程里,是哪一个空着?
三,你家里那几件吵不完的事,底下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四,你最顺手的那套办法,在什么条件下一点不差?换了条件呢?
五,你愿意给自己的某个主张,写下它在什么情况下算错吗?
编序
读这一编,请记住一个问题:撬走他盖子的人,自己又盖上了什么?
这一编三章,请他身后的人出场。
本系列的规矩:选几位后来的人,不求全,求每一位都撬了他的一只盖子。每人写四件事:从哪只盖子下手,接住了哪一样,自己又焊上了什么,按四种结局——跃迁、内卷、轮回、耗散——归哪一类。
第 51 章写卢曼、福柯、利奥塔。第 52 章写弗雷泽、杨、本哈比、霍耐特、墨菲、朗西埃。第 53 章写他到中国。
一个说共识没必要,一个说桌子底下有权力,一个说求共识就是一种恐怖。
一个家里开会,定暑假怎么过。爸爸想要大家商量出一个都满意的方案。
大儿子说:「商量什么,各过各的不就行了,谁也不耽误谁。」
女儿说:「你说商量,可每次都是你先说,我们还没开口就定了。」
小儿子说:「我不想要大家都满意的方案,我想要一个跟你们都不一样的暑假。」
三个孩子,三种不服。哈贝马斯身后,也有这样三个人。
从哪只盖子下手: 共识。1971 年,两人合出过一本书,就是他们的争论。卢曼说,社会由一次次沟通组成,这些沟通自己组织自己,形成一个个系统:经济、法律、政治、科学,各有各的一套,彼此不必达成共识,照样转。他还说,一次成功的沟通,本身就不太可能。
接住了哪一样: 自己组织,自己长出来;小概率。他从不预设两个人本来一样,他的起点是两个互相看不透的一方。
自己焊上了什么: 人被请出了系统,成了系统的环境。改写的是系统,不是人。
四结局: 内卷。系统论在他手里越织越细,越来越能解释一切,也越来越难说「这样对不对」。
从哪只盖子下手: 门口。本系列福柯卷第 54 章写过两人那场没开成的会。福柯那一边的回击是:谁能进到那张桌子边?什么算好的理由?这些本身就是被权力安排过的。一张不管谁进得了门的讲理桌子,在现实里总是偏向已经在屋里的人。
接住了哪一样: 土里的权力。土不是中性的背景,它在推,也在挡。
自己焊上了什么: 福柯卷判他:只开诊断书,不给判对的条款。他看得见谁被挡在门外,说不出门开了以后该怎样。哈贝马斯反问他的那一句——你用理性批判理性,凭的是什么——他没有正面答。
四结局: 轮回。两边各指出了对方的一处硬伤,谁也没答上对方那一刀;此后几十年,两派的学生一直在这两刀之间来回。
从哪只盖子下手: 一致本身。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1979)里说,不同的说话方式之间,没有一把共同的尺子;硬要大家达成共识,就是一种恐怖。知识和正义,要靠分歧、靠打破规则的新说法往前推。他后来又写了一本《异识》(1983):有些争端,任何一方的说法都判不了,硬判,就一定冤了其中一方。
接住了哪一样: 差异是发动机,不是故障。这一点,他比哈贝马斯离本书近。
自己焊上了什么: 只要分歧,不讲分歧以后能长出什么。碎片停在碎片,没有一个新的「我们」。
四结局: 耗散。他的说法后来被太多人拿去说「一切都是相对的」,劲散了。
回到那个家。
大儿子是卢曼:各过各的,也能转。可一个家要是只剩各过各的,就不是家了。
女儿是福柯:她看见了谁总是先说、谁总是没开口。可她只说出了毛病,没说出要怎样。
小儿子是利奥塔:他要一个跟谁都不一样的暑假。可一个只有不一样的家,也长不出一个「我们家的暑假」。
三个人,各撬走了哈贝马斯一只盖子:卢曼撬走了「共识必要」,福柯撬走了「门口是开的」,利奥塔撬走了「一致是好的」。三个人也各自在别处焊上了一样东西:卢曼焊掉了人,福柯焊掉了判对的条款,利奥塔焊掉了新的「我们」。
本系列马哲卷说过一个规律:后来的人,每人补一根箭头,塌一面。这里又是这样。
一家人商量搬家。爸爸想搬到城郊,房子大,空气好。
大儿子说:「搬不搬都行,反正我住校,各过各的。」这是卢曼式的不服:不需要共识,各自也能转。
女儿说:「每次都是你先定了,再来问我们。」这是福柯式的不服:桌子底下有权力。
小儿子说:「我不想跟你们想的一样,我就想住在学校旁边。」这是利奥塔式的不服:我要不一样的。
爸爸一开始很生气,觉得三个孩子都不讲理。后来他一个一个听:大儿子说「各过各的」,是因为他觉得家里的事从来轮不到他;女儿说「你先定了」,是因为上一次搬家就是这样;小儿子要住学校旁边,是因为他怕早上起不来。
第 51 章说,三个人各撬走一只盖子。三种不服,每一种都是真的。那一家最后没有搬到城郊,也没有搬到学校旁边,而是在两者之间找了一处,大儿子第一次参与了看房。
家里那三个孩子的不服,每一种都是一扇门:大儿子的「各过各的」,是一扇通向「他觉得自己不被需要」的门;女儿的「你先定了」,是一扇通向「这个家的权力怎么分」的门;小儿子的「我要不一样」,是一扇通向「他正在长出自己」的门。
把不服当成门,而不是当成墙,碰撞就有地方可走了。
家里那三种不服,你大概都遇到过。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下一次家里商量事,要是有人说「各过各的」,有人说「每次都是你定」,有人说「我要不一样的」,先别急着劝。把三种不服都当成真的,一样一样碰:各过各的,哪几天可以;每次都是谁先说,这次换人先说;不一样的那一个,看能不能放进大家的安排里。
碰完了,那个暑假,会是一个谁也没想到的暑假。
叶青:孩子说「每次都是你们先定」。
何川:他是福柯。
叶青笑了:那我们就改,下次先让他说。
卢曼、福柯、利奥塔,各撬走了他一只盖子,也各自在别处焊上了一样东西。
开门还是关门:三人各开一扇:自组织,土里的权力,差异是发动机。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三人都拒绝了交集;没有一人写出长出来的「我们」。
门口、说不清的人、具体的人、伤、对抗、没有份的人:六只盖子。
第 15 章写过她(1990):公共领域门口挡着人;被挡的人各有各的场子,好几个场子互相碰。
接住: 门口,和好几个场子相碰。焊上: 她的场子之间,更多是对抗和要求承认,碰出来的新场子写得少。四结局: 跃迁。他公开修正了自己的书,公共领域的研究,从一个场子,变成了好几个场子。
美国政治理论家艾利斯·马里恩·杨,写过《交流与他者》(1996)和《包容与民主》(2000)。
她说:商议的民主,偏爱冷静的、论证式的说话方式,这正是受过教育、有地位的人最擅长的方式。问候、修辞、讲故事,也该算数。一个人讲他的遭遇,不讲一二三条理由,他的话,也该被当成理由听。
这一撬,正好撬在第 2 章插下、第 23 章拔起一半的那面小旗上:一个从小说话吃力的人,立的那套条款,对会讲理的人最有利。现在,余下的一半也拔起来了。
接住: 说不清的人的理由,也是理由。焊上: 她仍然留在那张桌子边,只是想把桌子扩大。四结局: 跃迁。今天很多社区商议、公民陪审团,都开始给讲故事留时间。
土耳其出生的美国哲学家本哈比,写过一篇文章(1987),题目的意思是「普遍的他者与具体的他者」。
她说:商谈伦理里的「他人」,是一个普遍的他人,人人都一样,都是讲理的说话者。可真实的他人是具体的:他有自己的历史、身体、需要和伤。只看普遍的他人,看不见具体的那一个。
接住: 心里那块地。这是第六条承重命题的一个近邻:困难指导,恰恰要看见具体的那一个。焊上: 她自己仍留在商谈伦理里修补。四结局: 内卷。修补得很细,没离开那张桌子。
第 50 章写过他(1992):推动社会往前的,是为承认而斗争;被轻视、被伤害的经验,是道德的发动机。
接住: 碰撞,心里的伤。离本书最近。焊上: 承认的三格——爱,权利,团结——是事先画好的。四结局: 跃迁。他把法兰克福那一脉,从「对话」推到了「斗争」。
第 50 章写过她(2000):没有排除的共识不存在;要把敌人变成对手。
接住: 张力不该被拿掉。焊上: 对手永远是对手,不升层。四结局: 轮回。共识与对抗,两派来回吵了几十年。
法国哲学家朗西埃,写过一本书,书名的意思是「歧义」(1995)。
他说:政治的本质是分歧,而且是关于「谁算是一个说话的人」的分歧。一个社会把每个人都安排在一个位置上,总有一些人被安排成「没有份的人」:他们的声音被当成噪音。政治,就是这些没有份的人站出来,说「我们也算」的那一刻。
接住: 门口那张名单本身,就是要争的;一场碰撞,可以改写「谁算人」。焊上: 政治只在那一次打断的瞬间,打断以后长出什么,他不大写。四结局: 耗散。那一刻很亮,亮完了,劲散了。
| 人 | 撬哪只盖子 | 接住了哪一样 | 焊上了什么 | 四结局 |
|---|---|---|---|---|
| 弗雷泽 | 门口 | 好几个场子相碰 | 碰出的新场子写得少 | 跃迁 |
| 杨 | 讲理的方式 | 说不清的人也有理由 | 仍在扩大那张桌子 | 跃迁 |
| 本哈比 | 普遍的他人 | 具体的人,心里那块地 | 留在商谈伦理里修补 | 内卷 |
| 霍耐特 | 对话 | 斗争与伤 | 承认的格子先画好 | 跃迁 |
| 墨菲 | 共识 | 对抗不可消 | 对手永远是对手 | 轮回 |
| 朗西埃 | 谁算说话的人 | 名单本身要争 | 只有打断那一刻 | 耗散 |
九个人,每人补一根箭头,塌一面。
没有一个人同时做到三件事:两个人在当场的碰撞里长成,张力走完以后升一层,捆住人的落在三块地的土上。这正是本书在他身后,想接着走的那一步。
把这五十多年围着他的交往理性的争论合起来看,按四结局归类,大体是轮回:共识与分歧,吵了几十年,每一轮都绕回同一个问题。
小赵在一次项目复盘会上,被领导问:「你为什么反对这个方案?」她支支吾吾,说不出一二三条,只说了一句:「我就是觉得不对。」
领导有点不耐烦:「说不出理由,就不算意见。」
会后,一位老同事单独找她聊。聊了半个小时,小赵讲了一件事:两年前,她做过一个很像的项目,最后客户那边一个没人注意的环节出了大问题。她说不出这个方案哪里不对,可她闻到了同一种味道。
老同事把这件事写成了三行字,第二天在会上替她说了。那个方案,后来真的在那个环节上改了。
第 52 章说,说不清的人的理由,也是理由。杨说的讲故事,就是小赵那半个小时。
一个人讲他的遭遇,不讲一二三条理由,他的话,也该被当成理由听。
一个讲故事的人,其实在做一件很难的事:他把他那片土、他那条路,一起搬到了你面前。你听完一个故事,知道的不只是他的结论,还有他是怎么走到这个结论的。
有时候,一个故事比十条理由,更能让两个人碰上。
这六个人,其实就是六种常见的「不服」:门口挡着人,我说不好理由,你没看见具体的我,我受了伤,我就是跟你不一样,我根本不算数。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下一次一场商量里有人不服,先认一认,他的不服是这六种里的哪一种。认出来了,就知道该从哪一块地去碰。
何川:我妈说不清她为什么不想搬家。
叶青:让她讲讲那条老街。
何川:讲了一个下午。原来她舍不得的,是楼下那几个老姐妹。
六只盖子,六种不服;每一种都值得认真碰,没有一种是杂音。
开门还是关门:六人各开一扇门;各在别处关上一扇。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六人里,杨和弗雷泽离「长出来」最近。
他的书进了中国,第一步,也是一种格义。
一本外国书,你读中译本,读到一个词,总觉得哪里别扭。比如「公共领域」:你心里想的是「公家的地方」,可书里说的,好像又不全是。
一个外来的词,进了另一片土,第一步,总是找一个对应的旧词。
他的主要著作,大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陆续有了中译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交往行为理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等书,经曹卫东、童世骏等学者译成中文,成了中国学者讨论公共领域、交往理性、商议民主时绕不开的书(译者与年份〔待核〕)。
2001 年春天,他到中国访问、讲学,在北京、上海等地作过演讲,引起很大关注(行程细节〔待核〕)。
他的「公共领域」一进中国,就碰上了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九十年代初,一批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为这个问题争过一场。有人在清代汉口的会馆、善堂、商人团体里,看到了公共领域的影子;有人说,把这个欧洲的词套到中国,是削足适履。历史学家黄宗智提出了一个说法,大意是: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之间,有一块「第三领域」,既不是西方那种公共领域,也不是纯粹的官府或民间。
这场争论,本身就是一次格义到碰撞的过程。第一步,拿「公共领域」去对中国的茶馆、会馆、报刊;第二步,发现对不上;第三步,长出了一个两边原来都没有的说法。
本系列罗蒂卷写过一处旁证,这里借来:魏征对唐太宗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只作旁证。魏征说的是君王怎样听臣下的话,和现代社会里人人平等地讲理,土完全不同。可这八个字里有一个和他相通的意思:听的人越多,声音越杂,越不容易被一个人蒙住。
罗蒂卷还多看了一眼:君王兼听之后,怎样知道谁说得对?魏征举的例子是,只听身边人的君王,天下大乱了自己还不知道。天下大乱,是世界的判。
他的书进中国,走的正是第七编那条路:先格义,再碰撞,再长出新东西。
「公共领域」对上「茶馆」「会馆」,是格义;为这件事吵的那一场,是碰撞;「第三领域」这类说法,是长出来的。中国学者读他,也读出了他自己没写的东西:一片土里,国家、社会、家族、行会缠在一起,不是两块分开的地。这正好是第 38 章那一处:土是缠在一起的,不是切成两块派人守的。
本书的判断,和这些中国学者走的路,是一条:他的交往理性是第一块砖;在另一片土上,它要被碰,才长得出东西来。
身后九个人,每人撬了一只盖子;中国的学者,在格义之后碰出了新的说法。
他们接住的: 自组织,小概率,门口,说不清的人,具体的人,伤,对抗,谁算说话的人,缠在一起的土。
他们焊上的: 连人也拆了,只开诊断书,只要碎片,只扩大桌子,承认的格子,永远的对手,只有那一刻。
四结局: 大体是轮回。
本书要接着走的那一步: 两个人在当场的碰撞里长成,张力走完以后升一层,捆住人的落在三块地的土上。
下一编,看这一步在今天最新的一张桌子上怎样走:人和一台会说话的机器之间。
一家中外合资的公司,开会时常用一个英文词,意思大概是「给同事留余地」。中方员工一开始把它翻成「给面子」,用了一阵,发现不对:外方同事说的,不是面子,更像是「别把人逼到墙角」。
后来,这家公司的员工,干脆用一个自己造的说法:「留一步」。开会时,谁的话说重了,会有人提醒一句:「留一步。」
这个说法,中文里原来没有,英文里也没有。它是这家公司碰出来的。
第 53 章说,他的书进了中国,第一步是格义;碰过以后,长出了他自己没写的东西。一个词在两片土之间走一遍,常常就是这个样子。
很多外来的词,到了我们这里,都长成了别的样子。「内卷」原来是一个学术词,到了我们这里,成了一代人对日子的叹息;「边界感」原来说的是心理上的界限,到了我们这里,成了人和人之间一种新的礼貌。
一个词在另一片土里长成了什么,往往比它原来的意思更值得看。那是两片土碰过以后,留下的样子。
回到那个别扭的译名。
你读外国书时觉得别扭的那些词,是两片土碰撞的地方。别急着把它翻成你熟悉的旧词。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找一个你用了很多年、却一直觉得别扭的外来词,比如「情商」「边界感」「内卷」,问一问自己:它原来是什么意思?到了我们这里,长成了什么?
叶青:我们单位也有一个自己造的词。
何川:什么词?
叶青:「先递台阶」。意思是批评人之前,先给他一个下来的地方。
何川:这个词,中文里原来也没有。
他的书进了中国,第一步是格义;碰过以后,长出了他自己没写的东西。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一个讲理的场子,在另一片土上也找得到影子。关门——拿一片土的词,去套另一片土。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第三领域」是长出来的;拿「公共领域」直接套茶馆,是找到的。
一,你身边的人不服的时候,是哪一种不服:各过各的,你总是先定,还是我要不一样?
二,你身边有没有一个说不出理由、却一直「觉得不对」的人?你听过他的故事吗?
三,你有没有一次,因为被看见了具体的那个自己,心里一下子松了?
四,你用了很多年的一个外来词,到了你这里,长成了什么?
