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一张沙滩上的脸,与 SDE 的解构
王德生 著 · 德麦国际专著第 185 号 · ISBN 979-8-90690-228-3 · 约 26.5 万字
普通人都能懂的
福柯
一个人、一张沙滩上的脸,与 SDE 的解构
王 德 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普通人都能懂的福柯
——一个人、一张沙滩上的脸,与 SDE 的解构
著 者:王德生
出 版: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丛 书:德麦国际专著第 185 号
ISBN 979-8-90690-228-3
定 价:US$32.00
字 数:约 26.5 万字
版 次:2026 年第 1 版
出版地:新加坡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书中所引福柯原话均为意译或转述:专著标书名与部分、章,法兰西公学院讲稿标课程年份与讲次日期,短文与访谈标篇名与年份。
书中关于身体、疾病与照护的章节,只讲理解、习惯与生活,不构成医学建议。
本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作者给出,文字在作者指令下由 AI 协作成稿,并经作者审定。
王德生,SDE(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本体论思想体系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生长于中国农村,1990 年进入湘潭大学。后获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在中国科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包括 Voronoi 图、Delaunay 剖分、质心 Voronoi 剖分与有限元方法。曾任教于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5 年起定居新加坡。
他的思想体系先后经历四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5 年起)、321 智慧系统(2021 年起)、SIO 本体论(2025 年起),以及 SDE 本体论(2026 年起)——从「发现」一路走向「发生」。
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出版多部专著,包括《130 年哲学思想史解读:普通人都能懂》,以及「普通人都能懂的」系列:《普通人都能懂的康德》《普通人都能懂的黑格尔》《普通人都能懂的洛克》《普通人都能懂的萨特》《普通人都能懂的德里达》《普通人都能懂的〈差异与重复〉》等。本书是这一系列里写福柯的一卷。
一九六六年春天,巴黎出了一本厚书,叫《词与物》。
这本书很难读。满篇是十七世纪的博物学、十八世纪的财富分析、十九世纪的语文学,一般读者翻不了几页就要放下。可是那年夏天,它在巴黎卖得像刚出炉的面包。据说第一次印的几千册,几个星期就卖空了;去海边度假的人,也有夹着它上沙滩的。
很多人没有读完,但几乎所有人都记住了它的最后一句。大意是这样的:
「人」是一项晚近的发明,也许正在走向终点。如果让「人」出现的那一套安排,有一天像出现时一样消失了,那么可以打赌,「人」会被抹去,就像海边沙滩上画的一张脸。
你小时候在海边画过脸吗?用一根树枝,画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咧开的嘴。画得很认真。一个浪打上来,脸就糊了;第二个浪退下去,只剩一片湿漉漉的沙。
写下这句话的人,叫米歇尔·福柯。
先把一个误会放下。福柯不是说人类要灭亡,也不是说你我不存在。
他说的是另一件事。我们今天看「人」的方式——把「人」放在一切知识的正中间,他既是那个去认识的人,又是那个被认识的对象——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一个具体的年代,大约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在一套具体的知识安排里,长出来的。
既然是长出来的,就有出生日期。有出生日期的东西,也就可能有退场的一天。
「人」不是一块一直埋在地下、等着被挖出来的化石,是一张在某个年代画在沙上的脸。
这句话,是这本书的起点。
米歇尔·福柯,一九二六年生在法国中西部的普瓦捷,一个外科医生的家里;一九八四年死在巴黎,五十七岁。
他学过哲学,也学过心理学,年轻时在精神病院和监狱里给人做过心理测验。他在瑞典、波兰、德国、突尼斯教过书,晚年常去美国加州的伯克利讲课。他写过疯狂的历史、临床医学的历史、监狱的历史、性的历史。他在法兰西公学院有一个教席,名字是他自己起的,叫「思想体系史」。他也上过街:和朋友们一起,站在监狱门口给探监的家属发问卷。他还在电视上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辩论过「人性」和「正义」。
他的样子也好认:剃得精光的头,高领毛衣,一副细边眼镜,笑起来声音很响。据后来的记载,他在法兰西公学院讲课的那些年,每到星期三,最大的阶梯教室坐不下,走廊里、隔壁的教室里都挤满了人;有人提前一两个小时去占座,讲台上摆满了听众的录音机。
在今天的人文学科里,他长期是被引用最多的作者之一。可是他的影响不只在书架上。「话语」「规训」「权力不只在国王手里」「被看见也是一种被管」——这些说法,已经走进了报纸、课堂和日常的聊天。中文里人人都会说的「话语权」,也有他的一份。
他也一辈子站在争吵里。《词与物》一出来,就惹恼了很多人;萨特说,这本书是资产阶级用来挡住马克思的最后一道墙。(一九六六年的一次访谈,大意)这场争吵,本书第 51 章细讲。
你每天都活在他描写过的东西里:上学的作息表,公司的考勤,体检单上的小箭头,路口的摄像头,班级群里的排名,还有跟着你一辈子的各种表格和档案。你不一定读过他,他却早就读过你的日子。
讲福柯的书很多。讲,是当导游:站在他旁边,替他把话说清楚,读者始终跟着他的逻辑走。讲得再好,他的房子还是他的房子。
这本书是拆。拆是结构工程师的活:爬进墙里,看哪根梁承重,哪根是后来加上的装饰,哪根早就裂了、只是刷了一层漆。
拆福柯,有一点特别:他自己就是一个拆房子的人。「正常」「疯狂」「犯罪」「性」「人」,这些我们以为天经地义的词,他一个一个爬进去,查出了它们的出生日期。他说过,他的书都是一些小小的工具箱,谁愿意打开,拿里面的一句话、一个想法当螺丝刀去用,都行。(一九七四年的一次访谈,大意)
那么,这本书就做一件他大概不会反对的事:打开他的工具箱,拿他自己的螺丝刀,拧一拧他自己的房子。
拆不是推倒,更不是骂。一个思想家越伟大,他的问题被逼得越尖,他的裂缝才越有意义。二流的思想家哪里都软,拆不动。
拆福柯,还有一难。他的书写得很美,很多句子像诗,读者很容易被那股气势带着走,忘了问一句:这是真的吗?在什么条件下是真的?这本书会尽量把他的漂亮句子,翻成一句一句能被检查的大白话。
这套书从头到尾只用一把尺子。
一样东西,是本来就在那里、等着被找到的?还是在某一片土里、沿着某一条路长出来、稳下来,又回头改写那片土的?前一种看法,叫发现学;后一种,叫发生学。
用这把尺子一量,福柯站的位置很特别。这套书写过的哲学家,大多站在发现学那一边,只在某一处亲眼看见了发生,然后用一个动作把它收了回去。福柯不一样。他几乎一辈子都在查出生证:疯狂有出生日期,医生看病人的方式有出生日期,监狱有出生日期,「人」也有出生日期。在这把尺子上,他离发生学最近,近到有时候分不清哪一边是他、哪一边是发生学。
他的方法有一个名字,叫谱系学。谱系学不问一样东西「本来是什么」,只问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来历在哪里,它是在哪一场争斗、哪一次安排里冒出头来的。这几乎就是发生学的问法。
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先举五样,后面各编一样一样细讲。
他看见,今天许多被叫作「病」的样子,在几百年前并不都这样叫;「疯」这个格子,是在某一个年代,和穷人、懒汉一起,被一道命令划出来的。
他看见,医生怎样看病人,不是天生的本事,是在医院这片土里,一代一代练出来的一双眼睛。
他看见,监狱不只是关人的地方,它还在造一种人,叫「犯罪者」;学校的考试不只是在量一个孩子,它还在把孩子做成一份可以排名、可以存档的材料。
他看见,被看的人会自己接过看的活:没人看着,你也坐得笔直。
他看见,一个人可以对自己动手:写日记,给朋友写信,每天睡前把这一天过一遍,把自己的生活,当成一件慢慢做的作品。
这些看见,每一样都够一个普通人想很久。
那为什么还要拆他?
因为离得最近的地方,最看得清最后那一步差在哪里。
这里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一个类比,给福柯定一个位置。
那段历程走过四站。
第一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5 年 7 月—2021 年初):从对比、变化、分布三个视角看知识,本体仍是现成的人、事、物——这是发现学的知识论。
第二站,321 智慧系统(2021 年 7 月—2025 年 7 月,前有半年酝酿):智慧=(存在,矛盾,视角),借尼采的视角论,回答「同一个存在,为什么不同的人看出不同的对比、变化、分布」。走到尽头,王德生博士判定,这条答案听起来很对,其实是错的。它撞上了一个巨大的亏空。写成式子:现象的特征=知识=F(主体,客体,互动)。式子不假,可这份知识到底归谁?亏空有两处:一处是「客体究竟是什么」;另一处更深——主体和客体,真的先于互动就在那里吗?
第三站,SIO 本体论(2025 年 7 月—2026 年 1 月):把客体、互动、主体排进同一张表,各安一个号位,拆掉主客之间那面墙。
第四站,SDE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起):从「东西怎样发生出来」出发——在土里,经过路,长成形状。
福柯站在哪里?
他站在第二站的尽头,一只脚已经跨到了第三站的门口。
那两处亏空,他都动了手。对象不是先在的:疯狂、疾病、犯罪、性,都是在一套做法里被做出来的。主体也不是先在的:最近几十年,哲学开始把主体打碎,福柯是打得最硬的一个。他把「主体」从那道式子的自变量里拿了出来,改成话语里的一个「位置」——谁在说话,不要紧;要紧的是,这句话给说话的人留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正是第三站「给主体安一个号位」的先声。
可是第四站还有一步。那个位置不是一个空格,是一场发生在三号位的显影;显影之后,那个被显出来的「我」,还会回头改写造它的土和路。福柯在这一步前停下了。
所以,福柯和发生学之间,是认亲,也是分家。认亲,认在两家都不要「起源」,都说主体不是起点;分家,分在回写。
这把梯子,也可以拿来量读者自己。多数人平常站在第一站:人是人,物是物,知识就是关于它们的知识。读完这本书,希望你至少能走到第三站的门口,看见「我」也是长出来的;再往前一步,看见长出来的「我」,会回头改写那片把自己长出来的土。
一整本书,要压成一句话。本书给福柯的判词是:
他看见了「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却只许潮水来画、来抹,不许这张脸回头改一改沙滩。
这句话要用一整本书来兑现。这里先把它的三层意思摆出来。
六十年代的福柯,写的是潮水。一个时代的知识安排,像潮水一样,把「人」画了出来,也会把它抹掉。
七十年代的福柯,潮水换成了无数只手。学校、医院、兵营、工厂、监狱里的一张张作息表和考卷,一笔一笔,把人画成某种样子。被画的人还学会了自己动手——可是只准照着画好的线描。
八十年代,最后四年,他递给这张脸一根树枝:人可以对自己动手,把自己的生活做成一件作品。可是这根树枝,只画在沙滩的一角。
这句判词,不是凭空来的。本系列的一百三十年卷已经给福柯写过一章,说他改判了「正常」,说他的土最满、最硬,说他写的回写最狠:被造的人自己接过了那支笔。本系列的萨特卷也说过一句:他打碎了先在的主体,写出了主体的历史发生,可他把土多写成了规训,托举与回写写得少。本书不改前面两卷的判断,只往前再推一步:接过笔之后,那支笔只准描红。
判词要能被推翻,才配站在全书的第一页。推翻它的办法,也先写在这里:如果能在他最后几年的文字里找到一处,他明写被造出来的人回头改写了造他的那套安排,而且把这写成一种常规的机制,而不只是个人的风格或一时的反抗,那么判词的后半句就错了,要改成「……直到最后四年,才递给它一根树枝」。本书自认最危险的反证,在他一九八四年一月的一次访谈里。第 49 章专门去查。
潮水真的来了。
福柯写下「人会被抹去」的时候,那是一句预言。将近六十年后,会说话的机器来了。它写文章,改作文,出主意,陪人聊天。它不知道「人」是什么,它学的,是什么样的话在什么时候能被说出来——这几乎就是福柯当年研究「话语」时问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的是这句话,而不是别的话。
福柯写过一座塔。塔里的人看得见每一间囚室,囚室里的人看不见塔里有没有人;于是,每个人都自己看住自己。今天的塔,已经不看你了。它换了一种做法:替你把选项排好。你刷到什么,买到什么,读到什么,是它先排的;你以为是自己挑的。
问题变得很具体:一篇文章,是谁写的?一个判断,是谁做的?孩子的一份作业,医生的一张诊断,公司的一份报告,笔在谁手里?
福柯还写过一篇短文,问了一个看起来很怪的问题:一本书封面上印的那个名字,到底是什么?今天,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怪了。一篇文章,可能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一起写的;一份报告,可能是十个人和三个软件一起改出来的。封面上的名字,越来越像一个需要被查一查来历的东西。
「谁在执笔」,这个福柯问了一辈子的问题,第一次成了每一个普通人每天都要回答的问题。
所以,现在读福柯,正是时候;现在拆福柯,也正是时候。他问对了问题,却在答案里少走了一步。那一步,今天每个人都要自己走。
福柯说过,他写历史,不是为了回到过去,是为了看清现在;他管这叫「为现在写历史」。(《规训与惩罚》第一部分第一章,大意)本书也一样:拆一个一九八四年去世的人,是为了看清二〇二六年的我们,笔在谁的手里。
福柯的书难读,他的问题却一点都不难。菜市场里的人也在问:
孩子上课坐不住,为什么要去医院开一张证明?体检单上一个向上的小箭头,为什么能让人一夜睡不着?公司为什么要打卡,打卡的那一刻,你为什么会觉得有人在看着你,其实并没有人?「正常」两个字,凭什么这么重?
还有:孩子的成绩为什么一定要排名,排名为什么一定要发到家长群里?一个老人住进养老院,为什么几点吃饭、几点睡觉、几点洗澡,都被安排好了,他自己却没有一张可以改的表?一个外卖骑手,为什么越跑越快,还是总在超时的边上?
这些问题,福柯都问过,而且问得比谁都细。这本书写给三种人:没读过他的人;读过、只记住了「规训」「话语」两个词的人;被他改变过,却从来没有真正读懂过他的人。这本书要做的,是把他的问题还给问这些问题的人;再把拆开以后的他,放回教孩子、看病、做事的日子里。
这是「普通人都能懂」系列里写福柯的一卷。前面各卷拆过的哲学家里,有他的出题人和老师(康德,黑格尔),有他的对手(萨特,德里达),有他的同代人和朋友(德勒兹),也有他一辈子反复回去对话的前人(柏拉图,笛卡尔)。读过那几卷的读者,会在这本书里一次一次碰到老朋友;没读过的,也不妨碍,每次碰到,书里都会停下来交代一句。
除此之外,还有三件事,写在前面。
第一,拆福柯,是因为敬重福柯。一个人用一辈子,把我们以为天生如此的东西,一样一样查出了出生日期,这是了不起的工作。本书每一处说他「收回」之前,都会先把他「看见」的写足。
第二,这本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作者给出;文字在作者的指令下由 AI 协作成稿,并经作者审定。一本问「谁在执笔」的书,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笔在谁手里,本来就是分内的事。这也是人和工具之间的一次回写,不必藏。
第三,福柯在《知识考古学》的开头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别问我是谁,也别要我一直保持原样;那是户籍登记处的道德,它管着我们的证件。
本书不问他是谁,也不要他保持原样。本书只问一件事:他手里的那支笔,停在了哪里。
这本书很厚,结论只有一句,前言已经说过:
他看见了「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却只许潮水来画、来抹,不许这张脸回头改一改沙滩。
这一句,拆开是五条判决。每条判决分两列:左边是他打开了什么,右边是他又关上了什么。左列,是他留给发生学的遗产;右列,是他留在发现学里的遗产。两列合起来,回到判词。
| 判决 | 他打开了什么 | 他又关上了什么 | 主场 |
|---|---|---|---|
| 一 看的人也有出生日期 | 不只给被看的东西查出身,也给「看」本身查出身 | 给「被看的」留了一个出生之前的原样;时代与时代之间只有断层,没有路 | 第三、四编 |
| 二 没有生日的权力 | 权力不在谁手里,在关系里,而且会造 | 每一种权力都有生日,「权力」本身没有;土里的几股劲被收成了一股 | 第五、六编 |
| 三 只准描红的笔 | 被造的人自己接过了笔,接着造 | 这支笔只准把同一张字帖描得更工整,不准改字帖 | 第五编 |
| 四 最后四年的树枝 | 人能对自己动手,把生活做成作品;美从权力里被抢了出来 | 树枝只画在沙滩一角:只管自己,不留记录,不回写到制度 | 第七编 |
| 五 只开诊断书 | 给了普通人一把刀:这条线是谁、何时、为何画的 | 拒绝一切「应当」,分不出哪一种权力该反对、哪一种必要 | 第八编 |
判决一,看的人也有出生日期。这是他的头一功。以前的哲学家,查的多是「被看的东西」本来是什么;福柯连「看」本身也查了出身:医生怎样看病人,一个时代能想到什么、想不到什么,「人」怎样既成了看的一方,又成了被看的一方。本系列胡塞尔卷里那位坐在正中间、不许被改写的「看的人」,到了福柯这里,第一次被请下了座。可是他给「被看的」那一方,又悄悄留了一个出生之前的原样——一个在一切做法之前沉默着的「疯狂本身」;他还把一个个时代写成一层层地层,层与层之间只有断层,没有路。
判决二,没有生日的权力。福柯把「权力」从国王手里拿了出来:它不在谁手里,在关系里;它不只会说「不」,还会造——知识、身份、本事、快感,都是它造出来的。土,第一次被写成会推、会造的硬土。可是,他给每一种权力都查出了生日——君主的、规训的、管理人口的——唯独「权力」这件事本身,被他写成了无处不在、永远在场的东西。他的刀,在这里停下了。
判决三,只准描红的笔。他看见了最彻底的造:被造的人自己接着造。塔里不必有人,犯人自己看住自己;被造出来的类别,还会被拿来反抗。本系列一百三十年卷说,这是他写得最狠的回写:被造的人自己接过了那支笔。本书再往前推一步:这支笔,只准把同一张字帖描得更工整,不准改字帖。
判决四,最后四年的树枝。一个说「人是被做出来的」的人,最后承认人能对自己动手:关心自己,给自己写笔记、写信,把生活做成一件作品,冒着风险说真话。美,第一次从权力里被抢了出来。可这根树枝,只画在沙滩的一角:他退回古希腊罗马,停在个人的风格上,不留记录,不回写到制度。这一步刚迈开,他就走了。
判决五,只开诊断书。他给了普通人一把最锋利的刀:这条线是谁画的,什么时候画的,为了什么画的。可他拒绝一切「应当」,怕新的方子变成新的牢笼。于是分不出哪一种权力该反对、哪一种必不可少。判错的刀在,判对的条款缺席。
全书十二编。
第一编写他的一生,第 1 到第 9 章。第二编写他接手的是哪道题,第 10 到第 13 章。
判决一的证据,在第三、四编:疯狂与临床,词与物。判决二、三的证据,在第五、六编:规训与惩罚,性、生命与治理。判决四在第七编:最后四年。判决五在第八编:他和萨特、德里达、乔姆斯基、哈贝马斯吵过的四场架。
第九编是总解构,把五条判决收回到一句判词,拆他的三根承重梁,也写下这本书要向他学的地方,和它自认最危险的几处。第十编请几位后来者说话,第十一编让大模型出场,第十二编把拆开以后的他,交还给教育、健康和事业。结语逐条回来验这五条判决。
有两章要先说明。第 41 章和第 57 章,讲的是本书自己的一个解释:福柯写过的三种权力,他一生的三个时期,恰好对上发生学里的三个位置。这是本书的解释,不是福柯的原话,两章都标明「待验」。
如果你只有一个下午:读前言,第 9 章,第 24 章,第 31 章,第 40 章,第 50 章,第 56 章,再读结语。这几章连起来,是全书的骨架:他的一生,那张沙滩上的脸,那座塔,那个没有生日的权力,那根树枝,和判词的完整版。
如果你是为孩子来的:读导论,读第 29、30、31 章,然后直接翻到第 74 章。导论里的描红本,第 29 章那段十八世纪的写字规定,第 30 章的考试,第 31 章的塔,都和一个孩子的每一天有关。
如果你是为身体来的:读第 3 章、第 18 章、第 37 章,然后翻到第 75 章。第 3 章写他年轻时在精神病院做心理测验的年月,第 18 章写医生的目光怎样长出来,第 37 章写一种专门管「活着」的权力。
如果你是为工作来的:读第 30 章、第 39 章、第 67 章,然后翻到第 76 章。第 30 章的考试,第 39 章的「自己的企业家」,第 67 章那种没人逼你、你却累垮了的累,都是今天的办公室里天天发生的事。
每一章都按同一个次序走。每章六到九节;各编的总账章略多一两节,第十二编那三章是清单,节数更多。先讲: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原话转述,出处标明。再讲为什么:他为什么非这样说不可,先把公道还给他。然后换一副眼镜,看这一处他是开门还是关门,开的是形状、路、土、回写里的哪一扇。最后,放回日子里,落到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晚上。
每章末尾,有两行小账,一句带走的话。小账第一行记「谁在执笔」,第二行记「描红还是改字帖」。这两行怎么记,导论会细说。
书里凡是福柯的原话,都是转述大意,不是逐字引文;凡带引号的地方,读者都应当理解为「大意如此」。出处这样标:专著,标书名与部分、章;法兰西公学院的讲稿,标课程的年份与讲次的日期;短文与访谈,标篇名与年份。拿不准的,只写书名与章节,不编页码。生平里的轶事,凡是只见于传记的,都注「据说」或「据后来的记载」。
译名大多用通行的中译。有两处要说明。中文读者熟悉的《疯癫与文明》,是他第一本大书的节本;本书讲的是全本,称作《古典时代疯狂史》。他那一套写「性」的书,中文有《性经验史》《性史》两种译名,本书用前一种。他的名字,台湾多译作「傅柯」。
本书写作时参照了前辈学者的中译。刘北成、杨远婴、莫伟民、谢强、马月、佘碧平诸位先生的译本,给普通读者铺了走近福柯的第一条路,在此一并致意。
小禾六岁,上一年级。
开学第一周,老师发下来一本薄薄的本子。每一页都印着淡红色的字:一、二、三、人、口、手。字的轮廓是红的,中间空着。老师说:拿起铅笔,沿着红线描,一笔一笔,不许出线。
这叫描红。几乎每一个中国孩子都描过。
描红之前,还有一套规矩。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三个「一」:眼睛离书本一尺,胸口离桌子一拳,手指离笔尖一寸。小禾坐歪了,老师走过来,用手把他的肩膀扶正;他捏笔的手指捏得太低,老师又把他的手指往上挪了挪。第一页描完,老师用红笔在上面画了几个圈,也画了两个叉。
两百多年前,法国的学校里也有一套几乎一样的规矩。福柯在一本讲监狱的书里,专门抄下过一段十八世纪教孩子写字的规定:身子要直,稍稍侧向左边,微微前倾;胳膊肘怎样放在桌上,身子离桌子留多宽,右臂离开身子多远,手指怎样捏笔,都一一写明。(《规训与惩罚》第三部分第一章,大意)
一本讲监狱的书,为什么要抄一段教孩子写字的规定?
因为福柯看见了一件事:一个人,是被一笔一笔「写」出来的。写他的,不只是老师的那张嘴,还有桌子的高度,本子上的红线,坐姿的尺寸,每天几点开始写,写错了罚抄几遍。一个孩子学会写字的同时,也学会了怎样坐、怎样看、怎样在别人的注视下安安静静地做一件事。
这本书用写字作例子,不是随手挑的。
第一,福柯自己挑过它。那段十八世纪的写字规定,是他拆「规训」时下力气最多的例子之一:规训从哪里下手?从一个孩子怎样坐、怎样握笔下手。
第二,福柯喜欢一个古老的比喻:身体是被刻写的表面。一九七一年,他在一篇讲尼采的文章里说,大意是:身体是事件刻下印记的表面,历史一笔一笔刻在身体上。(《尼采、谱系学、历史》,一九七一年)学写字,正是一只手被一笔一笔刻出来的过程。
第三,写字最容易看清「谁在执笔」。笔在谁手里,一眼就看得见;字是谁的,却要想一想。
第四,福柯自己是一个一辈子都在写的人。他说过,大意是:他写作,是为了改变自己,为了不再想和从前一样的东西。(一九七八年的一次长篇访谈)一个用写作来改写自己的人,却很久只让他书里的人「被写」——这是第一编末尾要写的反差。
这本书就从小禾的描红本开始。把这个例子记在心里,后面还要一次一次地回来。
这套书用七个大白话词,替代一整套哲学术语。每一本书的导论,都要把它们重新磨一遍。这一本,就用小禾学写字来磨。
一锅粥。小禾两岁的时候,抓起蜡笔在墙上乱画。手,眼睛,蜡笔,雪白的墙,妈妈的惊叫,全都在那里,还没有分开。这不是「什么都没有」,恰恰是什么都有,只是还没分出个样子来。一锅粥不是空,是满。
正在成形。一年级的描红本上,横不平,竖不直,「口」字的最后一笔总封不上口。形状冒头了,可是站不稳。这是最有创造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老师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字就活了;一个接一个的红叉,孩子可能从此怕写字。
定型。到了十二三岁,小禾的字稳住了。别人拿起一张纸条,一看就知道是他写的。定型,就是稳住、可认、可传。可是定型只是一站,不是终点。他后来天天在手机上打字,二十年后再拿起笔,字已经变了样;一场病、一次受伤,也能让一手好字退回到歪歪扭扭。
路。写字有笔顺: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进人后关门。路,就是一先一后走出来的不同。顺序不能乱:「田」字要是先把口封上,再写里面那个「十」,笔就走不进去了。路还会修正:写错了,擦掉,换一种走法;写多了,走法会收拢,越写越顺。
路还有一个特点:一旦走熟,就看不见了。一个大人写字,从来不想笔顺;可是笔顺一直在那里,替他走。福柯拆的很多东西,都是这样一条走熟了、看不见了的路。
土。让路能走、让字能长的那一片缠在一起的地。小禾的土很多:桌子和台灯,铅笔的软硬,本子上的红线,老师的红笔,爸爸晚上的检查,考试卷面上的那几分,爷爷挂在墙上的那幅毛笔字,还有汉字本身——几千年的楷书,早就替他把每个字的样子定好了。
土不是背景。土在推:同一个孩子,在一张太高的桌子上和一张合适的桌子上,写出来的不是同一手字。土也在托:一盏够亮的灯,一个肯陪他描完一页的大人,一个不急着打叉的老师,都在把他的字往上托。
土还分三块地。脑子里的一块:笔顺规则,标准字形,「字如其人」这句老话。手上碰的一块:铅笔,纸,桌子,他那只还很小的手。心里的「我、你、他」一块:想被老师表扬,怕爸爸皱眉,想写得像爷爷。一件事在一块地上通了,在另一块地上不一定通。小禾背得出笔顺,脑子里通了;手就是不听话,手上还没通;一被催就哭,心里也没通。
形状。长出来、能被认出来的样子。小禾的字,就是一个形状。它从模糊到清楚,是一条光谱:先是认得出「这是个字」,再是认得出「这是他的字」。
形状还有一个特点:它会被别人认出来,也会被别人叫出名字。「字写得好的孩子」「字写得潦草的孩子」——名字一叫出来,形状就被放进了一个格子。福柯后面要讲的很多事,都和这一声「叫出名字」有关。
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改路。小禾的字稳住以后,事情开始反过来。老师改作文时,对字写得好的孩子,不知不觉多了一份耐心;他自己读别人的字,也读得更快了。许多年后,他当了语文老师。他发现班上的孩子写「必」字,笔顺总是乱,他想出一个更好教的顺口溜,教研组采用了,印进了下一届的练习册。
这最后一步,才是完整的回写:长出来的字,回头改了字帖。
这里有一个最常见的误会,先清掉。回写不是反馈,也不是存档。小禾写满了三十本描红本,堆在抽屉里,本子越来越多,抽屉不会反过来改练习册——这不是回写。回写,是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让土变厚,变得不一样。
七个词,排成一张表:
| 大白话 | 它说的是 | 一句话 |
|---|---|---|
| 一锅粥 | 混沌 | 什么都在,还没分开 |
| 正在成形 | 介生 | 形状冒头、站不稳;最有创造,也最危险 |
| 定型 | 秩序 | 稳住、可认、可传;只是一站,不是终点 |
| 形状 | 显露(S) | 长出来、能被认出来的样子 |
| 路 | 差异序列(D) | 一串有先后、会修正、会收拢的不同 |
| 土 | 特征纠缠(E) | 让路能走、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 |
| 回写 | 回写 | 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改路 |
第二列,是这些词的正式名字。读者不必记,这本书后面几乎不再用它们。
这一本书,还要在七个词之外,多磨一对词。它是专门为福柯准备的。
小禾在描红本上一遍一遍地描。描得越来越好,出线越来越少。他的字,是不是也在回写?
是。可是回写到哪里去了?
他把字帖上的红线,一遍一遍地描进了自己的手里。他描得越好,就越证明这本字帖好用;老师越相信这本字帖,下一届的孩子就越要照着它描。他的努力,全都沉了回去,加固了那本字帖。字帖还是那本字帖,只是更硬了。
这是第一种回写。本书叫它描红:被写的人自己动手,把同一张字帖描得更工整。
还有第二种。小禾当了老师,改了「必」字的教法,下一届的练习册不一样了。他写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写他的东西。
这是第二种回写。本书叫它改字帖:写出来的字,回头改了字帖本身。
两种回写,都是真的回写,都是长出来的东西沉回了土里。区别只有一个:描红,让土更像原来的土;改字帖,让土变成了另一片土。
描红一点也不丢人。每一个会写字的人都描过红,每一门手艺都有描红的年头。只描红、不许改字帖,才是问题。
大人也描红。一个新员工,照着前任留下的表格做报表,一个格子都不敢改;做了三年,他成了全公司报表做得最好的人,也成了最离不开那张表的人。有一天,他发现那张表里有一栏其实早就没人看了,他提议删掉,第二年的表格真的改了。前三年,是描红;这一次,是改字帖。
记住这一对词。全书拆福柯,拆到最后,就拆在这里。
七个词,要装进一张图纸里。
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小禾的字,是笔顺,加上桌子、字帖、老师、他的那只手,一起长出来的。
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写字写得多、写得快的人,慢慢有了自己的走法,连笔,省笔,行书就是这样一代一代长出来的。
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字帖是前人的字印成的;今天电脑里、手机里的字体,也是从一代又一代人的手写里提炼出来的。
三样东西,谁也不是老大,谁也不是先有的。用式子写,是三句:形状=F(路,土);路=G(形状,土);土=H(形状,路)。
图纸里有一台发动机,分三拍。第一拍,路和土之间的张力在积累:小禾的手想往这边走,字帖的红线要他往那边走,一页一页,憋着。第二拍,张力逼出了形状的改变:有一天,他找到了一种既不出线、又顺手的写法。第三拍,这个改变回写路和土:他的写法成了他的笔顺;也许有一天,还成了别人的字帖。然后,新的张力又起。
三笔纪律,记在这里:矛盾是发动机,不是故障;形状是结算点,不是起点;回写最容易被漏掉。
碰撞也分三种。
第一种,三样东西都活着,互相拆台:手在变,字帖在变,土也在变。据杜甫的一篇诗序说,唐代的张旭常看公孙大娘舞剑,草书从此大进——剑的走势,笔的走法,人的心气,撞在一起,撞出一种前人没有的字。这叫三维碰撞,出的是典范。
第二种,只有两样在动,一样被焊死:字帖不许改,只有手在变。这样撞,出的是更细的分类:哪个孩子描得好,哪个描得差,一等、二等、三等,分得越来越细。
第三种,三样都不动:再抄一百遍。这样出的,只是推论。
一句话记住:必然的合不是典范,典范的合不是必然。
后面你会看到,福柯最擅长写的,正是第二种碰撞:字帖焊死,只剩手在变,于是人被分得越来越细。他写得比谁都准。只是他很少写第一种。
发动机的三拍,也是这样。福柯最会写第一拍:他写的每一张作息表、每一座监狱、每一次体检,底下都是一股一股的张力。第二拍,他也写:一个时代忽然不再那样想了,一种新的管法忽然冒出来了。第三拍,他写得最少:冒出来的新东西,怎样回头改了那片把它逼出来的土。
有一天晚上,小禾的爸爸检查作业,发现儿子写「必」字的笔顺,和自己小时候学的不一样。父子俩争了起来:到底哪个对?翻开课本,课本说儿子对。爸爸不服:我从小就这么写,老师也是这么教的。
其实两个人都有来历。今天课本上的规范笔顺,是国家语言文字的主管部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发布的一份规范统一下来的。在那以前,同一个字,各地、各家、各位老师的写法,并不完全一样。
这件小事,正好是福柯一辈子在做的事:把一样看起来「本来就是这样」的东西,查出它的出生日期。「必」字的笔顺,看起来像是字自己带来的,其实是某一年、某一份文件、某一群人商量出来的。字帖,也有出生日期。
这套书说,发现学站在三块地基上。在描红本上,这三块地基一块一块都看得见。
第一块,对象先在:好像每个字都有一个「正确的样子」,早就在那里,等着孩子去描。
第二块,方法中立:好像老师的红笔、坐姿的规定、卷面上的分数,只是量一量孩子写得好不好,并不改变什么。
第三块,知识累积:好像描得越多,字就越好,一本一本堆上去就行。
福柯把这三块都撬了。正确的样子,有出生日期;红笔不是中立的,它一边量,一边在塑造那只手、那个孩子;描得越多,也不一定越好——一只手可能越描越紧,一个孩子可能越描越怕。
撬到这里,他离发生学只剩一步。那一步是什么,后面整本书都在回答。先给一个提示:他看见了字帖有出生日期,却很少写字帖是怎样被后来的字改掉的。
这本书要带着一把钥匙走到底。钥匙是一个问题:
谁在执笔?
回到小禾的描红本。笔在小禾手里,这没错。可是那些字的样子,是字帖定的;坐多直、离多远,是规矩定的;写得好不好,是老师的红笔定的。笔在他手里,字却不全是他的。
大人也一样。年底,单位发来一份年终总结的模板:本年度主要工作,存在的不足,明年的打算,每一栏限五百字。你坐在电脑前,一格一格地填。字是你敲的;可是你这一年被写成什么样子,那张模板早就替你定了一半。
再往后看。小禾当了老师,改了「必」字的教法。这一回,笔在他手里,字也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了;而且,他写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字帖。
福柯的一辈子,可以看成是在问同一个问题:一个人,是被谁写出来的?他的回答,前后换过三次。
先把他的书按时期排一排,后面才不会迷路。
第一个时期,大约是六十年代,常被叫作「考古学」时期:《古典时代疯狂史》(一九六一年),《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九六三年),《词与物》(一九六六年),《知识考古学》(一九六九年)。他像考古队员一样,给一个个时代的知识切片,看每一层地层里,人们能想什么,能说什么。
第二个时期,大约是七十年代,常被叫作「谱系学」时期:《规训与惩罚》(一九七五年),《性经验史》第一卷《求知的意志》(一九七六年),还有他在法兰西公学院一年一年讲下去的课,比如《必须保卫社会》《安全、领土与人口》《生命政治的诞生》。他像查家谱的人一样,追问今天的监狱、今天的「性」、今天管理人口的办法,是从哪里来的。
第三个时期,是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四年,他最后的四年:《主体解释学》《说真话的勇气》这些讲稿,《性经验史》第二卷《快感的运用》、第三卷《关心自己》。他回到古希腊罗马,问一个人怎样对待自己,怎样把自己的生活做成一件作品。
三个时期,三种回答。
六十年代,他说:写「人」的,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安排。它像潮水,潮水画出了这张脸,也会抹掉它。这时候,执笔的是潮水。
七十年代,他说:写人的,是无数只手——学校、医院、兵营、工厂、监狱里的作息表、考卷和档案;被写的人还学会了自己动手,自己看住自己。这时候,笔递到了被写的人手里,可是只准描红。
八十年代,他说:人也可以对自己动手,自己写自己,把生活做成一件作品。这时候,他终于写到了一个在写自己字的人。
三次回答,一次比一次离小禾当老师的那一天近。可是他始终没有写到最后那一步:写出来的字,回头改了字帖。
问「谁在执笔」,不是为了找一个坏人。福柯最反对的,就是把事情都算到某一个坏人头上:他说,很多时候,执笔的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一整套安排,连坐在最高处的那个人,也在被这套安排写着。本书问这个问题,不是为了追责,是为了看清笔在哪里,好知道自己能在哪里下笔。
这本书的每一章,都会问一次:这一章里,谁在执笔?执笔的手,是在描红,还是在改字帖?
福柯有自己的一套词。先把它们摆出来,每个配一句:大致对上哪把扳手,差在哪里。后面各编会一个一个细讲。
| 福柯的词 | 大致对上 | 差在哪里 |
|---|---|---|
| 知识型 | 一个时代的土(脑子里那一块) | 他给土写了日期,却把一个时代压成一整块,块与块之间没有路 |
| 话语 | 路 | 六十年代,路压过了土:好像一切都由说出来的话造出来 |
| 陈述 | 形状最小的一块 | 只问它在什么条件下能被说出来,不问说出来以后它改了什么 |
| 考古学 | 给某个时代的土切一片 | 切片是静的,看不见土在动 |
| 谱系学 | 从今天的形状往回追路和土 | 离发生学最近,只差最后一道箭头:回写 |
| 权力 | 土里的推力 | 只认了一种劲 |
| 规训 | 路:一先一后的操练 | 看见操练造人,没看见练出来的本事回头改规矩 |
| 考试 | 把人做成一份可比的「案例」 | 案例不许回头改考试 |
| 全景敞视 | 被看见,本身就是一种管法 | 被看的人接过了看,只准描红 |
| 生命权力 | 人口这一大片 | 这一大片只被写成被管的对象 |
| 主体化 | 形状:人这张脸 | 脸只被画 |
| 自我技术 | 回写,只回到自己 | 不回写到制度 |
| 说真话 | 冒着风险说「你错了」 | 只写成个人的勇气,没写成制度里的一个位置 |
这张表不必背。读到哪个词,翻回来看一眼就行。
表里有两个词,福柯自己最看重:权力,和主体。人们都以为他一辈子研究的是权力;他晚年却说,大意是:他研究的总题目,其实不是权力,而是主体——人是经过哪些方式,被变成「主体」的。(《主体与权力》,一九八二年)这句话,本书第 57 章还要回来。
每一章的结尾,都有两行小账,一句带走的话。
第一行记:这一章里,谁在执笔。是潮水,是别人的手,是描红的手,还是写自己字的手。
第二行记:这一章里的回写,是描红,还是改字帖;或者,根本没有回写。
带走的话,是一句能抄进本子里的话。读者记不住全章,记住这一句就够了。如果你很忙,只读每章末尾的带走的话,也能把握全书的大意。
拿小禾的故事试记一次。一年级:谁在执笔——字帖和老师,笔在小禾手里;描红还是改字帖——描红。十二岁:谁在执笔——小禾自己,字已经是他的字了;描红还是改字帖——他改了自己,还没改字帖。当了老师以后:谁在执笔——小禾,连同他的学生;描红还是改字帖——改字帖。
三笔小账,一个人走完了从描红到改字帖的路。后面你会看到,福柯的三个时期,大致也走了这条路的前两段,第三段只迈出了半步。
关于福柯,有三个最常见的误会。不先清掉,后面的路走不通。
第一个误会:福柯说一切都是权力,所以一切都是坏的。
不对。福柯说的权力,首先不是「压」,而是「造」。他在《规训与惩罚》里反复写,规训不只是管人,它还造出了本事:一个会列队的士兵,一个会拉琴的乐手,一个手很稳的外科医生,一个能写一手好字的孩子,都是一笔一笔练出来的。同一套操练,可以让一个孩子学会写字,也可以让一个孩子只会照着写——两样结果,福柯都看见了。他晚年还专门说过,大意是:权力关系本身不是什么坏东西,要提防的,是它被冻住、只能朝一个方向走的时候。(一九八四年一月的访谈)
第二个误会:福柯说「人死了」,所以人不存在。
不对。前言说过,要退场的是一种看人的方式,不是人类。一张沙滩上的脸被抹掉了,海边的孩子还在。
第三个误会:福柯是一个什么都不信的后现代虚无主义者。
也不对。他是最不虚的那一个。他的材料不是空谈,是档案:哪一年,哪一道敕令,哪一家医院收了多少人,哪一所少年犯教养所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干活。为了写第一本大书,他在瑞典的一座大学图书馆里,翻了大量十七、十八世纪的医学文献。本系列一百三十年卷说他的「土」最满、最硬,就是这个意思。他自己也不喜欢被贴上「结构主义者」「后现代」这些标签。有人问他怎么看「后现代」,他的回答大意是:你们说的后现代是什么?我跟不上。(一九八三年的一次访谈)
三个误会清掉,还剩一个小提醒。福柯的书前后变化很大,六十年代的他和八十年代的他,有时候像两个人。引他的一句话之前,先看看是哪一年的他说的。这本书每一处引他,都尽量标出年份。
说一说拆法。
每拆一处,先问三个问题。第一,他看见了什么发生?第二,他在哪一步,把这个发生收了回去?第三,收回的理由,在他那片土里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最要紧。这本书不说「可惜他没有想到」,只说「他那片土里,长不出那一个看见」。他为什么只让潮水执笔,为什么只准描红,这本身也是在他那片土里、沿着他那条路长出来的形状。
拿前言里那句「人是晚近的发明」,先试一次三问。他看见了什么发生?「人」这个知识的中心,是在某个年代长出来的,不是一直在那里。他在哪一步收回了?他只让一个时代的知识安排来画、来抹这张脸,不让这张脸回头改那套安排。收回的理由,在他那片土里是什么?这个问题,要等到第四编和第九编才答得完。
还要交代一件事。第五节说过,发现学的三块地基,在描红本上一块一块看得见;福柯把三块都撬过。撬得最狠的,是第二块:方法中立。他说,一套判定真假的办法,本身就是一种力;认识一个人,本身就是在塑造一个人。这是他离发生学最近的地方。
也正因为近,拆他的时候,要格外公道。
最后,说一句对这本书自己的公道话。用来拆福柯的这把尺子,也不是终点。它也是长出来的,也会被后来的人改写。一门说「谁宣布自己完成了,这一宣布就是下一次改写的材料」的发生学,不能把自己当成例外。福柯要是还在,大概会第一个问:你们这个「发生」,出生日期是哪一天?是谁、在什么安排里,把它写出来的?本书第 61 章,会老老实实回答这个问题。
带走的话:一个孩子描红,笔在他手里,字却是字帖的;本书带着「谁在执笔」这把钥匙,去看福柯怎样一步一步把笔从潮水手里接过来,又停在了哪里。
编序
本编九章,把福柯的一生写成一条发生序列:从普瓦捷的外科医生家,到巴黎萨尔佩特里耶尔医院的病房。
第 1、2 章写他的童年与青年:一个被家里预先写好「将来当外科医生」的孩子,一个二十出头就被分过一次类的学生。第 3、4、5 章写他怎样站到「看的人」那一边,又离开法国,在瑞典一座藏着医学史的图书馆里,写出第一本大书。第 6、7 章写他怎样从书房走到监狱门口。第 8 章写他的死,和他死后,他的书怎样继续长。第 9 章是总账:一张人生序列表,和全书第一处反差。
这一编给判词的前半句供证据:福柯看见「人」是被写出来的,首先是在自己身上看见的。它也给后面几编要讲的一条病根供证据:一个被分过类的人,为什么对一切「应当」都格外戒备。
这一编的小账,问的是他自己那一页:是谁在执笔。
这一编里的事实,取自几部常见的福柯传记;只见于一家之说的,都注「据说」或「据后来的记载」。
你家里有没有人,在你很小的时候,就替你想好了你长大以后干什么?「这孩子手巧,将来学医。」「这孩子嘴甜,将来做生意。」说的人未必当真,听的孩子却可能记一辈子。
福柯出生的时候,他的将来已经被写好了一半。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他生在法国中西部的小城普瓦捷。父亲保罗·福柯是当地有名的外科医生,在普瓦捷的医学院教解剖学;祖父也是医生;母亲安娜,是另一位外科医生的女儿。家里有个习惯,长子要叫保罗。于是他的名字是保罗-米歇尔·福柯:前面那个「保罗」,是家里给的;后面那个「米歇尔」,据说是母亲坚持加上的。
长大以后,他把「保罗」去掉了,只叫米歇尔。据后来的记载,这和他与父亲的疏远有关。一个人把自己名字的前一半划掉,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次小小的改写。
普瓦捷是一座古老的外省城市,街道窄,教堂多,规矩也多。一千多年前,这附近打过一场改变欧洲历史的仗;到了二十世纪,它是一座安静的、按部就班的小城。福柯家在城里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家境优裕。他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弟弟后来真的成了外科医生,接过了父亲的手术刀。
这样的家,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上哪所学校,读什么书,交什么朋友,将来进哪一行。父亲的意思很明确:儿子要学医,接着当外科医生。一个外省名医的长子,将来穿上白大褂,站到父亲站过的手术台边,在那个家里,这几乎是不用商量的事。
少年福柯功课很好,尤其是文科,常常拿第一。可他越长越清楚,自己不想拿手术刀。据传记记载,他向父亲表明要读文科、读哲学,父子之间闹得很僵;母亲则一直在儿子的学业上替他张罗,最后父亲没有再坚持。
这是他一生里第一次,没有照着家里写好的字帖走。
福柯的童年,不只有一个安排好的家,还有一个随时可能被打碎的世界。
他晚年接受访谈时回忆过,大意是:他最早的一次大恐惧,是八岁那年,听说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被纳粹刺杀;后来,西班牙内战的难民来到了普瓦捷;再后来,战争真的来了。他说,那些年,他们的私人生活是真的受到了威胁,战争的阴影,就是他那一代孩子生活的底色。
一九四〇年夏天,德军占领了普瓦捷。那一年,他十三岁。一个城市的规矩,可以在一个夏天里被全部改写:街上的告示换了,钟点换了,谁能说话、谁得闭嘴,也换了。那一年秋天,他的成绩一度下滑,母亲把他从公立中学转进了一所天主教学校。
一个孩子,在一个什么都安排好的家里长大;又在一个什么都可能被摧毁的世界里长大。前一样告诉他:一个人的将来,可以被别人预先写好。后一样告诉他:预先写好的一切,一夜之间就可能作废。这两样东西,同时压在一个少年身上。
一九四三年,他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在普瓦捷读了两年大学预科,准备考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法国最难考的学校之一。考高师,先要读两三年预科,考笔试,再考口试;文科一届只收几十个人。
一九四五年,他第一次考,落榜了。
一个一直拿第一的学生,第一次被一场考试挡在门外。这件事后来很少有人提,可是请记住它:一个人第一次知道,一张考卷能决定你是谁、能去哪里,往往就是在这样的一年。
落榜,也是一次小小的「被分类」:录取的一边,没录取的一边。一条线,把一群同样用功的年轻人分成两堆。他后来会一次一次写到这样的线:线这边,线那边。
这一年秋天,他去了巴黎,进了亨利四世中学的预科班,再备考一年。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老师,叫让·伊波利特,是当时法国读黑格尔读得最深的人之一。这位老师讲课的声音,福柯记了一辈子。二十五年后,福柯在法兰西公学院的就职演讲,是以向伊波利特致敬收尾的。
这一章写到这里为止:一个外科医生的儿子,没有去学医,落了一次榜,到了巴黎。
一个人的思想,不是从他写第一本书那天开始的。
福柯后来一辈子追问的,是这样一件事:一个人,是被谁、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预先写好的?疯子被写成疯子,犯人被写成犯人,「正常人」被写成正常人——这些问题,在他的书里越来越大。可是这个问题最早的样子,很小,就在普瓦捷那栋大房子里:一个名字,一份职业,一所学校,都是别人替他写好的。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下。外科医生的儿子没有学医,后来却写了一本《临床医学的诞生》,专门拆医生是怎样「看」病人的。他没有接过父亲的手术刀,却一辈子在研究手术刀后面的那双眼睛。
他晚年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他的每一本书,都是自己传记的一个片段;书里写的那些事,他都有机会亲身感受过、经历过。(晚年的一次访谈)读福柯,要带着这句话读。
说他恨父亲、所以拆医学,那是把一个人写得太简单了。更稳妥的说法是:他从小站得离医学很近,近到看得见它的规矩,看得见它怎样安排一个人的一生;后来他又站远了一步,于是看见了离得太近的人看不见的东西。
还要记下一点。这一章里,替他执笔的,大多是一些看得见的人:父亲,母亲,老师,占领军。后面你会看到,福柯的书里,执笔的越来越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整套看不见的安排。这是他往前走的一大步,也埋下了他后来收回的地方。
用七个词看这一段。
这一段大体是一锅粥。材料全在锅里,还没有分开:医生世家的传统,外省城市的规矩,战争的恐惧,一个聪明、敏感、不太合群的少年。
用导论里的三块地看,也看得清。脑子里的那一块:家里「长子叫保罗」的规矩,外省体面人家对「医生」这门职业的敬重,学校里一张一张的成绩单。手上碰的那一块:父亲的手术刀,医学院的解剖室,那栋大房子,战时街上的德国兵。心里「我、你、他」的那一块:一个想让儿子接班的父亲,一个替儿子张罗学业的母亲,一个越来越不想做「第三代」的少年。
同一件事,在三块地上不一样。在脑子里那一块,「当医生」是一份光荣;在心里那一块,它是一副担子,也是一道门——他得推开它,才能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土很厚,而且在推。家在推他学医,学校在推他考高师,战争在推每个人去想「秩序随时会塌」。可是土不只在推,也在托:家里供得起他读书、复读、去巴黎;母亲在要紧的时候站在他这一边;伊波利特的课,把一个外省少年托进了哲学的门。这一点要先记下来,后面拆福柯时要用:土在推,也在托。福柯后来写的土,推得很清楚,托得很少。
路上最要紧的一步,是一个「不」:不学医。
这一个「不」,也可以用导论里那台三拍的发动机看。第一拍,张力在积累:家里的字帖要他往医学院走,他自己的手往书房里伸。第二拍,张力逼出了形状的改变:他说出了那个「不」。第三拍,回写:家里那本字帖并没有撕掉,只是换了一个人来描——后来,是弟弟接过了手术刀。一个家,也在被它的孩子改写。
形状还没有长出来。十八岁的福柯,只是一个功课很好、落过一次榜的外省学生。
很多家长都会替孩子写「将来」。这不一定是坏事,一个家总要给孩子一点方向,这是托。
要留心的,是另一个时刻:孩子第一次说「不」的时候。那一个「不」,常常是他自己的字第一次冒头。福柯的父亲不同意,母亲接住了。这一接,就是托。
一个高二的女孩,理科成绩很好,家里早就定了让她学医。有一天吃晚饭,她说:我想学考古。饭桌上安静了。这一刻,大人可以把话压回去,也可以先问一句:「考古里,你最想看的是什么?」前一种,是让她接着描红;后一种,是让她有机会,写出自己的第一个字。
还有一种字帖更隐蔽:不说出来的期待。一个爸爸从来不说「你要当医生」,可是每次家里有人生病,他都叹一口气:「要是家里有个学医的就好了。」孩子长大后填志愿,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手就伸向了医学院那一栏。字帖不一定印在纸上,也可以是一声叹气。
明天可以试一件事:想一想,你的孩子,或者小时候的你,第一次说「我不想学这个」「我想学那个」,是在什么时候?那一次,家里是压下去了,还是接住了?
再做一个小练习。拿一张纸,写下你小时候大人最常对你说的一句「你将来要……」。在旁边写两行:这句话,后来改了我什么?我又改了它什么?第一行,是字帖写你;第二行,是你写字帖。
小账
谁在执笔:家——父亲给的名字,母亲选的学校,战争的时刻表;十几岁的福柯手里的笔,第一次偏离了字帖。
描红还是改字帖:改字帖。他改的是自己这一页,家谱上那一行「第三代外科医生」,也跟着改了。
带走的话:一个被家里预先写好「将来当外科医生」的孩子,后来一辈子都在问:一个人,是被谁、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预先写好的。
你有没有在年轻的时候,被人贴过一个标签?「这孩子性格有问题。」「他不合群。」「她太敏感。」标签贴上去,只要一秒钟;揭下来,可能要很多年。有的,一辈子也揭不下来。
更难受的是另一种标签。它不是同学随口说的,是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坐在桌子后面,看了你一会儿,问了你几个问题,然后在一张纸上写下的。那张纸会进一个档案袋,那个词会跟着你走。
福柯二十出头的时候,就坐在过这样一张桌子的对面。
一九四六年,福柯考进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名次第四。
高师在巴黎拉丁区的乌尔姆街上,是一座很特别的学校。能考进去的,都是全法国最会考试的年轻人;萨特、阿隆、梅洛-庞蒂,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学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读书、辩论、较劲,也在一起。高师的学生算是国家的实习公务员,每个月领一份薪水;这份薪水,也是一张字帖:国家养你,你将来要替国家教书。从这里毕业,还要再过一道全国性的大考,叫「教师资格考试」。考过了,才算真正站稳;考不过,高师的光环也保不住你。
一座靠考试选出来的学校,里面的日子,还是一场接一场的考试。名次贴出来,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排在哪里,也知道别人排在哪里。二十多年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写「考试」:它把一个人变成一份可以排名、可以比较、可以存档的案例。写这些的时候,他写的不只是别人。他自己,就是在这样的考场里长大的。
高师的集体生活,福柯过得很苦。
据传记记载,他孤僻,脾气尖刻,常和同学起冲突,有时整夜不睡。一九四八年,他有过一次自杀未遂。父亲把他带去看了精神科:去的是巴黎的圣安娜医院,看的是当时法国最有名的精神科医生之一。后来,学校的医生给了他一间单独的屋子,让他不必再住集体宿舍。
后来的传记作者大多认为,这段日子的痛苦,和他的性取向有关。他是同性恋。在那个年代的法国,这是必须藏起来的事;在当时的精神医学里,它还被当成一种病。一个年轻人,既要在考场上争第一,又要把自己的一部分藏起来;既天天被人看,又怕被人看见。
这一章不去猜一个年轻人心里的暗夜,只记下一个事实:一个后来写《疯狂史》、一辈子追问「谁有资格判定谁不正常」的人,二十出头的时候,自己先坐在了精神科医生的对面,被看,被问,被归进了一个格子。
他后来研究分类,是从被分类的那一边开始的。
暗夜里,他没有停下读书。相反,他读得比谁都多。
一九四八年,他拿到哲学学士;一九四九年,拿到心理学学士;一九五二年,又拿到巴黎心理学研究所的精神病理学文凭。一个学哲学的人,同时去学心理学、学精神病理学,在当时的高师并不多见。
为什么?一种说法是,他想弄明白自己。另一种说法更朴素:那几年,心理学是一门正在长的新学问,哲学家梅洛-庞蒂就在高师讲心理学,很多年轻人被吸引了过去。两种说法,大概都对。一个人去学一门学问,常常既是为了世界,也是为了自己。
一九四九年,他在伊波利特的指导下,写了一篇研究黑格尔的毕业论文。论文题目里有一个说法很值得注意:「历史的先验」。大意是,那些让经验成为可能的条件,本身也是在历史里形成的。二十年后,他的《知识考古学》里会出现一个几乎一样的说法,叫「历史的先天」。一粒种子,这时候已经落进了土里。
一九五〇年,他第一次考教师资格,落榜。一九五一年,第二次考,通过了。
也是在这几年,他开始跟着一位心理学家,去圣安娜医院的脑电图实验室做事。那个刚刚坐过诊室对面那把椅子的人,现在要坐到桌子这一边来了。那是下一章的故事。
这几年,还有一件事。
一九五〇年,在高师老师阿尔都塞的影响下,福柯加入了法国共产党。阿尔都塞当时在高师专门带学生准备教师资格考试,后来成了法国最有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那时候,战争结束没几年,共产党在法国威望很高,很多年轻知识分子都入了党。
他在党里待了不到三年。一九五三年初,苏联的报纸宣布破获了一起「医生阴谋案」,说一批医生——其中很多是犹太人——密谋毒害国家领导人。法国共产党要求党员相信这件事。福柯不信。他后来回忆,这件事是他离开的原因之一。不久,他退了党。
一个外科医生的儿子,看着一群医生被一纸公告判成了罪人;一个组织,要求它的每一个成员,在同一个时刻,相信同一件事。这也是一种分类,而且是用「真话」的名义做的分类。
这一章里,有三张「字帖」同时压在一个年轻人身上。
第一张,是考试:高师的入学考,教师资格考,一场接一场,把人排成名次。第二张,是医学:精神科的诊室,把一个痛苦的年轻人,归进一个有名字的格子。第三张,是组织:一纸决议,要每一个成员相信同一件事。三张字帖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要一个人「照着」——照着考纲,照着诊断标准,照着决议。
对前两张,他照着描了——考上了,考过了,也在诊室里坐下了。对第三张,他改了——他退了党。
今天的年轻人,也常常同时被这样三张字帖写着:一个分数,一张诊断,一个群体的口径。
这三张字帖,后来都成了他书里的大题目。考试,在《规训与惩罚》里;精神医学,在《古典时代疯狂史》里;一个组织怎样要求人说「真话」,一个人又怎样冒着风险说出自己的真话,在他最后几年讲的「说真话」里。
所以他后来写得那么准。一个人如果只从诊室外面看诊室,写出来的是一套制度;一个人如果坐过诊室里面那把椅子,写出来的,还有那把椅子的冷。
还有一条更深的线。他后来对一切正面的「应当」,都格外戒备。任何一句「人应该怎样」「正常人应该怎样」,在他耳朵里,都像一张新的诊断表。他宁愿只开诊断书,不开药方。这条线,本书叫它第一条病根,第九编还会回来细说。它最早的样子,就在这几年。
这一段,是正在成形。
形状开始冒头了:一个同时懂哲学、懂心理学、懂精神病理学的年轻人;一个对「被判定」有切身经验的人;一个不肯随便相信一纸决议的人。可是这个形状站不稳。正在成形,最有创造,也最危险。那几年,他离崩溃只有一步。
土在这几年格外硬。考场、诊室、党组织,都是有日期、有机构、有规章的硬土。福柯后来写的土,总是这样硬,满是日期、机构和规章。原因之一,是他自己就在这样的硬土里被压过。
可是这一段也有托。伊波利特的课,梅洛-庞蒂的课,学校医生给的那间单独的屋子,高师那座什么书都有的图书馆,还有几位后来一路帮他的老师。这些托,福柯后来很少写进他的书里。一个被硬土压过的人,记得压,不大记得托。这不是他的错,是那一片土在他身上留下的形状。
还有一件事,比压和托都要紧。这几年的痛苦,没有白白过去。一个被分过类的经验,沉了下去,改了他后来整个工作的方向:他去学心理学,去精神病院,后来又去写疯狂的历史。用导论里的话说,这是他一生里分量最重的一次回写——长出来的伤,回头改了他要走的路。只不过,这一次回写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他后来写的那些被分类的人,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一个年轻人最难的时候,常常不是被批评,而是被归类:「你就是这种人。」
一个大二的男生,期末挂了两门课,辅导员让他去学校的心理中心聊一聊。他去了,填了一张量表,得了一个分数。老师很关心,给他家里打了电话。第二天,室友们看他的眼神变了。他本来只是失恋了一个月,睡不好;现在,他觉得自己成了「那种人」。
量表没有错,关心也没有错,该去聊的时候就该去聊。要留心的,是那个分数怎样慢慢变成了一个人:一段难熬的日子,怎样被写成了一种身份。
职场里也有这样的时刻。一个刚入职的年轻人,第一次绩效面谈,主管说他「沟通能力偏弱」。这几个字进了公司的系统。半年后他换了部门,新主管打开系统,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一行。他还没开口,已经被读过了。
两个场景,一个道理:标签本来是一次发生——一次失眠,一次面谈;写进档案以后,它就假装自己是一个「本来如此」。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正在被归类的年轻人——一个被说「有问题」的孩子,一个刚拿到一张诊断书的大学生——可以先做一件小事:在那张标签之外,再问他一句:「除了这个,你还是谁?」
标签是一张字帖。人不只是描它的人。
再做一个小练习。给你身上最重的一个标签,写一行它的「出生日期」:是谁,在什么场合,为了什么,第一次这样叫你?写下来,它就从一个「你是什么」,变回了一件「发生过的事」。发生过的事,是可以接着往下写的。
小账
谁在执笔:考场、诊室、党组织——三张字帖,同时写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描红还是改字帖:两样都有。考上了、考过了,是描红;退党,是改了自己这一页的字帖。
带走的话:福柯研究分类,是从被分类的那一边写起的;读他后来的书,别忘了那个坐在精神科医生对面、二十出头的学生。
一间屋子,两张椅子。一张在桌子这边,一张在桌子那边。
坐在这边的人,手里有笔,有量表,有一份表格要填。坐在那边的人,回答问题,等着看这张纸上会写什么。
上一章结尾,福柯坐在那边。这一章,他换到了这边。
一个人从被看的那一头,走到看的那一头,这中间会发生什么?多数人走过去以后,就把那一头忘了。福柯没有忘。他后来所有的书,都是从这张桌子的两边同时写的。
一九五一年考过教师资格以后,福柯没有像同学那样去中学教书。他回到高师,做起了心理学的辅导,帮学生准备考试。同时,他开始往医院跑。
据传记记载,他跟着一位心理学家去了巴黎的圣安娜医院——就是三年前,他自己被父亲带去看病的那家医院。他在那里的脑电图实验室做事:给病人接上电极,记录曲线,也做心理测验。他没有医生的身份,也没有护士的身份。他后来自己说过,大意是:在那家医院里,他的地位很含糊,既不是医生,也不是病人,就在中间那条缝里。(晚年的一次访谈)
含糊有含糊的好处。一个有正式身份的人,进门就被身份定好了看法:医生看见的是病例,护士看见的是床位,病人看见的是权威。没有身份的人,反而什么都看得见——也什么都插不上手。福柯后来一辈子都爱待在这种位置上:既在里面,又不属于它。
那条缝,正好是一个最好的看台。往这边看,是白大褂、量表、诊断名称、查房的次序;往那边看,是坐在长椅上等待的人。他一个人站在缝里,两头都看得见。他看得见医生们怎样说话,也看得见病人怎样被说。
两种说法差得很远。医生之间说的是:「三号床,情绪不稳,加一项观察。」病人自己说的是:「我睡不着,我怕。」前一种进了病历,后一种没有地方去。哪一种被写下来,哪一种就算数。
有一件事,他晚年回忆过,大意是:在医院里,他常常觉得自己和病人的距离,比和医生的距离更近。(晚年的访谈)
他去的地方,不只有医院。
据传记记载,那几年他还去过巴黎南边的弗雷讷监狱,给犯人做心理测验。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拿着一沓表格,走进一间一间会见室,问问题,记答案,最后把每个人归进几个格子里。
这件事,后来在他的书里留下了很深的印子。二十多年后,他在《规训与惩罚》里专门写了一节,讲监狱里那些「关于犯人的知识」是怎么长出来的:观察、记录、分类、建档。他写得那么细,因为他自己做过那份活。
请注意一件事。福柯写这些的时候,从不把做测验的人写成坏人。做测验的人认真、专业,多半还很有善意——他们想帮人。可是他们手里的那一套表格,本身就在做事:它把一个人做成一份可以比较、可以归档、可以拿去做决定的材料。
这句话是全书里最要紧的分辨之一,值得停一停。坏人做坏事,好懂;好人用好工具,做出一件谁也没打算做的事,才难懂。福柯一辈子研究的,是后一种。
也正因为如此,读他的书不必生气。生气没有用,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去恨。要做的是另一件事:把那张表翻过来,看看它是谁做的、为什么这样做、能不能改。
这几年,他还做了两件后来看很要紧的事。
第一件,他和那位心理学家一起,把瑞士精神病学家宾斯万格的一篇文章译成了法文。文章讲梦与存在。福柯给这个译本写了一篇长长的导言,据说比被译的文章本身还长。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长文字。
这篇导言写的是什么?大意是:一个人做的梦,不该只被当成症状拿去解码,它是这个人存在的一种样子。二十几岁的福柯,已经在反对同一件事——把一个人的经历,翻译成一张表格上的几个词。
这个反对,他一辈子没有变过。变的只是战场:先是梦,后是疯狂,再后是犯罪,最后是「性」。
第二件,一九五四年,他出了第一本小书,讲精神疾病与人格。这本书他后来很不喜欢,几年后改写了一次,再后来干脆不许再版。
一个人的第一本书被他自己废掉,这件事值得记一笔。福柯一辈子都在废掉自己写过的东西。他说过,大意是:他写一本书,是为了改变自己,为了不再像从前那样想;如果写完以后他还和写之前一样,那就白写了。(一九七八年的一次长篇访谈)
请把这句话和第 2 章连起来读。一个被诊断过的人,最怕的就是「你就是这种人」。写作对他来说,是一次一次地证明:我不是上一本书里的那个人。
一九五三年夏天,据后来的记载,福柯在意大利海边度假,带了一本尼采。
这件事被很多传记提到,因为它像一道分界线。在此之前,他读的是黑格尔、马克思、现象学,是一套讲「意识」「历史」「主体」的哲学。读了尼采以后,他开始对另一种问法上心:不问「这是什么」,只问「这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在哪一场争斗里把它立起来的」。
这个问法,后来有一个名字,叫谱系学。前言里说过,它几乎就是发生学的问法。
同一年,他还看了刚上演不久的《等待戈多》。据后来的记载,他说那场戏让他喘不过气来。一出没有情节、没有结论、两个人在路边等一个永远不来的人的戏,把他那一代人心里的某样东西说了出来。
一个夏天,一本尼采,一出戏。土在这一年里换了一层。
这一段,是福柯第一次站到「看的人」那一边。
请把这件事和上一章连起来看。第 2 章里,他是坐在桌子那边的人;这一章,他坐到了桌子这边。两边他都坐过。
这就是他后来最厉害的地方。多数研究精神病学的人,只看得见一套知识;多数写病人回忆录的人,只看得见一场痛苦。福柯两样都看得见,所以他问出了一个别人不问的问题:那一套看人的办法,本身是怎么长出来的?
他看见了:医生的目光不是天生的,是练出来的;诊断表不是中立的尺子,它一边量,一边在把一个人做成某种人;档案不是记录,档案是制造。
这是判决一的第一批证据:不只被看的东西有出生日期,看的人也有出生日期。
拿今天的事试一下这句话。一个孩子被带去做注意力方面的评估,家长最关心的是「结果是什么」。这一章要问的是另外三件事:这张量表是谁编的?它是哪一年编的?它当初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三个问题问完,那个分数还在,可它不再像一句判决,更像一份在某个年代、为了某些理由做出来的工具。工具可以用,只是要知道它是工具。
也要说一句公道话。福柯不是说精神病学是骗人的,也不是说不该有医生、不该有治疗。他说的是:这一套办法有来历,来历可以查;查清楚了,人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
这是本书往后二十几万字里最常出现的一句分辨,先在这里立住:查出生日期,不等于宣布作废。知道眼镜是什么时候配的,不等于要把眼镜摔了;只是你从此知道,那是一副眼镜,不是你的眼睛。
用七个词看,这一段是「正在成形」的后半段:形状开始冒头,但还没稳。
路走得很清楚:从被看,到看;从心理学的量表,到量表背后的历史。一先一后,顺序不能颠倒。他要是没做过那几年的测验,后面那些书写不出来。
土有两片,缠在一起。一片是医院和监狱这种硬土:钟点、表格、编号、档案柜。另一片是书里的土:尼采,宾斯万格,那出戏。两片土互相顶,顶出了一个问题。
回写呢?这一段里,回写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做过的那些测验,沉回去,改了他后面几十年要走的路。可是那些被他测验过的人呢?他们填过的表、得过的分数,只是进了档案柜。这是全书第一次出现一个很不舒服的对照,后面还会一次次出现:同一件事,落在他身上是改字帖,落在被测验的人身上只是描红。
今天,很多人一辈子要坐好几次桌子的那一边:面试的那一边,体检的那一边,家长会上被老师叫去谈话的那一边,孩子被送去测评的那一边。
也有很多人要坐到桌子这一边:当了主管,当了班主任,做了人事,做了社工,做了医生。
坐到这一边的第一天,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手里这张表,是谁做的?它为什么问这几栏,不问别的几栏?
一个班主任要填一张学生综合素质表,表上有「团结同学」「遵守纪律」「劳动表现」三栏,没有「会不会自己想问题」这一栏。一张表最要紧的信息,常常不在它写了什么,而在它没写什么。她照着填了三年。第四年,她在年级会上提了一句:能不能加一栏。这一句,就是从描红往改字帖走的一步。
也有另一种做法,不必等到年级会。她可以在每学期的评语里,替每个孩子多写一行表格上没有的话:这孩子今年问过一个很好的问题。表格没改,可是那一行话进了家长手里。有时候,字帖一时改不动,先在页边上写一行,也算数。
小账
谁在执笔:医院和监狱的那套表格;福柯手里握着笔,填的却是别人设计的栏目。
描红还是改字帖:在被测验的人那边,只有描红;在他自己这边,是改字帖——那几年的活,改了他一辈子要走的路。
带走的话:他在二十几岁那几年,把桌子的两边都坐过了;一个只坐过一边的人,写不出那一套看人的办法是怎么长出来的。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什么都觉得天经地义;离开一阵子回来,忽然觉得处处别扭——为什么非得这样?
这不是矫情。一个人泡在一片土里的时候,那片土是看不见的。土要在你踩到另一片土的时候,才第一次显出形状。
福柯一生里最重要的那本书,是在离法国很远的地方写的。
一九五五年,福柯离开法国,去了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主持那里的法国文化中心,同时教法语和法国文学。据传记记载,这个位置是他的老师、研究神话的学者杜梅齐尔帮他找的。
乌普萨拉是一座大学城,冬天很长,天黑得很早。他后来说过,在那里他最常做的事,就是泡图书馆。
那座图书馆,正好藏着一批要命的东西:一位瑞典医生一辈子收集的医学史文献,几万件,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有手稿,有旧书,有医院的规章,有医生的信。二十世纪中叶,这批收藏进了乌普萨拉大学的图书馆。
一个从法国来的年轻人,在北欧的冬夜里,一页一页翻十七、十八世纪的医学文献。那几年他三十岁上下,人在异乡,法语在那里是一门外语课,日子并不热闹。他本来只想写一篇关于疯狂与心理学的论文;翻着翻着,论文变成了另一样东西。
据后来的记载,他在那几年的冬天,常常是图书馆最后走的几个人之一。窗外天黑得早,馆里很静。这个画面值得记住:后来那些把整整一代人搅动起来的判断,是在一张安静的桌子上,从一叠没人要看的旧纸里长出来的。
翻档案是一件很闷的活。一份一份的收容登记,一条一条的院规,一封一封医生写给上司的信。大部分材料都没有用。可是翻得够多,忽然有一天,你会看见一件谁都没注意过的事:某一年以前,某一类人还和另一类人关在一起;某一年以后,他们被分开了。分开的那一年,就是一张出生证上的日期。
一本讲法国怎样对待疯子的书,材料是在瑞典的书架上找到的。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土」的好例子。
瑞典还给了他别的东西。
据后来的记载,福柯对瑞典的印象很复杂。那是一个富裕、干净、秩序井然的国家,福利很好,什么都替人安排得妥妥帖帖。他晚年谈到那几年时说过,大意是:在那样一个社会里,他反而感到一种很深的不自由——那是一种温和的、周到的、让人无从反抗的管法。
这句话要记住。福柯后来写的那些东西,最锋利的地方从来不是暴君和刑场,而是温和的、周到的、为你好的安排:干净的病房,合理的作息,科学的表格,贴心的提醒。
今天的人对这一点应该更容易懂。逼你加班的老板,你恨得起来;一个每天提醒你「该喝水了」「该站起来了」「你这周比上周多睡了十七分钟」的手环,你恨不起来,可它也在一条一条地写你。
他去的下一站更远。一九五八年,他到了华沙,在那里的法国文化中心工作。据后来的记载,他在华沙遇到了麻烦:他和一个年轻人来往,而那个年轻人与警方有关,事情被捅出来,他必须离开。他在波兰只待了一年多。
一九五九年,他到汉堡,仍旧管一个法国文化机构。也就是在汉堡,他把那本大书写完了。
五年,三个国家。一个法国人,在瑞典的图书馆里找材料,在波兰尝到被盯着的滋味,在德国收尾。
写完以后,他先想在瑞典交这篇论文。据后来的记载,当地的一位科学史教授看了稿子,没有接受:太文学,太随笔,不像一篇论文。
于是稿子回到了法国。法国这边,接住它的是科学史家康吉莱姆。据后来的记载,康吉莱姆读完很快就表了态: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后来,他成了这篇论文的指导人之一,也成了福柯一生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
一部书被一处退回,又被另一处接住。土不同,同一份稿子的命运就不同。这也是发生学的常识:同一粒种子,落在沙地和黑土里,长出来的不是同一棵树。
顺带说一句:那位退回稿子的教授未必错。照当时科学史论文的规矩量,这份稿子确实不合格。一样新东西要出来,常常是在旧规矩里先被判不合格——这句话,本系列几乎每一卷都要说一次。
这本大书,就是后来的《古典时代疯狂史》。第三编会整整一编来拆它,这里只说它做了一件什么事。
它不问「疯狂是什么」,只问:在哪一个年代,谁,用什么办法,把一群人从人群里划了出去?
他给出的答案,是一个很具体的年份和一道很具体的命令。十七世纪中叶,巴黎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把乞丐、流浪汉、游手好闲的人、有伤风化的人和疯子,一起关进同一批房子里。这件事,福柯叫它「大禁闭」。
请注意:疯子最初不是被当成病人关起来的,是和穷人、懒汉一起,被当成「不干活、不守规矩的人」关起来的。要到一百多年后,疯子才从这群人里被单独挑出来,交给医生,被叫作病人。
也就是说,「疯」这个格子,不是一直在那里等人去发现的,是在某一个年代,为了某一些理由,被划出来的。
划线的那只手,是这本书的主角。
这里要先说清楚一个分寸,免得读者走偏。说「疯这个格子是被划出来的」,不等于说痛苦是假的。一个人整夜睡不着、听见没有人说的话、觉得活不下去,这些痛苦是真的,家人的辛苦也是真的。福柯问的不是「痛苦真不真」,是「这些痛苦被放进了哪个格子、交给了谁、按什么办法处理」。同一份痛苦,在不同的年代被放进不同的格子里,得到的对待完全不同。
三件事。
第一,材料。福柯的书为什么难驳?因为底下全是档案:哪一年的敕令,哪一家收容所,收了多少人,每天几点起床。他的土最满、最硬。这一点,本系列一百三十年卷已经说过;这一章交代了这份硬土是怎么来的——是在北欧的冬夜里,一页一页翻出来的。
第二,距离。他在离法国两千公里的地方,看清了法国的那条线。人在土里的时候,土是看不见的;踩到另一片土上,第一片土才显出形状。
第三,温和的管法。瑞典那几年,给了他后来一辈子的一个警觉:最难反抗的,不是凶狠的,是周到的。
这一段,是「正在成形」走向「定型」的转折。
形状长出来了:一个从历史档案里找答案的人,一个专门查出生日期的人。这个形状,后面二十多年基本没再变。
路很清晰:先有那几年在医院和监狱做事的经验(第 3 章),再有尼采的问法(第 3 章),再有乌普萨拉那批医学文献,三样撞在一起,撞出了这本书。三样里少一样,这本书都长不成现在的样子。这是导论里说的第一种碰撞:三样都活着,互相拆台。
回写也发生了:这本书一出来,就改了后来几十年人们谈论「疯狂」的方式。今天,一个中国的读者会随口说「精神病是被建构出来的」——这句话的来历,有一半在这本书里。一本书回头改了它的读者的土,这是真的改字帖。
福柯自己的字帖,也在这里被改了一次:从此他不再是一个心理学讲师,而是一个写历史的人。
顺便记一个后来很要紧的伏笔。这本书里有一个说法,日后被德里达抓住不放:他说,在一切分类、一切医学之前,有一种「疯狂本身」,它是沉默的,被理性的语言压住了。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替被关起来的人说话,可它也悄悄留了一样东西:一个在所有做法之前就已经在那里的原样。判决一右边那一栏——「给被看的留了一个出生之前的原样」——最早的证据,就在这里。第 52 章会细讲这场争论。
「走远了才看得见」,这件事普通人也能做,不必真的出国。
一个在一家公司做了十年的人,跳槽到另一家,第一个月常常最难受:这里的流程那么怪。可是三个月以后,他回头看原来那家公司,第一次看清了那里有多少事其实没有道理,只是「一直这样」。
有意思的是,这个窗口会关上。再过一年,新公司的怪规矩,他也不觉得怪了。看清一片土的机会,多半只有刚换地方的那几个月。所以换了新环境的人,值得把那几个月里觉得别扭的事记下来——过一阵子,你自己也会忘了它们哪里别扭。
一个当了十几年老师的人,去别的学校听一次课;一个带孩子带得精疲力尽的妈妈,去别人家住两天。都是同一件事:换一片土,才看得见自己那片土的形状。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找一件你觉得「本来就该这样」的事,去问一个外行、或者一个外地人、或者一个孩子:「你觉得这样正常吗?」他要是愣一下,你那片土的边就露出来了。
举一个现成的例子:孩子的作业本为什么要家长签字?很多中国家长觉得天经地义。换一个没在这套里长大的人来看,第一反应多半是: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值钱。答案可能有好几层——为了让家长知道进度,为了让老师省事,为了出了问题有人负责。哪一层是当初的理由,哪一层是后来加上去的?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一问就有出生日期。
小账
谁在执笔:三个国家的三片土,和一柜子十七、十八世纪的医学文献;福柯第一次握住了一支自己的笔。
描红还是改字帖:改字帖。这本书改了后来几十年谈论「疯狂」的方式,也改了他自己的身份。
带走的话:人在土里的时候,土是看不见的;福柯走到两千公里以外,才看清了法国在十七世纪画下的那条线。
一个人出名,常常不是因为他最好的那本书。
福柯最扎实的书,是三十出头在北欧写的那一本。让他一夜成名的,是五年后的另一本。后一本更难读,却在巴黎卖得像面包。
这一章讲他怎样从一个外省大学的讲师,变成了报纸上的名字。也讲一件更要紧的事:一个人的名字一旦立住了,这个名字就开始反过来写他。
一九六一年五月,福柯在索邦大学答辩,通过了博士学位。
按法国当时的规矩,博士要交两篇论文。主论文,就是那本厚厚的疯狂史。副论文,是他翻译康德的一本人类学著作,另加一篇长长的导言。指导他副论文的,是伊波利特——第 2 章里那位老师。
答辩委员会里有康吉莱姆。据后来的记载,答辩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场面很热烈。一部被瑞典退回的稿子,在巴黎成了一件大事。
也有委员提出过质疑:这到底是历史,还是哲学,还是文学?这个问题跟了他一辈子。他的书从来不好归类——历史学家嫌他太哲学,哲学家嫌他太历史。一样真正新的东西出来,最先遇到的麻烦往往不是被反驳,是没有柜子可以放。
同一年年底,书出版了。第一版的书名很长,正题叫「疯狂与非理性」,副题才是「古典时代疯狂史」。这本书一开始并没有卖多少,但读过的人都知道它不一般。
据后来的记载,一位比他年长的著名作家读了这本书,写了长长的书评,说这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一本厚得吓人的书,就这样在小圈子里传开了。
答辩前后,福柯在中部城市克莱蒙费朗的大学教心理学,后来做了系主任。
在那里,他遇见了丹尼尔·德费尔。据后来的记载,两人是在克莱蒙费朗认识的,德费尔当时是学生;从那以后,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直到福柯去世。
德费尔在这本书里还会出现好几次。他是福柯的伴侣,也是他后来走上街头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九六〇年代末德费尔卷进了左翼运动,福柯跟着他,第一次离开书房,站到了现实的事情里。福柯去世那一年,德费尔创办了法国最早的艾滋病互助组织之一。这件事,第 8 章再说。
一个人的思想,不只是从书里长出来的。谁和他一起过日子,谁半夜跟他争论,谁把他拉去参加一场集会——这些都是土。
这一点,学院里的人常常不写。他们写一个哲学家,写他读了谁、反对谁、影响了谁,很少写他和谁一起吃饭。可是本系列一路拆下来,越拆越清楚:一个人的土里,最要紧的那几样,多半是人。
一九六三年,福柯出了两本书。
一本叫《临床医学的诞生》。它问的问题,和疯狂史是同一类:医生看病人的那种看法,是什么时候、怎样长出来的?他给这种看法起了一个名字,叫「目光」。第三编第 18 章会细讲。
另一本,写的是法国作家雷蒙·鲁塞尔。福柯晚年说过,这是他写得最愉快的一本书,也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本;可惜几乎没有人读。
这里要记一笔:一个后来被当成「权力理论家」的人,他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是讲文学的。福柯一辈子对文学、对绘画、对语言的着迷,从来没有断过。忘了这一半,读他就只剩下监狱和摄像头。
这一半也不是闲笔。他从文学里学到的东西,后来全用在了历史上:他写档案的笔法,那些一上来就把人按住的开头(《规训与惩罚》的第一页是一场公开处决的场面),都是文学的本事。一本讲监狱的书能被几十万人读完,靠的不只是道理。
一九六六年,《词与物》出版。
前言里说过这本书的结尾:人是一张沙滩上的脸。现在补上开头。这本书要做的,是给三百年来的欧洲知识切三刀:文艺复兴那一层,十七、十八世纪那一层,十九世纪以后那一层。每一层里,人们能想什么、能怎样排序、什么算是「知识」,都不一样;层与层之间,是断的。
这本书一出来,就成了当年夏天的话题。报纸上讨论它,咖啡馆里议论它。据说,那年夏天去海边度假的人,行李里夹着这本厚书。
也是从这一年起,福柯被归进了一个当时很热的标签:结构主义。他自己一直不认。据后来的记载,他多次表示,他和那几位被归在一起的人,做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标签不管他认不认。第 2 章说过,一张标签贴上去只要一秒钟。这一回,被贴的人是他自己。
这一段,是他的「定型」。
一个人的形状稳住了,就意味着三件事同时发生。第一,别人认得出他了:一说起「福柯」,人们知道那大概是什么样的想法。第二,他被放进了一个格子:结构主义者。第三,他的名字开始替他说话——后来他写什么,人们都先用这个格子去读。
福柯后来专门写过一篇短文,问:一个作者的名字,到底是什么?他说,那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它还是一种功能:它把一堆文字捆在一起,决定哪些算是「他的」,决定人们怎样读、怎样引、怎样归类。(《什么是作者?》,一九六九年)
这句话,是他在自己刚刚变成一个「名字」之后不久写的。一个刚被自己的名字套住的人,回头去拆「名字」这件事。
他在那篇文章里还说了一件更细的事:不是所有写下来的东西都有「作者」。一张购物清单、一份合同、一封普通的信,都没有人追问「这是谁写的、他的风格如何、这一句要联系他别的作品来读」。只有某一类文字,才配得上一个「作者」,也才被那样去读。这个门槛是什么时候立起来的,谁说了算,本身就有一部历史。
这是本书第一次看见他做一件很像「改字帖」的事——只是他拆的是名字这张字帖,而不是他书里那些被写的人所面对的字帖。
这一段的形状:定型。
回写在这里第一次大规模发生,而且是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他的书回头改了土:一九六六年以后,法国知识界谈论「人」「主体」「历史」的方式变了。这是改字帖。
另一个方向,是他的名字回头改了他:他成了「福柯」,成了一个招牌、一个立场、一个要被人反对或者追随的东西。后面几年,他花了不少力气挣脱这个名字——《知识考古学》开头那段「别问我是谁」,就是从这里来的(前言引过)。
请留意这两个方向的关系。一个人的形状稳住以后,他既能改土,也会被自己造出来的东西反过来写。这是回写最完整的样子。福柯在自己身上亲身经历了它,却很少把它写进他研究的那些人身上。这是第 9 章那处反差的又一批材料。
普通人也会被自己的名字写。
一个人在单位里被叫作「老黄牛」,什么活都接。第五年他想说「这个我做不了」,话到嘴边咽了回去——因为「老黄牛」不会这么说。
一个孩子在班上被叫作「数学天才」,从此一次考砸都不敢。一个妈妈被亲戚夸「最会带孩子」,累到撑不住也不肯说一句求助的话。
三个例子有一个共同点:名字给的是好评,压的却是真话。被骂的人还能反驳,被夸的人反驳不了——反驳等于辜负。
名字很好用。名字也会变成一张字帖,你每天照着它描。
单位里最常见的一种,叫「你是我们这儿最细心的人」。第一次听,是夸奖;第三年,它成了一道命令:所有要细心的活都归你,你还不能出错。名字给了你一个位置,也给了你一份不能推掉的责任。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想别人最常用来形容你的那个词。然后问自己一句:这个词,今天还准吗?如果不准了,我是不是还在照着它描?
小账
谁在执笔:一九六六年之后,多了一支笔——他自己的名字。
描红还是改字帖:两边都有。他的书改了一个时代谈论「人」的方式;他的名字又回头把他框住,他接着去拆这张名字的字帖。
带走的话:一个人的名字一旦立住,就开始反过来写他;福柯刚刚变成「福柯」,就动手去拆「作者的名字到底是什么」。
一个只研究十七世纪档案的人,怎么会跑去参加游行?
这一章讲的就是这四年。它是福柯一生的转弯处:从书房到街头,从「知识是怎么长出来的」,到「力是怎样作用在人身上的」。
转弯不是忽然的。它是被一群学生撞出来的。
一九六六年秋天,《词与物》正红的时候,福柯离开法国,去了突尼斯大学教书。据后来的记载,他在那里住在海边,教书之余写《知识考古学》。
那两年,突尼斯并不平静。一九六八年三月,突尼斯的大学里爆发了学生运动,规模很大,警察进了校园,很多学生被捕,据后来的记载,有人在被关押期间遭到虐待。
福柯站到了学生这一边。据后来的记载,他掩护过被追捕的学生,帮着藏过一台印传单的机器,也去法庭旁听过审判。
这件事对他触动很深。他后来回忆那两年时说过,大意是:在突尼斯,他亲眼看见年轻人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做一件事;这让他明白,光有理论上的讨论是不够的。(一九七八年的一次长篇访谈)
请注意时间。一九六八年五月,巴黎的学生运动震动了全世界;那时福柯人在突尼斯。他的一九六八年,是在北非过的。
这件事后来常被人提起:那场把整个法国知识界都卷进去的运动,他缺席了。也有人说,正因为缺席,他看得更清楚——他是在一个殖民统治刚结束不久的国家里,看着学生冒着真正的风险行动,而不是在巴黎的街垒后面。
一九六八年秋天,福柯回国。当时法国政府为了回应学生运动,在巴黎东郊的万森纳办了一所实验性的大学,收了大量此前进不了大学的学生,课程也很新。
福柯被请去筹建哲学系,并当了系主任。他请去的人,后来一个个都成了名字:德勒兹的名字也出现在这所学校的哲学系里。这是本系列德勒兹卷的主角,他和福柯后来有过很长的交情。
两个人后来常被放在一起讲,也确实互相推过一把:德勒兹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赞福柯,福柯也写过一句被引用过无数遍的话,说这个世纪也许有一天会被称作德勒兹的世纪。(一九七〇年的一篇书评,大意)他们晚年疏远了一些,据后来的记载,和对一些政治事件的看法不同有关。
万森纳很快就乱了。学生占了楼,警察进了校园。据后来的记载,福柯本人也参与了对抗,有人说他在屋顶上待过。一个刚刚写完《知识考古学》的人,站在被占的教学楼上。
这所学校的哲学系,后来被教育部取消了学位授予资格。福柯在那里只待了一年多。
一所为了回应学生运动而办起来的新大学,很快又被收拾了一遍。一个刚刚写完「一个时代能说什么是被筛过的」的人,亲眼看见了这道筛子怎样落下来。
一九七〇年,福柯当选法兰西公学院的教授。
法兰西公学院是法国最高的学术机构之一,教授不带学生、不发文凭,只有一个义务:每年公开讲课,讲自己正在研究的东西,谁都可以来听。
按惯例,新当选的教授可以给自己的讲席起名字。福柯起的名字是:思想体系史。
这几个字值得停一停。他没有叫「哲学史」,没有叫「心理学史」,也没有叫「科学史」。他要研究的,是一套一套的想法本身是怎样成形、怎样运转、怎样规定了人能想什么的。
起名字这件事,在这本书里从来不小。第 1 章他划掉了名字的前一半,第 5 章他被一个名字套住,这一章他第一次给自己的工作起了名字,而且是一个此前不存在的名字。能给自己的活起名字,是一个人从描红走向改字帖的路标。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日,他作了就职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关于「话语的秩序」。他在里面讲了一件事: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谁能说话、能说什么、在什么场合说、说了算不算数,都是被一整套办法筛过的。话不是想说就能说的。
他举的例子很具体:疯子的话不算数,因为说话的人被判定为疯;一句话要算数,往往要有一个位置——一个职称、一张文凭、一个机构、一个栏目。今天的人也懂:同样一段话,一个专家说出来和一个网友说出来,命运完全不同。
那场演讲的最后,他向伊波利特致敬——第 2 章里那位在亨利四世中学教过他的老师,那时刚去世不久。
这四年,福柯的问题换了一个。
此前他问的是:在某一个年代,人们能想什么、能说什么?这是关于知识的问题。此后他问的是:是什么力量,在把人做成这个样子?这是关于权力的问题。
为什么会换?
一个答案是学生给的。在突尼斯,他看见的不是「话语」,是被打的人、被关的人、冒着危险散发传单的人。在万森纳,他看见的是警察进校园。书房里的问题,被现实顶了一下。
另一个答案更深。他自己后来说过,大意是:光研究人们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还不够;说与不说的背后,有别的东西在起作用。(后来的访谈,大意)
这是判决二的开端。从这里开始,「土」在他笔下变了:不再只是一层一层的知识地层,而是一股一股在推的力。
也要留一个记号。土变硬了,是好事:他终于写到了真正在推的东西。可是硬土有一个副作用——推得太清楚,就容易忘了土也在托。第 1 章里那句「土在推,也在托」,从这一章起,在他的书里一年比一年少见。这条线,第 58 章要拔。
导论里说过,六十年代的福柯,路压过了土:好像一切都由说出来的话造出来。这一章,是土反过来顶了一下。
真实的土——警察、监狱、被捕的学生——顶上来,把他从「只写话」逼到了「写力」。这正是导论里那台发动机的第一拍和第二拍:张力积累,逼出形状的改变。
要说明一句。这不是说他前面错了,后面才对。两段都是真的,各看见了一半。六十年代他看见了:能说什么是被安排好的。七十年代他看见了:安排的背后有力在推。发生学要两样都要:路和土,一个都不能少。
这句话也可以拿来看今天的争论。一件事出了问题,有人说是观念的错(要改思想、改话语、改说法),有人说是条件的错(要改制度、改钱、改人手)。两边吵得很凶,其实各说了一半。路和土是互相长出来的:只改说法,土不动,说法过几年会被土改回去;只改条件,路不动,人照旧按老走法走。
回写呢?他自己这一页被改写了:从一个只坐图书馆的人,变成了一个既坐图书馆又站在监狱门口的人。至于突尼斯那些被捕的学生——他们把一个法国教授的问题改了。这是普通人改字帖的一个真例子,而且是这本书里少有的、发生在福柯自己身上之外的例子。
很多人的转弯,也是被别人顶出来的。
一个做了十年中学老师的人,一直相信「分数是最公平的」。有一年,班上一个特别用功的孩子,因为家里出了事,成绩掉下去,被分去了差班。她去找过几次,没有用。那件事之后,她开始琢磨另一些问题:这套排序到底在做什么?
一个做人事的人,一直觉得绩效表格是科学的。直到有一天,他要照着表格辞掉一个他明明知道很能干的人。
这样的时刻不多,一辈子也许只有几次。它们的共同点是:现实顶了你一下,你原来那套说法不够用了。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想,你有没有过这样一个时刻?那一次之后,你改了什么?如果什么都没改,那件事现在还压在哪里?
