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张目标表和一幅日本画
王德生 著 · 德麦国际专著第 214 号 · ISBN 979-8-90690-045-6 · 约 21 万字
王德生,博士,SIO 本体论与 SDE 发生学的创立者,新加坡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创始人、董事长,SDE Universes 平台主持人。
他是计算数学出身:湘潭大学数学系本科与硕士,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博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研究所博士后。此后他在英国威尔士大学斯旺西分校任高级研究员,又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数学系任教与研究十三年,任博士生导师。他在国际期刊发表计算数学与图形学论文四十余篇,研究集中在网格生成、变分表面重建与波的模拟。
2015 年起他回国推广自己的方法论,2017 年 1 月以一篇《给你一双慧眼看天地》开始了「三视角」时期。此后他的思想走过四站:三视角(2017 年 1 月起)、321 智慧系统(2022 年 10 月起)、SIO 本体论(2024 年 7 月起)、SDE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起;同年 5 月起「结构」改读为「显露」)。本书是他主持的「普通人都能懂(明白)」系列中的一卷,属应用哲学·管理哲学一门,是这一门的第一本。
德麦国际的专著书架上,已经有一本德鲁克了:第 207 号《普通人都能读懂的德鲁克》。那一本从「创造」讲起,讲一个人、一间没有员工的办公室,讲他怎样站到了创造这一边,又怎样给创造立了一条规矩。
这一本是再讲。再讲,不是重讲一遍,也不是推翻前一本,而是换一把尺子、换一个入口,从另一面去看同一个人。前一本的入口是「创造」,这一本的入口是「吸引」:一个让全世界的经理人愿意靠近了几十年的人,他的管理学里,「让人愿意靠近」这股力,放在了哪里?
这个问题,是用一把新尺子量出来的。这把尺子,叫 SDE 管理学。
2026 年 9 月 28 日,我口述了 SDE 管理学的定义。下面照原话录在这里,一字不改:
「我们先定义 SDE 管理学:管理就是用好 S3,D3,E3,这个三角形的'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管理的目标就是他们的三方程;管理的路径就是他们的六路径而是实践,管理的动力机制是他们的三原理。S3 是:价值:真,善,美;D3:最优化:最小误差,最小冗余,最小亏损。E3:能量:内能,动能,势能。管理的使命就是:维持和平衡 S3 的三大价值力量,即真,善,美的正常运行:保持 SDE 的在轨,效率,吸引。具体的管理实践则是另外两套三组合:S3,D1,E2;和 S3,D2,E3。那是具体的管理内容。」
同一天,又补了几条裁定:
「在轨、效率、吸引」,分别对应真、善、美。
「三原理」,是 123 原理的三拍: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
两套实践三组合:S3·D1·E2 管「为了什么、怎样说清、怎样量」;S3·D2·E1 管「怎样一步步做、具体管理的场景」。实践二以 S3·D2·E1 为准。
S1、S2,那是知识管理和技术管理;S3 实际上是价值管理。
D1 是意义三律:创造、自由、幸福。
这几段话,是这本书的根。全书每一编、每一章,都是从这里长出来的。
用大白话再说一遍。
管理,就是用好一个三角:价值、最优化、能量。价值,是一件事做得真不真、好不好、美不美;最优化,是少出错、不白费、不亏本;能量,是一个人、一个组织的定力、干劲,和攒下来的信用名望。
这个三角有三样东西要看。目标:三样东西互相撑着,一起站住,叫三方程。路径:从三角的哪一角起步、往哪一角走,有六种走法,叫六路径,六种走法就是六种管理实践。动力:三角里一有张力,组织就被逼着改样子,改完了再回头改原来的东西,叫三原理。
管理的使命,是让真、善、美三股力正常运行,彼此平衡。真管在轨,不跑偏;善管效率,走得顺、不内耗;美管吸引,有人愿意来、愿意留、愿意信。三股力少一股,组织就出一种病:少了真,会跑偏;少了善,会内耗;少了美,会没人来。
具体的管理,还有两套组合。一套管为了什么、怎样说清、怎样量:为了什么,靠意义三律,创造、自由、幸福;怎样说清、怎样量,靠信息,符号、逻辑、数学。一套管怎样一步步做、在什么场景里做:一步步做,靠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场景,是现实界、自我界、理念界。
S1 和 S2 两格,管的是知识和技术;S3 这一格,管的是价值。所以 SDE 管理学,说到底是价值管理。
SDE 九宫里,S 这一维有三格:S1 规范,S2 模态,S3 价值。放在管理里,就是三种管理。
S1,是知识管理:管的是什么是对的、该怎样知道、知识怎样发生和流转。一家装修公司,老师傅的手艺怎样传给徒弟,新材料的性能怎样摸清,这是知识管理。
S2,是技术管理:管的是怎样做、用什么工具做、按什么工序做。工地上用什么机器,墙面先刷什么后刷什么,怎样验收,这是技术管理。
S3,是价值管理:管的是为了什么、值不值得、人愿不愿意。这家公司为谁装房子,哪些活宁可不接,业主为什么愿意把钥匙交给你,这是价值管理。
前两种做得再好,第三种没想清楚,公司照样会跑偏、会内耗、会没人上门。这本书讲的,是第三种。德鲁克一辈子讲的,大部分也在第三种里:企业的目的,管理者的责任,组织的正当性。所以拿价值管理这把尺子去量他,是量在他自己的地盘上。
书里也会碰到落在另外两格里的东西。比如第十编讲野中郁次郎的知识创造,那是知识管理,落在 S1;本书就标明「越出价值管理」,不硬塞进三组合里去比。
这本书用了两把刀。
第一把,叫理论之刀。它拿 SDE 管理学这把尺子,一格一格去量德鲁克的理论:三角的三样他写了多少,使命的三股力他写了几股,两套实践他走到了哪里。第四编到第七编,是这一把刀的主场。
第二把,叫人生之刀。它不量理论,它把一个大师的理论和他的人生两本账放在一起对:他写进理论的那一格,跟他人生里真正靠着的那一格,是不是同一格?要是不是,中间那道缝在哪里?第一编、第二编、第八编,是这一把刀的主场。
两把刀量下来,碰到了同一样东西。
理论之刀量出来:德鲁克把真和善两股力立得比谁都牢,美——吸引——在他的理论里没有自己的位置。
人生之刀对出来:美,恰恰是他人生里最旺的那一股力。全世界的经理人愿意听一个从没当过经理的人讲管理;他一辈子收藏日本画,在大学里讲东方艺术,七十多岁写小说,写了一本以别人为主角的自传。
两刀合在一起,是这本书的主梁:理论里缺的那一股力,就是他人生里最旺的那一股力。
压成一句话:他教的是把事做真、把事做好,他靠的是让人愿意靠近。
画面版:他教的是一张目标表,他靠的是一幅日本画。
这本书,是在 SDE 管理学的定义口述以后,照着一份写作任务书一编一编写出来的。任务书把全书的口径定死:定义照原话,判语和判词全书统一,史实一律待核,陪读人物全书一致,例子不跟本系列已用过的撞车。
写的过程中,有几处判断改过。原先以为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整个站在先定靶子那一边,读他 1954 年那一章,读出了后一半「自我控制」,才知道他给自由律留过一颗种子。原先以为第三道缝(理论讲省、人生靠冗余)是一道孤立的缝,对他的一生对下来,才看清它是主缝的根:他攒下的冗余,长成了他身上的美。这些改动,就是本书说的回写:被量的人,也改了量他的那把尺。
这一本,是应用哲学·管理哲学卷的第一本。前面,这个系列已经做过教育哲学和法哲学。三门做下来,有一条体会:理论写给别人用的学科,大师的缝隙最宽,人生之刀最有用。
教育学家的理论,多半是写给老师用的;法学家的理论,写给法官、律师用;管理学家的理论,写给经理人用,而且是直接拿去照着做的。一个管理学家写的东西,会变成千千万万个单位里的制度和表格。所以,他理论里少写的那一样,会被千千万万个单位一起少掉。德鲁克的目标管理,传到最后只剩一张 KPI 表,就是这样。
德鲁克又是管理学家里理论被用得最多的一位。他的书,被几代经理人当成工具书;他的说法,被写进了无数单位的规章。所以,看清他那道缝,用处最大:不是为了批评他,是为了让照着他做事的人,知道还要补上什么。
还有一个缘故。本系列第 166 号,一口气写了二十位大师的缝隙。据那一卷的统计,二十道缝落在九宫的各个格子里,只有「美」这一格一直空着。德鲁克这一卷,要是站得住,就是这一格里的第一位。美这股力,在各家的学问里,也许都是最难被写成理论的那一股。
这本书写给没有管理学、哲学底子的普通人。写的时候守了几条规矩,先交代清楚,读者心里有数。
一,大白话。一段一件事,句子不长。硬词第一次出现,先说大白话,再在括号里注上 SDE 的叫法。
二,例子用日常的:花店、菜市场、养老院、外卖站点、县城的理发店和书店。学术案例不当主讲。日常例子都是设想的、构想的,书里写明「设想」「比如有这样一位」;构想的下文,写明「这是我构想的」。不编亲历。
三,不替德鲁克编话。他的书名、概念,照用;他的原话,必须有书名出处,拿不准的一律转述。有几句流传很广、却常被误安在他头上的话,比如「能衡量的才能管理」,书里专门说明了不是他的原话。
四,不揭短,不诛心。缝隙不是他的毛病,是一个大师身上常有的样子。书里每说一处「他漏了」,先说他在哪里是对的。
五,不做人事、投资、法律意见;不评在世的个人和在审的事;不替任何公司做广告。
这把尺子拿来量一个人,量的不是他聪明不聪明、成就大不大,量的是他的管理学在三角上站在哪里、少了哪里。
德鲁克在三角上的样子,先说个大概:价值那一角,真和善两股力,他立得比谁都牢,美没有自己的位置;最优化那一角,他写得最足,卓有成效、要事第一、有计划地放弃,几代人照着用;能量那一角,定力和干劲他写了,攒信用、攒名望的势能,写得少。三样之间的牵连,他写成了一条从目标往下推的线,而不是三样互相撑着的架子。
这个大概,全书会一格一格地细量。读者读的时候,可以随时翻回这一段对一对:哪一格多,哪一格少,哪一处是他的大功,哪一处是他的缝。
第一,这是 SDE 尺子下的读数。换一把尺子,比如德鲁克自己讲的管理的三项任务,他一项不缺。本书说他缺美,是说在真、善、美三股力并列的这把尺子下,第三股没有站起来;不是说他的理论按他自己的标准不完整。第十一编第 40 章,专门请他的辩护人上台挨了八刀,这一层在那里说得最透。
第二,缝隙不是虚伪。一个人理论里少写了一样东西,不等于他说的是假的,更不等于他做人有问题。德鲁克写下的真和善,是真的,是他用一辈子压出来的。读完这本书,应当更敬重他。
第三,证据有硬有软。理论这一侧的证据比较硬:他的主要著作里,确实没有把「吸引」当成一股跟在轨、效率并列的管理使命来写。人生这一侧,他的吸引力本身是硬的,日本画在他生命里的分量是软的。所以判语说的是「让人愿意靠近」,日本画只是画面,是象征。凡是史实拿不准的地方,书里都标了〔待核〕;直接引他的话,一律注书名,拿不准的只转述。
第四,这本书是写给普通人的。读者不需要读过德鲁克,也不需要懂 SDE。书里请了一家人陪读:开花店的唐家,从一家店开到三四家。唐志明学会了定目标、看报表,却发现新开的那家店「什么都对,就是没人愿意进来」。他碰到的,正是这本书要讲的那道缝。
把全书十四编,各用一句话说在这里,读者可以先看个大概。
第一编,一个人:他从维也纳的客厅到克莱蒙特的书房,一辈子站在侧幕边上看;头尾两段泡在吸引里,中间几十年把在轨和效率写成了学问。
第二编,他没管过的组织:顾问、教授、旁观者,他进过很多组织,几乎没在里面当过家;站在门口看得清真,摸不到美是怎样养起来的。
第三编,他接手的管理学题:泰勒只剩最优化,斯隆站真,梅奥站善;他把真和善拼了起来,梅奥碰到的那一点美的边,被他收进了善。
第四编,管理是什么:企业是社会的器官,卓有成效写足了最优化,定力和干劲写了,势能没写;目标被写成了一个靶子。
第五编,管理的使命:真管在轨,善管效率,他都守得最牢;美管吸引,散在四处,没有自己的位置。
第六编,为了什么、怎样说清、怎样量:创造顾客写满了创造律;目标管理写的是两半,传下来只剩一半;他信数字和道理,不大信故事;先定靶子的现场。
第七编,怎样一步步做:现实界、自我界写得足,理念界几乎不当场景;六步里走出来的那三步只走了一半。
第八编,缝隙编:一张目标表,一幅日本画。主缝在价值格里,第二道缝在位置上,第三道缝在最优化格里;三道缝一个根。
第九编,相遇:儒家的修身和日本的经营,都把美放在了靠里的位置;同一把尺量两边,各缺一角。
第十编,近邻:德明、明茨伯格、野中郁次郎各补了他一块,美这一格在近邻中间也还空着。
第十一编,SDE 总解构:请辩护人先挨打;判词完整版与三方程体检;看见与收回合成一个根;保底合表;给 SDE 自己写死法。
第十二编,身后与制度化:从目标与自我控制到一张 KPI 表,五代变宽,一代丢一样;知识工作者、非营利管理、MBA 进了制度,都丢了同一样东西。
第十三编,AI 时代重读德鲁克:机器接过了他写得最足的最优化;机器做不了的,是他写得最少的吸引,和他写得最重的签字担责。
第十四编,用得上:被管的人、管人的人、管自己的人,各一章,每章留三件明天早上能做的事。
这本书请了一家人陪读,从导论出场,到结语收回。
唐家的花店,开在一个老小区门口。唐志明,四十六岁,原来是纺织厂的车间主任,厂子改制以后,跟妻子开了这家店;他管进货、管账、管排班,信「定了目标就去干」。苏敏,四十四岁,他的妻子,插花的手艺好,店里的回头客,多半是冲着她来的。唐果,二十岁,他们的女儿,在外地读设计,寒暑假回来帮忙,爱拍照。老冯,五十八岁,第一家店最早的伙计,在那条街上待了十几年。小罗,二十六岁,第二家店的店长。
这一家人,一路从一家店开到三家、四家。唐志明学了德鲁克,学会了定目标、看报表,账越来越清楚,规矩越来越明白;可第三家店开起来以后,「什么都对,就是没人愿意进来」。
为什么请一家花店?因为花店是一个美这股力最显眼、又最容易被当成「小事」的地方。花是好看的东西,可卖花的人,很容易只盯着进价、损耗、流水,忘了人为什么会在一家花店门口停下来。唐志明碰到的,正是德鲁克的读者最常碰到的那道缝。
陪读人物只是让道理落地,不承担证据。书里讲德鲁克的每一个判断,都不靠唐家来证明;唐家只是让读者看见,这些判断放到一家小店里,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是一个在单位里被管着的人:这本书会告诉你,你手里那张考核表,原本有两半;后一半是可以一点一点要回来的。第十四编第 49 章是写给你的。
如果你是一个管着几个人、十几个人的人:这本书会给你一张三查表,真、善、美各查一遍。前两样,德鲁克给了现成的问题;第三样,要你自己去养。第十四编第 50 章是写给你的。
如果你正在给自己定一张五年计划:这本书会提醒你,德鲁克教一个人认清自己,用的是走出来的顺序;给自己留一块空白,问一问自己过得好不好。第十四编第 51 章是写给你的。
如果你是一个读了很多年德鲁克的人:这本书不是要你放下他,是请你回头看一看,你从他那里学到的,是不是只有那张表;他自己靠着的那幅画,你学到了没有。
全书十四编,五十一章。
想知道德鲁克是个什么样的人,读第一编、第二编。
想知道 SDE 管理学怎样量他,读第四编到第七编;时间紧,读第五编使命编就够了。
想知道那道缝,读第八编缝隙编;时间更紧,只读第 32 章「悖论一句话」。
想拿这本书去用,读第十四编:被管的人、管人的人、管自己的人,各一章。
导读会把一个三角、两套实践、七个大白话词,先用一件家常事讲一遍。导论从一张印好的谢绝卡片讲起。
这本书的每一章,都照同一个路数走:从读者碰到过的一个管理场面进门,然后看德鲁克说了什么,先说他对在哪里,再用 SDE 看这一处,再放回日子里,最后留一两句带走的话,和两行小账。小账问的是两件事: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
管、带、长,是全书的一把小尺。管,是告诉你该怎样做;带,是陪着你、引着你,让你自己走;长,是给一块地方,让东西自己长成。德鲁克一辈子反对「管」,看见了「长」,给「长」配了一台机器:目标。这台机器,就是「带」。
第 207 号那一本,先把德鲁克请进了书架;有了它,这一本才谈得上「再讲」。两本书可以对着读:一本从创造进门,一本从吸引进门,同一个人,两扇门。
王德生
2026 年秋
这本书的尺子,是一个三角。三个角,各有三样东西。
价值这一角(S3),三样是真、善、美。用最家常的话说:这件事做得真不真,让人信;做得好不好,让人安;做得美不美,让人想靠近。
最优化这一角(D3),三样是最小误差、最小冗余、最小亏损。家常话:少出错,不白费,不亏本。
能量这一角(E3),三样是内能、动能、势能。家常话:定力,干劲,攒下来的信用和名望。
拿一家早餐店来想。豆浆是现磨的、价钱是公道的、账是清楚的,这是真;老板对伙计不苛刻、伙计之间不较劲、碰上客人投诉有人担着,这是善;门口热气腾腾、老板记得熟客的口味、下雨天在门口多撑一把伞,这是美。磨豆浆不洒、做油条不多做、进货不压货,这是最优化。老板十年如一日五点起床,这是定力;新开分店那阵子全家拼着干,这是干劲;街坊说「去他家,放心」,这是势能。
一家店,九样东西,样样都在,它就站得稳。
三角不是三样东西摆在一起就完了,它们之间还有牵连。
三方程,说的是三样互相撑着。价值靠最优化和能量撑起来:早餐店要做得真、做得好、做得让人想靠近,得靠不白费、不亏本,也得靠老板有定力、有干劲、攒下了信。最优化要看价值和能量来定松紧:油条少做几根,是省;可要是熟客来了买不着,省过头了。能量由价值和最优化养出来:老板的劲,是从做对的事、对人好、让人愿意来,加上不白费、不亏本里养出来的。
写成式子,是三个:S3=F(D3,E3),D3=G(S3,E3),E3=H(S3,D3)。本书里这三个式子只出现几回,读者记住那三句家常话就行。
管理的目标,就是三方程一起站住。不是一个数,不是一个靶子,是三样东西互相撑着的一个架子。这一点,是本书量德鲁克时最要紧的一把尺:他把目标写成了一个靶子。
六路径,说的是从哪一角起步。从价值起手,从最优化起手,从能量起手,各有两种往下走的方向,一共六条。有的早餐店,是老板先想清楚要做一家什么样的店,再讲究省,最后鼓劲;有的,是两口子先凭一股劲干起来,干着干着学会了省,很多年以后才说得清自己这家店对街坊意味着什么。六条路,就是六种管理实践,没有唯一正确的那一条。德鲁克几乎只认第一条。
三原理,说的是组织怎样变。三拍: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早餐店对面开了一家连锁店,客人一点一点少了,这是张力在攒;老板改了做法,加了一样别人没有的东西,这是形状改变;改完以后,回过头去把店里的规矩、伙计的分工、自己的心思都改一遍,新样子才算立住,这是回写。
三角里,价值那一角最要紧。SDE 管理学说,管理的使命,就是让价值那一角里的三股力,真、善、美,正常运行,彼此平衡。
三股力各保一样东西:真保在轨,不跑偏;善保效率,走得顺、不内耗;美保吸引,有人愿意来、愿意留、愿意信。
少一股,就出一种病。第五编第 21 章讲了三家早餐店:一家账糊涂,跑偏了,倒了;一家对伙计苛刻,内耗死了;一家什么都对,门面灰扑扑,没人来。
德鲁克开的药,对前两种病最灵。第三种病,他的药方在他的日子里,不在他的书里。
三方程是本书最要紧、也最容易被说空的东西,再用早餐店多走一步。
设想那位早餐店老板,有一年想多挣钱,把油条从每天三百根加到五百根,伙计从两个加到四个,营业时间从早上五点到十点,延长到下午两点。这是在最优化那一角上使劲:多做,多卖,摊薄成本。
结果呢?油条多了,做不过来,炸得马虎,老客人说没以前脆了,这是价值那一角在往下掉;伙计多了,老板管不过来,两个新伙计跟老伙计较劲,下午那几个钟头人人没精神,这是能量那一角在往下掉。最优化那一角上去了,另外两角塌了,到年底一算,钱没多挣,口碑倒差了。
这就是三个式子不一起站住的样子。第二年,老板把油条减回三百五十根,下午不开了,多出来的钱给两个老伙计涨了工资,又在门口加了一张小桌子,让熟客坐下来喝碗豆浆再走。三样又互相撑上了。
德鲁克的目标管理,常常是在一角上定一个数,然后一路去追;三方程要的,是三个角一起看,一个上去了,另外两个别塌。
具体的管理,还有两套三组合,都以价值那一角为顶。
第一套,价值、意义三律、信息。管三件事:为了什么,怎样说清,怎样量。
为了什么,靠意义三律:创造、自由、幸福。一家店开起来,为了做成一样这里没有的东西(创造),为了自己说了算(自由),为了让来的人高兴、自己也过得好(幸福)。三律之间有一个乘法:自由等于创造乘以幸福。只有创造没有幸福,或者只有幸福没有创造,乘出来都是零。德鲁克写满了创造这一律。
怎样说清、怎样量,靠信息的三样:符号、逻辑、数学。故事、名字、口碑是符号;道理是逻辑;数字是数学。德鲁克最信逻辑和数学,不大把符号当正事,可他自己是讲故事的大师。
第二套,价值、路径组织、三界。管两件事:怎样一步步做,在什么场景里做。
一步步做,靠六步: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猜一个办法,动手做,看看怎样,告诉该知道的人,照着改,再来一圈。德鲁克写满了中间三步,头尾三步写了一半。
场景,是三界:现实界,外面的事,钱、货、顾客、市场;自我界,一个人跟自己的那一场;理念界,一个组织心里装着的念想。德鲁克写足了现实界和自我界,理念界几乎不当管理的场景来写。
还是那家早餐店,把两套实践各走一回。
第一套,为了什么、怎样说清、怎样量。老板开这家店,为了什么?为了做出这条街上最好的豆浆油条(创造);为了不再给人打工,自己说了算(自由);为了街坊早上有一口热乎的,自己一家也过得踏实(幸福)。三样都在,他的日子乘出来是满的。他怎样说清这家店?墙上贴一张价目表(数学),跟新伙计讲为什么豆浆要现磨(逻辑),街坊之间传「老王家的油条,二十年没变过味」(符号)。他怎样量?每天卖了多少碗、剩了多少根,一本账(数学);可那句「二十年没变过味」,账上量不出来。
第二套,怎样一步步做、在什么场景里做。老板想试一样新东西:咸豆浆。他先猜,附近新搬来的南方人多,会有人要(猜想);做了一锅试试(动手);一周下来,卖得不多不少(评估);问了几个客人,说咸淡还行,就是辣油不够香(反馈);换了一家的辣油(修正);又试了一个月,成了店里的招牌之一(迭代)。场景呢?现实界:灶台、豆子、价钱、客人;自我界:老板自己五点起床的那份定力,换辣油时跟自己较劲的那几天;理念界:他心里那句「早上要让人吃口热乎的」,二十年没变。
两套实践,一套问「为什么、怎样说、怎样量」,一套问「怎样做、在哪里做」。德鲁克在两套里都写了很多,本书在第六编、第七编一项一项对过。
这本书讲组织怎样一步步长成,用了七个大白话词,一本书一套到底。
形状:一家店、一个团队、一套做法最后成了的样子。一张排班表、一条进货流程、一个「去他家,放心」的口碑,都是形状。
路:从几个人凑在一起,到成了一家像样的组织,那一串一先一后的不同。试,错,吵,改,分工,再改。
土:让这条路走得通的那一片。这条街的人,这个行当的规矩,这个年代的技术,这群人各自的来历和彼此的旧账。
回写:组织长出来以后,回头改人、改行当。一条考勤制度,改了一家公司里的人说话的方式;一家店的做法,改了一条街的习惯。
一锅粥:刚开张、刚合并、刚来了新技术,谁也说不清该怎样分工的时候。
正在成形:岗位似有似无、一件事三个人管、做法天天改的那一段。这一段最有创造,也最容易被人说成「管理混乱」。
定型:写进手册、做成流程、上了考核表。定型只是一站,不是终点。
拿这七个词去看德鲁克,有一个形状一下子就出来了:他最擅长的,是「定型」那一站:目标、流程、责任、衡量。他看见了「路」和「土」,看见了「正在成形」那一段最有创造。可他给组织开的药,常常是让组织早一点定型:先想清楚事业是什么,再定目标、分任务、做衡量。本书叫这个动作「先定靶子」:把一条走出来的路,写成出发前就该找准的目标。
七个词里,「回写」最要紧,全书用得最多。一样东西长出来以后,回过头去改了原来的东西,这一拍,常常是一场变化能不能立住的关键。德鲁克讲有计划地放弃,讲反馈分析,讲目标要由下往上提,都碰到了回写;可他写得多的是从上往下的回写,从下往上的那一条,在他身后的制度里断了。
「定型」也要多说一句。定型不是坏事,一家店要是永远「一锅粥」,什么也做不成。问题在于,把定型当成终点:写进了手册,就以为事情完了;上了考核表,就以为管住了。本书说德鲁克「先定靶子」,就是说他常常让组织在还没走出路之前,先定了型。
导论会用唐家花店的一件事,把这七个词全用一遍。
量一个管理学家,SDE 管理学有四项检验。本书量德鲁克,四项都做了。
使命检验:真、善、美三股力,他写了几股?德鲁克的读数:真、善写足,美没有自己的位置。这是本书的主判。
三方程检验:他把目标写成了三样东西互相撑着的架子,还是写成了一个数、一个靶子?德鲁克的读数:靶子。他比后人高明,靶子是能挪的;可每一回,都是先找准答案,再出发。
六路径检验:他认几条路?德鲁克的读数:几乎只认一条,先价值、再最优化、再能量。他自己的一生,走的是另外几条。
三原理检验:他怎样看组织的变化?德鲁克的读数:有计划地放弃,是真看见;回写多半只写了从上往下的那一条。
四项读数放在一起,是一个定位式:德鲁克的管理=F(真,善);目标=一个靶子,而不是三方程一起站住。
人生之刀,有一套固定的走法,本书第八编照着走。
第一步,看他的理论站在哪一格:德鲁克站在价值格的真和善上。
第二步,看他的人生靠的是哪一格:读他的传记、自传、书信,看他最难的那几年、最愿意花时间的地方,是靠什么。德鲁克靠的,是同一格里的美。
第三步,把两本账对一对,找出中间那道缝,落到九宫的位置上;再看九宫外的三个位置、最优化格里,还有没有别的缝。
第四步,写保底: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
第五步,压判语:他教的是什么,他靠的是什么。要一听就懂,只能用在这一个人身上。
第六步,写只学他理论的人会卡在哪;再写两个同构的普通人故事;最后写怎样补上这道缝。
这一套走法,是从本系列第 166 号一路用下来的。第 166 号用它量了二十位大师,这一本用它量德鲁克一个人,量得更细。
每一章末尾,有两行小账。读者读完一章,可以先看小账,再决定要不要回头细读。
第一行问: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门,是他的看见;关的门,是他的收回。一个大师,常常是一边开门一边关门:开了「企业的目的在外面」这扇门,又在门后立了一个靶子。
第二行问: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这一行,是用那把小尺量他在这一处把组织想成了哪一个字。
第五编使命编,第二行换成:这一处,真、善、美——在轨、效率、吸引——少了哪一股?第八编缝隙编,两行换成:缝隙落在哪一格?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
还有一把小尺,全书反复用:管、带、长。
管,是告诉你该怎样做,盯着你做,做不好罚。泰勒拿着秒表站在工人身边,是管。
带,是陪着你、引着你,给你一个方向,让你自己走。德鲁克的目标与自我控制,是带。
长,是给一块地方,让东西自己长成。一间客厅里的谈话,一个志愿小组,一条街上一家开了十几年的小店,是长。
德鲁克一辈子反对管,看见了长,给长配了一台机器:目标。这台机器,就是带。他把带讲得比谁都好;他自己一辈子活在长出来的地方里:少年时的客厅,一个人的工作室,一群愿意靠近他的人。
还要说一句,两套实践和那个三角,不是三样分开的东西。三角,是管理本身;两套实践,是把管理落到具体的事上。三套组合,都以价值那一格为顶,因为不管做什么,先要问值不值、为了谁、人愿不愿意。
SDE 九宫里,D 这一维有三格:意义三律(D1)、路径组织(D2)、最优化(D3);E 这一维也有三格:三界(E1)、信息(E2)、能量(E3)。三套组合,正好把这六格各用了一次:核心三角用最优化和能量,实践一用意义三律和信息,实践二用路径组织和三界。不重,也不漏。
读者不必记这些格子,只要记住:一个三角管管理本身,两套实践管具体的事,三样都以价值为顶。
这本书一路说德鲁克缺美,读者可能会读出几种意思,这里先挡一挡。
一种误读:德鲁克过时了,不用读了。不是的。他写的真和善,是这本书最敬重的东西;第十一编第 43 章把他对的地方合成了一张表,那张表很长。光是把他那张目标表学到家,很多单位就能从一团糟走到井井有条。
一种误读:管理只要讲美,讲吸引,讲情怀就行了。也不是。没有真的美是花架子,没有善的美会绑人。本书主张的是三股力并重、互相校着,美只是被补上的那一股,不是替代另外两股的那一股。
一种误读:美就是装修、品牌、用户体验。不全是。这些是美的一部分,可本书说的美,更多是一个组织里人和人之间那点让人愿意靠近的东西:一句记得你的话,一回有人担着的事,一个让人心动的将来。这一部分,常常不花钱,却最难做。
还有一种误读:美可以定成指标去考核。这是本书最想挡住的一种。第十一编第 44 章写 SDE 自己的死法,头一种就是这个:美要是也被做成了靶子,它就死了。美只养不考。
为了方便查,把书里反复出现的几个硬词,和它们的大白话,列在这里。正文里第一次出现时,都会再讲一遍。
价值、最优化、能量:一件事做得真不真、好不好、美不美;少出错、不白费、不亏本;定力、干劲、攒下的信用。
在轨、效率、吸引:不跑偏;走得顺、不内耗;有人愿意来、愿意留、愿意信。
三方程:三样东西互相撑着,一起站住。
六路径:从三角的哪一角起步,往哪一角走。
三原理: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三拍。
意义三律:创造、自由、幸福;自由等于创造乘以幸福。
三界:现实界、自我界、理念界。
一号位、二号位、三号位:站在外面看;站在里面做;回到自己心里。
先定靶子:把一条走出来的路,写成出发前就该找准的目标。
早餐店刚开张那几年,是长出来的:两口子凭一股劲干,街坊一个一个熟起来,口碑一点一点攒起来,没有人管,也没有什么章法。
开到第二家、第三家,老板管不过来了,开始带:给每家店的店长定个目标,教他们怎样算账、怎样排班,让他们自己去干。这一步,德鲁克的书最有用。
要是再往下,开到十几家、几十家,就容易走到管:统一的手册,统一的考核,每天对数,做不到就罚。东西是整齐了,可那股「去老王家,放心」的味道,也就淡了。
一家店的一生,常常是从长走到带,再从带滑到管。德鲁克教人的,是怎样从管回到带;本书想补的,是怎样在带的时候,还给长留一块地方。
最后,留给读者三个问题。这是缝隙这把刀的随身三问,本书用它问德鲁克,读者也可以用它问任何一个你敬重的人,包括你自己。
一问,他说自己靠的是什么,站在哪一格?
二问,他最难的那几年,真正是靠什么熬过来的?
三问,中间那道缝,我该补上什么?
带着这三个问题,往下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位研究创造力的心理学家,想访问一批在各个领域里做出过大成就的人,问他们是怎样一辈子保持创造力的。他给很多人写了信,其中一封寄给了德鲁克〔待核,这位心理学家一般认为是契克森米哈赖,事见其《创造力》一书〕。
据那本书里的记述,德鲁克回了信,客客气气地谢绝了。回信的大意是:谢谢你的好意和你对我的看重,可是我不能接受你的访问;我想,保持创造力和生产率的秘诀之一,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废纸篓,把所有这一类的邀请都放进去;我的经验是,生产率在于不做任何对别人的工作有帮助的事,而把所有的时间花在上天让你适合做的工作上,并且把它做好〔待核,措辞只转述大意〕。
心理学家把这封信,原样写进了自己的书里,当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没有因此生气,反而觉得这封信本身,就说明了一些东西。
据其他来访者的回忆,德鲁克晚年回绝邀请,常常用的是一张印好的卡片,大意是:德鲁克先生感谢您的好意,但不能参加〔待核,措辞只转述〕。卡片印好了,来一封,寄一张。
这张卡片,值得多看一会儿。
给没读过德鲁克的读者,先用几句话说说他是谁。
彼得·德鲁克,1909 年生在维也纳,2005 年在美国加州的克莱蒙特去世,活了九十五岁〔待核〕。他年轻时在德国当过学徒、记者、编辑,1933 年离开德国,在伦敦的银行里做过事,后来到了美国,教书,写书,给大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当顾问。他一辈子写了三十多本书,《管理的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几代经理人都读过〔待核〕。很多人叫他「现代管理学之父」。
「目标管理」「知识工作者」「企业的目的是创造顾客」这些说法,都跟他的名字连在一起。今天单位里的考核表、年初签的目标责任书、「要事第一」的时间管理办法,往上数,常常能数到他那里。
可他自己,几乎一辈子没当过经理,手下没带过一支像样的团队。他给自己的自传取名叫《旁观者》。晚年,他住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没有秘书,墙上挂着他收藏的日本画〔待核〕。
一个讲了一辈子怎样管组织的人,自己一辈子站在组织的门口。这件事本身,就是本书要讲的缝的一部分。
卡片的正面,写的是德鲁克的理论。
他一辈子讲:时间是最稀缺的资源;有效的管理者,先管自己的时间;要事第一,一次只做一件事;不要紧的事,要舍得不做;有计划地放弃。那个「非常大的废纸篓」,就是这一套道理最干脆的样子:不是我的事,一律不做;把时间留给上天让我适合做的那件事。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最优化:不白费。也是真:对准自己真正的长处,不跑偏。也是善:把力气用在能做成的事上,不跟自己较劲,也不跟别人敷衍。
一张卡片,几乎装下了德鲁克管理学的一大半。这一面,就是本书说的那张目标表。
这张卡片的正面,还有一处小细节,常被人忽略:它是客气的。德鲁克的回信,先谢对方的好意,再说不能来,最后讲了一个带点自嘲的「大废纸篓」的道理〔待核〕。他没有冷冰冰地一口回绝,也没有找一个借口敷衍过去。一个人连拒绝别人,都拒绝得让人不觉得被冒犯,这本身就有一点美在里面。只是这一点,他没有写进他讲时间管理的那几章里。
可是卡片还有背面。
同样一张卡片,换一个人来寄,会是什么效果?一个无名小卒,收到一位学者的访问邀请,回一张印好的卡片,说「我有一个很大的废纸篓」,对方大概会觉得这人不懂礼数,甚至有点狂。
德鲁克寄出去,对方不但不生气,还把它写进书里,当成一件有意思的事。为什么?
因为寄卡片的人是德鲁克。全世界的人愿意听他说话,愿意读他的书,愿意大老远去克莱蒙特看他;他说「我有一个很大的废纸篓」,别人听出来的是一个老人守住自己时间的那份定力,甚至还有一点幽默。这张卡片能起作用,靠的不是卡片上那几句话,是寄卡片的那个人,几十年攒下的、让人愿意靠近的那股力。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美,保持的是吸引;也是势能,攒下来的信用和名望。
卡片的正面,是他写进书里的道理;卡片的背面,是他没写进书里的力量。正面写的是「不白费」,背面靠的是「让人愿意靠近」。
这就是本书要讲的那道缝,在一张卡片上的样子:他教的是一张目标表,他靠的是一幅日本画。
那个「非常大的废纸篓」,还有一层意思,要多说两句。
德鲁克劝人把不相干的邀请都扔进废纸篓,留出整块的时间,给上天让你适合做的那件事。这是他的真本事,第十四编还会教读者怎样照着做。
可是,他自己的废纸篓里,并没有把什么都扔掉。据记载,他一辈子每隔三四年,就给自己找一门新学问来学,统计、历史、日本艺术,跟他的本行未必相干〔待核〕;他几十年收藏日本画,七十多岁写小说,晚年还在大学里讲东方艺术〔待核〕。这些东西,按他自己「要事第一」的标准,大概也该扔进废纸篓。他没扔。
他扔掉的,是别人塞给他的事:访问、会议、写序、站台。他没扔掉的,是自己被吸引着、想去做的事,哪怕它们眼下没用。
这里埋着本书的第三道缝:他在理论里教人砍掉一切不相干的东西,在日子里却给自己留了一大块「不相干」。那一大块「不相干」,后来长成了他的见识,长成了他让人愿意靠近的那份风度。第八编第 31 章会细讲。
读者读到这里,可以先在心里记一笔:德鲁克的废纸篓,是有两层的。上一层,扔掉别人塞来的事;下一层,留着自己被吸引的事。他只把上一层写进了书。
废纸篓这件事,普通人身上也有。
设想县城里有一位开了二十年裁缝铺的老师傅,姓尤。尤师傅的规矩,街坊都知道:每天只接三件活,多了不接;婚丧嫁娶的急活,不接;找他改网上买来的便宜衣服,不接。有人说他架子大,可来找他做衣服的人,一年比一年多。
尤师傅的不接,是德鲁克那个废纸篓:不白费,把手艺留给最该做的那几件活。
可是尤师傅还有一个规矩,街坊也知道:谁家老人去世了,要做一件寿衣,不管多忙,他都接,而且不收钱。他说:「这件活,不是生意。」
街坊说起尤师傅,最先说的,不是他每天只接三件活,是他做寿衣不收钱。一个人肯接什么、不肯接什么,让人记住的,常常是他肯为谁破例。德鲁克的废纸篓,也有它破例的地方:他对非营利组织,对那些他看重的人,常常是不计报酬地帮忙〔待核〕。这一层,跟那个废纸篓一起,才是他完整的样子。
把这张卡片,用 SDE 的三股力再拆一回。
真:卡片上说的是实话。他确实不接这类邀请,也确实把时间留给了自己最该做的事。他没有找一个「最近身体不好」「行程太满」之类的借口。
善:卡片对对方是客气的,对自己是负责的。他不让对方空等,也不为了面子勉强答应、到时候应付了事。
美:卡片能让人收到了不生气,反倒觉得有意思,甚至写进书里当成佳话。这一股,不在卡片上,在寄卡片的人身上。
三股力,在一张小小的卡片上都在。可是德鲁克讲时间管理的那几章,讲的是前两股:说实话,把时间用在对的地方,不勉强自己。第三股,让人收到你的拒绝还愿意靠近你,他没讲。他做到了,没讲。
这张卡片,放在今天,还有一层意思。
今天的人,不必印卡片了,手机里有自动回复,邮箱里有模板,甚至有能替你写一封得体的谢绝信的人工智能。谢绝这件事,越来越省事。
可是,同样一句「不能参加」,有人说出来,对方觉得被尊重;有人说出来,对方觉得被打发。差别不在字句,在说这句话的那个人,在对方心里是什么分量。
机器能把卡片的正面写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省时间;卡片的背面,那份让人收到了也不觉得被冒犯、反倒觉得有意思的分量,机器替不了。第十三编会讲:机器接过了德鲁克写得最足的那一面,留给人的,恰恰是他没写进书里的那一面。
把这张卡片先放一放。讲一件家常事,把导读里说的那七个大白话词,全用一遍。
老小区门口,有一家花店,是唐志明和苏敏两口子开的。
这家人,全书都会出场。唐志明,四十六岁,花店的老板,管进货、管账、管排班。苏敏,四十四岁,他的妻子,插花的手艺好。唐果,二十岁,女儿,在外地读设计,放假回来帮忙,爱拍照。老冯,五十八岁,第一家店的老伙计。小罗,二十六岁,后来当了第二家店的店长。
二十多年前,唐志明是纺织厂的车间主任,苏敏是厂里的挡车工。唐志明后来常跟人讲,他是在厂区花坛边上认识苏敏的:他从花坛里偷摘了一枝月季送给她,被厂长抓住,扣了半个月奖金。厂子改制那年,两个人都下了岗。苏敏会插花,唐志明会算账,两个人一商量,在小区门口租了一间小门面。
头两年,是一锅粥。进什么花,没准;卖什么价,没准;谁管什么,也没准。唐志明进货进多了,一屋子的花蔫在桶里;苏敏一忙起来,包装纸用得满地都是。有一回情人节,两个人从早上六点忙到半夜,算账一看,还亏了。这就是「一锅粥」:刚开张,谁也说不清该怎么分工。
可是一锅粥里,有东西在长。苏敏插的花好看,路过的人会停下来看一眼;每周三下午,有一位老太太来买一枝康乃馨,苏敏会陪她说二十分钟的话;后来请来的伙计老冯,每天早上开门前,会在门口站一会儿,看对面早点摊排队的人,人多的时候,就把门口的小花桶多摆两个。这些事,没人安排,也没人检查,可是一点一点地,这家店在这条街上有了一点名气。
这一段,是「正在成形」:岗位似有似无,一件事两三个人管,做法天天改。最有创造,也最容易被人说成「乱」。
这一路是怎样走过来的?试,错,吵,改,分工,再改。唐志明管账、管进货,苏敏管插花、管客人,老冯管门口和老街坊。这一串一先一后,就是「路」。
这条路,为什么走得通?因为这个老小区里住的多是老人和老街坊,大家喜欢在家门口买东西,喜欢认得的人;因为那几年,城里人开始有了买花送人的习惯;也因为唐志明在车间里管过几十号人,会算账,苏敏在厂里就是出了名的手巧。小区、年代、各人的来历,这一片,就是「土」。
慢慢地,店里有了样子:进货有了单子,排班有了表,包花有了几种固定的款式,门口有了一个小瓶子,每周三放一枝最好的康乃馨。这家店在街坊嘴里,有了一句话:「去唐家,放心。」进货单、排班表、包花的款式、那一句话,都是这家店的「形状」。
后来,唐志明去上了几回小商户的培训班,读了几本讲德鲁克的书,学会了定目标、看报表、分权责。他把店里的规矩写成了一本小册子,给每个伙计定了月度目标,每天晚上在手机上对数。这是「定型」:写进手册,做成流程,上了考核表。
定型以后,店开得更顺了,开到了第二家、第三家。
这家店长出来以后,也回过头来改了一些东西。唐志明从一个车间主任,变成了一个会算账、会看人、会跟客人打交道的小老板;老冯在那条街上,从一个外地来的伙计,变成了街坊嘴里的「冯师傅」;那条街上的人,过年过节买花,习惯了先去唐家看看。店改了人,改了街坊的习惯,这是「回写」。
七个词,一件事,用完了。
导读里讲过,SDE 管理学把管理分成三种:知识管理,技术管理,价值管理。在唐家的花店里,三种都看得见。
知识管理:哪种花怎样保鲜,哪个季节进什么花,老冯包花的手艺怎样传给新来的店员。这一层,唐家是靠老冯手把手教的,后来唐果又在门口那张木桌上,把每种花的来历写成了小牌子。
技术管理:冷柜调几度,水几天换一回,包装纸怎样折,收银用什么软件。这一层,唐志明管得最好,写进了那本小册子。
价值管理:这家店为了什么开?哪些生意宁可不做(唐志明拒绝过供货商私下的返点)?街坊为什么愿意来?店员为什么愿意留?这一层,是这本书要讲的;也是唐志明最后才学会的。
前两种,唐家做得一年比一年好。第三种,在第一家店里是长出来的,没人管它,它也在;到了第三家店,没人管它,它就不在了。
这七个词,也可以拿来看德鲁克这个人的一生。
一锅粥:十八岁在汉堡,二十三岁到伦敦,二十八岁到美国。每一回都是从头开始,谁也不认识,干什么都没准。
正在成形:在法兰克福当编辑,在伦敦的银行里写报告,在本宁顿学院什么课都教,在通用汽车里转了一年半。做法天天变,身份也说不清:是记者,是学者,还是顾问?这一段最有创造,他后来的几乎所有想法,都是这些年里长出来的。
路:学徒,记者,银行,教书,顾问,作家。一先一后,没有一步是先定好的。
土:一个老大帝国散架以后的维也纳,一个集体跑偏的德国,一个大公司正在成为社会中心的美国;还有他家里那间客厅,那两位老师,那一屋子闲书。
形状:一套讲目标、讲责任、讲卓有成效的管理学;一个「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名声。
定型:他的道理写进了教科书,进了商学院,进了千千万万个单位的考核表。
回写:他的管理学回过头来,改写了几代经理人的做事方式,也改写了无数普通人每天被管的样子。
有意思的是,他的一生,前半段是一锅粥和正在成形,靠的是吸引和走出来的路;后半段写成的理论,教的却是怎样早一点定型。他自己走的是一条长出来的路,教给别人的是一套带的办法。
故事到这里,还没完。
第三家店,开在城另一头的一条新街上。唐志明这回有了经验:选址算过客流,装修照着前两家,进货有单子,排班有表,店员有目标,那本小册子每个人发了一本。
可是第三家店开了一年,什么都对,就是没人愿意进来。路过的人看一眼橱窗,脚步不停。唐志明加目标,加检查,加会议,数字一点没动,店员倒是走了好几个。
苏敏去第三家店站了一个下午,回来说了一句:「那家店,太像个仓库了。」
唐志明不明白。他把前两家店的做法一样一样搬了过去,为什么前两家行,第三家不行?
答案,这本书要用五十一章来讲。可是在导论里,可以先说一句:唐志明搬过去的,是前两家店定型以后的那一部分:手册、流程、目标、考核。他没搬过去、也搬不过去的,是前两家店在一锅粥和正在成形的那几年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那样东西:苏敏插的花让人停下来,老冯在门口站的那几分钟,周三那枝康乃馨,「去唐家,放心」那一句话。
前一样,是在轨和效率,是真和善;后一样,是吸引,是美。
唐志明手里,有一张目标表;前两家店能活下来,有一半靠的是一幅他看不见的「画」。
第三家店那一年,唐志明是怎样过的,不妨再说细一点,因为它几乎就是很多德鲁克的读者都走过的一年。
头三个月,他照着书上的办法来:给店员定清楚目标,每天进店人数、成交数、客单价,晚上报一次;每周开一次会,对数。数字不好,他就加目标;加了目标还不好,他就加检查。
第四个月到第六个月,店员开始换人。走掉的一个店员跟小罗说:「唐总人不坏,就是那家店待着没意思。」唐志明听说了,又去书里找办法:讲权责,讲用人所长,讲自我控制。他让店员自己定目标,数字先给店员看。店员们照做了,客客气气,可是进门的人还是不多。
第七个月到年底,唐志明有点灰心了。他跟苏敏说:「书上的办法,我一样一样都用了,用得比前两家店还细。怎么就不行?」
苏敏说:「你用的那些,是让一家店不出错、不内耗的办法。可是第三家店的毛病,不是出错,也不是内耗,是没人想进来。」
唐志明问:「那让人想进来的办法,在哪本书里?」
苏敏想了想,说:「不在书里。在第一家店门口那个小瓶子里。」
这句话,唐志明当时没听懂。等他听懂,是后来唐果接手第三家店的那三个月。那三个月里发生了什么,第五编第 20 章会讲。
有人会问:我既不是总裁,也不是经理,读德鲁克干什么?
本书的回答是:因为你早就活在他的道理里了。你手里那张考核表,你年初签的那张目标书,你手机里那个提醒你「要事第一」的日程软件,你单位里那个「人才盘点」,都有他的影子。他的道理,已经变成了你每天被管、管人、管自己的那些规矩。
读一读他,你会知道这些规矩原本是什么样子:考核表原本有两半,目标原本是要你自己先提的,信息原本是要先给你自己看的。你也会知道,这些规矩里原本就少了一样:让人愿意靠近。那一样,不在任何一张表上,可你在单位里干得下去、干不下去,常常就看它。
所以,普通人读德鲁克,读的是自己每天的日子。这本书再讲德鲁克,讲的也是这件事。
还要说清这本书不打算做什么。
它不打算给德鲁克写一部完整的传记。第一编只取他一生里跟这本书的判断有关的几段,别的从略。读者要读他的传,可以去读他自己的《旁观者》和专门的传记。
它不打算把德鲁克的几十本书一本一本讲一遍。书里引到的,都是跟三股力、三方程、两套实践有关的那几处。
它不打算替任何一种管理办法做广告,也不打算教读者「三个月让业绩翻倍」。第十四编给的,都是很小的、明天早上能做的事。
它也不打算说服读者接受 SDE 管理学。SDE 是一把尺子,本书拿它量了德鲁克一遍,读数摆在桌上。尺子好不好用,读者自己掂量;第十一编第 44 章,还给这把尺子写了它自己会怎样坏掉。
现在,再回到那张印好的谢绝卡片。
德鲁克和唐志明,差得很远:一个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管理学家,一个是老小区门口开花店的小老板。可是他们身上,有一道同样形状的缝。
德鲁克的卡片正面,写着「不白费」;能让这张卡片起作用的,是背面那股让人愿意靠近的力。唐志明的小册子上,写着进货、排班、目标、考核;能让前两家店活下来的,是小册子上没有的那几样东西。
两个人都把正面写得很好,都把背面留在了纸外面。
这本书要做的,就是把这张卡片翻过来,看看背面。
先看德鲁克这个人:他从维也纳的客厅到克莱蒙特的书房,一辈子站在侧幕边上看,头尾两段泡在吸引里(第一编)。再看他进过的组织,他站的位置(第二编);他接手的那道管理学题(第三编)。然后,用 SDE 管理学这把尺子,一格一格量他的理论:一个三角(第四编),三股力(第五编),两套实践(第六编、第七编)。然后,把理论和人生两本账放在一起,找到那道缝(第八编)。再放到东方和近邻中间去看(第九编、第十编);把账合起来(第十一编);看他身后,他的道理怎样被制度化(第十二编);看机器来了以后,他还剩下什么(第十三编)。最后,看普通人怎样用他(第十四编)。
唐家的花店,会一路陪着。第三家店最后怎样了,结语里会讲。
导读最后,留了缝隙这把刀的随身三问。在导论里,先拿唐志明试一回。
一问,他说自己靠的是什么,站在哪一格?唐志明会说:我靠的是会算账、会管人、定了目标就去干。这站在价值那一格的真和善上,也站在最优化那一格上。
二问,他最难的那几年,真正是靠什么熬过来的?下岗那年,开店头两年的一锅粥,情人节亏本的那个半夜。那几年,撑着他的,是苏敏的手艺和人缘,是老冯在门口站的那几分钟,是老街坊一句「去唐家,放心」。这些,是美。
三问,中间那道缝,该补上什么?补上他一直当成「小事」的那一样:让人愿意靠近。
德鲁克,也可以这样问一回。答案,这本书会一编一编地给。
也许有读者会想:一个大师理论里少写了一样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
关系在于,他写下的东西会传下去,他没写的东西传不下去。第十二编会讲,德鲁克的「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传了五代,最后只剩一张 KPI 表。一路丢掉的,先是他没写进去的美,然后是自我控制,然后是难量的东西,最后剩下一组数字。今天很多人在单位里觉得被一张表管得喘不过气,觉得「这活干着没意思」,根子之一,就在这道缝上。
唐志明的第三家店,也是这样:前两家店长出来的那点东西,他没写进小册子,小册子传到第三家店,那点东西就没了。
所以,看清这道缝,不是为了给德鲁克挑毛病,是为了知道我们从他那里接过来的东西里,少了什么,然后自己补上。
在往下读之前,先把本书的判语放在这里,读者可以一路带着它,一路检验它:
他教的是把事做真、把事做好,他靠的是让人愿意靠近。
要是读完全书,你觉得这句话说错了,那就请你把错在哪里写下来。本书第十一编第 40 章,专门请了辩护人上台挨打;这句话,也欢迎你再打一回。
读一位管理学大师,人们习惯先读他的书。这一编反过来,先看他这个人怎么过日子。原因很简单:缝隙这把刀要对的是两本账,一本是他写下来的道理,一本是他活出来的日子。日子这本账要是记糊涂了,后面的对账就没有底。
德鲁克活了九十五岁,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一次流亡,换过好几座城市、好几种职业。他当过学徒、记者、编辑、银行职员、驻外记者、大学教授、企业顾问,还写过小说,讲过日本画。他一辈子写管理,却几乎没有坐过经理的位子,手下也没带过一支像样的团队。他给自己的回忆录取名叫《旁观者》。
这一编六章,按年头走:维也纳的少年,汉堡的学徒,法兰克福的编辑,伦敦的银行,美国的书和学院,最后是克莱蒙特的晚年。每章只盯一件事:他在那几年,是靠什么站住的。编末附一张「人生发生序列表」,把这些年头排成一行,留给后面几编对账用。
先说一句提醒。下面的史实,多半来自他的自传和常见的传记材料。自传是一个人回头讲自己,难免有剪裁。凡是拿不准的地方,书里都标了〔待核〕,读者看见这个记号,就当它是「一般这样说」,不当铁证。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孩子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管理者?
设想一个周末的下午,一家小公司的老板请了几个同行来家里喝茶。客厅不大,几个大人坐着聊生意、聊行情、聊谁家的厂子又换了人。老板八九岁的儿子坐在门边的小凳上,没人理他,他也不插嘴,只是听。等客人走了,他问爸爸:「那个戴眼镜的叔叔,为什么说话的时候老看别人的脸色?」
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过这样的位置:大人的事轮不到你,可你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位置有一个好处,不用表态,也就不用站队;还有一个坏处,看得再清楚,也只是看。
德鲁克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客厅里过的。
1909 年 11 月 19 日,德鲁克生在维也纳〔待核〕。那时的维也纳还是奥匈帝国的首都,一个老大帝国的心脏,再过几年就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散架。他的父亲阿道夫是帝国贸易部的高级官员〔待核〕,母亲读过医学,在那个年代算少见。家里每周有固定的聚会,来的人有官员、经济学家、医生、音乐家、律师。孩子们按规矩可以在旁边听。
他在《旁观者》里回忆,自己从小就是坐在旁边听的那一个。书里写的不是他自己的功课和成绩,而是一个一个大人:他的祖母、他的老师、家里来来往往的客人。他说自己天生是个旁观者,不是演员,也不是观众,而是站在侧幕边上的人:看见的东西跟台上的人不一样,也跟台下的人不一样。这段意思他在书的开头讲得很明白,我们只转述,不硬造原话。
《旁观者》这本书的写法本身就很特别。一般人写自传,主角是自己:我哪年生,哪年上学,哪年做成了什么。德鲁克的自传,主角几乎全是别人。他的祖母,一个耳朵不好、脾气倔强、却总能把复杂的事说简单的老太太;他父亲的朋友们,有的后来当了部长,有的后来被时代碾碎;还有他少年时在客厅里见过的那些名人。据他回忆,他小时候还被父母带着见过弗洛伊德,父母事后告诉他,今天见的是奥地利最重要的人〔待核〕。他自己呢,在每一个故事里都只是一个站在边上的「我」,看见了,记下了,很少出手。
这种写法后来成了他写管理的底色。他的管理书里,满是这样那样的人:某个公司的总裁怎么开会,某个医院的院长怎么排班,某个将军怎么挑人。他善于从一个人身上看出一种做法,再从一种做法里看出一个道理。读他的书,常常像听一个见多识广的老先生讲故事,讲着讲着,道理就出来了。
书里写得最动人的,是小学里的两位女老师,埃尔莎小姐和索菲小姐〔待核〕。照他的回忆,埃尔莎小姐会让每个孩子先弄清楚自己擅长什么、该往哪里使劲,给每人定下几周的功课目标,再让孩子自己记、自己查。索菲小姐教手工和画画,不怎么讲道理,就是让孩子在她身边做,做着做着就会了。他晚年说,这两位老师让他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教得好」〔待核〕。
从这段童年里,能看出德鲁克后来两样本事的苗头。
一样是看人。他关心的从来不只是制度、表格、数字,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组织里怎么活。后来他写企业,总是先问:这里头的人是谁?他们想要什么?他们能做什么?这股劲,跟客厅里那个盯着大人看的孩子是一条线下来的。
另一样是埃尔莎小姐那一套:先弄清楚自己擅长什么,再定目标,自己记、自己查。读到这里,熟悉德鲁克的读者会心一笑,这几乎就是后来「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的雏形。一个孩子在小学教室里学到的做法,四十年后变成了全世界公司里的一套管理方法。
值得多说一句的是这套做法里的分寸。埃尔莎小姐给孩子定目标,可目标是孩子自己参与定的;她让孩子检查,可检查的是孩子自己,不是老师拿着本子挨个点名。目标在前,控制在孩子手里。后来德鲁克把这套做法写进书里,题目的后半截叫「自我控制」,这三个字分量很重。可惜这后半截在往下传的路上,常常被人丢掉了,只剩下前半截「目标」。这件事第十二编会细讲。
还有一样对,是他看人的那份耐心。客厅里的孩子不急着下结论。一个大人说话为什么吞吞吐吐,另一个大人为什么总是第一个笑,他会记下来,过很多年再想。管理者最缺的常常就是这份耐心:看见一个下属表现不好,马上贴标签。德鲁克后来讲用人,总是说先看一个人能做什么,不先看他不能做什么。这份眼光,客厅里就开始练了。
用本书的尺子先粗粗量一下。
SDE 管理学说,管理的使命是让三股力正常运转:真,管的是在轨,不跑偏;善,管的是效率,走得顺、不内耗;美,管的是吸引,有人愿意来、愿意留、愿意信。
埃尔莎小姐那一套,是真和善:你擅长什么(看清事实),往哪里使劲(不跑偏),自己记、自己查(不内耗)。索菲小姐那一套,不太一样。她不讲目标,也不讲检查,她让孩子愿意待在她身边,愿意跟着做。那是美,是吸引。
一个孩子同时碰到了两种好老师。值得留意的是,后来德鲁克写进管理学里的,主要是埃尔莎小姐那一半。索菲小姐那一半,他写进了回忆录,写进了自己的日子,却没有写进理论。
再看那间客厅本身。每周一次的聚会,没有人发通知、定章程、排座次,来的人愿意来,是因为这里有好话可听、有好人可见。这样的场子,是长出来的。用 SDE 的话说,它靠的是吸引:主人家的为人、谈话的分量、来客彼此的欣赏,攒成一股让人愿意靠近的力。
德鲁克是在这样一股力里长大的。他后来见过很多组织,大公司、政府、军队、医院、教会,他知道组织有好有坏,有的靠规矩撑着,有的靠人心撑着。可他写理论的时候,总是先去找规矩:目标、责任、衡量、决策。人心那一半,他写进了故事里。
这只是一个苗头,不能多说。可这道缝的样子,在维也纳的教室里、在自家的客厅里,已经隐隐露出来了:他从小泡在「美」里,后来却主要写「真」和「善」。
唐家花店的故事,后面会慢慢讲。这里只借一个小场面。
唐志明的女儿唐果小时候放了学,常常坐在花店角落的小板凳上写作业。写着写着,眼睛就跑到柜台那边去了:妈妈苏敏给客人挑花,客人说要送病人,苏敏就把香味重的拿开;客人说要送老师,苏敏就问老师多大岁数。唐果记不住这些规矩,可她记住了一件事:很多客人买完花,还要站在门口跟妈妈多说几句话。
有一回,一位老太太每周三下午都来,买一枝康乃馨,十几块钱。唐志明算过,这单生意连包装纸都不太够本。他跟苏敏说,这种客人别花太多工夫。苏敏没吭声,下个周三照样陪老太太说了二十分钟话。过了大半年,老太太的女儿结婚,整场婚礼的花都在唐家订了。
唐果那时候十一二岁,什么账也不会算。她只记得,每周三下午,妈妈会提前把那枝最好的康乃馨挑出来,放在柜台边上的小瓶里。
这个孩子坐的,就是一个旁观者的位置。她看见的,不是账本上的营业额,而是人为什么愿意进这扇门。她爸爸看的是账,账是真的;她妈妈做的是让人愿意来,这一层账上没有。很多年后唐果学了设计,回到店里,第一件事是把那个小瓶子挪到了橱窗正中。
带走的话
一个人看世界的位置,常常在客厅里就定下了。站在侧幕边的人,看得见台上的人看不见的东西,也容易一辈子不上台。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看人」这扇门,学会从具体的人看组织;还没关什么门,但两位老师里只有一位的做法后来进了他的理论。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家里的客厅是长出来的;埃尔莎小姐的教室是带出来的。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放着好好的大学不念,跑去别人的公司抄账,他学到了什么?