五,你最常碰的那几个人,是在跟你过不去,还是在跟你一起长?
编序
读这一编,请记住一个问题:一台会说话的机器、一个人身上的几个自己,算不算交往的一方?
这一编两章,看他那张桌子,遇到了两位他没有请过的客人。
一位是一台会说话的机器。他在世的最后几年,这样的机器已经进了千家万户;他那张只给「两个讲理的人」留座的桌子,第一次多了一个说话者。第 54 章写「我与机器」。
另一位,其实一直都在:一个人自己和自己。他把这种对话降了级,说那不过是收进心里的别人在说话。第 55 章写「我与我」。
两章合起来,回到全书的根:主体是先坐好的,还是在碰撞里长出来的?
一台会说话的机器,放不进他那两把椅子;把椅子拿掉,事情反而清楚了。
一位中学语文老师,要在家长会上讲十分钟。她打开手机里的一个 AI,说了说这个班的情况:成绩中等,几个孩子最近情绪不好,家长们普遍焦虑。
AI 写了一稿,条理清楚,挑不出毛病,也没什么打动人的地方。她说:「太像官方讲话了。」AI 改了一稿。她说:「我们班那个总是一个人吃午饭的孩子,我想提一下,又怕伤到他。」AI 又改。来来回回改了五稿。
第五稿里,有一句话后来让好几位家长红了眼睛。那句话,不在她原来的想法里,也不在 AI 的第一稿里;是她和它来回顶出来的。
家长会以后,她发现自己跟家长说话的方式,也悄悄变了。
拿他那四项要求去对这台机器:
说得让人听懂: 满分,常常比人说得还清楚。
说的是真的: 可以查。它会编,可编了能被世界抓住。这一条勉强还在。
说的是自己信的: 整条悬空。它说的每一句话后面,没有一个相信这句话的人。
有资格这么说: 它对你说「你应该换一种说法」,凭什么?谁授权的?说错了,谁担?
四条里,有两条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更麻烦的是他那个二分法(第 17 章)。按他的框子,这台机器只能二选一。
当它是交往的一方: 可它不真心,不担责,不会疼,还很容易顺着你说。同它谈出来的一致太便宜:你想让它同意,换一个问法就行。这样的一致,证明不了任何理由站得住。
当它是一件工具: 可工具不会回嘴,也不会改你。那位老师的第五稿,是被它顶出来的;她后来说话的样子,是被它改了的。一把对谁都一样、用完就放下的工具,做不到这些。
两个格子都装不下。这不是他的疏忽,是那两把椅子的后果:他预先认定了讲理的双方,是两个现成的、同一的人。桌子一开始就只摆了两把那样的椅子,一个新样子的说话者,没有地方坐。
第 20、49 章说过:他那份「人人讲理上一样」的同一,看起来像天生的,是因为语言这件器具对所有人都一样,一样就看不见。
这台机器,第一次让语言这件器具看得见了。同一台机器,和那位老师来回五稿,写出来的是一样东西;和另一位老师来回五稿,写出来的是另一样东西。它不是一把对谁都一样的尺子,它和每一个用它的人,一起长出不一样的话。
器具一动,康德以来那份「理性者先天同一」的预设,第一次露出了它的条件。
难题卡在一个问题上:这台机器,算不算一个坐在桌边的主体?
照本书第一条承重命题,这个问题可以不问。主体本来就不是先坐好的,是在一次次来回里长出来的。那就换一个问题:这一场来回里,长出了什么?
长出来的,是一个新的「我们」:那位老师和那台机器,在五稿里长成的一对。王德生博士在他的两部书里——《主体性的典范革命》(德麦国际专著第 110 号)和《从最强大脑到最强复合大脑》(第 115 号)——讨论过这件事,大意是:评一支双人舞,不能说哪一方厉害,要说这一对厉害;还要看这一对跳出来的那片场、那种分布、那种美。
他还做过一个很简单的观察:人和机器互动的结晶,只有写在纸上的那一部分能拿走;来回之间长出来的那一部分,那一对的默契和关系,是拿不走的。同一台机器,和张三跳,和李四跳,跳出来的不是同一支舞。
哈贝马斯问的是:两个主体能不能讲出一致?这里要问的是:一对复合的主体,能不能跳出原本没有的东西,而且有人为它签字?
那四项要求里悬空的两条,要重新安放。
说的是自己信的: 机器后面没有一个相信的人;可这一对后面,有一个签字的人。那位老师在家长会上念那句话,就是她签了字:说错了,算她的。真诚,从「心里信不信」,挪到了「谁站在后面,谁承担」。
有资格这么说: 不是一张事先发的执照,是这一对在一次次来回里磨出来的;写明了怎样改,可以回头改。
本书自己,就是这样写成的。前言说过:判断、口径和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博士给出,文字在他的指令下由机器协作成稿,经他审定。署名是「王德生」;可这个名字,已经指向一个和机器一起写作的主体。按哈贝马斯的桌子,这件事放不进去;按本书的说法,这正是一个「我们」在碰撞里长出来的样子。
公道也要还给另一头:人和机器之间,也会碰崩,也会只剩回声。
有人和一台机器聊了半年,越聊越觉得只有它懂自己,身边的人一个个疏远了。那不是一支双人舞,是一面只会点头的镜子。机器太容易顺着人说;一个只会顺着你说的对方,是最省力、也最危险的对方。
所以第 55 章那条判别,在这里也要用:碰完以后,有没有长出一样两边都没带进来的东西?有没有一件事,让世界去判了?还有一条:你身边那些真实的人,有没有因为这支舞,离你更近一点,而不是更远?
七十岁的周阿姨,退休以后开始学写诗。她的孙女教她用手机里的 AI。
一开始,她让 AI 替她写:「写一首关于秋天的诗。」AI 写得很工整,她看了,说:「不是我的。」
后来,她换了一种用法:她先写,写得很乱,然后问 AI:「这一句,你觉得怎么改好?」AI 给了几个改法,她一个都不用,却从里面想到了第四种改法。
一年下来,她写了一百多首诗,自己印了一本小册子,送给老姐妹们。册子扉页上,她写了一行字:「和孙女教我用的那个小家伙一起写的。」
第 54 章说,把两把椅子拿掉,看这一对跳出了什么、谁签字。周阿姨签了字,也把那个「小家伙」写进了扉页。
在人和机器一起做的东西上签字,比在自己一个人做的东西上签字,分量更重。
一个人写的东西,错了是他自己的错;一个人和机器一起写的东西,错了,他要为一个自己没完全想到的东西负责。所以签字之前,要把机器写的每一句都当成自己的,读一遍,改一遍,问一遍:这句话,我敢不敢认?
敢认的,才签。
你手机里大概也有这样一个说话者。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下一次你让它帮你写一样要紧的东西,别收下第一稿。来回改三稿以上,每一稿都说出你真正不满意的地方。改完了,问自己两句:最后那一稿里,有没有一句是你原来没想到、它第一稿里也没有的?这句话,你敢不敢签字?
两句都答「是」,你们俩就跳了一支舞。
何川:我用那个 AI 写周报,写得比我好。
叶青:你签得了字吗?
何川:……得改三遍才签得了。
叶青:那就改三遍。
一台会说话的机器,放不进他那两把一样的椅子;把椅子拿掉,看这一对跳出了什么、谁为它签字。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他的四项要求,第一次显出分量。关门——两把椅子,装不下一个新样子的说话者。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顺着你说的那一稿是找到的;第五稿里那句话,是长出来的。
一个人身上不止一个「我」;他们之间的碰撞,是一场真正的交往。
晚上十二点,你躺在床上,想:这份工作没意思,明天就辞职。
早上七点半,闹钟一响,你起床,洗漱,挤上那趟熟悉的地铁。辞职的念头,到了中午已经淡了。
晚上,母亲打来电话,问起工作,你忽然想起父亲当年那句话:「端稳饭碗。」你心里一慌。
一天之内,三个你,说了三种话。
在他那里,一个人自己和自己说话,算不上真正的交往。
他接着米德讲:一个人的「我」,是把别人的眼光一层层收进心里长成的;所以一个人关起门来自问,说到底,是收进来的别人在说话。他还批评康德:一个人在自己脑子里检验「人人都这样做行不行」,不算数,必须拿到真实的商谈里去。
自己跟自己商量出来的,不是约。
本书看法不一样。「我」不是一个,至少是三块地上的三个。
脑子里想的那个我,说:这份工作没意义,该走。
手上那块地上、身体的那个我,每天七点半醒,走惯了那条路,一想到重新找工作就累。
心里的那个我,记得父亲那句话,一想辞职就慌。
这三个我,是在不同的土里、不同的时候长出来的,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劲。半夜想辞职、早上又不想了,不是软弱,是三个我在碰撞。
这场碰撞,不必以「一致」收场。它的结算,也有四种。
一致:三个我都同意辞职,或者都同意留下。
暂停:先不动,给自己三个月。
换题:不问「辞不辞」,改问「我到底想做什么」。
开出一条新路:不辞,但每周拿出两个晚上,做那件自己真想做的事,一年以后再看。
最后一种,常常是三个我碰出来的。它不在任何一个我原来的想法里。
用本系列的话说,这正是自由律的三拍:纠缠——三个我的劲缠在一起;选择——不是在现成的选项里挑,是裁出一条原来没有的路;激发——那条路一走起来,人就有了劲。意义,就在中间那一拍发生。
王德生博士说过一个意思,大意是:一个人的悔改和自省,是现实里的一次约束,引发脑子里那块地和心里那块地的改变。
一个人做错了一件事,被人指出来,受了一点实实在在的约束——道了歉,赔了钱,丢了一次机会。这是手上那块地上的事。然后,他脑子里的那个我,重新想了一遍这件事;心里的那个我,也慢慢不一样了。三个我碰了一次,他成了一个稍微不同的人。
这是一场真正的交往,而且是最深的那一种:交往的双方,在交往里被改写了。
一台会说话的机器进来以后,「我与我」和「我与机器」,会互相装扮。
我与我,装成了我与机器。 你问它「我该不该辞职」,它把你的话换个说法还给你,说得头头是道,你越听越觉得「对,我就是这么想的」。你以为在和另一方碰,其实是在和自己的回声碰。王德生博士有一个领悟:同一个底子上的碰撞,很难出新东西。
我与机器,帮了我与我。 你让它扮演三年前的你,扮演你父亲,扮演最硬的反方,把你身上那个一直没说话的我请出来。这时它不是对方,是你和你之间一面有厚度的镜子。
分辨是回声还是镜子,只看一件事:碰完以后,有没有出现一样两边都没带进来的东西?有没有一件事,让世界去判了——你真的去试了那两个晚上,一年后看看?有,是碰撞;没有,是回声。
在机器出现以前,人早就有一样和自己碰撞的工具:日记。
一个人写日记,写的是今天的自己;过了几年翻开,那个「当时的我」和「现在的我」撞在一起。有时候脸红,有时候心疼,有时候忽然明白了一件想了很多年的事。这一撞,常常比和任何人的谈话都深。
哈贝马斯自己,一生写了几万页的书,每一本都是和上一本的自己在碰:公共领域那本书,他三十年后写序修正;他的交往理论,他一辈子都在改。他的一生,其实一直在做「我与我」的碰撞;他的理论,只是不肯把它算作交往。
| 碰撞 | 他怎么看 | 本书怎么看 |
|---|---|---|
| 我与你 | 主场:两个现成的主体讲出一致 | 四种结算都算;门口点名,世界上桌 |
| 我与机器 | 放不进:不真心,又不是工具 | 双人舞:看这一对长出了什么,真诚挪到签字上 |
| 我与我 | 降级:收进来的别人在说话 | 三块地上的三个我真在碰;机器进来后,分清回声和镜子 |
三种碰撞,一个根:主体不是先坐好的,是在碰撞里长出来的。
老冯从二十岁开始写日记,写了二十年。
四十岁那年,他遇到一件难事:要不要离开干了十五年的单位。他翻出二十五岁那年的日记,那一年,他刚进这个单位,在日记里写:「这里不是我想待一辈子的地方,我给自己十年。」
二十五岁的他,和四十岁的他,在那一页上撞了一下。
那一晚,他又写了一页,写给二十五岁的自己:「你说的十年,我多待了五年。不是忘了,是有了孩子,有了房贷,也有了一些舍不得的人。」
写完,他没有马上辞职。可他开始做一件二十五岁的自己想做、四十岁的自己一直没做的事:每周末去学一门手艺。
第 55 章说,一个人身上不止一个我。日记,是让不同年份的自己碰面的地方。
三个我碰撞,不必吵出一个赢家。脑子里的我不必赢,身体的我不必输,心里的我也不必永远被压着。
最好的结果,是三个我一起长出一条路,每一个我都能在上面走。老郑那两年、老冯那本日记,都是这样:没有哪一个我赢了,是三个我一起,慢慢走出了一条原来没有的路。
回到那个半夜想辞职的你。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拿一张纸,分三栏,写下三个我各自的话:脑子里的我说什么,身体的我说什么,心里的我说什么。不评对错,只写下来。
写完了,别急着做决定。看一看,三栏之间,能不能长出第四栏:一条三个我都没想到、却都能接受的路。
叶青:你半夜想辞职、早上又不想的那几年,我都看见了。
何川:三个我一直在吵。
叶青:后来那两个晚上学木工,是它们吵出来的。
何川:还有你。你是第四个。
一个人身上不止一个我;他们之间的碰撞,是一场真正的交往,悔改就是它最深的样子。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我」是从别人那里长出来的。关门——一个人自己和自己的碰撞,不算交往。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三个我碰出来的那条新路,是长出来的,一个人身上也能长出一个「我们」。
一,你和手机里那个说话者之间,是一支舞,还是一面只会点头的镜子?
二,你和机器一起做的最近一件东西,哪一句是你原来没想到的?你敢签字吗?
三,你身上的三个我,对眼下最难的那件事,各怎么说?
四,你有没有一本日记、一个本子,让不同年份的自己碰过面?
五,你这辈子最深的一次改变,是在跟谁的碰撞里发生的:别人,机器,还是自己?
编序
读这一编,请记住一个问题:明天,我能拿哪一件小事,试一试?
这一编三章,是本书最想交给读者的东西。
每一章同一个格式:先说他本人在这件事上的经历;再说他的办法哪里好用,哪些要先松开;然后是三阶在这件事上的样子;接着是一组快看的场景和一组细看的场景,每个都落在一件明天就能试的小事上;再是四五个完整的例子;然后是给老师、照顾者或管事的人的一节,常见的误用,三块地查账表;最后几条做法和一周的小练习。
每一章都按三阶来看:你眼下在哪一阶?入门那块砖铺好没有?两道护栏在不在?碰撞走完没有?长出了什么「我们」?每一章也都用第 32 章那张三块地查账表:理上通了吗?心里过得去吗?手上做了吗?
哈贝马斯没有写过专门讲教育的大书,可他的一生,是一份很好的教育材料。
他小时候说话不清楚,被同学笑(第 2 章)。那份被挤出圈子的滋味,教会了他一辈子最要紧的一件事:人要被听懂,才算活着。他十五岁那年,从审判和纪录片里知道了大人们不说的那些事(第 3 章),那一次,教会了他「不说」有多可怕。
这两样,没有一样是在课堂上、在一场心平气和的谈话里学会的。都是撞上来的。
他后来当了几十年教授,一九六八年,学生们在他的课堂外面闹,他和学生们吵,也用错过一个词(第 6 章)。一个老师和一群学生,吵出了很多东西,有他们之间的伤,也有学生敢当面和老师争、老师也肯回头认错的样子。
所以放在教孩子这件事上,他的一生和他的理论,给的是两份不同的教材:理论说,好好讲;一生说,孩子是在被听见、被碰、被改写里长大的。
他那几样东西,放在教孩子这件事上,都好用。
两本账。 「他同意」和「他服从」分开记(第 17 章)。孩子小的时候,第二本账很好使;可他迟早会长到你管不住的那一天,到那一天,你手里只剩第一本账的余额。
四项要求。 你跟孩子说话,说得他听得懂吗?说的是真的吗?是你自己信的吗?你凭什么这么说——是凭道理,还是只凭「我是你妈」?