要留意的是第二问。一件顶过你的事,如果什么都没改,它不会就这样消失,它会沉到别处去:变成一句口头禅,变成一种回避,变成半夜忽然醒来的那几分钟。改一条小规矩,常常比想通一个道理更管用。
小账
谁在执笔:被捕的学生、进校园的警察、一所乱糟糟的新大学——现实顶了这支笔一下。
描红还是改字帖:改字帖。这一回,改他字帖的,是一群他并不认识的年轻人。
带走的话:福柯从书房走到街头,不是因为想通了什么,是因为他亲眼看见了年轻人冒的险;有些字帖,只有现实顶上来的时候才改得动。
一九七一年二月的一天,巴黎,几个人在一场记者会上宣布,成立一个小组,名字叫「监狱信息小组」。
他们要做的事很简单:去监狱门口,把问卷发给来探监的家属;也想办法把问卷送进牢里,让犯人自己填。问的都是很具体的事:几点起床,吃什么,能不能看书,生病了怎么办,写信要不要被看。
发起人里,有福柯。那一年他刚当上法兰西公学院的教授。
一个刚刚站上法国最高讲台的人,去监狱门口发问卷。这一章讲的就是这十四年:讲台和街头,同时。
小组的口号大意是:不替犯人说话,让犯人自己说话。
这句话里有福柯的一个判断。他说过,大意是:知识分子长久以来的位置,是替沉默的人说话、当他们的良心和代表;可这个位置本身要被质疑——那些人并不需要人替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说得也很清楚,缺的只是让他们说出来的渠道。(与德勒兹的对谈,一九七二年)
于是这个小组不写宣言,只发问卷。把犯人每天几点起床、能不能收到信这样的事,一条一条印出来,公之于众。
这个做法今天仍然有人在用。一个记者不写评论,只把一家工厂的排班表登出来;一位家长不写长文,只把孩子一周的作息一小时一小时列出来发在群里。不讲道理,只摆钟点。钟点最难反驳。
这也是本书往后会一再用到的一个办法:遇到一件说不清楚的事,先别急着讲道理,先把它的钟点、栏目、次序摆出来。一张表摆出来,很多话就不用说了。
这件事,用本书的话说,是一次难得的尝试:把笔递出去。不是替被写的人写,是让他们自己写一笔。
小组只存在了不到三年。可是它做的事留下了痕迹:后来法国监狱的一些制度确实被推动着改了几处。
也要写清楚它的限度。问卷能把一间牢房里的钟点公之于众,能推动改掉几条规定;它改不了「监狱」这件事本身。福柯自己在《规训与惩罚》里说得更狠:监狱从诞生那天起就一直被说成失败的,可它一直在;每一次改革,都让它更结实。这话在那几年里,等于是在说他们自己做的事。
这个圈子今天也常见。一项制度出了问题,于是加一层监督;监督也出了问题,于是再加一层考核。每一次都是为了改进,每一次都让那套东西更密实。用本书的话说:全是描红,没有一次改字帖。
同一时期,他在法兰西公学院一年一年讲课。
据后来的记载,他的课极受欢迎:最大的教室坐不下,有人提前一两个小时占座,讲台上摆满录音机。他讲课不复述自己出版的书,讲的是他手头正在做的研究。
据后来的记载,他的作息很规整:上午在图书馆或者书桌前,下午读书写字,晚上有时去开会、去见人。他喜欢一间几乎什么都没有的书房,白墙,一张大桌子。一个写了一辈子「安排」的人,自己的日子安排得很紧。这不是反讽:会写作息表的人,多半自己也守着一张。
这些课后来被整理成了十三卷讲稿。它们成了今天理解福柯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很多他在书里没有说透的话,在课堂上说得更明白。
课堂和书不一样。书是收干净的,讲课是正在想的:他会停下来,会推翻上一周说过的话,会承认某个说法不好用。今天读那十三卷,最动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你能看见一个人的想法正在成形,还没有定型。
一九七五年,他出版《规训与惩罚》,讲监狱的诞生。一九七六年,出版《性经验史》第一卷。这两本书,是第五、六编的主场。
然后,他停了。第二、三卷要到八年后才出来,而且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那八年里发生了什么,第七编会细说。
一九七一年,福柯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在荷兰的一档电视节目里辩论。
题目是人性与正义。乔姆斯基说,人天生有一套结构,语言从那里来,正义也可以从人的本性里找到根据。福柯说,「人性」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造出来的一个说法;至于正义,他更进一步:所谓正义的观念,本身就是在各种斗争里被发明、被使用的工具。
据后来的记载,主持人当场感到两人根本谈不到一起。
这场辩论,第八编第 53 章会细讲。它是判决五最重要的证据之一:福柯的刀锋利得可以拆掉一切「应当」,可是拆完以后,他很难说清自己凭什么反对一件事。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福柯常去美国。加州的伯克利成了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他在那里讲课,也在那里过了几段很自在的日子。
一九八〇年,法国一家大报登了一篇访谈,受访者不署名,标题叫「戴面具的哲学家」。那个人在里面说,大意是:他很怀念一种没有名字的批评;要是能不署名发表,他就可以听到真正的回应,而不是听人回应一个名字。后来人们知道,那个人是福柯。
第 5 章说过,他一辈子在挣脱自己的名字。到这里,他干脆试着摘下来一次。
也要写一处盲区。一九七八年,伊朗爆发革命,福柯两次去伊朗,给一家意大利报纸写了一组报道。他在文章里对革命中人们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怕死的意志」评价很高,用了一些很热烈的说法。革命之后的走向,和他文章里的期待相去甚远,这组报道后来一直被人批评。
有一件事值得记下:当时就有人公开写信提醒他,特别是关于女性处境的那一部分。他没有收回那些文章。
这本书照实写这一处,也照本书的规矩加一句:这不是他一时糊涂。他一辈子的刀,是用来查一样东西是怎么被造出来的;他手里没有一把尺子,能事先判断一件正在发生的事会走向哪里。判决五说的「只开诊断书」,在这里付出了代价。
这十四年,是福柯最像一个「完整的人」的十四年:讲台、书房、街头,三样同时。
他也在这十四年里,把「权力」这件事写到了别人没写过的地方。不是国王的权力,不是压在人头上的权力,而是在学校、医院、工厂、家庭里,一点一点把人做成某个样子的那种力。
这是判决二的主场。
可是也要记下一件事:监狱信息小组那三年,是他一生里最接近「把笔递出去」的一次尝试。而这件事,他做过,却几乎没有把它写进他的理论里。他的书里,被规训的人自己接过笔,也只是更规矩地描红;他自己在现实里做过的那件把问卷递出去的事,没有变成他笔下的一种机制。
这一处,是全书最要紧的裂缝之一。第九编会回来。
土:这几年他写的土,是硬土——监狱、军营、学校、医院,有钟点,有编号,有档案。导论里说的第二种碰撞(字帖焊死,只有手在变),他在这几年写得比谁都准。
路:他的路也换了。此前他从一个时代切一片,看那一层里有什么;此后他从今天的东西往回追——今天的监狱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是谱系学,离发生学最近的问法。
回写:这一章有两处。一处是现实里的:问卷发出去,有几条制度真的改了;这是改字帖。另一处是理论里的:这件事没有回写进他的书。他在生活里做到的,比他在书里写下的要多。这句话,是第 9 章的总账要用的。
「不替他说话,让他自己说」——这件事,普通人也能做,而且常常做反。
一个家长去学校替孩子说话,说得头头是道,孩子在旁边一声不吭。回家路上孩子说:你们根本没问过我。
一个主管替下属向上争取,争到了一个他觉得好的结果;下属想要的其实是另一样。
一个成年子女替老人拿主意:住哪家养老院,吃什么药,几点睡。老人一句话不说。
替人说话,多半是好意,有时也真的必要。可以加一个小步骤:先把纸递过去,问一句「你想说什么?」,再替他去说。
这个小步骤有一个很硬的检验办法:事后问一句「我刚才替你说的,和你想说的一样吗?」多数人不敢问,因为怕听到「不一样」。可正是这句话,把笔真的递了出去。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找一个你最常替他做主的人,问他一个具体的问题——不是「你觉得怎么样」,而是「这件事里,你最想改哪一条?」
注意问法。「你觉得怎么样」多半换来一句「都行」;「你最想改哪一条」逼着人指出具体的一处。问卷之所以有用,就是因为它问的是钟点、信件、看病,不是「你对监狱有什么看法」。
小账
谁在执笔:一边是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台,一边是监狱门口的问卷;他第一次试着把笔递给被写的人。
描红还是改字帖:现实里改了字帖(问卷推动了几处制度),理论里没有——他没有把这件事写成一种机制。
带走的话:福柯一生最像「把笔递出去」的一次,是在监狱门口发问卷;可他的书里,没有给这件事留一个位置。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米歇尔·福柯在巴黎去世,五十七岁。
他死在一家医院里,医院的名字叫萨尔佩特里耶尔。
这个名字,在他自己的第一本大书里出现过很多次。三百多年前,法国国王设立那个专门收容乞丐、流浪汉和疯子的机构时,萨尔佩特里耶尔是它最大的一处院子。第 4 章说的那场「大禁闭」,收人收得最多的地方,就是这里。
后来几百年里,它变了很多次:收容所,妇女病院,精神病院,现代的大医院。十九世纪,法国最有名的神经科医生在这里当众给病人做示范,台下坐满了学生和好奇的人。二十世纪,它成了巴黎最大的综合医院之一。
一个一辈子研究这类地方的人,最后在这里去世。这不是安排,是巧合。可有些巧合,值得记下来。
顺便说一件事,它和本书的钥匙有关。今天的萨尔佩特里耶尔是一家大医院,救治过无数人;三百多年前的萨尔佩特里耶尔,是一处关人的院子。同一片地方,同一些房子,功能可以整个换掉。地方不会告诉你它是什么,是每一个年代的做法,在替它写名字。
去世前不久,他刚出版了《性经验史》的第二卷和第三卷。
这两卷和第一卷隔了八年,而且完全不像同一套书的续集。第一卷讲的是近代社会怎样不停地谈论「性」、怎样围着它造出一整套知识和管法;第二、三卷退回两千年,讲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怎样对待自己的身体、饮食、欲望和婚姻。
主题也变了。他不再只问「人是怎样被做出来的」,开始问另一件事:一个人可以怎样对待自己?
他在第二卷的前言里说过一段很少见的话,大意是:人为什么要写作?如果写作只是把已经知道的东西说一遍,那就不值得;写下去的理由,是要看看自己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思考。(《快感的运用》前言,一九八四年)一个人在最后一年写下这句话,读起来不一样。
这句话也可以拿来量这本书自己:如果读者读完以后,想事情的方式和读之前完全一样,那这本书就白写了。
据后来的记载,这两卷的清样,他是在病中看完的。
那几年他身体不好,最后几个月尤其。他去世的消息传出时,很多人都感到突然。他的死因当时在法国引起过争论;今天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他死于当时刚刚出现、还没有名字可言的那场疾病。按本书的规矩,这里只写公开的事实,不写病中的细节。
这本书不打算把他的病写成他思想的注脚。一个人的思想不是从他的病里长出来的;把两件事接起来,反而会把人写小。这里只记两件公开的事:他在病中看完了最后两卷的清样;他去世后不久,他身边的人把力气放到了帮助同样处境的人身上。
同一年秋天,福柯的伴侣德费尔——第 5 章里出现过的那个人——参与创办了法国最早的一批艾滋病互助组织之一。
那个组织做的事,和十三年前监狱门口的问卷,有一点很像:不替病人说话,让病人自己组织起来,自己说,自己互相帮。
差别也在这里。问卷是把情况说出来;这个组织再往前一步:它自己办起了热线,自己编印材料,自己去和医院、和政府打交道,最后真的改了几条规矩。从「让人自己说」,到「让人自己改」,中间隔着的正是这本书说的那一步。
这件事不在福柯的著作里,可它在福柯的一生里。第 9 章的总账要用到它:他身边的人,替他把那一步走了出去——从「让人自己说」,走到「让人自己组织起来,把制度改一改」。
福柯留下过一句很硬的话,大意是:不要出版他的遗著。
可是他去世以后,他的东西一件一件地出版了。先是四大卷的短文与访谈集,几千页。然后是法兰西公学院的十三卷讲稿,从九十年代一直出到二〇一〇年代。再后来,一部他生前没有出版的《性经验史》第四卷,也在二〇一八年面世。
该不该出,一直有争论。本书不判这件事的对错,只指出它的结构。
顺带说一句本书自己的处境。这本书引用他的讲稿,也就等于站在了「出」的那一边。既然如此,就把话挑明:读者手上这本书,用的一部分材料,是作者本人不愿意公开的东西。这一笔账,记在这里。
福柯在一九六九年写过:一个作者的名字是一种功能——它把一堆文字捆在一起,决定哪些算是他的,决定人们怎样读。(《什么是作者?》,一九六九年)
他去世以后,这个功能照常运转,而且运转在他自己身上。他生前说了「不」,「作者」这个功能说了「要」。今天全世界读他的人里,有一大半读的是他生前没打算出版的课堂录音。
这件事在今天更普遍。一个人写在群里的话被截图,留在网上的旧帖被翻出来,随口说的一段话被录下来传开。你说过的每一句,都可能在你不在场的时候被重新编排一次。福柯问的那个问题——一个名字底下的东西,是谁决定哪些算数的——今天落到了每个人头上。
一个拆穿了「作者」这个功能的人,最后被这个功能接管了。
这是本书里最奇特的一次回写。它证明了他讲的那件事是真的——真到连他自己都挡不住。
三件事。
第一,一个地名。他死在三百多年前那场大禁闭收人最多的院子里。一个查出生日期的人,最后回到了他查过的那张出生证上。
第二,最后两本书的转向。一个说「人是被做出来的」的人,在最后几年开始写「人能对自己做什么」。这是判决四的主场,第七编会整整一编来讲。要先说明:这不是他忽然变了立场,是他把同一个问题追到了另一头——既然人是被做出来的,那么在被做出来的这堆材料里,一个人还能对自己做什么?
第三,那份没被照办的遗嘱。它把这本书的钥匙问题——谁在执笔——推到了一个人力所不及的地方:一个人死后,谁来执他那支笔?
形状:一个人的形状在他死后并没有停下来。福柯这个名字,在一九八四年以后长得比生前还快。
土:他留下的东西,落进了一片全新的土。八十年代以后,美国的大学、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医学人文,各自拿走他的一件工具。同一批文字,在不同的土里长出了不同的东西。本系列讲过一句话:名是指针,不是仓库。「福柯」这个名字今天指着很多东西,其中有些和他本人关系不大。
回写:他的书回头改了整整一代人的说法,这是改字帖里最大的一次。可是在同一时刻,还有另一层:他自己的遗愿被他造出来的那台机器改写了。一个人造出来的东西,回过头来不听他的——这正是回写最完整、也最不客气的样子。
一个人留下的东西,常常不听他的。
一位老人留下一句话:丧事一切从简。儿女还是办得很热闹——他们要的是自己心里过得去。一位老师留下一套教案,本来只是给自己用的;十年后,它成了组里的标准教案,谁都得照着讲。一个人年轻时写的一段话,被人截出来,贴在网上,传成了另一个意思。
你交出去的东西,就不完全是你的了。这件事听起来让人不安,可它也是好事的一半:一个人做的东西能被后来的人接着用、接着改,才叫留下来。完全不被改动的,多半也没人再看。
可以试着想一想:你手上有没有一样东西,是从别人那里接过来的?你是照着用,还是改过它?如果你从来没改过一笔,那它到底是谁的?
这个问题也可以倒过来问一次:你交出去的东西,希望别人怎么用?一位老教师退休前把教案交给年轻人,说了一句:随便改,改坏了也没关系。这句话,比教案本身值钱。
小账
谁在执笔:他死后,执笔的是他生前拆过的那台机器——「作者」这个功能。
描红还是改字帖:改字帖,而且改的不是别人的,是他自己的。他说不要出版,机器照出不误。
带走的话:福柯死在三百多年前那场大禁闭收人最多的院子里;他生前拆穿了「作者」这个功能,死后被这个功能接管。
前面八章,是一个人的一生。这一章要做三件事:把这一生排成一张表;从表里读出这本书的第一处反差;把这一编交给下一编。
先把一生压成一句话:福柯一辈子都在把自己写成另一个人。
他划掉了自己名字的前一半。他没有接父亲的手术刀。他坐过桌子的两边。他离开法国,才写成第一本大书。他换过三次问题:从疯狂到知识,从知识到权力,从权力到自己。他连自己的书都要废掉一本。他说过,写作就是为了改变自己,为了不再像从前那样想。
一个人一生改写自己六次,这是这本书能找到的最完整的一条发生序列。
请注意,这里说的不是「他很勤奋」「他很善变」。改写自己,指的是一件很具体的事:走到某一步之后,他回头把自己原来那套东西改了,改到不能倒回去。废掉第一本书,是一次;从心理学走进档案,是一次;从写话语到写权力,是一次;从写权力到写「关心自己」,又是一次。
| 时段 | 土(他站在什么里) | 那一步的不同(路) | 显露出来的样子(形状) |
|---|---|---|---|
| 1926—1945 普瓦捷 | 医生世家的规矩;外省小城;占领与战争 | 说了第一个「不」:不学医 | 一个功课极好、落过一次榜的外省学生 |
| 1946—1951 高师 | 考场;诊室;党组织 | 被分类,又退了党 | 一个同时懂哲学、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的年轻人 |
| 1950—1955 圣安娜与弗雷讷 | 医院与监狱的表格;尼采的问法 | 从被看的一边,走到看的一边 | 一个开始问「这套看法从哪里来」的人 |
| 1955—1960 北欧与波兰、德国 | 乌普萨拉的医学史文献;一个周到的社会;被盯着的日子 | 从心理学的量表,走进十七世纪的档案 | 一个写历史的人 |
| 1961—1966 答辩与成名 | 巴黎的学界;一个热闹的标签 | 三本书接连出版,名字立住 | 「福柯」——一个名字,一个招牌 |
| 1966—1970 突尼斯与万森纳 | 被捕的学生;进校园的警察 | 从「能说什么」,走到「什么力在推」 | 一个既坐图书馆、又站在街上的人 |
| 1970—1984 讲台与街头 | 法兰西公学院;监狱;美国;伊朗 | 把笔递出去一次:问卷 | 写规训、写生命、写权力的那个福柯 |
| 1980—1984 最后四年 | 古希腊罗马的文本;自己的身体 | 从「人怎样被做出来」,走到「人能对自己做什么」 | 一个开始写「关心自己」的人 |
| 1984 之后 | 全世界的大学与各种新学科 | 遗嘱被绕过,讲稿一卷一卷出版 | 一个还在长的名字 |
这张表的最后一行,是这本书里最不寻常的一行:一个人死了四十多年,他的形状还在长。
现在把这张表,和他书里的世界并排放在一起。
他自己的一生:不断改写自己,六次转身,连名字都划掉过一半,连自己的第一本书都废掉。
他书里的人:疯子被划出去,病人被看,犯人被记录,学生被排名,人口被统计。他们被分类,被看,被造。有的还学会了自己看住自己。
这就是本书的第一处反差:
他的一生是一条发生序列;他笔下的人,却多半只是一张被写的纸。
换一个说法:他把「发生」用在了制度上,没有用在人身上。制度在他笔下是活的,会长、会变、会有出生日期、会死;人在他笔下是被制度长出来的产物,长出来以后就停在那里。
这不是小事。发生学里最要紧的那一步,是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福柯自己的一生,处处是回写——被分类的经验改了他的研究方向,突尼斯的学生改了他的问题,他的书改了一个时代的说法,连他死后,他造出来的那台机器还在改他的遗嘱。
可是在他的书里,这一步很少出现。被规训的人接过了笔,只是把同一张字帖描得更工整;被造出来的类别被拿去反抗,反抗又被写成同一套安排里的一个环节。
用这本书的一对词说:他自己的一生是改字帖,他笔下的人只被允许描红。
不能简单地说他「忘了」。要按本书的规矩问:他那片土里,为什么长不出那一个看见?
先摆四条,后面各编再一条一条兑现。
第一条,也是本书说的第一条病根:他自己被分过一次类。一个二十出头就坐在诊室对面的人,一辈子对「应当」两个字过敏。凡是正面的方案、建设性的主张、「人应该怎样」的说法,在他听来都像一张新的诊断表。于是他只开诊断书,不开药方。可是「改字帖」恰恰是一件要开方子的事:要说清楚改成什么样、凭什么改。
第二条,他的材料。他用的是档案。档案里留下来的,是管理者的记录:收了多少人,几点起床,怎么处罚。被管的人改动过什么,档案很少记。用管理者的档案写历史,写出来的当然是一部被管的历史。
第三条,他的时代。二十世纪中叶的法国知识界,正在合力拆一样东西:那个坐在正中间、自己做主、给世界立法的「主体」。萨特是最后一个把它举得最高的人,福柯这一代要把它拆掉。拆的时候用力太猛,很容易把「人能改写自己造出来的东西」这一条,连同旧主体一起扔掉。本系列萨特卷讲过这场拆;德里达卷、德勒兹卷也各自记了一笔。
第四条,器具看不见。那个年代,工具对每个人都一样,于是在比较中被消掉了,好像有一个赤裸的「人」在那里被制度塑造。要到会说话的机器出现,人们才第一次看见工具也在参与「写」。第十一编会说这件事。
四条合起来,是一句话:他那片土里长得出「人是被写的」,长不出「被写的人回头改写了写他的那张纸」。
这四条里,第一条最私人,第四条最难看见。中间两条,是可以直接检查的:他用的材料,和他的时代。往后各编每拆一处,都会回来问一句:这一处的收回,是哪一条病根在起作用?
第一样,一张表。往后每一编讲他的一本书,都可以回来看一眼: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站在哪一格里。
第二样,一处反差。它是全书判词的第一批证据,也是第九编总解构的起点。读到后面每一编,都可以拿它对一对:这一编里的人,是在改字帖,还是只在描红?
第三样,一条病根。一个被分过类的人,为什么只肯开诊断书。这条线会一直走到第八编他和哈贝马斯的那场争论。
还有一件小事也留在这里:监狱门口的那叠问卷,和他伴侣在一九八四年秋天办起来的那个组织。两件事都不在他的书里,可两件事都在他的一生里。全书写到最后,要回来问一句:为什么一个人做得到的事,写不进他自己的理论?
这一编不能只写反差。
第一,他的一生本身,就是对发现学最好的反驳。一个人如果是「本来就是那样」的,不会六次改写自己。他活成了一条发生序列。
第二,他没有把自己写进书里,这是一种克制。他一辈子反对用作者的生平去解释作品,也反对把哲学写成自传。本书第 5 章说过,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想摘下来。那么,本编用他的一生去照他的学说,其实是做了一件他不喜欢的事。这里要老实交代一句:本书这样做,不是要用他的生平去贬他的学说,而是要把他自己身上那条最完整的发生序列,摆到他学说的旁边,让两样东西互相照一照。
第三,他在最后四年,已经朝那一步走了。他开始写一个人怎样对自己动手。那是判决四的主场。他走出了半步,然后停了。停下的原因,一半在他的土里,一半在他的时间里——他只剩下四年。
第四,还有一件要还给他的公道:这本书能拆他,用的多半是他自己的工具。查出生日期,追来历,问「这条线是谁画的」——这些都是他教的。一个人把刀磨得这么快,快到可以用来拆他自己,这本身就是本事。
这一编讲了一个人的一生。最后落回你身上。
拿一张纸,把自己的一生也排成一张表。三栏:哪一段时间;那时候你站在什么里(家、学校、单位、一座城、一个人);那一段里,你做的那一步「不同」是什么。
第三栏最难写。多数人写下来才发现,自己一生里真正的转弯,只有三四处,而且多半不是计划来的:一次落榜,一次生病,一次搬家,一个人,一句话。
写完以后,再加一栏:那一步之后,你回头改了什么?改了家里的一个规矩,改了单位的一张表,改了一个孩子对自己的看法,或者只是改了你自己。
多数人写到这一栏会卡住。卡住是正常的:一辈子能改掉一张字帖的人不多。可是这一栏空着,和从来没想过它空着,是两回事。
改了自己,是改字帖的第一步。福柯走到了这一步。
这本书往后的二十几万字,要问的是下一步:改了自己之后,能不能回头改一改那张字帖。
先给一个盼头。这本书最后三章,会把这件事落到最具体的地方:一个家长怎样和孩子一起改掉家里的一条规矩;一个病人怎样在诊室里多说出一句话;一个上班的人怎样改掉部门里的一张表。改字帖不必惊天动地,它多半就是一张表上多出来的一栏。
小账
谁在执笔:他自己——这是全书里唯一一个从头到尾自己执笔的人。
描红还是改字帖:改字帖,一生改了六次;可他笔下的人,一次也没有。
带走的话:福柯的一生是一条发生序列,他笔下的人却多半只是一张被写的纸;这本书接下来要问的,就是这两样为什么对不上。
第一编小结
九章走完,这一编交出三样东西:一张人生序列表(第 9 章),一处反差(一生是改字帖,笔下的人只描红),一条病根(被分过类的人只肯开诊断书)。
也埋了几面小旗,后面要回来拔:北欧那本书里的「疯狂本身」(第 52 章),监狱门口的问卷(第九编),伊朗那一处盲区(第 55 章),一九八四年秋天那个组织(第 75 章),还有那句「土在推,也在托」(第 58 章)。
下一编换一个方向:不再看他这个人,看他接手的那道题。在他动手之前,法国的知识界正在为「人」吵一场大架——一边说人有一个本来的样子,一边说人要自己选择。两边吵得不可开交,却有一件事谁都没问:「人」这个说法,本身是哪一年出生的?
这道没人问的题,被他接了过去。
第二编四章:先看那场大架吵的是什么(第 10 章),再看两边共有而没说出口的那个前提(第 11 章),再看是哪几样材料在他手里撞出了他这个人(第 12 章),最后交代他手里那两件工具是从哪里借来的(第 13 章)。
编序
本编四章,讲他动手之前,法国的知识界在吵什么,以及他怎样从那场吵架里绕了出去。
第 10 章看那场架:一边说人是自己选出来的,一边说说话的是结构。第 11 章问一个两边都没问的问题:「人」这个说法,本身是哪一年出生的。第 12 章看是哪三样材料在他手里相撞,撞出了他这个人。第 13 章立起他的新问法,并第一次把它和发生学放在一起比——这里有认亲的第一处,也有分家的第一处。
本编给判决一供证据:不只被看的东西有出生日期,看的人也有出生日期。它也交代一件事:福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被三家材料撞出来的。
你见过这样的场面吗:两个人吵得面红耳赤,各有各的道理,谁也说不服谁。旁边有一个人一直不说话。等两边都累了,他开口问了一句,两个人同时愣住了——因为他问的不是谁对,而是:你们俩,凭什么都认为这件事得这样问?
福柯就是那第三个人。
要看懂他,先得看懂那场架。这一章讲吵架的两边,下一章讲他问的那一句。
先说吵架的一边。领头的人是萨特。
一九四五年,战争刚结束,萨特在巴黎做了一场演讲,讲存在主义。那场演讲后来印成一本小册子,成了整整一代人的口号。他说的意思,大意是:人先存在,然后才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一个现成的「人的本质」等在那里;一个人是他自己一次一次选择出来的。
这句话在当时有多重,今天的人不容易体会。刚刚过去的那场战争里,有人告密,有人抵抗,有人低头。战后所有人都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为什么那样做?萨特的回答很硬:因为你选的。你不能说「我没办法」「我那时是被逼的」「我天生就是这样的人」。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负责。
本系列的萨特卷讲过这一整套。这里只记住一件事:在这一边,人是主人。世界是一片没有意义的东西,意义是人给出去的;人被判决为自由,连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这一派不止萨特一个。还有梅洛-庞蒂——第 2 章说过,他在高师讲过课,福柯听过。他研究的是身体:人不是先有一个脑子在里面想,再指挥身体去动;人是先用身体懂这个世界的。这个说法后来在福柯那里留下了痕迹:福柯写的东西,也几乎全是关于身体的——被关起来的身体,被排队的身体,被检查的身体。
一个时代的两边,常常有暗线相连。吵得最凶的人,有时用的是同一批零件。
再说另一边。
一九五〇年代起,法国出了一批研究者,做的事看起来五花八门,骨子里是同一件。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研究亲属制度和神话。他发现,世界各地的神话故事千差万别,底下的组合规则却很像;一个部落里谁可以跟谁结婚,看起来是风俗,其实是一套很严整的结构。他有一句话的意思是:神话不是人在想,是神话自己在人的脑子里互相想。
精神分析家拉康重新读弗洛伊德,说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着;人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通过他说。
研究文学的巴尔特拆广告、拆时装、拆摔跤比赛,说这些东西都是一套一套的符号系统在运转。
哲学家阿尔都塞重读马克思,说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第 2 章说过,就是这位老师把年轻的福柯带进了党。
还有一脉,和上面几位不太一样,但对福柯更重要:科学史。巴什拉说,科学的进步不是一点一点积累的,中间有断裂——旧的那一套问题整个作废,新的那一套顶上来。康吉莱姆研究医学史,写过一本讲「正常与病态」的书,他问的问题很尖:正常和病态,到底是两样自然的东西,还是一条被人划出来的线?
这一边合起来,是一句和萨特相反的话:人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结构在说话。
这句话听着抽象,其实每个人都有体会。你和人吵架,吵到一半忽然听见自己的声音——那是你妈当年的语气。你给孩子讲道理,讲出来的是你爸的句子。你写年终总结,一动笔就是那几句谁都会写的话。说话的时候,是你在说,也不完全是你在说。
结构这一派把这种体会推到底:那些让你能说话的东西——母语、句法、亲属称谓、一整套「该这样说」——都不是你造的,它们先于你在那里,你在里面长大。你以为你在用语言,其实是语言在通过你运转。
表面上吵的是学问,底下吵的是一件很大的事:人还是不是主人?
这一边说:人是主人,也因此要负全责。那一边说:别高兴太早,你以为是你在选,其实你脑子里那些选项、那些规则、那些「不言而喻」,都是被一套结构给定的。
一九六二年,列维-斯特劳斯在一本书的最后一章里直接点名批评萨特。他的意思大意是:萨特把一种现代西方人的自我想象,当成了人的普遍状况。这一下火药味很足。
这场架一直吵到六十年代末。它不是象牙塔里的闲事,它决定了一代人怎么看教育、怎么看责任、怎么看政治。
有意思的是,两边都自认是在保护人。萨特这边说:不给人自由,人就没有尊严。结构那边说:不看清人被什么摆布着,人就永远被骗。两种保护,方向正好相反。
这本书的规矩是:说他错之前,先把公道还给他。这一章要还两份公道。
萨特那一边的公道在于:如果人完全被结构决定,那么一切追究都没有意义了。战争刚过去,有人告过密,有人杀过人。你不能说「他是被结构写出来的,不怪他」。萨特要保住的,正是这一样:人要能被追究,也要能被改变。
结构那一边的公道在于:一个人确实不是从零开始选的。你说的话是你母语里的话,你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是你那片土里的事,你能想到的选项,早就被筛过了一遍。一个人穷得连今天吃什么都定不了,你对他说「你是自由的,你要选择」,这话很轻。
两边各说对了一半。用这本书的话说:一边只看见形状(长出来的那个人)和他自己的动作,一边只看见土(那一片缠在一起的规则)。
还可以补一句:两边也都有各自的盲区。萨特那边,很难解释为什么一群处境相似的人,做出的「自由选择」这么像。结构那边,很难解释为什么规则会变——如果说话的是结构,那么改变结构的又是谁?
这两个问题,一个问的是土,一个问的是回写。
用七个词摆一摆,这场架的形状就很清楚了。
萨特这边:形状很亮,土很淡。人是自己造的,土(身体、阶级、语言、家庭)在他后来的书里当然也写,可是在那句最响的口号里,土是背景。
结构那边:土很硬,形状很淡。规则、系统、对立、组合,写得极细;至于一个活人怎样在里面长出来、怎样改动它,几乎不问。
两边都少了两样东西:路,和回写。
少了路:一个人是一先一后长出来的,从不会说话到会说话,从描红到写自己的字。萨特这边,选择像是一个点,一下子就发生了;结构那边,系统是一张平摊开的网,没有先后。
少了回写:萨特那边,人改世界改得很彻底,可是世界怎样回过头来改人,写得少;结构那边,结构写人写得很彻底,可是人长出来以后回头改结构,几乎不写。
这就是福柯接手的那张桌子:两边各占一半,中间那两样谁也没管。
这套书写给中国读者,遇到外国的争论,习惯问一句:这句话落在中国哪张床上?
那场架的两边,在中文里都有现成的说法。
「人是自己选出来的」这一边,对应的是「人定胜天」「事在人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几句话在中国的分量很重,尤其是在一个人要爬坡的时候。
「说话的是结构」这一边,也有:「一个人的命,七分靠打拼」后面那半句,「时势造英雄」,「投胎是个技术活」。这几年流行的那些词——内卷、赛道、出身、上岸——底下也是同一个意思:你以为是你在选,其实选项早就排好了。
两边同样吵得凶,同样各有一半道理。中国读者对这场架的体会,也许比法国读者更切身:一边是几十年里靠自己爬上来的真实故事,一边是每一个家长都明白的那句「不是他不努力」。
按纪律,只作旁证,不混为一谈:那是法国五十年代的土,这是我们这几十年的土,各有各的路。可有一件事是一样的:两边都在争人有多大的份,谁都没有停下来问,那张排好选项的表,是谁、什么时候排的。
这场架,今天还在你家的饭桌上吵。
一个孩子考砸了。爸爸说:是他自己不努力,他自己不选,谁也帮不了他。妈妈说:你看看他们班的作业量,看看这个升学的规矩,孩子能怎么办?
两个人吵到半夜,谁也说不服谁。因为两个人各说对了一半。
一个人换工作也一样。有人说,混得不好是因为你自己不上进;有人说,是行业不行、时代不行。你自己也在心里两边摇:一会儿觉得都怪自己,一会儿觉得跟自己没关系。
这本书往后要给的,不是在两边选一个,是第三种问法:这个孩子每天走的那条路,是谁排的?这张作业表、这套排名,是哪一年、为了什么定下来的?他在这条路上,哪一步是真的可以自己走的?哪一步只要一个大人帮他改一改,就不一样了?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家里再为这种事吵起来的时候,不站队,先问一句——我们两个人,是不是都默认了「除了他自己使劲,别的都改不动」?
问完以后,多半会冒出一两件真的能改的小事:作业的顺序,睡觉的时间,周末那两个小时怎么用,和老师说一次话。都是小事。可是吵一个晚上改不了任何东西,改一件小事就改了一件。
小账
谁在执笔:一边说是人自己,一边说是结构;两边都没问这支笔是哪一年造出来的。
描红还是改字帖:这一章里,两边都在各自的字帖上描红——一边描「人是主人」,一边描「结构在说话」。
带走的话:吵得最凶的两边,常常共用同一张字帖;看懂一场架,要先看两边都没吵的那一样。
两个人为一件事吵翻了天,旁边的人问一句:你们说的「那件事」,到底是什么时候有的?
这一问很讨厌。它不站队,它把桌子掀了。
福柯干的就是这件事。上一章那场架,一边说人是自由的,一边说人是被结构决定的。福柯不选边。他问:「人」这个东西,是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一切问题的中心?
要说清楚这一问,得先绕到康德那里。本系列的康德卷拆过他,这里只取一件事。
康德晚年把哲学的问题归成三条: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后来他又加了一句,大意是:这三问,其实都可以归到第四问——人是什么?
这一句,影响了后来两百年。十九世纪以后,欧洲的学问越来越围着「人」转:关于人的心理学,关于人的社会学,关于人的生物学,关于人的语言学。哲学也跟着转:什么是人的本质,人的处境,人的异化,人的自由。
这件事今天还在。打开任何一家书店的畅销架,摆在最前面的多半是同一类书:怎样认识自己,怎样管理情绪,怎样活得像个人。翻开任何一份教育文件、任何一份企业价值观,里面都有一句「以人为本」。
这不是坏事。可是一个词被用到人人都说、人人都点头的地步,它就变成了一片看不见的土。福柯做的事,就是把这片土翻起来看一眼。
福柯的博士副论文,就是翻译康德的一本人类学著作并写导言。也就是说,他在三十出头的时候,已经在琢磨这一条线了。
他后来给这种局面起了一个刺耳的名字,说欧洲哲学睡在一场「人类学的沉睡」里:以为只要把人研究透了,别的问题就都解决了。(《词与物》最后一部分,大意)
「沉睡」这个词,是从康德那里借来的。康德说过,是休谟把他从「独断论的沉睡」里唤醒的。福柯用同一个词,说的是:康德唤醒了一批人,又让另一批人睡着了——从此大家都围着「人」打转,不再问这个中心本身是哪来的。
现在回到那场架。
萨特说:人是自由的,人自己造自己。这句话里有一个「人」。
结构那边说:人不是主人,说话的是结构。这句话里也有一个「人」——正是这个「人」被取消了主人的位置。
两边争的是「人」的地位:他是不是主人。两边共有的是另一样,而且谁都没说出口:「人」这个说法本身,是天经地义的,是一切讨论的起点,是必须被回答的那道题。
这是本书往后会用很多次的一个动作,值得起个名字:找共有前提。两边吵得越凶,共有的那一样越不容易被看见——因为它不在争论里,它是争论能进行下去的地基。
找法也简单:把两边的主张写下来,划掉不一样的词,剩下的那几个词,就是共有的前提。萨特说「人是自由的」,对面说「人是被结构决定的」。划掉「自由」和「被结构决定」,剩下一个「人」。
福柯的动作,就是把这个共有的前提拎出来,给它查出生证。
他还看见了这个「人」身上一个很怪的地方:他被要求同时干两件对不上的活。一方面,人是被研究的对象——他的身体、他的心理、他的语言、他的历史,都被一门一门学问摆在台上研究。另一方面,人又是那个研究者——所有这些研究,都是他做出来的。既是台上那个被量的,又是台下那个拿尺子的。
福柯说,十九世纪以后的哲学,一直在替这种双重身份找说法,一次又一次,总也找不圆。找不圆是正常的:一个既在里面又在外面的东西,本来就不是天然的,它是那套安排里被摆出来的一个位置。
他给出的答案,就是前言里那句话:把「人」放在知识的正中间——他既是那个去认识的人,又是那个被认识的对象——这种安排,是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才出现的。在那以前,欧洲的学问里当然也有人,也有关于人的说法,可是没有这样一个既在里面又在外面、既当主语又当宾语的「人」。
既然是那时候出现的,就有可能有一天退场。这就是那张沙滩上的脸。
把它翻成日常的话,你就知道它为什么让人不舒服。
两个人为「这孩子到底聪不聪明」吵起来。一个说他聪明只是不用功,一个说他就是脑子不行。第三个人问:「聪明」这个说法,是什么时候、被谁、用什么办法量出来的?
这一问不回答原来的问题,它把原来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对象。
这一招有多厉害,也有多危险,都在这里。厉害在于:所有「本来就是这样」的说法,都能被这样掀一次。危险在于:掀完以后,原来那两个人还是要决定这孩子明天该怎么办。
福柯本人对这个危险有过一次很诚恳的说法。他晚年说,大意是:他从不认为什么都是坏的,他认为的是——一切都有危险;而如果一切都有危险,那我们就总有事情可做。(一九八三年的访谈,大意)这句话把他的位置说得很准:他不提供安全的地方,他提供要干的活。
福柯一辈子的力量和他一辈子的难处,都在这一问里。判决五说的「只开诊断书」,最早的根就在这里。
按规矩,还公道。
第一,这一问是真的。「人」的确有出生日期。今天人人挂在嘴边的「人性」「自我」「个性」「心理」,很多都是最近两三百年的产物,有的更近。中文里的「个人」「人格」「心理」这些词,多半是一百多年前从日文转译过来的新词。词有来历,说法有来历。
举几个能查到日期的例子。作为一门实验科学的心理学,通常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德国的第一间心理学实验室算起。用一套题目给孩子测「智力」,是二十世纪初在法国先做起来的,当初的用意很实际:挑出跟不上课的孩子,好给他们另做安排。「智商」这个说法,比你爷爷年轻。
这些东西今天像空气一样自然。可它们都有开工的那一天。
第二,这一问最能松动的地方,正是那些压在人身上最重的说法。「人就是自私的」「这孩子天生坐不住」「女人天生更适合照顾人」——每一句里都有一个被当成天经地义的「人」。查一查它的出生日期,压力马上就松一点。
尤其是带「天生」两个字的说法。「天生」是一个很厉害的词:它把一件事从时间里拿了出来,让人无从讨论。凡是听见「天生」,都可以在心里加一句:真的吗?那是哪一年开始这么说的?
第三,他没有说「人不存在」。前言里那三个误会,第二个就是这个。要退场的是一种安排,不是活人。
第四,也是最容易被忘的一条:他这一问,是对自己也用的。他自己的位置——一个法国教授,一个在法兰西公学院有教席的人——同样是一套安排里的位置,同样有出生日期。他后来在就职演讲里说过一段意思接近的话:他很想不必开口,很想有一个声音替他先说下去,让他一进场就已经在话里面。(《话语的秩序》,一九七〇年,大意)一个刚拿到最高讲台的人,第一句是承认这张讲台在替他说话。
用发生学看,福柯这一问做对了两件事,漏掉了一件。
做对的第一件:他把「人」从一个先有的东西,改成了一个长出来的形状。这是发现学和发生学之间最要紧的那一步。
做对的第二件:他给这个形状找了土。不是抽象地说「人是历史的产物」,而是很具体地指出,在哪一个年代、哪几门学问、哪一套安排里,它被长了出来。这一点,他做得比同时代谁都实在。
漏掉的那一件:这个长出来的「人」,长出来以后做了什么?
在他笔下,这张脸被画出来,被摆在中间,将来还会被抹掉。可是它自己没有动作。它不回头改画它的那套安排。
一样东西被长出来以后不动,这是发现学的最后一个据点。福柯把「先在」拆掉了,可他留下了一个「被动」。全书的判词,就落在这一处。
同一把刀,有两种用法,效果差得很远。
第一种用法,松绑。一个人被一句话压着:「男孩子不能哭」「四十岁转行太晚了」「当妈的就该牺牲」。查一查这句话的出生日期,往往会发现它很年轻,或者它当初是为了别的处境定下来的。压力一下子就轻了。这是最值得推荐的用法,它把一块石头变回一件往事。
第二种用法,拆台。有人拿这一问去拆掉一切:既然什么都有出生日期,那什么都不作数了。这一用法很省事,也很危险。它的尽头是「反正都是建构的」——说这句话的人,通常什么也没查过,也不打算改什么。
两种用法的区别在哪里?在于查完之后做什么。松绑的人查完会问「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拆台的人查完就走了。
这本书站在第一种用法这一边。判决五说福柯「只开诊断书」,说的不是他用错了刀,是他把第二个问题留给了别人。
「查出生日期」这一招,普通人也能用,而且用起来很省力。
一位妈妈总为一件事心慌:孩子三岁了还不认字,别人家的孩子早就会了。她可以先问一句:「三岁该认字」这句话,是谁定的?是哪一年开始这么说的?是哪个培训班先这么说的?一问,多半就发现这句话很年轻,年轻得站不住。
一个年轻人一直觉得自己失败,因为三十岁还没买房。「三十岁要有房」这句话,在他爷爷那一辈并不存在。
一个当妈妈的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因为没能天天陪读。「妈妈要陪读」这个要求,几十年前的农村家庭里没有人提。
注意,查出生日期不等于宣布作废。认字有认字的好处,房子有房子的用处。可是一句话一旦被查出了出生日期,它就从「天经地义」变回了「一个安排」。安排是可以商量的。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找一句这两天压得你最难受的话,在后面加七个字——「这话是谁定的?」
如果答得出来,你就已经松了一半;如果答不出来,那更值得留意——一句连来历都找不到的话,凭什么压着你?
小账
谁在执笔:两派都在争一张纸上该写什么,福柯去查这张纸是哪一年印的。
描红还是改字帖:他掀了字帖,可没有写下一张。掀,本身是改字帖的第一步;只是第一步不是全部。
带走的话:吵架的两边共用的那个前提,往往就是该被查出生证的那一个;查出生日期,不等于宣布作废。
一个人为什么会想出一样别人没想过的东西?
常见的答案是「他聪明」。这个答案等于没说。本系列一路拆下来,看到的多半是另一回事:新东西是几样旧材料在一个人手里相撞撞出来的。
黑格尔是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撞出来的。叔本华是康德、柏拉图、印度经典撞出来的。福柯呢?
三家:尼采,康吉莱姆(连带他的老师巴什拉),海德格尔。
这一章把三家摆出来,看它们各自补上了什么,又是怎样撞在一起的。
第 3 章说过那个夏天:一九五三年,他在意大利海边读尼采。
尼采给他的,是一种问法。
多数哲学家问:这是什么?正义是什么,善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尼采不这样问。他问: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在什么处境里,为了什么,把它立起来的?他写过一本书,追问「善」和「恶」这两个词的来历;他的结论很不客气,大意是:今天被叫作善的那些品质,最初是弱者在没有别的办法时给自己造出来的说法。
这个问法叫谱系学。它做的事只有一件:把一个看起来永恒的东西,还原成一场发生过的事情。
尼采这本书里还有一个动作,福柯学得很像:他不从思想里找来历,从身体、从刑罚、从债务里找。他说,人是怎样记住东西的?靠疼。要把一件事刻进记忆里,古人用的是烙、是砍、是血。(《论道德的谱系》第二章,大意)
一个研究道德的人,去写刑罚和身体。二十年后,一个研究「人」的人,去写监狱和作息表。这条路数是一脉的。
用本书的词说:尼采给福柯的,是路——一先一后、有胜有败、会翻盘的那一串。
也要记下他从尼采那里没有拿走的。尼采还有另一半:他说人可以创造价值,可以成为自己的立法者。这一半,福柯年轻时不大用,要到最后四年才回来捡起一点。
第二家,在法国国内。
巴什拉研究科学史,说科学不是一点一点往上堆的;中间会有断裂:旧的问题整个作废,新的那一套问题顶上来。一堆旧知识不是被推翻,是忽然没人再问了。
这一点和我们平常想的不一样。我们以为科学是一层一层往上盖的楼,底下那几层还在。巴什拉说,很多时候是拆了重盖:旧的那些概念——比如燃素、以太——不是被证明为错,是被整个作废,连同它们的问题一起。
康吉莱姆是他的后辈,研究的是生命科学和医学的历史。他写过一本讲正常与病态的书,问的问题非常具体:医生说一个人「不正常」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标准?血压高多少算高?这条线从哪里来?他的答案是:所谓正常,不是自然界里现成的一条线,是活着的生命体在环境里确定的,也是医学在历史里确定的。
这句话值得在心里放一放。一个人的血压、血糖、视力,都有一条「正常范围」。那条线是量出来的,也是定出来的——定的时候要考虑用什么人群做样本、要漏掉多少人、要付多少成本。线往左挪一点,几百万人一夜之间成了「需要干预的人」;往右挪一点,又有一批人一夜之间「正常」了。线是真的有用;线也是被画的。
第 4 章说过,就是这位学者接住了福柯被瑞典退回的那部稿子。
康吉莱姆给福柯的,是形状这一维:概念——「正常」「病态」「反射」「细胞」——本身是长出来的,有出生日期,也会变形。
这一家很要紧,因为它让福柯的工作没有落空。有了它,「疯狂是被划出来的」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可以拿档案一条一条去查的事。
这一家还给了他一样别的东西:分寸。康吉莱姆是医学史家,他知道医学是真的在救人。他问「正常这条线从哪来」,不是为了取消医学。福柯早期那本讲疾病的小书里那种过头的说法,后来被磨掉了不少,和这位老师有关系。
第三家,来自德国。
海德格尔问的是「存在」的问题。他有一个想法对福柯很有用:每一个时代,都在以某一种方式让事物显现出来。在一个时代里,山是神的居所;在另一个时代里,山是一堆可供开采的资源。变的不只是看法,是这个时代让事物显露出来的那一整套方式。
福柯晚年说过一句让很多人意外的话,大意是:海德格尔对他一直是最根本的那位哲学家,他的整个哲学发展是由读海德格尔决定的;只是他是通过尼采去读海德格尔的。(一九八四年的访谈)
海德格尔给他的,是土:一个时代有它自己的一整片地,这片地决定了什么能显露出来、以什么样子显露。
本系列的海德格尔卷会另拆这位。这里只取这一件。
现在把三样并排放:尼采给了路,康吉莱姆给了形状,海德格尔给了土。
三样单独拿出来,都不是福柯。
这一点值得多说一句。今天很多人读书,读到一位大家,就想「我要成为他那样的人」,于是把他读透、读熟、逐句背下来。读熟当然好。可是照这条路走下去,最好的结果也只是他的一个熟练读者。
福柯没有成为尼采的读者,也没有成为海德格尔的学生。他把三家拆开,各取一件,撞在一件他自己非解决不可的事情上。
只有尼采,是一种态度,会变成一堆漂亮的断言,没有材料。只有康吉莱姆,是扎实的科学史,锋利有限。只有海德格尔,是很深的追问,落不到一家医院、一道敕令、一张作息表上。
三样撞在一起,才有了福柯这种独一份的东西:用海德格尔的问题,走尼采的路子,查康吉莱姆式的材料。问的是一个时代让什么显露出来;查的是一条一条的档案;用的是「这东西是谁、在哪一场争斗里立起来的」这种问法。
摆成一张表,更清楚:
| 材料 | 给了他什么 | 用本书的词说 | 单独用会怎样 |
|---|---|---|---|
| 尼采 | 问来历,不问本质;力与争斗 | 路 | 只剩漂亮的断言 |
| 康吉莱姆与巴什拉 | 概念有历史,有断裂;正常是被定的 | 形状 | 只是一门专门的科学史 |
| 海德格尔 | 一个时代让事物以某种方式显露 | 土 | 落不到一道敕令、一张作息表上 |
这正是导论里说的第一种碰撞:三样都活着,互相拆台,撞出一样前人没有的东西。撞出来的这样东西,后来被叫作知识考古学,再后来被叫作谱系学。
也要看它缺了什么。三家材料里,没有一家把「回写」当成主角。尼采写立法者,但那是英雄式的创造,不是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康吉莱姆写概念的历史,很少写新概念如何反过来改造产生它的那套实践。海德格尔写时代的显露,人在里面多半是被动的。
三家撞出了土、路、形状,没有撞出回写。福柯少的那一步,在他的材料里就已经少了。
要补两句,免得读者以为一个人只有三样材料。
一是文学。第 5 章说过他写过一本讲作家的书。他年轻时读过很多当代法国文学,有一位作家和评论家对他影响很深,那种「语言自己在说话」的想法,六十年代的福柯用得很多。
二是他自己的经历。第 2、3 章那些事,是材料里最不显眼、也最沉的一样。
三是马克思。他年轻时入过党,读过马克思,后来不再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写工厂、写纪律、写身体被安排成劳动力的时候,底下那条线是清楚的。他晚年说过,大意是:在他那一代人的写作里,引用马克思几乎是一种本能,就像引用空气一样,不需要打上引号。(一九七五年的一次访谈,大意)
这三样里,第二样最容易被忽略,也最该被说出来。第 2、3 章里那些事——坐在诊室对面,在脑电图室里做记录,在监狱里发测验卷——不是他的「背景」,是他的材料。
区别在哪里?背景是可有可无的装饰;材料是真的进了成品的东西。一个没在医院待过的人,写不出他写的那种细节:几点查房,谁先说话,一份记录是怎样从一句话变成一个词的。
这本书说到「土」的时候,常常被误会成大词——时代、社会、制度。其实土里最要紧的一部分,往往是一个人蹲过的那几间屋子。
「新东西是撞出来的」,这件事对普通人比对哲学家更有用。
一个人想在工作上做出点自己的东西,常见的做法是使劲往一个方向钻:把这一行学到最精。钻得深是必要的,可是只钻一样,最多把这张字帖描得比别人工整。
真正能改字帖的人,手里多半有两三样东西。一个做了十年护士的人,去学了心理咨询,回来做临终关怀,她看见的东西,和只会一样的人不一样。一个会写代码的人去教书,一个当过老师的人去做产品,一个种了半辈子地的人开始拍视频。
要点不是「多学几样」,是让几样在同一件具体的事情上撞。撞的地方,得是一个真问题:一个你解决不了、又绕不开的麻烦。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拿出你手上最难的那个问题,问自己一句——除了我这一行的看法,我还懂哪两样东西,能拿到这件事上来用?
也可以换个人来撞。找一个和你完全不同行的人,把你的难题讲给他听,只讲事实,不讲行话。他问的那几个「外行问题」里,常常有一个是你这一行二十年都没问过的。
小账
谁在执笔:三家材料,一起写出了一个新的问法;其中没有一家教他写回写。
描红还是改字帖:改字帖。三家撞出来的东西,改了整整一代人研究历史的做法。
带走的话:福柯是尼采、康吉莱姆、海德格尔在一个人手里撞出来的;三家给了他土、路和形状,没有一家给他回写。
有些进步是回答了一个老问题。有些进步是换了一个问法。
换问法,比回答难。因为老问法待在那里很久了,它自己看不见自己。第 10 章那两派吵了二十年,谁也没想过问法本身可以换。
这一章把福柯的新问法立起来,然后做一件全书都要做的事:把它和发生学并排放一放,看哪里是一样的,哪里是分开的。
旧问法:人是什么?
这个问法有一个很深的假设:有一个叫「人」的东西在那里,我们的任务是把它说准。说得准的是真理,说不准的是错误。萨特说人是自由,结构那边说人是被结构决定的——两种答案,同一个问法。
新问法:「人」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安排里,被做出来的?
这个问法把「人」从答案里拿了出来,放到了被审的位置上。它要查的是:哪一年,哪些做法,哪些机构,哪些学问,合起来造出了这样一个东西。
注意「安排」这两个字。福柯查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一整套做得出来、看得见的东西:一道敕令,一种收容所的建法,一张作息表,一场考试,一份档案,一间教室里桌椅摆放的样子。
这一点是他和很多哲学家最大的不同。多数哲学家研究的是别人说过的话;福柯研究的是人们做过的事——尤其是那些做得很细、很枯燥、没人当哲学的事。
举几件他真的拿去研究过的「小事」:一间牢房的窗户开多高;一所学校里,学生的座位按成绩怎样排;一份病历上要填哪几栏;一支军队里,士兵举枪的动作被拆成几拍;一天里,几点起床、几点祷告、几点干活、几点吃饭。
这些东西,在传统哲学眼里根本不值一提。福柯说:正是在这些地方,人被一笔一笔地写出来。
三件事。
第一,它把「本来就是这样」变成「某年某月被做成这样」。这是它最大的力气。
第二,它不找主角。老式的历史要找一个主语:谁推动了这件事?是国王,是资产阶级,是某位天才。福柯常常拒绝给出这样一个主语。他说,这一套安排是从许多零碎的地方长起来的,没有一个总设计师。
这一条最难接受,也最有用。人心里总想找一个负责的人:是谁定的这套规矩?谁在背后得好处?有时候确实找得到,那就该找;可更多时候,一件让所有人都不舒服的事,背后没有一个作者。家长群里的攀比,公司里越来越密的考核,医院里越写越长的病历——每一环上的人都在按理办事,合起来却是一个谁也不想要的结果。
找不到坏人,不等于没事可做。相反,它把该做的事指向了别处:不是揪出一个人,是改掉一条具体的做法。
第三,它把「知道」和「做」接在了一起。以往,知识是一回事,制度是另一回事。福柯说,二者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一套知道人的办法,同时就是一套对待人的办法;给人分类,就是在处置人。
这一条后来长成了他最有名的一对词:知识与权力。人们常把它误读成「知识就是权力」或者「有知识就有权力」。他的意思要冷静得多:任何一套关于人的知识,都要有一套做法来支撑;任何一套对待人的做法,也都要一套知识来说明。要研究一个人怎样被管,就得同时看管他的那套学问;要研究一门关于人的学问,就得同时看它落在谁身上。
现在把这个问法,和这套书用的那把尺子并排放。
一样的第一处:都不问「本来是什么」,只问「怎样长出来的」。这是根上的一致。
一样的第二处:都把土看得很重。福柯查的那些敕令、收容所、作息表、档案,正是这套书说的土里最硬的一部分。本系列一百三十年卷说他的土最满、最硬,就是这个意思。
一样的第三处:都不找一个先在的起源。福柯有一句话的意思是:谱系学不去找事物庄严的起点,它找到的常常是一堆不体面的琐事和偶然。这一条,和这套书说的「不要起源」是一个意思。
三处认亲,认得很实。所以本书说,福柯离发生学最近。
再看分开的地方。
第一处,也是最要紧的一处:回写。
发生学说:长出来的东西,会回头改造那片长出它的土。福柯写到一半停了:他写「人」被造出来,写得极细;很少写这个被造出来的「人」,回头改了造他的那套安排。
认亲认在「不要起源」,分家分在「不写回写」。这一句,从前言一直要用到结语。
第二处:土只有推,少了托。第 1 章留过那面小旗:土在推,也在托。福柯笔下的土,几乎全是推——规矩、分配、监视、考核。可是让一个人长出来的那些东西,很多是托:一个肯听你说完的人,一间够亮的教室,一次没被记进档案的原谅。这一处,第 58 章会正式拔旗。
第三处:路与土的先后,他在不同时期倒过手。六十年代,他写话语,路压过了土——好像一切都是被说出来的话造出来的。七十年代,土压了上来——一切都是力在推。发生学的说法是:两样互相长,谁也不先。他是分两段各写了一半。
这三处分家,后面各有主场:回写在第五编和第九编,土的推与托在第 58 章,路与土的先后在第四编和第六编。读到那几处的时候,可以翻回这一节对一对。
也要把话说清楚:分家不是判他输。一个人把三样里的两样半做到了别人没做到的地步,已经很少见。本书要做的,是把剩下那半样指出来,然后接着往下走——这也正是他自己对待前人的方式。
一个锋利的工具,总有它的代价。
代价一:它拆得动一切,也就包括你想保住的那些东西。用这一问,可以拆掉「疯病是天生的」,也可以拆掉「人人平等」。福柯很清楚这一点,他不回避。
代价二:它说不出「应当」。查清了一条线的出生日期,下一步怎么办?这一问不回答。判决五就落在这里,第八编几场争论都围着它转。
代价三:它容易被人误用成一句口头禅。今天网上常见一种说法:「这都是建构出来的。」说的人多半没查过任何档案。查出生日期是一件要下笨功夫的事,不是一句聪明话。福柯在乌普萨拉的那些冬夜,就是这件笨功夫的样子。
试着把这个问法用在一件今天的事上:学历。
旧问法会问:学历重不重要?该不该看学历?这个问题吵了很多年,两边都有一堆道理。
新问法问的是别的:一个人的能力,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用一张纸来表示的?这套办法是哪一年、在什么处境里立起来的?当初它要解决什么问题?
答案不难查。用统一考试来选人,中国有很长的历史;用毕业证书来标记一个人受过多少训练,则是近一两百年才普遍起来的做法。它当初解决的问题很实在:人多,位置少,互相不认识,得有一个大家都认的凭据。
一查出生日期,几件事就清楚了。第一,它是工具,不是自然界的事实。第二,它当初解决的问题今天还在,所以它没那么容易被废掉。第三,它解决问题的方式有代价——把一个人几年的经历,压缩成一行字。
到这里,福柯的问法就用完了。接下来那一问——既然如此,能不能改,改哪一处——他不答。这本书要答:能改的地方常常很小,比如在招人的时候多加一道真的做一遍活儿的环节;比如在学校里,让一个孩子除了分数以外,还有一样能被别人看见的东西。
一张字帖改不动整本,先改一页。
新问法听起来抽象,用起来很具体。它只要求你把「是什么」换成「怎么来的」。
你家里有一条规矩:饭桌上不许玩手机。这条规矩是什么时候有的?是谁先提的?当初为了解决什么?现在那个问题还在吗?
单位里有一张周报表。它是哪一年开始填的?当初是为了解决什么?填的人和看的人,今天还是同一批人吗?
一个人心里有一句话:我不是干这个的料。这句话是谁第一次说的?那一年发生了什么?
这三问——什么时候、谁、为了什么——就是福柯的问法翻成家常话。它不保证给你答案,但它能把一件压在你身上的东西,从一块石头变回一件往事。
要提醒一句:这三问是用来对付「安排」的,不是用来对付身边的人的。对着一个具体的人追问「你这话是谁教你的」,那是抬杠。对着一条规矩、一张表、一句口头禅去问,才有用。
再往前一步,就是这本书往后要讲的那件事:把往事查清楚以后,你能不能动手改一改。改一条家规,改一栏表格,改一句你对自己说了二十年的话。
小账
谁在执笔:这一章里,福柯换了问法——他不再问纸上写了什么,只问这张纸是怎么印出来的。
描红还是改字帖:他把字帖的印刷厂找到了,但没写下一张字帖该怎么改。
带走的话:他把「人是什么」换成了「人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安排里被做出来的」;认亲认在这里,分家也从这里开始。
第二编小结
四章走完。这一编的账很简单:五十年代的巴黎在为「人」吵架,两边共用一个没被说出口的前提;福柯不选边,去查这个前提的出生证;他能这样查,是因为三家材料在他手里撞出了一种新问法;这个问法和发生学认亲三处、分家三处。
分家的第一处是回写。从下一编起,本书要一编一编地看他怎样把这一处越关越紧——也看他自己在什么地方,差一点就把它推开了。
下一编回到他第一本大书:疯狂的历史。判决一的主场到了。
编序
本编六章,拆他的第一本大书和紧接着的第二本。
第 14 章先看一件小事:他把自己二十八岁写的那本小书改写了一遍,后半部分整个换掉。这是他第一次改写自己,也是一次看得见的转身:从「病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转到「疯狂这个格子是怎么被做出来的」。
第 15 章到第 17 章拆《古典时代疯狂史》:一六五六年的那道敕令(第 15 章),一百多年后解开铁链的那一天又关上了什么(第 16 章),以及他自己在书里留下的那个「疯狂本身」(第 17 章)——判决一右边那一栏最重要的证据。
第 18 章拆《临床医学的诞生》:医生的那双眼睛是怎么长出来的。第 19 章是本编的 SDE 解构与总账。
本编是判决一的主场:不只被看的东西有出生日期,看的人也有出生日期。
这两本书,是他二三十岁的作品,也是他一辈子最扎实的一段活。后来所有关于权力、关于身体、关于「正常」的话,根都在这里。
本编讲的是疯狂与疾病的历史。要先说一句:书里说一个格子是被划出来的,不等于说格子里的人不痛苦。痛苦是真的,家人的辛苦是真的。这一点,第 3 章说过一次,本编还会说。
你有没有改过自己说过的话?
不是被人指出错了才改,是过了几年,自己回头看,觉得当初那样说不对了,于是重新说一遍。
这件事比想象的难。说过的话已经出去了,改口像是承认自己从前糊涂。多数人宁可把旧话圆下去,也不愿意推翻它。
福柯二十八岁出了第一本小书。八年后,他把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整个换掉,重新出了一次。这一章讲这次改写,因为它是一次能看得见的转身。
一九五四年,福柯出了一本讲精神疾病的小书。当时他刚过二十七岁,在圣安娜医院做过事,在大学教心理学。
那本书大致做两件事。前半部分说:要理解一个精神病人,不能只把他的症状归进分类表里,要理解他的世界——他眼里的时间、空间、别人,是什么样子。这是从现象学那边学来的路子,也是第 3 章那篇讲梦的导言的延伸。
举个例子就懂了。一个人说「有人在屋里跟我说话」。照分类表的做法,这一句会被记成一个症状的名字,归进某一类。照现象学的做法,要问的是别的:在他那里,「屋子」是什么样的?「别人」是什么样的?时间对他来说是快还是慢,是断的还是连的?两种做法都不假,可前一种把人翻译成了一个词,后一种要人把这个世界描出来。
后半部分说:这些病的根源,要到社会里去找,尤其是到人与人之间那些矛盾的处境里去找。当时他刚退党不久,这一部分带着那几年的影子。
这本书写得不算差,可它有一个前提没有被碰:精神疾病是一样存在的东西,问题只在于怎样理解它、怎样解释它的成因。
一九六二年,这本书再版,换了书名,也换了内容。前半部分基本没动,后半部分整个重写。
新的后半部分讲的是什么?讲他在那本大书里查出来的东西:疯狂在不同年代被怎样对待,怎样被和乞丐、流浪汉关在一起,怎样在后来被交给医生变成一种病。
两个版本之间,隔着一部《古典时代疯狂史》。
前一个版本问:这种病是什么,怎么理解病人?后一个版本问:这个叫作「病」的格子,是什么时候、怎样被做出来的?
一句话的差别,就是一门学问的差别。前一问把自己放在医学里面,帮医学做得更好;后一问站到了医学外面,去看医学这件事本身是怎么成形的。
用第 13 章的话说,他在这八年里换了问法。
后来他不许这本小书再版。据后来的记载,他对这本书一直不满意。
不满意什么?可以从两个版本的差别推出来。前半部分他没有动,说明他并不否认「要理解一个人的世界」这件事。他不满意的,是那本书的地基:它默认了有一个叫「精神疾病」的东西摆在那里,剩下的事只是解释它。地基不对,上面盖得再好也白搭。
一个人对自己作品的不满意,多半就在这种地方——不是某一句写坏了,是整本书站的地方不对。
三个理由。
第一,这是他一生里第一次公开改写自己。第 9 章那张表上,「废掉第一本书」是他六次转身之一。多数哲学家的早期作品是被后人拿来做「思想发展」的材料;福柯不等后人,自己动手。
第二,两个版本摆在一起,正好是发现学和发生学的分界线。前一版:病在那里,我们要更好地理解它。后一版:病这个格子,是被做出来的,我们要查它的出生日期。同一个人,同一个题目,两种问法,中间隔着八年和一本书。
第三,它显出一件事:换问法不是想换就换的,得先走一段路。他不是坐在书桌前忽然想通的,他是去乌普萨拉翻了几年档案才换过来的。
这一条对读者最有用。人常以为改变想法靠的是「想通」。多数时候不是。是先做了一件事、走了一段路、见了一些人,回头才发现自己想的已经变了。想通往往是最后一步,不是第一步。
也要还一份公道,还给一九五四年的那本小书。
它的前半部分——不要只把人归进分类表,要理解这个人的世界——这个主张到今天也没有过时。今天的门诊里,医生看一眼量表分数就开方子的事不少;一个人的失眠背后有什么、他每天几点下班、家里谁病着,量表上没有一栏。
而且,这个主张和他后来的工作并不矛盾。查清「病」这个格子的出生日期,不是为了说病人不存在,而是为了不让一个人被那个格子整个盖住。
这一段是全书第一个可以直接演示「改字帖」的小例子,而且演的是他自己。
一九五四年的福柯:照着当时学界的那张字帖描——现象学加社会成因,这是那几年的标准写法。
一九六二年的福柯:他没有把那张字帖改掉,他是换了一张自己的。旧书的后半被拿掉,换上了他自己查出来的东西。
再往前一步的动作,他也做了:他不许这本书再版。一个人给自己的作品判了停止流通——这是对自己这一页最硬的一次改写。
请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到第九编要问那个大问题的时候,这一章是最好的反例材料:他对自己做得出这种事,为什么写别人的时候,几乎不给他们这样一个机会?
这里也要说句公道话:他笔下那些人,多数没有留下可以改写的东西。一个十七世纪被关进院子的人,没有一本可以再版的书。这正是第 9 章那第二条病根——材料本身只留下了管理者的那一半。所以本书问的不是「他为什么不写」,而是:这一半材料的空缺,本身是不是也该被写进去?
两个版本之间隔了八年。这八年里他做了什么,第一编已经写过:去了瑞典、波兰、德国,翻了几年档案,写完了一部大书,答辩,成名。
把这八年摆在这两本小书中间看,会看到一条很清楚的路。
一九五四年,他手里有两样东西:一套理解病人世界的办法,一套解释社会成因的说法。两样都是别人给的。
一九六二年,他手里多了一样自己的东西:一批档案,和从档案里长出来的一个判断——这个格子有出生日期。
多出来的这一样,不是新观点,是新材料。观点可以在书桌前换,材料只能靠笨功夫攒。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转身能站得住:他不是换了一个说法,他是带着一柜子档案回来的。
这一点对今天的读者也有用。一个人想改变自己的看法,最可靠的办法不是多读几篇讲道理的文章,是去接触一批新的事实:换一个地方待一阵,见几个和自己处境不同的人,把一件事从头到尾做一遍。看法会自己变。
改自己说过的话,是一件了不起的本事,也是一件可以练的事。
一位老师,十年前信奉「严师出高徒」,班上人人怕她。后来带了一个孩子,越管越退缩。她慢慢改了自己的做法。难的不是改做法,是在教研组的会上说一句:我从前那样带班,有一部分是错的。
一位父亲,一直跟儿子说「学文科没出路」。儿子按他的意思读了理科,读得很苦。这位父亲有一天在饭桌上说了一句:那句话是我说错了。这一句,比什么都管用。
管用在哪里?不在于儿子能不能转专业——多半转不了。管用在于,压在他身上那句话,从一条铁律变回了一个人当年的看法。看法是可以不同意的,铁律不行。
改口不必是自我否定。可以这样说:那时候我那样说,是因为我只看到那么多;现在我看到的多了一些,所以我改一改。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句你三五年前常说、现在不再相信的话。找一个当时听过这句话的人,跟他说一次:那句话,我改了。
也有一种改口是不诚实的:把从前说过的话悄悄删掉,再装作一直就是这么想的。这几年这样的事不少。区别很简单:诚实的改口会说出「我从前那样说」,不诚实的改口会让从前那句话消失。福柯是前一种——他把旧书留在那里,只是不许再印,而且明说自己不满意。
小账
谁在执笔:福柯自己——他回头把自己写过的东西改了一遍,还叫停了它的流通。
描红还是改字帖:改字帖,改的是他自己那一页。
带走的话:他二十八岁写的那本小书,八年后被他自己换掉了后半部分;一个人肯改自己说过的话,说明他手里的笔是活的。
一件事情有了日期,就不再是「一直如此」。
一六五六年,法国国王签了一道敕令,在巴黎设立一个机构,叫总医院。名字里有「医院」两个字,可它不是治病的地方。它是几处院子合起来的收容所,用来关一类人:乞丐、流浪汉、游手好闲的人、有伤风化的人、家里养不起又送进来的人,还有疯子。
按福柯书里的说法,几年之内,被关进去的有几千人,占当时巴黎人口的百分之一上下。
百分之一是什么概念?把它放到今天:一座五百万人的城市,一次收进去五万人。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场大动作。
这道敕令,就是《古典时代疯狂史》的支点。他把这件事叫作「大禁闭」。
这一章最要紧的一句话,先摆出来:
疯子最初不是被当作病人关起来的,是和乞丐、懒汉一起,被当作不干活、不守规矩的人关起来的。
请体会这句话里的差别。
如果一个人是因为「有病」被送进去的,那么这件事的主角是医学:诊断、治疗、痊愈。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不干活」被送进去的,那么这件事的主角是另一样:劳动、秩序、体面。
福柯查到的是后一种。总医院的章程里写的是收容、管束、强制劳动。管这些院子的人,不是医生,是行政官员。
也就是说,在一六五六年,把疯子从人群里划出去的那条线,不是医学画的,是一种关于「一个人该怎样过日子」的看法画的:要干活,要守规矩,不能游荡,不能丢人。
福柯还注意到一件事:进去容易,出来难,而且往往不需要审判。一个家庭可以申请把「败家」「丢人」的亲人送进去,地方上的官员批一下就行。这里面没有法庭,没有刑期,只有一份申请和一道批准。
今天读这一段,最刺人的不是关了多少人,是关一个人竟然这么容易,理由竟然这么家常。
那么在那以前,疯子在哪里?
福柯的说法是: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疯狂并没有被单独关起来。疯子在城里走动,在村里过活,有人施舍,有人驱赶,有人把他们送上路,交给过路的商队带走。那时候的疯狂,还带着一层别的意思:它有时被当成一种神秘的智慧,一种说真话的方式。他举了很多文学和绘画里的例子:愚人,狂人,说真话的傻子。
书的开头,他写了一个很有名的形象:愚人船。据他的叙述,当时有一些船载着疯子,从一个城市漂到另一个城市。
这里要照直写一句。后来有史学家提出,愚人船更可能是当时文学与绘画里的一个题材,实际航行的证据很有限。这类质疑,第 16 章还会有几处,本书都照直写。它们不推翻这本书的主干,但要让读者知道:这是一部有力量、也有争议的书。
这是全书最要紧的一种问法:为什么是这个时候?
福柯给的答案,大意是这样几层。
第一层,穷人的意义变了。在此前的观念里,贫穷带着宗教的意味:穷人是要被救济的,施舍是一种功德。到了十七世纪,贫穷越来越被看成一个社会问题:游手好闲的人是秩序的威胁,是需要被管理、被投入劳动的资源。
第二层,劳动成了一条道德线。能不能干活、肯不肯干活,变成了判定一个人的尺子。不干活的人,无论是因为懒,还是因为疯,都落到了线的同一边。
这一条今天听起来一点也不遥远。一个人失业在家,亲戚问的第一句多半是「怎么还不去上班」;一个年轻人说自己在家休息半年,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关心,是不安。能不能干活,至今仍是衡量一个人的硬尺子之一。三百多年前,这把尺子第一次被用来划线的时候,被划到线外的人,是一起被关起来的。
第三层,城市要秩序。人口往城里聚,乞讨、流浪、骚乱,都要有地方安置。
三层里,第一层最容易被忽略,也最要紧:变的不是穷人,是「穷」这个词的意思。同一个在街上要饭的人,在一个年代里是给人做功德的机会,在另一个年代里是要被收拾的麻烦。人没变,看他的那套眼光换了一副。
三层合起来,就是那片土。疯狂这个格子,是在这片土里被划出来的。
这三层不只是法国的事。同一个时期,欧洲好几个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的做法:把穷人、流浪者和不肯干活的人收进一处,强制劳动,边管边教。名字各不相同,做法很像。一片相似的土,长出了相似的东西。
中国读者也不必觉得隔得太远。历代也有收容穷苦、老病、无依者的官办场所。只作旁证,不能混为一谈——各有各的土,各有各的路。要比的不是「哪边更早」,而是同一件事:一个社会在什么时候,决定把某一类人从人群里挑出来,另做安排。
故事还有下半段。
大约一个多世纪以后,情况变了。被关在一起的这群人开始被分开:穷人归救济,罪犯归监狱,疯子被单独挑出来,交给了医生。从此,疯狂成了一种「病」,收容所成了「精神病院」,管它的人成了医生。
这一步,很多人当成进步的开始。第 16 章会专门讲这一步,也会讲福柯为什么说,这一步在解开铁链的同时又关上了什么。
先透露一句下一章的结论:铁链是真的被解开了,这一点福柯从不否认。他要问的是另一件事——解开铁链之后,用什么换掉了它。
这里先记住一件事:「疯」这个格子先被划出来,后来才被医学接手。不是先有了病,才有了格子;是先有了格子,医学后来搬了进去。
最后把两个日期摆在一起,这一编的主线就立住了。
一六五六年:一群人被关进同一批房子,理由是不干活、不守规矩。划线的是行政。
一百多年后:这群人被分开,疯子被单独交给医生。接手的是医学。
两个日期之间,那条线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人来画,也换了理由来说。第一次的理由是「秩序」,第二次的理由是「治疗」。第二个理由比第一个体面得多,也因此更难被看见。
一条线最结实的时候,不是它被强行画下的时候,是它被一个人人都同意的好理由接管的时候。
这句话,是下一章的入口。下一章讲解开铁链的那一天。
用这套书的词看,这一章讲的是一次很典型的发生。
土:十七世纪的巴黎——人口、贫困、劳动的道德、国王的行政、城市的秩序。这片土非常硬。
路:一道敕令,几处院子,一套章程,一批被送进去的人,一年一年的登记。
形状:一个格子长了出来,还有一批被放进这个格子里的人。
请注意,形状不只是一个词。被关进去的人,在里面被安排作息、被强制劳动、被记录在册;几十年下来,「疯子」这个词指的东西,和从前不一样了。
回写呢?这里有一次很硬的回写,可是方向只有一个:这套做法一旦运转起来,它就回头加固了那片土。有了地方关人,「该被关起来的人」这个类别就更结实;类别更结实,院子就更有理由存在。用本书的话说,这是最彻底的描红:所有人的努力——管理者的、看守的、被关者的——全都沉回去,把同一张字帖描得更硬。
有没有另一种回写?被关进去的人有没有改动过这套安排?
这正是全书要追的那一问。这一章里,福柯没有写。他的档案里也很少有。第 9 章说过第二条病根:用管理者的档案写历史,写出来的当然是一部被管的历史。
对在哪儿:这本书第一次把「疯狂」从一个自然事实,变成了一件有日期、有地点、有章程、有人数的事情。在它之前,精神病学史多半是一部进步史:从愚昧到科学,从锁链到治疗。这本书把这条线打断了。
争议在哪儿:后来的专业史家提出过不少质疑。有的说他对某些年代的材料选取偏重一边;有的说各国情况差别很大,不能都套这一个模型;有的说他把「大禁闭」的规模说得太整齐。本书的立场是:这些质疑要照直写,也不必因此废掉这本书。一本改变了一个领域问法的书,细节被后人一条条修订,是常事。它立起来的那一问——这条线是谁、何时、为何画的——没有被驳倒。
今天的读者读这一章,可能觉得「疯狂是被社会定义的」是老生常谈。要理解它当年的分量,得倒回去看当时的常识。
当时的常识是这样一条线:从前的人愚昧,把疯子当成魔鬼附体,烧死、锁起来、关进地牢;后来科学进步了,人道主义来了,医生把他们从铁链里解放出来,当作病人来治。这条线写在教科书里,也写在每一家精神病院的院史开头。
福柯这本书,把这条线打断在两个地方。
第一处:中世纪并不比十七世纪更残酷。被大规模关起来,是从那道敕令开始的——也就是说,恰恰是在欧洲人开始讲理性、讲秩序、讲效率的那个年代。
第二处:把疯子交给医生,也不只是解放。这一点是下一章的事。
一本书能改变一个领域,往往就是这样:它不驳倒一条条结论,它把那条大家默认的线打断。
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件事一直在背后压着:被关进去的那几千人,我们听不见他们说话。
留下来的是什么?是收容的登记册,是院规,是官员的报告,是后来医生的记录。全是管事的人写的。被关的人写的东西,几乎没有——多数人不识字,也没有人要他们写。
福柯自己知道这件事。后来他做过一次很特别的尝试:他从十七、十八世纪的档案里,挑出一批普通人被关押的原始文书,编成一本集子,让那些只在纸上留下几行字的人,自己出现一次。他给这件事写过一篇短文,说这些文字之所以留下来,恰恰是因为它们撞上了权力——一个人如果一辈子没被抓、没被告、没被关,他就不会在档案里留下一个字。(《污名者的生活》,一九七七年,大意)
这是一个很动人的动作,也是一个很有限的动作。让他们的名字出现一次,和让他们改动一条规矩,不是一回事。
本书的判词就压在这个分别上:被看见,不等于能执笔。
这一章还有一个私人的角落,值得记一笔。
写这本书的人,六七年前坐在精神科医生的对面(第 2 章);写这本书的那几年,他刚从那间脑电图室里出来(第 3 章)。他去查这个格子的出生日期,不是一个旁观者的好奇。
这不等于说这本书是他的自辩。他从不用自己的经历为自己的论断背书,书里一个字也没提。可是读者不妨知道:一个人肯把几年的冬夜花在一堆没人要看的旧登记册上,背后多半有一件很切身的事在推。
第 9 章说过,这是他一生里分量最重的一次回写——长出来的伤,回头改了他要走的路。这本书,就是那次回写结出来的东西。
一个类别的诞生,今天也在发生,而且就在你身边。
二十年前,中文里没有「内卷」这个说法;十年前,「社恐」还不常用;再往前,「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这些词也都是某一年才开始被用的。词一旦有了,它就开始工作:它让一群人被看见,也让一群人被归类。被看见是好事——有了「留守儿童」这个词,才有人去统计、去资助。被归类有代价——一个孩子从此先是「留守儿童」,然后才是他自己。
一个更具体的例子。一个孩子上课坐不住,在三十年前的乡村小学里,他是「调皮」;今天,他可能被建议去医院做一次评估。两种处置,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代价。这本书不替你决定去不去;它只提醒你问三句:这个格子是什么时候有的?谁在用它?把他放进去以后,别人怎样待他?
第三句最要紧。一个格子真正的分量,不在它的定义里,在它的用法里:进了这个格子,谁来管他,他坐在哪一排,老师看他的眼神变不变,将来的档案上留不留这一行。
再说一遍第 3 章那句分辨:查出生日期,不等于宣布作废。该看的病要看,该帮的忙要帮。要留心的只有一件事——别让一个格子,把一个活人整个盖住。
还可以做一件更小的事:在这个格子之外,替他留一份别的记录。一个孩子被评估出某种倾向,老师可以在那份材料之外,另记一页:他这学期主动帮了三次忙,他在美术课上极专注,他讲的那个故事全班都在听。
一页正式表格,一页别的记录。两页都在,那个人就不会被一个词盖住。这也是本书后面会一再提到的一个小办法:字帖一时改不动,先在页边上写一行。
小账
谁在执笔:一道敕令、一批院子、一套章程——十七世纪的行政官员在划线,医生还没有进场。
描红还是改字帖:只有描红,而且描得极硬——这套做法运转起来,回头把「该被关起来的人」这个类别加固了。
带走的话:「疯」这个格子先被划出来,医学是一百多年后才搬进去的;先有了格子,才有了住进格子里的人。
十九世纪的法国画家画过一幅画,后来挂进了无数本教科书:一位医生站在一所收容所的院子里,指挥人给一个女病人解开脚上的锁链。四周的人在看,有的惊讶,有的感激。
这幅画讲的是一个故事:法国大革命前后,医生皮内尔把疯人从铁链里解放了出来,从此他们不再是被囚的野兽,而是要被治疗的病人。同一时期,在英国约克,一位教友派的商人和他的家族办了一所新式的收容所,不用铁链,不用体罚,用温和的方式对待疯人,这种做法后来被称作「道德疗法」。
这两件事,一直被当成人道主义的胜利,也被当成精神病学的起点。
福柯不否认铁链被解开了。他要问的是另一件事:解开铁链之后,用什么换掉了它?
按本书的规矩,先说它对在哪儿。
铁链是真的。被锁在墙上几年、十几年,身上长疮,冬天冻伤,这些都是真的。解开它,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不能因为后面有别的账要算,就把这一笔抹掉。
新式收容所里的很多做法,今天看也是好的:不打人,讲话客气,让人干点手上的活,散步,喝茶,按时作息,有人愿意坐下来听你说话。和铁链比,这是另一个世界。
英国那所新式收容所,是照着一个家的样子办的。人数不多,房子像宅院,院子里种花,养些家禽;病人白天做针线、干园艺;主人和家人住在里面,和病人一起吃饭、喝茶。管事的不是狱卒,是一家人。这些细节,读起来让人心里一松。
福柯写这一段的时候,从来没有说「不如从前」。他也不主张把铁链换回来。他做的是另一件事:看清楚新办法是怎样运转的。
新办法的核心,福柯说,不在药,也不在手术,在一套关系。
第一样,是看。新式收容所里的人,时时被人看着:几点起床,吃了多少,说了什么,对人有没有礼貌,情绪稳不稳。看不是为了惩罚,是为了了解、记录、评估。可是被看的人自己知道有人在看。
第二样,是评判。旧的锁链锁住的是身体,新的办法要管的是心。做得好,得到赞许;做得不好,被指出来。病人被要求学会自己管住自己:控制情绪,遵守规矩,说得体的话。
第三样,是医生这个人本身。福柯的说法很尖锐,大意是:在这套办法里,医生起作用,靠的不主要是他的医学知识,而是他作为一个道德权威的身份——他是那个判定你有没有好转的人。
福柯还看见了这套办法里最要紧的一个安排:它把家搬了进来。新式收容所常常自称是一个大家庭:管事的人像父亲,病人像孩子,规矩像家规。于是被管的人不只是被管,他还欠着一份情——人家是为你好,人家把你当家人。
欠了情的人,最难反抗。
三样合起来,福柯给了一个很硬的说法,大意是:收容所不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它是一个用道德代替了锁链的地方;铁链被解开了,评判却住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古典时代疯狂史》第三部分,大意)
他还写到一件细节:在这套办法里,病人要被反复带回同一件事——承认自己做过什么、错在哪里、现在明白了没有。承认是好转的标志。一个不承认的人,就是还没有好。
这一条今天听着很熟。任何一个要求「先认错再说」的场合——家里,学校,单位——用的都是同一套逻辑:只要你还不承认,一切讨论都不开始。
这本书里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大意是:在收容所里,理性对疯狂说话,说的是一种独白;疯狂没有回答的位置。
请体会这句话里的两层。
第一层:说话的双方不平等。医生问,病人答;医生记录,病人被记录;医生说这叫好转,这就是好转。
第二层,更狠:不是病人说了没人听,而是这套安排里根本没有给「疯狂自己说话」留一个位置。他说什么都会被收进那套解释里——顺从是好转,反抗是发作,沉默是退缩。
这一层,是全书的钥匙第一次在材料上落地:笔递到了病人手里,可是纸是别人的,格子是别人的,怎么算写得好也是别人定的。
把三样合起来看,这套新办法和铁链的差别就很清楚了。
铁链管的是身体:人被锁住,但他心里怎么想,锁链管不着。有的人被锁了十年,心里还在骂。
新办法管的是心:它要你承认自己病了,要你配合,要你学会判断自己哪句话说得不合适。它要的不是你的服从,是你的认同。
福柯说,正是在这里,「疯狂」第一次被彻底地捕获了:从前它在墙里面还是异己的东西,现在它被请进了一套解释里,连它自己也得用这套解释来说自己。
这一层,今天的人体会得到。一个孩子被打一顿,他心里知道自己是被打的;一个孩子被讲了三个小时的道理,最后说「我错了」,他心里那一块地方,已经被讲道理的人占了一半。
这本书有争议,第 15 章说过,本书照直写。这一章有两处。
第一处,关于皮内尔解开铁链这件事本身。后来的研究指出,实际动手解开锁链的,多半是收容所里一位有经验的管理员,皮内尔是支持者和记录者;那幅画是几十年后画的,画的是一个已经成型的传说。这一点对福柯的论证影响不大——他本来就把这件事当成一个象征来读——可是读者应该知道,教科书里的那一幕,本身就是被后来的人画出来的。
第二处,关于「道德疗法」的评价。有研究者认为,福柯把新式收容所写得过于阴郁,忽略了里面确实有人被治好、被善待、被送回家。这一条质疑站得住。本书的态度是:两样都写——温和的办法确实帮了人,同时它也确实把评判搬进了人的心里。两件事不矛盾。
还有一条更大的质疑,第十编会讲:后来有人用福柯的书去反对一切精神医学,主张关掉医院。这件事在几个国家真的发生过,结果不全是好的:有人回到了家里,有人流落街头,有人进了监狱。福柯自己并没有主张这样做,可是他的书被这样用过。一把诊断的刀被当成药方来用,是判决五要算的账。
用这套书的词看,这一章发生了一次很重要的变化:土换了一层。
十七世纪那一层土:行政、劳动、秩序。管事的是官员,理由是「不干活」。
十九世纪这一层土:医学、道德、家庭。管事的是医生,理由是「为你好」。
路也变了。旧的路是关进去、锁起来、养着。新的路是一套日课:起床,作业,散步,谈话,评估,奖励,一天一天地走。这条路比旧的细得多,也长得多。
形状呢?一种新的人被长了出来:病人。他有病历,有诊断,有好转与否,有出院的条件。
回写在这里第一次露出了它最厉害的样子。被这套办法造出来的人,学会了自己看住自己:不用人按着,他自己控制情绪;不用人骂,他自己知道哪句话不该说。
这正是导论里那对词要用的地方。他自己动手了,这是回写;可是他动手的方向,是把同一张字帖描得更工整。描红。
判决三——只准描红的笔——第一批证据就在这里。它的大场面在第五编那座塔,但它的根在这所收容所里。
这里还要补一笔,因为它关系到判词的后半句。
被造出来的病人,真的一点也没有动过那套办法吗?史料里其实有一些痕迹:有人装出好转的样子好早点出去,有人摸清了管事的人爱听什么话,有人在日课里偷懒,有人把规矩钻出了洞。这些事,管事的人当然知道——记录里就有对付它们的办法。
也就是说,被造出来的人一直在动手;只是他们的动作,多半被记成了「症状」或者「违规」。一个人骗过了医生,档案上不会写「他改动了这套办法」,会写「病情反复」。
这正是全书最要紧的一处:不是那些人没有回写,是这套办法不把他们的回写记成回写。第九编要回到这里。
这套书写到外国的事,习惯问一句:它落在中国哪张床上。
这一章有一张现成的床:「劝」。
中国人不大习惯直接下命令,更习惯劝。「你听我一句」「我这是为你好」「你再想想」。劝比命令温和得多,也难挡得多:命令可以顶回去,劝顶不回去——顶回去的人就成了不识好歹。
一位母亲劝女儿相亲,劝了三年,从不骂人,每次都带着眼泪。女儿最难受的地方不是被逼,是她挑不出母亲哪里错了。
这就是这一章说的那件事的中国版本:最难反抗的不是锁链,是好意。
按纪律,只作旁证,不混为一谈:法国那所收容所是一套有章程的制度,家里的「劝」是一种人情。可它们在同一处起作用——都把评判搬进了被劝那个人的心里。
「换掉铁链,把评判搬进心里」,这件事离我们一点都不远。
一所学校取消了体罚,很好。取消之后换上来的是什么?是每周的评比栏,是小红花的数量,是排名,是老师那一句「我对你很失望」。一个孩子不再挨打了,可他每天都在心里给自己打分。
一家公司取消了打卡,很好。换上来的是什么?是随时可见的在线状态,是群里的即时回复,是「弹性工作」下没有下班时间的一天。没有人逼你,你自己看住自己。
一个家庭不再打骂孩子了,很好。换上来的可能是不停的讲道理,是「妈妈这是为你好」,是孩子学会了在你皱眉之前先认错。
再补一个最普通的场景。一位老人住进养老院。这里干净、规律、有护工、有活动,比一个人在家安全得多。同时,几点吃饭、几点洗澡、几点熄灯、能不能自己下楼,都定好了。他从前是一个自己安排一天的人,现在成了一个被安排一天的人。「不适应」三个字,多半不是矫情。
这不是说养老院不好。是说:一件好事换掉一件坏事的时候,值得花一分钟看清,新那一样的做法是什么,哪几处还能商量——哪怕只商量出「每周三下午自己出去买一次东西」。
这些新办法,多数比旧办法好。本书不主张回到旧办法。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每换掉一样旧的管法,都问一句——换上来的那一样,谁在执笔?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找一件你家里或者单位里「已经改好了」的事,问自己一句:旧的那一样确实没了,现在这一样,让人放松了,还是让人更时时留心了?
这个问法不是要你反对改进。恰恰相反:新办法多半确实更好。只是「更好」和「更细」常常一起来——更细的管法会伸到旧办法伸不到的地方。看清了,就知道在哪里给自己和别人留一点余地:哪一栏可以不填,哪一条可以不报,哪一天可以不看那个群。
小账
谁在执笔:医生和那套日课;被写的人第一次学会了替它执笔,管住自己。
描红还是改字帖:描红,而且是最彻底的描红——不用人按着,他自己描。
带走的话:铁链被解开了,评判住进了心里;每换掉一种旧的管法,都要看清换上来的那一样,是谁在执笔。
读到这里,你大概会对福柯有一点同情:他一直站在被划出去的那些人那边。
这本书里,确实有一个很动人的念头。他想说的是:在所有的分类、所有的医学、所有的收容所之前,有一种东西在那里——一种沉默的、没有被说出来的疯狂本身。后来的一切做法,都是对它的压制和翻译;我们今天听到的关于疯狂的话,全是理性说的话,疯狂自己的声音,早就听不见了。
他甚至说过一句意思是这样的话:他这本书要写的不是精神病学的历史,而是疯狂本身在被理性捕获之前的历史。
这个念头在他年轻时还有另一个出口:文学。他很着迷于几位在精神病院里待过、或者被叫作疯子的诗人和画家。他有过一个说法,意思是:有作品的地方,就没有疯狂——一个人一旦写出了作品,他就不再是那个沉默的疯人了;作品是疯狂中断的地方。
这句话很漂亮,也很危险。它等于说:疯狂只有在什么都没有留下的时候,才是它自己。那么,凡是被我们听见的,都不是它。
这个念头动人,也正是这本书最大的裂缝。
本章要做的,就是把这道裂缝指出来——而且是用他自己的刀。
先把它翻成大白话。
他说:在被分类之前,有一个原样。
可是这本书从头到尾在证明的,恰恰是另一件事:疯狂这个格子,是在某一年、被某些做法划出来的(第 15 章);那一批人是在收容所里被做成「病人」的(第 16 章)。
既然如此,「在一切做法之前的疯狂本身」是什么?
它只能是一个空位。它是被划出去的那一群人在被划出去之前的样子——可是在被划出去之前,并没有「那一群人」。有的是各种各样的人:说胡话的,发抖的,整夜不睡的,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的,沉默不语的。把这些人算成同一类,正是那条线干的活。
他一手拆掉了那条线,另一手又要说线外面有一个完整的原样。
这就是本书说的「收回」动作的第一次出场。
一九六三年,一位比他年轻几岁的哲学家做了一场演讲,直接冲着这本书来。那个人是德里达。
德里达的质疑,大意可以这样说:你说要写疯狂自己的历史,让疯狂在被理性捕获之前说话。可是你用来写这本书的,是理性的语言,是历史学的方法,是档案、证据、论证。你所用的每一样工具,都属于你要绕开的那一边。所以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做不成。
福柯当时没有回应,隔了九年才写了一篇很长的反驳。两个人的关系一度很僵。这场争论的细节,第八编第 52 章会细讲。
这里只取一件事:德里达抓住的这一点,本书认为是对的。你不可能在语言之外替一样东西说话,然后又说那是它自己的声音。
本系列的德里达卷用了一个说法:对「在场」的乡愁——总想找到一个在一切中介之前的、完完整整在那里的东西。那一卷说德里达自己也没有完全躲开这种乡愁。这一章要说的是:福柯在这本书里,也有一份。
顺着这一处,可以追一句最硬的问题:假如真有一个「疯狂本身」,谁来替它说话?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它自己说。可它一开口,用的就是这个世界的词、这个时代的说法、这套被造出来的语言。开口的那一刻,它就不再是「一切做法之前的原样」了。
第二种:别人替它说。那更糟——替它说话的人,正是那套安排里的人:作家,医生,历史学家,福柯自己。
两条路都不通。这就是德里达那一刀的锋利之处,也是本书要顺手接下去的一刀:凡是要求一样东西「保持原样」的说法,最后都会让这样东西无法开口。
发生学在这里换一个问法:不问「它本来是什么」,只问「在这套安排里,谁被允许开口,说什么算数,哪些话进了档案,哪些话被写成了症状」。这个问法答得出来,而且答得出来的每一条,都指向可以动手的地方。
值得记一笔的是:福柯自己后来改了口。
这本书一九七二年再版的时候,他把最初的序言撤掉,换了一篇很短的新序。旧序里那种「疯狂本身」的说法,不见了。后来他谈起这本书,也不再说要让疯狂自己说话。
他晚年做的那件事,第 15 章讲过:他去编那批档案里普通人被关押的原始文书,让那些名字出现一次。那时候他的说法已经变了——不是「让疯狂本身说话」,而是「让这些在权力面前留下过几行字的人,被读到」。
从「原样」到「几行字」,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退步,也是一个很诚实的进步。
后来他在别的地方还说过一句更像交代的话,意思是:他不想替任何人说话,他只想做一些工具,谁用得上谁拿去用。(一九七四年那个「工具箱」的说法,前言引过)从「替疯狂说话」到「做工具箱」,中间隔着这一次退步。
用第 9 章的话说:这是他六次改写自己里的一次。他不辩解,他改口。
因为它是判决一右边那一栏的最早、也最清楚的证据。
判决一左边:他给「看的人」查了出生日期,这是他的头一功。判决一右边:他给「被看的那一方」留了一个出生之前的原样。
一个人如果留了一个原样,会发生什么?