设想一家外贸公司新来了一个小伙子,读书不错,家里也有些身份,却偏偏不去读大学,跑来当学徒。每天的活是抄发货单、对账、跑码头。同事们私下议论:这孩子是不是跟家里闹翻了?小伙子自己不解释。下班以后,他一个人去图书馆,一坐就是半夜。
这种人我们身边也有:白天干的是一件事,晚上琢磨的是另一件事。白天的活养活自己,晚上的书喂养自己。
1927 年,德鲁克中学毕业,没有像家里期望的那样进维也纳的大学,而是去了德国汉堡,在一家做棉纺品出口的公司当学徒〔待核〕。为了让家里放心,他在汉堡大学法律系注了册,可据他自己说,课基本不去上〔待核〕。
汉堡这一年多,他在回忆里讲过两件事,后来反复提起。
一件是去听歌剧。他用学徒的那点工钱,买最便宜的票去看威尔第的《法斯塔夫》。回去一查才知道,这部歌剧是威尔第八十岁左右写的。有人问老人家,已经这么有名了,为什么还要写这么难的东西?据说威尔第的意思是:我一辈子都在追求完美,可每一次都没做到,所以还得再试一次〔待核,只转述〕。德鲁克说,这件事让他下了决心:将来不管干什么,到老了也不停下来〔待核〕。
另一件是读书。汉堡的市立图书馆,晚上他泡在里面,什么都读。据他说,他在这里读到了丹麦哲学家祁克果〔待核〕。祁克果关心的是一个人怎么面对自己、面对信仰、面对孤独。这跟一个十八岁学徒白天抄的发货单,隔着十万八千里。
为什么一个学徒会去读祁克果?没有人布置给他,读了也不能升职加薪。照他自己后来的说法,祁克果让他明白,人不只活在社会里,还活在自己心里;一个社会再怎么变,人总还要回答一个问题:我是谁,我该怎样活〔待核,只转述〕。十八岁的年纪,离开家,在一个陌生城市干一份无聊的活,这个问题大概每天晚上都会冒出来。
学徒的日子是枯燥的。据他自己的回忆,公司里的活不多,也不难,一个上午就能干完,下午大半时间是在混〔待核〕。他说那段时间是他一生里读书最多的时候,德文、英文、法文,历史、政治、经济、文学,一本一本往下啃。没有老师布置,没有考试,也没有人在意他读了什么。
后来有人问他,一个人怎样才能学得多、学得深?他的回答大意是:自己找一个题目,自己去读,读完了再找下一个。这跟他在汉堡的那一年多,几乎一模一样。学校没有教给他这种读法,是图书馆的长夜教给他的。
还有一件小事。汉堡是港口城市,出口公司的货要从码头走。学徒有时得跟着去码头核对货物,看装卸工人怎么干活,看船期怎么排,看一笔生意从签单到装船中间有多少人经手、多少地方会出岔子。他后来在书里写到「工作」,总喜欢从一件活的流程讲起: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哪一步最容易卡住。这种眼光,不像是从教科书里学来的。
这一段里,德鲁克做对了一件很难的事:他没有被身份推着走。家里希望他读大学,走父亲那样的路;他偏偏先去一个最普通的地方,干最普通的活。
这让他从年轻时就知道,组织不是从书本上长出来的。一张发货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中间经过几个人的手,每个人怎么偷懒、怎么出错、怎么补救,这些他是亲手摸过的。后来他写管理,总是落到具体的工作上,不喜欢空讲,这跟汉堡的账房分不开。
威尔第那件事更要紧。一个人到老了还在追求,这股劲后来在德鲁克身上一直没断:他八十多岁还在写书,九十岁还在接受采访。这是一种定力,一种往里收的力气。
不过,威尔第的故事里还藏着一样东西,常被人忽略。一个十八岁的穷学徒,掏出工钱去买最便宜的歌剧票,不是谁给他定了目标,也不是为了什么用处。他就是被那出戏吸引了,愿意去。威尔第的那句话之所以能打进他心里,是因为他先被音乐打动了,然后才听进了道理。
先被打动,后听道理。这个顺序,德鲁克自己一辈子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被一出歌剧打动,被一幅日本画打动,被一位老师打动,然后才有了后来的那些道理。可他写给经理人的书,顺序常常是反过来的:先定目标,再讲道理,最后才轮到人愿不愿意。这个顺序的颠倒,读者可以先放在心里。
SDE 把能量分成三种:内能,是一个人沉得住的定力;动能,是往前冲的干劲;势能,是攒下来的信用和名望,别人因此愿意信你。
汉堡这一年多,德鲁克攒的全是内能。没人知道他,没有名望,干劲也谈不上,抄账而已。可是威尔第的那句话、祁克果的那些书,让他心里有了一根定海神针。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一笔。祁克果关心的是「自我」,一个人怎么面对自己。本书后面要讲,SDE 管理学里有一个场景叫自我界,就是一个人跟自己的那一场。德鲁克年轻时在这一场下过苦功,晚年又写了《自我管理》。中间那几十年,他的理论主要在公司、在社会,也就是现实界那一场。
也就是说,他在自我界那一场的功夫,是先活出来、后写进去的,中间隔了七十年。
再用 D3 那一格看一眼。D3 管的是最优化:少出错,不白费,不亏本。按这个标准,汉堡这一年多简直是「浪费」:放着大学不念,白天混日子,晚上读一堆跟工作不相干的书。可是正是这一堆不相干的书,后来成了他一辈子取之不尽的底子。
这里埋着本书的第三道缝。德鲁克后来在管理理论里,非常讲究不白费:时间是最稀缺的资源,要事第一,不要做没用的事,要有计划地放弃。可他自己的成长,恰恰靠的是大量看起来没用的「冗余」:读闲书、听歌剧、学一门跟本行不相干的学问。理论里讲省,日子里靠的是不省。这道缝后面第八编会细说,这里先记下它的第一次露面。
唐志明年轻时在纺织厂的车间里当过学徒。他常跟店里的年轻人说:「我是从车间一线上来的,你们那点小心思,我都干过。」小罗刚当上第二家分店店长的时候,唐志明让他先去第一家店,跟老冯学了两个月的包花、打刺、换水。
小罗一开始不服气:「我是来当店长的,不是来当学徒的。」两个月下来,他明白了一件事:店里每一样东西放在哪里、为什么放在那里,都有一段来历。不摸一遍,看报表永远是隔着一层纸。
比如那排放水桶的架子,为什么最底下一层永远空着?老冯说,那是夏天放冰块的地方,冰块化了水往下流,不能压着别的东西。再比如包装纸为什么要按颜色从浅到深挂?因为客人站在柜台前,眼睛是从左往右扫的,浅色在左边,扫过去才不刺眼。这些东西,哪一本开店手册上都没有。
两个月里,小罗还发现了一件更要紧的事:老冯每天早上开门前,会在门口站一会儿,看对面早点摊排队的人。哪天排队的人多,他就把门口的小花桶多摆两个。他说不出什么道理,只说「人多的时候,花要往外摆」。
小罗后来当了店长,学会了看报表、排班、算损耗。可他一直记得老冯门口那几分钟。那几分钟不在任何一张表上,可店里的人气,有一半是从那里来的。
这跟德鲁克在汉堡抄发货单、跑码头,是一个道理。
带走的话
在最普通的位置上待过一阵的人,看组织不会只看见表格。白天抄的是账,晚上读的是自己,这两样后来都会回来。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从具体工作看组织」这扇门,还有一扇往自己心里去的门;关的是「按身份走」那扇门。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一家出口公司的账房,是管出来的;一个学徒的定力,是长出来的。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人什么时候该留下来把事做完,什么时候该转身走?
设想一个小区的物业经理,干得不错,业主也认他。新来的上级定了一套新规矩,头一条就是让他去查业主的底细,谁家是外地人、谁家是租户,造个册子交上去。他想了一夜,第二天递了辞职信。同事劝他:「你走了,换个人来,照样查。你在,还能护着点。」他说:「那我也不干。」
留下来护着点,还是转身走,这是很多人在单位里碰到过的两难。
1929 年前后,德鲁克从汉堡到了法兰克福〔待核〕。先在一家银行做证券分析,写过对股市的乐观预测。1929 年秋天股市崩了,他的预测也跟着成了笑话〔待核〕。这件事他后来自己讲过,算是给自己上了一课:预测这件事,靠不住。
后来他进了《法兰克福大众日报》当记者,很快升了编辑,管外交和经济版面〔待核〕。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手下要带一批人,每周要拍板登什么、不登什么。据他回忆,报社的总编每周会把他们几个年轻编辑叫去,一起翻看上一周的报纸:哪件事做对了,哪件事做错了,哪件事本该做得更好〔待核〕。这个每周回头看一遍的习惯,后来进了他的书,叫「反馈分析」。
同时,他在法兰克福大学读完了国际法的博士,1931 年拿到学位〔待核〕。
然后是 1933 年。纳粹上台。他写了一本小册子,讲十九世纪的德国保守主义法学家斯塔尔〔待核〕。斯塔尔是犹太出身的法学家,在德国保守派里地位很高。写他,等于当面告诉新上台的人:你们自称的「保守」,跟真正的德国保守传统不是一回事。小册子很快被查禁〔待核〕。
他在《旁观者》里还讲了一个人,一个同事,原本平平常常,纳粹上台以后很快攀了上去,在报社的会上把话说得又冷又硬〔待核细节〕。德鲁克说,他就是在那一刻下了决心,走。没过多久,他离开德国去了伦敦。
这段经历后来写进了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1939)。那本书问的是:欧洲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他的回答大意是:旧的社会秩序垮了,老百姓不再相信经济上的承诺能兑现,又找不到新的东西可信,于是一个许诺什么都给的运动就趁虚而入。这本书当时得到了一些人的看重,据说丘吉尔写过一篇书评〔待核〕。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的角度。它不是从经济数字讲的,也不是从政治口号讲的,而是从「人信不信」讲的。一个社会能不能站住,要看里面的人还相不相信它。这个角度,跟后来他讲组织的「正当性」是一条线:一个组织能不能站住,要看社会还认不认它。
这里头其实已经碰到了「美」的边:人愿不愿意信,就是吸引。可他把它放在了政治和社会的层面讲,没有放到管理的层面讲。
这一章要先说一句敬重的话:二十三四岁,前途正好,能写、能编、有博士学位,在那个时刻选择写一本必然被禁的小册子,然后离开,这是有骨头的。
再说法兰克福编辑部里那个每周回头看的习惯。一群年轻人,每周拿出一点时间,把上周的报纸摊开,说对的、说错的、说本该更好的。这在今天的公司里叫「复盘」,可很多公司的复盘,开成了追责会:谁的错,扣谁的钱。德鲁克记住的那种回头看,不是追责,是学: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他后来把这个做法推荐给每一个想做成事的人: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写下你期待的结果,过九个月或一年,再拿出来对一对〔待核〕。这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诚实,也是一个组织对自己的诚实。
还要说他的第二样对:他从那段日子里看清了一件事,组织本身可以变坏,而且变坏的时候,里面的人会一个个跟着变。后来他写管理,反复强调管理者要对社会负责,组织要有「正当性」,就是这个底子。他见过一个社会的组织集体跑偏是什么样子。
用 SDE 的使命三股力看 1933 年:
真,管在轨。一个社会、一个组织,最怕的是集体跑偏。德鲁克在法兰克福看见的,正是一场大规模的跑偏。他后来那么重视「真」,重视事实、结果、责任,跟这场跑偏是分不开的。
善,管效率。纳粹的组织效率很高,可那是往错的方向高效。这让德鲁克明白,光有效率不够,效率得长在对的方向上。这一层后来也进了他的理论:先做对的事,再把事做对。
美,管吸引。这一层他没往理论里写,可值得一提:纳粹最厉害的一手,恰恰是吸引,游行、旗帜、口号、制服,让大批人愿意跟着走。美被拿去为坏事服务的时候,力量是很吓人的。
这也许能解释一件事:德鲁克后来对「吸引」这股力,在理论里一直很小心,甚至可以说是回避。他见过吸引被滥用。这是我的推测,不是他的原话,读者当一个推测看就好。
再用 SDE 管理学的动力机制看一眼这次出走。SDE 说,组织和人的变化,都走三拍:先是张力一点一点积累,然后到了某一刻,形状变了,最后,变出来的新形状再回过头来,把原来的东西改写一遍。这叫 123 原理。
德鲁克在法兰克福的那几年,张力是一点一点攒的:街上的游行越来越多,报社里的话越来越硬,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变了脸。这是第一拍。写那本小册子、递出去、然后离开,这是第二拍,形状变了:一个德国报社的年轻编辑,变成了伦敦的一个外国人。第三拍是回写:这段经历后来改写了他对组织的全部看法。他不再相信一个组织天然是好的,他要求组织对社会负责,要求管理者守住正当性。他整个管理学的底色,是被 1933 年回写过的。
这三拍,后面讲管理的动力时还会用到。这里先看一个人身上的样子:张力攒够了,人就得变;变了以后,要回过头来把旧东西重新写一遍,才算真变了。
唐家花店开到第二家的时候,有个供货商来找唐志明,说只要他每月多进一批货,返点给他个人,不走店里的账。唐志明当场没答应,回家跟苏敏说了。苏敏说:「你要是收了,以后小罗、老冯怎么看你?」
唐志明想了一夜。第二天他给供货商打电话,说返点可以,全部进店里的账,按货款抵扣。供货商不高兴,后来换了别人家。
这件事店里的人后来都知道了。不是唐志明说的,是那个供货商换了家以后在市场里抱怨,话传了回来。老冯听了,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早上来得比平时早了半个钟头。小罗听了,回去把自己店里的进货单又从头核了一遍。
有意思的是,这件事以后,店里好几个人跟唐志明说话的口气变了,变得更直,有什么就说什么。苏敏说,这叫心里踏实了。用本书的话说,在轨这股力立住了,效率也跟着上来:大家不用再猜老板心里打的什么算盘,干活就顺了。
花店的事比 1933 年小得多。可道理是一样的:一个组织的头一个人跑偏了,底下的人就会一个个跟着跑。在轨这件事,先从头一个人守起。
带走的话
见过组织集体跑偏的人,才知道在轨有多要紧。效率高不是好事的证明,方向对了,效率才算数。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管理要对社会负责」这扇门;把「吸引」这扇门轻轻掩上了,因为他见过它被滥用(这是推测)。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报社的编辑部是带出来的,每周回头看一遍;1933 年的德国是被一股外来的力量硬「管」出来的。
这一章的问题:坐在同一间教室里的人,为什么有人盯着货物看,有人盯着人看?
设想一个社区食堂开会,讨论下个月的菜单。管账的大姐一条一条算:肉价涨了多少,菜价降了多少,每份饭的成本能压到几块几毛。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年轻志愿者听了半天,忍不住问:「那些天天来吃饭的老人,他们到底爱吃什么?上个月那道冬瓜汤,为什么剩了一大半?」
管账的大姐看了她一眼,说:「爱吃什么不重要,成本才重要。」年轻人没再说话。散会以后,她一个人去问了几位老人。
同一张桌子,两个人看的东西不一样。一个看的是货,一个看的是人。
1933 年,德鲁克到了伦敦。先在一家保险公司做事,后来进了一家叫弗里德伯格的私人银行,当经济分析员,也做一些投资上的事〔待核〕。这段日子不算长,三四年,可他在回忆里讲得很细。
银行的老板是个老派的人,据他回忆,那位老先生有一次把他叫去,问他:「你在这里干了几个月,觉得自己干得怎么样?」德鲁克说,还行吧,分析报告写得挺多。老先生说:「你还在用保险公司那套干法。可你现在是在银行,干的是另一件事。你得先想清楚,在这个新位置上,什么才是你该做好的。」〔待核,只转述大意〕德鲁克说,这番话他记了一辈子,后来写进了《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换了位置,先问一句,新位置要求我贡献什么。
另一件事更有名。1934 年前后,他去剑桥旁听凯恩斯的讨论课〔待核〕。凯恩斯那时候正在酝酿他最重要的那本书,课堂上坐着的都是后来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德鲁克后来回忆说,坐在那间屋子里,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凯恩斯和满屋子聪明的学生,关心的是商品的行为,价格怎么动、钱怎么流;而他自己,关心的是人的行为〔待核,只转述〕。
这句话常被人当成德鲁克走上管理学这条路的起点。他不当经济学家,是因为他要看的是人。
这两件事,各有一样对。
银行老板那番话,教给他的是「贡献」。一个人在组织里最容易犯的错,是拿着上一个位置的本事,去干这一个位置的活。德鲁克后来把这个道理讲得很透:不要问组织能给我什么,先问我能给组织贡献什么;换了位置,先问新的位置要我干什么。这条道理放在今天,照样管用。比如一个在大医院干了十年的护士长,调到社区卫生站当站长。她最顺手的本事是排班、查房、管药品,可社区卫生站要她做的头一件事,可能是让附近的老人愿意来量血压、愿意把慢病交给你管。拿着医院那一套来干社区的活,越勤快,越使不上劲。银行老板那番话,说的就是这个:位置变了,该做好的事也变了,人要先跟着变。
德鲁克后来把这个问题问得更尖:你在这个位置上,有什么事情是只有你能做、而且做好了会让整个组织大不一样的?把这件事找出来,先做它。这是他讲「卓有成效」的起点。
凯恩斯课堂上那一下,是他人生里的一次分岔。经济学在那个时候正要变成一门越来越漂亮的学问:模型、方程、曲线。德鲁克自己数学不差,可他没往那条路上走。他的理由很朴素:经济学把人当成一个算账的机器,可真实的人不是这样过日子的。人会怕,会信,会犹豫,会为了一点面子做亏本的买卖。他要研究的,是一群这样的人怎样一起把事做成。这就是后来的管理学。
用 SDE 的三种管理看,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转身。
SDE 管理学说,管理有三种:知识管理(S1,管的是什么是对的、该怎样知道),技术管理(S2,管的是怎样做、用什么工具做),价值管理(S3,管的是为了什么、值不值得、人愿不愿意)。本书讲的主要是第三种。
先把这三种分清,在日子里很有用。一家装修公司,师傅们的手艺怎样传下去、新材料的性能怎样摸清,这是知识管理;工地上用什么工具、按什么工序、怎样验收,这是技术管理;这家公司到底为谁装房子、哪些活宁可不接、业主为什么愿意把钥匙交给你,这是价值管理。前两种做得再好,第三种没想清楚,公司照样会跑偏,会内耗,会没人找上门。很多小老板一辈子埋头在前两种里,到出了事才发现,毛病出在第三种。
凯恩斯那间屋子里的人,做的是知识,是 S1 那一格:把经济里的规律弄清楚,写成理论。德鲁克从那间屋子里走出来,转身去看人。他要回答的问题,不是「经济怎样运转」,而是「一群人凭什么一起干活」「这件事值不值得干」。这一转,就转到了 S3,价值管理。
可是值得细看一下:他转到 S3 以后,站在了 S3 的哪一边?
银行老板那番话,讲的是「贡献」,是你在这个位置上该做出什么结果。这是真:对准事实,对准结果,不跑偏。凯恩斯课堂上那一下,讲的是「人」,人会怎么行动。人的行动里,有算计(真),有责任(善),还有一样:人会被吸引。会因为喜欢一个人、信一个人、被一件事打动,就愿意跟着干。
德鲁克看见了人。可他后来写理论时,主要写的是人的算计和人的责任,也就是真和善。人为什么会被吸引,这一层他写得很少。
有意思的是,伦敦这几年,恰恰是他第一次被日本画抓住的时候〔待核〕。照一般的说法,他是在伦敦躲雨,走进了一个展厅,碰上了一场日本画的展览,从此迷上了。一个白天在银行写分析报告的人,下午被一场雨带进了一间画廊。这件小事后来在他身上长成了一辈子的爱好。
所以伦敦这几年,他其实同时碰到了两样东西:凯恩斯课堂上那一下,让他转身去看人;画廊里那一下,让他被一样不讲道理的东西打动。前一样,他写成了管理学;后一样,他收进了自己家里的墙上。两样东西是同一年前后进入他生命的,后来的命运却很不一样。
唐志明的花店开到第三家的时候,他请了一个做会计的朋友来帮忙看账。会计看了一下午,说:「你第一家店的利润最低,房租最贵,花的损耗最大。按道理,该关了,或者搬到便宜的地方去。」
唐志明拿着报表回家,跟苏敏商量。苏敏只问了一句:「你知道第二家和第三家的客人,有多少是从第一家跟过去的吗?」
唐志明答不上来。第二天,他让唐果去翻店里的会员登记。唐果翻了一个晚上,数出来,后两家店的老客户里,差不多一半是第一家店的老熟人,是冲着苏敏、冲着老冯,一路跟过去的。
第一家店不关了。会计算的账是对的,可他算的是货的账。苏敏算的,是人的账。
不过唐志明也没有就此把会计的话扔到一边。他把第一家店的损耗表拿出来,一项一项跟老冯对:哪种花进多了,哪种花放得太久,哪几天的水没换。对了两个星期,损耗降了三成。第一家店还是利润最低的那家,可它不再白白亏钱了。
这件事让唐志明明白了一个道理:货的账和人的账,不是二选一。货的账管的是不白费,人的账管的是有人来。前一样他从车间里就会,后一样他得跟苏敏学。
德鲁克在伦敦这几年,也是同时摸到了两本账。银行老板教他的「贡献」,是一本账;凯恩斯课堂上那一下,让他看见了人;画廊里的那场雨,让他碰上了一样说不清的东西。他后来把前两样写成了学问。第三样,他挂在了墙上。
带走的话
换了位置,先问新位置要你贡献什么。算账的时候,别只算货,也算一算人为什么愿意跟着你。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看人的行为」这扇门,从经济学转到管理;进门以后,他先看见的是人的算计和责任,人为什么被吸引那扇小门,还没推开。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银行是管出来的;凯恩斯的讨论课是长出来的,一群聪明人愿意聚在一起。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外人,怎样被一个大组织请进门,又怎样被它客气地请出来?
设想一位社区里退休的老教师,被街道请去给物业公司提提意见。他认认真真看了半年,写了一份厚厚的报告:哪些做法好,哪些地方该改,谁的位置放得不对。物业公司的经理客客气气地收下了,开会表扬了几句,然后把报告锁进了柜子。倒是隔壁街道的物业经理听说了,专门上门借去复印了一份,照着改了不少。
自家的意见,在自家没人听,在别人家倒成了宝。这种事,很多人都碰到过。
1937 年,德鲁克跟多丽丝结了婚,一起去了美国〔待核〕。头几年,他给几家英国报纸当驻美记者,也给美国的杂志写稿,后来在纽约的莎拉·劳伦斯学院兼过课〔待核〕。
1939 年,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出版。1942 年,第二本书《工业人的未来》出版〔待核〕。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当时很少有人说的看法:在工业社会里,大公司已经成了社会的中心机构,它不只是一台挣钱的机器,还是一个社会组织,人们在里面找身份、找位置、找意义。所以,大公司怎么管,不只是老板的事,是整个社会的事。
同一年,他去了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学院教书,一教七年,政治、哲学、经济、宗教,什么都教〔待核〕。本宁顿是一所很小的文理学院,学生不多,老师不分科,大家在一起读书讨论。这是他一辈子里难得的、在一个小地方安安稳稳待了好几年的日子。
然后,1943 年,电话来了。打电话的是通用汽车的一位高层,说读了他的书,想请他来公司看看,研究一下通用汽车的管理〔待核〕。那时候通用汽车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德鲁克去了,在里面待了一年半,走遍了工厂和办公室,跟各级的人谈话,1946 年写成了《公司的概念》。
书出来以后,通用汽车高层的反应很冷淡。据他的回忆,当时的总裁斯隆不大认同这本书,后来自己写了一本回忆录来讲通用汽车〔待核〕。倒是别的公司,比如福特,拿着这本书当了改组的参考书〔待核〕。
《工业人的未来》和《公司的概念》,做成了一件以前没人认真做的事:把大公司当成一个社会组织来研究。
在这以前,研究公司的人,要么是经济学家,只看利润和价格;要么是工程师,只看车间效率。德鲁克说,都不够。公司里有成千上万的人,这些人在公司里过他们的大半辈子。公司怎样对待他们,他们怎样看待公司,这些问题跟利润一样要紧。
这是一个真正的看见。他把管理从车间和账房里拉了出来,放到了社会这个更大的场子里。后来他说企业是「社会的器官」,就是从这里来的。
还要替他说一句公道话。1940 年代的美国,大公司正是最风光的时候,打赢了战争,造出了堆成山的汽车、飞机、冰箱。人们普遍觉得,大公司就是进步本身。德鲁克在这个时候提醒:大公司也是一个社会,它管着几十万人的饭碗和日子,它得对这些人负责,也得对外面的社会负责。这番话在当时不讨好,后来却被一次次证明是对的。一个人在一片叫好声里说冷话,还说得有理有据,这是真功夫。
用 SDE 的话说,这一章他做的事,是把 S3 价值管理里的「善」立住了。
善,管的是效率,可不只是车间里的效率。一个组织要走得顺、不内耗,里面的人得觉得自己有位置、有尊严、有责任。德鲁克在通用汽车看到的,正是这一层:一个庞大的组织,怎样让里面的人不只是螺丝钉。他提出要让工人参与管理工厂社区,要给普通员工一份「管理者的态度」〔待核〕。这些主张,在当时都太超前了。
还有一层值得说。通用汽车请他进门,是因为读了他的书,被他的看法吸引了。可他进门以后,写的是一份冷静的诊断:哪里做得好,哪里有问题。这份诊断很真,也很善,可它没让通用汽车的高层愿意接受。
再说本宁顿学院那七年。一所小学院,老师不分科,学生不多,大家围着桌子读书讨论。德鲁克在那里什么都教,这是他一生里难得的、在一个组织里有固定位置的日子。可这个组织,跟他后来研究的那些大公司很不一样:没有庞大的层级,没有复杂的报表,靠的是一群人彼此欣赏、愿意在一起。他在这里过得很舒服。后来他研究的、写成理论的,却是通用汽车那样的庞然大物。
一个人在小地方过得舒服,却把一辈子的学问押在大地方。这本身也是一个可以记一笔的形状:他活在长出来的组织里,研究的是管出来的组织。
这里头有一个小小的悖论:他靠吸引进了门,靠真和善写了书,结果书在自家没人听,在别人家倒成了宝。被吸引来的,是别的公司的人。
通用汽车那十八个月,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他在书里写的通用汽车,是一个靠分权运转的大组织:总部定方向、管钱、管人事,各个事业部自己经营,自己负责。这套做法后来被很多大公司学去。可据他回忆,他在书里也提了不少批评,比如通用汽车太把自己当成一台机器,不大在意员工怎么想,也不大在意社会怎么看〔待核〕。高层冷淡,多半跟这些批评有关。
一个顾问说了真话,主人家不爱听,这在哪里都常见。值得记下的是德鲁克的反应:他没有改口,也没有跟通用汽车闹翻,而是转过身,把这些看法写进了下一本书、再下一本书。他不在乎一家公司听不听,他在乎的是这些话能不能留下来,被更多的人读到。这是一个写书人的定力,也是一个旁观者的位置:说完了,就走。
这也是本书后面要细说的第二道缝的第一次露面。德鲁克一辈子站在组织的门口,不进去当家。他看得清,说得准,可他不负责让里面的人愿意照着改。照着改的,往往是门外另一些被他吸引来的人。
唐果大三那年寒假回来,看了第三家分店,回去写了一份整整十页的「改造建议」:门头的字体太老气,橱窗的灯光太冷,进门第一眼看见的是收银台,应该是花。她用电脑做了效果图,配了照片,发到了家里的群里。
唐志明在群里回了一个大拇指,然后就没下文了。小罗倒是认真看了,偷偷照着改了自己店里的灯,换成暖光,又把一桶向日葵挪到了门口。一个月以后,小罗店里进门的人多了一截。
唐志明知道以后,有点不高兴:「她给第三家店写的,你怎么拿去用了?」小罗说:「我看着有道理。」
自家人写的意见,在自家没人听,在隔壁倒成了宝。花店里也是这样。
后来苏敏私下跟唐志明说:「女儿写的东西你不看,是因为你觉得那是小孩子画画,不是正经管理。可小罗的店多进来的那些人,是正经的客人。」唐志明嘴上没认,过了几天,把唐果那十页纸打印出来,放在了自己的抽屉里。
这里头有一个小细节值得留意:唐果的建议里,没有一句讲目标、讲报表,全是讲人进门那一眼看见什么。唐志明不习惯这种话,他习惯的是数字。他不是不讲理,是他学会的那套管理里,没有给「那一眼」留位置。
带走的话
把公司当成一个社会来看,是德鲁克立下的大功。可一份好诊断,未必让病人愿意吃药。让人愿意照着改,是另一股力。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公司是社会组织」这扇大门;他自己站在门口,没进去当家,诊断写得真,却没管人愿不愿意照着改。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通用汽车是管出来的,一套分权的委员会;本宁顿学院是长出来的。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人在功成名就的晚年,最愿意把时间花在什么上?
设想一位县城里干了三十年的老校长,退休前是出了名的严:作息表、考勤表、成绩排名,一样不落。退休以后,大家以为他会去当教育顾问。结果他去了老年大学,学国画,一学十几年,还在县文化馆办了个小展。老同事去看展,都说:「没想到老校长还有这一手。」
人在退休以后挑的事,常常比在岗时做的事,更能看出这个人心里装的是什么。
1950 年,德鲁克到纽约大学的商学院当管理学教授,一当二十多年〔待核〕。这二十多年,是他写书最勤、名气最大的时候。1954 年的《管理的实践》,一般被认为是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之作;1959 年的《明日的里程碑》,第一次提出了「知识工作者」这个说法;1966 年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至今还是很多人当上经理以后读的第一本书;1969 年的《不连续的时代》;1973 年的大部头《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待核〕。
1971 年,他搬到加州,去了克莱蒙特研究生院,在那里一直待到去世〔待核〕。
到了克莱蒙特以后,他身上多了几样别的东西。
一样是日本画。他从年轻时就迷上了日本的水墨画,据说是 1934 年在伦敦偶然看了一场日本画的展览,一下子被抓住了〔待核〕。后来他和妻子收了不少日本画,这批收藏后来以「山庄」为名展出过〔待核〕。1979 年到 1985 年前后,他还在克莱蒙特的波莫纳学院开过东方艺术的课〔待核〕。
一样是小说。1982 年和 1984 年,他出版了两部小说:《最后的完美世界》和《行善的诱惑》〔待核〕。小说的销量和评价都很一般,可一个七十多岁的管理学大师去写小说,这件事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还有一样,是 1979 年出版的自传《旁观者》。就是前面几章一直在引的那本。
他晚年过得很简单。据一些来访者的回忆,他没有秘书,自己接电话;家里的房子不大,陈设朴素〔待核〕。有很多人请他去演讲、去开会、去写序,他常常用一张印好的卡片回绝,大意是:德鲁克先生感谢你的好意,可他不能参加〔待核,措辞只转述〕。
2002 年,他获得了美国总统自由勋章。2005 年 11 月 11 日,他在克莱蒙特去世,差几天满九十六岁〔待核〕。
晚年的德鲁克,做对了一件很多大人物做不到的事:守住自己的时间。
他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里讲过,时间是最稀缺的资源,有效的管理者先管时间。他的建议很具体:先把自己的时间到底花在了哪里记下来,记几个星期,然后看一看,哪些事根本不用做,哪些事可以交给别人,哪些事浪费了别人的时间;最后把剩下的零碎时间拢成整块,用在真正要紧的事上〔待核〕。很多人读到这一段,第一反应是「我哪有空记」,可真记了的人,常常吓一跳:一天八个钟头,真正干正事的时间,不到两个钟头。到了晚年,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不接的请柬一律不接,不写的序一律不写,留着时间读书、写作、看画。那张印好的谢绝卡片,可以说是他自己理论的一件活标本。这一层,他是说到做到的。
可是,把这一章放在 SDE 的尺子底下,会看见一样很有意思的东西。
他晚年花时间的地方,有一大块,在他的管理理论里找不到。日本画,小说,东方艺术课,一本以别人为主角的自传。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是靠「目标」和「衡量」运转的。没有人给一幅日本画定 KPI,没有人用报表管一部小说。它们靠的是美,是让人愿意靠近、愿意停下来看一看的那股力。
他自己说过,看日本画,是为了让自己的眼睛清醒过来,换一种方式去看〔待核,只转述〕。一个一辈子在讲「真」和「善」的人,每天要靠「美」把自己的眼睛擦亮。
这就是本书的主缝:他教的是把事做真、把事做好,他靠的是让人愿意靠近。
还要加一句,按缝隙这把刀的规矩,证据的强弱要说清楚。日本画在他一生中起了多大作用,我们并不确切知道。他留下的谈论日本画的文字不多,后人的解读也各有说法。本书不说「日本画是他的秘密武器」,只说:一个人到晚年最愿意花时间的地方,在他的理论里没有位置,这道缝值得看一看。
两部小说也值得多说一句。写管理书,他是大师;写小说,他是新手,评价平平。一个七十多岁、已经功成名就的人,为什么要去干一件自己干不好的事?按他自己理论里的标准,这是在弱项上花时间,不划算。他在书里反复劝人:把时间花在自己的长处上,别在短处上白费力气。
可他偏偏去写了。也许是因为小说能装下他理论装不下的东西:人的犹豫、人的矛盾、一个好人怎样一步步被「行善」诱惑着走偏。这些东西,用目标和衡量是讲不清的,只能用故事讲。一个人在自己的理论之外,另开了一扇窗。这扇窗开得笨拙,可它开在那里。
日本画、小说、自传,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看,还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讲「看」的。日本画讲的是怎样看一枝梅、一座山;小说讲的是怎样看一个人一步步变化;《旁观者》讲的是他一辈子怎样看别人。一个以「旁观者」自居的人,晚年把最多的心思花在了「怎样看」上。他的管理书讲的是「怎样做」,他的晚年过的是「怎样看」。
还有一层更硬的证据,倒不在日本画上,而在他的名气上。全世界的经理人,几十年来愿意听一个从没当过经理的人讲管理,愿意买他的书、请他去讲课、把他的话贴在墙上。这股吸引力是实打实的。可它是从哪里来的?他的理论里没写。
用 E3 那一格的三种能量来算,这股吸引力属于势能:攒下来的信用和名望,让别人愿意信你、愿意来找你。德鲁克的势能大得惊人,大到他可以用一张印好的卡片谢绝全世界的邀请,别人还觉得这张卡片很珍贵。可是翻遍他的管理书,讲内能(管理者的定力、自我管理)的地方很多,讲动能(行动、决策、执行)的地方也很多,讲势能怎样一点一点攒起来的地方,却很少。一个手里握着最大势能的人,偏偏没把势能写进理论。
那张谢绝卡片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悖论。它是他「守住时间」这条理论的标本,讲的是不白费;可它能起作用,靠的是他的势能,是别人对他的敬重。一个无名小卒印这样一张卡片寄出去,只会被当成不懂礼数。同一张卡片,前一半是他写进书里的道理,后一半是他没写进书里的力量。本书导论就从这张卡片讲起。
花店开到第三家,唐志明学会了很多东西。他会排班表,会看每家店的毛利,会给店长定月度目标,到了月底一项一项对。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个管理者了。
可是第三家店开了一年,什么都对:位置不差,价格不贵,花也新鲜,店员也勤快。就是没人愿意进来。路过的人看一眼橱窗,脚步不停。
唐志明想不通,翻来覆去看报表。他按自己熟悉的办法来:给第三家店的店员定了更高的月度目标,每天晚上让店员报一次当天的进店人数和成交数,周末再开一次会对数。一个月下来,数字报得很勤,进店的人一个没多。店员倒是累了,有一个还提了辞职。
这是很多管理者都碰到过的场面:数字不好看,就加目标、加检查、加会议。目标和检查本身不坏,可它们管的是在轨和效率,管不了吸引。人不愿意进来,你天天对数,数也不会变。
苏敏去第三家店站了一个下午,回来说:「那家店,太像个仓库了。」
唐志明问:「什么叫像仓库?花不新鲜?」
苏敏说:「花是新鲜的。可一桶一桶排得整整齐齐,像等着出库。进门没有一样东西让人想停下来。第一家店门口那个小瓶子,你记得吧?」
唐志明记得。他一直觉得那个小瓶子是苏敏的小习惯,跟生意没什么关系。
她说的这句话,报表里找不到。可这正是本书要讲的那一道缝:一个管理者学会了真和善,把事做对,把事做好,却还差一样:让人愿意进来。
带走的话
一个人晚年最愿意花时间的地方,常常是他理论里没写的地方。德鲁克教的是一张目标表,他靠的是一幅日本画。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守住自己的时间」这扇门,那张谢绝卡片是他理论的活标本;日本画和小说那扇门,他自己天天走,却没在理论里给它开门。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纽约大学的课堂是带出来的;他在克莱蒙特那个小小的、没有秘书的工作室,是长出来的。
下面这张表,把德鲁克的一生排成一行。最后一栏写的是那几年他主要靠哪股力站住,用 SDE 管理学的三个大白话词:在轨(真)、效率(善)、吸引(美)。这一栏是本书的判断,不是他的自述,后面第八编对账时还会回来改。
| 年头 | 在哪儿 | 干什么 | 那几年他靠什么站住 |
|---|---|---|---|
| 1909—1927 | 维也纳 | 客厅里听大人说话;两位老师 | 吸引:客厅与索菲小姐的教室 |
| 1927—1929 | 汉堡 | 出口公司学徒;夜读;威尔第的歌剧 | 定力:往里收,攒内能 |
| 1929—1933 | 法兰克福 | 证券分析、报社编辑、博士学位;论斯塔尔的小册子 | 在轨:看见一个社会集体跑偏,转身走 |
| 1933—1937 | 伦敦 | 保险公司、私人银行;旁听凯恩斯 | 在轨:从看货转到看人;初遇日本画 |
| 1937—1949 | 美国东部 | 驻美记者;两本书;本宁顿学院;通用汽车 | 效率:把公司当社会组织写;靠书吸引人请他进门 |
| 1950—1971 | 纽约 | 纽约大学教授;管理学的几部大书 | 在轨与效率:理论成型 |
| 1971—2005 | 克莱蒙特 | 教书、写作;日本画、东方艺术课、两部小说、自传 | 吸引:日子里最旺的一股力,理论里最少的一股力 |
从这张表看下来,有一个形状很清楚:头尾两段,他都泡在「吸引」里;中间几十年,他把「在轨」和「效率」写成了一门学问。
还有一个形状也清楚:表里几乎每一段,他都站在一个组织的边上,而不是里面。学徒是临时的,编辑没几年就走了,银行是过路,通用汽车是做客,大学教授是在讲台上讲别人的组织。他一辈子没有在一个组织里当过家、带过一支队伍熬过几年的难关。这就是下一编要讲的:他没管过的组织。
第一编按年头走,看的是一个人。这一编换个角度,看他跟组织之间是怎么站的。
德鲁克一辈子跟无数组织打过交道: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最大的零售商、最大的电气公司,还有教会、医院、大学、军队、救世军、女童子军。他给它们看病、开方子、写书。可他几乎没有在任何一个组织里当过家。他不是老板,不是经理,不是院长,也不是主教。他是顾问,是教授,是一个站在门口的人。
这个位置有它的好处:看得清,说得准,不受里面的人情和利害牵扯。也有它的代价:一个从没在里面当过家的人,有些东西是摸不到的。比如,一群人凭什么愿意跟着一个人熬过最难的那一年;比如,一个组织的人心散了,怎样一点一点再聚起来。
本编四章:第 7 章看他在通用汽车的十八个月,第 8 章看他做顾问时常问的几个问题,第 9 章看他晚年最看重的非营利组织,第 10 章看他自己那个只有一个人的「工作室」。编末一张三栏表,把他进过的组织、他站的位置、那个组织靠什么站住,排在一起。
本编要提前说清的一句话:站在门口,不是缺点。很多最好的医生,自己不生病也能看病。本编要看的,是站在门口的人看得见什么、看不见什么。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外人在一个大组织里转了一年半,他看见的和里面的人看见的,有什么不一样?
设想一个新建的大型住宅小区,开发商请了一位监理来盯工地。监理每天戴着安全帽,从一号楼走到十二号楼,看钢筋、看混凝土、看工人有没有系安全带。他不用管工人吃饭、发工资、吵架,也不用管哪个包工头跟哪个项目经理不和。他只管一件事:工程做得对不对。
工地上的人对他又敬又烦。敬的是他眼睛毒,哪里偷工减料一眼就能看出来;烦的是他只管挑毛病,不管难处。有个包工头私下说:「他说得都对,可他又不用在这里过日子。」
站在一个组织里面过日子的人,跟站在门口看的人,看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德鲁克在通用汽车的那十八个月,就是一位站在门口的「监理」。第一编第 5 章已经讲过这通电话怎么来的、书出来以后高层怎么冷淡。这一章不再重复故事,只看一件事:他在里面看见了什么,又有什么是他看不见的。
照他自己在《公司的概念》和后来的回忆里的说法,他在通用汽车里,被允许去几乎所有地方:总部的会议室、各个事业部、工厂的车间、销售的门店〔待核〕。他跟高层谈,跟中层经理谈,也跟工头和工人谈。他的任务是弄清楚一件事:这个拥有几十万员工的庞然大物,到底是怎样运转的?
他看见的第一样东西,是分权。通用汽车在斯隆手里形成了一套做法:总部只管几件大事——大方向、钱怎么分、高层的人怎么用、怎样衡量各个事业部的成绩;其他的事,交给雪佛兰、别克、凯迪拉克这些事业部自己经营,自己负责〔待核〕。德鲁克认为,这套做法让一个巨大的组织既不散、也不僵,是了不起的发明。
他看见的第二样东西,是人。他在车间里发现,很多工人对自己的活有很多想法,知道哪里可以做得更好,可是没有人问他们。工厂把他们当成一双手,而不是一个脑袋。他在书里建议,要让工人对自己的工作、对工厂里的「社区生活」承担更多责任,要培养他们一种「管理者的态度」〔待核〕。
他看见的第三样东西,是社会。他说,通用汽车这么大,已经不只是一家私人公司,它的一举一动影响着几十万家庭、上百个城镇。所以它不能只对股东负责,还得想一想自己在社会里该扮演什么角色。
还有两段跟斯隆有关的往事,德鲁克晚年讲过不止一次,常被人引用。我们只转述大意。
一段是开头。据他回忆,他刚进通用汽车时,斯隆把他叫去,说了一番话,大意是:我不会告诉你该研究什么、该写什么、该得出什么结论,那是你的事;我只要求你把你看见的写下来,不要因为担心我们爱不爱听就改口〔待核,只转述〕。德鲁克说,这番话他一辈子当作做顾问的规矩。
另一段是人事。据他回忆,他旁听过通用汽车高层讨论一个并不算高的职位该派谁去,一谈就是好几个钟头。他忍不住问斯隆,为什么为这么个位置花这么多时间。斯隆的意思是:如果现在不花几个钟头把人放对,以后就要花几百个钟头去收拾放错人留下的烂摊子〔待核,只转述〕。德鲁克后来在书里反复讲用人决策要慢、要认真,源头之一就在这里。
这两段往事放在一起,很能看出通用汽车给他的东西:一种做顾问的骨气,一种对用人的敬畏。也能看出一件事:斯隆本人是个在里面当家的人,他知道放错一个人,组织要付多大的代价。这种知道,是在里面熬出来的。
这三样看见,在当时都不简单。
先说分权。今天我们觉得分权是常识,可在 1940 年代,大部分人想象大公司,都是一座金字塔,命令从顶上一层层往下传。德鲁克把通用汽车的做法讲清楚了:塔尖不必管所有的事,它只要管住几件最要紧的事,别的事放给下面的人去做,下面的人反而做得更好。这本书出版以后,很多大公司照着改组。说他把「分权」这件事从一家公司的经验变成了一门学问,不算夸张。
再说人。把工人当成有脑袋的人,而不是一双手,这在泰勒式管理大行其道的年代,是很有分量的一句话。这一层后面第三编还会细讲。
再说社会。一家大公司要对社会负责,今天我们挂在嘴边,可在当时,这是很多老板不爱听的话。德鲁克说这话,不是为了讨好谁,而是他真看见了:一个组织大到这个程度,它就已经是社会的一部分了。
用 SDE 管理学的核心三角来看他在通用汽车看见的东西。
核心三角是价值(S3)、最优化(D3)、能量(E3)三格。分权,主要是在 D3 那一格上做文章:怎样让一个巨大的组织少出错、不白费、不亏本。总部管住几件大事,免得各事业部各行其是、跑偏出错,这是最小误差;事业部自己经营,免得总部层层审批、白白耽搁,这是最小冗余;用统一的标准衡量各事业部的回报,免得有的地方一直赔钱没人知道,这是最小亏损。德鲁克把这三件事看得很清楚。
人和社会,是在 S3 那一格上做文章。把工人当人,是善:让组织里的人有位置、有尊严,组织才走得顺、不内耗。对社会负责,是真:一个大组织不能只看自己的账,得对准它在社会里的真实位置,不跑偏。
用「管、带、长」三个字再看一遍通用汽车。总部管住几件大事,这是管;事业部自己经营、自己负责,总部只看结果,这是带。德鲁克看得最清楚、写得最好的,就是这一管一带怎样配合。可是一个大组织里,还有第三样东西在悄悄地长:车间里老工人之间的默契,事业部里传了几十年的做事习惯,一个品牌在顾客心里慢慢攒起来的名声。这些东西不是谁管出来的,也不是谁带出来的,是长出来的。
管和带,门口的人看得清;长,门口的人很难看清。因为长出来的东西,要很长的时间才看得出形状,而且它常常藏在没人注意的地方:午饭时的闲聊,下班后的球赛,退休工人的一顿送别饭。
那么,他在通用汽车看不见的是什么?
是 E3 那一格里的势能,和 S3 那一格里的美。
一个外人进了通用汽车,可以看见制度、看见流程、看见车间里工人的抱怨。可他看不见、也没有办法看见的,是这个组织里的人为什么愿意待下去。一个底特律的老工人,在雪佛兰的工厂里干了二十年,他留下来,是因为工资?是因为制度?也许是,可也许还因为:他爸爸就在这里干,他的邻居都在这里干,周末的球赛是厂里组织的,他的孩子以后也想进这个厂。这些东西,是一个组织慢慢攒下来的吸引力,是它的势能。
德鲁克在书里也写到过工人的归属感,写到过工厂要成为一个「社区」〔待核〕。可他写的是该有,是一个设计:让工人参与管理厂里的食堂、班车、安全这些事,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这个社区的成员。设计得很好。可是归属感这样东西,能不能靠设计长出来,他没有在一个厂里待上十年去看。
这些东西,一个待十八个月的监理是看不见的。不是他眼睛不毒,是位置不对。只有在里面过日子的人,才知道一个组织靠什么把人留住。
说得再具体一点。一个组织的势能,是怎样攒起来的?一般说来,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要有一件件兑现了的承诺,要有几回难关大家一起扛过来。比如某一年订单掉了一半,厂里没裁人,大家轮流放假、减点工资,熬过去了。这件事在厂里被讲了二十年,新来的工人一进门就听老工人讲。这就是势能:攒下来的信用,让人愿意信这个地方。它不在制度里,不在报表里,在人和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
德鲁克的书里,讲制度怎样设计的地方很多,讲这种故事怎样攒起来的地方很少。他看重故事,他自己的自传就是一串故事;可在他的管理理论里,故事不当一样正经的管理工具来讲。
还有一层更微妙。德鲁克建议让工人承担更多责任、培养「管理者的态度」。这个建议很好,可它是从门口开的方子。斯隆和通用汽车的高层不接受,原因之一,是他们知道工厂里的另一面:工会、对立、多年积下的不信任〔待核〕。这些东西让一个好方子在车间里根本落不下去。这不是说德鲁克错了,而是说:一张方子能不能吃下去,要看病人的身子骨。看身子骨,得在里面住过。
这里可以先预告本书第八编要讲的第二道缝:德鲁克的理论站在组织的位置上,讲组织该怎样;可他自己的人生,活在组织的门口,活在一个人的书房里。站在门口的人开的方子,常常对,可也常常少一味药:让人愿意吃。
放回日子里。
唐志明的花店开到第三家的时候,经人介绍,请了一位开连锁便利店出身的顾问来看了一周。顾问很专业,第一天就要了三家店半年的流水,第二天跑遍了三家店,第三天开始约店员一个一个谈。
一周以后,顾问交来一份报告,写得很漂亮:三家店的进货应该统一,由总店集中采购,能省一成的成本;排班应该按客流高峰重排,能省两个人工;会员积分应该打通,三家店的会员互认。唐志明看了很满意,觉得钱花得值。
报告里有一条,唐志明犹豫了很久:顾问建议把第一家店的老冯调去做集中采购,理由是他对花最熟,放在门店里浪费了。
唐志明拿去问苏敏。苏敏说:「老冯去采购,花是能选好。可第一家店那些老客人,十个有八个是冲着老冯来的。你把他调走,店里的人就散了一半。」
这一条,顾问看不见。他在店里只待了一周,看得见老冯对花熟,看不见老冯在门口站的那几分钟,看不见那些每周来一次、跟老冯聊几句天的老人。
唐志明最后照着报告改了进货和排班,老冯没调。一年以后回头看,进货和排班的那几条,省下的钱一分不少;老冯没调这一条,省下的是另一笔账,账本上没有。
这件事还有一个尾巴。那位顾问后来又来过一次,看了改过的店,问唐志明:「老冯没调?」唐志明说没调,把理由讲了。顾问想了想,说:「这一条我确实看不到。我看店,看的是一周;你们看店,看的是十几年。」
这句话说得很公道。顾问的那一周,看清了十几年里没人看清的毛病:进货各自为政、排班凭感觉。十几年的日子,攒下了一周里看不见的东西:老冯门口那几分钟。两样东西各有各的用处,谁也替代不了谁。
站在门口的人,最好的做法,是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斯隆那番「你看见什么就写什么」的话,是对门口的人的尊重;可看完以后,里面的人还得自己判断,哪一条吃得下去,哪一条吃不下去。
这跟德鲁克在通用汽车,是同一个形状:门口的人看得清制度,看不清人为什么留下来。
带走的话
请外人来看病,制度上的毛病他看得比你清。可一个组织靠什么把人留住,只有在里面过日子的人才知道。两样都要听。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分权」和「公司是社会组织」两扇门;一个组织怎样攒下让人留下来的势能,那扇门他站在外面,没进去。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通用汽车的分权是管出来的;它留住老工人的那股力,是几十年长出来的,德鲁克没写。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不给答案、只问问题的顾问,为什么值那么多钱?
设想一个城郊的外卖站点,站长姓钱,手下二十多个骑手。站点的准时率在全区垫底,上面派来一位区域督导帮他看看。钱站长准备了一肚子的苦水:路不好走,小区门禁严,商家出餐慢,骑手流动大。
督导听完,没有给他任何办法,只问了三个问题:「你这个站,到底是干什么的?你的客人是谁?他们最在意的是什么?」
钱站长一愣:「干什么的?送外卖的呗。客人就是点外卖的人。他们在意的,当然是快。」
督导又问:「点外卖的人是客人,那商家是不是你的客人?骑手是不是?小区门口的保安是不是?他们各自在意什么?」
钱站长答不上来了。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站点坐到很晚。
很多人碰到过这种时候:一肚子的具体难处,被一个简单的问题问住了。问住你的那个问题,常常比十条具体办法更有用。
德鲁克做顾问,出名的就是只问不答。据一些跟他打过交道的企业家回忆,请他来的公司常常盼着他拿出一套方案,结果他问了一天的问题,最后说:答案你们自己去找,你们比我更清楚自己的生意〔待核〕。他自己也说过,做顾问最大的本事,是知道怎样问出对的问题,而不是给出答案〔待核,只转述〕。
他最有名的一组问题,在 1954 年的《管理的实践》里就已经成形了: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顾客是谁?顾客认为的价值是什么?〔待核〕他说,这几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得像废话,可很少有公司认真回答过;能把它们回答清楚的公司,往往比同行走得远。
到了晚年,他在非营利组织那边把这组问题扩成了五个: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顾客是谁?顾客重视什么?我们追求的成果是什么?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待核,据德鲁克基金会编的小册子〕这五个问题后来被很多学校、医院、教会、社区组织拿去当自我检查的工具。
这几个问题里,最见功夫的是第一个。「我们的事业是什么」,听上去人人都知道,可德鲁克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能从公司里面找,要从外面找,要从顾客那里找。一家做铁轨的公司,觉得自己是做钢铁的;可它的顾客买它,是为了运输。一家卖化妆品的公司,觉得自己卖的是瓶子里的东西;可它的顾客买的,也许是希望。这一类例子在他的书里很多,我们不一一引,只取它的意思:你以为你在干什么,跟顾客以为你在干什么,常常不是一回事;前一个答案是你的,后一个答案才算数。
这几个问题,先说对在哪儿。
第一样对,是方向。一个组织最容易犯的错,是低着头干活,干得越来越好,方向却越来越偏。卖的东西越来越精致,顾客却越来越少;开的会越来越多,事情却越来越乱。德鲁克的问题是一根绳子,把低着头的人拽起来,看一看路。
第二样对,是向外。很多组织的毛病是只看自己:我们的产品多好、我们的员工多辛苦、我们的流程多完善。德鲁克的问题全朝外:顾客是谁,顾客在意什么,顾客认的结果是什么。这一转向,让管理从「把自己弄好」变成了「为别人做对的事」。
第三样对,是不包办。他只问不答,把找答案的责任留给了组织里的人。这一点很要紧。一个外人给的答案,组织里的人未必信,也未必懂;自己找出来的答案,才是自己的。这跟埃尔莎小姐让孩子自己定目标、自己检查,是一个路子。
不过,只问不答也有它的前提。它假定被问的人有本事自己找答案,也有时间、有心气去找。一家正在发不出工资、明天就要关门的小厂,老板听见「你们的事业是什么」,大概只想苦笑。德鲁克的顾客,多半是大公司、大机构,里面有的是聪明能干的人,缺的只是有人把他们拽起来看看路。对他们,问题比答案值钱。可对一个正在水里扑腾的人,先递一根竹竿,比问他「你为什么要游泳」更要紧。
这也是门口的人的位置决定的。顾问可以只问不答,因为最后做决定、担后果的不是他。在里面当家的人,问完了问题,还得自己拍板,自己扛。德鲁克一辈子守住了问问题的人的位置,这是他的清醒;可拍板之后那几年怎么熬,他没在里面熬过。
用本书的「管、带、长」三个字看,这组问题是「带」的工具。管,是告诉你该怎样做;带,是陪着你、引着你,让你自己走;长,是给你一块地方,你自己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德鲁克的顾问之道,是典型的带:不下命令,不给方案,只提问题,让你自己往前走。
再用 SDE 管理学来看。
这组问题,主要是在 S3 价值那一格里,对准「真」。我们到底在干什么,顾客到底是谁,顾客到底要什么,这些问题问的都是事实,都是为了让组织在轨、不跑偏。第四个问题「成果是什么」,是在问效率,问的是「善」:我们的力气有没有用在对的地方,有没有白费。
那么美呢?吸引呢?