被管的人也是写规矩的人。 家规、班规,孩子参与写过的,他守得住。
一,孩子不是一个小号的讲理者。 他那两把一样的椅子,默认桌边坐的都是讲理已经长成的人。孩子恰恰是正在长的那一个。要求他一上来就讲出一二三条理由,就是把他挡在门外。他哭,他摔门,他不说话,常常就是他的理由。
二,允许吵。 他那张桌子要把张力筛掉。可一个家的规矩,是吵出来的。一个从不跟你吵的孩子,不一定是懂事,也可能是不敢,或者已经不在乎了。
三,捆住孩子的,是一起做过的事。 规矩讲得再透,不如一起做一次。一个家的约束力,是那片一起碰出来的土。
把全书那三阶,放到一个家、一间教室里看。
入门。 大人坐下来,跟孩子讲道理:为什么要早睡,为什么要写作业,为什么不能打人。这一步不能少。一个从来没被好好讲过道理的孩子,长大了也不会跟人讲道理。哈贝马斯那几样东西,全在这一步里:两本账,四项要求,让孩子也能回嘴。
碰撞。 道理讲完了,孩子还是不做,或者做了一阵又不做了。他哭,他摔门,他顶嘴,他偷偷玩手机。很多大人到了这一步,就退回去了:要么回到压(「我是你爸」),要么回到躲(「随你吧,我不管了」)。本书说,这一步,恰恰是一个家长东西的时候。孩子的「不」,是他的理由在找路;大人的急,也是大人的理由在找路。两股劲碰一碰,走完了,才会有下一步。
涌现。 碰过几回,一个家里慢慢长出几条谁也没设计过的规矩:「作业先写最烦的那一科」「周五晚上手机随便玩」「吵架了,第二天早饭谁先说一句」。它们不是爸爸的,不是妈妈的,也不是孩子的,是这个家的。孩子长大以后,会把这几条带到他自己的家里去;有的留着,有的改掉,再长出新的。
一个孩子,就是在这三阶里,一遍一遍长大的。每一次换题——上学、转学、青春期、中考——都是再来一遍。
1. 作业写到十一点。 孩子磨蹭,你急。别急着讲「时间要管理」。先问:「今天哪一科最烦?」让他把烦说出来。然后一起定一个今晚的办法,比如先写最烦的那一科,写完你陪他散十分钟步。明天能试:只问「哪一科最烦」,不问「为什么还没写完」。
2. 手机。 你们谈好了「每天一小时」,他还是躲在被子里玩。这是张力搬家,从桌上搬到了手上(第 31 章)。别再开一次会,换一块地去碰:这个周末,一家人把手机放在客厅一个晚上,一起做一件别的事。明天能试:定一个全家都不看手机的晚饭时间,你先做到。
3. 青春期,关上的房门。 十四岁的孩子,门一关就是一晚上。门是他的「不」。先别敲。明天能试:在门口放一杯他爱喝的东西,敲一下,说一句「放门口了」,走开。一扇门,是可以慢慢长出一个「我们」的。
4. 二胎家的老大。 弟弟出生以后,老大总是说「你们只喜欢他」。你跟他讲「爸妈一样爱你们」,他不信。理上通了,心里没通。明天能试:每周留一个只属于老大的半天,不带弟弟,他说去哪就去哪。
5. 一位老师和一个「差生」。 班上那个总是垫底的孩子,上课不举手。他不是没有想法,是一开口就被笑过。这是门口的名单(第 15 章)。明天能试:老师在课前单独问他一个问题,只要他点头或摇头;下一次,再多一点。
6. 班规。 开学第一周,让全班一起定班规,这很好。更好的是:每个月末留十分钟,问一问「哪一条不好使?」让孩子们改。一条写明了怎样改的班规,才活着。
7. 用机器写作业。 孩子让 AI 写了一篇作文,交上去得了高分。别只说「不许用」。问他:「这篇里,哪一句是你自己的?」要是一句都没有,那不是作弊的问题,是他没跳那支舞(第 54 章)。明天能试:让他和 AI 来回改三稿,每一稿都写下他自己改了什么。
8. 错题本。 错题本是孩子和自己的碰撞(第 55 章)。别只让他抄对的答案,让他在每道错题旁边写一句:「我当时是怎么想的?」那个「当时的我」和「现在的我」一碰,他才真的长一层。
9. 家长群。 老师在群里发了一条通知,几十个家长回「收到」。一致通过。可有一半人心里有意见。明天能试:如果你有意见,不在群里说,私下给老师发一句具体的,只说一件事。
10. 「我们家不这样」。 有一天,孩子对他的朋友说:「我们家不这样。」那是一个家的理性长出来的时候。明天能试:问问孩子,「我们家」有哪些他觉得和别人家不一样的规矩?他说出来的,就是你们家的土。
11. 转学。 工作调动,一家人要搬到另一座城市,孩子要转学。爸妈把理由讲得很清楚:机会难得,新学校更好。孩子不说话。按他的办法,孩子该被理由说服;照本书看,这是一次大换题,孩子心里那块地上有一整片东西要搬:朋友,老师,那条放学路。明天能试:让孩子列一张「我舍不得的」清单,一家人一样一样商量,哪些能带走,哪些可以常回来看。
12. 爷爷奶奶带孩子。 奶奶惯着孩子,妈妈要立规矩,两代人为一碗饭、一集动画片吵了好几回。两边都是「为孩子好」,两片土不一样(第 20 章)。别急着分对错。明天能试:请奶奶讲讲她当年是怎么带孩子的,妈妈也讲讲自己想怎么带;把两边都不肯让的那一两条挑出来,其余的,放手让它长出一个你们家的办法。
13. 孩子第一次说「不」。 三岁的孩子,什么都说「不要」。很多大人觉得他在跟自己作对。其实,这是一个「我」刚刚冒头:他在学着站到你对面。明天能试:给他两个都能接受的选项,让他挑一个,比如「先刷牙还是先洗脸」。他的「不」,就有了一条路可走。
14. 考砸了以后。 孩子考砸了,哭着回家。你想讲道理:下次努力,分析原因。先别讲。那一晚,张力在他心里,不在想法那块地上。明天能试:那一晚只陪他,不谈分数;第二天,一起翻那张卷子,只问他一句:「哪一道题,你当时差一点就想通了?」
下面这些场景,按本系列的场景样板写:一个具体的人,他会怎么说,本书松开哪里,明天能试什么。
一个不肯上学的孩子。 初一的小雨,开学第三周开始说肚子疼,不肯去学校。去医院查过,没查出什么。爸爸跟她讲道理:学习要紧,不能落下,别的孩子都能去。她点头,第二天早上又肚子疼。
他会怎么说:要创造一个让她能说出真实理由的情境,不压她,不骗她,让更好的理由起作用。
本书松开哪里:她的理由,也许根本说不成一句话。也许是班上有人给她起了外号,也许是一位老师当众说过她一句,也许她自己也说不清。张力在心里那块地,也在身体上。先别要理由。
明天能试:不问「为什么不去」,陪她在学校门口站五分钟,只站着,不劝;问她一句:「走到哪里,你最不想往前走?」
一个总被比较的孩子。 「你看人家隔壁的姐姐。」这句话,很多孩子听了十几年。
他会怎么说:这是摆布,不是说服;拿别人的样子压他,他服从了,也不同意。
本书松开哪里:比较之所以伤人,是它把一个孩子放进了别人的土里去量。每个孩子长在自己的那片土里,有自己的路。
明天能试:一个星期里,一次也不拿他和别人比;每天找一件他今天比昨天多做到的小事,说出来。
一对为孩子报班吵架的父母。 爸爸说要报三个班,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妈妈说报一个就够了,孩子要有玩的时间。两个人讲了一晚上道理,谁也说不服谁。
他会怎么说:两个人可以在「孩子好」这一层上找到一致。
本书松开哪里:「孩子好」这一层,两个人早就一致了,所以才谈不下去。分歧在底下:爸爸小时候吃过没学好的亏,妈妈小时候被逼得太紧。两片土。
明天能试:两个人各讲一件自己小时候和学习有关、至今记得的事;讲完了,再把孩子叫来,问他自己最想学哪一样。
一个说谎的孩子。 八岁的孩子,把考砸的卷子藏了起来,说还没发。
他会怎么说:说谎违反了真实和真诚两项要求,要让他明白,讲理的人不能这样。
本书松开哪里:孩子说谎,常常不是不懂规矩,是怕。他知道说真话要付什么代价。一个家里,说真话的代价越高,孩子越会说谎。
明天能试:先别追究那张卷子,跟他说一句:「以后你拿不好的卷子回来,我保证先不生气,先听你说。」然后真的做到一次。
一位老师和一个爱顶嘴的学生。 这个学生每节课都要跟老师争两句,班上的同学跟着起哄。
他会怎么说:给他说话的机会,但要求他给理由。
本书松开哪里:一个爱顶嘴的孩子,常常是一个班里最想被听见的人。他的顶,是一股劲,不一定是坏事。
明天能试:下课后单独找他,说:「你上课提的那个问题,我想了想,你说得有一半是对的。下节课,你来给大家讲那一半。」
一个孩子第一次离家住校。 十五岁,第一次住校,每天晚上打电话回家哭。
他会怎么说:跟他讲清楚住校的好处,让他明白这是成长。
本书松开哪里:他理上全懂,心里过不去,手上还不会自己洗衣服、自己排时间。三块地,只有一块通了。
明天能试:别在电话里讲道理。周末接他回家,教他一件手上的事,比如怎么叠被子、怎么记一周的开支。手上的事会了一件,心里常常就松了一点。
一个在家长会上一直不说话的父亲。 他是开出租车的,每次家长会都坐在最后一排,从不发言。老师以为他不关心孩子。
他会怎么说:人人都有发言的权利,要创造条件让他开口。
本书松开哪里:他不是不关心,是觉得自己说话不体面,说不好那些「教育理念」。门口的名单上,他的名字被一种讲话方式挡住了。
明天能试:如果你是老师,会后单独找他,不问教育理念,问他:「孩子在家里,最近最常跟你说的是什么?」
一个想学画画、父母想让他学编程的孩子。 两边各有道理,谈了一个月。
他会怎么说:找一个两边都能接受的理由。
本书松开哪里:两边都能接受的那个理由,也许是「学一样将来用得上的东西」,太薄。这件事,要让孩子自己的那股劲走完。
明天能试:给他一个学期,画画和编程各学一半;学期末让他自己说,哪一样让他忘了时间。
一个家里的「不许哭」。 爸爸从小教儿子:男孩子不许哭。
他会怎么说:这是一条没有经过商量的规矩。
本书松开哪里:这条规矩,也许是爸爸那片土里长出来的:他小时候哭,被打过。一条规矩的来历,要先知道,再商量改不改。
明天能试:爸爸跟儿子讲一次,自己小时候哪一次最想哭、忍住了。讲完了,问儿子:「这条规矩,你觉得要不要改一改?」
一个总是替孩子收拾烂摊子的妈妈。 孩子忘带作业,她送;孩子和同学闹矛盾,她去找对方家长。
他会怎么说:让孩子自己去讲理。
本书松开哪里:孩子不只要学讲理,还要学在一件事上自己碰一次、自己收一次场。每一次替他收场,都拿走了一次他长的机会。
明天能试:下一次他忘带东西,不送;晚上陪他一起想,下次怎么不忘。
一个成绩很好、从不惹事的孩子。 老师家长都放心,他自己却越来越沉默。
他会怎么说:他在交往上似乎没有问题。
本书松开哪里:一个从不跟人碰的孩子,也许一直在同一层上和和气气(第 34 章)。他的「我」,没机会长。
明天能试:问他一件他不同意你的事,一件就好,请他说出来;说完了,认真跟他争一次。
一个被同学孤立的孩子。 班上没人跟她玩,她回家也不说。
他会怎么说:老师要创造一个让每个人都能被平等对待的环境。
本书松开哪里:孤立,是一个「我们」在把一个人划到外面去。第 3 章那两问:这个「我们」许不许人说不?这个班里,有没有一个人敢跟她玩?
明天能试:老师安排一件需要两个人一起完成的小事,让她和一个性格温和的同学一起做。一起做过一件事,常常比讲十次「要团结」管用。
一个痴迷游戏的孩子。 他说:「游戏里的朋友比学校里的懂我。」
他会怎么说:跟他讲游戏的害处。
本书松开哪里:他在游戏里找到了一个「我们」:一起打过仗、一起输过赢过的队友。那是他在别处找不到的东西。
明天能试:请他讲讲他们队是怎么配合的。听完了,想一想,家里能不能也给他一件一起「打仗」的事。
一个被要求「懂事」的老大。 从小被说「你是老大,要让着弟弟」。
他会怎么说:这是一条没有经过他同意的规矩。
本书松开哪里:「懂事」两个字,常常压住了一个孩子自己的那一份。
明天能试:找一件事,让老大说了算,弟弟要听他的。让他知道,他也有一把椅子。
一个爱问「为什么」的孩子。 什么都要问为什么,大人被问烦了。
他会怎么说:他在要求每一条规矩都给出理由,这很好。
本书松开哪里:同意。这是一个孩子在学着敲每一条规矩的来历。
明天能试:下一次答不上来,就说:「我也不知道,我们一起去查。」
一个在网上被骂的孩子。 他发了一段视频,底下有人骂他,他很难过,删了账号。
他会怎么说:网络上缺少讲理的公共领域。
本书松开哪里:他需要的不是一个更讲理的网,是身边有一个人接住他。
明天能试:别急着说「别理他们」,先问:「哪一句最让你难受?」让那一句被说出来。
一个毕业了回来看老师的学生。 他说:「老师,我到现在还记得您那年跟我吵的那一架。」
他会怎么说:那是一次失败的沟通。
本书松开哪里:那一架,也许是这个学生在学校里长得最快的一次。
明天能试:如果你是老师,别怕和学生吵;怕的是吵完不接。
林家的女儿上初二,晚上总拖到十二点才睡。
第一步,入门。爸爸坐下来,跟她讲道理:睡眠对记忆多要紧,初二是关键的一年。女儿点头,说好。一家人定了一张作息表:十点半熄灯。一致通过。
这是哈贝马斯的桌子,而且开得很好:没有吼,没有压,理由摆出来了,她也同意了。
第二步,碰撞。一个星期以后,作息表成了废纸。女儿还是十二点睡,只是灯关了,手机亮着。爸爸发现以后,火了;女儿哭着说:「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白天有多累,晚上那一个小时,是我唯一自己的时间。」那一晚,吵得很凶。
张力,原来一直在她心里那块地上:她要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那张作息表,只在想法那块地上通了。
第三步,涌现。冷了两天,妈妈先开口。一家人又坐下来,这一次,先让女儿说完她白天怎么过。最后长出来的办法,谁也没想到:晚饭后留出四十分钟,完全归她,爸妈不问不管;作业挪到这四十分钟以后,十一点熄灯;手机放在客厅充电,周五晚上除外。
这张新表,守了一整个学期。捆住她的,不是那几条睡眠的道理,是那一晚她终于被听见了,和那四十分钟真的属于她。
用三块地查一遍:理上通了,她知道睡眠要紧;心里过得去,她有了自己的时间;手上做到了,手机在客厅。
周老师接了一个初一新班。开学第一周,她照着书上的办法,让全班一起定班规:分小组讨论,每组提三条,全班投票,选出十条,贴在墙上。一致通过。
这是一堂很好的课:人人能开口,理由摆出来,孩子们自己写规矩。哈贝马斯要是坐在教室后面,会点头。
一个月以后,十条班规里,有七条没人管了。「上课不许说话」,天天有人说;「值日生要提前十分钟到」,总是那几个孩子到。墙上的纸,慢慢卷了边。
周老师没有再开一次讨论会。她做了一件小事:每个星期五最后十分钟,全班围成一圈,只说一件事——这一周,哪一条班规最让你憋屈?