会发生一件很微妙的事:那个原样,永远不会动。它在一切做法之前沉默着,被压制,被翻译,被歪曲——它是一个受害者,而受害者是不动手的。
留一个原样,就等于取消了它的动作。
这正是本书判词的后半句:不许这张脸回头改一改沙滩。要不许它改,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把它放在一个改不了的地方——放在所有做法之前,放在语言之外,放在一个只能被谈论、不能开口的位置上。
发生学的说法不一样:没有一个在发生之前的原样。有的是很多具体的人,在具体的土里、沿着具体的路,长成了各自的样子;这些人有动作,会反抗,会串通,会写信,会把管他们的人气得没办法,也会在某一天改掉一条规矩。他们不是一个沉默的本体,他们是一群会动的人。
这一处虽然是裂缝,可它是一道很值得敬重的裂缝。
它来自一种正当的不安:一个人被一套分类压住了,他的痛苦被翻译成几个词,他自己的说法没有人听。这种不安是真的,福柯不肯放过它,所以才去找一个「原样」。
换句话说,他想保住的东西是对的:一个人不等于关于他的那份档案。只是保住它的办法找错了。
正确的办法不是在档案之外立一个沉默的本体,是把另一半材料找回来:他自己说过什么,做过什么,怎样对待过看他的人,怎样在那套安排里替自己争到过一寸。
这一句,正好是本书对他最重要的一处建议。第九编会正式写下来。
还要替他说一句更要紧的话。
福柯想给被划出去的那些人留一个位置,这件事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他留的那个位置在语言之外。可是请看他后来怎么做的:他不再找原样,他去找那几行字——那些人被抓、被告、被关时留在纸上的几行字。
这是一个很值得学的转向。要替沉默的人做事,不是去想象他们本来的声音,是去找他们真的留下过的痕迹。
这件事今天也做得到。一个学校要了解学生怎么想,不必去猜「孩子的天性」,可以去看真实的痕迹:请假条上写的理由,作文里反复出现的那件事,值日表上总被换掉的那一格。
痕迹很碎,也不好看,可它是真的;原样很完整,很动人,可它是想出来的。
这一条也是本书对读者的一个请求:以后再读到任何一本替某一群人说话的书——替农民工,替病人,替老人,替孩子——先问一句,它用的是痕迹,还是想象出来的原样。
「原样」这个念头,普通人也常有,而且常常用错地方。
一个人说:我本来是个很开朗的人,是这几年把我磨成这样的。这句话里有一个原样:那个「本来的我」。
一位妈妈说:我女儿本来很乖,都是青春期害的。这句话里也有一个原样。
一对夫妻吵架,一个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也是。
这些话都有一半是真的:人确实会被磨,被环境改变,被一段关系压住。可是「本来的我」这个说法,有一个坏处——它把人放进了一个回不去、也动不了的位置。你只能怀念它,不能用它做任何事。
还有一种更常见、也更伤人的用法:拿「原样」去要求别人。「你本来是个懂事的孩子」「你以前多体贴」——这句话听起来是怀念,落在对方耳朵里是一道判决:你现在这个样子是不合格的,合格的那个你在过去。
被这样说的人很难辩解,因为那个「本来的你」不在场,没法为自己说话。
换一个说法就不一样了:不是「我本来是开朗的」,而是「我在哪些人、哪些场合、哪些时候,是开朗的?那几样现在还有吗?」前一句让人叹气,后一句能动手。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把你最近说过的一句「我本来……」,改写成一句「我在什么条件下,是……」。看看能不能从里面拣出一件明天就能做的事。
如果一时想不出来,可以问身边的人:你觉得我什么时候最像我自己?别人给的答案常常很具体——「你讲你那个专业的事情的时候」「你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具体的条件,是能安排的;抽象的原样,只能怀念。
小账
谁在执笔:这一章里,他想给疯狂留一支不被人碰过的笔;结果那支笔谁也握不住。
描红还是改字帖:改字帖——不过改的是他自己的:九年之后,他把那篇序言撤了。
带走的话:他一手拆掉了那条线,另一手又要在线外留一个原样;留一个原样,等于取消它的动作。
你去看病,医生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多半是:「哪里不舒服?」再具体一点:「哪儿疼?疼多久了?什么时候疼得厉害?」
这几句话太自然了,自然到你不会想到它们有出生日期。
福柯说,有。在十八世纪,医生问的第一句话不是这个。那时候常见的问法,大意是:「你怎么了?」——这是一个让病人讲故事的问法。病人会讲:我最近心绪不宁,天气一变就难受,前几天吃了什么,家里出了什么事。医生听他讲,再对照书上那些病的种类,看他属于哪一种。
后来变成了:「你哪里疼?」——这是一个让病人指位置的问法。
两句问话之间,隔着一整套新的看人的办法。这一章讲的,就是这套办法怎么长出来的。福柯写这件事的那本书,叫《临床医学的诞生》,比疯狂史晚两年。
先说旧的那一套。
十八世纪的医学,主要工作是分类。像植物学给植物分科属种一样,医生给病分类:这一种热病,那一种热病;这一类咳嗽,那一类咳嗽。病被看成一个有本性的东西,它会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出来,医生的任务是认出它属于哪一类。
在这套办法里,病人本身不太要紧。他是病寄居的地方,是一个背景。一个病在张三身上和在李四身上,本质上是同一个病;病人的体质、脾气、家境,是干扰因素,要尽量排除掉。
所以那时候有一种想法:最好的医学应该在病人家里进行,因为医院把很多病人堆在一起,病和病互相影响,反而看不清本来的样子。
后来的一二十年里,这一套翻了个个儿。
变化的关键,福柯说,在一件很具体的事上:医生开始大量地解剖尸体,并且把解剖台上看到的东西,和病人生前的症状对起来看。
这个人生前咳血,胸口疼;打开一看,肺上有一处坏了。另一个人也咳血,打开一看,坏的地方不一样。于是医生手里有了一样新东西:病不再是一个飘着的种类,它在身体里有一个位置。
那一代解剖学家里有一位很有名的人,说过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意思是:与其读几十年的书、记一堆症状的名字,不如打开几具尸体看看,含糊的地方立刻就清楚了。
这句话听起来冷,可它标出了一个转折:从此,医学看人的那个最后的位置,是死亡。活人的身体里发生了什么,要靠死后打开来对照。福柯专门写了这一层:死亡从一个终点,变成了一个看的角度。
从此,问话就变了。「你哪里疼」不是随口问的,它是在问:坏掉的地方在哪里。听诊、叩诊、触诊这些动作,也是在同一条路上:把身体当成一片可以一寸一寸查看的地方。
福柯给这套新办法起了一个名字,叫「目光」。这不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它指的是一整套被训练出来的看法——看什么、按什么顺序看、看见什么算数、看见什么不算。
这套目光,要长出来,需要一片土。
需要很多病人集中在一起,才看得出同一种病在不同人身上的样子;需要能解剖尸体,才对得上生前和死后;需要有学生在旁边站着,才能把这套看法一代一代传下去;需要有记录制度,一个病人从入院到死亡的每一步都写下来,才能积累。
于是医院变了。它从一个收容穷病人、让他们有地方躺着等死或者等好的慈善场所,变成了一个看病、教学、研究三合一的地方。
病历也是在这套办法里长出来的。一个人住进来,从哪天起、体温多少、吃了什么药、今天怎样、明天怎样,一行一行记下来。记录不是为了这一个人,是为了以后:为了和别的病例对照,为了教学,为了积累。
一张病历,就是一个人被翻译成一串可比较的条目。这件事有它的大好处——今天的医学全靠它;也有它的代价,下面一节要算。
这里有一句很不舒服的话,本书照写:这套目光是在穷人的身体上练出来的。有条件的人生病在家里治,躺在医院公共病房里的,是没有别的地方去的人。他们被看,被示教,被记录,死后被解剖。今天全世界受益于那套医学,而练出它的第一批身体,是他们的。
福柯写到过这笔账。他说过一句意思是这样的话:这里面有一种交换——穷人用自己被看的身体,换来了免费的照料。
请把这一章和前面三章并排看,会看到同一个动作的两次演出。
疯狂那边:一条线被划出来,一群人被放进格子,然后医学接手,一种叫「病人」的人被长了出来。
身体这边:一套新的看法被练出来,身体被当成一片有位置的地方,一种叫「病例」的东西被长了出来。
两边合起来,就是判决一:不只被看的东西有出生日期,看的人也有出生日期。
这一点是他对整个哲学传统的一记重拳。本系列胡塞尔卷里那位坐在正中间的「看的人」——那个不许被改写、一切都要回到他这里才算数的意识——在福柯这里第一次被请下了座:你的目光不是天生的,它是在医院里、在解剖室里、在一代一代的教学里,被一点一点练出来的。你以为你在看,其实你是被教会了这样看。
先还公道。这套目光是了不起的成就。今天一个人半夜肚子疼,能在几个小时内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靠的就是它。它救了无数人,也包括写这本书和读这本书的人。
福柯没有反对它,他做的是把它的代价一起写出来。
代价一:能问的问题变窄了。「你怎么了」问的是一个人的一段生活;「你哪里疼」问的是一个位置。后一种更准,也更快;同时,一个人失眠三个月背后那些事——他几点下班,家里谁病着,他上个月刚被辞退——在这套问法里没有栏目。
代价二:人变成了案例。一个病人被写进病历、被讨论、被用作教学的例子,他的名字换成了床号和诊断。这不是谁的恶意,是这套办法的工作方式。
代价三:看的人拥有了判定的权力,而且这权力是以真理的名义。他不是说「我认为你不舒服」,他是说「检查结果显示」。
三条代价,不是要人不去看病。是要人看清:你走进诊室,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人,是一整套练了两百年的目光。
中国读者读这一章,心里多半会浮起另一套医学。
中医问诊的那几句——最近吃睡如何,心里烦不烦,天冷天热哪样更难受——更接近「你怎么了」那一路:它问的是一个人整体的状态和他的日子。西医的问法更接近「你哪里疼」:它要定位。
本书不评两套医学的高下,那不是这本书的题目,也不是一个哲学系列该下的判断。只作旁证,说明一件事:问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同的土里长出不同的问法。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中医这套问法,今天在医院里也被改造过一遍——有了标准化的问诊表、量化的评分、统一的病历格式。一套问法进了另一套制度,就会被那套制度的做法重新捏一遍。这本身就是这一编讲的事。
也要提醒一句纪律:不能因为「中医更整体」就说它不需要查出生日期。任何一套看人的办法——中医、西医、心理测评、体检套餐——都可以被问同样三句:它看什么,不看什么,那几栏是谁定的。
用这套书的词看:
土——医院、解剖室、教学制度、病历、一批集中起来的穷病人。这片土非常具体,全是可以数的东西。
路——一套动作的次序:问、看、听、叩、触、记录、对照、解剖。一先一后,不能乱。
形状——两样东西同时长了出来:一样是「病例」,一样是医生的目光。
回写——这里有一次很漂亮的回写,福柯写到了:解剖台上的发现改了问诊的方式,问诊的方式又改了病历的写法,病历的积累又改了医学院的教法,教法又改了下一代医生的眼睛。这是一条完整的环。
请注意这条环的位置:它发生在看的人那一边。医生这一边的字帖,一代一代在被改。而病人那一边呢?病人提供症状,提供身体,最后提供尸体。他没有一处可以改写这套办法。
同一本书里,一边有完整的回写,一边一点也没有。这是判词在材料上最清楚的一次显形。
这一章容易被读成「医学是压迫人的」。不是。
把话说明白:这一套目光是人类了不起的成就,今天没有人愿意退回到没有它的年代。本书要读者带走的,不是对医学的怀疑,是三句可以随身带的问话——它看什么,它不看什么,那几栏是谁定的。
这三句问的不是医生,是那套办法。问了它们,你走进诊室的时候会更清楚自己该说什么、该补上哪一段;你也会更知道,哪些事不该指望一张化验单来回答。
也别把这三句变成怀疑。怀疑很省力,代价是最后什么也不敢信。这三句的用处正好相反:它们让你更会用这套办法——知道它准在哪里,也知道它的栏目之外还有一段话要你自己补。
这一章的用处很实在。
下次你或者家人去看病,可以多做一件小事:在医生问「哪里不舒服」之外,自己准备一段「你怎么了」的内容。不是长篇大论,三四句话:这半年我的生活里变了什么(换了工作,搬了家,家里有人生病),我的睡眠和吃饭怎么样,这次不舒服是从哪一天开始的,那几天前后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值得准备?因为这一段内容,在那套问法里没有栏目,可是它常常是关键。好医生会问,可门诊时间那么短,你主动给,效率高得多。
照顾老人的人尤其用得上。老人常常答不上「哪里疼」,只会说「就是不舒服」「没力气」。这时候,家属那一段「他这半年的生活变了什么」,比任何一句形容都管用。
按本书的规矩,这里只讲理解、沟通和习惯,不涉及任何诊疗和用药的建议。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给家里最常看病的那个人,做一张纸条:吃的药,看过的科,这半年的变化,最近一次不舒服是从哪天开始的。下次带着去。
还有一件更小、也更要紧的事:看完病回来,把医生说的话记一句在纸上。很多人出了诊室就忘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凭印象越传越偏。记一句下来,下次复诊拿出来对一对——这就是普通人手里能做的最基本的一次「回写」:让这一次的问诊,改进下一次的问诊。
小账
谁在执笔:一套练了两百年的目光;病人提供身体,医生一边看,一边改着自己那本字帖。
描红还是改字帖:医生那一边在改字帖,一代一代地改;病人那一边只有描红——按要求指出位置,按要求填写表格。
带走的话:「你哪里疼」这句话有出生日期;走进诊室的人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人,是一整套被练出来的目光。
四章过去了。这一章把账结一下。
第 14 章:他把自己二十八岁写的那本小书换掉了后半部分——一次看得见的转身。
第 15 章:一六五六年,一群人被关进同一批房子,理由是不干活、不守规矩。格子先于医学。
第 16 章:一百多年后,铁链被解开,评判住进了心里。被造的人开始自己看住自己。
第 18 章:医生的那双眼睛,是在医院、解剖室和教学里练出来的。
中间还有第 17 章:他在拆线的同时,给线外留了一个原样。
五章合起来,是一开一关。这一章把两张清单并排列出来。
一、他给格子查了出生证。在他之前,疯狂史是一部进步史:从愚昧到科学。在他之后,第一个问题变成了:这条线是谁、何时、为何画的。这一问后来被用到了太多地方——犯罪、性、童年、正常、健康、天赋。它是二十世纪最好用的几把刀之一。
二、他给「看的人」也查了出生证。这是更难的一步,也是他真正的头一功。给被看的东西查出身,很多人做过;连看的人一起查,做的人极少。医生的目光、心理学家的量表、精神科的诊断表——这些不是透明的窗户,它们是被造出来的器具,有年份,有产地,有用途。
三、他把「知道」和「做」接在了一起。一套关于人的知识,同时就是一套对待人的做法。给人分类,就是在处置人。今天我们说「话语权」,说「定义权」,底下都是这一条。
四、他让土变得极硬。他的历史不是观念的历史,是敕令、章程、作息表、病历、人数。本系列一百三十年卷说他的土最满,指的就是这个。发生学要的正是这样的土。
五、他看见了最厉害的一种回写。第 16 章那一处:被造出来的人自己动手,自己看住自己。这是很多人一辈子都看不见的东西,他二十多岁就写出来了。
六、他给了普通人一副可以随身带的眼镜。这一编里那三句问话——这条线是谁画的、什么时候画的、为了什么画的——不需要任何专业训练就能用。一个家长、一个老师、一个刚入职的年轻人,今晚就能拿去用在一张表格上。一套哲学能不能交到普通人手里,看的就是这个。
七、他写得好看。这一条不算学术上的功劳,可它决定了这些想法能不能走出学院。他的开头总是一个场面:一场公开处决,一幅画,一条载着疯人的船。读者先被抓住,再被带进论证。一套再对的道理,如果没有人读得下去,它就改不了任何人的字帖。
一、他在线外留了一个原样。第 17 章讲过。「疯狂本身」是一个只能被压制、被翻译、不能开口的东西。留一个原样,就取消了它的动作。他后来自己撤掉了那篇序,可这个动作在这本书里已经完成了。
二、他把时代写成了一层一层。十七世纪那一层,十九世纪那一层,中间是断的。断在哪里、怎么断的,写得少。第四编会看到同样的做法,那里要正式算这笔账。
三、被写的人只出现在一边。这本书里的人被划出去,被关起来,被解开锁链,被看,被记录,被治疗。他们很少做别的事。他们没有串通过,没有骗过医生,没有把一条规矩磨掉过一角。第 15 章说过原因:档案里只留下了管理者的那一半。可是本书要问的是:只写留下来的那一半,是不是也是一种选择?
四、土只有推,没有托。这一编里的土全是硬的:命令、章程、评判、目光。可是同一段历史里也有别的东西:有的看护真的照顾人,有的医生真的救了人,有的家属把人接回了家。这些托举,在这本书里几乎没有位置。第 1 章那面小旗还插在那里,第 58 章拔。
五、他很少写「好起来」。这一编讲了收容、分类、目光、记录,可是医学还有一件事:治好。一个人来的时候动不了,走的时候能走了;一个人整夜不睡,后来睡着了。这些事在这本书里几乎不占位置。写一套办法的做法,和写它做成了什么,是两件事;他写足了前一件。
这一条不是小账。一套办法如果只被写成「怎样造人」,不被写成「造出了什么」,读者就很难判断它值不值得留、哪一处该改。判决五「只开诊断书」的根,在这里已经能看见。
这一编的总判断,是一句对仗:
看的人下了座,疯狂上了神龛。
前半句是他的功劳:那个不许被改写的「看的人」,被他请下来了,成了一个有出生日期、有训练过程、有器具的普通东西。
后半句是他的代价:被看的那一方,被他放上了一个更高、更安全、也更动不了的地方——一个在一切做法之前沉默的原样。
一个被请下座,一个被请上座。两件事是同一个动作的两面:他把「不许被改写」这个位置,从看的人那里,挪到了被看的人那里。
发生学要的是两个都下座:没有不被改写的看的人,也没有不被改写的原样。两边都在土里,两边都在长,两边都会回头改土。
判词:他看见了「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却只许潮水来画、来抹,不许这张脸回头改一改沙滩。
这一编供的证据有三条。
第一条,最直接的一条在第 18 章:同一本书里,医生那边有完整的回写,病人那边一点也没有。一边改着自己的字帖,一边只能提供身体。
第二条,在第 16 章:被造的人接过了笔,只准描红。判决三的根在这里。
第三条,在第 17 章:他给被写的那一方留了一个不能动的原样。这是判决一右栏。
三条合起来:不是他看不见被写的人,他看得比谁都清楚;是他不给这些人一个能回头改写的位置。
这本书的规矩,是承认对方比自己说得细的地方。这一编有两处。
第一处:他的「看的人有出生日期」,比这套书原来的说法更细。发生学说土、路、形状互相长,可具体到「看」这件事怎样被练出来——几点查房、怎样排队、先看哪里、记录哪几栏——他给了一整套可以抄的做法。往后本书讲任何一种目光(老师看学生的目光,主管看下属的目光,算法看用户的目光),都要照他这套办法去查。
第二处:他对「温和的管法」的警觉。这一点比任何反抗的口号都有用。一件事越是以「为你好」的名义做的,越要看清它的做法。
这一编的判断,要和系列里已经写过的几卷对齐,免得打架。
对齐不是走过场。一个系列写了二十几卷,最怕的就是这一卷说的和那一卷说的对不上,读者无从判断哪一句算数。所以每一编末尾,本书都要做一次这样的对账。
和胡塞尔卷。那一卷说,胡塞尔让一个不许被改写的「看的人」坐在了正中间。福柯这一编做的,正是把这个位置拆了:看的人有出生日期,他的目光是被练出来的。本书的判断是:这一步福柯做得对,而且做得比谁都实。
和康德卷。那一卷说,康德看见了现象是做出来的,却把做现象的那台机器焊死成先天、普遍、必然。福柯这一编,是把那台机器从「先天」搬回了地上:它在医院里,在解剖室里,在一年一年的教学里。康德的焊点,被他撬开了一道缝。这是本书对他最高的一句评价之一。
和一百三十年卷。那一卷说他的土最满、最硬,说他写的回写最狠:被造的人自己接过了笔。这一编补上了两件事:那份硬土是怎么来的(第 15 章的档案,第 18 章的医院),以及接过笔之后只准描红(第 16 章)。
和萨特卷。那一卷说他打碎了先在的主体,写出了主体的历史发生,可他把土多写成了规训,托举写得少。这一编的第四条关上,正是这一句的第一批材料。
这一编讲的是两百多年前的事,可它每天都在发生。
你孩子的老师,看孩子的那副目光,是在师范院校、在教研组、在一张张表格里练出来的。
你公司的主管,看下属的那副目光,是在管理培训、在绩效模板、在一次次的复盘会上练出来的。
你手机里那套东西,看你的那副目光,是在点击率、停留时长、转化率里练出来的。
这三副目光,都不是天生的,都有出生日期,都能被问一句:它看什么,不看什么?它的那几栏,是谁定的?
更要紧的是本编总账那一句:看的人那边有没有回写,被看的人那边有没有?一个班主任每年根据带班的经验改自己的做法,这是回写;那个被她看了一年的孩子,有没有一处能改动她的做法?有没有一次,他说了一句话,让那张评价表上多了一栏?
这一问,就是全书的判词落到你家的样子。
再给一个可以今晚就做的小办法:留一处「可以被改」的地方。
一位老师,在班规最后加一条:这些规矩每学期末全班一起看一遍,可以提两条修改意见,采纳哪一条由全班投票。规矩没少,可是多了一个入口。
一位家长,在家里的作息表旁边贴一张空白纸:谁觉得哪一条不合理,写在这里,周末一起看。
一个主管,在每季度的复盘会上加十分钟:这季度哪一条流程最没用?只提一条,下季度真的去掉一条。
一处入口,一次改动,就把描红变成了改字帖。这不是理论,是任何一个普通人明天就能装上的一个小零件。
也要老实说它的限度:一处入口不会改掉整套安排。班规还是班规,流程还是流程。可是有入口和没入口,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没有入口的地方,所有的力气只能往「描得更工整」上使。
小账
谁在执笔:这一编里,一直是看的人在执笔;被看的人只在第 16 章接过一次,而且只准描红。
描红还是改字帖:看的人那边一直在改字帖;被看的人那边,一次也没有。
带走的话:他把那个不许被改写的位置,从看的人那里,挪到了被看的人那里;发生学要的是两个都下座。
编序
本编七章,拆他最有名、也最难读的那本书,和紧接着的那本方法书。
第 20 章从一段让人发笑的分类开始:我们笑的那一刻,碰到了自己这一代思想的边。第 21 章看一幅画:一六五六年的一幅名画里,有一个空着的位置。第 22 章把三块地层摆出来。第 23 章问最要紧的一句:一个时代为什么忽然不再那样想了——他写了「断」,没写怎么断。第 24 章到那句最有名的话:沙滩上的一张脸,全书总比喻的出处。第 25 章讲他为这套办法写的方法书。第 26 章是本编的总账。
本编是判决一的第二个主场,也是全书第二根承重梁的所在。要提醒一句:这一编讲的是他六十年代的工作,那时候他写的是「能想什么、能说什么」;到第五编,笔锋会转到「什么力在推」。两段不是互相推翻,是各看见了一半。
请读一段分类。据说这是一部古代百科全书里对动物的分法:
属于皇帝的;涂了香料的;驯养的;乳猪;美人鱼;传说中的;迷路的野狗;包括在本分类中的;发疯的;数不清的;用极细的驼毛笔画出来的;等等;刚打破了水罐的;远看像苍蝇的。
多数人读到一半就笑了。
福柯说,他的那本大书,就是从这段文字引起的笑声里长出来的。他在序言里说,大意是:读到这一段时他笑了出来,笑过之后很不安——因为他忽然意识到,我们自己那套「合理」的分法,也只是一套分法。
这一章讲的,就是那一声笑。
这段分类,出自一位阿根廷作家的一篇文章。他说它来自一部「中国的百科全书」。
要老老实实说清楚:这部百科全书是那位作家编出来的,历史上没有这本书。中国的古书里有很讲究的分类传统,经史子集,本草的部属,动物的分法,都有自己的道理,没有哪一部长这个样子。
多说一句,也算给中国读者一个公道。古代的分类里,确实有一些今天看来不好懂的类别——按药性分,按能不能入药分,按水里的、地上的、会飞的分。可是每一套分法背后都有一套很清楚的道理:它是为了治病用的,为了祭祀用的,为了记账用的。分法总是为某一件事服务的;说一套分法「奇怪」,多半只是因为不知道它是为什么事做的。
这一点,很多西方读者当年没有注意,于是这段文字被读成了「东方人的奇怪思维」。这本书不沿用这个误会。
那么它还有没有用?有。它的用处不在于「中国人这样分」,而在于它是一段刻意编出来的、完全不按我们的规矩来的分类。换成「一部火星百科全书」,效果完全一样。福柯要的只是那一声笑。
顺带说一句:正是这种「东方」被拿来当作一面镜子的做法,后来被一位学者专门研究过,他的那本书影响很大。第十编第 68 章会讲到这条线。
回到那一声笑。
我们笑,是因为这些类别放不到一起。「属于皇帝的」讲的是归属,「乳猪」讲的是种类和年龄,「刚打破了水罐的」讲的是刚才发生的一件事,「远看像苍蝇的」讲的是看的距离,「包括在本分类中的」干脆把分类本身塞了进去。
这几样东西没法摆在同一张桌子上。
福柯要问的就是这个:为什么有些东西能摆在同一张桌子上,有些不能?那张桌子是谁摆的?
我们觉得合理的分法是这样的:哺乳动物、鸟类、鱼类;或者按用途分:家畜、野生动物、宠物。这些分法之所以合理,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一张看不见的桌子——同一个层次上的东西,才能并排。
那张桌子,就是这一编要拆的东西。福柯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知识型」。用本书的话说,它是一个时代的土里,脑子那一块。
这个词值得多解释一句,因为它最容易被误用。它不是「世界观」,也不是「时代精神」——那些说的是人们相信什么。知识型说的是更底下的一层:在这个时代里,什么样的东西能被摆在一起,什么样的话能算作知识。
一个人可以反对他那个时代的所有主流看法,可是他反对的时候,用的还是同一张桌子。革命者和保皇党吵得你死我活,两边都默认「国家」「主权」「人民」这些词指着真东西。吵架的人共用一张桌子——第 11 章那个动作(找共有前提),说的就是这件事。
笑过之后的不安,才是这本书的起点。
笑,是因为我们站在自己的桌子上,看见了另一张不成样子的桌子。不安,是因为下一个念头:我们这张桌子,是哪来的?会不会在另一些人眼里,同样好笑?
这个念头一起,就回不去了。
举一个今天的例子。今天我们分人:男女,成人未成年,本地人外地人,员工客户用户,健康人和患者,本科硕士博士。这些分法看起来天经地义。可其中好几种,都是最近一两百年才成形的;有几种,几十年内已经变过好几次。
再举一个更家常的。你手机里的照片被自动分成:人物、风景、美食、截图、文档。这是谁定的分法?为什么没有「那年夏天」「我妈做的菜」「我不想看见的照片」这几类?分法不是自然长出来的,它是被谁、为了什么做出来的。
那一声笑只是引子。这本书真正要做的,是一件极大的事:
给欧洲三百年的知识,切三刀,看每一层里,人们能想什么、能怎样排序、什么算作知识。
他挑了三门学问来切:给生物分类的学问,研究财富与交换的学问,研究语言的学问。为什么挑这三门?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三件事:世界上的东西怎样被排,人怎样过日子,人怎样说话。
三门学问各自的历史,向来是分开写的。福柯把它们并排放,然后指出一件让人吃惊的事:在同一个时代里,这三门学问的做法是同构的。它们像三个不同的乐器,奏的是同一段曲子。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土」的意思。三块地层怎样各不相同,第 22 章细讲。
顺便说一句这本书为什么难读。它要证明三门学问在同一层土里做法相同,就必须把三门学问的材料一样一样摆出来——十七世纪的博物学怎样排表格,那个时代的人怎样理解钱和价值,语法学家怎样看词与词的关系。三条线并着走,每一条都很专门。读者中途放下书,多半是在这里放下的。
也正因为这样,这本书当年的热闹有点奇特:买的人多,读完的人少,记住最后一句的人最多。一本书能靠一句话流传,说明那句话说中了什么;也说明大多数人并没有跟着他走完那条证明的路。这一编要做的,就是替读者把那条路走一遍,挑出关键的几步。
好在这本书的结论不难懂,难的是它的证明过程。本编往后几章,把结论和几处关键的证明挑出来讲,不逐页复述。
顺带交代一下本编的读法。如果你读到某一章觉得吃力,可以只记那一章的标题和最后那句带走的话——它们串起来,就是这一编的骨架:一段让人发笑的分类,一个空着的位置,三块地层,一道没被解释的断层,一张沙滩上的脸。
用这套书的词看,这一章讲的是土里最难看见的那一部分。
土有硬的,有软的。硬的那些——医院、监狱、作息表——看得见,摸得着,第三编查的就是这些。软的那一部分是什么?是「什么和什么可以摆在一起」这种感觉。它没有写在任何文件上,可是它决定了一个时代的人能想到什么。
这一层土最难查,因为它不在人们说的话里,而在人们说话时默认的那张桌子里。你问一个十八世纪的博物学家「你为什么这样分」,他会给你一堆理由;那些理由本身,也是从同一张桌子上来的。
福柯的办法很妙:他不问理由,他把不同的学问并排摆,看它们的做法是不是同一个样子。同一个时代的三门学问用同一套做法,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底下有一层共同的土。
也要先记下这一编的账:他把这层土查了出来,可他把它写成了一整块。一块土和另一块土之间,是断的。断层这件事,是他这一编最大的一处收回。第 23 章正式算。
这一章的方法,有一个很锋利的用法,值得单独说。
平常我们要反对一个说法,做法是举反例:你说这样,可我见过那样。这种反对,是在同一张桌子上进行的。
福柯这一招不同:他不举反例,他去看这个说法是怎样被摆上桌的。它需要什么条件才说得出口?它和同一时代别处的哪些说法是同构的?
举个例子。有人说:「现在的孩子抗挫折能力太差。」
按老办法反对,你会举例:我认识的孩子挺能扛的。对方也会举例,一直举下去。
按这一招,问的是别的:「抗挫折能力」这个说法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家庭的日常语汇的?它和同一时期流行的哪些说法配套(素质、情商、执行力)?它默认了什么——默认一个孩子的难处,主要是他自己身上的一项能力不足,而不是他那一天的处境。
问到这里,这句话就不再是一个需要举例反驳的判断,而是一件有来历的东西。
「看见自己的桌子」,这件事很难,也很值钱。
一位老师习惯把学生分成:听话的,闹的,成绩好的,成绩差的。这四类背后是一张桌子。有一天她去别的学校听课,看见那里的老师用的是另一套说法:这孩子是慢热型的,那孩子要动着学。她愣了一下——这一愣,就是碰到了自己那张桌子的边。
一个公司把客户分成:大客户、中客户、小客户。有一天新来的同事问了一句:为什么不按「用得最深的」和「用得最浅的」来分?这一问,也是碰到了桌子的边。
碰到边的那一下,通常是一种很具体的感觉:先是觉得对方的说法「不对劲」,然后忽然发现,不对劲的不是对方,是自己一直没想过还能那样分。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把你工作里最常用的那套分类写下来(学生分几类,客户分几类,工作分几类),然后问两句:这几类是谁定的?有没有一类人或者一类事,在这套分法里根本没有格子?
问完还可以再走一步:给没有格子的那一类,先起一个名字。名字一起,这件事就能被说出口;能被说出口,才可能被写进表里。很多改动是从一个新名字开始的。
没有格子的那些,往往就是你天天觉得别扭、却说不出来的东西。
举一个真实得让人心里一沉的例子。很多学校的学生评价表上,有「学习成绩」「遵守纪律」「参加活动」这几栏,没有一栏叫「他今年过得好不好」。不是没人关心,是表上没有格子。没有格子的事,开会的时候不会被提起,学期末不会被统计,出了事才会被想起来。
一张表决定了一间办公室里会谈论什么。这就是这一编说的那层软土,落到了最具体的地方。
小账
谁在执笔:一个时代那张看不见的桌子——它不写在任何文件上,却决定了人能想到什么。
描红还是改字帖:这一章里没有回写。桌子摆在那里,人们在上面排东西,很少有人去动桌子。
带走的话:我们笑那段古怪分类的时候,碰到的是自己这一代思想的边;分法不是自然长出来的,是被谁、为了什么做出来的。
《词与物》的正文,是从一幅画开始的。
这幅画是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的《宫娥》,画于一六五六年。
请记住这个年份。第 15 章说过,同样是一六五六年,法国国王签下那道敕令,把几千人关进了总医院。同一年,一边在关人,一边在画这幅画。两件事没有因果,福柯也没有把它们连起来。本书把它们并排放,只是提醒一句:一个时代的硬土和软土,是同时在动的。
先把画说清楚。
画面是一间大画室。左边立着一幅很大的画布,背对着我们;画家本人站在画布旁边,手里拿着画笔,正抬眼往外看。画面中间是一位小公主,两个侍女在照顾她,旁边还有几个人:一个侏儒,一条狗,远处一个人站在门口,掀着帘子,像是要进来或者出去。
最要紧的是这几样:
第一,画家在看我们。他正在画的那幅画,我们看不见——画布背对着我们。
第二,画里的很多人,也在往我们这边看。
第三,后墙上有一面镜子。镜子里映着两个模糊的人影:国王和王后。
这面镜子很特别。画室里的镜子照理该映出画室里的东西——那些侍女、那条狗、那面墙。可这面镜子映出的,是不在画里的两个人。
一面照出了画外之物的镜子,等于在画里开了一个洞。
现在把这三样合起来想。
画家在看谁?画里的人在看谁?镜子里的国王和王后又在哪里?
答案是同一个:他们都在看画外的一个位置。那个位置,正是国王和王后站着的地方——他们正在被画。
而那个位置,也正是你站着的地方:你看这幅画的时候,就站在那里。
福柯说,这幅画里最要紧的东西,不是画上的任何一个人,是那个空着的位置。画里所有的目光、那面镜子、那块背对着我们的画布,全都指向它;可它本身不在画里。
这就是这一编的入口。
一幅画能把「看的位置」摆出来,是因为画有一个边框。日子里的事没有边框,所以那个位置更不容易看见。这本书往后要做的,就是替一件一件的事,把边框画出来。
他的意思,大意是这样:
在古典时代那一层土里,「表象」是一切的中心。世界被摆开,被排列,被表现出来;至于那个看的人、那个表现者本身——他不在画面里。他只是那个位置,那个视点,那个让一切被摆出来的条件。
换句话说:那个时代的知识里,还没有「人」这一项。有世界,有秩序,有表象,有看的位置;可是那个位置上没有人坐。
一百多年以后,情况变了。那个位置上坐进了一个东西,叫「人」——他既是看的那一个,又是被研究的那一个。于是有了关于人的种种学问。
用一句大白话说:《宫娥》这幅画,画出了「人」还没有出生的那一刻。
再往细里看一层。画外的那个位置,其实同时是三个位置。
第一,它是被画的人站的地方:国王和王后正在被画。
第二,它是画家看的地方:他抬眼看的,就是这里。
第三,它是你看画的地方:你此刻就站在这里。
三个位置叠在同一个点上,画才这么让人晕。你走到画前,就站进了国王的位置;你一边看,一边被画里所有的人看着。
还有一个更细的地方:画家正在画的那幅画,我们永远看不见。他画的是国王和王后,也就是画的是我们站的那个位置。于是这幅画里藏着一幅我们看不见的画——而那幅看不见的画,画的正是看画的人。
这件事今天有一个很家常的版本:视频通话。你看着屏幕上的人,屏幕上的人也在看你;你既是看的人,又是被看的人;而真正决定这一切怎样呈现的那个东西——摄像头的位置、软件的排版——不在画面里。
福柯要说的正是这个:最要紧的那一样,常常不在画面里。
按本书的规矩,要说清楚一件事:这是福柯的读法,不是唯一的读法。
艺术史家对这幅画有很多种解释:有人说它讲的是绘画本身的地位,有人说它是画家为自己争取身份的宣言,有人考证过画室的实际位置和镜子的角度。福柯的读法在艺术史里不是定论。
那么它有没有价值?有。它的价值不在于考证,在于它让人看见了一个结构。一幅画可以把「看的位置」摆出来给你看,而这个位置,恰恰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安排里最不被谈论的东西。
这也是福柯一贯的做法:他拿一样具体的东西——一幅画,一道敕令,一份作息表——当作一个时代的切片。切得准不准,可以争论;这个做法本身,很值得学。
这一章最值得用发生学的词来读。
位置,不是人。一个位置先出现,后来才有人坐进去。这是福柯给的一个很深的见识。前言里说过,他把「主体」改成了话语里的一个位置——谁在说话不要紧,要紧的是这句话给说话的人留了一个什么位置。这是发生学第三站的先声:主体不是先在的,它是被安排出来的一个位置。
可是位置和显影,还差一步。发生学要说的是:那个坐进去的「我」,不只是填进一个空格;他是在这片土里被显出来的,显出来以后,还会回头改这片土、这个位置。
在这一章里,那个空着的位置只是被摆出来。坐进去的人能不能挪一挪椅子,能不能把画室的门开大一点,这本书不问。
这就是认亲与分家的第一处,在一幅画上看得清清楚楚:他画出了空位,没有画出坐进去的人回头改动这间屋子。
「位置先于人」,这件事在日子里到处都是。
一个家里有一个位置,叫「操心的那个人」。谁坐进去,谁就开始记着所有人的生日、药、会议、家长会。常常是妈妈坐,有时候是长女。换一个人坐,她也会变成那个样子——不是因为她天生操心,是那个位置要求她操心。
一个班上有一个位置,叫「班里最闹的那个」。老师需要一个参照点,同学需要一个话题。这个孩子转学了,过不久,班上会长出另一个。
还有一个位置,叫「最后一个被叫到名字的那个」。每次分组、每次点名、每次发言,总有一个人落在最后。落在那里久了,人会自己认下来:我就是那个没人想起的人。位置在写人,写得比谁都深。
一个公司里有一个位置,叫「什么活都能接的那个」。一个家族里有一个位置,叫「过年张罗饭的那个」。
看见位置和看见人,是两种看法。看见人,你会说:她就是爱操心,他就是不省心。看见位置,你会问:这个位置是谁设的?它要求坐进去的人做什么?谁在从这个安排里省事?
看见位置,人就没那么容易被恨,也没那么容易被夸。要动的不是人,是位置。
这一条对做父母、做主管的人尤其有用。一个孩子在家里被叫作「省心的那个」,另一个被叫作「操心的那个」,这两个位置常常是一对:有了一个省心的,另一个才更被盯着;有了一个被盯着的,另一个才更省心。骂哪一个都没用——要动的是这一对位置本身。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在你家或者你的部门里,找出一个「谁坐进去都会变成那样」的位置。然后问一句:这个位置上的活,有没有一样可以分出来,交给别人?
再补一句。有些位置不必取消,只要让它轮着坐。一个家里「记着所有事的那个人」,可以每半年换一次;一个班上「管纪律的那个」,可以一个月换一个人。位置还在,可是坐过的人多了,这个位置本身就会被慢慢改掉——因为每个人坐进去,都会带走一点,也留下一点。
这是普通人最容易做到的一次改字帖:不动制度,先动轮次。
轮次为什么有效?因为一个位置最结实的时候,是它和一个人长在了一起——久到大家忘了那是个位置,只看见那个人「就是这样的人」。一换人,位置和人就分开了;分开以后,它才谈得上被改。
小账
谁在执笔:画里没有一个执笔的人;执笔的位置空在画外,所有人都在看它。
描红还是改字帖:没有回写。位置被摆了出来,还没有人坐进去,更谈不上改动这间屋子。
带走的话:《宫娥》画出了「人」还没有出生的那一刻;位置先于人——要动的常常不是坐在那里的人,是那个位置。
拿一件很小的事做引子:胡桃。
十六世纪的一位学者会告诉你:胡桃仁长得像人的脑子,所以它对脑子有好处。你听了大概想笑,可是请注意,他讲的是一套道理——世界上的东西之间有对应,看得见的样子里藏着看不见的联系。
十八世纪的一位博物学家会说:先别管它有什么用。把它的外壳、果仁、叶子、花,一样一样描述清楚,看它和别的树有哪些相同、哪些不同,然后把它放进表格里,安到它该在的那一格。
十九世纪以后的一位学者会说:要弄清它是什么,得看它内部的结构和功能,看它在生命这条长河里是怎样演化来的。
同一样东西,三种说法。不是一种比一种更聪明,是三套不同的做法:第一套找相像,第二套排表格,第三套挖深处。
福柯说,这三套做法,各属于一层土。这一章把三层摆出来。
第一层,大致是文艺复兴时期。
那一层土里,世界是一张互相呼应的网。天上的星和地上的草药有对应,人的身体和宇宙的结构有对应,一样东西的样子里,藏着关于它的用途的提示。
在这层土里,「知识」是什么?是把这些呼应找出来、认出来、记下来。所以那个时代的博物志是那样写的:讲一种动物,会一起讲它的名字来历、传说、纹章上的用法、和它有关的谚语、古人怎么说它。这些在今天看来是杂拌,在那层土里,全都算知识——因为它们全都是这样东西和世界呼应的线索。
要点在于:在这层土里,词和物是连着的。名字不是贴上去的标签,名字本身也是这张网的一部分。
这一层土今天并没有完全消失。你走进一家药店,看见「以形补形」的说法;你刷到一条养生短视频,说某种果子长得像某个器官所以对它好。这不是愚昧的残余那么简单——它是一整套很古老、很完整的道理,在今天留下的碎片。
福柯要说的是:在那一层土里,这样想不是迷信,是当时最正经的学问。
第二层,大致是十七、十八世纪,福柯叫它古典时代。
这一层的做法变了。找相像不算数了——因为相像靠不住:什么和什么都能说得上像。新的做法是:分辨。把两样东西摆在一起,看它们在什么地方相同、在什么地方不同,然后按这些同与异,把所有东西排进一张大表里。
第 21 章那幅画,画的就是这一层的样子:世界被摆开,被表现出来,而那个看的位置空着。
这层土里的三门学问,做法是同一个:
给生物分类的学问,把动植物按可见的特征排成表格;研究财富的学问,把各种东西按它们能交换的比例排开;研究语言的学问,把语言看成一套表示观念的记号,讲究词怎样把想法清楚地摆出来。
三门学问,同一套做法:摆开,分辨,排表。这就是那一层土。
这一层土也没走远。你家里的收纳,超市的货架,图书馆的分类号,一份产品的参数表,一张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表——全是同一套做法:把东西摆开,按相同和不同分辨,排进格子。
这套做法极有用。它的代价也一直在:凡是摆不进格子的东西,就不算数。
第 20 章那张学生评价表,就是这一层土最新的一个样本:有「学习成绩」「遵守纪律」,没有「他今年过得好不好」。表格是十八世纪那套做法的孙子辈,还在替我们决定屋里会谈论什么。
要点:在这层土里,词和物分开了。词是用来表示物的记号,中间隔着一层。
第三层,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福柯叫它现代。
变化的关键是:表格排不下去了。人们开始觉得,摆在表面上的那些特征不够——真正决定一样东西是什么的,是它内部看不见的东西。
于是三门学问同时往下挖,而且挖出来的东西是同一类:
研究生物的,不再只按外形分类,开始看内部的器官和功能,看它们怎样组织在一起——这里出现了一个新词:生命。
研究财富的,不再只看交换比例,开始问价值从哪来——答案是人的劳动。
研究语言的,不再只把语言看成记号,开始研究它内部的变化规律,研究一族语言怎样从另一族变来——这里出现的是语言的历史。
生命,劳动,语言。三样东西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在深处,都有历史,都不是摆在表面上可以一眼看清的。
也是在这一层土里,那个空着的位置上,坐进了一个东西。因为这三样东西——活着、干活、说话——都是人的事。一个既是活的、又是干活的、又是说话的存在物,同时也是那个研究生命、劳动和语言的人。
这三样东西还有一个共同点,值得记住:它们都比一个人的一生长,也都不由这个人做主。生命是几十亿年的事,语言是几千年的事,劳动的规矩是几百年的事。人一生下来就落在这三条长河里。
这一层土今天还在管着我们,而且管得更紧。今天一个人向别人解释自己,用的多半就是这三样:我的身体怎么样(基因、体检、睡眠),我做什么工作,我说什么语言、上什么网。一份简历、一次体检、一段自我介绍,合起来就是现代人的自画像。三样全在,人这张脸就齐了。
于是现代人的那种基本感受也长出来了:我是自由的,可我处处被决定着。
第 10 章那场架,吵的就是这一句里的两半。萨特那一边抓住前半句,结构那一边抓住后半句。福柯说:两半是同一个位置的两个侧面,而这个位置是十九世纪才摆出来的。
「人」,就是在这一层土里长出来的。下一章讲怎么长,第 24 章讲长出来以后怎么样。
要先挡掉一个很容易生出来的误会:这三层不是「越来越正确」的三级台阶。
福柯没有说第三层比第一层高明。他说的是:它们不一样,而且底下那套决定「什么算知识」的东西换过两次。
这一点很难接受,也应该被接受得有分寸。今天的医学确实比十六世纪的医学能救更多人,这一点本书不含糊(第 18 章说得很清楚)。可「能做成的事更多」和「看世界的方式更正确」,是两件事。
这套书的说法是:每一层土都长出它那一层能长出的东西;后来的一层解决了前一层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放掉了前一层能照看的一些东西。第一层里那种「什么都彼此呼应」的感觉,今天在生态学里又以另一种样子回来了——那不是退步,是另一层土里长出的另一种形状。
这本书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这三层的名字,是查法。
福柯不去问那个时代的人「你们怎么看世界」。他去看他们做了什么:博物学家怎样写一份描述,钱庄怎样算价钱,语法书怎样排章节。他把三门不相干的学问的做法摆在一起,发现它们在同一个时期变了同一种花样。
这一点很硬。如果三门互不相干的学问,在同一段时间里,用上了同一套做法,那就说明底下有一层共同的东西在起作用。这个证明方式,是他最漂亮的活。
请注意这个证明有多经济。要说明一个时代有一层看不见的土,通常的办法是引很多人的话,说他们「体现了时代精神」。这种论证谁也驳不倒,也谁都不服。福柯的办法不同:他拿三门没有来往的学问,比它们的做法。做法是硬的,比得出来,也驳得动——真要驳他,就得举出同一时期一门做法完全不同的学问。
它也有一个代价:为了显出同构,他必须把每一层写得很整齐。整齐的东西,容易漏掉边角。这是下一章要算的账。
用这套书的词看,福柯这一章做的,是把「一个时代能想什么」写成了土。
这一步本身就了不起。康德说过,人有一套先天的形式,决定了他能怎样认识世界。本系列的康德卷说,他看见了现象是做出来的,却把那台做现象的机器焊死成先天、普遍、必然。
福柯做了什么?他把那台机器从「先天」搬到了历史里。那些决定了一个时代能想什么的条件,不是人类永恒的形式,是有出生日期的东西。他甚至借用了一个说法:历史的先天。
这是全书最要紧的一次「解冻」。康德焊死的地方,被他撬开了。
可是接下来的一步,他没有走。解冻以后的土,在他笔下变成了一层一层的地层:一层结束,另一层开始,中间是断的。他把焊死的一块,解冻成了很多块;每一块本身还是硬的。
这句话,是第四编总账那一章的主判断。下一章先把「断」这件事讲清楚。
三层土离我们很远,可是「同一时期,几件不相干的事用上了同一套做法」这件事,一点也不远。
想一想这十几年,你身边同时出现的几件事:
学校里,学生的表现被拆成一项一项指标,打分,排名,进档案。
公司里,工作被拆成一个一个可量化的目标,打分,排名,进系统。
手机里,你的行为被拆成点击、停留、完成率,打分,排名,推送。
家里,孩子的一天被拆成几个时间块,每块有目标,晚上对照检查。
四件事发生在四个不相干的地方,没有人统一部署,可它们的做法是同一个:把一件整的事拆成可以计量的小格,然后按格子打分、排序、留档。
这就是一层土。它不写在任何文件上,可它决定了这几年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的办法。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找出你生活里三件互不相干的事(工作、带孩子、健身),看看它们最近是不是都被你拆成了格子和分数。如果是,问一句:这套做法是什么时候进到我生活里的?有哪一件事,其实不适合这样拆?
多数人做完这个练习,会挑出同一类东西:关系。陪孩子的时间可以记录,陪得好不好记录不了;和父母通话的次数可以统计,那通电话里他有没有把话说完,统计不了。
凡是只有在不被计量的时候才发生的事,被拆成格子以后就会变味。这不是反对计量,是提醒:每一套做法都有它照看不到的地方,得给那些地方留一块不打分的时间。
小账
谁在执笔:一层看不见的土——它不下命令,只决定人们想得到什么办法。
描红还是改字帖:这一章里,一个时代的人都在同一张字帖上描红,而且描得不知不觉。
带走的话:同一个时期,几件互不相干的事用上了同一套做法,那就说明底下有一层共同的土。
上一章摆了三层土。摆完,最要紧的问题就来了:
一层怎么变成另一层的?
这一问,就是整本书的软肋。
请注意:这不是一个可以绕过去的技术问题。一部书如果讲的是「东西怎样长出来」,那么「怎样从这一样长成那一样」就是它必须回答的题。答不出来,可以老实交代;写成「这里本来就是断的」,等于把没答出来的题划掉了。
福柯写得最好的,是每一层内部的样子:这一层里,人们怎样分类,怎样算钱,怎样看语言。三层各自的画像,画得极清楚。
层与层之间呢?他的说法,大意是:在某几十年里,事情忽然变了;欧洲的知识在这里出现了一道断裂,一整套做法整个作废,另一套顶了上来。
怎么断的?为什么断?断的那几十年里,具体发生了什么?
他基本不答。
当年最有名的一句批评,来自萨特。
第 5 章说过,《词与物》一出来,萨特就很不客气。他还说过一句更具体的,大意是:福柯给我们看的是一张一张幻灯片,一张,又一张;他不肯给我们看电影——也就是说,他不肯讲这一张怎样变成了下一张。
这句话尖刻,可它说中了。
按本书的记法,这是福柯的第二根承重梁:一层一层的地层,层与层之间只有断,没有路。
(第一根梁在第 17 章:线外留一个原样。第三根在第五编。)
按规矩,先把公道还给他。
他这样写,有很硬的理由。
理由一,他要对付的是一种他认为很糟的历史写法:把历史写成一条连续的进步线,从愚昧到科学,一步一步往上走;每一代人都在前人的肩膀上,越来越接近真理。第 15 章说过,疯狂史就是要打断这条线。要打断连续,就得强调断裂。
理由二,他要拆掉一样更深的东西:那个「一路走过来的主体」。如果历史是连续的,那就好像有一个人类的意识,一路思考、一路积累、一路成长。福柯不要这个东西。强调断裂,就是不给这个「一路走来的我」留位置。
理由三,档案里确实有断裂的样子。你翻一七五〇年的博物学书和一八二〇年的生物学书,那种陌生感是真的:不是说法不同,是问题不同、做法不同、连什么算证据都不同。
三条理由都成立。所以这一章不说他「错」,只说他停下了。
还可以替他补一条理由:他当时手上的材料,本身就不好显出中间那一段。一套做法怎样一点点被另一套顶掉,多半发生在很零碎的地方——课堂上的一次改动,一次实验没做成,两个人通信里的几句争论。这些东西要么没留下来,要么散在几十个不同的档案里。写一层土的样子,一本书就够;写一层怎样变成另一层,得有另外一套材料。
这条理由成立,但它不是免单:写不出来可以老实说写不出来,不能把「没写」说成「那里本来就是断的」。
停在一件很具体的事上:他把「断」当成了一个可以陈述的事实,而不是一个需要交代的过程。
一个时代忽然不再那样想了——这句话本身不是解释,是要被解释的东西。
要解释什么?至少三样:
第一,旧那一套是怎么撑不住的?一套做法失效,多半不是一夜之间。是先有一些放不进表格的东西:新发现的动物不好归类,老办法算不出的账,翻译时对不上的词。这些别扭一点一点攒着。
第二,新那一套是在哪里冒头的?总有几个人、几个地方、几件具体的事先动起来。
第三,攒到什么程度,就翻过去了?
这三问,正是这套书说的那台发动机的三拍:张力积累,逼出形状的改变,改变回写土和路。
福柯写了结果(新的那一层是什么样),也写了旧的那一层是什么样。他不大写中间那一段——正在成形的那一段。
用导论里的词说:他写定型,写另一个定型,不写「正在成形」。
导论里说过,「正在成形」是最有创造、也最危险的那一段。跳过它,一部历史就成了一串静物照。
因为「正在成形」那一段,恰恰是回写发生的地方。
一样东西长出来以后,怎样回头改它的土?就在这一段里。旧的做法出了麻烦,有人试了一种新做法,新做法起了作用,慢慢成了常规,于是整片土跟着变。这中间,人是在动作的:他们试、他们错、他们争、他们改。
跳过这一段,人就只剩下两种样子:在旧的一层里按旧办法做事,在新的一层里按新办法做事。两层之间那个动手的人,不见了。
没有中间,就没有人动手的位置。
这一句,是判词的另一种说法。第 17 章那一处(留一个原样),关掉的是被写的人开口的位置;这一处(只写断层),关掉的是人动手的过程。
一个关了「说」,一个关了「做」。
要记一笔:他后来自己也不满意。
《词与物》出版三年后,他写了一本方法书(第 25 章讲),专门回应各种批评。在那本书里,他花了很多力气说明:他不是在讲整块整块的断裂,他关心的是不同层次上的变化速度不同,有的快,有的慢。
再后来,进入七十年代,他的写法明显变了。第五编那本讲监狱的书里,他写了很长的过程:一种惩罚方式怎样一点一点被另一种替换,中间有哪些方案被试过、被放弃。那本书里,中间那一段比《词与物》里写得多得多。
所以这一处的公道话是:他停在这里,是六十年代的他;七十年代的他,往前走了一段。只是即便在那本书里,动手的仍然主要是造人的那一边,不是被造的那一边。
本书的规矩是:指出缺了什么,就要说出补上会是什么样子。
要写中间那一段,至少有四样东西可写。这四样,也正是这套书那台发动机的三拍拆开的样子:张力积累,逼出改变,改变回写。
一、放不进去的东西。旧那套做法总有对付不了的情况:一种动物既像鱼又像兽,一笔账用老办法算不平,一个病人的症状凑不成任何一个已知的类。这些别扭起初被当成例外,被绕过去,被记在附录里。攒到一定数量,就成了问题本身。
二、先动起来的那几个人和那几个地方。新的做法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出现。它多半先在某一间医院、某一所学校、某一个作坊里被人试出来,因为那里有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麻烦。
三、争斗。新旧两套做法之间有过真的争吵:谁的说法算数,谁掌握评审,谁教课本。多数新做法不是被证明为对,是熬到了一代人退休。
四、翻过去之后的回写。新做法一旦成了常规,它会回头改动原来的土:改课本,改考试,改行话,改「什么算证据」。到这一步,上一层土才真正被换掉。
这四样,第五编那本讲监狱的书里,他写了前三样,第四样写了一半。也就是说,他后来自己补了不少。这一处的账,要算在六十年代的他头上。
读者读到第五编的时候,可以回头验一验这四条:哪一条他写足了,哪一条还是空的。这就是本书说的「可以核对」——一句批评如果不能被后面的章节验证,它就只是一句漂亮话。
用这套书的三样东西对一对,这一处的账最清楚。
土:他写足了。每一层土的样子,他画得比谁都细。
形状:他也写足了。每一层里长出什么样的知识、什么样的人,写得清清楚楚。
路:缺的是这一样。路是一先一后、会修正、会收拢的一串不同。他给的是两个端点,中间那一串没写。
回写:土和形状之间的那条回头的箭头,也就跟着没了。
缺路,就等于缺回写。因为回写是沿着路回去的。
这句话可以当作本书一个通用的诊断:凡是只写「从前是这样,后来是那样」的书,不管写得多细,都少了一样东西——那个一步一步走过来、并且在走的过程中改动了路的人。
「只看两张幻灯片,不看中间那段电影」,这是日子里最常见的一种误会。
一位母亲说:我女儿以前很黏我,现在一句话都不跟我说。两张幻灯片。中间那一段呢?是哪一年开始少的?那一年发生了什么?她最后一次跟你说心事,说的是什么,你当时怎么回的?
一个人说:我以前挺有干劲的,现在什么都不想做。中间那一段呢?是哪几个月开始的?那几个月里,你手上那件事出了什么?
一家公司说:我们以前氛围特别好,现在人人自保。中间那一段呢?哪一次裁员?哪一次谁被处理了?哪一条新规矩下来以后,大家不在群里说话了?
两张幻灯片让人绝望,中间那段电影里有可以下手的地方。因为中间那一段是由具体的事组成的,具体的事才改得动。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拿一件你觉得「以前不是这样的」的事,逼自己写出中间的三个时间点:什么时候开始变的,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我当时做了什么。写下来,你会发现有一两处,其实还能补。
写这三点的时候有一个要领:只写事,不写结论。不写「那时候他变得叛逆了」,写「那年九月他换了班,十月家长会我当着人说了他一句,十一月起他房门开始关着」。结论堵死路,事留着口子。
小账
谁在执笔:这一章里,执笔的是「时代」——一个没有面孔、也没有过程的东西。
描红还是改字帖:两样都没有。中间那一段被跳过了,动手的人就没有出场的机会。
带走的话:他给了我们一张又一张幻灯片,没给我们中间那段电影;而可以下手的地方,全在电影里。
前言从这句话开始,全书的比喻也从这句话来。走了二十三章,现在可以回到它跟前,把它看仔细。
那句话的大意是:「人」是一项晚近的发明,也许正在走向终点;如果让「人」出现的那套安排消失了,那么可以打赌,「人」会被抹去,就像海边沙滩上画的一张脸。
这一章做三件事:说清这句话到底说了什么,说清它对在哪里,说清它差了哪一步。
第 22 章说到第三层土:生命、劳动、语言,三样东西都退到了深处,都有了历史。
那么,谁来研究这三样?
人。而且,被研究的也是人:活着的是人,干活的是人,说话的是人。
于是出现了一个很别扭的东西:一个既在台上被研究、又在台下做研究的存在物。第 11 章说过它的双重身份,这里可以说得更实在一点。
作为被研究的那一个:人有身体,会生病,会死;人在干活,被工资和物价推着走;人说的话,有语法,有历史,不由他挑。这三样都不是他能做主的。
作为做研究的那一个:所有关于生命、劳动、语言的知识,都是他造出来的;他是那个给一切排序、下定义、说什么算真的那一位。
一个东西,同时是被决定的和下判断的。十九世纪以后的哲学,福柯说,就一直在这个别扭里打转:一会儿强调人被条件决定(身体、阶级、语言),一会儿强调人是自由的、是意义的源头。两边轮流用力,谁也收不了场。
他的判断是:这个别扭不是人的永恒处境,是那一层土里的一个位置的形状。位置是那时候摆出来的,摆出来的东西,可以被撤掉。
前言清过这个误会,这里再清一次,因为它最容易被误用。
他说的不是人类要灭亡,不是你我不存在,也不是要否定人的价值。
他说的是:把「人」当成一切知识的中心和归宿,这种安排有出生日期,也可能有终结日期。
打个比方。有一段时间,很多单位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着一个中心口号转,写材料要引它,开会要提它,做什么事都要论证它符合那个口号。后来那个口号不提了。提口号的人没消失,单位也没消失,消失的是那个「一切都要归到它那里」的位置。
福柯说的「人之死」,说的是这种位置的退场。
一个好比喻,要能被验证:它对在哪里,错在哪里,都要说得出来。
沙滩上的脸,好在三处。
第一,它有出生的那一刻。一张脸被画出来,是有人拿树枝画的,画之前沙滩上什么都没有。这比「人性本来如此」要老实得多。
第二,它不牢固。潮水一来就没了。这是对「永恒人性」最有力的提醒。
第三,它是画在界面上的。脸不是沙滩的一部分,也不是海的一部分,它在两者相接的地方。人这个位置,正是在知识、制度、身体、语言相接的地方被摆出来的。
第四,也许是最妙的一处:画脸的人不在画里。沙滩上有一张脸,可是拿树枝的那只手、那个蹲着画画的孩子,都不在这个比喻的画面中央。这正好对上第 21 章那幅画——画外的那个位置。
三处都好。所以本书把它取作总比喻。
还有一处不常被提到的好:沙滩上的脸,是在一个孩子玩的时候画出来的。这句话听着轻,其实要紧——它提醒人,这套安排最初往往不是庄严的设计,是某个具体的人在某个下午为某件小事做的一个动作。查来历的人最后总会撞见这种时刻(第 27 章说的第二步)。
一个比喻的错处,要正好对上它体系的承重梁。这个比喻差的那一处,正是判词的后半句。
沙滩上的脸不会动。
它被画,被抹,全程被动。它不能把画它的那根树枝抢过来;不能在沙上多划一道,让潮水绕一绕;更不能改变沙滩的形状。
可是「人」这一样东西,和一张画上去的脸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它会回头动手。
被分类的人会骗过分类的人(第 16 章)。被考试的人会摸清考题的门道,逼着出题的人换题。被算法排好的人会摸出规律,反过来喂给算法他们想要的东西。被写进档案的人,有一天会去申请查阅自己的档案,会要求改掉其中一行。
一张脸不会改沙滩,人会。
再举两个更大的例子。
十九世纪的工人被工厂的钟点和工时表写着;后来,正是这些被写的人组织起来,把工时改了。今天八小时工作制写在很多国家的法律里,它不是从上面赏下来的,是被写的人回头改动字帖的结果。
这件事还有一个细节值得记:改动是从一个数字开始的。他们要的不是抽象的「尊严」,是一个具体的数——八小时。一个具体的数,才谈得上被写进条文、被检查、被违反。抽象的诉求改不了字帖,具体的一栏可以。
被诊断的人也一样。二十世纪后半叶,一些被划进某些类别的人自己组织起来,要求修改诊断手册里的条目,有几条真的被改了。被分类的人回头改了分类——这是最标准的一次改字帖。
这两件事,都发生在福柯的时代,甚至就发生在他眼前。他写过工人,写过被诊断的人,可他的笔停在他们被写的那一半。
这不是说人能随便改。改动常常很小,常常要很多年,常常只改掉一栏、一条、一角。可是有和没有,是两种不同的世界。
福柯不是没看见人动手。他看见得很多——第五编整整一编写的就是被造出来的人自己接过笔。他不给的,是那支笔改动字帖的位置。
按本书的做法,拆一个比喻之后,要补一个。
补法不是换掉它,是给它加两样东西。
第一样:那根树枝。脸不只是被画的,画着画着,有人把树枝接了过去。第七编会讲他最后四年递出的那根树枝。
第二样:沙滩会被改。海边的人挖过沟,垒过坝,插过牌子;潮水一来,沟先被填平,可是几十年下来,海岸线真的被改了形状。
合起来,这本书对那句话的回答是:
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可是这张脸拿到过树枝;他画下的那几道,多半会被潮水抹掉,也有几道,改了沙滩。
这一句,是全书正面的主张。它会在结语里再出现一次。
也要说清这句话不是什么。它不是「人定胜天」,不是「只要努力就能改变世界」。潮水就是潮水:制度、市场、算法、人口、几百年的习惯,比任何一个人都大得多。这句话只说一件事——在被画和被抹之间,还有第三种动作,叫动手;而动手的机会,往往比人以为的多一处。
这句话写于一九六六年。将近六十年过去,它的分量变了。
当年它是一句挑衅:竟然说「人」有出生日期。今天它更像一句预报。
会说话的机器出现以后,有几件事第一次变得很具体:一篇文章是谁写的,一个判断是谁做的,一份材料里哪几句是人写的、哪几句不是。这些问题,从前不必问,现在天天要问。第十一编会专门讲。
福柯当年说的是:把「人」放在知识正中间的那套安排,可能会退场。他想的是知识的换层。他多半没想到,这件事会以这样一种方式逼到每个人面前:不是「人」这个概念退场,是「谁在执笔」这个问题第一次落到了每一个普通人头上。
这句话是二十世纪被引用得最多的哲学句子之一,也是被误读得最多的之一。
误读一:人要灭亡了。第三节讲过。
误读二:既然人是被造出来的,那就没有什么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可言了。这是把两件事混了。「人这个知识中心是被摆出来的」,和「一个人该不该被善待」,不是同一层的问题。前一句讲的是知识的安排,后一句讲的是我们怎样对待身边的人。福柯自己从来没有用前一句去否定后一句——他一辈子都在为具体的人做具体的事:监狱里的人,被送进医院的人,被法律另眼相看的人。
误读三:这是一句悲观的话。其实它的力气是相反的。一样东西如果是被造出来的,它就是可以被改的。悲观的说法是「人性就是这样,改不了」;这句话说的恰恰是:它有出生日期。
「我改不了什么」——这是这本书最想松动的一个念头。
一个中学老师说:制度就是这样,我一个人能改什么?一个上班的人说:公司就是这样。一个家长说:大环境就是这样。
这些话有一大半是真的。潮水确实很大,一个人画的那几道,多半会被抹掉。
可是请注意「多半」两个字。这本书前面举过的那几个例子,都是真的能做的事:一个老师在评语里多写一行表格上没有的话;一个班主任在年级会上提一句加一栏;一个员工提议删掉一栏早就没人看的报表;一位家长在作息表旁贴一张可以写意见的纸。
这些事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试图改掉整片沙滩,只在自己够得着的地方划一道。
划下去的那一道,多半会被抹平。有几道不会。而且,你不划,就一道也没有。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找出一件你天天抱怨、却从来没动过的小事,问一句——这件事里,有没有一处是我够得着的?哪怕只是一栏、一句、一次。
小账
谁在执笔:潮水。这一章里,潮水画脸,也抹脸。
描红还是改字帖:这个比喻里没有回写;本书要补的,正是这一处——脸拿到过树枝,有几道改了沙滩。
带走的话: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可这张脸拿到过树枝;多半的笔画会被抹掉,也有几道,改了沙滩。
一本书出名之后,作者常常要做一件苦差事:回答别人的问题。
《词与物》红了,也挨了很多批评。有人说他取消了人的自由,有人说他是结构主义,有人说他把历史写成了一堆断片。一九六九年,他出了一本方法书,专门讲他前几本书用的是什么办法。
这本书很难读,因为它几乎没有例子,全是讲工具怎么用。可是它对理解他很要紧,因为它是他自己给自己的做法立的规矩。
这一章挑四样讲:陈述,话语,档案,主体位置。最后回到那句被引过很多次的话——别问我是谁。
他研究的最小单位,叫「陈述」。
一句话被说出来,通常我们关心两件事:它是什么意思,它是不是真的。
福柯关心第三件:在什么条件下,这句话能被说出来,而且被当回事?
举个例子。「这个孩子有注意力方面的问题」——这句话今天在一间办公室里说出来,会被当回事:会有人记下来,会有人建议去做评估。同一句话,一百年前在同一个地方说出来,不会有人接。不是因为那时候的人不关心孩子,是那时候没有这套说法、没有这套做法、没有接住这句话的那个机构。
所以他问的是:这句话由谁说才算数(一个老师,还是一个邻居)?在哪里说才算数(办公室,还是饭桌)?说了以后,接着会发生什么(记录、转介、建档)?
这一问,把语言从「表达思想」变成了「做事」。一句话不是一个想法的包装,它是一件在一套安排里起作用的事。
这一条对今天特别有用。同一句「我最近状态不好」,说给朋友听,是倾诉;写进公司的季度自评,是把柄;对医生说,是一条线索;发在社交平台上,是一则内容。一句话的意思不只在词里,也在它落到哪张纸上、被谁接住、接着会发生什么。
一堆陈述按一定的规矩聚在一起,他叫它「话语」。
最要紧的一句,是他反复说的那个意思:话语不只是在描述对象,它还参与造出它所谈论的对象。
这句话容易被误解成「说什么就有什么」,那是胡说。他的意思要实在得多。
还用那个例子。一套关于「注意力问题」的说法,包括:一组诊断标准,一批量表,一些培训,一套转介的流程,几种可用的处置。这套东西一旦运转起来,就真的会出现一批「有注意力问题的孩子」——这些孩子当然是真实的,他们的困难也是真实的,可是「一批属于这一类的孩子」这个东西,是这套说法和做法一起做出来的。
换一套说法和做法,同一群孩子会被分成另外几堆,被另外一些人管,走上另外一些路。
这不是说困难是假的。是说:从困难到类别,中间有一整套人做的工序。
分寸在这里:承认工序,不等于取消困难;指出类别是做出来的,不等于说被归进去的人可以不被照顾。相反,看清工序的人更知道该在哪一道工序上使力——是把标准放宽一点,是把转介的路修顺一点,还是在类别之外,替这个孩子多留一页别的记录(第 15 章那个小办法)。
这一节可以当成一个练习来用。
拿你工作里最常听到的一句评价——「这孩子基础差」「这个客户不优质」「他不太适合这个岗位」——按三步拆一遍:
第一步,这句话由谁说才算数?(班主任说和同学说,分量完全不同。)
第二步,它落在哪张纸上?(口头说说,还是写进评语、写进系统。)
第三步,它被说出来以后,接着会发生什么?(被换座位,被少提问,被划进某一档,明年被分到哪个班。)
三步拆完,你就看清了这句话真正的重量——它的重量不在它是不是准确,在它后面挂着什么。
反过来用也一样。你想让一句好话起作用,也要给它挂上东西:不是在心里觉得这孩子其实很好,而是把「他今年主动帮了三次忙」写进评语、说给家长听、在班会上提一句。没有挂东西的好话,和没说差不多。
这也解释了一件让人憋屈的事:有时候一句不太准的话,比一句很准的话管用得多;因为前一句后面挂着一套流程,后一句后面什么也没有。
「档案」这个词,他用得和平常不一样。
平常说的档案,是一堆存下来的材料。他说的档案,是一套规矩:在某一个时期,什么话可以被说出来、被保存、被当作知识;什么话说了等于没说。
配着这个词,他还用了一个说法:历史的先天。第 2 章说过,他二十出头写黑格尔的毕业论文时就用过一个很像的说法。二十年过去,这颗种子长成了一整本方法书。
这个说法的分量,第 22 章说过:康德的先天被搬进了历史。
本书在这里要记一笔,给统稿时用:本系列的一本书里写过「档案就是配鞘」,另一处写过「他没配鞘」。本书取一个更准的说法:档案是刀上的刻度,不是刀鞘。刻度让你知道这把刀切到哪儿了、切的是哪一层,可它不管这把刀该不该切下去。要管这一件的是鞘——那是判决五要算的账。
这个分别值得多说一句,因为它关系到读者怎么用这本书。刻度让你把事情看得更准:这条线是哪一年画的,是谁画的,切在了哪一层。鞘管的是另一件事:什么时候不该拔刀。一个只有刻度、没有鞘的人,会把这套本事用到所有地方,包括不该用的地方——比如用它去拆身边人的每一句好意。
本书往后会一直提醒这个分寸。
前言引过《知识考古学》开头那段话:别问我是谁,也别要我一直保持原样;那是户籍登记处的道德。
放在这本方法书里读,这句话就不只是一句漂亮的开场白。
他在书里做的一件事,是把「作者」拆成一个位置。一句话之所以算数,不是因为哪个天才说了它;是因为说话的人占着一个位置——教授,医生,法官,专家。位置决定了这句话能不能被接住。
所以他要拆掉一样东西:「一个作者的思想发展」。人们习惯这样读书:早期的他怎么想,中期变成了什么,晚期又如何——好像有一条线穿着一个人一路走过来。福柯不要这条线。他宁愿说:这里有一堆文字,它们各自占着不同的位置。
这句话是他的立场,也是他的困难。
因为读者总要问:那你自己呢?你说的话,又占着哪个位置?你在法兰西公学院有一个教席,你的书一出就有人读,这难道不是一个位置吗?
他知道。第 11 章说过,他在就职演讲里第一句就承认了这件事:他很想不必开口,很想有一个声音替他先说下去。这是一个很诚实的承认,也是一个很空的承认——承认完了,那个位置还在那里。
这本书对他的建议很具体:承认自己占着一个位置之后,可以再做一件事——把这个位置的一部分交出去。他后来真做过:监狱门口那叠问卷(第 7 章),就是把「说什么算数」的一角交给了被关的人和他们的家属。
承认位置,是话;交出一角,是事。
这句话也可以拿来量今天的任何一个机构。一所学校说「我们尊重学生的声音」,这是话;学生代表能不能改动一条校规,这是事。一家公司说「我们鼓励提意见」,这是话;提上去的意见有没有一个必须回复的期限,这是事。
这本方法书,用发生学的词看,做对了一件大事,也漏掉了同一件事的另一半。
做对的:他把「说话」从个人的表达,改成了一件在土里发生的事。一句话能不能被说出来、被当回事,要看这片土——谁在说,在哪里说,接着会怎样。这是把语言彻底放回了发生里。
漏掉的:说出来之后呢?
一句话说出来、被接住、起了作用,它会改动那套规矩吗?
会。一个词被用得多了,会进词典;一种说法被用得多了,会进文件;一个从来没有格子的说法(第 20 章)被人一次次说出来,有一天会被印进表格里。这些都是回写,而且是最常见的一种回写。
这一层,他写得极少。他的话语是一个运转的系统:它规定谁能说、说什么算数;至于说出来的话怎样反过来改这个系统,不在他的图纸上。
他把「说」写成了被规定的,没写成「说」也在规定。
这一章有一个很实用的用法:看清一句话在你生活里的分量,靠的不是它对不对,是有没有人接。
一位妈妈在家长会上说:「我觉得作业太多了。」没有人接。同一句话,如果由三位家长一起在班级群里说,再由一位家委会成员整理成一段话交给老师,接的人就出现了。
一位员工在群里说:「这个流程有点问题。」没人接。同一句话,写进季度复盘的固定环节(第 21 章说的「留一处可以被改的地方」),就有了接住它的位置。
一句话有没有用,多半不在措辞,在有没有一个位置接住它。
所以,想让一句话算数,可以做三件事:找到能接住它的那个位置(谁有权改这件事);找到能让它被记下来的那个格式(会议纪要、意见表、正式提案);找到能让它被重复的那个场合(每季度一次的那十分钟)。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句你说过好几次、每次都没人接的话。不改这句话,改一件事——把它放进一个有人必须回应的地方。
家里也一样。一句「我太累了」在饭桌上说三年可能都没人接;写在冰箱上的家务分工表旁边,改成一条具体的「周三晚饭我不做」,就有人必须回应了。把感受换成一条要被答复的事项,是普通人手里最有效的一次改写。
小账
谁在执笔:一套规矩——它决定谁能开口、什么话算数。
描红还是改字帖:这本书里只有描红:人在规矩里说话;说出来的话怎样改动规矩,他没有写。
带走的话:一句话有没有分量,多半不在它对不对,而在有没有一个位置接住它;想让一句话算数,先给它找一个接住它的地方。
六章走完,把账结一下。
第 20 章:一段让人发笑的分类,让我们碰到了自己这一代思想的边。
第 21 章:一幅画里那个空着的位置——人还没有坐进去的样子。
第 22 章:三块地层——相似、表象、深处;三门互不相干的学问,在同一个时期用上了同一套做法。
第 23 章:层与层之间只有断,没有路。第二根承重梁。
第 24 章:沙滩上的一张脸——「人」是在第三层土里长出来的,也可能被抹去。
第 25 章:他为这套办法立的规矩——陈述、话语、档案、主体位置。
一、他把康德的先天解冻了。这是这一编最大的功劳,值得用最重的话说。康德说,人有一套先天的形式,决定了他能怎样认识世界;本系列康德卷说,他把那台做现象的机器焊死成了先天、普遍、必然。福柯把这台机器搬进了历史:决定一个时代能想什么的那些条件,有出生日期,有地点,有材料,会过期。焊死的东西,被他解冻成了有日期的土。
二、他给「一个时代能想什么」找到了查法。不是问那个时代的人怎么想,是看几门互不相干的学问在同一时期是不是用上了同一套做法。这个查法今天还能用,而且普通人也用得上(第 22 章末尾那个练习)。
顺带说一句这个查法为什么可靠。人说自己怎么想,常常不准——人会说漂亮话,会重复口号,会把自己没做到的事说成信念。可是人做事的方式很难撒谎:一张表怎么排,一份档案怎么填,一堂课怎样开头和结尾,全是实打实的。看做法,不看说法。这是他留给后人最实用的一条纪律。
这条纪律可以随身带。看一所学校怎么样,不看它墙上的办学理念,看它的课程表、作息表和评价表;看一家公司怎么样,不看它的价值观海报,看它的绩效表和会议纪要;看一个家怎么样,不看家长嘴上说的教育观,看这个家一周的时间是怎么排的。
三、他把「人」放进了发生里。「人」不是起点,是一个位置上长出来的东西,有出生日期。这是全书判词的前半句,也是本系列里对发现学最重的一击之一。
四、他把「说话」放进了土里。一句话能不能被说出来、被当回事,要看这片土(第 25 章)。这一步,把语言从「心里的想法的包装」改成了「在一套安排里起作用的事」。
一、层与层之间没有路。第 23 章讲过,这是第二根梁。他给了一张又一张幻灯片,没给中间那段电影。缺路,就等于缺回写。
二、每一层土本身还是硬的。他把康德焊死的那一块解冻了,可解冻出来的是许多块各自冻着的土。一层里的人,只能在这一层里想事情。从一个永恒的先天,变成了许多个临时的先天。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可它还不是发生学要的那种土——发生学的土是一直在动的,而且是被长出来的东西一点一点改动着的。
三、说出来的话不改规矩。第 25 章那一处:他写了「说」被什么规定,没写「说」也在规定。
四、这一编里的人几乎没有动作。这一编是全书里人最少的一编。有一个时代,有几门学问,有一层土,有一个空着的位置。至于有人在这套东西里做了什么、试了什么、改了什么,几乎没有。
这一条不是抽象的遗憾。它有一个很具体的后果:读完这一编,读者会觉得开阔,也会觉得无力。开阔是因为看见了土;无力是因为看不见任何人在土里动手。
第五编往后,人会一个一个出场——士兵、学生、犯人、看守、医生。到那时候,判决三才有材料可判。
第 23 章说过原因:跳过了「正在成形」那一段,人动手的位置就没有了。
和康德卷。那一卷的判词是:他看见了现象是做出来的,却把做现象的那台机器焊死了。这一编可以接上一句:福柯把那台机器解冻了,又把它切成了一层一层。两卷是同一条线上的两站。
和德勒兹卷。那一卷说德勒兹缺土,也没有回写。福柯正好相反:土最满,还是没有回写。两个人在同一时期的巴黎,一个把土写没了,一个把土写死了。缺的那一样,是同一样。
和一百三十年卷。那一卷把福柯放在「改判了正常」的位置上,说他的土最满、最硬。本编按时期分判:六十年代路压过土,七十年代土压上来。两说不冲突。
这一编的总判断是:
他解冻了先天,又把它冻成了一层一层。
这一句里两个动词都要紧。「解冻」是他的功劳:一样被说成永恒的东西,被他还回了历史。「冻成一层一层」是他的代价:还回历史以后,它没有变成活的、被人一点点改动着的土,变成了一叠互不相通的硬片。
前半句是功劳:康德那台焊死的机器,被他搬进了历史。
后半句是代价:搬进历史以后,它没有变成活的土,变成了一层一层的地层——每一层里面很整齐,层与层之间是断的,中间那段过程没有人。
用这套书的三样东西对一对,这一编的账很清楚:
土,他写得最满;形状,他写得最清楚;路,他基本没写;回写,因此也没有。
这里要处理一件事,免得往后各编打架。
本系列的一卷说过,福柯的土最满、最硬;另一处说过,他这里是「路压倒了土」。两句话都对,只是说的不是同一个时期。
六十年代的他:路压过了土。这几年他写的是话语——什么话能被说出来、谁能说、说了算不算数。土被写成了「一层一层的说法」,最要紧的东西都在语言这一边。这一编拆的就是这几年。
七十年代的他:土压了上来。从下一编开始,他写的是监狱、军营、工厂、作息表、身体。这时候土变成了硬邦邦的东西:铁栅栏,钟点,操练,档案。
本书按时期分判,两句都不改。要补一句的是:两段各偏一头,恰恰说明两样是互相长的。发生学说,土和路谁也不先于谁。他分两段各写了一半,合起来,正好是发生学要的那一整个——只差他自己没有把两半接上。
为什么他自己接不上?一个很实在的原因是:接上这两半,需要一样他一直没给的东西——回写。土长出话语,话语回头改土,土再长出新的话语。缺了回头那一道,两半只能各放一边。
这句话,第九编要写进总解构。
两处。
第一处,查法。「几门互不相干的学问在同一时期用上了同一套做法」——这个证明的办法,本书往后要一直用。它能把「这个时代有一层看不见的土」从一句空话,变成一件可以核对的事。
第二处,边框。第 21 章说过:一幅画能显出那个空着的位置,是因为画有边框。他一辈子的本事,就是给一件件没有边框的事画上边框——给「疯狂」画,给「看病」画,给「人」画。这门手艺,比他的任何一个结论都值钱。
这里要把两编之间的关系交代清楚,否则读者会觉得福柯像换了个人。
第四编的他,站在书桌前,手里是三门学问的文献,问的是「能想什么」。第五编的他,站在监狱、军营、学校的档案前,手里是作息表和规章,问的是「什么力在推」。
中间发生了什么?第 6、7 章写过:突尼斯的学生,万森纳的教室,监狱门口的问卷。现实顶了他一下。
用这套书的话说,这是他自己身上的一次三拍:张力积累(写话语解释不了他眼前看见的事),逼出改变(换了问法),回写(新的问法改了他后来十几年的全部工作)。
他写不出别人那一段「正在成形」,他自己倒结结实实地走了一段。这是第 9 章那处反差的又一批材料。
这一编最有用的一句,是第 22 章那句:同一个时期,几件互不相干的事用上了同一套做法,底下就有一层共同的土。
第二有用的,是第 23 章那句:两张幻灯片让人绝望,中间那段电影里有可以下手的地方。
第三有用的,是第 25 章那句:一句话有没有分量,多半不在措辞,在有没有一个位置接住它。
把两句合起来,就是这一编交给普通人的一个办法:
先找出你生活里那套「到处都在用」的做法(那是土),再找出它是从哪一年、哪几件事开始进来的(那是路)。
前一步让你不再以为那是天经地义;后一步让你知道在哪里下手。
举个例子。一位家长发现,这几年家里什么事都被拆成了打卡:读书打卡,运动打卡,练琴打卡,连喝水都有提醒。这是土。再往回想:是哪一年开始的?是那年孩子上了一个班,班里要求每天发视频;后来手机里多了几个应用;后来家里也照着来了。这是路。
知道了路,就知道可以从哪一处退回去:先停掉家里自己加的那两样,学校要求的那一样照做。
土一时改不动,路上有几步是自己加的——那几步先去掉。
这一条对做父母的人尤其管用。学校要求的那部分,多数家庭改不动;可一个家里的作息表上,常常有一半是自己后来加的:这个班是看见别人报了才报的,那个打卡是去年听一场讲座后开始的。加的时候一步一步,很少一起看过。
把它们列在一张纸上,只做一件事:去掉最近加的那两样,看一个月。
去掉之后多半会有点慌:别人都在做,我们不做行吗?这种慌本身值得看一眼——它就是那层土在推。推得动人的东西,多半不写在任何文件上。
小账
谁在执笔:一层一层的土;这一编里,几乎没有人在执笔。
描红还是改字帖:都没有。中间那段过程被跳过了,动手的人没有出场。
带走的话:他把康德焊死的先天解冻成了有日期的土,又把它冻成了一层一层;下一编,土会变硬,人也终于要出场了。
编序
本编八章,拆他最有名、也最好读的那本书。
第 27 章先讲他这几年换上的那把新刀:谱系学——不问起源,只查来历。这一章是全书离发生学最近的一章,先认亲。
第 28 章从两个场面进去:一七五七年一场公开处决,和八十年后一张少年犯的作息表。第 29 章到 31 章是本编的主场:描红(一支笔、一个坐姿、一张作息表),考试(把一个人做成一份案例),塔(被看的人自己接过了看)。第 32 章问一个怪问题:监狱被说失败了两百年,为什么还在。第 33 章讲他对「权力」的新说法——它不在谁手里,它在关系里,而且它会造。第 34 章是本编总账,也是全书判决三的定案处。
本编是判决三的主场:被造的人接过了笔,只准描红。这也是全书判词落地最实的一编——那张字帖、那支笔、那些描红的手,在这一编里全是真的。
也提醒一句读法。这一编是全书最好读的一编:场面多,例子硬,句子漂亮。越好读越要留神——第 4 章说过,他的书容易带着人走。读这一编的时候,可以随时停下来问一句:这一处,他说的是一件被记录下来的事实,还是一个很有力的判断?两样都要,但要分得开。
一样东西让你不舒服,你可以有两种问法。
第一种:它本来是什么?它的本意是好的吗?是不是后来被用歪了?
第二种:它是从哪儿来的?是谁,在什么处境里,为了什么,把它立起来的?后来经过了哪些手?
第一种问法找的是起源:一个纯净的、本来的开头。第二种找的是来历:一段有时间、有人、有争斗的过程。
一九七一年,福柯写了一篇不长的文章,纪念第 2 章里那位去世不久的老师,谈的正是尼采的这套问法。这篇文章,是他全部著作里离这套书最近的一篇。
他在那篇文章里说的意思,大致有三层。
第一层:找起源的人,多半预设了开头是纯净的、完满的、最接近本质的。可是真去查,看到的往往不是这样——一样东西的开头常常是一堆琐碎的、偶然的、不体面的事。
这一点在家族史里最容易验证。很多家里都有一句「我们家祖上是……」。真去查族谱、查县志,多半会查出一段远没有那么体面的来历:逃荒,改姓,投亲,做过小买卖。这不丢人,可它和那句祖上的说法常常对不上。
第二层:找起源,是在替今天的东西找一个高贵的出身,好证明它本来就该如此。
第三层,也是最狠的一层:所谓「本来的样子」,是后来才被造出来的。一样东西站稳以后,人们会回过头去,给它编一个配得上它的开头。
这一层可以用一件小事验证:一家开了二十年的老店,墙上多半挂着一段「本店创立于某年,坚持某某理念」。这段话通常不是开店那年写的,是生意做起来以后补写的。开店那年,老板想的多半只是把这个月的租金挣出来。
所以他主张换一个词:不找起源,查来历。
这两个词在他那篇文章里,是两个德文词的分别:一个指「起源」,一个指「出身、来路」。中文里这两个意思也分得开:一个是「本源」,一个是「来历」。查来历的人,不指望在路的尽头找到一个干净的开头;他只想知道这一路上有过哪些人、哪些手、哪些事。
查来历要做的是别的事:找出一样东西身上那些互相打架的来路,找出它是在哪一场争斗里冒出头的,找出它是怎样被一批又一批人接手、改用、挪作他用的。
一样东西不是从一个纯净的开头一路长下来的,它是被好几只手接力捏出来的。
举一个现成的例子。今天学校里那套一节课四十五分钟、课间十分钟、上下课打铃的安排,问它的「起源」,多半会得到一个含糊的答案:为了效率,为了孩子的注意力。查来历就不一样:要去看这套作息是从哪个年代、在哪一类学校里先用起来的,当时要解决什么问题(一个老师面对几十个学生,怎样让所有人同时开始、同时结束),后来被哪些人接手、改用、加码。
查完你会看见:它不是从「什么最适合孩子」推出来的,它是从「怎样让很多人同时被安排」长出来的。这两件事有交叉,但不是一回事。
这篇文章里还有一个说法,对这本书极要紧。
他说,来历要在身体上找:身体是事件刻下印记的地方,历史一笔一笔刻在身体上——饮食的方式,劳动的姿势,规矩养成的习惯,病,累。
第 2 章说过,导论那个描红本的例子,一半就是从这句话来的。一个孩子怎样握笔、坐多久、写多快,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是被一笔一笔刻出来的。
这个说法把「历史」从书本里拉了出来:历史不只在文献里,也在你的肩颈、你的作息、你一坐下就习惯性弓起的背里。
一个常年值夜班的人,他的睡眠、他的胃、他对灯光的反应,都是他那几年工作的记录。一个从小被要求「坐直」的人,几十年后还会在紧张的时候先挺一下背。身体是一本没人替你写、却一直在被写的档案。
按本书的规矩,这一章要认亲,而且要认得清清楚楚。
第一,不要起源。这套书说:没有一个先在的、等着被找到的东西;一样东西是在土里、沿着路长出来的。福柯说:不找起源,查来历。这两句话是同一句话。
第二,争斗就是路。他说一样东西是在争斗里冒出头的,是被好几只手接力捏出来的。这正是「路」的意思:一先一后、有胜有败、会翻盘的一串不同。
第三,身体是土的一部分。他把历史刻进身体,这就把土从观念拉回了地面。
第四,为现在写历史。前言引过他那句话:写历史不是为了回到过去,是为了看清现在。这套书的做法一样:查一样东西的出生日期,是为了知道今天能在哪里下手。
四处认亲,认得很实。所以这一章要说一句本书不轻易说的话:在这一篇文章里,福柯站的位置,和这套书站的位置,几乎是同一处。
既然这么近,分家就分得格外清楚——只差一道箭头。
查来历,是从今天的东西往回追:这个东西现在这样,是因为从前有过那些事。箭头是向后的。
发生学要的还有一道向前的箭头: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土和路。
两道箭头合起来,才是一整个环:土和路长出形状,形状回头改土和路。
福柯这篇文章里,向后那道箭头画得极漂亮。向前那一道,他没画。
这不是挑剔。缺了这一道,会有一个很实在的后果:查完来历以后,无处下手。你知道了这条线是某年某月某些人为了某事画的,然后呢?如果被这条线管着的人没有一个能回头改它的位置,那么查清楚的唯一用处,就是知道得更清楚一点。
判决五「只开诊断书」的根,一半在第 2 章那条病根里,另一半就在这里。
要补两句。
第一句:向后那道箭头,本身就极难画。多数人一辈子都不曾把任何一样压着自己的东西追到它的来历。他把这件事做成了一门手艺,还留下了做法。
第二句:他在实际做事的时候,比他在理论里走得远。第 7 章说过监狱门口那叠问卷:那件事就是向前的箭头——让被管的人自己说,说出来的东西真的推动改了几处规定。他做了,只是没写进理论。
他手上比他笔下多走了一步。这句话,第 9 章说过一次,这里是第二次。它会在第九编第三次出现,并在那里结账。
这句话不是苛责,倒像是一种敬重。一个人做得到、却没写下来,说明他做那件事的时候不是在演示理论,是真的在处理一件事。理论要慢一些跟上,这很正常。这本书要做的,就是替他把那一步写下来。
这一章要留下一样能拿走的东西:一套可以照做的步骤。把他这篇文章里的做法拆开,大致是四步。
第一步,从今天出发。先指出一件今天让人别扭的事:一张表,一条规矩,一句人人都说的话。不从古代开始,从手边开始。
第二步,往回找第一次。它第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是什么样子?多半和今天很不一样——最初常常是一个临时的办法,为了应付一件具体的麻烦。
第三步,数一数经过了几只手。谁接手过它?每一只手改了什么、加了什么?一件东西今天的样子,多半是几代人各加一点堆出来的,不是谁一次设计的。
第四步,找那场争斗。它立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别的方案被否掉?是谁在什么情况下拍的板?被否掉的那个方案是什么样子?
第四步最要紧,也最容易被跳过。被否掉的那个方案,往往就是今天可以重新拿出来的选项。
举个例子。很多学校现在的午休方式是趴在桌上。查一查多半会发现,当年也有过别的方案:躺椅,午睡室,错峰休息。被否掉的理由通常很具体——场地不够,管理麻烦,出了事谁负责。今天条件变了没有?如果变了,那个被否掉的方案就值得重新摆上桌。
查来历的最后一步,是把当年被否掉的方案捡回来。
这一章可以当作全书的一个枢纽,用三样东西各说一句。
土:他把土写到了身体里——最硬的一种土。
路:他把路写成了争斗和接力——最活的一种路。
形状:在这篇文章里,形状是「今天让我们不舒服的那样东西」——制度,习惯,说法。
回写:没有。
四样里有三样,而且三样都做到了少有的地步。所以本书说他离发生学最近;也所以,那缺掉的一样才这么显眼。
「不问起源,只查来历」,这句话可以直接用在最让人难受的家务事上。
一对夫妻为「过年回谁家」吵了十年。按第一种问法,两边都在证明「我们家的规矩本来就是这样」。按第二种问法,要问的是别的:这条规矩是哪一年立的?当年是谁定的?定的时候是什么处境(老人还在,路不好走,孩子还小)?那个处境现在还在吗?
一问,常常会发现:这条规矩是二十年前一次具体的安排,后来没人再动过。
一个人心里的一句「我不配」,也可以这样查。不问「我是不是真的不配」,问:这句话最早是谁说的?是在什么场合?那一年发生了什么?后来是谁替它加固的?
要留一个分寸:这种查法,是给自己用的,也可以在别人愿意的时候一起做;不要拿去追问一个正难受的人。一个人正在低谷的时候,最需要的多半不是被分析,是有人坐一会儿。查来历是清醒时候的活。
查完不会立刻好起来。可是查完以后,这句话会从「关于我的真相」,变成「一件在某年某月发生的事,后来一直没被修改过」。
「后来一直没被修改过」这几个字要紧。多数压着人的句子,不是因为它多有道理才留到今天,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正式地推翻过它。它就那么放着,年年生效。
一件事是可以被修改的;一个真相不行。
这也是这一章标题那两个词的分量:起源听起来像真相,来历听起来像往事。同一件事,换一个词去问,能不能下手就变了。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拿一条你家里、你单位里最没人质疑的规矩,去问最老的那个人:这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当时为什么?多半会听到一个很具体、很偶然的故事。
问到故事之后,还有一句很有用的追问:那个当初的理由,今天还在吗?
很多规矩是这样死掉的:不是被人推翻,是有一天有人当众问了这一句,屋里沉默了几秒,然后有人说,好像确实不用了。
小账
谁在执笔:好几只手接力——这是他这一章最漂亮的判断:没有一个作者,只有一串接手的人。
描红还是改字帖:他把往回追的那道箭头画到了极致;往前那道——被写的人回头改字帖——还是空着。
带走的话:不问起源,只查来历;查清楚以后还剩最后一问——被这条线管着的人,有没有一处能回头改它。
《规训与惩罚》的第一页,是一场公开处决。
一七五七年三月,巴黎,一个叫达米安的人被处死。他因为持刀刺伤了国王,被判处最重的刑罚。福柯照抄了当时的判决书和目击记载:在众人面前,用烧红的钳子夹他的肉,在伤口上浇滚烫的东西,最后用四匹马把身体撕开。据当时的记载,马拉不动,行刑者又动了刀。整个过程很长,围观的人很多。
这几页非常难读。很多人翻开这本书,看两页就合上了。
本书不复述那几页的细节,上面已经是最简的一段。要说明的是他为什么写得这么细:他要读者先在身体上感受到旧的那一套是什么样子,然后才能明白,后来那张安安静静的作息表,不是同一件事变温和了,是换了一件完全不同的事。
福柯为什么要把这一页放在最前面?
因为他接下来要做一件事:翻到八十年后。
翻过几页,他抄了另一份材料: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巴黎一所少年犯管教机构的作息表。
大意是这样的:早上六点,起床的第一遍鼓声;六点半,全体到院子里祷告;然后是第一次上工;某个钟点吃饭,某个钟点休息,某个钟点上课;晚上某个钟点,收工,洗手,列队,进宿舍;某个钟点,熄灯。一天被切成许多段,每一段都有事做,每一段都有信号。
两份材料,一份是撕裂的身体,一份是印好的时间表。
把两页并排放,是这本书最有力的一个动作。它不讲道理,只让你看:八十年,同一个国家,对付犯了事的人,从这一样变成了那一样。
福柯说:不到一百年,惩罚的样子整个换了。
最表面的变化是:不再公开,不再折磨身体。刑罚从广场搬进了高墙,从展示变成了掩藏。
福柯要问的是更深的一层:惩罚要对付的东西变了。
旧的刑罚对付的是身体。它要让身体受苦,而且要让人看见。为什么要让人看见?因为一个人冒犯了国王,就是冒犯了权力本身;权力必须在众人面前把这笔账加倍讨回来,才显得回来了。所以刑场是一个仪式。
新的做法对付的不是身体的痛,是一个人的日子。它要的不是让他疼,是让他在一段被安排好的时间里,一点一点被改造成另一个人:按时起床,按时干活,按时学习,按时睡觉。
用一句话说:从「让他疼」,变成了「把他重做一遍」。
这一句里藏着一个后来越来越明显的道理:要重做一个人,就必须了解他。旧刑罚不需要知道犯人是谁、为什么做、小时候过得怎么样;新办法非知道不可——不了解他,就没法安排他的日课,也没法判断他有没有好转。于是一整套关于人的学问,跟着长了起来:犯罪学,教育学,心理学。
第 13 章那句「知道和做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在这里第一次落到了最实处。
按规矩,先把公道摆清楚。
第一,这确实是进步。把烧红的钳子换成作息表,任何人都不会想换回去。福柯没有说旧的更好。
第二,他说的也不是「新的更坏」。他说的是:这是两套不同的做法,各有各的盘算;换掉的不是善与恶,是技术。
第三,他要提醒的一件事很具体:旧刑罚很凶,但它管的时间很短——受刑的那几个小时,然后这个人要么死了,要么走了。新办法不凶,可它管的是一个人的每一天、每一个钟点、好几年。
凶狠的东西在广场上待一个下午,温和的东西住进了你的一生。
这句话要小心用。它不是说温和的更坏——那是把话说反了。它说的是两件事的分量不一样:一件事的分量,既看它有多重,也看它占多久。一次很重的事,一生只碰上一次;一件很轻的事,一天碰上十次,碰三十年。这本书要人看的是第二种,因为第一种人人都看得见。
这一句,是这一编的总开关。
两份材料之间隔了八十年。这八十年里的事,福柯写了不少——第 23 章那笔账,他在这本书里补了一部分。
大致是这样几步。
先是旧办法出了问题:刑场上常有骚动(下一节细说),判得重了执行不了,判得轻了又显得没规矩。
接着是各种方案被提出来。十八世纪末有一批改革者主张:惩罚要让人看得懂,要和罪行对得上,要让人从中受教育——比如让犯人去修路、清运垃圾,戴着标记在众人眼前干活,好让每个人都看见「做这种事的下场是这样」。这套方案很有名,也真的被试过。
然后是它输给了另一套:把人关起来,按时作息,强制劳动,长期观察,分档管理。
福柯问的是:为什么赢的是后一种?
他的回答大意是:因为后一种能和当时别处已经在用的做法接上——学校的,军营的,工厂的,修道院的。那些地方早就在用作息表和操练管人了。一套新办法能不能站住,常常不看它多有道理,看它能不能和周围已有的做法接上。
这是一条很实在的判断。它也可以拿来看今天任何一项新制度:它多半不是因为最好而被采用,是因为和现有的表格、系统、考核接得上。
这本书开头还写了一个细节,很值得记。
公开处决这套做法,后来为什么办不下去了?福柯给的理由里,有一条不是「人们变得心软了」,而是:刑场上常常出事。围观的人有时不站在行刑者一边。他们同情受刑的人,起哄,骂官府,抢尸体,甚至动手救人。一场本来要显示权力的仪式,常常变成一场骚动。
也就是说,公开处决这套办法有一个漏洞:它需要观众,而观众是不受控的。
这一处很要紧,本书要专门记下来:在这里,被治理的人是有动作的。他们起哄,他们抢人,他们让这套仪式办不下去。这不是顺从,也不是描红——这是实实在在地逼着管事的人换了一套做法。
福柯写了这件事。可是他写它的方式,是把它当成新办法诞生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当成「被写的人回头改了字帖」的一个例子。
同一件事,换一个位置看,分量完全不同。第九编要回到这里。
用这套书的词看,这一章是一次典型的换土换路。
旧的一套:土是王权和仪式,路是一场当众的展示,形状是一个被毁掉的身体。
新的一套:土是机构、钟点、场地、人员,路是一天一天重复的日课,形状是一个被重做出来的人。
中间那一段呢?第 23 章说,六十年代的他不写「正在成形」。这本书里,他写了不少:他写了旧办法出的乱子(观众不听话),写了改革者提出过哪些方案(有人主张把犯人拉去公共工程上劳动,让全社会看见),写了最后为什么是监狱这一种胜出。
所以第 23 章那笔账,在这本书里他补上了一部分。这是本书要还给他的一份公道,第 34 章会正式记。
只是补上的那一部分,仍然是造人那一边的过程:改革者怎么争,方案怎么选。被造的那一边——犯人、家属、观众——他们在中间那一段里做了什么,还是很少。除了那个起哄的场面。
「从让他疼,到把他重做一遍」,这件事在家里和学校里最常见。
从前的家长打孩子。今天很多家长不打了,换上来的是一张时间表:六点半起床,七点出门,放学后半小时休息,然后作业,然后练琴,九点半洗漱,十点前睡。
这是进步。可是请看清楚这中间的交换:打一顿是几分钟,时间表是每一天。
同样的事在公司里。从前是老板拍桌子骂人,现在是周报、日报、看板、进度条。骂人难听,可骂完就过去了;进度条不难听,它一直在那里。
这本书不主张回到骂人和打孩子。它只提醒一件事:每一次用一套更温和的办法换掉一套更粗暴的办法,都要顺便看一眼——新的那一套,占了多少时间?