第三个问题「顾客重视什么」,看起来碰到了美的边。顾客重视的东西里,当然有好看、有舒心、有让人愿意再来的那份感觉。德鲁克也承认,顾客买的常常不只是东西本身。
可是细看就会发现,他问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把它当成一个要去弄清楚的事实:去问顾客,去调查,去搞明白。他问的是「顾客要什么」,没有问「我们凭什么让人愿意靠近」。前一个问题朝外,是真;后一个问题朝内,问的是组织自己身上有没有那股吸引力,是美。
拿钱站长的站点来说。「顾客重视什么」这个问题,帮他弄清了点餐的人要快、商家要别催、保安要别乱停车,这些都是去问、去查就能弄清楚的事实。可是站点能不能留住骑手,能不能让新来的年轻人觉得这活儿不丢人,这不是去问一问就能弄清的,得站点自己身上先有那么一点东西。
还有一个问题,他的清单里一直没有:「为什么有人愿意来这里干活?」顾客是外面的人,员工、志愿者、合作伙伴,是里面的人。一个组织能不能站住,不只看外面的人愿不愿意买,还要看里面的人愿不愿意来、愿不愿意留、愿不愿意信。这个问题,在他的管理书里散落着谈到过,比如讲知识工作者要被当作「志愿者」来对待〔待核〕;可它从来没有进过那张最有名的问题清单。
换一个角度,用 SDE 管理学的第一套实践组合再看一遍。这套组合管三件事:为了什么,怎样说清,怎样量。为了什么,靠的是意义三律:创造、自由、幸福;怎样说清、怎样量,靠的是信息:符号、逻辑、数学。
德鲁克的五个问题,第一个「使命是什么」问的是为了什么,第四个「成果是什么」问的是怎样量,第五个「计划是什么」问的是怎样说清。三件事都问到了,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可是「为了什么」那一问,他的答案常常落在一个字上:创造。企业的目的是创造顾客,非营利组织的目的是创造改变了的人〔待核〕。意义三律里的另外两律,自由和幸福,在这五个问题里很少出场。一个组织里的人,在这里干活能不能更自由一些、能不能更幸福一些,这不在他的清单上。
这一点后面第六编还要细讲。这里先记一笔:他问「为了什么」,问得很深,可答案偏向了三律里的一律。
还有一件事值得说,是这组问题在传开以后的遭遇。很多组织把五个问题印成了表格,每年开一次年会,各部门填一遍,交上去,归档。填表的人认认真真,每一格都写满了;可填完以后,没有人再看。问题还是那几个问题,可它从一根把人拽起来的绳子,变成了一张年年要交的作业。
德鲁克本人问问题,是坐在你对面,盯着你的眼睛,追着你问到底;你答一句,他再问一句,问到你答不上来为止。这种问法,带着一个人的分量和压力,它能问出东西来,是因为问的人在场。印成表格以后,人不在了,分量也就没了。这是本书说的「传播中变宽」的一个小样子:东西传得越广,越容易只剩下一层壳。
SDE 管理学的看法是:使命有三股力,真管在轨,善管效率,美管吸引。德鲁克的问题清单,问足了前两股,第三股只在顾客那一侧露了个边。要是给它补一个问题,大概是这样的:「我们身上,有什么让人愿意靠近?」
放回日子里。
钱站长那天晚上坐到很晚,第二天做了一件事:他把站里的二十多个骑手叫到一起,把督导的三个问题写在白板上,让大家一起答。
答「我们是干什么的」,有个老骑手说:「我们是替人跑腿的。人家饿着肚子等,我们是把热饭送到手上的人。」这句话让钱站长愣了一下。他一直觉得自己管的是一个「配送单位」,骑手是「运力」。
答「客人是谁」,大家七嘴八舌,列出来一长串:点餐的人,商家,小区保安,写字楼前台,甚至还有路边帮忙指路的大爷。
答「他们在意什么」,最有意思。点餐的人在意快,也在意汤别洒;商家在意骑手别催、别在店门口堵着;保安在意骑手别乱停车、别跟他吵;写字楼前台在意骑手说话客气。
一个月以后,钱站长的站点准时率从全区垫底升到了中游。办法没什么新奇:跟几个出餐慢的商家约好了提前打招呼,跟几个小区的保安混熟了,给新骑手画了一张「哪个门好进」的地图。
可是钱站长自己说,最大的变化不在准时率上。那次白板会以后,站里有两个原本要走的骑手留下来了。他问其中一个为什么不走了,那个年轻人想了想说:「开了那次会,觉得这活儿不光是跑单。」
钱站长后来又琢磨出一件事。白板会上那个老骑手说「我们是把热饭送到手上的人」,这句话他让人写在了站点门口的墙上。新来的骑手第一天报到,他就指着那行字讲一遍。他说,这比讲十条考核规定都管用:规定告诉人不能做什么,这句话告诉人为什么干。
这句话不是督导给的,也不是钱站长想出来的,是一个老骑手在一次会上随口说出来的。好问题的用处,常常就在这里:它把藏在一群人心里的话引出来,再由这群人自己认下来。
这个回答,督导的三个问题里没有问,可它是那次白板会最大的收获。三个问题帮站点找回了方向,这是真;站里的活顺了,这是善;还有两个人因为一次会觉得这活儿有意思,留下来了,这是美。前两样是问题问出来的,第三样是问题之外,自己长出来的。
带走的话
好问题比好答案值钱,因为答案得自己找才算数。问完「顾客要什么」,再问一句:「我们身上,有什么让人愿意靠近?」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从外面看自己」这扇门,三个问题把组织拽回正路;「组织自己凭什么吸引人」这个问题,没进他的清单。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他的顾问之道是带;钱站长那两个留下来的骑手,是长出来的。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不发工资的组织,凭什么让人每个周末都愿意来?
设想一个县城里有一群人,自发组织起来救助流浪猫。没有登记,没有办公室,也没有人领工资。牵头的是一位开文具店的大姐,手下有十几个人:有退休的会计,有在读的大学生,有开出租车的师傅,还有一位兽医站的年轻技术员。他们轮流去几个固定的地点喂猫,攒钱给猫做绝育,给生病的猫找人收养。
有一回,一个本地的商会会长听说了,很感兴趣,请文具店大姐去吃饭,想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管的。会长问:「你们没钱发工资,凭什么让这么多人听你的?谁不来了怎么办?谁做得不好怎么办?」
大姐想了半天,说:「没人听我的。大家是冲着那些猫来的。谁不来了,那就是不想来了,我也不能怎么样。我能做的,就是让来的人觉得这事值得。」
会长听完,半晌没说话。他手下有三百多个员工,每个月发工资,可他不敢说,这三百个人里有几个是「觉得这事值得」才来的。
这个场面,跟德鲁克晚年的一个发现几乎一模一样。
德鲁克大约从 1970 年代起,就越来越多地给非营利组织做顾问:教会、医院、大学、博物馆,还有救世军、美国女童子军这样的大型志愿组织〔待核〕。到了 1980 年代末,他说过一番让企业界很不服气的话。大意是:美国管理得最好的组织,有不少不是企业,而是非营利组织;企业应该向它们学〔待核,据 1989 年《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篇名与措辞待核〕。
他最常举的例子之一,是女童子军和它当时的负责人弗朗西斯·赫塞尔本〔待核〕。在她手里,这个组织据说扭转了人数下滑的势头,吸纳了更多不同背景的女孩,几十万成年志愿者愿意为它出力〔待核〕。德鲁克对她评价极高,据说称她是他见过的最好的管理者之一〔待核,只转述〕。
1990 年,他出版了《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同一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非营利管理基金会成立,赫塞尔本出任负责人〔待核〕。他晚年的很多时间,花在了这个领域。
他从非营利组织身上看到了什么?说起来就是一个词:使命。
他的意思大致是:企业有利润这根杆子,做得好不好,账上一看就知道;非营利组织没有这根杆子,它只能靠使命把人拢在一起,把事情做成。所以,好的非营利组织,对使命想得比企业清楚得多。它们的志愿者不拿钱,就是因为认同这件事才来的;你要是使命不清楚,人就散了。
他还从这里引出了一个影响很大的看法:企业里的知识工作者,越来越像志愿者。他们有专业,有本事,到哪里都能找到工作;他们留在一家公司,不只是为了那份工资,也是为了在这里能做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所以,管理知识工作者,要像管理志愿者那样,靠使命,靠让他们有成就,靠尊重,而不是靠命令〔待核,见《21 世纪的管理挑战》等,具体措辞待核〕。
这一番看见,先说对在哪儿。
第一样对,是他把眼光从企业扩到了整个社会。在他之前,「管理」几乎就是企业管理的同义词。他说,医院要管理,学校要管理,教会也要管理,而且管得好不好,对社会的影响一点不比企业小。今天我们说「社会组织」「公益机构」也需要专业的管理,这个看法,他是最早、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
第二样对,是他看见了钱以外的东西。一个管理学大师说「有些组织不靠钱也能把人拢住,而且拢得比企业好」,这是很大方的一句话。它承认了:人愿意出力,不只是因为钱。
第三样对,是「知识工作者像志愿者」这个比方。这个比方在今天比在当年更准:很多年轻人换工作,问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工资多少,而是「这件事有没有意思」「这里的人值不值得一起干」。
用 SDE 管理学来看,这一章是全书最要紧的几章之一。因为在这里,德鲁克离「美」最近。
志愿者为什么来?不是因为有人管,也不是因为有钱拿,而是因为愿意。这个「愿意」,就是 SDE 说的吸引,就是美这股力在干活。一个靠志愿者撑起来的组织,几乎全靠吸引站住:使命让人心动,同伴让人愿意待,做成的事让人愿意接着做。文具店大姐那句「我能做的,就是让来的人觉得这事值得」,说的就是这个。
德鲁克看见了这股力。他说非营利组织管得好,说知识工作者要当志愿者来对待,这都是看见了吸引的力量。
可是,他用什么词来接住这股力?用的是「使命」。
使命这个词,在 SDE 的三股力里,主要落在真:方向,目的,要做成什么。德鲁克讲使命,总是讲它要清楚、要具体、要能落到行动上,要能检验〔待核〕。他会说,使命要短到能印在一件 T 恤上〔待核,只转述〕;他会说,使命要能回答「我们希望人们因为什么记住我们」〔待核〕。这些都是在让使命变得真:对准,不跑偏,能检验。
可是,让人愿意来的,不只是使命清楚。同样清楚的使命,有的组织人头攒动,有的组织冷冷清清。文具店大姐的救助小组,使命再简单不过:救猫。让人每个周末都愿意来的,除了这个使命,还有:大姐这个人靠得住、说话让人舒服;一起喂猫的伙伴彼此处得来;那些被收养的猫的照片,大姐每次都发在群里,大家看了心里暖。这些东西,不叫「使命」,叫吸引。
德鲁克把非营利组织的吸引力,大部分归到了使命头上。这样一归,美就被收进了真里:让人愿意来的那股力,被讲成了「方向清楚」。方向清楚当然要紧,可它不是吸引的全部。
这里要说一句公道话。德鲁克在讲非营利组织时,也讲到过志愿者需要被认可、需要有成就感、需要被当作伙伴〔待核〕。他不是完全没看见使命之外的东西。只是这些东西在他那里,都是围绕着使命转的配角,没有被当成一股跟真、善并列的力单独立起来。
还有一件事值得放在这里对照:本书第一编讲过,德鲁克一生里吸引力最旺的,恰恰是他自己。全世界的经理人愿意听他讲,愿意买他的书,赫塞尔本这样的人愿意跟他一起做事,一做十几年。他身上的那股吸引力,跟「使命清楚」干系不大,更像是一个人的见识、风度、为人,攒成了一股让人愿意靠近的力。他自己被这股力托着,可他写非营利组织的时候,把这股力的功劳记在了使命名下。
「知识工作者像志愿者」这句话,后来在企业里的遭遇也值得一说。很多公司读到了这句话,觉得很对,于是做了一件事:每年发一份「员工敬业度调查」,几十道题,打分,汇总,排名,哪个部门分数低,哪个部门的经理就要写改进计划。
一个讲「人是因为愿意才来」的道理,到了公司里,变成了一张给「愿意」打分的问卷。问卷当然有用,它能让管理者看见一些平时看不见的东西。可是「愿意」这样东西,一打分,就容易变成另一个要完成的指标。经理们开始想办法让分数好看,而不是想办法让人真的愿意。这跟前面讲的五个问题被印成表格,是同一个形状:美这股力一碰上目标和衡量,就被收成了一个数。
用「管、带、长」三个字说:志愿组织本来是长出来的,德鲁克给它配了一套带的工具,到了公司里,这套工具又被改成了管的工具。一路传下来,离那位文具店大姐越来越远。
再用 SDE 的动力机制看一眼志愿组织。它的三拍走得特别清楚。张力积累:一群人看见一件事不对,心里不舒服,越积越多;形状改变:有人站出来牵头,一个小组成形了;回写:做成的事又回过头来改写了参与者自己,喂过猫的人看街上的流浪猫,眼神不一样了,有人因此换了工作,有人因此认识了一辈子的朋友。这第三拍,是志愿组织最大的吸引力:来的人被改变了,愿意接着来,还愿意拉别人来。
德鲁克讲非营利组织,讲到了第一拍(社会需要)和第二拍(使命、组织、成果),第三拍讲得少。他说非营利组织的产品是「改变了的人」,指的是被服务的人;参与其中的志愿者自己也被改变,这一层他提得不多〔待核〕。可恰恰是这一层,让志愿组织一年一年地长下去。
这就是本书的主缝在非营利组织这里的样子:他看见了吸引,却把它收进了目标和使命里。
放回日子里。
唐果大四那年,学校里有个公益项目,给一家临终关怀病房的老人每周送一束花。唐果报了名,回家跟苏敏说,能不能从店里拿些卖剩下的花。苏敏想了想,说:「卖剩下的不行。人家最后那段日子,看的是最后几束花,得拿好的。」
唐志明在旁边听了,算了一笔账:每周一束好花,一年下来,成本小两千块。他皱了皱眉,没说话。苏敏看他一眼:「就当是给店里攒人缘。」
这件事坚持了一年多。唐果毕业以后,小罗接着送。小罗后来说,他送花那一年,是他干得最有劲的一年,「不是因为那几束花能挣多少钱,是因为每次去,病房里的护士都会跟我说,某某老人昨天一直在看那束花」。
这件事给花店带来了什么,账上算不清楚。可是有一件事,唐志明后来注意到了:那一年招新店员,来面试的年轻人里,有好几个说是「听说你们店给临终关怀病房送花」才来的。
这几个年轻人来,不是因为工资高,也不是因为花店的使命写得多清楚。花店压根没写过什么使命。他们来,是因为听说了一件让人心里一动的事。这就是吸引。它没写在任何一张表上,可它把人带进了门。
带走的话
不发工资的组织最懂一件事:人是因为愿意才来的。使命清楚是一半,让人心里一动是另一半。别把后一半也算到前一半的账上。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非营利组织也要管理、而且管得更好」这扇大门,他离美最近;可他用「使命」接住了吸引,把美收进了真。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志愿组织多半是长出来的,靠吸引;德鲁克想给它们配的,是一套带的工具:使命、问题、成果。
这一章的问题:一辈子只管自己一个人的人,能把「管一群人」讲明白吗?
设想县城老街上有一家理发店,只有一把椅子,一个师傅。师傅姓黄,五十多岁,在这条街上剪了二十多年。他不雇徒弟,不办会员卡,不搞促销,也不装修。店里一面镜子、一把椅子、一个烧水的壶、一台老收音机。可他的店从早到晚都有人等,很多人宁可多坐半个钟头,也不去对面新开的连锁店。
有一年,一个做连锁理发生意的老板来找他,想请他去当技术总监,管二十家店的几百个理发师,给的钱是他一年收入的好几倍。黄师傅想了几天,回绝了。他跟老顾客说:「我会剪头,不会管人。一个人剪,我知道每个头该怎么剪;几百个人剪,我就不知道了。」
这位黄师傅,对自己看得很清楚。一个人能把自己管好,跟能把一群人管好,是两回事。
德鲁克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家一个人的工作室。
他没有研究团队,没有助手班子,据一些来访者和传记材料的说法,他晚年连秘书都没有,自己接电话、自己回信、自己安排日程〔待核〕。他的书几乎都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据说先口述或手写初稿,再自己一遍一遍改〔待核〕。他做顾问,也是一个人去:不带团队,不出厚厚的报告,坐下来跟客户谈,谈完就走。
有人问他是干什么的,据说他常回答:我是一个写作者〔待核,只转述〕。不是管理学家,不是教授,也不是顾问,是写作者。这个回答很说明问题:他心里给自己定的位置,是一个人对着一张纸,而不是一个人站在一群人前面。
他的妻子多丽丝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据说她学过物理和法律,八十多岁时还自己发明了一个小仪器、办了一家小公司〔待核〕。夫妻俩在克莱蒙特的家不大,陈设朴素,墙上挂着他们收的日本画〔待核〕。这个家,是他的工作室,也是他的整个「组织」。
这样一个人,写出了几十本讲怎样管理组织、怎样管理一群人的书,而且写得让无数管过成千上万人的总裁们佩服。这件事本身,就值得好好想一想。
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样对,他把自己这个「一个人的组织」管得极好。九十多岁还在写书,一辈子出了三十多本书〔待核〕,同时做顾问、教书、看画、写小说。他自己讲的那一套,记录时间、要事第一、有计划地放弃、发挥长处、每隔一段时间回头看看自己的决定对不对,他都在自己身上用了几十年。他不是那种讲一套、做一套的人。在管自己这件事上,他说到做到。
第二样对,他一个人的位置,恰恰让他看得清。在一个组织里当家的人,免不了被人情、利害、面子缠住,有些话不好说,有些事不好看。德鲁克没有这些牵扯。他不用照顾下属的情绪,不用担心董事会的脸色,不用为了保住位置说违心的话。这让他能说一些在里面的人不敢说、或者想不到的话。前面几章讲的通用汽车、五个问题、非营利组织,都得益于这个位置。
第三样对,是他晚年写的《自我管理》〔待核,1999 年《哈佛商业评论》〕。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的长处是什么,知道自己是怎样做事的(是读者型还是听者型,是一个人干好还是跟人一起干好),知道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知道自己属于哪里,知道自己能贡献什么〔待核,只转述大意〕。这篇文章的道理,几乎就是他自己一辈子的写照。他是先活出来,后写出来的。
用 SDE 来看这一章,要先借一样缝隙这把刀的工具:三个位置。
一个人跟组织的纠缠,大致可以分三个位置。一号位,站在外面看:旁观者、顾问、记者、评论家。二号位,站在组织里面:当家的、带队伍的、在里面过日子的。三号位,回到自己身上:一个人怎样跟自己相处,怎样管自己。
德鲁克的理论,主要站在二号位:讲组织该怎样,管理者该怎样,一群人怎样一起把事做成。可他的人生,主要活在一号位和三号位:他是旁观者,是顾问,是写作者;他把自己管得极好,晚年还写出了《自我管理》。
二号位,恰恰是他理论最用力的地方,也恰恰是他人生最少踏进去的地方。
这就是本书说的第二道缝。它跟主缝(真和善写进理论,美留在人生)是两道不同的缝,可它们缠在一起。为什么?
因为美这股力,吸引这股力,最需要在二号位上才能看清楚。一个人站在外面看,能看见一个组织有没有吸引力;一个人回到自己身上,能感到自己被什么吸引。可是,一个组织的吸引力是怎样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怎样因为一件小事散掉,又怎样在一次难关之后重新聚起来,这些只有在里面带过队伍、熬过几年的人才知道。黄师傅说「几百个人剪,我就不知道了」,就是这个意思。
德鲁克知道一个组织需要吸引力,他在非营利组织那里看得很清楚。可是怎样在一个组织里面把吸引力养起来,他没有在里面养过。所以,他能讲出吸引力的果(志愿者为什么来),却讲不出它的种法(一个当家人每天做什么、说什么、守住什么,人才愿意来)。他就把吸引力的功劳记在了他能讲清楚的东西头上:使命,目标,成果。
还可以拿黄师傅来对照。黄师傅一个人一把椅子,客人愿意等,是因为他手艺好、话不多、二十多年没涨过几回价,也从不催人办卡。这股吸引力是他一个人的。要是他真去当了技术总监,管几百个理发师,他能教会别人剪头的手艺,却很难把那股让人愿意等的劲儿教给别人。那股劲儿长在他这个人身上,长在那条老街二十多年的日子里。
德鲁克的处境有几分像黄师傅:一个人的吸引力极旺,管自己管得极好。不同的是,黄师傅说「我不会管人」,就不去了;德鲁克没去管人,却把管人的道理讲给了全世界。
这么说,不是说德鲁克不配讲管理。恰恰相反:一个从没在二号位上待过的人,能把二号位上的事讲得这么透,让那些在二号位上待了一辈子的总裁们服气,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本事。本书要说的只是:他讲得最透的,是二号位上可以从门口看清楚的那些事;二号位上只有在里面才摸得到的那些事,他讲得少,也很难讲多。
还要补一句。一个人的工作室,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德鲁克晚年那个没有秘书、自己接电话的小家,很多人慕名而来,回去以后说起来都带着敬意。一个人把自己的日子过得简单、干净、有分寸,这件事本身就让人愿意靠近。这股吸引力,他是有的,而且很旺。他只是没有把它当成管理的一部分写出来。
放回日子里。
唐志明这几年常常想起自己刚开第一家店的日子。那时候只有他和苏敏两个人,他管进货和账,她管插花和招呼客人,一天下来累得直不起腰,可他觉得那时候的店是「活的」。
开到三家店以后,他手下有了十几个人,学会了排班、定目标、看报表。可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知道每家店里在发生什么。第二家店小罗管得不错,第三家店一直不温不火,他每周去转一圈,看看数字,说几句话,就走了。
有一天,唐果放假回来,跟他去第三家店转了一圈。回家的路上,唐果说:「爸,你现在像个检查工作的。」
唐志明愣了一下:「我不是在检查工作吗?」
唐果说:「你在第一家店的时候,不是检查工作的,是在那里过日子的。客人认得你,你也认得客人。现在你去第三家店,店员见了你就紧张,客人根本不知道你是谁。」
唐志明没说话。他想起来,第一家店能活下来,靠的不是他的报表,是他和苏敏在那里一天一天地过日子,过出来的人情和信用。这些东西,他在第三家店里一样也没有。他在第三家店里,站的是一号位:一个从外面来看看的人。
后来唐志明做了一个决定:每个月抽一个星期,不去总店,就在第三家店里待着,从早到晚,跟店员一起收货、一起招呼客人。头一个月店员很别扭,第二个月好一点,到第三个月,有个店员跟他说:「唐总,你在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底。」
这句话让唐志明想了很久。「心里有底」,不是因为他会检查,是因为他在。
带走的话
管好自己和管好一群人,是两门功夫。站在门口能看清的,他都讲透了;只有在里面过日子才摸得到的,要你自己进去摸。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管好自己」这扇门,一号位和三号位他都走到了头;二号位那扇门,他写得最多,走得最少。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他一个人的工作室是长出来的,简单、干净、有分寸,自带吸引;他讲给别人的,多半是带的办法。
这一编看了德鲁克进过的几种组织。下面这张表,把每个组织、他在那里站的位置、那个组织主要靠哪股力站住,排在一起。最后一栏用 SDE 管理学使命的三个大白话词:在轨(真)、效率(善)、吸引(美)。
| 组织 | 他站的位置 | 那个组织主要靠什么站住 |
|---|---|---|
| 维也纳家中的客厅 | 一号位:坐在边上听的孩子 | 吸引:主人家的为人与谈话的分量 |
| 法兰克福报社 | 二号位(短暂):年轻编辑 | 在轨与效率:每周回头看一遍 |
| 本宁顿学院 | 二号位(较长):小学院的老师 | 吸引:一群人愿意在一起读书 |
| 通用汽车 | 一号位:受邀研究的外人 | 效率:分权与衡量;留住老工人的势能他没写 |
| 各大公司(顾问) | 一号位:只问不答的顾问 | 在轨:五个问题把组织拽回正路 |
| 女童子军、救世军等 | 一号位:顾问与朋友 | 吸引:志愿者因为愿意才来;他把它记在「使命」名下 |
| 纽约大学、克莱蒙特 | 讲台上:讲别人的组织 | 在轨与效率:理论成型 |
| 克莱蒙特的家 | 三号位:一个人的工作室 | 吸引:简单、干净、有分寸,很多人慕名而来 |
这张表有两条线。一条是位置:除了几段短暂的日子,他几乎都站在一号位和三号位,很少在二号位上久待。另一条是力:他站过的那些组织,最打动他、他也最愿意待的,多半靠的是吸引;他写成理论的,多半是在轨与效率。
两条线叠在一起,就是本书接下来要一层一层对的账。
一个大师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他接手的,是前人留下的一道题。看清这道题,才看得清他的答案好在哪里、偏在哪里。
德鲁克走进管理学的时候,桌上已经摆着三份答卷。一份是泰勒的:拿着秒表站在工人身边,把每一个动作都量出来、改过来,让一个人一天能多干几倍的活。一份是斯隆的:在通用汽车搭起一套委员会和分权的架子,用数字和事实管一个巨大的公司。一份是梅奥的:在一家电器工厂的车间里做了几年实验,发现工人干得好不好,跟有没有人在意他们,干系很大。
这三份答卷,用 SDE 管理学来看,各占了一块。泰勒几乎只占了最优化那一格:少出错、不白费、不亏本。斯隆和梅奥,在价值那一格里各站一边:斯隆站真,对准事实;梅奥站善,在意人。
德鲁克的功劳,是把这几块拼到了一起。他的缺口,是拼完以后,价值那一格里还空着一个角:美。
本编两章:第 11 章讲泰勒,第 12 章讲斯隆和梅奥。
这一章的问题:把每一个动作都量到最省,是管理的全部吗?
设想一家大型快递分拣中心,新来了一位运营主管。他上任第一个月,什么也不改,只做一件事:拿着手机录像,站在分拣线边上,一个一个工位地拍。拍完了,他坐在办公室里一帧一帧地看:这个工人弯一次腰要多少秒,那个工人转一次身要多少秒,包裹从传送带上拿下来放进笼车,最快的人要几个动作,最慢的人要几个动作。
第二个月,他重新排了工位:笼车挪近了半米,扫描枪从桌上挪到了手腕上,每个人的动作从七个减到了四个。分拣线的效率提高了三成多。
上面很满意,给他发了奖金。可是第三个月,分拣线上走了五个老工人。有人问其中一个为什么走,那人说:「钱没少,活也不累了。可我觉得自己像个机器零件,干着没意思。」
这个场面,一百多年前就在美国的钢铁厂里上演过。主角叫泰勒。
弗雷德里克·泰勒,美国工程师,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几家钢铁厂当工头、工程师、顾问〔待核〕。他的办法后来被叫作「科学管理」:拿着秒表,站在工人身边,把每一项工作拆成最小的动作,量出每个动作要多少时间,去掉多余的动作,定出一个「标准做法」和「标准工作量」,再用计件工资鼓励工人按标准干〔待核〕。
他最有名的例子,是搬生铁。据他自己的记述,一个工人原来一天搬十几吨,经过他的一番改造——什么时候搬、怎样搬、什么时候歇——一天能搬四十多吨〔待核,数字据泰勒《科学管理原理》(1911),其真实性后来有争议〕。
泰勒的办法后来传遍了世界。流水线、工时定额、标准作业,今天工厂里的很多做法,都能追到他头上。
泰勒的办法在当年就引起过很大的反弹。据记载,一些工厂推行他的做法以后,工人罢工,工会激烈反对,美国国会还专门开过听证会,请泰勒去作证〔待核,一般说是 1911—1912 年前后〕。工人反对的,不全是活更累了,有时候活反而轻松了;他们反对的,是自己变成了一个被秒表盯着的东西,自己干了一辈子的手艺,被一个拿表的年轻工程师几天之内就「重新定义」了。
这种反弹,用 SDE 的话说,是价值那一格在报警。一个组织只在最优化那一格上使劲,把价值那一格空着,里面的人会用脚投票,或者用罢工投票。泰勒本人似乎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他明明让工人多挣了钱,工人还是恨他。
德鲁克对泰勒的评价,出人意料地高。他在好几本书里都说过类似的意思:泰勒是第一个认真研究「工作本身」的人;在他之前,人们以为干活干得多,靠的是力气和流汗;泰勒证明了,靠的是方法〔待核〕。德鲁克甚至说过,泰勒的科学管理,是美国对西方思想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待核,措辞只转述,出处待查〕。他还认为,二十世纪发达国家体力劳动者生产率的巨大提高,让体力工人从穷人变成了中产阶级,泰勒功不可没〔待核,据《后资本主义社会》(1993)大意〕。
可德鲁克也批评泰勒,而且批评得很准。他的批评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泰勒把「计划」和「干活」截然分开了。计划是工程师的事,干活是工人的事;工人只需要按标准做,不需要想。德鲁克说,这在体力劳动的年代也许行得通,可它浪费了工人的脑子,也伤了工人的尊严〔待核〕。
另一条是:泰勒的办法,对知识工作不管用。一个会计、一个工程师、一个护士,他们的工作没法拿秒表量。他们干得好不好,不看动作多快,看的是做没做对的事。所以德鲁克说,二十一世纪管理最大的挑战,是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而这件事,要靠知识工作者自己:他们得自己问「我的任务是什么」,自己管自己〔待核,据《21 世纪的管理挑战》(1999)大意〕。
先说德鲁克对在哪儿。
他对泰勒的评价,是公道的。今天很多人一提泰勒就皱眉,说他把人当机器。这个批评不能说错,可它忘了另一面:在泰勒以前,工厂里的活是凭经验、凭吆喝、凭鞭子干的;泰勒第一次说,干活有方法,方法可以研究,研究出来的方法能让人少累一些、多挣一些。德鲁克把这一层讲出来,是一种难得的公道:不因为一个人的缺点,就抹掉他的功劳。
他对泰勒的批评,也是准的。把计划和干活分开,确实是泰勒最大的毛病;知识工作没法用秒表量,也是真的。德鲁克在这两条上往前走了一大步:他让干活的人也参与计划,让知识工作者自己管自己。
用 SDE 管理学来看,泰勒的科学管理,是一个很纯粹的标本:只剩 D3 的管理。
SDE 管理学说,管理的核心是一个三角:价值(S3),最优化(D3),能量(E3)。D3 这一格管的是三件事:最小误差,少出错;最小冗余,不白费;最小亏损,不亏本。
泰勒做的,几乎全在 D3 这一格里。标准做法,是为了少出错;去掉多余动作,是为了不白费;计件工资和工作定额,是为了不亏本。他把 D3 这一格做到了极致,做到了一百多年后的快递分拣中心还在用他的办法。
那么另外两格呢?
价值那一格,泰勒几乎没有碰。他不问这件活为了什么,不问干活的人在不在轨、心里顺不顺,更不问有没有人愿意来干。他默认,价值是老板定的,工人只管干。
能量那一格,泰勒只碰了一种:动能,干劲。计件工资是为了让工人多干,这是在推动能。工人的定力(内能),工人对这个厂的信任和留恋(势能),他都不管。
一个只剩 D3 的管理,会出什么事?就是开头那个分拣中心的样子:效率上去了,人走了。D3 管的是事,事管得再好,人不愿意待,事也撑不久。
德鲁克看见了这一点。他接过泰勒的题,在 D3 的上面加了一层:S3,价值。他说,先要做对的事,再把事做对;先要问这件活为了什么,再去研究怎样干得快。这一加,是管理学从「工程学」变成「管理学」的一步。
可是他加上去的 S3,主要是真和善。真:做对的事,对准结果。善:把工人当人,让他们参与,让他们自己控制。美呢?那个分拣中心的老工人说「干着没意思」,说的就是美缺了。德鲁克在 D3 上面加了真和善,让工人不再像零件;可让工人觉得「干着有意思」,这一层,他讲得不多。
再用 SDE 的动力机制看一眼泰勒的那场变革。按 123 原理,变化走三拍: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
泰勒那个年代,张力积累得很足:工厂越来越大,工人越来越多,老板和工人互相猜忌,产量上不去,成本降不下来。泰勒的秒表,是形状改变:一套全新的干活方式,一下子立了起来。可是第三拍,回写,在泰勒那里是单向的:只从上往下写。工程师写标准,工人照着做;工人干活时发现的新门道、新问题,没有一条正经的路能写回到标准里去。
一个只从上往下回写的组织,会越来越僵。标准定死了,干活的人不能改;世道变了,标准跟不上。德鲁克后来要工人参与计划,要知识工作者自己定目标、自己检查,就是想打开从下往上回写的那条路。这是他对泰勒的一个真修补。
可是本书第四编还要讲到:德鲁克打开的这条从下往上的路,在他的「目标管理」里,后来又被走窄了。目标还是从上面一层层分下来的,下面的人能回写的,多半是「完成了多少」,而不是「这个目标该不该改」。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德鲁克自己最看重的那一套办法,卓有成效、要事第一、有计划地放弃,其实也是 D3 的办法:怎样不白费时间,怎样不白费力气。只不过泰勒是替工人算,德鲁克是让管理者自己给自己算。从这个意义上说,德鲁克并没有离开泰勒的那一格,他把那一格从车间搬到了办公室,从别人的秒表变成了自己的秒表。
这不是贬低。把秒表交到每个人自己手里,让人自己量、自己改、自己控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可是,秒表还是秒表。它量得出你哪里白费了时间,量不出你为什么愿意干这件事。
开头那个快递分拣中心,后来也有一段下文,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借来一用。走了五个老工人以后,那位运营主管没有把工位改回去,效率还是要的。他做了另一件事:每周五下午,让分拣线上的人轮流讲一讲,这一周哪个包裹最难分、自己是怎么想办法的。讲得好的,他把办法写进作业指导书,后面署上那个工人的名字。
半年以后,作业指导书里有了十几个工人的名字。分拣线上再没有人说自己像机器零件。效率没降,反而又涨了一点:工人自己琢磨出来的办法,比他拿录像机看出来的还细。
这个主管做的事,就是在泰勒那一格上面,加了一条从下往上回写的路,又在回写的路上,加了一点让人愿意靠近的东西:署名。署名不值钱,可它让人觉得,这里有我的一份。
放回日子里。
唐志明是纺织厂车间主任出身,泰勒那一套他不用读书就会。花店开到第二家的时候,他把车间里那一套搬了过来:每天的工作拆成几块,进货、醒花、修剪、包装、上架、收银,每一块定个标准时间,挂在墙上。包一束花多少分钟,换一桶水多少分钟,他都掐着表量过。
头几个月效果很好,第二家店的损耗降了,包花的速度快了,店员加班少了。唐志明很得意,跟苏敏说:「管理就是这么回事,量得出来,就管得住。」
苏敏不跟他争。她只是有一回在第二家店里待了一个下午,回来说:「店员包花是快了,可她们包的花,一束跟一束一模一样。客人说要送给奶奶的,跟说要送给女朋友的,包出来一个样。」
唐志明说:「那不挺好吗,标准化。」
苏敏说:「客人不是来买标准的。」
后来,第二家店的小罗自己琢磨出一个办法:标准时间照样挂在墙上,可是每天留出一个小时,店员可以不按标准,自己给客人搭配,自己挑包装纸。那一个小时里包出来的花,有好几束被客人拍了照发在网上,引来了一批新客人。
小罗跟唐志明说:「标准管的是别出错、别浪费。那一个小时管的是让人愿意来。两样都要。」
唐志明琢磨了很久,才明白小罗说的是什么。他在车间里学会的那一套,是泰勒的那一格;小罗加上去的那一个小时,是泰勒那一格里没有的东西。
带走的话
把每个动作量到最省,管的是不出错、不白费、不亏本。可人不是为了不白费才来干活的。秒表量得出浪费,量不出意思。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在最优化上面加一层价值」这扇门,把泰勒的秒表交到每个人自己手里;那层价值里,让人觉得「干着有意思」的那扇小门,他没推开。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泰勒的车间是管出来的;德鲁克把它改成了带:让人自己管自己。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只认事实的管理者,和一个只在意人心的管理者,谁对?
设想一所县城中学换了两任校长。
前一任姓陆,理科出身,一上任就建了一套制度:每个年级每个月一次统考,成绩按班排名,贴在教务处门口;每个老师的课时、作业批改量、学生成绩的升降,都进一张大表;每周一开行政会,对着表说话,谁的数字不好看,当场问为什么。三年下来,学校的升学率涨了一截,可老师们私下说,在这个学校上班,像在流水线上。
后一任姓何,中文出身,一上任先把那张大表撤了。他每天中午去食堂跟老师一起吃饭,下午挨个去听课,听完了不打分,只跟老师聊。他记得每个老师孩子的名字,谁家老人住院了,他会去医院看一眼。两年下来,老师们说,这个学校有人情味了。可是升学率掉了回去,家长开始有意见。
两位校长,一个站在事实那边,一个站在人那边。谁对?
这道题,德鲁克年轻时就碰上了,而且碰上的是两位大人物:一位是通用汽车的斯隆,一位是哈佛的梅奥。
斯隆前面几章已经出过场。这里要说的,是他那一套管理的底子。阿尔弗雷德·斯隆从 1920 年代起主持通用汽车,前后几十年〔待核〕。他接手的时候,通用汽车是一堆被收购来的公司拼起来的,各自为政,乱成一团。斯隆的办法,是搭一套架子:总部设几个委员会,管方向、管钱、管政策;各事业部独立经营;所有的事业部都用统一的数字来衡量,比如投资回报率〔待核〕。他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1964),几乎通篇都是讲这些委员会、这些数字、这些政策是怎样一步步定下来的〔待核〕。据说这本书里很少讲人,很少讲感情,读起来像一份公司档案〔待核,常见评价〕。
斯隆的管理,核心就两个字:事实。决定要基于事实,争论要摆数字,个人好恶不能代替证据。德鲁克在通用汽车时亲眼看到,斯隆开会的时候,自己很少先表态,而是让大家把事实摆出来,把不同的意见都说出来〔待核〕。德鲁克后来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里讲决策,说好的决策要从不同意见开始,不能从一致开始,据说也是从斯隆那里学来的〔待核〕。
梅奥是另一路人。埃尔顿·梅奥,澳大利亚人,后来在哈佛商学院做研究〔待核〕。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初,他和同事们在芝加哥附近西方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做了一系列实验,就是后来很有名的「霍桑实验」〔待核〕。
实验一开始想研究的是:车间的灯光亮一点、暗一点,对工人的产量有什么影响。结果很奇怪:灯光调亮,产量涨了;灯光调暗,产量也涨了。研究者后来琢磨出一个解释:工人产量涨,不是因为灯光,而是因为有人在关注他们。被挑出来参加实验、被研究者问长问短、被当回事,工人就干得更起劲〔待核,「霍桑效应」的解释后来有很多争议〕。
从这里,梅奥和他的同事们引出了一个影响很大的看法:工厂不只是一台机器,它也是一个社会;工人不只是为钱干活,他们也需要被认可、需要归属感、需要跟同伴处得好。这个看法后来发展成了管理学里的「人际关系学派」〔待核〕。
这两路人,用 SDE 管理学来看,正好在价值那一格里各站一边。
斯隆站的是真。真管在轨:一个组织要不跑偏,靠的是对准事实,靠的是统一的衡量,靠的是决策时把个人好恶放在一边。斯隆的委员会、数字、政策,全是为了让通用汽车这个庞然大物在轨。
梅奥站的是善。善管效率,这里的效率不只是车间里多干几件,而是一个组织里的人走得顺、不内耗。工人被当回事,心里顺了,跟同伴处得好,跟工头不再较劲,活自然就干得好。梅奥看见的,是组织里人心顺不顺这件事。
德鲁克怎样看这两路人?
他敬重斯隆,从斯隆那里学了决策、学了分权、学了用人。可他也在《公司的概念》里批评过通用汽车太像一台机器,不大在意员工〔待核〕。
他也看重梅奥的发现,承认工人需要被认可。可是他对「人际关系学派」有一条很尖锐的批评。他在《管理的实践》里的意思大致是:人际关系学派把重点放在让工人「感觉好」上,却忽略了工作本身;光讲人情、讲沟通、讲气氛,不讲工作要做成什么,这样的管理容易变成一种操纵,用好听的话哄人,而不是让人真的有成就〔待核,措辞只转述〕。
德鲁克自己的答案,是把这两边拼起来:既要对准事实和结果(斯隆的真),又要把人当人、让人有责任有成就(梅奥的善)。拼起来的那个东西,就是他的「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目标对准结果,这是真;目标由工作的人参与制定,自己控制、自己检查,这是善。
这一拼,先说对在哪儿。
它对就对在:既不偏向数字,也不偏向人情。前面那两位校长,陆校长只有数字,老师们像在流水线上;何校长只有人情,升学率掉了回去。德鲁克的办法,像是在两位校长中间找了一条路:目标要有,数字要看,可是目标要让老师自己参与定,数字要让老师自己拿去检查自己,而不是贴在门口给人看。这条路,比两头都好。
他对人际关系学派的批评,也是对的。光让人感觉好、不让人做成事,迟早会落空。一个老师天天被校长请吃饭、问候家人,心里是暖的,可如果他教的班一年比一年差,他自己也不会真高兴。人最深的满足,来自做成一件事。德鲁克这一点看得很透。
那么,这一拼漏掉了什么?
漏掉了第三样:美。
有意思的是,梅奥的霍桑实验,其实已经碰到了美的边。工人为什么在被关注的时候干得更起劲?一种解释是「被当回事」,这是善;可还有一种解释:被挑出来参加实验的那个小组,一群人在一起,彼此熟了,有了一种「我们这个组」的感觉,大家愿意待在一起,愿意一起干〔待核,这是对霍桑实验的常见解读之一〕。这种「愿意待在一起」,就是吸引,就是美。
梅奥看见了它,可他把它讲成了「社会需要」「归属感」,归到了人心顺不顺那一边,也就是善那一边。德鲁克又在梅奥的基础上,批评说光讲人心不够,要讲工作、讲成就。这一批评是对的,可它把注意力从「人为什么愿意待在一起」拉回到了「人有没有做成事」。美的那一点影子,在这一拉之间,又淡了下去。
用一句话说:斯隆给了真,梅奥给了善,还碰到了一点美的边;德鲁克把真和善拼成了一套完整的办法,却把梅奥碰到的那一点美的边,当成善的一部分收了进去。
这不怪德鲁克。在他那个年代,美这股力在管理学里根本没有名字。连梅奥自己,也没把它当一股单独的力。本书要做的,只是指出:桌上的三份答卷里,美的影子已经出现过一次,德鲁克拼答案的时候,没有给它留位置。
还要说一层。德鲁克批评人际关系学派是「操纵」,这里面有他的真知灼见,也有他的一份警惕。本书第一编第 3 章讲过,他年轻时在德国见过吸引被拿去为坏事服务:游行、旗帜、口号。他对「让人感觉好」这件事天生多一分戒心:让人感觉好,可以是真心的,也可以是哄人的,也可以是骗人的。这份戒心是有道理的。可它也让他在理论里对美这股力一直保持着距离:宁可不写,也不愿写出一个可能被滥用的东西。
这份距离,是他的谨慎,也是他的缺口。
回到那两位校长。陆校长的表和何校长的饭,后来如果有第三任校长,大概会两样都留着:表照样有,可是让老师自己定、自己查;饭照样吃,可是吃饭的时候也聊聊教学。这就是德鲁克的办法。再往前走一步,第三任校长还得想一件事:一个刚毕业的年轻老师,为什么会愿意来县城这所学校,愿意在这里待十年?这个问题,表答不了,饭也答不全。
放回日子里。
唐志明有一阵子很迷数字。三家店,每天的流水、进店人数、客单价、损耗率,他做了一张表,每天晚上在手机上看一遍。哪家店的数字不好看,第二天一早他就打电话过去问。这是斯隆那一路。
苏敏不看表。她每周去三家店各待一个下午,跟店员一起干活,聊天,问谁家孩子考试怎么样了,谁最近脸色不好。哪个店员要辞职,往往是她最先知道。这是梅奥那一路。
两个人为此吵过好几回。唐志明说:「你光聊天,店里的数字谁管?」苏敏说:「你光看数字,人走了你都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是小罗在中间想了个办法。他在第二家店试了一个做法:每个月初,他跟店员一起定这个月的目标,不是唐志明下达的数字,而是大家商量出来的,比如「这个月回头客多十个」「这个月包花的投诉不超过两次」。月底大家一起对,对不上的,一起说为什么。
这就是德鲁克那一套:目标对准结果,目标自己定、自己查。第二家店的数字好看了,店员也比以前顺了。唐志明和苏敏都挺满意,一个觉得数字有了,一个觉得人心有了。
可是有一件事,小罗的办法也没管住。第二家店有个店员叫阿玲,手艺好,目标也完成得不错,可干了一年还是走了。走之前她跟小罗说:「店里什么都挺好,就是我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还能变成什么样。」
小罗把这句话转给了苏敏。苏敏想了想说:「她要的不是目标,也不是人情。她要的是在这里能看见一个自己想变成的样子。」
那是美这股力的另一张脸:不只是客人愿不愿意进门,也是店员愿不愿意留下来,在这里看见一个让她心动的将来。数字管不了它,人情也管不了它。
带走的话
只认事实会把人逼成零件,只讲人情会让事情落空。把两样拼起来已经很好,可还差一样:让人在这里看见一个愿意靠近的将来。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把事实和人心拼起来」这扇门,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由此而来;梅奥碰到的那一点「愿意待在一起」,被他收进了善,美的门没开。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斯隆的委员会是管出来的,梅奥的小组有一半是长出来的;德鲁克拼出来的,是一套带的办法。
前三编看的是人、是位置、是前人留下的题。从这一编起,进入他的理论本身。
本书用的尺子,是 SDE 管理学。它的根,是一个三角:价值、最优化、能量。用大白话说,价值管的是这件事做得真不真、好不好、美不美;最优化管的是少出错、不白费、不亏本;能量管的是定力、干劲,和攒下来的信用名望。管理,就是把这三样用好。
这个三角有三样东西要看。第一样是目标:三样东西互相撑着,价值靠最优化和能量撑起来,最优化要看价值和能量来定松紧,能量由价值和最优化养出来。这叫三方程,三个式子一起站住,才算目标立住了。第二样是路径:从三角的哪一角起步,有六种走法,叫六路径,六种走法就是六种管理实践。第三样是动力:三角里一有张力,组织就被逼着改样子,改完再回过头去改原来的东西,这叫三原理,也就是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三拍。
本编四章。第 13 章看德鲁克怎样回答「企业是什么」;第 14 章看他写得最足的最优化;第 15 章看能量,他写了定力和干劲,没写攒信用;第 16 章是这一编的总账:他把目标写成了三方程,还是写成了一个靶子。
这一章的问题:一家店开起来,到底是为了谁?
设想一个老小区的门口,有一家开了十几年的小超市。老板姓林,夫妻俩带一个侄子,起早贪黑。小区里的老人买菜、买油、买药箱里的创可贴,都来这里。有时候老人忘了带钱,林老板就记个账,下回再给。谁家水管爆了要找师傅,谁家孩子要找家教,大家也来问林老板。
后来,小区附近开了一家大型连锁超市,东西更全,价格更低。很多人以为林老板的小店要关门了。结果没有。生意是少了一些,可老人们还是来。有人问一位老太太为什么不去大超市,她说:「大超市便宜是便宜,可林老板这儿,是我们小区的一部分。」
一家店开起来,是为了老板挣钱,还是为了这个小区?林老板自己大概没想过这个问题。可那位老太太一句话,把答案说出来了。
德鲁克一辈子都在回答这个问题,而且他的回答,让很多老板听了不舒服。
他在《管理的实践》里,开头不久就讲了一番意思,后来被无数人引用。大意是:企业是社会的一个器官;企业的目的,必须在企业本身之外,在社会之中;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正确的定义,就是创造顾客〔待核,措辞只转述,「创造顾客」一说出自《管理的实践》(1954)〕。
紧接着他又说了一番让很多老板更不舒服的话:利润不是企业的目的。利润是检验企业是否做对了的一个标准,是企业为了明天的风险必须付的成本,是企业继续存在的条件,但不是它存在的理由〔待核,只转述大意〕。他甚至说过,「以利润为目的」这个说法,不但不对,而且有害,因为它让人看不清企业到底在干什么〔待核〕。
到了 1973 年的大部头《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他把这层意思讲得更系统:管理有三项任务,一是完成组织的特定使命,二是让工作有成效、让工作的人有成就,三是处理好组织对社会的影响、承担社会责任〔待核,据该书开篇大意〕。
他还讲过一个影响很大的词:正当性。一个组织,特别是一个大组织,它的权力从哪里来?凭什么它能决定成千上万人的饭碗?德鲁克说,凭的是它为社会做了对的事;如果它不再为社会做对的事,它的权力就失去了正当性,社会迟早会收回它〔待核,只转述〕。
这一番话,先说对在哪儿。
第一样对,是把目的放到了外面。一个组织最容易犯的病,是把自己当成目的:为了公司而公司,为了单位而单位。开会是为了开会,报表是为了报表,扩张是为了扩张。德鲁克说,企业的目的在它外面,在它为之服务的人那里。这一句话,像一根针,扎破了无数组织的自我陶醉。林老板的小超市之所以能在大超市旁边活下来,就是因为它的目的一直在外面:在那些老人身上。
第二样对,是把利润放回了它该在的位置。很多人一听「利润不是目的」,就以为德鲁克不在乎钱。其实恰恰相反,他非常在乎利润,他说利润是检验,是条件,是成本,企业没有足够的利润就是对社会不负责。他只是说,利润是结果,不是起点;你要是从利润起步,就会看不清顾客,最后连利润也保不住。这是一个很清醒的看法。
第三样对,是正当性。他在 1930 年代的德国见过一个社会的组织集体失去正当性是什么样子。他知道,一个组织再大再强,如果社会不再认它,它就站不住。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大公司因为一件事失去了公众的信任,一夜之间市值蒸发,这正是德鲁克说的正当性在起作用。
这番话的分量,要放回它的年代才看得清。德鲁克说这些话以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商界有过一股很强的风气,主张公司唯一的责任就是替股东多赚钱。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 1970 年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意思大致如此〔待核,篇名与措辞待核〕。后来「股东价值最大化」成了很多大公司的口号,经理人的奖金跟股价挂钩,季度报表比什么都要紧。
德鲁克对这股风气一直不以为然。他晚年说过,把经理人的报酬跟短期股价绑在一起,会让经理人只看眼前,伤害企业的长远〔待核,只转述〕。在一片「利润至上」的声音里,坚持说「利润是检验不是目的」,需要一点定力。
用 SDE 管理学来看这一章。
「企业是社会的器官」「目的在外面」「创造顾客」「利润是检验」「正当性」,这几句话,落在 SDE 的哪一格?
主要落在价值那一格(S3),而且主要落在真和善上。
真,管在轨。「目的在外面」,是让企业对准它在社会里的真实位置,不跑偏;「利润是检验」,是让企业用一个实打实的标准检查自己做对了没有。这都是真。
善,管效率。「管理要让工作有成效,让工作的人有成就」,是让组织走得顺,不内耗;「承担社会责任」,是让组织对外面的人好,不伤人。这都是善。
那么美呢?「企业是社会的器官」这句话里,有没有美?
器官这个比方很有意思。一个器官,是身体里长出来的,它跟身体血肉相连,它活着是因为身体需要它。林老板的小超市,就像小区身上长出来的一个器官:老人们需要它,它也离不开老人们。这个比方,其实已经碰到了「长」:一个组织在社会里长出来,跟社会血肉相连。
可是德鲁克用这个比方,主要是为了讲「功能」:器官要为身体干活,干不好就要被换掉。他关心的是器官有没有尽职,而不是器官跟身体之间那份长出来的亲近。
那位老太太说「林老板这儿是我们小区的一部分」,她说的不是功能。论功能,大超市更全、更便宜。她说的是亲近,是这家店跟她的日子长在了一起,她愿意来。这就是美,吸引。林老板的小店能活下来,靠的不只是它做对了事(真),也不只是它对人好(善),还靠它让人愿意来(美)。
德鲁克的「器官」,是一个讲功能的器官。功能是真和善;那份让人愿意靠近的亲近,是美,在他的比方里只露了个影子。
再说「创造顾客」。这是德鲁克最有名的一句话,也是 SDE 要细看的一句话。第六编会专门讲它,这里先说一层:顾客是「创造」出来的,这个说法很有力量。它说的是,顾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你提供了一样东西,让本来没想要的人想要了。可是,人为什么会「想要」?有时是因为需要(真),有时是因为划算(善),有时是因为被吸引(美):喜欢,心动,觉得这家店、这个牌子、这个人让人愿意靠近。
这三种「想要」,在日子里常常是缠在一起的。一个人走进一家面包店,可能是因为饿了(需要),可能是因为今天打折(划算),也可能只是因为路过时闻到了刚出炉的香味,看见橱窗里摆得好看(吸引)。第三种往往是第一步:先被吸引进门,然后才发现自己需要,然后才算划不划算。很多小店的老板,不懂什么管理学,却本能地知道把最香的、最好看的东西摆在门口。
德鲁克讲「创造顾客」,讲得最多的是前两种:发现需要,满足需要,做得比别人好。第三种,他知道,可他不怎么把它当成管理的正事来讲。
用三方程的眼光再看一遍「正当性」。三方程的第一个式子说:价值靠最优化和能量撑起来。一个组织的正当性,是它在价值那一格上站住了:它为社会做了对的事,对人好。可是这个正当性靠什么撑着?一靠最优化:它得不亏本、不白费,一家年年亏损、到处浪费的公司,说自己为社会做了多少好事,社会也不会长久认它。二靠能量,特别是势能:它得攒下信用和名望,社会才愿意相信它下一回还会做对的事。
德鲁克讲正当性,第一样讲得很透,利润是检验,就是这个意思。第二样,势能,讲得少。他会说失去正当性的组织会被社会收回权力,可一个组织怎样一年一年把信用攒起来,让社会愿意信它,他没有当一件正事来讲。林老板的小超市,十几年里记过多少回账、帮多少人找过修水管的师傅,攒下的就是这样东西。
还有一层可以提前说。「企业是社会的器官」,这句话本身是一个三角的样子:企业(组织)、顾客(社会的需要)、管理(让企业为社会做对的事)。可是德鲁克从这个三角出发,最后落到了一个字上:目标。企业要定目标,目标要对准顾客,管理就是让目标实现。三角变成了一条线:从目的到目标到成果。这个变化,第 16 章细算。
用「管、带、长」三个字再看一遍。「企业是社会的器官」这句话,如果当真,组织应该是长出来的:社会有了一种需要,一群人回应这个需要,组织就在回应里慢慢长成。可德鲁克顺着这句话往下讲的,是怎样给器官定目的、定目标、定任务、定衡量,这是带。他看见了长,下的是带的方子。
这不矛盾,一个长出来的组织,长大了也要有人带。可是方子开多了,人就容易忘了组织原本是长出来的;一忘,就会以为组织是靠方子带出来的,把长出来的那部分当成理所当然,不去养它。林老板要是哪天也学了一套目标管理,把给老人记账、帮人找师傅这些事都算成「非核心业务」砍掉,他的小超市大概就真开不下去了。
放回日子里。
唐志明的花店开到第三家的时候,有一回他去参加一个本地小商户的培训班。讲课的老师在白板上写了一行字:「企业的目的是创造顾客。」然后问大家:「你们的顾客是谁?」
唐志明举手说:「买花的人。」
老师又问:「买花的人为什么买你的花,不买别人的?」
唐志明想了想:「花新鲜,价格公道,包得好看。」
老师点点头,说:「这就是你创造顾客的办法。把这三样做到最好,顾客就有了。」
唐志明回家把这句话讲给苏敏听,觉得很受启发。苏敏听完,说:「花新鲜、价格公道、包得好看,这三样,第三家店都有。可它为什么没人来?」
唐志明答不上来。
过了几天,苏敏带他去第一家店,让他在门口站了一个早上。他看见,早上七点多,几个去菜市场的老太太路过,有两个会进来,不买花,就站着跟老冯说几句话,看看今天进了什么新花,然后走了。到了周末,其中一个老太太的儿子来买了一大捧百合,说是给他妈过生日。
苏敏说:「你看,这些人不是因为花新鲜才来的。花新鲜是要的,可她们来,是因为这家店是她们早上出门的一个去处。第一家店是长在这条街上的,第三家店是开在那条街上的。」
唐志明琢磨了半天,「长在」和「开在」,差了一个字。老师讲的「创造顾客」,讲的是开在那里的店怎样把顾客招来;苏敏讲的,是长在那里的店,怎样让人愿意来。
带走的话
企业的目的在外面,这句话扎破了无数组织的自我陶醉。可一家店能活下来,不只是做对了事、对人好,还因为它长在了别人的日子里,让人愿意来。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目的在企业外面」和「利润是检验不是目的」两扇大门;「器官」这个比方里那份长出来的亲近,他只讲了功能,没讲吸引。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他说企业是长在社会里的器官,可他给器官开的方子,是带:定目的、定目标、看成果。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从早忙到晚的人,为什么一天下来什么也没干成?