第一个星期,没人说话。第二个星期,一个男孩说:「值日那条不公平,住得远的人每次都迟到,被记名字。」全班吵了起来:住得近的说,那也得守;住得远的说,你们试试早上六点起床。吵到下课,没吵出结果。
第三个星期,一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女孩说:「那能不能住得远的做放学后的值日,住得近的做早上的?」
教室里安静了一下,然后有人说:「行啊。」
那一条,后来成了这个班守得最好的一条规矩。到了初三,这个班的孩子还会对新转来的同学说:「我们班值日是分早晚的。」
周老师后来说,那十分钟,比开学第一周那一整堂课,教给孩子们的东西多。第一周,孩子们学会了讲理;那十分钟,孩子们学会了一个「我们」是怎样长出来的。
小宇四岁,爸妈上班,白天奶奶带。奶奶带孩子的办法,是她那一辈的:孩子不肯吃饭,就追着喂;孩子一哭,就给糖;天稍微凉一点,就多穿一件。妈妈读了很多育儿书,觉得这样不行:要让孩子自己吃,哭了不能马上哄,穿多了反而容易病。
两代人讲道理。妈妈把书上的道理一条条讲给奶奶听,讲得很有条理。奶奶听着,点头,第二天照样追着喂。
这不是奶奶不讲理。第 20 章说过,两个人底下那片土不一样,同样的道理,读出来是两样东西。在奶奶那片土里,一个孩子吃饱、穿暖、不哭,就是带得好;一个孩子饿着肚子自己学吃饭,是大人狠心。
有一天,两个人为一碗饭吵了起来。妈妈说:「您这样会把他惯坏的!」奶奶把碗一放,说:「我带大了三个孩子,哪个不是好好的?」然后回了自己屋,一晚上没出来。
那一晚,小宇的爸爸夹在中间,谁也不敢帮。
第二天,妈妈做了一件以前没做过的事:她请奶奶讲一讲,当年那三个孩子,她是怎么带的。奶奶讲了很久:那时候粮食不够,孩子少吃一口就少一口;那时候没有暖气,冬天冻病了就是大事。讲着讲着,妈妈明白了,追着喂的那碗饭背后,是一个饿过、冻过的年代。
然后,妈妈也讲了她为什么想让孩子自己吃:她小时候一直被追着喂,上了学不会自己拿主意,吃了不少亏。
这一次,两个人没有吵。最后长出来的办法,谁也没在书上见过:早饭奶奶喂,那是奶奶和孙子的时间;晚饭一家人一起吃,让小宇自己拿勺子;奶奶可以给糖,但一天一颗,放在一个小罐子里,小宇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吃。
那个小罐子,后来成了这个家的一样东西。小宇上小学时,还会对同学说:「我们家的糖是放在罐子里的。」
两片土没有变成一片,可是两片土之间,长出了一样两边都没有的东西。
初二的浩浩,第一次用 AI 写作文。题目是「我的一位老师」。他打了一行字:「帮我写一篇八百字的作文,写我的数学老师,她很严格但很负责。」三十秒,一篇作文出来了,开头结尾都漂亮,用词比他平时好得多。
他交了。得了高分。
爸爸知道以后,第一个念头是生气,想没收手机。可他想了想,换了一个问法,问浩浩:「这篇里,有哪一句是你自己想写的?」
浩浩看了很久,说:「好像……没有。」
爸爸又问:「那你自己想写你们数学老师什么?」
浩浩想了想,说了一件事:有一次他考砸了,数学老师没有批评他,只是在他卷子背面写了一句话,他到现在都记得。
爸爸说:「那你就写这件事。写完了,可以让 AI 帮你看看哪里不通顺,可是每改一处,你要自己写下为什么改。」
浩浩和那台机器来回改了四稿。第一稿,他写得很乱;AI 说结构不清楚,他重新排了顺序。第三稿,AI 把卷子背面那句话改得很文雅,他改了回去,说:「老师就是这么写的,不能改。」
这一篇,分数没有上一篇高。可浩浩后来说,这是他第一次觉得,作文是自己的。
第 54 章说过,人和机器之间,可以是一面只会点头的镜子,也可以是一支双人舞。第一篇是镜子:它替他写了,他什么也没长。第二篇是一支舞:它帮他顶,他也顶了它一次,最后那一句,是他签了字的。
江家有两个孩子,老大十二岁,老二七岁。家里的事,一直是爸妈商量好了告诉孩子。
有一年暑假,妈妈读到一篇文章,说要让孩子参与家里的决定。她决定试一次:开一个家庭会议,定一定暑假怎么过。
第一次会,开得很乱。老二一会儿说要去海边,一会儿说要去游乐园;老大全程低着头玩手机,问他什么都说「随便」;爸爸说到一半,忍不住拍板:「就去外婆家,别争了。」散会的时候,妈妈很泄气。
第二次,她换了个办法。会前一天,她单独问了老大一句:「这个暑假,你最不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老大想了想,说:「最不想每天被叫去补课。」原来他不是「随便」,是觉得说了也没用。
第二次会上,老大第一个说话。他说了那件最不想做的事,爸爸想反驳,妈妈用眼神拦住了。老二说想去海边,老大说:「那我们去海边的时候,我带他玩,你们去休息。」
那个暑假,一家人去了三天海边,补课从每天改成隔天,外婆家也去了一个星期。没有一样是第一次会上的方案。
后来,江家每个月开一次家庭会议,老二管记录,用他歪歪扭扭的字,记在一个本子上。本子封面写着:「我们家开会」。
第一次会,是哈贝马斯的桌子:人人能开口,可没人真开口。第二次会之前那一句单独的问话,是门口的名单:先把那个不说话的人请进来。之后那一年,是碰撞和涌现:一本「我们家开会」的本子。
一间教室,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几十个孩子,一个老师,一年又一年换人,却总能长出一个「我们班」。
哈贝马斯的办法,在教室里很好用。几件事可以直接拿来:
让最可能反对的孩子先说。 课堂讨论,最常见的是那几个爱举手的孩子说了算。先请那个一直没举手的孩子说一句,哪怕只是「我同意」或「我不知道」。
两本账。 一个班,靠点名、扣分、罚站,也能管得很安静。可那是第二本账。第一本账的余额,决定了毕业以后,孩子们还会不会回来看你。
让孩子参与写规矩。 周老师那十分钟,就是在做这件事。
也有几件事,要先松开:
别把讨论当成找标准答案。 老师心里已经有答案,讨论只是为了让孩子「自己说出来」,这是一种很隐蔽的摆布。孩子们很快就会学会:讨论就是猜老师想听什么。
留住张力。 一场讨论吵起来了,很多老师会赶紧收场:「好了,大家的意见都很好。」可那恰恰是最该让它走完的时候。可以说:「这个问题我们没吵完,下周接着吵。」
让小组长出自己的做法。 小组合作,常常是几个孩子各做各的,最后拼在一起。这是「我和你」。真正的「我们组」,是几个孩子为一件事吵过、分过工又重新分过、最后有了自己的做法。给小组一点时间,让它长。
第一,把「讲道理」当成武器。 有的大人很会讲道理,每一次都讲得孩子无话可说。孩子输了一次又一次,最后学会的不是讲理,是闭嘴。讲道理,是为了让两个人都能说话,不是为了赢。
第二,把「允许吵」当成放纵。 本书说允许吵,不是说孩子怎样都行。两道护栏要在:可以吵,但不骗人,不打人,不拿最伤人的话去刺对方;可以僵,但要约好什么时候接着谈。
第三,把「我们家」当成压孩子的旗。 「我们家的孩子不许这样」「我们家从来都是这样」,这些话,有时是在压。第 3 章那两个问题,在这里也用得上:这个「我们家」,许不许孩子说「不」?会不会被孩子改写?一个只许大人写、不许孩子改的「我们家」,就不是长出来的那一种了。
每一次和孩子谈完一件事,问三句:
理上: 他明白这件事为什么要这样了吗?
心里: 他心里过得去吗?有没有觉得自己「这个人」输了?
手上: 他真的在做吗?有没有拖着、绕着、躲着?
一句通、两句不通,就知道张力搬到哪里去了。孩子不说话,去心里那块地找;孩子嘴上答应、手上不做,去手上那块地找。别在原来那张桌子上,再讲一遍。
一,一周里,数一数你让孩子照你的意思做时,用了几次说服,几次压。
二,下一次和孩子吵完,第二天早饭时,谁先气消谁先说一句「昨天我说重了」,你先。
三,挑一条家规,和孩子一起查它的来历,再一起定一个改它的办法。
四,孩子说不出理由的时候,别逼他讲理由,问他「你怕什么」。
周一,记一次「他同意」,记一次「他服从」。
周二,孩子说话时,数三秒再接话。
周三,全家晚饭不看手机。
周四,问孩子一件他觉得「我们家」和别人家不一样的事。
周五,和孩子一起改一条家规。
周六,一起做一件三块地都碰得到的事:一起做饭,一起修一样东西。
周日,一家人对一遍三块地查账表:这一周,理上、心里、手上,各通了什么。
很多大人以为,孩子最需要的是被保护、被讲道理。
也许还有一样:被碰。被一个认真的大人当成一个会反驳的人,跟他争一次,输给他一次,也赢他一次。一个从没被大人认真碰过的孩子,长大了,要么不会跟人争,要么只会跟人吵。
好的碰,是有护栏的碰:不骗他,不压他,不把他挡在门外;他哭了,等他哭完;他说不出理由,听他讲故事。
叶青:我们家的孩子,被我们认真碰过吗?
何川:上个月为报不报补习班,他跟我争了一晚上。
叶青:你最后听他的了。
何川:他说得有一半对。
叶青:他那一晚上,长了一层。
教孩子,讲理是第一块砖;一个孩子是在一次次和你碰、一次次长出「我们家」的规矩里长大的。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两本账、四项要求、被管的人也写规矩。松开——孩子不是小号的讲理者,允许吵,一起做。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我们家不这样」,是长出来的。
这一章只谈理解、商量,和怎样与身体相处,不谈诊断,不谈治疗,不谈用药;这些,交给医生。
哈贝马斯这一辈子,和身体打过很深的交道。
他生下来就上了手术台,童年做过两次手术(第 2 章)。他后来说,那段经历让他很早就明白:一个人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人活着,他的命交在医生、护士、父母手里。
可他的理论,把身体请到了桌子下面:桌上只收说得出来的理由,身体要说成一句话才进得了场(第 28 章)。一个从身体里学到「人要依赖别人」的人,写出的是一张身体不上桌的桌子。
这一章,要把身体请回桌上。
诊室里,他那几样东西,每一样都用得上。
四项要求。 医生说的,病人和家属听得懂吗?说的是真的吗?是他自己信的,还是照着表格念的?病人自己,有没有「资格」对自己的身体说一句话?
人人都能开口。 一场关于病的商量,最常见的毛病,是那个生病的人不在桌边:一家人在走廊里商量,病人在病房里等。
两本账。 让老人「同意」住院,和让老人「服从」住院,是两回事;后一种,住进去了,心里也不服。
一,身体不说话,可它判。 他的桌子上,只收说得出来的理由。可病是手上那块地上的事:一次检查的结果、一夜没睡的累、一条走不动楼梯的腿,不参加讨论,却替一家人做了很多决定。身体,是最常上桌的那个「世界」。
二,病最常待的地方,是心里。 怕,愧疚,舍不得,不甘心。这些在他那里是「心理问题」,不归讲理管;在一家人面对病的时候,它们常常是最要紧的东西。
三,病是一次换题。 一场病来了,一个家原来那一层的规矩,常常接不住了。第 34 章说过,同一层的和和气气,最怕换题;这时候,允许一家人碰,让它升一层。
入门。 一场病来了,一家人第一次坐下来商量:去哪家医院,谁陪,钱怎么出。这一步,哈贝马斯的办法最好用:让生病的人也在桌边,把医生的话听懂,把各家的难处说出来,谁也不拿「我是老大」压人。
碰撞。 病不是一次就过去的。一个月以后,陪护的人累了,出钱的人有了怨言,生病的人开始发脾气,或者什么都不说。第一次商量好的办法,被一件件实在的事撞散。这时候,一家人最容易散:有人不来了,有人不接电话了,有人只剩下一句「我已经尽力了」。
涌现。 撑过去的人家,会慢慢长出一套只属于他们的办法:谁在哪一天来,谁管哪一块,谁累了可以说一声,谁的难处大家心里有数。这套办法,不在任何一本书上,是这一家人为这一场病碰出来的。病好了,或者人走了,这套办法也会留下来,变成这个家的一部分。下一次再有事,他们会说:「就像那年妈生病的时候那样。」
哈贝马斯那四项要求,病人和家属也可以拿来用。不是去查医生,是帮自己把一场谈话走完。
听得懂。 医生说的,你听懂了吗?没听懂,就说:「您能换一种说法再讲一遍吗?」这不丢人。很多人在诊室里点头,出了门才发现一句也没记住。
是真的。 你听到的,是医生的判断,还是你自己吓自己的想象?回家以后查到的东西,拿不准的,下一次带着去问。
是自己信的。 你跟医生说的,是你真实的感觉,还是你觉得医生想听的?很多人在医生面前会说「还好」「不太疼」,其实疼得睡不着。
有资格说。 你对你自己的身体,有资格说话。你可以说「我怕」,可以说「我想再想想」,可以问「还有别的办法吗」。这不是不信医生,是你在这张桌子边,有你的一把椅子。
这一节只谈怎样说话,怎样听。怎样治,交给医生。
1. 父亲不肯去医院。 七十岁的父亲,咳了一个月,就是不肯去。儿子跟他讲道理:拖久了不好,现在查很方便,花不了几个钱。条条在理,父亲一句「我没事」挡回来。按他的办法,是儿子的理由还不够好;照本书看,父亲的「不」不在理上,在心里:怕查出什么,怕给孩子添麻烦,怕一进医院就回不来。明天能试:不讲「为什么要去」,问一句「你最怕的是什么?」然后陪他去,不是送他去。
2. 诊室里的三个人。 医生、病人、家属,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常见的样子是:医生对着家属说话,病人坐在一边听。这张桌子,门口站着的,恰恰是那个生病的人。明天能试:下一次陪家人看病,事先约好,让他自己先说他的感觉;医生问话时,你先别抢着答。
3. 要不要告诉她。 一家人商量,要不要把检查结果全部告诉老人。有人说要说,这是她的身体;有人说别说,怕她受不了。两种都有理,谈了一晚上谈不拢。这类事,不是找到一个交集,而是要长出一个这个家的办法。第 33 章那对小两口,给「不许撒谎」加过一行只属于他们家的注:说真话,但一次只说对方接得住的那么多。明天能试:先问老人自己,「你想知道多少?」她的回答,就是你们家这条规矩的开头。
4. 兄妹轮流照顾中风的母亲。 三兄妹排了一张值班表,谁一周几天,写得清清楚楚,很公平。三个月后,二妹累垮了,大哥和小弟为钱吵了起来。表是理上的交集;心里的委屈、手上的累,都搬家了(第 31 章)。明天能试:值班表每个月留一个晚上,三兄妹不谈排班,只谈这个月谁最累、谁心里有话。
5. 慢性病人家里的饭桌。 家里有人需要长期注意饮食,一家人为饭桌上的规矩吵过很多次:是全家一起吃清淡的,还是单给他做?这是一个家的「我们」要长出来的地方。明天能试:让那位家人自己说,他最想吃的一样东西是什么;一家人商量,怎样在医生说可以的范围里,一个月给他做一次。
6. 凌晨一点还在刷手机的自己。 脑子里的你说:该睡了。手上的你,手指停不下来。心里的你,觉得今天过得太憋屈,刷一会儿才算是自己的时间。这是我与我的碰撞(第 55 章)。只跟自己讲道理,讲了一年也没用。明天能试:别只定「十一点关手机」,先给心里那个你一件别的东西:睡前十分钟,只做一件自己喜欢、又不用屏幕的小事。
7. 手术以后的康复。 医生说要每天走一点,一天比一天多一点。病人理上全懂,就是不想动:疼,累,丢人,觉得自己成了废人。明天能试:让一个家人每天陪他走,不多,就在楼下;走完了,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勾。画满一张纸,一家人给他做一顿他爱吃的。一起走过的那些路,比任何道理都捆得住人。
8. 照顾者自己的身体。 照顾病人的那个人,常常是一家里最先垮的。他心里总说「我还行」。这是一句理上的话;他的身体,早就在说别的了。明天能试:家里定一条规矩,照顾者每周必须有半天完全不管病人的事,由别人顶上。这一条,要全家一起守。
9. 一句「为你好」。 家人劝你少喝酒、多锻炼,总是一句「为你好」。你心里烦。第 3 章说过的两种「我们」,在这里也用得上:一句「为你好」,许不许你说「不」?明天能试:下次你想对家人说「为你好」,把它翻成一句他能反驳的话:「我担心的是这两件事,你怎么看?」
10. 一个人面对自己的病。 一位朋友查出一种要长期相处的病。她说,最难的不是治疗,是不知道「以后的我」是谁。脑子里的她在查资料,身体的她在变,心里的她在害怕。这是三个我在碰。明天能试:如果你是她的朋友,别急着给她道理和资料,陪她做一件病前常做的小事,让她身上那个没变的我,也有地方站。
11. 老人不肯用助听器。 父亲耳朵越来越背,给他买了助听器,他不戴,说戴上像个废人。一家人跟他讲道理,越讲他越不戴。这是心里那块地上的事:他舍不得的,是那个不需要帮忙的自己。明天能试:让他身边一位同龄的老朋友先戴,两个人一起去下一次棋。
12. 一个人闷着的病。 有人身体一直不舒服,查来查去没查出什么,家里人渐渐觉得他「想多了」。这时候,一句「你没病」,把他挡到了门外。明天能试:别评他的病,只问他:「最近哪一件事,让你最累?」他说出来的,常常不在身体上。该看医生的,照样陪他去看。
13. 更年期的母亲。 母亲这两年脾气大,一点小事就着急。孩子们说她「变了」。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一次换题,她身上三块地都在变。明天能试:不跟她讲道理,陪她做一件她年轻时喜欢的事;再找一个合适的时候,问一句「这两年,你最辛苦的是什么?」
14. 送走一位老人以后。 奶奶走了,一家人商量她那间屋子怎么办:留着,还是收拾出来。有人说要留,有人说看着难受。这件事,不急着定。明天能试:一家人一起去那间屋子里坐一个下午,每个人拿走一样奶奶的东西,说一句这样东西的故事。屋子怎么办,也许就在那个下午长出来了。
一位不肯让子女知道自己病情的母亲。 她说:「别告诉他们,他们工作忙。」
他会怎么说:真诚要求说真话。
本书松开哪里:她瞒,是怕成为负担。她心里那块地上,最重的是「我不想拖累你们」。
明天能试:如果你是知道的那个人,先不急着说服她,陪她说一件她最担心子女的事。等她觉得被听见了,再商量要不要说、怎么说、说多少。
一个坚持自己扛的父亲。 他腿脚不好了,还坚持自己买菜、自己上下楼。
他会怎么说:要尊重他的意见,给他理由。
本书松开哪里:他坚持的,也许不是买菜本身,是那个「我还能行」的自己。
明天能试:不说「您别去了」,说「我陪您去,您挑,我拎」。让他那个「还能行」的我,有地方站。
一个因为照顾病人和配偶起了冲突的人。 丈夫天天去医院照顾母亲,妻子一个人带孩子,两个人越来越少说话。
他会怎么说:两个人坐下来,把各自的理由摆出来。
本书松开哪里:理由早就都知道了。张力在手上(谁带孩子、谁做饭),也在心里(她觉得被丢下,他觉得不被理解)。
明天能试:两个人各说一句「这一个月,我最希望你替我做的一件事」,然后各做一件。
一个在病床上想重新安排人生的人。 一场大病以后,她说想换一种活法。
他会怎么说:那是她自己的伦理问题,别人不该替她回答。
本书松开哪里:她一个人想,常常想不出来;她需要有人陪她碰一碰:跟家人碰,跟过去的自己碰。
明天能试:陪她做一张单子:「病以前,我最舍不得的三件事;病以后,我最想开始的三件事。」两张单子放在一起看。
一个总说「我没事」的母亲。 她腰疼了好几年,每次问,都说「老毛病,没事」。
他会怎么说:尊重她的说法,同时给她去看医生的理由。
本书松开哪里:「我没事」三个字,常常是一个照顾了一辈子别人的人,不知道怎样被别人照顾。
明天能试:不说「你去看看吧」,说「这周六我陪你去,顺便你帮我挑件衣服」。让她先有一件为别人做的事,再顺便照顾一下自己。
一个刚做完手术、不想见人的朋友。 他不回消息,也不让人去看。
他会怎么说:尊重他的意愿。