有一个很实用的检验办法:数一数,一天里有多少个钟点是被安排好的,有多少是空着的。空着的时间不是浪费,它是一个人能自己动手的那一块地。全被排满的一天,等于没有可以下笔的地方。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把你家孩子的一天(或者你自己的一天)画成一条线,涂出被安排好的那几段。看看空白还剩多少。如果只剩睡觉,那就找出一段来还给他——哪怕四十分钟,不打卡,不检查,不问「你刚才干什么了」。
最后一句是重点:不问。很多家长留出了时间,又在饭桌上问一句「刚才那一小时你干了什么」——问完,那一小时就不再是空白了,它变成了一段要被汇报的时间。空白之所以是空白,是因为没有人要求交代。
小账
谁在执笔:从前是刑场上的国王,现在是一张印好的作息表——执笔的人退到了幕后。
描红还是改字帖:这一章里出现了全书第一次真正的改字帖,而且是被治理的人做的——刑场上的观众起哄,逼得这套仪式办不下去。只是这一笔,被记在了「新办法的原因」栏里。
带走的话:凶狠的东西在广场上待一个下午,温和的东西住进了你的一生;换掉一套粗暴的办法时,顺便看一眼新那套占了多少时间。
导论从一个孩子学写字开始:一拳,一尺,一寸;沿着红线描,不许出线。也引了那段十八世纪教孩子写字的规定:身子怎样放,胳膊肘怎样搁,手指怎样捏笔。
现在回到那里,把它讲全。因为这一章讲的,就是那套把人一笔一笔写出来的办法。福柯给它起的名字,叫规训。
这一章分四样讲:地方,时间,次序,合起来的力。
第一件事,是把人分开,安在固定的位置上。
围一个院墙,把里面切成小块;每个人有自己的一格:一张床,一个座位,一台机器,一个工位。福柯说了一句很准的话,大意是:每个人有他的位置,每个位置上有一个人。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人聚成一堆,就不好管:谁在偷懒,谁和谁在说话,谁不见了,都看不出来。人一旦被分开、编上号、安在固定的格子里,一眼就看得清。
这一样今天到处都是。教室里的座次表,办公室的工位图,工厂的流水线,医院的床位号,考场上的单人单桌。
再补一个近的:开放式办公室。名义上是为了沟通方便,实际效果是每个人的屏幕都朝着过道。一个空间怎样切分,说明了它默认人和人是什么关系。
还有一层更要紧的:位置不只是位置,它还表示等级。学校里按成绩排座,按名次编班,队伍里按高矮站;一个人站在哪里,就说明他在这套东西里是第几号。位置是一种不用开口的评价。
这一条对孩子尤其重。一个总被安排在最后一排角落的孩子,不需要任何人说他不行;那个位置每天替所有人说了一遍。换座位表看起来是小事,在孩子那里是一件大事。
第二件事,是时间。
作息表不是新东西,修道院早就有。新的地方在于:切得越来越细,而且不只规定「什么时候做什么」,还规定「怎么做」。
上一章那张少年犯的作息表,把一天切成了段。工厂里的规定更细:一个动作用几秒;军队的操练更细:举枪分成几拍,每一拍身体的哪个部位怎样动。
福柯说,这里发生了一件很要紧的事:身体和器具被扣在了一起。举枪的手要怎样和枪扣在一起,写字的手要怎样和笔扣在一起,操作机器的人要怎样和机器扣在一起。人不再是一个自己安排自己的身体,他是一套动作的执行者。
再往前一步,是「一分钟也不浪费」:时间要用尽,不能留空。福柯说,规训追求的是把时间榨到最密。
导论里那张作息表,今天有一个新版本:一个孩子的日程表上,连从这个班到那个班的路上那十五分钟,也被安排了听单词。
大人也一样。通勤时间听课程,排队时间回消息,睡前半小时刷完最后几条工作群。「碎片时间利用起来」这句话,是这一节最流行的当代版本。它听起来是自我提升,做法上是把最后几块空白也填上。
第三件事最要紧,也最容易被漏掉。
规训不只管一个人现在怎样,它还要管他怎样一步一步变成后来的样子。
办法是:把要学的东西拆成一级一级;每一级有固定的练习;练完考一次;考过了进下一级;每一级有年限,有标准,有档案。
这就是今天所有学校的样子: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单元测、期中、期末,升级,留级。也是今天很多公司的样子:试用期,转正,初级中级高级,每一级有能力模型和考核。
福柯说,这是一种对「一个人怎样长起来」的组织。
请注意这里的分量。土可以管人,路可以管人,可是这一样管的是一个人长出来的那条路本身:先学什么后学什么,什么时候该会什么,几岁该在哪一级。
用本书的话说:规训连「怎样发生」都要替你安排好。
也正因为这样,规训才这么难被看见。它不是在某一天对你下一道命令,它是在你还没有本事之前,先替你把学会这件事的路铺好了。等你长出本事,那条路已经长进了你身上——你会觉得那就是「学这件事本来的样子」。
这是全书最要紧的一处之一。第 13 章说过,福柯的问法是查一样东西怎样被做出来;在这里,他查到了一套专门用来「做出人」的工序。
第四件事,是把练好的人合起来用。
一个士兵练好了,还要和别的士兵合成队列;一个工人练好了,还要和别人合成一条流水线。每个人的动作要对得上别人的动作,个人的时间要接进整体的时间。
这一样的结果是:整体能做到的,远远超过每个人加起来。一支训练过的队伍和一群一样多的人,完全是两回事。
这一点要老实说清楚,因为它是规训最值得敬重的一面:它确实造出了本事。一支能列队的军队,一条能出活的流水线,一个能在四十分钟里让四十个孩子都学会同一件事的课堂——都是规训的成果。
福柯自己反复说这句话:规训不只是压,它还生产。
这一条要请读者记住,因为它是读这一编不走偏的关键。一个人反对规训反到最后,会发现自己反掉的是「学会一件事」本身。练是必要的。这本书要问的从来不是「该不该练」,是「练法是谁定的,能不能被改」。
本系列的洛克卷讲过一个说法:心灵像一块白板,经验在上面盖章。
乍看和这一章很像:都是「人被外面的东西写出来的」。可是两者差得很远,分界必须划清楚。
白板加盖章,讲的是一样东西被印上了痕迹:印之前是空白,印之后有了内容。印的动作是一次性的,被印的那一面是被动的。
规训不是盖章。它是练:一天一天,一遍一遍,身体在动,手在改,动作在被纠正。练出来的东西不是印上去的内容,是一种本事——它长在肌肉里,长在习惯里,不用想就会做。
分界一句话:盖章造出的是内容,练造出的是本事;被盖的那一面不动,被练的那个人一直在动。
这个分别也能解释一件事:为什么一个人可以一边恨一套训练,一边离不开它。你恨一张盖在身上的章,恨得干净;你没法恨自己练出来的手艺——那已经是你的一部分了。
这个分别很要紧,因为本书全部的判词都压在「他动了没有」上。一个被盖章的人当然不能改字帖——他连动都没动。一个被练的人一直在动手,所以才谈得上:他的动作,是描红,还是改字帖?
这一章是全书判决三最实的一批材料。
土:院墙、座次、钟点、器械、教材、考核表。全是硬的。
路:一级一级的练习次序。而且这条路是被设计好的——这是关键。
形状:一个有本事的人。会写字的孩子,会列队的士兵,会操作机器的工人。
回写:有,而且很清楚。练出来的本事会回头改动这个人:他的手,他的习惯,他看世界的方式。一个练了十年书法的人,看到一张字会先看笔画;一个当了二十年会计的人,看到一张单据会先找数字。
问题只有一个:这回写的方向,是回到这个人自己身上,还是也回到那套办法上?
一个孩子把字练好了,字帖没变。一个工人把动作练熟了,工序没变。一个学生把题刷熟了,考纲没变。
这就是描红:人一直在动手,动手的结果全部沉回到自己身上,让同一张字帖更结实。
这一章还没写到「有没有可能改字帖」。第 31 章那座塔之后,第 34 章要结这笔账。
规训在今天不叫规训,它叫「培养」「训练」「习惯养成」「流程」。
这一章不是要人反对这些。一个孩子要学会写字,一个新人要学会做事,一个团队要有流程——这些都得练。
要留心的只有三处。
第一,看有没有留出空白。第 28 章说过:全被排满的一天,等于没有可以下笔的地方。
第二,看练的是本事还是姿势。练本事的,练到后来人会自己用;练姿势的,练到后来人只会照做。一个孩子把作文写成了固定的模板,一个员工把汇报写成了固定的句式——练的是姿势。分辨的办法很简单:换一个场合,他还会不会?
第三,看有没有一处可以回头改这套练法。这是本书一直在说的那件事。一个师傅带徒弟,三年之后徒弟说「师傅,这一步我试了另一种做法,更快」,师傅愿不愿意听,愿不愿意改下一个徒弟的教法——这一处,决定了这套练法是活的还是死的。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找一件你带着别人做的事(带孩子,带新人,带徒弟),问被带的那个人一句:这套做法里,哪一步你觉得最没道理?然后认真听完,改一步。
「改一步」是认真的。只听不改,下次他就不说了——这一问问过两轮,被带的人就会明白它是真的还是客气。一套练法是不是活的,两轮就试得出来。
小账
谁在执笔:一整套练法——地方、钟点、次序、编排;被练的人一直在动手,可他动的是自己的手。
描红还是改字帖:描红的样板。练出来的一切都沉回到这个人身上,那张字帖一动不动。
带走的话:规训连「你怎样一步一步长起来」都替你安排好了;判断一套练法是活是死,看它有没有一处能被练的人回头改一改。
这一章讲一件所有中国读者都太熟悉的事:考试。
福柯说,考试是规训里最要紧的一样东西。它不只是测一测你会不会,它是一台把人做成材料的机器。
他的说法大意是:考试把「看」和「判」合在了一起——一边把人放在一个能被看清楚的位置上,一边用一把尺子判定他。
这一章分三层讲:看,判,写。最要紧的是第三层。
考试的第一件事,是让一个人变得可见。
平时,一个学生会多少、懂多少,是模糊的。考试把这份模糊变成了一个确定的样子:同一时间,同一张卷,同一套评分。每个人被放在同样的光照下。
请注意这里的反转。在旧的权力那里,显眼的是权力本身:国王出巡,旌旗招展,刑场上的仪式(第 28 章)。被管的人躲在暗处。
考试反了过来:出题的人不用露面,答题的人必须全部露出来。监考的人在走廊里走,出卷的人你一辈子也见不到。
这一条是这一编的骨架,下一章那座塔会把它推到极致。
这个反转还有一个后果,今天的人体会很深:出题的人不用为结果负责,答题的人要为结果负一辈子的责。一次考试考砸了,跟着的是这个人;题目出得不好,多半没有人追究。
第二件事,是判。
判不是简单的对错。福柯用了一个很准的说法:规训的判,是把人放在一条线上,看他离「正常」有多远。
这句话怎么理解?
考一次试,你得到的不是「会」或者「不会」,是一个分数;分数放进全班的分布里,成了一个位置;位置再放进全年级、全区、全省。于是每个人都有了一个「偏离中间多远」的读数。
好的那一头是标杆,中间是「正常」,另一头要被补课、被谈话、被提醒。
这里出现了本编最要紧的一个词:正常。
第三编讲过「正常」这条线在医学里怎样被画出来(第 18 章,康吉莱姆那本讲正常与病态的书)。到这里,这条线换了地方:从医院搬进了学校、军营、工厂。它不再只判定一个人有病没病,它判定一个人跟不跟得上、合不合格、像不像样。
本系列一百三十年卷说福柯「改判了正常」,最实的材料就在这两处。
从此,「合格」不再是一条固定的线,而是和别人比出来的一个位置。这一点,今天的家长都明白:孩子考了八十五分,是好是坏?要看别人考了多少。
福柯把这叫作正常化的判定。它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不需要禁止什么,也不需要惩罚谁。它只要不断地测、不断地排,每个人就会自己往中间靠,或者自己往上够。
第三件事,最要紧:考试留下字。
一次考试会留下什么?一个分数,一个名次,一份卷子,一行记录。这些东西进档案,跟着人走:从小学到中学,从简历到系统。
福柯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大意是:考试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个「案例」。
「案例」这个词,从前是给病人用的(第 18 章)。在这里,它成了每个人的命运:一个人被写成一份可以比较、可以归档、可以调出来的材料。
这一步之后,几件事跟着发生:
第一,人可以被比较了。两个活生生的人没法比,两份材料可以。
第二,人可以被计算了。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排名,增长幅度。
第三,人被固定住了。三年前的一次失手,写在纸上,会被三年后的人读到。
第四,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条:被写下来的那几栏,会变成人努力的方向。档案里记分数和名次,人就往分数和名次上使劲;记竞赛获奖,人就往竞赛上使劲。写什么,人就长成什么。
这一条今天有一个更普遍的版本:一样东西一旦被计量、被排名、被公开,它就会挤掉那些没有被计量的事。
第 2 章说过,福柯自己就是从这样的考场里长起来的:高师的入学考,两次教师资格考。他写这一节的时候,写的不只是别人。
中国读者读到这里,会立刻想到科举。要作旁证,也要守住纪律。
先说像的地方。科举也是把人放在同一套题、同一套评卷之下;也留下名次和记录;也让「读书—考试—授官」成了一条被安排好的路(第 29 章说的第三样);也让无数人自己按着那条路改造自己。糊名、誊录这些做法,用意和今天的密封线、统一评卷一样:让评判显得只对材料,不对人。
再说不像的地方,这更要紧。科举主要是一道选拔的闸门:过了就换了身份,没过就再来一次。它并不管一个人每天几点起床、怎样坐、怎样握笔——那些事归家塾和书院,不归科举。福柯讲的规训,是一整套天天在你身上运转的工序,考试只是其中一环。
所以只能作旁证,不能混为一谈:一个是闸门,一个是流水线。
还有一处不像,也要写清楚:科举考的是写文章、是对经典的理解和判断,考官评的是整篇文字;福柯讲的那套考试,追求的是把一个人拆成若干可比的项目、逐项打分。前者难评而整体,后者好评而零碎。两边各有各的病:前者容易凭印象,后者容易把人拆碎。
不过有一件事值得记:一道闸门如果足够重,它会回头改造闸门外的一切。为了这道闸门,读什么书、怎么读、几岁开蒙、写什么样的文章,全被规定了。闸门本身不管日常,可它会让整个社会自己把日常安排成备考的样子。这一点,今天的中国家庭比谁都懂。
也正因为这样,今天中国的情况是两样叠在一起:一道很重的闸门,加上一整套从学校到家里的流水线。闸门在几百年前就有了,流水线是这一百多年从西方学来的。两样叠加,压强比福柯写的那一套更大。这是读这一编时,中国读者要带着的一点自觉。
这一章写到这里,容易被读成对考试的控诉。要把公道还足。
考试解决了一个很硬的问题:怎样在陌生人之间分配机会。
一个村子里,谁能干、谁老实,大家都知道,不需要考试。一旦人多起来、彼此不认识,就必须有一个大家都认的凭据。没有它,靠什么?靠推荐,靠关系,靠出身。这三样的滋味,中国人比谁都清楚。
所以考试不是一样可以简单拿掉的东西。它是一道闸门,也是一道保护:一个农村孩子能凭一张卷子进城,靠的正是这套冷冰冰的、不认人的办法。
本书的判断因此是有分寸的:这台机器要留,可它不该是唯一的一把尺子,也不该管到它管不了的地方。它能量出会不会做题,量不出一个人靠不靠得住、愿不愿意帮人、能不能在一件事上坐三年。当它成了唯一的尺子,那些量不出来的东西,就会被当成不存在。
用这套书的词看,考试是一台把形状变成材料的机器。
土:考纲,考场,评分标准,分数线,档案系统。
路:一级一级考上去的次序。
形状:一个有分数、有名次、有档案的人。
回写在这里有两个方向,要分清楚。
第一个方向:回到人身上。知道自己排第几,人会改变自己:更用功,或者放弃;选这一科,或者躲开那一科。这一条很强,强到能改一个人的一生。
第二个方向:回到那套办法上。考试的结果,会不会改动考纲、评分标准、这套排名本身?
有时候会。一次大规模的考试之后,出题的人会调整难度;很多人都答错了同一道题,题目可能被换掉。
可是请看清楚这条回写是谁在做:是出题的人在做,不是答题的人。答题的人提供数据,出题的人根据数据改进这台机器。
一台机器根据被它测量的人来改进自己,这仍然是同一台机器。
要改动这台机器,得有一样别的东西:一个答题的人能把「这道题出得不对」说到有人必须回应的地方(第 25 章那一节说的位置)。今天有些地方有这样的口子——考后的复核、评分的申诉、课程的评教。这些口子有没有真的通着,是判断一套评价制度活不活的关键。
这就是判决三:被造的人接过了笔(他自己使劲、自己调整、自己改造自己),可是那支笔只准描红。
这一章最实用的一段,是分清那两个回写的方向。
一个孩子考砸了。家长通常做两件事:让他多做题(第一个方向),或者换一个辅导班(还是第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是什么?是问:这张卷子要考的东西,和这孩子要学会的东西,是不是同一样?这门课的评价方式,有没有一处可以商量?
多数时候,第二个方向确实动不了。考纲是考纲,制度是制度。可是「动不了整套」不等于「一处都动不了」:
一位老师可以在班里加一项不计分的东西——每月一次的自由写作,不打分,只写评语。
一个家长可以在家里加一栏:期末除了看分数,还一起回顾「今年你自己觉得最有长进的一件事」。
一个部门可以在绩效之外,留一个「这季度我做的、表格里体现不出来的一件事」的栏目。
这些做法都不能改考纲。它们做的是另一件事:在那套唯一的尺子旁边,再放一把自己的尺子。
第 15 章说过那个小办法:一页正式表格,一页别的记录。这里是同一件事。有两把尺子的人,不容易被一把尺子整个盖住。
要说清楚:第二把尺子不是用来自我安慰的。它要具体,要有事实,要能说给别人听。「今年他把班里的图书角管得很好,没有一本书丢」——这是一把尺子。「他其实是个好孩子」——这不是尺子,是一句心疼。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给你自己,或者给你家孩子,写下一件「今年做成了、但任何表格上都看不出来」的事。写在纸上,贴起来。
小账
谁在执笔:一张考卷,和它背后那套评分、排名、存档的办法。
描红还是改字帖:描红。答题的人一直在动手,动的结果沉回自己身上;改动这台机器的,是出题的人。
带走的话:考试把一个人写成了一份可以比较、可以归档的材料;在那把唯一的尺子旁边,值得再放一把自己的尺子。
十八世纪末,英国的一位思想家画了一张监狱的图纸。
样子是这样的:中间一座塔,四周一圈环形的建筑,分成一间一间囚室。每间囚室有两扇窗,一扇朝外采光,一扇朝里对着塔。光从外面穿过来,囚室里的人成了一个清清楚楚的剪影。
塔里的人可以看见每一间囚室里发生的一切。囚室里的人看不见塔——塔上有百叶窗、有隔板、有折角的走道,里面有没有人,什么时候有人,看不出来。
这个设计有一个名字,福柯用它做了整本书最有名的一章。
很多人读到这里,理解成:这是一座能把所有人都看住的监狱。
这理解漏了最要紧的一层。
这个设计的要害是:塔里有没有人,其实无所谓。
因为囚室里的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看着,所以他必须假定自己一直被看着。假定久了,他就自己管住了自己:不该做的事不做,该做的事按时做——哪怕塔是空的。
福柯的说法大意是:权力在这里变得可见,又无从确知。可见,是因为那座塔一直在那儿;无从确知,是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此刻有没有人在看。
于是权力省了力气。不需要看守一个一个盯着,不需要打人,甚至不需要塔里真的有人。被看的人自己接过了看的活。
福柯还看见了这个设计的另一面,这一面今天更要紧:这座塔也在看塔里的人。按设计者的想法,塔是开放的:上级可以随时来查,公众可以来参观——看守自己也在被看。整套东西里没有一个真正站在外面的人,每个人都在某一处被另一处看着。
这解释了今天很多人的疲惫:主管盯着员工,主管也被他的主管盯着看板;老师盯着学生,老师自己也在被评估、被打分、被排名。没有人是那个在塔里悠闲地看着别人的人。
本系列的一百三十年卷说过一句话:福柯写的回写最狠——被造的人自己接过了那支笔。
指的就是这一处。
请把它放在这套书的框架里看,才知道它有多要紧。
发现学的世界里,人是被动的:被塑造,被决定,被影响。福柯在这里写了一件完全不同的事:被造出来的人自己动手,自己造自己。这一步,比一切「环境决定人」的说法都深一层。
一个被塑造的人,停下外力就停下了。一个自己动手的人,外力撤了,他还在做。塔空了,他照旧坐得笔直。
这是真正的回写: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让整套安排更结实、更省力、更不需要人看着。
他看见了回写。他看见的是最厉害的一种回写。
这句话本书说得很重,因为它是对福柯最高的一处肯定。整个二十世纪讲「人被环境塑造」的书很多,讲到「被塑造的人自己接手、替塑造者把活干完」的,极少。他看见的不是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共同施工的人。
既然这是回写,为什么本书还要说他停在了半路?
因为要看这支笔能写什么。
囚室里那个人接过了笔。他用这支笔做的事,是把自己写得更符合要求:更规矩,更准时,更没有可疑之处。他写得越好,这套办法就越成功;他的每一分努力,都在加固那张字帖。
他不能用这支笔做的事是:改囚室的格局,改塔的位置,改「什么算可疑」的标准,改谁有资格坐在塔里。
同一支笔,一种用法叫描红,另一种用法叫改字帖。福柯写足了第一种,几乎没有写第二种。
也要补一句公道话:在那份图纸里,确实没有给第二种用法留任何位置——那是一份为了最省力地管住人而画的图。所以真要问,不能只问他为什么不写;要问的是另一件事:现实里的人,是不是真的只剩下第一种用法?下一节就去查。
这就是判决三,也是全书判词的后半句落地最实的一处:不许这张脸回头改一改沙滩。
按本书的规矩,要问一句反向的问题:现实里,被这样看着的人,真的一处也没有改过吗?
不是。
被监视的人会找摄像头的死角,会摸清巡查的钟点,会在被看和不被看之间找出缝隙。这些事,任何在这种地方待过的人都知道。
更要紧的是另一类:有些人不只是钻缝,他们把这件事说了出去,说到有人不得不回应。监狱里的人写信给家属,家属找记者,记者写报道,于是某一条规定被改了。第 7 章那叠问卷,做的正是这件事。
被看的人不是只能自己看住自己,他也可能回头改动那座塔的规矩。只是这条路要难得多:它需要一个把话递出去的口子,需要外面有人接住,需要一个必须回应的位置。
福柯写了钻缝——他知道被管的人会耍花样。他很少写第二类。
原因第 9 章说过:他的材料是管理者的档案。一个人钻缝,档案会记(因为要对付它);一个人把事情捅出去、逼着改了一条规矩,档案多半记成「某年某月修订章程」,不会写是谁逼的。
这是一条很要紧的方法上的提醒:改动一旦成功,往往就抹掉了改动者的名字。一条被改掉的规定,在纸面上只是一次「修订」。所以查一条规矩的来历(第 27 章那四步),最后要多问一句:这一次修订,是谁逼出来的?
这里要说一句公道话,也要清一个常见的误会。
这座塔在历史上几乎没有被完整地造出来过。它是一份被反复讨论、部分被模仿、却从未被真正实现的设计。有史学家因此批评福柯:你用一个没建成的东西,来概括一个时代。
他选它,是因为它是一份把做法写得最明白的图纸。真实的监狱总是混乱的、将就的、半成品的;一份图纸却把想法说得干干净净:让被看的人不知道何时被看,于是他自己看住自己。
这是他一贯的做法(第 21 章说过):拿一样把结构显得最清楚的东西当切片。切片不等于全貌——这一条,读者要一直记着。
这一章今天读起来,比福柯写它的时候更刺人。
那时候,塔是一座建筑。今天,塔不需要建筑了。
手机上的定位,工作群里的在线状态,打车软件里司机的接单率,外卖骑手头上那块表,课堂里的摄像头,办公软件上「已读」两个字。
这些东西和塔有一个共同点:你不知道此刻谁在看,所以你假定一直有人在看。
可是今天的塔比那座塔多了一样东西,福柯没有写到。前言里提过一句,这里说明白:
今天的塔不只看你,它还替你排选项。
那座老塔只是看。今天的系统看完之后会动手:给你推荐这几条内容,把这几个人的消息排在前面,给这个骑手派这条路线,给这个学生推这套题。它不禁止你选别的,它只是让别的很难被看见。
从「看住你」到「替你排好」,这是一次很大的变化。第十一编会专门讲。这里先记住一句:老塔让你自己管住自己,新塔让你以为一切都是自己挑的。
两者的难处不一样。老塔的难处是压抑:你知道自己在被看着,心里不舒服。新塔的难处是看不见:你觉得很舒服,因为什么都合你的口味——而合你口味的那些东西,是被算出来的。
不舒服还能反抗,太舒服就很难。
土:一座建筑的格局;今天是一套系统的设置。
路:不断被看,不断自我检查,慢慢变成习惯。
形状:一个不用人盯着也会自己坐好的人。
回写:有,而且是全书最强的一次——但方向是加固。
这一章还有一个很值得记的地方,关系到第 21 章那幅画。
那幅画里,最要紧的位置空着(画外那个位置),画里所有人都在看它。这座塔里,最要紧的位置也空着——塔里可以没有人。
两处的空位不一样。画里的空位,是一个还没有人坐进去的位置;塔里的空位,是一个不需要有人坐的位置。
从「还没有人坐」到「不需要有人坐」,中间隔着这一编。这也是本书对这一编的一句总结:规训的最高成就,是让执笔的手空出来,而字照样被写下去。
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用,当作一个提醒:如果你发现一件事「没有人要求,可我就是停不下来」——每晚十一点还在刷工作群,休息日不做点什么就心慌——那多半不是你的性格,是那座塔已经装在你心里,而且运转得很好。
这一章可以直接用在家里。
一个孩子写作业,家长坐在旁边。后来家长不坐了,装了一个摄像头。再后来摄像头不看了,孩子自己也不敢起来喝水——因为他不知道妈妈会不会突然看一眼。
这就是那座塔,装在了自己家里。
要说清楚:看着孩子写作业并不是罪过,很多家庭确实需要。要留心的是那个变化:从「有人陪着」变成「随时可能被查」。前者是托,后者是塔。
分辨的办法很简单:有人陪着的时候,孩子会抬头说话;随时可能被查的时候,孩子会先看一眼门口。
大人身上也一样。一个人下班后还不停看工作群,不是因为有人要求,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找。塔已经装在他心里了。
能做的事有两件,都很小。
第一件,给塔一个开关。约好一个时间段:这段时间不看,不查,不问。哪怕只有一小时。有开关的塔,和没有开关的塔,是两种东西。
第二件,让塔里的人露面。如果你是那个看的人(家长,主管),就明说:我什么时候看,看什么,为什么看。看得见的看,比看不见的看,轻得多。福柯说那座塔的厉害在于「可见而不可确知」;把「不可确知」去掉,它就没那么重了。
这一条在公司里尤其值钱。一个主管如果从不说自己看什么,团队就会去猜——而人猜的时候总往最坏处猜,于是每个人都在防守,谁也不敢试错。明说「我看这三样,别的我不管」,等于把其余的地方还给了人。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如果你是那个在看的人,今天告诉对方一次——我一周看两次,周三和周五,看这两样。如果你是那个被看的人,试着问一次:你一般什么时候看?
这两句话都不容易说出口。说出口的人会发现一件事:看的人也松了一口气。很多家长、很多主管其实也被那座塔压着——他们觉得自己必须随时看着,否则就是失职。把时间定下来,两边都从「随时」里出来了。
小账
谁在执笔:塔里可以没有人;执笔的是囚室里那个自己看住自己的人。
描红还是改字帖:描红,而且是最省力、最彻底的一次——他把自己写得越合格,那张字帖越结实。
带走的话:这座塔最厉害的地方,是塔里可以没有人;而今天的塔不只看你,它还替你把选项排好。
监狱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被批评。
批评的话两百年没怎么变:它不能让人改好,出来的人容易再犯;它把初犯和惯犯关在一起,等于办了一所学校;它让人出狱后找不到工作,只能回头;它让一家人跟着受罪。
批评之后是改革:改建筑,改作息,加教育,加劳动,加职业培训,加心理辅导。改完再批评,批评完再改。
福柯说,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监狱刚办起来没几年,批评它的话就都齐了;而每一次批评带来的都是同一种回应——不是取消它,是把它做得更细。一件事被批评了两百年而只是越做越细,这件事本身就该被当成材料来看。
两百年过去,监狱还在,而且比从前更多、更大、更严密。
福柯问了一个很怪的问题:一件被说失败了两百年的事,为什么一直没有被取消?
他的回答是这本书里最锋利的一句:也许它并没有失败;也许它做的正是它被要求做的事——只是这件事,和写在纸上的那件不是同一件。
这个问法可以拿去用在很多地方。一项政策年年被说没效果,年年加码;一套报表谁都说没用,年年照填;一种会议人人抱怨,一次也没少开。遇到这种事,值得换一个问法:它没做成写在纸上的那件事;那它做成了什么?
答案常常很实在:它让责任有了落点,让某一批人的工作有了内容,让上面有了可以看的东西。这些用处不写在文件上,可它们是真的。
监狱没有做成「让人改好」。那它做成了什么?
福柯的回答是:它造出了一类人。
在监狱这套办法出现之前,有偷东西的人、打架的人、杀人的人——有行为,有案子。监狱和它配套的那一整套东西(审判、记录、档案、假释、警察的监控、出狱后的登记)造出了另一样东西:一个「犯罪者」的身份。
这个身份有几个特点:
它是一个人的属性,不是一次行为。不是「他偷了一次」,是「他是个贼」。
它有一份档案,跟着人走。出狱以后,这份档案还在,还会被调出来。
它自己会延续:有了这个身份,工作难找,住处难租,熟人都知道,剩下的圈子多半是同类。于是再犯的概率变高,再犯又证明了这个身份是对的。
一个类别造出了它所描述的那类人。这是他最狠的一个判断,也是这本书最难被驳倒的一处。
他还注意到一件事:这一类人是被「管理」的,不是被消灭的。警察知道谁是谁,档案里有记录,有些人甚至被用来做线人。一批被标记、被盯住、登记在册的人,比一批谁也不认识的人更好管。
再往下一层问:这一类人被造出来,对谁有用?
福柯的说法大意是:把违法这件事集中在一小批被标记的人身上,是有用处的。它让「违法」变成一个可以指认、可以监视、可以管理的东西;它让其他人觉得自己和这些人不一样,从而更乖;它还给了一套理由,让警察和监控可以进到很多地方去。
要注意分寸。他不是说有一个阴谋家设计了这一切。第 13 章说过,他常常拒绝给出一个主语。他说的是:这套办法的运转结果是这样,而结果一旦有用,它就会被留下来。
这是一种很难学、也很值得学的思路。人习惯问「谁干的」,因为找到人就有地方生气。可是很多让所有人都不舒服的安排,真的没有作者——它是许多按理办事的人合起来的结果。没有作者,不等于没有责任;只是责任散在很多道工序上,要一道一道去找。
这是很硬的一句话:一件事被留下来,不是因为它达成了写在纸上的目的,是因为它做成的那件没写在纸上的事,有人用得着。
这本书的最后部分,福柯写了一个具体的地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办的一所少年犯教养所。
那里不是监狱,是一所「农业教养所」。孩子们按家庭编组,每组有「大哥」和「家长」;每天干农活,有学习,有祷告,作息排得很细;表现好可以升级,表现差要被降。
福柯说,这个地方值得记住,因为它把好几套东西合在了一起:家庭的样子,学校的样子,军队的样子,工厂的样子,修道院的样子。孩子在里面被看、被评、被记录,一直到成年。
它的要紧之处在于:这套做法不是为「犯人」发明的,它是把学校、军营、工厂里那套办法,用到了这些孩子身上。
反过来说也成立:监狱里的办法,和学校、工厂、军营里的办法,是同一套东西的不同浓度。
这就是第 22 章那个查法的又一次使用:几个互不相干的地方,用上了同一套做法,底下就有一层共同的土。
按规矩,把质疑写出来。
第一条质疑:这套说法容易被读成「监狱是有意造出犯人的」。这不是福柯的原意,可他的写法确实容易让人这样读。他的句子太有力,读者容易把「结果」读成「意图」。
第二条质疑:现实里,监狱也确实关住了一些必须被关住的人。一个连环伤人者被关起来,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这一层,这本书里几乎不写。第 19 章说过同一件事:他很少写「好起来」,也很少写「拦住了什么」。
第三条质疑:各国差别很大。有的国家的监狱确实在做很实在的职业训练和心理支持,出狱后的再犯率明显低一些。一套做法在不同的土里,长出来的不是同一样东西。这一条,福柯这本书里没有位置。
这一条对读者最实用。它提醒人:看见一套做法的通病,不等于可以不看它在这一处的具体情况。同一种考试制度,在两所学校里可以是两种东西;同一套绩效办法,换一个主管就完全不同。福柯给的是通病的解剖图;具体这一处是好是坏,要自己去看。
写下这三条,不是要抵消他的判断。他那个判断——一个类别会造出它所描述的那类人——今天在很多地方仍然成立。写下来,是为了不让这把刀被当成药方(第 16 章那句)。
这本书最后还有一个说法,今天听起来比当年更准。
福柯说:监狱这套办法并不待在监狱里。它的样子——分格,钟点,记录,分级,观察,评定——散到了别处:学校,工厂,军营,医院,福利机构。他用了一个很大的说法,大意是:整个社会像是被一串这样的岛屿连了起来。
今天再看,这个说法还要往前推一步:这套办法已经不需要墙了。
考勤不需要门禁,手机就够;观察不需要走廊,后台数据就够;分级不需要档案室,一个信用分、一个等级、一个标签就够;连「刑满」也不需要——一条记录在网上,可以跟一个人很多年。
福柯写的是砖墙时代的监狱。今天的版本更轻、更看不见,也更难脱身。这一条留给第十一编。
用这套书的词看,这一章讲的是一次非常完整的回写,而且是加固型的。
土:监狱,档案,警察的监控,出狱后的登记,社会上的看法。
路:判决,服刑,出狱,找不到工作,回到同类的圈子,再犯,再进来。
形状:「犯罪者」这个身份。
回写:这个身份一旦形成,会回头加固那片土——它证明了监狱必要,证明了监控必要,证明了这一类人确实存在。
这是本书说的「描红」的最大一号版本:一个类别被造出来,被造进这个类别的人用自己的一生,把这个类别描得越来越像真的。
请注意这里的悲凉之处:描红的人往往不是自愿的。他不是在配合,他是在别无选择地活着——找不到工作,租不到房,只剩下同类的圈子。一个人越是努力活下去,越是把那个类别坐实。这是全书最不忍心的一处材料。
那么,改字帖在哪里?
在几处很小的地方:一个人出狱后没有再进来,因为有人给了他一份工作;一条规定被改了,因为有人把里面的情况说了出去;一个词被换掉了——有些地方不再用「刑满释放人员」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个词本身就在加固那个身份。
改一个词,有时候就是改字帖的第一步。这不是修辞。一个词决定了一个人被怎样称呼、被怎样记录、在填表时落进哪一栏。
这样的改动,历史上不少:一些文书里的旧称谓被换成更中性的说法;教育和医疗里带贬义的旧词被弃用;有的地方不再在录用表上问某一类记录。每一次换词的背后,多半有一群被那个词罩着的人在推。
「一个类别造出了它所描述的那类人」——这句话在学校里、在家里,每天都在发生。
一个孩子被定成「差生」。老师提问少叫他,同学分组不选他,家长叹气,他自己也认了。半年以后,他真的成了那个样子。类别造出了它描述的人。
一个员工被认定「不靠谱」。重要的活不给他,给的都是边角料;边角料做得再好也没人看见;两年后,他确实什么也拿不出手。
一个人在家里被叫作「不会来事的那个」。亲戚聚会没人指望他张罗,他也就不张罗了。
反过来,好的类别也在造人。一个孩子被认定「有责任心」,老师交给他的事更多,他做得更多,也更像那样的人。这一条不是安慰:它说明类别本身是中性的工具,要紧的是谁在用它、用在谁身上、用了以后有没有出口。
这些事的共同点是:标签先来,事实后到。
能做的事有三件。
第一件,别在有档案的地方下定语。评语、系统、群里的公开发言,一句「他就是这样的人」会跟着人走很久。要说,就说具体的事:这次他迟到了三次,而不是「他没有时间观念」。
第二件,给类别留出口。一个班里的分组、一个部门的分工,隔一段时间打散重来一次(第 21 章说的「先动轮次」)。类别最怕的是被打散。
第三件,换词。不说「差生」,说「这学期数学还没跟上」;不说「问题员工」,说「这个项目他做得吃力」。前一种是身份,后一种是一件正在发生的事。第 27 章说过:一件事可以被修改,一个真相不行。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想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人,被你在心里定了型。找出一件具体的、和那个定型不一样的事,记下来。只记一件,就够松动一点。
也可以对自己做一次。多数人心里都有一句关于自己的定型:我不是读书的料,我不会说话,我做不成事。用同样的办法:找出一件和它不符的具体的事,写下来。一件就够——一个定型只要有一个反例被认真记住,它就不再是铁板一块。
小账
谁在执笔:一整套东西合起来——判决,档案,监控,登记,还有旁人的眼光;被写的人用自己的一生把这个身份描实。
描红还是改字帖:最大一号的描红。改字帖的口子在几处很小的地方:一份工作,一条被改掉的规定,一个被换掉的词。
带走的话:一个类别会造出它所描述的那类人;要松动它,从换掉那个词开始。
问一句:权力在谁手里?
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在上面那些人手里。在领导手里,在老板手里,在有钱人手里,在制度手里。
这个想法里有一个画面:权力像一样东西,可以被持有、被拿走、被夺过来。谁拿到它,谁就能压别人。
福柯说:这个画面不对,至少很不够。
这一章讲他换上来的那个想法。它是判决二打开的那一面,也是他影响最大、被误用最多的一处。
他的第一句话是:权力不是被谁持有的,它是被行使出来的。
举个例子。一个班主任和一个学生之间有权力关系:她可以排座位,可以给评语,可以叫家长。这不是因为她口袋里揣着一样叫权力的东西,是因为有一整套安排——课程表、评价表、家校联系的方式——让她站在了那个位置上。
把她换成另一个人,同样的关系还在。把这一套安排撤掉,她口袋里也拿不出任何东西。
再看另一面:这个学生对班主任也不是完全没有力。他可以不交作业,可以在课上不吭声,可以让家长打电话去问,可以和同学一起消极对待某件事。这些都是力,只是小得多、也不体面。
福柯说,权力是这样一张网:它到处都有,在最小的关系里也有;它不是从上往下一条线,是无数条线交织着。
他还有一个很出名的说法:他要研究权力的「微观物理学」——不是研究国王和国家,是研究那些最小、最具体的做法:怎样排队,怎样填表,怎样打分,谁先说话。
这个转向在实际做事的时候极有用。开会时谁最后发言,群里谁的消息大家必答,家里谁决定电视放什么,谁的时间被默认可以被占用——这些小事加起来,比任何一份组织架构图都更能说明一个地方的真实关系。
这是他最重要的一句,也是全书反复要用的一句。
旧的想法里,权力是压制的:它禁止、它取缔、它说不。
福柯说:如果权力只会说不,人们不会服它那么久。真正让它运转下去的,是它还会给:
它造出本事。第 29 章说过:会写字的孩子,会列队的士兵,会操作机器的工人——都是被练出来的。
它造出身份。第 32 章说过:「犯罪者」这个身份是被造出来的;同样,「优等生」「骨干」「专家」也是。
它造出知识。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都是在管人的过程中长出来的学问。
它甚至造出快感和欲望。这一条要到第六编讲「性」的时候才展开。
一句话:权力不只是拿走,它还给;正因为它给,人才离不开它。
这一句也解释了一个常见的困惑:为什么很多被压得很苦的人,反而最维护那套东西。不是他们糊涂。是那套东西给过他们一样别处拿不到的东西——一个身份,一份本事,一条路。要一个人反对它,等于要他否认自己这些年挣来的一切。
这一条今天太有用了。一个人被一套考核压得很累,可是这套考核也给了他一份履历、一个头衔、一套别人认得的本事。他恨它,也靠它。恨和靠同时存在,才是大多数人的真实处境。
看清这一点,很多争论就不必吵了。一个人抱怨考试制度,另一个人说「那你考上大学不是靠它?」——两句话都对。这套东西压着他,也托着他。判断一套安排,不是问它好不好,是问它压的那一部分和托的那一部分,各自落在谁身上、各有多少。
还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大意是: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反抗不在权力外面。
前半句好懂。后半句要紧:反抗不是从外面来的,它就在这张网里面。
这话有两层。
积极的一层:既然权力不是一块铁板,是无数条关系,那么每一处关系里都有可以使力的地方。不必等到一场大变革,每一处都可以动一动。
消极的一层,也是本书要算的账:如果反抗本来就在网里面,那么反抗常常会被这张网吸收——变成新的一环。
举个例子。学生抱怨作业太多,学校于是做了一份「作业量调查问卷」,要求每个班每周填报。抱怨被接住了,也被变成了一项新的填报工作。
福柯写这一类事写得很多。他的笔调常常让读者觉得:无论怎么动,最后都会被吸收进去。
现在到了本书对这一章的判断。先说他打开的:
他把权力从「谁手里」挪到了「关系里」,还写出了它会造。这是极大的一步。它让普通人第一次看清:压着自己的,常常不是某一个坏人,是一整套谁也没设计过的安排。
再说他关上的:
他给每一种权力都查了出生日期,唯独没给「权力」本身查。
君主的那一种,他查了:什么时候的,为什么后来不行了。规训的那一种,他查了:哪几百年长出来的,在哪些地方先用起来的。下一编要讲的那一种(管人口、管生命的那一种),他也查了。
可是「权力关系无所不在」这一句,在他笔下是没有日期的。它从不诞生,也不消失。它变换形式,它转移,它在每一处关系里。
这就是判决二:没有生日的权力。
一个查了一辈子出生证的人,在他自己最核心的那个词上,没有查。
因为一样没有生日的东西,就没有地方可以下手。
这句话要说清楚。福柯当然主张具体地反抗:反对这一条规定,这一所监狱,这一种做法。可是当读者读完他的书,最强的一个印象常常是:无论走到哪里,都在权力关系里。
于是有两个后果。
第一个后果,虚无。既然到处都是权力,那么反抗也是权力,改良也是权力,一切都一样。这是他被误用得最多的地方——第 11 章说过那两种用法:松绑,还是拆台。
第二个后果,更细一点:分不出好坏。哪一种关系是必要的,哪一种该被反对?一个师傅教徒弟,一个医生治病人,一个母亲管孩子——这些都是不对等的关系,都有力在里面。它们和一所把人关起来的监狱,是不是同一类东西?
福柯自己晚年做过区分。他说过一句很要紧的话,大意是:权力关系本身不是坏东西,要提防的是它被冻住、只能朝一个方向走的时候。(一九八四年一月的访谈)
冻住。这个词值得记住。这是他给出的唯一一把尺子,而且它离发生学很近:一种关系如果还能变、还能被商量、还有反向的可能,它就是活的;如果它被固定下来,一方永远在那一头,另一方永远在这一头,那就是被冻住了。
这句话是他最后几年说的。它是不是能顶得起判决五那一栏的空缺,第 49 章会专门去查。
读者容易把这一章和另外两套熟悉的说法混起来,这里划一下界。
和「谁掌握生产资料谁就有权力」那一套。那一套讲的是所有权和阶级,很硬,很有解释力。福柯不否认它,他做的是另一层:就算所有权不变,学校里怎样排座、医院里怎样查房、工厂里怎样计时,这些做法本身也在造人。两套不是一回事,也不冲突——一个讲谁占着什么,一个讲人被怎样做出来。
和「一切都是官僚制」那一套。讲现代社会理性化、官僚化的那一路,说的是规则越来越细、人越来越像机器上的零件。这一路和福柯很近,差别在于:那一路把这看成一种无奈的宿命(一个越造越牢的铁笼子),福柯把它拆成了一件一件可以查出生日期的做法。
能查出生日期的东西,比一个笼子好对付。这是本书选福柯做主角的理由之一。
用这套书的词看:
土:无数条具体的关系,加上让这些关系站得住的那些安排。
路:这些关系一天一天的运转。
形状:本事,身份,知识,快感——他说权力造出来的那些东西。
回写:造出来的东西会回头加固这张网。他写到了。
缺的还是同一样:造出来的东西,有没有回头改动这张网本身?
发生学的回答是:有,而且这正是关系不被冻住的办法。
一个徒弟练出了本事,有一天他能和师傅争论了——这时候,师徒这层关系被他改动了一点。一个孩子长大了,能和父母讲道理了,家里的规矩会跟着变。一群人被同一套考核压着,其中几个人把问题提到了必须被回应的地方,那套考核改了一栏。
这些都不是「跳出权力」,福柯说得对,跳不出去。可它们是在关系里把关系改动一寸。
一寸听起来少。可是这套书要说的正是这件事:从来没有一次性跳出去这回事,有的只是一寸一寸。八小时工作制是一寸一寸争出来的(第 24 章),一条被改掉的规定是一寸(第 7 章那叠问卷),一个被换掉的词也是一寸(第 32 章)。一寸积起来,才是那道被改了形状的海岸线。
用一句话收这一章:跳不出这张网,不等于动不了这张网。
这句话是本编交给读者的那一句。它比「打倒」软,比「认命」硬。它承认了处境的真实,也没有交出手里的那点力气。
这一章最实用的,是那个词:冻住。
拿它去量你身边的关系,一量一个准。
一段婚姻里,如果每次吵架的结局都一样——总是同一个人先让步,总是同一件事被翻出来,总是同一句话结束对话——那这段关系里的某一处被冻住了。
一个部门里,如果每次提意见的都是同一个人,每次拍板的也是同一个人,三年没变过,那这里也冻住了。
一个家里,如果孩子从六岁到十六岁,在家庭事务上能说了算的事情一样也没多,那就冻住了。
判断的办法很简单:问一问,这一年里,这段关系有没有哪一处被对方改动过?
这个问法也可以用在你和一家机构之间:这一年里,学校有没有因为家长说的话改过一条做法?公司有没有因为员工提的意见改过一条流程?如果一条也没有,那句「我们很重视大家的意见」就只是一句话(第 25 章那个分别:话与事)。
如果一处也没有,那不是关系稳定,是关系冻住了。
解冻不需要大动作。让一件小事由对方说了算:这周的菜单,这次出门走哪条路,这个项目的会议由他来主持一次。把一样事情的决定权真的交出去一次,比说一百句「我尊重你」管用。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找出一件一直由你决定的小事,交给对方决定一次,然后照着他的决定做,不评价。
「不评价」这三个字是关键,也是最难的。事后说一句「我就说吧,还是我那个办法好」,这件事就白做了——决定权名义上交了出去,实际上又收了回来。交出去一次,就真的交出去一次。
小账
谁在执笔:不是某一个人,是一整张关系的网;网上每一处都有人在动手,多数动作是加固。
描红还是改字帖:他写足了描红;改字帖的可能,他留了一个词——不要被冻住。
带走的话:跳不出这张网,不等于动不了这张网;判断一段关系是活是死,看这一年里对方改动过哪一处。
七章走完,结账。
第 27 章:谱系学——不问起源,只查来历。全书离这套书最近的一章。
第 28 章:一个刑场,一张作息表。从「让他疼」变成「把他重做一遍」。
第 29 章:描红的四样办法——地方、时间、次序、编排。规训连「你怎样长起来」都安排好了。
第 30 章:考试把一个人写成一份可以比较、可以归档的材料。
第 31 章:那座塔——塔里可以没有人,被看的人自己接过了看。
第 32 章:监狱被说失败两百年还在,因为它造出了一类人。
第 33 章:权力不在谁手里,它在关系里,而且它会造。
这一章把两张清单列出来,然后做一件全书最要紧的事:把「回写」这个词分成两半。
一、他写出了造人的工序。这是他最硬的功劳。别人说「环境影响人」,他说的是:分格,编号,钟点,操练,分级,考核,建档——一道一道,全是可以数的。一套说人是被造出来的理论,如果说不出工序,就只是一句感慨。
这一条今天尤其要紧。人人都会说「环境很重要」「教育很重要」「制度有问题」,可是问一句「具体是哪一道工序」,多数人答不上来。答不上来,就改不动——因为可以动手的地方,只在工序里。
二、他看见了被造的人自己动手。那座塔。这是整个二十世纪讲人被塑造的书里,走得最远的一步。
三、他把权力从「谁手里」挪到了「关系里」,并写出了它会造。判决二打开的那一面。
三之补:他让「没有坏人」的事情变得可以被追究。很多让人难受的安排,找不到一个可恨的人。旧的思路遇到这种情况就停住了;他的思路不停——没有作者,就去找工序,一道一道地问:这一道是谁定的,为了什么,能不能改。
四、他把「正常」这条线从医院搬到了日常。第三编那条线原本在诊室里;到这一编,它进了学校、军营、工厂:跟不跟得上,合不合格,像不像样。本系列说他改判了「正常」,最实的材料在这两编。
五、他补上了一部分「中间那一段」。第 23 章批评过六十年代的他只给幻灯片、不给电影。这本书里,他写了旧办法出的乱子,写了被否掉的方案,写了为什么赢的是监狱这一种。第 28 章那一节就是。这一笔要记在他名下。
一、被造的人只准描红。接过了笔,只能把同一张字帖描得更工整。这是判决三,也是这一编的主账。
二、他们的动作被记成了别的名字。第 16 章说过:装好转,钻规矩的洞,摸清门道——这些都是动作,可是在档案里,它们叫「症状」「违规」「投机」。不是他们没有回写,是这套办法不把他们的回写记成回写。
这一条在今天有一个很熟悉的版本:学生摸清了老师的评分偏好,叫「投机取巧」;员工摸清了考核的算法,叫「钻空子」;用户摸清了平台的推荐规则,叫「作弊」。这些说法有它们的道理,可它们也遮住了同一件事——这些人正在阅读那套规则,而且读得比设计者以为的更准。读懂规则的人,本来是最有资格参与修改规则的人。
三、土只有推,没有托。第 1 章插的那面旗还在。这一编里的土全是硬的:院墙,钟点,考卷,塔。可是同一段历史里也有托:一个肯多等三分钟的老师,一个替犯人写信的看守,一个不把那一栏填满的人。这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位置。
这一条不是多愁善感。托和推一样,也是有做法、有工序的东西:一条可以请假的规定,一个不计入考核的谈话时间,一次不留档的提醒。托也要被写进制度里,否则它只能靠个别人的好心,而好心是会累的。
四、「中间那一段」补的是造人那一边。第 28 章那一节写的是改革者怎样争、方案怎样选。被造的那一边在中间那一段里做了什么,除了那个起哄的场面,还是很少。
现在做这一章最要紧的事。
导论里给过一对词:描红,改字帖。到这里,可以说得更准。
加固型回写: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让那片土更像原来的土。
塔里那个人自己坐直,考生自己刷题,工人自己练熟动作,被贴了标签的人活成那个标签的样子——全是这一种。它们是真的回写:确实有东西沉回去了,那套安排确实因此更结实、更省力。
改写型回写: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让那片土变成另一片土。
刑场上的观众起哄,逼得公开处决办不下去(第 28 章);工人们把工时改成八小时(第 24 章);监狱门口那叠问卷推动改了几条规定(第 7 章);被分类的人自己组织起来,让分类手册改掉了几条(第 24 章);一个词被换掉,于是填表时的那一栏也换了(第 32 章)。
两种都是回写。分别只有一条:那张字帖,是更硬了,还是变了。
这一对词也解释了一件让很多人困惑的事:为什么那么多真心的努力,最后什么也没改变。
一位老师十年如一日地把课备到最好,一位家长把孩子的每一天安排得滴水不漏,一个员工把每一份材料都做到没有错处。这些努力都是真的,也都有用——学生学到了东西,孩子考上了学校,材料一次也没出错。可是那套让人喘不过气的安排,一点也没有松动,甚至更紧了:因为每个人都证明了它是做得到的。
加固型回写最不留情的地方在这里:越是认真的人,越是把那张字帖描得更实。
这不是要人别认真。是要人在认真之外,留出一点力气,去做第二种事——哪怕一年只做成一件。
摆成一张表,往后各编都可以拿来对:
| 加固型回写 | 改写型回写 | |
|---|---|---|
| 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去,结果是 | 土更像原来的土 | 土变成另一片土 |
| 典型场面 | 塔里的人自己坐直;考生刷题;被贴标签的人活成那个标签 | 观众起哄逼停刑场;工人把工时改成八小时;问卷推动改了规定;一个词被换掉 |
| 谁在动手 | 被造的人 | 也是被造的人 |
| 动作沉到哪里 | 沉回自己身上 | 沉回那套安排上 |
| 需要的条件 | 不需要额外条件,自然发生 | 一个口子,一条具体的条文,一次被记下来 |
| 在他书里的分量 | 主场,写了七章 | 提过几处,没有位置 |
最后一行是这一编的账,也是全书判词的由来。
福柯写足了第一种。第二种,他在生活里做过,在书里几乎没有位置。
这一对词,是本书对他最要紧的一处修补。往后各编,每遇到一处回写,都要问一句:这一处是加固型的,还是改写型的?
这一节要讲清楚一件事,免得读者以为改写型只是「多努力一点」。
两者的难度,不在人的意志,在有没有下面这三样。
一、一个口子。被管的人得有一个地方,能把话递出去,而且递出去以后有人必须回应。没有这个口子,再大的委屈也只在心里转。第 25 章说过:一句话有没有分量,看有没有一个位置接住它。
二、一个具体的数或者一条具体的条文。第 24 章说过八小时:他们要的不是抽象的尊严,是一个能写进条文、能被检查、能被违反的数字。抽象的诉求改不了字帖。
三、一次被记下来。改动一旦成功,往往抹掉改动者的名字(第 31 章)。所以要有人把「这一次修订是谁逼出来的」写下来——否则下一代人只会看见一条从天而降的新规定,不知道它原来是可以争的。
三样缺一样,人的动作就只能沉回自己身上,变成加固。
这三样,也正是本书往后要交给读者的东西:第 74、75、76 三章讲的,就是在学校、在健康、在工作里,怎样给自己和别人凿出这三样。
也要说清楚,这三样不是「方法论」那种空话。它们的对面很具体:
没有口子的样子——「有意见可以提」,可是提给谁、多久回、回不回,没有人说得清。
没有具体条文的样子——「我们要减负」,喊了十年,没有一个数字。
没有被记下来的样子——一条规定改了,三年后新来的人以为它一直如此,于是不会再想到它还能被改。
这三种「没有」,比任何一次强硬的拒绝都更能挡住改动。
所以要改一件事,第一步常常不是提出主张,是先造一个口子:一个定期的、大家都知道的、必须有回复的场合。有了口子,主张才有地方落。
第 23 章说过,要补上「中间那一段」,至少要写四样。现在拿这本书来核对。
一、放不进去的东西。写了。旧刑罚执行不了、判不下去、刑场出乱子。
二、先动起来的人和地方。写了。改革者的方案,学校、军营、修道院里早就在用的做法。
三、争斗。写了。哪一套方案赢了,为什么赢。
四、翻过去之后的回写。写了一半。新办法确实回头改了土——监狱的做法散到了学校、工厂、医院(第 32 章)。可是这条回写仍然发生在造人那一边:这套做法自己长大了。被造的那一边,没有一条回头的线。
四条里,他补足了三条,第四条写了半条。这是本书给这一编的总评。
也要说一句:三条半,在思想史上已经是很高的分数。多数讲「社会怎样塑造人」的书,四条一条也没写。本书之所以拿这么细的尺子去量他,正是因为他走到了别人没走到的地方——只有走到那里的人,才配被问下一步。
这套书写到外国的事,习惯问一句:它落在中国哪张床上。这一编的床很多,挑三张。
一张是学。从描红本到背诵,从临帖到刷题,中国人对「练」有一套极深的传统,也有一句老话:熟能生巧。这句话是对的。第 29 章说过,练造出本事。要补的只有一句:熟能生巧,也能生一手只会照着做的手。分辨的办法在第 29 章末尾——换一个场合,他还会不会。
一张是考。第 30 章说过科举只能作旁证。可是有一点是真的:一道足够重的闸门,会让闸门外的一切自己排成备考的样子。今天的中国家庭,大部分的时间表、花的钱、吵的架,都是这道闸门的回声。
一张是看。中国的家庭里,「看着」是一种很深的关心方式:看着写作业,看着吃饭,看着找工作,看着结婚。第 31 章那座塔在这里有一个很温暖、也很沉重的版本——看着,既是托,也是塔。分辨的办法也在第 31 章:有人陪着的时候,孩子会抬头说话。
按纪律,只作旁证,不混为一谈。福柯写的是几百年里长成的一整套制度,这里说的是我们身边的几件事;可做法是一样的,判断的办法也是一样的。
这一编的总判断:
他把笔递到了被造的人手里,却只给了一张描红本。
请把这一句和判词对一对。判词说:只许潮水来画、来抹,不许这张脸回头改一改沙滩。这一编把「潮水」换成了具体的东西——作息表、考卷、那座塔;把「脸」换成了具体的人——学生、士兵、犯人。判词在这一编里从一个比喻,变成了一叠可以核对的材料。
前半句是功劳,而且是大功劳。二十世纪的思想里,多数人把被管的人写成受害者:他们被压,被骗,被塑造。福柯写他们在动手。
后半句是代价。动手的方向只有一个:把自己写得更合格。
发生学要的第三种可能,在这本书里是空的:动手的人,回头改动那张字帖。
这一编是全书的腰。
前面四编,讲的是他怎样把一样样东西查出出生日期:疯狂,医生的目光,「人」这个位置,一个时代能想什么。那几编里,人很少出场。
从这一编起,人出场了:被操练的士兵,被排座的学生,被考试的孩子,被关在囚室里的人,被贴上标签的人。而且他们不只是被动地站着——他们在动手。
判词的后半句,只有在人开始动手之后才有意义。一张不会动的脸,谈不上「不许它改沙滩」;正因为它动了,动了以后却只能描红,这句判词才立得住。
这也解释了本书为什么把福柯当主角,而不是别的哲学家。很多人写过「人被社会决定」,那种书里根本没有人动手,判词无从说起。福柯写出了动手的人,所以他这里才有一个真问题:这些动手的人,为什么只被允许描红?
所以这一编是全书最要紧的一编。后面几编各有各的主场,可是判词真正的证据,在这里。
这一编讲了七章,落到日子里,只有一个问题:
你每天使的那些劲,沉到哪里去了?
一个孩子每天做两小时作业,那两小时的劲沉到哪里去了?沉进了他的熟练度,也沉进了那套作业的合理性——他做得越好,那份作业量越显得没问题。
一个人每天加班到九点,那些劲沉到哪里去了?沉进了他的业绩,也沉进了「这个岗位就是这样」的默认。
这不是要人别使劲。第 29 章说过,练是必要的。这一问只是提醒:使劲有两个去处,多数人的劲,一辈子只去了第一个。
想让一部分劲去第二个去处,可以照第五节那三样做,而且都可以做得很小:
一个口子:每学期一次、大家都知道的那十分钟;家里冰箱上的那张纸。
一个具体的数或条文:不是「作业太多了」,是「数学作业每天不超过四十分钟」;不是「我太累了」,是「周三晚上我不做饭」。
一次被记下来:改成了,就说出来是怎么改成的。让下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是可以争的。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拿一件你抱怨过三次以上的事,把它改写成一句带数字的话,然后找一个必须回应你的人说一次。
这个练习有一个常见的卡壳:写不出数字。写不出,多半说明这件事还没想清楚——「领导不尊重人」写不成数字,「会议上我提的方案,三次里有三次没有人回应」可以。能写成数字的抱怨,才是能被处理的抱怨。
写不出数字的时候还有一个办法:写出场合。「每次周会上」「每次孩子的作业检查」——场合和数字一样,都能把一团情绪变成一件具体的事。
小账
谁在执笔:一整套造人的工序;被造的人接过了笔,笔下是一本描红本。
描红还是改字帖:这一编是描红的全景图。改字帖的那几处,在他的材料之外,也在他的笔之外。
带走的话:加固型回写让土更像原来的土,改写型回写让土变成另一片土;两种都是回写,分别只在那张字帖是更硬了,还是变了。
编序
本编七章,讲他七十年代后半段的工作。
第 35 章从一个人人都听过的说法开始:我们被压抑了。他说,恰恰相反——这几百年,人们被要求不停地说出来。第 36 章讲一次很具体的转变:一种行为,在某个年代变成了一种人;这一章里,他看见了回写的一道缝——被造出来的类别,被那些人拿去反抗了。
第 37 章讲一种新的权力:它不再管「让你死」,它管「让你活」。第 38 章讲他一门讲课里最刺人的一句:政治是不是战争的另一种延续。第 39 章讲「治理」:引导别人行为的那种行为,以及一个今天人人都活在其中的说法——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企业家。
第 40 章是这一编的定案:他给每一种权力都查出了生日,唯独没给「权力」本身查。这是全书的第一根承重梁。第 41 章是本书自己的一个解释,标明待验。
本编也要提醒一句读法。这一编涉及性、身体、人口、种族这些题目,福柯的说法常常很刺人。本书的做法和前面几编一样:先把他看见的写足,再说他收回在哪里;凡是历史上的说法,照实写,不替它遮掩,也不替它加码。
关于「性」,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大意是这样:
从前的人比较自在。到了十七世纪以后,尤其是十九世纪,一切都被捂住了:不许说,不许写,不许让孩子知道;提到身体的某些部位要换一个说法,连家具的腿都要盖上。人被压抑了几百年。到了二十世纪,才开始解放:性教育,避孕,离婚,谈恋爱自由,把话说开。
这个故事很顺,也很动人:一边是压抑,一边是解放;说出来就是进步,捂住就是落后。
福柯一九七六年出的那本书,第一件事就是拆这个故事。他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压抑假说」。
他的反驳很简单,也很难反驳:你去看材料。
那几百年里,关于性的话不是变少了,是多得惊人。
教会要求信徒定期告解,而且越来越细:不只说做了什么,还要说想过什么、看见什么时动了念、梦见了什么。
这一条要特别记住:要求交代的东西,从行为一直伸到了念头。一个人做了什么,是可以查的;一个人想过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所以这套办法必须让他自己说。从此,说出自己心里的事,成了一件被要求的事。
医生开始研究它,写论文,分类,建立各种「病」的名目。
教育家研究孩子:学校里桌椅怎样摆、宿舍怎样分、几点熄灯、老师怎样看着,很大一部分心思是对着这件事的。
国家开始统计:结婚年龄,生育率,私生子的数量,人口增减。这一条和下一章接得上:一个国家开始把「人口」当成一件要管的事,最先要数的就是这些。
法律、精神病学、慈善机构,各有各的一套说法。
福柯说:这不是沉默,这是一台不停要求人说出来的机器。我们不是被禁止谈论它,我们是被要求谈论它——而且要按一定的格式谈。
他还追了这台机器的来历。他说,「把自己心里的事说给一个有资格听的人、由他来判定」这件事,在欧洲有很长的历史,最早的成形处在宗教的告解里。后来这套做法离开了教堂,进了诊室、进了学校、进了法庭、进了各种表格。做法没变,变的是谁坐在对面,以及他用哪一套词来解释你。
同一个动作换了三次外衣:先是罪,再是病,再是人格。
今天还要加第四件:数据。同样是把心里的事交出去,现在交的对象是一个系统;解释你的不再是神父、医生或者分析师,是一套模型。它给你的解释也不叫罪、不叫病、不叫人格,它叫「你可能感兴趣的内容」。
外衣换了四次,那个动作一次没变:你说出来,别人来决定这意味着什么。
「按一定的格式」这几个字,是这一章的要害。
在告解里,一个人要把自己心里的动静,翻译成罪的名目。在诊室里,他要把同样的事,翻译成症状的名目。在问卷里,他要翻译成选项。
三处的格式不同,可是做的是同一件事:把一个人身上最私密、最含糊的东西,变成一份可以被别人接收、归类、记录的材料。
第 30 章那一章说的是考试把人做成案例。这里是同一件事,只是场地换成了最里面那一间屋子。
福柯还有一个说法:西方发展出来的不是一套关于享乐的技艺,而是一门关于性的科学——它的核心动作是「说出来,然后被解释」。你说出来,另一个人来告诉你这意味着什么:你有什么问题,你小时候发生过什么,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说的人交出材料,听的人掌握意义。
他还做过一个对照,很值得记。他说,有些文明发展的是另一路——把这件事当作一门技艺来传:讲究体验,讲究分寸,讲究师徒之间口口相传,目的是过得好。欧洲走的是另一条:把它当作一门要被查明的真相,目的是弄清楚「你到底是什么人」。
一条路问「怎样过得好」,一条路问「你究竟是什么」。后一条路一旦走上,人就会觉得自己心里藏着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的答案,非得有人来替他解开不可。
按这个说法,二十世纪那场「性解放」算什么?
福柯的回答很不客气,大意是:把「说出来」当成解放,本身就是那台机器的一部分。因为这台机器要的正是说出来。你越是相信「把真话说出来就能得自由」,你就越努力地把自己交出去。
这句话很容易被误读成反对性教育、反对公开谈论。要说清楚:他反对的不是谈论,是那种「只要说出来就自由了」的许诺。
举一个今天的例子就明白了。社交平台上,人们被鼓励讲述自己:讲你的童年,讲你的伤口,讲你最私密的困惑。讲出来当然会松一口气,也确实会遇到同路的人。同时,这些讲述进了后台,成了数据,成了标签,成了接下来推给你的内容。
说出来,既是松绑,也是交材料。两件事同时发生。
也别把这句话读得太紧张。多数时候说出来是值得的:一个人把压在心里三年的事讲给一个人听,那三年就不再一样。这一章只是提醒你留一个心眼:分清哪一处是人,哪一处是系统。
分辨的办法只有一个:看这话落到哪里。落到一个人耳朵里、说完就过去,那是松绑;落到一个会被保存、会被转述、会被用来做判断的地方,那就同时是材料。多数人吃亏,是因为把两处当成了一处。
福柯写的是告解室和诊室。今天这台机器换了外壳,做的事一模一样,而且多了几处。
一、平台。社交平台鼓励人讲述自己:讲童年,讲伤口,讲最难启齿的困惑。讲出来确实会松一口气,也确实会遇到同路的人。同时,这些讲述进了后台,成了标签,成了接下来推给你的内容。
二、表格。入职的性格测评,学校的心理问卷,体检时的生活方式问卷。它们都要求你把自己翻译成选项,而选项是别人定的。
三、各种「解释你」的说法。星座,人格类型,各种流派的心理词汇——依恋类型、创伤、原生家庭。这些词有用,它们让人第一次能说出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代价也在那里:一个人一旦有了解释自己的现成词汇,就很容易停在那个词上,不再去看具体发生了什么。
第 36 章那句话,在这里先用一次:这些词把行为变成了身份。「我拖延」不如「我这半年在写报告这件事上总拖到最后两天」有用。
四、亲密关系里的版本。「有话直说」「我们之间不该有秘密」——这两句听起来很健康,可它们也是这台机器的一种。一个人有没有权利留一点不说的东西?这本书的回答是:有。把自己全部交出去,不是亲密的证明,是一种要求。
这一条对父母也一样。「你什么都可以跟我说」是一句好话;「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就换了性质——前一句是开门,后一句是要求交代。
按规矩,把质疑写清楚。
第一,压抑是真的存在过,而且落在具体的人身上。有人因此坐过牢,丢过工作,被送进过医院。第 2 章写过他自己年轻时的处境。说「不是压抑而是话太多」,不能用来抹掉这些事。福柯本人没有抹,可他的写法容易让人忽略。
更准的说法也许是:压抑和多话是同一套东西的两面。正因为这件事被说得那么多、被研究得那么细、被写进了那么多规章,它才可能被那么精确地惩罚。禁止需要知识:不知道要禁什么,就禁不了。
第二,说出来确实救过人。今天一个受过侵害的人能开口,能被相信,能得到帮助,这是几十年里争来的,不能被一句「说出来也是那台机器的一部分」打发掉。
第三,他写的是欧洲的材料。中国的情况不一样:这几十年里更常见的,是家里不谈、学校略过、真到出事了没人知道该问谁。在一个说得太多的地方,要提醒「说也是被要求的」;在一个说得太少的地方,先要让人能开口。用哪一句,要看你在哪片土上。
这三条,本书照直写。它们不推翻他那个判断:要看清一件事,别只问「能不能说」,还要问「被要求怎么说」。
这句话可以直接用在很多场合:一份自评表要你「谈谈不足」,一次谈心要你「敞开心扉」,一个平台要你「分享你的故事」。能不能说都不是问题——问题是那几栏怎么写着,以及写完了交到哪里去。
用这套书的词看,这一章讲的是一种很特别的土。
土:告解室,诊室,学校的宿舍,人口统计表,问卷。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在收集一个人自己交出来的东西。
路:一套「说出来」的工序。先被问,再回答,再被解释,再被归类,再进记录。
形状:一个「有内心、有秘密、需要被解释的人」。这是很要紧的一句:不是先有这样的内心,才有这套办法;是这套办法一遍一遍地要求,一个人才长出这样一副内心。
回写:有,而且极强。一个人一旦相信自己内心深处藏着某个需要被找出来的真相,他就会主动去找,主动去说,主动去对照专家给的解释。他成了这台机器最勤快的那一部分。
这还是加固型回写。
改写型在哪里?也有,而且下一章就是——被这套说法造出来的人,拿着同一套词,开口替自己说话。那是全书最亮的一道缝。
这一章的说法很锋利,也最容易被拿去伤人,所以要专门写一段。
误用一:拿它去堵一个正在诉说的人。「你看,你说出来也只是在交材料。」——这句话说出口,就是把人的嘴堵上。福柯批的是一种许诺(说出来就自由了),不是具体某个人的诉说。
误用二:拿它去反对性教育和公开的讨论。第五节说过,看你在哪片土上。在一个孩子连该问谁都不知道的地方,先要让人能开口。
误用三:拿它去抬高沉默。不说话不等于更自由;很多沉默不是选择,是没有人接。
一把刀最容易伤到的,是离它最近的人。这一章的刀离说话的人最近,用的时候要格外当心。
这一章最实用的一句,是那个分别:说出来,既是松绑,也是交材料。
不是要人别说。是说之前多想一件事:我这话,交到哪里去?
交给一个信得过的人,交到一个只在这间屋子里的谈话里,那多半是松绑。
交进一份要存档的材料,交进一个公开的平台,交进一个会被人拿去做判断的系统——那就同时是交材料。
有两个很实际的做法。
第一,分开两种场合。心里的事,找人说;要留痕的地方,只写事实。很多人吃亏就吃在把两者混了:在需要留痕的地方交了心。
第二,如果你是听的那一方,别急着给意义。第三节说过:说的人交出材料,听的人掌握意义。孩子跟你说了一件难堪的事,最坏的回应是立刻给出解释:「你就是太敏感」「这说明你缺乏安全感」。先把意义还给他: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
这一条对夫妻、对同事也一样。一个人说完自己的难处,最想要的多半不是诊断,是被当真。「后来呢」比「你这是……」有用一百倍。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这几天如果有人跟你说了一件心里的事,忍住不下结论,只问一句「后来呢」。
小账
谁在执笔:一台要求人不停说出来的机器;说的人交出材料,听的人掌握意义。
描红还是改字帖:加固型回写的极致——人主动去找自己心里的「真相」,好交给那套解释。
带走的话:不是被禁止说,是被要求按格式说;说出来既是松绑,也是交材料——说之前,先想一想这话交到哪里去。
这一章讲福柯全部著作里,对普通人最有用的一个判断。
它可以压成一句话:
一种行为,在某个年代变成了一种人。
这句话听起来抽象,例子一举就懂。
福柯举的例子是同性之间的关系。
他的说法大意是:在此之前的漫长年代里,这被看成一类被禁止的行为——一个人做了这件事,就像一个人做了别的被禁止的事一样,是一件行为,一桩案子,一次过犯。他做过这件事,但他不因此成为某一类人。
要说清楚:过去那种处置未必更宽容,有时候极严厉。这一章讲的不是「从前更好」,是处置的对象换了:从一件事,换成了一个人。
十九世纪后半叶,情况变了。医学开始研究这件事,给它命名,写进分类,找它的成因和早期迹象。于是出现了一样新东西:不是「他做过这件事」,而是「他是这样一种人」。
福柯写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从此,这样的人有了一段童年、一种身世、一种性格、一种生活方式,甚至一种体态;它成了一个「物种」。
关键的变化就在这里:从行为,变成了身份。
行为是可以数的:做过几次,什么时候。身份是没法数的:它渗透一个人的全部,解释他的过去,预测他的将来。行为可以停止,身份停不了。
这一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个动作不只发生在那一件事上。它是现代社会最常用的一个动作。
一个孩子上课坐不住,这是行为。给它一个名目,让它变成这个孩子「是什么」,这是身份。
一个人这一年做事拖沓,这是行为。说他是「拖延型人格」,这是身份。
一个人在几次社交场合不自在,这是行为。说他「社恐」,这是身份。
一个人失业半年,这是处境。说他「躺平」「摆烂」,这是身份。
从行为到身份,只隔一个词,可是两边的世界完全不一样。
请注意这里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差别:行为落在过去,身份落在将来。
「他上周迟到了三次」说的是已经发生的事。「他是个没有时间观念的人」说的是他以后也会这样。身份是一句关于将来的判决,而且不需要证据。
所以身份最伤的是年轻人。一个四十岁的人被说成「不善言辞」,他手上已经有二十年的事可以反驳;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被这样说,他什么也没有——他只有将来,而那句话已经替他的将来写好了一行。
行为那一边:可以查原因(最近睡得怎么样,那份工作是什么情况),可以改条件,可以一次一次地试。
身份那一边:原因不用查了——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条件不用改了——因为改了也没用;试也不用试了。
第 32 章说过「一个类别造出了它所描述的那类人」,这一章是那句话的机制:先把行为翻译成身份,那类人就被造出来了。
也可以反过来记:要解开一个类别,就把身份翻回行为。这一句是这一章交给读者的全部本事,后面三大板块(教育、健康、事业)都要用到它。
按规矩,还要问一句:既然身份这么伤人,为什么大家都在用?
因为它省事,而且它确实有用。
省事。记住一个人的十件事很难,记住一个词很容易。一个班五十个学生,一个部门二十个人,靠词记比靠事记省力得多。
好传。「这孩子基础不太好」一句话就能交接给下一位老师,具体的十件事没法交接。
好安排。把人分成几类,才好分组、分班、分工、分资源。第 22 章说过,这是「摆开、分辨、排表」那套做法的自然延伸。
所以这一章不是要人取消分类。人不可能不分类。要留心的只有三件事:
第一,分类是工具,不是事实。用的时候记得它是谁做的、为什么做。
第二,留出口。每隔一段时间,让分出来的类别重新洗一次牌(第 21 章说的先动轮次)。
第三,在有档案的地方写事,不写人。这一条第 32 章说过,值得再说一遍:写进系统的那句话,会跟着人走很多年。
这一章还有一处,是全书最要紧的地方之一。
福柯写完那个转变,接着写了一件事:被造出来的那个类别,被那些人拿去用了。
他的说法大意是:当医学用一套词把一类人定义出来、判为不正常时,被这样定义的人开始用同一套词,替自己说话——要求被承认,要求用同样的词汇、同样的名目,说自己是正当的。
这个说法有一个名字:反向的话语。
请看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
一套说法把一批人造了出来(造出来是为了管他们)。这批人接过这套说法,转过身来,用它去要求改变。
这不是描红。这是全书到此为止,最接近改字帖的一处。
请把它和第 28 章那个刑场上的场面并排看。那里是观众起哄,逼得一套仪式办不下去——那是用身体把路堵住。这里是另一种:用造他们的那套词,反过来说话。
两种都是改字帖,路数不同:一种是让旧办法办不下去,一种是把新说法说进那套办法里。后一种更慢,也更彻底。
那么,他往下写了吗?
写了一句,没往下走。
这个说法在他书里是一个转折的例子:说明权力和反抗是缠在一起的,说明反抗也在这张网里面(第 33 章那句)。他用它证明的是他关于权力的那个总看法,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新的东西来追。
往下追会追出什么?至少三样。
第一,这些人后来真的改动了那套说法。几十年里,一些国家的法律条文改了,一些国家的医学分类手册改掉了相关条目。造他们的那套东西,被他们改了。
第二,改成的条件是什么。不是靠说服每一个人,是靠几样很具体的东西:能公开发声的位置,能被引用的研究,能提出修改的组织,以及一次次把具体条文拿出来说事。第 34 章那三样,在这里全都用上了。
第三,这件事有一般性。它不只关于这一个群体。所有「先被造成一类人,再拿这个身份去改动那套安排」的事,都是同一个结构:被诊断的人,被贴标签的学生,被归类的劳动者。
三样加起来,是本书判词的正面回答:这张脸,不只能被画和被抹;它也可以拿起那根树枝。
那么他为什么停下?
第一个原因是材料。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九七六年),很多改动还没有发生,或者刚刚开始。他看见的是一条刚冒头的缝。
第二个原因更深,也和第 9 章那四条病根对得上:他的整个理论里,没有一个位置可以放「改动成功」这件事。他的权力是一张到处都是的网,反抗是网里的一环。一件事一旦成功,在这套说法里只能被读成「网换了形状」,不能被读成「有人把网改了」。
这不是他疏忽,是他那套词的形状决定的。要写出改字帖,得先有一个词能装下它——这本书给的那个词,就是回写。
福柯把缝指了出来,没有钻进去。第九编会问为什么。
这个动作——被造出来的类别,被那些人拿去要求改变——在二十世纪发生过很多次。写几处,好让读者看出它是一个结构,不是一件孤例。
被诊断的人。一些被归进某几类的人组织起来,要求参与决定研究方向、要求修改用词、要求把他们自己的经验写进指南。有几条真的被改了。
残障。很长时间里,这被当成个人身上的缺陷。后来,被这样归类的人提出另一种看法:让他们出不了门的,不只是身体,还有台阶、门宽、公交车的踏板。这个说法推动了一整套建筑和交通上的规定——今天城市里的坡道和扶手,一大半来自这条线。
病友组织。一群本来互不相识的人,因为同一个诊断被凑到一起;他们互相交换经验,最后成了连医生也要听的一方。
三处的结构完全一样:先被一套办法造成一类人,再拿这个身份回头改动那套办法。
也可以从这里看出一件事:被造出来的类别,是一种材料,不只是一副枷锁。这是本书对福柯那道缝的正面读法——他把它当成权力网内部的一个褶子,本书把它当成改字帖的一条真路。
请注意共同点:三处都不是靠讲道理赢的,都是靠那三样(第 34 章)——一个能把话递出去的口子,一条具体的条文,一次被记下来。
按规矩,不能只写亮的那一面。
难处一:用同一套词说话,也要付代价。用「我们就是这样一类人」去要求被承认,这句话有力气,也把那个类别坐得更实了。往后的人想说「我不属于任何一类」,反而更难开口。
难处二:被承认之后,可能被重新收编。一个原本在外面的群体被接纳进来,常常也意味着被安排进一套新的规矩里:什么样的表现是「好」的,什么样的还是不行。反抗被吸收成新的一环(第 33 章说过)。
难处三:这条路很长。从被命名到条文被改,多数是几十年。中间几代人只看得见成本。
写下这三条,不是泼冷水。是要说清楚:改字帖是真的可能,但它从来不是一次痛快的事,它是几十年里一寸一寸的事。第 33 章末尾那句话:一寸积起来,才是那道被改了形状的海岸线。
土:一套医学的分类,一批论文,几条法律条文,还有街坊邻里的眼光。
路:命名——归类——找成因——预测——处置。
形状:一类人。
回写:这一章里有两种,第一次同时出现。
加固型:被这样命名的人,按这个名目安排自己的一生,也让这个名目更像真的。
改写型:同一批人,拿这个名目去要求改变,最后改动了造出这个名目的那套东西。
两种回写在同一件事上同时发生——这正是这套书说的那台发动机运转的样子:张力积累,逼出形状的改变,改变回写土和路。
福柯写出了两种,但他只把第二种当成第一种的一个侧面。本书的判断是:第二种是另一件事,而且是更要紧的那一件。
这一章有两件事可以马上做。
第一件:把身份改回行为。
孩子「注意力有问题」→ 这个月,他在数学课上第三节课后走神比较多。
同事「不靠谱」→ 上一个项目他有两次没按时交东西。
自己「我就是个拖延的人」→ 这半年,我在写报告这一类事情上总是拖到最后两天。
改写完,你会发现能问的问题一下子多了:为什么是数学课?为什么是第三节课后?为什么是写报告这一类,而不是别的事?
第二件:如果你已经被一个身份罩住了,用那道缝。
被罩住的人,往往有一样别人没有的东西:切身的知道。一个经历过某件事的人,对那件事的了解,比研究它的人更细。
那道缝的用法是:不只用这个身份说「我是这样的人,请接受我」,还要说得更具体——这一条规定,对我们这一类人,在这一处不合适;建议改成这样。
前一句要的是态度,后一句要的是修改。第 34 章那三样(一个口子,一条具体的条文,一次被记下来),用的就是在这里。
再补一条很实在的经验:提修改的时候,顺手把「改了以后怎么核对」也写上。「建议把这一条改成 X」后面加一句「改了之后,下学期我们看这两个数字」。带着核对办法的建议,比只有主张的建议,被采纳的概率高得多。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找出你最近对某个人(或者对自己)下的一句身份判断,把它改写成一句带时间、带场合、带次数的话。
写完还可以再加一步:在后面补一句「在什么条件下不是这样」。他上周迟到了三次——上上周一次也没迟到,那两周有什么不同?条件一露出来,事情就有了下手的地方。
小账
谁在执笔:一套命名的办法;被命名的人接过了这个名目——有人用它安排自己的一生,也有人用它回头改了那套办法。
描红还是改字帖:全书第一次两种同时出现。他写出了第二种,却把它当成了第一种的一个侧面。
带走的话:一种行为在某个年代变成了一种人;把身份改回行为,能问的问题会一下子多起来。
比较两句话,一种权力的变化就看清了。
旧的那一种,可以压成一句:让你死,或者放你活着。国王手里最要紧的权力是处死。至于臣民活得怎么样,吃什么,几岁死,生几个孩子——不归他管。
新的那一种,反过来:让你活,或者任你死去。权力开始管活着这件事本身:出生率,死亡率,疾病,饮食,住房,卫生,寿命。它要让人口更健康、更长寿、更有生产力。至于那些落在它照看之外的人,就任他们那样了。
福柯把后面这一种叫作「生命权力」。这一章讲它。
福柯说这种权力有两头,一头管个人的身体,一头管整个人口。
第一头:身体。这就是第五编那一整编——操练,作息,姿势,效率。把一个一个身体训练成有用的、听得懂指令的、能干活的。
第二头:人口。这一头是新的。人口不是一群人的相加,它是一个新的对象:它有出生率,有死亡率,有平均寿命,有疾病的分布,有迁徙的方向。这些东西,单看一个人看不出来,要在几十万人上才显出规律。
这一步非常要紧,值得停一下。「人口」这个对象一旦出现,一种新的做事方式也跟着出现:不必管住每一个人,只要让整体的数字往某个方向走就行。
今天到处都是这种做法:不必让每个司机都守规矩,只要事故率下降;不必让每个学生都努力,只要及格率上去。
这套做法效率极高,也带来一个后果:个人的具体处境,会在整体的数字里消失。一个指标很漂亮的地方,仍然可能有一小批人过得很糟——他们在统计上是个零头。
于是出现了一整套新东西:统计,普查,公共卫生,防疫,城市规划,保险,社会福利。
保险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一样。一家保险公司不关心你这一个人会不会生病——它关心的是十万个和你条件相近的人里,有多少人会生病。算得出这个数,就定得出价钱。
在这套算法里,一个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概率。这不是冷酷,这是它能运转的前提。要紧的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当成了一个概率,什么时候还被当成一个人。
今天这件事更普遍了:贷款的额度,保险的费率,平台给你派什么活、推什么内容,多半都是按「和你相似的那群人」算出来的。你被当成了一个群体的样本。这套算法常常很准——可它对「你这一次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
请注意:这些东西都很好。防疫救了无数人,公共卫生让婴儿的死亡率降下来,城市规划让人不再挤在没有下水道的地方。福柯从不否认这些。
他要问的是另一件事:当权力的对象变成「活着」本身,会带来什么?
这一问有一个很家常的入口:为什么今天几乎所有的公共宣传,最后都要落到「健康」上?戒烟广告,禁酒标语,运动打卡,垃圾分类的好处,甚至劝人早睡的公号文章。健康成了一个谁也不能反对的理由——而一个谁也不能反对的理由,是最有力的执笔工具。
这一点值得记成一条通用的提醒:凡是遇到一个谁也不好反对的理由(健康、安全、为了孩子、为了大局),就要多看一眼它后面挂着什么做法。理由越正当,跟着它进来的做法越不容易被检查。
第一个结果:管的范围变了。
旧的权力管的是你不许做什么。新的权力管的是你怎样活着:吃什么,抽不抽烟,几点睡,生几个,孩子怎么养,老了住在哪里。它不下命令,它建议、提醒、宣传、统计、对比。
第二个结果,更要紧:「为了大家好」成了最难反驳的理由。
一条命令可以争,「这是为了你的健康」很难争。谁愿意站在健康的对面?
家里最难的一场谈话,多半都长这个样子:劝人辞掉那份太累的工作,劝老人住到身边来,劝年轻人早点成家。每一句都是真心,每一句都很难被拒绝。被劝的人只好用别的办法躲:少回家,少接电话,什么都说「挺好的」。堵住了正面反对的路,人就会走侧面的路。
第三个结果,也是他讲得最刺人的一处:当权力以「让大家活得更好」的名义运转时,那些被认为妨碍了「大家更好」的人,处境会变得很危险。
福柯在一门讲课里追过这条线。他说,在这套逻辑里,要重新给「杀」找位置,靠的是一种把人群分成优劣、把一部分人说成是对整体的威胁的说法。二十世纪那些最可怕的事情,正是沿着这条线走到底的。
这是他写得最沉重的一段。本书照实写,也照实说一句:这一段不是在说公共卫生是坏的,是在说「为了整体」这个理由一旦不受限制,能走到多远。
这一章今天读起来,比福柯写的时候更贴身。
体检报告上的箭头,健康码,步数排行榜,睡眠评分,保险公司的费率,孕产的各种指标,学校的体质测试,单位的年度体检。
这些东西大多是好的,也是必要的。可以留心的是三件事:
一、指标会变成目标。本来是拿来看一眼身体状况的数字,慢慢变成了人要去完成的任务。一天一万步,一夜八小时,一个月几次锻炼。数字一旦成了任务,人就开始对着数字过日子,而不是对着身体。
二、平均值会变成应该。统计出来的「多数人是这样」,会不知不觉变成「你应该这样」。第 30 章说的那把尺子,在这里换了个地方用:不是离班级平均分多远,是离健康标准多远。
孩子身上最常见。生长曲线本来是一张统计图,画的是多数孩子的分布;到了家长那里,它常常变成一条必须达到的线。孩子只要落在下半区,家长就开始焦虑——哪怕医生说一切正常。
统计说的是「有多少人」,不是「你应该是」。这两句话之间,隔着这一章全部的内容。
三、照看会挟带看管。同一件事可以是照看,也可以是看管——差别在于,被照看的人有没有说话的份。
按本书的规矩,这里只讲理解和习惯,不涉及任何诊疗或用药的建议。
这套书写到外国的事,习惯问一句它落在中国哪张床上。这一章有好几张。
一张是体检。单位体检、入学体检、孕检、老人年检——一个中国人一生要交出许多份关于自己身体的材料。多数是好事:早发现,早处理。要留心的是那份材料怎样被使用:它只是给你自己看,还是也进了别人的档案?
一张是「为你好」。上一编第 16 章说过中国的「劝」。到了健康这件事上,劝的分量最重:劝戒烟,劝早睡,劝别那么拼。这些话多数出于真心,也多数很难反驳——因为反驳等于不要自己的健康。
还有一张是数字。这几年,健康被做成了各种分数、等级、排行榜:单位的步数排名,家族群里的睡眠打卡,社区的体检合格率。一件本来属于自己身体的事,被排成了名次。
按纪律,只作旁证,不混为一谈:福柯写的是欧洲两三百年里长出来的一整套制度,这里说的是我们身边的几件事。可它们的做法是一样的:测量,比较,划线,干预。
这一编碰到了全书最重的几段历史,本书写它们守三条分寸,写在这里也给读者看。
第一,不替任何说法遮掩,也不替它加码。历史上做过什么,照实写;不为了让结论更刺激而加重,也不为了让阅读更舒服而绕开。
第二,不用它去套今天的争论。把眼前任何一场分歧直接扣上那几段历史的名字,是最省事、也最不负责的做法。福柯查的是一套说法几百年里怎样变形;这件事的用处,是让人认得出那种变形的样子,不是给今天的对手贴标签。
第三,落回可以检查的地方。这几段历史留给普通人的,其实是一句很具体的提醒:凡是听见「为了整体好,有一部分人得被处理掉」这个句式,就要停下来看一眼。不管填进去的是哪一类人,句式是同一个。
这一章特别需要说公道话,因为它最容易被误读成反对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
第一,这套东西实实在在地延长了人的寿命。今天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能平安长大,是几代人在防疫、营养、卫生上做出来的。这是人类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
第二,福柯自己不是反对者。他从没说过应该取消这些。他要做的事,从第一本书起就没变过:把一套「不言而喻」的东西,查出它的做法和它的代价。
第三,代价不等于罪证。任何一套办法都有它照看不到的地方。指出来,是为了在那些地方多留一点余地,不是为了把整套东西推倒。
举一个具体的余地:一位老人做完检查,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可他就是没劲、不想出门。指标照看不到这一块。留余地的做法很简单——除了看报告,还问一句「这半年您最想做又做不成的是什么」。这一句问出来的东西,任何一张单子上都没有栏目。
看清代价的人,比看不见代价的人,更会用这套东西。这句话,本书还会在讲教育和讲工作的时候再说一次。
一个会用的人是什么样子?他按时体检,也知道一张单子测不出他过得好不好;他听医生的,也会问一句「这个建议是给一般人的,还是给我这种情况的」;他记录身体的数字,也留着自己的那一句感觉。
土:统计表,卫生制度,医院系统,保险,城市的水和路。这是全书里最大的一片土——它的单位不是一个人,是几十万人。
路:测量,比较,划线,干预,再测量。
形状:一个「人口」——一个可以被计算、被预测、被调节的对象;还有一个「健康的正常人」的样子。
回写:极强,而且是加固型。每个人量血压、测体重、记步数、看报告,都是在往这套东西里交数据;数据越多,标准越准;标准越准,人越照着它活。
这是全书规模最大的一次描红:几亿人用自己的身体,把同一张字帖描得越来越清楚。
请注意,这句话不带责备。交数据不是错——正因为有这些数据,疫苗才有效、药才安全、危险的东西才被查出来。这一章要读者看清的只是这件事的形状:你在被照看,同时你也在供料;两件事是同一件事。
知道了这一点,能做的也很具体:该测的测,该查的查,同时留意那些不必交出去的部分——你今天心里在想什么,你和家人之间的事,你打算怎样过接下来这一年。这些不进任何一张表,也不该进。
改写型在哪里?也有。有几处很实在:病人组织推动了某些疾病的研究方向和资源分配;一些国家的指标和指南,因为被指出对某些人群不适用而改过;一个社区把健身器材换成老人能用的,是因为老人自己提了。
这些事的共同点还是那三样:一个口子,一条具体的条文,一次被记下来。
这一章最实用的,是那句「指标会变成目标」。
一个人开始记步数,头一个月身体确实好了;半年后,他为了凑够一万步,在家里来回走到十一点。步数不再服务于身体,身体开始服务于步数。
一个家长盯着孩子的身高曲线,本来是想知道他长得好不好;后来,那条线成了压在两个人身上的东西。
分辨的办法很简单:问一句,这个数字现在是在告诉我情况,还是在给我下任务?
如果是后者,可以做两件小事:
第一,把数字调回参考的位置——一周看一次,不是一天看八次。
第二,在数字旁边加一句自己的话:这一周我睡得怎么样,走路的时候是轻快的还是勉强的。身体的感觉是第二把尺子(第 30 章)。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挑一个你每天都在看的健康数字,今天不看它,改成问自己一句:今天身体怎么样?
这个练习对照顾别人的人也有用。照看老人和孩子的人,常常盯着一堆数字:血压,体温,饭量,体重,成绩。今天可以换一句问法:他今天心情怎么样?愿不愿意说话?有没有想做的事?
数字管得住身体的一部分,管不住一个人过得好不好。
小账
谁在执笔:一套管「活着」的办法;执笔的手不再是某个人,是统计表和标准线。
描红还是改字帖:规模最大的一次描红——几亿人用自己的身体往里交数据。
带走的话:权力从「让你死」变成了「让你活」;留心那个转折——指标什么时候从告诉你情况,变成了给你下任务。
有一句关于战争的老话,很有名,大意是:战争是政治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一九七六年,福柯在他的一门课上,把这句话倒了过来问:如果反过来呢?政治是不是战争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这个倒置很刺人。它的意思是:表面上的和平、法律、秩序,底下可能一直是一场没有停下来的较量;法律不是战争的结束,是战争换了形式继续下去。
这一章讲这个说法,也讲它为什么最后被他自己放下了。
先说清楚这门课的背景。他在法兰西公学院一年一年讲课(第 7 章),这一年的课有一个很刺耳的题目,讲的正是这套「保卫」的说法是怎样一步一步变味的。
这门课上,他查的是一种说法的来历。
他说,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出现过一种很特别的讲历史的方式:不把国家讲成一个整体,而是讲成两群人——一群征服者,一群被征服者;今天的法律、今天的贵族、今天的地位,都是当年那场征服留下来的结果。讲这套话的人,多半是被压住的那一方;他们用它来说明:所谓公共的秩序,其实是一方的胜利。
福柯对这种说法很有兴趣,因为它翻过了一样东西:它不从「大家共同的利益」出发,它从「谁赢了谁」出发。
这是他一贯的路子:把一个被说成中立的东西,还原成一场发生过的较量。
举一个家常的例子就懂了。一个大家庭里有一条规矩:过年在长子家吃年夜饭。这条规矩被说成传统,谁也不问。查一查来历,多半会发现它是三十年前一次争执之后定下来的,当时有人让了步。规矩是停战协议,不是自然法则。这一点,凡是家里出过大事的人都懂。
可是这条线往后走,走出了很可怕的东西。
福柯追到了十九世纪:那套「两群人」的讲法,慢慢被改造了。原来讲的是两个族群之间的征服关系;后来变成了另一种说法——同一个社会内部,也有需要被清除的「不合格的部分」,要为了整体的健康,把它们处理掉。
到这里,这条线和上一章那条线接上了:生命权力要「让大家活得更好」,而这套说法给了它一个可怕的工具——把一部分人说成是对整体的威胁。
二十世纪那些最黑暗的事情,就是这两条线合在一起走到底的结果。
福柯讲这一段,是为了说明一件事:「为了整体的健康」这句话,一旦配上「有些人妨碍了整体」的说法,就能变成杀人的理由。
本书照实写这一段,不加码,也不回避。
也要写清楚福柯讲这一段的用意。他不是在做一场道德控诉——控诉早就有很多人做过了。他做的是他一贯的活:查这套说法的来历,看它是从什么地方长出来的、经过了哪几只手、在哪一步变成了另一样东西。知道了它的来历,才认得出它换一身衣服再出现时的样子。
这一章还要写一件很少被讲的事:这个「政治是战争的延续」的说法,福柯自己后来没有坚持下去。
讲完那一年,他的兴趣转到了别处:不是战争,是「治理」——怎样引导人、怎样安排人口、怎样让一个社会自己运转(下一章讲)。
为什么放下?