设想一个镇上的菜市场,管理办公室的主任姓郑。郑主任是出了名的勤快:早上五点到市场,看摊位、查卫生、收管理费;上午接待商户投诉,谁家占了过道,谁家秤不准;中午镇上开会;下午处理各种临时的事,水管漏了,电表坏了,两个摊主吵起来了;晚上还要写材料、报数据。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几乎没歇过。
可是镇上的人说起这个菜市场,还是那几句话:地面老是湿的,过道太窄,下雨天顶棚漏水,停车难。郑主任听了很委屈:「我天天在市场里,哪件事没管?」
年底,镇里来了一位新的分管领导,看了郑主任的工作日志,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一年,你做成的事里,有哪一件是你不做、别人就做不成的?」
郑主任想了很久,答不上来。
这个场面,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里写过很多回。只不过他写的是大公司的总裁、医院的院长、政府的部长。人不同,形状一样:忙得团团转,什么也没干成。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出版于 1966 年〔待核〕。这本书很薄,道理也朴素,可它可能是德鲁克所有书里被读得最多的一本。
书一开头,他就说了一个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的判断:卓有成效不是天生的,是可以学会的;他见过的那些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性格、才能、做事的风格千差万别,有的外向有的内向,有的聪明绝顶有的平平常常,可他们都有几个共同的习惯,而这些习惯是可以练出来的〔待核,只转述〕。
他把这些习惯归成了五条〔待核,据该书章目大意〕:
第一条,管理自己的时间。先把时间到底花在哪里记下来,再砍掉不必做的,最后把零碎时间拢成整块。
第二条,重视贡献。不问「我该做什么」,先问「我能贡献什么」,把眼光从自己的努力移到外面的结果上。
第三条,发挥长处。用人用其所长,不是用其所短;自己也一样,在自己的长处上使劲。
第四条,要事第一。一次只做一件事,先做最要紧的;做不了那么多,就决定不做什么。
第五条,有效的决策。决策不在多,在于少而对;好的决策从不同意见开始,而不是从一致开始。
后来他在别的书里又加了一样,很有名,叫「有计划地放弃」:一个组织要每隔一段时间问问自己,如果今天从头开始,我们还会做这件事吗?如果答案是不会,就要有计划地停下来,把人和钱从昨天的事上撤出来,放到明天的事上去〔待核,出处常见于《动荡时代的管理》(1980)、《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5)等〕。
这一套办法,先说对在哪儿。
它对就对在:它是真的管用,而且人人能用。
很多管理书讲的是总裁该怎样定战略、该怎样搞组织,读者读了觉得有道理,可跟自己没关系。德鲁克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人怎样管好自己的一天、一周、一年,从菜市场主任到大公司总裁都用得上。记一个星期的时间,看看自己到底在忙什么,这件事谁都可以做,做了的人常常吓一跳。
第二样对,是「贡献」这个词。郑主任那么勤快,可他问自己的问题是「我该管什么」,于是什么都管;新领导问他的问题是「你贡献了什么」,一下子把他问住了。把眼光从「我做了多少」移到「我做成了什么」,这是一个人从忙碌变成有成效的第一步。
第三样对,是「有计划地放弃」。这是德鲁克最有分量的看见之一。人和组织都有一个通病:只会加,不会减。新事情不断往上加,旧事情一样也舍不得停。德鲁克说,不减就没有余力做新的事。这句话在今天的很多单位里,照样振聋发聩:表格越来越多,会议越来越多,可从来没有人问过,哪张表、哪个会可以不要了。
这个问题后来在大公司里有过一次很出名的应用。据通用电气前董事长韦尔奇等人的回忆,1980 年代初,德鲁克问过他一个问题,大意是: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进入这个行业,你现在还会进入吗?如果不会,你打算怎么办?〔待核,只转述〕据说这个问题影响了通用电气后来一连串的业务调整:做不到行业前列的业务,要么修好,要么卖掉,要么关掉〔待核〕。这一连串调整后来的功过,评价不一,本书不论。只说一点:一个问题能让一家巨型公司动起来,这个问题本身是有分量的。
用 SDE 管理学来看,这一章是德鲁克写得最足的一格:D3,最优化。
D3 管三件事:最小误差,少出错;最小冗余,不白费;最小亏损,不亏本。德鲁克的五条习惯加上有计划地放弃,几乎一条一条都落在这三件事上。
管理时间、要事第一、有计划地放弃,管的是最小冗余:不把时间和力气白费在不要紧的事上。
有效的决策、从不同意见开始,管的是最小误差:少做错的决定。
重视贡献、发挥长处,管的是最小亏损:把人放在能出结果的地方,不让一个人的才干白白赔在他的短处上。
这一格,德鲁克写得又深又细,而且写的不是车间里的动作,是一个管理者自己的时间、注意力、决定。第三编讲过,泰勒是替工人拿秒表,德鲁克是把秒表交到每个人自己手里。这一交,就交出了一本《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好的决策从不同意见开始」这一条,值得多说两句,因为它最容易被人读反。很多单位开会,领导先讲,然后大家表态,一致通过。德鲁克说,这样的一致最危险:要么是大家没想清楚,要么是大家不敢说。他的建议是,碰到要紧的决定,先别急着拍板,先让人把不同的看法都摆出来,甚至专门找人唱反调;把每一种看法背后的事实弄清楚,再做决定〔待核,只转述大意〕。这样做慢一点,可是错得少。
用 D3 的话说,这是在最小误差上下功夫,而且下的是笨功夫:宁可多花一个下午争论,也不愿意花一年去收拾一个错的决定。这跟第二编讲的斯隆为一个职位谈好几个钟头,是一个道理。
可是,正因为这一格写得最足,它也最容易被单独拎出来用。
最优化,总是有一个前提:为了什么而优化?少出错,是少出什么错?不白费,是不白费在什么上?不亏本,是不亏什么本?这个「什么」,要由价值那一格来定。三方程的第二个式子说的就是这个:最优化要看价值和能量来定松紧。
德鲁克自己是知道这个前提的。他说「重视贡献」,就是让最优化对准外面的结果;他说「要事第一」,前提是你得先知道什么是要事。可是到了读者手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常常被读成了一本时间管理手册:怎样少开会,怎样少回邮件,怎样把日程排满。最优化的那一半被留下了,「为了什么」的那一半,被当成了不言自明的东西。
还有一层更深的。最优化那一格里,有一样东西德鲁克的书里很少讲,而他自己的人生里却很多:冗余。
本书第一编讲过,他年轻时在汉堡读了大量跟工作不相干的书;他一辈子每隔三四年就换学一门新学问〔待核〕,日本史、统计学、中世纪历史,什么都学;晚年还去讲东方艺术、写小说。按他自己「要事第一」「有计划地放弃」的标准,这些都是冗余,都该砍掉。
可恰恰是这些冗余,喂养了他一辈子的见识。他能从日本画里看出组织的道理,能从中世纪的历史里看出今天社会的变化,靠的就是这些「没用」的东西。他在理论里讲省,在日子里靠的是不省。这是本书说的第三道缝,第八编细讲。这里先说一句:最小冗余,不等于没有冗余。一个只剩下要事的人,会越来越窄。
还要替冗余说一句话。SDE 说的是最小冗余,不是零冗余。一座桥,设计的时候要留出比平时多得多的承重,这些多出来的承重,平时看是白费,到了发洪水那天,就是救命的东西。一个组织也一样:多留一个会干几样活的老员工,多留一点不急着用的钱,多留一点让人读闲书、琢磨闲事的时间,平时看是冗余,到了变天的时候,就是余力。德鲁克的「有计划地放弃」,砍的是过时的冗余,这没错;可读者常常把能救命的冗余也一起砍了。
放回日子里。
郑主任被新领导问住以后,回去做了一件事:照着一本讲卓有成效的小册子,把自己一个月的时间记了下来。
记完一看,他自己都愣了。一个月里,他花在「处理吵架」上的时间,加起来有四十多个钟头;花在「写材料、报数据」上的,有五十多个钟头;花在「想怎么把市场修好」上的,不到三个钟头。
他做了三件事。第一,把摊主吵架的事交给了两个在市场里干了二十年、大家都服气的老摊主,请他们当调解员。第二,跟镇里商量,几张重复的报表合成了一张。第三,每周二上午什么人也不见,关起门来想市场的事。
三个月后,他拿出了一个方案:把两排过道拓宽,把顶棚换掉,把市场后面那块空地改成停车场。方案报上去,批了。
这就是德鲁克那一套的威力:从忙乱里拔出来,把力气用在只有你能做的事上。
这三件事里,第一件最见德鲁克的功夫:用其所长。那两个老摊主,论文化不如郑主任,论职位什么也不是,可他们在市场里二十年,大家服他们。让他们去调解,比郑主任亲自去,效果好得多。德鲁克说,用人要看一个人能做什么,不看他不能做什么;一个组织的任务,是让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待核,只转述〕。郑主任这一回,算是做到了。
可是故事还有一个尾巴。市场修好以后,地面干了,过道宽了,停车也方便了。郑主任以为来买菜的人会多起来,结果多得不明显。镇上新开的一家生鲜超市,照样把年轻人吸走了。
后来是一个卖豆腐的老摊主跟郑主任说了一句:「市场修得是好,可是年轻人不爱来,不是因为地湿,是因为这里没意思。超市里放着音乐,东西摆得好看,还能拍照。我们这里修得再干净,也还是个菜市场。」
郑主任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他学会了把时间花在要事上,可「让人愿意来」这件事,那本小册子里没写。
带走的话
把时间花在只有你能做成的事上,这一条德鲁克讲得最透,人人用得上。可省下来的力气为了什么用,省到什么程度会把自己省窄,要另外想。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有成效是可以学会的」这扇大门,D3 一格写得又深又细;他自己靠冗余长成,却在理论里把冗余这扇门关得很紧。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卓有成效是一个人自己带自己;他人生里那些「没用」的学问,是长出来的。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组织的劲儿,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攒在哪里的?
设想县城里有一家家政公司,老板娘姓韩,原先自己就是做保洁的。公司刚起步时只有五六个阿姨,韩老板娘带着她们,每天骑电动车跑遍县城,擦玻璃、做开荒保洁、照顾老人。那几年大家拼得很,一天干三四家,晚上回来还要一起总结哪家的活干得不好。
公司慢慢做大了,有了三十多个阿姨,接上了几个小区的长期活。韩老板娘发现了一件怪事:公司里的人越来越多,劲儿却越来越小。新来的阿姨按时上工、按时下工,活干得不差,可再也没有当年那种「拼一把」的劲头了。
更怪的是另一件事。县城里有几户人家,十几年来只认韩老板娘的公司,谁家来了亲戚要做大扫除,谁家老人出院要找护工,一个电话打过来,不问价钱。有一回,一个新开的家政平台出了更低的价,这几户人家也没走。
韩老板娘想不明白:公司里的劲儿去哪儿了?那几户人家的信任,又是从哪儿来的?
这两个问题,问的都是能量。用 SDE 管理学的话说,能量这一格(E3)有三样东西:内能,是定力,一个人沉得住、一个组织稳得住;动能,是干劲,往前冲的那股劲;势能,是攒下来的信用和名望,别人因此愿意信你、找你。
德鲁克对前两样,讲得很多。
先说内能,定力。《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整本书,几乎都是在讲一个知识工作者怎样靠自己的定力把事做成:没有人盯着你,没有人告诉你该干什么,你得自己管住自己的时间、自己找准自己的贡献、自己决定什么不做。他晚年写《自我管理》,讲的更是这个: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的长处、自己的做事方式、自己的价值观,然后自己给自己找位置〔待核,只转述大意〕。他说,在知识社会里,每个人都得像一个首席执行官那样管理自己〔待核〕。这是在讲内能,而且讲得很深。
再说动能,干劲。德鲁克讲决策,有一个很有名的意思:一个决定,在它变成某个人的具体工作之前,还不算一个决定,只是一个好意〔待核,只转述〕。他讲目标管理,目标要落到每个人的头上,要有期限,要能检查。他讲创新,说创新是有系统的、有目的的工作,不是灵光一闪。这些都是在讲怎样把一股劲变成行动,怎样让一个组织动起来。
这两样,先说对在哪儿。
讲内能,他对就对在:他看见了知识工作者的处境。在工厂里,劲儿可以靠工头盯、靠计件工资推;可一个工程师、一个医生、一个会计,他干得好不好,别人很难盯得住,全靠他自己。德鲁克第一个把这件事讲透:知识工作的动力,只能从里面来。这个看见,今天比当年更要紧。
讲动能,他对就对在:他不让人停在说上。很多组织的毛病,是会议开了、决定做了、方案写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德鲁克一再说,决定要落到人头上,要有时间表,要回头检查。这是一种很朴实的「干」的精神。
可是第三样,势能,他写得很少。
势能是什么?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年一年攒下来的信用和名望。韩老板娘那几户老客户,十几年不走,就是势能。它不是一天攒起来的,是一件一件兑现了的承诺、一回一回没出岔子的活、一次一次在别人难处时伸过去的手,慢慢攒起来的。它不显山露水,平时看不出来;可到了关键的时候,新平台出更低的价,它就显出分量来了:人家不走。
德鲁克的书里,有没有讲过势能?零零星星是有的。他在《管理的实践》里讲管理者的品格,说管理者可以不聪明,可以有很多缺点,但必须正直,这一条是学不来也装不出来的〔待核,措辞只转述〕。他讲领导力,说领导力不是魅力,而是责任,是赢得别人的信任〔待核,只转述〕。这些话,碰到了势能的根:一个人的正直,是他的信用的来源。
可是他讲这些,都是在讲一个人该有什么品格,而不是在讲一个组织怎样攒信用。一个组织的名望怎样一点一点攒起来,怎样因为一件事一夜之间散掉,散掉以后又怎样一点一点再攒回去,这个过程,他没有当成管理的一件正事来系统地讲。在他那套管理者的五个习惯、目标管理、有计划地放弃里,找不到一章专门讲「攒信用」。
还有一个对照很能说明问题。德鲁克讲营销,讲得很早也很好,他说营销的目的是让推销变得多余,是把顾客弄清楚到产品自己就能卖出去的程度〔待核,只转述〕。可是品牌,一个名字在顾客心里攒了几十年的分量,在他的管理书里不是一个核心的话题。一个讲了一辈子「顾客」的人,讲顾客要什么讲得很透,讲顾客为什么认一个名字、信一个名字,讲得很少。
这就是本章题目说的「没写的势能」。
为什么没写?可以从他自己的位置上找一点原因。
第一,势能要时间。一个组织的信用,要十几年、几十年才攒得起来。顾问进去待几个月,看见的是一个组织已经攒下的势能,看不见它是怎么攒起来的。德鲁克一辈子站在门口,正好错过了这个过程。
第二,势能不好量。德鲁克看重衡量,他说过,有些东西要衡量,要定目标,要检查。可是信用和名望,怎么量?一个组织今年攒了多少信用?很难说清。不好量的东西,在他那套以目标和衡量为骨架的理论里,就很难有位置。
第三,也是最有意思的一条:他自己的势能,是在他理论之外攒起来的。本书第一编讲过,德鲁克的势能大得惊人:全世界的经理人愿意听他讲,愿意买他的书,他用一张卡片就能谢绝邀请。这些势能是怎么攒起来的?靠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写作,靠他见识的深广,靠他为人的分寸,靠他从不为了讨好谁而改口。这些东西,有一部分在他的理论里(正直、责任),可更多的部分(见识、风度、那种让人愿意靠近的为人),属于美,属于吸引。
回到韩老板娘的第一个问题:公司里的劲儿去哪儿了?刚起步那几年,五六个阿姨拼一把,那股劲是从哪里来的?一半是要吃饭的压力,一半是跟着韩老板娘干、觉得这个人靠得住、觉得这几个姐妹处得来。后一半,就是吸引。公司做大了,压力没了,新来的阿姨跟韩老板娘不熟,跟老阿姨也不熟,吸引那一半也就淡了。劲儿是被吸引养着的,吸引一淡,劲儿就小了。
这说明,能量这一格不只是缺了势能。连动能,干劲,也有一半是靠美养着的。德鲁克用目标和责任去养干劲,养得出按时上工的人,养不出拼一把的人。
这里看得出一个形状:势能和美,是缠在一起的。一个人、一个组织为什么让人愿意信?一半是因为它一直做对的事、一直对人好(真和善),一半是因为它让人愿意靠近(美)。德鲁克讲了前一半,后一半留在了理论外面。所以势能这一样,他也只写了一半。
还可以看一看德鲁克自己的内能和动能是怎样来的。据说他一辈子保持着很规律的写作习惯,几十年几乎每天都写〔待核〕;他每年夏天会抽出几个星期,回头看自己过去一年做了什么,想下一年要做什么〔待核〕。这是定力。他九十多岁还在出书,还在接受访谈,这是干劲。他自己就是他所讲的那一套的最好样本。
可是他的势能,不全是这一套带来的。一个人每天写作、每年反省,可以把自己的事做好;可全世界的人愿意听他说话,还要靠他说的话让人心动,靠他这个人让人愿意靠近。前一半他写进了书,后一半他活在了日子里。
用三方程来说:能量由价值和最优化养出来。E3=H(S3,D3)。一个组织的能量,特别是势能,要靠价值那一格的真、善、美一起养;德鲁克只用真和善去养它,养出来的势能就缺了一块。
放回日子里。
唐志明的花店开到第三家,有一件事一直让他很头疼:第三家店的店员换得太勤。一年里走了四个,每走一个,就要重新招、重新教。
他按德鲁克的办法来:给每个店员定清楚目标,每月检查;让她们自己管自己的时间,自己找自己的长处。这些办法让店员干活更有章法了,可还是留不住人。
苏敏有一回问他:「你知道第一家店的老冯为什么在咱家干了十几年不走吗?」
唐志明说:「我对他不错,工资也没亏过他。」
苏敏说:「工资是一回事。还有一回事:老冯在这条街上有面子。街坊见了他都叫一声冯师傅,有人家里办喜事,会专门来找他挑花。他在咱家,不只是一个店员,他是这条街上有名有姓的人。」
唐志明想了很久。老冯的面子,是第一家店十几年攒下来的势能,分了一份给他。第三家店开了才一年,还没攒下什么势能,店员在那里干,就只是一份工。
他想起自己当年在纺织厂当车间主任,厂里最风光的那几年,车间里的老师傅走在街上,人家都知道是某某厂的。后来厂子不行了,那份面子也没了,好几个老师傅就是在那几年走的。
唐志明后来做了一件小事。第三家店门口挂了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几个店员的名字和她们各自最拿手的花:谁最会配满天星,谁包的手捧花最好看。有客人进门,指着牌子说「我要找会配满天星的那位」,那个店员脸都红了,可是那天她干活特别起劲。
一块小木牌,攒不下多少势能。可它开了一个头:让在这里干活的人,在客人面前有名有姓。
韩老板娘的家政公司,后来也想了个办法,这是我构想的结局:她让几个干了十年以上的老阿姨各带两三个新人,新人上门干活,报的是「某某阿姨带出来的」。那几户老客户一听是某某阿姨带的,也就放心了。老阿姨的面子,分了一份给新人;新人干得好,又给老阿姨的面子添了一份。势能就这样在一个组织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一个组织的势能,不只是对外的信用,也是对内的凝聚:在这里干活的人,能不能因为这个组织而有面子、有名有姓。这一层,目标和检查管不了。
带走的话
定力和干劲,德鲁克讲得又深又实。可一个组织攒下来的信用和名望,平时看不见,关键时候最管用,也最能把人留住。它要靠真和善,也要靠让人愿意靠近。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知识工作的动力只能从里面来」这扇门,内能和动能写得很足;势能这扇门,他只开了一条缝:品格和信任,没写组织怎样攒名望。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内能是自己带自己,动能是目标带出来的;势能是长出来的,要十几年。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组织的目标,是墙上挂着的一个数,还是几样东西互相撑着的一个架子?
设想一所乡镇卫生院,新来的院长姓卢。上任第一天,镇里给了他一个目标:今年门诊量要比去年涨两成。
卢院长是个实在人,接了目标就干。他想了很多办法:延长门诊时间,周末也开诊;跟几个村的村医约好,有病人往卫生院转;在镇上的集市摆摊做免费量血压。到年底,门诊量涨了两成三,超额完成。
可是第二年开春,卫生院出了几件事。两个年轻医生累得递了辞职信;一个老病人因为周末值班的医生太疲劳,开错了药,家属闹到了镇里;村医们抱怨,转过来的病人卫生院看不过来,排队排到中午,病人回去骂村医。镇上的人说起卫生院,口碑反而不如以前了。
卢院长很委屈:「目标我是完成了的。」
他完成的,是一个靶子。门诊量涨两成,这是一个数,一个靶心,他打中了。可是一个卫生院的目标,真的只是一个数吗?
这一章是第四编的总账。前面三章,一章看德鲁克怎样回答「企业是什么」,一章看他写得最足的最优化,一章看他写了一半的能量。这一章,用 SDE 管理学的四项检验,把这一编的账一起算一算。
先算第一笔:三方程检验。
SDE 管理学说,管理的目标是三方程。三方程是三个式子:
价值靠最优化和能量撑起来,S3=F(D3,E3)。一个组织做的事真不真、好不好、美不美,要看它少不少出错、白不白费、亏不亏本,也要看它有没有定力、有没有干劲、攒没攒下信用。
最优化要看价值和能量来定松紧,D3=G(S3,E3)。省什么、不省什么,省到什么程度,要看这件事为了什么,也要看人还有没有劲。
能量由价值和最优化养出来,E3=H(S3,D3)。一个组织的定力、干劲、信用,是做对的事、对人好、让人愿意靠近,再加上不白费、不亏本,一起养出来的。
三个式子一起站住,目标才算立住了。缺了哪一个,另外两个也会歪。
用这个眼光看卢院长:门诊量涨两成,这是一个最优化的数,它落在 D3 那一格。可是它把另外两个式子丢了。价值那一格:病人看得好不好(真),医生累不累、村医和卫生院之间顺不顺(善),镇上的人愿不愿意来(美),全没进目标。能量那一格:年轻医生的劲被耗光了,卫生院攒了十几年的口碑被花掉了。一个式子打中了,另外两个式子塌了。
德鲁克呢?他把目标写成了三方程,还是一个靶子?
公平地说,德鲁克比卢院长高明得多。他反复说,目标不能只有一个。在《管理的实践》里,他列过企业需要设定目标的八个领域:市场地位、创新、生产率、实物和财务资源、获利能力、管理者的表现与培养、员工的表现与态度、社会责任〔待核,据该书大意〕。他说,只追一个目标,比如利润,会把企业带偏。这是一个很清醒的看法,他看见了目标不能是一个数。
可是,八个领域,还是八个靶子。每个领域定一个数,各打各的。它们之间是什么牵连?市场地位和员工的态度怎样互相撑着?创新和获利能力怎样互相定松紧?德鲁克没有把它们写成互相生成的式子,而是写成了一张并排的清单。清单上的每一项都要达标,可清单本身不告诉你,一项上去了另一项会怎样。
更要紧的是,他让目标从哪里来?从「我们的事业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里来。他的意思是:先把事业想清楚,然后从事业推出目标,然后从目标推出每个人的任务。这一推,目标就变成了一个在出发之前就该找准的东西:好像答案本来就在那里,只等管理者去找到它,然后对准它。
本书给这个动作取了一个名字:先定靶子。
先定靶子,就是把一个组织在走的过程中慢慢走出来的方向,写成出发之前就该找准的目标。
这个动作有它的道理。一个组织没有目标,会散;目标不清楚,会乱。德鲁克让无数组织先想清楚自己要什么,这是大功。可是这个动作也有它的代价:它让人以为,目标是一个固定的靶子,打中了就算赢。卢院长就是这样以为的。
三方程的看法不一样。它说,目标不是一个靶子,是三样东西互相撑着的一个架子。架子是活的:一样东西动了,另外两样也会跟着动,你得一直看着它们,一直调。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靶心。
第二笔:六路径检验。
SDE 管理学说,管理的路径是六路径。三角有三个角,从哪个角起步,往哪个角走,一共有六种走法:从价值起手,先最优化再能量,或者先能量再最优化;从最优化起手,先价值再能量,或者先能量再价值;从能量起手,先价值再最优化,或者先最优化再价值。六种走法,就是六种管理实践,没有唯一正确的那一条。
用大白话说:有的组织是先想清楚为了什么(价值),再想怎么做得省(最优化),最后鼓劲(能量);有的组织是先有一群想干事的人(能量),事业从他们身上长出来,然后才想清楚为了什么,最后才讲究效率;有的组织是先从抠效率起手,抠出了余力,余力养出了一股劲,劲头上来了,才慢慢看清自己要干什么。
德鲁克实际认的是哪一条?几乎只有一条:先定目标(从价值起手),再追求卓有成效(最优化),最后调动人的积极性(能量)。S3→D3→E3。他的书里,从「我们的事业是什么」讲起,到目标,到任务,到衡量,到人,一路走下来,几乎都是这个顺序。
另外五条路,他写得很少。可有意思的是,他自己的一生,恰恰走的是另外几条。他年轻时在汉堡、在伦敦,先是被一出歌剧、一场画展、一位老师打动(能量,被吸引来的劲),然后读了大量没用的书(谈不上最优化),很多年以后才慢慢看清自己要干什么(价值)。这是从能量起手的一条路。他晚年看日本画、写小说,也不是先定好目标再去做的。
非营利组织也常常走另外几条路。第二编讲过那个流浪猫救助小组:先是一群人看着心疼(能量),一起干起来,干了几年,才慢慢有了章法(最优化),最后才说得清自己的使命(价值)。德鲁克去给这样的组织做顾问,第一件事是让它们先想清楚使命,等于让它们把走出来的路,改写成先定靶子的那一条。
唐家的花店也是这样。它不是唐志明先想清楚「我们的事业是什么」再开的。厂子改制,他没了工作,苏敏会插花,两个人先干起来(能量);干了几年,才慢慢学会算账、控损耗(最优化);又过了很多年,才说得清这家店对这条街意味着什么(价值)。这是从能量起手的路。
只认一条路,是把六路径收成了一路径。
第三笔:三原理检验。
SDE 管理学说,管理的动力机制是三原理,也就是 123 原理的三拍: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三角里一有张力,比如效率和人心顶上了,价值和能量对不上了,张力一点点积累,到了某一刻,组织就被逼着改样子;改完了,新的样子还要回过头来,把原来的东西改写一遍。
德鲁克在这一项上,有一个真看见:有计划地放弃。他说,一个组织要定期问自己,如果今天从头开始,还会做这件事吗?不会,就停。这是给张力留了一个出口:旧东西和新需要顶上了,不要硬撑,有计划地放手,让组织改样子。这一点,比很多只会加不会减的管理理论高明。
可是第三拍,回写,他多半只写了从上往下的那一条。管理层发现了问题,管理层决定放弃,管理层改组织。从下往上的回写呢?一线的人在干活中发现目标不对了,这个发现怎样写回到目标里去?他讲目标管理,讲的是下级参与制定自己的目标,这是一点从下往上;可是整个组织的目标该不该改,这件事在他那里,还是上面的事。
卢院长的卫生院,年轻医生累到辞职,就是一个从下往上的信号:目标不对了。可这个信号没有一条路写回到镇里给的那个数上去。等写回去的时候,已经是家属闹到镇里了。
第四笔:使命检验。这一项是下一编的主题,这里只记一句:真和善写足了,美没写。
下面把四笔账排成一张表。
| 检验 | 读数 | 一句话 |
|---|---|---|
| 三方程检验 | 目标是八个并排的靶子,不是三个互相撑着的式子 | 先定靶子 |
| 六路径检验 | 只认 S3→D3→E3 一条,另外五条写得很少;他自己的一生走的是另外几条 | 六路收成一路 |
| 三原理检验 | 有计划地放弃是真看见;回写多半只从上往下 | 张力有出口,回写单向 |
| 使命检验 | 真、善写足,美没写 | 三股力少一股(第五编细算) |
这张表算下来,可以给德鲁克的管理学写一个定位式:德鲁克的管理=F(真,善);目标=一个靶子,而不是三方程一起站住。
要赶紧加一句保底的话。这个定位式不是说德鲁克错了。在一个已经长成、规模很大、人人各有专长的组织里,先定靶子是很管用的:几万人的公司,没有清楚的目标,就是一盘散沙;从价值起手、再讲效率、再讲人,是一条稳妥的路;从上往下的回写,在大组织里也确实是最主要的回写。德鲁克写的,正是这样的组织。他写的那一条路,在他写的那种组织里,是一条好路。
本书要说的只是:那一条路之外,还有五条路;那一个靶子之外,还有一个架子;那两股力之外,还有一股力。他的组织里用得上的,搬到别的组织里,比如一个刚起步的小店、一个志愿小组、一所乡镇卫生院,就未必用得上,甚至会出卢院长那样的事。
放回日子里。
唐志明给三家店定目标,定了好几年,一直是一个数:月营业额。后来学了德鲁克,改成了好几个数:营业额、毛利率、损耗率、回头客数、客户投诉数。他很得意,觉得这下全面了。
唐果放假回来,看了他那张表,问:「爸,这五个数之间,有什么牵连?」
唐志明说:「什么牵连?各管各的。」
唐果拿笔在纸上画了一个三角,三个角写上「花好不好、人愿不愿意来」「省不省」「店里的人有没有劲」。她说:「你看,损耗率压得太低,店员就不敢多进新品种,花就不新鲜了,客人就不来了;客人不来,营业额掉了,你就压店员的目标,店员就没劲了,没劲了包花就马虎,投诉就多了。你这五个数,是一根绳上的,你拉一头,另外几头都会动。」
唐志明盯着那个三角看了半天,说:「你这是哪本书上学的?」
唐果说:「哪本书上也没有。是我在店里看出来的。」
带走的话
目标不是一个靶子,是几样东西互相撑着的架子。打中一个数不难,难的是一样上去了,别的几样别塌。路也不止一条,有的组织是先有了人,事业才长出来的。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目标不能只有一个」这扇门,他列了八个领域;可他把目标写成了并排的靶子,六条路只走一条,回写只从上往下。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他的目标体系是带:上下一起定,自己控制;他自己的一生和他看重的志愿组织,多半是长出来的。
SDE 管理学说,管理的使命,是维持和平衡三股价值力量的正常运行:真、善、美。三股力各保一样东西:真保在轨,不跑偏;善保效率,走得顺、不内耗;美保吸引,有人愿意来、愿意留、愿意信。三股力少一股,组织就出一种病:少了真,会跑偏;少了善,会内耗;少了美,会没人来。
这一编是全书理论之刀的主战场。第四编算的是三角的账:目标、路径、动力。这一编算的是使命的账:德鲁克的管理学,三股力各写了多少。
本编五章。第 17 章看真:他怎样让组织对准事实、对准顾客,不跑偏。第 18 章看善:他怎样讲责任、讲正当性,让组织走得顺、不伤人。第 19 章替他说公道话:他守住的这两样,在什么样的组织里是头等大事。第 20 章是本编的要害:美去哪儿了。第 21 章是本编的总账:三股力,少了一股。
这一编的小账,第二行改成:这一处,真、善、美——在轨、效率、吸引——少了哪一股?
这一章的问题:一家店卖的东西,和顾客买的东西,是一回事吗?
设想一个县城的照相馆,开了二十多年。早些年生意红火,证件照、全家福、结婚照,样样都做。后来人人有了手机,照相馆的生意一落千丈。老板姓宋,五十多岁,看着店里的生意一天天冷下去,琢磨了很久:我卖的是照片,可现在人人都能拍照片了,我还卖什么?
有一天,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来照相馆,说要拍一张照片。宋老板问拍什么,老先生说:「拍一张以后用得上的。」宋老板愣了一下,明白了,老先生要拍的是遗像。
那天宋老板花了一个多小时,给老先生理了理衣领,调了好几回灯光,拍了几十张,最后挑出一张,老先生看了很满意,说:「这张好,精神。我家里人以后看着也不难受。」
老先生走了以后,宋老板坐在店里想了很久。老先生买的,不是一张照片。他买的是一份体面,是家里人以后看着心里能好受一点。
后来宋老板的照相馆转了方向,专做老人的肖像照,还上门给行动不便的老人拍。生意慢慢又好了起来。
宋老板想明白的那件事,德鲁克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讲过:顾客买的,常常不是你以为你在卖的东西。
德鲁克在好几本书里讲过一个意思,大意是:企业以为自己在卖什么,并不要紧;要紧的是顾客认为自己在买什么,顾客认为什么有价值。这件事决定了企业是什么、生产什么、能不能兴旺〔待核,见《管理的实践》《为成果而管理》等,措辞只转述〕。他还说,顾客很少买企业以为自己在卖的东西〔待核〕。
他讲过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凯迪拉克〔待核,见《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5)等〕。1930 年代大萧条时,凯迪拉克的生意很糟,通用汽车一度想把这个牌子停掉。负责凯迪拉克的一位经理(据说叫德雷斯塔特)提出了一个看法:凯迪拉克的对手不是别的汽车,而是钻石和貂皮大衣;买凯迪拉克的人,买的不是交通工具,而是身份。照这个看法改了做法以后,凯迪拉克在大萧条里反而起死回生〔待核,细节只转述〕。
德鲁克还讲过另一层:要弄清楚顾客买什么,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想,要走出去,去问,去看。他说,一个企业里只有成本,结果都在外面〔待核,只转述〕。
他还有一个看法,常被人忽略,却很见功夫:不买你东西的人,比买你东西的人更要紧。他的意思大致是,一家企业哪怕在行业里做得很大,它的顾客也只占市场的一小部分;大多数人不是它的顾客。这些「非顾客」为什么不买,往往藏着企业下一步的机会,也藏着它将来的危险〔待核,只转述大意〕。宋老板的照相馆,早年的「非顾客」是那些不需要证件照、也不拍全家福的老人;后来他的生意,恰恰是从这些人身上来的。
这一番话,在 SDE 的三股力里,落在真那一股上。真管在轨。一个组织最根本的在轨,是对准外面的真实:顾客到底是谁,顾客到底要什么,顾客为什么买。对不准,干得再好也是跑偏。宋老板的照相馆,在人人有手机的年代还在卖「照片」,就是跑偏了;他想明白老先生买的是「体面」,就是回到了轨上。
真这一股,在德鲁克那里还有一个很朴素的落脚处:回头对照。他建议,每做一个要紧的决定,先把自己期待的结果写下来,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对一对,看看实际的结果跟当初想的差多少〔待核,即「反馈分析」,见《自我管理》等〕。他说自己这么做了几十年,常常吓一跳:自以为擅长的,未必真擅长;自以为不行的,有时反倒做成了。这是把真用在自己身上:不只是对准顾客的真实,也对准自己的真实。一个人肯拿白纸黑字跟自己对账,就不大容易跑偏。
先说德鲁克对在哪儿。
第一样对,是方向朝外。德鲁克把真的标准放在了外面:不是你觉得你做得好,是顾客认为有价值。这一转,等于给每个组织装了一面镜子,镜子朝外,照的是顾客的眼睛。很多组织一辈子照的是朝里的镜子:我们的技术多先进,我们的工艺多讲究,我们的员工多辛苦。德鲁克说,这些都不算数,算数的是顾客认不认。
第二样对,是一个「真」字里有两层。一层是事实:顾客是谁、买了什么、多少人、什么时候买。这些可以统计,可以调查。另一层是顾客心里认的价值:他为什么买,他觉得自己买到了什么。这一层不好统计,得去问、去看、去体会。德鲁克两层都讲了,特别是第二层,他讲得很有洞见:凯迪拉克的顾客买的是身份,这是一个统计表上看不出来的真。
第三样对,是「结果都在外面」。这句话今天读起来,照样扎人。很多组织的报表上,满满的都是里面的事:花了多少钱、开了多少会、完成了多少流程。外面的事,顾客满不满意、社会认不认,报表上只有一两行。德鲁克说,反了,里面只有成本,结果在外面。
还可以拿一个反面的样子来对照。设想一家做老年手机的小厂,工程师们花了两年,把手机的功能做得越来越多:能测血压、能定位、能语音播报天气。他们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可是卖不动。后来有人去养老院问了一圈才知道,老人们要的不是功能多,是字大、声音响、按键少、摔不坏,最好还能一键打给儿女。工程师们照着镜子朝里看了两年,没有朝外看一眼。这就是德鲁克说的跑偏:干得越来越好,方向越来越偏。
用 SDE 看这一处,还有一层要细看。
凯迪拉克的例子,其实很有意思。买凯迪拉克的人买的是身份,身份是什么?是让别人另眼相看,是让人羡慕,是一种吸引力。照相馆的老先生买的是体面,体面是什么?是让家里人以后看着心里好受,是一种让人愿意多看一眼的东西。这两样,用 SDE 的话说,都碰到了美。
德鲁克看见了顾客买的是这些东西。可他是怎样处理的?他把它当成了一个要去弄清楚的事实:顾客买的是身份,这是一个关于顾客的真相,企业要对准它。也就是说,他把「顾客被什么吸引」这件事,放在了真的名下:它是一个要发现的事实。
这样处理,没有错。顾客被什么吸引,确实是一个要弄清的事实。可是这样一来,美就只在顾客那一侧出现,作为一个被观察的对象;它没有在企业这一侧出现,作为一股企业自己要养的力。
凯迪拉克要卖身份,光知道顾客要身份是不够的。它还得让自己真的有那份让人羡慕的气质:车做得漂亮,店面做得讲究,服务做得让人觉得被尊重。这些东西,是企业自己身上的美,是企业自己要一点一点养起来的吸引力。德鲁克讲到了「顾客要身份」这个真,没有往下讲「企业怎样养出让人愿意靠近的那股力」这个美。
还要说一说「真」在传开以后的样子。德鲁克说要弄清顾客买什么,要走出去看、去问。到了很多公司里,这件事变成了一年一度的「客户满意度调查」:发问卷,收回来,算平均分,分数比去年高了,就算对准了顾客。
问卷当然有用。可是问卷只能问出顾客已经知道、而且说得出口的东西。照相馆的老先生,要是填一张问卷,大概会在「您对本店服务是否满意」那一栏勾「满意」,可他不会在问卷上写「我要的是一份体面,让家里人以后看着好受」。这一层真,只有坐在他对面、给他理衣领的那一个多小时里,才看得出来。
德鲁克本人讲的「走出去」,是要人亲眼去看、亲耳去听。一路传下来,变成了一张发出去、收回来的表。真还是那个真,可是够得着的深度,浅了一截。
用「管、带、长」三个字说:德鲁克让组织自己走出去看顾客,这是带;问卷把这件事变成了一项要按时完成的任务,这是管。顾客心里那份说不出口的东西,要在一来一往里慢慢长出来的信任中才看得见,这是长。
所以,在真这一股上,德鲁克写得很足,而且写得很深,深到碰到了美的边。可是他碰到美的时候,是用真的手去碰的:把它当一个事实,而不是当一股力。
用 SDE 的第一套实践组合再看一眼这一章。这套组合管三件事:为了什么,怎样说清,怎样量。「顾客买的是什么」,是在问为了什么;德鲁克要求把它说清楚、写下来,是怎样说清;要求看结果、看外面,是怎样量。三件事他都管到了,而且都朝着真的方向管。可是凯迪拉克的顾客买的「身份」,宋老板的老先生要的「体面」,说得清、却量不准,它们真正的分量,在人心里那一下子的动。这一下子的动,是美的地盘。
放回日子里。
唐志明的花店,一直以为自己卖的是花。
有一年情人节前,唐果在店里帮忙。她发现一件事:来买玫瑰的年轻人,很多都会问同一个问题:「能不能帮我写张卡片?」有的说不会写,有的说字不好看,有的干脆说:「你帮我想一句话吧。」
唐果就帮他们想。她学设计的,字写得好看,想的话也有意思。那天她写了六十多张卡片,手都写酸了。
晚上收了店,她跟唐志明说:「爸,今天很多人买的不是玫瑰,是那张卡片。玫瑰哪儿都能买,可那句话他们自己说不出来。」
唐志明不太信,第二天特意在店里站了一天。他发现女儿说得对:不只是情人节,平时来买花的人,很多都在为「该怎么表达」发愁。送病人的不知道该写什么,送老师的怕写俗了,给吵了架的老婆赔不是的,更是憋得满脸通红。
后来花店多了一项服务:每束花可以配一张手写卡片,店员帮着斟酌字句。这项服务不收钱,可它让花店的回头客多了一大截。
唐志明琢磨出来的这件事,就是德鲁克说的:顾客买的,常常不是你以为你在卖的东西。花店卖的是花,顾客买的,有时候是一句说不出口的话。
可是唐志明后来还发现了另一件事:同样是配卡片,唐果写的卡片,客人拿到手会笑;店员写的卡片,客人拿了就走。差别不在字句,在于唐果写的时候,会问客人几句,送给谁、为什么、想让对方觉得怎么样,然后写一句让人眼睛一亮的话。
知道顾客要什么,是真;能不能给出那一句让人眼睛一亮的话,是另一样功夫。
宋老板的照相馆也有同样的下文。他转做老人肖像以后,县城里另外两家照相馆也跟着学,也打出了「老人肖像」的牌子。可是老人们还是更愿意去宋老板那里。有人说,宋老板拍照的时候,会跟老人聊家常,聊他年轻时干什么的,聊得老人笑了,他才按快门;别家拍照,让老人坐好、别动、看镜头,咔嚓一下就完了。
方向是一样的,都对准了老人要体面这个真。可是让老人愿意来、愿意在镜头前露出那份精神的,是宋老板身上的那点东西。这点东西,别家学了方向,学不去。
带走的话
顾客买的,常常不是你以为你在卖的东西。弄清这一点,是在轨的第一步。可弄清了顾客被什么吸引,你自己身上还得真有那份吸引。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顾客认的价值才算数」「结果都在外面」两扇大门;顾客被吸引这件事,他当成事实去发现,没当成企业自己要养的一股力。
这一处,真、善、美——在轨、效率、吸引——少了哪一股?——真写得最足;美在顾客那一侧露了脸,在企业这一侧没有位置。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组织对人好,跟它干得快不快,有什么牵连?
设想一个镇上的养老院,住着六十多位老人,护工十几个。院长姓聂,上任前是镇卫生院的护士长。
聂院长上任后发现,这里的护工流动得厉害,一年要走一半。护工们抱怨工资低、活太累、老人家属挑剔。老人们也不满意:护工换得太勤,刚熟了就走,新来的连谁吃什么药都记不住。
聂院长先做了一件不起眼的事:把护工的排班从「随叫随到」改成了固定的班次,每个护工固定照顾几位老人,不再今天这间明天那间。然后她又做了一件事:每周开一次短会,让护工自己说说这一周碰到了什么难处,她能解决的当场解决,解决不了的写下来往上报。
半年以后,护工的流动少了一大半。老人们说,现在照顾我的是小张,她知道我晚上要起两回夜。家属的投诉也少了。院里的活一样多,可大家干得顺了,出错少了,加班也少了。
聂院长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她只是让护工有了固定的位置、有了说话的地方,觉得自己被当成了人。结果,整个养老院走得顺了。
这就是 SDE 管理学说的善:善管效率。这里的效率,不是车间里多干几件活,而是一个组织里的人走得顺、不内耗。对人好,对事好,大家不较劲,事情自然就快了。
德鲁克在善这一股上,写得很多,而且写得很有分量。
他讲管理者的责任。他说,管理者的权力,必须以责任为基础;一个人有多大权力,就要负多大责任〔待核,只转述〕。他讲组织对员工的责任:组织要让工作有成效,也要让工作的人有成就;不能把人当成成本,要把人当成资源,而且是最宝贵的资源〔待核〕。他讲组织对社会的责任:组织在做自己的事的时候,会给社会带来影响,有的影响是好的,有的是坏的;管理者要为这些影响负责,坏的影响要尽量减少,即使法律没有要求〔待核,据《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大意〕。
他还借过一句医生的古训来讲职业的伦理:首先,不要明知故犯地伤害〔待核,出处与措辞待核〕。他的意思是,一个管理者、一个专业人士,最起码的责任是不明知故犯地伤人:不明知产品有害还卖,不明知决定会伤害员工还做。
他晚年还说过一个很有名的看法:管理是一门人文艺术〔待核,常见出处为《新现实》(1989),措辞待核〕。他的意思大致是:管理处理的是人,是人的价值、人的成长、人的尊严;所以管理不只是一门技术,它要懂心理、懂历史、懂哲学、懂伦理。
再往大里说,就是第 13 章讲过的正当性:组织的权力,来自它为社会做了对的事;它要是不再为社会做对的事,就失去了正当性。
他对知识工作者也提过一条很具体的责任,叫「信息的责任」:每个人都要自己弄清楚,我要做好工作需要什么信息、从谁那里要;别人做好工作需要我提供什么信息、我有没有给〔待核,只转述〕。这一条看起来琐碎,可很多组织里的内耗,就是从这里来的:一个部门等着另一个部门的数据,另一个部门根本不知道有人在等。德鲁克把它说成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技术,这很有见地:信息不通,常常不是因为系统不好,是因为没人觉得这是自己的事。
这一番话,先说对在哪儿。
第一样对,是他把责任和权力捆在了一起。很多组织的毛病,是权力往上走,责任往下推:出了好事是领导英明,出了坏事是下面执行不力。德鲁克说,权力和责任必须对等。这一条是组织里很多内耗的解药:上面的人担起责任,下面的人才不用互相推诿,组织才走得顺。
第二样对,是把人当资源。泰勒那个年代,工人是成本:越少越好,越便宜越好。德鲁克说,人是资源,而且是唯一能增值的资源:一台机器买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一个人放对了位置、给了机会,能长出远超你预期的本事。聂院长的养老院,护工从「随叫随到」变成「固定照顾几位老人」,就是把人从成本变回了资源:她们有了位置,就长出了本事,记得住谁晚上要起两回夜。
第三样对,是「不明知故犯地伤害」。这条底线看起来很低,可做到的组织并不多。很多组织伤人,不是因为坏,而是因为不想知道:不想知道产品的副作用,不想知道裁员对一个小镇意味着什么,不想知道加班对员工身体的影响。德鲁克说,知道了就要负责,不能装作不知道。
第四样对,是「管理是一门人文艺术」。这句话今天被很多人引用,可它在当年是很逆潮流的。那时候商学院正在往数学、模型、计量的方向走,管理越来越像一门工程。德鲁克说,不对,管理处理的是人,得懂人。
「人是资源」这句话,还可以往深里说一层。德鲁克讲用人,有一个很有名的主张:用人要用其所长,不要盯着短处;一个组织的任务,是让每个人的长处发挥出来,让他的短处变得无关紧要〔待核,只转述〕。他甚至说,一个管理者如果只想找没有短处的人,最后只能找到平庸的人;有大长处的人,往往也有大短处。这是一种很大度的看人之法。它让组织里的人不必天天担心自己的短处被揪住,心里松下来,力气就能用在长处上。这又是善:人心松了,组织就顺了。
用 SDE 来看。
善管效率,德鲁克这一股写得很足。责任、尊重、把人当资源、对社会负责、不伤人,这些都是让组织走得顺、不内耗的东西。一个组织里的人,要是觉得上面的人敢担当、自己被当人看、组织对外面也不干缺德事,心里就顺,心里顺了,干活就不较劲,效率自然就上来了。
用 SDE 的动力机制看一眼聂院长那件事。张力积累:护工累、老人不满、家属挑剔,三方互相怨,一年走一半人。形状改变:固定班次,每周短会。回写:短会上护工说的难处,一条一条写回到院里的规矩里去,哪个药柜放得不顺手,哪个时段人手不够,规矩跟着改。这一拍回写,是从下往上的。聂院长做对的,不只是对护工好,还给了一条从下往上回写的路。
德鲁克讲责任,讲得多的是上面对下面的责任,下面对上面的回写,讲得少一些。可是在一个组织里,善要真正落地,常常就靠这条从下往上的路:下面的人觉得自己的话有人听,心里才顺。
善在传开以后也会变样。很多单位读了「要把人当资源」,做出来的是一本「员工关怀手册」:生日发蛋糕券,节日发米发油,每年组织一次体检。这些都不坏。可是护工要的,是固定的班次和一个说话的地方,不是蛋糕券。善一旦变成了一张福利清单,就容易离真正的难处越来越远。
还有一层值得看。「管理是一门人文艺术」这句话里,有一个词很有意思:艺术。
艺术,在 SDE 的三股力里,最接近美。一门艺术,是让人愿意看、愿意听、愿意靠近的东西。德鲁克说管理是人文艺术,好像已经碰到美的门了。
可是细看他的意思,他说的「艺术」,主要是在讲「人文」那一半:要懂人、懂历史、懂伦理,要有判断力,不能只靠公式。也就是说,他用「艺术」这个词,是在和「科学」「工程」对比,强调管理需要判断、需要智慧、需要对人的理解。他没有在讲「管理要让人愿意靠近」这一层。
这一点很像第 17 章讲的凯迪拉克。他走到了美的门口,用的却是真和善的钥匙:凯迪拉克的身份,被他当成顾客那一侧的事实(真);管理的艺术,被他当成人文素养和判断力(善)。两回走到门口,两回都没推门进去。
还有一处,也可以拿来看。他讲正当性,说组织的权力来自社会的认可。社会凭什么认可一个组织?他的答案是:因为它为社会做了对的事,对人负责。这是真和善。可是在日子里,社会认不认一个组织,还有一半看它让不让人愿意靠近:老百姓喜不喜欢它,愿不愿意跟它打交道,提到它的名字时心里是暖的还是冷的。这一半,是美。德鲁克的正当性,是一个讲道理的正当性;日子里的正当性,还有一半是讲感情的。
聂院长的养老院,后来也碰上了美这一股。护工的流动止住了,院里的活顺了,可是镇上的人提起这个养老院,还是摇头:「那是没儿女管的老人才去的地方。」很多家庭宁可把老人留在家里没人照看,也不愿送来。
转机来自一件小事。有个护工给一位老人过了九十岁生日,自己掏钱买了个小蛋糕,几个护工围着老人唱歌,拍了一段视频发在了镇上的群里。视频里老人笑得像个孩子。那段视频在镇上传开了,好几户人家打电话来问,能不能来院里看看。
聂院长后来说:「我管好了排班,管好了开会,可让人家愿意把老人送来,靠的是那段视频。」排班和开会是善,那段视频里的笑,是美。
还要说一句德鲁克的分寸。他讲责任,从不讲成一种道德说教。他很少说「企业要做好人」,他说的是:你有权力,就得负责;你不负责,社会会把权力收回去。这是一种很冷静、很务实的讲法,让精明的老板也听得进去。善这一股在他手里,不是一句好听的话,是一笔算得清的账:内耗的代价、失去正当性的代价,他都替你算出来了。这也是他的善能在大公司里落地的原因。
放回日子里。
唐家的三家花店,到了第五六年,出过一件事。
那年春节前,花价暴涨,进货价翻了一番。唐志明为了保住利润,让三家店都提了价。第一家店的老冯不愿意,跟唐志明说:「街坊们年年在咱家买年宵花,一下子涨这么多,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唐志明说:「进价涨了,我们不涨就亏。亏本的生意,对谁都不负责。」
两个人都有道理。唐志明讲的是对店负责,不亏本,这是德鲁克说的利润是条件。老冯讲的是对街坊负责,不能让人寒心,这也是德鲁克说的对社会负责。
最后苏敏出了个主意:价格照涨,可第一家店给老街坊留了一批年宵花,按往年的价,每户限一盆,先到先得。这批花是亏本的,唐志明心疼了好几天。
春节过后,唐志明发现,那一年第一家店的年宵花生意,虽然那批限价花亏了,整体却比往年还好。好几个老街坊说,冲着你们家讲良心,多买了几盆送亲戚。
这件事里,有真(不亏本)、有善(对街坊负责),还有一样:街坊们因为这件事更愿意来了。那最后一样,是美。它不是苏敏算出来的,她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可它在账上,比那批亏本的花挣得多。
带走的话
对人好,组织才走得顺,这是善。德鲁克把它讲得又深又正:权力配责任,人是资源,不明知故犯地伤人。他说管理是艺术,可他说的艺术,是懂人,还没讲到让人愿意靠近。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权力配责任」「人是资源」「管理是人文艺术」几扇大门;走到美的门口,用的是善的钥匙,没推门进去。
这一处,真、善、美——在轨、效率、吸引——少了哪一股?——善写得最正;正当性里讲感情的那一半,也就是美,没写。
这一章的问题:在什么样的组织里,「不跑偏」和「不内耗」比什么都要紧?
设想一座中等城市的自来水厂,厂长姓魏,干了二十年。
这座水厂每天要给几十万人供水。魏厂长常跟新来的年轻人说一句话:「我们这一行,没有人夸你。水干净,是应该的;水出了问题,全城骂你。」
水厂里的规矩多得吓人:每隔几个钟头取一次水样,每一项指标都要记录,每一个阀门的开关都要两个人签字确认,每一次检修都要按流程一步一步来,少一步也不行。新来的年轻人一开始觉得烦,有个小伙子私下抱怨:「这么多规矩,跟机器人似的。」
魏厂长听说了,没批评他,带他去看了一份二十年前的事故报告。那一年,邻市的水厂因为一个检修工图省事,少做了一步消毒确认,导致一个片区几千户人家的水出了问题,好几百人上吐下泻,厂长被撤职,检修工被追责。小伙子看完,再也没抱怨过规矩多。
在这样一个组织里,最要紧的是什么?是不跑偏:每一个数字都得是真的,每一道工序都得对得上。也是不内耗:几百个人、几十道工序,环环相扣,任何一环较劲、推诿,整个系统就会出事。至于让人愿意靠近,有人夸不夸,是排在后面的事。
这一章,是要替德鲁克说一番公道话。前两章讲他写足了真、写足了善,后一章要讲他少写了美。在讲「少了什么」之前,先要把「他守住了什么」讲透,讲清楚他守住的这两样,在什么样的组织里是头等大事。
缝隙这把刀有一条规矩:每找到一道缝,都要先说清楚,这个人的理论在它的范围里,对在哪里,对到什么程度。这叫保底。保底不是客气话,是为了不把一个大师读歪:缝隙不是错误,更不是虚伪;一个人理论里少写了一样东西,不等于他写下的东西不对。
德鲁克的保底,大致有三条。
第一条:在已经长成、规模很大、人人各有专长的组织里,真与善确实是头等大事。
德鲁克研究的组织,主要是这一类:通用汽车、通用电气、西尔斯、大医院、大学、政府部门。这些组织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已经长成了,不需要再靠吸引去招第一批人;它们规模很大,几万、几十万人,任何一点跑偏都会被放大成灾难;它们人人各有专长,工程师、会计、医生、律师,彼此看不懂对方的活,只能靠清楚的目标和责任把大家拢在一起。
在这样的组织里,真是头等大事:数字要真,账要真,对顾客的了解要真,对社会影响的估计要真。一个几十万人的公司,账上做了假,倒下来砸的是几十万个家庭。历史上一些大公司做假账、瞒问题,最后轰然倒塌的例子,几乎每隔几年就有一回,说明的都是同一件事:大组织一旦离了真,跑偏的代价大得惊人。
善也是头等大事。几十万人的组织,最大的敌人是内耗:部门之间推诿,上下之间猜忌,专业之间较劲。德鲁克讲权力配责任、讲信息的责任、讲把人当资源,都是在给大组织治内耗。魏厂长的水厂只有几百人,规矩已经那么多;几十万人的组织,要是没有一套清楚的责任体系,根本转不起来。
在这样的组织里,美并非不要紧,可它确实排在真和善后面。一座水厂,水干净比什么都要紧;一家大医院,不出医疗事故比什么都要紧。让人愿意靠近,是锦上添花;在轨和效率,是生死存亡。德鲁克把力气花在前两样上,在他研究的那种组织里,是分得清轻重的。
第二条:「目标加自我控制」,确实比「监工加命令」好得多。
在德鲁克之前,大组织的管理方式,主要是监工加命令:上面下命令,下面执行,监工盯着,做不好就罚。泰勒的秒表,是这种方式的精细版。
德鲁克说,不对,至少对知识工作者不对。他提出的办法是:目标由上下一起定,定好以后,让干活的人自己掌握进度、自己检查结果、自己纠正偏差。上面的人不再盯着过程,而是看结果。这就是「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
这个办法,在它刚提出的年代,是一次真正的解放。它把干活的人从「被盯着的人」变成了「自己管自己的人」。今天很多人批评 KPI,说它把人变成了数字的奴隶。这个批评对的是后来变了样的 KPI,不是德鲁克的原意。德鲁克的原意,后半截「自我控制」分量最重:目标是帮人自己管自己的工具,不是上面拿来压人的鞭子。这一条,第六编和第十二编还要细讲。
第三条:他替知识工作者争到了「被当成人」的位置。
德鲁克是最早看见知识工作者的人之一。1959 年,他在《明日的里程碑》里就提出了这个说法〔待核〕。他看见,社会正在从体力劳动为主,转向知识劳动为主;知识工作者跟体力工人不一样,他们的本事在自己脑子里,组织拿不走,他们干得好不好也很难被盯住。所以,他们必须被当成人,当成伙伴,甚至当成志愿者来对待。
这个看见,改变了很多组织对待员工的方式。今天的工程师、设计师、医生、教师,在单位里能有一点自主、一点尊严,能说「这件事我比领导更懂」,这背后有德鲁克几十年的鼓呼。
这三条保底,还可以加一个旁证:德鲁克的书,在那些讲究在轨和效率的行业里,被读得最认真。大医院、大工厂、军队、政府部门,这些地方的管理者,常常把他的书当工具书用:怎样开会,怎样做决定,怎样用人,怎样定目标。一套理论在最讲究不跑偏、不内耗的地方最受欢迎,这本身就说明它在这两样上是站得住的。
也要说清楚,这三条保底不是本书的客套。缝隙这把刀最怕的,是读者读完以后觉得「原来德鲁克也不过如此」。不是的。一个人能把真和善两股力在管理学里立得这么牢,影响几代经理人,这是几十年里少有人做到的事。本书说他少写了美,是在这么大的功劳上,指出一个缺口。缺口在大功劳上,才值得一说。
这三条保底,把德鲁克守住的两样讲清楚了:在轨,不跑偏;效率,不内耗。他守得很牢,守得很深,而且在他所研究的那类组织里,这两样确实比美更要紧。
把这三条保底放回日子里,也能找到很朴素的样子。一个县医院的药房,发药的流程要两个人核对,这是真:不能发错药。药剂师之间分工清楚,谁管哪个柜、谁值哪个班,出了问题谁担,写得明明白白,这是善:不推诿、不内耗。这样的药房,病人未必觉得它「有吸引力」,可病人信它,因为它几十年没发错过一次药。这种信,是真和善攒出来的势能,扎实得很。
德鲁克的理论,最擅长的就是帮这样的组织把这种扎实的信攒起来。说他少写了美,并不妨碍说:在很多最要紧的地方,靠真和善攒出来的信,已经够用,而且最可靠。
用 SDE 看这一章,还要再加一层,为下一章铺路。
保底说的是:在已经长成的大组织里,真和善是头等大事。可是这句话的前提,是「已经长成」。一个组织是怎样长成的?一个刚开的小店,一个刚起步的志愿小组,一个刚组建的团队,它们面对的头一个问题,往往不是跑不跑偏、内不内耗,而是有没有人来。没有人来,在轨和效率都无从谈起。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套德鲁克,搬到大公司里很管用,搬到唐志明的小花店里,就常常不灵。大公司已经有了人、有了名气、有了几十年攒下的吸引力,它缺的是在轨和效率;小花店最缺的,常常恰恰是吸引力。
而且,就算是已经长成的大组织,吸引力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攒下的名气会花完,它留住人的那股力会淡掉。到了那一天,光有在轨和效率,组织照样会慢慢没人来。魏厂长的水厂,规矩再严、水再干净,要是年轻人都不愿意来当水厂工人,二十年后谁来守那些阀门?