本书松开哪里:尊重是对的;可他不想见人,常常是不想被人看见现在的样子。心里的那块地,要一点一点来。
明天能试:不去看他,给他寄一样东西,一本他以前说过想看的书,附一句:「不用回。」
一个不肯让外人照顾的老人。 请了护工,他把人赶走了。
他会怎么说:给他讲清楚请护工的理由。
本书松开哪里:他赶走的,也许不是护工,是「我已经要靠陌生人了」这件事。
明天能试:让护工头几天只陪他聊天、下棋,不碰他的身体;等他们之间长出一点熟,再做别的。
一对轮流照顾父母的夫妻。 双方父母都病了,两个人轮流跑两边,越来越累,越来越少说话。
他会怎么说:把分工讲清楚,公平。
本书松开哪里:分工早就清楚了,缺的是两个人之间那一点「我们在一起扛」。
明天能试:每周留一顿饭,两个人单独吃,不谈父母,只谈自己。
一个害怕体检的人。 年年单位组织体检,年年找理由不去。
他会怎么说:给他讲体检的好处。
本书松开哪里:他怕的不是抽血,是结果。心里那块地上,一张可能不好的单子,比什么都重。
明天能试:找一个同样怕的朋友,约好一起去,结果出来一起看。
一个刚退休、突然什么都不想干的人。 退休第一个月,天天在家看电视,饭也吃得少。
他会怎么说:他需要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
本书松开哪里:几十年,他的「我」长在工作那片土里。土一下子没了,「我」就站不住了。
明天能试:请他教你一件他工作时最拿手的事。一个「我」,要先在旧土上站一站,才找得到新土。
一个爱吃又被要求忌口的家人。 医生让他少吃甜的,他偷偷吃,家里人一发现就吵。
他会怎么说:给他讲清楚道理,全家监督。
本书松开哪里:「全家监督」,是把一个人放在了一群人对面。医生怎么说就怎么做;做的方式,可以一家人一起长出来。
明天能试:按医生说可以的范围,一家人一起定一个「每周一次」的小甜头,由他自己挑时间。
一个在医院走廊里吵起来的家庭。 为谁出钱、谁请假,在病房门口吵。
他会怎么说:找个地方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讲。
本书松开哪里:心平气和很难,走廊里每个人都累、都怕。先别谈钱。
明天能试:先轮流去病房陪一会儿,吵的事,约在第二天下午,找一个不在医院的地方谈。
一个说「我这把年纪了,不折腾了」的老人。 医生给了几个方案,他一个都不想选。
他会怎么说:尊重他的决定。
本书松开哪里:尊重他,也要让他知道,这件事,一家人愿意陪他一起想。
明天能试:问他:「如果不折腾,您最想怎么过接下来这段日子?」他的答案,也是一种选择。
一个一直在网上查病的人。 查得越多越怕。
他会怎么说:网上的信息缺少验证。
本书松开哪里:他查,是因为心里那块地上没人接。
明天能试:陪他列一张单子,写下他最想问医生的三个问题,下次一起带去。
周家的母亲中风以后,需要长期有人照看。三兄妹坐下来商量:大哥工作忙,二妹离得近,小弟刚成家。按公平的办法,排了一张值班表:二妹每周三天,大哥两天,小弟两天;请护工的钱,三家平摊。一致通过。
三个月后,二妹先垮了。她离得近,常常不是三天,是五天;大哥临时出差,一个电话就推给她;小弟的媳妇嫌来回跑。一次,二妹在电话里对大哥吼了一句:「妈是我一个人的吗?」
那一吼之后,三兄妹冷了半个月。张力早就搬了家:表上是公平的,二妹心里是委屈的,手上是累的。
后来,是母亲有一天在病床上说了一句:「你们三个,别为我吵。」三兄妹在医院的走廊里站了很久。
那个晚上,长出来的办法和原来那张表很不一样:大哥多出钱,二妹少值班,小弟每个周末把母亲接到自己家住一天,让二妹彻底歇两天;每个月最后一个周日,三兄妹一起吃一顿饭,不谈排班,只谈这个月谁最累。
这张表后来又改过好几次,可再没吵崩过。捆住他们的,不只是表上的公平,是那一吼、那半个月、那一条走廊。
四十二岁的老吴,失眠了大半年。
他是个讲道理的人。他读了很多关于睡眠的文章,道理全懂:睡前不看手机,定时起床,少喝咖啡。他给自己定了一张表,每一条都有依据。
表定了三次,三次都没守住。
后来,一位朋友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睡不着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
他想了很久,说:在想工作,在想父亲的病,在想孩子明年中考,也在想,自己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朋友说:「那你那张表,管的是你的手;睡不着的,是你的心。」
这就是第 55 章说的三个我。脑子里的老吴,道理全懂;手上的老吴,照着表做了几天;心里的老吴,一直在那里翻来覆去,没人理他。
老吴换了一个办法。他不再只改作息,而是每天晚上睡前,拿一张纸,把心里翻来覆去的那几件事写下来,每件事旁边写一句:「这件事,明天我能做的一件小事是什么?」写完,把纸放在床头柜上,关灯。
头几天,没什么用。过了两个星期,他发现,有些晚上,写完那张纸,心里那个老吴好像安静了一点。又过了一阵,他去看了一次医生,把这半年的情况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医生怎么说,他照着做。
他后来说,那张纸不是治失眠的,是让他第一次听见了自己心里那个人在说什么。
失眠要不要看医生、怎么治,交给医生。这个例子只说一件事:一个人和自己的碰撞,也要三块地都走一遍。
秦家的外公九十岁,医生说,接下来的日子,主要是让他过得舒服一些。
一家人第一次商量,意见就分成了两边。大舅说,要尽一切办法,能做的都做;小姨说,外公一辈子怕医院,最后这段,让他在家里。两边都有理,都是为外公好。那一晚,谈到半夜,没谈出结果。
按哈贝马斯的桌子,这时候要找一个两边都能接受的理由。可两边的理由,都立得住。
第二天,外孙女做了一件事:她去问了外公自己。
外公那几天精神好一点。他说了三件事:想回老家的院子看一眼;想吃一次外婆当年做的那道菜;想让几个孙子孙女都来一趟,不用待久,看一眼就行。
一家人再坐下来的时候,吵不起来了。长出来的办法是:先在医院把能让他舒服的事做好;挑一个天气好的日子,一家人陪他回一趟老家的院子;小姨照着外婆留下的方子,学做那道菜;几个孙辈排好时间,一个一个回来。
那道菜,小姨做了三次才做对。外公吃了两口,说:「差不多了。」
外公走后,这家人每年过年,都会做那道菜。那道菜,成了这个家的一样东西。
这件事,一家人一开始是在两个现成的选项之间挑。后来,是外公自己的话,把一家人从两个选项里带出来,裁出了第三条路。第 41 章说过自由律的三拍:纠缠,选择,激发。那一次,一家人走完了三拍。
孟家的父亲得过一场大病,治好了。可从那以后,家里有了一条没写下来的规矩:不许提那场病。
谁一提,父亲就沉下脸;母亲会赶紧岔开话题;孩子们学会了绕着走。表面上,一家人和和气气,什么都不缺。
这就是第 1 章说的「家里不提的事」。张力没有走,搬了家:父亲夜里常常醒,母亲一听他咳嗽就紧张,孩子们不敢把自己身体上的小毛病告诉家里。
有一年过年,读大学的女儿在饭桌上说了一句:「爸,你那次住院的时候,我在学校哭了好几个晚上,一直没跟你说。」
饭桌上安静了很久。父亲放下筷子,说了一句:「我那时候,最怕的不是病,是你们几个没人管。」
那天晚上,一家人第一次把那场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谁在哪一天最怕,谁偷偷做过什么,母亲是怎么一个人撑过那几个夜晚的。
那以后,家里没有再定什么新规矩。可女儿说,家里好像松了一点:父亲开始按时复查了,也肯说自己哪里不舒服了;母亲夜里睡得好一些了。
一件被说出来的事,就是一次回写:它改了这个家的土。
一个家里有人生病,最累的,常常是那个天天在身边的人。
哈贝马斯的桌子,照顾不到这个人。照顾者在商量的时候,常常最有资格说话,却最常不说:他怕别人觉得他在抱怨,怕给病人添负担,怕自己一开口就停不下来。
几件事,可以一家人一起做:
给照顾者一把椅子。 每一次商量,先问照顾者:「这一阵,你最累的是什么?」
给照顾者半天。 每周有半天,照顾者完全不管病人的事,由别人顶上。这一条,要写成家规,全家一起守。
给照顾者一个出口。 他可以对一个不在这个家里的人,说说这些日子的难:一个老朋友,一个也照顾过家人的人。
别用「你最辛苦了」代替帮忙。 这句话说得再多,不如替他值一个夜班。
照顾者自己,也要记得第 55 章的三个我:脑子里的你说「我还行」,身体的你早就在喊累,心里的你也许有委屈,也许有愧疚。三个你,都该被听见。
第一,只在理上商量。 一家人把病的事讲得清清楚楚,分工排得明明白白,就以为事情安排好了。可心里的怕、手上的累,不在那张表上。
第二,拿「为你好」替病人做决定。 很多家里,病人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病情的人,也是最后一个被问意见的人。例子三里那位老人自己说出的三件事,常常比一家人商量一晚上还管用。
第三,把身体的事都交给道理。 道理管得住一张表,管不住一夜的慌、一条走不动的腿。身体的事,要有人陪着做,不只是有人讲着听。
每隔一段时间,一家人对一遍:
理上: 大家都明白眼下的情况和医生的意思了吗?
心里: 病人心里怎么样?照顾的人心里怎么样?有没有人憋着?
手上: 该做的事,有人在做吗?有没有一个人扛了太多?
一句通、两句不通,就知道要去哪里补。
一,下一次一家人商量和病有关的事,先确认那个生病的人在不在桌边。
二,劝人看病、吃药、锻炼时,先问「你怕什么」,再说「为什么要」。
三,照顾的活,排表之外,每月留一次只谈心里话的时间。
四,把「为你好」翻成一句对方能反驳的话。
周一,记下家里谁的身体最近在「说话」,他自己说了没有。
周二,陪一位家人去做一件和身体有关的小事:散步、复查、买菜。
周三,问一位照顾者:「这一周你最累的是哪一天?」
周四,给自己的三个我各写一句话:脑子里的、身体的、心里的。
周五,把一句「为你好」翻成一句能被反驳的话。
周六,一家人一起做一件动身体的事,不为锻炼,只为一起。
周日,对一遍三块地查账表:这一周,关于身体,理上、心里、手上,各通了什么。
三个我里,身体的那个我,最不会说谎。
脑子里的我可以说「我没事」,心里的我可以装作不在乎;身体的那个我,会失眠,会胃疼,会在某个早上怎么也起不来。
一家人面对病,面对累,面对老,常常要先听身体说了什么,再听嘴上说了什么。这不是看病,看病交给医生;这是一家人彼此相处的一种耐心。
何川:你最近总说腰疼。
叶青:老毛病。
何川:书上说,「我没事」常常是一个照顾了一辈子别人的人,不知道怎样被照顾。
叶青:……那周六陪我去看看。
何川:顺便你帮我挑件衣服。
身体不说话,可它判;面对病,一家人要在理上、心里、手上都碰过,才长得出一个接得住病的「我们」。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四项要求、人人都能开口、两本账。松开——身体是上桌的世界,病最常待在心里,病是一次换题。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值班表是找到的;一起走过的那些楼下的路,是长出来的。
他的职业路,本身就是一个「从我和你到我们」的故事。
二十六岁进法兰克福研究所,被一位更有位置的人嫌太冲,东西通不过(第 5 章)。他没有在原地硬撞,也没有低头改自己,而是出走马堡,把第一本书做成;几年后回来,接了当年挡他那个人的教席,却不记仇。
后来他在施塔恩贝格主持一个研究所十年,和一群年轻研究者一起,长出了《交往行为理论》。那本书署的是他的名字,可书里的很多东西,是那十年里一群人来回碰出来的。
他的职业路告诉人:被挡住,可以换一片土;一本书,常常是一个「我们」写的。他的理论,只写了「我和你」。
一个单位、一个团队、一家小店,是他那几样东西最好用的地方之一。
投票之前那一段。 一个决定值多少,看投票之前理由摆出来没有、反对的人把话说完没有(第 39 章)。
两本账。 下属点头,是「他同意」还是「他服从」?一个团队,靠第二本账也能干活,可第一本账的余额,决定了难的时候谁还跟你走。
守边界。 哪些事交给制度和钱,哪些事要留给人和人商量(第 38 章)。
一,一致通过,常常不是一致。 会上的沉默,不是同意,是说出来的代价太高。
二,团队不是一群讲理者的交集,是一个长出来的「我们队」。 它有自己的打法,新人一来就得学;这种东西,是一起扛过事、一起吵过架才长出来的。
三,最难的事,不在会议室里。 被裁员,转行,合伙人散伙,这些事的张力,在心里、在手上,在一家人的饭桌上。
入门。 一个新团队刚组起来,大家客客气气。开会人人发言,规矩写在纸上,有分歧就投票。这一步,哈贝马斯的办法最好用:理由摆出来,谁也不拿资历压人,反对的人能把话说完。
碰撞。 第一次出事,客气就撑不住了。项目延期,客户投诉,一个人的失误连累了一群人。有人在会上吵起来,有人在会后不说话,有人私下改了做法。很多团队就停在这一步:要么散,要么变成一群各干各的人。
涌现。 撑过去的团队,会长出几条谁也没写进制度的做法:出了事先说「我这一环」,交接当面交,周五留半小时说谁卡住了。新人一来,老人就会告诉他:「我们这里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队」。
每换一次题——换领导、换业务、有人离开、有人加入——就再来一遍。
1. 会上的「一致通过」。 领导讲完方案,问有没有意见,沉默三秒,有人说「挺好的」。按他的办法,要把会开得更讲理;照本书看,先要点门口的名。明天能试:下一次你主持会,先让最可能反对的那个人第一个说;或者请每个人先在纸上写一句,再一起念。
2. 新人与老员工。 新人拿来一套新方法,老员工说「我们这里不这么干」。两边都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不是找交集的事,是一次格义到碰撞的开始(第 36 章)。明天能试:选一件小事,让新人按新办法、老员工按老办法各做一遍,把两个结果摆在一起看;世界会替你们判一半。
3. 合伙人分钱。 两个人合伙开店,三年和和气气,有意见都等「合适的时候」。第四年,为一笔钱,一次崩了(第 35 章)。明天能试:如果你有合伙人,从这个月起,每个月留一个晚上,只谈「这个月我心里有什么不舒服」,小碰,别攒。
4. 从我和你,到我们队。 两个同事谈好了怎么配合,是我和你。一个团队干了几年,有了自己的做法:遇到急事先打电话不发消息,出了错先说「我的」再说原因。这是我们队。明天能试:和你的团队一起,写下三条「我们队」的做法,不是公司规定的,是你们自己长出来的。
5. 一次吵完以后。 两个同事为一个方案在会上吵翻了。散会以后,大家都躲着。明天能试:第二天,你去找对方,只说一句:「昨天那事,我想再听听你的想法。」吵完能接上的团队,才长得出东西。
6. 被裁员。 一个人被裁了,公司的说明讲得很清楚:业务调整,按规定补偿,一切合规。理上,挑不出毛病。可他回到家,一个星期没出门。明天能试:如果你是他的家人,别急着说「这不是你的错」「再找就是了」;陪他做一件手上的事,修一样东西、做一顿饭,让他身上那个还能做成事的我,先站起来。
7. 四十岁转行。 脑子里的你说:该换了。身体的你,二十年习惯了一种活法。心里的你,怕从头来,怕被人笑。这是三个我在碰(第 55 章)。明天能试:别一下子辞职,先用每周两个晚上,去新行当里做一件小事;三个月后,让三个我一起看结果。
8. 第一次当主管。 你升了主管,原来的同事变成了下属。你想「以理服人」,可有人就是不服。这不全是你的理不够好,是桌边的两把椅子,一夜之间不一样了。明天能试:找那位最不服的,单独吃一顿饭,不谈工作,只问:「你觉得我当了主管以后,哪一点变了?」
9. 和机器一起干活。 你开始用一个 AI 写报告、做方案。写得又快又好,可领导问你「这一段你怎么想的」,你答不上来。那是因为你没跳那支舞(第 54 章)。明天能试:每一份和机器一起做的东西,交出去之前,写下三句「这里是我改的,为什么改」。你签得了字,它才是你们俩的。
10. 一个跨文化的团队。 你的团队里,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有人觉得开会就该当面直说,有人觉得当着大家的面说重话太伤人(第 20 章)。明天能试:团队一起定一条「我们队」的规矩,比如「重话先私下说,决定当面定」;这条规矩,不属于任何一边,是你们碰出来的。
11. 客户的投诉。 一位客户投诉,话说得很难听。按规矩,要讲清楚责任、给出补偿。可他要的,常常不只是补偿。明天能试:先让他把话说完,别急着讲理;然后问一句:「这件事,最让您生气的是哪一点?」他说出来的那一点,才是要碰的地方。
12. 一家小店的规矩。 一家夫妻小店,开了十年,有几条谁也没写下来的规矩:谁开门,谁记账,吵架不在店里吵。这就是「我们店」。明天能试:如果你开店,把这几条写下来,贴在后面;再加一行:「哪一条不好使,提出来,关门以后商量。」
13. 离开一个团队。 你要走了。最常见的是客客气气地告别,一致祝福。明天能试:走之前,给你的团队写一封信,说三件你在这里学到的、别处学不到的事。一个「我们」,在有人离开的时候,更要说出来它长成了什么样子。
14. 投票之前那一段。 你要定一件大事:换系统,换方向,换人。明天能试:定之前,留出一周,专门收反对意见,每一条都写回复,改一版再定。第 39 章说过:投票之前那一段,决定了这张票值多少。
一个在会上从不发言的人。 他技术最好,开会却从不说话,别人问他,他就说「都行」。
他会怎么说:要创造一个让他能开口的情境。
本书松开哪里:他不说,也许是觉得会上那种说话方式不属于他:要说得漂亮、说得快、说得有气势。他的理由,也许要写下来,或者在做事时才说得出来。
明天能试:开会前一天,单独问他:「这个方案,你觉得最可能出问题的一处在哪里?」请他会上只说这一处。
一个被派来「整顿」的新领导。 他一来就改了一堆制度,每一条都有道理,老员工们一致通过,然后阳奉阴违。
他会怎么说:新制度要经过讨论,让被管的人参与。
本书松开哪里:讨论过了,一致通过了,张力搬家了(第 31 章)。老员工心里觉得「我们以前做的都被否定了」。
明天能试:新领导先请老员工讲一讲,以前那套做法,当初是为什么那样定的;听完了,保留一两条,再改别的。
一个被同事抢了功的人。 项目做成了,汇报时,领导只提了另一个同事的名字。
他会怎么说:这件事可以拿到桌上来,用理由说清楚。
本书松开哪里:说清楚之前,先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是一个名字,是被看见,还是下次不再这样。三样,碰法不一样。
明天能试:先跟自己的三个我各说一句:脑子里的我要什么,心里的我要什么,手上的我接下来要做什么。然后再去找人。
一个家族企业里的两代人。 父亲创业三十年,儿子留学回来,想改管理。父子俩在饭桌上吵,在公司里也吵。
他会怎么说:把家里的事和公司的事分开,各按各的规矩。
本书松开哪里:分不开。家族企业的土,就是家和公司缠在一起的那一片。与其硬分,不如让它们一起碰。
明天能试:父子俩挑公司里一件小事,各按各的办法做一个月,月底一起看账本;让账本这个「世界」去判一半。
一个离职的人。 他在这个团队干了五年,要走了。走之前,大家客客气气地吃了一顿饭,说了很多祝福。
他会怎么说:好聚好散。
本书松开哪里:五年里碰出来的那些东西,他走了,这个团队还剩多少?