一个很实在的原因是:战争这个模型太粗。它只有两边,只有输赢,只有压住和被压住。可是他自己在第五编里写的那些东西——学校,医院,工厂,作息表——用「战争」根本讲不清楚。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之间的事,不是两军对垒。
再说一层:战争模型还有一个毛病——它让人以为只要赢了那一场,事情就解决了。可是第五编那些东西不是靠一场胜负维持的,它们靠的是每天的工序。赢不了一场并不存在的战役,只能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改。
一个模型如果解释不了自己手上的材料,就该被换掉。他换了。这一点值得记一笔:他不是一个抱着自己说法不放的人。
这个模型今天并没有消失,它换了两身衣服,都很常见。
第一身:舆论。任何一场公共讨论,很快会被说成两个阵营;接着,任何一句话都被读成站队;接着,事实本身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句话对哪一边有利。这正是战争模型:只有敌我,只有输赢,没有「造」。
第二身:商场。「打法」「抢地盘」「抢时间」「干掉对手」。这套词很提气,也确实有一部分现实对得上。可是同一家公司真正做成的事——一件被做好的产品,一支被带出来的团队,几个被留住的人——在这套词里全放不进去。
两身衣服的共同点:赢的时候很痛快,赢完了发现没有东西留下来。
因为战争只处理关系,不处理生产。一个只会打仗的人,打完之后不知道拿这块地做什么。
用这套书的尺子看,这个说法有一得一失。
得的一样:它把「法律」「秩序」「和平」这些被说成中立的东西,还原成了有来历的东西。这是他一贯的功劳。
失的一样:战争模型里,只有力和力,没有造。
第 33 章说过,他对权力最重要的判断是:它不只压,它还造——造本事,造身份,造知识。可是「战争」这个词,只能装下压:进攻,防守,占领,抵抗。一套只讲输赢的说法,装不下「一个孩子被练出了一手好字」这种事。
所以他放下它,不是退让,是他的判断在往前走。
这也是本书要向他学的一处:一个说法很有力、很刺人、很容易传播,可它装不下自己的材料时,要有勇气把它放下。
这一章还要记一笔对全书的账。
他查了一种说法的来历(那套「两群人」的讲法有出生日期),也查了这种说法后来怎样被改造。这都是他的本事。
可是请注意:他查的是「关于战争的那套说法」的来历,不是「权力」本身的来历。
同样,第 35、36、37 章里,他查的是关于性的那套说法的来历,关于人口的那套办法的来历。每一种具体的形式,他都查了出生日期;那个贯穿所有形式的东西——权力关系本身——他没有查。
这就是第 40 章要正式立起来的那根梁。这一章是它的最后一批材料。
土:一个国家的法律、地位、财产分配,以及它们背后那段被忘掉的历史。
路:征服——建立秩序——把秩序说成天然的——被压住的一方翻出旧账。
形状:一套讲历史的说法。
回写:这一章里有一处很特别的回写,而且方向是坏的:一套原本被压住的人用来翻旧账的说法,后来被改造,成了对付另一批人的工具。
这件事值得记住,因为它是本书对「改字帖」这个词的一个提醒:改字帖本身不保证是好事。被造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动那片土,改成什么样,要另外看。
判断的办法,还是他晚年给的那把尺子(第 33 章):改完之后,关系是更活了,还是被冻住了?是多了商量的余地,还是少了?是让更多人能开口,还是让一部分人从此不能开口?
这把尺子这一章用得上,往后各编还要一直用。
拿它量一量这一章讲的那段历史,结果很清楚:那套说法走到最后,把一部分人从「可以商量的对象」变成了「必须被处理的东西」。关系被彻底冻住了——冻到一头连开口的资格都没有了。这是「冻住」这个词最极端的样子。
「政治是战争的延续」这个说法,在日子里也有它的翻版:把一切关系都读成敌我。
家里吵架,吵到后来,很多人心里就是这个模型:这是一场输赢,谁先让步谁就输了。
办公室里也有:这个部门和那个部门,天然是对头;这件事上谁占了上风。
这个模型的好处是清楚,坏处和福柯遇到的一样:它装不下「造」。一对夫妻这些年一起造出来的东西——一个家,几个习惯,两个人都改过的脾气——在敌我模型里一样也放不进去。
一个可以随身用的检验:问一问,这段关系里,最近有没有一样是两个人一起做成的?
如果想得出来,那它就不是一场战争。如果连着几个月一样也想不出来,那多半真的只剩下较量了——这时候要做的,也不是打赢,是先一起做成一件小事。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和你最近关系紧张的那个人,一起把一件很小的事做完(做一顿饭,修一样东西,完成一份表格)。不谈问题,只做事。
做完也不必总结,不必说「你看我们还是能合作的」。一总结,这件事又变回了较量的材料。做完就做完,让它自己留在那里。
小账
谁在执笔:一套讲历史的说法;它先被压住的一方拿去翻旧账,后来被另一批人拿去对付别人。
描红还是改字帖:这一章里出现了一次方向很坏的改字帖——提醒我们:改字帖本身不保证是好事。
带走的话:他把「政治是战争的延续」倒过来问,后来又放下了它——因为战争只讲输赢,装不下「造」。
前面讲了两种管法。
一种是国王那一套:我说了算,不听就罚。它管的是不许做什么。
一种是规训那一套:把你放在格子里,按钟点练,练成某个样子。它管的是你怎样做。
这一章讲第三种,也是今天最常见的一种:它不下命令,也不天天盯着你练;它想办法让你自己朝某个方向走。
福柯给这一类事情起了一个大名字,翻成中文大致是「治理」。他给它下过一个很好记的定义,大意是:治理就是引导别人行为的那种行为。
不是强迫,不是操练,是引导:让你在一堆可能里,自己挑中那一个。
这套办法的来历,福柯追到了一个很古老的形象:牧人和羊群。
他说,在古代地中海一带,尤其是后来的基督教传统里,有一种和国王完全不同的权力形象。国王是统治土地的,牧人是照看羊群的。牧人的活有几个特点:
他要管整个羊群,也要管每一只羊。少了一只,他要去找。
他要一直在场,一直操心:哪只病了,哪只走偏了,哪只掉队了。
他不靠威严,靠尽心。他的权力是一种服务——他为羊群操劳,甚至可以为羊群舍命。
他还要知道每一只羊的情况:这就要求羊自己把心里的事说出来(第 35 章那台机器,就是从这里长出来的)。
「全体,也是每一个」——这是这种权力最要紧的那句话。
请体会它的两面。它是真的照看:一个把每个人都放在心上的组织,比一个只发号施令的组织好得多。它也是最细密的一种管:一个真心为你好、又知道你全部情况的人,你很难对他说不。
这个形象,后来从教会散到了别处:学校对学生,企业对员工,政府对国民,父母对孩子。今天听到的很多说法——「以人为本」「关怀每一位」「不让一个人掉队」——底下都是这个牧人。
福柯还看见一件很妙的事:牧人权力要求羊说话。要照看每一只羊,就得知道每一只羊的情况;要知道,就得让它自己说。于是「关心」和「交代」成了同一件事的两面:一个真心关心你的机构,会问你很多问题,也会把答案记下来。
今天最常见的版本是那份「关爱问卷」:单位发的心理测评,学校发的家庭情况表,社区发的老人情况登记。每一份都是真心要照看,每一份也都在收集。
到了近代,这种治理长出了一套新的做法。福柯讲的是欧洲十八世纪以后的经济和行政思想,那一套的要点可以压成一句:
与其禁止,不如安排。
比如粮价。旧办法是限价、禁止囤积、强制调运。新办法说:这些管得太死,反而会出乱子;不如让粮食自己流动,只在关键处调节,让整体的价格回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区间。
比如疾病。旧办法是把人隔离起来、封住城门。新办法说:算一算风险,看看哪一部分人最危险,把资源放在那里,让整体的发病率降下来。
两套办法的差别在于:旧办法要控制每一个人,新办法只要让整体的数字往某个方向走。第 37 章说过这件事,这一章是它的另一半:不只在健康上,在粮食、治安、交通、教育上,都是同一套做法。
这套做法很聪明,也很省力。它给人留了很大的余地——你可以自己选,可以走这条路也可以走那条路。它只做一件事:把选项、价格、难易、快慢,调到让多数人自己选中它想要的那一条。
这一套今天有一个很常见的名字:设计激励。学校用它(评优、加分、排名),公司用它(绩效、晋升通道),平台用它(派单、流量、推荐权重)。用得好的时候,它确实让事情转得顺;可它有一个共同的毛病——被设计的人永远比设计的人晚知道规则。等你摸清了怎么做能拿高分,规则多半又调了一次。
福柯有一年的课,讲的是这套治理在二十世纪的一个新版本。他讲到一批经济学家的想法,其中有一个说法,今天听起来一点也不陌生:
一个人自己就是一份资本。
你的学历、你的健康、你的人脉、你的经验、你的形象,都是你投在自己身上的资本;你要经营它们,让它们增值。于是一个人和自己的关系变了:他不只是一个工人,他是自己的老板——自己的企业家。
福柯当时是在分析一套理论,不是在下判决。可是这个说法后来长成了我们每个人的日常。
今天的中文里,这套话随处可见:投资自己,个人品牌,能力变现,副业刚需,自律,复利,把自己当成一家公司来经营。
请看清楚这套说法做了什么。
它把「被人管」变成了「自己管自己」。没有人逼你学、逼你练、逼你卷,是你自己在为自己的将来投资。
它把失败变成了个人的事。第 33 章说过的那句:一个人恨它,也靠它。到这里更进一步——你连恨的对象都找不到了,因为管你的那个人就是你自己。
这就是第 31 章那座塔的最新版本:塔里不需要有人,因为你自己既是塔里的那个人,也是囚室里的那个人。
这一版的塔还有一处更难受的地方:它把休息也变成了投资。睡够觉是为了第二天效率高,运动是为了保持状态,读书是为了保持竞争力。一个人连躺着的时候,都在为将来的自己打工。
按规矩,还公道。
「自己的企业家」这套说法不是凭空骗人。它给了人两样真东西。
第一,它给了人一种主动的姿态。一个相信自己可以经营自己的人,比一个觉得一切都由出身决定的人,多一分力气。这几十年里,无数人靠着这股劲改了自己的处境。
第二,它给了人一套语言,去要求应得的东西:我的时间是有价的,我的技能是资产,我凭本事吃饭。
要警惕的只有一处:当这套说法成了唯一的说法,凡是不能被算成资本的东西,就都不算数了。
照顾一个生病的家人,算什么资本?陪孩子玩一个下午,算什么增值?在一件没有回报的事上花三年,算什么投资?
一个人的一生里,有很大一部分是不能被算成资产的;那一部分恰恰是他真正活过的部分。
这一句也值得对着孩子说一次。今天很多孩子从小听到的都是投资的语言:这个班有用,那个活动能加分,这本书对写作文有帮助。一个孩子如果从来没有被允许做一件「没有用」的事,长大后很难相信自己本身是有价值的——因为他学会的唯一一种衡量,是回报。
这里要交代一件事,免得读者以为三种权力是接力赛。
福柯自己说得很清楚:新的一种出来,旧的并不消失。今天一个普通人,一天之内会同时碰到三种。
早上上班打卡,是规训那一种:钟点,记录,考核。
路上闯红灯被罚,是君主那一种的后代:明确的禁止,明确的处罚。
打开手机,推荐给你的内容、给你派的活、算给你的价格,是治理那一种:没有人禁止你,只是别的选项不好找。
三种叠在一起,最难受的是第三种,因为它不对着你。被禁止的人知道自己在被管,被引导的人以为自己在做主。
这句话也可以拿来判断一件事该怎么争。被禁止的事,争的是那条禁令;被排着的事,争的是那张表;被推荐的事最难争——你得先证明「我本来会选别的」,而这件事几乎没法证明。
福柯把三种都写了出来,这是他最大的用处之一:他让一个普通人能认出自己此刻正被哪一种管着。认出来,才谈得上下一步。
有一个很省事的辨认口诀:被罚的是君主那一种,被排的是规训那一种,被推荐的是治理那一种。
用这套书的词看,这一章讲的是最会「造」的一种权力。
土:市场、价格、排行榜、平台的推荐、行业的行情、周围人的活法。这片土很软,几乎看不见,也几乎躲不开。
路:它不给你一条必须走的路,它给你一堆路,然后把其中几条修得特别好走。
形状:一个会自我管理、自我投资、自我负责的人。
回写:极强,而且极隐蔽。一个人越是努力地经营自己,他就越是证明了这套说法是对的;他的每一分努力,都在让这片土更硬。
这是本书说的加固型回写最完美的形态:连执笔的人都觉得那是自己在写。
这里要先做一处划界,免得和第 46 章打架。第 46 章会讲他在古人那里找到的一个说法:把生活做成一件作品。听起来和「经营自己」很像,其实相反:
作品是做给自己的,资本是做给市场的。一件作品的好坏,由做它的人和懂它的人一起判断;一份资本的价值,由外面的行情说了算。
一个人把生活做成作品,他可以决定什么算好;一个人把自己当成资本,什么算好从来轮不到他定。
第 31 章的塔,你还知道自己在被看。这一章的塔,你连被看的感觉都没有了——你觉得一切都是自己挑的。
那么改字帖在哪里?
在一件很小、也很难的事上:承认有些东西不必被经营。在自己的一天里留一块地,那里的事不产生任何可以写进简历的东西。第 28 章说过那句:空白之所以是空白,是因为没有人要求交代。
这套书写到外国的事,习惯问一句它落在中国哪张床上。这一章的床很结实。
一张是「父母官」。这个说法的分量,和牧人几乎一样:管的人像父母,被管的人像孩子;他要为你操心,也有资格替你拿主意。它的好处是真的照看,它的代价也是真的——被当成孩子的人,很难被当成能自己做决定的人。
一张是「为你好」。第 16 章、第 37 章都写过。到了这一章可以看得更清楚:为你好之所以这么难挡,是因为它不是命令,是引导;它不禁止你,它只是让别的路更难走。
一张是这几年的自我经营。上进,自律,搞副业,做个人品牌,把自己当公司经营。这套话进入中文的时间不长,可是它现在几乎覆盖了年轻人全部的自我描述。
按纪律,只作旁证,不混为一谈。福柯讲的是几百年里长出来的一整套治理,这里说的是几件我们身边的事;可那个检验是通用的——看别的那条路好不好走。
这一章有一个很实用的检验,可以拿去量任何一件「为你好」的安排:
它是给了你更多的选择,还是把别的选择修得更难走?
一所学校说:课外班是自愿的。可是不报的孩子跟不上进度,老师默认大家都学过。这不是选择,这是把另一条路修烂了。
一家公司说:假期你随便休。可是没有人休,休了的人项目进度就落下。这也不是选择。
一个平台说:你可以自己挑内容。可是排在前面的那几条,是它替你排的。
看一件事有没有选择,不看有没有规定不许,看别的那条路好不好走。
这个检验有一个很硬的用法:它能分辨「自愿」的真假。凡是听见「自愿」两个字,就问一句——不参加的那个人,接下来的日子和参加的人一样不一样?一样,那是真自愿;不一样,那是把另一条路修烂了。
还有一个练习,对累的人尤其管用。找出你这一年做过的、完全不能被写进简历的三件事。写下来,看着它们。
那三件事不是你的浪费,那是你没有被算成资本的那一部分。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这一周,留一个小时做一件「没有用」的事,而且不告诉任何人你在做它。
「不告诉任何人」这一条是故意的。一件事一旦说出去,就开始有观众;有了观众,它就又变成了一件要交代的事。
小账
谁在执笔:没有一个执笔的人;土被安排成那个样子,你自己选中了它想要的那一条。
描红还是改字帖:加固型回写最完美的形态——连执笔的人都觉得那是自己在写。
带走的话:看一件事有没有选择,不看有没有规定不许,看别的那条路好不好走。
这一章是第六编的定案,也是全书的第一根承重梁。
一句话:
他给每一种权力都查出了生日,唯独没给「权力」本身查。
先把他查过的东西摆出来,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君主的那一种。它有形状:处死,示众,仪式,在众人面前把账讨回来。它有日期:什么时候最盛,什么时候开始不灵。它有失效的原因:刑场上出乱子,判得太重执行不了(第 28 章)。
规训的那一种。它有出生地:修道院,军营,学校,工厂,作坊。它有工序:分格,钟点,操练,分级,考核,建档(第 29 章)。它有成形的时间:大致十七、十八世纪那两百年。
生命权力那一种。它有对象:人口。它有工具:统计,防疫,保险,城市规划。它有起点:大致十八世纪后半叶(第 37 章)。
治理那一种。它有来历:牧人和羊群,后来是经济学与行政学(第 39 章)。
四种,全都查了出生证。没有一种被他当成永恒。这是极了不起的工作。
这一点值得多说一句。在他之前,讲权力的书多半只有两条路:要么讲谁该掌权,要么讲权力怎样被滥用。他开了第三条路:把权力当成一件有做法、有工序、有年份的技术活来查。这条路今天已经成了常识,而常识的提出者常常被忘掉。
没查的是这一句:
「哪里有关系,哪里就有权力。」
这句话在他书里出现的形式有很多种,意思都一样:没有一处是权力之外的,人和人一有关系,就有力在作用。
这句话在他的书里从不诞生,也从不消失。它没有出生地,没有工序,没有失效的条件。它只是换形式:从君主的,变成规训的,变成生命的,变成治理的。
请注意这个结构:每一件衣服都有出生日期,穿衣服的那个东西没有。
他自己不承认这是一个实体。他反复说,权力不是一样东西,不是谁拥有的,它只是关系的名字。这个辩解成立吗?
一半成立。他确实没有把权力写成一个会思考、有意志的主体。
可是另一半不成立。因为在他笔下,「权力关系」这件事有三个特征,正好是一个永恒实体的三个特征:
它无所不在。任何两个人之间都有。
它不会不在场。没有一个地方是它照不到的。
它只变形,不诞生也不死亡。
一样东西无所不在、永远在场、只变形不生死——这不是一句描述,这是一个位置。第 17 章说过,他把「不许被改写」这个位置,从看的人那里挪到了被看的人那里(那个沉默的原样)。到这里,他又把它挪到了第三个地方:权力本身。
按规矩,问一句:他那片土里,为什么长不出这一查?
第一个原因:他要拆的那个对象,逼着他这样写。他一辈子在拆的,是「有一个中立的地方」这个念头:中立的科学,中立的方法,中立的判断。要把这个念头拆干净,最有力的说法就是:没有一处是外面的,哪里都有力在作用。这句话一旦说出口,它就必须是无条件的——只要留一处「这里没有权力」,那一处就会被当成新的中立地带。
第二个原因:他怕开药方。第 2 章那条病根。一旦给「权力」查出生日期,下一句就得回答:那么它可以被改成什么样?没有权力的关系是什么样?这一问他不愿意答,因为任何答案都是一张新的蓝图,而蓝图在他看来就是新的牢笼。
第三个原因:他的材料。他查的都是具体的机构和做法,有档案可查。「关系里有力」这件事,没有档案——它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一份章程,它是一种看世界的框架。人很难给自己的框架查出生日期。
顺着这一条还可以说得更实在:查一样东西的出生日期,需要有一个「它还不在的时候」。疯狂那个格子有(第 15 章),医生的目光有(第 18 章),「人」这个位置有(第 24 章)。可是「关系里有力」这件事,找不到一个它不在的时候——没有对照,就没法查。
这一条是真的难处,不是借口。本书能做的,是指出这根梁在哪里,不是假装自己能拆掉它。
三个原因都成立。所以这一章不说他懒惰,只说他停下了——而且是在自己最核心的那个词上停下的。
也可以换一个说法:每个人的刀,都砍不动自己的刀柄。他用来拆一切的那个概念,本身没法被同一把刀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毛病,是所有思想体系的通病——本书第 61 章要把这把刀转过来,对准这套书自己。
假如给「权力」也查出生日期,会看见什么?
会看见这样一句话:「一切关系都是权力关系」本身也是一种说法,它有来历,有条件,也有它照不到的地方。
它的来历不难找。它是在二十世纪、在一段特别的历史之后长出来的:两次大战,营地,秘密警察,被证明并不中立的科学。经历过那些的一代人,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凡是自称中立、自称为你好、自称客观的东西,底下都有力。
这个来历很硬。可是它也让这套说法只长了一半的眼睛:它看得见推,看不见托。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孩子写作文卡住了,老师坐下来,不说对错,只问他「你当时最想说的是哪一句」,问了三次,孩子把那句话写了出来。
这件事里当然有力:老师有权威,孩子在被引导。可是把它整个读成「一次成功的规训」,就漏掉了真正发生的那件事——这个孩子长出了一句他原来写不出的话。
第 1 章插的那面旗,到这里可以正式拔一半了。一个肯听你说完的人,一间够亮的教室,一次不留档的原谅,一个替你补上的人——这些里面当然也有力,也可以被分析成关系。可是把它们全读成「权力的另一种形式」,就漏掉了它们真正做成的事:它们让一个人长出了他本来长不出的东西。
推和托都是力。只认推,不认托,是这根梁最实在的代价。
这一章写到这里,要停下来还一份大的公道。
第一,没有生日的东西,不等于假的。「关系里有力」这句话是真的,而且是极有用的真。今天任何一个普通人,能看清家里、单位里、平台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多半要归功于这句话。
第二,他自己后来给了一把尺子。第 33 章说过:不要被冻住。这把尺子承认关系里永远有力,也分得出好坏——能商量的、能反过来的、还能变的,是活的;一头永远在这边、一头永远在那边的,是死的。
这把尺子很晚才出现,只说了一两次,没有长成一套东西。可是它在。第 49 章会专门去查它够不够顶起那一栏。
第三,这本书用的尺子,自己也要被查。第 61 章会做这件事:这套书说的「回写」「土」「路」,同样有出生日期,同样有它照不到的地方。一门说「谁宣布自己完成了,这一宣布就是下一次改写的材料」的学问,不能把自己当例外。
用这套书的三样东西对一对,这一编的账是这样的:
土:他写到了最厚的一层——不只是硬土(机构、章程),还有软土(说法、口径、什么算真的)。
路:他写到了四种权力的换手。
形状:被造出来的各种人——病人,犯人,学生,人口,自己的企业家。
回写:他写足了加固型,第 36 章那道缝是唯一一处改写型,他没往下走。
而在这一切底下,有一个不被查的东西:关系里永远有力。
这是一根梁。梁不是错。一座房子必须有梁。要紧的是知道它在哪里,知道它承着什么,知道拆掉它房子会塌成什么样。这一章做的就是把这根梁指出来。
顺便把全书三根梁的位置摆清楚,免得读者记混:
第一根,在这一章:权力本身没有生日。
第二根,在第 23 章:层与层之间只有断,没有路。
第三根,在第五编、第 34 章定案:被造的人接过了笔,只准描红。
三根梁承着同一样东西:一个不被改写的位置。第一根把它安在「权力」上,第二根把它安在两个时代的断口上,第三根把它安在被造的人手里那支笔上。
这一章有一个很实在的用法:别把「哪里都有权力」当成结论,把它当成一个起点。
一个人读完福柯,最容易得的一种病是:看什么都是权力。老师夸孩子,是规训;朋友关心你,是治理;家人劝你,是控制。这样看下去,人会越来越孤立,也越来越轻松——因为什么都不用分辨了。
分辨的办法,就是他晚年那把尺子,再加上第 1 章那一句。两句合起来,是三个问题:
一、这段关系里,有没有托?它有没有让谁长出了原来长不出的东西?
二、能不能反过来?这一年里,对方改动过你什么?你改动过他什么?
三、有没有出口?如果一方想退,退得出去吗?退了以后代价有多大?
三问都过得去的,是活的关系,哪怕它不平等(师徒、父母和孩子、医生和病人,本来就不平等)。三问都过不去的,才是被冻住的。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拿这三问,量一段你最在意的关系。不要得出一个结论,只挑出最弱的那一问,想一件能让它松一点的小事。
小账
谁在执笔:在他笔下,最后执笔的是一个没有出生日期的东西——权力关系本身。
描红还是改字帖:这一章里没有回写可言;一样没有生日的东西,也没有地方可以被改。
带走的话:他给每一件衣服都查了出生日期,没给穿衣服的那个东西查;别把「哪里都有权力」当成结论,把它当成起点,然后问:有没有托,能不能反过来,有没有出口。
这一章和别的章不一样。
前面各章讲的,都是福柯自己说过的话,加上本书的判断。这一章要提出一个本书自己的解释:福柯写过的三种权力,恰好对上这套书里三个不同的位置。
这个解释是本书提出来的,不是福柯的原话。所以这一章在提纲里就标着两个字:待验。读者可以不接受它,全书别的部分不受影响。
标出来,是本书的规矩:借来的东西和自己造的东西,要分开摆。
先看一件很具体的事:三种权力,眼睛盯在哪里。
君主那一种,盯着「那儿有个东西」。
它的对象是一个一个可以指认的东西:一个犯了事的人,一块地,一批税。它的动作是对着这个东西来的:抓,罚,杀,收。第 28 章那个刑场,眼睛全在那一个身体上。
规训那一种,盯着「有个过程正在发生」。
它不关心某一刻这个人是什么样,它关心他正在怎样变:这个动作练到第几拍了,这一级学完了没有,这个月比上个月进步了多少。第 29 章说过那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它连「你怎样一步一步长起来」都要安排。它的眼睛在过程上。
生命权力那一种,盯着「我在这片场里的位置」。
它的对象既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一个过程,是一片分布:出生率,死亡率,发病率,平均寿命。每一个人在这片分布里有一个位置:你的血压在第几档,你的孩子在生长曲线的哪一段,你的风险等级是几。第 37 章讲的就是这个。
指着一个东西,跟着一个过程,落在一片分布里的位置——三种眼睛。
顺便说一句,这三种眼睛在一个家里也看得见。一个家长盯着这次的分数(指着一个东西),盯着孩子每天怎么学(跟着一个过程),还是盯着孩子在班里的处境(落在一片分布里的位置)——三种看法,会带出完全不同的三种做法。第七节会展开。
这套书说,一件事情要被说清楚,得有三个位置。
一号位:对象。那儿有个东西。
二号位:过程。它正在怎样发生。
三号位:场里的位置。它在这片缠在一起的地里,落在哪一处。
把上一节的三种权力放进来,一一对得上:
| 福柯的三种权力 | 眼睛盯着 | 对应的位置 |
|---|---|---|
| 君主 | 那儿有个东西 | 一号位(对象) |
| 规训 | 有个过程正在发生 | 二号位(过程) |
| 生命权力 | 我在这片场里的位置 | 三号位(场) |
三种权力,三次换侧重。每一次,权力的眼睛都往后退了一步:从东西,退到过程,再退到场。
退一步,管得更宽,也更省力。盯着一个东西,要一个一个盯;跟着过程,要天天在场;落在场里,只要把地的坡度调一调,人就自己往下走了。
越省力的管法,越难被看见;越难被看见,越难被改。
如果它成立,它能解释三件事。
第一,为什么越往后,权力越难被反抗。
对着一个东西的权力,最好反抗:它抓你,你可以躲、可以逃、可以告。
对着过程的权力,难一些:它管的是你每天的日课,反抗它等于反抗自己的习惯。
对着场的权力,最难:它根本不对着你,它只是把整片地的坡度调了一调。你没有被针对,你只是发现别的路都不好走(第 39 章那个检验)。
第二,为什么三种权力不互相取代,而是叠在一起。
今天的人同时活在三种里:会被直接处罚(一号位),会被每天的考核和作息管着(二号位),也会被平台和各种指标安排在某个位置上(三号位)。它们不是接力,是叠层。
第三,为什么福柯越到后来越难说清怎么办。
对着一个东西的权力,反抗的对象很清楚。对着场的权力,没有对象可反抗——第 40 章那根梁就是在这里立起来的。
按规矩,要把它的弱处写出来,而且要写足。
弱处一:福柯自己没有这样分。他从来没有说过三种权力对应三个位置。他讲的是历史:哪一种在哪一段时期成形。把它排成三个位置,是本书的动作。
弱处二:时间上对不齐。三种权力在历史上有交叠,不是干干净净的三段。君主那一种到今天也还在(法院还在判刑)。所以「三次换侧重」说的是重心的移动,不是三段更替。
弱处三:容易被读成进化。一号位到三号位,听起来像越来越高级。不是。三个位置没有高下,只有侧重不同。
三条都写下来。读者如果觉得这个解释牵强,可以只当它是一个方便记忆的排法。
也要说明本书为什么还是写它:如果这个排法成立,它能解释一件别的说法解释不了的事——为什么他晚年非转向不可。下一节讲这一层。
如果这个解释成立,它还能说出一件更要紧的事。
这套书说,三个位置里,三号位是显影的位置——一个「我」是在那片场里被显出来的。
福柯写的生命权力和治理,正好落在这个位置上。这就解释了他晚年为什么非要转向不可:他一路写到了三号位,写到了「一个人怎样在这片场里被摆出一个位置」。写到这里,下一问自然就来了——那么,一个人能不能在这个位置上,对自己动手?
这正是第七编那四年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的三个时期不是三次换题目,是同一条线上的三站。写完了三号位怎样摆人,他必须问:站在这个位置上的那个人自己能做什么。
这个读法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它解释了为什么晚年的他读起来那么不一样。很多人觉得他「变温和了」「转向伦理了」,好像是心境变了。按这个排法,不是心境变了,是他的题目走到了那一步。
他问了,也答了一半。那一半,是第七编的事。
这一章的三个位置,拿去看一件家常的事,很好用。
孩子成绩下滑,家里可以有三种反应。
一号位:盯着这件事本身——这次考砸了,罚,或者补。
二号位:盯着过程——他每天怎么学的?哪一步卡住了?作息怎么样?
三号位:盯着他在场里的位置——他在班里的位置变了吗?和同学的关系怎么样?他觉得自己是不是「不行的那一个」?
三样都要看。多数家庭只看第一样,好一点的看第二样,很少有人看第三样。而多数孩子真正塌下去的地方,在第三样。
大人也一样。很多人辞职,不是因为哪一件事办砸了(一号位),也不是因为流程多难走(二号位),是因为在那个地方待久了,发现自己被摆在了一个说话没人接、做什么也不被看见的位置上(三号位)。
单位里也一样。一个人做事不上心,可以罚(一号位),可以看他的流程哪里卡了(二号位),也可以看他在这个团队里的位置——他的话有没有人接,他做的事有没有人看见(三号位)。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拿你最近最操心的那件事,把三个位置各写一句。看看你平时最常站在哪一个,最少看哪一个。
写完还可以再问一句:这三处里,哪一处是我真的够得着的?多数时候,够得着的恰恰是第三处——一个孩子在班里的处境,一个下属在会上有没有人接话,一个老人在家里还有没有一件事由他说了算。这些事不需要权力,只需要有人留心。
小账
谁在执笔:三种权力,三种眼睛;越往后,执笔的手离你越远,也越难被指认。
描红还是改字帖:这一章是本书自己的一个排法,标着待验;它要说的是——写到三号位,下一问就是那个人能不能对自己动手。
带走的话:三种权力,三次换侧重:指着一个东西,跟着一个过程,落在一片分布里的位置;多数人塌下去的地方,在第三样。
编序
本编九章,讲他一九八〇到一九八四这四年。
这四年在他一生里很特别。一个写了十几年「人是被做出来的」的人,最后几年开始问:一个人能对自己做什么?
第 42 章讲那八年沉默和一次推倒重来。第 43 章讲他的一个大发现:认识,是从什么时候起,不再要求认识的人改变自己。第 44 章讲古人写给自己的字:笔记本,书信,睡前的省察。第 45、46 章讲他在古人那里找到的另一种活法:不问「可不可以」,问「用得好不好」;把生活当成一件作品来做。第 47 章讲说真话的勇气。第 48 章讲他对「启蒙」的那篇短文——这是他离这套书最近的一处。
第 49 章是全书最要紧的一次自查:本书判词的后半句,最危险的反证就在他一九八四年一月的一次访谈里。这一章专门去查。第 50 章是本编总账。
读这一编要带一个提醒。这几章讲的都是「一个人能对自己做什么」,容易被读成一本教人修养的书。本书不这样读。这一编真正的问题是:对自己动手,能不能接到对制度动手上去。他没有接上;本书要写清楚他为什么没接上,也要写清楚接上的话,接口在哪里。
本编是判决四的主场:他终于递给那张脸一根树枝——只是这根树枝,只画在沙滩的一角。
也要先说一句公道话:能在生命的最后四年,推翻自己写好的计划、换一个题目重来的人,本来就极少。这一编写的是一个人在最后的时间里,仍然在改自己的字帖。
一九七六年,他出了《性经验史》第一卷。
那是一本很薄的书,气势很足。书的末尾还预告了接下来的几卷:要写肉体,写儿童,写女人,写变态者,写人口与种族。整套计划摆在那里,看上去过两三年就能陆续出来。
然后他停了八年。
一九八四年,第二卷和第三卷才出版,那时他已经病重。而且这两卷和当初的预告完全对不上:不写十九世纪,写古希腊和古罗马;不写权力怎样管人,写一个人怎样对待自己。
八年,一次推倒重来。
他没有闲着。第 7 章说过,他每年在法兰西公学院讲课,那十三卷讲稿里,最厚的一批就是这几年的。他还常去美国讲学,去了几次伊朗(第 7 章那一处盲区),写短文,接受访谈,参加各种事情。
可是那本预告过的书,一直没有出来。
据后来的记载和他自己的说法,问题出在计划本身:他越写越觉得,按原来的路子写下去,写出来的还是同一件事——一套办法怎样造出一类人。他已经写过三本这样的书了。
这里可以看出一个思想家和一个熟练作者的差别。熟练的作者会把那份计划写完,五本书都会很好看,因为方法已经成熟了。福柯不肯——成熟的方法用第四次,就是在给自己描红。
他说过一句意思是这样的话:如果一本书写完以后,他还和写之前一样地想问题,那就不值得写。(第 3 章引过一次)
这不是拖延,这是他一辈子做过很多次的那个动作:换问法。
那么,新的问法是什么?
他要问的是:一个人和自己的关系,是怎么来的?
这个问题一出来,材料就不够了。近代的材料他熟,可近代的人和自己的关系,早就被他写过的那套东西塑造过了:告解,诊室,问卷,档案。要看清这层塑造,得找一个还没有被它塑造过的地方。
于是他一路往回退:先退到基督教早期,再退到罗马,最后退到古希腊。
退的过程里,他手上的材料也换了。从前他查的是敕令、章程、作息表、病历——全是机构留下的东西。现在他读的是哲学家的信、劝勉的文章、修身的手册、写给弟子的讲稿。从管理者的档案,换成了普通人怎样过日子的文字。
第 9 章说过他的第二条病根:用管理者的档案写历史,写出来的当然是一部被管的历史。这几年,他第一次换了一批材料——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他写出来的东西,读起来完全不是同一种气味。
这是一次很大的退。一个研究监狱和精神病院的人,晚年在读柏拉图、色诺芬、塞涅卡、马可·奥勒留。有人为此说他晚节不保,说他躲进了古书堆。
本书的判断不一样:这不是撤退,是绕到背后去。他不是去古希腊找答案,他是去找一个对照——在还没有「按格式说出自己」这套办法的年代里,人和自己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这个做法本身就值得学。一个人想看清自己习惯了的某件事,最省力的办法不是死盯着它想,是去找一个真的不这样做的地方:另一个行业,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年代,另一个家庭。对照不是为了照搬,是为了让眼前这一样露出边。
他找到的东西,可以先用一句话说:
在古人那里,人和自己之间的事,不是「弄清楚我是谁」,而是「怎样对待自己」。
古希腊有一句人人都知道的话:认识你自己。福柯说,在古人那里,这句话一直是和另一句连在一起用的——关心你自己。后者才是主干,前者是它的一个环节:要照看自己,才需要先看清自己。
后来,主干被丢掉了,只剩下「认识你自己」。于是这件事变成了一道认识的题:我到底是什么人?——而不是一件要每天做的事:我今天怎样过。
这两件事差得很远。
「弄清楚我是谁」,要的是真相:我心里深处是什么样的人,我的童年发生过什么,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一路走下去,就是第 35 章那台机器。
「怎样对待自己」,要的是做法:每天怎样安排,吃什么,练什么,怎样面对愤怒,怎样准备迎接麻烦,晚上睡前回想一遍今天。它不问你是谁,它问你怎么过。
后面几章讲的,全是这一路上的具体做法:写笔记,写信,睡前省察(第 44 章),节制(第 45 章),把生活做成作品(第 46 章),冒着风险说真话(第 47 章)。
这一章要专门记一件事,它对读者比对福柯研究更有用。
一个人愿意把已经写好的计划作废,是一件很难的事。
那份计划已经印在书的末尾了,读者在等,出版社在等,学界在等。按计划写下去,他会多出五本书,每一本都会被认真对待。
他没有写。他用了八年,换了一个题目,最后只出来两本,而且出版的时候他已经病重。
第 9 章那张表上,「六次改写自己」是他一生的样子。这是最后一次,也是代价最大的一次。
本书对这件事的判断是:他手里的笔,到最后都是活的。这一点,比他任何一个具体的结论都值得学。
还有一件事要记在这一编的开头,因为它和后面几章有关。
这几年,他在美国待过几段时间,尤其是加州。第 7 章说过,那是他很自在的一段日子。他在那里遇到的,是一批正在试着用新方式过日子的人——新的关系,新的社群,新的规矩。
据后来的记载,他对这些很有兴趣,也谈起过:一种生活方式是可以被发明出来的,不是只能从传统里领一份。
请把这句话记住。它和他在古人那里找到的东西,是同一件事的两头:古人告诉他,人和自己的关系曾经有过另一种样子;眼前的人告诉他,另一种样子今天也可以被做出来。
第 46 章那个说法——把生活做成一件作品——两头的来路都在这里。
也要照规矩写一句质疑:有人认为,他晚年这一转,多少带着他自己那几年生活的影子——他在异乡过得自在,于是把「发明一种生活」看得很重。这种读法不能当成定论,本书也不用生平去解释学说(第 9 章说过)。摆在这里,是让读者知道有这样一种说法。
用这套书的词看,这八年是一段很长的「正在成形」。
第 23 章批评过他不写「正在成形」那一段。可是这八年,他自己实实在在地走了一段:旧的写法撑不住了(张力积累),试了几个方向都不对(路在修正),最后逼出了一个新问题(形状改变),这个新问题回头改了他全部的计划(回写)。
他写不出别人那一段过程,自己却走了整整八年。这句话,第 9 章说过一次,第 26 章说过一次,这里是第三次。它们加起来,正是第九编要处理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做得到的事,写不进他自己的理论?
这一章最有用的,是那句「把已经写好的计划作废」。
一个人三十五岁,学了一门手艺十年,忽然发现这条路走下去只是重复。改不改?改的代价是从头开始,是别人说你折腾,是那些年的积累好像白费了。
一对父母为孩子规划了一条路,走到一半发现孩子在这条路上一天比一天沉默。改不改?
一个部门做了三年的项目,做的人都知道它没什么用,可是停下来要有人担责任。停不停?
这些事没有标准答案,代价都是真的。这一章只提供一个判断的角度:
问一句——照这样做下去,三年后会不会还是同一件事?
如果答案是「会」,那这条路已经不长东西了。它可能还很稳,还很安全,可它已经不长了。
还要补一句,免得这话被读成鼓动人辞职:作废一个计划,不等于推翻全部的生活。福柯作废的是一份写作计划,他的教席、他的日子、他的人,都还在。多数时候,能换的是题目,不是整个人生。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想你手上那件做了很久的事,它今年和去年,有没有一处是不一样的。如果一处也没有,挑一处,今年改掉。
小账
谁在执笔:他自己——这是他一生里最贵的一次改写:作废一份已经公开的计划。
描红还是改字帖:改字帖,改的是自己那一页;而且他为此付了八年。
带走的话:照这样做下去,三年后会不会还是同一件事?如果会,那条路已经不长东西了。
今天你要学一样东西,比如统计学,没有人会问你:你这个人够不够格?
老师会问你数学底子怎么样,会问你有没有时间。没有人会说:你先去把脾气改一改,先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先过一段清苦的日子,然后才能懂这门学问。
这听起来很荒唐。可是在古代,这正是常识。
福柯在一门课上,讲了一个他自己起的名字:「笛卡尔时刻」。他要指出的,就是这个常识是什么时候、怎样被换掉的。
他说,在古希腊罗马的传统里,要接近真理,有一个前提:认识的人自己得先改变。
一个人不是凭着聪明和方法就能懂那些要紧的道理的;他得先做一套功夫:节制,训练,反省,练习面对困难,把自己整个人调到某种状态。只有变成了另一种人,他才配得上那个道理,也才真的懂。
而且这件事是双向的:懂了以后,他也不一样了。真理不是一个被他拿到手的东西,是一样把他改造了的东西。
这套要求,福柯用了一个词来讲,大致可以说成「灵性的功夫」。它的要点只有一句:
要看见真的,先得成为另一个人;看见了真的,你就成了另一个人。
这一条今天听起来像玄谈,可它在一些行当里还活着。一个外科医生的手,是几千台手术练出来的;一个好的调解人能看出事情的症结,靠的不是读了多少书,是自己经历过很多难堪的场面。凡是学到后来必须换一个人的手艺,都还留着古人那一条。
古代那些学派的日常就是这样:一起吃住,一起练,晚上省察,师傅盯着你的脾气和习惯,不只盯着你的论证。
中国读者对这一套并不陌生。书院里的规矩,师徒之间的相处,「学问」和「做人」不分家的那套讲法,走的是同一路。一个学生的字、他的坐相、他待人接物的样子,都被当成学问的一部分。只作旁证,不混为一谈;可这条路数确实不是欧洲独有的。
到了近代,这个规矩没了。
福柯的说法大意是:从某一刻起,认识的门槛变成了方法。只要你按正确的方法做——观察,推理,实验,验算——你就能得到真理;至于你是什么人,脾气好不好,过什么样的日子,和这件事没有关系。
他把这一刻挂在笛卡尔名下,所以叫「笛卡尔时刻」。要说清楚:这不是说笛卡尔一个人造成了这件事。这是一个标记,标的是一整段变化。
从此,真理和认识者分家了:
认识者只要方法对,就能得到真理。
真理不再要求他改变,也不再回头改变他。
这是「方法中立」的出生日期。
请体会这一句在全书里的位置。第 18 章,他撬开了「方法中立」这块地基——医生的目光不是透明的窗户。那是从结果上撬。这一章是从来历上撬:这块地基是哪一年铺下去的。
一样东西被证明有毛病,还可以修;一样东西被查出出生日期,它就从「本来如此」变成了「当年这样定的」。后一种更彻底。
请把这一章和全书前面连起来读,才知道它的分量。
导论里说过,发现学站在三块地基上:对象先在,方法中立,知识累积。第三编第 18 章说过,福柯撬得最狠的是第二块——方法不中立,一套看人的办法本身就在塑造人。
到了这一章,他做了一件更深的事:他给「方法中立」这个念头本身查了出生日期。
不是说方法中立是错的,而是说:这个念头有出生日期,它是在某一段历史里被造出来的;在此之前,人们并不这样想。
这是全书里他最接近这套书的一处。本系列的笛卡尔卷说过,笛卡尔用「我思」立起了一个不动的支点;这一章是从另一头照过来:那个支点立起来的同时,另一样东西被扔掉了——认识要改变认识者。
两卷合起来是一句完整的话:支点立住了,环断了。立支点换来了现代科学,断的那道环,让「学问」和「做人」从此分成两件事。这一笔账,今天还在还。
丢掉的那一样,今天的痕迹还在。
一个考过很多试、学过很多东西的人,可能一点也没有变得更好相处、更沉得住气、更知道怎么活。我们对这件事已经习惯了——知识归知识,做人归做人。
学历不改变一个人的脾气,培训不改变一个人的判断,读一本关于倾听的书不会让人更会听。多数时候,我们的学习就是把信息搬进来,搬完人还是原来那个人。
福柯这一章要提醒的正是:这不是天经地义的,这是某一段历史的安排。
也要说清楚,这套安排换来了很大的好处:知识可以脱离个人传播,可以被检验,可以积累,可以教给任何一个愿意学的人。如果学一门学问还要先审核学的人够不够格,那就没有现代科学,也没有普及教育。这是一笔换来的,不是白丢的。
按规矩,要问一句:他讲这一段,是为了什么?
不是怀旧。他从不主张回到古代——这一点他说过好几次。
他讲这一段,是为了在今天的常识旁边,放一个真的、存在过的另一种样子。
这是他一贯的做法,前面几编已经用过很多次:讲十七世纪的大禁闭,是为了让今天的「疯」这个格子显出它的年纪;讲那份写字的规定,是为了让今天的坐姿显出它的来历。这一次,他要让「学一样东西不必改变自己」这个常识显出它的年纪。
他的历史从来不是为了过去,是为了在眼前这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旁边,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有了那个东西,人才第一次看见:原来还可以是别的样子。
用这套书的词看,这一章讲的是一次很大的分家:形状和土之间那道回头的箭头,被剪断了。
古人那一套:土(生活方式、师门、日课)长出形状(对真理的领会),形状回头改土(一个人的活法变了)。一整条环。
近代这一套:土被撇开——你是谁、你怎么过日子,与这件事无关;剩下的是方法和结论。环断了。
这正是发生学最关心的那道箭头,而福柯在这里亲手把它的断裂点找了出来。
他找到了断点,可他没有接上。他在古人那里看见的是另一种可能,他也很欣赏它;他没有说今天该怎样把它接回来。第 46、50 章会回到这个问题。
这一章有一个很实在的用法:分清两种学。
第一种:搬运。学一样东西,是为了拿到一样工具——一个技能,一张证书,一个方法。学完你还是原来那个人,只是多了一件工具。这种学非常必要,不必贬低。
第二种:改变。学一样东西,是为了成为另一个人。学做饭的人,慢慢变得有耐心;带过重病家人的人,对人的难处理解得完全不同;一个真正学会倾听的人,性格会变。
两种学,做法不一样。第一种可以速成,可以突击,可以看视频;第二种只能一点一点过日子,而且需要有人看着、有人说你哪里不对。
很多人的苦恼,是用第一种的做法去追第二种的目标。读了二十本关于沟通的书,家里的关系一点没变——因为那件事只能在真的一次次说话里学。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想你最近在学的东西,它属于哪一种。如果是第二种,问一句:我有没有一个人,能在这件事上告诉我哪里不对?
这一问常常很扎人,因为多数成年人身上早就没有这样的人了。上学时有老师,上班后有师傅,再往后,说真话的人一个一个消失了——不是别人不愿意说,是没有场合说,也没有人请他们说。
第 47 章讲的「说真话的勇气」,说的正是这件事。那一章还会回来。
小账
谁在执笔:一段历史——它把「认识要改变认识的人」这一条撤掉了,换上了「方法对就行」。
描红还是改字帖:这一章里,回写的那道箭头被剪断了;他找到了断点,没有接上。
带走的话:从某一刻起,认识不再要求认识的人改变;很多人的苦恼,是用搬运的办法去追改变的目标。
前面三章讲的是他为什么转向。这一章开始讲他找到了什么——而且是很具体的做法。
这一章要讲三样:一个本子,一封信,一次睡前的回想。
三样都很小,小到今天任何一个人都做得到。
古人有一种本子,用来抄东西:读到的好句子,听来的说法,自己想到的一条,别人写给他的一段话。
它不是日记。日记记的是今天发生了什么、我心里怎么想;这种本子记的是可以拿来用的东西:遇到愤怒的时候怎么办,遇到失去的时候怎么想,一天该怎样开始。
福柯专门写过一篇短文讲这件事。他的意思大意是:这样的本子不是用来保存记忆的,是用来构成自己的。抄进去的东西经过反复读、反复用,慢慢就长成了这个人自己的东西——不是他记住了这些话,是他变成了带着这些话的那个人。
请注意这里和「弄清楚我是谁」的差别(第 42 章)。
本子不问你是谁。它给你一批可以用的材料,让你用它们做自己。
这是全书第一次出现一支笔,它写的既不是别人要的格式,也不是交出去的材料。
请把它和第 30 章那份档案对着看。档案里的字,是写给系统看的,格式是别人定的,写完不属于你。本子上的字,是写给自己用的,格式自己定,写完长在你身上。
同样是写,一个在描红,一个在给自己打底子。
顺便说一件现实的事:今天很多人的「本子」被交了出去——记事的应用,云端的笔记,可以被搜索、被同步、被分析。写在那里的东西,随时可能变成第 35 章那种材料。
这不是要人退回纸笔。是提醒一句:你总要有一处地方,写的东西不会被任何人读到。
古人之间写信很多,而且信里常常写的是很家常的事:这几天身体怎么样,吃了什么,做了什么练习,读了什么,哪一件事没做好。
福柯注意到一件事:写这样的信,其实是让自己被看见。
写给朋友的时候,你要把自己的一天摆出来;摆出来的时候,你会先看它一遍。这是一种主动打开的门,不是被人推开的门。
把它和第 35 章那台机器放在一起,差别就很清楚了:
告解和诊室里,你说出来,由对方来判定你是什么;这些信里,你说出来,两个人一起看你怎样过日子。
前一种交出的是材料,后一种交出的是一份共同的注视。
这个分别今天也用得上。把心里的事发到一个公开的地方,和写给一个具体的人,是两件事。前一种会得到很多回应,也会被很多陌生人拿去用;后一种只有一个人看,可是那个人会回信,而且会记得上一次你说过什么。
第三样最有名。
据记载,罗马有一位哲学家有这样的习惯:每天晚上灯灭了以后,把这一天过一遍——今天我做了什么,哪一处做得不好,下次怎么办。他形容自己是在「审查一天」。
福柯特别指出一点:这个省察不是为了忏悔,不是为了给自己定罪。它更像一个人在核对自己的账:今天这一处,我本来可以做得更好;记下来,明天注意。
不是审判,是校准。
这个分别还能救回很多被「自我反思」压垮的人。一个天天反省自己的人,如果反省的方式是审判,他会越来越怕做事——因为做事就会有新的罪状。校准不一样:校准的人做得越多,手上的数据越多,调得越准。
这个差别很要紧。审判要的是认罪,校准要的是下一次做得好一点。前一种让人越省察越沉重,后一种让人越省察越清楚。
中国读者读到这里,一定会想起「吾日三省吾身」。作旁证是合适的:都是每天回看自己,都不为了惩罚自己,都是为了明天做人做事。
也要守纪律,说清不像的地方:那位罗马哲学家省察的是自己的脾气、判断和处置;曾子那三句问的是替人办事尽不尽心、和朋友交往守不守信、老师教的有没有温习——一头更重个人的修养功夫,一头更重人和人之间的本分。做法相近,落点不同。只作旁证,不混为一谈。
三样合起来,福柯叫它「自我的技术」。
他在同一时期还给出过一张更大的表,把人对自己动手的办法分成几类:生产东西的技术,用符号的技术,管别人的技术,还有这一类——人对自己动手的技术。他说,他前面二十年研究的是第三类,最后这几年要研究第四类,以及这两类怎样扣在一起。
「扣在一起」这四个字要紧:管别人的办法,和一个人管自己的办法,从来是配套的。牧人要羊自己说话(第 39 章),机器要人自己交代(第 35 章),今天的说法要人自己经营自己(第 39 章)。每一种管法,都配着一套让人自己动手的办法。
这一句是全书后半部分的一个枢纽。它说明:对自己动手这件事,本身不是自由的保证——它可以是牧人要的交代,也可以是古人那种给自己打底子。同一个动作,配在不同的管法上,意思完全相反。
分辨的办法还是那个:写出来的东西交到哪里去。交给一个系统,是交代;留在自己手上,是打底子。
这个词听起来生硬,意思很实在:一个人对自己动手的那些具体做法。
请注意「技术」两个字。他不说「自我觉察」「自我认识」这类词,他说技术——因为它们是可以学、可以练、可以传的手艺,有工序,有工具(本子,信纸,睡前那几分钟)。
这是他一辈子的路子,用在了最后一件事上:不看人们怎么说,看人们做了什么。(第 26 章那条纪律。)
这也是这一章在全书里最实用的地方。讲「自我成长」的书铺天盖地,多数讲的是观念:要接纳自己,要放下,要有边界。福柯讲的是工序:本子怎么记,信怎么写,睡前那几分钟做什么。
观念改人很慢,工序改人很快——因为工序每天都在运转。
到这里,判决四可以正式立起来了:
他终于递给那张脸一根树枝。
这张脸不再只是被画、被抹。它有了自己的动作,有了工具,有了做法。一个人可以对自己动手。
按规矩,立完功劳,接着要写限度。这一节是第七编所有章都要回到的那一处。
请看这三样做法的落点:
本子,写给自己看。
信,写给一个朋友看。
省察,在自己心里过一遍。
三样都很好。三样也都有同一个特点:它们的痕迹不进任何一份公共的记录。
这件事在古人那里是有道理的:他们那套功夫,本来就是为个人准备的——为了在一个自己改不了的世界里,把自己活好。一个罗马的官员管不了帝国怎么运转,他能管的只有自己怎样面对明天。
问题在于今天。今天的人,多数也是这样想的:世道如此,我只能把自己顾好。这句话有一大半是真的,也正因为它有一大半是真的,剩下那一小半才格外要紧——你够得着的那一处,还是够得着的。
一个人靠这三样把自己活成了另一个人。他的单位不会因此改一条流程,他的学校不会因此改一条规矩,他孩子的作业量不会少一分钟。
第 34 章那对词,在这里要用:这是回写,但只回到自己。
这也是判决四右边那一栏:树枝是真的,只画在沙滩的一角。
福柯没有说这些做法应该扩到制度上去,他也没有说不应该。他只是在写古人怎么做的。他死在这一步刚迈开的时候——这一句,是第 50 章的定案。
土:本子,信纸,睡前的几分钟,一个会回信的朋友,一套可抄的句子。这是全书里最小、也最便宜的一片土。
路:抄,读,用,写信,省察,第二天再来。一天一天。
形状:一个被自己一点点做出来的人。
回写:有,而且是真回写——长出来的这个人,回头改了他自己的日课、他的脾气、他对事情的反应。
只是这条回写的边界,画在他自己身上。
也可以说得更准一点:他的做法里,其实有一处是朝外的——那封信。信要写给一个具体的人,那个人会回信,两个人的做法会互相影响。一个小小的两人之间的土,确实被改动了。
只是它到此为止。两个人的事不进任何公共的记录,第三个人不会因此少填一张表。
这里可以顺手回答一个可能的疑问:回到自己算不算数?
算,而且很算。一个人能对自己动手,是他能对任何事情动手的前提。这本书从不轻看这一样。
要说的只有一句:它是起点,不是终点。一个人改了自己,接下来才谈得上改一条规矩、一张表、一处流程。福柯把起点写得很清楚,终点他没有走到。
也有一个很实际的理由,值得替他说:先改自己,是因为那是唯一一处你一定够得着的地方。改一条规矩要等时机、要有人配合、要碰运气;改自己的睡前三分钟,今晚就能开始。
所以这一章的做法不是退而求其次,它是第一块砖。要紧的只是别把第一块砖当成整座房子。
这一章是全书最好照做的一章。三样都可以今晚开始。
一个本子。不是日记,不写今天发生了什么。只抄能用的东西:一句让你定下来的话,一个你想试的做法,一次你处理得不错的事。一周写三行就够。
一封信。找一个人,每个月写一次——不必是纸信,长一点的消息也行。写你这个月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哪件事卡住了。要点是:写给具体的一个人,不是发在能被很多人看见的地方。
几分钟。睡前,不总结,不自责,只核三句:今天哪一处做得好?哪一处本来可以更好?明天这一处怎么办?
三样里最难的是第三样,因为多数人一做就变成了审判:我今天又没做到,我真差劲。一变成审判,就做不下去了。
分辨的办法很简单:校准的人第二天有一件具体的事可做;审判的人第二天只剩下一种情绪。
如果一做就滑向审判,可以改一个很小的做法:把「哪一处做得不好」换成「哪一处下次换个做法」。同一件事,问法一换,人就从被告席上站起来了。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今晚睡前,只问那三句,写在手机备忘录里,三行。
如果连三行也写不动(很多累到极点的人写不动),那就只写一句:今天有一件事,我做得还行——是什么。一句话也算数。这件事的门槛必须低到你在最差的那一天也做得到,否则它坚持不过两周。
小账
谁在执笔:这一章里,执笔的第一次是他自己——用一个本子,一封信,几分钟。
描红还是改字帖:是真的改字帖,但字帖只有一本,就是他自己那一本。
带走的话:一个人可以对自己动手,而且工具很便宜:一个本子,一封信,睡前三句;这是起点,不是终点。
一件事摆在面前,可以有两种问法。
第一种:这件事可不可以做?合不合规矩,犯不犯忌,应不应该。
第二种:这件事怎样做才算好?什么时候做合适,做到什么程度合适,对谁、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方式。
第一种问法给的是一道线:线这边可以,线那边不行。第二种问法给的是一门手艺:同一件事,做得好和做得糟,差得很远。
两种问法各有各的脾气。线很省事:它可以写下来,可以交给别人执行,可以在出事以后查。手艺很费事:它没法写全,只能一次一次练,而且每个人练出来的不一样。
一个社会需要线,因为人多,事杂,不可能每件事都靠手艺。可是一个只有线的社会,人会变得只会看线——线里的事都做,线外的事一概不管。
福柯在古希腊人那里发现的,是第二种。
他读了大量古希腊的文本:讲身体和养生的,讲持家和夫妻的,讲师生和情爱的。他要问的是:这些文本在教人什么?
他的结论是:它们几乎不给禁令,它们给的是分寸。
关于吃:不说什么不能吃,说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天冷天热怎样调、劳作多了怎样补。
关于身体的欲望:不列一张禁止的清单,讲的是时机、频率、状态、对象合不合适、会不会让人失掉自己。
关于持家:讲夫妻各自的位置,讲一个人怎样安排家里的事,讲什么样的做法体面。
一句话:这些文本教的是用法,不是许可。
这一点在他那里有一个很硬的证据:古人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从来不说「这件事本身是错的」。他们说的是「这样做不合时宜」「这样做会让你失掉自己」「这样做在别人眼里不体面」。同一件事,换一个人、换一个年纪、换一个场合,结论可以完全不同。
凡是答案要看条件的,就不是禁令,是手艺。
福柯给这一路起了一个名字,大意就是「快感的运用」——不问能不能有,问怎样用。
古人很看重节制。可是他们说的节制,和后来那一套不太一样。
后来那一套(福柯说,主要是基督教之后成形的)里,节制的对头是「罪」:有些事本身就是错的,做了就要认,要忏悔,要被赦免。这条线之外的地方是危险的。
两套办法对「失手」的处理也完全不同。在前一套里,失手是一次犯错,要认,要被原谅;在古人那一套里,失手是一次做得不好,像手艺人活儿没做好——记下来,下次注意。
第 44 章那个分别在这里又出现了:不是审判,是校准。这两处是连着的,整整一编都在讲同一件事。
古人那一套里,节制的对头是「被牵着走」。一个被自己的欲望牵着走的人,不体面,也不自由——他管不住自己,又凭什么管家、管事、管别人?
所以节制在他们那里是一种自我统治的本事,几乎是一种手艺,练出来的。它的评价词不是「有罪/无罪」,是「漂亮/难看」,「有分寸/没分寸」,「像个样子/不像样子」。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值得用一句话记住:
一个问你「你越界了吗」,一个问你「你像样吗」。
这两种问法造出来的是两种人。
被第一种问法带大的人,最在意的是有没有被抓住:做了就藏,藏不住就认错,认完再犯。他的力气全用在那条线的两边。
被第二种问法带大的人,最在意的是自己做得怎么样:他会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也讲究,因为讲究是给自己的。第 31 章那座塔在他身上不太起作用——不是因为他不怕,是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为了被看才做的。
按本书的规矩,不能只写它好看的一面。
第一,那是一个极不平等的社会。这套讲究分寸的功夫,是给自由的成年男性准备的;奴隶、女人、外来者不在这套讲究里,他们是被安排的一方。一套关于「自我统治」的学问,前提是他有人可以统治。福柯自己写到了这一点,没有回避。
第二,那套关于师生与少年之间的关系的文本,今天读起来是很不舒服的。本书按纪律照直写:那是古代地中海一带特定阶层的风俗,其中涉及未成年人的部分,以今天的标准看是不能接受的,也不该被任何理由美化。福柯研究它,是当作一段历史材料来研究的;本书引它,同样只当历史材料。
第三,「像样」这个标准,本身也可能变成一副枷锁:什么叫体面、什么叫难看,也是那个社会定的。换了尺子,不等于没有尺子。
三条写清楚,这一章才站得住。
也要补一句:写出阴影,不是为了扣掉这一章。一套学问的好处和它的阴影,常常长在同一根茎上。古人那套讲究之所以能那么从容,正是因为他们不必为生计操心,有人替他们干活。今天的人要学他们的问法,得自己扛着生计去学——这比他们难,也比他们实在。
那么,把这三条阴影扣掉,还剩下什么?
剩下那个问法本身。
从「可不可以」换成「用得好不好」——这个换法,今天仍然极有用,而且用得上的地方比古人多得多。
今天我们面对的许多事,正好是那种「禁不住、也不该禁,但用得好和用得糟差得很远」的事:
手机。禁不掉,也不该一刀切禁。问「能不能玩」没有出路,问「怎样用」才有:什么时候不带进房间,一次多久,哪些时段不看群。
工作。不可能不工作。问「该不该拼」没意义,问「怎样拼」才有:拼哪一段时间,拼完怎样收,哪一样不拿去换。
吃喝,交际,网上的话,甚至读书——都是同一类。
凡是「不能取消、也不该取消」的东西,都只能用第二种问法对付。
这一点,中国读者容易理解。老话里讲「过犹不及」「张弛有度」「适可而止」,走的是同一路:不给禁令,给火候。作旁证是合适的;不混为一谈的地方在于,古希腊那一套的落点是「统治自己好去统治别人」,中国这一路的落点多在人伦和世事的分寸上。
还有一处像得有意思:两边都很看重「时」。什么时候做、做到什么时候停,被看成比做什么更要紧。一个懂时机的人,在两边都被认为是有本事的人。
这一点对今天的用处很实在:多数人纠结的其实不是「该不该」,是「什么时候、到什么程度」。而后一问,是可以练的。
写到这里要防一个误会:这一章不是说禁令都不好、分寸都更高明。
禁令有它不可替代的用处。有些事必须有一条硬线:伤害别人的事,欺骗的事,把人当工具的事。这些地方不能讲火候——一讲火候,那条线就守不住了。凡是后果落在别人身上、而且不可挽回的事,要的是线,不是分寸。
分寸的地盘是另一块:那些后果主要落在自己身上、而且不可能取消的事。吃,睡,玩,工作,说话的多少,花钱的松紧。这些地方划硬线多半划不住,划住了也把人划坏了。
所以一个成年人手里应该有两样东西:几条不动摇的线,和一大片要自己拿捏的分寸。
判断一件事属于哪一边,有一个简单的问法:做砸了,主要是谁受损?别人受损且难以挽回,划线;主要是自己,练分寸。
用这套书的词看,这一章讲的是一种很不一样的路。
前面几编里的路,都是被别人设计好的:练习的次序,考试的级别,作息的钟点。走的人只能照着走。
这一章的路,是自己调的:今天状态不好就少一点,事情多就换一种做法,年纪大了再改一次。它有规矩,可是规矩的用法由走路的人掌握。
土呢?土是那套关于「怎样才像样」的看法——那也是社会给的。
所以这一章不是「自由对抗规矩」的故事。它是另一种配法:土给出讲究,路由自己调,形状因此是一个有自己样子的人。
回写在这里也出现了,而且是真的:一个人这样过了十年,他会形成自己的分寸;这份分寸会传给学生,传给孩子,被人学去。一个人的活法,可以变成别人的参考。
只是这条回写走不远:它传得到几个人,传不到制度。下一章还要说这件事,第 50 章结账。
这一章最实用的,是把家里的许多争吵换一个问法。
关于孩子和手机,多数家庭的吵法是第一种问法:能不能玩,玩多久,说好了几点就是几点。吵到最后,孩子学会的只有一件事——怎样偷着玩。
换成第二种问法,谈的东西完全变了:什么时候玩最不影响你?玩到什么程度你自己会难受?哪几件事你不想被打断?我们一起定一个你自己也认的用法。
要说清楚:这不是放任。分寸比禁令难得多——它要求两边都真的动脑子,也要求家长自己先有分寸(一个自己刷到半夜的家长,讲不了这个)。
对自己也一样。很多人对自己只有第一种问法:今天又没做到,今天又破戒了。这种问法的结果是循环:破戒,自责,报复性地再来一次。
换成第二种:这件事,我什么条件下做得好?什么条件下一定失手?那就先改条件。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挑一件你一直在「戒」的事,今天不问能不能,问一句——什么情况下我用得好?把那个情况写下来。
写下来之后,多半会看见一件事:那个「用得好」的条件,通常和心情、时间、身边有没有人有关,而不是和意志力有关。既然如此,下一步就不是「更有决心」,是把那个条件多造出来几次。
小账
谁在执笔:一套关于「怎样才像样」的讲究;用法由过日子的人自己掌握。
描红还是改字帖:有真的回写——一个人的分寸会被身边的人学去;只是它传得到人,传不到制度。
带走的话:凡是不能取消、也不该取消的东西,都只能用第二种问法对付——不问可不可以,问怎样用才好。
福柯晚年在一次访谈里说过一个意思,大意是:
让人惊讶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艺术只和物有关,和个人、和生活无关;为什么一盏灯、一栋房子可以是艺术品,一个人的生活却不能?
这句话,是这一编最亮的一句。
这一章讲它。讲它对在哪里,也讲它差在哪里。
先把话说明白,免得读成心灵鸡汤。
把生活做成作品,不是说要活得漂亮、要有格调、要发出来好看。
做作品有三件事,每一件都很实在。
第一,有材料。做一件东西,得用手边有的材料:你的身体,你的时间,你的脾气,你的处境,你会的手艺,你身边的人。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第二,有做法。上一章讲的分寸,第 44 章讲的本子、信、睡前三句——这些就是做法。做作品靠的是手上的活,不是心里的愿望。
第三,做出来的东西可以被人看,也可以被评价。一件作品不是私事。它会被人看见,会被学,会被挑毛病。
三件合起来才叫作品。缺了第一件,是空想;缺了第二件,是口号;缺了第三件,是自我感动。
用这三件去量今天流行的那些说法,很快就清楚了。「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材料是什么?做法是什么?给谁看?三问都答不上来,那就是一句口号。
这句话里最要紧的字是「艺术」——也就是美。
请回头看看前面六编:疯狂,医学,监狱,考试,塔,人口,治理。一整套关于力的分析。在那套分析里,任何一件事都可以被读成权力的一环:一个人穿什么,吃什么,怎样说话,怎样管自己,全是被造出来的。
到了最后四年,他说了一句不一样的话:一个人的生活,可以是一件作品。
这一句把「美」从那套分析里抢了出来。
本系列另有一卷讲过这件事,说他晚年补上了美。这本书同意这个判断,还要往前说一句:这不是他心软了,是他的分析走到了尽头。
一套只有力的分析,能解释一切,可它什么也不能肯定。它说得清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说不清一个人为什么值得这样活。要说后一句,非得有一个不能被还原成力的东西不可。他找到的那个东西,是美。
这里要划一道很要紧的界,因为这句话今天最容易被误读。
今天流行的说法是「做自己」「找到真实的自我」「忠于内心」。这几句和福柯这句话,方向正好相反。
「做自己」假定里面有一个现成的自己,等着被找出来、被表达。这正是第 35 章那台机器的产物:你心里深处有一个真相,说出来就自由了。
福柯说的是另一件事:没有一个现成的自己等在那里;自己是被做出来的,用手边的材料、靠具体的做法,一天一天做出来的。
一个是「找」,一个是「做」。
这个分别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后果:找的人越找越焦虑,因为「真实的自我」永远可以被怀疑——万一这不是真的我呢?做的人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手上有东西:这个月做成了什么,这一年长了什么本事。
做出来的东西不需要被证明是不是真的你,它就是你。
这个分别,对今天被「我到底是谁」困住的人,是一剂真的解药:别找了,去做。一个人是他每天做的那些事的总和,不是他心里那个说不清的东西。
按规矩,功劳写足,接着写限度。这一节是第七编的关节。
作品做出来,要给谁看?
上一节说,作品的第三件事是可以被人看、被评价。那么,福柯说的这件作品,在谁面前展开?
在朋友面前,在学生面前,在几个懂的人面前。
它不进任何一份公共的记录,也不改动任何一条规矩。
请注意这不是一句苛责。古人做这件事的时候,公共的记录是别人的东西——一个人的生活本来就不该被记在册子上。问题不在于他们没把自己写进记录,在于今天这件事已经躲不开了:今天每个人都被记着,而本子、信件、睡前那几分钟,是他为数不多的没有被记的地方。
第 44 章已经说过这件事,这里可以说得更准。一个人把自己的生活做成了一件很好的作品:他有分寸,有节制,有自己的活法,身边的人都能感到。
然后呢?
他的单位不会因此改一条流程。他孩子的学校不会因此少留一道作业。他所在的行业不会因此换一种考核。
一件作品可以改变看见它的人,改变不了那套决定大家怎样活的安排。
这一句也要反过来说一次,免得把它读得太丧:改变看见它的人,本身也不是小事。一个活得有样子的老师,会改变一屋子孩子对「一个大人可以是什么样」的想象。这件事不进任何记录,可它是真的发生了。
本书要说的只是:它到此为止;再往前一格,要另外的做法。
这就是判决四右边那一栏:树枝是真的,只画在沙滩的一角。
这一处要替他说一句公道话,而且分量不轻。
他讲这件事的时候,是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他手上没有时间了。
而且他讲的是古人的做法,讲的是那些在一个自己改不了的世界里、把自己活好的人。他们本来就没有改动制度的位置——一个罗马的哲学家,管不了帝国。
第 44 章说过:先改自己,是因为那是唯一一处一定够得着的地方。
所以本书的判断是有分寸的:他没有走到那一步,不等于他反对那一步。他只是死在了这一步刚迈开的时候。
这句话,第 50 章要正式写下来。
这一节要防一件很现实的事。
「把生活做成一件作品」这句话,今天特别好卖。它可以被印在任何一件东西上:一门课,一个训练营,一套家居,一次旅行,一个所谓的生活方式品牌。
卖法通常是这样:先让你觉得现在的生活不够有样子,再给你一套可以买到的做法。
请拿第二节那三件去量:
材料。卖的那一套,用的是你手边的材料,还是要你先买一堆新的?
做法。它给的是你可以自己练的手艺,还是一个要一直付费的服务?
给谁看。它做出来的东西,是给你自己和身边的人看,还是主要为了发出去给陌生人看?
三问一过,真假就出来了。
一件作品不需要预算。福柯讲的那些做法,工具是一个本子、一张信纸、睡前的几分钟——这是全书里最便宜的一套东西,这不是偶然。
土:手边的材料——身体,时间,处境,几个看得见你的人。
路:一天一天的做法(第 44、45 章那些)。
形状:一个有自己样子的人。这是全书里唯一一次,形状是一个人自己做出来的。
回写:回到自己身上,完整;回到制度上,没有。
这里可以把全书的判词再摆一次,看它落到这一编是什么样子:
沙滩上的脸拿到了树枝——这是判决四左栏,他做到了。
树枝画在沙滩一角,海岸线没有变——这是判决四右栏,他没有做到。
要把它接上,缺的还是第 34 章那三样:一个口子,一条具体的条文,一次被记下来。第七编里,三样一样也没有。
这一章有一个很实在的用法:把「我是谁」的问题,换成「我在做什么」的问题。
一个人二十几岁最苦的问题往往是:我到底适合做什么?我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想不出答案,因为它没有答案——它要的是一个现成的自我,而那东西不存在。
换一个问法就有路了:这半年,我真正做成了哪三件事?做的时候,哪一件让我愿意再来一次?那一件里,我用的是什么手艺?
人是在做事里长出形状的,不是先有形状再去做事。
还有一个更小的做法,对累到没力气的人也适用:挑一件你每天都要做的事——做饭,走路,回消息——把它当成一件作品做一个月。不为了发出去,不为了给谁看,就是把它做好。
一件事被认真做好,人的状态会跟着变。这不是玄学,这是第 43 章说的那一路:有些事只能在做的过程里学会,学会了,人就不是原来那个人。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挑一件每天都做的小事,今天把它做得比昨天讲究一点点。
讲究不等于费时间。把碗擦干再放进柜子,回消息之前先读完对方那一整段,出门前把明天要带的东西放在门口——这些都不多花几分钟,可它们会慢慢改一个人做事的手感。手感变了,人就变了一点。
小账
谁在执笔:他自己——用手边的材料,一天一天做。
描红还是改字帖:回到自己身上是完整的改字帖;回到制度上,一笔也没有。
带走的话:没有一个现成的自己等着被找到;别找了,去做——人是在做事里长出形状的。
一九八四年春天,福柯在法兰西公学院讲了他这一生最后一门课。
题目是「说真话的勇气」。
讲完那门课几个月,他去世了。所以这门课常常被读成一份遗嘱——虽然他自己未必是这样打算的。
据后来的记载,那门课的最后一讲,他讲的是一种用生活本身说真话的人。讲完,他和往常一样收拾东西离开。他大概没有想到那是最后一课。
这一章讲他在这门课里追的那个古希腊词。它大致的意思是:坦率地说出真话,而且要冒风险。
福柯把这件事拆得很细。他说,要算作这种「说真话」,得同时满足几个条件。
第一,说的是真话,而且是他自己确信的真话。不是转述,不是套话,是他自己认的。
第二,要冒风险。说了这话,他可能被恨、被罚、被赶走、甚至被杀。如果说出来没有任何代价,那不算。
第三,是对更有权势的人说。下对上,弱对强。一个上司批评下属,不需要勇气;一个下属当面说上司错了,才需要。
第四,出于一种义务。不是为了利益,不是为了表现,是因为他觉得这话必须有人说。
四条合起来,那个画面就出来了:一个人当着比他更有力的人的面,说了一句会让自己吃亏的真话,而且因为他觉得该说。
请注意第四条的分量。前三条讲的是形势——真话、风险、对着上位者;第四条讲的是动机。少了第四条,同样一句话可以只是一次赌博:赌说了会被赏识,赌这一把能换个位置。外人看不出这两者的差别,说的人自己知道。
把这四条摆出来,还有一个用处:它能把很多自称「说真话」的事情筛掉。
在网上骂一个够不着你的人,不符合第二条和第三条。
当着下属批评下属,不符合第三条。
为了让自己显得正直而说的话,不符合第四条。
四条一筛,剩下的事情很少——少,才是它值钱的原因。
也要说一句:不符合这四条的话,不等于不该说。生气了说出来,委屈了倾诉,都有它们的用处。这一章只是在给一件特定的事情划范围——那种会让自己吃亏、却非说不可的话。
福柯在课上讲了好几种说真话的人。
议事会上的公民。在古希腊城邦最好的那段时候,一个人可以在众人面前站起来,说出他认为对城邦最好的判断——哪怕大多数人正在热头上。福柯注意到一件事:这需要制度上有一个位置,让这样的人能站起来说完;没有那个位置,勇气也没有用武之地。
苏格拉底。他不在议事会上大声疾呼,他一个一个地问人:你说的这件事,你真的想清楚了吗?他的说真话是一种缠人的追问,最后他为此付出了性命。
犬儒派的那一位。据后来流传的记载,他住在桶里,当街做各种惊世骇俗的事。据说亚历山大大帝去看他,问他要什么,他说:请让开,你挡住了我的太阳。福柯说,这一路的说真话不靠言辞,靠活法本身:他用自己怎样活着,当众证明另一种生活是可能的。
三种人,三种说法:在制度里说,一对一地追问,用整个生活去说。
三种里,第一种最省力,也最脆:位置在的时候,一句话就够;位置没了,再大的勇气也只是喊。第三种最重,也最难学——一个人要用自己的一生去说一句话,这件事没有几个人做得到。
第二种——一对一地追问——其实是普通人最用得上的一种。它不需要讲台,不需要众人,只需要一次单独的谈话和一个不肯绕开的问题:你说这样最好,是根据什么?上一次这样做,结果怎么样?
这种问法有一个好处:它不逼对方认错,只逼他把理由说出来。多数站不住的规矩,不是被驳倒的,是被要求说出理由的时候自己散掉的。
福柯讲课时最偏爱第三种。这一点很像他自己:他一辈子说的话,最有力的部分也不在论证里,在他把哪些东西当成了值得花一辈子去查的事。
因为它是判决五那一栏的最后一次机会。
判决五说:他只开诊断书。他一辈子拆掉了各种「应当」,拆完之后,他很难说清凭什么反对一件事。
到了这门课,他找到的东西离「应当」最近了:一个人有时候必须说真话,哪怕要付代价。
这几乎是一条肯定的主张。它不是一张新的蓝图(他一辈子提防蓝图),它是一个动作:在具体的场合里,对着更有力的一方,把那句该说的话说出来。
用本书的词讲:这是判错权的一次复活。他一辈子研究谁有资格判定别人;到最后,他讲的是一个普通人怎样在会被惩罚的情况下,仍然说出「你错了」。
按规矩,接着写限度,而且这一处的限度很关键。
请看第三节里那个细节:议事会上的公民之所以能说,是因为制度里有一个位置让他说完。
福柯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讲了这个条件是怎样在城邦衰落时消失的。可是他的重心,很快移到了另外两种人身上:苏格拉底和那位犬儒。这两种人的共同点是:他们不靠制度。一个靠追问,一个靠活法;两个人都是单枪匹马,都付了很大的代价。
于是这门课的落点,成了一种个人的德行:勇气。
勇气当然好。可是靠勇气支撑的东西,有一个很硬的毛病:它要求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而一个只有英雄才能说真话的地方,多数人只能沉默——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概率问题。
第 34 章那三样又要用了:
一个口子——制度里有没有一个位置,让普通人不必冒生命危险就能说出那句话?
一条具体的条文——那句话能不能落成一件可以被处理的事?
一次被记下来——说过的话有没有留下痕迹,让下一个人知道这里是可以说的?
福柯讲了勇气,没有讲这三样。
要替他说三句。
第一,他自己是做过的。第 7 章那叠监狱门口的问卷,就是把一个说话的位置交到了被关者和家属手里。他做的事,比他这门课讲的多走了一步。这句话,第 9、27 章都说过;到这里是第四次,第九编要结账。
第二,他讲的是古希腊的材料。那套材料里,说真话主要就是一件个人的事;他没有把今天的制度问题讲进去,某种程度上是材料的边界。
第三,他讲这门课的时候,身体已经很差。一个人在最后几个月讲「说真话要冒风险」,这件事本身有分量。
这套书写到外国的事,习惯问一句它落在中国哪张床上。
这一章的床很多,也很沉。「文死谏」是一条很老的线:臣子冒死进言,被写进史书,成了一种美德。这条线里有极了不起的人,也有一个和这一章一样的毛病——它把说真话做成了一件需要以命相搏的事。
以命相搏的事,不可能是常规。它只能出英雄,出不了制度。
另一边,中文里也有很多防止说真话的现成说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枪打出头鸟」「你还年轻」。这些话不是道德问题,是经验总结——它们准确地记录了说真话在很多地方的实际代价。
按纪律,只作旁证,不混为一谈。可这一章那个判断在两边都成立:要让真话变成常规,不能靠提高勇气,要靠降低代价。降低代价的办法,就是那三样(口子、条文、记录)。
土:一个允许人开口、并且会回应的地方——这才是说真话真正的土。
路:说出来——被听见——有人接——有回应。四步缺一步,话就落地了。
形状:一个敢说、也说得出口的人。
回写:这里有全书最要紧的一处可能——一句被说出来、被接住、被处理的真话,是改动制度最短的一条路。
可是这条路在他笔下只走了第一步(说出来)。第二步(被听见)靠运气,第三步(有人接)靠对方的品性,第四步(有回应)没有写。
勇气是第一步;后面三步是做法。这一章是判决五的定案处:他给了第一步,缺了后面三步。
这个定案要和第 33 章那把尺子接起来看。他晚年说「不要被冻住」,可是一个地方会不会被冻住,最灵的指标恰恰就是这一章的事:还有没有人肯说真话,说了以后会发生什么。
尺子和定案凑在一起,正好显出他那套东西的形状:他看得见温度计,没有给暖气。
这一章对普通人有两层用处,一层是对说的人,一层是对听的人。
如果你是要说的那一个:
先分清两件事:一件是「必须说」的,一件是「说了痛快」的。前者是这一章讲的,后者多半只是情绪。分辨的办法:这话不说,会有人受损失吗?如果只是你难受,那多半属于后者。
说的时候,尽量把它变成一件可以被处理的事:不说「这个安排很荒唐」,说「这一条我建议改成 X,因为上个月出了两次 Y」。第 34 章那句:抽象的诉求改不了字帖,具体的一栏可以。
也要老实说:有些地方,说真话的代价是真的很大。这本书不劝任何人去当英雄。能做的是先问一句:有没有一个代价小一点的位置(书面、匿名、集体、事后)可以放这句话?
如果你是被说的那一个(你是家长、主管、老师):
这一章对你更有用。因为一个地方有没有真话,多半不取决于有没有勇敢的人,取决于说了之后会发生什么。
一个下属提了一次意见,被当场驳回;第二次他就不说了。三次之后,你会以为大家都很满意。
具体能做的,还是那三样:给一个定期的、必须有回复的场合;要求意见写成具体的一条;把采纳了哪一条、为什么没采纳另一条,说给大家听。
一个地方最珍贵的东西,是最后一个还肯说真话的人。他一旦不说了,你就什么也听不到了。
而且他不说的那一天,不会有任何通知。一个地方是从什么时候起再也听不到真话的?没有人说得清——因为那件事的特点就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如果你是管事的那一方,找一个平时不太说话的人,单独问一句:这件事里,你觉得最没道理的一条是什么?听完不辩解,只记下来。
小账
谁在执笔:一个冒着风险开口的人;他能不能写下什么,要看有没有人接。
描红还是改字帖:这是全书离改字帖最近的一个动作——他给了第一步,缺了后面三步。
带走的话:一个地方有没有真话,不取决于有没有勇敢的人,取决于说了之后会发生什么。
一七八四年,康德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回答一个报纸上的问题:什么是启蒙?
一九八四年,福柯写了一篇同名的文章。中间正好两百年。那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
本系列的康德卷讲过康德那一篇。这一章讲福柯这一篇,因为它是全书最要紧的一处认亲——他在这里离这套书最近。
康德那篇文章的有名说法是:启蒙就是人从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里走出来,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
福柯抓住的不是这一句,是另一样东西:康德那篇文章是在问「今天是怎么回事」。
他说,在康德之前,哲学家问的多半是永恒的问题: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善,什么是存在。康德那篇短文做了一件新鲜事:他问的是我们此刻所处的这个时刻——今天和昨天有什么不同?我们现在是谁?
福柯说,从那时候起,出现了一种新的哲学工作:追问当下。
这一点,正是这套书说的那件事:不问一样东西永恒是什么,只问它此刻正在怎样发生。他和这套书在这里站在同一处。
福柯在另一篇讲稿里,给「批判」下过一个很朴素的定义,大意是:
批判,就是不想被这样统治的那门艺术——不是不想被统治,是不想被这样、以这个名义、为了这个目的、用这套办法统治。
请体会这句话的分寸。
它不是「拒绝一切管理」。那是幼稚的,也做不到——没有一个社会可以没有安排。
它说的是很具体的一件事:这一条,为什么非得这样不可?
一个家长可以不想被「别人家孩子都在学」统治。一个员工可以不想被「行业惯例就是如此」统治。一个病人可以不想被「指标正常就没事」统治。
这不是造反,这是要一个理由。
「要一个理由」这件事,看起来软,其实很硬。因为多数压着人的规矩,一被追问理由,就露出了它的年纪和来历(第 27 章那四步)。它们能站住,靠的往往不是道理,是没有人问。
他在那篇文章里给自己的工作起了一个很长的名字,大意是:关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性的追问。
拆开来说是三问:
我们是怎样成为今天这样的人的?——这一辈子他都在查。
我们今天能想什么、能做什么,被什么限着?——他查了一层又一层的土。
在这些限制里,哪一些其实是可以动的?
这一问的分寸很要紧。它不说「一切都能改」——那是空话;它也不说「什么都改不了」——那是认命。它要求做一件很费劲的事:在一堆被说成必然的东西里,一样一样地分,哪些是真的动不了,哪些只是一直没人动。
这件事做起来不痛快,因为它没有一个总的答案,只能一件一件查。可是它是唯一能真的动手的路。
第三问是新的。他说,这种追问不是要找出一个「人的必然本质」,而是要在那些被说成必然的东西里,分出哪些其实是偶然的、是某一段历史造成的——而凡是偶然造成的,就有可能被另外做一次。
这一句是他一辈子最正面的一句话。本书要把它整段抄进来的理由是:它正好是这套书的意思。
也要留意这句话里的「可能」。可能不等于容易,也不等于应该。一件事被查出是偶然造成的,只是取消了它的免检资格;改不改、怎么改,还得另外去做。
按规矩,写限度。
「凡是偶然造成的,就有可能被另外做一次」——这句话说完,下一句该是什么?
该是:怎么做?谁来做?在哪里做?做成了怎么算数?
他没有说。他停在「有可能」上。
他有他的理由,第 40 章写过:他怕开药方,怕新的蓝图变成新的牢笼。他在这篇文章里也专门讲了这一点,说他不主张那种要求整个推倒重来的大计划,主张的是一处一处的、具体的、局部的工作。
这个主张本身是对的,本书完全同意:改字帖从来不是一次推倒,是一处一处地改。
可是「一处一处」也需要说清是哪一处、怎么改、改了怎么核对。他给了方向,没有给做法。
第 34 章那三样,还是那三样。整个第七编,一样也没有。
两篇文章隔着两百年,摆在一起,差别很清楚。
康德那一篇要人敢于用自己的理智。他相信有一种普遍的理性,每个人身上都有;只要敢用,就能走出不成熟。
福柯这一篇不谈普遍的理性。他要问的是:我们今天这套「理性」本身是怎么来的,它让我们能想什么、不能想什么。
本系列的康德卷说过,康德把那台做现象的机器焊死成了先天、普遍、必然。第 26 章说过,福柯把它解冻成了有日期的土。到这一章可以再加一句:
康德问的是「你敢不敢用它」,福柯问的是「它是哪一年造的」。
两问都要。只会第一问的人,会把自己那一代的偏见当成理性;只会第二问的人,查完一切之后不知道该信什么。一个完整的人,两问都得会。
这一章是全书的一个交叉点,值得停下来看一眼。
往回看:第 13 章说,他的新问法和这套书认亲三处、分家三处。到这一章,认亲又多了一处,而且是最深的一处——追问当下。
往前看:第九编要总解构,那里的问题是「他为什么停下」。这一章提供了最硬的材料:他自己已经把话说到了门口——凡是偶然造成的,就有可能被另外做一次——然后停住了。
一个人走到门口停住,比一个人根本没走到门口,更值得追问。
也更公道:追问一个走到门口的人,是在问他那一步为什么迈不出去;追问一个没走到的人,只是在指责他没走。本书做的是前一种。
这一章有一个很好用的东西:那句「不想被这样统治」。
它可以当成一句随身的话。遇到一件让你憋屈、又说不清哪里不对的事,试着把它说成这个句式:
不是「我不想上班」,是「我不想被『随时在线就是敬业』这条规矩统治」。
不是「我讨厌辅导作业」,是「我不想被『家长要陪到几点』这条默认统治」。
不是「我不想回老家过年」,是「我不想被『不回来就是不孝』这句话统治」。
把「我不想要这一切」换成「我不想被这一条这样管」,事情立刻就小了,也立刻有地方下手了。
因为一条是可以谈的,一切不行。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把你最近最烦的那件事,写成一句「我不想被 X 这样统治」。写完看一眼那个 X——它通常比你以为的小。
小账
谁在执笔:这一章里他把笔举起来了——他说,凡是偶然造成的,就有可能被另外做一次。
描红还是改字帖:他把改字帖的可能写了出来,没写做法。
带走的话:批判不是不想被统治,是不想被这样统治;凡是偶然造成的,就有可能被另外做一次。
这一章和别的章都不一样。
前面四十八章,本书一直在拆福柯。这一章要拆本书自己。
前言里立过一句判词:
他看见了「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却只许潮水来画、来抹,不许这张脸回头改一改沙滩。
前言也写下了推翻它的条件:如果能在他最后几年的文字里找到一处,他明写被造出来的人回头改写了造他的那套安排,而且把这写成一种常规的机制,而不只是个人的风格或一时的反抗,那么判词的后半句就错了。
本书自认最危险的反证,就在他一九八四年一月的一次访谈里。这一章去查。
先说明这一章为什么要单独写。一本书如果只在末尾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当然也有不同看法」,那不叫自查。自查的意思是:把最能打翻自己的那一段材料找出来,摆在明处,逐条过一遍,然后当众判一次。判下来自己输了,就改判词。
那次访谈是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做的,谈的是「关心自己」和自由。
他在里面做了一个很要紧的区分,大意是:
不要把「权力关系」和「支配状态」混为一谈。
他还说到中间的一层:具体的治理技术——那些让关系固定下来、或者保持流动的做法和制度安排。三层加起来是:底下是流动的关系,中间是把关系固定或松开的技术,最上面是关系被彻底冻住的那种状态。
权力关系是流动的:两边都有余地,力有来有往,今天你影响我,明天我影响你。这种关系到处都是,本身不是坏事。
支配状态是另一回事:关系被固定住了,一头永远在上,一头永远在下,下面那一头没有任何余地——他不能反过来影响,也不能退出。
他说,要提防的是后一种。第 33 章引过他那句话:权力关系本身不是坏东西,要提防的是它被冻住、只能朝一个方向走的时候。
然后他说了这一章最关键的一句。他说,要让权力的运作里的支配成分尽量少,需要几样东西一起:法律的规则,理性的治理技术,以及一种伦理——也就是人怎样对待自己和别人的那套做法。
请看清楚这句话的分量。
本书的判词说:他只让那张脸对自己动手,不让它回头改沙滩。
可是这句话里,他明明白白提到了法律的规则和治理的技术——那正是「沙滩」:制度,条文,办法。他说,要过好,光有个人的伦理不够,还得有这两样。
而且他说的「自由的实践」不是心里的自由。他强调那是实践——是做出来的,是在具体关系里做的。
更要紧的是那个区分本身:流动的关系/被冻住的支配。这个区分给了一把尺子,用来判断一段关系是活的还是死的。有了尺子,就有了方向;有了方向,就不只是诊断书了。
把这些加起来,反方可以这样说:
福柯在最后几个月,已经说了「要有法律的规则和治理的技术」,也已经给了一把判断好坏的尺子。这不正是在说,被造出来的人要回头动制度吗?
这是本书遇到的最强的一处反驳。本书不绕开它。
按本书的规矩,一条一条查,查完再判。
第一条:他有没有说「要有法律的规则和治理的技术」?
说了。这一条成立,本书承认。
第二条:他有没有说这些规则和技术是从哪里来的?
没有。这是要害。
在那段话里,法律的规则和治理的技术是被列举出来的条件,像是已经在那里、要去善用的东西。他没有说:这些规则是谁定的?定得不好的时候,谁来改?被这些规则管着的人,能不能参与改?
第三条:他有没有给出一个机制?
没有。他给的是一把尺子(流动还是冻住),和一份清单(法律、技术、伦理)。尺子能判断,清单能提醒,两样都不是机制。
机制要回答的是:谁,在哪里,按什么办法,把被管的人的经验,变成规则的修改。第 34 章那三样——一个口子,一条具体的条文,一次被记下来——正是这个机制的最小形式。这三样,他在这次访谈里一样也没有说。
要把标准说清楚,免得这个查法显得苛刻。本书要的不是他给出一套完整的制度设计——那正是他一辈子提防的蓝图,也不该要求他给。本书要的只是一句结构性的话:被管的人对规则的修改,是这套安排里的一个常规环节,不是运气好的时候才发生的例外。
这句话,他没有说过。而且不只是这一次访谈没有说——整整二十多年的著作里都没有。
第四条:他有没有把它写成常规,而不是例外?