所以,德鲁克守住的两样,是在一个特定的阶段、一类特定的组织里最要紧的两样。阶段变了、组织变了,第三样就会冒出来。
用「管、带、长」三个字说这一章。魏厂长的水厂,是管出来的:规矩、签字、流程,一步不能少。德鲁克把这样的管,改成了带:目标上下一起定,人自己控制自己,规矩背后讲清道理。在一个要求不出错的组织里,从管到带,是一大进步。可是带出来的组织,还缺一样长出来的东西:年轻人自己愿意来、愿意守的那份心气。这份心气,管不出来,带也带不全,得给它一块地方,让它自己长。
放回日子里。
魏厂长的水厂后来真碰上了这件事。这是我构想的下文。厂里的老师傅陆续退休,招来的年轻人干不了两年就走。年轻人说,这活稳定是稳定,可太闷了,一辈子守着几个阀门,看不到头。
魏厂长想了很多办法:涨工资,评先进,搞技能比武。有点用,可是不大。
后来是一个年轻的女技术员提了个主意:每年开放一次水厂,让市民带着孩子来参观,看看自来水是怎样一步步变干净的。开放日那天,来了上千人。孩子们趴在沉淀池边上看,家长们拍照,有个小学生回去写了一篇作文,叫《我想当守护水的人》。
那一年,来应聘的年轻人多了好几倍,有好几个说,是看了开放日的照片才来的。
魏厂长后来跟人说:「我管了二十年水,管的都是水干不干净。没想到,让人愿意来守这些水,靠的是让人看见它。」
他二十年守住的,是真和善;那位女技术员加上的,是美。
值得留意的是,开放日并没有动水厂的一条规矩。参观的路线是专门划出来的,每一道门照样要签字,取水样照样按点取。美加进来,没有拆掉真和善,反而让真和善被人看见了:市民第一次知道,一杯干净的水背后有这么多道工序、这么多双眼睛。看见了,就愿意信;愿意信,年轻人才愿意来。三股力在这里接上了。
唐家的花店也是这样。唐志明这些年学会的那一套,定目标、看报表、权责对等、不亏本、对街坊讲良心,都是德鲁克守住的两样,都是真本事。花店能从一家开到三家,靠的就是这两样。可是第三家店为什么没人进门,这两样答不了。
带走的话
在已经长成的大组织里,不跑偏、不内耗是头等大事,德鲁克守得又牢又深。可组织是怎样长成的,长成以后怎样不让人走,要靠第三股力。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在轨和效率这两扇门,他守得最牢;在他研究的那类大组织里,先守这两扇是分得清轻重。
这一处,真、善、美——在轨、效率、吸引——少了哪一股?——在大组织里少一点美不致命;在刚起步的组织里,和长成以后慢慢老去的组织里,少了美就会没人来。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组织让人愿意靠近的那股力,在德鲁克的理论里,被放到了哪里?
设想一个南方小城的夜市,几十个摊位一字排开,卖烧烤的、卖炒粉的、卖凉茶的、卖糖水的。论价钱,各家差不多;论味道,也说不上谁比谁好多少。可是有一家糖水铺,每天晚上门口都排着队。
糖水铺是一对老夫妻开的。铺子不大,几张矮桌、几把竹凳。老板娘煮糖水,老板收钱、端碗。铺子门口挂着一串老式的玻璃灯,灯下摆着一排洗得发白的搪瓷碗。老板娘记性好,常来的人坐下,不用开口,她就知道你要红豆沙还是绿豆爽,要不要少放糖。下雨天,老板会在棚子边上多撑一把伞,让排队的人别淋着。
有人做过一个小统计,这是我构想的:来这家糖水铺的人,一半以上是从小吃到大的,还有不少是外地人,看了别人拍的照片专门找来的。
这家铺子凭什么让人愿意来?不是因为它的糖水比别家好喝多少(真),也不是因为它的服务比别家快多少(善)。是因为那几盏灯、那一排搪瓷碗、老板娘的那份记性、下雨天多撑的那一把伞,攒在一起,攒成了一股让人愿意靠近的力。
这股力,SDE 管理学叫它美,它保持的是吸引。少了它,组织会没人来。
前面两章说过,德鲁克把真和善写得又深又足,守得又牢又稳。这一章要问的是:美去哪儿了?
先说清楚一件事:德鲁克不是看不见美。恰恰相反,本书前面几编一路走来,已经好几次看见他走到了美的门口。只是每一次,他都用别的名字把它接住了。
细数下来,美在他的理论里,大致被放在了四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顾客那一侧,当成一个事实。
第 17 章讲过凯迪拉克的例子:买凯迪拉克的人,买的是身份。身份就是一种吸引,让人羡慕、让人愿意多看一眼。德鲁克看见了,可他把它当成了「顾客认为的价值」,一个要去调查、去弄清的事实。美在这里,被放进了真的名下:它是顾客身上的一个真相,不是企业自己身上要养的一股力。
第二个地方:使命,当成一个方向。
第 9 章讲过非营利组织:志愿者不拿钱,为什么愿意来?德鲁克的回答是:因为使命。使命清楚,人就愿意来。可是第 9 章也讲过,让人愿意来的,除了使命清楚,还有带头人的为人、伙伴之间处不处得来、做成的事让不让人心里一暖。这些都是吸引。德鲁克把它们都记在了「使命」名下。美在这里,又被放进了真的名下:它变成了一个方向清不清楚的问题。
第三个地方:品格和人文,当成一种素养。
第 15 章和第 18 章讲过,德鲁克说管理者必须正直,说管理是一门人文艺术。正直的人让人愿意信,懂人的管理者让人愿意跟。这些都碰到了吸引。可他讲正直,讲的是一种品格要求;讲人文艺术,讲的是懂人、有判断。美在这里,被放进了善的名下:它变成了一种做人的素养。
第四个地方:创新的一个来源,当成一种机会。
1985 年,德鲁克出版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讲创新机会的七个来源〔待核〕。其中一个,叫「认知的变化」:同一件事,人们看它的眼光变了,比如杯子还是那个杯子,人们从「半空」看成了「半满」,机会就来了〔待核,只转述〕。人们看事情的眼光,跟美很近:什么东西让人觉得好看、让人心动、让人愿意靠近,往往就是眼光变了。德鲁克看见了这一层,可他把它当成了一个要去发现、去利用的机会。美在这里,又一次被当成了外面的一个事实。
四个地方,四种名字:事实,方向,素养,机会。美一直在,可它一直没有自己的名字。它没有被当成一股跟真、善并列的力,一股组织自己要养、要守、要平衡的力。
那么,德鲁克为什么不给美一个名字?
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本书只能提几种可能,读者自己掂量。
一种可能,是他见过美被滥用。第一编第 3 章讲过,他年轻时在德国亲眼看见吸引被拿去为坏事服务:游行、旗帜、口号、制服。他晚年谈领导力,说过一个很有名的意思:领导力不是魅力;二十世纪最有魅力的几个领导者,恰恰把世界带进了灾难〔待核,只转述〕。他对「让人愿意跟着走」这股力,天生多一分戒心。宁可不写,也不写出一个可能被人拿去煽动的东西。这份戒心是有道理的,也是值得敬重的。
另一种可能,是美不好量。德鲁克的理论骨架是目标和衡量。他说过,有些东西要定目标、要检查,才能管得住。真和善都还能找到一些可以量的东西:利润、市场份额、员工流动率、投诉数。美怎么量?一家糖水铺的那几盏灯值多少?老板娘的记性值多少?量不出来。在一个以目标和衡量为骨架的理论里,量不出来的东西,就很难有位置。
还有一种可能,跟他的位置有关。第二编讲过,他一辈子站在组织的门口,很少在里面当家。美这股力,最需要在里面才看得清它是怎样养起来的:一个当家人每天做什么、守住什么,人才愿意来。站在门口的人,看得见一个组织有没有吸引力,却看不见它是怎样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这几种可能,哪一种更接近真相,本书不下断语。
还要老老实实说一件事:本书说「美是德鲁克理论里缺的那一股力」,这个判断的证据,在理论这一侧是比较硬的:翻遍他的主要著作,确实没有把「吸引」当成一股跟「在轨」「效率」并列的管理使命来写。可是本书还要说另一句:美是他人生里最旺的那一股力。这一侧的证据,就要软得多。
证据里比较硬的,是他的名气和吸引力:几十年里全世界的经理人愿意听一个不当经理的人讲管理,这是实打实的。比较软的,是日本画在他生命中的分量。据记载,他和妻子收藏了不少日本画,他在波莫纳学院讲过东方艺术,还参与写过一本介绍他们藏品的书〔待核,书名一般作《笔之歌》,1979〕。他说过,看日本画让他的眼睛清醒过来〔待核〕。这些都说明日本画对他很要紧。可是要紧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他「靠」的东西,本书没有确切的证据,也不想夸大。
所以本书的判语,用的是「他靠的是让人愿意靠近」,而不是「他靠的是日本画」。日本画是一个画面,一个象征;让人愿意靠近,才是那股力本身。他自己那股让人愿意靠近的力,从哪里来,不只有日本画,还有他的见识、他的分寸、他讲故事的本事、他从不为了讨好谁改口的那份骨气。这些加在一起,是他人生里最旺的那股力。
还有一处小小的证据,可以放在这里,也只能当作旁证。德鲁克写《旁观者》,写的几乎全是别人:祖母、老师、父亲的朋友、在各个城市碰见的人物。他写这些人,写得最多的,不是他们做成了什么事,而是他们身上那点让人难忘的东西:祖母的倔强和机智,索菲小姐让孩子愿意待在她身边的那份气质,某位银行家说话时的分寸。也就是说,他看人,最先看见、记得最牢的,是一个人身上的吸引力。可是他写管理书,看人看的是长处、贡献、责任。
同一双眼睛,在自传里看见的是美,在管理书里看见的是真和善。这不是矛盾,是分工:他把美留给了自己的日子和自己的回忆,把真和善交给了管理学。
用 SDE 来说,这一章的结论是:德鲁克的管理学,使命三股力,写了两股。第三股,美,在他的理论里被分散到了四个地方,用了四个别的名字,没有自己的位置。而这股力,恰恰是他自己一辈子最不缺的。
说到这里,也许有读者会问:那德鲁克本人知不知道自己少写了美?这一点,本书没有找到他正面谈过的材料,不敢替他回答。只能说,他晚年把那么多时间给了日本画和小说,至少说明,他心里清楚,人活着、组织活着,需要一些目标和衡量之外的东西。他没有把这些东西写进管理学,也许是觉得它们不属于管理学,也许是觉得它们写不进去,也许只是还没来得及。
那么,如果给美一个自己的名字,它在管理里会是什么样子?
大致可以分三层,对应 SDE 说的吸引的三件事:让人愿意来,愿意留,愿意信。
愿意来:一个组织身上,有没有让第一次路过的人想停下来的东西。糖水铺门口的那几盏灯,宋老板拍照前跟老人聊的那几句家常,水厂开放日里孩子趴着看的那个沉淀池。
愿意留:一个组织里,有没有让人想待下去的东西。老冯在那条街上的面子,聂院长那段视频里老人的笑,钱站长白板会以后那两个不走了的骑手。
愿意信:一个组织攒下的,有没有让人到了关键时候还愿意选它的东西。韩老板娘那几户十几年不走的老客户,苏敏给老街坊留的那批年宵花。
这三层,没有一层能靠定目标、做衡量直接管出来。它们要靠养:一点一点地做,一年一年地攒,守住一些不起眼的小事。
再说一句给美正名的话。有人会担心:讲美、讲吸引,会不会让组织变得只顾表面、不顾里子?会不会变成装修比服务要紧,包装比东西要紧?这个担心有道理。可是 SDE 说的美,不是脱离真和善的花架子。糖水铺的灯好看,可它的糖水也是真材实料的;老板撑的那把伞,是对人好的善。美是长在真和善上面的那层光,让人一眼就愿意靠近。没有真和善的美,是骗人的;没有美的真和善,是没人知道的。
放回日子里。
唐果毕业那年,回到家里,跟唐志明说:「爸,第三家店交给我试三个月吧。」
唐志明犹豫了很久。他怕女儿把店搞砸了,也怕女儿那套「好看不好看」的东西不顶用。苏敏说:「让她试试。反正那家店也不能更差了。」
唐果没有改价格,没有改进货,也没有改排班。她做了几件在唐志明看来「不务正业」的事:把门口的收银台挪到了里面,门口摆了一张旧木桌,桌上每天放一束当天最好看的花,旁边一个小牌子写着这束花叫什么、从哪里来、适合送给什么样的人;把店里的灯换成了暖光;在墙上留了一块地方,贴客人送花以后拍回来的照片;每个周六下午,开一个小时的「教你插一瓶花」,不收钱,谁路过都可以进来坐坐。
一个月过去,数字没怎么变。唐志明有点着急。
两个月,周六下午那一个小时,开始有人专门来了。有附近的老太太,有带孩子的年轻妈妈,有几个下了班的姑娘。她们插完花,有的买一把带走,有的什么也不买,只是坐着聊一会儿。
三个月,第三家店的进店人数涨了一倍多,营业额涨了四成。
唐志明拿着报表,半天没说话。最后他问唐果:「你这三个月,到底做了什么?我看你一个目标也没定。」
唐果说:「我就是想让人路过的时候,愿意停下来。」
唐志明琢磨了很久这句话。他这些年学的那一套,定目标、看报表、权责对等、不亏本,没有一样教过他「让人路过的时候愿意停下来」。
带走的话
美一直在德鲁克的理论里,只是一直借着别的名字:事实、方向、素养、机会。给它一个自己的名字,它管的是三件事:让人愿意来、愿意留、愿意信。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他四次走到美的门口,四次用别的钥匙开了别的门;美这扇门本身,他没有在理论里开过,却在日子里天天进出。
这一处,真、善、美——在轨、效率、吸引——少了哪一股?——少的就是美,吸引;它被分散到了真和善的名下,没有自己的位置。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组织少了真、少了善、少了美,各会得什么病?德鲁克的管理学,开的是哪两种病的药?
设想同一条街上有三家早餐店。
第一家,老板手艺好,店面也讨喜,街坊都爱来。可老板记账稀里糊涂,进货凭感觉,豆浆的价格一年改了五回,有时候算错了钱自己都不知道。开了两年,生意一直红火,钱却没挣着,最后欠了供货商一屁股债,关门了。这家店少的是真:账不真,心里没数,跑偏了自己还不知道。
第二家,老板精明,账算得清清楚楚,进货一分不多。可他对店员很苛刻,动不动扣钱,一个店员干不满三个月就走。店里天天在招人、在教人、在吵架。客人来了,常常碰上新手,豆浆洒了、找错钱。开了三年,老板累得生了一场病,把店转了出去。这家店少的是善:内耗太重,走不顺。
第三家,老板的账是真的,对店员也不错,店里的活井井有条。可这家店开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门面灰扑扑的,里面的桌椅也旧。东西不难吃,价钱也公道,可就是没什么人来。路过的人瞥一眼,脚步不停。开了一年多,勉强维持,老板自己也说不出哪里不对。这家店少的是美:没人愿意靠近。
三家店,三种病。SDE 管理学说,管理的使命是维持和平衡真、善、美三股力的正常运行;三股力少一股,组织就出一种病:少了真,会跑偏;少了善,会内耗;少了美,会没人来。
这一章是第五编的总账。前四章一股一股看过来,这一章把它们放在一张桌上算。
先算真。
德鲁克在真这一股上写了什么?「企业的目的在外面」「顾客认的价值才算数」「结果都在外面,里面只有成本」「利润是检验」「不买你东西的人更要紧」「决策要从事实和不同意见出发」「定期回头对一对自己当初的判断」。这些都在让组织对准外面的真实,不跑偏。
第一家早餐店那样的病,德鲁克的药是对症的:把账弄真,把顾客弄清,把结果放在外面看。
这一股,他写得最足,读数是满的。
再算善。
德鲁克在善这一股上写了什么?「权力必须配责任」「人是资源,不是成本」「让工作有成效,让工作的人有成就」「对社会的影响负责」「不明知故犯地伤害」「信息的责任」「管理是一门人文艺术」「知识工作者要当志愿者来对待」。这些都在让组织走得顺,不内耗,不伤人。
第二家早餐店那样的病,德鲁克的药也是对症的:给店员责任和尊重,让他们自己管自己,权力和责任对等,大家不较劲。
这一股,他写得最正,读数也是满的。
最后算美。
德鲁克在美这一股上写了什么?第 20 章细数过:美被放到了四个地方,用了四个别的名字。顾客那一侧的「身份」,当成事实;志愿者为什么来,归给使命;正直和人文,当成素养;认知的变化,当成机会。四个地方都碰到了美,可没有一处把它当成一股跟真、善并列的、组织自己要养要守的力。
第三家早餐店那样的病,德鲁克的药不太对症。按他的药方,第三家店的老板会去问:我的事业是什么?我的顾客是谁?顾客重视什么?他会去调查,去定目标,去检查进店人数。这些都不坏,可它们管不了「路过的人为什么不愿意停下来」。那需要的是另一样功夫:把门面收拾得让人想多看一眼,把店里弄得让人愿意坐一会儿,让老板这个人让人愿意打个招呼。这样功夫,德鲁克的理论里没有。
这一股,读数是空的。
下面把三股力的账排成一张表。
| 价值力量 | 保持什么 | 少了它会怎样 | 德鲁克写了什么 | 读数 |
|---|---|---|---|---|
| 真 | 在轨 | 跑偏 | 目的在外面、顾客认的价值、结果在外面、利润是检验、非顾客、从事实出发的决策、回头对照 | 满 |
| 善 | 效率 | 内耗 | 权力配责任、人是资源、工作有成就、社会责任、不明知故犯地伤害、信息的责任、人文艺术 | 满 |
| 美 | 吸引 | 没人来 | 散在四处:顾客的身份(当事实)、志愿者的使命(当方向)、正直与人文(当素养)、认知变化(当机会) | 空(散在别处,无自己的位置) |
表上还有一处值得多看一眼:美那一行,读数写的是「空」,可后面还括了一句「散在别处」。这两个字的分寸要拿准。说「空」,是说它没有作为一股独立的力立起来;说「散在别处」,是说它的碎片其实到处都是。德鲁克不是一个对美无感的人,他是一个把美拆开、分给真和善去保管的人。这跟第一编看到的他一样:日本画挂在墙上,小说写在案头,管理书里讲的是目标和责任。东西都在他身边,只是没放在同一个抽屉里。
这个分寸,第八编讲缝隙的时候还要用:缝隙不是一片空白,是一道没接上的缝;两边的东西都在,只是中间没缝起来。
这张表算下来,就是第四编那个定位式的使命版:德鲁克的管理=F(真,善)——使命三股力只写了两股。
把第四编和第五编的账合起来,可以写出本书的理论判词:
德鲁克把管理从「管人」拉到了「为社会做对的事、把对的事做成」,真和善两股力都立起来了;可他用「目标」把三方程收成了一个靶子,把美——吸引——留在了理论外面。
这句判词有三层。第一层是功:从管人到为社会做对的事、把对的事做成,这是他把管理学抬高的那一步,是真功。第二层是一个动作:用目标把三方程收成一个靶子,这是第四编算出来的「先定靶子」。第三层是一个缺口:美留在了理论外面,这是第五编算出来的。
第二层和第三层,其实是缠在一起的。为什么美进不了他的理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理论骨架是目标:先定靶子,再去打。美这股力,很难定成一个靶子。你可以定「本月进店人数涨两成」,可是让人愿意停下来、愿意坐一会儿、愿意下回再来,这件事不是打靶打出来的,是一点一点养出来的。一个以靶子为骨架的理论,天然装不下一股要靠养的力。
所以,「先定靶子」和「美留在外面」,是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两根枝。这个根,第十一编会合成一句话。
还可以从三家早餐店倒过来想一想:一家店要是三股力都有,会是什么样子?账是真的,心里有数;店员处得来,活干得顺;门面让人想停下来,老板让人愿意打个招呼。这样的店,不一定最赚钱,可它最经得起变故:真让它不跑偏,善让它不内耗,美让它在难的时候还有人来。三股力互相撑着,少一股,另外两股也会慢慢歪。
这正是三方程说的意思。价值那一格里,真、善、美也是互相撑着的:没有真的美,是花架子,迟早露馅;没有美的真,是冷冰冰的账本,让人敬而远之;没有善的真和美,是一家对外光鲜、对内苛刻的店,撑不长。德鲁克把真和善撑得很牢,第三根柱子空着,房子不会倒,可是一阵风来,晃得厉害。
还有一层,这里先预告。
理论之刀算到这里,读数是:缺美。可是缝隙这把刀,还有另一本账:人生。第一编和第二编已经一路记下来了:他从小在客厅里泡在吸引里;他被一出歌剧、一场画展打动;他晚年看日本画、讲东方艺术、写小说、写一本以别人为主角的自传;全世界的经理人愿意听一个不当经理的人讲管理。
两本账放在一起,就是本书的主梁:理论里缺的那一股力,就是他人生里最旺的那一股力。
他教的是把事做真、把事做好,他靠的是让人愿意靠近。
画面版:他教的是一张目标表,他靠的是一幅日本画。
这句话第八编会细细地对。这里只先把它立在这里,作为理论之刀和人生之刀会合的地方。
最后补一句给读者的提醒。这张账表,不是要给德鲁克打分,更不是说他只得了三分之二。三股力不是三道考题,答对两道就是六十六分。它们是一个组织站住的三根柱子;在德鲁克研究的那类大组织里,前两根最承重,他把最承重的两根立得最牢。第三根,在大组织里平时不显,到了要招新人、要换代、要跟别人抢顾客的时候,就显出来了。
放回日子里。
唐家的三家花店,用这三股力一量,各有各的样子。
第一家店,十几年了,三股力都在:账是真的(唐志明管),店员处得来(老冯在),街坊愿意来(苏敏和老冯攒下的吸引)。这家店最稳。
第二家店,小罗管得好:账真,目标清楚,店员自己定目标、自己检查,内耗少。后来又学了唐果,加了暖光和门口的向日葵。三股力也都在,只是美那一股还嫩。
第三家店,前两年真和善都在,美是空的。唐果那三个月,补的就是美。
唐志明拿着三家店的报表,在一张纸上画了三列:真、善、美。每一列写上三家店各做了什么。画完以后,他看了很久,跟苏敏说:「这些年,我管的都是前两列。第三列,是你和女儿在管。」
苏敏说:「也不是我们在管。是我们觉得该这样做。」
唐志明说:「那就是我们这家店最缺的一样:有人觉得该这样做,可是没人把它当成正事来管。」
那天晚上,唐志明在三列的纸上又加了一行字:每个月,三家店各说一件「让人愿意来」的事。不定数字,不排名次,只说一件事。
头一个月,第一家店说的是老冯给一位老太太留了一枝她最喜欢的芍药;第二家店说的是小罗把向日葵挪到了门口;第三家店说的是周六下午来了一个小姑娘,插完花非要给店员画一张画。
唐志明听完,没有评好坏。他只是把这三件事记在本子上。过了半年,本子上记了十八件事。他翻着本子,发现这十八件事里,没有一件是他定过目标的,可每一件,都在店里的报表上留下了一点痕迹:回头客多了一点,进店的人多了一点,店员走得少了一点。
他这才明白,美这一股,不是不能管,只是不能用定靶子的办法管。它要用另一种办法:看见它,记下它,让它被人知道。
带走的话
少了真会跑偏,少了善会内耗,少了美会没人来。德鲁克开了前两种病的好药,第三种病的药方,在他的日子里,不在他的书里。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真和善两扇门开得又大又正;美这扇门,他在理论里没开,在日子里天天进出。
这一处,真、善、美——在轨、效率、吸引——少了哪一股?——少了美,吸引。理论里缺的这一股,正是他人生里最旺的那一股。
第四编看的是管理本身,那个三角;第五编看的是管理的使命,三股力。从这一编起,进入具体的管理实践。
SDE 管理学说,具体的管理实践有两套三组合。这一编看第一套:价值(S3)、意义三律(D1)、信息(E2)。用大白话说,它管三件事:为了什么,怎样说清,怎样量。
为了什么,靠意义三律:创造、自由、幸福。一个组织做一件事,最后是为了创造出什么,为了让人更自由一些,为了让人更幸福一些。三律之间还有一层牵连:自由律等于创造律乘以幸福律。这是一个乘法,不是加法:只有创造没有幸福,或者只有幸福没有创造,乘出来都是零,人并不会因此更自由。
怎样说清、怎样量,靠信息:符号、逻辑、数学。符号是故事、名字、图像、口碑;逻辑是道理、因果、论证;数学是数字、衡量、统计。一件事要让人明白,要说出道理,要能量出来。
德鲁克在这一套组合里,写得最响亮的一句话是「企业的目的是创造顾客」,最有名的一套办法是「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最信的是数字和道理。这一编四章:第 22 章看「创造顾客」和意义三律;第 23 章看目标管理,他写的是两半,传下来只剩一半;第 24 章看信息与衡量,他信数字和道理,不大信故事;第 25 章到收回动作的现场,看「先定靶子」怎样发生,并算这一编的总账。
这一章的问题:一家店为了什么开?只为了创造,还是也为了让人更自由、更幸福?
设想一个城郊的社区,搬来了很多年轻家庭。有一位姓严的女士,原来在城里的培训机构教美术,辞职以后在社区里租了一间一楼的门面,开了一个「周末手工坊」:带孩子做陶泥、做木工、做布艺。
开张前,她找了一个做生意的亲戚帮她出主意。亲戚问她:「你这个店,为了什么开?」
严女士想了想,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这一片没有让孩子动手的地方,我想做一个出来。」第二句:「我在培训机构干了八年,天天按教案上课,不自由。我想自己说了算。」第三句:「我想让来的孩子和家长,周末有个高兴的去处。」
亲戚听完,摇摇头:「你这三句,只有第一句是生意。第二句是你自己的事,第三句是空话。开店,就是要找到顾客、满足顾客,你只要想第一句。」
严女士没争辩,可她心里不服。她觉得,三句话少了哪一句,这个店就不是她想开的那个店了。
这三句话,用 SDE 的话说,正好是意义三律:创造(做一个这里没有的东西),自由(自己说了算),幸福(让人高兴)。亲戚只认第一句。
德鲁克大概也会先认第一句。
第 13 章已经讲过,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里说:企业的目的在企业之外,在社会之中;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正确的定义,就是创造顾客〔待核,措辞只转述〕。他接着说,因为企业的目的是创造顾客,所以企业有两项、而且只有两项基本功能:营销和创新〔待核〕。营销,是弄清楚顾客是谁、要什么,让产品自己就能卖出去;创新,是提供更好、更新的东西,创造出新的满足。
「创造顾客」这四个字,分量很重。
先说它对在哪儿。
第一样对,是「创造」这个词。顾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市场上本来就摆着、等你去抢的。顾客是被创造出来的:在你提供这样东西以前,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需要它;你提供了,他们才变成了顾客。严女士的手工坊,开张以前,这一片的家长并没有想过「周末要带孩子去做陶泥」;她开了,他们才发现自己需要。德鲁克说创造顾客,就是说企业的根本是创造:让本来没有的需要,变成有。
第二样对,是营销和创新这两项功能。它把企业的工作一下子收拢了:所有的事,要么是在弄清顾客、服务顾客,要么是在给顾客创造新的东西。别的事,生产、财务、人事,都是为这两样服务的。这个收拢很有力,它让很多企业看清了,自己忙的事里,哪些是根本,哪些是枝节。
第三样对,是它把企业的意义放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创造,是人最了不起的一种能力。德鲁克说企业的目的是创造,等于说,做生意不只是买进卖出、低买高卖,而是一种创造性的事业。这让无数做生意的人,对自己的事业多了一份敬重。
创造这一律,德鲁克后来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里写得更细。他说创新不是天才的灵光一闪,而是一种有系统、有目的的工作;他列了创新机会的七个来源:意料之外的成功或失败,现实和设想之间的不协调,流程上的需要,行业和市场格局的变化,人口的变化,认知的变化,新知识〔待核,据该书大意〕。他特别提醒,七个来源里,最容易被忽视、也最靠得住的,是前几个:一个意料之外的成功,常常比一项新发明更值得抓住〔待核〕。
这一套讲法,让「创造」从一件靠运气的事,变成了一件可以学、可以练、可以管的事。严女士的手工坊,就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机会:这一片搬来了很多年轻家庭(人口的变化),家长们越来越不愿意让孩子只做题(认知的变化)。她未必读过德鲁克,可她抓住的,正是德鲁克说的那几个来源。
用 SDE 看这一处。
SDE 管理学说,为了什么,靠意义三律:创造、自由、幸福。
德鲁克的「创造顾客」,落在创造律上,而且落得又深又准。这一律,他写满了:创造顾客、创新、企业家精神、有系统的创新、创新的七个来源,他用了几十年、好几本书来写。
那么另外两律呢?
自由律。德鲁克其实很早就关心自由。他的第二本书《工业人的未来》,问的就是:在一个大公司主导的工业社会里,人怎样才能保有自由,社会怎样才能既有效率又是自由的〔待核,只转述大意〕。他一辈子反对极权,主张一个由许多自治组织组成的多元社会,认为这是自由的保障〔待核〕。他讲知识工作者,说他们要自己管自己,这也是一种自由。
可是,自由在他那里,主要是在社会的层面讲,在政治的层面讲:一个社会怎样才是自由的。落到一个组织为了什么、一家店为了什么的时候,他讲的是创造顾客,不讲让人更自由。严女士说「我想自己说了算」,这句话在德鲁克的「企业目的」里,没有位置;它被当成了「个人的事」。
幸福律。这一律,在德鲁克的管理书里,几乎找不到。他讲工作要有成就,讲人要发挥长处,讲知识工作者要有贡献,这些都跟幸福有点边。可是「让人高兴」「让人过得好一些」作为一个组织的目的,他不讲。他甚至对「让员工满意」这类说法保持着警惕,第 12 章讲过,他批评人际关系学派只顾让人「感觉好」〔待核〕。幸福在他那里,被当成了一个靠不住的、软绵绵的东西。
所以,在意义三律上,德鲁克的读数是:创造律写满,自由律交给了社会,幸福律交给了个人。
这样一来,会出什么问题?
SDE 说,自由律等于创造律乘以幸福律。这是一个乘法。一个组织只讲创造,不讲幸福,乘出来的自由是零:组织里的人被创造的任务驱赶着,越干越不自由。严女士在培训机构干了八年,那个机构是在创造的,它创造了很多顾客,开了很多分校;可是严女士在里面,天天按教案上课,不自由,也不幸福。她辞职,就是因为那个乘法乘出了零。
反过来,一个组织只讲幸福,不讲创造,乘出来的自由也是零:大家过得挺舒服,可什么也没做成,舒服也撑不久,最后谁也不自由。
只有创造和幸福都在,乘出来的那一份自由,才是真的:人在这里能做成事,也能过得好,于是觉得这个地方是自己的,自己说了算。
德鲁克写了创造,没写幸福,乘法的另一个因子空着。这就是他的意义三律只写了一律的代价:他让组织会创造了,却没有告诉组织,怎样让创造的人也自由、也幸福。
还可以举一个反过来的样子。设想一个老小区里有一个下象棋的角落,几位退休老人每天下午在那里摆两盘。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创造什么,大家图的就是高兴(幸福),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自由)。这个角落很舒服,可是十年过去,还是那几位老人,还是那两盘棋,年轻人路过看一眼就走了。它有幸福,有自由,缺创造,于是长不大、也传不下去。等那几位老人下不动了,角落就空了。
三律缺哪一律,都会出毛病。德鲁克补足了最容易被忽视的那一律,创造,这是他对很多「舒服但长不大」的组织的提醒。可他把另外两律交了出去,又让很多「会创造但不舒服」的组织,越做越大,越做越累。
再看德鲁克自己。他这一辈子,创造是满的,三十多本书,开出一门学问;自由也是满的,一个人的工作室,不当谁的下属,说什么写什么都自己做主;幸福呢?从他晚年的样子看,看日本画、写小说、自己接电话、九十多岁还在写,大概也是满的。他自己的三律,乘出来是一个很大的数。可是他教给组织的,只有第一律。他把自己日子里那个乘法,只拿了一个因子放进书里。
这跟第五编讲的缺美,是一个形状。幸福和美,在日子里常常是缠在一起的:一个让人高兴的地方,往往也是让人愿意靠近的地方。严女士说「让来的孩子和家长周末有个高兴的去处」,这是幸福律;这个去处让人愿意来,这是美。德鲁克两样都没写进理论。
用「管、带、长」三个字看意义三律。创造,可以带:给一个方向,给一套找机会的办法,让人自己去创造。自由,带不出来,只能让出地方:上面的人少管一点,下面的人才有自己说了算的余地。幸福,更带不出来,它要长:一个地方让人高兴,是一天一天的小事攒起来的。德鲁克擅长带,所以创造这一律他写得最好;自由要让、幸福要长,不是带的工具能管住的,所以这两律在他那里就淡了。
再用 SDE 的动力机制看一眼严女士。她在培训机构那八年,张力一点点积累:创造是有的,自由和幸福是零,乘法乘出了零。第二拍,形状改变,她辞职开了手工坊。第三拍,回写:她开店的时候,把那八年的教训写进了店的规矩里,扩张要先问会不会把三律里的哪一律弄成零。这一拍回写,让她的店从一开始就长成了另一种样子。
还要说一层「传播中变宽」。「企业的目的是创造顾客」这句话,后来在很多公司里,被读成了「客户第一」「以客户为中心」,再往下,变成了「客户就是上帝」,再往下,变成了「不惜一切代价满足客户」。员工被要求无条件地满足客户,加班、受气、被投诉。一句讲创造的话,一路传下来,变成了一根压在员工身上的棍子。
德鲁克本意不是这样。他讲创造顾客,同时讲让工作的人有成就、讲把人当资源。可是在这句话的传播里,「创造」被留下了,跟它配对的那一半,人在创造里是不是自由、是不是幸福,被丢掉了。这正是因为,那一半在他的理论里本来就不够响。
德鲁克对幸福的这份警惕,也该替他说一句。他见过太多组织用「让员工开心」来代替「让员工做成事」:搞联欢,发福利,喊口号,可工作本身一团糟。他说,人最深的满足来自成就,不来自被哄高兴〔待核,只转述〕。这个判断是对的。SDE 说的幸福律,也不是「被哄高兴」,而是一个人在这里做成了事、过得也好,两样都有。只是德鲁克在否定「被哄高兴」的时候,把幸福律本身也一起推开了。
放回日子里。
严女士的手工坊开了一年,做得还不错。周末常常满员,还有家长问能不能平时也开。
那个亲戚又来了,给她出了个主意:「你现在有顾客了,该扩张了。平时开晚班,暑假开集训营,再招两个老师,开第二家。」
严女士算了一笔账,按亲戚的办法,一年的收入能翻一番。可她也算了另一笔账:平时开晚班,她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了;招老师,就得定教案、定标准、定考核,她又回到了培训机构那一套。
她犹豫了很久,最后只做了一件事:暑假开了一期集训营,只开一期,不再多开。第二家店,没开。
亲戚说她不会做生意。严女士说:「我开这个店,是为了三件事。扩张能多创造一些,可我会不自由,来的孩子也不会更高兴。三件事少了两件,挣得再多,也不是我想要的店。」
这个选择对不对,没有标准答案。也许几年以后她会后悔,也许不会。本书要说的只是:在德鲁克的「企业目的」里,严女士的这个选择很难被理解,因为他的目的只有一律;在 SDE 的意义三律里,这个选择是看得懂的:她在守那个乘法,不让它乘出零来。
唐家的花店也碰到过同样的事。有一年,一个连锁品牌找上门,想收购唐家的三家店,挂他们的牌子。唐志明动了心,苏敏不同意。苏敏说:「挂了人家的牌子,进什么花、怎么包、卖什么价,都是人家说了算。我插了二十多年的花,到头来插得不自由。」
唐志明想了几天,回绝了。
带走的话
「企业的目的是创造顾客」,把做生意抬到了创造的高度。可一家店为了什么开,不只为了创造,也为了让人自由、让人幸福。只有创造没有幸福,乘出来的自由是零。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企业的目的是创造」这扇大门,创造律写满;自由律交给了社会,幸福律交给了个人,乘法的另一个因子空着。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创造顾客」是带:给组织一个朝外的方向;严女士的手工坊是长出来的,她守的是三律一起。
这一章的问题:一套办法传到后来,为什么只剩下一半?
设想一家中等规模的装修公司,设计部有十几个设计师。新来的部门经理姓翁,是从一家大公司跳槽过来的,带来了一套「目标管理」:每个设计师每个月要签几个单、出几套方案、客户满意度多少分,全部写进目标责任书,月底考核,完不成扣绩效。
头三个月,签单量确实涨了。可是问题也来了:设计师们为了凑够方案数,一套方案改改颜色就算两套;为了签单,答应客户一些做不到的事,到了施工的时候又扯皮;为了满意度分数,私下求客户打高分。有个干了七年的老设计师跟翁经理说:「你这个目标,是让我们跟数字较劲,不是跟房子较劲。」
翁经理委屈:「目标管理是德鲁克提出来的,全世界的大公司都在用,怎么到了这里就不灵了?」
老设计师说:「德鲁克的书我读过。他那本书里,那一章的题目,后面还有半截。」
那半截,是「自我控制」。
德鲁克在 1954 年的《管理的实践》里,有一章的题目叫「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待核,章名按通行译法〕。这一章后来成了他最有名的一章,「目标管理」这四个字传遍了全世界。可是题目的后半截,「自我控制」,很多人记不住。
这一章的意思,大致是这样〔待核,只转述大意〕:
每一个管理者,都需要有清楚的目标;这些目标要从整个企业的目标里推出来,说清楚他这个部门要做出什么贡献。可是,目标不能由上级单方面下达,要由管理者自己参与制定,甚至由他自己提出,上级审核。这样定出来的目标,他才会当成自己的。
更要紧的是后半截:目标定了以后,要让管理者自己控制自己的工作。他要能拿到衡量自己表现所需要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首先要给他自己,而不是先给他的上级〔待核〕。他自己看见了偏差,自己纠正。上级不再盯着他的过程,而是在必要的时候帮他。
德鲁克说,目标管理最大的好处,是让管理者能用自我控制,取代从外面来的控制〔待核,只转述〕。他把这一套称为一种「管理的哲学」,而不只是一种技术〔待核〕。
这一套,先说对在哪儿。
第 19 章已经讲过它的保底:在它刚提出的年代,它是一次真正的解放,把干活的人从「被盯着的人」变成了「自己管自己的人」。这里再补两层。
一层是「目标从下往上提」。在很多组织里,目标是从上往下压的:老板定一个数,层层分解,分到每个人头上。德鲁克说,不对,下面的人要参与,甚至要自己先提。他的理由很实在:下面的人最清楚自己能做多少、该做什么;他自己提的目标,他才会拼命去完成。这是给组织开了一条从下往上回写的路。
另一层是「信息先给自己」。这一条最容易被忽略,却最见德鲁克的功夫。一个人能不能自我控制,关键在于他能不能及时看见自己干得怎么样。如果信息先给了上级,上级拿着信息来问他,那就变成了上级控制他;如果信息先给他自己,他自己看见、自己改,那才是自我控制。一个数据先给谁看,决定了这是一套解放人的办法,还是一套盯人的办法。
更难得的是,德鲁克自己后来也看见了这套办法的边界。据一些访谈的记载,他晚年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目标管理在你知道目标是什么的时候管用,可很多时候,你并不知道〔待核,只转述,出处待查〕。一个提出了这套办法的人,能看见它在什么时候不灵,这份清醒很少见。
用 SDE 看这一处。
这一章放在实践一(S3·D1·E2)里看,正好三件事都碰到了。
为了什么(D1):目标管理要求每个人的目标从企业的目的里推出来,说清楚自己要做出什么贡献。这是在讲创造:每个人都为企业创造顾客出一份力。
怎样说清、怎样量(E2):目标要写下来,要具体,要能衡量。这是逻辑和数学:说清楚道理,量得出结果。
那么「自我控制」那半截,落在哪里?
它落在意义三律的第二律上:自由。一个人自己定目标、自己看信息、自己纠偏,上级不盯过程,这就是自由,是在组织里「自己说了算」的那一份余地。第 22 章说德鲁克把自由律交给了社会,这里要补一句:他在目标管理里,其实给自由律留了一颗种子,就是「自我控制」这半截。
可惜的是,这颗种子,在传播中被丢掉了。
目标管理传进了各种组织,前半截「目标」被留下了,而且越变越硬:目标由上往下压,分解到每个人,写进责任书,跟奖金挂钩。后半截「自我控制」被丢掉了:信息先给上级,上级拿着数字来问;目标不是自己提的,是被分到的;完不成,是要扣钱的。到了最后,它变成了一张考核表,再往下,就是 KPI。
翁经理的装修公司,就是这样的结局:目标还在,自我控制没了。设计师们不是在自己管自己,而是在被数字管。被数字管的人,就会跟数字较劲:凑数、作假、求高分。这正是德鲁克最不想看到的样子。
还有一处变化,常被人忽略:目标里装的东西变窄了。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里说,目标要覆盖八个领域,其中有「员工的表现与态度」「管理者的培养」「社会责任」这些不好量的东西〔待核〕。他承认这些领域很难衡量,可他说,难衡量也要定目标,也要想办法去看。到了考核表里,这些难量的东西多半被删了,剩下的是签单量、营业额、方案数这些好量的。信息那一格里,数学挤掉了逻辑:能算出来的留下,要讲道理才说得清的,被删了。
一张只装好量的东西的目标表,会悄悄改变一个组织在乎什么。设计师们不是不知道房子要做好,可表上只量签单,他们就去签单。量什么,人就做什么;不量的东西,慢慢就没人管了。
还可以说一说这套办法在中国的遭遇。很多单位学目标管理,学的是「层层分解、责任到人、考核到底」这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没有一个字讲自我控制。它们是前半截的极致:目标从顶上一层一层分下来,分到每个人头上,再一层一层考上去。德鲁克要是看见这十二个字,大概会说:这不是我写的那一章,这是我那一章前半截的一半。
为什么丢的偏偏是后半截?
一个原因是,前半截好管,后半截不好管。目标可以写下来、可以考核、可以跟奖金挂钩,上级拿着它心里有底。自我控制呢?你没法考核一个人有没有在自我控制,你只能信他。信人,比管人难得多。
另一个原因,跟本书说的「先定靶子」有关。目标管理的骨架,是先定目标,再去实现。一旦目标被当成了一个靶子,打中了就算赢,那么谁来定靶子、谁来看靶子、谁来判断打没打中,自然就落到了上级手里。自我控制要的是另一种东西:目标不是一个固定的靶子,是一个人在干活的过程中,一边干一边调的方向。这种东西,跟靶子的骨架天然不太合。
还有一个原因,跟意义三律的乘法有关。自我控制要立得住,光有自由不够,还要有幸福:一个人愿意自己管自己,是因为他觉得这件事值得、干起来有意思。如果只有目标(创造)和自我控制(自由),没有让人觉得值得、有意思的那一份(幸福,以及跟幸福缠在一起的美),自我控制就没有根,迟早被外面的控制取代。德鲁克的幸福律是空的,所以他种下的自由律的种子,没有长起来。
用 SDE 的动力机制再看一眼。目标管理本来给组织开了一条从下往上回写的路:下面的人自己提目标,等于把他们在干活中看到的东西写回到组织的计划里。这是三原理里最难得的一拍。目标管理变成考核表以后,这条路就断了:目标从上往下压,下面的人只能完成,不能回写。组织里张力照样在积累,设计师和客户扯皮、数字和房子较劲,可是这些张力没有一条正经的路写回到目标上去,只能用凑数和作假的方式泄出来。
一个组织里,凑数和作假多起来,常常不是因为人变坏了,是因为回写的路断了。
还要替翁经理说句话。他不是坏人,也不是不懂。他从大公司带来的那一套,在大公司里也许运转得不错:大公司的人多,流程细,数据全,就算只剩前半截,也还能凑合。可装修公司的设计部只有十几个人,每个人的活都不一样,每个客户的房子都不一样,硬套一张统一的考核表,前半截的毛病就全暴露了。一套办法在哪里还凑合、在哪里就不灵,跟组织的大小、活的性质,干系很大。
放回日子里。
翁经理碰了钉子以后,去找那位老设计师聊了一个下午。老设计师给他讲了自己刚入行时的老师傅是怎样带人的:老师傅从不给他定方案数,只是每接一个单,跟他一起去看一回房子,回来问他:「你想给这家人一个什么样的家?」他说完了,老师傅只说一句:「那你就去做,做完了拿给我看。」
翁经理回去改了一件事:每个设计师每个月的目标,不再由他来定,而是每个人自己提,提完了他们俩一起谈,谈定了,设计师自己记。签单量、方案数、满意度这些数字,每周先发给设计师本人,不再先发给他。
又过了三个月,签单量没再涨,可是扯皮的事少了一大半,投诉也少了。老设计师说:「现在像是跟房子较劲了。」
可是翁经理还发现了另一件事:有两个年轻设计师,自己提的目标很低,每个月轻轻松松完成,也不想多干。他问其中一个为什么,年轻人说:「干多干少一个样,我也看不出干好了能怎么样。」
自我控制回来了,可这个年轻人不愿意多控制自己一点。他缺的不是自由,是一个让他觉得值得多干一点的东西:干好了能变成什么样,这个地方有没有让他想靠近的将来。这是第 12 章阿玲那句话的回声,也是本书一直在说的那一股力。
带走的话
德鲁克写的是两半:目标,加自我控制。传下来只剩前一半,后一半是自由的种子。种子要长起来,还得有让人觉得值得的那一份。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目标加自我控制」这扇大门,还给自由律留了一颗种子;幸福那一份他没写,种子没长起来,后人又把门关成了一张考核表。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他写的是带:自己定、自己查;传下来变成了管:上面压、上面查。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组织靠什么让人明白它在干什么——一张报表、一番道理,还是一个故事?
设想县城里有两家烧饼铺,隔着一条街。
东边那家,老板是个读过几年书的年轻人,管得很细:每天卖了多少个、哪个时段卖得最好、哪种口味的回头率最高,都记在手机里,每周分析一回。他还在墙上贴了一张「本店的经营理念」,写了五条,条条有道理:用料实在,现做现卖,价格公道,环境整洁,服务热情。
西边那家,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汉,什么也不记。可他的铺子门口,常常有人一边排队一边讲一个故事:这老汉年轻时在部队当炊事兵,烧饼的手艺是一个老班长教的,老班长临走前说,烧饼要让吃的人吃出家里的味道。老汉守着这句话,做了四十年。
这个故事是真是假,谁也没核实过。可是外地来的人,常常是听了这个故事,专门找过来的。
东边那家,有数字,有道理;西边那家,有一个故事。两家生意都不坏,可是西边那家的名气,传得比东边那家远得多。
一个组织要让人明白它在干什么,靠什么?SDE 管理学说,靠信息。信息有三样:符号、逻辑、数学。符号是故事、名字、图像、口碑,让人一听就记住、一看就明白;逻辑是道理、因果、论证,让人想得通;数学是数字、衡量、统计,让人算得清。
德鲁克在这三样上,是怎样分配力气的?
先说数学。德鲁克非常看重衡量。他说,管理者需要衡量自己的表现,需要知道结果;没有衡量,就没有自我控制,没有改进〔待核,只转述〕。他讲目标,要求目标要能衡量;他讲企业的八个目标领域,每个领域都要找到衡量的办法,哪怕很难〔待核〕。他讲生产率,讲利润,讲投资回报,都离不开数字。
这里要顺带澄清一件事。有一句话流传得很广:「能衡量的,才能管理」,或者「你无法衡量的,就无法管理」。这句话常常被安在德鲁克头上。可是据研究德鲁克的人考证,在他的著作里找不到这句原话〔待核,见德鲁克研究机构的澄清〕。他看重衡量是真的,可他也说过,有些最要紧的东西是很难衡量的,比如一个人的品格、一个组织的精神,管理者不能因为难以衡量就不管它们〔待核,只转述〕。这句名言是后人替他「浓缩」出来的,浓缩的时候,把他那半句「难量的也要管」给浓缩掉了。
再说逻辑。德鲁克的书,是讲道理的书。他很少堆数字、画曲线,他靠的是把一件事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为什么企业的目的在外面,为什么利润不是目的,为什么知识工作者要自己管自己。每一个结论,都有一串道理撑着。他的文字清楚、干脆,很少绕弯子,读者读完会觉得「对,就是这么回事」。这是逻辑的力量。
他晚年还讲过很多关于信息的事。他说,未来的组织会是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层级会变少,因为很多中层管理者的工作,其实只是在传递信息〔待核,据 1988 年《哈佛商业评论》文章大意〕。他还说,信息技术这些年发展的,主要是「技术」那一半,而不是「信息」那一半:机器越来越快,可管理者真正需要的信息,特别是关于外面的信息,并没有多多少〔待核,只转述〕。
最后说符号。故事、名字、图像、口碑,在德鲁克的管理理论里,位置很小。
他很少讲一个组织的故事该怎样讲,一个品牌的名字该怎样立,一个组织的口碑该怎样攒。第 15 章讲过,品牌在他的管理书里不是一个核心话题。他讲沟通,讲的主要是怎样让信息准确地传递、怎样让上下之间互相理解〔待核,他讲过「沟通是接收者的事」一类的意思〕,讲的是逻辑那一层,不是符号那一层。
可是,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德鲁克本人,是一个讲故事的大师。
他的自传《旁观者》,通篇是故事。他的管理书里,也处处是故事:凯迪拉克的经理怎样想出「钻石和貂皮」,斯隆怎样为一个职位谈好几个钟头,某个将军怎样用人,某个医院怎样排班。很多读者记住德鲁克的道理,靠的恰恰是这些故事。他用故事讲道理,讲得又生动又好记。
他用了一辈子符号,却没有在理论里给符号一个位置。故事是他讲道理的工具,不是他讲的道理本身。
先说他对在哪儿。
在数学这一层,他对就对在:他让管理有了一个实打实的检验。很多组织的毛病,是凭感觉、凭关系、凭资历做决定。德鲁克说,要看结果,要衡量,要用事实说话。这让管理从拍脑袋,变成了有依据的事。
在逻辑这一层,他对就对在:他让管理有了一套说得通的道理。在他之前,很多管理的做法是一堆经验、一堆窍门,各管各的;他把它们串起来,讲清楚背后的道理,让管理成了一门可以学、可以教、可以讨论的学问。
用 SDE 看这一处。
信息三样,德鲁克的读数是:数学写得足,逻辑写得最好,符号几乎没写,却用得最多。
符号这一样,跟美离得最近。一个组织让人愿意靠近,常常不是因为一张报表,也不是因为一番道理,而是因为一个故事、一个名字、一个画面。西边烧饼铺的老班长的故事,第 20 章糖水铺门口的玻璃灯,第 19 章水厂开放日那张孩子趴在池边的照片,聂院长那段老人笑的视频,都是符号。它们让人一听、一看,就愿意靠近。
数学量不出吸引,逻辑讲不出吸引,符号能把吸引传出去。德鲁克把符号留在了理论外面,等于把美往外传的那条路,也留在了理论外面。
这又是本书主缝的一个样子:缺美的理论,也缺符号;可他的日子里,美和符号都是最旺的。他靠讲故事让全世界的经理人愿意听他,可他教给经理人的,是数字和道理。
故事在组织里还有一种用处,常被人小看:它是回写的路。按 SDE 的动力机制,组织在张力里改了样子以后,要回过头去把旧东西改写一遍,新的样子才算立住。这一拍回写,靠什么传下去?规章制度能传一部分,可是新来的人读规章,只知道「要这样做」,不知道「为什么」。故事能把「为什么」带下去:某一年出了什么事,大家怎样熬过来的,从那以后才有了这条规矩。第 7 章讲过,一个厂子在难关里没裁人,这件事被讲了二十年,新工人一进门就听老工人讲;第 19 章魏厂长拿给年轻人看的那份事故报告,也是一个故事。一条规矩背后有一个故事,人才守得住。
德鲁克讲回写,讲的是有计划地放弃、定期回头对照,用的是逻辑和数学。他没有讲故事在回写里的用处。
符号在传开以后,也有它变样的方式。很多组织后来也明白了故事要紧,于是请人来「提炼企业文化」:写口号,编手册,做文化墙,组织员工背诵。故事被提炼成了口号,口号被印成了标语,标语被贴满了墙。可是标语跟东边烧饼铺那五条经营理念一样,没人记得。故事的力量,在于它是真发生过的事,有人、有场景、有一个让人心里一动的细节;把这些都提炼掉了,剩下的就只是几个大字。
用「管、带、长」三个字看信息三样。数学最适合管:一个数,可以定、可以考、可以罚。逻辑适合带:一番道理讲通了,人自己会照着做。符号最接近长:一个故事、一个名字,放出去以后,在人群里自己传、自己长,谁也管不住它往哪里传,可它传得最远。德鲁克的理论,用逻辑带人,用数学检验,把长的那一样留在了自己的日子里。
还要说一层。数学在 E2 里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它最容易被做成目标。一个数,可以写进责任书,可以考核,可以排名。逻辑难一些,一番道理没法打分。符号最难,一个故事传得多远,没法定指标。所以,一个以目标为骨架的理论,天然会偏向数学,其次是逻辑,最后才是符号。德鲁克比后来很多人都清醒,他一再说难量的东西也要管;可是他的骨架决定了,他自己的理论,也免不了往数学那边倾。
还可以看看德鲁克自己是怎样让人记住他的。他的很多说法,本身就是一个好用的符号:「知识工作者」这个词,一出来就被人记住了;「创造顾客」四个字,比一整章的论证传得远;「有计划地放弃」,一听就明白。他很会起名字。起名字,就是在做符号。他在理论里没给符号位置,可他给自己的道理起名字的本事,是第一流的。这也是他人生里那股吸引力的一部分。
放回日子里。
唐志明这些年,在信息这一格上,越来越像东边那家烧饼铺的年轻老板:每天的流水、进店人数、客单价、回头率,手机里一清二楚。他也给花店写过一份「经营理念」,贴在第一家店的墙上,跟东边烧饼铺那张差不多。
有一年,本地的一个公众号来花店采访,想写一篇「老城小店」的文章。记者问唐志明:「你们家花店有什么故事?」
唐志明想了半天,说:「我们花新鲜,价格公道……」
记者笑了笑,转头去问老冯。老冯说:「故事?那得问老板娘。她年轻时候在纺织厂里,车间主任追她,送了她一枝从厂区花坛里偷摘的月季,被厂长抓住扣了半个月奖金。」
记者眼睛一亮。那篇文章的标题后来叫《一枝偷来的月季,开成了三家花店》。文章发出去以后,好几天里,三家店都来了不少专门找来的人,有的指着苏敏问:「你就是那个老板娘?」
唐志明看着那篇文章,又好气又好笑。他贴在墙上的五条经营理念,没有一个人提起过;那枝被扣了半个月奖金的月季,却让人记住了这家店。
后来唐志明把墙上那五条经营理念摘了下来,换成了一张旧照片:年轻时的苏敏站在纺织厂的花坛边上,手里拿着一枝月季。照片下面没有写字。来店里的客人常常站在照片前看一会儿,有的会问,有的不问。问的人,店员就把那个故事讲一遍。
唐志明的报表照样每天看,数字一个也没少。他只是明白了,数字是给自己看的,道理是给店员讲的,故事,是给路过的人听的。三样信息,各有各的去处。
带走的话
数字让人算得清,道理让人想得通,故事让人记得住、愿意来。德鲁克用了一辈子故事,却只把数字和道理写进了理论。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用衡量和道理管理」这扇大门,逻辑一层写得最好;符号这扇门,他天天在用,没在理论里开。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数字和道理是带的工具;故事和口碑,是长出来的。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组织走出来的方向,是怎样被改写成「出发前就该找准的目标」的?