明天能试:请要走的人,在最后一周,给团队留三条「我在这里学会的、别处学不到的做法」。一个「我们」,在有人离开的时候,最该被说出来。
一个想辞职又不敢说的员工。 他每天上班都很累,可不敢跟领导提。
他会怎么说:给他一个说出真实想法的情境。
本书松开哪里:他先要跟自己的三个我谈清楚,再去跟领导谈。
明天能试:写下三栏:想走的理由、不敢走的理由、身体已经在说什么。
一个带新人的老师傅。 新人什么都要问为什么,老师傅嫌他烦。
他会怎么说:老师傅要给出理由。
本书松开哪里:很多手艺,老师傅自己也说不出理由,是做出来的。
明天能试:少讲,让新人跟着做一个星期,每天收工前问一句:「今天哪一下,你觉得跟你想的不一样?」
一个总加班的团队。 领导说是为了项目,大家嘴上都同意。
他会怎么说:把加班的必要性讲清楚,大家商量。
本书松开哪里:嘴上同意,身体在拖(第 31 章)。
明天能试:请大家匿名写一句「这周最累的是哪一天,为什么」。把答案念出来,一起想办法。
一个被裁掉又被请回来的人。 公司裁员后发现离不开他,又请他回来。
他会怎么说:双方理性地重新谈条件。
本书松开哪里:条件好谈,心里那一刀难收。
明天能试:回去之前,请当初做决定的人当面说一句话,不必是道歉,只要是实话。
一个和合伙人理念不合的创业者。 一个要做大,一个要做稳。
他会怎么说:找一个两人都能接受的方案。
本书松开哪里:两个人都能接受的,常常是最没劲的方案。
明天能试:各拿一个小项目,按自己的办法做三个月,用结果说话,再坐下来谈。
一个在群里被@到无处可躲的人。 周末也在回工作消息。
他会怎么说:团队要商量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沟通规则。
本书松开哪里:规则好定,守得住,要靠大家一起守一次。
明天能试:团队定一个「周末只打电话不发消息」的约定,领导先守一个月。
一个外地来的年轻人。 听不懂本地同事的玩笑,总觉得被排除在外。
他会怎么说:同事们要更包容。
本书松开哪里:一个新人进一个「我们」,先是格义(第 36 章),再是碰撞。
明天能试:请本地同事带他去吃一顿当地人常吃的饭,吃完了,让他讲一个他老家的笑话。
一个做了一辈子、快退休的老员工。 他说:「这些年,我也不知道自己留下了什么。」
他会怎么说:他为组织作出了贡献。
本书松开哪里:他留下的,常常在那些没写进制度的做法里。
明天能试:请他写下五条「我们这里是这样做的」,贴在墙上,署他的名字。
一家小公司,新成立一个五个人的项目组。组长很讲理,第一次开会,就定了规矩:人人平等发言,有意见当面说,重要的事大家投票。
第一步,入门。头两个月,会开得很好,一致通过的事很多。
第二步,碰撞。第三个月,项目出了一次大问题,客户差点撤单。复盘会上,两位组员当场吵了起来,一个说是对方交接不清,一个说是流程本来就有漏洞。另外三个人不说话。会后,组里冷了好几周;有人开始私下改流程,有人只做自己那一块。
张力,早就不在会议桌上了:在两个人心里,在各自手上那套偷偷改过的做法里。
第三步,涌现。组长没有再开一次「好好谈」的会。他做了两件事:先分别找两个人吃饭,听他们把委屈说完;然后让五个人一起,把那次出问题的活,从头到尾重新做了一遍,一边做一边把每一个交接点写下来。
做完那一遍,组里长出了几条谁也没提过的规矩:交接不用消息,当面交,交完两个人一起签字;出了错,先说「我这一环怎么了」,再说别人;每周五下午,留半小时,只说这周谁卡住了。
年底,这个组成了公司里最稳的一组。新人一来,老组员就会告诉他:「我们组是这样的。」
一家公司的研发小组,六个人,来自三个地方。第一次开周会,就出了问题。
一位同事说话很直:「这个方案不行,逻辑有漏洞。」另一位同事当场脸就红了,散会后一整天没说话。第三位同事,开会时从不当面反对,会后却发来一封长邮件,把方案的问题一条条列出来。
组长是个讲理的人。他定了一条规矩:有意见,开会时当面说,对事不对人。这是一条很哈贝马斯的规矩:人人都能开口,理由摆在桌上。
规矩定了,情况没变。说话直的,还是那样说;脸红的,还是那样红;写邮件的,还是会后写。第 20 章说过,同样的讲理规矩,在不同的理念的土里,会被读成不同的东西:有人觉得当面直说是尊重,有人觉得当众说重话是伤人,有人觉得想清楚了写下来才是负责。
有一次,项目出了大问题,三个人为谁的责任吵了起来,吵得很凶,第二天有人提出要调组。
组长没有再强调那条规矩。他把六个人叫到一起,只问了一个问题:「在你们原来的地方,同事之间有了意见,一般是怎么说的?」
六个人各讲了一段。讲着讲着,大家笑了:原来那位说话直的,在他原来的地方,直说是对人好的表示;原来那位写邮件的,在她原来的地方,当众反对上级是很不体面的事。
那一次以后,小组慢慢长出了一套自己的做法:大方向当面说,细节写下来;说重话之前,先说一句「我这句话可能有点直」;谁觉得被说重了,可以当天找对方单独聊。
这套做法,不属于三个地方里的任何一个。它是这个小组碰出来的。后来组里来了新人,老组员会说:「我们组是这样说话的。」
老郑四十岁,在一家工厂做了十八年技术员。他一直想做木工,想开一间自己的小作坊。
脑子里的老郑,算得很清楚:现在的工作稳定,可行业在走下坡路;木工这几年有人愿意花钱买手工家具;存款够撑两年。道理上,可以走。
身体里的老郑,十八年每天早上七点到厂,下午五点下班,手上的活熟得闭着眼睛都能做。一想到重新学手艺、重新找客人,就累。
心里的老郑,记得父亲那句「端稳饭碗」,也记得妻子第一次听他说这件事时,脸上那一下的慌。他怕自己是在折腾一家人。
三个老郑,吵了两年。
他没有一下子辞职。他做了一件事:每周两个晚上、一个周末,去一位老木匠那里学。一年以后,他做出了第一张桌子,卖给了一位朋友。第二年,他接了七八单活。妻子来看过他干活,看了一下午,回家说了一句:「你做这个的时候,脸上的样子跟上班不一样。」
第三年,他辞了职。
他后来说,那两年,不是在犹豫,是三个自己在慢慢商量。脑子里的他给了方向,手上的他一件一件学会了,心里的他看着那张桌子被人买走,终于不怕了。
第 55 章说过:一个人身上的三个我,碰出来的那条路,常常不在任何一个我原来的想法里。老郑一开始想的是「辞职开作坊」,最后走的是「先学两年,再辞职」。这条路,是三个老郑一起长出来的。
许家夫妻开了一家早餐店,十年了。
头一年,两个人天天吵:丈夫觉得妻子太心软,常客赊账也不催;妻子觉得丈夫太死板,一碗粥多一勺少一勺都要计较。每天凌晨四点起来和面,累,一句话不对就吵。
有一次,吵到妻子把围裙一摔,回了娘家三天。那三天,丈夫一个人撑店,才知道原来妻子每天早上要先把几位老人的粥凉在一边,因为他们牙不好,吃不了烫的。
妻子回来那天,丈夫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墙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几位老人的名字,和「粥先凉五分钟」。
十年下来,这家店长出了很多规矩,没有一条是开店前商量好的:赊账最多记一个月,一个月后妻子去问,丈夫不出面;新来的帮工,头一个星期只让他收碗;吵架不在店里吵,关门以后再说;每年春节前一天,给那几位老人送一次年货。
有人问他们,这家店为什么开得这么久。丈夫说:「我们俩吵出来的。」
一个管事的人,手里有位置,有权,有钱,最容易用第二本账。几件事,可以记着:
投票之前留一段。 定一件大事之前,留出一段时间,专门收反对意见;每一条都回复,改一版再定。
先点门口的名。 受这件事影响最大的人,在不在商量的人里?一线的、夜班的、刚来的、不爱说话的,常常不在。
两本账。 下属点头,记一笔:是同意,还是服从?一年下来,看看第一本账的余额。
叫得回来。 一条制度定下来以后,要留一条路,让被它管着的人能把它叫回桌上重新谈。叫不回来的制度,迟早会被人绕着走。
允许吵,也护着吵。 会上吵起来,别急着收场;但要守住两道护栏:对事不对人,吵完约好什么时候接着谈。
给「我们队」起名字。 团队长出来的那些做法,把它们写下来,说出来。一个被说出来的「我们」,才传得下去。
第一条,别收下第一稿。 机器的第一稿,常常是最平均、最没有你的那一稿。来回改几稿,每一稿都说出你真正不满意的地方。
第二条,每一处改动,写下为什么。 交出去之前,写下三句:「这里是我改的,为什么改。」写不出来,说明你只是在转发它的话。
第三条,签得了字,才是你们俩的。 一份和机器一起做的东西,出了错,你能不能说「这是我的」?能,它就是一支舞;不能,它就是一面镜子。
第一,把「一致通过」当成团结。 会议纪要上的一致,常常是沉默。
第二,把「有话直说」当成唯一的真诚。 在一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团队里,直说和含蓄,各有各的真诚。
第三,把团队当成一群讲理者的交集。 一个团队,要一起扛过事、吵过架,才长得出「我们队」。只靠一套讲理的规矩,长出来的是一群客客气气、各干各的人。
每做完一件要紧的事,团队对一遍:
理上: 大家都明白为什么这样定了吗?
心里: 有没有人觉得被冤枉、被忽略、被当成了背景?
手上: 定下来的,真的在做吗?有没有人拖着、绕着、准备走?
一句通、两句不通,就知道下一次要去哪里碰。
一,开会时,先让最可能反对的人第一个说。
二,一场架吵完,第二天由你先去接上。
三,和团队写下三条「我们队」的做法。
四,每一份和机器一起做的东西,写下三句你改了什么。
周一,数一数本周的会上,有几次是真的一致,几次是沉默。
周二,找一位和你意见不同的同事,只听不辩。
周三,写下你们团队一条「谁也没写下来、大家都守着」的规矩。
周四,给你和机器一起做的一样东西,写下你改了什么。
周五,想一件你心里一直有意见、却没说的事,找合适的人说一句具体的。
周六,想一想你的三个我对眼下这份工作各怎么说。
周日,对一遍三块地查账表:这一周的工作,理上、心里、手上,各通了什么。
一个团队最值钱的,不是它从没出过事,是它出过事、又修好了。
修的时候,大家知道了彼此最怕什么,最在乎什么,最擅长什么;修完了,长出了几条只属于这个团队的做法。新人来了,老人讲的,常常就是那几次修的故事。
所以管事的人,不必怕出事;怕的是出了事,大家各自躲开,没有人去修。
叶青:你们组去年那次项目出事,后来怎么样了?
何川:吵了一个月,最后定了一条:交接必须当面交。
叶青:现在呢?
何川:新来的人问为什么,老同事就给他讲那一个月。
一个团队不是一群讲理者的交集;它是一起扛过事、吵过架以后,长出来的「我们队」。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投票前那一段、两本账、守边界。松开——一致通过常常不是一致;团队是长出来的;最难的事不在会议室里。
找到的交集,还是长出来的「我们」:会议纪要上的一致,是找到的;「我们队」的做法,是长出来的。
一,你家里最近一次吵架,是在哪一阶:入门、碰撞,还是已经长出了点什么?
二,你家里、单位里,有没有一条「我们这里是这样的」的做法?它是怎么长出来的?
三,面对一个在难处的人,你上一次是先说,还是先在?
四,你身边有没有一个说不出理由的人,你听过他的故事吗?
五,这一周,你打算拿哪一件小事,试一试这本书里的哪一条?