没有。他谈的仍然是个人怎样在关系里保持自由。那次访谈的主题就是「关心自己」。
四条查完,本书的判决是:
判词的后半句成立,但要加一条注脚。
判词不改的理由,一句话说完:他给的是条件和尺子,不是路和做法。
判词不改,因为他始终没有给出那道箭头:被造出来的人回头改动制度,在他的著作里没有位置,也没有机制。
注脚要加,因为他在最后几个月已经走到了门口:他分清了流动与冻住,他承认光有个人伦理不够,他把法律与治理的技术列进了条件。
所以这一章要在判词旁边加一句,往后各处引判词时都要带着它:
注脚:他在最后几个月已经看见了那扇门,也报出了门后需要什么;他没有推门,也没有说门该怎么推。
这条注脚要进结语,也要进全书的最弱处清单。统稿时,前言、导读、结语三处的判词字句必须一致,这条注脚跟在判词之后一并出现。
前言里预备过另一条路:如果这一章推翻了判词后半句,就改成「……直到最后四年,才递给它一根树枝」。按上面四条,这一条不必启用——树枝在第 44、46 章已经确认递出,可它递给的是人对自己,不是人对制度。递出树枝和改动沙滩,是两件事。
本书的规矩是:自认最弱的地方要写在明处。
这一处,就是全书自认最弱的一处。
弱在哪里?弱在它是一次「读法之争」。同一段话,本书读出的是「他列了条件,没给机制」;另一位读者完全可以读出「他已经指出了方向,机制是后人的事」。
两种读法都不算无理。本书给出自己的理由(第四节那四条),也在这里写明:如果读者更看重那份清单,那么本书的判词就要往后退半句。
要退到哪里?退到这一句:
他看见了「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他让这张脸拿到了树枝,也指了指沙滩的方向,但没有说怎样才能真的改一改沙滩。
本书不采用这一句,因为它把「指了指方向」抬得太高。但它写在这里,读者可以自己权衡。
一本书敢把自己的判词放在这样一段旁边,它的判词才值几分钱。
这一章还要交代一件更小、也更要紧的事:本书是怎样决定「哪一种读法算数」的。
用的是全书一直在用的那条纪律(第 26 章):看做法,不看说法。
说法上,他提到了法律和技术。做法上,他全部的篇幅都在讲一个人怎样对待自己:练习,节制,省察,书信,勇气。一整编九章,没有一节讲「怎样把一个人的经验变成规则的修改」。
说法和做法打架的时候,本书按做法判。这是它一直用在福柯身上的尺子,用在自己的判词上,也一样。
用这套书的词,把这次访谈的内容摆一摆,看得最清楚。
他给了土的条件:法律的规则,治理的技术。
他给了形状的做法:关心自己,自由的实践。
他给了一把判断的尺子:流动,还是冻住。
缺的是路和回写:从一个人的实践,怎样一步一步走到规则的修改;改了以后,怎样核对。
三样有,两样缺——和第 27 章给谱系学的那份账,几乎一模一样。那一章说:向后那道箭头画得极漂亮,向前那一道没画。一辈子的最后,缺的还是同一道箭头。
这个一致,本身就是对判词最好的支持:这不是他某一处的疏忽,这是他整套东西的形状。
也可以反过来讲:如果这只是一处疏忽,那么本书这本书就没有必要写——指出一个人漏了一句话,用不着三十万字。要写的是形状:为什么他这套东西,注定长不出那一道箭头。这也是第九编的题目。
这一章的用处,不在福柯,在那把尺子。
他那个区分——流动的关系,还是被冻住的支配——是全书最好用的一件工具。用法在第 40 章写过三问,这里再具体一次:
拿一段你在意的关系,问三句:
这一年里,对方改动过我什么?我改动过他什么?(有来有往,是流动)
如果我想退一步、少做一点、换个做法,退得出去吗?代价多大?(退得出去,是流动)
我说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被听见、被回应,是流动;被当成态度问题,是冻住)
三问都过,这段关系是活的,哪怕它不平等。三问都不过,它就是被冻住的——这时候要动的不是态度,是那三样:找一个口子,说一件具体的事,留下一次记录。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拿这三问量一段关系。别急着下判断,只挑最卡的那一问,做一件最小的事。
小账
谁在执笔:这一章里,执笔的是本书自己——它拿自己的判词去撞最硬的一段材料。
描红还是改字帖:查完之后判词不改,只加注脚;这是本书对自己做的一次校准,不是审判。
带走的话:他在最后几个月看见了那扇门,也报出了门后需要什么;他没有推门,也没有说门该怎么推。
九章走完,结账。
第 42 章:八年沉默,一次推倒重来。
第 43 章:笛卡尔时刻——认识从什么时候起不再改变认识的人。
第 44 章:写给自己的字——本子,书信,睡前省察。
第 45 章:不问可不可以,问用得好不好。
第 46 章:把生活做成一件作品。
第 47 章:说真话的勇气。
第 48 章:不想被这样统治;凡是偶然造成的,就有可能被另外做一次。
第 49 章:本书的自查——最危险的一处反证,查完判词不改,加一条注脚。
一、他让那张脸有了动作。前面六编,人被画,被抹,被分类,被操练,被看,被算进人口。到这一编,他终于写了一个人对自己动手。判决四立在这里。
二、他给的是做法,不是心法。本子,信,睡前几分钟,分寸,火候。全是可以照做的手艺。第 26 章那条纪律——看做法,不看说法——他用在了自己最后的题目上。
三、他把美从那套力的分析里抢了出来。第 46 章说过:一套只有力的分析,能解释一切,却什么也不能肯定。他找到了那个不能被还原成力的东西。
这一条对读者的用处,比它在学术上的分量更大。一个读完前六编的人,很容易变成什么都能拆、什么都不信的人。这一编是解药:拆完之后,人还得活;而活得好不好,是一件真的有分别的事。
四、他把「人是什么」换成了「人怎样做自己」。这是对今天最有用的一句:没有一个现成的自己等着被找到。
五、他走到了门口。第 48 章那句「凡是偶然造成的,就有可能被另外做一次」,和第 49 章那份清单(法律、技术、伦理),都是站在门口的话。
六、他把最后四年活成了自己的例子。这一条不算学术上的功劳,可它是这一编最动人的地方。一个人在最后的时间里作废计划、换题目、重新读书、把课讲完——他讲的那套「对自己动手」,他自己在做。
一、树枝只画在沙滩一角。这一编所有的做法,痕迹都不进公共记录:本子自己看,信给一个朋友,省察在心里,作品给几个懂的人看。
二、说真话停在勇气上。第 47 章:他给了第一步(说出来),缺了后面三步(被听见、有人接、有回应)。
三、他没有给机制。第 49 章查完的结论:尺子有,清单有,机制没有。
这一条要和第 34 章那对词连起来看,才知道它有多要紧。他这一编讲的做法,全是真的回写——一个人确实被自己改动了。可它们全是朝内的回写。全书从第一章追到这里,那道朝外的箭头,始终没有出现。
四、他退回了古代,没有回到今天。他去古人那里找对照(第 43 章说过这个做法本身很好),可他没有把找到的东西接回今天的学校、医院、公司。这一步是空的。
这一编的总判断:
他终于递给那张脸一根树枝,可这根树枝只画在沙滩的一角。
这句话要连着两头读。
往前一头是功劳:树枝是真的。第 31 章那座塔里,被造的人接过笔只能描红;到这一编,他手里第一次有了一支可以写自己的笔。从描红到写自己的字,这一步很大。
大到什么程度?可以这样量:第五编整整八章,写的是一支只能描红的笔;这一编写的是同一支笔第一次写出了不在字帖上的字。笔没有换,用法换了。
往后一头是缺口:那些字只写在自己这一页上。海岸线没有变。
这一句,第 44、46 章都预告过,这里正式写下来。
一九八四年,他刚出了两卷讲古人的书,刚讲完那门讲说真话的课,刚写了那篇讲启蒙的文章。那一年他五十七岁。
他没有时间了。
所以本书对他这一步的判断是有分寸的:
他没有走到那一步,不等于他反对那一步;他只是死在了这一步刚迈开的时候。
这句话不是替他开脱。第 40 章那根梁(权力没有生日)、第 47 章那个落点(勇气而不是位置)、第 49 章那份缺席的机制,都说明这不只是时间的问题——他那套东西的形状,本来就不容易长出那一道箭头。
时间不够,是最后一层原因,不是唯一的原因。两样都要写。
本书的规矩是:说他缺了什么,就要说出补上会是什么样。第七编的补法,落在三处。
第一处:把做法带进关系里。第 44 章那三样(本子、信、省察)全是一个人对自己。往外走一格,是两个人之间:一个可以每月说一次真话的朋友,一个愿意告诉你哪里不对的人(第 43 章末尾那句)。这一格不难,也不需要任何制度。
第二处:把做法带进一个小集体。一个班级,一个科室,一个家庭。到这一格,第 34 章那三样就有地方装了:一个定期的、必须有回复的场合(口子),一条具体的建议(条文),一次记下来的采纳与否(记录)。
第三处:让做法回到规则上。一条被改掉的规定,一栏被加进表格的内容,一个被换掉的词。这一格最难,也最少,但它真的发生过——第 24、36 章那些例子都是。
这一格还有一个特点:它多半不是由最有权的人做成的,是由最清楚的人做成的。改掉一条没用的表格栏目的,通常是天天填它的那个人;改掉一条不合理流程的,通常是被它卡了三年的那个人。权力在别处,知识在他手里——他要做的,就是把手里的知识,送到有权改的那张桌子上。
三格是一条路:自己——两个人——一个小集体——规则。福柯走到了第一格,第二格偶尔露头,第三格他自己在生活里做过(那叠问卷),但没写进书。
这条路还有一个很实在的性质:它是一格一格走的,不能跳。
一个自己都活得乱七八糟的人,去改一个小集体的规矩,多半没人服。一个在两人之间从来听不进真话的人,到了会上也听不进。反过来,跳过前两格直接去改规则的人,常常改出一堆没人用的新规定。
所以这条路的顺序本身就是做法。
本书往后三章(第 74、75、76 章)要把这条路,分别落到教育、健康和工作上。
这一编写完,全书的材料基本齐了。往后的路是这样的:
第八编看四场架:萨特,德里达,乔姆斯基,哈贝马斯。四个人从四个方向打他,每一场,对手抓住的都是他缺的那一块。四场看完,判决五(只开诊断书)就有了完整的材料。
第九编是总解构:把五条判决收回一句判词,拆三根梁,写本书要向他学的地方,也把刀转过来对准本书自己(第 61 章)。
第十编到第十二编是往后走:后来的人怎样接他,大模型时代他的问题怎样变了样,最后把拆开以后的他,交还给教育、健康和工作。
读到这里的读者,可以先做一件事:把前七编每章末尾那句「带走的话」翻一遍。那些句子连起来,就是这本书的骨架。
也可以只翻这几句,它们是骨架里的骨架:
第 15 章——格子先于医学。
第 18 章——「你哪里疼」有出生日期。
第 24 章——脸拿到过树枝。
第 31 章——塔里可以没有人。
第 34 章——加固型与改写型。
第 44 章——工具很便宜。
第 49 章——他看见了门,没有推。
和一百三十年卷。那一卷说他改判了「正常」,说他写的回写最狠。这一编补上了那一卷没细讲的一段:他晚年把回写从「被造的人替造他的人干活」,改成了「一个人对自己动手」。方向变了,边界没破。
和萨特卷。萨特说人自己选择自己。福柯这一编看起来靠近了萨特,其实相反:萨特要的是一次抉择,福柯给的是一套日课。一个靠意志,一个靠手艺。这一处分界要记住,第八编第 51 章还要用。
两样的差别在日子里很明显。靠意志的人,状态好的时候什么都做得到,状态一塌就全垮;靠手艺的人,状态差的时候也能做出六成——因为手会替他记得。
和德勒兹卷。那一卷说德勒兹缺土。这一编的福柯正好相反:土(古人的文本、日课、书信)写得很实,缺的仍然是那道回到制度的箭头。
和康德卷。第 48 章那篇文章是两卷的接头处:康德问「什么是启蒙」,问的是人怎样敢于用自己的理智;福柯把它读成「追问当下」。两卷合起来是一句话:从敢想,到敢问今天。
这一编九章,落到日子里,可以收成三句话。
第一句:先改自己,因为那是唯一一处你一定够得着的地方。本子,信,睡前三句,一件每天做的小事做讲究一点。
第二句:别停在自己这一页。改完自己,问一句:这件事里,有没有一处是别人也用得上的?说给一个人听,写进一次记录,提成一条具体的建议。
第三句:分清哪一处是能改的,哪一处这辈子改不动。改不动的那些,用第 45 章的办法过日子(不问可不可以,问怎样用才好);能改的那一处,用第 34 章那三样去改。
分不清的时候,有一个笨办法:试一次。花很小的力气试一次——提一条具体的建议,看有没有回应。有回应,那一处就是能改的;三次都没有任何回应,那就先按改不动的处理,把力气收回来。
不试就认定改不动,和试了三次还不死心,是同一种消耗。
一个人一辈子能真正改动的字帖,多半只有两三张。可是两三张不是零。
而且这两三张字帖,往往不是你挑的,是碰上的:你正好在那个位置上,正好那件事出了岔子,正好你是当时最清楚的那个人。能不能改,一半靠做法,一半靠在场。在场的时候别躲开,多半就够了。
「别躲开」这三个字,说起来轻,做起来是这一编最难的一件事。多数人不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在那个当口选择了不说——因为累,因为算了,因为下次吧。第 47 章讲的勇气,最常出场的形式不是慷慨陈词,是在一个很平常的会上,把已经到嘴边的那句话说完。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把这一编三句话里的第二句做一次——挑一件你自己今年改好了的小事,说给一个可能用得上的人听。
小账
谁在执笔:他自己,用手边最便宜的工具;这是全书里唯一一次,执笔的人和被写的人是同一个。
描红还是改字帖:对自己,是完整的改字帖;对制度,一笔也没有。
带走的话:他终于递给那张脸一根树枝,可这根树枝只画在沙滩的一角;他死在这一步刚迈开的时候。
编序
本编五章,讲他一生里四场有名的争吵。
一个人最深的地方,常常是被对手逼出来的。四场架里,对手各抓住了一块:
萨特抓的是路——你只给幻灯片,不给电影(第 51 章)。
德里达抓的是原样——你要替疯狂说话,用的却是理性的语言(第 52 章)。
乔姆斯基抓的是应当——拆完了以后,你凭什么反对一件事(第 53 章)。
哈贝马斯抓的是判据——你用理性批判理性,凭的是什么(第 54 章)。
四块合起来,正好是本书判词绕着的那几处。第 55 章把四场合起来看,回答一个问题:他为什么只肯开诊断书。
本编的写法和前面几编不同:不复述争论的全部细节,只挑出每一场里对手真正抓住的那一点,然后问一句——这一点,他答上了吗?
还要先说一句关于「吵架」的话。
思想史上的争吵,多数是难看的:话说重了,意思被对方拧过,很多年不来往。这四场也一样。本书不美化它们,也不把它们写成智慧的火花。
可是有一件事值得记:几乎所有人最深的一处毛病,都是对手先看见的。自己看得见的地方,早就补上了。所以读一个人,读他的对手常常最省力。
一九六六年,《词与物》出版,满城都在谈。萨特很不高兴。
那一年,萨特六十一岁,是法国最有名的知识分子;福柯四十岁,刚刚成为最红的新人。
这一场架,一半是思想,一半是位置。一代人的说法正在被另一代人换掉,被换的那一个不会高兴。本书写四场架,每一场都要先说清楚这一层:一场思想上的争吵,从来不只是思想上的。
第 10 章讲过那场架的底子:一边说人是自己选出来的,一边说说话的是结构。到一九六六年,这场架有了一个具体的靶子。
萨特的批评,散在几次访谈里,最狠的两句意思是这样的。
第一句:福柯给我们看的是一张一张幻灯片,一张,又一张;他不肯给我们看电影。
意思是:你把每个时代画得清清楚楚,可是这一层怎么变成下一层,你不讲。历史在你那里成了一串静止的画面。
第二句更重:他说这本书是资产阶级用来挡住马克思的最后一道墙。
这句话在当时很重。那几年的法国知识界,「站在哪一边」是要交代的;说一个人的书是资产阶级的墙,等于说他站错了队。前言引过这一句,第 51 章这里把它讲完。
意思是:如果一切都由一个时代的知识安排决定,人只是其中的一个位置,那么人还能做什么?这样的说法,客观上让人不必再去改变什么。
本书的判断是:第一句说中了,第二句没有。
第一句就是第 23 章那根梁。福柯确实只给了两个端点,中间那一段——旧的怎样撑不住、新的怎样冒头、谁在争、谁试过什么——他在《词与物》里基本不写。萨特用一个比喻把这件事说尽了,这是很高明的批评。
第二句不成立,而且很快就被事实驳倒了。说这句话的五年之内,福柯已经站在监狱门口发问卷了(第 7 章)。一个人的学说会不会让人不再动手,看的不只是它的字面,也看它长出了什么。福柯这一支后来长出的东西,恰恰是大量具体的、落在具体场所里的行动。
用这套书的尺子,这一章的账很清楚。
萨特握着的是回写的冲动,没有土。
本系列的萨特卷讲过:他把人的自由举得极高——人被判决为自由,人要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负责。这里面有一个很硬的东西:人是能动手的。这一样,福柯到最后四年才小心地捡回来一点。
可是萨特那一边,土太薄。一个人的处境、他的身体、他所在的那一片安排,在那句最响的口号里都是背景。所以他说的「动手」,常常落不到具体的地方。
福柯握着的是土,不许脸回写。
福柯的土最满、最硬:敕令,章程,作息表,病历,考卷。可是在这片土里长出来的人,只被允许描红。
两个人,各握着一半。一个有力气没地面,一个有地面没力气。
这就是这套书要把两样接起来的理由:有土的动手,才是回写。
第 10 章说过,萨特那一派的毛病是土太薄。这里要说得更具体一点,因为这关系到本书的判词。
萨特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一个人处在多么糟的处境里,仍然要为自己怎样面对这处境负责。这句话有力,也有真东西:它把人从纯粹的受害者位置上拉了起来。
可它落不到具体的地方。一个人每天七点出门、九点回家、周末还要加班,你对他说「你仍然是自由的」,这句话是真的,也是没用的。他要的不是这句话,是那张排班表上少一格。
福柯的书里全是那张排班表,萨特的书里全是那句话。
也要替萨特说一句:他不是不知道处境,他写过很厚的书去讲一个人怎样被阶级、家庭、时代造出来。只是那些东西没有进入他最响的那几句口号,而多数人记住的是口号。
一个人的思想被记住的样子,常常比他的思想本身更有力量。这一点福柯自己也没逃掉——今天多数人记住的「福柯」,是「一切都是权力」这句他并没有那样说过的话。
这就是本书说的「有土的动手」:要动手,先得知道手能放在哪一格上。一个有力气没地面的人,力气只能花在心里;一个有地面没力气的人,把每一格都描得更清楚,然后说,看,这就是我们的处境。
也要记一笔后来的事。
七十年代,两个人虽然没有和解,却在同一些事情上站到过一起:为移民工人的处境说话,为被关押的人说话,签同一份声明,参加同一件事。据后来的记载,一九七九年他们还一起去过一次呼吁接收难民的活动。
思想上的对立没有消失,做事的时候站在了一起。
这一笔值得记,因为它说明一件事:一个人的学说和他做的事,不一定在同一条线上。第 9 章说过:他手上比他笔下多走了一步。萨特也一样,只是方向相反——萨特的学说很有力气,做的事有时反而落不到实处;福柯的学说不给人位置,做的事却很具体。
用三样东西摆一摆,这场架的形状就清楚了:
萨特:形状(自由的人)很亮,路(选择的那一刻)很短,土很淡,回写有冲动没落点。
福柯:土很满,形状(被造出来的人)很清楚,路在六十年代很弱,回写只到描红。
两个人加起来,正好凑齐四样;可惜他们是对手,不是合伙人。
思想史上常有这种事:两个互相看不上的人,各拿着对方缺的那一半。后来的人要做的,不是选边,是把两半接上——接的时候,要顺便看清楚为什么当年接不上。
本系列的萨特卷给福柯写过一行读数,大意是:他打碎了先在的主体,写出了主体的历史发生,可他把土多写成了规训,托举与回写写得少。这一章可以给萨特回一行:他把力气写足了,把地面写空了。两行合起来,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当年接不上的原因也很清楚:接上就要承认对方的问题是真的。在一场公开的对骂里,这件事最难。
后来的人有一个便宜:可以不站在任何一边,把两半拿过来接上。这本书做的就是这件事——用萨特那一边的力气,去填福柯那一边的地面。
这一章还有一层,对读者比对哲学史更有用。
萨特和福柯的架,一半是两代人的架。
老的一代握着一套用生命换来的判断:战争,抵抗,背叛,选择。他们说的每一句「人要负责」,底下都压着具体的人和事。
年轻的一代看见的是另一样:那套说法说得再响,人还是在医院里被分类、在学校里被排名、在办公室里被填表。他们要的是把这些做法一件件拆开看。
两边都觉得对方不懂:老的一代觉得年轻人冷漠,年轻人觉得老一代空喊。
这个场面今天还在。一位长辈说「吃苦是福,年轻人就得能扛」,一个年轻人说「先看看那份工时表」。长辈那句话底下压着他自己那几十年;年轻人指的那张表,是眼前实实在在的东西。
两句话都真,只是不在同一层。下一节那个办法,就是把两层落到同一件事上。
这一章的用处,在于看懂你身边的对立。
家里那两个总是吵的人,常常也是一个握着力气、一个握着地面:一个说「你就是不肯改」,一个说「你根本不懂我的处境」。两句都对一半。
单位里也一样:一边说「要有主动性」,一边说「流程根本不允许」。
这种架吵不出结果,因为两边不在同一层。有一个很实在的解法:把两句话都翻译成一件具体的事。
不是「你要主动一点」,是「下周这件事,你先做一版,出了问题我担」。
不是「流程不允许」,是「流程里第三步要等两周,这一步能不能改成先做后报」。
一句是力气,一句是地面。两句都落到同一件事上,架就变成了活。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想你最近一次没结果的争论,两边各自握着的是哪一半。然后把两半写成同一件事的两步。
两步要写得很具体,而且要有先后:第一步是地面上的那一改(把那一栏去掉、把那道审批挪到后面),第二步是力气上的那一改(这件事由谁先动手、出了问题谁担)。先地面后力气,多数时候更容易成;反过来常常卡住,因为一个人使了劲发现路还是堵的,第二次就不使了。
小账
谁在执笔:这一章里执笔的是那场争论本身——两个人都在对方那里,看见了自己缺的那一块。
描红还是改字帖:两人都没有改成对方的字帖;后来的人把两半接上,才是改字帖。
带走的话:一个有力气没地面,一个有地面没力气;有土的动手,才是回写。
一九六三年三月,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做了一场演讲,从头到尾针对一本刚出版不久的大书。
演讲的人是德里达,那本书是《古典时代疯狂史》。当时的德里达,还是福柯的学生辈。
据后来的记载,福柯当时就坐在台下。一个已经成名的人,听一个年轻人用两三个小时拆自己那本刚出的大书。
福柯当场没有回应。九年后,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反驳,附在书的新版里,题目很硬,说的是「我的身体,这张纸,这炉火」。两个人的关系冷了很多年,直到八十年代初才缓和。
第 17 章讲过这场争论的核心。这一章把它讲完,并做一件全书要做的事:判一判,这一刀落在哪里,落得准不准。
德里达抓住的,是那本书序言里的一个志向:让疯狂在被理性捕获之前自己说话。
他的质疑,第 17 章说过,这里说得更细一点,大意是:
你要写的是疯狂自己的历史。可是你用的每一样工具——语言,概念,档案,论证,一本有条理的书——都属于理性这一边。用理性的工具去替疯狂说话,你说出来的,只能还是理性关于疯狂的话。
这一刀很准。它抓的是「原样」。
他还抓了一个更具体的点:笛卡尔在《沉思》开头那一段关于疯狂的讨论,福柯读成了「理性把疯狂排除在外的那一刻」;德里达说,那一段不是排除,它在笛卡尔的论证里另有位置。
两个人为这一段争了很久。今天回头看,细节上的对错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德里达那个总的质疑。
不过那一段值得用大白话说一句,因为它其实很好懂。
笛卡尔在《沉思》开头,要把一切可以怀疑的东西都怀疑一遍。他先说:我的感觉有时会骗我。接着他提到一种可能:会不会我其实是疯的,把明明不在的东西当成真的?然后他很快转到了另一个更好用的例子:做梦。
福柯读出的是:疯狂在这里被轻轻放过了——它被当成一种「我不可能是那样」的情况排开了,而做梦被留下来当作正经的怀疑材料。理性在这一刻,把疯狂请出了门。
德里达读出的是另一回事:那一段里疯狂并没有被排除,它只是被一个更彻底的怀疑(做梦,以及后来那个「骗人的神」)包了进去。
同一段文字,两种读法。这本书不判这场考证的胜负;要记的是两人各自在乎的东西:一个在乎「谁被请出了门」,一个在乎「文本自己怎么说」。
九年后,福柯的反驳里有一点,本书认为很有分量。
他说:德里达把一切都读成文本内部的事——好像只要把文本读细一点,问题就解决了。可是那一段文字不只是一段文字,它坐落在一整套做法里:谁能读书,谁能写,谁被关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话算数。
他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评价,大意是:把一切都还原到文本里,等于说文本之外什么也没有。
这一击也很准。它抓的是土。
这一句在今天也用得上。任何一场关于「措辞」的争论——该怎么称呼一类人,一份文件该怎么写——到了某一刻都要问一句:除了词,还有哪一条做法要跟着改?只改词不改做法,是给旧做法换一件新衣服(下一节细说)。
第 25 章说过,福柯这一路的本事就是把「说什么算数」放回到一整套安排里去。德里达那一路更擅长在文本内部拆。两个人各有一把刀。
用这套书的尺子,这一场架可以判得很清楚。
德里达抓住的那一块,是对的。第 17 章已经写了:留一个原样,就是取消它的动作。福柯后来自己撤掉了那篇序,这等于承认了。
福柯回击的那一块,也是对的。文本之外有制度,有场所,有钟点,有档案。这一点德里达那一路确实容易轻看。
那么谁赢了?
本书的判断是:两个人各拿着这套书说的两样东西的一样。
德里达拿的是路那一边最精细的一段:一样东西怎样在语言里被延后、被替换、被标记。本系列的德里达卷说过,他在那里做到了极致,可是缺土。
福柯拿的是土:机构,档案,做法。
两人合起来还缺一样,两个人都没有:回写。
德里达那边,文本永远在延后,没有一处落地成一件改动了世界的事;福柯这边,制度里的人只准描红。
两个人吵了几十年,缺的是同一样东西。这句话,第 26 章对德勒兹说过一次,这里是第二次。
第三次会在第 68 章:那一章要看他身后几十年里,接过他的人各撬开了他哪一只盖子。到那时候会看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接他的人,多数也没有补上这一样。
这场架今天有一个很家常的版本,在任何一个单位里都能听见:
一边说:问题出在说法上。你们用的那个词本身就有问题,那份文件的措辞就在排斥人,先把话改过来。
另一边说:问题出在事情上。改词有什么用?流程不改,钱不到位,人手不够,说得再好听也一样。
两边都对一半。改词有用——第 32 章说过,换掉一个词常常是改字帖的第一步。改事更有用,可是很多时候改不动。
合起来的做法是:改词的时候,顺手把词后面挂的那件事也改掉。
不说「后进生」,改说「这学期数学没跟上的同学」——同时把「这几个孩子坐最后一排」这条也改掉。
不说「问题员工」,改说「这个项目他做得吃力」——同时把「这类人不给重要活」的默认也改掉。
光改词,是给旧做法换一件新衣服;词和做法一起改,才是改字帖。
有一个很省事的检验:换词之后,那个人的日子有没有一处不一样了?
「后进生」改成别的说法,他还是坐最后一排、还是不被提问、家长会上还是被单独留下——那就只换了衣服。他的座位挪了,提问轮到他了,家长会上老师说的是他这学期做成的一件事——那才是换了做法。
用三样东西摆:
德里达:路极细,土极薄,形状(意义)永远差一点才成形,没有回写。
福柯:土极厚,路在这一时期还弱,形状(被造出来的人)很清楚,回写只到描红。
这一章还要记一件事:两个人后来和好了。据后来的记载,八十年代初,德里达在东欧被拘留,福柯公开为他说话;两个人的关系从此缓和。
一场吵了将近二十年的架,最后是在一件具体的事情上结束的——不是谁说服了谁。这也是这本书反复说的那件事:做成一件事,比吵赢一场架更能改动关系。(第 38 章末尾那个练习。)
这一章有一个很实用的提醒:替人说话之前,先看看自己用的是谁的词。
一个家长替孩子去学校说话,用的多半是学校的词:成绩,纪律,态度,配合。用这套词说下去,说得再卖力,孩子的处境还是被这套词框着。
一个人替父母去医院沟通,用的是医院的词:指标,治疗方案,依从性。
不是说不能用。这些词有用,而且不用就说不上话。要留心的只有一件事:在那套词之外,把那个人自己的话也带上一句。
「他最近数学跟不上」——这是学校的词。后面加一句:「他自己说,从换了座位以后就听不清。」
「老人依从性不好」——这是医院的词。后面加一句:「他自己说,那个药吃了以后整天发晕,他怕摔。」
那一句原话,是全书这几百页里最便宜、也最管用的一个做法。它不改变任何制度,可它把一个人从材料变回了人。
而且这一句原话,常常会把事情带到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地方。「从换了座位以后就听不清」——这一句一说出来,事情就从「成绩问题」变成了「座位问题」,而座位是可以改的。
用别人的词说话,只能在别人的那几栏里打转;带上一句原话,才可能碰到真正卡住的那一处。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这一周你要替谁说一次话,说之前先问他一句「你自己怎么说这件事」,然后把那句原话带进去。
如果对方说不出来(小孩、老人、正在难受的人常常说不出),那就改成问一件很小的具体事:那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你坐在第几排?那件事之后你做了什么?具体的事问得出来,感受问不出来。
小账
谁在执笔:两把刀——一把在文本里拆,一把在制度里查;两把都很快,两把都不写回写。
描红还是改字帖:这一章里唯一的一次改动,是他撤掉了那篇序(第 17 章)——改的还是自己那一页。
带走的话:替人说话之前,先看看自己用的是谁的词;在那套词之外,把那个人自己的一句原话带上。
一九七一年,荷兰的一档电视节目请了两个人对谈: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福柯。
题目是人性与正义。
这场对谈今天还能找到录像。前半场,两个人谈语言和认识,气氛还好;后半场谈到正义,两个人越谈越远,据后来的记载,主持人当场感到他们根本不在同一个问题上。
这场辩论有一个很少被提到的背景:那几年,两个人都在做很具体的事。乔姆斯基在美国公开反对越战,为此付过代价;福柯在巴黎的监狱门口发问卷(第 7 章)。两个都在动手的人,为「凭什么动手」吵了起来。
这一点值得记住:这场架不是书斋里的。两个人都知道反对一件事要付什么代价,他们争的是这件事在道理上怎么站得住。
乔姆斯基的想法,大意是这样。
人天生有一套结构。一个孩子听到的语言很有限、很零碎,却能在几年之内掌握一门语言,这说明他不是从零开始学的——他身上有一样先天的东西。
同样,人身上也有一些基本的需要和倾向:创造,自由,不愿被支配。一个好的社会,应该让这些东西长出来;一个坏的社会,是压住它们的社会。
所以他敢说「这个制度是不正义的」——因为他手里有一块地基:人天生是什么样的。
这个立场很硬气,也很有用。它给了一个人反对一件事的底气。
福柯的回答,大意分两层。
第一层:「人性」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它是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学问里被造出来的东西;每一次,它的内容都不一样。你用它当地基,等于用一样有出生日期的东西,去证明一件没有时间的事。
第二层更狠。乔姆斯基说,我们为正义而斗争。福柯说:所谓正义的观念,本身就是在各种斗争里被发明出来、被使用的;每一个阶级、每一种制度,都会说自己这一边才是正义的。
他还说了一句很有名的意思:一场斗争胜利以后,它会带来一套新的正义观——而不是实现了那个早就存在的正义。
乔姆斯基要的是一块地基,福柯把地基也查了出生日期。
请注意,这两个人不是一个在讲科学、一个在讲政治。他们争的是同一件事的两头:一个要为「反对」找一个不被时间冲走的根据,一个认为任何这样的根据都会变成新的统治工具。
本书的判断是:福柯拆得对,可是拆完之后,他手上没有东西了。
拆得对:人性这个说法确实有来历(第 11 章说过整整一章)。凡是用「人天生如此」来收尾的论证,都值得被查一次。
可是拆完之后,问题还在那里,而且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一个人在监狱里被打了,你凭什么说这件事不对?
一个孩子因为家里穷上不了学,你凭什么说这件事不对?
乔姆斯基的回答是:因为它压住了人身上本来该长出来的东西。这个回答有地基,也有它的毛病(「本来该长出来的」是谁定的)。
福柯的回答是……他没有回答。他会说:这套「正义」的说法是从哪儿来的,谁在用它,用它做什么。
他能说清一条线是谁画的,说不清这条线该不该画。
这一句要说明白:不是说他心里没有是非。他一生里做的那些事——监狱门口的问卷,为被关押的人说话,为难民奔走——每一件都说明他心里有很硬的是非。
问题是他的学说里没有放这些是非的地方。第 9 章那句话第四次出现:他手上比他笔下多走了一步。
这就是判决五:只开诊断书。
辩论里还有一段很值得记。
乔姆斯基说:我们为一个更公正的社会而斗争,因为我们相信那样更合乎人的天性。
福柯回答的意思是:一个被压住的阶级起来反抗,不是因为他们认定这样更合乎人性,是因为他们要夺过权力;他们成功以后,会带来一套新的说法,说这一套才是正义的。
这个回答有一半是历史的实情:胜利者定义正义,这件事在历史上一再发生。
可是它有一个很实在的漏洞。如果反抗只是为了夺权,那么一个普通人凭什么支持一场他并不会从中得到权力的反抗?
现实里,很多人支持一件事,恰恰不是因为自己能得到什么。一个家长为别人家的孩子说话,一个医生为一个陌生病人多写一句,一个员工替一个已经离职的同事把事情说清楚。这些事在他那套说法里,很难安置。
他能解释斗争,不大解释得了同情。
这一条不是小毛病。一套关于人的说法,如果解释不了人为什么会为不相干的人做事,它就漏掉了社会里最要紧的一部分黏合剂。第 1 章那面旗——土在推,也在托——在这里又露了一次头。
按规矩,问他那片土。
第一,他见过地基被用来做什么。二十世纪的很多灾难,正是以「人本来应该是什么样」的名义做的:什么是健康的人,什么是优秀的种,什么是进步的方向。一个见过这些的人,对任何「人天生如此」的说法都有一种生理上的警觉。
第二,第 2 章那条病根。一个二十出头就被人用一套关于「正常人」的说法归过类的人,一辈子不肯再造一套新的。
第三,他真的认为,给方子就是给新的牢笼。他说过一句意思是这样的话:他不愿意替别人规定应该怎样。这句话里有一种很深的克制,也有一种放弃。
三条都成立。可是三条加起来,仍然留下一个空。
而且这个空不是学术上的空,是很实在的空。一个跟着他学会了查出生日期的年轻人,查完之后会问:那我现在该怎么办?他的书里没有这一句的答案。
这本书的第十二编,就是为了补这一句写的。
按本书的规矩:指出缺了什么,就要说出补上会是什么样子。
这套书不回到「人天生如此」那条路上。它给的是另一条:不看人本来是什么,看一件事之后,发生还能不能继续。
具体是三问,第 40 章已经摆过一次,这里正式用来判「该不该」:
一、有没有托?这件事之后,有没有人长出了原来长不出的东西?还是只有人被磨掉了一块?
二、能不能反过来?被安排的那一方,有没有一处能回头改动安排的那一方?
三、有没有出口?想退的人退得出去吗?代价有多大?
拿这三问去判前面那两件事:
一个人在监狱里被打——他不会因此长出任何东西(一问不过),他没有一处可以回头改动打他的人(二问不过),他退不出去(三问不过)。三问全不过。不需要「人性」这块地基,也判得出来。
一个孩子因为家里穷上不了学——他长不出他本来能长出的(一问不过),他和他的家庭没有一处能改动这件事(二问不过),他退不出这个处境(三问不过)。
这三问不保证能判所有的事,也常常会在灰色地带上吵起来。可是它至少做到了一件福柯没有做到的事:它给了一个可以拿去争论的判据,而且这个判据本身也是可以被改的。
这正是这套书和「人天生如此」那条路的分别:那一条路把判据放在时间之外,这一条路把判据放在发生里。
用三样东西摆:
乔姆斯基:形状(人天生的样子)很清楚,土很薄,路几乎没有——先天的东西不需要路。
福柯:土很厚,路很清楚,形状(正义的说法)被查了出生日期,可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拿来判。
这套书:把判据从「人本来是什么」,换成「发生还能不能继续」。
这一换,也正是这套书对全书那句判词的正面回答之一。一张脸能不能改沙滩,本身就是一条可以拿来判的线。
这一章的争论落在中国,有一张很熟的床:人性本善还是本恶。
这场争论吵了两千多年,今天在家长群里、办公室里、网上还天天在吵。信性善的主张少管、多引导;信性恶的主张立规矩、讲赏罚。
这套书的立场,和这一章讲的是同一个:不从「人本来是什么」出发。
为什么?因为这条路有一处走不通:不管你说人本善还是本恶,下一步都要回答「那该怎么办」,而那个「怎么办」从来不是从本性里推出来的,是从具体的处境里来的。同一个孩子,在一间愿意等他三分钟的教室里,和在一间不等人的教室里,长出来的样子不一样——这件事和本性无关。
所以三问问的不是本性,是处境:有没有托,能不能反过来,有没有出口。
按纪律,只作旁证,不混为一谈:孟荀之争有它自己的题目和处境,本书不把它简化成这一章的注脚。
这一章有一个很实用的用法:碰到一件说不清对不对的事,别急着找大道理,用那三问。
孩子的学校加了一门课,占了体育课的时间。这件事对不对?
有没有托——孩子会因此长出什么吗?
能不能反过来——家长和学生有没有一处能反馈、能改?
有没有出口——不上这门课的孩子会怎么样?
三问一问,事情就从「教育理念」的争吵,变回了三件可以查证的事。
夫妻之间也能用。一个人提出的安排,对方能不能改动一处?如果三年里一处也没改动过,那不是家和万事兴,那是第 33 章说的冻住。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拿这三问,量一件你最近说不清该不该接受的事。
要提醒一句:三问不是用来给别人定罪的。多数时候它是用来给自己定位的——看清自己此刻在哪一格上,然后找那一处最容易松动的。
小账
谁在执笔:乔姆斯基把笔交给了「天生的人性」,福柯把这支笔也查了出生日期,然后手上空了。
描红还是改字帖:这一章里没有回写;判据缺席的地方,改字帖无从谈起。
带走的话:不看人本来是什么,看一件事之后发生还能不能继续——有没有托,能不能反过来,有没有出口。
一九八三年前后,福柯和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有过来往,据后来的记载,两个人商量过第二年在巴黎办一场讨论会,题目大致是关于康德那篇讲启蒙的文章。
会没有开成。一九八四年六月,福柯去世。
两个人之间那场最要紧的争论,就这样停在了半路上。留下来的是各自的文章和几句互相的评论。
据后来的记载,福柯生前对那场会很有兴趣,他还建议题目围绕康德那篇讲启蒙的短文来做——第 48 章说过,那正是他最后一年最用心的一处。
一场没开成的会,留下的是一个很确切的遗憾:他们本来要谈的,恰恰是这一章的问题。
也有一个说法值得记:两个人其实有一处很像——都认为「批判」不是站在高处宣判,而是一件要在具体处境里做的事。第 48 章讲过福柯那句「不想被这样统治」;哈贝马斯那一路要的是「让人能好好把话说完」。一个从拒绝入手,一个从说话入手,本来是可以接上的。
哈贝马斯的质疑,可以压成一句:
你用理性去批判理性,凭的是什么?
拆开是这样的。福柯用极细密的论证、极扎实的档案、极严格的方法,去证明一件事:所谓真理、所谓客观、所谓中立的方法,都是在权力关系里被造出来的。
那么请问:他自己这本书里的论证,算不算数?
如果算数,那就说明至少有一处地方,讲道理是讲得通的、证据是能说明问题的——那这一处凭什么例外?
如果不算数,那这本书本身也只是一套权力的话语,读者凭什么信它?
哈贝马斯还说过一个更具体的判断,大意是:福柯把一切规范性的东西都拆了,结果他自己的批判就成了一种没有根据的批判——他明明是在说「这样不好」,却拒绝说清「凭什么不好」。
这一刀抓的是判据。它和上一章乔姆斯基抓的那一块是同一处,只是更狠:乔姆斯基问的是「你凭什么反对」,哈贝马斯问的是「你凭什么说你说的是真的」。
这一刀今天有一个很普通的样子。一个人说「所有的排名都是权力的产物」,另一个人问:那你这句话是怎么得出来的?如果一切说法都只是立场,这句话也只是一个立场。
这不是抬杠,是一个真问题。凡是说「一切都是……」的人,都要面对这一问:这句话本身呢?
答过一点,没有正面答。
他在几处说过意思相近的话:他不是在说一切都是假的;他做的是具体的历史研究,每一条都可以被材料检验;他要拆的是「有一个中立的地方」这个念头,不是拆掉真假本身。
这个回答有它的力气。它说的是:我并不否认这一行有它的规矩,我否认的是这一行可以站在权力之外。
可是它没有正面回答那一句最硬的:你自己的这套判断,凭的是什么?
其实他手上有一个答案的雏形,只是他没有把它说成判据:看做法,不看说法(第 26 章)。他的每一个判断,底下都压着可以去核对的东西——哪一年的章程,几点起床,表上有哪几栏。这已经是一种很硬的检验办法了。
只是这套办法能验证「事情是不是这样」,不能回答「这样好不好」。差的仍然是那一样。
本系列的一百三十年卷记过这一处,说这一击他没有正面回答过。本书的判断一样。
也要写清楚一件事:没有正面回答,不等于他的工作就此垮掉。他的那些书里,有大量可以被检验、被修订、被反驳的具体判断——后来的史学家一条一条查过(第 15、16、31 章都记了几处)。一套说法即使没有形而上的地基,仍然可以被事实检验。这一点,下一节要正式接过来。
按规矩,两边都要量。
哈贝马斯自己给的地基,是人和人讲道理这件事本身:只要人在用语言互相说服,就已经预设了一些条件——不能撒谎,要给理由,要让对方能回应。他要从这里长出一套判据。
福柯这一路会怎样回击?他会说:谁能进到那张桌子边?
讲道理的前提,是双方能开口、能被听见、能有时间和资格坐下来谈。可是第五编、第六编整整两编讲的,就是谁被排在了桌子外面:被判定不能自主的人,被分了类的人,没有位置说话的人(第 25 章)。
一套关于「理想的讨论」的判据,如果不管谁进得了这间屋子,它在现实里就总是偏向已经在屋里的人。
这一击,本书认为是有效的。
所以这一场架的结果是:两边各指出了对方的一处硬伤,谁也没有答上对方那一刀。
这一章是全书最需要老实的一章,因为这一刀也会转过来指向这本书自己。
问题是同一个:这套书说一切都是发生出来的,那么「发生」这套说法本身呢?
本书的回答分两句。
第一句:这套说法也有出生日期,本书从不例外。第 40 章说过一次,第 61 章会专门做一次:这套书用的词、它的分法、它的那三问,都是在某一段时间里、在某一片土上长出来的,也会被后来的人改掉。
第二句:一套说法不需要一个时间之外的地基,也可以被检验。检验的办法不是问「它是不是绝对正确」,是问三件事:
它有没有说错过可以被查出来的事实?(可以核对)
它的判断能不能被后来的事情推翻?(第 49 章那种自查,全书做过一次)
用它做事的人,是长出了更多能做的事,还是更少?
这三条不是永恒的地基,它们本身也会变。可是它们够用——够让一套说法接受检查,够让它认错,够让它被改。
顺便说一句:这三条也正是本书对自己的要求。全书写了五十多章,判过很多处,每一处都尽量标明依据在哪一章、哪一份材料;判词写了推翻条件,并真的去查过一次(第 49 章)。做不到的地方也写下来了。读者要驳这本书,用的应该正是这三条。
哈贝马斯要的是一个不动的地基,福柯连地基这件事都不要。这套书取第三条路:不要不动的地基,要一套能被检查、能认错、能被改的做法。
这条路有一个很朴素的样子:像一门手艺,不像一部法典。
一门手艺没有绝对的真理,可它有对错:这一刀切歪了,这一炉火候过了,这一处接得不牢。判断的依据不是某个先验的原则,是活儿本身能不能成、能用多久、出了问题能不能修。
一套关于人的说法也可以这样活着:它做出判断,判断落到具体的事上,事情的结果回头改这套说法。这就是回写用在一套学说自己身上的样子。
用三样东西摆:
哈贝马斯:土(讲道理这件事的条件)写得很细,形状(一套判据)很清楚,路——他假定人们坐下来就能讲;他不大问谁进不了门。
福柯:土最厚,可是他不给形状(判据)。
一个有判据没有门槛,一个有门槛没有判据。
这一章还要补一句公道。哈贝马斯讲的那件事——有话好好说,给理由,让对方能回应——在日子里极其有用。多数家庭和单位里的僵局,正是坏在没有一处可以好好说话的地方。
拆它的人不必反对它;要补的只有一句:先看谁被挡在门外。
这两章连起来,给了读者两样东西:一套判据(第 53 章那三问),和一个提醒(这一章:先看谁不在场)。
开一个会,做一个决定,定一条家规,可以顺手加一步:
问一句,这件事最直接的那个人,在不在这张桌子边?
给孩子定作息,孩子在不在?给老人换住处,老人在不在?定一条全组都要执行的流程,天天做这件事的那个人在不在?
不在场的人,多半就是最后承担代价的人。
还有一层:在场不等于能说话。一个孩子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一个下属在会上只会点头,都不算在场。要让人真的在场,得给一个具体的问题:「这件事里,你最想改哪一条?」(第 7 章那个练习。)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你最近要定的那件事,把最直接的那个人请进来,问他那一句。
如果实在请不进来(很多时候确实请不进来:孩子太小,老人说不清,人太多),那就退一步:把这件事定成「先试一个月,一个月后由他说一句」。请不进来的时候,至少给一个回头改的机会。
小账
谁在执笔:这一章里没有人执笔——两个人各握着一把刀,指着对方缺的地方,会没开成。
描红还是改字帖:这套书在这里做了一次自查,把同一把刀转向了自己;这是本书能做的唯一一种诚实。
带走的话:不要不动的地基,要一套能被检查、能认错、能被改的做法;定一件事之前,先看那个最直接的人在不在场。
四场架讲完了。把四把刀并排放:
萨特:你只给幻灯片,不给电影——缺路,也就缺回写。
德里达:你用理性的语言替疯狂说话——缺的是那个原样根本立不住。
乔姆斯基:拆完以后,你凭什么反对一件事——缺应当。
哈贝马斯:你用理性批判理性,凭的是什么——缺判据。
四个缺口,其实是两个:一个是回写(萨特、德里达抓的那一头),一个是判据(乔姆斯基、哈贝马斯抓的那一头)。
多说一句为什么德里达那一刀也算在回写这一头。他抓的是「原样」:一个在一切做法之前、沉默着、只能被谈论的东西。第 17 章说过,留一个原样,就等于取消它的动作——取消动作,就是取消回写。所以这一刀和萨特那一刀,落的是同一处。
这一章要问的是:这两个缺口之间,有没有关系?
本书的回答是:有,而且是同一条根。
先把这条根说出来:
一个人如果不承认被造出来的人可以回头改动那套安排,他就不可能有一套可以用的判据。
为什么?
一套判据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判「这样行不行」。而「行不行」这件事,总要落到某一个后果上:这样下去,谁会怎么样,还能不能改回来。
如果被安排的人根本没有回头改动的可能,那么一切安排在结构上就是一样的:都是力,都在造人,都只能被人描红。既然如此,判它们好坏就没有意义——差别只在样式,不在性质。
这就是福柯为什么总是说:这里也有权力,那里也有权力;从一种支配换到另一种支配。他不是犬儒,他是被自己的图纸逼到了这个位置:图纸上没有那道回头的箭头,尺子就量不出高低。
反过来,一旦承认那道箭头,判据立刻就有了地方站:第 53 章那三问,问的全是那道箭头还在不在——有没有托(还能不能长出东西),能不能反过来(还能不能回写),有没有出口(还能不能走)。
缺的那一样东西是同一样:回写。
这一句可以当成全书的一条总纪律:凡是一套说法让人觉得「怎么做都一样」,多半是它的图纸上少了那道回头的箭头。读任何一本让你读完很无力的书,都可以用这一条去查一查。
一场架只指出一个缺口,四场架合起来,指的是同一处。这就是这一编要证明的事。
把四场排成一张表,这一编的账最清楚:
| 对手 | 他抓住的那一块 | 对不对 | 福柯答上了吗 |
|---|---|---|---|
| 萨特(1966) | 只有幻灯片,没有电影——缺路 | 对 | 七十年代补了大半 |
| 德里达(1963/1972) | 你用理性的语言替疯狂说话——原样立不住 | 对 | 九年后反驳;后来撤掉了那篇序 |
| 乔姆斯基(1971) | 拆完以后,凭什么反对一件事——缺应当 | 对 | 没有 |
| 哈贝马斯(1983—1984) | 用理性批判理性,凭的是什么——缺判据 | 对 | 没有正面答 |
四场里,他答上了一场半。没答上的那两场,问的是同一件事。
这张表还能读出一件事:答上的那一场半,都是关于「事情是不是这样」的;没答上的两场,都是关于「这样好不好」的。
一个人能把前一类问题做到极致,未必能碰后一类。这不是能力问题,是他那套工具的形状决定的。
这条根之外,第 9 章那四条病根里,有两条在这四场架上都露了面。
第一条:他自己被分过一次类。
一个二十出头就坐在诊室对面、被人用一套关于正常的说法归过类的人,一辈子对「应当」两个字过敏。乔姆斯基那一场最明显:对方一说「人本来该怎样」,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讨论,是查这句话的出生日期。
这不是怯懦,是一种切身的警觉。可是警觉一旦变成了唯一的反应,人就只剩下查,没有立。
第二条:他的材料。
他查的是管理者的档案。档案里有命令、章程、处置,没有「这一条后来被谁改掉了」。用这样的材料写历史,长不出「改动是可能的」这个念头(第 9 章)。
一个不相信改动可能的人,自然也不会去造一把用来判断「哪一种改动更好」的尺子。
顺着这一条还能看清一件事:他晚年那把尺子(不要被冻住)为什么来得那么晚、说得那么轻。因为它要成立,前提正是他一直没有写出来的那一条——关系是可以被里面的人改动的。没有那一条,「不要被冻住」只能是一句愿望,不能变成一把量得出高低的尺子。
中国读者读到这里,可以想起一个人:荀子。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人的本性要靠后天的功夫来改造,礼义法度是圣人造出来的,不是天生就有的。
这个说法有两点和福柯很近:都不认「天生就有一套好东西」,都认为人是被做出来的。
可是有一点完全不同:荀子造了一整套东西——礼、法、师、学。他不只说人是被做出来的,他还给了一套「该怎样做」。
用这本书的话说:荀子既写了造人的工序,也开了方子。福柯只写工序。
再往下看一层,两个人的代价正好相反。
荀子开了方子,方子后来被人接过去,变成了很硬的一套东西:什么是该有的样子,谁来定,不合的怎么办。开方子的人,要为方子被怎样使用负一部分责任。
福柯不开方子,代价是第六节那三件:刀没有鞘。
这两种代价,没有一种可以躲开。要么承担方子被用歪的风险,要么承担刀没有鞘的风险。这套书选的是前一种——它给了三问,也就等于给了一张可能被人拿去用歪的方子;所以它必须同时写清楚:这三问也会被改,被谁改、怎么改,第 61、62 章交代。
差别的来历也很清楚。荀子要为一个时代立规矩,他站在要动手的位置上;福柯一辈子警惕的正是「立规矩的人」,他站在查规矩的位置上。
只作旁证,不混为一谈:两个人的处境、题目、时代都不同,荀子那套礼法本身也要被查出生日期。可是把他放在这里,能让人看清一件事:认了「人是被做出来的」之后,路有两条——一条去开方子,一条去做诊断。福柯选了后一条,而且走到了极致。
这一章不能只算亏空。
只开诊断书,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一个社会里,开方子的人从来不缺。缺的是能查出一张方子从哪儿来、为谁服务、会造出什么样的人的人。福柯把这件事做成了一门手艺,而且把它交到了普通人手里——第 15、18、30 章那几句问话,任何人今晚都能用。
而且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说过一句很准的话,大意是:他不给别人规定应该怎么做;他提供的是一些工具,谁用得上谁拿去用(前言里那个工具箱的说法)。
一把好刀,本身就是贡献。问题只在于:一把没有鞘的刀,会伤到拿着它的人。
还要说一句更实在的:一个时代需要的东西不一样。
在一个人人都在开方子、而且每张方子都自称是唯一正确的年代里,一个只做诊断、不开方子的人是极其珍贵的。他那几十年就是这样的年代。
今天的问题换了一头:诊断满天飞,人人都会说「这是建构的」「这是权力」「这是规训」,可是很少有人接着说下一句——那么,这一处该怎么改。
所以这本书要做的,不是再多一把刀,是配一个鞘,再加一个使用说明。
第 25 章定过一个说法:档案是刀上的刻度,不是刀鞘。这一章把它用完。
刻度让你看清:这条线是哪一年画的,谁画的,为了什么。
鞘管的是另一件事:什么时候不该拔刀。
没有鞘,会发生三件事,本书这几编里都提过,这里收在一处:
一、伤到身边的人。把这把刀用在每一次好意上:老师的鼓励是规训,家人的关心是治理,朋友的建议是权力。用到最后,一个人身边只剩下需要提防的人。
二、伤到自己。看什么都是被造出来的,包括自己的每一个念头。这条路走到底,人会失去动手的兴趣——反正怎么动都在网里。
三、被别人拿去当药方。第 16 章记过那件事:有人拿他的书去主张关掉精神病院,结果不全是好的。一把诊断的刀被当成药方来用,代价落在最弱的人身上。
第四件也要写:有人拿它去为自己不做事找理由。「反正都是权力」「反正改不了」——这句话说出来很省力,也很像是看透了。它和犬儒之间只隔一层纸。福柯自己不是这样的人(他做的事在第 7 章),可是他的书确实很容易被这样用。
三条加起来,是判决五的全部分量。他给了刻度,没给鞘;这本书要做的,是把鞘配上。
鞘是什么?就是第 53 章那三问,加上一条纪律:查出生日期不等于宣布作废(第 3 章立的那句)。
配上鞘以后,这把刀该怎么用,可以写成三句:
一、先查,后判。不知道一条线是谁画的、为什么画,就先别判它该不该在。
二、判的时候用三问,不用大词。不说「这是压迫」,说:这件事之后有没有人长出东西,被安排的那一方能不能回头改一处,想退的人退不退得出去。
三、判完要落到一处可以动的地方。不落到具体的一栏、一条、一次,判了也等于没判。
三句合起来,就是这本书要交给读者的用刀法。
四场架,用三样东西摆一遍:
萨特那一场,争的是路。
德里达那一场,争的是原样与土。
乔姆斯基那一场,争的是判据的地基。
哈贝马斯那一场,争的是判据的资格。
四场合起来:三样东西里,他的土最厚,路在七十年代补上了大半,形状写得极清楚;缺的那一样是回写,而判据缺席是它的连带后果。
这一编的总判断:四个对手,抓的是同一块。
这一编最值得带走的,不是四场架的输赢,是那个动作:让对手指出你缺的那一块。
多数人吵架是为了赢。赢了以后,各自回家,什么也没变。
可以试一种别的做法。下一次争论之后,不问「我赢了没有」,问一句:他抓的是我哪一块?
一个总说「你不懂我的处境」的人,抓的多半是你缺土:你只讲道理,不看条件。
一个总说「你光说没用」的人,抓的是你缺落点。
一个总说「你凭什么这么说」的人,抓的是你缺判据。
对手说的话常常很难听,也常常有一半不对。可是那一半对的,多半正好是你自己看不见的地方——因为看得见,你早就补上了。
还有一个更难的做法:去找一个愿意对你说这种话的人。
第 43 章末尾说过,多数成年人身上早就没有这样的人了。要让一个人愿意对你说真话,靠的不是请求,是降低他的代价:不当场反驳,不记仇,事后还回来问一次。做过两三轮,才会有人真说。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想最近有谁对你说过一句很刺耳、你很快就反驳掉的话。把那句话写下来,只问一句:它抓的是我哪一块?
写的时候有一个窍门:把那句话里带情绪的词去掉,只留下它指的那件事。「你根本不管我们死活」——去掉情绪,剩下的是「排班这件事没有征求过我们」。前一句只能吵,后一句可以谈。
小账
谁在执笔:四个对手,四把刀;每一把都指着同一个空位。
描红还是改字帖:这一编里,他改过一处(撤掉那篇序),别的三处都没有答上。
带走的话:四个对手抓的是同一块——回写;缺了那道回头的箭头,判据就没有地方站。
编序
本编八章,是全书的结账处。
第 56 章把判词写成完整版:三处对,三处错。第 57 章是本书的第二个解释(标待验):他一生的三期,恰是三个位置依次显影。
第 58、59、60 章拆三根承重梁:潮水只有一种(换成:土在推,也在托);断层(换成:断层底下有路);脸只被画(换成:执笔的脸)。
第 61 章做两件事:这套书要向他学的七件,以及他会怎样拆这套书。第 62 章给出谱系学和发生学的六条分界线。第 63 章是闪光点清单与死法诊断。
本编的写法要比前面各编更硬:前面各编是边讲边判,本编只判。读者如果只读一编,可以读这一编;只读一章,可以读第 56 章。
也要先交代一件事,免得读者觉得这一编太狠:这一编拆的三根梁,是一座真房子的梁。能被人这样一根一根拆的思想不多——多数思想根本没有梁,一推就散。
全书的判词,从前言到这里,一字未改:
他看见了「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却只许潮水来画、来抹,不许这张脸回头改一改沙滩。
第 49 章做过一次自查,结论是判词不改,加一句注脚:
他在最后几个月已经看见了那扇门,也报出了门后需要什么;他没有推门,也没有说门该怎么推。
这一章把这句判词拆开:它对在哪三处,错在哪三处。
「错」这个字要先说清楚:不是说他说错了事实,是说他在这三处停了手。
这个分别要一直记着。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指出过他一处史实上的大错——那是史学家的活,而且他们做过了,本书照直引过几处(第 15、16、31 章)。本书判的是另一件事:在他自己打开的那条路上,他走到哪里停下了。
这是他最大的功劳,全书前八编都在写它。
「人」不是先在的,是长出来的(第 24 章)。疯狂的格子是被划出来的(第 15 章)。医生的目光是练出来的(第 18 章)。犯罪者这一类人是被造出来的(第 32 章)。「有内心、有秘密、需要被解释」的那种人,是被一台要求说出来的机器造出来的(第 35 章)。
这一条一旦被看见,就回不去了。一样东西被查出出生日期,它就从「本来如此」变成了「当年这样定的」。
这套书说,发现学的三块地基是:对象先在,方法中立,知识累积。福柯三块都撬过,撬得最狠的是第二块(第 18 章、第 43 章)。
在这一条上,他是这套书写过的所有哲学家里,走得最远的一个。
第二处功劳,比第一处更难得。
很多人都说过「人是社会造的」。可是造,是怎么造的?他给出了工序:
分格,编号,排座,钟点,操练,分级,考核,建档,排名,统计,划线,推荐(第 29、30、37、39 章)。
一套说人是被造出来的理论,如果说不出工序,就只是一句感慨。他把感慨变成了可以一条一条查的东西。
而且他还看见了最厉害的一道工序:被造出来的人自己接过手(第 31 章那座塔)。
第三处,不在他的书里,在他这个人身上。
第 9 章那张表:六次改写自己。废掉第一本书(第 14 章),从心理学走进档案(第 4 章),从写话语转到写力(第 6 章),撤掉那篇序(第 17 章),作废一份已经公开的写作计划(第 42 章),最后四年换到另一个题目(第七编)。
他活成了一条发生序列。这一点,本书拿来对着他的学说照了一路。
这一条不是给他的私人表扬。它是全书最硬的一件材料:一个人一生的样子,可以用来检验他的学说。他的一生说的是「人能改自己造出来的东西」,他的书说的是「被造的人只能描红」。两件事摆在一起,判词就不必靠推理了。
现在说停手的三处。
第一处:在他的书里,执笔的一直是那一边。
潮水(一个时代的知识安排)画脸,抹脸;工序造人;塔让人自己看住自己。被造的人一直在动手,可是他们的动作只能沉回自己身上(第 34 章那对词:加固型回写)。
他不是没看见他们动手。他看见得很多:装好转,钻规矩的洞,摸清门道,起哄,反向话语。问题是他把这些动作记在了别的账上——记成症状,记成违规,记成新办法诞生的原因,记成权力网内部的一个褶子(第 16、28、36 章)。
第二处:层与层之间只有断,没有路(第 23 章)。
没有中间那一段,就没有人动手的位置:旧的怎样撑不住,谁先试了新的,哪一条方案被否掉,改成之后又怎样回头改了土。
这一处他后来补了大半(第 28 章、第 34 章那次核验:四条补足三条,第四条半条)。补的那一半,仍然是造人那一边的过程。
第三处:他能说清一条线是谁画的,说不清这条线该不该画(第 53、54、55 章)。
而这三处是同一条根:缺回写,就缺判据(第 55 章)。
| 内容 | 主要在哪几章 | |
|---|---|---|
| 对一 | 那张脸是被画出来的:疯狂、病人、犯人、「人」,都有出生日期 | 15、18、24、32、35 |
| 对二 | 他写出了画脸的工序:分格、钟点、操练、考试、档案、统计、推荐 | 29、30、37、39 |
| 对三 | 他自己一辈子在改自己:六次改写,最后一次作废了整份计划 | 9、14、17、42 |
| 停手一 | 只许潮水执笔:被造的人接过笔,只准描红;他们的动作被记在别的账上 | 16、28、31、34、36 |
| 停手二 | 不写中间那一段:只有断层,没有路;补的那一半仍在造人那一边 | 23、28、34 |
| 停手三 | 不给一把尺子:能说清线是谁画的,说不清该不该画 | 40、53、54、55 |
三处停手,同一条根:缺回写。
按本书的规矩,拆完要补。全书正面的主张,在第 24 章写过一次,这里定稿:
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可是这张脸拿到过树枝;他画下的那几道,多半会被潮水抹掉,也有几道,改了沙滩。
这一句里有三层,正好对着上面三处停手:
一、脸会动手。它不只被画、被抹。
二、多半会被抹掉。这不是励志。潮水就是潮水:制度、市场、算法、几百年的习惯,比任何一个人都大。绝大多数笔画留不下来。
三、有几道会留下。留下的那几道有条件,第 34 章写过:一个口子,一条具体的条文,一次被记下来。
三层合起来,是这本书要交给读者的全部。
也可以把这三层说成三句更短的话:
一、你在动手。(不管你觉不觉得。)
二、多数动作会沉回自己身上。(那叫描红,不丢人。)
三、要让它沉到别处去,需要三样:一个口子,一条具体的条文,一次被记下来。
一句判词如果不能被推翻,它就只是一句漂亮话。所以这里要交代全书是怎样检验它的。
第一,写明推翻条件。前言里就写了:如果能在他最后几年的文字里找到一处,他明写被造出来的人回头改写了造他的那套安排,而且写成了一种常规的机制,而不只是个人的风格或一时的反抗,那么后半句就错。
第二,去查最危险的那一处。第 49 章专门查了他一九八四年一月的那次访谈——那是全书自认最可能推翻判词的一处材料。
第三,把查的结果如实写下来,包括不利的部分。那一章的结论是:判词不改,但要加一句注脚——他已经看见了那扇门,也报出了门后需要什么;他没有推门,也没有说门该怎么推。同一章还写下了退让版的判词供读者权衡,并把这一处列为全书自认最弱的地方。
第四,留一个口子给读者。如果读者在他的材料里找到了更硬的一处,这句判词就该改。附录里会列出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方便查证。
一本拆别人的书,要先让自己可以被拆。这就是第 54 章那条路:不要不动的地基,要一套能被检查、能认错、能被改的做法。
这一章落到日子里,只有一个练习,也是全书的练习:
回头看这一年,你画下的那几道笔画,哪一道还在?
多数是被抹掉的:提过的意见没人接,改过的习惯又回去了,争过的事情第二年照旧。
可是也总有一两道还在:一句你对孩子说过的话,他到今天还记得;一栏你提议加上去的表格,现在还在填;一个你带过的人,他现在带别人的方式,和你当年一样。
那几道,就是你改动过的沙滩。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找出这一年里还留着的那一道,写下它当时是怎么成的——是谁接住了它,靠的是哪一条具体的东西。写下来,下一次就知道从哪里下手。
很多人做完这个练习会发现同一件事:留下来的那几道,当时都不是最费力的那几件。费力的多半是硬顶,留下来的多半是顺手做成的一件小事——一句话被记进了纪要,一栏被加进了表格,一个人被介绍给了另一个人。
力气用在哪里,比用了多少更要紧。
小账
谁在执笔:这一章里执笔的是读者自己——判词拆完,剩下的是你手上那根树枝。
描红还是改字帖:全书到此,两种回写都摆齐了;接下来七章,是拆梁和补梁。
带走的话: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可这张脸拿到过树枝;多半的笔画会被抹掉,也有几道,改了沙滩。
第 41 章标过一次「待验」,这一章是第二处。
上一处说:他写过的三种权力,恰好对上三个位置。这一处要说得更大:他一生的三个时期,也是三个位置依次亮起来。
同样的规矩:这是本书的解释,不是福柯的原话。读者可以不接受它,全书别的部分不受影响。
不过这一处有一件好事:福柯自己给过一个三分。
一九八二年,他在一篇文章里回头看自己二十年的工作,做过一个总结。大意是:
他研究的总题目,不是权力,是主体——人是经过哪些方式,被变成主体的。他说,这件事大致有三条线:
第一条:人怎样被一套关于他的知识变成对象(他的早期工作,从疯狂到「人」)。
第二条:人怎样被各种做法和区分变成对象(他的中期工作,规训与惩罚)。
第三条:人怎样自己把自己变成主体(他最后几年的工作,关心自己)。
这是他自己排的三条线,不是别人替他归纳的。本书要做的,只是把这三条线和这套书的三个位置对一对。
这个自述还有一句很值得记:他说,他的总题目不是权力。今天多数人记住的「福柯」,恰恰是权力那一块(第 51 章说过同样的事)。
一个人自己说的主线,和别人记住的主线,常常不是同一条。读任何一个人,都值得先找一找他自己怎么说。
第一条,一号位:那儿有个东西。
早期的他,写的是一个个被摆出来的对象:疯狂,疾病,生命,劳动,语言,「人」。他问的是:这些东西是怎样被造成可以被研究的对象的?
眼睛盯着的是对象。
第二条,二号位:有个过程正在发生。
中期的他,写的是造人的工序:操练,作息,考试,档案,塔。他问的是:这一套接一套的做法,怎样一步一步把人做出来?
眼睛盯着的是过程。
第三条,三号位:我在这片场里怎样显出来。
晚期的他,写的是一个人怎样在自己所在的那片地里,对自己动手:本子,信,省察,分寸,作品。
眼睛盯着的是那个「我」。
三条线,三个位置,次序一样:对象,过程,我。
这个次序在他的书名上也看得见:先是《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全是关于某一样东西的;然后是《规训与惩罚》——关于一套做法的;最后是《快感的运用》《关心自己》——关于一个人怎样对待自己的。
书名是最诚实的东西:一个人二十年里题目怎么走,书名上一目了然。
如果这个排法成立,它说的是一件很要紧的事:
「我」是最后才亮的。
不是因为他年纪大了才想到自己,而是因为这个次序本身就是这样:要先有对象(世界上有些东西被摆了出来),再有过程(这些东西是被一套做法做出来的),最后才谈得上「在这一切里,我是谁、我能做什么」。
这套书说,三号位是显影的位置——一个「我」是在那片场里被显出来的。一个人要在这个位置上站住,前面两个位置必须先立起来。
所以晚年那个转向,不是退隐,不是心境变了(第 41 章说过一次),是他的问题走到了第三个位置上。
这一节是这一章真正的判断,也是全书判词在这一编的又一次落地。
三号位不只是「我出现了」。这套书说,三号位上的那个「我」,显出来以后还要做一件事:回头改写造他的那片土和那条路。
福柯写到了三号位,写到了那个人对自己动手。他没有写下一步。
第 44 章、第 46 章、第 50 章已经把这件事说尽了:本子写给自己,信写给一个朋友,省察在心里过一遍;作品是一个人的;痕迹不进任何公共的记录。
用这一章的话说:他把「我」点亮了,没有让这个「我」回头照一照那片地。
第 41 章那个排法和这一章可以合起来看:三种权力从一号位退到三号位,是管的那一头在往后退;他一生的三期从一号位走到三号位,是查的那一头在往前走。两条线在三号位相遇。
相遇之后本来还有一步:那个被显出来的「我」,回头改动那套在三号位上摆布他的东西。两条线都停在了这一步之前。
一号位、二号位、三号位都写到了,那道从三号位回到一、二号位的箭头,空着。
按规矩,把弱处写足。
弱处一:他的三分和这套书的三个位置,不是一回事。他讲的是三条研究路线,这套书讲的是一件事情被说清楚所需要的三个位置。两者形状相近,来路不同。
弱处二:时间上有交错。他早期也写做法(疯狂史里全是章程),中期也写对象(犯罪者这个类别)。三条线不是三段。
弱处三:这个排法有一个危险。它让人觉得一切都很齐整——三种权力对三个位置(第 41 章),三个时期也对三个位置。太齐整的东西要小心:齐整常常是因为把材料裁过。
三条都写下来。读者如果只当它是一个方便记忆的排法,全书别处一样成立。
顺便说一句本书为什么还是要冒这个险写它。因为这两处待验的排法(第 41 章和这一章)合起来,能解释一件别的说法解释不了的事:为什么他晚年那一转,既不是心境变了,也不是躲进古书堆,而是他的题目走到了那一步。一个能解释转向的排法,即使不完全准,也比没有强。
把三个位置放在同一件事上,最容易看清它们的分别。就用一件小事:一个人很怕开会发言。
一号位(那儿有个东西):发言这件事本身。上一次是在什么会上?要说的是什么内容?
二号位(有个过程正在发生):这件事是怎样一步步发生的。他什么时候开始紧张的,是被点名的那一刻,还是前一晚?他准备的时候做了什么?说到第几句开始乱?
三号位(我在这片场里的位置):在那间屋子里,他被摆在什么位置上。他说的话有没有人接?他上一次说完之后,有没有人接着说下去?屋里说了算的那个人,什么时候看他一眼?
三个位置,三种办法。多数人只在二号位使劲:练习,背稿,深呼吸。可是很多人真正卡住的地方在三号位——在那间屋子里,他的话从来没有被接住过。
三号位上能做的事,也和前两个不同:换一个先说话的顺序,让他先说而不是最后说;主持的人接一句「你刚才那个点,再说一句」;或者干脆换一间人少的屋子。
位置上的改动,常常比个人的努力有效得多。这一句是第 41 章和这一章共同的结论。
这个次序对普通人也有用,尤其是对一个正在难受的人。
一个人卡在一件事里,常常一上来就问三号位的问题:我是不是不行?我是不是不适合这个?我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
按这个次序,应该倒过来问:
先问一号位:这件事里,具体是哪一样东西卡住了?(不是「我不行」,是「这一份材料我写不出开头」。)
再问二号位:这件事的过程是怎样的?哪一步最卡?我平时是怎么做的?
最后才问三号位:在这件事里,我被摆在了什么位置上?有没有人接我的话?我能不能改动一处?
多数人跳过前两问,直接跳到第三问,而且是最坏的那一种第三问——「我是不是不行」。
带孩子的人尤其要记这一条。一个孩子说「我数学不行」,那是三号位的话。接住它的办法不是安慰(「你行的」),是把它带回一号位:这次是哪几道题错了?再带到二号位:你是怎么做那几道题的,从哪一步开始不确定?
两问问完,「我不行」往往就变成了「我在这一步没弄明白」。一个具体的步骤是可以补的,一个身份不行。
大人对自己也一样。「我这个人就是不会拒绝」——这是三号位的话。换成一号位:上周哪一次我想拒绝没拒绝?换成二号位:当时对方说了什么,我卡在哪一句上?两问之后,下一次就有一句话可以准备。
「我」是最后才亮的。太早去问「我」,问出来的多半不是自己,是恐慌。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拿一件让你难受的事,按这个次序问三遍,把第三问留到最后。
小账
谁在执笔:三个位置依次亮起来,最后亮的是那个「我」;他点亮了它,没让它回头。
描红还是改字帖:这一章里是本书自己的一个排法,标着待验;它要说明的是那道空着的箭头,正落在三号位回头的方向上。
带走的话:「我」是最后才亮的;太早去问「我是不是不行」,问出来的多半不是自己,是恐慌。
从这一章起,三章拆三根梁。做法一样:先把梁摆出来,说清它承着什么;再说拆掉它会塌什么;最后给一个替换的说法。
第一根梁,第 40 章立过:
权力本身没有生日。
换成判词里的话:潮水只有一种。
不管哪一个年代,不管哪一种形式,最后在画脸、抹脸的,永远是同一样东西——关系里的那股力。
它承着他全部工作里最有力的那一部分。
有了它,他可以把一切自称中立的东西一刀切开:中立的科学,中立的方法,中立的关怀,中立的技术。任何地方只要有人和人的关系,就有力在作用——所以没有一处是安全的、不必被查的。
这一刀今天已经成了常识。一个普通人能看穿「我们这是为你好」底下的做法,靠的就是它(第 16、37 章)。
没有这根梁,他那些书一本也立不住。
也要说清这根梁为什么在他那个年代特别必要。他那一代人刚看过一段历史:科学被用来分等级,医学被用来做可怕的事,教育被用来造顺民。经过那些事情的人,对「这一处是干净的」这句话有一种生理上的不信任。
这根梁是那段历史留下来的。知道它的来历,就知道它不能被轻易拆掉。
拆掉它,会塌掉一件很要紧的事:警觉。
如果承认有些关系里没有力,那么人就会给某些东西开一张免检的通行证:这是纯粹的爱,这是纯粹的科学,这是纯粹的善意——而历史上最难对付的东西,多半都是从这张通行证进来的。
所以这一章不拆它,只做一件事:给它加上一样它缺的东西。
第 1 章插了一面旗,插到这里可以正式拔了:
土在推,也在托。
福柯笔下的土,几乎全是推:规矩,分配,监视,考核,标准,推荐。
可是人不是只被推出来的。一个人能长出他本来长不出的东西,靠的常常是托:
一个肯听他把话说完的人。
一间够亮的教室,一张合适高度的桌子。
一次没有被记进档案的原谅。
一个在他做砸了以后还让他再做一次的人。
一句「这一段你写得好」——而且说得具体。
把这些全部读成「权力的另一种形式」,在字面上没有错,在事情上错得很厉害。因为它们和那些推的东西,做成的事完全不同:推让人合格,托让人长出东西。
这一节要挡掉一个误会:托不是「态度好一点」。
托和推一样,是有工序、可以被写进制度的。摆几条出来:
一、一段不被记录的时间。允许有几处不留痕:不计入考核的谈话,不打分的练习,不写进评语的那一次失败。
二、一个可以重来的机会。一次考砸了可以补考,一个项目做砸了下次还给你一个;重来不是宽容,是让人敢试。
三、具体的肯定。「你很棒」是空的,「你刚才那个问法,把问题问准了」是实的。具体的肯定能被人拿去用,笼统的夸奖只是情绪。
四、一个接住话的位置。第 25 章那一节:一句话有没有分量,看有没有人接。
四条都不是善心,是安排。善心会累,安排不会。
还要加第五条:让托的人也被托。一个老师天天多等每个孩子三分钟,她自己的课时和考核一分不少,这样的托撑不过两年。第 31 章说过:没有人是那个在塔里悠闲地看着别人的人。要让托能持续,得有人替托的人挡掉一部分推。
所以第一根梁不是被拆掉,是被改写成:
土在推,也在托;两样都是力,可是做成的事不同。
这个改写有两个好处。
第一,它保住了警觉。托里面也有力,也可以被查:谁在托,托的条件是什么,托得起还是托不起,托完之后有没有要求回报。托不是免检区。
第二,它让判断有了可能。第 53 章那三问,第一问就是:有没有托?——一段关系里如果只有推没有托,那它长不出人来。
第 55 章说过:缺回写就缺判据。这一章可以补一句:缺托,第一问就问不出来。
按规矩,问一句他那片土。
第一,他的材料里没有托。第 9 章那第二条病根:管理者的档案记命令、记处罚、记违规,不记「某某看护今天多陪了那个人一会儿」。托这件事,天生不留痕迹。
第二,他要拆的正是「善意」这块挡板。第 16 章讲得最清楚:温和的、周到的、为你好的安排,是最难反抗的。一个一辈子在拆这块挡板的人,很难同时说「有些好意就是好意」。
第三,托一旦被写进理论,最容易被拿去为压辩护。「我们对你这么好,你还有什么不满」——这句话他见得太多了。
三条都成立。所以本书补这一条的时候,要把话说死:托不是免检区。托也要过三问:有没有让人长出东西,能不能反过来,有没有出口。一种让人越来越离不开你的托,不是托,是另一种推。
这套书写到外国的事,习惯问一句它落在中国哪张床上。这一章的床特别厚。
中国人讲的很多东西,其实说的都是托:有人「拉了一把」,有人「说了句话」,有人「给了个机会」,有人「担了责任」。一个人回头讲自己的一生,讲到最要紧的几处,多半是某一个人在某一年托了他一下。
也要看清这种托的代价。中国式的托常常连着人情:托你的人将来可能要你还,而且不好明说要还什么。一种要还、又说不清怎么还的托,会慢慢变成一种绑。
分辨的办法还是三问里的后两问:能不能反过来(你能不能也托他一次,或者拒绝他一次),有没有出口(不接受这份托,日子会不会过不下去)。
所以本书补「托」这一条,不是在赞美人情。要补的是那种可以被写进安排、不必靠人情维持的托——第 5 节那五条,条条都不需要欠人情。
这一章给读者的,是一个很容易上手的检查。
拿你最在意的一段关系(家里的,班上的,部门里的),问两句:
这一年,这里有什么是推?(考核,催促,比较,提醒,要求。)
这一年,这里有什么是托?(听完,等一等,再给一次机会,具体地说一句好,替他挡一次。)
两边各写三条。多数人写完会发现:推那一栏写得满满的,托那一栏写不出三条。
写不出的时候,还可以换一个问法:这一年里,有谁因为你而少受了一次罪?替人挡过一次,替人多问了一句,替人把一件事往后压了三天——这些都是托,只是它们从不被叫作托。
写不出,不一定是人不好。多数时候是因为托的事情没有被记下来——它不进任何表格,做完就散了。
所以有一个很小的做法:把托记下来。
一位老师在班级日志上,除了记纪律和成绩,再加一行:这周谁帮了谁。
一个家长在手机备忘录里,每周记一条:这周孩子做成了什么,我是怎么接住的。
一个主管在季度复盘里,加一个问题:这个季度,谁替谁挡过一次?
记下来的东西才会被当真,被当真的东西才会被安排。
反过来也成立,而且更常见:一件事只要没有被记下来,它在制度里就等于没有发生过。一位老师十年里托过几百个孩子,退休的时候,档案上只有课时、成绩和几次评优。托的那一部分,一行也没有。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今天做一件托的事——听一个人把话说完,不打断,不给建议,然后具体地说一句他说得好的地方。
小账
谁在执笔:这一章里,执笔的是那片土;本书要补的是——同一片土里,有推,也有托。
描红还是改字帖:把托写进制度,是最容易做成的一种改字帖:加一行记录,就改了一张表。
带走的话:土在推,也在托;推让人合格,托让人长出东西——托不是态度,是安排。
第二根梁,第 23 章立过:
层与层之间只有断,没有路。
一个时代忽然不再那样想了。断在哪里、怎么断的、中间那一段谁在动手,他基本不写。萨特那句「幻灯片与电影」(第 51 章),说的就是它。
它承着他对「进步史」的那一击。
在他之前,讲疯狂、讲医学、讲刑罚的历史,多半是一条上升的线:从愚昧到科学,从残酷到人道,一代比一代好。这条线有一个很大的用处:它让今天显得理所当然。既然我们是一路走过来的,那么今天这一套就是这条路的成果。
强调断裂,正是为了打断这条线。一旦承认中间断过,今天这一套就不再是历史自然长出来的果子,它是某一段时间里被做出来的东西。
这一击很硬,也是他最大的贡献之一。
拆掉它,会塌掉这一击。如果层与层之间处处有路、样样相连,人就很容易滑回那条上升的线:都是慢慢演变来的,都是不得不然。
所以这一章也不拆它,做的还是加一样东西。
第 23 章列过四样,这里把它们用完,并且加上这一章要补的第五样。
一、放不进去的东西。旧办法开始对付不了的那些情况:一种归不了类的动物,一笔算不平的账,一个凑不成任何已知类别的病人,一场办砸了的公开处决。
二、先动起来的人和地方。新做法总是先在某一间医院、某一所学校、某一个作坊里被试出来,因为那里有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麻烦。
三、争斗。哪一套方案赢了,谁在评审,谁教课本;多数新做法不是被证明为对,是熬到了旧的一代退休。
四、翻过去之后的回写。新做法成了常规,回头改课本、改考试、改「什么算证据」。
五(这一章新加的):被改动的那一方,在中间那一段里做了什么。
第五样是全书的要害。第 28 章那个刑场上的场面,就是它:观众起哄、抢人,让那套仪式办不下去。第 36 章那道缝也是:被造出来的类别,被那些人拿去要求改变。
不是没有第五样,是它在他的材料里没有位置。
第五样在历史上留下过痕迹,只是要费力去找。举三处,都是前面章节里出现过的:
公开处决办不下去,一部分原因是观众不配合(第 28 章)。
一些国家的工时被改成八小时,是被写的人自己争出来的(第 24 章)。
一些分类手册里的条目被改掉,是被分类的人推动的(第 36 章)。
三处的共同点是:改动都花了很多年,而且改成之后,纸面上只剩一句「修订」。
这一节要说一件方法上的事,对任何想自己去查的人都有用。
第 31 章写过一句:改动一旦成功,往往就抹掉了改动者的名字。
一条规定被改了,纸面上只有一句「某年某月修订」。谁逼出来的,逼了多久,中间有谁被处分过、有谁退让过——档案不记。
所以第 60 章那三样里的第三样——一次被记下来——不是锦上添花,它是这件事能不能传下去的关键。没有记录的成功,在下一代人眼里等于没有发生过。
所以要查第五样,得换一批材料。第 42 章说过福柯晚年换材料的事:从管理者的档案,换成普通人过日子的文字。查第五样也要这样换:
看当事人留下的东西。信,日记,回忆,投诉,请假条上的理由,会议纪要里那句被记下来的反对,一份被否决的提案。
看那些「多余」的条款。一条规定里如果有一句看起来多余的补充(「特殊情况可向某某申请」),那一句常常是有人争出来的。规章里的例外条款,多半是一次改字帖留下的疤。
这一条很好用。下次读一份规章,特别留意那些「但是」「特殊情况」「经某某批准可以」的句子。每一句这样的话背后,多半都有一件具体的事:有人出过事,有人吵过,有人说这条这样定行不通。
规章的正文是设计者写的,例外条款常常是被管的人写的。
问最老的那个人。第 27 章末尾那个练习:这条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当时为什么?——多半会听到一个很具体的故事。
第二根梁被改写成:
断层底下有路。
断不是假的:两层之间确实有一道看得见的裂。可是裂底下有过程,过程里有人在动手;只是那些动作没有被记下来,或者被记成了别的名字。
这个说法有一个很实在的后果:只要底下有路,今天的人就有下脚的地方。
一个人如果相信时代是一层一层换的,他什么也做不了——换层不是人能插手的事。一个人如果知道换层底下是一串具体的事(一个方案被否掉,一个人坚持了十年,一条例外条款被写进去),他就知道自己可以做哪一件。
这一章的替换——断层底下有路——对不同的人分量不一样,对年轻人最重。
一个刚进入某个地方的人,看到的多半是一整套已经成形的东西:规矩,流程,说法,谁说了算。它看起来像是天生的,也像是不可动的。
如果他相信「一层换一层是时代的事」,他能做的只有两件:忍,或者走。
如果他知道底下有路——这套东西是被几代人一点一点做出来的,中间有人争过、试过、改过一条——他就有第三件事可做:找到路上那一处还松着的地方。
这不是安慰。多数松动的地方确实很小:一栏,一次,一句话被写进纪要。可是第 33 章末尾那句话在这里要重复一次:一寸积起来,才是那道被改了形状的海岸线。
这一章的用处,在于对付一句让人最无力的话:「一直都是这样。」
孩子的作业量一直是这样。单位的流程一直是这样。家里的规矩一直是这样。
遇到这句话,可以用第 27 章那四步加这一章的第五样,问五句:
它第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
当时是为了解决什么?
经过了几只手,每只手加了什么?
当年有没有别的方案被否掉?
这些年里,有没有人真的改动过它一处?
最后一问最要紧。多数时候会找到一两处:某一年因为出了事加了一条,某一次因为有人一直提,那一栏被去掉了。
找到那一两处,「一直都是这样」这句话就破了。它不是一块石头,它是一堆被人动过的东西。
还有一个更快的破法:去问一个刚来的人。第 4 章说过,人在土里的时候看不见土;刚来的人那几个月最灵,他会觉得「这里为什么要这样」。把他觉得别扭的事记下来——那张单子上,多半就有几处是真的可以改的。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挑一条「一直都是这样」的规矩,去问一个在这里待得最久的人:这些年有没有哪一处被改过?
小账
谁在执笔:在他笔下,中间那一段没有人执笔;本书要补的是——底下有路,路上有人。
描红还是改字帖:找出那一两处被改动过的地方,本身就是在给后来的人留下一份可以照做的记录。
带走的话:断层底下有路;「一直都是这样」多半经不起五个问题。
第三根梁,第五编立起来、第 34 章定案:
被造的人接过了笔,只准描红。
换成判词里的话:脸只被画。
这是三根梁里最要紧的一根。第一根(潮水只有一种)和第二根(只有断层没有路),最后都落在它上面。
它承着他最深的一个发现:被造出来的人,自己接过手把活干完。
第 31 章那座塔:塔里可以没有人,囚室里的人自己坐直。第 35 章:没有人逼你说,你自己要把心里的事说出来。第 39 章:没有人逼你卷,你自己在为将来的自己投资。
这是二十世纪最狠的一个观察。多数讲压迫的书,写的是外面的手;他写的是那只手怎样长进了人自己身上。
没有这根梁,他就只是又一个讲压迫的人。
拆掉它,会塌掉这个发现,也会塌掉一种很必要的清醒。
如果说被造的人随时可以回头改动那套安排,那么一切苦就都成了「你自己不去改」。这句话今天已经有人在说了:你被卷,是你自己选的;你过得不好,是你不够努力。
这根梁挡着的,正是这句话。它提醒人:多数时候,你的努力只会沉回你自己身上,让那张字帖更硬。
所以这一章拆的不是「描红是真的」,拆的是那个「只」字。
第 34 章已经把那对词立起来了:加固型回写,改写型回写。
福柯写足了第一种,第二种在他笔下只是零星几处(第 28 章的观众,第 36 章的反向话语),而且都被记在了别的账上。
本书要补的那一样,是给第二种一个位置,并且说清它的条件。条件第 34 章给过三样,这里把它们说成可以照做的样子:
一、一个口子。一个定期的、大家都知道的、必须有回复的场合。不是「有意见可以提」,是「每季度最后一周,交上来的问题两周内必须书面回复」。
二、一条具体的条文。不是「作业太多」,是「数学作业每天不超过四十分钟」;不是「我太累」,是「周三晚上我不做饭」;不是「要尊重员工」,是「晚上九点后不发工作消息」。
三、一次被记下来。改成了,要说出来是怎么改成的:谁提的,卡在哪里,最后靠什么过的。否则三年后新来的人会以为这条一直如此,于是不会再想到它能被改。
三样合起来有一个名字,本书叫它登记面:一个让个人的动作能沉回制度、并且留下痕迹的面。
这个词要说清楚,因为它是全书最后一个新词。
「面」不是「渠道」。渠道只管把话送上去;登记面要管三件事:收(有人接)、改(真的动一条)、记(留下这次是怎么改成的)。三件缺一件,它就只是一个意见箱。
第 50 章给过一条四格路:自己——两个人——小集体——规则。登记面就是从第三格到第四格之间的那道口子。多数人做得到前两格,卡在第三格到第四格这一步。
福柯递出了树枝,没有给登记面。
第三根梁被改写成:
执笔的脸。
完整的说法,就是第 56 章那句正面版本: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可这张脸拿到过树枝;他画下的那几道,多半会被潮水抹掉,也有几道,改了沙滩。
三根梁的替换合起来,正好是一句话:
第一根:土在推,也在托。
第二根:断层底下有路。
第三根:执笔的脸。
有托的土,有路的断层,有笔的脸。三样加起来,是这套书对福柯那座房子的整修。
这一章要防一个很容易犯的错:把「改字帖」说得太轻。
改一张字帖有多难,本书前面写过很多处:
工人把工时改成八小时,花了几十年,死过人(第 24 章)。
被诊断的人推动改掉手册里的几条,用了十几年(第 36 章)。
监狱门口那叠问卷,只推动了几处规定,小组三年就散了(第 7 章)。
所以本书从不说「你可以改变世界」。它说的是三句更小的话:
你在动手(哪怕你不觉得)。
你多数的动作会沉回自己身上。
要让它沉到别处去,得有那三样。
这三句里没有一句是励志。它们只是把一件本来看不见的事,变成了一件可以安排的事。
三根梁不是三件事,是同一件事的三个支点。
第一根说:画脸的那只手,永远是同一只(力)。
第二根说:两幅画之间没有过程(断层)。
第三根说:被画的脸只能把自己描得更工整(描红)。
三条合起来,画面就完全封闭了:一只不变的手,一段没有过程的时间,一张不会动的脸。在这幅画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插进一个新的动作。
三处替换之后,画面就开了三个口:手有两种(推和托),时间里有过程(路),脸手里有笔(回写)。
一幅封闭的画让人看得清楚,也让人动不了;开了口的画不那么齐整,可它有地方下脚。这就是这一编要做的全部事情。
第 50 章末尾给过一条四格路,这里把它和登记面接上,因为它是本编所有主张的落地图。
第一格:自己。第 44 章那三样——本子,信,睡前几分钟。门槛最低,今晚就能开始。多数人一辈子只走到这一格,而这一格本身就值得。
第二格:两个人。你和一个人之间的做法:每月一封信,每周一次不带评价的对话,一件事由对方说了算。这一格里,土第一次不只是你自己的了——两个人一起改了一点点。
第三格:小集体。一个家,一个班,一个组。这一格的关键是那三样开始成形:有一个固定的场合(口子),有一条写出来的、可以核对的约定(条文),有人把改动记下来(记录)。
第四格:规则。一条真的被写进制度的东西:一栏被去掉,一条被加上,一个词被换掉。这一格最难,也最能传下去——因为它不依赖某一个人还在不在。
四格之间,最陡的是第三格到第四格。登记面就是架在这道坎上的那块板。
也要说清楚:不是每个人都要走到第四格。多数人在第一、二格上过完一生,而且过得很好。这条路不是任务,是一张地图——让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哪一格,以及下一格的门在哪里。
这一章落到最实处,就是那个「登记面」。
你身边有没有登记面?做一个很快的检查:
你的家里:有没有一处地方,孩子或者伴侣提的意见,会被认真记下来、而且过一阵子要回头看?(冰箱上那张纸,每月家庭会的那十分钟。)
你的班里:学生提的意见,有没有一个必须被回应的场合?
你的部门:这一年有没有一条流程,是因为一线的人说了而被改掉的?如果一条也没有,那里就没有登记面。
如果一处也没有,可以自己造一个,而且要小:
每月最后一个周五,问一句:这个月最没用的一件事是什么?然后,真的去掉一件。
这个做法有三个细节,缺一个就失效:
第一,固定时间。不固定,就永远没有时间。
第二,只问一件。问「有什么问题」会得到沉默或者一堆抱怨;问「最没用的一件」,人答得出来。
第三,真的去掉。第一次问完不去掉,第二次就没有人答了。第 29 章末尾说过:一套练法是不是活的,两轮就试得出来。
一年下来去掉十二件事,比喊十年口号管用。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在你能做主的最小的那一处,装一个口子——一句「你觉得哪一条该改」,一个必须回答的时间,和一个真的去改一件的承诺。
小账
谁在执笔:这一章里,执笔的是那张脸自己;本书要给它的,是一个能让笔迹留下来的地方。
描红还是改字帖:装一个登记面,是普通人能做的最实在的一次改字帖。
带走的话:有托的土,有路的断层,有笔的脸;要让笔迹留下来,得有一个登记面——一个口子,一条具体的条文,一次被记下来。
一本书拆了别人五十几章,到这里要做两件事:说清自己欠他什么,再把同一把刀转过来对准自己。
这一章分两半:七件要学的,一场他对这套书的拆。
第一件:硬土。
他的土是敕令、章程、作息表、病历、人数、钟点。这套书讲「土」的时候,最容易滑向大词:时代,文化,环境。跟他学的是:土要能被数出来。说一个地方有一层土,就要能说出那里的表格上有哪几栏、一天几点做什么。
有一个很硬的检验:你说的那层土,能不能拍成照片?一张课程表可以拍,一张考核表可以拍,一间教室的座位可以拍。「应试文化」拍不了。拍不了的,多半还没查到底。
第二件:把档案当刻度。
第 25 章定过:档案是刀上的刻度,不是刀鞘。刻度让你看清切在了哪一层。这套书要学的是这份精确:不满足于「这是被建构的」,要说出是哪一年、哪一道命令、哪一间屋子里被建构的。
第三件:给看的人查出身。
第 18 章那一功。研究一件事的时候,不只查被看的东西,也查看的人:他的目光是在哪里练出来的,他手上那张表是谁做的。这一条也要用在这套书自己身上(下一半就做)。
第四件:知识就是力的一种分配。
第 13、30 章。一套关于人的说法,同时就是一套对待人的做法。所以看一门学问,要看它落在谁身上、给谁排序、让谁能开口。
第五件:反向话语。
第 36 章那道缝。被造出来的类别,可以被那些人拿去回头改动造他们的东西。这套书把它读成改字帖的一条真路——这一条是从他那里拿来的,要记他的名字。
这一条要特别记他的名字,因为它是本书正面主张的一块砖,而这块砖是他烧的。拆一个人的书,还要用他的砖来补自己的墙——这件事必须写在明处。
第六件:把一件事「问题化」。
他有一个做法:不问「这件事怎么解决」,先问「它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一个问题的」。孩子的注意力、人的孤独、老年、肥胖——每一样都有一个「开始被当成问题」的年份。先查这一步,再谈解决,能省掉很多白费的力气。
第七件:自我技术的清单。
第 44 章。他不讲「要自我觉察」,他列做法:本子怎么记,信写给谁,睡前几分钟做什么。讲一套做法,要能列成清单。
这一条对这套书是一个提醒:凡是说「要回写」的地方,都得能列出清单。第 60 章那三样(口子、条文、记录)就是被这一条逼出来的——没有清单的主张,是纲领,不是工具。
七件里,第一、二、六件是手艺,第三、四件是眼光,第五、七件是材料。
七件里最难学的是第六件:把一件事问题化。
因为它要求人在所有人都在急着解决的时候,先停下来问一句「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开始被当成问题的」。这一问常常招人烦——大家在救火,你在问火是什么时候被叫作火的。
可是它省下来的力气极大。一个被错认的问题,解决多少次都不会解决。一个孩子「不爱读书」,如果真正的问题是他看不清黑板,那么补习班报十个也没有用。
按第三件的规矩,把刀转过来。如果福柯读到这本书,他会怎么拆?
本书替他写四刀,尽量写得狠一点。
第一刀:你这套「发生」,出生日期是哪一天?
他会问:你说一切都是发生出来的。那么这套说法本身,是在什么年代、什么处境里长出来的?为什么是现在?
本书的回答:它有出生日期,而且不难说。它长在一个很具体的处境里——人和机器一起做事的年代。当一篇文章、一个判断、一份材料开始由人和工具共同做出来的时候,「谁在执笔」第一次成了每个人每天要回答的问题(前言里那一段)。这套说法是从这个处境里长出来的,将来也会随这个处境改变。
第二刀:你那三问,是谁的三问?
有没有托,能不能反过来,有没有出口——他会问:这三问听起来很中立,可它们偏向谁?
本书的回答:它们偏向能动手的人。一个完全动不了的人(重病的,被关着的,太小的),这三问帮不了他。这是本书自认的一处偏。要补的话,得靠别人替他问这三问——而「谁有资格替别人问」,又是一个他会接着追的问题。
第三刀:你说「登记面」,那么登记面是谁管的?
他一定会追这一刀,而且这一刀最狠。一个让个人的动作沉回制度的口子,本身也是一个装置:谁设的?谁决定哪些意见进得去?记下来的东西又进了谁的档案?
很多「意见箱」就是这样变成了收集器。
他甚至会说得更狠:一个鼓励人提意见的地方,会让人把更多真实的想法交出去,而交出去的东西最后在谁手里、被怎样使用,提意见的人并不知道。这一刀和第 35 章那台机器是同一把刀,只是这次指着本书。
本书的回答:承认这一刀落在实处。登记面本身要被同样地查:它的条文是谁写的,回复的期限有没有人守,提意见的人有没有付代价。一个不能被查的登记面,比没有登记面更糟——它会让人以为口子已经有了。
第四刀:你这一套会不会正是新一代的「对发生的组织」?
这一刀最深,也最值得写。
第 29 章说过,规训最厉害的一样,是它连「你怎样一步一步长起来」都替你安排好。福柯会问:你这套关于「发生」的学问,教人怎样长、怎样回写、怎样装登记面——这不正是一套新的、更精细的对发生的组织吗?
本书只能给一个诚实的回答:有这个危险,而且躲不开。
任何一套说「人是这样长出来的」的学问,都可能变成一套「人应该这样长」的做法。区别只在一件事上:它有没有给自己留一个被改的口子。
这套书的回答是:它给自己留了。全书的判词写了推翻条件,并真的去查过一次(第 49 章);本编每一章都写了自己的弱处;两处解释标着待验(第 41、57 章)。
一门讲发生的学问,不能宣布自己已经完成——一宣布完成,它就成了一张新的字帖。
写完四刀,还要写一句他大概会认同的。
他晚年说过,他不给别人规定应该怎么做,他提供的是工具(前言那个工具箱)。这套书做的也是这件事:三问,三样条件,登记面,那些练习——全是工具,不是纲领。
工具和纲领的差别只有一条:工具可以被丢掉,纲领要你信。
也可以这样分:纲领告诉你世界是什么样的,工具让你去看看世界是什么样的。前一种用久了,人只会越来越确信;后一种用久了,人会越来越会看。
这本书希望被当成前一种。
也因此,读者可以只带走几样:那把钥匙(谁在执笔),那对词(描红/改字帖),那三问,那三样条件,还有登记面。其余的几十万字,是为了让这几样不落空。
七件事不必背,可以当成一张检查单,用在任何一件你要想清楚的事情上。
一、数得出土吗?(这件事的表格上有哪几栏,一天几点做什么。)
二、刻度标了吗?(哪一年,谁定的,为了什么。)
三、看的人查了吗?(下判断的那个人,他的标准是从哪儿来的。)
四、这套说法落在谁身上?(谁被排序,谁被要求交代,谁能开口。)
五、被归类的人自己怎么说?(有没有人拿这个类别回头要求过什么。)
六、这件事什么时候开始被当成问题的?
七、如果要改,具体做法能列成清单吗?
七问问完,一件模糊的事情多半已经变成了三四件可以动手的小事。
这张检查单,第十二编那三章(教育、健康、事业)会一条一条用。
这一章对读者的用处,是那个动作:把刀转过来。
任何一套你信得过的说法——一种教育理念,一套管理方法,一本让你醍醐灌顶的书——都可以用它自己的刀问一遍:
它的出生日期是什么时候?(它是在什么处境里被提出来的?那个处境和你的一样吗?)
它偏向谁?(照它做,谁最占便宜,谁最吃亏?)
它有没有给自己留一个被改的口子?(它允不允许有例外?说不说自己哪里可能是错的?)