设想南方山区有一个小村子,村里人祖祖辈辈种茶。十几年前,几户人家自发凑在一起,把各家的茶叶拿到一起炒,一起拉到镇上卖,价钱比各卖各的高一点。后来又有几户加进来,大家就叫它「合作社」,其实什么章程也没有。
这个合作社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第一年,是几户人家凑在一起,图的是省点力气、多卖点钱。第三年,有个在外面打过工的年轻人回村,带回来一个主意:别光卖散茶,做成小包装,送到城里的茶叶店去。第五年,城里有个开茶馆的老板来村里玩,喝了他们的茶,说这茶有一股山里的野气,跟别处的不一样,让他们别学别人做得太「精」。第八年,合作社的茶在城里有了一点小名气,人家叫它「野山茶」。
这一路,没有人事先定过目标。方向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先是凑在一起,然后是小包装,然后是「野气」,然后是名气。
第十年,县里来了一位扶持合作社的干部,很热心,给合作社做了一份「发展规划」。规划的第一页写着:「本合作社的使命:做中国最好的野山茶品牌。」第二页是目标:三年内产量翻番,进入省城二十家茶叶店,品牌知名度达到多少。第三页是任务分解:谁负责扩种,谁负责包装,谁负责跑市场。
干部很得意,说:「你们以前是瞎摸,现在有了清楚的目标,就能做大做强了。」
合作社里的老人们看着那份规划,心里有点说不出的别扭。规划上写的每一句话都没错,「野山茶」也确实是他们的方向。可是规划把这十年说成了「瞎摸」,好像「做最好的野山茶品牌」这个靶子,本来就该在十年前定好,只是他们笨,没想到。
这个场面,就是本书说的「先定靶子」的现场。
先定靶子,是一个收回动作:把一个组织在走的过程中慢慢走出来的方向,回过头去,改写成出发之前就该找准的目标。
这个动作有三步。
第一步,回头看。站在今天,看见这个组织走到了这里,于是觉得,这里就是它本来该去的地方。
第二步,写成答案。把「这里」写成一句话,作为「我们的事业是什么」的答案。好像这个答案一直都在,只等人去找到它。
第三步,往下推。从这个答案推出目标,从目标推出任务,从任务推出衡量。一个靶子就立起来了。
德鲁克的理论里,有没有这个动作?
有。而且,它就在他最核心的那个问题里:「我们的事业是什么?」
德鲁克说,每个企业都要回答这个问题,而且要在一开始就回答,在成功的时候更要回答〔待核,只转述〕。他说,大多数企业失败,都是因为没有认真回答这个问题。他还说,从这个问题的答案里,要推出企业的目标;从目标里,推出每个部门、每个人的任务〔待核〕。
这一路,正是先定靶子的三步:问「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找到一个答案,从答案往下推。
要公平地说,德鲁克比那位县里的干部高明得多。
第一,他说这个问题要反复问,不是问一次就定了。他还加了两个问题:「我们的事业将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应该是什么?」〔待核〕这等于说,靶子是可以挪的,要定期回头看一看,靶子还对不对。有计划地放弃,也是这个意思:靶子不对了,要舍得换。
第二,他说答案要从外面找,从顾客那里找,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想。这跟县里干部关起门来写规划,不是一回事。
可是,即便靶子可以挪,即便答案从外面找,它在德鲁克的骨架里,仍然是一个靶子:每一次,都是先找到答案,再去行动;先定方向,再出发。方向是在行动之前就该找准的东西,行动只是去实现它。
这个骨架,看不见那个茶叶合作社的十年。那十年里,方向不是先找准再出发的,是一边走一边长出来的:凑在一起的时候,没人知道会有小包装;有了小包装的时候,没人知道会有「野气」;有了「野气」的时候,没人知道会有名气。每一步都是走到了,才看见下一步。如果十年前就有人逼他们回答「我们的事业是什么」,他们最多答一句「多卖点钱」,那个答案推出来的目标,只会把他们引到别处去。
这里还要分清两件事:回头总结,和先定靶子,不是一回事。回头总结是说:我们走到了这里,来看看是怎么走过来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碰巧的。先定靶子是说:我们本来就该来这里,早该定好的。前一种,承认路是走出来的,把走过的路当成财富;后一种,把走过的路当成弯路,把终点当成起点。那位县里的干部要是写的是「这十年我们走对了什么」,老人们心里就不会别扭了。
先定靶子,最大的代价,就是把这种「走出来的方向」读成了「本来就该找准的方向」。一旦这样读,就会觉得走的过程是「瞎摸」,是浪费,是可以省掉的冗余;以后再做事,就会要求先把靶子定好,再出发。可是很多最好的方向,恰恰是在「瞎摸」里摸出来的。
这跟第 16 章讲的六路径是一个意思:先定靶子,就是只认从价值起手的那一条路;茶叶合作社走的,是从能量起手(几户人家凑在一起的那股劲)、再到价值(慢慢看清「野气」)的路。
也跟第 14 章讲的冗余是一个意思:那十年的「瞎摸」,在先定靶子的眼光里是冗余,是该省掉的;可它恰恰是合作社最值钱的东西长出来的地方。
还跟德鲁克自己的一生是一个意思:他的一生,是一条典型的「走出来的路」。学徒,记者,银行,教书,顾问,作家,日本画,小说,没有哪一步是先定好靶子再走的。如果十八岁的他被逼着回答「我的事业是什么」,他大概答不出「现代管理学之父」。
他晚年写《自我管理》,劝人去发现自己的长处、自己的做事方式、自己属于哪里,这其实是一种「走出来」的办法:不是先定好自己要成为什么人,而是一边做一边看,看清了再调。可惜这套办法,他只用在了一个人身上,没有用在组织身上。对一个人,他说要边走边发现;对一个组织,他说要先想清楚事业是什么。同一个人,两套顺序。
他自己的一生是走出来的,他教给组织的,是先定靶子。这正是本书说的「看见」和「收回」:他在日子里看见了走出来的路,在理论里把它收回成了一个靶子。
下面算第六编的总账。
| 实践一的三件事 | 他写足了什么 | 缺了什么 |
|---|---|---|
| 为了什么(D1 意义三律) | 创造律:企业的目的是创造顾客;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七个来源 | 自由律交给社会,只在「自我控制」里留了一颗种子;幸福律几乎没写;乘法的另一个因子空着 |
| 怎样说清(E2 逻辑) | 讲道理讲得最好;「我们的事业是什么」三问 | 把走出来的方向写成出发前的答案:先定靶子 |
| 怎样量(E2 数学) | 衡量、目标、反馈;难量的也要管 | 传下来只剩好量的;符号(故事、名字、口碑)不在理论里,却是他用得最多的 |
这一编的定位,可以接着第四编、第五编的定位式往下写:在实践一上,德鲁克的管理=F(创造,逻辑,数学)——意义三律只写了一律,信息三样少了符号,收回动作是先定靶子。
表里有一个读数值得多看一眼:「怎样说清」那一行,他写得最好的,恰恰是先定靶子发生的地方。这不奇怪。道理讲得越清楚,越容易让人觉得答案本来就在那里;一番好的论证,常常会把一个摸索出来的结论,讲成一个推出来的结论。逻辑的长处,也是先定靶子的温床。讲故事就不一样,故事天然是按时间走的:先有什么,后有什么,走到哪一步才看见什么。一个肯讲故事的组织,不大容易忘了自己的方向是走出来的。这也许是符号这一样,除了传美以外的另一个用处。
还要说一句保底。在一个已经长成、方向已经比较清楚的大组织里,先定靶子是很管用的。几万人的公司,不能每个人都「一边走一边看」,得有一个大家都认的方向,得有目标、有分工、有衡量。德鲁克为这样的组织提供了一套清楚的办法,功不可没。茶叶合作社到了第十年,名气有了,人多了,确实也需要一份规划。本书要说的,只是规划的第一页别把那十年写成「瞎摸」。
放回日子里。
茶叶合作社的老人们后来做了一件事,这是我构想的结局。他们没有推翻那份规划,规划里的扩种、包装、跑市场,都照着做了。可是他们在规划的最前面,加了一页,是村里一位老教师写的,题目叫《这十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几户人家怎样凑到一起,那个年轻人怎样带回了小包装的主意,那个茶馆老板怎样说了一句「别做得太精」。
县里的干部看了,说这一页「不像规划」。老人们说:「那就当是给后来的人看的。他们得知道,『野山茶』不是我们想出来的,是走出来的。以后要是哪天靶子不对了,他们知道该回到哪里去重新走。」
唐志明的花店,后来也写过一份五年规划,是小罗起草的。唐志明看完,在第一页的前面加了一行字:「这家店是从一枝月季开始的。」
带走的话
很多最好的方向,是一边走一边长出来的。回头把它写成「本来就该定好的靶子」,就会把走的过程当成瞎摸,下回只敢先定靶子再出发。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先想清楚我们的事业是什么」这扇大门,让无数组织找准了方向;关上的是「方向是走出来的」那扇门,他自己一生走的正是那扇门。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先定靶子是带:定方向、推目标、分任务;茶叶合作社的前十年是长出来的。
第六编看的是第一套实践组合:为了什么、怎样说清、怎样量。这一编看第二套:价值(S3)、路径组织(D2)、三界(E1)。用大白话说,它管两件事:怎样一步步做,在什么场景里做。
怎样一步步做,靠路径组织的六步: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先猜一个办法,动手去做,做完看看怎么样,把看到的告诉该知道的人,照着改,改了再来一轮。这六步一圈一圈地转,事情就一步步做成了。
在什么场景里做,靠三界:现实界、自我界、理念界。现实界是外面的事:车间、店铺、顾客、市场、钱和货。自我界是一个人跟自己的那一场:他怎样管自己的时间、长处、心气。理念界是想法和理想的那一场:一个组织信什么、想成为什么、心里装着什么样的好东西。
德鲁克在这一套组合里,现实界写得最足,自我界写得很深,理念界几乎不当管理场景写。六步里,动手、评估、反馈写得扎实,猜想他不大信,修正和迭代多半只写了「停下来」,没怎么写「走到一半改方向」。
本编三章:第 26 章看现实界;第 27 章看自我界;第 28 章看理念界去哪儿了,并算这一编的总账。
这一章的问题:一件事怎样从一个想法,一步步变成店里、车间里、市场上真真切切的东西?
设想一个城市的老城区,有一家开了二十年的社区洗衣店。老板姓江,一直做的是最传统的生意:客人把衣服送来,三天后来取。
前几年,附近搬来了很多上班的年轻人。江老板发现,这些年轻人很少来。他琢磨了一阵,猜了一个原因:年轻人白天上班,没空送、没空取。
他没有大张旗鼓地改,先试了一个小办法:在附近两栋写字楼的前台各放一个收衣袋,每天傍晚他骑电动车去收一回,洗好了第二天傍晚送回去。
试了一个月,收上来的衣服不多,可他发现了一件意外的事:收衣袋里,一大半是衬衫和西装,很少有别的。他去问了几个年轻人才知道,他们最头疼的,就是上班穿的衬衫,自己洗了熨不平。
江老板又改了一回:写字楼的收衣袋只收衬衫和西装,价格打包算,一周五件,周一收走、周五送回。
这一改,生意一下子起来了。第三个月,他又加了两栋楼。半年后,他把这个办法推到了附近的五个小区。
江老板的这一路,就是 SDE 管理学说的路径组织:猜想(年轻人没空送取),动手(放收衣袋),评估(收上来的多是衬衫),反馈(去问年轻人),修正(只收衬衫,打包算价),迭代(加楼、加小区)。六步转了几圈,一件事就做成了。
场景呢,全在现实界:写字楼、前台、衬衫、电动车、价格。
德鲁克在现实界这一场,写得非常足。
他的管理书,几乎都是在现实界里展开的:公司、工厂、车间、医院、学校、市场、顾客、竞争对手、价格、成本。他讲的每一个道理,都落在一个具体的现实场景里。第 17 章讲的凯迪拉克,第 7 章讲的通用汽车,第 14 章讲的五个习惯,都是在现实界里讲事。
在路径组织的六步上,他也有很多扎实的话。
讲动手,他说过,一个决定在落到某个人的具体工作之前,还只是一个好意〔待核,只转述〕。他讲创新,特别强调要从小处着手:一项成功的创新,一开始往往是小的、简单的、专注的,只做一件具体的事〔待核,据《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大意〕。他说,想一开始就搞一场大革命的创新,多半会失败。江老板先在两栋楼放收衣袋,正是这个意思。
讲评估和反馈,他有那个有名的「反馈分析」:做决定的时候写下期待,过一段时间对一对〔待核〕。他讲创新,说要特别留意意料之外的成功:一件你没指望的事成了,要赶紧去弄清楚为什么,那里面常常藏着最好的机会〔待核〕。江老板收衣袋里那一大半衬衫,就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成功。
讲迭代,他说成功的创新要一边做一边调,开始小,然后一步步扩大〔待核〕。
他还给创新提过几条「不要」,也很实在〔待核,据《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大意〕:不要太聪明,创新要让普通人也能用;不要一下子做太多事,分散了就什么也做不成;不要为遥远的将来创新,要为眼前就有人需要的东西创新。江老板的收衣袋,三条都合:普通人一看就懂,只做衬衫一样,眼前就有人需要。
这些「不要」,跟他讲的「有计划地放弃」是一个脾气:宁可少做,也要做准。在现实界这一场里,这个脾气让很多组织少走了很多弯路。
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样对,是他让管理落了地。很多管理理论高高在上,讲的是战略、愿景、范式,跟车间里、柜台前的事隔着好几层。德鲁克的道理,都能落到一个具体的场景、一个具体的动作上。这是他的书能被那么多实干的人读进去的原因。
第二样对,是「从小处着手」。这一条在今天特别值钱。很多组织一想改变,就要搞大动作:大规划、大投入、大张旗鼓。德鲁克说,先小试,看看行不行,行了再扩大。这能省下无数的冤枉钱。
第三样对,是「意料之外的成功」。人都爱盯着自己预想的东西,预想之外的东西,哪怕是好事,也容易被忽略。德鲁克提醒人去看那些没预想到的成功,这是一个很高明的眼光。
还要补一句他在现实界里最看重的一个地方:外面。他说,管理者最大的危险,是被组织里面的事淹没:开会、报表、人事、预算,每天都有一堆,忙也忙不完;而真正决定组织命运的,是外面的事:顾客变了,技术变了,人口变了。他劝管理者每隔一段时间就走出去,亲眼看看外面〔待核,只转述〕。江老板天天骑电动车去写字楼收衣服,等于天天在「外面」,所以他看得见年轻人要的是熨平的衬衫。坐在店里等客人上门,是看不见的。
用 SDE 看这一处。
现实界这一场,德鲁克的读数是满的。路径组织的六步,他在现实界里写了动手、评估、反馈,写了从小处开始的迭代,也都写得扎实。
可是有两步,要细看。
一步是猜想。德鲁克对「猜」这件事,很不放心。他说过,预测未来是靠不住的;与其去猜未来,不如去看「已经发生的未来」:那些已经发生了、但后果还没完全显出来的变化,比如人口的变化,比如一项已经出现、还没普及的新知识〔待核,只转述〕。这是一个很清醒的看法:从已经发生的事实出发,比凭空猜测稳当。
「已经发生的未来」这个说法,值得多说两句,因为它确实高明。德鲁克举过的例子大致是这一类:出生率降了,二十年后上大学的人一定会少,这件事今天就已经定了,只是后果还没显出来;某项新技术已经在实验室里成熟了,十年后它一定会改变某个行业,今天就能看见苗头〔待核,只转述〕。他的意思是,管理者不必当算命先生,只要睁大眼睛看那些已经发生、还没被人当回事的变化,就能比别人先走一步。
这个看法,把猜想从玄学拉回了事实,是对的。很多组织栽跟头,就是因为凭空猜了一个未来,押上了全部身家。德鲁克劝人别猜,要看,这是一种稳。
可是这样一来,猜想这一步,在他那里被换成了「看事实」。江老板猜「年轻人没空送取」,这个猜想不是从什么「已经发生的未来」里推出来的,是他看着年轻人不来,心里琢磨出来的一个念头。很多事情的开头,就是这样一个念头:说不清依据,可值得一试。德鲁克的路径里,这种念头的位置很小。他要的是先把事实弄清,再出发;这又是先定靶子的一个样子:连猜想都要先有依据,才肯动手。
另可是猜想还有另一种用处,跟预测未来不是一回事。江老板猜「年轻人没空送取」,他不是在算命,是在给眼前的一个现象找一个可以去试的解释。这种猜想不求准,只求能试:猜错了,试一个月就知道,损失不大;猜对了,就打开了一扇门。科学家做实验,也是这样:先猜一个解释,再设计一个实验去检验它。
德鲁克不信预测,这没错;可他把这种「能试的猜」也一起放轻了,他的路径常常从「把事实弄清」开始,而不是从「猜一个、试一试」开始。这在大组织里很稳妥,在小店、小作坊、刚起步的团队里,就显得太慢:等把事实弄清了,机会早就过去了。
一步是修正。德鲁克写修正,写得最多的是「停」:有计划地放弃,不对了就停下来。可是很多时候,事情走到一半,不是要停,是要改方向:江老板第一个月发现收上来的多是衬衫,他没有停,也没有照原样做下去,他改了方向,只收衬衫。这种「走到一半转个弯」,在德鲁克那里写得不多。他讲创新,讲意料之外的成功要抓住,这碰到了转弯;可是他整套目标管理的骨架,是先定目标、再去完成,走到一半改目标,在这个骨架里是一件很别扭的事。
这个别扭,在日子里很常见。设想一家连锁超市的门店店长,季度初接到总部的目标:生鲜区的销售额要涨一成五。干到一半,她发现附近新开了一家菜市场,生鲜区再怎么努力也涨不上去;可是她同时发现,店里的熟食区意外地火了,附近上班的人中午都来买。按常理,她该把力气从生鲜区挪到熟食区去。可是目标是总部定的,季度没完,改不了。她只能硬着头皮在生鲜区上使劲,熟食区的机会白白放过了。到了季度末,生鲜区没达标,她被扣了绩效;熟食区多卖的那些,没人记她的功。
这家超市的毛病,不是目标定错了,是目标定死了:走到一半看见了转弯的路,却没有一条正经的路可以转。德鲁克讲「意料之外的成功要抓住」,讲得很对;可是他的目标管理骨架,在很多组织里恰恰让人抓不住它。两样东西都出自他,却在实践里打了架。
用 SDE 的动力机制说,这是张力积累了,形状却不让改:生鲜和熟食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可季度目标像一个铁箍,箍着不让变。最后张力只能用别的方式泄出来:店长灰心,店员抱怨,好机会溜走。一个组织要让三拍走得通,第二拍「形状改变」得有一点余地:走到一半,允许转弯。
还有一层,跟美有关。江老板的生意,为什么能在五个小区推开?除了办法对,还有一个原因:他每天傍晚骑电动车去收衣服,跟写字楼的前台、小区的门卫混熟了,大家愿意帮他照看收衣袋,愿意跟新搬来的人推荐他。这是吸引,是他这个人让人愿意靠近。办法是现实界的,可让办法推得开的那股力,是美。德鲁克在现实界里讲办法讲得很足,讲这股让办法推得开的力,讲得少。
还要说一句他对在哪儿的旁证。很多大公司后来搞「试点」,先在一个城市、一个门店、一条产品线上试,试成了再推开。这套做法,跟德鲁克说的「从小处着手」是一路的。今天很多人觉得试点是常识,可在大组织一想改变就要「全面铺开」的年代,这是一句很有分量的提醒。
还可以用「管、带、长」三个字看一看路径组织的六步。动手、评估,可以管:做没做、做得怎样,能查。反馈、修正,要带:让干活的人把看到的说出来,一起商量怎么改。猜想和迭代里那份「试一试、看着办」的劲,多半是长出来的:一个肯试的人,一群肯陪着试的人,一个允许试错的地方。德鲁克的六步,管和带写得多,长的那一份,他自己一辈子都在用,书里写得少。
江老板的生意后来也碰到过一回要转弯的时候,这是我构想的下文。推到五个小区以后,有一阵子很多年轻人开始穿免熨的衬衫,送来的衬衫少了三成。江老板没有硬撑,也没有收摊,他去问了一圈,发现这些年轻人现在最头疼的是羽绒服和运动鞋。他又转了一个弯:写字楼的收衣袋,冬天收羽绒服,夏天收运动鞋。
一个小生意,十年里转了三四个弯。每一个弯,都是走到那里才看见的。这正是「走出来」的路:不是一开始就定好的,是一圈一圈调出来的。
放回日子里。
唐家花店在现实界的路径组织上,也走过几圈。
有一年,小罗想试一个新办法:给附近的写字楼送「办公室绿植月租」,每月换一回。他猜,上班的人喜欢桌上有点绿。
他先找了一栋楼的三家公司试。一个月后评估:三家公司里,两家没续,一家续了。他去问没续的那两家,人家说:「绿植是挺好,可没人浇水,换来换去也是半死不活的。」他又去问续了的那一家,人家说:「我们前台小姑娘喜欢,她天天浇。」
小罗琢磨了一下,改了一个办法:不再只是送绿植,每回换植物的时候,顺便教那家公司的一个人怎么照顾,还在花盆上插一张小卡片,写着这盆植物叫什么、多久浇一回水、喜欢晒太阳还是不喜欢。
第二轮,五家公司试,四家续了。
小罗走的这六步,跟江老板一样: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中间那一回修正,是转弯,不是停下。
这一回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家前台小姑娘天天浇水的公司,后来成了花店最大的客户:公司里有人过生日、有人升职、有人结婚,都在唐家订花。那个小姑娘跟小罗说:「我推荐你们,是因为你们的卡片写得用心,看得出是真喜欢花的人。」
办法是小罗试出来的,现实界的六步走得一步不差;可最后让这家公司成了大客户的,是那几张用心的小卡片,是一个前台小姑娘愿意替你说话。现实界的路走通了,美那一股力在路边等着,接了一把。
唐志明听小罗讲了这一路,说:「你这个办法,书上叫什么?」
小罗说:「不知道叫什么。我就是试一试,不对就改。」
带走的话
从小处试起,盯住意料之外的成功,这是德鲁克在现实界里写得最扎实的功夫。可很多事的开头是一个说不清依据的念头,很多事的转机是走到一半转个弯。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管理落在具体场景里」「从小处着手」两扇大门,现实界写满;猜想被换成了「看已经发生的事实」,修正多半写成了「停」,转弯那扇门开得窄。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江老板的衬衫生意,是一边试一边长出来的;德鲁克给它的,是一套带的办法。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没有人管的人,怎样管好自己?
设想一位姓孔的女士,在一家工厂做了十八年会计。四十三岁那年,工厂搬到了外省,她没跟着去,决定自己出来接活:给附近的小店、小作坊做账,报税,出出主意。
头半年,她过得一团糟。没有人给她排班,没有人给她定任务,也没有人检查她。她有时候一天接五个电话,忙到半夜;有时候一周没活,在家坐立不安。她发现自己什么都接:记账接,报税接,人家问装修贷款她也帮着跑,到最后哪样都没做好,还落下一身累。
有一天,一个开五金店的老客户跟她说:「孔会计,你账做得是真好,可你别什么都揽。你就做账,做好了,我给你介绍客人。」
孔女士回家想了一夜。第二天,她拿了一个本子,把过去半年接的每一单活都写下来:做了什么,花了多少时间,客户满不满意,自己做得顺不顺手。写完一看,她明白了:她最拿手、客户最满意、自己也做得最顺的,是给小店理账,把一团乱麻理清楚;她最不拿手、最费时间、客户也不满意的,是跑腿办事。
她做了一个决定:只做理账,别的都推掉。一年以后,她手上固定的客户有了三十多家,全是老客户介绍来的。
孔女士做的事,就是德鲁克晚年最看重的那件事:一个人管好自己。
用 SDE 管理学的话说,这是自我界的那一场:一个人跟自己的那一场。没有组织替你安排,没有上级替你检查,你得自己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怎样做。
德鲁克在自我界这一场,写得很深。
本书第二编第 10 章已经提过,他晚年写了《自我管理》〔待核,1999 年《哈佛商业评论》〕。这篇文章不长,问了几个问题,大意如下〔待核,只转述〕:
我的长处是什么?他说,大多数人以为自己知道,其实多半不知道。唯一的办法是做反馈分析:每做一个要紧的决定,写下你期待的结果,过九个月或一年再对照。他说自己这么做了几十年。
我是怎样做事的?有的人是读者型,看文字才明白;有的人是听者型,听人说才明白。有的人一个人干得好,有的人跟人一起干得好。有的人在压力下干得好,有的人要从容才干得好。这些不是对错,是不同;弄清了,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做法。
我的价值观是什么?他说,有一个「镜子测试」:早上照镜子的时候,你想看见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组织的价值观要是跟你的价值观冲突,你在那里干得再好,也会受罪。
我属于哪里?弄清了长处、做事方式和价值观,就大致知道自己该在什么地方、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干。
我该贡献什么?不是问「我想做什么」,也不只是问「别人要我做什么」,而是问:在这个处境里,以我的长处,我能做出什么最有分量的贡献?
他还谈过人生的下半场。他说,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寿命,往往比他所在组织的寿命还长;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可能会对原来的工作感到厌倦,所以要早做准备,比如开辟第二份事业,或者做一份平行的事业,或者去做社会公益〔待核,只转述〕。
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样对,是他看见了一个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要自己管自己了。在工厂时代,人的一辈子大致是由组织安排的:进厂,干到退休,厂里管你的一切。知识社会里不一样了,人要换工作、换行业,要自己找方向。德鲁克是最早、最清楚地看见这个变化的人之一。孔女士四十三岁出来单干,正是这个变化里的一个普通人。
第二样对,是反馈分析。这个办法简单得近乎笨拙:写下来,过一阵对一对。可它极其有效。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十有八九是错的:以为自己擅长的,未必擅长;以为自己不行的,未必不行。写下来再对照,等于给自己装了一面镜子。孔女士那个本子,就是一个土办法的反馈分析。
第三样对,是「长处」。德鲁克一辈子都在讲:在长处上使劲,不要在短处上耗。孔女士揽下所有的活,就是在短处上耗;她只做理账,就是在长处上使劲。这一条,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德鲁克最有用的一条。
第四样对,是「人生下半场」。很多人到了四五十岁才发现,自己的一辈子被一份工作绑住了,想换也换不了。德鲁克提醒人早做准备,这是一种很体贴的远见。
还有一条,他说得很重:一个人要对自己的人际纠缠负责。他的意思大致是,在组织里,每个人都跟别人一起干活;你得让一起干活的人知道你的长处、你的做事方式、你在做什么、他们可以期待你什么;你也得去弄清他们的〔待核,只转述〕。很多人以为自我管理就是管好自己,德鲁克说不够,还要管好自己跟别人之间的那一层。孔女士后来跟每个新客户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只做理账,别的我帮你找人。」这句话,就是在替自己跟客户之间立一个清楚的规矩。
用 SDE 看这一处。
自我界这一场,德鲁克写得很深,读数是满的。路径组织的六步,在自我界里,他写得最好的是评估和反馈:反馈分析就是一个人给自己做评估、给自己做反馈。修正和迭代也有:发现了长处,就往长处上调;发现了不适合的地方,就挪开。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本书第六编已经提过一次:德鲁克在自我界里用的,是一套「走出来」的办法。他不让人先定好自己要成为什么人,而是让人一边做一边看,看清了长处再往那里使劲。这跟他给组织开的「先定靶子」,顺序是反的。对一个人,他让人先走、后看清;对一个组织,他让人先看清、后走。
这说明,他是知道「走出来」这条路的,而且知道得很深。他只是没把这条路用到组织身上。
德鲁克说自己做反馈分析做了几十年,每回对照都有意外〔待核〕。他发现自己对某些事的判断出奇地准,对另一些事的判断却一再落空;准的那些,他就多花力气,落空的那些,他就少碰。一个大师肯这样一笔一笔地跟自己对账,这份老实,比他的任何一句名言都更值得学。
用 SDE 的动力机制看一眼孔女士。头半年的乱,是张力积累:什么都接,什么都做不好,越忙越心虚。那个五金店老板的一句话,加上她那一夜的本子,是形状改变:她从一个什么都揽的人,变成了一个只做理账的人。第三拍回写,是她把这个教训写回了自己做事的规矩里:以后有新活找上门,她先问自己一句「这是不是我的长处」,不是,就推给别人,还帮人介绍合适的人。这一推一介绍,反倒让她在客户那里攒下了信用。
德鲁克讲人生下半场,其实讲的也是这三拍:四五十岁的厌倦是张力,换一份事业是形状改变,把前半辈子攒下的本事写进后半辈子,是回写。他讲得很清醒,只是讲的时候,多半是在讲「怎样安排」,少讲「什么让人心动」。
那么自我界这一场,缺了什么?
缺的还是那一股力:美。
他问长处、问做事方式、问价值观、问属于哪里、问贡献。这几个问题里,「属于哪里」最接近美:一个人属于哪里,常常是因为那里有让他愿意靠近的东西,那里的人、那里的事、那里的气氛,让他觉得「这是我的地方」。可是德鲁克问「属于哪里」,是把它当成一个从长处、做事方式和价值观里推出来的结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就该去什么样的地方。这又是把美当成了一个要推出来的事实。
一个人被什么吸引,常常推不出来。孔女士后来跟人说,她最喜欢的一刻,是把一个小店的乱账理清以后,老板看着那几张表,长出一口气,说「原来我这店是这么回事」。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干的活是好看的、有意思的。这一刻,是她愿意一直干下去的原因,比长处、做事方式都更根本。这是美,也是意义三律里的幸福。德鲁克的五个问题里,没有一个问的是这一刻:你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干的活是好看的?什么样的时刻,让你愿意一直干下去?
自我管理在传开以后,也有它变样的方式。很多书店的书架上,「自我管理」被放在了「成功学」旁边:怎样高效、怎样自律、怎样打造个人品牌、怎样在三十岁以前财务自由。手机里装满了打卡软件,每天几点起、读了几页书、走了多少步,都有数字。
德鲁克的《自我管理》,本意是让人弄清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该去哪里、能贡献什么。到了成功学里,它变成了一张给自己定靶子的表:每天、每周、每年,要完成多少。一个本来教人「走出来」的办法,又被改成了「先定靶子」。这一回,靶子是对着自己的。
还有一层,跟他自己有关。自我界这一场,恰恰是德鲁克自己一辈子活得最好的一场。第一编讲过,他十八岁在汉堡读祁克果,一辈子都在跟自己对话,晚年写《自我管理》。他的人生里,一号位(旁观)和三号位(自我)都走到了头。他写自我界写得深,是因为他活得深。
可是他在自我界里活出来的,比他写出来的多一样:他让自己一直被一些美的东西吸引着,日本画、歌剧、小说、历史。这些东西让他的自我界不只是一个管时间、找长处的地方,还是一个让自己愿意活下去、愿意一直学下去的地方。他把管时间、找长处写进了《自我管理》,把日本画留在了墙上。
放回日子里。
小罗当了几年店长,有一阵子很迷茫。店管得不错,可他觉得自己每天都在重复:排班、进货、对账、开会。他二十九岁了,不知道再干十年,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他找唐志明聊。唐志明给了他一本讲自我管理的小册子,说:「你看看,找找自己的长处。」
小罗照着做了,拿了一个本子,记了三个月:自己哪些事做得好,哪些事做得不顺。记完一看,他的长处很清楚:会带人,会算账,会跟客户打交道。这些都是当店长用得上的。
可是这个结论没让他高兴起来。他又找苏敏聊。苏敏没给他书,只问了一句:「这几年在店里,你哪一回觉得最有意思?」
小罗想了很久,说:「是那年给临终关怀病房送花。护士跟我说,有个老人一直在看那束花。那一回,我觉得自己干的不是卖花。」
苏敏说:「那你就往那边走走看。」
后来小罗在店里牵头做了一件事:跟附近两家养老院、一家医院的安宁病房合作,每周送花,顺便教护工插花,让老人们自己插。这件事不怎么挣钱,可小罗干得很起劲,店里的年轻店员也抢着去。
孔女士后来也碰到了类似的时刻。她的客户越来越多,有人劝她招两个人,开个小公司。她按德鲁克的办法问自己:我的长处是理账,不是带人;我是一个人干得好的人。于是她没开公司。
可她心里还有另一个声音。她最喜欢的,是老板们看着理清的账长出一口气的那一刻。她想,能不能让更多的小店老板自己会看账?后来她在社区里开了一个每月一次的「小店账本课」,不收钱,来的都是附近开小店的人。她说,这件事不在她的长处清单上,可它让她觉得自己干的活有了另一层意思。
唐志明给他的小册子,帮他看清了长处;苏敏那一句话,帮他找到了愿意一直干下去的东西。前一样是自我界里的真和善,后一样,是自我界里的美。
带走的话
写下来,过一阵对一对,找到长处往那里使劲,这是德鲁克留给每个普通人最实用的一招。再问自己一句:什么时候,我觉得自己干的活是好看的?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人要自己管自己」这扇大门,自我界写得最深,用的还是「走出来」的顺序;「什么让你愿意一直干下去」那扇门,他在日子里天天走,没写进五个问题。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一个人管自己,是自己带自己;让人愿意一直干下去的那份心气,是长出来的。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组织心里装着的那些想法和理想,算不算管理要管的一个场景?
设想一个小县城里,有一家开了三十多年的新华书店分店。前些年,书店的生意越来越差,网上买书便宜,年轻人也不怎么进来了。县里一度打算把它改成别的用途。
新来的店长姓温,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同志,原来在县图书馆工作。她接手的时候,上面给她的任务很清楚:扭亏,三年内实现盈亏平衡。
温店长先做了现实界的那些事:清库存,砍掉没人买的书,引进一些文具和咖啡,调整了排班。这些做法让亏损少了一些,可离平衡还远。
然后她做了一件上面没要求、也看不出能挣钱的事:她在店里辟出一个角落,每周六晚上办一场「读书夜」,请县里的语文老师、退休干部、返乡的大学生,轮流来讲一本书。讲什么都行,只有一个规矩:讲你自己真心喜欢的书。
头几次,来的人只有十几个。后来慢慢多了,有时候能来七八十人,过道里都坐满了。有个高中生在读书夜上讲了一本讲星星的书,讲得满脸通红,后来考上了天文系,回来又讲了一回。
两年后,书店还是没有盈亏平衡,可县里再没人提改作他用的事。有人说,那是县城里唯一一个周六晚上有人谈书的地方,关了它,县城就少了一样东西。
温店长守住的那样东西,用 SDE 的话说,在理念界。
SDE 管理学的第二套实践组合里,三界是做事的三个场景。现实界,是外面的事:钱、货、顾客、市场。自我界,是一个人跟自己的那一场。理念界,是想法和理想的那一场:一个组织信什么、想成为什么、心里装着什么样的好东西;一群人为什么觉得这件事值得,他们心里共同守着的那个念想是什么。
读书夜不挣钱,它管的不是现实界的账,也不是哪一个人的自我管理。它管的是一个县城心里的一个念想:这里还有人在乎书,在乎想法,在乎一个高中生讲星星时那份满脸通红的认真。这个念想,就是理念界。
德鲁克在理念界这一场,是怎样写的?
先要说公道话:他不是不关心想法和理想。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思想极深的人。他年轻时读祁克果,写过一篇讲祁克果的文章,大意是说,一个社会光靠经济和政治撑不住,人还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支点〔待核,据 1949 年《不合时宜的祁克果》一文大意〕。他在《明日的里程碑》里也谈过,现代社会需要重新找回精神的价值〔待核〕。他晚年自称「社会生态学家」,关心的是整个社会的想法、价值、制度怎样一起变化〔待核〕。
在管理书里,他也谈过组织的「精神」。《管理的实践》里有一章就叫「组织的精神」〔待核,章名按通行译法〕。他在那一章里讲,一个组织要有一种追求卓越的精神,要把注意力放在机会而不是问题上,要用人之长,管理者要正直,品格比聪明要紧〔待核,只转述大意〕。
可是,细看下来,他谈理念界,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他把理念界的大问题,放在社会和个人那里谈,不放在组织的管理里谈。精神的支点、社会的价值,他写在讲社会、讲哲学的文章里;到了管理书里,理念界就缩成了一章「组织的精神」,而这一章讲的精神,主要是追求绩效、用人之长、正直。
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一章里的「精神」,落在真和善上,而不是落在一个组织心里的念想上。追求卓越、看机会、用人之长,这是让组织在轨、有效率;正直,是让组织可信、不伤人。至于一个组织心里共同守着什么好东西,什么样的念想让一群人觉得这件事值得,比如温店长的读书夜守着的那份「县城里还有人在乎书」,这一层,他没有当成管理的一个场景来写。
在创新的七个来源里,理念界也露了一回面:「新知识」。可是他说,新知识是七个来源里最不可靠、见效最慢、最难管的一个〔待核,只转述〕。他劝企业家先从前面那几个更靠得住的来源下手。这是对的,可它也说明,在他的路径里,想法这一场,是排在最后、最不放心的那一场。
先说他对在哪儿。
把理念界留给社会和个人,有它的道理。一个公司不该管员工信什么,不该给员工灌输一套世界观;德鲁克见过一个社会被一套理念绑架是什么样子,对组织插手理念这件事,他天然多一分警惕。他宁可让组织专心做事,把信什么留给每个人自己。这份警惕,是值得敬重的。
他把「组织的精神」落到绩效和正直上,也有它的道理:一个组织的精神,最终要在它做事的方式里看出来,不能只是墙上的口号。他宁要实打实的「看机会、用人之长、讲正直」,不要虚头巴脑的「愿景」「使命宣言」。这也是对的。
用 SDE 看这一处。
理念界这一场,德鲁克的读数是:大问题放到了管理之外,管理之内只剩下一章「精神」,这一章又落在了真和善上。理念界作为一个做事的场景,几乎没写。
这个缺口,跟美是缠在一起的。一个组织心里的念想,常常就是它的吸引力的根。温店长的书店为什么让人愿意来?不是因为咖啡,也不是因为文具,是因为那里守着一个让人心动的念想。一个县城里的高中生,愿意在七八十个人面前满脸通红地讲星星,是因为他被那个念想吸引了。理念界是美扎根的地方之一;把理念界留在管理之外,美也就少了一块扎根的土。
用 SDE 的动力机制看一眼温店长。书店要关的那几年,是张力在积累:现实界的账越来越难看,县城里在乎书的人越来越找不到地方。读书夜是形状改变:书店从一个卖书的地方,变成了一个谈书的地方。回写呢?读书夜回过头来,改写了书店卖什么:读书夜上讲过的书,第二周总有人来买;讲星星的那个高中生讲完以后,店里的天文书卖空了一回。理念界的一场活动,回写到了现实界的货架上。
这一拍回写,说明理念界不是一个跟现实界隔开的「虚」的地方。一个组织心里的念想,会一点一点改写它在现实界里做的事。德鲁克把理念界留给了社会和个人,也就看不见这条从念想通到货架的路。
德鲁克自己的一生,恰恰是在理念界里扎得最深的一生。他读祁克果,读历史,看日本画,写小说,写《旁观者》。这些都是理念界的事。他的吸引力,有一大块是从这里长出来的:全世界的经理人愿意听他讲,不只是因为他讲得有用,也是因为他讲的时候,背后站着几千年的历史、几个大陆的文化、一个思想深厚的人。可是他教给经理人的,是现实界和自我界的那一套。理念界,他留给了自己。
还可以拿一个反过来的例子来对照。设想一家公司,墙上挂着一大块「企业文化」,写着愿景、使命、价值观,每年开会都要背一遍。可是员工私下说,这些话跟自己干的活没什么关系,背完就忘。这种「理念」,不是理念界的场,只是贴在现实界墙上的几行字。德鲁克对这种东西是看不上的,他宁要实打实的绩效精神。这份看不上是对的。
可是温店长的读书夜不一样。它没有一个字写在墙上,它是一件每周六晚上真真切切发生的事。理念界的场,不是挂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有人真心讲,有人真心听,讲的人和听的人之间,有一个共同在乎的东西。德鲁克反对挂出来的理念,这没错;可他没有给「做出来的理念」留一个管理上的位置,于是很多组织在反对空口号的同时,也把真正的念想一起扔了。
下面算第七编的总账。
先算三界。
| 场景 | 他写了什么 | 读数 |
|---|---|---|
| 现实界 | 公司、车间、顾客、市场;从小处着手;意料之外的成功 | 满 |
| 自我界 | 《自我管理》五问;反馈分析;人生下半场;用「走出来」的顺序 | 深 |
| 理念界 | 大问题放在社会和个人那里谈;管理书里只有一章「组织的精神」,落在绩效和正直上;新知识被当成最不可靠的来源 | 几乎不当管理场景写 |
再算路径组织的六步。
猜想:他不信预测,换成了「看已经发生的未来」;能试的那种猜,在他那里位置小。半步。
动手:一个决定要落到具体的人和事上;从小处着手。满。
评估:衡量、反馈分析、对照当初的期待。满。
反馈:意料之外的成功要抓住;信息先给干活的人自己。满。
修正:写得最多的是「停」,有计划地放弃;走到一半转个弯,在目标管理的骨架里很别扭。半步。
迭代:创新要从小处开始一步步扩大;可是整套目标管理是按年、按季度定靶子的,迭代多半是「下一期重新定靶子」,不是「边走边调」。半步。
六步里,他走满了三步,另外三步各走了一半。走满的三步,动手、评估、反馈,正好是最适合在一个已经定好靶子的骨架里走的三步:靶子定了,动手去打,看打得怎样,把结果告诉人。走一半的三步,猜想、修正、迭代,正好是「走出来」的路最需要的三步:先猜一个,走着走着转个弯,一圈一圈地调。
这跟第四编的六路径检验、第六编的先定靶子,是同一个形状:他的骨架是先定靶子再去打,所以凡是要「一边走一边看」的那几步,他都写得半截。
六步的读数里,还藏着一层跟三界的纠缠。走满的三步,动手、评估、反馈,主要是在现实界和自我界里走的:做一件事,看结果,告诉人。走一半的三步,猜想、修正、迭代,最需要理念界的帮忙:一个人敢猜,常常是因为心里有一个念想在推他;走到一半敢转弯,是因为心里知道自己真正在乎的是什么,眼前的靶子可以换;一圈一圈地调,不调乱,是因为有一个念想在那里定着方向。理念界缺了,后三步就没了底气,只好回到先定靶子的老路上去。
第七编的定位式,可以这样写:在实践二上,德鲁克的管理=F(现实界,自我界;动手,评估,反馈)——三界少了理念界,六步里「走出来」的那三步只走了一半。
放回日子里。
温店长的读书夜,后来唐果也去讲过一回。她讲的是一本讲日本插花的书,讲到一半,台下有个老太太举手说:「我年轻时候学过两年插花,后来下乡就扔了。」唐果请她上来,当场插了一瓶。那一瓶插得不算好,可老太太插完,眼圈红了。
那天晚上回家,唐果跟苏敏说:「妈,咱们花店,能不能也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苏敏问:「什么样的东西?」
唐果想了想说:「不是卖花,是让人想起自己为什么喜欢花。」
后来唐家的第一家店,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下午,留出两个钟头,请街坊里会插花、爱种花的人来讲讲自己的花。不收钱,也不卖东西。唐志明算过,这两个钟头店里的营业额是零。可他也注意到,第一家店的老街坊,这两年一个也没走。
现实界的账,这两个钟头是零;理念界的账,唐志明算不清,可他知道是正的。
有一回,来讲花的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讲他年轻时在乡下种的一院子凤仙花,说那时候家里穷,凤仙花是唯一不要钱的好看东西。讲完以后,老先生的孙女在店里买了一包凤仙花种子,说要回去种给爷爷看。
唐志明在旁边听着,想起自己在纺织厂的那些年。厂区花坛里的月季,是厂里唯一一样不为生产服务的东西,可正是那几丛月季,让他记住了苏敏。他忽然明白,花店卖的东西里,有一样是账本上永远记不进去的:人跟花之间那些说不清的念想。这些念想不在现实界的货架上,也不在哪一个人的自我管理里,它在理念界。一家花店要是只管前两界,它就只是一个卖花的地方。
带走的话
一个组织心里守着的念想,是它最深的吸引力之一。德鲁克把这一场留给了社会和个人,自己却在这一场里扎得最深。走出来的路要三步:猜一个,转个弯,一圈圈地调。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现实界和自我界两扇门开得又大又深;理念界那扇门,他在社会和个人那里开,在组织的管理里没开;六步里「走出来」的三步只开了一半。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温店长的读书夜、唐家的周日下午,都是长出来的;德鲁克给组织的,是管和带的办法。
前七编,用的主要是理论之刀:拿 SDE 管理学这把尺子,一格一格量德鲁克的理论。量下来的读数是:真和善写得又足又正,美没有自己的位置;目标被写成了一个靶子;六条路只走了一条;三界少了理念界;六步里「走出来」的那三步只走了一半。
这一编换另一把刀:人生之刀。它不量理论,它把理论和人生两本账放在一起对。它问的是:一个大师理论里写的那一格,跟他人生里真正靠的那一格,是不是同一格?如果不是,中间那道缝在哪里?
缝隙这把刀有几条规矩,本编照着走。第一,先写保底:每说一处「他漏了」,先说清他在哪里是对的。第二,缝隙不是虚伪:一个人理论里少写了一样,不等于他说的是假的,更不等于他做人有问题。第三,证据的强弱要说清:硬的说硬,软的说软,不夸大。
本编七章。第 29 章把主缝摆出来,用本编唯一的一张表。第 30 章讲第二道缝:站在门口的人。第 31 章讲第三道缝:每隔几年学一门新学问的人,并跟本系列第 166 号里的华罗庚一章对一对。第 32 章是悖论一句话。第 33 章讲只学他理论的人会卡在哪。第 34 章讲两个同构的普通人故事。第 35 章讲怎样补上这道缝。
这一编的小账,两行改成:缝隙落在哪一格?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
这一章的问题:德鲁克写进理论的那一格,和他人生里真正靠的那一格,差在哪里?
设想一个周六的上午,一间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坐满了来上管理课的在职学员:有企业的中层,有医院的科室主任,有街道的干部,有自己开店的老板。讲台上的老师在投影上打出一张表,题目是「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五个习惯」,下面一条一条:管理时间,重视贡献,发挥长处,要事第一,有效决策。
学员们低头抄笔记。
讲到一半,老师放了一张照片:一位白发老人坐在一间朴素的书房里,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水墨画,画的是几枝竹子,留白很多。老师说:「这是德鲁克晚年的书房。」〔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照片与陈设待核〕
一个学员举手问:「老师,那幅画是什么意思?跟管理有什么关系?」
老师愣了一下,笑着说:「那是他的爱好。他喜欢日本画。」然后翻到了下一页。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投影上,是他教的东西:一张表,五条习惯,条条清楚,条条可以照着做。照片里,是他活着的样子:一间书房,一幅留白很多的画,一种跟表格完全不同的东西。老师把后者当成了「爱好」,一句话带过。可是本编要问的,恰恰是这一句话带过的东西:那幅画,跟他的管理,到底有没有关系?
先把两本账摆在一起。
理论这本账,前七编已经算过了。德鲁克的管理学,站在 SDE 九宫的价值那一格(S3),而且主要站在真和善上:结果、事实、顾客、责任、正当性、把人当资源、目标与自我控制。用他自己最有名的几句话说:企业的目的是创造顾客;利润是检验不是目的;管理者要卓有成效;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这是一张目标表。
人生这本账,第一编和第二编一路记下来了。把他人生里最旺的那股力拎出来,是这样几件事:
一是日本画。据记载,他从 1930 年代在伦敦初见日本画起,迷了一辈子;和妻子收藏了一批日本画,参与写过介绍这批藏品的书;七八十年代在波莫纳学院讲过东方艺术;说过看日本画能让自己的眼睛清醒过来〔以上均待核〕。
二是故事。他的自传《旁观者》写的几乎全是别人:祖母、老师、父亲的朋友、各个城市碰见的人物,写的都是这些人身上那点让人难忘的东西。他七十多岁还写了两部小说。他的管理书里,也处处是故事。
三是他自己的吸引力。全世界的经理人,几十年里愿意听一个从没当过经理的人讲管理;他晚年没有秘书,用一张印好的卡片谢绝邀请,别人还当那张卡片是珍贵的东西〔细节待核〕;很多人去克莱蒙特看他,回来说起来都带着敬意。
四是他少年时的那间客厅、那位让孩子愿意待在她身边的索菲小姐、那出让他掏出学徒工钱去看的歌剧〔待核〕。
这四件事,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是靠目标和衡量运转的,它们靠的是让人愿意靠近。用 SDE 的话说,是美,保持的是吸引。
两本账一对,缝隙就出来了:
| 理论里 | 人生里 | |
|---|---|---|
| 站的格 | S3 价值维·真与善 | S3 价值维·美 |
| 大白话 | 把事做真(在轨)、把事做好(效率) | 让人愿意靠近(吸引) |
| 代表物 | 一张目标表:五个习惯、八个目标领域、五个问题 | 一幅日本画;一本以别人为主角的自传;一张印好的谢绝卡片 |
| 管、带、长 | 带:给组织一套目标与自我控制的办法 | 长:一个人的工作室、一间客厅、一群愿意靠近他的人 |
| 九宫外 | 二号位:站在组织里讲组织该怎样 | 一号位与三号位:旁观者、写作者、跟自己对话的人 |
| D3 格内 | 砍冗余:有计划地放弃、要事第一 | 靠冗余:每隔三四年学一门新学问〔待核〕 |
表里「管、带、长」那一行,也值得多看一眼。他教给组织的,是带:目标与自我控制,上下一起定、自己查;不是管,也不是长。他自己活着的那些地方,少年时的客厅、本宁顿的小学院、克莱蒙特那个一个人的工作室、几十年里愿意聚到他身边的人,都是长出来的,没有人带,更没有人管。他在长出来的地方里过日子,教人的是怎样带。
主缝,在 S3 这一格的里面:理论站真和善,人生靠美。
这道缝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不是跨格的缝,是格内的缝。很多大师的缝隙,是理论站一格、人生靠另一格,比如理论站最优化、人生靠能量。德鲁克的主缝,两头都在价值这一格里,只是理论用了这一格里的两股力,人生靠的是这一格里的第三股力。缝窄,所以不容易看见;可也正因为窄,它特别要紧:它说的是同一件事(价值)里,他写下的那两样和他活出来的那一样,没有缝到一起。
表里还有两行,是第二道缝和第三道缝,下两章细讲。这里先说一句:三道缝不是三件不相干的事。站在门口的人(第二道缝),看得清真和善,摸不到组织里的美是怎样养起来的;每三四年学一门新学问的人(第三道缝),靠的是冗余,而美这股力,恰恰最需要冗余:一幅画、一出歌剧、一段闲聊,都是「没用」的东西。三道缝缠在一起,根是同一个:他在日子里靠着的那些不好量、不好定靶子的东西,没进他的理论。
再用缝隙这把刀的随身三问,先问一遍。一问,他说自己靠的是什么,站在哪一格?他在书里说,有效的管理者靠的是几个可以学会的习惯:管时间、重贡献、用长处、要事第一、有效决策。这些站在 S3 的真和善上,也站在 D3 上。二问,他最难的那几年,真正是靠什么熬过来的?十八岁在汉堡,二十三岁离开德国,二十多岁在伦敦当一个外国人,三十岁到美国从头开始。那几年,他没有一张目标表,有的是夜里的书、一出歌剧、一场画展、几个愿意帮他的人。三问,中间那道缝,该补上什么?这一问留给第 35 章。
接下来是保底。这一段,缝隙这把刀要求必写。
德鲁克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
第一,在已经长成、规模很大、人人各有专长的组织里,真与善确实是头等大事。第五编第 19 章细讲过:几万人、几十万人的组织,跑偏一点就是灾难,内耗一点就转不动;这样的组织往往已经攒下了相当的吸引力,缺的正是在轨和效率。德鲁克写的,主要是这样的组织。在它们身上,他的药是对症的。
第二,「目标加自我控制」,确实比「监工加命令」好得多。在它被提出的年代,它是一次真正的解放;就算到了今天,它的原意,自己定、自己查、信息先给自己,也仍然是很多组织远远没有做到的。
第三,他替知识工作者争到了「被当成人」的位置。工程师、医生、教师、设计师今天在单位里能有的那一点自主和尊严,背后有他几十年的鼓呼。
第四,他对美这股力的那份戒心,有它的来历,也有它的道理。他年轻时见过吸引被拿去为坏事服务;他晚年说领导力不是魅力〔待核〕。一个理论家不愿意把一股容易被滥用的力写进理论,是一种谨慎。
还有第五条,常被人忘记:他的人格本身,就是对他理论的最好的担保。一个讲正直的人,一辈子没有为了钱、为了位置改过口;一个讲要事第一的人,九十多岁还守着自己的时间;一个讲知识工作者要自己管自己的人,自己就是最好的样本。他教的真和善,他自己是做到了的。缝隙只在美那一股上:他做到了,没教。
所以,这道缝不是错误。他写下的真和善,是真的,而且是他用一辈子压出来的。缝隙只是说:他用来过日子的那一股力,没有和他写下的两股力缝在一起。
还要把证据的强弱说清楚。
理论这一侧的证据比较硬:翻遍他的主要著作,确实没有把「吸引」当成一股和「在轨」「效率」并列的管理使命来写;第五编第 20 章细数过,美在他的理论里被分散到了四个地方,用了四个别的名字。
人生这一侧,证据有硬有软。硬的是他的吸引力本身:几十年里全世界的经理人愿意听他讲、读他的书,这件事是实打实的。软的是日本画:它对他有多要紧,本书只有他的收藏、他的课、他的一两句话做依据,不敢说它是他「靠」的东西。所以本书的判语,说的是「他靠的是让人愿意靠近」,日本画只是一个画面。读者看见「一幅日本画」,请把它读成一个象征,不要读成一条史实结论。
放回日子里。
那间阶梯教室里举手的学员,下课以后又去找老师,问了一句:「老师,你说那幅画是他的爱好。可他一个讲要事第一的人,为什么愿意在一个爱好上花几十年?」
老师想了想,说:「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想过。」
本编要做的,就是替那位学员把这个问题想下去。
唐家的花店里,也有一张目标表和一幅日本画。目标表在唐志明的手机里:营业额、毛利率、损耗率、回头客数。日本画在苏敏的手上:每周三下午那枝康乃馨,门口那个小瓶子,一枝从厂区花坛里偷摘的月季。唐志明管了二十年的目标表,花店能活到今天,却有一半是靠那幅「画」。
带走的话
德鲁克的缝在价值这一格里面:理论站真和善,人生靠美。他教的是一张目标表,他靠的是一幅日本画。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S3 价值维的格内:真、善在理论,美在人生;另有第二道缝在九宫外的三号位上,第三道缝在 D3 格内。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把事做真、把事做好,他靠的是让人愿意靠近。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一辈子站在门口看组织的人,看得见什么,看不见什么?