这本书从一座莱茵兰的小城走起:一个心照不宣的家,一个说话吃力的孩子,一个十五岁那年看见了「我们」通向哪里的少年。
然后是一篇冒犯的文章,一次被挡在门外的出走,七十年大大小小的架。然后是他的书:一间十八世纪的咖啡馆,两把一样的椅子,一张筛子,三个房间,一架刻好刻度的梯子,一部承认理性在苦难面前说不上话的晚年大书。
然后是他身后那些撬盖子的人,他的书在中国走过的那条格义的路,和一台会说话的机器。
最后,是一个家,一间诊室,一个团队。
他铺好了我和你之间的第一块砖,却以为那就是整座房子;长久的,是碰撞里长出来的「我们的理性」。
前半句,他打开的门:两个人愿意坐下来,说真话,给理由,让对方能回嘴;理性不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在两个人中间。这块砖,本书一块不扔。
后半句,他关上的门:两把一样的椅子先摆好,会冲突的东西筛到桌外,捆住人的力量搬到理由上,约长成就封口,到了难处退场。
副判:他想用康德的一把尺子,量出黑格尔的「我们」;尺子复制成了两把,量出来的,仍然只是我和你。
一,两把一样的椅子。 证据在第 8、10、19、20 章:他给交往下的定义,人在前,谈话在后;那份同一,来自康德一路传下来的预设,也来自一片具体的理念的土。辩护:主体有来历(第 44 章)。结果:站住,措辞补一句「椅子是在童年之后摆好的」。
二,去张力;约束力是土。 证据在第 24、25、29、30 章。辩护:商谈本身就是争论。结果:收窄为「他保留了理由之间的碰撞,筛掉的是想法那块地以外的张力」;「约束力是土」站住。
三,张力搬家。 证据在第 31 章,和他自己的两处承认(第 40、41 章)。结果:站住。
四,难得、短命、脆弱。 证据在第 35 章,卢曼那一句作旁证。反证:在五个条件都成立的地方,他的共识可以很长(第 48 章)。结果:站住,范围写清——落到手上和心里时。
五,同层与升层。 证据在第 34、37 章。反证:戈特曼的回避冲突型夫妻(第 34 章)。结果:站住,附判错条件,待更多材料。
六,困难处退场。 证据是他自己:道德力气不够要法律补,苦难面前向宗教借话(第 40、41 章)。结果:站住。
七,入门砖;我和你,不是我们。 证据在第 21、22 章:他书里的「我们」只有两种,人民被拆成一股没有主体的交往之流。结果:站住。
八,停在半路。 证据在第 12 章:1967 年那篇谈耶拿黑格尔的文章,1999 年那篇《从康德到黑格尔》。结果:站住,而且是一个诚实的停。
全书收窄四处,改判零处。四处都登记在附录「本书自认最弱处」。
| 编 | 他打开的门 | 他关上的门 |
|---|---|---|
| 一个人 | 一生站在碰撞里:开口、认错、和解 | 理论把碰撞拿下桌 |
| 接手的架 | 把理性从一个人的脑子里请出来 | 从康德的同一出发,停在半路 |
| 公共领域 | 讲理的场子有生日 | 没给门写名单 |
| 交往理性 | 理性在两个人中间 | 两把一样的椅子,没有「我们」 |
| 开口即签约 | 判错的条款长在说话里 | 一张筛子,只在同一层找交集 |
| 三个房间 | 看见了日子底下那片土 | 约束力搬进理由,张力赶出桌面 |
| 同层与升层 | 约有出生史,人会长 | 封约;梯子刻度先定 |
| 困难处与门口 | 守住说话的地,诚实地承认两处不够 | 难处退场,门口不点名 |
左列,是他留给发生学的遗产;右列,是他留在发现学里的遗产。两列合起来,回到判词。
写到这里,想说得人性一点。
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看见了一个「我们」怎样吞掉了一个国家。一个说话吃力的孩子,从嘴逃到了纸上,在写下来的理由里找到了安全。一个学生,看着老师卡在「理性烂到了根」的死结里,想给理性找一块不会再烂的地。
这块地要不烂,就不能长;不能长,就只能是先在的;先在的,就是两把一样的椅子。
他不是没看见碰撞。他比谁都看见了:他一辈子都在碰撞里。他只是太清楚,在他那片土里,碰撞曾经变成过什么。所以他宁可在桌边把劲拿掉,宁可停在半路,也不冒险让一个可能吞人的「我们」长出来。
那片土里,长不出另一种看见。这不是笨,是被历史烫过。
带走那块砖:坐下来,说真话,给理由,让对方能回嘴。
带走两道护栏:四项要求,桌上的规矩。碰撞的时候,靠它们不滑向压。
带走两本账:「他同意」和「他服从」,分开记。
带走他那几处诚实:公开改自己的书,承认自己的词用重了,承认理性在苦难面前没有话。
带走他最早的那个看见:讲理的场子,是长出来的,有生日。
留下两把一样的椅子:人不是先坐好的,是在碰撞里长出来的。
留下那张筛子:被筛掉的委屈、身体、这个家想怎样过,是长「我们」的材料。
留下封口的约:对不对,也是一次有日期的结算,可以按写明的办法去改。
留下那架刻度先画好的梯子:升级在当场,方向不先定。
留下那个只有我和你、没有我们的世界。
他走的那一年,会说话的机器已经进了千家万户。
他那四项要求,在今天比他在世时更要紧:没有它们,我们连一段伪造的视频、一篇机器写的文章出了什么问题都说不清。
他那两把椅子,在今天第一次露出了条件:桌边多了一个说话者,它不真心,也不是工具。本书的回答是:把椅子拿掉,看这一对跳出了什么,谁为它签字。
这本书自己,就是这样一支舞跳出来的。
第 7 章留过一个读法,标了待验:他活到九十六岁,也许和他身上的张力「没有搬家」有关。
写完全书,这一条仍然只能留在待验里。本书的材料,说明不了一个人的寿命;能说明的只是:他的火气,都在报纸上、书里、一场场公开的论战里走完了。要让这一条真正站住或撤回,得像第 7 章写的那样,拿同一时代、条件相近的一批人去比。本书不替它下结论。
他的共同,是一块干净的玻璃:很亮,很硬,一碰就碎。
长久的「我们」,是一根有节的竹子:歪歪扭扭,带着疤,台风过后还在。每一个节,都是一次碰撞留下的。
四个案例,从小到大,证明的是同一件事。
两兄弟:第一次坐下来,都说「我们都希望妈好」,这是第一块砖。后来吵崩、冷战、母亲摔倒,是碰撞。白天日间照料、晚上接回家,是长出来的。
两个信徒:婚前说「都是叫人向善」,这是第一块砖。婆婆的葬礼吵了三天,是碰撞。先诵经、后追思,她读一段经文、他上一炷香,是长出来的。
一家工厂:两边的工程师各自对着词典翻译对方的说法,这是第一块砖。吵了半年,一起熬过一次返工,是碰撞。写进规程的那套新做法,是长出来的。
一种文明:格义,是第一块砖。几百年的争论,是碰撞。禅宗,是长出来的。
四个案例里,没有一个是在第一张桌子上谈成的;也没有一个,少得了那第一张桌子。
一块砖:坐下来,说真话,给理由,让对方能回嘴。
两道护栏:四项要求;桌上的规矩。
两本账:「他同意」「他服从」,分开记。
两个问题:这个「我们」,许不许人说不?会不会被里面的人改写?
三块地:理上通了吗?心里过得去吗?手上做了吗?
三阶:入门,碰撞,涌现。
四种结算:一致,暂停,换题,开出一条新路。
一句判词:他铺好了我和你之间的第一块砖,却以为那就是整座房子。
读到这里的你:
这本书拆了一位很了不起的人。拆的时候,它也一直在说他的好:他那块砖,他那两道护栏,他那几处诚实。
如果你读完,只记得一句「讲道理没用」,那这本书就写坏了。
这本书想让你记住的是:讲道理是第一块砖,不能少;可一个家、一个团队、一段友谊,不是在第一块砖上就盖好了的。要允许碰,要护着碰,要在碰完以后回头看看,你们之间长出了什么。
下一次你和一个人吵完,第二天早上,试着先说一句话。
何川和叶青结婚第十年。
那天晚上,他们的孩子带了一个同学回家吃饭。饭桌上,同学说起自己家里的事:爸妈吵架,一吵就是好几天不说话。孩子想了想,说:「我们家不这样。我爸妈吵完,第二天早饭,总有一个人先说『昨天我说重了』。」
何川和叶青对看了一眼,没说话。
那条家规,是第一年那三十多次吵、一只摔碎的碗、三天的娘家,长出来的。结婚前那一晚在小饭馆里谈好的那些,一条也没剩下原样;可那一晚,是第一块砖。
他铺好了我和你之间的第一块砖,却以为那就是整座房子;长久的,是碰撞里长出来的「我们的理性」。
本书目共一百五十种,分六类。凡正文转述其大意者,都在这里。哈贝马斯本人的著作按首次出版年份排列,括号里是德文原名;中译名取通行译法。
| 年份 | 事 |
|---|---|
| 1929 | 6 月 18 日生于杜塞尔多夫,在古默斯巴赫长大;生来腭裂 |
| 童年 | 两次手术;说话吃力,被同学取笑 |
| 1933 | 父亲加入纳粹党 |
| 1939 | 十岁,进希特勒青年团的少年组织 |
| 1945 | 战争结束,十五岁;此后一两年,从审判和纪录片里知道了营地里的事 |
| 1949—1954 | 先后在哥廷根、苏黎世、波恩读哲学、历史、心理学等 |
| 1953 | 在《法兰克福汇报》点名质问海德格尔 |
| 1954 | 以谢林研究获博士学位;此后约两年做自由撰稿记者 |
| 1955 | 与乌特·韦瑟尔赫夫特结婚 |
| 1956 | 进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任阿多诺助手 |
| 1961 | 在马堡通过教授资格;应伽达默尔等之邀任教海德堡 |
| 1962 |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出版 |
| 1964 | 回法兰克福,接任哲学与社会学教席 |
| 1967 | 在一次会上批评学生运动激进派,用词过重,后自承 |
| 1968 | 《认识与兴趣》出版 |
| 1971 | 与卢曼合著出版;赴施塔恩贝格,主持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至 1981) |
| 1981 | 《交往行为理论》出版 |
| 1983 | 回法兰克福大学任教,至九十年代退休 |
| 1985 |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出版 |
| 1986 | 历史学家之争 |
| 1990 |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新版序言,修正旧说 |
| 1992 |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出版 |
| 1995 | 与罗尔斯在《哲学杂志》交锋 |
| 2001 | 春季访问中国〔待核〕;获德国书业和平奖,演讲《信仰与知识》 |
| 2003 | 与德里达联名发文,谈战后的欧洲 |
| 2004 | 获京都奖;与拉青格公开对谈 |
| 2019 | 九十岁,出版《这也是一部哲学史》两卷 |
| 2022 | 出版《公共领域新的结构转型与商议政治》 |
| 2023 | 女儿去世 |
| 2025 | 妻子乌特去世 |
| 2026 | 3 月 14 日在施塔恩贝格去世,享年九十六岁 |
人生 SDE 序列(详见第 7 章)
| 时段 | 土 | 那一步的不同 | 显露出的样子 |
|---|---|---|---|
| 1929—1945 | 心照不宣的小城与家;一个人人守着同一个「我们」的国家 | 腭裂、手术、被笑;进少年组织 | 一个依赖被听懂、退向文字的孩子 |
| 1945—1953 | 废墟与沉默的大人 | 审判、纪录片;1953 年那篇文章 | 对「不说」和吞人的「我们」刻骨的警觉;一个敢在报上开口的人 |
| 1956—1964 | 研究所里的戒心 | 被挡在门外,出走马堡 | 第一本书 |
| 1964—1981 | 教席、学潮、一场接一场的论战 | 和伽达默尔、波普尔一派、学生、卢曼吵 | 《交往行为理论》 |
| 1981—1994 | 联邦德国的成熟,欧洲 | 历史学家之争;和福柯、德里达、罗蒂吵 | 德国最有公共分量的知识分子 |
| 1994—2026 | 湖边,机器开口的时代 | 和拉青格对谈,和德里达和解,丧女、丧妻 | 一部信仰与知识的大书;一个承认理性在苦难面前说不上话的老人 |
一生是一条标准的发生序列;学说却给两把一样的椅子,定了先在的位子。
每个词四栏:原文,中文,大白话,本书的看法。
| 原文 | 中文 | 大白话 | 本书的看法 |
|---|---|---|---|
| kommunikatives Handeln | 交往行动 | 为了互相理解而说话 | 理性在两个人中间,对;可两个人先坐好了 |
| strategisches Handeln | 策略行动 | 把人当成办事的手段 | 两本账里的「他服从」 |
| kommunikative Vernunft | 交往理性 | 两个人之间讲理的那种理性 | 第一块砖;「我和你」的同一,不是「我们」的理性 |
| Geltungsansprüche | 有效性要求 | 开口即签约的四件事 | 好的判错条款;不是开口前就签好的 |
| Verständlichkeit | 可理解性 | 说得让人听懂 | 在机器面前满分 |
| Wahrheit | 真实性 | 说的是真的 | 世界不说话,可它判 |
| Wahrhaftigkeit | 真诚性 | 说的是自己信的 | 在机器面前悬空,挪到「谁签字」上 |
| Richtigkeit | 正当性 | 有资格这么说 | 资格是磨出来的,可按条款改 |
| ideale Sprechsituation | 理想言谈情境 | 一张够不着的圆桌 | 一把好尺子,一道好护栏;一张没有劲的桌子 |
| Diskurs | 商谈 | 有人问「凭什么」时转进去的讲理 | 只收理由之间的碰撞 |
| Diskursprinzip | 商谈原则 | 规矩要所有受影响的人都能同意 | 筛子的第一层 |
| Universalisierungsgrundsatz | 普遍化原则 | 人人遵守的后果人人能接受 | 康德那把椅子搬到了人群里 |
| Lebenswelt | 生活世界 | 日子底下不用说出来的那片东西 | 最接近本系列的土;被他退成了背景 |
| System | 系统 | 靠钱、靠权转的两台机器 | 也是从说话里长出来的 |
| Kolonialisierung | 殖民 | 钱和权占了靠说话过日子的地 | 叫得回来是缠,叫不回来是殖民 |
| Öffentlichkeit | 公共领域 | 进门不论身份、就事论事的场子 | 有生日;门口要写名单;好几个场子相碰才长大 |
| Refeudalisierung | 再封建化 | 读者变成观众 | 用咖啡馆一把尺子量 |
| deliberative Demokratie | 商议民主 | 投票之前那一段决定这张票值多少 | 好;门口要点名 |
| Verfassungspatriotismus | 宪法爱国主义 | 认一部宪法,不认血与土 | 撑着宪法的,仍是一片碰出来的土 |
| performativer Selbstwiderspruch | 施为矛盾 | 一开口反驳,就先用上了对方的前提 | 有无死法的倾向(待验) |
| schwache Transzendentalität | 弱的先验 | 学出来的,但学成了就绕不开 | 封约 |
| nachmetaphysisches Denken | 后形而上学思想 | 不再靠上帝、自然法担保 | 他解开那个母结的时代背景 |
| objektive / soziale / subjektive Welt | 客观、社会、主观世界 | 事实、规矩、心里话 | 想法那块地上的三个房间,不是三块地 |
| Lernprozesse | 学习过程 | 人和社会一级级长 | 一架刻度先画好的梯子 |
| Versprachlichung des Sakralen | 神圣的语言化 | 捆人的力量从仪式搬到理由 | 约束力其实一直在土里 |
| verallgemeinerter Anderer(米德) | 普遍化的他者 | 心里那个「任何人」 | 长的过程真,长成以后又回到一把同样的椅子 |
以下都是大意转述,不是原文引语;每句后面,配一句本书的补语。
| 他说 | 本书说 | |
|---|---|---|
| 判词 | 两个讲理的人,心平气和,谈到一致 | 那是第一块砖;长久的,是碰撞里长出来的「我们的理性」 |
| 判决一 | 理性在两个同一的讲理者之间 | 两把一样的椅子(童年之后摆好);长不出「我们」 |
| 判决二 | 只有更好的理由起作用 | 保留了理由之间的碰撞,筛掉了想法那块地以外的张力 |
| 判决三 | 规矩捆住人,靠的是理由 | 捆住人的是土;张力搬去了心里和手上 |
| 判决四 | 讲理的前提学成了就绕不开 | 封约;梯子刻度先定;同一层,难得、短命、易碎 |
| 判决五 | 力气不够找法律,苦难面前找宗教 | 难处退场;手上和心里本身能长出力气和话 |