第三问最灵。凡是一套说法不肯说自己哪里可能错,它多半已经成了一张字帖。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拿一本你最近很信服的书或者一套方法,问它这三问。
小账
谁在执笔:这一章里,执笔的是他——本书请他来拆自己。
描红还是改字帖:把刀转向自己,是一本书唯一能做的自我回写。
带走的话:凡是一套说法不肯说自己哪里可能错,它多半已经成了一张字帖。
全书说了很多次「他离这套书最近」。离得近,就更要说清楚差在哪里——否则读者会以为两者是一回事,或者以为这本书只是在挑刺。
这一章划六条线。每一条的写法一样:他那一边是什么,这一边是什么,差别落在哪一件实事上。
他:查来历。一样东西今天这样,是因为从前有过那些事、经过了那几只手(第 27 章)。箭头向后。
这边:还要一道向前的箭头。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和路。
差在哪件实事上:查完之后有没有地方下手。只有向后的箭头,查清楚了也只是知道得更清楚;加上向前那一道,才问得出「那么这一处能不能改」。
一个例子:查出家里「过年在长子家吃饭」这条规矩是三十年前定的(向后)。加上向前那一道,就多了一问:这三十年里,有没有人改动过它一次?如果没有,今年能不能改一次,试试看。
他:关系里都是力。推,管,造,引导。
这边:土是缠在一起的一片地,里面有推,也有托。(第 58 章。)
差在哪件实事上:第一问问不问得出来。只认力,问「这段关系里有没有托」就没有意义——反正都是力。认了托,这一问才是一把尺子。
一个例子:一个师傅带徒弟,处处是力(他说了算)。只认力,这段关系和一个工头管小工没有区别。认了托,就能问出真正要紧的那一问:三年下来,徒弟有没有长出师傅没有的东西?
他:一个时代忽然不再那样想了。断在那里,中间不写。
这边:断口底下是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逼出来的改变。(第 23、59 章。)
差在哪件实事上:人有没有出场。断裂里没有人;张力里有人——有人在旧办法里卡住,有人试新的,有人被否掉,有人熬过去了。
一个例子:一个部门「忽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按断裂看,没什么可说的。按张力看,要问:是从哪一件事之后开始的?那件事之前,谁提过别的方案?
他:看一套办法造出了什么效果。造出了病人,犯人,学生,人口。
这边:一个「我」是在那片场里被显出来的,显出来以后还会回头。(第 57 章。)
差在哪件实事上:被造出来的那个人算不算数。在效果那一边,他是产物;在显影这一边,他是下一轮的起点。
一个例子:一个被叫作「差生」的孩子。在效果那一边,他是一套排序做出来的产物,故事到此为止。在显影这一边,他是下一轮的起点:他这一年长出了什么,他说过的哪一句话改动过谁。
他:只开诊断书。这条线是谁画的,什么时候画的,为了什么。
这边:诊断之后要有一把尺子。三问:有没有托,能不能反过来,有没有出口。(第 53 章。)
差在哪件实事上:查完之后能不能说「这样不行」。这是第八编四场架的总账。
一个例子:一份加班安排。只有诊断,能说清它是怎么来的、对谁有用;加上三问,才能说出「这一条不行」——因为它让人长不出东西、没有一处能反过来、想退的人代价太大。
他:档案是刻度。(第 25 章。)它记下这一刀切在了哪一层。
这边:还要一样东西——被改动的那一方能不能签收。
「签收」是这一条要新立的词,意思很实在:一件事改了,被这件事影响的那个人知不知道、认不认、有没有一个地方让他说一句。
一份修订了的规章,贴在墙上,是刻度;把它拿到班会上念一遍,问一句「这样改行不行」,那是签收。
差在哪件实事上:改动有没有落到人身上。很多改动是真的(刻度上有记录),可是被改的人从来不知道,也没有人问过他——那种改动,第二年多半会被悄悄改回去。
一个例子:一家公司改了报销流程,只在系统里更新了说明。三个月后大家还在用旧的方式,然后说「新流程根本没用」。改是真的改了,没有人签收。
| 他那一边 | 这一边 | 差在哪件实事上 | |
|---|---|---|---|
| 一 | 来历(向后的箭头) | 加一道回写(向前的箭头) | 查完有没有地方下手 |
| 二 | 关系里都是力 | 土里有推,也有托 | 第一问问不问得出来 |
| 三 | 断裂 | 张力逼出的改变 | 中间那一段有没有人 |
| 四 | 效果 | 显影 | 被造的人算不算下一轮的起点 |
| 五 | 诊断 | 诊断加三问 | 能不能说「这样不行」 |
| 六 | 刻度 | 刻度加签收 | 改动有没有落到人身上 |
六条其实是一条:那道回头的箭头,在不在图纸上。
也要说清楚这六条不是要把他改写成这套书。他有这套书没有的东西:他的材料比这套书厚得多,他的手艺比这套书细得多,他对「为你好」的警觉比这套书狠得多。
划线是为了让两边都能被用,不是为了分高下。一个读者完全可以用他的手艺去查,用这一边的三问去判——这正是本书希望的读法。
六条摆在那里很整齐,用起来要走一遍才知道。拿一件最常见的事试:孩子班上换了一套作业制度。
第一条(来历/回写):这套制度是什么时候定的,为了解决什么?这一年里,它被谁改动过一处吗?——前半问是查来历,后半问才是关键。
第二条(力/纠缠):这套制度里,哪些是推(每天必交、按时打卡、家长签字),哪些是托(做不完可以写明原因、有一次免交的机会、老师会具体说一句哪里写得好)?两栏各写三条。托那一栏写得出来吗?
第三条(断裂/张力):它是「一直都是这样」,还是从某一件事之后开始的?那件事之前,试过别的办法吗?
第四条(效果/显影):在这套制度下,孩子被造成了什么样子——一个按时交作业的人,还是一个知道自己在学什么的人?他今年长出了什么,是这套制度之外的?
第五条(诊断/判据):用三问判一次。有没有托?家长和孩子有没有一处能反过来(提意见有人回吗)?有没有出口(做不完的孩子怎么办)?
第六条(刻度/签收):上一次调整,有没有人告诉过孩子和家长为什么调?有没有人问过一句「这样行不行」?
六条走一遍,一件说不清的事就变成了六件可以查的事,其中总有一两件是你够得着的。
这就是这一编全部内容的用法:不是用来评判一个时代,是用来拆开你眼前这一件事。
这六条里,读者最用得上的是第六条:签收。
一件事在家里、班里、部门里改了之后,加一个很小的动作:
告诉被影响的人,然后问一句「这样行不行」,并且留一次回头改的机会。
家里的作息改了,跟孩子说一声,问一句,说好一个月后再看。
部门的流程改了,在群里说清楚为什么改、谁提的,问一句还有没有卡住的地方。
一条家规定了三年没人提,拿出来问一次:这条现在还需要吗?
签收这件事几乎不花时间,可它决定了一次改动是活的还是死的。
一次没有被签收的改动,只是一条新规矩;一次被签收的改动,是两边一起动了手。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把你最近单方面定下的一件小事,回头告诉对方,问一句「这样行不行」。
小账
谁在执笔:这一章里,两边的图纸摆在一起;差的是同一道箭头。
描红还是改字帖:签收是最小的一次改字帖——它让被改的人也在那张字帖上按了一个手印。
带走的话:六条分界线其实是一条——那道回头的箭头在不在图纸上;最容易做到的一条是签收:改完之后,问一句「这样行不行」。
第九编的最后一章,做两件事。
第一件:把全书里「他差一步就走到」的地方列成一张清单。
第二件:给他的体系做一次死法诊断——一套思想是怎样停止生长的。
清单按章次排。每一条的写法是:他走到了哪里,差的那一步是什么。
一、第 3 章|他站到了桌子的两边——差一步:被他测验过的人,没有一处能改动那张表。
二、第 4 章|他查出「疯」这个格子的出生日期——差一步:格子里的人有没有改动过这个格子。
三、第 15 章|他写出了那道敕令的硬土——差一步:土里只有推,没有托。
四、第 16 章|他看见被造的人自己动手——差一步:只准描红。
五、第 17 章|他想让被划出去的人开口——差一步:他找的是原样,不是他们真的留下的痕迹(后来他自己改了)。
六、第 18 章|他写出了医生那边完整的回写——差一步:病人那边一条也没有。
七、第 23 章|他写出了三层土——差一步:层与层之间的路。
八、第 24 章|他写出了「人」有出生日期——差一步:那张脸会动手。
九、第 25 章|他写出了「说什么算数」由一套规矩定——差一步:说出来的话怎样改动这套规矩。
十、第 27 章|他把向后的箭头画到了极致——差一步:向前那一道。
十一、第 28 章|他写了刑场上观众起哄逼停仪式——差一步:这一笔被记成了新办法的原因,不是被治理者的改动。
十二、第 29 章|他写出了规训连「怎样长」都安排——差一步:练出来的本事能不能回头改练法。
十三、第 30 章|他写出了考试的两个回写方向——差一步:答题人那一头是空的。
十四、第 31 章|他写出了最强的一次回写(那座塔)——差一步:那支笔的第二种用法。
十五、第 32 章|他写出了类别造人——差一步:被造的人改动类别(换词、改条文)。
十六、第 34 章(本书)|他写足了加固型——差一步:另一种回写要有位置。
十七、第 36 章|他写出了反向话语——差一步:把它当成机制,而不是网里的一个褶子。
十八、第 39 章|他写出了最难反抗的一种管法——差一步:谁能把它调回去。
十九、第 44、46 章|他递出了树枝——差一步:登记面。
二十、第 49 章|他晚年区分了流动的关系和被冻住的支配——差一步:他没说靠什么机制保持流动。
二十条里,差的都是同一步。
一张清单列到二十条,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这不是某一本书里的一处疏漏,是一整套图纸上少了一道箭头。
也要反过来读这张清单:能列出二十处「只差一步」的人,本身就走到了极远的地方。多数思想家的清单上列不出三条——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走到那一步的跟前。
现在做死法诊断。
这套书说,一套思想会死,有它的死法。福柯这一套的主死法是:回写死。
什么叫回写死?
一套体系里,被它造出来的东西不能回头改动它。这样的体系可以解释很多,可以用很久,可是它不再长——因为长,就是被自己造出来的东西改动。
在他那里,这件事有两层:
第一层,在他的题目里:被造的人只能描红,改不动那套安排。
第二层,在他的体系自己身上:他那套说法解释出来的一切,最后都印证同一句话(关系里都是力)。一样东西如果什么都能印证它,它就再也不会被自己解释出来的东西改变。
这就到了第二种死法。
第二种死法更隐蔽,叫无死法死:一样东西因为「怎么都不会错」,所以死了。
「权力无所不在」这句话,什么都能解释:
一件事很粗暴——那是权力。
一件事很温和——那是更精细的权力(第 16 章)。
有人反抗——反抗也在权力网里(第 33 章)。
反抗成功了——那是权力换了形式。
每一种情况都被它说中,也就等于没有一种情况能驳倒它。
一套驳不倒的说法,听起来很强,其实已经不再长了。因为它不会再被任何事实改动;它只会被一遍一遍地重复。
第 40 章那根梁,说的就是这件事。今天网上那句人人会说的「一切都是权力」,正是这种死法的样子:它从一个尖锐的发现,变成了一句不必思考的话。
按规矩,说清楚一件事:死的是那套说法,不是他这个人。
他一辈子在改自己(第 9 章那六次)。最后四年,他还在换题目、换材料、换问题。一个人到死都在改自己,他本人没有死法。
死的是那句被剥下来、被到处引用的话。这是很多思想家的命运:人还在长,话已经硬了。
这也是本书写这本书的一个理由:把那句硬掉的话,放回他一生的路径里,看它当年是怎么冒出来的,又是在哪一处停住的。
第 61 章把刀转过来一次,这里再转一次,而且用同一套诊断。
这套书最可能怎么死?
第一种可能:三问变成口号。「有没有托,能不能反过来,有没有出口」——如果这三句被用成一句人人会背的话,用来给别人定罪,那它就死于无死法死:什么都能拿它来判,也就什么都判不动。
第二种可能:登记面变成形式。如果「装一个口子」变成了走过场的意见箱,那它就死在第 61 章那第三刀上。
第三种可能:回写变成一个漂亮词。如果讲回写的人不再去数具体的东西——哪一条条文改了,谁提的,怎么过的——那它就重复了福柯的毛病:有说法,没工序。
三种死法有一个共同的起点:不再数具体的东西。只要还在数——哪一栏,哪一条,哪一次,谁提的——这套东西就还是活的。
三种死法都写在这里,是为了让读者拿它们来量这本书。
两种死法要分清楚,因为对付它们的办法不一样。
回写死是缺了一样东西:那道回头的箭头。补的办法是把它装上——给被造的那一方一个位置,一个口子,一次签收。
无死法死是多了一样东西:一句什么都能解释的话。补的办法正好相反——给它加上边界。
给一句话加边界,就是说清楚它在什么情况下不成立。
「关系里都是力」——在什么情况下这句话说明不了问题?在一个孩子第一次写出一句自己的话的时候,在一个人被托住的时候。这句话不假,可它在这一处说不出要紧的东西(第 58 章)。
「一切都是建构的」——在什么情况下不成立?在一个人半夜发高烧的时候。烧是真的,痛是真的;建构的是那个格子,不是那份痛(第 3、15 章)。
一句话只有在被划出边界之后,才重新变得有用。因为有了边界,它就重新可以被反驳、被检验、被改动。
这一章最后要给一句正面的话。
一套思想不死的条件,其实就是这本书说了一路的那件事:
它要能被自己造出来的东西改动。
一本书写出来,被人拿去用;用的人遇到书里没写过的情况,回过头来说「你这一条不对」;作者或者后来的人改了那一条——这样的书还在长。
一本书写出来,谁读了都只能点头,遇到反例就说「那也是我说的那回事」——这样的书已经停了。
判断一套思想是活是死,不看它有多对,看它能不能被改。
这句话也可以拿来看一个人。一个人是活的还是停了,不看他说得多对,看他这一年被什么事改过。
这句话,是第九编的最后一句,也是全书判词的另一种说法。
这一章落到日子里,是一个很朴素的检查。
拿你手上最信的那一套做法(带孩子的,带团队的,过日子的),问一句:
这一年里,它被什么事改动过?
如果答得出来——某一次孩子的反应让你改了一条,某一次做砸了让你换了做法——那它是活的。
如果一年里一处也没改过,而且每一次意外你都能解释成「这正说明我那一套是对的」,那要小心了:你手上那套东西,已经停止生长了。
停止生长不等于错。它可能还很好用。只是它从此只会越来越硬,而你会越来越不容易看见它照不到的地方。
对付的办法也很小:每年留一件「做砸了的事」不解释。不给它找理由,不把它归进已有的说法里,就让它在那里硌着。一套说法真正的改动,多半是从一件解释不掉的事开始的。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想这一年里,有哪一件事让你改了自己原来的做法。如果想不出,明天留意一件让你不舒服的小事,别急着解释它。
小账
谁在执笔:这一章里,执笔的是时间——一套说法能不能被后来的事改动,决定它还长不长。
描红还是改字帖:把自己的死法写出来,是这本书能为自己做的最后一次改字帖。
带走的话:判断一套思想是活是死,不看它有多对,看它能不能被改。
第九编小结
八章走完,全书的账基本结清。
判词有完整版和三对三错的对照表(第 56 章);三期对三个位置,标着待验(第 57 章);三根梁各拆一章,各给了替换(第 58—60 章):土在推也在托,断层底下有路,执笔的脸。第 61 章欠了他七件,也请他拆了这套书四刀。第 62 章划了六条分界线,六条其实是一条。第 63 章列了二十处只差一步,诊断了两种死法,也给这套书自己做了一次。
剩下的三编换一种写法:第十编请几位后来者说话,看他们各撬开了他的哪一只盖子;第十一编让大模型出场,问一句今天「谁在执笔」;第十二编把拆开以后的他,交还给教育、健康和事业。
也就是说:拆的部分到这里结束,接下来是用的部分。一本书如果只拆不用,它自己就犯了第 63 章说的那两种死法。
拆完了,接下来是用。
编序
本编六章,看他死后这四十年里,别人拿他做了什么。
写法和前面各编不同:不逐个介绍这些人的全部思想,只问三件事——他接过了福柯的哪一样?他往前推了多远?他有没有补上那一道回头的箭头?
第 64 章德勒兹:从规训到控制。第 65 章哈金与巴特勒:这一章最要紧,因为其中一位几乎补上了那道箭头。第 66 章阿甘本与萨义德:把「先被写好」推到尽头。第 67 章韩炳哲:没有人逼你,你为什么这么累。第 68 章巴拉德与拉图尔:物也在推。第 69 章他在中国。
本编的总判断先摆在这里:每个人只撬开了他的一只盖子;补上那道箭头的,只有一位,而且他没有把它写成一条通则。
也要先说清这一编为什么值得读。一个思想家死后四十年,还有这么多人从他那里接东西——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判断:他打开的那几扇门,后面确实有路。本编要做的,是看这些人各自走进了哪一扇,以及走到哪里停下了。
写这一编还要守一条纪律:这些人多数还在世,他们的工作也还在长。本编不给任何人下最终的判词,只就他们已经写出来的东西,问那三个问题。凡是本书没读到的部分,这里不装作读过。
一九九〇年,福柯去世六年之后,他的老朋友德勒兹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讲一件事:
规训社会正在过去,来的是另一样东西。
这篇文章不长,却是这四十年里被引用得最多的短文之一。第 6 章说过两人的交情,第 26 章说过本系列德勒兹卷对他的判读。这一章只看这一篇。
德勒兹的意思,大致是这样。
福柯写的那套东西——学校,工厂,医院,军营,监狱——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封闭的空间。人从一个空间进到另一个空间:先是学校,然后是工厂,中间可能进医院,最糟的进监狱。每进一处,重新开始一次:新的规矩,新的作息,新的考核。
德勒兹说,这一套正在松开。新的那一套没有墙,它是连续的:
学校不结束了——终身学习,持续培训,永远有下一个证书要考。
工作不结束了——项目接项目,随时在线。
考核不是一次一次的,是持续的:不是每学期一次考试,是一条一直在动的曲线。
他用了一个很准的比喻:旧的那一套像模具,一个一个把人压出形状;新的这一套像调音——不停地微调,永远没有定型的那一刻。
这个比喻值得多想一层。模具是残酷的,也是有限的:它压一下就完了,形状固定,而且人知道自己被压成了什么样。
调音没有那一下:它每天动一点点,幅度小到察觉不到;等你回头看,已经不是原来那个自己了,可是说不出是哪一天变的。
模具让人恨得起来,调音让人无从恨起。
他还说了一句很刺人的话,大意是:人不再主要是被关起来的人,而是负债的人。
这一句今天读起来更准。一个被关起来的人,知道自己被关着,也知道刑期有多长。一个负着债的人不一样:没有人关他,他每天自己起来干活;而且他算得出,这件事要到很多年以后才结束——房贷,学费,分期,还有那些不叫债却一样要还的东西(一个必须一直保持的评分,一段必须一直维护的关系)。
关人要有围墙,负债不需要——债自己会跟着人走。
也要替这篇短文说一句:它写在一九九〇年,那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有出现,实时刷新的看板也还没有。他凭几个很简单的观察,把三十多年后的样子说了个大概。一篇好的诊断书,靠的不是猜将来,是看清眼前这几样东西的形状。
这篇短文撬开的,是福柯那套东西的时间形状。
福柯写的规训,有开始有结束:入学,毕业;入院,出院;入狱,刑满。人在一个个段落里被造。
德勒兹说:段落没了,剩下一条连续的线。
这一撬今天看得越来越准。一个人的信用、一个骑手的评分、一个创作者的流量权重、一个员工的实时看板——没有一样是「考完就完」的,全是随时在动的数。第 31 章那座塔的最新版本,在这里被说清楚了。
还有一个变化他也说到了:旧的那一套把人当成一个一个的个体,每个人有一份档案、一个编号。新的这一套把人拆成了一片一片的数据:你的消费、你的位置、你的作息、你的偏好,各自被送到不同的地方去用。
从「一个人一份档案」,到「一个人被拆成很多块,谁需要哪一块就取哪一块」。这件事今天每个人都在经历,只是很少有人这样说出来。
没有。
德勒兹这篇文章是一份诊断书,而且写得非常好。可是它和福柯一样,停在同一处:被调音的那些人,能不能回头改一改调音台?
本系列德勒兹卷的判读,第 26 章引过:他缺土,也没有回写。到这篇短文里,土有了一点(他写了机器、数字、密码),回写还是没有。
两个朋友,缺的是同一样。这句话,本书说到这里是第三次了(第 26 章对德勒兹,第 52 章对德里达)。
按这一编的写法,每一章都要问:这一撬撬开了什么,有没有补上那道箭头,本书要补什么。
这一章要补的一句是:连续的曲线里,也有段落,只是段落要自己划。
旧的那一套替人划好了段落:一学期,一个刑期,一个工龄。新的这一套不划了,于是人以为没有段落。
可是段落是可以自己定的:这一周做到这里算完,这一版交出去就不再改,这个项目结束那天真的休一天。自己划的段落不如制度划的硬,但它有一个好处:它是你划的。
再往上一格(第 60 章那条四格路),段落还可以被两个人、一个小组一起划:一个团队约定周五下午不排会,一个家约定周日晚上不谈学习。约定出来的段落,比一个人咬牙定的段落结实得多。
再往上一格(第四格)就是把段落写进规则:一个学校规定假期不布置打卡任务,一家公司规定下班后的消息第二天回。这一格最难,可是一旦成了,它就不再依赖任何人的自觉。
这一章的用处是分辨两种累。
一种是段落式的累:一场考试,一个项目,一次大扫除。累,但有尽头,累完可以歇。
另一种是连续式的累:永远有一个数在动——未读消息,步数,绩效看板,孩子的排名曲线,自己的存款。它没有尽头,所以也没有一个可以歇的时刻。
多数人今天的疲惫属于第二种,而对付第二种的办法和第一种完全不同:第一种靠熬,第二种熬不过去,只能靠切出段落。
切段落的做法很具体:
给数字定一个查看的时间。(一周看一次,不是一天八次。第 37 章那一节。)
给一件事定一个完成的标准。「今天做到这里就算完」——哪怕事情本身没有尽头。
给一段时间定一个不被打扰的名字。晚饭后那一小时,周六上午。
没有尽头的事,要靠人自己给它画上句号。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挑一件「永远做不完」的事,今天给它画一个句号——写下「做到这里就算完」,然后真的停。
小账
谁在执笔:一条不停在动的曲线;没有人下命令,也没有人宣布结束。
描红还是改字帖:连续的考核让描红变成了全天候的;他撬开了这一点,没有说怎样在这条线上留下自己的笔迹。
带走的话:旧的累有尽头,新的累没有;没有尽头的事,要靠人自己给它画上句号。
第十编里,这一章要多花一点力气,因为其中一位几乎补上了那道箭头。
两个人:一位科学哲学家,研究分类是怎样造人的;一位哲学家,研究性别是怎样在重复中成形的。
加拿大哲学家哈金研究了一件很具体的事:人的类别和自然界的类别不一样。
一块石头被分类成「花岗岩」,石头不会知道,也不会因此改变。
一个人被分类成某一类,事情完全不同:他会知道。他会照着这个类别调整自己,或者反过来抗拒它;周围的人会照着这个类别对待他;专家会根据这些新出现的表现,修改类别的定义;改过的定义又回过来改变这些人。
他给这件事起了一个名字,翻成中文大致是回路:分类改人,人改分类,一圈一圈转。
举一个他研究过的那一类例子的样子(细节因个案而异,这里只讲结构):某一种表现被命名为一种类型,于是有了诊断,有了专门的诊所,有了讨论这件事的杂志;被诊断的人开始按这个名目理解自己的过去,开始互相交流「我们这类人」的经验;他们说出来的新细节,被专家写进了修订版的定义里;改过的定义又让后来的人以新的方式认出自己。
一圈转完,人和类别都不是原来那个了。
请看清楚这句话的分量:这正是本书说的那道回头的箭头。
第 32 章说过「一个类别造出了它所描述的那类人」;第 36 章说过反向话语。哈金把这件事写成了一个可以研究的机制,而且他做了大量具体的个案。
用本书的话说:他把「被分类的人回头改动分类」这件事,从一个例子变成了一条通则。
他撬开的:福柯那里只有单向的造人,他给了一个双向的回路。这是第十编里最接近本书主张的一处。
他没有走完的:他的回路主要发生在知识这一层——类别的定义变了,手册改了,专家的说法换了。
可是回路还有另外两层,这本书从第 34 章起一直在数:
做法这一层:不只是定义变了,具体的处置有没有变?分班,转介,用药,安排座位,档案上那一行。
记录这一层:这次改动有没有被记下来?下一代人知不知道它是被人争出来的?
他写出了回路,没有写出登记面(第 60 章)。
差在哪里,可以说得很具体。回路是自发的:类别和人互相改,没有人需要负责,也没有人记录这一圈是怎么转的。登记面是安排出来的:谁提的,交到哪里,多久回复,改了哪一条,记在哪儿。
自发的回路会转,也会转回去;被记录的改动才停得住。
即便如此,这一章要说一句重话:在福柯的后来者里,他走得最近。这本书的核心主张——被造的人能回头改动造他的东西——在他那里已经是一条明确的机制了。
这也是本书要老实交代的一处:如果有人说「你这套回写,哈金已经说过了」,这个说法有一大半是对的。本书能补的只有两样:一是把它从知识这一层带到做法和记录这两层(登记面),二是把它说成普通人今晚就能用的话(描红与改字帖)。
学问上的功劳要记在先到的人名下,这是这本书的规矩。
另一位,美国哲学家巴特勒。她研究的题目是性别,这里只取她的一个做法上的判断。
她的意思大致是:性别不是一个人身上的一个属性,是一套一遍一遍做出来的动作——怎样说话,怎样坐,怎样穿,怎样被称呼。做得久了,它看起来就像是天生的。
关键在下一句:既然它是靠不断重复维持的,那么每一次重复里都有走样的余地。这一次和上一次不会完全一样;走样累积起来,那一套「本来该怎样」就会松动。
用这套书的词说:她把「路」写成了一条必须一直走下去的路,而只要还在走,就有改道的可能。
价值:它给了「改动」一个最小的入口。不必等到制度变,每一次具体的做法里都有一点点余地。这一条对被压得最紧的人最有用——因为他们能动的只有这一点点。
难处:走样要积成改动,需要很多人、很多年,还需要被记下来。否则一万次小小的走样,仍然只是一万次走样,那套东西照旧。
还是那三样。(口子,条文,记录。)
这一章要专门说一句,因为它关系到全书的诚实。
本书从第 34 章起,一直在讲一件事:被造的人可以回头改动造他的东西。这个主张不是本书发明的。
哈金那条回路,是这件事在学术上最清楚的一次表述;巴特勒那条「重复里有缝」,是它最小的入口;第 36 章那道反向话语的缝,是福柯自己指出来的。
本书做的,是把这几样接起来,给它起一个大白话的名字(改字帖),再补上它需要的条件(那三样)。
这一笔账要记清楚,因为第 63 章刚说过:一套说法如果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它就已经开始硬了。
回路不必去实验室里找,家里就有一个最清楚的。
一个孩子被说「他比较内向」。说的人是好意,也可能是事实。
接下来的事一环扣一环:亲戚来了不叫他出来打招呼(免得他为难),老师排节目不找他(免得他紧张),同学组队不叫他(反正他不爱说话)。于是他说话的机会一年比一年少,越来越不习惯开口。
两年后,所有人都说:你看,他就是内向。类别被证实了,而证实它的,是这两年里所有人按这个类别做的那些事。
这个回路怎样被打断?不是靠说「他其实不内向」——那只是换一个说法。要动的是回路上那几个具体的动作:这次聚会让他负责一件小事(发筷子,拍照),课上给他一个只需要说一句话的任务,出门前告诉他待会儿会被问到什么。
打断回路,要在动作上打断,不在说法上打断。
顺便说一句这个例子为什么选「内向」:因为它是一个听起来最无害的标签。真正难对付的回路,多半都长着一副好心的样子(第 16 章那句:最难反抗的不是锁链,是好意)。
这两位合起来,给了一个很实用的东西。
哈金那一半告诉你:你被怎样称呼,会真的改变你。所以第 32、36 章那个做法值得再说一次——在有档案的地方写事,不写人;给一个孩子换一个说法,不是修辞,是在动那个回路。
巴特勒那一半告诉你:一套看起来不可动的东西,其实每天都要靠重复来维持。所以它每天都有一次被改的机会。
家里那句「我们家一直是这样」,靠的是每年真的那样做一次。哪一年没那样做,它就松一分。
一个班的「惯例」,靠的是每个学期照办一次。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找一件你每天重复的小动作(早上第一句话,进门先做什么,开会先叫谁发言),今天换一种做法,看看会不会有人发现。
小账
谁在执笔:一个类别在写人,人也在写这个类别;一套重复在维持自己,每一次重复都有一点点走样。
描红还是改字帖:哈金写出了改字帖的机制,巴特勒写出了它的最小入口;两人都没有写下这些改动怎样被记下来。
带走的话:分类会回头改人,人也会回头改分类;一套靠重复维持的东西,每天都有一次被改的机会。
这一章的两位,都是把福柯的一样东西推到了尽头。
一位往权力那一头推:如果有一种人,连「被当成人」这一层都没有了呢?
另一位往知识那一头推:如果一整个地区、一整群人,都是被另一边写出来的呢?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接过了福柯的生命权力(第 37 章),往下推了一步。
他的问题是:当权力管的是「活着」本身,那么一个人可以被剥到什么程度?
他给出的形象是:一种被排除在保护之外、却仍然落在权力手里的处境。一个人被剥掉了所有的身份和资格,只剩下活着这一件事;他不受任何规矩的保护,可是又完全在管辖之下。
他还讲了「例外状态」:一套秩序为了保住自己,可以暂时把自己的规矩悬置起来——而这种暂时,常常一直延续下去。
这一条在小事上也看得见。一个单位里「因为项目紧急,这个月先不休假」,第二个月还是紧急;一个家里「等孩子考完这一次再说」,考完还有下一次。
「暂时」这两个字,是所有长期安排最常用的入口。遇到它,值得记下一个日期:暂时到什么时候?到期以后回头问一句。这是一个很小的登记面。
他把福柯的判决二推到了最黑的那一头。第 37、38 章讲过那条线:为了整体的健康,有一部分人被当成威胁。阿甘本追的是那一部分人最后落在哪里。
这一路的价值,在于它盯住了一个别人不愿意看的地方:任何一套讲「大家」的安排,都要处理那些被排在「大家」之外的人。一套制度是什么样子,看它对多数人怎么样,也看它对最边上那几个人怎么样——后一样更说明问题。
另一位是文学学者萨义德。他一九七八年出的那本书,第 20 章已经埋过一面旗。
他的意思大致是:欧洲关于「东方」的那一整套学问——语言,宗教,风俗,性格——不只是在描述一个地方,它同时在造一个地方:造出一个神秘的、停滞的、需要被管理的东方,来衬托一个理性的、进步的、有资格去管的西方。
他用的正是福柯的工具:一套关于某个对象的知识,同时就是一套对待它的做法(第 13 章)。
他还指出一件很具体的事:这套学问不是几个人的偏见,它有讲席,有杂志,有词典,有一代一代的学生;一个学者可以一辈子诚实地做研究,而整套学问仍然在造那个东西。
这正是第 32 章那句话的又一次印证:没有作者,也会有结果。
第 20 章说过那段「中国百科全书」的来历。萨义德这一条线,正是那件事的另一面:一个被编出来的东方,曾经被当成了西方照自己的镜子。
阿甘本:他写的那种处境,恰恰是回写完全不可能的处境——被剥到那一层的人,连开口的资格都没有。所以他那条线走到最后,剩下的是一幅极暗的画。
有人批评他把例外说成了常态,把最极端的处境当成了现代社会的真相。这条批评本书认为有道理:把最黑的一处当成全部,和把最亮的一处当成全部,是同一种毛病。
萨义德:他这一边好一些。他那本书出来以后,被写的那一方开始说话了——一批来自被写地区的学者用同一套工具,回头去查写他们的那套学问。这本身就是一次改字帖,而且成功了:今天没有哪一门关于「东方」的学问敢像从前那样写。
只是这件事发生在他的书之后,不在他的书里面。他写的是「被写」,动手的是后来的人。
把这两位放在同一章里,是因为他们合起来说明了一件很要紧的事:
「被写」这件事,有程度之分。
萨义德写的那一群人,被写得很厉害,可他们有学校、有笔、有读者,后来真的回头写了回去。
阿甘本写的那一种处境,被剥到最后一层,连开口的资格都没有——在那里,回写不是难,是不可能。
这两头之间,是每个普通人的日常:被写了一部分,也还留着一部分可以写回去的余地。
这一条对本书的三问是一个重要的补充:三问(有没有托,能不能反过来,有没有出口)问得出来的前提,是这个人还有一点余地。对余地已经被剥光的人,三问帮不上忙——那时候能做的是另一件事:替他把话带出去。(第 61 章那一刀,本书承认过这一处偏。)
「替他把话带出去」也有讲究,第 52 章那一节说过:带出去的要是他自己的话,不是你替他总结的那一句。否则就又回到了萨义德写的那件事——替一群人说话的人,也在写他们。
这一章有一个很实在的用法,在于第二位那一条。
你所在的那一群人,是被谁写的?
一个县城的孩子,在媒体上被写成什么样?一个行业的从业者(外卖骑手,护士,中学老师,程序员),在公共的说法里被写成什么样?一个年龄段的人(老人,青年),被写成什么样?
那些说法多半有一半是真的,也多半是由不属于这群人的人写的。
能做的事也很具体,而且就是萨义德那一条线后来发生的事:用自己的话,把自己的日子写一次。
一位护士写一篇关于夜班的具体记录,一位中学老师写下自己一周的时间表,一个骑手把自己的一天说清楚。不辩论,不控诉,只写具体的事。
具体的事最难被驳倒,也最容易被别人拿去用。
也要提醒一处:写具体的事,不等于写得越惨越好。把自己那一行写成一部苦情戏,换来的是同情,同情过两天就散了,什么也不会改。要写那些别人能接着往下问的细节——一天几点到几点在做什么,哪一步最没道理,哪一处只要改一点就会不一样。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写下你所在的那一行里,外面人最常说的一句话。然后用三句具体的事实,说说它哪里对、哪里不对。
写完可以发给一个外行看。如果他读完说「原来是这样」,那这三句就写对了;如果他只说「你们真不容易」,那说明写得还太笼统——同情不是理解,具体才是。
这一条对写东西的人也是一句提醒。第十二编那三章(教育、健康、事业)写的都是普通人的处境,本书会按这一条来写:多写做法,少写慨叹。
小账
谁在执笔:一套关于某群人的说法;写的人在外面,被写的人在里面。
描红还是改字帖:一位把被剥到最后的处境写尽了,回写无从谈起;另一位写完之后,被写的那一方接过了笔——这是第十编里少有的一次成功的改字帖。
带走的话:你所在的那一群人,是被谁写的?用自己的话,把自己的日子具体地写一次。
这一章从一个问题开始:
没有人逼你,你为什么这么累?
上班的时间不算特别长,老板也没有骂人,家里没有催得很紧。可是人就是累,而且是一种睡一觉补不回来的累。
韩国出生、在德国教书的哲学家韩炳哲,写过一本很薄的小书讲这件事。这一章讲他接过了福柯的哪一样。
他的意思,可以压成一句:
我们已经不在规训社会里,我们在一个人人都要有成绩的社会里。
规训社会说的是「不许」:不许迟到,不许违规,不许出格。它的关键词是禁止,它造出来的是服从的人。
新的这一套说的是「你可以」:你可以变得更好,你可以突破自己,你可以什么都做到。它的关键词是可能,它造出来的是要拿出成绩的人。
变化在哪里?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成了同一个人。
在旧的那一套里,有人管你,你可以恨他、躲他、反抗他。在新的这一套里,管你的是你自己心里那个「我还可以更好」。你没法恨它,也没法逃。
于是累的样子也变了:不是被压垮的那种累,是一种一直在跑、却不知道往哪儿跑的空掉的累。
他还说到一件事:这种社会里的人,很难真正休息。因为休息也被算进了同一套账——休息是为了明天更有效率(第 39 章那句:连躺着的时候都在为将来的自己打工)。
一种不为任何事服务的休息,在这套账里根本没有栏目。
他撬的是第 39 章那一样:自己的企业家。
福柯在一九七九年的课上讲了这套说法的来历——一个人把自己当成一份资本来经营。他讲的是它怎样被造出来的。
韩炳哲讲的是它落在人身上之后的样子:人自己成了那个催自己的人。
第 31 章那座塔,到这里走到了最后一步:塔不但可以没有人,连囚室也不需要了——每个人心里带着一座塔,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按本书的规矩,写他的限度。
限度一:他说的那种累,不是所有人的累。很多人的累仍然是老式的:工时太长,活太重,没有休息。把所有的累都说成「自我剥削」,会遮住那些实实在在被压的人。
限度二:他基本不给做法。书里有很漂亮的诊断和很美的句子,做法很少。这一点,和福柯的毛病是同一个(第 55 章那把没有鞘的刀)。
限度三:那道箭头还是没有。如果人自己就是那个催自己的人,那么能改的只有自己的心态吗?还是说,那条「你可以变得更好」的赛道本身,有一处可以被改?他不问这一句。
本书在这里要补一句,而且是这一编最有用的一句。
「自我剥削」这个说法,本身也可能是一副挡板。
因为它把整件事收到了个人身上:是你自己在逼自己,所以要你自己放过自己。于是能做的事只剩下心态调整——少内耗,多接纳,好好休息。
可是那条赛道是真实存在的:排名是真的,末位是真的,房租是真的,同行的进度是真的。一个人心态调整得再好,那张考核表上的一栏也不会自己消失。
这一句不是反对心理调节。人确实需要休息,需要被安慰,需要放过自己。要防的只是那一步滑坡:把一件同时发生在三个位置上的事,收成一件只关乎心态的事。收完之后,人会更自责——因为连「调整好心态」都成了他没做到的一件事。
用本书的三格看,这件事同时在三个位置上:
一号位:具体的那几件事(这个月的指标,那个必须回的消息)。
二号位:过程(一天怎么排的,哪一段最赶)。
三号位:那条赛道本身,以及你在它上面的位置。
「自我剥削」的说法只在三号位里打转,而且是三号位最不能动的那一半(我的心态)。可以动的那一半在一号位和二号位上:去掉一件事,切出一个段落(第 64 章),给一个数字定一个查看时间。
这里要记一处差别,因为它关系到本书对整个第十编的判断。
福柯写的规训社会里,管人的和被管的是两拨人:有考官,有考生;有看守,有犯人。哪怕那只手最后长进了人身上(第 31 章),来源还是清楚的。
韩炳哲写的这一套里,来源不清楚了:没有考官,只有一条所有人都在跑的赛道。
这一步是真的往前走了。可是它带来一个新的困难:没有来源,就没有地方递话。
第 34 章那三样里,第一样是「一个口子」——一个必须回应你的场合。可是一条赛道没有前台,没有人负责接。
所以本书在这一章要补一句很实在的话:在这种处境里,第一步常常不是往上提意见,是往旁边找人。
一个人发现自己被那条曲线推着跑,最先能做的不是改制度,是找到另外两三个同样在跑的人,把各自的做法摆出来:你们组的日报怎么填的?那一栏你们真的写吗?
几个人一对,很多「必须做」的事会露出真相:原来没有人要求,是大家互相看着做的。这一对,就是第 60 章那条四格路上从第一格走到第三格的捷径。
这件事在单位里尤其有效,因为很多做法从来没有被写下来过,只是互相看着学的。没有被写下来的规矩,一对就散;写下来的规矩,才需要走程序去改。所以第一步永远是先弄清楚:这件事到底是规定,还是习惯?
这一章给一个很具体的做法,是把前几章的东西合起来用。
第一步,认出这是哪一种累。(第 64 章)有尽头的,还是没尽头的?
第二步,把它拆到一号位。(第 57 章)具体是哪几件事在推你?列出来,多数人能列出五到八件。
第三步,在这几件里找一件真的可以去掉的。不是最重要的那件,是最没用的那件(第 60 章那个练习)。
第四步,去掉之后,告诉一个人。说出来的目的不是求表扬,是让这件事被记下来——否则下个月它会悄悄回来。
第五步,一个月后回头看。
五步里,最难的是第三步:多数人会觉得每一件都去不掉。这时候可以换一个问法:如果这个月只能做完一半的事,哪一半我确定不会有人来问?
没有人会来问的那一半,就是可以先去掉的。
顺便说一句这一步为什么难:人怕的不是多做一点事,是「万一被问到我答不上来」。所以去掉一件事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准备一句话:这件事我停了,原因是这个,如果需要,两天内可以补上。有了这句话,去掉一件事的心理成本会降一大半。
这一条几乎每次都有效,因为多数人手上有一大半的事,是自己给自己加的,或者是「以防万一」留下来的。真正会被问的,比想象中少得多。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列出这个月推着你的五件事,在旁边标一标——哪一件是别人要求的,哪一件是你自己加的。
小账
谁在执笔:一条「你可以更好」的赛道;执笔的手长在了每个人自己身上。
描红还是改字帖:这是描红的最新形态——不必有人盯着,人自己盯着自己;他写出了这一点,没有写赛道上哪一处可以动。
带走的话:没有人逼你,不等于没有东西在推你;心态是三号位的一半,可以动的那一半在一号位和二号位上。
前面九编,写的都是人和人之间的事:谁管谁,谁写谁,谁在看谁。
这一章要补一样一直在场、却很少被算进去的东西:物。
一张桌子的高度,一间教室的窗户,一条路的宽窄,一台机器的节奏,一个软件的界面——它们不说话,可它们一直在推。
举一个最小的例子:一间办公室里的打印机放在哪里。放在角落,没人说话;放在过道中间,几个部门的人每天在那里碰面,事情就在那几分钟里被顺手解决掉。没有人规定过「你们要多交流」,可交流真的发生了。
反过来也一样:把两个必须合作的组分到两层楼,再多的团建也补不回来。
拉图尔,法国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的一个主张是:研究一件事的时候,不能只把人算作行动者;门、钥匙、减速带、文件、仪器,也在参与。他举过一个有名的例子:一条减速带,比一百块「请慢行」的牌子更管用——它不劝你,它让你不得不慢。
巴拉德,美国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她的说法更进一步:人和物不是先各自存在、然后相互作用的;在一件具体的事情里,边界是在过程中才被划出来的。
两位合起来,补上了福柯那片土里一样缺的东西。
也要说清楚:福柯不是完全没写物。他写过教室的布置、囚室的窗、工厂里机器和身体怎样扣在一起(第 29 章)。只是在他那里,物多半是规矩的载体——是那套安排的执行者,不是参与者。这两位要说的是:物有它自己的分量,有时候它会把事情带到设计者没想过的地方。
福柯的土里有什么?敕令,章程,作息表,考卷,病历。全是写下来的东西。
他们说:还有不说话的东西。
一间教室里,桌椅是排排坐还是围成一圈,比任何一条纪律都更能决定孩子怎样说话。
一家医院里,护士站的位置、病房门的宽度、走廊的长短,决定了谁能看见谁。
一个软件里,那个按钮放在哪里、默认选项是什么、退订要点几下,决定了绝大多数人的选择(第 39 章那个检验:看别的那条路好不好走)。
这些东西不下命令,它们只是把路修得一边好走、一边难走。
拉图尔还有一个说法很有用:一样东西被造出来之后,它会把一段本来需要不断重复的要求固化下来。一条减速带做好了,「请慢行」这句话就不必再说;一个默认选项设好了,「建议你选这个」也不必再说。
物是被凝固的命令。这句话可以当成这一章的中心:要查一个地方的规矩,除了看它的文件,还要看它的东西。
也可以倒过来用:一个地方想立一条新规矩,最省力的办法不是发文件,是改一样东西。想让人少开无谓的会,把会议室的椅子撤掉一半;想让孩子少熬夜,把路由器定时关掉。
改物立规矩,同样要过三问(第 53 章):这样做之后,人是长出了东西,还是只是被挡住了?被挡的人有没有一处能商量?想例外的时候有没有出口?——没有出口的物,会变成最硬的一种管法。
第 29 章说过规训的第一样:给每个人一个地方。那一章讲的是人怎样被安排;这一章要补的是:安排的载体常常是物,而物比规章更难被讨论——因为它不像规章那样写在纸上,可以被指出来、被争论、被修改。
有一半。
拉图尔那一路最要紧的贡献之一,就是让人看清一件事:物是可以被改的,而且改物常常比改人容易。装一条减速带,比教育一万个司机快。
这一半正是本书要的:改物,是改字帖里最好下手的一种。
可是另一半没有:物被谁改?谁有资格动那张桌子的位置、那个界面的默认选项?这一问在他们那里不是主题。
今天这一问格外要紧,因为物的设计权越来越集中。一张课桌怎么摆,学校里的人还能商量;一个软件的默认选项怎么定,用它的几亿人一句话也插不上。
这一章要指出一个很实在的不对称。
物最容易被忘:开会讨论一件事,人们会谈理念、谈制度、谈态度,很少有人说「先把那张桌子挪一下」。
物也最容易被动:制度要开会、要报批、要说服很多人;一张桌子挪个位置,一个人半小时就做完了。
两件事合起来,是普通人手上最被低估的一件本事:在动不了制度的地方,先动物。
第 60 章那条四格路,第一格到第二格之间走的多半就是这条路:改不了家里的规矩,先把充电器从卧室拿出来;改不了班里的评价制度,先把座位轮起来。
也要写它的限度:动物能改做法,改不了目标。手机拿出卧室,解决不了一个人为什么半夜不敢睡。物是最省力的一步,不是唯一的一步。
这一编每一章都要补一句,这一章要补的是:物的设计权,本身就是一件可以争的事。
这两位把「物也在推」说清楚了,可是他们不大问:这一样东西是谁摆成这样的?能不能商量?
而这一问在日子里是有答案的,而且答案常常比想象的宽:
教室的座位,多数学校里老师说了算;
一个部门的表格,多数时候部门自己能改一栏;
一个家里东西放在哪里,家里人一起说了算;
一个软件的默认设置,用的人多半能改——只是从来没人去翻那个菜单。
很多「不可动的物」,其实只是没有人想过要动。
至于那些真的动不了的(一个平台的默认排序,一座城市的路网),也不是完全没办法:第 34 章那三样里的第二样——把它写成一条具体的要求,交到一个必须回应的地方去。今天很多产品的设置里多出来的那几个开关,就是这样被人一条一条要出来的。
这一章是全书里最好上手的一章,因为物最容易动。
举几件很小的事:
家里。手机充电器放在客厅,不放卧室——这一条比一百次「睡前别看手机」管用。饭桌上放一个篮子,吃饭时手机都放进去。
教室。把座位换成每月轮一次(第 21 章那个「先动轮次」),或者把讲台前那两排留给最需要被看见的孩子。
办公室。把那张最常用的表格删掉一栏(第 60 章);把周会的时间从周一早上挪到周一下午,让人有半天整理。
照顾老人。把常用的东西放在他伸手够得到的高度,比说十次「你别自己爬高」有用。
这些事有一个共同点:它们不需要说服任何人。说服人很难,改一样东西的位置很容易;而位置改了,做法就跟着改。
这也是本书一直在说的那句话的最省力的版本:改一个条件,比下一百次决心有用(第 45 章)。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找出你最想改的一个习惯(你自己的,或者家里的),不谈道理,只改一样东西的位置。
小账
谁在执笔:一张桌子的高度,一个按钮的位置,一条路的宽窄;它们不说话,一直在写。
描红还是改字帖:改物是最容易下手的一种改字帖;难的是——今天多数物的设计权,不在用它的人手里。
带走的话:物不下命令,它只是把路修得一边好走、一边难走;改一样东西的位置,比说服一百次管用。
福柯进入中文世界,大致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开始的。第一编说过几位译者的名字(导读那一节)。此后三十多年,他的主要著作陆续有了中译,讲稿也一卷一卷译了过来。
这一章不写翻译史,写另一件事:他的哪几样东西,真的进了中国人的日常?
第一样:「话语」,以及从它长出来的「话语权」。
这个词今天在中文里的用法,比在福柯那里宽得多:谁有话语权,争夺话语权,掌握话语权。多数用法指的是「谁说了算」,福柯的原意更细——什么话在什么场合由谁说出来才算数(第 25 章)。
宽了一点,可是根还在。中文能有这样一个词,是一件好事。
第二样:「规训」。
这个词现在几乎成了一个日常词:被规训,规训孩子,去规训化。用法里常带着一点贬义,好像凡是规训都是坏的。
第 29 章专门讲过这一点:规训会造本事。把所有的练都说成规训,等于把学一件事本身也一起反掉了。
第三样:塔。
那座塔的形象在中文世界传得很广,尤其是在讲摄像头、讲考勤、讲算法的时候。第 31 章说过老塔和新塔的分别,这一分别在中文的讨论里还不够清楚——多数文章说的还是老塔(被看着),新塔(替你排好选项)说得少。
也要说没进来的。
第一样:他的档案功夫。
他最硬的那一样本事,是查:哪一年,哪一道命令,哪一间屋子,几点起床。中文世界用他的文章里,真的去查本地档案的很少;多数是拿他的结论来套眼前的事。
这件事的后果很实在:结论用旧了会钝,查出来的东西不会。(第 61 章那七件里的第一、二件。)
第二样:他最后四年。
关心自己,把生活做成作品,说真话的勇气——这一部分在中文世界里被讲得最少。原因不难猜:这几卷难读,不好用来评论时事,也不像「规训」那样一句话就能用。
可是对普通读者最有用的,恰恰是这一部分(第七编那几章的做法)。
这几年,中文里出现了一个词,很多人拿它和福柯连着用:内卷。
这个词的来历不在他那里。它先是一个人类学、经济史里的说法,指一种没有质变的、越来越精细的重复;后来被网络用来指另一件事:大家都在拼命,谁也没有更好过。
为什么它和福柯接得上?因为它说的正是本书那对词里的第一种:
所有人都在使劲,所有人的劲都沉回自己身上,那张字帖越来越硬。(第 34 章。)
内卷就是加固型回写的中文名字。
这个词进来以后,做了一件好事:它让千万人第一次能说出自己身上那件说不清的事。
这件事本身就值得记:一个词能让一群人第一次说出自己的处境,这就是一次真正的松绑(第 11 章那两种用法里的第一种)。在这个词出现之前,同样的人只能说「我不够努力」——那是把整件事算在自己头上。
它也带来一个问题:它是一个诊断,不是一个做法。说完「这就是内卷」,事情还在那里。用本书的话说,这个词只有刻度,没有鞘,更没有登记面。
而且它还有一个副作用:这个词太好用了,好用到可以解释一切——加班是内卷,学习是内卷,健身是内卷,连躺平也被说成一种内卷。一个什么都能解释的词,就是第 63 章说的那种无死法死。
要救它,办法还是第 63 章那一条:给它划边界。什么不是内卷?一件事如果做完之后,有人长出了原来没有的东西,那它就不是内卷,哪怕它同样很累。一个医生多花两年学一门新手术,一个老师把一门课重做一遍——累,但那不是内卷。
这一章还要写一件在别处不太一样的事:在中文世界里,福柯常常被两边同时引用。
一边用他来说:那些自称客观、自称为你好的东西,底下都是权力。
另一边用他来说:所谓的自由、所谓的普世,也都是被造出来的。
同一套工具,两种用法。这不奇怪——第 55 章说过,一把没有鞘的刀,谁拿着都能用。
本书不站进这场用法之争,只提醒一句全书的纪律:查出生日期不等于宣布作废(第 3 章)。查清一样东西的来历,是为了知道它在哪一处可以被改;如果查完只是用来证明「所以它不算数」,那这把刀就用反了——不管用它的人站在哪一边。
真正要紧的那一问,两边都躲不开:在你说的那件事里,被安排的那个人,有没有一处能回头改一改?
所以这一章要给中文读者的话,是全书的主张落在这里的样子:
我们已经很会诊断了,接下来缺的是那三样。
「内卷」「规训」「话语权」「异化」——这些词让人看清了很多东西。看清之后,下一步是:
一个口子:在你能做主的最小那一处,装一个必须被回应的场合。
一条具体的条文:把抱怨换成一句带数字、带场合的话。
一次被记下来:改成了,说出来是怎么改成的。
这三样不需要任何理论,可它们才是把诊断变成改动的那一段路。
这本书也在中文里写,也逃不过同一条自省。
一本用二十万字讲「要动手」的书,如果读者读完只记住了几个新词——描红、改字帖、登记面——那它就重复了它批评的那件事:又给中文世界添了几个好用的诊断词。
所以第十二编那三章,会把每一个主张落成可以照做的清单。一本讲回写的书,自己要能被照着做一遍。
这一章的练习很简单,也很难。
想一个你最近常用的批评词:内卷,规训,形式主义,官僚,PUA,绩效主义。
然后做两件事:
第一,把这个词换成一件具体的事。不是「太内卷了」,是「这个月我们组交了四份内容重复的报告」。
第二,就着那件具体的事,说一句可以被回应的话。「这四份能不能合成一份?」
批评词让人痛快,具体的事让人可以动手。一个人如果一年里只说了十次批评词、做成了一件小事,他改的东西比说一百次的人多。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把你最近说过的一个批评词,换写成一件具体的事和一句可以被回应的话。
小账
谁在执笔:一批从外面来的词,进了中文,被用得很顺;用得越顺,越容易只停在说的那一层。
描红还是改字帖:一个诊断词的流行本身是描红——它让所有人更清楚地看见同一张字帖,却不动它一笔。
带走的话:我们已经很会诊断了,缺的是那三样:一个口子,一条具体的条文,一次被记下来。
编序
本编四章。
第 70 章问一件很直接的事:一台学会说话的机器,学的到底是什么?答案和他六十年代的工作对得上得吓人。第 71 章讲塔的新形态:它不看你了,它替你排好选项。第 72 章讲「谁是作者」——他一九六九年问过的那个问题,今天落到了每一个写东西的人头上。第 73 章是本编总账,也是全书那句「为什么是现在」的兑现。
写这一编要守两条纪律。
第一,不预言。这本书写于二〇二六年,往后会发生什么,作者不知道。本编只写已经看得见的做法。
第二,不神化,也不贬低。把机器说成新的神,或者说成不过是统计把戏,都省事,也都没用。本编只做全书一直在做的事:看做法,不看说法。
还要交代一件和这本书自己有关的事。本书的出版信息页上写着:文字在作者的指令下由 AI 协作成稿,并经作者审定(前言第十节也说过一次)。
一本问「谁在执笔」的书,自己就是用这种方式写出来的。这不是巧合,也不必回避:它正好是本编要讨论的那件事的一个样本。读者在读这一编的时候,手上拿着的就是一份人和机器一起写出来的东西——包括这一句。
一台会说话的机器,是怎么学会说话的?
粗略地说:它读了极大量的文字,学的是一段话后面,接着出现什么最合理。它不查证一件事是不是真的,它算的是:在这样的上下文里,接下来出现这句话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句话很关键,值得停一下。
它学的不是「世界是什么样的」,是「什么话在什么时候会被说出来」。
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头一次想清楚的人多半会愣一下。因为我们默认:一个能把事情说得头头是道的东西,一定是懂那件事的。这台机器把这个默认打破了——说得对和懂,是两件可以分开的事。
第 25 章讲过他那本方法书里的那个问题:
他研究的最小单位是「陈述」;他不问一句话是真是假,他问:在什么条件下,这句话能被说出来,而且被当回事?
把两句话并排放:
他问:什么话在什么条件下能被说出来。
机器算:什么话在什么上下文里最可能被说出来。
几乎是同一句话。
差别当然有,而且要说清楚:他问的「条件」是历史的、制度的——谁有资格说,在哪个机构里说,说了之后接着会发生什么;机器算的「上下文」是文本内部的。
可是形状是一样的:两边都不从「事实是什么」出发,都从「话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出发。
所以本书给它一个名字:一台知识考古学机器。它是他那套问法的一个工程实现——他用几十年在档案里做的事,它每秒钟都在做。
这个说法要守住分寸,不能滑成一句漂亮话。两件事要分清:
一、它不是在做考古学。考古学要问的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这句话能被说出来」,它只算「在这段文字后面这句话有多可能」。前者要历史,后者只要文本。
二、可是它做出来的东西,可以当考古学的材料用。因为它把「一类话最标准的样子」生成了出来——那正是一个时代的说法被固定下来的形状(下面第六节那个练习)。
这台机器证实了他的一半:话确实是有规矩的,而且这套规矩强到可以靠它生成出像模像样的话。
一台不懂世界的机器,光靠「什么话会跟着什么话」,就能写出通顺的文章、像样的建议、合格的报告。这件事本身就说明:我们说的话里,有很大一部分是被话的规矩生成的,不是被事实逼出来的。
这是对第 25 章那一章最有力的一次印证,印证得几乎让人不安。
同一台机器,也露出了他那套问法缺的东西。露出两样。
第一样:撞上现实的那一下。
机器不会被事实绊倒。一件事它没见过,它照样能说得很顺;说错了,它自己不知道。因为它那里没有一个「说了以后会怎样」的回路。
人不一样。一个人说一句话,说完要承担后果:被反驳,被证明错了,做出来发现不行。正是这个后果,逼着人改说法。
这套书说的路和回写,就在这里:说法要撞上现实,撞出来的东西回头改说法。
机器把「话怎样被组织」学到了极致,把「话被现实改动」这一段留空了。这正好是福柯那套问法缺的那一段。一个人和一台机器缺同一样东西,这件事本身值得记下来。
顺着这一条还可以说一句更狠的:今天的人也在变得越来越像它。
一个人如果只在说法里打转——转发,评论,用现成的词把一件事归类——而很少去做一件会被现实顶回来的事,那么他的说法也不会被改动。第 63 章那两种死法,落在个人身上是一样的。
被现实顶一下,是一个人还在长的证据。
第二样:那个说话的人。
在机器那里,说话的人是一个位置(第 25 章那个「主体位置」)——谁在说无所谓,重要的是这句话从什么位置上说出来。
这正是福柯的说法。可是第七编写过另一半:一个人说话,是有代价的(第 47 章说真话那一章)。他说一句得罪人的真话,要承担后果;他改口,要承认自己错过。
机器没有这一半。它不冒任何风险。所以它说出来的每一句,都不是「说真话」那个意义上的说话。
这一节要挡掉一个很容易的误会:不能因为它说得很像人,就说它在说话。
第 25 章那三步可以拿来量一量:
谁说才算数?——它没有位置。同一句话,从一个医生嘴里说出来和从它嘴里说出来,接住的人完全不同。(今天很多误会就出在这里:人们把它说的话当成了从某个位置上说出来的话。)
落在哪张纸上?——它不落在任何纸上。是用它的人把那段话放进了报告、放进了病历、放进了作业。责任是在那一刻产生的,不是在它生成的那一刻。
说了以后接着发生什么?——对它来说,什么也不发生。它不会被追究,不会尴尬,不会因为说错了而改变自己下一次怎么说。
三步走完,结论很清楚:它生成话,人说话。差别不在像不像,在有没有接下来那一段。
这一条今天有很实际的用处。凡是要紧的场合,都可以问一句:这句话后面有没有人站着?
一份诊断,一个判决,一封录用通知,一条给病人的建议——这些话之所以有分量,是因为后面站着一个要负责的人。如果后面没有人,那它只是一段很像那样的话。
三件很实在的事。
第一,它会把话的规矩加固。它学的是已经被说过的话,说出来的也是最像被说过的话。用得越多,说法越整齐(第 34 章那个词:加固型回写,这是它最大规模的一次)。
要对付它,不必反对它。只要留一处地方,说自己那句不够整齐的话——那个本子(第 44 章)。
第二,它把「什么算一句好话」的标准,交到了一套算法手里。从前是老师、编辑、行业里的规矩在定;现在多了一个每秒在替几亿人判断「这样说顺不顺」的东西。
第三,它让「谁在执笔」变成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这是第 72 章的题目。
这三件里,第一件最容易被忽略,也最深远。一个时代的说法本来是慢慢变的:一个新词要很多年才进词典,一种新说法要几代人才成为常识。现在,最标准的说法可以被无限量地生成出来,随时被复制、被参考、被学。
说法的变化速度,第一次快过了做法的变化速度。这件事会带来什么,本书不预言(本编编序那条纪律),只把它记下来。
这一章给三个很具体的用法。
一、把它当成一面镜子,照出那些「话的规矩」。
让它写一段年终总结、一封请假信、一份检讨。它写出来的,就是这一类话最标准的样子。看着那一段,你会第一次很清楚地看见:原来这类话是这样被规定的。
这是最便宜的一次知识考古学练习。
练完还可以再走一步:把它写的那一段,和你十年前写的同类东西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有些说法是这几年才有的,有些已经没人那样写了。一个时代的说法,就是这样一层一层换的(第 22 章那三块地层)——只是从前要翻几百年的书才看得出来,现在几分钟就能摆在眼前。
二、用它的时候,留住那一句不整齐的话。
一份材料让它起草,可以;但最要紧的那个判断——你到底想说什么——自己写,而且要写得不那么顺。顺的部分交给它,卡住的部分留给自己。
三、记住它不承担后果。
它给的建议不会为结果负责;它说错了,代价落在用的人身上。所以凡是要负责的事——一个判断,一次承诺,一份诊断,一个决定——最后那一下必须是人按下去的,而且这个人要知道自己在按什么。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让它写一段你最常写的那类话,然后在旁边写下一句「这一段里,哪一句不是我想说的」。
这个练习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版本:让它写完,你不改它,只在最后加一句你自己的话——那句它绝对写不出来的话(一件只有你知道的具体的事,一个只有你才有的判断)。
一份材料里,真正值钱的常常就是这样一句。
反过来也成立:如果一份材料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是它写不出来的,那它本来就不必由你来写。这不是坏事——这说明这件事该被简化,或者该被去掉(第 60 章那个练习)。
小账
谁在执笔:一台算「什么话接什么话」的机器;它没有立场,也不承担后果。
描红还是改字帖:规模空前的描红——它把已经被说过的话,描得更整齐;它自己不会改字帖,因为它撞不上现实。
带走的话:它学的不是世界是什么样,是什么话在什么时候会被说出来;顺的部分可以交给它,卡住的那一句要留给自己。
第 31 章讲过那座塔:中间一座塔,四周一圈囚室;塔里有没有人看不出来,于是每个人自己看住自己。
那一章末尾提过一句,这一章要讲完:
今天的塔不只看你,它还替你排选项。
老塔的做法是:让你知道自己可能正在被看。它的效果靠的是不确定——你不知道此刻塔里有没有人,所以你一直规矩。
新的这一套不必让你知道。它甚至更愿意你不知道。
它的做法是另一样:把你可能选的那些东西排一个顺序。
你打开一个应用,先看到的是它排在最前面的那几条。你搜索一个问题,先读到的是排在第一屏的那几个答案。你接一个活,是它派给你的;你的东西被多少人看见,是它定的权重。
没有人禁止你往下翻,可是九成的人不会翻。
这就是这一章要说的全部机关。老塔靠的是「你可能被看着」,新塔靠的是「别的东西你找不到」。两样都不用强迫,可是后一样连让人不舒服都省了。
这里还要分清两件常被混为一谈的事。
一件是它给你看什么。这一件被讨论得很多。
另一件是它替你决定了什么。这一件被讨论得少,可它更硬:一个骑手被派哪一单,一个店家的东西被排在第几页,一份申请被自动筛掉还是进到人工那一步,一个人能借到多少钱。
前一件影响的是你看见的世界,后一件影响的是你能做的事。遇到后一件,第 34 章那三样里的第二样最要紧:要有一条具体的条文,规定人有权要求一个解释、有权让一个人来复核。
第 39 章那个检验,在这里正好用上:看一件事有没有选择,不看有没有规定不许,看别的那条路好不好走。
把新旧两座塔并排看,有三处不同,每一处都很要紧。
第一,被看的感觉没有了。老塔让人紧张,新塔让人舒服——因为排在前面的,多半正是你会喜欢的。不舒服还能反抗,太舒服就很难(第 31 章那一句)。
第二,它不要求你合格,它顺着你。规训要把你练成某个样子(第 29 章),推荐不要求你变成谁,它只要你多待一会儿。这是一种更省力的管法:它不改造你,它只是让你更像你自己已经是的那个样子。
第三,它和你之间有一个回路,而且是很快的回路。你点了什么,它立刻调整;它调整了,你看到的又变了;你又点了什么……几天下来,你看到的世界已经和邻居的不一样了。
第 65 章讲过哈金那条回路,那一条要好几年转一圈;这一条一天转好多圈。
转得快,有一个别的后果:你很难看见自己是怎样被改的。一年变一点,人还能回想起来;一天变几次,变化混在日常里,回头看只会说「我最近就是喜欢看这些」。
全书的钥匙问到这里,变得很难回答。
一篇推给你的内容,是谁选的?
不是某一个编辑,也不是某一个老板。是一套算出来的顺序——而这套顺序,一部分是根据你自己过去的点击算出来的。
你既是被排的那个人,也是排序的材料。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加固型回写最新、也最快的一种形态。你每天的动作沉回去,让那套排序更准;排序更准,你的动作就更贴着它走。
第 39 章那句话在这里到了终点:连执笔的人都觉得那是自己在写。
按规矩,还公道。
这套东西给了人很多从前没有的东西:一个县城的孩子能看到最好的课;一个冷门手艺的人能找到全国的同行;一个人半夜不舒服,能查到该挂哪个科;一个卖东西的小店,不必有门面也能被人找到。
它降低了太多事情的门槛。这些好处是真的,不能因为要讲它的代价就假装看不见。
代价也是真的,而且和好处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它替你省掉了找的那一段,也就替你省掉了你本来会遇到的那些意外。一个人这一生读到的书、遇到的人、动过的念头,有很大一部分本来是偶然撞上的。撞的机会少了,人会更顺,也会更窄。
这一章要挡一个常见的说法,免得读者把它读成老生常谈。
常听到的说法是:算法让人只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于是越来越偏激。这个说法有一半对,可它把两件事混了。
一件是窄:你遇到的东西种类变少了。这一件几乎肯定在发生,而且不需要任何人有恶意——它是「把你会喜欢的排在前面」这件事的自然结果。
另一件是偏:你的看法变得更极端。这一件要复杂得多,研究上也有争论:有人发现确实如此,也有人发现一个人在网上遇到的不同意见其实比在现实生活里多。
本书只判前一件,不判后一件(第十一编编序那条纪律:不预言,只写看得见的做法)。
为什么这个分辨要紧?因为对付的办法不同。对付「偏」,人们想到的是辩论、是纠正、是看看对面在说什么;对付「窄」,要做的是另一件事——增加你遇到东西的渠道。下一节那四件,全是对付「窄」的。
这一章不给大道理,给四件很小的事。
一、隔一段时间,往下翻。看第三屏,第五页。不为找什么,只为知道它没排给你的是什么样子。
二、留一两个不排序的入口。一份自己整理的书单,几个固定读的作者,一个朋友推荐的清单。没有人替你排序的东西,今天是稀罕物。
三、找不同的人聊具体的事。最省事的破法不是技术,是人:和一个和你完全不同的人聊二十分钟,你会看到一堆算法不会推给你的东西。
四、动手做一件它推不出来的事。写一段自己的话,做一件没有回报的事,学一样没人问你为什么学的东西。你做的事,它学不到;它学到的,是你看的东西。
这四件里,第二件最容易被忽略,也最管用。一个人如果所有的入口都是被排序过的,他遇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和他相似的人也喜欢的」。留一两个不排序的入口,等于给自己留了几条还会撞上意外的路。
这一章的练习和别章不同,要做一次很具体的观察。
这一周,记一件事:今天你看到的东西里,有哪一件是你自己找的?
不是被推给你的,不是朋友转的,不是热搜上的,是你想到一个问题、自己去找、翻了几页找到的。
多数人记一周,能记下的不超过三五件。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一份诊断书,比任何理论都直接。
记完之后,把它当成一个可以调的数:这个月三件,下个月能不能五件。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想一个你最近好奇的问题,不问任何推荐,自己找,翻到第三页。
小账
谁在执笔:一套排序;材料是你自己过去的动作。
描红还是改字帖:最快的一种加固型回写——你每天喂它,它每天更贴着你,这张字帖一天描好几遍。
带走的话:新塔不看你,它替你排好选项;它学到的是你看的东西,学不到你做的事。
第 5 章说过,福柯刚成名不久就写过一篇短文,问了一个当时看起来很怪的问题:
一本书封面上的那个名字,到底是什么?
他的回答,第 25 章讲过:那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它是一种功能——它把一堆文字捆在一起,决定哪些算是「他的」,决定人们怎样读、怎样引、怎样归类;它还决定了谁要为这些文字负责。
他还指出一件很细的事:不是所有写下来的东西都有「作者」。一张购物清单、一份合同、一封普通的信,都没有人追问「这是谁写的、他的风格如何」。只有某一类文字,才配得上一个作者。
这个问题今天不怪了。它成了每个人的问题。
一份报告,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一起做出来的。
一篇文章,是一个人起的意、机器起的草、几个人改的。
一份诊断,是一个医生看的,加上一套系统给的提示。
一份作业,是一个学生写的,中间问过机器几句。
这些东西上面,该署谁的名字?
更要紧的是下一问:出了事,谁负责?
本书在这里要做一件很实用的事:把常常被混在一起的三件事分开。
第一件:谁做的(生产)。这一段文字是谁写出来的。今天的答案常常是「几方一起」。
第二件:谁认的(认领)。谁在上面署名,谁说「这是我的东西」。
第三件:谁担的(责任)。出了问题,谁被追究。
从前这三件是合一的:谁写的,谁署名,谁负责。今天它们分开了,而且是很彻底的分开。
三件事一分开,麻烦就来了:一个人可以认领一样他没做的东西;一样东西可以没有人认领;一个人可以担一份他其实没参与的责任。
第三种最不公平,也最常见:一份材料是几方一起做的,出了问题,被追究的是最下面那个签字的人。责任沿着链条往下滑,署名却常常往上走。
在生产这一件上,本书不做规定——各行有各行的做法,而且还在变。
在后两件上,本书有一个很硬的主张:
认领和责任必须合一。谁署名,谁负责。
这条规矩不新,它就是老规矩;只是今天要重新说一次,因为它正在被稀释。
为什么要合一?因为责任是那件把话变成「说话」的东西。第 70 章那一节说过:机器生成话,人说话;差别在于有没有接下来那一段。署名,就是一个人把「接下来那一段」接到自己身上。
这一条落到实处,是三句很简单的话:
一、一样东西交出去之前,自己从头读一遍。读不完的东西,不要署名。
二、署名的人要能回答关于它的任何一个问题。答不上来的地方,说明那一段还不是你的。
三、用了什么,说清楚。这不是谦虚,是让别人知道该怎样核对。
第三条在不同行当里分寸不同:写一篇学术文章和写一份工作简报,交代的细致程度不一样。可是有一条是共同的:别人要能据此判断该怎样核对你这份东西。这就是标准,不多也不少。
按第十一编编序那句话,这本书也要照这条规矩交代自己。
这本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作者给出;文字在作者的指令下由 AI 协作成稿,并经作者审定。出版信息页上写着这一句,前言第十节说了一次,这里是第三次。
按上一节那三条量一量:从头读过——是的;能回答关于它的问题——这是作者要承担的;用了什么说清楚了——就是这一句。
一本问「谁在执笔」的书,只能用这种办法交代自己。读者当然可以不满意;那也正是这本书希望的:这件事该被追问,包括追问这本书。
这一章还要记一件让人意外的事。
第 44 章那个本子——古人抄句子、抄别人的话、抄读到的东西,抄进去、反复读、慢慢变成自己的。
那个本子里的话,有多少是他自己的?几乎没有一句是。可是那个人不是抄书匠:他用别人的材料,做成了自己。
福柯写那篇讲自我书写的短文时,讲的正是这件事。他没有想过今天的情形,可是他描述的那个动作,和今天一个人用机器写东西的动作,形状惊人地像:
材料是别人的,挑选是自己的,用法是自己的,最后长成的那个人是自己的。
区别只在一处,也是最要紧的一处:古人抄进去的东西,要在自己身上过一遍——读,用,改,在生活里试。今天最省事的用法是不过这一遍:生成,复制,交出去。
过不过这一遍,决定了它是一次自我书写,还是一次代笔。
这个分别在日子里有一个很土的检验:过了一遍的东西,你能在饭桌上用自己的话讲出来;没过那一遍的,你只能把它读给别人听。
这也是给学生和年轻人的一条很实在的建议:不管用什么工具做完一件事,最后花五分钟,合上屏幕,把它讲一遍。讲不下去的地方,就是你还没有过那一遍的地方。
这一章前面讲的是「谁来认领」,还有一类东西更麻烦:没有人认领,也没有人能被追究。
一份材料由系统自动生成、自动发出;一次申请被自动驳回;一条内容被自动下架;一个分数被自动算出。你想问一句「这是谁决定的」,找不到人。
这不是新事。第 32 章说过:很多让人不舒服的安排,背后没有作者——它是许多按理办事的人合起来的结果。新的地方在于,现在连那些按理办事的人也可以被省掉。
本书在这里只给一条很朴素的主张,而且它已经在一些地方成了条文:
凡是对一个人有实质影响的决定,都要有一个可以被追问的人。
不是说不能用机器来做,是说被影响的人要能找到一个人问一句为什么、要一次复核。
这一条落到普通人手上,是一句很具体的话:遇到一个自动做出的、对你影响很大的决定,先问「我可以要求人工复核吗」。很多时候这条路是有的,只是没人告诉你。
问的时候有一个小窍门:把事情写成一段可以被转述的话。时间,编号,发生了什么,你要求什么。接电话的人常常没有权限,可是一段清楚的话可以被他转上去;一通带着情绪的电话转不上去。
这也是第 34 章那三样里的第二样在个人身上的样子:把委屈写成一条具体的要求。
这一章给三样可以立刻用的东西。
一、给自己定一条署名规矩。一样东西交出去之前,至少自己从头读一遍,并且改掉三处。改不动三处,说明你还没进去。
二、在家里和班里,把认领这件事教清楚。孩子用工具做作业,这件事今天挡不住,也不必全挡。要教的是那条规矩:你可以用,但交上去的东西你要能讲清楚每一句。老师可以随口问一句「这一段你为什么这样写」——问得出来,这份作业就是他的。
三、留一处完全是自己的写作。第 44 章那个本子。那里不追求通顺,不给人看,也不必写得像样。一个人总要有一处地方,写下的每一句都确实是自己的。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拿一份你最近交出去的东西,找出里面哪一句是只有你能写的。如果找不出,下一份里加一句。
小账
谁在执笔:今天多半是几方一起;可是署名和责任,只能落在一个人身上。
描红还是改字帖:用什么工具都不决定这一件;决定它的是那一遍——有没有在自己身上过一遍。
带走的话:谁署名,谁负责;一样东西交出去之前,自己读一遍、改三处、能讲清楚每一句。
第十一编到这里收尾。回到前言那句话:
「人」会被抹去,就像海边沙滩上画的一张脸。
前言说过:福柯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它是一句预言;将近六十年后,潮水真的来了——而且这一次,潮水会说话。
这一章把这件事说完。
前面几章已经把它的样子写了出来:
它学的是「什么话在什么时候会被说出来」(第 70 章)。
它不看着你,它替你排好选项(第 71 章)。
它把「谁写的、谁认的、谁担的」这三件事拆开了(第 72 章)。
三件合起来,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一片会说话、会排序、不承担后果的土。
这片土和从前的土不一样。从前的土是硬的:墙,钟点,档案,考卷。它们不说话,也不回应你。这一片会回应:你说一句,它接一句;你点一下,它调一次。
第一次,土会说话了。
这件事对全书的几个词都有影响。从前「土」是不回应的:一张作息表不会因为你今天累而改一格。现在这片土会回应,而且回应得很快、很贴心。
一片会回应的土,比一片不回应的土难对付得多——因为它让人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在一片土里。
判词的后半句是:不许这张脸回头改一改沙滩。
今天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这张脸的每一个动作,都被沙滩记下来了。
你看什么、停多久、点了哪一条,全都回到那片土里,改动着它下一次给你的东西。
从字面上看,这就是回写:长出来的东西沉回土里,改了土。
可是请用第 34 章那对词量一量:这是加固型的,还是改写型的?
答案很清楚:加固型。你的动作确实改动了它,可是改动的方向是让它更贴着你、更留得住你。这套安排本身——什么被排在前面、按什么算、谁定的这套算法——你一处也动不了。
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描红:几亿人每天用自己的动作,把同一张字帖描得更清楚。
按全书的规矩,指出缺口就要说补法。这一章给三处,都是已经在发生的事,不是设想。
第一处:设置里的那几个开关。关掉个性化推荐,清空兴趣标签,选择按时间排序而不是按推荐排序——这些开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多半是被人一条一条要出来的(第 68 章末尾那一段)。用它们,也是在证明它们值得存在。
第二处:规则上的那几条。这些年,几个地方陆续出现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合成的内容要标出来,推荐可以关掉,算法要有说明。这些条文离完善还很远,可它们是第 34 章那三样里的第二样——具体的条文。
第三处:一个人自己的那一处。第 44 章那个本子,第 71 章那四件小事,第 72 章那条署名规矩。这一处最小,也最靠得住,因为它不需要等任何人。
三处合起来是本书的回答:在会说话的潮水面前,那张脸能做的还是那三样——一个口子,一条具体的条文,一次被记下来。只是这一次,第一样和第二样变得更难,因为对面没有一个可以递话的人。
难,不等于没有。这几年真正推动那几条规则出现的,多半不是某一个大人物,是一批把具体的事说清楚的人:把一次算法误判的经过完整写出来的人,把一份被自动拒绝的申请贴出来的人,把一个数字标注工人的一天记录下来的人。
还是第 66 章那句话:具体的事最难被驳倒,也最容易被别人拿去用。
本系列的一百三十年卷,讲一百三十年里哲学怎样从「发现」松动到「发生」。那一卷的结尾说:松动到最后,轮到了「正在想问题的我」。
这一编要给那条线接一句:
现在,那个正在想问题的我,身边多了一台会说话的东西。
从前一个人想问题,是自己想,或者和另一个人想。现在很多人想问题的时候,中间多了一步:问一下它。
这一步不必反对,它确实有用。要看清的只是形状:它给的是最像被说过的那句话(第 70 章)。所以它最擅长的,是把你已经在想的东西说得更整齐;它最不擅长的,是你还没想清楚、正在卡住的那一处。
而人真正长东西的地方,恰恰是卡住的那一处。
为什么?因为卡住的那一处,正是你现有的说法不够用的地方(第 63 章那句:一套说法真正的改动,多半是从一件解释不掉的事开始的)。一句现成的漂亮话把那个卡口填上,人会觉得舒服,那一处却再也长不出东西了。
所以本书给的做法不是「不要用」,是顺序:先自己卡一会儿,把卡在哪里说清楚,再去问。带着一个具体的卡口去问,得到的东西完全不同。
所以这一编给出的最后一条做法,也是最简单的一条:
顺的部分可以交出去,卡住的那一句留给自己。
这句话第 70 章说过一次,这里是第二次,也是全书对「AI 时代怎么办」的全部回答。
按本书的规矩,不替死人说话。福柯一九八四年就去世了,他没有见过这些。
可是有两件事可以说得比较有把握。
第一,他大概不会惊慌。他一辈子的工作就是查一样新东西是怎样被造出来的、造出了什么样的人。他多半会去查:这套东西是在哪几年、哪些实验室、哪些公司里长出来的?它的钱从哪里来?它的标注工作是谁在做,在哪个国家,一天多少钱?这些问题今天还很少有人耐心去查——那正是他会做的活。
第二,他大概会问「什么算一句好话」。第 25 章那一问:谁说才算数,落在哪张纸上,接着会发生什么。今天这一问要加一句:当一个人的话和一台机器的话摆在一起,什么算数?
这两问,本书也答不了,只能记下来。第 63 章说过:一本书不能宣布自己已经完成。
第十一编讲完,可以把这套书那三样东西在今天的位置重新摆一次。这是全书最后一次摆它们。
土:从前是硬的(墙、钟点、档案),后来加上了软的(说法、口径),现在多了一层会回应的(排序、生成、推荐)。土第一次会说话,而且说得比你快。
路:一个人怎样一步步长出来,这条路现在有一段被外包了出去:卡住的时候不必自己走,可以问。路可以被省掉一段——这是从前没有过的事。
形状:一个人显出来的样子,现在有一部分是和机器一起做出来的:他写的东西,他的判断,他做的方案。
回写:两个方向都变快了。你每天的动作沉回那片土里(加固型,第 73 章第三节);而改动那套安排的那条路,还是老样子——需要口子、条文和记录,一样也没少。
四样合起来,是这一编的总账:土变快了,路可以被省,形状是合做的,回写还是那三样。
快的那几样都不需要你操心,慢的那一样才需要。
这一编的最后一个练习,是一个很朴素的检查。
这一个月里,你有没有一次,因为一件事而改变了想法?
不是被说服(那常常只是换了一个说法),是遇上了一件顶回来的事:做了发现不行,说了被人指出错,试了结果不一样。
如果有,记下来那是什么事。那一次,就是你身上还在长的证据(第 63 章)。
如果一个月里一次也没有,那不一定是坏事,可它值得留意:一个人如果只在说法里打转,说法会越来越顺,人会越来越硬。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这个月做一件你没把握的小事,而且是那种会很快看到结果的事。
小账
谁在执笔:一片会说话的土;几亿人每天喂它,它每天回应几亿人。
描红还是改字帖:史上最大规模的描红;改字帖的三处都在,只是第一样和第二样比从前难。
带走的话:这一次的潮水会说话;顺的部分可以交出去,卡住的那一句留给自己。
编序
本编三章,是这本书的落脚处。
前面十一编在拆。拆一个人拆了几十万字,如果到这里就结束,这本书自己就犯了第 63 章说的那两种死法:又给中文世界添了几个好用的诊断词(第 69 章)。
所以本编换一种写法:不讲道理,只列做法。
三章分别落在三处:教育(第 74 章),健康(第 75 章),事业(第 76 章)。三章的结构一样:
先摆出这一处最常见的几个困局;
用全书的工具把它拆开(三个位置,三问,描红与改字帖);
给出可以照做的清单,从最小的一格开始(第 60 章那条四格路:自己—两个人—小集体—规则)。
本编三章都比前面各章长得多(各十九节):因为它们是清单,不是论述。全书别处每章六到九节,本编是有意的例外。
有三条纪律,写在前面:
一、只讲够得着的。本编不谈应该怎样改革一个行业。每一条做法,都要是一个普通人这个月做得到的。
二、不保证结果。多数笔画会被潮水抹掉(第 56 章)。本编给的是下笔的地方,不是成功的许诺。
这一条要说得再明白一点。本编所有的做法,都是第 60 章那条四格路上前三格的事:自己,两个人,小集体。第四格(写进规则)偶尔会碰到,但本书不假装一个普通人能轻易走到那里。
能做的事很小,可是「很小」和「没有」是两种东西。
三、健康那一章只讲理解、沟通和习惯,不涉及任何诊疗、用药或饮食的建议。这条纪律全书一直在守,那一章要特别说明。
导论从一个孩子学写字开始:小禾,六岁,一本印着淡红色字的本子,一拳一尺一寸,沿着红线描,不许出线。
七十多章之后,回到这个本子。
这一章要问的不是「描红好不好」。第 29 章已经说过:练是必要的,字要一笔一笔写熟。这一章问的是另一件事:
在这个孩子的十几年里,有没有一处,他能回头改一改那本字帖?
先把话说在前面:本章说的每一件事,都不假定你能改变学校、考纲或者制度。那些事很重要,可它们不是一个普通家长、一个普通老师今天能动的。
五个困局,几乎每个家庭都碰得到:
一、只剩一把尺子。分数。别的都变成了「跟分数没关系的事」。
二、身份代替了行为。「他就是粗心」「他不是读书的料」「他内向」。(第 36、65 章。)
三、一天全被排满。没有一段不必交代的时间。(第 28 章。)
四、看着变成了盯着。陪写作业变成随时查岗。(第 31 章。)
五、说了没人接。孩子说不想学某样东西,家长的第一反应是反驳;老师说这个安排不合理,也没有地方递。(第 25 章。)
五个困局有一个共同点,值得先指出来:它们都不是谁的恶意。
那把唯一的尺子是几代人做出来的(第 30 章);那句「他就是粗心」多半出于关心;把一天排满,是因为怕他落下;盯着写作业,是因为不盯他就不写;不接他那句话,是因为大人自己也在被推着走。
没有坏人,也会有结果。(第 32 章那句话。)所以后面那些做法,一条也不是用来指责谁的;它们只是在一套谁也没设计过的安排里,找那几处还能动的地方。
这五个,正好对应全书的五处工具。下面一条一条给做法。
在给做法之前,先用第 57 章那三个位置,把最常见的一件事拆开看,好让后面的做法有个来历。
事情:孩子这学期成绩掉了一截。
一号位(那儿有个东西):具体是什么掉了?哪几科,哪几类题,从哪一次考试开始的?
多数家庭只在这一格里使劲:补课,刷题,加作业。这一格该使劲,可是只在这一格使劲,力气很容易白花——因为你补的可能不是卡住的那一处。
二号位(有个过程正在发生):他这学期的一天是怎么过的?几点睡,作业做到几点,哪一段最赶?听课的时候从哪里开始跟不上?
这一格问出来的东西最实用,因为它几乎总能指出一两处可以改的安排:睡得太晚,某一科的作业方式不对,课间十分钟被占了。
三号位(我在这片场里的位置):在班里,他是什么位置?老师这学期叫过他几次?他和谁一起走路回家?他是不是已经把自己归进了「跟不上的那几个」?
这一格最少被问,也最常是真正塌下去的地方(第 41、57 章)。一个孩子一旦在心里把自己归进了某一档,前两格再使劲也很难起来。
三格拆完,后面那些做法就好懂了:第二把尺子是动三号位的(他不是只有那个数字),把身份翻回行为是动三号位的,留白和不盯是动二号位的,登记面是给他一个能在三号位上说话的地方。
顺便说一句这三格的用法边界:它不是用来代替看病的。如果一个孩子的状态明显不对劲——长时间吃不下睡不着,不肯出门,说一些让你不安的话——那不是这三格能处理的事,该找专业的人。这本书讲的是日常的安排,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诊断。
困局:只剩分数一把尺子,量不出来的事就等于不存在(第 30 章)。
做法(家里,今晚就能做):
准备一张纸,或者手机里一个固定的备忘录。每月最后一天,写一条:这个月他做成了一件什么事,是任何一张成绩单上看不出来的。
要具体。不写「变懂事了」,写「这个月他自己把闹钟提前了十分钟,因为不想再跑着上学」。
这张纸就是第二把尺子(第 30 章)。它有三个用处:
年底一起看,孩子会第一次看见「原来我这一年长了这些」;
家长自己会发现,很多真正要紧的事,考试量不出来;
最要紧的一条:当分数不好的时候,家里还有一样东西可以说,而不是只剩下沉默和责备。
做法(老师,一学期做得完):
期末评语里,除了那几句套话,写一行只属于这个孩子的具体事:「这学期他主动帮同学讲过三次题」「他那次关于水的小实验做得很认真,失败了两次没有放弃」。
一行就够。一个班五十人,五十行,一个下午写得完。
这一行有多重,写过的老师都知道:很多人一辈子记得老师写过的一句话。
常见的两个问题:
「孩子不在乎这些,他只看分数。」头两个月多半是这样,因为他还没见过这张纸有什么用。第一次真正起作用,通常是在一次考砸之后:分数很难看,而那张纸上有八条具体的事。那一刻他会第一次知道,自己这一年不是只有那个数字。
「会不会变成自我安慰?」不会,只要守住一条:写具体的事,不写评价。「他很努力」是评价,「他这个月每天早上提前十分钟出门」是事。前一种是安慰,后一种是记录。
还可以再加一个小动作:让孩子自己写一条。每月最后一天,他写一条自己觉得做成的事,家长写一条。两条并排。半年后一起翻,你会发现他在乎的和你在乎的常常不是同一件——这本身就是一份很珍贵的材料。
困局:一句话把一个孩子定了型,然后所有人的做法开始印证它(第 65 章那条回路)。
做法:先在自己嘴上改,再在纸上改。
| 常见的说法(身份) | 换成这样说(行为) |
|---|---|
| 这孩子粗心 | 这次的口算错了四道,都是进位的地方 |
| 他不爱读书 | 他不看老师指定的那几本,喜欢看讲动物的 |
| 他内向 | 人多的时候他不说话,两三个人时候说得很多 |
| 他没有时间观念 | 这周有三天早上迟了,都是前一晚睡得晚 |
| 他抗压能力差 | 那次考砸以后,他三天没提这门课 |
右边那一栏有一个共同点:每一句后面都能接着问一句。进位的地方错,那就练进位;前一晚睡得晚,那就看睡得晚的原因。
左边那一栏接不了任何话,因为它已经把答案说完了。
特别要在有记录的地方守这条规矩。写进评语、写进家校本、发在群里的那句话,会跟着孩子走很久(第 32 章)。口头说说的话会散,写下来的话会长住。
怎样在别人面前守这条规矩?
最难的场合是家长会后和老师的那几分钟,还有亲戚在场的饭桌上。老师说「他这孩子有点粗心」,多数家长的回答是「是啊是啊,他一直这样」。这一句顺口的附和,等于把那个身份又钉了一次。
可以换一句,很简单,也不得罪人:「他哪一类题错得多?」
这一句做了三件事:把话题从身份拉回行为;让老师给出更有用的信息;也让老师知道,这位家长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听评语的。
在家里也一样。孩子自己说「我就是笨」,最没用的回答是「你不笨」。可以说:「这道题你卡在哪一步?」——不否认他的感受,只把话题挪回可以动的地方。
困局:一天全被排满,连路上的十五分钟都在听单词(第 29 章)。
做法:每天留一段不必交代的时间。
关键在「不必交代」这四个字。第 28 章那一节说过:很多家长留出了时间,又在饭桌上问一句「刚才那一小时你干什么了」——问完,那一小时就不再是空白。
具体怎么做:
定时长。从四十分钟开始,写在作息表上,让它和别的事一样正式。
定规矩,只有一条:这段时间不问、不查、不评价。
自己也留一段。大人如果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交代(给公司交代,给家人交代,给群里交代),他很难相信孩子需要一段空白。
为什么这件事这么要紧?因为第 46 章那句话:一个人要能对自己动手,得先有一块没有人要求他交代的地方。全被排满的一天,等于没有可以下笔的地方。
几个常见的顾虑,逐条回答:
「他会拿去打游戏。」多半会,尤其是头几周——因为那是他最熟的解闷方式。这里有一个分寸:时长可以商量,「不交代」不能商量。如果商量的结果是「这四十分钟不能玩游戏」,那也行,说清楚;但不要事后追问「你刚才到底在干什么」。
「时间这么紧,哪有四十分钟。」那就二十分钟。这件事的要点不在长短,在于有没有一段时间是不必交代的。二十分钟和零,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他说他不知道要干什么。」这是最常见的,也最值得留意。一个从小每一段时间都被安排的孩子,第一次拿到空白时会发慌。发慌是正常的,它说明这段空白是真的。头几次可以陪着,什么也不做;一个月以后,他会自己找到事情做。
困局:陪写作业变成了随时可能被查——家里装了一座塔(第 31 章)。
做法:三件小事。
一、给塔一个开关,而且说出来。「我一周看两次,周三和周五看作业本,别的时间不看。」说清楚看什么、什么时候看。看得见的看,比看不见的看,轻得多。
二、陪的时候真的陪。在旁边做自己的事(看书,写东西,也别刷手机),不评价,不纠正,遇到他抬头问再答。第 31 章那个分辨:有人陪着的时候,孩子会抬头说话;随时可能被查的时候,孩子会先看一眼门口。
三、把纠错留到最后。很多家长边写边纠,孩子写一笔看一眼大人的脸。改成写完再一起看,中间不出声。这一改不花钱,也不花时间,可它把一件事从被监视变回了自己做。
这三件事里,第一件最难开口。很多家长觉得说出「我一周只看两次」等于放弃了责任。其实正相反:说清楚了,剩下的时间两边都轻松了。孩子不必时时防着,家长也不必时时盯着——第 31 章说过:很多家长自己也被那座塔压着,觉得不随时看就是失职。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塔可以用来托。同样是看,可以看「他哪里卡住了」,也可以看「他哪里做得好」。一个只在孩子出错时才出现的大人,和一个也会在他做对时说一句的大人,孩子对待他们的方式完全不同。
具体的做法:每次看作业,先说一处具体的好,再说一处具体的问题。顺序不能反——反过来,前面那句好话就成了铺垫,孩子只会等着听「但是」。
困局:孩子和学生说了,没有人接;提了,不知道有没有用(第 25、60 章)。
这一件最难,也最值得做,因为它是第 60 章那个词的家庭版。登记面三件:收,改,记。
家里的做法(十分钟一次):
在冰箱上贴一张纸,或者在家里的群里置顶一条:这一周,你最想改家里的哪一条?
每周或每两周,全家花十分钟看一次。三条规矩:
收:每个人可以写一条,小孩也可以。
改:每次真的改一条——哪怕很小(周五晚上不检查作业,周日早上不叫起床,吃饭时手机放篮子里)。
记:改了什么,写在旁边,注上日期。
半年下来,那张纸会变成一份记录:这个家这半年改了八条,其中三条是孩子提的。
这件事对孩子的分量,比那八条本身大得多。他会知道:我说的话,在这个家里是可以改动一些东西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里第一次「改字帖」的经验,而且它是在家里发生的。
头三次多半会失败,写出来免得你以为是自己做错了:
第一次,没有人写。孩子不相信这是真的,大人也不好意思写。这时候家长先写一条,而且要写一条对自己不利的:「我想改的是:我这个月晚上老看手机,吃饭的时候也看。」——一条对自己不利的,比十句「你们随便提」更能说明这张纸是真的。
第二次,孩子写了一条很夸张的。「我想改的是:以后不写作业。」不要笑,也不要训。可以认真地问一句:作业里哪一样最没用?多半会得到一个很具体的答案(抄写太多,某一科的打卡,某一样重复三遍的东西)。夸张的要求底下,常常有一个很准的具体判断。
第三次,改了以后又回去了。这很正常,改动会被日子磨掉(第 34 章那三样里的第三样就是为这个准备的)。所以要记下来,而且每次翻一眼:上次改的那条,这半个月做到了吗?
三次之后,这件事才开始是真的。
还有一个很小、也很要紧的细节:这张纸上写的要是「家里的一条」,不是「某个人的毛病」。
「我想改的是:爸爸别老看手机」——这是说人。可以顺手帮孩子改成一条规矩:「吃饭时手机放篮子里,所有人。」
改规矩,不改人。这一条是这本书从第 32 章讲到现在的同一件事:把身份翻回行为,把对人的意见翻成一条对事的约定。
班里的做法(一学期做得完):
学期初的班规最后加一条:这些规矩期中和期末各看一次,每人可以提一条修改意见,采纳哪一条由全班商量。
期中那次真的改一条,并且在班会上说清楚:这一条是谁提的,为什么采纳。
「是谁提的」这四个字最要紧(第 31 章:改动一旦成功,往往抹掉了改动者的名字)。说出来,别的孩子才知道这条路是通的。
老师最常担心的两件事,也写在这里:
「会不会乱套?」几乎不会,只要说清一条边界:有些事可以商量(作业的形式、值日的排法、课堂的某些规矩),有些事不能(安全、考试纪律、别人的权利)。边界说清楚了,商量的部分反而好办。孩子最受不了的不是有规矩,是不知道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
「提了我改不了怎么办?」照实说。「这一条我改不了,因为它是学校统一定的;我能做的是这一小处。」——说清楚哪一条改不了,和真的改一条同样重要。它教给孩子一件很实在的事:有些字帖能改一角,有些暂时改不了;而分得清这两样,本身就是一种本事。
很多家长最难的不是在家里做什么,是怎样和学校说话。这一节给五条,全部来自前面几编的工具。
一、用事,不用词。(第 69 章。)
不说「作业太多了」,说「昨天数学作业他写到十点二十,其中抄写用了四十分钟」。前一句是抱怨,后一句是材料。老师面对抱怨只能安抚,面对材料才能处理。
二、带上孩子自己的一句原话。(第 52 章。)
「他自己说,从换了座位以后就听不清。」——这一句常常比家长的十句分析管用,因为它把事情从「家长觉得」变成了「孩子说」。
三、提一条具体的、能被回答的建议。(第 34 章第二样。)
不说「希望老师多关注他」,说「能不能这周有一次课上叫他回答一个他会的问题」。一条能在一周内被做完的建议,被采纳的概率高得多。
四、把老师的处境算进去。(第 58 章:让托的人也被托。)
一个班五十人,老师自己也在被考核、被排名、被检查。凡是需要她额外花很多时间的请求,多半落空——不是她不肯。所以提请求之前先问一句:这件事她要多花多少时间?能不能换一个几乎不占时间的做法?