设想县城里每年夏天办一场业余篮球赛,各个单位、各个村出队。比赛的解说员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学体育老师,姓戴。戴老师解说了十几年,名气很大:他看得准,说得透,哪个队的后卫爱往左突,哪个队的中锋体力撑不过第三节,他一眼就看穿。很多队赛前专门来找他请教。
可戴老师自己从来没带过一支队。有一年,县里请他带县队去市里比赛。他带了一个月,队伍反而散了:他布置的战术条条在理,可队员们不服他,几个老队员私下说:「戴老师说得都对,可他不知道我们在场上是什么滋味。」最后一场比赛,两个主力赌气不上场。
比赛回来,戴老师又回到了解说席上,照样说得又准又透。有人问他带队那一个月的感想,他说了一句:「坐在场边看,和站在场上带,是两回事。」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解说席上的戴老师和场上的戴老师,是同一个人,同一双眼睛,可他在两个位置上,看见的东西不一样,能做成的事也不一样。
德鲁克的第二道缝,就是这样一道位置上的缝。
第二编第 10 章借过缝隙这把刀的一样工具:三个位置。一号位,是站在事外看:旁观者、顾问、记者、评论家,看的是一件事的样子。二号位,是站在事中做:当家的、带队伍的、在一个组织里过日子的人,看的是人和人之间一来一往的过程。三号位,是回到自己心里:一个人怎样跟自己相处,怎样管自己。
德鲁克的理论,站在二号位:他讲的是组织该怎样,管理者该怎样,一群人怎样一起把事做成。他的人生,活在一号位和三号位:他给自传取名叫《旁观者》;他一辈子做顾问、当教授、写书,几乎没有在一个组织里当过家、带过一支队伍熬过几年的难关;他年轻时读祁克果,晚年写《自我管理》,跟自己对话了一辈子。
本书第二编已经讲过这道缝的样子。这一章要往深里再走一步:这道位置上的缝,跟主缝(缺美)是怎样缠在一起的?
先说一号位给了他什么。
一号位给了他真。站在门口的人,没有人情牵扯,没有利害纠缠,不用照顾谁的面子,看得最清。德鲁克在通用汽车里看见了分权的好处,也看见了把工人当机器的毛病;他问一个公司「你们的事业是什么」,问得对方答不上来。这些都是只有站在门口才问得出、看得见的。他的真,有一大半是一号位给的。
一号位还给了他一种善:公道。他不属于哪一边,所以他能对两边都说公道话:既替工人说话,也替管理者说话;既批评泰勒,也替泰勒说好话;既说利润不是目的,也说没有利润就是对社会不负责。一个站在门口的人,比一个站在屋里的人,更容易做到不偏不倚。
三号位给了他什么?给了他定力,也就是内能。一个人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写作,能用一张卡片谢绝全世界的邀请,能每年回头对照自己的判断,靠的是三号位上的功夫:他知道自己是谁,要什么,不要什么。
那么,二号位上有什么,是他看不见的?
是美这股力在一个组织里是怎样养起来的。
一个组织让人愿意来、愿意留、愿意信,这股力不是一天长成的。它长在一个当家人每天的小事里:她记得谁家孩子考试,他在难关时没裁一个人,他们在某个深夜一起把一批货抢运出来。它长在一群人之间一来一往的过程里:一句玩笑,一次争吵后的和好,一顿散伙饭上的眼泪。这些东西,只有在二号位上,在里面过日子的人,才摸得到。
戴老师在解说席上看得见哪个队的士气高、哪个队的士气低;可士气是怎样在一个队里一点点攒起来、又怎样一下子散掉的,他要到场上带了一个月才明白,而且明白的代价,是一支队散了。
德鲁克也看得见一个组织有没有吸引力。他看见了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为什么愿意来;他看见了凯迪拉克的顾客买的是身份。可是一个组织的吸引力是怎样一点一点养起来的,他没有在里面养过。所以他把看见的吸引力,记在了他看得清的东西头上:使命、顾客价值、品格。这些是一号位上看得清的东西。
这就是第二道缝和主缝缠在一起的地方:站在门口,看得清真,说得出善,可美这股力的种法,只有进了门才学得会。他一辈子没进门,所以他的理论里,美只有果,没有种法。
有意思的是,一号位本身,恰恰是他吸引力的一个来源。
全世界的经理人为什么愿意听他?一个原因,就是他站在门外。他不属于任何一家公司,不替任何一家公司说话,没有利害;他说的话,你可以放心地听。一个站在门口的人,说「你们这里有问题」,比一个屋里的人说同样的话,更让人愿意听。他的旁观,本身就是一种让人愿意靠近的品质。
他自己大概也明白这一点。据说有人问过他为什么不去当一家公司的总裁,他的回答大意是:那样他就只能看见一家公司了〔待核,只转述〕。一个人宁可不要权力,也要守住看得见的位置,这份选择本身,就很让人敬重。
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悖论:他靠站在门口获得了吸引力,可站在门口,又让他学不会在门里面种吸引力。
这道缝还有一个更细的地方。二号位上的事,有一半是可以从门口看清的:架子怎样搭,责任怎样分,目标怎样定,决策怎样做。另一半,只能在里面摸到:一个人在难关时的眼神,一群人吵完架以后怎样和好,一句玩笑怎样让一屋子人松下来。德鲁克写二号位,写的几乎全是前一半,而且写得极好;后一半,他写得少。
而美这股力,在组织里,几乎全长在后一半上。前一半是骨架,后一半是血肉;吸引人的,常常是血肉。所以第二道缝和主缝,其实是同一道缝的两种说法:从位置上说,他缺了二号位的后一半;从价值上说,他缺了美。
还要说一句保底。
站在门口不是缺点。很多最好的医生,自己不生病也能看病;很多最好的教练,自己当运动员时并不出色。一号位的人能看见二号位的人看不见的东西,这是一号位的价值。德鲁克一辈子守住一号位,没有被任何一家公司收编,没有为了一个职位改口,这是他的清醒,也是他的骨气。
本书说这是一道缝,只是说:读他的人,要知道他站在哪里。他说的那些关于二号位的话,凡是一号位看得清的(目标、责任、架子、决策),可以放心地学;凡是只有二号位才摸得到的(一群人怎样被一股力拢在一起,一个当家人怎样让人愿意跟着熬),他说得少,要读者自己进门去摸。
还可以把戴老师的故事往下讲一点,这是我构想的下文。带县队失败以后的第二年,县里又请他。这一回,他没有一上来就布置战术,而是先跟队员们一起训练了一个月:一起跑圈,一起在食堂吃饭,比赛输了一起在更衣室里坐着不说话。一个月以后,他再讲战术,队员们听进去了。那一年,县队在市里打进了前四。
戴老师后来说:「战术是我在解说席上学会的,让人愿意听我讲战术,是在更衣室里学会的。」前一半是门口的功夫,后一半是屋里的功夫。德鲁克有前一半,而且是世界上最好的前一半。
放回日子里。
唐志明这几年,也有一阵子活成了站在门口的人。三家店开起来以后,他不再在任何一家店里站柜台,每天在三家店之间转,看报表、开会、检查。第二编讲过,唐果说他「像个检查工作的」。
他在门口看得很清:哪家店损耗高了,哪家店客单价降了,哪个店员上班迟到了。他开的方子也很准:调排班、改进货、定目标。三家店的账,在他手里一年比一年清楚。
可是有一件事,他在门口看不见:第三家店的店员为什么留不住。他问店员,店员说「挺好的」;他看报表,报表上看不出。直到他下了决心,每个月在第三家店里待一个星期,跟店员一起收货、一起招呼客人,他才慢慢摸到:店里的几个年轻人,彼此不怎么说话,下了班各走各的;没有人记得谁的生日,没有人问谁家里怎么样;店里没有一样东西,是她们觉得「这是我们的」。
这些,在门口是看不见的。唐志明后来跟苏敏说:「我在门口站了三年,看清了这家店的账;在里面待了三个月,才看清这家店的人。」
带走的话
站在门口,看得清真,说得出公道话。可一个组织让人愿意靠近的那股力,是怎样一点一点养起来的,得进了门、在里面过日子,才摸得到。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九宫之外的三个位置:理论站二号位(组织里面),人生活在一号位(旁观)和三号位(自我);这道缝和 S3 格内的主缝缠在一起。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屋里的人该怎样做事,他靠的是站在门口看得清、又让人信得过。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教人「要事第一、有计划地放弃」的人,自己为什么一辈子在学「没用」的东西?
设想一位开了二十多年出租车的司机,姓滕。滕师傅是出了名的会算账:哪条路几点堵,哪个片区几点好拉活,哪个加油站便宜几分钱,他心里一本账,从不白跑一脚。同行请教他,他总是那几句:「别瞎转,别跟人抢,算准了再走。」
可滕师傅还有另一面,同行很少知道。他每隔几年,就给自己找一样新东西学:先是学了三年的粤语,因为喜欢听老歌;后来学了几年的修钟表,因为他爸留下一块坏表;再后来,学了两年的天文,买了一台小望远镜,夜里收车以后,在小区楼顶看星星。
这些东西,没有一样跟开出租有关。按他自己那套「别瞎转、算准了再走」的道理,这些都是白费工夫。
可是乘客们喜欢坐他的车。有人说,坐滕师傅的车,从城东到城西四十分钟,能听他讲一路:这首粤语歌是哪年的,那块老表是什么机芯,今晚月亮旁边那颗亮星是木星。有好几个老乘客,专门存了他的电话,出门就叫他。
滕师傅嘴上教人的,是不白费;他自己靠着的,有一大半是那些「白费」的东西。
这就是德鲁克的第三道缝的样子,落在 SDE 九宫的 D3 那一格里。
D3 是最优化,管三件事:少出错,不白费,不亏本。第四编第 14 章讲过,德鲁克在这一格上写得最足:管理时间、要事第一、有计划地放弃。他的意思很清楚:一个人、一个组织的时间和力气都是有限的,要用在最要紧的事上;不要紧的,要舍得砍。这一侧,是「砍冗余」。
他自己呢?据记载,他从年轻时起就有一个习惯:每隔三四年,挑一门新的学问,下功夫学一阵子〔待核,这一说法常见于他晚年的访谈与回忆,具体科目与年份待核〕。据说他学过统计学、中世纪历史、日本艺术、经济史,等等〔待核〕。这些学问,有的后来进了他的书,有的没有;有的跟管理沾边,有的八竿子打不着。
再加上第一编讲过的那些:汉堡学徒时夜读的一屋子闲书,伦敦躲雨走进的那场画展,一辈子的日本画,七十多岁写的两部小说。这些东西,按他自己「要事第一」的标准,都排不上号。
可是他的见识,恰恰是从这些东西里长出来的。他能从中世纪的历史里看出今天组织的变化,能从日本画里看出一种跟西方不一样的看法,能从一个银行家、一个将军、一个主教身上看出一种管理的道理。他的书好读、有分量、让人愿意靠近,一大半靠的是这一屋子「没用」的底子。
两本账一对:理论里,他站在砍冗余那一侧;人生里,他靠的是冗余。
这道缝,本系列里有人走过。第 166 号写华罗庚的那一章,缝也落在 D3 这一格里:华罗庚一辈子推广优选法、统筹法,教人别窝工、砍损耗;可他自己年轻时在家乡的杂货铺里「窝」了好些年,没上成学,一边站柜台一边自学数学,那段看起来全是浪费的日子,成了他一辈子的底子〔细节以第 166 号为准〕。
这道缝的证据,比主缝要硬一些。每三四年学一门新学问,这件事据说是他自己在访谈里讲过的〔待核〕;他一辈子读书极杂、兴趣极广,也是认识他的人都说过的。所以这道缝,本书说得比主缝更有把握:他确实在理论里讲砍,在日子里靠攒。
德鲁克和华罗庚,同一格,同一个方向的缝:教人砍,自己靠攒。可两道缝的样子,有三处不一样,要写清楚。
第一处,冗余是怎么来的。华罗庚的冗余,是被逼出来的:家里穷,上不起学,后来又生了重病〔待核,以第 166 号为准〕,只能在杂货铺里一边干活一边自学。那段日子不是他挑的,是命运塞给他的。德鲁克的冗余,是自己挑的,而且是有节奏地挑:每三四年一门,像排日程一样排进了自己的一辈子。
第二处,冗余往哪里长。华罗庚的冗余,是往深里长:杂货铺里自学的,还是数学,那段日子让他在一门学问里扎得极深。德鲁克的冗余,是往宽里长:每隔几年换一门,历史、艺术、统计、文学,一门跟一门不挨着,让他的眼界极宽。
第三处,也是最要紧的一处:这道缝在两个人身上的分量不一样。在华罗庚那一章里,D3 格内的缝就是主缝。在德鲁克这里,D3 格内的缝是第三道缝,它是给主缝打下手的:他攒下的这些冗余,日本画、历史、小说,有一大半恰恰是美的养料。一个人被一幅画打动,被一段历史吸引,被一个故事里的人物留住,这些都是吸引那一股力在他身上发生的地方。他的冗余,喂的是他的眼睛和他让人愿意靠近的那份见识。所以,第三道缝不是一道孤立的缝,它是主缝的根:他在 D3 里攒下的东西,长成了他在 S3 里靠着的那股美。
还有一个细节,让德鲁克这道缝比华罗庚的更窄一点:他给自己的冗余也排了节奏。每三四年一门,这本身就是一种「有计划」。他嘴上讲有计划地放弃,手上做的是有计划地冗余。这说明他心里多少是知道的:人得留出一块地方,给那些眼下没用的东西。他只是没把这句话写进给组织的理论里。给组织,他写的是「放弃」;给自己,他做的是「冗余」。
还可以从组织的角度再想一想这道缝。一个组织里,什么样的东西是「该留的冗余」?比如,一个不急着有产出的研究小组;一个什么都会一点、哪里缺人就去哪里的老员工;一笔不指定用途的小钱,谁有个好点子可以拿去试一试;每周一个下午,大家可以做点跟本职不相干的事。这些东西,在「要事第一」的眼光里,都是可以砍的;可很多组织的转机,恰恰是从这些地方长出来的。
德鲁克讲创新,其实碰到过这一层。他说创新要有专门的人、专门的钱,不能指望从日常运营里挤出来〔待核,只转述〕。这等于说,组织要给创新留一块冗余。可是他把这块冗余叫作「创新的预算」,给它定目标、定衡量,又把它收回到了靶子里。他给自己留的冗余,是不定目标的;他给组织留的冗余,是要定目标的。
保底,这里也要写。
在一个资源很紧、压力很大、方向已经清楚的组织里,砍冗余确实是头等大事。一家快撑不下去的工厂,一个超支的项目,一个被琐事淹没的管理者,最需要的就是德鲁克那一刀:哪些事不必做,哪些会可以不开,哪些产品可以停。很多组织靠这一刀活了下来。他砍的,多半是那种过时的、只是因为惯性还在做的冗余,这一刀砍得对。
本书说的只是:冗余有两种,一种是该砍的过时的东西,一种是该留的、给明天长东西的余地。德鲁克的理论把前一种讲透了,后一种讲得少;他自己的一辈子,却是后一种养大的。
还要回到滕师傅身上,把这道缝的样子看全。他教同行的,是「别瞎转」,是 D3 里的不白费;他自己靠着的,是粤语老歌、老表、星星,是冗余。这些冗余最后长成了什么?长成了乘客愿意存他电话的那份吸引力。也就是说,他在 D3 里攒下的冗余,最后在 S3 里开成了美。这正是德鲁克第三道缝和主缝的牵连:冗余是根,美是花。
一个只教不白费的人,教出来的徒弟,会把根也当成白费砍掉;花自然也就不开了。
放回日子里。
唐果在外地读设计那几年,选过一门跟设计不太相干的课:植物学。她说,是因为从小在花店里长大,想知道那些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唐志明知道以后,在电话里说了她一句:「你学设计就学设计,学那个干什么?又不考。」
唐果没听他的,学了一个学期,还跟着老师去山里采了一回标本。
几年以后,唐果回来接手第三家店,门口那张旧木桌上的小牌子,写着每天那束花叫什么、从哪里来、什么季节开得最好。客人们最爱看的,就是这几行字。有个客人说:「你们家的花,看着像是有来历的。」
那几行字的底子,就是那门「又不考」的植物学。
唐志明后来跟苏敏说起这件事,有点不好意思:「我这辈子教人的,都是别瞎学、别瞎花钱。可女儿最管用的那点本事,是她瞎学来的。」
苏敏笑他:「你年轻时候在纺织厂,下了班去厂区花坛边上转,那也是瞎转。不瞎转,你上哪儿认识我去?」
带走的话
有计划地放弃,砍的是过时的东西。还有一种冗余要留着:那些眼下没用、却给明天长东西的余地。德鲁克给自己留了,没写给组织。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D3 格内:理论站「砍冗余」(有计划地放弃、要事第一),人生靠「攒冗余」(每三四年学一门新学问);和第 166 号华罗庚同格同向,但他的冗余是自己挑的、往宽里长的、给主缝打下手的。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把力气用在要紧事上,他靠的是一屋子「没用」的学问。
这一章的问题:能不能用一句话,把德鲁克的理论和人生对上的那道缝说出来?
他教的是把事做真、把事做好,他靠的是让人愿意靠近。
这一句,就是本书的判语。它还有一个画面版:
他教的是一张目标表,他靠的是一幅日本画。
先把这两句拆开看。
前半句,「他教的是把事做真、把事做好」。把事做真,是真:对准事实,对准顾客,对准结果,不跑偏。把事做好,是善:权力配责任,人是资源,让工作有成就,不内耗、不伤人。这是他写进理论的两股力,前七编一格一格量过,读数是满的。用一个画面说,就是一张目标表:一行一行,一格一格,每一格都有一个要打中的数,每一行都有一个负责的人。表是清楚的,是可以照着做的,是可以检查的。
后半句,「他靠的是让人愿意靠近」。这是美,保持的是吸引。第 29 章摆过他人生里最旺的那几件事:日本画、故事、他自己的吸引力、少年时那间客厅。用一个画面说,就是一幅日本画:几枝竹子,一片远山,大半张纸是空的。画不告诉你该做什么,也没有要打中的靶子;它只是放在那里,让人愿意停下来,多看一会儿。
一张表,一幅画。表是填满的,画是留白的。表让人照着做,画让人愿意靠近。
为什么说这句话只能用在德鲁克身上?
缝隙这把刀对判语有一个要求:只能用在这一个人身上。换一个大师,这句话就不对了。
比如换成泰勒:他教的是把动作量到最省,他靠的是什么?泰勒的人生里,很难找到「让人愿意靠近」这股力,据记载他跟工人、跟同事的纠缠都很紧张〔待核〕。这句话放不到他身上。
换成斯隆:他教的是用委员会和数字管一个大公司,他靠的也是委员会和数字,他自己就在二号位上当了几十年的家。他的理论和人生是对齐的,没有这道缝。
换成梅奥:他教的是人需要被关注,他的理论已经碰到了美的边,缝不在这里。
只有德鲁克,同时有这两样:一边,他把真和善写得比谁都足;另一边,他自己的人生里,美那一股力比谁都旺。两样放在同一个人身上,中间没缝起来,这句话才成立。
再看这句话里的「教」和「靠」。
「教」,是他写下来、讲出去、让别人照着做的东西。「靠」,是他自己过日子、熬难关、做成事的时候,真正撑着他的东西。一个人教的和靠的不一样,不是因为他说假话。很多时候,一个人靠着的东西,恰恰是他最难说清楚的东西:它太近了,近到看不见;或者它太软了,软到不好意思当成一门学问来讲;或者它太容易被滥用了,宁可不讲。第五编第 20 章猜过德鲁克不写美的几种原因:他见过美被滥用,美不好量,他站在门口。这几种原因,都能让一个人靠着一样东西,却不去教它。
所以这句话不是揭短。它说的不是「德鲁克说一套做一套」,而是「德鲁克说出来的那一套是真的,可他没说出来的那一样,也是真的」。读完这句话,应当更敬重他:他靠着一股自己没写进理论的力,还能把另外两股力写得这么足。
这句话还能再压得更短吗?
缝隙这把刀说,判语最好能再压成一句更短的。试着压一下:
他教的是靶子,他靠的是留白。
靶子,是先定好的目标,打中了就算赢;这是本书说的「先定靶子」,他的理论骨架。留白,是日本画里那大半张空着的纸,是不填满、不排满、给眼睛和心留一块地方;这是他一屋子「没用」的学问,是他让人愿意靠近的那份余裕。这一句短的,把主缝(真善与美)和第三道缝(砍冗余与攒冗余)压到了一起:靶子要填满,留白要空着;他教人填满,他自己靠的是空着的那一块。
两刀在这里会合。
本书一路用了两把刀。理论之刀,量的是他的理论:读数是缺美。人生之刀,对的是他的人生:读数是最靠美。两把刀量出来的,是同一样东西的两面:理论里缺的那一股力,就是他人生里最旺的那一股力。
这句话,是全书的主梁。前七编为它备料,这一编为它立柱,后面几编在它上面盖房子。
这句话还要防两种误读。
一种误读是:德鲁克的理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日本画。不是的。目标表是真东西,是他留给世界最大的一份礼物;无数组织靠它从一团糟走到了井井有条。本书说他靠的是画,不是说表不值钱,是说光有表不够。
另一种误读是:德鲁克自己没意识到美的要紧。这个,本书不知道,也不替他下断语。也许他意识到了,只是觉得美不该、也不能写进管理学;也许他觉得自己那些日本画、小说、历史,是他私人的事,跟他教给经理人的东西是两回事。一个人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留在私人的那一边,不拿出来当工具教给别人,这本身也可以是一种分寸。
本书只说一件看得见的事:他私人那一边最旺的那股力,跟他公开教的那两股力,是同一格里的三股力;三股力本该互相撑着,在他的理论里,第三股没有撑上。
还可以拿这句话去照一照别的人。很多做事做得好的人,嘴上讲的和身上靠的,常常不是一回事:一个讲「狼性」的老板,员工跟他是因为他讲义气;一个讲「严格要求」的老师,学生服她是因为她记得每个人的名字;一个讲「数据驱动」的店长,客人回头是因为她笑起来好看。他们不是说假话,是靠着的那一样,太近、太软,说不出口,也不好意思当成本事来讲。德鲁克只是这类人里最大、最典型的一个。
再用 SDE 的动力机制看一眼这道缝。
123 原理说,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一个人的理论和人生之间有缝,这道缝就是一份张力。在德鲁克身上,这份张力积累了一辈子:他越写目标、越写衡量,他的日子里就越需要日本画、小说、历史来把眼睛擦亮。第二拍,形状改变,在他身上发生过吗?也许发生过一点:他晚年写《自我管理》,用的是「走出来」的顺序;他把非营利组织的使命讲得那么动人;他说管理是一门人文艺术。这些都是他的理论在往美那边挪的迹象。可是第三拍,回写,没有完成:他没有回过头去,把美当成一股跟真、善并列的力,写进他的管理学的骨架里。
回写,不一定要写成一本新的管理学。它可以很小:一个读过德鲁克的店长,在目标表旁边加一栏;一个读过德鲁克的经理,每周进门待两个上午;一个读过德鲁克的老人,在孙子的作息表最下面写「留点空白」。每一个这样的小回写,都是在替德鲁克把那道缝缝上一针。
这道缝,留给了后来的人去回写。
还要说一句,为什么用日本画而不用别的东西做画面。德鲁克一生里让人愿意靠近的东西很多:故事、自传、小说、客厅、他自己的为人。选日本画,是因为它在他身上最特别:一个讲了一辈子目标和衡量的西方管理学家,几十年里最迷的,是一种讲留白、讲意境、讲「不说满」的东方画。这个反差本身,就是那道缝最好的样子。一张表要填满,一幅日本画要留白;他把一辈子的心思分给了这两样东西,一样教给世界,一样留给自己。
放回日子里。
唐志明第一次听到这句判语,是唐果念给他听的。她在一本书上读到了,回家念了一遍。
唐志明听完,半天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这句话,说的是我。」
唐果说:「爸,你又不是德鲁克。」
唐志明说:「我教店员的,是把账算真、把活干好。可咱家店能开到今天,靠的是你妈让人愿意进门。」
苏敏在旁边插了一句:「也不全是我。老冯在门口站的那几分钟,你女儿门口那张旧木桌,都是。」
唐志明说:「那就是我这辈子没写进自己那张表里的东西。」
带走的话
他教的是把事做真、把事做好,他靠的是让人愿意靠近。再短一点:他教的是靶子,他靠的是留白。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S3 格内(真、善与美)为主,D3 格内(砍冗余与攒冗余)为根,九宫外三个位置为门;三道缝压成一句。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一张目标表,他靠的是一幅日本画。
这一章的问题:把德鲁克的理论学到家、却没学到他靠着的那一股力的人,会在哪里卡住?
设想一个周一的早上,几个不同行当的人,碰巧都在为同一件事发愁。
一位开连锁奶茶店的年轻老板,读过三遍《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店里的目标、排班、损耗,管得滴水不漏。可他新开的第五家店,开了半年,还是冷冷清清。
一位小学的年级组长,学过目标管理,给每个班定了清楚的成绩目标,每月对照,每学期排名。可组里两个最好的年轻老师,今年都申请调走了。
一位刚当上部门经理的工程师,读了很多德鲁克,开会讲效率,做事讲贡献,用人讲长处。可他发现,部门里的人对他客客气气,有事却不愿意跟他说,他总是最后一个知道。
一位退休以后牵头办社区读书会的老干部,照着德鲁克讲非营利组织的那一套,给读书会写了使命、定了目标、分了工。读书会办得井井有条,可来的人一年比一年少。
这四个人,学的都是真东西。他们学到的,是德鲁克写得最足的那两股力:把事做真,把事做好。他们卡住的地方,也是同一个:需要让人愿意靠近的时候,手里没有家伙。
缝隙这把刀管这一节叫「追随者的天花板」。句式是:他们学到了 A,碰到需要 B 的时候,就……
用这个句式,把只学德鲁克理论的人,按几种常见的人群画一画。
做老板的,学到了目标、衡量、要事第一,碰到需要让路过的人愿意停下来的时候,就只会再加一个指标:进店率、转化率、复购率。数字越定越细,门口还是没人停。他们不缺管理,缺的是那张旧木桌、那盏暖光灯、那一句让人眼睛一亮的话。
当经理的,学到了权责对等、用人所长、从不同意见开始做决定,碰到需要一群人愿意跟着他熬过一个难关的时候,就只会把责任分得更清楚、把流程写得更细。责任清楚了,人心却没聚起来。他们不缺公道,缺的是让人愿意靠近的那份温度:记得谁家孩子病了,愿意在深夜陪大家把一批活赶完。
做老师、做家长的,学到了定目标、自我控制、反馈分析,碰到孩子不想学的时候,就只会把目标定得更清楚,把检查做得更勤。孩子的作业本写满了,眼睛里的光没了。他们不缺方法,缺的是让孩子觉得这件事好看、有意思的那一下。
办公益、办社区组织的,学到了使命、顾客、成果,碰到志愿者一个个走掉的时候,就只会把使命写得更响亮。使命越写越好,人越来越少。他们不缺方向,缺的是带头人那份让人愿意来的为人,和伙伴之间那份处得来的热乎。
还可以加一种人:学德鲁克学得最好的那一批中层管理者。他们读懂了自我控制,也读懂了用人之长,在大公司里带着一个几十人的团队,团队的数字年年漂亮。可是到了公司要变、要转型、要去一个谁也没去过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发现,团队里的人愿意完成目标,不愿意冒险;愿意做好分内的事,不愿意多走一步。他们学到了让人把事做好,碰到需要让人愿意跟着去一个陌生地方的时候,就只会把新的目标定得更清楚,可目标越清楚,大家越觉得「那是上面的事」。
这时候缺的,还是美:一个让人心动的将来,一个让人愿意跟着走的人。这不是德鲁克的一张表能给的。
这几种人卡住的地方,形状一样:他们拿着一张目标表,去对付一件只有一幅日本画才对付得了的事。
还有一种卡法,更隐蔽,要单独说:传播中变宽。
缝隙这把刀说,单视角的理论一传下去,就成了单视角的能力。大师本人身上的缝最窄,因为他还活着另外一股力;到了学生一代宽一些;到了培训课、考核表里,往往只剩下一个口号。
德鲁克身上,这一路变宽看得很清楚。他本人写的是「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两半;他本人还活着美那一股力,日本画、故事、让人愿意靠近的为人。到了学他的人手里,美那一股先没了,只学了真和善;再往下传,「自我控制」那一半也没了,只剩「目标管理」;到了很多单位里,目标管理又变成了「层层分解、责任到人、考核到底」,最后只剩下一张 KPI 表。
这一路变宽,每一步都有人觉得自己没做错。学生说,我只是把老师最有用的那部分拿来用;培训师说,我只是把复杂的道理讲简单;管理者说,我只是把好的办法落实到每个人头上。每一步都是在「浓缩」,浓缩到最后,留下的是最好量、最好管、最好考核的那一点。美是最难浓缩的,所以最先被浓缩掉。
一张 KPI 表,是德鲁克缝隙的一个最宽的样子:真还剩一点(数字),善几乎没了(自我控制丢了),美完全没了。拿着这张表的人,不知道表的背后原本有两半,更不知道写这张表的人,自己天天靠着的是一幅画。
这一路变宽,不是德鲁克的错,也不全是学他的人的错。它是缝隙本身的力量:一样东西没写进理论,它就传不下去;理论传得越远,那样东西丢得越干净。
缝隙这把刀还提醒过一件事:追随者卡住的时候,常常会怪错地方。卡在美上的人,很少想到是美缺了;他们会以为是真不够(数据不够细),或者是善不够(流程不够清)。于是他们回到自己熟悉的那一格,加倍用力。加倍用力的结果,是那一格越来越满,缺的那一格越来越空。
这也是只学德鲁克理论的人最常见的样子:越卡越用力,越用力越卡。他们的问题不是不努力,是在一张表上找一幅画。
还要说一句保底。
只学德鲁克理论的人,并不是学错了。在很多地方,光是把真和善学到家,就已经能解决一大半的问题:一个乱成一锅粥的小厂,一个天天扯皮的部门,一个账目糊涂的小店,用德鲁克那一套收拾一遍,立竿见影。很多人学德鲁克,是从「一团糟」学到了「井井有条」,这是实打实的长进。
天花板,出现在井井有条以后。事做真了,事做好了,接下来的问题变成了:人为什么不来?为什么不留?为什么不信?这时候,只学了他理论的人,就碰到了他理论的边。
这一路变宽,还可以在培训课的讲义上看得很清楚。很多讲德鲁克的培训课,讲义的第一页是他的生平:生于维也纳,著作三十多部,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第二页起,是一张一张的表:五个习惯,五个问题,八个目标领域,七个创新来源。讲义里很少有他的日本画,很少有《旁观者》,几乎从来没有他七十多岁写的那两部小说。
讲义没有错,它讲的是他教的东西。只是学员们读完讲义,会以为德鲁克就是那些表;他们照着表去做,做得越像,离那个真实的德鲁克越远。
放回日子里。
唐家花店里,也有一个只学了德鲁克理论的人:唐志明自己。
他这些年学得很认真,书看了好几本,培训班上了好几回。三家店的账、排班、目标、损耗,在他手里一年比一年清楚。第一编到第七编,他一路学到的,都是真和善。
他卡住的地方,本书一路都写着:第三家店什么都对,就是没人进门;第三家店的店员留不住;他贴在墙上的五条经营理念,没有一个人记得。每一回卡住,他都先用自己熟悉的办法:加目标、加检查、加会议。每一回,都没用。
最后解开这些结的,都不是他那张表:是苏敏说的「太像个仓库」,是唐果的那张旧木桌,是老冯门口那几分钟,是一枝月季的故事。
他去培训班的时候,老师讲到「美」这个字,总是一带而过,说那是「品牌部的事」「设计部的事」。唐志明一直以为,美是一家大公司里某个部门管的事,跟当老板的没什么干系。直到唐果接手第三家店那三个月,他才看明白:在一家小店里,美不是哪个部门的事,是当家人的事。
有一天,唐志明在本子上写了一句话:「我学会了管理,可我没学会让人愿意来。」写完,他在下面又添了一行:「这一样,书上没有,家里有。」
带走的话
只学他理论的人,会从一团糟学到井井有条;天花板在井井有条以后:人为什么不来、不留、不信。拿着一张目标表,对付不了一件要靠一幅画才对付得了的事。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S3 格内:追随者学到了真和善,缺了美;一路传下来,连「自我控制」也丢了,只剩一张 KPI 表。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目标表,追随者只学了目标表;他靠的那幅画,没有传下去。
这一章的问题:德鲁克身上那道缝,在普通人的日子里是什么样子?
缝隙这把刀要求,每找到一道缝,都要讲两个普通人的故事,而且要同构:故事里的人嘴上信的,要跟大师理论站同一格;他真正靠的,要跟大师人生里那股力对上;他碰到天花板的地方,要跟追随者卡住的地方对上;他后来怎样补上,要跟下一章的补法对上。四步都对得上,才算同构。
下面两个故事,都是设想的,人物和细节都是构想出来的。
第一个故事:连锁药房的区域经理。
比如有这样一位姓卞的女士,四十出头,在一家连锁药房当区域经理,管着城东的十二家门店。
卞经理嘴上信的,是目标和数字。她有一张大表,十二家店,每家店每月的销售额、毛利、库存周转、会员增长、顾客投诉,一格一格排着。每月初,她跟每个店长定目标;每月底,一项一项对。她常跟店长们说:「数字不会骗人。数字好了,什么都好了。」她的区域,连续几年在全公司排前三。公司开会,常请她上台讲「目标管理的经验」。
这是第一步:嘴上信的,跟德鲁克的理论站同一格,S3 里的真和善:对准数字,权责分明,按目标考核。
可是,她的区域为什么一直排前三?她自己讲经验的时候,从来不提另一件事:她每周至少有三个上午,是在门店里过的。她不是去检查,是去待着:帮着理货,跟店员一起吃盒饭,跟来买药的老人聊几句。她记得每个店长孩子的名字,记得哪个店员的母亲在住院。哪家店的店员跟店长闹别扭了,她去那家店多待两回,事情就过去了。城东那十二家店的店长,好几个是别家药房想挖都挖不走的,人家私下说:「跟着卞姐干,心里舒坦。」
这是第二步:她真正靠的,跟德鲁克人生里那股力对上:让人愿意靠近。店长们留下来、肯拼,不是因为那张大表,是因为她这个人。
第三步,天花板。有一年,公司上了一套新的门店管理系统,所有数据实时上传,区域经理在电脑上就能看见每家店每个钟头的销售。公司觉得,区域经理不用再天天跑门店了,要求她们把时间用在「数据分析」和「目标管控」上,每周到店不超过一次。
卞经理照办了。她坐在办公室里,看数字看得比以前清楚得多,目标定得比以前精细得多。可是半年下来,她的区域掉到了第七。两个最好的店长先后辞职,跳去了别家;剩下的店长,月底对数的时候,话越来越少。
她想不通:数字看得更清楚了,目标定得更细了,为什么反倒不行了?后来一个老店长跟她说了实话:「卞姐,你以前来店里,我们是跟你一起干;你现在在电脑上看我们,我们是给数字干。」
她后来回想,那半年里最让她难受的,不是排名掉了,是有一回她去一家店,店长见了她,第一句话是:「卞经理,这个月的数字我已经在系统里更新了。」以前,那位店长见了她,第一句话是:「卞姐,吃了没?」
这一步,跟只学德鲁克理论的人卡住的地方对上了:她以为自己靠的是那张表,把表做得更精,却把真正撑着她的那股力拿掉了。
第四步,补法。卞经理后来跟公司争了一回,争下来一个折中:系统照用,数字照看,可她每周保留两个上午不看屏幕,在门店里待着。她还做了一件以前没做过的事:每月的店长会上,不光对数字,还请一个店长讲一件这个月店里让人心里一暖的事。她说,这是她以前一直在做、可从来没当成正事的那一半,现在要把它当成正事。
一年以后,她的区域回到了第三。
卞经理的故事还有一个尾巴。那一年她的区域回到第三,公司请她上台讲经验。这一回,她讲的不再只是那张大表。她讲了每周两个上午不看屏幕,讲了店长会上那件「让人心里一暖的事」。台下有几个区域经理在笔记本上记,也有几个人在小声说:「这不就是聊天吗,算什么管理?」
她听见了,笑了笑,没有争。她知道,那几个人要等到自己碰上天花板的那一天,才会明白。
第二个故事:退休教导主任给孙子排计划。
比如有这样一位姓匡的老先生,在中学当了二十多年的教导主任,退休以后,帮着儿子带上小学四年级的孙子。
匡老先生嘴上信的,是计划和检查。他给孙子做了一张作息表,贴在冰箱上:几点起床,几点读英语,几点做数学,几点练字,周末几点上兴趣班。每天晚上,他拿着一支红笔,一项一项打勾。他常说:「我管了二十多年的学生,成绩都是排出来的。计划定好了,孩子就有出息了。」
这是第一步:嘴上信的,跟德鲁克的理论同格:先定靶子,按计划推进,用检查保证执行。
可是孙子为什么愿意照着那张表做?匡老先生自己没细想过。其实是因为另一件事:每天晚饭后,他会带孙子下楼散半个钟头的步,一路上给孙子讲故事。讲他年轻时下乡见过的萤火虫,讲他当教导主任时碰到过的调皮学生,讲小区里那棵老槐树是哪一年种的。周末,他还常带孙子去河边钓鱼,一坐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孙子最盼的,就是这两样。孙子跟爸妈说:「爷爷的表是表,爷爷的故事是故事。我做表上的事,是为了晚上听故事。」
这是第二步:他真正靠的,是让孩子愿意靠近:散步、故事、河边那一下午的留白。
第三步,天花板。孙子上了五年级,学业紧了。匡老先生觉得时间不够用,把晚饭后的散步砍了,周末的钓鱼也停了,作息表又加了两格。他想:「要事第一,散步钓鱼不是要事。」
一个月以后,孙子开始磨蹭,作息表上的勾越打越少,红笔圈出来的叉越来越多。匡老先生加大检查力度,孙子开始顶嘴。有一天晚上,孙子哭着说:「我不想做表上的事了,反正做完了也没故事听。」
匡老先生那天夜里想起了一件事:他当教导主任那些年,学校里最受学生喜欢的,不是管得最严的那位班主任,而是一位常常带学生去后山认草药、讲故事的生物老师。那位老师的班,成绩不是最好,可毕业多年回来看老师的学生最多。他当年在全校大会上表扬的,是管得最严的那位。
这一步,跟德鲁克的第三道缝对上了:他砍掉了「没用」的冗余,也砍掉了撑着一切的那股力。
第四步,补法。匡老先生那天晚上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他把晚饭后的散步加了回去,周末的钓鱼改成两周一次。作息表照样贴着,可他在表的最下面加了一行,没有时间,只写了四个字:「留点空白。」
孙子的勾,又慢慢多了起来。
这两个故事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留意:两个人在碰到天花板以前,都没意识到自己靠的是那一点。卞经理讲经验的时候讲的是那张大表,匡老先生跟人夸的是那张作息表。他们靠着的东西太近了,近到看不见;直到被拿掉,才知道它撑着什么。
德鲁克大概也是这样。他靠着的那股力,日本画、故事、让人愿意靠近的为人,一辈子都在他身边,从来没被拿掉过。所以他也许从来没有机会看见,它撑着什么。
两个故事放在一起,跟德鲁克对一对。
卞经理,嘴上信目标表,身上靠的是在门店里待着的那份温度;天花板是被要求坐进办公室看数字;补法是把那一半当成正事。这是主缝和第二道缝:理论站真和善,人生靠美;理论讲屋里的事,她自己原本就在屋里,被挪到门口以后,美就断了。
匡老先生,嘴上信作息表,身上靠的是散步、故事和河边的留白;天花板是砍了「没用」的东西;补法是留点空白。这是主缝和第三道缝:理论站真和善、站砍冗余,人生靠美、靠留白。
带走的话
很多人嘴上信的是一张表,身上靠的是一点温度、一个故事、一块留白。把那一点砍掉,表也就转不动了。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两个故事都落在 S3 格内(真善与美);卞经理连着第二道缝(被挪到门口),匡老先生连着第三道缝(砍了留白)。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们教的都是一张表,靠的都是让人愿意靠近的那一点。
这一章的问题:学德鲁克,怎样才能既学到他教的,也学到他靠的?
设想县城里有一家做推拿理疗的小馆子,老板姓栾。栾老板读过德鲁克,店里管得很规矩:每个技师每月的服务人次、回头客比例、顾客评价,都有目标;排班按客流,耗材按标准。店开了五年,账一直是真的,活一直是顺的。
有一天,一个老顾客跟栾老板说:「你这店什么都好,就是进门像进银行,冷冰冰的。」
栾老板没有反驳,回去琢磨了一个月,做了三件事:前台的那块「服务项目价目表」换成了一面墙,贴着技师们自己写的一句话:「我为什么学推拿」;等候区放了一壶每天换的花茶,泡茶的是馆里最老的那位技师;每个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上,馆子关门一个钟头,技师们轮流给彼此推拿,谁也不收谁的钱。
这三件事,没有一件在他的目标表上。可是半年以后,老顾客说:「现在进门像回家。」新来的技师说:「在这里干,不光是挣钱。」
栾老板没有扔掉他那张目标表。他只是在表的旁边,挂上了一幅「画」。
这就是本章要讲的:补上缝隙。
缝隙这把刀说,学一个有缝的大师,要学,而且要认真学;他理论里那一半是真的,是他用一辈子压出来的。只是学完了,要补上另一半,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
德鲁克的补法,按他的三道缝,可以分成三样。
第一样,补主缝:在真和善的旁边,给美留一个正经的位置。
具体怎么做?不是再加一个指标。美不能定成靶子去打,定成靶子,它就变成了一个要完成的数,跟进店率、满意度一样,人就会跟数字较劲。补美的办法,是换一种管法:看见它,记下它,让它被人知道。
第五编第 21 章讲过唐志明的做法:每个月,三家店各说一件「让人愿意来」的事,不定数字,不排名次,只说一件事,记在本子上。第 34 章的卞经理,在店长会上请人讲一件让人心里一暖的事。栾老板在墙上贴技师自己写的一句话。这些做法有一个共同点:它们不考核美,它们供养美。
还可以按吸引的三件事,各问一句。愿意来:一个第一次路过的人,在我们这里能看见什么让他想停下来的东西?愿意留:一个在这里干了一年的人,能在这里看见一个让他心动的将来吗?愿意信:到了关键的时候,有人会因为我们这些年做过的事,还选我们吗?这三句话,可以跟德鲁克的五个问题放在一起问。
第二样,补第二道缝:进门。
德鲁克站在门口,看得清,说得准;学他的人,要学他的眼光,也要记得他没进过门。一个管理者,不管位置多高,都要定期进门:在门店里待几个上午,在车间里站几个班,跟一线的人吃几顿饭。不是去检查,是去过日子。美这股力是在里面一点一点养起来的,只有在里面才摸得到。唐志明每月在第三家店待一周,卞经理每周两个上午不看屏幕,都是这一补。
第三样,补第三道缝:有计划地冗余。
德鲁克教人有计划地放弃,这一刀要学,过时的东西要舍得砍。可是他自己还做了另一件事,没写进书里:有计划地冗余。每三四年学一门新学问,几十年看日本画,七十多岁写小说。学他的人,也要学这一件:给自己、给组织留一块「眼下没用」的地方。一个人,每隔几年学一样跟本行不相干的东西;一个组织,每年留一点不急着用的时间、钱和人,给那些说不清有没有用的事。匡老先生作息表最下面那四个字,「留点空白」,就是这一补。
三样补法之外,还有一样小补,来自第六编:给自己的组织讲故事、起名字。德鲁克很会给道理起名字,「知识工作者」「创造顾客」「有计划地放弃」,一听就记住。学他的人,也可以学这一手,只是用在另一处:给组织里那些让人愿意来的小事起个名字、讲成故事。唐家的「周三的康乃馨」,水厂的「开放日」,栾老板墙上那句「我为什么学推拿」。有了名字和故事,美才传得下去,不会随着某一个人走了就散了。
这三样补法,要注意剂量。
美不是越多越好。没有真的美,是花架子,迟早露馅;没有善的美,是对外光鲜、对内苛刻,撑不长。补美,是在真和善已经立住的地方补,不是拿美去替真和善。栾老板先有五年真账、顺活,才挂得起那幅「画」;一家账目糊涂、天天扯皮的店,先要学的,还是德鲁克的那张表。
还有一层剂量:德鲁克对美的那份戒心,也要一起学。美这股力,可以让人愿意靠近一件好事,也可以让人愿意跟着一件坏事走。补美的时候,要时时拿真和善去校:我们让人愿意来的那个东西,是真的吗?是对人好的吗?三股力互相校着,美才不会走偏。
补上缝隙,还有一件事要说清楚:补的人,不必是德鲁克那样的大人物。栾老板是一个小馆子的老板,卞经理是一个区域经理,匡老先生是一个退休的老人,唐志明是一个开花店的。他们补的那一点美,都很小:一面墙、一壶茶、一个上午、一次散步、一张旧木桌。美这股力,不需要大投入,需要的是有人把它当成正事,天天做,年年守。
德鲁克那张表,要花很多年才学得会;这一点美,明天早上就可以开始。
最后,把缝隙这把刀的随身三问,用在德鲁克身上,也留给每一个读者。
一问,他说自己靠的是什么,站在哪一格?他说自己靠的是目标、贡献、长处、责任,站在价值那一格的真和善上。
二问,他最难的那几年,真正是靠什么熬过来的?他十八岁一个人在汉堡,靠的是夜里的书和一出歌剧;二十三岁离开德国,靠的是骨气和一场画展;一辈子站在门口,靠的是一屋子「没用」的学问和让人愿意靠近的为人。
三问,中间那道缝,我该补上什么?补上美:在目标表旁边挂一幅画,进门去过日子,给自己留一块空白。
这三问问完,可以再加一句给自己的提醒:补美,不是要成为另一个人。一个像唐志明那样只会看表的人,不必逼自己去学插花;他可以把美交给苏敏、交给唐果,自己做的,是承认她们做的是正事,给她们留地方,不拿那张表去压她们。会算账的人管表,会插花的人养画,当家的人让两样都有位置。这也是一种补法。
真让人信,善让人安,美让人来;表管前两样,画养第三样。
放回日子里。
本书的陪读人物唐家,这一编里一直在。最后说一个小场面。
那年冬天,唐志明把三家店的店长、店员都叫到第一家店,开了一个年终会。会上照例对了一年的数字:营业额、毛利、损耗、回头客。对完以后,他没散会,让每个人说一件今年店里让自己心里一动的事。
老冯说的是那位每周三来买康乃馨的老太太,今年九十岁了,还来。小罗说的是安宁病房里一个老人插了一辈子第一瓶花。第三家店的一个年轻店员说的是那块小木牌,有客人指名找她配满天星。唐果说的是门口那张旧木桌。苏敏最后说,说的是二十多年前厂区花坛里的那枝月季。
唐志明听完,说:「今年的数字,我心里有数了。今年的这些事,我以前心里没数。以后,两样都要有数。」
带走的话
学德鲁克,那张目标表要认真学;学完了,在表旁边挂一幅画,进门去过日子,给自己留一块空白。
小账
缝隙落在哪一格?——补的是 S3 格内的美、九宫外的二号位、D3 格内的冗余;三处补法,都不扔那张表。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一张目标表,他靠的是一幅日本画;学他的人,两样都要。
前八编,一直在德鲁克自己的地盘上走:他的人生,他的理论,他的缝。这一编走出去,看他跟东方的两样东西相遇:一样是儒家讲了两千多年的修身,一样是二十世纪日本企业家的经营。
为什么要看这两样?因为这两样东西,恰恰都把美放在了比较靠里的位置。儒家讲治理,讲「近者悦,远者来」,讲礼乐并举,「乐」本身就是美;日本的经营,讲社训、讲早会、讲公司像一个家,讲让人愿意把一辈子交给一家公司。拿它们跟德鲁克一对,他那道缝的样子会更清楚;反过来,用德鲁克的真和善去照它们,它们的短处也会露出来。
还有一层缘分:德鲁克一辈子迷日本画,他的书在日本又被读得极多〔待核〕。他人生里那股美,有一大块是从东方来的;他的理论里那两股真和善,又在东方被拿去当了经营的教科书。东方,是他的缝两边都碰到的地方。
本编三章:第 36 章看儒家的修身与他的《自我管理》;第 37 章看稻盛和夫、松下幸之助与日本的经营,并跟本系列第 166 号里的稻盛一章对账;第 38 章用同一把尺量两边。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人先管好自己、再去管别人,这条路在东方和在德鲁克那里,有什么不一样?
设想一个大家族开的老字号酱园,传到第四代,当家的是一位姓殷的中年人。殷家有一本祖上传下来的家训,开头几句是:先正己,后正人;己不正,莫言他人。殷当家从小背熟了,接手以后,自己每天第一个到作坊,最后一个走;酱缸边上的活,他样样都干过。作坊里的老师傅们都服他,说:「东家自己就是个样子。」
后来殷当家的儿子在外面读了工商管理,回来帮忙。儿子带回来一套现代的东西:岗位说明书、绩效考核、目标管理。他跟父亲说:「爸,咱们家这套『先正己』,太老了。现代管理靠的是制度,不是靠当家人做样子。」
殷当家没跟儿子争,只说了一句:「制度你定,样子我做。两样都要。」
儿子定的制度,是德鲁克那一路;父亲做的样子,是儒家那一路。这两路,在一个酱园里碰上了。
先看儒家这一路。
《大学》里有一段话,很多中国人都熟:「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后面接着说,修身要正心、诚意、致知、格物。意思是:要治理天下,先管好国家;要管好国家,先管好家;要管好家,先管好自己。一切从修身开始。
孔子讲治理,讲得更直接。季康子问孔子怎样治理,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治理就是一个「正」字,你自己带头正,谁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这一路,用 SDE 的话说,是从三号位(自我)出发,走到二号位(家、国、组织)。先把自己管好,再用自己的样子去带别人。
再看德鲁克这一路。
第 27 章讲过,他晚年写《自我管理》〔待核,1999 年〕,问了五个问题:我的长处是什么?我怎样做事?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属于哪里?我该贡献什么?他还说,一个人要对自己跟别人之间的纠缠负责。
乍一看,这跟儒家的修身很像:都是先管好自己。可细看,有三处不一样。
第一处,顺序。儒家是先修身,后治人:修身是起点,治国是终点,一条路从里往外走。德鲁克是先写治人,后写修身:《管理的实践》在 1954 年,《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在 1966 年,《自我管理》在 1999 年,他九十岁了。他的理论是从组织(二号位)出发,到晚年才回到自己(三号位)。他的人生恰恰相反,是从三号位出发的:十八岁在汉堡读祁克果。所以,在修身这件事上,他的人生走的是儒家的顺序,他的理论走的是倒过来的顺序。
第二处,修什么。德鲁克的自我管理,修的是长处、做事方式、价值观、位置、贡献,用意是让一个人在组织里更有成效。这是真和善:看清自己(真),把力气用对地方(善)。儒家的修身,修的除了这些,还有一样:礼乐。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一个人的养成,从诗起兴,靠礼立住,在乐里完成。诗和乐,都是美。儒家的修身,是把美当成修身的最后一步的:一个人修到最后,要修出一种让人愿意亲近的气象。
第三处,用什么带人。德鲁克让管理者靠目标、责任、自我控制去带人;儒家让当家的靠自己的样子去带人。「不令而行」,是不用下命令,别人就愿意跟着做。这里面,有一股很明显的吸引力:人们跟着一个正的人走,不是因为被管,是因为愿意。
孔子还有一句话,几乎就是 SDE 说的「美管吸引」。叶公问怎样治理,孔子说:「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让近处的人高兴,让远处的人愿意来。一个治理得好的地方,检验的标准,是人愿不愿意来。这句话放在一个公司、一家店、一个社区里,照样成立:近处的员工、老顾客高兴,远处的人听说了愿意来,这就是吸引。
孔子又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是美的。善和美在这句话里是长在一起的:一个地方的人好,这个地方就美,人就愿意住进来。
这几句话一摆,德鲁克的缝在东方的镜子里就很清楚了:儒家讲治理,真、善、美是一起讲的,美还被放在了很要紧的位置上;德鲁克讲管理,讲了真和善,美没有讲。
还可以多说一句「礼」。礼,今天常被当成繁文缛节,可在孔子那里,礼是让人和人之间有分寸、有次序、彼此都舒服的一套做法。它有真的一面(各安其位,不乱),有善的一面(敬人),也有美的一面:一场合乎礼的相见,进退揖让,是好看的,让人愿意参与。一个组织里的「礼」,就是那些让人和人相处得舒服的小规矩:怎样迎新人,怎样送老人,怎样开会,怎样道歉。这些东西,德鲁克讲「沟通」「责任」时碰到过一点,可他讲的是它们的功能,不讲它们好不好看、让不让人愿意参与。
德鲁克年轻时读祁克果,讲的是一个人怎样独自面对自己;儒家讲修身,讲的是一个人怎样在一群人里面做人。前一种修身,是三号位里的孤独功夫;后一种修身,是三号位通着二号位的功夫。德鲁克的《自我管理》,有一半是前一种(找长处、找价值观),有一半碰到了后一种(对自己跟别人的纠缠负责)。可儒家那种「修到让人愿意亲近」的功夫,他没有写。
先说德鲁克对在哪儿,这一段保底要写。
儒家这一路,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它太靠一个人的样子了。当家的正,一家都正;当家的一歪,全家跟着歪。没有制度兜底,一个组织的命运系在一个人的修养上。中国历史上,「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事太多了。德鲁克那一路,恰恰补的是这个短处:他讲制度、讲目标、讲责任、讲衡量,让一个组织不至于全靠某一个人的修养撑着。殷当家的儿子说「现代管理靠的是制度」,说的就是这一层,这一层是对的。
儒家这一路,还有一个毛病:它讲修身,常常讲成了讲「做人」,不太讲「做事」。一个人修身修得很好,品行端正,可做事未必有成效。德鲁克的自我管理,是冲着有成效去的:你的长处是什么,往那里使劲,做出贡献。这一层,也是对儒家的补充。
所以,两路各有各的长处:儒家这一路把美放在了修身和治理里,可太靠一个人;德鲁克这一路把真和善做成了制度和方法,可美没有位置。
用 SDE 看这一章。
修身,是三号位上的事;治理,是二号位上的事。儒家这一路,从三号位走到二号位,路上带着美;德鲁克的理论这一路,从二号位出发,晚年回到三号位,一路上没带美。德鲁克的人生,倒是走了儒家的那条路:从三号位出发,一路上带着美(客厅、歌剧、日本画),只是到了理论里,这一路的美没有跟着进去。
还可以用「管、带、长」三个字说:儒家的「不令而行」,是长:当家的自己正,人自然就跟着正,像草木向着阳光长。德鲁克的目标与自我控制,是带:给人一个目标,让人自己去走。法家那一路的赏罚,是管。中国历史上,儒和法常常配着用,「外儒内法」。德鲁克的带,正好站在两者中间:比法家的管宽松,比儒家的长有章法。
用 SDE 的动力机制看一眼这一章。一个组织里,儒家那一路和德鲁克那一路碰在一起,会有张力:父亲信样子,儿子信制度;老师傅认人,年轻人认表。这份张力积累下去,要么一方压倒另一方,要么组织改出一个新的样子:制度和样子并存。第三拍回写,是把这个新样子写回到家训和制度里去:家训里加一句「立规矩」,制度里留一块「当家人做样子」的地方。很多老字号能传到第四代、第五代,靠的就是这一拍回写做得好。
放回日子里。
殷家的酱园后来怎样了?这是我构想的下文。儿子定的制度推下去了,岗位清楚了,考核也有了,作坊的效率上去了一截。可是有一年,一批老师傅因为考核的事闹了别扭,有两个要走。儿子按制度办,该扣的扣,该留的留,事情越弄越僵。
最后是殷当家出面。他没改制度,也没多给钱,只是那几天晚上,挨家去了老师傅们的家里坐了坐,喝了几杯酒,听他们说了说心里的委屈。第二天,两个要走的老师傅都回了作坊。
儿子问父亲:「你跟他们说什么了?」
殷当家说:「没说什么。就是去坐了坐。他们跟咱家干了几十年,不是冲着那张考核表来的。」
唐家的花店里,苏敏扮演的,有点像殷当家。唐志明定制度,苏敏做样子:她每天第一个到店里换水,最后一个把花收进冷柜;她插的花,店员都愿意学;店员有了委屈,先找的是她。唐志明后来跟人说:「我管的是店,她带的是人。」
唐志明后来也学了殷当家那一手。有一年第二家店的两个店员闹矛盾,按制度谁迟到扣谁的钱,可事情越扣越僵。唐志明没再扣钱,下了班把两个人叫到店门口,买了三碗馄饨,三个人站着吃完。吃完了,他什么也没说,两个人第二天就和好了。小罗问他用了什么办法,他说:「没用办法。就是让她们知道,这家店里有人在乎她们俩。」
带走的话
儒家讲治理,讲「近者悦,远者来」,真善美是一起讲的,可太靠一个人;德鲁克讲管理,把真和善做成了制度,美没有位置。两样都要:制度你定,样子我做。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开的是「自我管理」这扇门,晚年回到了三号位;儒家放在修身最后一步的「乐」与「近者悦,远者来」,他没有接进来。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儒家的「不令而行」是长,法家的赏罚是管,德鲁克的目标与自我控制站在中间,是带。
这一章的问题:为什么德鲁克的书在日本被读得那么多,日本的经营却比他的理论多出了一样东西?