| 收回动作 | —— | 两把一样的椅子:康德的一把椅子复制成两把 |
| 保底 | —— | 人都在场、口都能开、讲理已长成、世界不催、土相近:五条件下一点不差 |
| 死法 | —— | 主封顶死,次回写死;会死的活体系 |
一,他是和稀泥的人。 不是。他是二十世纪最硬的争论者之一(第 4、6 章)。
二,他讲的是说话的礼貌和技巧。 不是。那四项要求是判错的条款,查的是谁在骗、谁在压(第 23 章)。
三,他主张凡事投票。 正相反。他说决定一张票值多少的,是投票之前那一段(第 39 章)。
四,他认为现实里有理想的言谈情境。 没有。他说那是一把尺子(第 24 章)。
五,他反对市场和官僚制度。 不反对。他要的是守边界(第 38 章)。
六,他不知道人会受伤、会有情绪。 他从小就知道(第 2 章);只是他的桌子把这些筛到了桌外(第 25 章)。
七,他反宗教。 不。他晚年认真地向宗教借语言,主张信与不信互相学习(第 41 章)。
八,他讲的「共识」就是大家都同意同一个结论。 比这更严:他要理由和底子也对上(第 26 章)。
九,他的交往理性和本书说的「我们的理性」是一回事。 不是。他的是「我和你」的同一,本书说的是碰撞里长出来的第三样(第 22 章)。
十,本书说他错了,所以他没用。 不是。他的交往理性是第一块砖、两道护栏,本书一块不扔(第 48 章)。
「占位者」,是早就在本书某条命题附近站着的人。本系列的规矩:一一列出,写明他们各占了什么,本书承认什么,分界在哪里,什么情况下本书让出。
墨菲(竞争式多元主义)
卢曼(系统论)
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
本哈比(具体的他者)
杨(交流与他者)
哈贝马斯自己的「我们视角」
塞尔、吉尔伯特、图奥梅拉(集体意向与「我们式」);团队推理
麦金太尔(传统构成的理性)
泰勒(承认的政治)
查克拉巴蒂(将欧洲地方化)
一,第 28 章。收窄前:他的三个世界,大致对上本系列的三块地。收窄后:他的三个世界,都是想法那块地上的三个房间;与三块地相近的,是他的生活世界。
二,第 44 章,判决一措辞。补充:两把一样的椅子,是在童年之后摆好的。
三,第 44 章,判决二右列。收窄前:他把张力筛掉。收窄后:他保留了理由之间的碰撞,筛掉的是想法那块地以外的张力。
四,第 21 章之二。收窄前:他书里的「我们」只有两种,都不是一个新长出来的「我们」。收窄后:他书里的「我们」有三种(心里一样的一份、所有「我」的总和、商谈中交织浮现的「我们视角」);三种都不是在碰撞里长出来、会改写成员的那一种。
另,判决四右列补一句:他写出了一部碰撞的历史,却仍用交集去规定今天的谈话。
一,第 2、31 章:他后来的那张桌子,很像一页写好的纸;他身上的张力,是从手上和心里搬进想法那块地的。
二,第 1、20 章:他逃出了一种先在的共同(民族的),走进了另一种(理性的)。
三,第 7 章、结语:他的长寿,与张力「没有搬家」有关。
四,第 14 章:今天的吵、骂、站队里,有一部分是新的场子在长。
五,第 18 章:他走到「理性在两个人中间」这一步,与那张嘴有关。
六,第 29、38 章:有一部分殖民,是生活世界自己让出去的;系统是被赶出去的张力的住处。
七,第 33、49 章:施为矛盾论证有无死法的倾向。
八,第 34、42 章:回避冲突型夫妻的长久靠厚土与不换题;普遍性越高,指导力越弱。
一,若在他的著作里,找到他稳定地把讲理的人写成在当场这一场谈话里长成、并长出一个有自己理性的「我们」,判决一收窄。
二,若在同样的事、同样的人群里,心平气和谈成的一致比碰撞后长出的共同性更持久、守得更牢,第四、五条命题收窄。
三,若在他的著作里,找到交往理性自己面向手上和心里的难处给出的指导,而不交给法律、治疗或宗教,第六条命题收窄。
四,第 50 章给本书自己写下的三条死法,同样适用于全书。
已核: 生卒年月与去世地点;父亲任当地工商会主事、1933 年入党;十岁进少年组织;祖父任古默斯巴赫新教神学院院长;腭裂与童年两次手术;1953 年质问海德格尔一文;1955 年结婚、妻子 2025 年去世、女儿 2023 年去世;2019 年、2022 年两书;第 110、115 号专著书名。
待核(统稿时逐条补出处):
书中凡带引号的他的话,一律是大意转述;凡拿不准的,只写书名,不编页码。
| 本系列哪一卷 | 那一卷怎么判他(或判了什么) | 本书在哪一章接住 |
|---|---|---|
| 《130 年》卷第 30 章 | 给「路」立了一套规矩;停下三处 | 第 23、24、27 章接住规矩;第 15、54 章接住停下的三处 |
| 福柯卷第 54 章 | 讲理的条件写得细,不大问谁进不了门 | 第 15、39、51 章 |
| 罗蒂卷第 35 章 | 判官仍在桌边的人身上;三个世界「有几分像」 | 第 28 章加深,第 50 章分界 |
| 康德卷 | 焊死了做现象的那台机器;共通感是三号位第一次露面;器具可消 | 第 8、20、49 章:那台机器从头脑搬进了语言 |
| 黑格尔卷 | 二维碰撞机,土焊死并兼任裁判 | 第 9、12、45 章 |
| 胡塞尔卷 | 坐在正中、不许被改写的「看的人」 | 第 10 章:变成了桌边的两个 |
| 伽达默尔卷 | 三块地收进语言一块,只许走向融合 | 第 6、28、50 章:他在语言里分出了三个房间 |
| 马哲卷、秋金讲费尔巴哈卷 | 两个先验加一座桥 | 第 19、46 章:桥叫「说」 |
| 亚里士多德卷 | 倒装;实现是发生的极限情形 | 第 46、48 章:同构,同一种保底 |
| 波普尔卷 | 只开死亡证明,不开出生证明 | 第 27 章:只开不合格证明,不开出生证明 |
| 萨特卷 | 拆对了先在者,连土一起拆了 | 第 21 章(他的「我们」),第 50 章(卢曼) |
| 奎因卷 | 四条件下的极限情形 | 第 48 章:五条件下的极限情形 |
| 荣格卷 | 先定的终点 | 第 34 章:刻度先画好的梯子 |
| 帕斯卡卷 | 封顶 | 第 49 章 |
| 海德格尔卷 | 存在即显露;一九三三 | 第 4 章 |
| 尼采卷 | 没有回写的圈 | 第 34 章:同一层不升级 |
| 第 110、115 号专著 | 主体性是三号位;复合主体;双人舞 | 第 22、54、55 章 |
本书对前卷,接着判,不改判;唯一的公开收窄,是第 28 章对「三个世界」的一处,罗蒂卷原判「有几分像」,本书是加深。
第一编
第 1 章 一个人人都不开口的地方,养出了一个一辈子要人开口的人,也养出了他对「我们」的戒心。
第 2 章 被听懂是一张入场券;一张好桌子,还要认得出那些不像理由的理由。
第 3 章 他十五岁看见了一个吞人的「我们」,从此提防一切「我们」。
第 4 章 他一生最有力量的一次开口,是一次碰撞,不是一次商量。
第 5 章 他的第一本书,是被挡在门外以后,在另一片土里长出来的。
第 6 章 他一辈子最会吵架;他的理论里,没有给吵留位置。
第 7 章 一个被碰撞造出来的人,设计了一张没有碰撞的桌子。
第二编
第 8 章 康德的椅子让人人平等,也让人以为人人一样。
第 9 章 黑格尔的「我们」越长越大,最后把人收了进去。
第 10 章 康德和黑格尔都站在「主体先在」上,这块地经四棒传到了他的桌边。
第 11 章 他想一次解掉「不靠压,规矩从哪里来」;规矩是在那股劲一次次走完的地方长出来的。
第 12 章 两个一样的人放在一起,还是两个;他停在了半路。
第三编
第 13 章 一个讲理的场子是长出来的;他年轻时看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一点。
第 14 章 场子会退化;他只用一把咖啡馆的尺子去量。
第 15 章 门口有一张名单;公共领域靠好几个场子相碰长大。
第 16 章 数字时代的毛病,不只是碎,更是太多的一致、太少的碰撞。
第四编
第 17 章 分清说服和摆布;真实的交往里,最常长出的是谁也没想到的第三样。
第 18 章 理性搬到两个人中间,是他离发生学最近的一步。
第 19 章 他的定义里,人在前,谈话在后。
第 20 章 「三观一致」是找到的同一,来自一片共有的土。
第 21 章 他挡住了吞人的「我们」,也挡住了会长的「我们」。
第 21 章之二 他的「我们视角」是交织出来的,本书的「我们」是碰出来、会改写成员的。
第 22 章 「你同意,我也同意」是我和你;「我们家不这样」是我们。
第五编
第 23 章 你说一句话,已经答应了四件事;这四条是护栏,不是开口前签好的约。
第 24 章 理想言谈情境是一把好尺子,也是一张拆了发动机的桌子。
第 25 章 筛掉的,是长「我们」的材料。
第 26 章 交集越求越薄,缠结越碰越厚。
第 27 章 他给共识开不合格证明,不给共同性开出生证明。
第六编
第 28 章 他的三个世界,是想法那块地上的三个房间。
第 29 章 他看见了日子底下的土,又让它退到了桌子底下。
第 30 章 捆住人的是土,不是理由。
第 31 章 谈平的张力,搬去了心里和手上。
第 32 章 理上、心里、手上,三块地都通,一个「我们」才站得住。
第七编
第 33 章 他给约写了出生史,却在长成那一刻封了口。
第 34 章 他的升级是一架刻度先画好的梯子;长久的「我们」是当场升上去的。
第 35 章 他的共同是一块玻璃;长久的「我们」是一根有节的竹子。
第 36 章 格义是第一块砖;停在那里,两边都被削薄。
第 37 章 禅宗是几百年碰出来的「我们的理性」。
第八编
第 38 章 叫得回来是缠,叫不回来是殖民。
第 39 章 被管的人也是写规矩的人;门口要点名。
第 40 章 道德力气不够要法律补;手上和心里本身能长出力气。
第 41 章 他晚年承认,世俗的道理在苦难面前说不上话。
第 42 章 一份全世界签过字的宣言,指导不了一场家里的葬礼。
第 43 章 想法那块地上长寿,难处退场。
第九编
第 44 章 判词挨过五位辩护人的打,收窄两处,站住了。
第 45 章 三个方程:第一式偏瘦,第二式缺顶层,第三式在谈话里被拒。
第 46 章 八道痕,一个根:同一性先在。
第 47 章 十八处看见,一处不扔。
第 48 章 五条件下的极限情形:一块砖,两道护栏。
第 49 章 主死于封顶,次死于回写,却是一个会死的活体系。
第 50 章 与墨菲、卢曼、霍耐特分界;给本书自己写三条死法。
第十编
第 51 章 卢曼、福柯、利奥塔,各撬走一只盖子,各在别处焊上一样东西。
第 52 章 六只盖子,六种不服,没有一种是杂音。
第 53 章 他的书进了中国,第一步是格义。
第十一编
第 54 章 把两把椅子拿掉,看人和机器这一对跳出了什么、谁签字。
第 55 章 一个人身上不止一个我;悔改是最深的一次我与我的交往。
第十二编
第 56 章 孩子是在一次次和你碰、长出「我们家」的规矩里长大的。
第 57 章 身体不说话,可它判。
第 58 章 一个团队,是一起扛过事、吵过架以后长出来的「我们队」。
周一 两本账。 记下今天你让别人照你的意思做的每一次,是「他同意」,还是「他服从」。
周二 四项要求。 挑今天一场让你不舒服的谈话,拿四条量一量:谁没听懂,谁说的不是真的,谁说的不是自己信的,谁拿了不该有的资格。
周三 门口的名单。 下一次商量事之前,先问:这件事受影响最大的人,在不在这张桌子边?
周四 三块地查账。 把一件你最近「谈通了」的事,拿三块地查一遍:理上通了吗?心里过得去吗?手上做了吗?
周五 一次小碰。 找一件你攒着没说的小意见,找合适的人,说一句具体的;说完,约好什么时候再接着谈。
周六 三个我。 拿一张纸,写下你的三个我,对一件眼下的事各怎么说。看看能不能长出第四栏。
周日 给「我们」起名字。 找一样你们家、你们组里碰出来的规矩或说法,给它起一个名字,讲给一个新来的人听。
一,你心里有没有那张「坐下来好好谈就好了」的桌子?它在你的哪一段关系里最灵,在哪一段里最不灵?
二,第 3 章说有两种「我们」。你参与过的「我们」里,哪一个许人说「不」、会被里面的人改写?哪一个不许?
三,「三观一致」和「我们磨出来了」,你更相信哪一个?为什么?
四,第 25 章那张筛子,筛掉了身份、情绪、好日子、利益和身体。你觉得哪一样最不该被筛掉?
五,你经历过一次「理上说服了,心里不服」吗?后来那股劲去了哪里?
六,玻璃与竹子:你身边有没有一段关系,是竹子?它的第一个「节」是在哪一次碰撞里长出来的?
七,格义与禅宗:你有没有在一个新环境里,从「翻译旧词」走到「长出新做法」的经历?
八,你和手机里的那个说话者之间,是一支双人舞,还是一面只会点头的镜子?怎么分辨?
九,本书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第一块砖」。你同意吗?你会怎样替他辩护?
十,本书给自己写了三条死法。你觉得哪一条最可能先应验?
这本书的判词,改过三次。
最早的一句,说他把讲理的那张约,当成了开口前就签好的。写到一半,王德生博士追问了一句:约本身就是发生出来的,哈贝马斯自己怎么说?一查才发现,他给这张约写过三层出生史;于是判词公开收窄,他的动作也从「预签」改名为「封约」。
再往下,王德生博士说出了那一刀:他的交往理性,是两个先验的主体来进行理念的发生,而不是在理念的发生里面,发生两个主体。判词又改了一次,动作改名为「先入座」,后来又改成「两把一样的椅子」。
最后,他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理性互动的开始,是入门砖;然后要经过碰撞,涌现出「我们的理性」,才长久。判词定成了今天这一句。
八条承重命题,就是在这样一轮轮的讨论里,一条一条长出来的:他想解决的矛盾是什么;张力被拿掉以后去了哪里;他的三个世界和本系列的三块地是不是一回事;他找的是不是只是两个人的共同点;为什么这样的共同难得、短命、易碎;同一层和升一层有什么分别;两个信徒能不能靠理念上的交集过日子;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是不是最典型的碰撞;他是不是想从康德走到黑格尔。
有几处,本书起初说宽了,是在讨论里被顶回来的。「三个世界大致对上三块地」,就是这样被收窄的。
所以这本书自己,就是它要讲的那件事:第一块砖,是一份提纲;那之后,是一次次的碰撞;长出来的,是一部谁一开始也没想到的书。
本书署名王德生。按本书第十一编的说法,这个名字,已经指向一个和机器一起写作的主体。
复合主体注释: 本书的判断、口径与八条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博士口述给出;全书的阅读预备、提纲与正文,由 Anthropic 公司的 AI「Claude」在他的指令下协作写成,并经他逐批审定。书里凡是本书自己的解释而非哈贝马斯的原话,都标了「待验」;凡是拿不准的事实,都列进了附录庚的待核清单。
按哈贝马斯的桌子,这样写成的书放不进去:那台机器不真心,也不是一件工具。按本书的说法,真诚挪到了签字上:书里说错了的地方,由署名的人承担,也欢迎读者按附录庚的推翻条件来查。
哈贝马斯在 2026 年 3 月 14 日去世。本书写于同年秋天。
一个思想家活着的时候,人们习惯跟着他走;他走了,才有人回头看他那条路是怎么铺的。本书是回头看的一次。
要是他读到这本书,大概会反驳。他会说:你说我把张力拿掉了,可我一辈子都在吵;你说我只有我和你,可我写过一部信仰与知识互相学习两千年的历史;你说我封了约,可我自己就公开改过我的书。
这些反驳,本书在第 44 章已经请他的辩护人说过,有两处认了、收窄了。可要是他真的来反驳,本书最想做的,不是赢,而是和他碰一场,看看能长出什么。
那正是他一辈子在报纸上、在书里、在课堂外面做的事。
这本书还欠着几样东西,写在这里,是给下一版留的账。
一,附录庚那张待核清单,还有十几处事实要一一补出处。
二,书里有八处本书自己的解释,标了「待验」;它们要等更多的材料、更多读者的经验,才能站住或撤回。
三,第十二编那些场景,都是本书根据日子里常见的样子写的。真正的检验,是读者拿去用:哪一条管用,哪一条不管用,哪一条用了以后,长出了本书没想到的东西。
四,本书给自己写了三条死法。它们会不会应验,要看以后。
欠账写出来,才会有人来讨;有人来讨,这本书才会接着长。
感谢把他的书译成中文的前辈学者们。没有他们几十年的工作,中国的普通读者读不到他,本书也无从拆起。书中凡转述他的地方,大多受惠于这些译本;具体的版本与译者,统稿时在书目里一一补齐。
感谢本系列前面各卷。康德、黑格尔、胡塞尔、伽达默尔、福柯、罗蒂、波普尔、马哲、费尔巴哈这些卷里的判断,是本书站着的土。
感谢读者。一本讲「我们」怎样长出来的书,最后要在读者手里,和读者自己的日子碰一碰,才算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