五、事后回一句。(第 62 章:签收。)
老师照你说的做了,过两周回一句:「上周他被叫起来答对了一次,回来高兴了一晚上。」
这一句话的分量,很多家长低估了。它让老师知道这件事有用;有用的事,她下次还会做,而且会用在别的孩子身上。这是一个家长能做到的、最小也最有效的一次改字帖。
上面几条对家长和老师都能用。这里再给四件只有老师做得到的。
一、把座位轮起来。(第 21、68 章。)位置是一种不用开口的评价:一个总坐在角落的孩子,不需要任何人说他不行。轮一次,不花一分钱。
二、提问的名单轮起来。很多老师会不自觉地总叫那几个。可以准备一张名单,划掉叫过的,一轮一轮走。一学期下来,有些孩子会第一次被听见。
三、期末评语写具体的一行。(第三节说过。)
四、每月问一次:这个月哪一样作业最没用?然后真的去掉一样。(第 60 章。)去掉之后要说:这是谁提的。
四件事有一个共同点:都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它们全在一个普通老师自己能做主的范围里。
还可以加第五件,给愿意多走一步的老师:每学期做一次「一句原话」的记录。(第 52 章。)
期末找一次机会,问每个孩子一句:这学期你最想让我知道的一件事是什么?让他自己写一句,不署名也行。
五十句话看下来,你会知道很多平时看不见的事:谁听不清,谁家里出了事,谁其实一直想被叫起来回答问题。
这五十句话不必处理,也处理不完。能做的是挑出一两件真的改一改——然后在班上说:这一条是有人提的,我改了。
这一节是今天绕不开的:孩子写作业时会问那台机器。挡不住,也不必全挡。这一节给一套分寸,接的是第 72 章那条规矩。
一、先分清两种用法。
查:不会的字,一道题的思路,一个概念的意思。这一种和查词典、问同学没有本质区别,用就是了。
代:让它把作文写出来、把题解写出来,抄上去交掉。这一种要挡,不是因为「不诚实」这顶帽子,是因为第 43 章那句话:这样学,是搬运,不是改变。搬运一百次,人还是原来那个人。
二、给一条能执行的家规。
不要定「不许用」——定不住,而且会把孩子逼到偷偷用,那才是最坏的结果(他连问都不敢问了)。
可以定这一条:用了什么,说得出来;交上去的东西,每一句都能讲清楚。
这就是第 72 章那条规矩的孩子版:谁署名,谁负责。
三、一个很好用的检查。
孩子交作业前,家长或者老师随口问一句:「这一段你为什么这样写?」
答得出来,这份作业就是他的,不管他用没用工具。答不出来,那就再做一遍——不必上纲上线,只说一句:交出去的东西要能讲清楚。
四、把卡住的那一段留给自己。
第 70、73 章那句话,对孩子说得更简单一点:顺的地方可以问它,卡住的地方自己先想十分钟。
十分钟是一个很实在的数。多数孩子不是不会想,是一卡住就立刻去问——问了之后,那十分钟里本来会长出来的东西就没有了。
五、也让它做一件好事:当一面镜子。(第 70 章那个练习。)
让它写一篇同题作文,然后和孩子一起读,只问一个问题:「这一篇里,哪一句是你绝对不会写的?」
这个练习的效果常常出人意料。一个说不出自己文章好在哪里的孩子,往往能很快说出别人那一篇哪里不对——从「不会写」到「看得出不对」,是同一条路上的第一步。
很多家庭有一件事做反了:为了让孩子读书,把读书变成了另一套作业——规定页数,要求做笔记,读完要讲,还要打卡。
用这本书的话说:这是把一件本来在空白里长的东西,收进了描红本。
四条做法:
一、不问读到哪一页。(第六节那条:不必交代。)问了,那段时间就变成了要汇报的时间。
二、家里有书,而且放在顺手的地方。(第 68 章:物也在推。)书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和放在书房的柜子里,被翻开的次数完全不同。
三、大人自己读。这一条比任何劝说都有效,而且它属于第 58 章说的「托」:一个从没见过大人读书的孩子,很难相信读书是一件正常的事。
四、允许他读「没用的书」。闲书,漫画,一本翻了三页就放下的书。第 39 章那一节说过:一个孩子如果从来没有被允许做一件「没有用」的事,他长大后很难相信自己本身是有价值的。
也要说一句公道话:这四条不保证孩子爱上读书。有的孩子就是不爱读书,而爱别的(动手做东西,养小动物,画画,拆机器)。这本书的立场是:要紧的不是读书这件事本身,是他有没有一样东西,是他自己挑的、没有人打分的、可以一直做下去的。
这本书也希望被大一点的孩子读到。给三件他们自己能做的。
一、一个本子。(第 44 章。)不写日记,只抄能用的东西:一句让你定下来的话,一个你想试的做法,一次你处理得不错的事。一周三行。
二、睡前三句。今天哪一处做得好?哪一处本来可以更好?明天这一处怎么办?是校准,不是审判——第 44 章那个分辨:校准的人第二天有一件具体的事可做,审判的人第二天只剩下一种情绪。
三、把「我不行」换成一件具体的事。(第 57 章。)「我数学不行」→「这次是哪几道题错的?我从哪一步开始不确定?」一个具体的步骤是可以补的,一个身份不行。
第 60 章那条四格路,在教育上最容易卡在第二格和第三格。
第二格:两个人。
家里两个大人对孩子的看法常常不一样,而且吵不出结果(第 10 章那场架的家庭版:一个说他自己不努力,一个说环境就是这样)。
有一个很实用的做法:别争「该怎么教」,先各自写三件具体的事。
一个人写:这半年我最担心的三件具体的事。另一个人也写。写出来多半会发现,两个人担心的其实不是同一件事,而其中一两件是可以马上处理的。
还有一条:对孩子只保留一个口径。两个大人可以私下不一致,但对孩子说的时候要一致;否则孩子学到的不是道理,是怎样在两个大人之间找缝隙。
第三格:几个家庭。
这一格被严重低估了。三五个家长凑在一起,能做成一个人做不成的事:
一起问一句某项作业的必要性(三个家长问和一个家长问,分量完全不同);
轮流接送,省下的时间还给孩子;
约定一个共同的规矩(比如周末那个下午,几家的孩子一起玩,都不安排班)。
最有用的一条:几家一对,很多「别人家都在学」会露出真相。(第 67 章那一节。)多数家长的焦虑来自想象中的别人;真的坐下来对一遍,会发现别人家也在硬撑。
按全书的规矩,说限度。
这一章给的所有做法,加起来也改不了一张考卷、一条升学规则、一个区的政策。第 56 章那句话在这里同样成立:多半的笔画会被潮水抹掉。
可是有三样是这些做法真的能给的:
一、一个孩子在十几年里,有过被听见的经验。这一条会跟着他一辈子。
二、家里和班里,多了一两处「可以商量」的地方。第 33 章那把尺子:不要被冻住。
三、大人自己不那么累。一个不必时时刻刻盯着的人,比一个时时刻刻盯着的人,能多撑很多年。
还要说一句更硬的话,给那些做了很多却看不到效果的家长和老师:
这些做法不保证孩子考得更好。有的孩子会,有的不会。把它们当成提分的办法,多半会失望,而且会在失望之后更用力地盯着——那就回到了原处。
它们保证的是另一样:这十几年里,他不是只被写,他也写过几笔。这一样东西在成绩单上看不见,在他三十岁遇到一件为难的事情时会露出来。
把上面那些做法摆进一周,看看到底占多少时间。这张表不是标准,只是一个样本,说明这些事加起来并不多。
| 时候 | 做什么 | 大约多久 |
|---|---|---|
| 每天 | 留一段不必交代的时间(不问) | 二十到四十分钟(是还给他的,不是你花的) |
| 每天 | 看作业时先说一处具体的好 | 一分钟 |
| 每周一次 | 「这周你最想改家里的哪一条」+真改一条 | 十分钟 |
| 每周两次 | 固定的检查时间(说清楚,其余时间不查) | 各十五分钟 |
| 每月最后一天 | 写一条成绩单上看不出来的事 | 三分钟 |
| 随时 | 把身份换成行为(他就是……→ 这次他……) | 不花时间,只花一点自觉 |
全部加起来,一周不到一小时,而且其中一半是本来就在做的事(看作业、说话)。
这一点要专门说,因为多数家长最怕的是「又多一件事」。这些做法不是加上去的,是把已经在做的事换一种做法:同样是看作业,先说一处好;同样是说话,把身份换成行为;同样是安排时间,留一段不问。
难的不是时间,是那几处忍住不问、忍住不评价的地方。
也要说一句实话:这几处忍不住是正常的。多数家长会在某个晚上全忘了——孩子磨蹭,自己也累,于是问了、催了、说了重话。
这时候有一个很有用的做法,和第 44 章那个睡前三句是同一路:不自责,只校准。今天哪一处说重了?明天那一处换一句什么话?
一个会校准的家长,比一个从不出错的家长实际得多——后一种根本不存在。
第 53 章那三问,在家里用起来一点也不抽象。
一、有没有托?
这一年里,孩子有没有长出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不是分数,是别的:会做一顿饭,敢在陌生人面前说话,能一个人坐火车,把一件事坚持了半年。
如果一年下来一样也说不出,那这一年的推太多、托太少。(第 58 章那五条托的做法,都可以直接用在家里:一段不被记录的时间,一次可以重来的机会,具体的肯定,一个接住话的位置,还有——让托的人也被托。)
最后那一条对中国家庭尤其要紧:托孩子的那个人,自己被谁托着?
多数家里,有一个人承担了几乎全部的操心:接送,作业,家长群,报班,生病。她自己常常没有一个人可以托她。撑到某一天撑不住了,家里的一切做法会一起变形——耐心没有了,等三分钟的事做不到了,说话的语气也硬了。
这不是修养问题,是安排问题。(第 58 章那句话:善心会累,安排不会。)所以这一章的最后一件事,是给那个人的:这一周,把一件她一直在做的事,换一个人做一次。
二、能不能反过来?
这一年里,家里有没有哪一条是因为孩子说了而改的?一条也没有,就是第 33 章说的冻住。
三、有没有出口?
他想放弃一样东西的时候(一门兴趣班,一个比赛,一个班干部的位置),退得出去吗?代价是什么?
第三问最容易被忽略。很多家里的规矩是「开始了就不许放弃」,理由是「要有毅力」。毅力当然要练,可是一个从来不能退出的人,也学不会怎样认真地选择——反正选什么都一样退不出来,那就不必认真选。
一个折中的做法:约定一个退出的时点和条件。「这门课上完这一期,期末我们一起决定要不要继续。」有出口的坚持,比没有出口的坚持结实。
这一章的东西,压成一张可以贴在冰箱上的清单:
每月:写一条成绩单上看不出来的事(第二把尺子)。
每周:问一句「这周最想改家里的哪一条」,每次真改一条,记下来(登记面)。
每天:留一段不必交代的时间(不问)。
每次说话:把身份换成行为(他就是……→ 这次他……)。
每学期(老师):座位轮一次,提问名单轮一次,评语写一行具体的,去掉一样最没用的作业。
孩子自己:一个本子,睡前三句,把「我不行」换成一件具体的事。
清单之外,还有一条不写在清单上的:你自己也得有一处在改。
孩子看得比大人以为的清楚。一个天天要求孩子改的家长,如果自己这一年一处也没改过,那张贴在冰箱上的纸迟早会变成又一张考核表。
所以每月那条「成绩单上看不出来的事」,可以写两条:一条写他的,一条写你自己的。
如果这一章只能记住一件事,记这一件:
让他有一次「我说的话改动了什么」的经验。
一条家规因为他的一句话改了,一次作业因为他说了「这一段抄了三遍还是不会」而换了做法,一个座位因为他说「后面听不清」而挪了。
一次就够。因为一个有过这种经验的人,一辈子都知道字帖是可以改的;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人,长大以后会把所有的字帖都当成天生的。
这就是这本书从第一页写到这里,要交给一个孩子的全部东西。
也交给成年的读者一句:如果你小时候没有过这种经验,现在也来得及。
从第一格开始:一个本子,一段不必交代的时间,一次把「我不行」换成一件具体的事。然后是第二格:和一个人约定一件小事,由他说了算一次。
一个从来没被听见过的人,要先在一件小事上听见自己。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今晚问他一句「这周你最想改家里的哪一条」,然后,真的改一条。
小账
谁在执笔:字帖(考纲、作息表、评价表)还在别人手里;可是家里和班里那几处,笔在你手里。
描红还是改字帖:这一章给的每一件小事,都是为了让一个孩子在十几年里,至少有几次不是在描红。
带走的话:让他有一次「我说的话改动了什么」的经验——一次就够,因为有过这种经验的人,一辈子都知道字帖是可以改的。
这一章讲身体、看病和照顾人。开头要把纪律写死,而且不止一次:
本章只讲理解、沟通和习惯,不涉及任何诊疗、用药、饮食或锻炼强度的建议。
该看病就看病,该吃的药按医嘱吃,医生说的和这本书说的如果不一致,听医生的。这本书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给任何人具体的健康建议。
那么它能做什么?
它能做全书一直在做的那件事:把一套已经运转了两百年的做法拆开看,然后指出那几处普通人还能说话的地方。
也要先说一句公道话,这一章会反复说:今天的医学是人类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第 18、37 章都写过。)一个人半夜肚子疼能在几小时内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一个孩子能平安长到成年,靠的正是这套东西。
这一章不是来挑毛病的。它只做一件事:把那些这套办法照看不到的地方指出来,好让人在那几处自己补一句。
先把前面几编的工具摆出来,这一章都要用到:
医生的目光是被练出来的,那套办法有出生日期(第 18 章)。
「你哪里疼」和「你怎么了」是两种问法,后一种今天没有栏目(第 18 章)。
权力从「让你死」变成了「让你活」;指标会变成目标,平均值会变成应该(第 37 章)。
一种行为会变成一种身份(第 36 章)。
托不是态度,是安排;托的人也要被托(第 58 章)。
登记面:收,改,记(第 60 章)。
一、那张单子成了唯一的一把尺子。各项指标都正常,可人就是不舒服;或者某一项有个小箭头,从此心里压着一块石头。
二、一段经历变成了一个身份。从「我这半年睡不好」变成「我是一个睡眠不好的人」,从「我在做一个治疗」变成「我是一个病人」。
三、能说的话只剩几栏。诊室里三五分钟,只够回答「哪里疼」;那些真正要紧的事——这半年家里出了什么事,几点下班,一个人住还是有人照应——没有地方说。
四、照顾的人自己没人照顾。一个家里有人长期需要照料,多半是同一个人在扛;她的疲惫不进任何一张表。
五、说了没人接。老人说不想去那家医院,说了没人听;一个人说这个安排他做不到,也没有地方讲。
五个困局同样都不是谁的恶意(第 74 章那一段):单子是为了早发现,身份是顺口叫出来的,诊室的三五分钟是排队排出来的,照顾的人是自己顶上去的,不接那句话是因为大家都慌。
没有坏人,也会有结果。下面的做法,一条也不是用来怪谁的。
五个困局,和第 74 章那五个是同一副骨架。做法也是同一路。
和第 74 章一样,先用第 57 章那三个位置,把一件很常见的事拆开。
事情:一个人这半年总是没力气。
一号位(那儿有个东西):具体是什么?哪几件事做不动了(上楼,提东西,做饭)?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体检查了哪些项,结果怎么样?——这一格要交给医生,不是自己在网上找答案。
二号位(有个过程正在发生):这半年他的一天是怎么过的?几点睡,睡得沉不沉,吃饭规不规律,一天里有几个小时是坐着的?哪一段时间最难熬?
三号位(我在这片场里的位置):他在家里、在单位里的位置这半年变了吗?退休了?孩子走了?老伴病了?有没有一件事还是由他说了算的?有没有人一周里和他认真说过几句话?
三格拆完,有一件事会很清楚:这三格分别归不同的人管。
一号位归医生,这一章一个字也不碰。
二号位一半归医生(作息、活动量要听医嘱),一半归日子。
三号位几乎完全归家里和自己——而它常常是让人「没力气」的那一大半,同时也是最没有人过问的那一格。
这就是这一章的位置:不进一号位,不抢二号位,只在三号位上,把普通人能做的事说清楚。
困局:指标成了唯一的尺子(第 37 章)。
做法:每次体检、复查、看完病,除了那张单子,自己写三行。
写在哪里都行:一个本子,手机备忘录,家庭群里的一条置顶。要点只有一个:同一个地方,一直写下去。散在各处的记录等于没有记录。
第一行:这半年我的生活变了什么。(换了工作,搬了家,家里有人生病,孩子上学,值夜班。)
第二行:我的睡、吃、走路,和去年比怎么样。不写数字,写感觉:上楼是不是更喘了,早上起来是不是要缓很久。
第三行:这次我最想弄清楚的一件事是什么。
这三行有三个用处:
一、它是你的第二把尺子(第 30 章)。单子量的是指标,这三行记的是日子。两样都在,人就不会被一个数字整个盖住。
二、下次看病时,它是最有用的材料。第 18 章说过:门诊时间很短,「你怎么了」那一段没有栏目;你主动给出来,效率高得多。
三、它让你自己看见变化。很多事不是突然发生的,是半年里一点点变的;写三行,半年后回头一翻,就看得见。
一个很具体的场景:一位五十多岁的人每年体检,年年「基本正常」,可他这两年越来越懒得出门。指标上看不出任何东西。如果他每半年写那三行,翻到第三次会看见:第一次写「有时不想动」,第二次写「周末基本不出门」,第三次写「上个月一次也没下楼」。
这三行连起来,就是一句可以拿去问医生的话。单看任何一次,都只是「最近有点懒」。
再说一次纪律:这三行不是用来自我诊断的。它是用来说给医生听的材料,不是用来代替医生的判断。
困局:一段经历变成了一个身份(第 36 章)。
做法:在自己嘴上、在家里人的嘴上,把那句话翻回来。
| 身份 | 翻回经历 |
|---|---|
| 我身体不好 | 我这两年有两回住过院,最近半年爬楼比从前喘 |
| 他是个病人 | 他在做一个疗程,每两周去一次 |
| 我是个睡眠不好的人 | 我这三个月有一半的夜里两三点会醒 |
| 妈妈老糊涂了 | 妈妈这半年记不住新的事,老事记得很清楚 |
右边那一栏有两个好处。
一、它留下了可以问下去的话头。「爬楼比从前喘」可以去问医生;「身体不好」问不出任何东西。
二、它不把人整个装进去。第 36 章那句话:一个具体的经历是可以变化的,一个身份不行。
这一条对长期需要照料的人尤其要紧。一个人被家里所有人天天叫作「病人」,他慢慢就只剩下这一个身份:不再被问意见,不再被交代事情,不再有人指望他做什么。他还没有被病夺走的那些部分,先被这个称呼拿走了。
能做的事很具体:在家里,继续把一些事交给他。让他管一件小事(记家里的开支,照看阳台的花,决定周末吃什么),让他被问意见(这件事你怎么看)。
这不是哄他开心,是第 58 章说的托:让一个人保住他还能做的那一部分。一个人如果一年之内所有的事都被人替他决定了,他会很快连决定的习惯也丢掉。
对孩子也是同一件事。一个孩子生了一场病,家里人心疼,于是所有的事都替他做了;病好之后,他比生病前更依赖、更没主意——那不是病留下的,是那几个月的安排留下的。
照顾一个人,最难的分寸就在这里:既要接手他做不了的那一部分,又要守住他还能做的那一部分。
困局:诊室里能说的只有几栏(第 18 章)。
这一件是这一章最实用的,尤其是替老人和孩子看病的人。
做法:一张小纸条,每次带着。
上面写四样:
一、正在吃的东西。(药名和用法,照医嘱抄,别自己改。)
二、看过哪几个科,做过哪些检查,大概什么时候。
三、这半年生活里的变化。(第四节那三行。)
四、这次最想弄清楚的一件事。只写一件——时间有限,问一件问得清楚,问五件常常一件也没问明白。
为什么纸条比脑子管用?因为进了诊室人容易紧张,出来才想起最要紧的那句没说。写下来,就不靠临场发挥。
这张纸条还有一个被低估的用处:它让对面的人省力。
一位医生一上午要看几十个人。一个病人递过来一张写清楚的纸条,和一个想起什么说什么的病人,他能给出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不是因为他偏心,是因为省下来的时间可以用在真正的判断上。
第 58 章那句话在这里也成立:让托的人也被托。一张纸条,就是病人这一边能提供的那一点托。
看完之后再加一件:把医生说的记一句。(第 18 章末尾那个做法。)很多人出了诊室就忘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凭印象越传越偏;记一句,下次复诊拿出来对一对。这是普通人手里最基本的一次回写:让这一次的问诊,改进下一次的问诊。
替老人看病的人,还要多做一件事:让他自己说。
很多时候医生问「哪里不舒服」,陪同的子女抢着替他回答了。这一抢,有两个后果:医生听到的是转述,老人在诊室里成了一个不必开口的人。
做法:先让他说,说完你再补。(第 52 章那句:替人说话之前,先问他自己怎么说。)他说得不清楚也没关系——那份不清楚本身也是信息。
困局:一个家里有人需要长期照料,多半是同一个人在扛;她的累不进任何一张表(第 58 章)。
这一节写给那个人,也写给她家里的其他人。
给家里其他人的三条,都是安排,不是心意:
一、把照顾拆成可以交接的事。不要说「你辛苦了,有事叫我」——这句话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有事」的判断还是压在她身上。要拆成具体的:周三下午的复诊我去,买药我固定负责,每周六上午我来待三小时。
二、每周有一段她不必在场的时间。(第 74 章那条「不必交代的时间」的成人版。)三小时,不问她去干什么。
三、把她的那部分也记下来。家里的记录本上,除了老人的情况,加一行:这周谁替了谁。记下来的东西才会被当真(第 58 章)。
一条很常见的僵局,也写在这里:兄弟姐妹之间为「谁出力多」吵起来。
这种架多半吵不出结果,因为两边算的不是同一本账:一边算小时数,一边算花的钱,还有一边算「我这些年一直在」。
有一个很土的破法:把下个月要做的事列成一张表,一件一件认领,认完看谁那一栏空着。不争过去,只排下个月。(第 34 章:把抱怨换成一条具体的条文。)
列表不能消除委屈,但它能把委屈变成可以处理的事。
给那个扛着的人一条:
允许自己做得不完美。长期照料里最伤人的不是累,是那种「我本可以做得更好」的自责。第 44 章那个分辨在这里同样管用:校准,不是审判。今天哪一处可以换个做法——只问这一句,不问「我是不是不够好」。
困局:老人、病人说的话没有地方递(第 60 章)。
做法:一张纸,一个月一次,十五分钟。
收:这个月里,你最想改家里的哪一条?(吃饭时间,洗澡的安排,谁陪去医院,晚上几点关灯,要不要请人帮忙。)需要照料的那个人先说。
改:每次真的改一条。
记:改了什么,写在旁边,注上日期。
这件事在有老人的家里,分量特别重。第 16 章说过养老院的那个例子:一个从前自己安排一天的人,成了一个被安排一天的人。「不适应」三个字,多半不是矫情。
哪怕只能改一条很小的(每周三下午自己出去买一次东西,晚饭时间往后挪半小时,房间里的东西按他自己的习惯放),那一条也在告诉他:你说的话还算数。
第 40 章那三问,在这里可以直接量:有没有托(他还能长出、保住什么),能不能反过来(这半年有没有一条是因为他说了而改的),有没有出口(他有没有一件事还能自己决定)。
困局:指标变成目标,平均值变成应该(第 37 章)。
三条很朴素的做法:
一、给数字定一个查看的时间。一周看一次,不是一天八次。血压、体重、步数、睡眠分,都一样。数字是用来看趋势的,不是用来做每天的考卷的。
二、记住统计说的是「有多少人」,不是「你应该是」。(第 37 章。)一条参考范围是从很多人身上算出来的;你落在哪里,要由懂的人结合你的情况来说,不是你自己对着表上的箭头吓自己。
三、身体的感觉,是第二把尺子。它不能代替检查(再说一次:该查的查,该看的看),可它能提供表上没有的信息:今天走路是轻快的还是勉强的,这一周睡醒之后是不是缓过来了。
这一条对上了年纪的人尤其有用。很多老人说不出「哪里疼」,只会说「就是不舒服」「没劲」。这不是说不清楚,这是另一把尺子在报数。家里人能做的是把它翻译成可以问的话:这半年他上楼比从前慢了多少?以前每天出门,现在一周出几次?
一句话收这一节:数字告诉你情况,不给你下任务。如果它开始给你下任务,那就是要调一调看它的方式了。
怎样算「它开始下任务」?有三个很好认的信号:
为了凑一个数,做一件明显不合适的事(为了凑够步数,膝盖疼还在走);
那个数不好看,一天心情都不好;
不敢看,干脆不量了。
三样里的最后一样最要当心:从「天天看」跳到「再也不看」,多半不是想通了,是压力太大。这时候更该做的,是把它交给懂的人——去看一次医生,而不是自己决定不管了。
这一节全是很土的做法,来自前面几章的同一批工具。
陪门诊:
一、先让他自己说,说完你再补。(第七节说过。)
二、你的角色是记录,不是代言。带纸笔或者用手机记:医生说了哪几句,下一步做什么,什么时候复诊,哪些情况要马上回来。出了诊室先把这几行整理一遍,趁还记得。
「哪些情况要马上回来」这一句要专门问。很多家属回家以后最慌的不是不知道怎么办,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慌。问清楚了,剩下的日子会好过很多。
三、只问最要紧的一件。(第六节那张纸条。)时间很短,问一件问得清楚。
四、把要问的那一件写成一句话,而不是一个话题。「他这半年瘦了六斤,这和那个药有关系吗」,比「想问问他的营养情况」有用得多。(第 34 章那句:能写成数字的,才是能被处理的。)
陪住院:
一、每天记三行。今天做了什么检查,医生说了什么,他自己说了什么(比如「今天想吃点面」「昨晚疼了两次」)。第三行最容易被忽略,也最有用——它是那个人自己的声音,而病历里没有这一栏(第 18 章)。
二、把家里的分工写出来。谁白天,谁晚上,谁负责和医生沟通,谁管钱和手续。写在群里,比口头说清楚得多。(第 62 章:签收。)
三、给主要守着的那个人留出替换的时间。(第七节。)人撑到极限的时候,判断会出错,脾气也会失控——这对病人不是好事。
四、别把医生当成对手,也别把他当成万能。(第 18 章。)他手上有一套很硬的本事,也有一套照看不到的地方;你能补上的恰恰是那一段「你怎么了」——这半年发生了什么,他一个人住还是有人照应,回家以后谁管他吃药。
这一节的所有做法,都不涉及任何诊疗决定。诊疗的事,听医生的。
有些事不是一次看好就完的:需要长期吃药,定期复查,改一些生活里的习惯。
这一节还是只讲三号位(第四节那张图):不讲怎么治,只讲怎样和这件事相处。
一、别让它成为家里唯一的话题。一个家庭如果每天所有的谈话都围着一个人的病,那个人会越来越像「病」本身。每天留一段不谈这件事的时间——第 74 章那条「不必交代的时间」在这里换了个用法。
二、把「你应该」换成「我们试一试」。家里人最常做的是催:该吃药了,该走走了,别吃那个。催得越多,反弹越大——第 16 章那句话:最难反抗的不是锁链,是好意;而被这样管着的人,最后只好用别的方式躲。
躲的样子多半是这几种:嘴上答应,背着做;不说真话(问他今天怎么样,永远是「还行」);或者干脆不去复查了。
这些都不是不懂事,是没有别的出口。(第 37 章那一节:堵住了正面反对的路,人就会走侧面的路。)所以催之前先想一句:他有没有一个可以说「我今天不想」的地方?
三、让他自己保留几件能决定的事。(第八节那三问的「出口」。)几点走路,走多远,今天要不要去,谁陪着去。能自己决定的事越多,坚持下去的可能越大。
四、家里的记录本上,除了指标,加一行他自己的话。(第 18、75 章那条同样的做法。)
五、再说一次纪律:任何关于药、剂量、饮食、锻炼强度的事,都听医嘱,不听这本书,也不听网上。
六、把复查的时间写进日历,带提醒。长期的事最容易断在「忘了」上,不是断在决心上。这一条属于第 68 章那一路:改物(一条日历提醒),比下决心管用。
这一节接第 70—72 章。
今天一个人身体不舒服,第一件事多半是搜一搜,或者问一问那台机器。这件事挡不住,也有它的用处:它能帮你知道该挂哪个科,能把一个陌生的名词解释成人话。
三条分寸:
一、用它来准备问题,不用它来下结论。(第 70 章:它学的是什么话会被说出来,不是世界是什么样。)把搜到的东西变成一句要问医生的话,而不是变成一个自己给自己的判断。
二、记住它不承担后果。(第 70 章。)它说错了,代价落在你身上。凡是要负责的判断,最后那一下必须是懂行的人按下去的。
三、留心它会顺着你。(第 71 章。)你越是担心什么,搜到的、被推给你的越是那个方向。看了半小时越看越怕,多半不是你的病更重了,是那套排序在顺着你的担心。这时候最有用的动作是停下来,去挂一个号。
这一节写给家里有老人的人,用的是第 16 章那一章。
那一章讲的是:铁链被解开了,评判住进了心里;换掉一套粗暴的办法时,要看清新那一套的做法。放到今天,最常见的那个场景是:老人住进养老院,或者被接到子女家里。
两样多半都比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安全。这一点不含糊。
要看清的是那个交换:他从一个自己安排一天的人,变成了一个被安排一天的人。几点吃饭,几点洗澡,几点熄灯,能不能自己下楼,全都定好了。
能做的事,都很小:
一、把「他自己还能决定的事」列出来。哪怕只有三件:今天穿哪件衣服,周三下午自己出去买一次东西,房间里的东西按他的习惯放。列出来,家里人才不会顺手把它们也接管了。
「顺手接管」这四个字是关键。多数接管不是有意的:他动作慢,你替他做了;他说不清,你替他说了;他犹豫,你替他定了。一次一次的顺手,半年就能把一个人身上能自己做的事清空。
二、每月问一句:这个月你最想改的是哪一条?(第九节那个登记面。)
三、把他的一天里,留一段没有人安排的时间。(第 74 章那条。)哪怕只是「下午两点到三点,谁也不来打扰」。
四、进养老院或者搬来同住之前,把这几条先谈好。趁着还没搬,谈起来容易得多:哪几样东西一定要带过去,几点睡是他自己定的,多久回一次老房子看看,谁每周固定来一次。
谈好的事情要写下来。(第 62 章:签收。)不是为了较真,是为了半年以后谁也不记得的时候,还有一张纸在。
四、别把「为你好」当成不必商量的理由。(第 16 章、第 37 章。)为他好的事情,多数也可以商量怎么做、什么时候做。
五、如果他表达不清楚了:尽量保留他曾经说过的偏好——他从前喜欢几点睡,爱吃什么,不喜欢被谁碰。这些是他留下的痕迹(第 17 章那句:要替沉默的人做事,不是去想象他本来的声音,是去找他真的留下过的痕迹)。
趁早把这些痕迹记下来。这是一件很少有人做、做了以后极有用的事:在老人还说得清楚的时候,问一问、记一记——他愿意怎样被照顾,什么事他特别在意,什么东西他绝对不肯放。
写下来,放在家里人都知道的地方。将来要替他做决定的时候,那一页纸就是他还在场的证据。
(涉及医疗与法律上的正式安排,要问专业的人,这本书不涉及。)
这一节不谈任何医疗和照护的专业判断——那要听医生和专业照护人员的。它只谈一件事:在安全和照料之外,那个人还剩下多少是自己的。
和第 74 章一样,把这一章的做法摆进一段时间,看看它到底要花多少。
| 时候 | 做什么 | 大约多久 |
|---|---|---|
| 每半年 | 写那三行 | 五分钟 |
| 每次看病前 | 写那张纸条 | 十分钟 |
| 每次看病后 | 记一句医生说的 | 两分钟 |
| 每周 | 数字只看一次 | 省下来的比花掉的多 |
| 每月(有人需要照料) | 十五分钟的那一问,改一条,记下来 | 十五分钟 |
| 每周(有人需要照料) | 给主要照顾的那个人,三小时不必交代 | 别人的三小时 |
| 说话时 | 把身份翻回经历 | 不花时间 |
全部加起来,一个月不到一小时。
这一点要专门说,因为家里有人需要长期照料的人,最没有的就是时间。这些做法不是加上去的活,是把已经在做的事换一种做法:本来就要陪着去医院,多带一张纸条;本来就要说话,把身份换成经历;本来就要看指标,改成一周看一次。
唯一真正要多花的,是那三小时——而那三小时不是花掉的,是让这件事能长久做下去的成本。
| 时候 | 做什么 |
|---|---|
| 每次看病前 | 带那张小纸条(在吃什么、看过什么、这半年的变化、最想弄清的一件事) |
| 每次看病后 | 把医生说的记一句 |
| 每半年 | 写三行:生活的变化、睡吃走的感觉、最想弄清的一件事 |
| 每周 | 数字只看一次 |
| 每月(有人需要照料的家庭) | 十五分钟:他最想改哪一条,真改一条,记下来 |
| 每周(有人需要照料的家庭) | 给主要照顾的那个人,三小时不必交代的时间 |
| 说话时 | 把身份翻回经历(我身体不好 → 这半年爬楼比从前喘) |
按全书的规矩,说限度,而且这一章要说得比别章更硬。
一、它治不了任何病。这一章一个字也没有说过该怎么治。
二、它改不了医疗资源的分配。号难挂、时间短、费用重,这些是真的,不是靠一张纸条能解决的。这一章给的只是在那几分钟里把话说得更有用的办法。
三、它替代不了专业的判断。任何时候,身体出现明显的、持续的、让你不安的变化,去看医生——这句话比这一章里所有的话都重要。
四、它也不该被拿去说服一个正在难受的人。(第 27 章那条分寸:查来历是清醒时候的活。)一个人正在病痛里、正在为亲人着急的时候,最不需要的就是有人跟他讲「你看这套指标其实是被造出来的」。那时候要做的是另一件事:陪着,帮着跑腿,替他把纸条写好。
这套东西是清醒的时候用来安排事情的,不是难受的时候用来讲道理的。
这一节收在这一章的最后,因为它是这本书里关于身体最重的一句。
第 27 章那一节讲过谱系学在身体上的落点:身体是事件刻下印记的地方。一个常年上夜班的人,他的睡眠、他的胃、他对灯光的反应,都是那几年工作的记录;一个从小被要求「坐直」的人,几十年后紧张时还会先挺一下背。
身体是一本没人替你写、却一直在被写的档案。
这句话有两层用处。
第一层,它让人对自己宽一点。很多人为自己的身体自责:怎么就落下这个毛病,怎么就熬不了夜了。可是那些东西不是凭空来的,是那几年的日子一笔一笔刻上去的。知道它有来历,比骂自己有用。
第二层,它提醒人这份档案还在被写。今天怎样过,也在往上刻。这不是要人紧张地管住每一件事,恰恰相反——它是说:在能选的那几处上,选一选。几点睡,走不走路,一天里有没有一段不看屏幕的时间,有没有人可以说说话。
这几处多数人是能选的,而且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至于选什么、怎么选才合适,问医生。这本书只负责提醒一句:你身上那份档案,有一部分笔还在你手里。
也要把这句话的分寸守住,因为它最容易被用歪。
它不是「一切都是你自己选的」。一个人得什么病、身体怎么样,有太多不由他做主的东西:出身,工作,运气,家族,他所在的那片土。第 10 章那场架的两边在这里同样各对一半;把健康全算到个人头上,是这几年最常见、也最伤人的一种说法。
这句话说的只是那几处能选的地方。多和少因人而异,有的人多一些,有的人几乎没有。看清自己那几处有多少,本身就是一种清醒。
如果这一章只能记住一件事,记这一件:
在那张表之外,留一句自己的话。
给自己:那三行。
给家里需要照料的人:每月那一问。
给医生:那张纸条上最想弄清的那一件事。
一句话不改变任何指标,可它做的是这本书从头到尾在做的那件事:让一个人在被记录的同时,还留着一处是他自己记的。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拿一张纸,写下那三行;如果家里有人长期需要照料,再加一句——这个月他最想改的一条是什么。
如果连这一件也做不动(很多正在硬撑的人确实做不动),那就只做半件:今天问他一句「你最想改哪一条」,听完,什么也不用写。听见本身,已经是那三样里的第一样。
小账
谁在执笔:一套练了两百年的目光,一张有几十项的单子,一条条统计出来的线。
描红还是改字帖:多数时候只能描红——指标是别人定的,流程是别人排的;能改的那一处很小:家里那条被改掉的安排,诊室里多说的那一段,纸条上被记下来的那一句。
带走的话:数字告诉你情况,不给你下任务;在那张表之外,留一句自己的话。
写给上班的人,也写给带人的人、做小生意的人、在体制里做事的人。
第 74 章那句话在这里换一个说法:
你每天使的那些劲,沉到哪里去了?(第 34 章。)
多数人的劲沉回了自己身上:更熟练,更快,更不容易出错。这很好,也很必要。这一章要问的是另一半:有没有一点劲,沉到了那套安排上。
先说清楚这一章的分寸,免得被读成一碗鸡汤或者一份反抗指南。
它不是让你少干活。多数人的本事是干出来的,这一条第 29 章就说过:练是必要的。
它也不是让你去改天换地。第十二编编序那条纪律:只讲够得着的。
它只是提醒一件事:你一年有两千多个小时在使劲,其中拿出百分之一,放到「改一条安排」上,值得。百分之一,一年二十来个小时,大概就是每月那十分钟,加上几次把话写清楚。
一、没有尽头的累。(第 64 章。)不是一场硬仗,是一条一直在动的曲线:未读,看板,进度,排名。
二、劲全沉回自己身上。(第 34 章。)你做得越好,那张表越显得合理,明年的要求更高。
三、身份代替了行为。「他不靠谱」「她不适合做管理」「我不是干这个的料」。(第 36 章。)
四、说了没人接。提过的意见没有下文,第二次就不提了。(第 25 章。)
五、被推荐、被派单、被排序。你接什么活、你的东西被多少人看见,不是你定的。(第 71 章。)
六、责任往下滑,署名往上走。(第 72 章。)
六个困局里,第一和第二是最普遍的,第六是最伤人的。多数人对前两个有感觉说不出,对第六个说得出却没办法。下面那几件,前两个有直接的做法,第六个只有一条:事前把分工说清楚(第八节)。
六个困局,下面一件一件给做法。全部落在第 60 章那条四格路的前三格:自己,两个人,小集体。
做法:
一、给每一件「永远做不完」的事,定一个今天的完成标准。「今天这份材料写到第三节就算完」——写下来,做到就停。
二、给数字定一个查看的时间。看板一天看一次,不是十次。(第 37、75 章同一条。)
三、约定一段没有工作的时间,而且说出来。「我晚上九点以后不看群,急事打电话。」说出来比默默做管用:默默做的人会被当成失联,说出来的人是在立一条规矩。
四、往上一格:把段落变成约定。(第 64 章。)几个人一起约定:周五下午不排会;周报改成两周一次;下班后的消息第二天回。一个人定的段落靠意志,几个人约定的段落靠彼此。
约定怎样才立得住?三条:
一、小到不需要批准。「周五下午不排内部会」比「减少会议」容易得多。
二、说出口,而且写下来。(第 62 章:签收。)口头默契会被第一个急事冲掉。
三、留一个例外的口子。「真有急事当然可以」——没有例外的约定,第一次被破就彻底作废;有例外的约定,破一次还在。
常见的一个顾虑:「别人都在卷,我一个人停下来会不会吃亏?」
会,有时候真的会。这本书不骗人。
可以做的是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核对的问题,而不是一团焦虑:这半年里,我多做的那些事,有几件真的被人看见并且算数了?多数人认真数一遍会发现,被算数的是那么两三件,而它们多半不是靠「一直在线」换来的。
第 67 章那一节还是那句话:几个人一对,很多「必须做」会露出真相。
这是第 60 章那个练习的工作版,也是这一章最值得做的一件。
做法:每月固定一个时间,问一句:这个月最没用的一件事是什么?然后真的去掉一件。
三个细节,缺一个就失效(第 60 章说过):固定时间;只问一件;真的去掉。
如果你能做主(带团队、管一摊事):这件事一年能去掉十二件,比任何一次动员都实在。而且去掉之后要说清楚:这是谁提的。(第 31 章:改动一旦成功,往往抹掉了改动者的名字。)
如果你不能做主:先在自己手上做。你手上那些自己给自己加的、以防万一留着的活,多半占了三成。去掉的办法,第 67 章说过:问一句,如果这个月只能做完一半,哪一半我确定不会有人来问?
再加一条护身的话:这件事我停了,原因是这个,如果需要,两天内可以补上。有了这句准备好的话,去掉一件事的心理成本会降一大半。
困局:说了没人接(第 25、69 章)。
做法:三步。
第一步,把词换成事。不说「太形式主义了」,说「这个月我们组交了四份内容重复的报告」。
第二步,加一个数或者一个场合。「四份」「每周一上午」「三次里有三次」。能写成数字的抱怨,才是能被处理的抱怨(第 34 章)。
写不出数字的时候,退而求其次:写出场合和次数。「最近三次周会上我提的方案都没有人回应」——这句话不带情绪,也不需要对方承认什么,可它把一件说不清的事变成了一件可以被看见的事。
第三步,给一条能在两周内做完的建议。不说「希望流程更合理」,说「这四份能不能合成一份,这个月试一次」。
第四步(可选,但很有用):把核对的办法一起写上。「合并之后,下个月看两件事:交的份数,和有没有人问我们要单独的那几份。」——带着核对办法的建议,被采纳的概率高得多(第 36 章)。
还有一件事要提前想好:这条建议如果被采纳,多出来的活归谁?
很多好建议死在这里:提的人被回一句「那你来牵头吧」,于是下一次他就不提了。所以提之前先想清楚这一句的答案——我愿意牵头,还是我只提问题、由谁来做要一起定。把这一句想清楚,提建议才不会变成给自己加活的自罚。
还有一条关于场合的:同样一句话,在走廊里说和写进会议纪要,命运完全不同。第 25 章那一节:一句话有没有分量,多半不在措辞,在有没有一个位置接住它。所以要找那个必须回应的场合——复盘会的固定环节,季度总结里的一栏,或者你自己造一个(下一节)。
这是第 60 章那个词的工作版。三件:收,改,记。
如果你带三五个人:
收:每月最后一次例会,留十分钟,只问一句:这个月最没用的一件事是什么?
改:当场定下去掉哪一件,或者改哪一条。
记:记在纪要里,写清楚是谁提的;下个月那十分钟,先回头看一眼上次改的那条怎么样了。
如果你不带人:
那就装在两个人之间(第 60 章那条四格路的第二格):找一个同事,每月一次,各自说一件「这个月最没用的事」和一件「这个月做成的、表格上看不见的事」。
这件事听起来很小,可它做的是两样:一样是把没用的事挑出来(省力气),一样是把看不见的事说出来(第二把尺子)。
这一节写给所有带人的人:带徒弟,带新人,带一个组。
第 29 章那句话是这一件的根:判断一套练法是活是死,看它有没有一处能被练的人回头改一改。
做法:每带一段时间,问被带的人一句:这套做法里,哪一步你觉得最没道理?然后认真听完,改一步。
要点在「改一步」。只听不改,下次他就不说了;这一问问过两轮,被带的人就会明白它是真的还是客气(第 29 章)。
还有三条,全部来自前面几编:
一、写事,不写人。(第 32、74 章。)绩效上、系统里、公开的群里,写具体的事:「这个项目他有两次没按时交东西」,不写「他不靠谱」。口头说说会散,写下来的会长住。
二、先说一处具体的好。(第 74 章。)「你这一段把风险写在前面,我没想到」——具体的肯定能被人拿去用,笼统的夸奖只是情绪。
三、让托的人也被托。(第 58 章。)一个替下属挡事的主管,自己也在被上面考核;如果没有人替他挡一点,他撑不过两年。带人这件事要能长久,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好心。
四、把机会轮起来。(第 21 章:先动轮次。)露脸的活、去见客户的机会、在大会上汇报的机会,常常固定在那一两个人身上——不是偏心,是顺手。轮一次,需要一点额外的准备,可是它能让几个原本沉默的人第一次被看见。
这是带人的人手里最像「改字帖」的一件事:位置不动,让坐的人换一换(第 21 章那句:不动制度,先动轮次)。
这一节接第 72 章,落到工作上。
一、交出去之前,自己从头读一遍,改三处。改不动三处,说明你还没进去。
二、用了什么,说清楚。标准只有一条:别人要能据此判断该怎样核对你这份东西。
三、如果你是带人的:把认领这件事说成规矩,不说成道德。不说「不许用工具」(定不住,而且会逼人偷偷用),说:你可以用,但交上去的东西你要能讲清楚每一句。然后随口问一句「这一段你为什么这样写」——答得出来,这份东西就是他的。
这条规矩还有一个副产品:它会很快分出两种年轻人。一种用工具把活做得更快,省下来的时间用来学别的;另一种用工具把活交出去,自己什么也没学到。
第二种人吃亏的地方不在道德上,在第 43 章那一处:他学的是搬运,不是改变。三年之后,差别会很明显,而且补不回来。
四、遇到责任往下滑的时候,把三件事分开说。(第 72 章:谁做的、谁认的、谁担的。)一份材料如果是几方一起做的,在它交出去之前就把话说清楚:哪几部分是谁负责的。事前说是分工,事后说是推责。
这一节写给靠平台吃饭的人:接单的,开店的,做内容的,也包括在大机构里被系统派活的人。
先说一句实话:这一格最难,本书不假装有好办法。(第 71 章那一节:被推荐的事最难争。)
三条能做的:
一、弄清楚规则里哪一部分是公开的。多数平台会公开一部分规则。公开的那部分可以照着做,也可以据此讲理;没公开的那部分,别把力气花在猜上。
二、别把全部身家押在一个入口上。(第 71 章那四件里的第二件:留一两个不排序的入口。)攒一份自己的客户名单,留几个能直接找到你的人,做一样不依赖推荐的东西。这不是情怀,是风险分散。
三、遇到自动做出的、对你影响很大的决定,先问「我可以要求人工复核吗」。(第 72 章。)把事情写成一段可以被转述的话:时间、编号、发生了什么、你要求什么。
四、和同行对一对。(第 67 章。)一个人猜规则会猜出很多鬼影;三五个同行把各自的经历一对,很多「是不是我被针对了」会变成「原来大家都碰到了这一条」。
一个人的遭遇是委屈,一群人的同一件遭遇是材料。材料才有可能被递上去、被写进条文。
第八节(第六件)讲了署名和责任,这一节讲更日常的一面:那台机器已经在替很多人干活了。
三件要分清的事:
一、它最擅长的,是那些「话的规矩」很硬的活。(第 70 章。)格式化的材料,套话很多的文书,标准的回复,第一版的草稿。这些活交出去,是划算的。
二、它最不擅长的,是你卡住的那一处。(第 73 章。)一个还没想清楚的判断,一件只有在现场才知道的事,一个要负责任的决定。
三、它不承担后果。(第 70、72 章。)所以最后按下去的那一下,必须是人。
两件可以马上做的:
第一,把省下来的时间,明确地花在一处。很多人发现工具好用之后,产量翻了一倍,日子却更紧了——因为省下来的时间立刻被新的活填满。省下来的时间如果不被明确地安排,它会自动消失。(第 64 章那条:段落要自己划。)
可以很具体:这周省下来的两小时,用来把那份三年没人动过的流程重写一版;或者用来带一带新人;或者就是早走一小时。
第二,警惕一种新的「显得很忙」。(第 34 章那句:越是认真的人,越把那张字帖描得更实。)现在产出材料的成本低了,于是报告更长了,PPT 更多了,汇报更频了。产量上去不等于事情做成了。
一个小检验:这个月你交出去的东西里,有几份是真的有人读完并且用了的?
这一节讲一件所有上班的人都逃不掉、也最容易被小看的事:纪要。
第 60 章那三样里的第三样是「一次被记下来」。在单位里,这一样几乎全靠纪要。
一、你说的那句要紧的话,要进纪要。会上说得再好,不进纪要,两周后就等于没说过。散会后可以补一句:「刚才我提的那条,麻烦记一下,我发给你。」——这不是较真,这是让一件事有据可查。
发过去的那一句要写成可以直接抄进去的样子:一句话,带数字或者场合,说清下一步。给别人省事的那个版本,最容易被采用。
二、自己写一次纪要,比参加十次会有用。写纪要的人决定了这场会留下什么。多数人躲这个活;抢过来做一次,你会发现自己第一次能影响一件事的结论。
三、把「谁提的」写进去。(第 31 章。)这不只是给那个人一份功劳,更要紧的是:它让下一个想提的人知道,这条路是通的。
还有一条关于会议本身的:一场没有结论、没有下一步、没有人负责的会,开完等于没开。散会前问一句:「那这件事下一步是谁、什么时候?」——这一句,任何职级的人都问得出口。
第 60 章那条四格路里的第二格,在单位里最常见的样子,是你和你的主管。
一、先弄清他被什么考核。(第 26 章那条纪律:看做法,不看说法。)他嘴上说重视什么不一定准,看他被上面按什么考核,那才是他真正要交代的东西。弄清这一条,你就知道哪些请求他答得起,哪些他答不起。
二、提请求时,把他要交代的那一栏也算进去。「这件事这样做效率会高一点,而且那张月报上的数字不会难看」——替对方想到他的交代,是这一格里最有效的一句话。
三、他也在被推着走。(第 31 章:没有人是那个在塔里悠闲地看着别人的人。)一个从不为下属挡事的主管当然要另说;可多数中间层是两头受挤。这一条不是叫人体谅到没原则,是提醒:把他当成也在被写的人,你说的话才容易被接住。
四、有些事他改不了,让他说出来。(第 74 章那一节:说清楚哪一条改不了,和真的改一条同样重要。)「这一条是上面定的,我改不了;能改的是这一小处」——这句话一说,两边都省了很多力气。
这一节写给做小生意的、自由职业的、一个人干活的人。
他们没有主管,也没有考核表,可是第 34 章那对词一样适用——只是那张字帖换成了市场、平台和客户。
一、留一个不排序的入口。(第 71 章。)攒自己的客户名单,留几个能直接找到你的渠道。所有生意都挂在一个推荐入口上,等于把命交给一套你看不见的规则。
二、每月也去掉一件最没用的事。一个人干活的人最容易被琐事吃掉:无效的社交,做了没人看的东西,为了「万一」准备的那些。
一个人干活还有一个特有的陷阱:没有人拦着你,所以你会一直干。没有下班时间,没有周末,没有「今天到此为止」。第 64 章那条对这类人最要紧:段落必须自己划,而且要划得很硬。
划得硬的办法,还是第 68 章那一条:用物。到点关电脑并且收进抽屉,把工作账号从常用的那台手机上退掉,租一个别处的位置只在那里做活。靠意志划段落,一个月就破了;靠物划,能撑很久。
三、给自己发一份「表格外的记录」。(第二把尺子。)一个人干活没有绩效考核,也就没有人告诉你做成了什么。每月写一条:这个月我做成了一件什么事——否则时间长了,人只记得自己没做成的那些。
四、出口要提前留。(三问的第三问。)一门生意、一个平台、一个大客户,要先想清楚:如果它明天没了,我还剩下什么?
困局:身份代替了行为,而且是对自己(第 36、57 章)。
做法:同第 74 章那张表,换成成年人的版本。
| 身份 | 翻回行为 |
|---|---|
| 我不适合做管理 | 上次带那个项目,我在给人分工和当面指出问题这两件事上很吃力 |
| 我不会说话 | 开会的时候我不敢在第一个发言;一对一说得挺好 |
| 我这个人就是拖延 | 我在写材料这一类事情上,总拖到最后两天 |
| 我做不了这一行 | 我不喜欢这一行里天天要应酬的那一部分 |
右边那一栏的好处是同一个:能接着往下问,也能接着往下改。
还有一个更狠的用法:把这张表用在别人对你的评价上。
主管说「你还不够成熟」,这句话没法接。可以问一句:「具体是指哪件事?」
多数时候会得到一个具体的回答(上次那个会你打断了对方,上个月那件事你没有提前通知)。具体的可以改,「不够成熟」改不了。
如果对方答不出具体的事,那也是有用的信息:这句评价多半不是关于你的,是关于他那天的心情,或者关于一件他不方便直说的事。
「在给人分工上吃力」——那就先学分工这一件,不必否定整个自己。
「不敢第一个发言」——那就换个位置:提前跟主持的人说好,让自己第二个说;或者会前把要说的写成两句话。(第 57 章那一节:位置上的改动,常常比个人的努力有效。)
| 时候 | 做什么 |
|---|---|
| 每天 | 给「永远做不完」的事定一个今天的完成标准 |
| 每天 | 看板、数字,只看一次 |
| 每周 | 留一段不看工作消息的时间,并且说出来 |
| 每月 | 问一句:最没用的一件事是什么?然后真的去掉一件(记下是谁提的) |
| 每月 | 和一个同事互相说:一件最没用的事,一件表格上看不见的事 |
| 带人时 | 问一句「哪一步最没道理」,然后改一步 |
| 写评价时 | 写事,不写人;先说一处具体的好 |
| 交东西前 | 自己读一遍,改三处,能讲清每一句 |
| 遇到自动决定 | 写成可转述的一段话,问能不能人工复核 |
这一节要正面回答一个很多人问的问题:什么时候该离开一个地方?
这本书不给人生建议。它只能提供一把尺子——第 53 章那三问,和第 33 章那个词:冻住。
拿三问量一量你待的这个地方:
一、有没有托?这一年里,你有没有长出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一门手艺,一种判断,一个能带走的关系?
二、能不能反过来?这一年里,有没有一条是因为你(或者你们这一层的人)说了而改的?
三、有没有出口?如果你明天要走,走得掉吗?代价是什么?(这里的代价不只是钱:有没有一份能拿出去的东西,有没有别人认得的本事。)
三问都过得去:这地方是活的,哪怕它有很多毛病。
只有第一问过得去:你在长,可是这里冻住了。多数人会在这里待很久,这也没有错——在一个冻住的地方长本事,本身是一种划算的交换,只要你知道自己在交换什么。
三问全不过:你不长东西,说了也没用,还退不出去。这不是「要不要走」的问题,是先把第三问补上:攒一份能拿出去的东西,把手上的本事变成别人认得的样子,留一两个外面的关系。
出口不是在想走的那一天准备的,是平时准备的。这句话是这一章最实在的一句。
还要补一句,免得这一节被读成鼓励人跳槽:三问过不去,也不一定要立刻走。
很多时候走不了:有房贷,有孩子要上学,这个行业正在收缩,家里有人病着。这些都是实打实的。
那就把这一节当成一份时间表来用:今年不走,但今年把第三问补上一点。攒一样能拿出去的东西,认识两三个外面的人,把手上的本事写成别人看得懂的样子。
一个随时走得掉却选择留下的人,和一个走不掉只好留下的人,在同一个岗位上过的不是同一种日子。
第 60 章那个词很抽象,这里给一个可以照抄的样子,给带三五个人到一二十个人的人。
每月最后一次例会,最后十分钟,三件事:
第一件(收):一人一句:这个月最没用的一件事是什么?——不许说「没有」,也不必说得完整,一句就行。
第二件(改):当场从这些里挑一件,定下去掉或者改掉。挑的标准不是最重要,是最容易做成的那一件——头几次要让大家看见「这事真的会变」。
第三件(记):写进纪要:这个月改了什么,是谁提的;上个月改的那条,现在怎么样。
三条纪律:
一、固定时间,不许挪。挪一次,这件事就开始死。
二、真的去掉。第一次不去掉,第二次就没有人说了(第 29 章:两轮就试得出来)。
三、说清哪些不能改。(第 74 章。)「这几样是上面定的,我改不了」——说清楚了,剩下的部分反而好办。
半年之后,那份纪要会变成一件很有分量的东西:这个组半年里改了六条,其中四条是一线的人提的。这就是一个登记面在最小的单位里运转起来的样子。
这份纪要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它是你自己的证据。
带人的人常常说不清自己一年做了什么——活都是团队做的,成绩是大家的。可是「这一年我们组去掉了十件没用的事,改了六条流程,其中四条是一线的人提的」——这是一句只有带人的人才说得出的话,而且它是有据可查的。
一、它改不了行业的规矩,也改不了经济的冷暖。这两样比任何人都大。
二、它不保证升职、加薪或者被看见。本编编序那条纪律:给的是下笔的地方,不是成功的许诺。
三、有些地方是真的动不了。一个完全冻住的单位(第 33 章:一头永远在这边,一头永远在那边,提了几年一条也没改过),三问全不过。这时候这一章能给的只有一句很实在的话:把力气留着,找出口。
还要说一句给正在这种地方的人:在一个冻住的地方,最先该保住的不是那些改动,是你自己的判断力。
一个人在这样的地方待久了,最容易发生的事是慢慢相信「本来就该这样」。所以那几件最小的事更要做:那个本子(第 44 章),每月一条表格外的记录,和一两个能说真话的人。它们不改变那个地方,它们保住的是将来你出去以后还能用的那个自己。
最后一条,也是最要紧的:这一章不主张为了改动一件事而付出不成比例的代价。很多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把活干好、按时下班、过自己的日子。改字帖是一件顺手能做就做的事,不是一份新的责任。
这一条要写得再重一点,因为这本书讲了几十万字的「动手」,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新的负担:好像不去改点什么,就是在描红、就是不够清醒。
不是这样。
描红是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时候在做的事,而且它养活了这个世界。一个把活做熟的人、一个按时交东西的人、一个把孩子照顾好的人,本身就值得敬重。
这本书要说的只有一句:在那之外,如果哪一天你顺手能改一处,那就改;改成了,说一句是谁提的。
一年一两次,就够了。
这一章压成一句:
把力气用在能留下笔迹的地方。
多数力气会被抹掉:做完的活,开过的会,改过的稿子,第二年没有人记得。
有几处会留下:一件被去掉的没用的事,一条被改掉的流程,一个被你带出来的人,一句被写进纪要的话,一个因为你说了一句而被改的表格栏目。
留下的那几处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在你自己的身上,而在那套安排上。
也可以反过来记:沉回自己身上的那一部分,不叫白费。它是你的手艺,是你的本事,是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这本书从第 29 章起就说过:练是必要的。
只是一个人一辈子如果只有这一种沉法,等他离开那个岗位,他留下的东西就只剩下别人的记忆。多出来的那几处,才是他真的改动过的地方。
明天可以试一件小事:这个月找出一件最没用的事,去掉它;如果去掉不了,写成一句带数字的话,说给一个必须回应你的人听。
小账
谁在执笔:绩效表,看板,排序,流程;你每天在上面描红。
描红还是改字帖:多数是描红,而且描得越好那张表越硬;能改字帖的地方很小——一件被去掉的事,一条被改掉的规矩,一个被记下来的名字。
带走的话:把力气用在能留下笔迹的地方;留下的那几处,都不在你自己身上,而在那套安排上。
第十二编小结
三章走完,这本书的落脚处也走完了。
三章的结构是同一个,也是全书的结构:先认出那套安排的做法,再在自己够得着的地方,装那三样。
三张清单里的做法,加起来也改不了一张考卷、一套医疗资源的分配、一个行业的规矩。这一点三章都写明了。
可是它们合起来,做成了一件事:让一个人在被写的同时,还写过几笔。
一个孩子有过一次「我说的话改动了什么」的经验。
一个病人、一个老人,在那张单子之外留着一句自己的话。
一个上班的人,一年里去掉过几件没用的事,改过一条流程,带出过一个人。
这几笔多半不会被记住。可是判词的正面版本说的就是这件事:
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可这张脸拿到过树枝;他画下的那几道,多半会被潮水抹掉,也有几道,改了沙滩。
接下来是结语。
全书从前言到这里,判词一字未改:
他看见了「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却只许潮水来画、来抹,不许这张脸回头改一改沙滩。
第 49 章做过一次自查,结论是判词不改,加一句注脚:
他在最后几个月已经看见了那扇门,也报出了门后需要什么;他没有推门,也没有说门该怎么推。
这一节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交代这句判词在全书里出现的三处:前言第七节、第 56 章、这里。三处字句完全相同,注脚只出现在第 49 章、第 56 章和这里。一句压着全书的话,不能每次出现都换一个说法——这是本书对自己的一条规矩。
导读里立过五条判决。现在一条一条回来验:证据在哪一章,判得住吗。
判决一:看的人也有出生日期。
左列(他打开的):医生的目光是在医院、解剖室和一代代教学里练出来的(第 18 章);「人」这个位置是十九世纪初才被摆出来的(第 22、24 章);连「方法中立」这个念头本身,他也查了出生日期(第 43 章)。
右列(他关上的):他给被看的那一方留了一个出生之前的原样——那个沉默的「疯狂本身」(第 17 章);时代与时代之间只有断层,没有路(第 23 章)。
判得住。而且这一条是他最大的功劳:本系列拆过的哲学家里,在这一条上走得最远的就是他。
判决二:没有生日的权力。
左列:权力不在谁手里,它在关系里,而且它会造(第 33 章);他给君主的、规训的、生命的、治理的四种权力,一一查了出生证(第 28、29、37、39 章)。
右列:唯独「权力关系无所不在」这一句,没有出生日期,也没有失效的条件(第 40 章)。这是全书的第一根承重梁。
判得住。公道话也说足了:这根梁是一段历史留下来的,拆掉它会塌掉一种很必要的警觉(第 58 章)。本书给的不是拆,是补:土在推,也在托。
判决三:只准描红的笔。
左列:被造的人自己接过了笔——塔里可以没有人,他自己坐直(第 31 章);自己说出来(第 35 章);自己经营自己(第 39 章)。这是二十世纪最狠的一个观察。
右列:这支笔只能把同一张字帖描得更工整,不能改字帖(第 34 章)。第三根梁。
判得住,而且这是判词落地最实的一处。本书在这里补的是那对词(加固型/改写型回写)和那三样条件(一个口子,一条具体的条文,一次被记下来),以及那个新词:登记面(第 60 章)。
判决四:最后四年的树枝。
左列:他终于写到了一个人能对自己动手——本子,书信,睡前省察(第 44 章);不问「可不可以」,问「用得好不好」(第 45 章);把生活做成一件作品(第 46 章)。美第一次从那台评定的机器里被抢了出来。
右列:这根树枝只画在沙滩一角——它只管自己,不留记录,不回写到制度(第 44、46、50 章)。
判得住。第 49 章那次自查,查的正是这一条的边界。
判决五:只开诊断书。
左列:他给了普通人一把最锋利的刀——这条线是谁画的,什么时候画的,为了什么画的。
右列:拆完之后,他说不出「这样不行」的依据(第 53、54 章)。四场架里,对手抓的是同一块(第 55 章)。
判得住。本书在这里配了鞘:三问(有没有托,能不能反过来,有没有出口),加上一条纪律——查出生日期,不等于宣布作废。
五条全数判得住;其中两条(判决一、二)同时也是他最大的功劳所在。
这一点值得多说一句,因为它决定了读者该怎样看待这本书的态度。
五条判决里,没有一条是说他「说错了」。(第 56 章那一段说过:本书没有指出过他一处史实上的大错,那是史学家的活,而且他们做过了。)五条判的全是同一件事:在他自己打开的那条路上,他走到哪里停下了。
一个人能被人用五条来量、用三根梁来拆、用二十处「只差一步」来列(第 63 章),本身说明他走到了别人没走到的地方。多数思想家的清单上列不出三条——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走到那一步的跟前。
第九编拆了三根梁,各给了替换。合起来是一句话:
有托的土,有路的断层,有笔的脸。
第一根:潮水只有一种 → 土在推,也在托(第 58 章)。
第二根:断层 → 断层底下有路(第 59 章)。
第三根:脸只被画 → 执笔的脸(第 60 章)。
三处替换合起来,就是判词的正面版本:
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可这张脸拿到过树枝;他画下的那几道,多半会被潮水抹掉,也有几道,改了沙滩。
这句话第 24 章第一次出现,第 56 章定稿,这里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
拆了七十六章,欠的账要在最后一页说清楚。
第一,这本书用的多半是他的工具。查出生日期,追来历,问「这条线是谁画的」,看做法不看说法——每一样都是他磨出来的(第 61 章那七件)。
第二,这本书最核心的那个主张,有它的前身。被造的人可以回头改动造他的东西——这件事在他的反向话语那一节里露过缝(第 36 章),在哈金那条回路里已经是一条明确的机制(第 65 章)。本书补的只有两样:把它从知识那一层带到做法和记录这两层,和把它说成普通人今晚就能用的话。
第三,他做到的比他写下的多。监狱门口那叠问卷(第 7 章),他一生六次改写自己(第 9 章),最后四年作废一整份计划(第 42 章)。这本书判的是他的书,不是他的人。
第四,也是最要紧的一笔:他让一整套本来只属于专家的本事,变成了普通人也能用的东西。今天一个家长能看穿一张表格的偏向,一个病人能问一句「这条标准是谁定的」,一个员工能认出「为你好」底下的做法——这份能力有一大半是他给的。
第 61 章把刀转向过本书一次,第 63 章做过一次死法诊断。这里收一次。
本书可能怎么死?
三问变成口号,拿去给别人定罪;登记面变成走过场的意见箱;回写变成一个漂亮词,不再去数具体的东西。
本书给自己留的口子:判词写了推翻条件,并真的去查过(第 49 章);两处解释标着待验(第 41、57 章);附录三列出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第 61 章请他拆了本书四刀,其中第三刀(登记面是谁管的)承认落在实处。
读者要驳这本书,用的应该正是第 54 章那三条:它有没有说错过可以被查出来的事实;它的判断能不能被后来的事情推翻;用它做事的人,是长出了更多能做的事,还是更少。
第十二编给了三张清单(第 74、75、76 章),附录四把它们合成一页。这里只说它们共同的骨架,因为那才是要带走的东西。
三张清单做的是同一件事:
一、在唯一的那把尺子旁边,再放一把自己的尺子。
孩子:每月一条成绩单上看不出来的事。
身体:那三行。
工作:每月一条表格外的记录。
二、把身份翻回具体的事。
他就是粗心 → 这次错的是进位。
我身体不好 → 这半年爬楼比从前喘。
我不适合做管理 → 我在分工和当面指出问题上吃力。
三、装一个登记面:收,改,记。
家里:每周一问,真改一条,记下来。
照护:每月十五分钟。
单位:每月最后一次例会那十分钟。
这三样合起来,就是这本书全部的正面主张。其余二十几万字,是为了让这三样不落空。
全书走了十二编。用一句话收每一编,这本书的骨架就摆完了。
第一编(他这个人):他一辈子都在把自己写成另一个人——一生六次改写,最后一次作废了整份计划。
第二编(他接手的题):两派为「人」吵了二十年,谁也没问「人」这个说法是哪一年出生的;他去问了。
第三编(疯狂与临床):不只被看的东西有出生日期,看的人也有;他把那个不许被改写的位置,从看的人那里挪到了被看的人那里。
第四编(词与物):他把康德焊死的先天解冻成了有日期的土,又把它冻成了一层一层。
第五编(规训与惩罚):他把笔递到了被造的人手里,却只给了一张描红本。
第六编(性、生命与治理):每一种权力都有生日,「权力」本身没有。
第七编(最后四年):他终于递出一根树枝,只是这根树枝只画在沙滩一角。
第八编(四场架):四个对手抓的是同一块——缺回写,就缺判据。
第九编(总解构):三根梁,三处替换——有托的土,有路的断层,有笔的脸。
第十编(身后):每个人只撬开了他的一只盖子;最接近那道箭头的是哈金那条回路。
第十一编(AI 时代):潮水真的来了,而且这一次它会说话;顺的部分可以交出去,卡住的那一句留给自己。
第十二编(用得上):三张清单,一个骨架——再放一把自己的尺子,把身份翻回行为,装一个登记面。
全书写到最后,最要防的是一种误读:好像描红是可耻的,一个人不去改点什么就是白活。
不是这样。第 76 章那一段要在这里重说一次,而且要重一点:
描红是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时候在做的事,而且它养活了这个世界。
一个把活做熟的人,一个按时交东西的人,一个把孩子照顾好、把老人送走的人——他们一辈子可能没改过任何一张字帖,可是这个世界靠他们运转。
这本书从不要求谁去当一个改字帖的人。它只说三句:
你在动手。(不管你觉不觉得。)
你多数的动作会沉回自己身上。(那叫描红,不丢人。)
要让它沉到别处去,得有那三样。(一个口子,一条具体的条文,一次被记下来。)
一年做成一件,就够了。一年一件也没有,也不必自责——这本书是一份工具,不是一张新的考卷。
一本二三十万字的书读完,多数人手上留不下什么。这里给三件很小的事,做完了这本书才算没白读。
第一件:找出你这一年还留着的那一道笔画。(第 56 章那个练习。)
这一年你提过的意见、改过的做法、说过的话里,有哪一件到今天还在?找出来,写下它当时是怎么成的——是谁接住了它,靠的是哪一条具体的东西。
多数人写完会发现:留下来的那几道,当时都不是最费力的那几件。
第二件:在你能做主的最小那一处,装一个口子。
一句「你觉得哪一条该改」,一个必须回答的时间,和一个真的去改一件的承诺。(第 60、74、76 章。)
小到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冰箱上那张纸,例会最后那十分钟,和一个同事每月一次的十五分钟。
第三件:把这本书里对你最有用的那一句,讲给一个人听。
不是转发,不是摘抄,是用自己的话讲一遍,讲到对方能接着往下问。(第 72 章那个检验:过了一遍的东西,你能在饭桌上用自己的话讲出来。)
讲不下去的地方,就是你还没有过那一遍的地方——那一处才是这本书对你真正有用的地方。
导论从一个孩子学写字开始。
小禾,六岁,一本印着淡红色字的本子,一拳一尺一寸,沿着红线描,不许出线。
七十六章之后,那个孩子长大了。他描了很多年的红:课本,考卷,简历,报表,年终总结。他的字写得不错,也许还写得很好。
这本书希望他在这十几年里,至少有过一次这样的经验:
他说了一句话,家里那条规矩改了;他提了一个意见,班里那张表上多了一栏。
一次就够。因为一个有过这种经验的人,一辈子都知道字帖是可以改的;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人,长大以后会把所有的字帖都当成天生的。
他长大以后,会遇到潮水:制度,市场,算法,几百年的习惯。潮水比他大得多,他画下的那几道,多半会被抹平。
可是他手里有过那根树枝。
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可这张脸拿到过树枝;他画下的那几道,多半会被潮水抹掉,也有几道,改了沙滩。
这是这本书要说的全部。
带走的话:你在动手;多数动作会沉回自己身上;要让它沉到别处去,得有一个口子、一条具体的条文、一次被记下来。一年做成一件,就够了。
关于这份书目的三点说明:
一、本书不逐页引注。全书引用福柯的地方,一律是转述大意,并在正文里标出书名与部分、章,或者课程年份、篇名与年份(导读第六节说明过这条体例)。读者若要核对,可按这里的篇名与正文里的章节自行查阅。
二、中译本只标译者,不标版本。同一部书在中文世界常有多个版本与多次重印,标了反而误导。本书写作时参照的中译,出自刘北成、杨远婴、莫伟民、谢强、马月、佘碧平等先生之手,谨此致谢。凡译名与通行译法不同之处,导读第六节已作说明。
三、外国人名一律用通行中译,不附外文。这是「普通人都能懂」系列的体例。
四、这份书目按用途分组,不按学术惯例排。读者若只想读福柯本人,看第一、二、三组;只想知道他和谁吵过,看第五组;想知道他之后发生了什么,看第八组;想知道对他的质疑,看第九组。
五、给不同读者的三条最短路径:
没读过他的人:先读《规训与惩罚》的第一部分(那场公开处决和那张作息表),再读《词与物》的最后几页(那张沙滩上的脸)。两处加起来不到一百页,是他最好读、也最能立住的东西。
读过一点、想再进一步的人:读《性经验史》第二卷的前言(他讲自己为什么推翻了整份计划),和《尼采、谱系学、历史》那篇短文。这两篇是理解他一生转折的钥匙。
想用他做事的人:读《自我书写》那篇短文,和他最后几年关于「关心自己」的讲稿。那里的东西今晚就能用。
1. 《精神疾病与人格》(1954) 2. 宾斯万格《梦与存在》法译本导言(1954) 3. 《精神疾病与心理学》(1962,前书改写本) 4. 《古典时代疯狂史》(1961;节本中译常作《疯癫与文明》) 5. 《雷蒙·鲁塞尔》(1963) 6. 《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 7. 《词与物》(1966) 8. 《知识考古学》(1969) 9. 《话语的秩序》(1971,法兰西公学院就职演讲) 10. 《规训与惩罚》(1975) 11. 《性经验史》第一卷《求知的意志》(1976) 12. 《性经验史》第二卷《快感的运用》(1984) 13. 《性经验史》第三卷《关心自己》(1984) 14. 《性经验史》第四卷《肉欲的忏悔》(1984 年前完成,2018 年出版)
15. 《必须保卫社会》(1975—1976) 16. 《安全、领土与人口》(1977—1978) 17. 《生命政治的诞生》(1978—1979) 18. 《主体解释学》(1981—1982) 19. 《说真话的勇气》(1983—1984) 20. 其余各年讲稿(1970—1984 年间共十三卷,陆续出版)
21. 《尼采、谱系学、历史》(1971) 22. 《什么是作者?》(1969) 23. 《污名者的生活》(1977) 24. 《自我书写》(1983) 25. 《主体与权力》(1982) 26. 《何为启蒙?》(1984) 27. 《什么是批判?》(1978) 28. 《戴面具的哲学家》(1980,匿名访谈) 29. 《自由实践的伦理学》(1984 年 1 月访谈) 30. 《我的身体,这张纸,这炉火》(1972,对德里达的回应) 31. 《知识分子与权力》(1972,与德勒兹的对谈) 32. 《言与文》(四卷本文集,收录其短文、访谈、讲演) 33. 《我,皮埃尔·里维埃……》(1973,档案编纂)
34. 埃里蓬《米歇尔·福柯传》 35. 马塞《福柯的生死爱欲》 36. 戴维森等编《福柯思想的关键词》 37. 德费尔《福柯年表》(收于《言与文》)
38. 萨特《存在与虚无》 39.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40.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 41. 萨特一九六六年关于《词与物》的访谈 42.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内收《我思与疯狂史》,1963 年讲演) 43. 乔姆斯基与福柯《人性:正义对抗权力》(1971 年电视辩论文字稿) 44.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45. 哈贝马斯关于福柯的若干评论文章
46. 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 47. 康吉莱姆《生命科学史研究》 48. 巴什拉《科学精神的形成》 49. 伊波利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结构与发生》 50.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 51. 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 52. 拉康《文集》 53. 巴尔特《神话学》 54.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 55. 布朗肖《福柯,如我想象的那样》 56. 德勒兹《福柯》 57. 杜梅齐尔相关著述
58.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 59.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 60.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61. 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 62.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63. 康德《实用人类学》(福柯译并作导言) 64.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 65.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 66. 柏拉图《申辩篇》《阿尔喀比亚德篇》 67. 塞涅卡《论愤怒》《书信集》 68. 马可·奥勒留《沉思录》 69. 色诺芬《家政论》 70. 边沁关于圆形监狱的设想(《全景敞视》) 71. 拉萨尔《基督教学校指南》(福柯所引十八世纪教学规程)
72. 德勒兹《控制社会后记》(1990) 73. 哈金《制造人》及相关论文 74. 哈金《疯狂旅行者》 75. 巴特勒《性别麻烦》 76. 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 77. 阿甘本《神圣人》 78. 阿甘本《例外状态》 79. 萨义德《东方学》 80. 韩炳哲《倦怠社会》 81. 韩炳哲《透明社会》 82. 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 83. 拉图尔《重组社会》 84. 巴拉德《宇宙中途相遇》 85. 罗斯《生命本身的政治》 86. 麦克尼尔等关于福柯与女性主义的讨论 87.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 88. 泽鲍夫《监控资本主义时代》
89. 米德尔福特关于「愚人船」与疯狂史材料的质疑 90. 塞德关于《古典时代疯狂史》史料的讨论 91. 波特关于英国精神医学史的研究 92. 戈尔茨坦关于法国精神医学职业化的研究 93. 加兰关于惩罚史的研究 94. 斯皮伦堡关于刑罚变迁的研究 95. 关于皮内尔与普桑解开锁链一事的史学考订
96. 中译福柯主要著作(译者见本节开头说明) 97. 汪民安《福柯的界线》 98. 莫伟民《主体的命运》 99. 杜小真编《福柯集》 100. 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 101. 中文学界关于「话语权」「规训」用法的若干讨论 102. 关于「内卷」一词来源与流变的若干讨论
103. 《普通人都能懂的康德》 104. 《普通人都能懂的黑格尔》 105. 《普通人都能懂的胡塞尔》 106. 《普通人都能懂的萨特》 107. 《普通人都能懂的德里达》 108. 《普通人都能懂的〈差异与重复〉》(德勒兹) 109. 《普通人都能懂的笛卡尔》 110. 《普通人都能懂的洛克》 111. 《130 年哲学思想史解读:普通人都能懂》 112. 本系列其余各卷
本书用大白话讲,这张表把三套说法并排放:本书的说法,它正式的名字,和福柯自己的词。读到哪里不明白,翻这一页。
第三列要特别说明:「大致对应」四个字是认真的。福柯的词和这套书的词不是一一对译,两边的图纸不同(第 62 章那六条分界线)。这一列只是帮读者在两套说法之间找路,不是说它们可以互换。凡是标「无对应词」的地方,正是两边真正分开的地方——而全书的判词,就落在那几处。
| 本书的大白话 | 正式的名字 | 福柯的词(大致对应) | 首次出现 |
|---|---|---|---|
| 一锅粥 | 混沌 | — | 导论 |
| 正在成形 | 介生 | — | 导论 |
| 定型 | 秩序 | — | 导论 |
| 形状 | 显露 | 主体化的产物 | 导论 |
| 路 | 差异序列 | 话语的规则、规训的次序 | 导论 |
| 土 | 特征纠缠 | 知识型、装置、权力关系 | 导论 |
| 回写 | 回写 | (无对应词) | 导论 |
| 描红 | 加固型回写 | (他写足了,未命名) | 导论、第 34 章 |
| 改字帖 | 改写型回写 | (只在反向话语处露缝) | 导论、第 34 章 |
| 沙滩上的脸 | 全书总比喻 | 《词与物》末句 | 前言 |
| 谁在执笔 | 全书总钥匙 | 作者功能、主体位置 | 前言 |
| 那张看不见的桌子 | 一个时代的软土 | 知识型 | 第 20 章 |
| 目光 | 被练出来的看法 | 临床目光 | 第 18 章 |
| 案例 | 被写成可比材料的人 | 案例、档案 | 第 30 章 |
| 塔 | 被看即自我看管 | 全景敞视 | 第 31 章 |
| 老塔/新塔 | 监视/排序 | (新塔他未见) | 第 31、71 章 |
| 三个位置 | 一号位·二号位·三号位 | (本书的排法,待验) | 第 41、57 章 |
| 三问 | 判据:托·反过来·出口 | (他只给「不要被冻住」) | 第 53 章 |
| 冻住 | 支配状态 | 支配状态 | 第 33、49 章 |
| 登记面 | 收·改·记 | (无) | 第 60 章 |
| 签收 | 改动落到人身上 | (无) | 第 62 章 |
| 第二把尺子 | 表格之外的记录 | (无) | 第 30 章 |
| 不必交代的时间 | 无人要求汇报的空白 | (无) | 第 28、74 章 |
| 查来历四步 | 谱系学的操作 | 谱系学 | 第 27 章 |
| 档案是刻度 | 档案 | 档案 | 第 25 章 |
| 物是被凝固的命令 | 物的参与 | (拉图尔一路) | 第 68 章 |
| 内卷 | 加固型回写的中文名 | (无) | 第 69 章 |
年表只收和本书有关的事。凡年份有争议或只见于一家之说的,正文里已注「据说」或「据后来的记载」。
| 年份 | 事情 | 本书章节 |
|---|---|---|
| 1926 | 10 月 15 日生于普瓦捷,外科医生之家,名保罗-米歇尔 | 第 1 章 |
| 1940 | 德军占领普瓦捷;转入天主教学校 | 第 1 章 |
| 1945 | 首次报考巴黎高师落榜;赴巴黎备考,遇伊波利特 | 第 1 章 |
| 1946 | 考入巴黎高师(第四名) | 第 2 章 |
| 1948 | 获哲学学士;自杀未遂,就医于圣安娜医院 | 第 2 章 |
| 1949 | 获心理学学士;完成关于黑格尔的毕业论文 | 第 2 章 |
| 1950 | 加入法国共产党;首次教师资格考试落榜 | 第 2 章 |
| 1951 | 通过教师资格考试 | 第 2 章 |
| 1952 | 获精神病理学文凭;在圣安娜医院与弗雷讷监狱做心理测验 | 第 3 章 |
| 1953 | 夏天在意大利读尼采;退出法共 | 第 2、3 章 |
| 1954 | 出版《精神疾病与人格》;为《梦与存在》作长篇导言 | 第 3 章 |
| 1955 | 赴瑞典乌普萨拉,主持法国文化中心 | 第 4 章 |
| 1958 | 赴华沙;次年离开 | 第 4 章 |
| 1959 | 赴汉堡,完成《古典时代疯狂史》 | 第 4 章 |
| 1960 | 任教于克莱蒙费朗大学 | 第 5 章 |
| 1961 | 5 月索邦答辩通过;出版《古典时代疯狂史》 | 第 5 章 |
| 1962 | 《精神疾病与心理学》(改写本)出版 | 第 14 章 |
| 1963 | 出版《临床医学的诞生》《雷蒙·鲁塞尔》;德里达发表批评讲演 | 第 5、18、52 章 |
| 1966 | 出版《词与物》;赴突尼斯任教 | 第 5、6、24 章 |
| 1968 | 突尼斯学生运动;秋天回国,筹建万森纳大学哲学系 | 第 6 章 |
| 1969 | 出版《知识考古学》;发表《什么是作者?》 | 第 25、72 章 |
| 1970 | 当选法兰西公学院教授(思想体系史);12 月 2 日就职演讲 | 第 6 章 |
| 1971 | 与他人共同发起监狱信息小组;发表《尼采、谱系学、历史》;与乔姆斯基电视辩论 | 第 7、27、53 章 |
| 1972 | 发表对德里达的回应 | 第 52 章 |
| 1975 | 出版《规训与惩罚》 | 第五编 |
| 1976 | 出版《性经验史》第一卷;讲授《必须保卫社会》 | 第 35、38 章 |
| 1977—1979 | 讲授《安全、领土与人口》《生命政治的诞生》 | 第 37、39 章 |
| 1978 | 两次赴伊朗,写下一组报道 | 第 7 章 |
| 1980 | 匿名访谈《戴面具的哲学家》;常赴美国讲学 | 第 7 章 |
| 1981—1984 | 讲授《主体解释学》《说真话的勇气》等 | 第七编 |
| 1984 | 出版《性经验史》第二、三卷;发表《何为启蒙?》;1 月接受《自由实践的伦理学》访谈 | 第 45—49 章 |
| 1984 | 6 月 25 日在巴黎萨尔佩特里耶尔医院去世,五十七岁 | 第 8 章 |
| 1984 年秋 | 德费尔参与创办法国最早的艾滋病互助组织之一 | 第 8 章 |
| 1994 | 四卷本《言与文》出版 | 第 8 章 |
| 1997—2015 | 十三卷法兰西公学院讲稿陆续出版 | 第 8 章 |
| 2018 | 《性经验史》第四卷出版 | 第 8 章 |
一本拆别人的书,要先让自己可以被拆(第 54、56、61 章)。这里把本书自认最弱的地方列出来,供读者查证与反驳。
一、判词后半句。(第 49 章)他一九八四年一月那次访谈里区分了流动的权力关系与被冻住的支配状态,并说自由的实践可以让关系保持流动。本书判定:他给了尺子,没给机制——没有登记面。这是全书最可能被推翻的一处。若读者在他八十年代的文本里找到一处,把自我的实践明确写成会沉淀回制度、改写权力关系本身的机制,判词后半句就该改为「……直到最后四年,才递给它一根树枝」。
二、第 41 章与第 57 章两处解释。三种权力对三个位置,三个时期对三个位置——这两处是本书自己的排法,不是福柯的原话,正文里已标「待验」。弱在两处:时间上有交错;太齐整。
三、三问偏向能动手的人。(第 61 章那第二刀)对余地已被剥光的人(第 66 章那一头),三问帮不上忙。本书只能说:那时候能做的是替他把话带出去——而「谁有资格替别人说话」,本书没有答。
四、登记面本身可能变成收集器。(第 61 章那第三刀)一个让个人的动作沉回制度的口子,本身也是一个装置。本书承认这一刀落在实处,只给了一句应对:登记面本身要被同样地查。
五、本书只判「窄」,不判「偏」。(第 71 章)关于推荐系统是否让人更极端,研究上仍有争论,本书按「不预言」的纪律回避了。这是一处有意的空缺,也是一处弱。
六、对托的处理还不够硬。(第 58 章)本书主张「土在推,也在托」,也给了五条做法;可是「托」这件事本身缺少福柯式的档案证据——因为托天生不留痕迹。用一个难以取证的东西去补一根梁,这一处要请后来者接着做。
七、本书是人机协作成稿。(第十一编编序、第 72 章)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作者给出,文字在作者指令下由 AI 协作成稿,并经作者审定。一本问「谁在执笔」的书用这种方式写成,读者有权把这一点算进对它的评估里。
八、史料上的依赖。本书不是史学著作,关于福柯的生平与著作内容,依赖的是通行的传记、译本与研究。凡只见于一家之说的,正文里注了「据说」或「据后来的记载」(第一编编序说明过);可是「通行」本身也会出错——第 15、16、31 章记下的那几处史学质疑,就是这类出错被修订的例子。读者若在某一处发现本书采信了已被推翻的说法,那一处该改。
九、旁证的分寸。全书多处用中国的事作旁证:科举(第 30 章)、劝(第 16 章)、曾子三省(第 44 章)、荀子(第 55 章)、孟荀之争(第 53 章)、内卷(第 69 章)。每一处都写了「只作旁证,不混为一谈」。可是旁证这件事本身有风险:放在一起看久了,读者容易把两边当成一回事。这一处要请读者自己留一份警觉。
三张清单(第 74、75、76 章)合成一页。撕下来贴在冰箱上或者夹在本子里。
用法提醒:不要三张一起做。挑一张,挑其中一条,做一个月。(第 76 章那句:一年做成一件,就够了。)一次全上的人,两周之后一条也不剩。
一、在唯一的那把尺子旁边,再放一把自己的尺子。
二、把身份翻回具体的事。(他就是…… → 这次他……)
三、装一个登记面:收,改,记。
每月:写一条成绩单上看不出来的事。
每周:问一句「这周最想改家里的哪一条」,真改一条,记下来。
每天:留一段不必交代的时间(不问)。
看作业:先说一处具体的好,纠错留到最后。
说话:把身份换成行为。
老师:座位轮一次,提问名单轮一次,评语写一行具体的,每月去掉一样最没用的作业。
孩子自己:一个本子,睡前三句,把「我不行」换成一件具体的事。
(只讲理解、沟通与习惯;诊疗、用药、饮食、锻炼强度一律听医嘱。)
每半年:写三行(生活的变化/身体的感觉/最想弄清的一件事)。
看病前:带纸条(在吃什么/看过什么/半年的变化/最想问的一件事)。
看病后:记一句医生说的。
每周:数字只看一次。
有人需要照料:每月十五分钟那一问,真改一条;每周给主要照顾的人三小时不必交代的时间。
说话:把身份翻回经历。
每天:给「永远做不完」的事定一个今天的完成标准;数字只看一次。
每周:留一段不看工作消息的时间,并且说出来。
每月:问一句「最没用的一件事是什么」,真的去掉一件,记下是谁提的。
带人:问一句「哪一步最没道理」,然后改一步。
写评价:写事,不写人;先说一处具体的好。
交东西前:自己读一遍,改三处,能讲清每一句。
遇到自动决定:写成可转述的一段话,问能不能人工复核。
一、有没有托?做完这件事,有没有人长出了原来没有的东西?
二、能不能反过来?这一年里,被安排的那一方有没有改动过安排的那一方一处?
三、有没有出口?想退的人退得出去吗?代价有多大?
一、它第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
二、当时为了解决什么?
三、经过了几只手,每只手加了什么?
四、当年有没有别的方案被否掉?——被否掉的那个,往往就是今天可以重新拿出来的选项。
七十六章,每章一句。忘了哪一章讲什么,翻这一页。(下面是概括,不是每章末尾那句「带走的话」的原文。)
也可以这样用:只读这一页,挑出让你停下来的那三五句,再去翻那几章。一本厚书最好的读法,多半是从索引进去的。
第一编 一个人
第 1 章 一个被家里预先写好将来的孩子,说了第一个「不」。
第 2 章 他研究分类,是从被分类的那一边写起的。
第 3 章 二十几岁那几年,他把桌子的两边都坐过了。
第 4 章 人在土里看不见土;他走到两千公里外,才看清法国画下的那条线。
第 5 章 一个人的名字一旦立住,就开始反过来写他。
第 6 章 有些字帖,只有现实顶上来的时候才改得动。
第 7 章 他一生最像「把笔递出去」的一次,是在监狱门口发问卷。
第 8 章 他拆穿了「作者」这个功能,死后被这个功能接管。
第 9 章 他的一生是一条发生序列,他笔下的人却多半只是一张被写的纸。
第二编 他接手的题
第 10 章 吵得最凶的两边,常常共用同一张字帖。
第 11 章 吵架双方共有的那个前提,往往就是该被查出生证的那一个。
第 12 章 三家材料给了他土、路和形状,没有一家给他回写。
第 13 章 认亲认在「不要起源」,分家分在「不写回写」。
第三编 疯狂与临床
第 14 章 一个人肯改自己说过的话,说明他手里的笔是活的。
第 15 章 「疯」这个格子先被划出来,医学是一百多年后才搬进去的。
第 16 章 铁链被解开了,评判住进了心里。
第 17 章 留一个「原样」,等于取消它的动作。
第 18 章 「你哪里疼」这句话有出生日期。
第 19 章 看的人下了座,疯狂上了神龛。
第四编 词与物
第 20 章 我们笑那段古怪分类时,碰到的是自己这一代思想的边。
第 21 章 位置先于人:要动的常常不是坐在那里的人,是那个位置。
第 22 章 几件互不相干的事用上同一套做法,底下就有一层共同的土。
第 23 章 他给了幻灯片,没给中间那段电影。
第 24 章 人是沙滩上的一张脸——可这张脸拿到过树枝。
第 25 章 一句话有没有分量,看有没有一个位置接住它。
第 26 章 他解冻了先天,又把它冻成了一层一层。
第五编 规训与惩罚
第 27 章 不问起源,只查来历;查完还剩最后一问——能不能改。
第 28 章 凶狠的东西待一个下午,温和的东西住进你的一生。
第 29 章 规训连「你怎样长起来」都替你安排好了。
第 30 章 考试把人写成一份可比较、可归档的材料。
第 31 章 那座塔最厉害的地方,是塔里可以没有人。
第 32 章 一个类别会造出它所描述的那类人。
第 33 章 跳不出这张网,不等于动不了这张网。
第 34 章 加固型回写让土更像原来的土,改写型回写让土变成另一片土。
第六编 性、生命与治理
第 35 章 不是被禁止说,是被要求按格式说。
第 36 章 一种行为在某个年代变成了一种人;把身份翻回行为。
第 37 章 权力从「让你死」变成「让你活」;留心指标什么时候开始下任务。
第 38 章 战争模型只讲输赢,装不下「造」。
第 39 章 看一件事有没有选择,看别的那条路好不好走。
第 40 章 他给每件衣服都查了出生日期,没给穿衣服的那个东西查。
第 41 章 三种权力,三次换侧重:东西,过程,场(待验)。
第七编 最后四年
第 42 章 照这样做下去,三年后还是同一件事吗?
第 43 章 从某一刻起,认识不再要求认识的人改变。
第 44 章 一个人可以对自己动手,工具很便宜:一个本子,一封信,睡前三句。
第 45 章 把「可不可以」换成「怎么用」。
第 46 章 作品是做给自己的,资本是做给市场的。
第 47 章 要让真话变成常规,不能靠提高勇气,要靠降低代价。
第 48 章 批判是「不想被这样统治」的艺术。
第 49 章 他看见了那扇门,没有推门。
第 50 章 一根树枝,只画在沙滩一角。
第八编 四场架
第 51 章 一个有力气没地面,一个有地面没力气。
第 52 章 替人说话之前,先看看自己用的是谁的词。
第 53 章 不看人本来是什么,看一件事之后发生还能不能继续。
第 54 章 不要不动的地基,要一套能被检查、能认错、能被改的做法。
第 55 章 四个对手抓的是同一块:缺回写,就缺判据。
第九编 总解构
第 56 章 判词完整版:三处对,三处停手。
第 57 章 「我」最后才亮。
第 58 章 土在推,也在托。
第 59 章 断层底下有路。
第 60 章 执笔的脸;要让笔迹留下来,得有一个登记面。
第 61 章 凡是一套说法不肯说自己哪里可能错,它多半已经成了一张字帖。
第 62 章 六条分界线,其实是一条:那道回头的箭头在不在图纸上。
第 63 章 判断一套思想是活是死,不看它有多对,看它能不能被改。
第十编 身后
第 64 章 旧的累有尽头,新的累没有。
第 65 章 分类会回头改人,人也会回头改分类。
第 66 章 你所在的那一群人,是被谁写的?
第 67 章 没有人逼你,不等于没有东西在推你。
第 68 章 物不下命令,它只是把路修得一边好走、一边难走。
第 69 章 我们已经很会诊断了,缺的是那三样。
第十一编 AI 时代
第 70 章 它学的不是世界是什么样,是什么话会被说出来。
第 71 章 新塔不看你,它替你排好选项。
第 72 章 谁署名,谁负责。
第 73 章 顺的部分可以交出去,卡住的那一句留给自己。
第十二编 用得上
第 74 章 让他有一次「我说的话改动了什么」的经验。
第 75 章 在那张表之外,留一句自己的话。
第 76 章 把力气用在能留下笔迹的地方。
这本书写了三十万字,要说的其实是一句话,而这句话在写之前就有了:
一个人被写了一辈子,有没有一处是他自己写的。
选福柯来讲这句话,是因为他离这件事最近,也最清楚地停在了它前面。近,才值得这样细拆;停下来了,才有一本书可写。
本系列写过二十几位。拆每一位的规矩都一样:先把他看见的写足,再说他收回在哪里,最后给一个替换的说法,并让替换的那一样也可以被查、被改。这一卷守的是同一条规矩,只是对手更难缠——因为他用的那把刀,正是这本书借来的那把。
还要交代这本书的写法,因为它和多数讲哲学的书不同。
一、它只讲一条线。福柯的著作里有大量本书没有细讲的东西:他的文学评论,他关于空间的思考,他对绘画的兴趣,他讲课里许多精彩的枝节。删掉它们不是因为不重要,是因为这本书只追一条线——那道回头的箭头在不在。追一条线,才能追到底。
二、它把例子放在第一位。每一章都要落到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晚上。这不是为了通俗,是因为这本书判的那件事本身就要求这样:一套说不出工序的理论,只是一句感慨(第 56 章)。
三、它把自己的弱处写在明处。附录三那九条,是这本书对读者最实在的一份交代。
要感谢几批人。
感谢那些把福柯译成中文的先生们。没有他们,这本书里的每一句转述都无从谈起。
感谢那些质疑过他的史学家。正是他们一条一条的考订,让这本书能在佩服他的同时,把该写的质疑照直写下来(第 15、16、31 章)。
感谢哈金。本书最核心的那个主张,在他那里已经是一条明确的机制(第 65 章)。学问上的功劳记在先到的人名下,这是这套书的规矩。
也要感谢那些不在书里的人:写进这本书的每一个日常场景——一个描红的孩子,一位守在病床边的家属,一个在会上第三次提意见的人——都来自真实的日子。他们不会读到这本书,可这本书是为他们写的。
最后一句,留给读者。
一本书写完,作者就不再是它唯一的执笔人了(第 8 章那一章讲过)。它会被读,被引,被误读,被拿去用在作者没想过的地方。这件事挡不住,也不必挡。
这本书判了福柯五条,拆了他三根梁。可是这本书自己,也会被后来的人这样拆。附录三已经把最弱的九处写在了那里,省得后来者再找。
一门讲发生的学问,不能宣布自己已经完成。
如果有一天,这本书里的哪一条被一件真实发生的事顶翻了,那正是它还活着的证据。
王德生
二〇二六年,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