设想一家日本人在中国沿海开的小工厂,做汽车零件,两百来个工人。厂里有几样东西,让刚进厂的本地年轻人很不习惯:每天早上八点,全厂在车间门口站成几排开早会,厂长讲几句,大家一起念一遍厂训;每个月末,各个班组自己算一遍账,这个月挣了多少、费了多少,贴在墙上;每年春天,厂里请全体员工去郊外赏一回花,喝点酒,厂长挨桌敬酒。
年轻人们一开始觉得这些都是形式。可是干了一两年,很多人说:「这个厂跟别的厂不一样,像个家。」厂里的流动率,比附近几个厂低得多。
这家厂里的几样东西,正好能拆成三股力:班组自己算账,是真,账要真,心里要有数;早会上讲的那些「为客户、为同事」的话,是善;赏花、敬酒、「像个家」,是美。
日本的经营,常常是三股力一起用的。
先说德鲁克跟日本的缘分。
据记载,德鲁克从 1950 年代末起多次去日本讲学,他的书在日本卖得极好,很多日本企业家把他当老师〔待核〕。日本政府还授予过他勋章〔待核〕。他也写过文章,讲美国企业可以向日本企业学什么:比如日本企业做决定,花很多时间在弄清「问题到底是什么」上,大家意见一致以后,执行起来就很快;比如日本企业很重视员工的持续培训〔待核,据 1971 年《哈佛商业评论》文章大意〕。
他人生里那股美,有一大块来自日本画;他理论里的真和善,又被很多日本企业家拿去当了经营的教科书。日本,是他那道缝两边都碰到的地方。
再看两位日本企业家。
松下幸之助,松下电器的创办人,1989 年去世。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常被叫作「自来水哲学」:企业的使命,是把生活用品做得像自来水一样,又多又便宜,让人人都用得上,让社会富起来〔待核,据说是 1932 年提出的〕。他还说过,松下电器是一家「造人」的公司,在造产品以前,先造人〔待核,只转述〕。松下的工厂里,有厂训,有社歌,有早会。
稻盛和夫,京瓷的创办人,后来又创办了第二电电,晚年还临危受命去救日本航空,2022 年去世。他的经营有两样出名的东西。一样叫「阿米巴经营」:把公司分成很多个小单位,每个小单位都像一家小公司一样,自己算账,自己对自己的盈亏负责,账目要细到每一个钟头创造了多少价值〔待核,只转述大意〕。另一样,是他的经营哲学: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常常是「作为人,何谓正确」,他讲「敬天爱人」,讲利他之心〔待核〕。京瓷还有一种叫「空巴」的聚会:同事们围坐在一起,喝点酒,敞开说话,据说这是京瓷凝聚人心的一个要紧办法〔待核〕。
还有一段故事,把两个人连了起来。据稻盛自己的回忆,他年轻时去听松下幸之助讲「水库式经营」:经营要像修水库一样,平时留出余量,资金、设备、人手都要留,以备不时之需。台下有人问:「道理我们都懂,可到底怎样才能做到?」松下说,大意是:首先,你得真心想要这样做〔待核,只转述〕。台下很多人笑了,稻盛却被这句话打动了〔待核〕。
这段故事,本系列第 166 号写稻盛的那一章用过,判语是「他教的是燃烧,他靠的是蓄水」〔以第 166 号为准〕。稻盛的缝,落在能量那一格里:他嘴上讲燃烧,讲热情,讲「要像燃烧的斗魂一样干」;他身上靠的,是松下那座水库:留余量,攒底子,熬得住。
德鲁克和稻盛,缝在不同的格里:稻盛的缝在 E3 能量格内(动能与势能,燃烧与蓄水),德鲁克的缝在 S3 价值格内(真善与美)。两道缝不一样,可是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稻盛的经营里,美那一股是有的,而且是明着有的:空巴、利他、「作为人何谓正确」,都让人愿意靠近。第 166 号的二十道缝里,据说「美」这一格始终空着,没有一位大师的缝落在那里〔以第 166 号为准〕;德鲁克这一卷,要是站得住,就补上了这一格。
先说日本的经营对在哪儿,再说德鲁克对在哪儿。
日本的经营,对就对在:它没有把美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早会、社训、赏花、空巴、「像个家」,这些在一个讲效率的人看来都是形式,可它们养的,正是 SDE 说的吸引:让人愿意来,愿意留,愿意信。日本企业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那么强,一个原因就是员工对企业有一份很深的认同。稻盛的阿米巴,又把真做得极细:每个小单位每个钟头的账都是真的。真、善、美三股力,在他手里是一起用的。
德鲁克对在哪儿?对在他看见了日本经营的毛病。他欣赏日本企业,可也说过,日本的终身雇佣、论资排辈,在经济变化快的时候会变成负担〔待核〕。日本经营里那股「像个家」的吸引力,用过了头,会变成另一种东西:员工被家一样的组织绑住,不敢走,不能说不,加班加到伤身体。日本社会后来为过劳付出过沉重的代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美这股力用过了头,没有真和善去校,就会走偏。德鲁克对美的那份戒心,在这里显出了它的道理。
还要说一句松下那句「首先,你得真心想要」。这句话里,有一个很要紧的东西:经营的起点,不是一套方法,是一份心。台下那些人笑,是因为他们想要的是方法;稻盛被打动,是因为他听懂了,方法后面得先有一份想要。这份「想要」,是能量,也是美:人先被一样东西吸引了,才会真心想要它。德鲁克的书里方法极多,他也讲贡献、讲使命;可「先真心想要」这一层,他很少单拎出来讲。他大概觉得这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用 SDE 看这一章。
日本的经营,三股力都在:真(阿米巴的账、松下的自来水使命对准社会的真实需要)、善(利他、敬天爱人、造人)、美(早会、社训、空巴、像个家)。可美那一股常常压过了另外两股:组织的吸引力太强,个人的自由就小了。用意义三律说,创造是满的,幸福也有(像个家),可自由律常常是空的:员工很难自己说了算。自由律等于创造律乘以幸福律,按说两个因子都在,自由不该是零;可在日本经营里,「幸福」常常是组织给的、集体的幸福,不是每个人自己的幸福,乘出来的自由,就打了折。
德鲁克这一边,真和善都在,自由也有(自我控制),美是空的。
两边一比,正好互相照见了短处:德鲁克缺的,是日本经营里那股让人愿意靠近的力;日本经营缺的,是德鲁克那份让每个人自己说了算的自由,和对美那股力的戒心。
还可以从意义三律再看一眼稻盛的阿米巴。阿米巴把一个大公司切成许多小单位,每个小单位自己算账、自己做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给自由律留地方:小单位的头儿,可以在自己那一摊里说了算。这一点,跟德鲁克的「自我控制」是相通的。不同的是,稻盛在阿米巴上面,还压着一层很重的哲学和情分:空巴、利他、像家一样。所以阿米巴里的自由,是被美包着的自由;德鲁克的自我控制,是光秃秃的自由,旁边没有那一层美。
放回日子里。
开头那家日资小工厂,这是我构想的下文。有一年,厂里新来了一个本地的年轻工程师,技术很好,可他受不了每天早上念厂训,也受不了赏花时被灌酒。他跟厂长提了一回,厂长说:「这是我们的传统。」他干了半年,走了。
厂长后来跟人说,这件事让他想了很久:那些让老员工觉得「像个家」的东西,让这个年轻人觉得被绑住了。他后来改了一点:早会照开,厂训照念,可不再要求每个人都念出声;赏花照去,可不劝酒了,谁想走就走。第二年,厂里又来了几个年轻人,留下来的多了。
唐家的花店,也有点日本的样子:每年春节前,苏敏会做一桌菜,请三家店的人来家里吃一顿。这是店里最让人愿意留下来的一件事。可是有一年,一个新来的年轻店员说她要回老家过年,来不了。唐志明有点不高兴,苏敏说:「来不了就来不了。这顿饭是请人,不是点名。」
这一章还要留一句给读者的提醒:本章写到的松下、稻盛的说法和故事,多出自他们自己的书和回忆,有些细节在流传中被润色过,本书一律标了待核。拿它们当道理的例子可以,当成史实结论要小心。这一条,跟本书对德鲁克的日本画所持的分寸是一样的。
带走的话
日本的经营把美明着用:早会、空巴、像个家。德鲁克缺的正是这一样。可美用过了头,人就被绑住了;德鲁克那份对美的戒心,和让人自己说了算的自由,日本也该学。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他把真和善的门开给了日本企业,日本企业把美的门开给了世界;美这扇门,他在日本画里天天进出,在管理学里没开。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阿米巴的账是带,早会社训有一半是管,「像个家」是长;德鲁克给日本的,主要是带。
这一章的问题:拿 SDE 管理学这一把尺,同时去量东方的修身经营和德鲁克的管理学,各自的读数是什么?
设想一座城市里,有两家开了十几年的连锁餐饮品牌,各有几十家门店,各有各的路数。
第一家,老板讲规矩。门店有统一的操作手册,从切菜的刀法到上菜的时间,样样有标准;每家店每月对数字,排名,奖罚分明;店长的权责写得清清楚楚。这家的菜,在哪家店吃都一个味,从不出错。
第二家,老板讲情分。员工的孩子上学,公司帮着找学校;员工的父母生病,公司派人去看;每年年底,老板亲自给每家店的员工写一封信。员工们说,在这里干,像在一个大家庭里。这家的菜,各店的味道略有不同,可是员工流动率极低,老员工带新员工,带得很用心。
两家都开得不错。可是有一年,行业里风向变了,两家都遇上了麻烦。第一家的麻烦是:标准太死,新菜推不出去,年轻员工嫌太闷,留不住人。第二家的麻烦是:情分太重,几个老店长犯了错,老板不忍心处理,账也越来越糊涂,有两家店亏了一年多才被发现。
第一家,真和善都在,美弱;第二家,美和善都在,真弱。一把尺子量下去,两家的毛病清清楚楚。
这一章做的,就是这件事:拿同一把尺,去量这一编讲过的两边。
尺子还是 SDE 管理学的那几样:使命三股力(真、善、美,在轨、效率、吸引);意义三律(创造、自由、幸福);三界(现实、自我、理念);管、带、长。
| 量什么 | 儒家修身与治理 | 日本经营(松下、稻盛) | 德鲁克管理学 |
|---|---|---|---|
| 真(在轨) | 弱:重人品,少讲事实与衡量 | 强:阿米巴算到每个钟头;对准社会需要 | 强:结果在外面,顾客认的价值,衡量 |
| 善(效率) | 强:仁、正己、不令而行 | 强:利他、敬天爱人、造人 | 强:权责对等、人是资源、自我控制 |
| 美(吸引) | 强:礼乐,近者悦远者来,里仁为美 | 强,且明着用:社训、早会、空巴、像个家 | 空:散在四处,无自己的位置 |
| 意义三律 | 幸福重(安居乐业),创造弱 | 创造、幸福都在;自由常被集体压住 | 创造满;自由在「自我控制」里留了种子;幸福空 |
| 三界 | 自我界、理念界重;现实界弱 | 三界都在,理念界(经营哲学)很重 | 现实界、自我界重;理念界几乎不当场景 |
| 管、带、长 | 长(不令而行),配法家的管 | 带与长并用,有时滑向管 | 带 |
| 毛病 | 太靠一个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 美用过头,人被组织绑住 | 美没位置,传下去只剩一张表 |
先说这张表怎么读。
第一,三边都不完整。没有一边是满分。儒家缺真,日本经营常缺自由,德鲁克缺美。这张表不是为了排名次,是为了看清每一边缺的那一块,正好是另一边长的那一块。
第二,德鲁克的长处,在这张表上看得更清楚了。真那一行,他跟日本经营一样强,比儒家强得多:一个组织要在轨,要对准事实,要衡量结果,这是儒家两千年来最薄弱的地方,德鲁克补得最好。意义三律那一行,他在「自我控制」里留下的那颗自由的种子,恰恰是日本经营最缺的:一个人在组织里自己说了算的那份余地。
第三,德鲁克的缝,在这张表上也看得更清楚了。美那一行,儒家和日本经营都是「强」,只有他是「空」。东方的两边,都把美当成治理和经营的正事;他在理论里没有。可是,他人生里那股美,又恰恰有一大块是东方给的:日本画。他从东方接过了美,留在了自己的墙上;把真和善交给了东方,让东方当成了教科书。
还可以看一个更细的地方:理念界那一行。儒家和日本经营,理念界都很重:儒家讲「明明德」,讲修身正心;稻盛讲「作为人何谓正确」,松下讲自来水的使命。一个组织心里装着什么念想,是它们最用力的地方。第 28 章说过,理念界是美扎根的地方之一。东方两边理念界重,美也就强;德鲁克理念界轻,美也就空。两行的读数,是连着的。
还要提一句第 166 号。本系列的那一卷,一口气写了二十位大师的缝隙。据那一卷的统计,二十道缝落在九宫的各个格子里,唯独「美」这一格空着〔以第 166 号为准〕。也就是说,在那二十位大师里,没有一个人是「理论站别处、人生靠美」或者「理论站美、人生靠别处」的。德鲁克这一卷,要是站得住,就是这一格里的第一位。这也从另一个方向说明,美这一股力,在各家的学问里,常常是最难被写成理论的那一股。
再说保底。
这张表不是说「东方比德鲁克高明」。儒家那一路,太靠一个人的修养,没有制度兜底,中国历史上吃过很多亏;日本经营那一路,美用过了头,把人绑在组织上,日本社会也吃过很多亏。德鲁克那一路,把真和善做成了制度和方法,让组织不必靠某一个圣人,也不必把人绑住,这是很了不起的。
拿唐家的花店来说,它要是只学儒家,全靠苏敏一个人的为人撑着,哪天苏敏累了、病了,店就散了;要是只学日本经营,春节那顿饭变成必须到场的点名,年轻店员就会觉得被绑住;要是只学德鲁克,就是唐志明那张越来越细的表,第三家店照样没人进门。三条路,各走一条都会出事;拼起来走,才走得稳。
三边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一个当家的人,要是能把三边的长处拼起来:德鲁克的真和自我控制,儒家的正己和「近者悦,远者来」,日本经营的明着用美、又不把人绑住,那就差不多是 SDE 说的三股力都在、三律都在、三界都在的样子了。
表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读数:三边的毛病,各对着一股力用过了头。儒家的毛病(太靠一个人),是美和善过了头,压住了真;日本经营的毛病(人被绑住),是美过了头,压住了自由;德鲁克的毛病(传下去只剩一张表),是真过了头,压住了美。SDE 说管理的使命是「维持和平衡」三股力,「平衡」两个字,在这张表上看得最清楚:哪一股过了头,都要出事。
用 SDE 再说一句:同一把尺量两边,量出来的不是谁对谁错,是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各边各占了几个。德鲁克占了真和善,东方占了善和美。善是两边共有的,真和美各在一边。补齐的办法,不是二选一,是拼起来。
放回日子里。
开头那两家连锁餐饮,后来各补了各的。这是我构想的下文。第一家,在标准之外,给每家店留了一道「店长菜」,店长可以自己琢磨,不进统一的手册,卖得好的再推到别的店;年底,老板也开始给员工写信了。第二家,请了一个外面来的财务总监,把每家店的账理清了,几个犯错的老店长,该调的调,该退的退,老板难受了好一阵。
唐家的花店,在这张表上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唐志明那一边,是德鲁克:账真、权责清、目标明。苏敏那一边,是东方:正己、做样子、让人愿意靠近。唐果那一边,是新的一代:她把美当成正事来做,又不拿美去绑人,第三家店周六下午那一个小时,来的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唐志明有一天跟老冯喝酒,说起这些年。老冯说:「老板,你这些年学了不少洋道理,可咱这店,骨子里还是老板娘那一套。」
唐志明说:「骨子是她的,架子是我的。没有架子,骨子撑不起三家店;没有骨子,架子就是个空壳。」
带走的话
一把尺量两边:德鲁克占了真和善,东方占了善和美。补齐的办法不是二选一,是拼起来:架子要有,骨子也要有。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真和自由那两扇门,他开得比东方大;美和理念界那两扇门,东方开得比他大。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德鲁克是带,儒家是长配管,日本经营是带与长并用;三边拼起来,才是一个三样都有的组织。
一个大师的样子,放在他的近邻中间,才看得更准。这一编只有一章,请来三位管理学里的近邻,跟德鲁克并排站一站:德明、明茨伯格、野中郁次郎。再跟本系列第 129 号《思想和知识工厂》画一条界线。
三位近邻各有一样东西,正好照着德鲁克的一处:德明照着他的目标管理,明茨伯格照着他的先定靶子,野中照着他的知识工作者。画界线的规矩是:先说清各家站在 SDE 的哪一格,再说清跟德鲁克在哪里重叠、在哪里分开;凡是落在价值管理之外的,标明「越出价值管理」,不硬塞进三组合。
还要说一条纪律:三位近邻里,有的仍然在世〔待核〕。本书只谈他们已经发表的观点,不评其人。
这一章的问题:站在德鲁克旁边的几位管理学家,各自补上了他的哪一块,又各自缺了什么?
设想一个县城的小区里,同时住着四位退了休的老厂长,原先各管一个厂。每天傍晚,四个人在小区的凉亭里下棋喝茶,聊起当年怎么管厂,常常吵起来。
一位说:「管厂就是定目标,目标定清楚了,人自己会去干。」
一位说:「定什么目标!目标一定,大家就去凑数。管厂靠的是把流程弄好,流程好了,东西自然就好了。」
一位说:「你们说的都是书上的。我当了二十年厂长,一天到晚是在接电话、救火、跟人谈,哪有工夫定什么目标、理什么流程?厂子的方向,是一边干一边摸出来的。」
最后一位说:「我那个厂,最值钱的不是机器,是几个老师傅脑子里的手艺。怎么把他们的手艺传下去,比什么都要紧。」
四个人吵了十几年,谁也没说服谁。
这四位老厂长,说的正好是管理学里四家的路数:第一位是德鲁克,第二位是德明,第三位是明茨伯格,第四位是野中郁次郎。
先说德明。
爱德华·德明,美国的统计学家,1993 年去世。他最出名的事,是二战以后去日本,教日本企业用统计的办法管质量,日本人后来设了一个以他命名的质量奖〔待核〕。他晚年提出了著名的「十四条」,其中有几条很扎眼:要驱除恐惧;要消除那些剥夺员工工作自豪感的障碍;要取消数字定额和目标管理〔待核,据《走出危机》(1982)所列十四条大意〕。
最后那一条,跟德鲁克正面相撞。德明的意思大致是:一个人的工作结果,大部分是由他所在的系统决定的,而不是由他个人的努力决定的;给个人定数字目标、按目标奖惩,等于逼人去跟系统较劲,结果就是凑数、作假、互相拆台〔待核,只转述〕。要提高质量,该做的是改进系统,而不是给人定靶子。
德明还推广了一个循环,常被叫作「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先定一个改进的计划,小范围试一试,看看结果,照着结果去调,然后再来一圈〔待核,这个循环最早出自休哈特,经德明推广〕。
用 SDE 来看,德明站在哪里?
他最强的一格,是 D2 路径组织:他的循环,几乎就是 SDE 说的六步:猜想(计划)、动手(执行)、评估(检查)、反馈和修正(处理)、迭代(再来一圈)。第七编说过,德鲁克在这六步里,猜想、修正、迭代只走了一半;德明恰恰把这三步走满了。
他也很强在 D3 最优化:减少波动,就是最小误差;改进系统、减少返工,就是最小冗余和最小亏损。
在 S3 价值那一格,他碰到了善(驱除恐惧),还碰到了一点美:「工作的自豪感」。一个人对自己的活感到自豪,觉得干得漂亮,这就有美在里面。德明把这一点写进了十四条,这是他比德鲁克多走的一步。
跟德鲁克的界线,画在目标上。德鲁克说,目标加自我控制;德明说,取消目标管理,改进系统。两个人其实都在反对同一样东西:一张从上往下压的考核表。只是德鲁克认为,目标本身没错,错在丢了自我控制;德明认为,只要给个人定数字目标,就一定会走偏。用本书的话说:德鲁克想救「先定靶子」,德明干脆不要靶子,要的是一圈一圈转的循环。
德鲁克和德明还有一处有意思的交集:两个人都在日本被奉为老师。德明教日本人管质量,德鲁克教日本人管企业;日本企业把两样都学了去,一边搞质量小组、一圈一圈地改进,一边定目标、讲贡献。在日本的工厂里,两个人的道理常常是并着用的:大方向上有目标,车间里是循环。这说明两家的冲突,在实践里未必是你死我活;德明反对的那张考核表,德鲁克自己也不喜欢。
唐家花店后来也用过德明的那一圈。损耗率一直降不下来,唐志明没有再给店员定损耗目标,而是跟老冯一起,每周挑一种损耗最大的花,试一个新的保鲜办法:换水的时间改一改,剪口的角度改一改,冷柜的温度调一调。一周以后看结果,好就留下,不好就换。半年转了二十多圈,损耗降了一大截,店员也没有因此挨过一回罚。唐志明说:「以前是盯着人,现在是盯着花。」
再说明茨伯格。
亨利·明茨伯格,加拿大的管理学者。他早年做过一项很有名的研究:跟着几位总经理,一分钟一分钟地记录他们一天到底在干什么。结果发现,管理者的工作根本不像教科书上说的那样,有条不紊地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他们的一天被切成了无数个碎片,大部分时间在打电话、开短会、跟人谈话,很少有整块的时间坐下来想〔待核,据《管理工作的本质》(1973)大意〕。
他后来又提出了一个影响很大的看法:战略不只是事先计划出来的,很多战略是在做事的过程中「浮现」出来的;好的战略,像一个手艺人捏陶土,一边捏一边看,一边看一边改〔待核,据 1987 年《哈佛商业评论》文章《打造战略》大意〕。他还说过,管理是手艺、艺术和科学三样东西的混合:手艺来自经验,艺术来自洞见和想象,科学来自分析〔待核,只转述〕。
用 SDE 来看,明茨伯格站在哪里?
他最要紧的一样,正好对着本书说的「先定靶子」:战略是浮现出来的,就是方向是走出来的。第六编讲的那个茶叶合作社的十年,用明茨伯格的话说,就是一个浮现出来的战略。他看见了德鲁克没写进理论的那条路。
他那个「手艺、艺术、科学」的三分,也很有意思:科学,接近真;手艺,接近 D2 的一步步做;艺术,接近美,接近想象和让人眼睛一亮的那一下。他是少数几个把「艺术」明着放进管理里的人。
还有一层:他跟着总经理一分钟一分钟地记,这是站在二号位上看管理。德鲁克是站在门口看,明茨伯格是跟进屋里去看。他看见的,是管理者在屋里过日子的样子:碎片、电话、谈话。这正好补的是本书说的第二道缝。
跟德鲁克的界线,画在方向是怎样来的上:德鲁克说先想清楚「我们的事业是什么」,再定目标;明茨伯格说,很多方向是做出来以后才看清的。可是要说公道话:明茨伯格的「浮现」,也有它的边。一个大组织不能完全靠浮现,总得有人定一个大致的方向;浮现出来的东西,也要有人看见、认下来、写回去。德鲁克那一套,在这里仍然是要的。
明茨伯格还有一个看法,跟本书第十二编要讲的 MBA 有关:他批评过商学院的教法,说课堂上用案例和分析训练出来的,常常是会算账、会做报告的人,而不是会在屋里带人的人〔待核,据《管理者而非 MBA》(2004)大意〕。这个批评,跟本书说的第二道缝是同一个方向:门口学来的本事,进了屋未必用得上。
再说野中郁次郎。
野中郁次郎,日本的管理学者〔待核,生卒年待核〕。他最出名的,是关于「知识创造」的理论:一个组织里最值钱的知识,很多是说不出来的,藏在老师傅的手上、老员工的感觉里,叫作「隐性知识」;企业要做的,是让这些说不出来的知识,在人和人之间转起来:先在一起干活、一起体会(共同化),再试着说出来、画出来(表出化),再跟别的知识拼起来(联结化),最后又变成新的手上功夫(内化),一圈一圈地转〔待核,常被称为 SECI 模型,据《创造知识的企业》(1995)大意〕。他还讲过「场」:知识要在一个人和人可以面对面、互相信任的地方,才转得起来〔待核〕。
用 SDE 来看,野中站在哪里?
他站的,主要不在价值那一格,而在 S1 知识那一格。SDE 管理学说,S1 是知识管理,S2 是技术管理,S3 是价值管理。野中讲的,是知识怎样发生、怎样流转,这是知识管理。所以,要标明:野中越出了价值管理,落在 S1。他跟德鲁克不在同一格,不能硬比谁多谁少。
可是两个人有一条线是连着的:知识工作者。德鲁克最早提出了「知识工作者」,说他们的本事在自己脑子里,要被当成人来对待;野中接着往下问:那么,这些脑子里的东西,特别是说不出来的那一部分,怎样在一个组织里转起来?德鲁克问的是「怎样对待有知识的人」,这是价值管理;野中问的是「怎样让知识长出来」,这是知识管理。
还有一处值得一提:野中说的「场」,那个人和人面对面、互相信任、愿意把手上功夫拿出来的地方,跟美很近。一个让人愿意待、愿意敞开的地方,就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野中在知识管理里碰到了美的边,就像梅奥在车间里碰到过一样。
野中的「场」,放回花店里也看得见。老冯包花的手艺,很多是说不出来的:一把满天星该抓多少,一张包装纸该折几道,他自己也讲不清,只能让年轻店员站在他旁边看,看多了,手上就有了。唐家第一家店那个小小的操作台,就是一个「场」:老冯在那里包,年轻人在旁边看,一边看一边聊,聊着聊着,手艺就过去了。这个场能转起来,靠的不只是老冯的手艺,还靠年轻人愿意站在他旁边。愿意站过去,是吸引。
最后,跟第 129 号画界线。
本系列第 129 号《思想和知识工厂》,讲的是思想和知识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以第 129 号为准〕。它跟野中有重叠:都在 S1 知识那一格里,问的是知识的生产和流转。
本书跟第 129 号的界线,画在格上:第 129 号站在 S1,问知识怎样长出来;本书站在 S3,问价值怎样被守住、被平衡。德鲁克的「知识工作者」,在两本书里都会出现,可角度不一样:在第 129 号里,他们是知识的生产者;在本书里,他们是需要被当成人、需要自己管自己、需要被一个组织吸引住的人。
还有一处可以对:德鲁克说,知识工作者要当志愿者来对待。在第 129 号的角度看,这是为了让知识生产得更好;在本书的角度看,这是为了让人愿意来、愿意留、愿意信。前一种说法落在 S1,后一种落在 S3 的美上。
下面把四家排成一张表。
| 近邻 | 站的格 | 补了德鲁克哪一块 | 自己缺什么 | 跟德鲁克的界线 |
|---|---|---|---|---|
| 德明 | D2 路径组织、D3 最优化;S3 里有善(驱除恐惧)和一点美(工作的自豪感) | 猜想、修正、迭代三步走满;把「自豪感」写进了管理 | 人生与吸引力不在理论里;对个人的作用讲得少 | 目标:德鲁克救目标,德明取消目标 |
| 明茨伯格 | D2 一步步做;二号位;「艺术」近美 | 方向是浮现出来的;跟进屋里看管理者 | 浮现也要有人看见、认下、写回去 | 方向从哪里来:先定,还是走出来 |
| 野中郁次郎 | S1 知识管理(越出价值管理);「场」近美 | 知识工作者的知识怎样转起来 | 不在价值格,不比使命 | 同一个知识工作者,一个问怎样对待人,一个问怎样让知识长 |
| 第 129 号 | S1 知识的生产 | 知识怎样被生产出来 | 不管价值 | 格不同:S1 与 S3 |
先说这张表怎么读。
第一,三位近邻,各补了德鲁克的一块,可没有一位补上了他的主缝。德明碰到了「工作的自豪感」,明茨伯格把「艺术」放进了管理,野中讲了「场」,三位都碰到了美的边;可是没有一位把美当成跟真、善并列的一股管理的使命来立。美这一格,在近邻中间也还空着。
第二,三位近邻里,补得最多的,是第三道缝和「先定靶子」:德明的循环、明茨伯格的浮现,都是在讲「走出来」的路。看来,「先定靶子」这个毛病,在管理学里早就有人看见了,只是各人的说法不一样。
第三,德鲁克仍然是四家里格局最大的一个。德明管质量和系统,明茨伯格管管理者的工作和战略,野中管知识;德鲁克管的是整个管理:目的、使命、目标、人、社会。站在同一排,他是那个把几样东西都拢到一起的人。
再用 SDE 的动力机制,把四家放在一起看一眼。三原理说,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德鲁克写得最好的是第二拍里的「停」:有计划地放弃。德明写得最好的是一圈一圈的小回写:每一圈的结果,马上写回下一圈的计划。明茨伯格写得最好的是第一拍和第二拍之间的那一段:张力在做事的过程中慢慢攒,攒到某一刻,新的方向自己浮出来。野中写得最好的是回写里最难的那一层:把说不出来的手艺,写回到组织共有的本事里。
四家合起来,三拍都有了人。可三拍里那股让人愿意留在组织里、陪着它走完三拍的力,还是没有人专门写。一个组织在张力里改样子,最怕的是改到一半人散了;让人不散的,是美。
保底,这里也要写一句:近邻的长处,不说明德鲁克错了。在一个需要清楚方向、需要几万人往一处使劲的大组织里,德鲁克的目标与自我控制,仍然比德明的「取消目标」更好落地;明茨伯格的「浮现」,在大组织里也离不开有人定一个大致的方向。近邻们补的,是德鲁克那张大网的几个网眼,不是另织一张网。
放回日子里。
凉亭里那四位老厂长,这是我构想的下文。吵了十几年,有一年夏天,小区要办一个老年活动中心,请他们四个牵头。四个人谁也不服谁,干脆分工:那位讲目标的,管预算和进度;那位讲流程的,管场地和设备;那位讲一边干一边摸的,管每周的活动安排,有什么新点子先试一试;那位讲老师傅手艺的,去请小区里会写字、会剪纸、会拉二胡的老人来教。
活动中心办起来了,办得还不错。可是开了半年,四个人发现了一件事:来的人都是那几十个,别的老人路过门口,往里看一眼,脚步不停。
后来是小区里一位不起眼的老太太出了个主意:在门口摆两盆花,放一张长椅,每天下午泡一壶茶,谁路过都可以坐下来喝一杯。一个月以后,来的人多了一倍。
那位老太太后来被大家叫作「茶奶奶」。四位老厂长私下商量,要不要给她一个「副主任」的名头,好让她「名正言顺」。茶奶奶不要,说:「我就是泡壶茶,要什么名头。」
四位老厂长面面相觑。一个说:「咱们四个吵了十几年,谁也没想到这一样。」
带走的话
德明补了一圈一圈的循环,明茨伯格补了走出来的方向,野中补了知识怎样转起来。三位都碰到了美的边,没有一位把它立起来。门口那两盆花、一张长椅、一壶茶,还空着。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近邻们替他开了循环、浮现、知识三扇门;美那扇门,近邻们也只碰了碰门边。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德明重系统,是带出来的;明茨伯格的浮现,是长出来的;野中的「场」,也要长;德鲁克在中间,是带。
前十编,一路拆,一路量,一路对。这一编把账合起来。
合账之前,先做一件公道事:请德鲁克的辩护人上台,把本书的判断狠狠打一顿。挨过打还站得住的,才留下;站不住的,改。这是第 40 章。
然后,把判词写成完整版,再用三方程给德鲁克的管理学做一回体检(第 41 章);把本书一路看见的「他看见了什么」和「他收回了什么」合成一个根(第 42 章);把一路写下的保底合成一张表,找出病根(第 43 章)。最后一章反过来问:SDE 管理学要向德鲁克学什么?SDE 管理学自己会怎样死?(第 44 章)
这一编的口气,要比前面更冷一些。前面是讲给普通读者听,这一编是把账摊在桌上,让读者自己核。
这一章的问题:本书对德鲁克的判断,经得起最强的反驳吗?
设想一场小小的读书会,十来个人,读完了本书前十编的初稿。会上请了一位读了德鲁克三十年的老先生当「辩护人」,专门挑本书的刺。老先生一开口,就说:「你们这本书,是拿一把自己做的尺子,去量一个不用这把尺子的人,量出来他缺一块,再说他缺。这不公平。」
这一句,是最根本的一刀。下面把辩护人的话一条一条摆出来,每一条都先尽量替他说足,再回答。
第一刀:尺子是你们的,不是他的。
辩护人说:德鲁克从来没说管理的使命是真、善、美三股力。你们先立了一个三股力的框子,然后说他只写了两股。换一把尺子,比如用他自己的「管理的三项任务」去量,他一项不缺。
回答:这一刀是对的,要认。本书说德鲁克「缺美」,是在 SDE 管理学这把尺子下的读数,不是说他的理论按他自己的标准不完整。本书从头就说明了这一点。
可是这把尺子也不是凭空做的。它问的问题,是每个当家人都碰得到的:人为什么来、为什么留、为什么信。这个问题,在德鲁克自己的书里也碰到过,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凯迪拉克的顾客、知识工作者当志愿者看待,都是这个问题。本书不是拿一个他没碰过的问题去考他,而是说,他碰到过这个问题,却没有给它一个跟真、善并列的位置。
第二刀:美在他那里不是缺,是换了名字。
辩护人说:你们自己第 20 章也承认,美在他的理论里出现过四次,顾客认的价值、使命、正直与人文、认知的变化。既然出现了,怎么能说缺?
回答:这一刀要认一半。本书的说法从来是「散在四处、没有自己的位置」,不是「一个字也没有」。区别在于:一股力要是只借着别的名字出现,它就会被那些名字的规矩管着。美借着「顾客价值」出现,就被当成要调查的事实;借着「使命」出现,就被当成要写清楚的方向。它自己的那一套,要靠养、靠一点一点攒、靠不定靶子的办法,在他的理论里就没有了。本书说的缺,是缺这一套。
第三刀:美本来就不该归管理管。
辩护人说:让人愿意靠近,是艺术、是人格、是缘分,不是管理。德鲁克不把它写进管理学,正是他的清醒:管理学管得了的才写,管不了的不写。你们硬要把美塞进管理,是让管理学越界。
回答:这一刀很有力,本书不能全驳。美确实有一部分是管不了的:一个人天生的风度,一家店碰巧开在一个好位置。可是美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当家人每天可以做、可以守、可以不做的事:门口摆什么,店员受了委屈有没有人听,一个故事有没有人讲。这一部分,第 35 章说了,不能「管」,可以「养」:看见它,记下它,让它被人知道。本书主张的,不是把美做成指标,是承认它是当家人的正事。在这个意义上,美归管理,就像善归管理一样:善也有管不了的一部分(人心),可没人说善不归管理。
第四刀:他不写美,是有道理的戒心。
辩护人说:德鲁克见过吸引被拿去为坏事服务。他晚年说领导力不是魅力。他不写美,是怕人拿去煽动。你们把这份谨慎说成缝,是不懂他的苦心。
回答:这一刀,本书从头到尾都认,而且是当成保底写的(第 3 章、第 20 章、第 29 章)。本书说的缝,不是「他不该谨慎」,是「谨慎的结果,是三股力少写了一股,于是学他的人手里少了一样家伙」。一样东西容易被滥用,办法有两种:一种是不写;一种是写下来,同时写清楚怎样拿真和善去校它。德鲁克选了前一种,本书主张后一种。两种选择都有道理,本书只是说出后一种的理由。
第五刀:目标不是靶子,他说过要反复问。
辩护人说:德鲁克说「我们的事业是什么」要反复问,还加了「将会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他讲有计划地放弃,讲意料之外的成功。他的目标是活的,你们说成「先定靶子」,冤枉他。
回答:这一刀要认一大半。本书第 16 章、第 25 章都写了:德鲁克比后来那些拿考核表的人高明得多,他的靶子是可以挪的。本书说的「先定靶子」,不是说靶子不能挪,是说在他的骨架里,每一次都是先找到答案、再出发;方向是在行动之前该找准的东西。他看见了走出来的路(他自己的一生,他的《自我管理》),可没有把它写成组织的正路。这个判断,本书还守着。
第六刀:日本画的证据太软。
辩护人说:你们整本书的画面,建在日本画上。可你们自己承认,日本画对他有多要紧,你们没有确切证据。一个靠画面撑起来的判语,靠不住。
回答:这一刀,本书完全认。所以本书的判语用的是「他靠的是让人愿意靠近」,日本画只是画面,是象征。判语的硬证据,不在日本画上,而在他几十年里让全世界经理人愿意靠近他这件事上,在他的自传、他讲故事的本事、他那间没有秘书的工作室上。如果有一天,有材料说明日本画在他生命里没那么要紧,本书的画面版要改,判语本身不用改。
第七刀:这是事后诸葛亮。
辩护人说:德鲁克那个年代,大公司是主角,在轨和效率就是头等大事。你们今天站在一个讲体验、讲品牌、讲情绪价值的年代,回头说他少写了美,是拿今天的眼光苛求古人。
回答:这一刀也认一部分,第 19 章的保底就是为它写的。可是有一处要分清:本书不是说他那个年代需要美而他没看见,是说他自己的日子里一直靠着美。这道缝,不是时代给的,是他身上本来就有的。时代只是让这道缝在今天显得更要紧了。
第八刀:你们自己也在先定靶子。
辩护人说:你们拿着「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这一套,一章一章去量德鲁克,量出来的读数都在你们预先画好的格子里。这跟你们批评的「先定靶子」,有什么两样?
回答:这一刀扎得最深,本书要认真接。是的,本书是先有尺子、再去量的;尺子本身,就是一个预先立好的东西。区别只在于:本书的尺子是拿来看的,不是拿来打的。它不给德鲁克定一个要打中的分数,只是让读者看清他在哪一格多、哪一格少。而且,这把尺子在量的过程中也被德鲁克改过:本书原先没想到「自我控制」里藏着自由律的种子,是读他的书读出来的;原先也没想到第三道缝会是主缝的根,是对他的一生对出来的。尺子被量的人改写过,这一拍回写,本书愿意记下来。第 44 章还会回到这一刀上。
还可以补一刀,是一位做企业的读者会提的:你们说的美,说到底不就是「品牌」「用户体验」「企业文化」吗?这些东西,今天的商学院里都有课,都有专门的部门在管。德鲁克没写,别人写了,算什么缝?
回答:这一刀说对了一半。今天确实有很多课、很多部门在管这些东西,这说明美这股力,后来被人看见了。可是它们是作为一个个专门的部门、专门的技术被管的:品牌归品牌部,体验归设计部,文化归人力部。它们没有被当成跟真、善并列的、当家人自己的使命。一个总经理可以把品牌交给品牌部,可他自己管的仍然是目标表。这正是德鲁克留下的那个骨架:美在骨架外面,被一块一块外包出去了。
八刀挨完,盘一盘账。
认了的:尺子是 SDE 的(第一刀);美散在四处、不是一字没有(第二刀的一半);美有管不了的一部分(第三刀的一部分);他的戒心有道理(第四刀);他的靶子是能挪的(第五刀的一大半);日本画证据软(第六刀);时代给的那一部分(第七刀的一部分);本书的尺子也是一种预先立好的东西(第八刀)。
还守着的:美作为一股并列的力,在他的理论骨架里没有位置;它要靠养的那一套,他没写;他的骨架是先找答案再出发;这道缝在他自己身上,不是时代强加的。
挨完打,判语照旧:他教的是把事做真、把事做好,他靠的是让人愿意靠近。可是判语的说法要更小心:它是 SDE 尺子下的读数,它的画面是象征,它说的是骨架里的位置,不是有没有出现过。
挨打这件事,本身也是 SDE 管理学的一条规矩:三原理的第三拍是回写,一个判断要是挨不得打、改不得,就只是一个靶子。本书愿意把八刀全都摆出来,是想让这本书自己也走一回三拍:被反驳(张力积累),改说法(形状改变),把改过的说法写回到判语和判词里(回写)。第一刀以后,判词里加了「在 SDE 这把尺下」;第六刀以后,画面版旁边加了「这是象征」;第八刀以后,第 44 章加了 SDE 自己的死法。
还有一点要说清:辩护人的八刀,不是本书编来给自己搭台阶的。这几样反驳,读德鲁克的人确实会提,有的本书在写作中自己也一再犹豫过。本书能做的,只是把它们说得比反对者自己说的还要足,再老实回答。答不上的地方,就认。
放回日子里。
那场读书会散了以后,辩护人老先生留下来跟主持人喝茶,说了一句:「你们说的那个美,我读了三十年德鲁克,也一直觉得少点什么。我以为少的是我自己。」
唐志明要是在场,大概会接一句:「我也是。我学了十几年,一直觉得是我没学到家。」
唐志明后来也学了这一手。每年年底的总结会,他不再只让店长们汇报成绩,而是专门请一个人「唱反调」:挑今年最得意的那件事,往死里挑毛病。头一年轮到老冯,老冯挑的是唐志明最得意的「损耗降了一截」:「损耗是降了,可您让店员不敢多进新品种,街坊说咱家的花一年到头老几样。」唐志明脸一红,第二年进货单上多了好几样新花。
带走的话
请辩护人先挨打,打不倒的才留下。本书认了尺子是自己的、日本画是象征、他的戒心有道理;还守着一条:美没有在他的骨架里站成一股并列的力。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辩护人替他把四扇门都推开给人看:顾客价值、使命、人文、认知变化;推开以后,美确实在门后,只是没有自己的屋子。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一个肯请人来挑刺的读书会,是长出来的;本书的判断,是挨打以后才算站住的。
这一章的问题:把前十编的账合起来,德鲁克的管理学在 SDE 的尺子下,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
设想一个人去医院做年度体检。一张体检报告拿回来,十几项指标,有的箭头朝上,有的箭头朝下,大部分正常。他拿着报告去问医生:「我到底怎么样?」医生没有一项一项念,只说了两句:「你的心肺很好,比同龄人强得多。你的胃有点老毛病,平时不显,累了就犯。」
体检报告的用处,不在于一项一项的数字,而在于最后那两句:哪里强,哪里弱,弱的那一处平时不显,什么时候会犯。
这一章,就是给德鲁克的管理学写那两句。
先写判词完整版。
前面几编,判词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合在一起,完整的说法是这样:
德鲁克把管理从「管人」拉到了「为社会做对的事、把对的事做成」。他让组织的目的朝外,对准顾客和社会,让利润回到检验的位置上,这是把真立住了;他让权力配上责任,把人当资源,让工作的人有成就、自己控制自己,对社会的影响负责,这是把善立住了。真和善两股力,在他手里立得比此前任何一位管理学家都牢。
可是,他用「目标」把三方程收成了一个靶子:价值、最优化、能量三样互相撑着的一个活的架子,被写成了先找准答案、再一路往下推的一条线。这条线,让六条路只剩一条(先价值、再最优化、再能量),让路径组织的六步里「走出来」的那三步只走了一半,让三界里少了理念界。
也因为这条线,美——吸引——被留在了理论外面。它散在顾客价值、使命、人文、认知变化四处,借着别的名字出现,被真和善的规矩管着,没有自己的位置。而这股力,恰恰是他自己一生最旺的那股力:他教的是把事做真、把事做好,他靠的是让人愿意靠近。
再写定位式。前几编的定位式,合成一行:
德鲁克的管理=F(真,善);目标=一个靶子;路径=一条;三界=现实界与自我界;收回动作=先定靶子。
判词还有一句短的,留给只想记一句话的读者:他立住了真和善,把目标收成了靶子,把美留在了门外。三句话,一个功,一个动作,一个缺口。
定位式里那个「F(真,善)」,也要说清它的读法:不是说他的管理学只有真和善两样东西,而是说,在使命三股力里,自变量只剩两个;美这个自变量,没有进到式子里。式子外面,它照样在他的日子里活着。
然后,做三方程体检。
三方程是 SDE 管理学说的目标:三个式子一起站住。
第一式:价值靠最优化和能量撑起来,S3=F(D3,E3)。
体检读数:价值这一侧,真和善很强,美空着。最优化这一侧(D3),他写得最足:卓有成效、要事第一、有计划地放弃,价值被最优化撑得很稳。能量这一侧(E3),内能(定力)和动能(干劲)都写了,势能(攒下的信用与名望)写得少。所以这一式的读数是:价值被最优化撑住了,被能量撑住了一大半;撑住的,是真和善;美那一股,因为势能写得少,也就少了一根撑它的柱子。势能和美是缠在一起的,第 15 章讲过。
第二式:最优化要看价值和能量来定松紧,D3=G(S3,E3)。
体检读数:这一式是他的长项,也是他的老毛病所在。长项是:他的最优化,一直被价值管着,要事第一的「要事」,是看贡献来定的,不是瞎省。老毛病是:最优化的松紧,他主要看真和善来定,很少看能量来定。一个组织累了、没劲了,该松一点;一个人需要冗余来养眼睛、养见识,该留一块。这一层,他在自己身上做到了(每三四年学一门新学问),在理论里没写。所以这一式的读数是:紧有余,松不足。这就是第三道缝。
第三式:能量由价值和最优化养出来,E3=H(S3,D3)。
体检读数:他用真和善去养能量,养出了知识工作者的定力和干劲,这是他的大功。可是能量里最慢、最深的那一种,势能,要靠美来养:一个组织让人愿意靠近,年复一年,才攒得下名望和信用。美空着,势能就养得不足。他自己的势能极大,是他在日子里用美养出来的;他教给组织的,养不出这么大的势能。
还可以顺手做一回六路径和三原理的复查,跟三方程放在同一张报告上。
六路径:三角里从哪一角起步,有六种走法。他实际只认一种:从价值起手,到最优化,到能量。另外五种,他在自己身上走过(从能量起手:被一出歌剧、一场画展打动,然后才慢慢看清自己要干什么),在非营利组织身上看见过(一群人先凑到一起,使命后来才说得清),可没有写成组织的正路。复查读数:一条路走得最熟,其余五条只在日子里走过。
三原理: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他的长项是第二拍里的「停」(有计划地放弃)和第三拍里从上往下的回写(管理层改组织)。短项是第二拍里的「转弯」(走到一半改方向)和第三拍里从下往上的回写(一线的人把看到的写回目标里去)。他在目标管理里开过一条从下往上的路(目标由下往上提),传下去以后,这条路断了。复查读数:停得好,转得少;往下写得好,往上写得少。
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三样一起看,形状是一致的:凡是能先定下来、再一路往下推的,他写得最好;凡是要一边走一边长、一边长一边改的,他写得少。
三式合起来,医生会说那两句话:
心肺很好:真和善两股力,最优化这一格,内能和动能,比谁都强。
胃有老毛病,平时不显,累了就犯:美空着,势能不足,松紧只会紧不会松。平时,一个组织在轨、有效率,看不出毛病;到了要招新人、要换代、要跟人抢顾客、要熬过一段难关的时候,这个老毛病就犯了:没人来,留不住,熬不住。
写体检报告还有一条规矩:要写清楚,这份报告是用哪台机器测的。本书的机器,是 SDE 管理学。换一台机器,比如用德鲁克自己的「管理的三项任务」去测,他的报告几乎全是正常。第 40 章辩护人的第一刀,说的就是这个。所以这份体检报告的读法是:在 SDE 这台机器下,他哪里强、哪里弱。读者可以不认这台机器,但认了这台机器,就得认这份报告。
放回日子里。
唐家的花店,用这三式也体检过一回,是唐果帮着做的。她在一张纸上写了三个式子,用大白话写:花好人愿来,靠省和劲撑着;省多少,看花和人;劲从哪来,从花、人、省里来。
然后她一项一项地问唐志明。第一式,花和人是不是被省和劲撑着?唐志明说,省是做到了,劲嘛,老店员有,新店员没有。第二式,省的松紧是不是看花和人来定?唐志明说,我只会往紧里定,没想过什么时候该松。第三式,劲从哪来?唐志明想了半天,说:「老冯的劲,是这条街给的;新店员的劲,我不知道从哪来。」
唐果说:「那就是咱家的胃病。」
唐志明问:「胃病怎么治?」
唐果说:「心肺你别动,那是你的本事。胃要慢慢养:少吃凉的,多吃热乎的;别饿一顿饱一顿。放到店里,就是别光盯着数字,隔三岔五去店里待着;别一年到头只往紧里管,该松的时候让大家喘口气;那些让人心里一热的小事,别嫌它不挣钱。」
唐志明听完笑了:「你这哪是看店,是在给我看病。」
唐果说:「店和人一样。体检报告上的数字都正常,不等于没病;最要紧的那一样,常常是报告上测不出来的。」
唐果那一回体检,最后给唐志明开了一张小方子,只有三行:一、每月在新店待一周(养势能);二、每年给店员留一样「没用」的东西学,插花、拍照、认植物,店里出钱(学会松);三、每月记一件让人愿意来的事(养美)。唐志明看了,说:「这三条,哪一条都不挣钱。」唐果说:「这三条,治的是胃。心肺你已经练得够好了。」
带走的话
德鲁克的管理学,心肺极好:真、善、最优化、定力和干劲。胃有老毛病:美空着,势能不足,松紧只会紧。平时不显,到了要人来、要人留、要熬难关的时候就犯。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三方程里,他把「最优化撑价值」这一式写得最足;「能量靠美来养」「松紧也要看能量」这两处,门开得窄。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他的体检报告,是带出来的组织的样子:骨架结实,血肉要自己长。
这一章的问题:德鲁克一路看见了那么多,又一路收回了那么多,这些看见和收回,是不是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
设想一位种了一辈子果树的老农。他的果园在镇上最出名:果子大,产量稳,从不出虫害。他的办法写满了一个本子:什么时候剪枝,什么时候施肥,每棵树留几个果,一项一项,清清楚楚。
可是镇上的人都知道,老农的果园还有一样本子上没写的东西:园子边上那一排野蔷薇。那是他父亲种下的,他一直没舍得砍。每年春天,野蔷薇开花,蜜蜂成群地来,顺带着把果树的花也授了粉。
老农自己知道那排蔷薇有用吗?知道,又不全知道。他知道蜜蜂多了好,可他的本子上写的是「人工授粉,每棵树几遍」。那排蔷薇,他当成父亲的念想留着,没当成种果树的办法写下来。
那排蔷薇还有一样好处:每年春天花开的时候,镇上的人会专门绕到果园边上去看,有人顺手就在园子门口买了一筐果子。老农从没把这件事算进收成里,可果园在镇上的名气,有一半是那排蔷薇开出来的。
他的徒弟照着本子种,把园子边上的野草野花清得干干净净,人工授粉一遍不少。几年以后,徒弟的果园产量总是差一截。
这个老农身上,有两样东西:本子上写的,和园子边上留着的。本子上写的,是他看见了、也收住了的东西;园子边上留着的,是他看见了、却没写进本子的东西。两样东西出自同一个人,同一块地。
本书一路写下来,德鲁克身上也有一串「看见」和一串「收回」。这一章把它们摆在一起,看能不能找到同一个根。
先数看见。
他看见了企业的目的在外面,在顾客和社会那里(第 13 章)。 他看见了顾客买的常常不是你以为你在卖的,凯迪拉克的顾客买的是身份(第 17 章)。 他看见了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是因为愿意才来的(第 9 章)。 他看见了知识工作者要像志愿者一样被对待(第 9 章)。 他看见了目标要配上自我控制,信息先给干活的人自己(第 23 章)。 他看见了意料之外的成功最值得抓(第 26 章)。 他看见了一个人要一边做一边发现自己的长处(第 27 章)。 他看见了管理是一门人文艺术(第 18 章)。 他看见了人们看事情的眼光一变,机会就来了(第 20 章)。
这九样看见,单拿出任何一样,都够一个普通管理学者吃一辈子。德鲁克一个人看见了这么多,这本身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本书数他的收回,不是要抵消他的看见,是要看清他的看见为什么没有长成一棵完整的树。
再数收回。
顾客认的价值,被收成了一个要去调查的事实(第 17 章)。 志愿者的「愿意」,被收成了「使命清楚」(第 9 章)。 自我控制,被收成了目标管理的后半截,传下去就丢了(第 23 章)。 意料之外的成功,被收进了「有系统的创新」,要定预算、定衡量(第 31 章)。 一个人「走出来」的长处,到了组织那里,被收成了「先想清楚我们的事业是什么」(第 25 章)。 人文艺术,被收成了懂人、有判断(第 18 章)。 认知的变化,被收成了创新的一个机会来源(第 20 章)。 走出来的方向,被收成了出发前就该找准的目标:先定靶子(第 25 章)。
把这两串放在一起看,一个形状就出来了:
每一样看见,都碰到了吸引这股力,或者碰到了「走出来」这条路,往往两样都碰到。每一样收回,都是把它收进了一个靶子:一个要调查清楚的事实,一个要写清楚的方向,一个要定下来的目标,一个要衡量的成果。
所以,看见和收回,是同一个根上的两根枝。这个根,用一句话说:
他的骨架是先定靶子,所以他看见的吸引,都被收成了靶子。
再说细一点。吸引这股力,有两个特点:它要养,不能打;它是走出来的,不是定出来的。一个以靶子为骨架的理论,遇到要养的东西,就把它改成要打的东西;遇到走出来的东西,就把它改成定出来的东西。改完以后,吸引就不是吸引了:「愿意来」变成了「使命清楚」,「被打动」变成了「顾客价值」,「留白」变成了「创新预算」。
先定靶子,丢了吸引。这是同一个动作的两面。
这个根还能解释本书前面的几道缝,为什么缠在一起。
主缝(缺美),是这个根在价值格里的样子:美要养,靶子打不出来。
第二道缝(站在门口),是这个根在位置上的样子:站在门口,最容易看见的是可以定成靶子的东西(架子、目标、责任);只有进了门才摸得到的,是要养的东西(人心、气氛、念想)。
第三道缝(理论砍冗余、人生靠冗余),是这个根在最优化格里的样子:靶子要求不白费,冗余在靶子眼里就是白费;可美恰恰是在冗余里长出来的。
三道缝一个根,这个说法,对读者还有一个实在的用处:补缝的时候,不必三处分头去补。只要在一个地方松一松先定靶子的骨架,三道缝都会跟着松一些。比如,一个当家人每月拿出几天进门过日子,不带目标,只是看、只是待着:他补的是第二道缝(进门),可在门里他会看见那些要养的东西(主缝),也会给自己留出一块不白费不行的空当(第三道缝)。唐志明每月在第三家店待一周,就是这样一举三得的。
三道缝,一个根。
这个根,还能解释一件本书前面一直没说透的事:为什么德鲁克的理论在传播中,最先丢掉的总是那些碰到吸引的部分?目标与自我控制,丢的是自我控制;企业的目的是创造顾客,丢的是「人在创造里是否自由、幸福」;知识工作者当志愿者看待,变成了敬业度问卷。因为传播是一种浓缩,浓缩总是留下最好定、最好量、最好考的那一部分;而在他的理论里,好定、好量、好考的,正是被收成了靶子的那一部分。他亲手收回的东西,后人在传播里收得更彻底。
所以,看见和收回的根,也是传播中变宽的根。根上长出来的是两根枝,传下去以后,只剩收回的那一根。
保底,在这里也要写一句:先定靶子,在很多地方是对的。一个已经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大组织,先定靶子是最快、最稳的走法。本书说它是根,不是说它是错,是说它是德鲁克的理论最结实的地方,也是他的缝长出来的地方。一样东西最结实的地方,往往也是它最硬、最不会弯的地方。
放回日子里。
那位老农后来怎样了?这是我构想的下文。徒弟的果园产量总是差一截,跑来问师傅。老农想了很久,把徒弟领到园子边上,指着那排野蔷薇说:「本子上没写的,在这儿。」
徒弟问:「那您怎么不写进本子里?」
老农说:「写进去,你就会去种一排蔷薇,然后数今年来了多少只蜜蜂。不是那么回事。这东西,你得留着它,让它自己长。」
唐志明听到这个故事,是唐果讲给他的。他听完说:「这个老头,跟德鲁克一样。看见了,舍不得写,怕写坏了。」
唐果说:「那您呢?」
唐志明说:「我连看见都是最近才看见的。」
这一章的根,放在唐家花店里,也看得见。唐志明一路「看见」过很多东西:第一家店门口那个小瓶子,周三那位买康乃馨的老太太,老冯在门口站的那几分钟,苏敏那枝月季的故事。每一样他都看见了,也每一样都想「收」:想把小瓶子写进陈列标准,想给老太太这样的客人做一个「老客户回访表」,想让每家店的店长都在门口站十分钟、打卡。
有的收成了,有的没收成。收成了的,都慢慢变了味:陈列标准里的小瓶子,摆得整整齐齐,没人看;回访表填了一年,填成了一张走过场的表。没收成的,比如老冯那几分钟,反倒一直活着。唐志明后来明白了:不是这些东西不能写下来,是不能写成靶子。
带走的话
他一路看见了吸引和走出来的路,又一路把它们收成了靶子。看见和收回是一个根:骨架是先定靶子,所以要养的东西都被改成了要打的东西。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九扇看见的门他都开了;每开一扇,又在门后立了一个靶子。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园子边那排蔷薇是长出来的;他的本子,是带的本子。
这一章的问题:本书一路写下的那些「他在哪里是对的」,合在一起是什么样子?病根又在哪里?
设想一个社区诊所的全科医生,给一位老病人看了十几年病。病人换了好几回医生,最后都回到他这里。有人问病人为什么,病人说:「别的医生只告诉我哪里有病,他每回先告诉我哪里没病,哪里还好着,然后才说哪里要当心。」
先说哪里好,再说哪里要当心。这是一种医术,也是一种做人的分寸。
缝隙这把刀的规矩也是这样:每找到一处缝,先写保底。本书一路写下来,保底散在各编各章。这一章把它们合成一张表,看清楚:德鲁克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然后再看,这些条件的边上,病根在哪里。
| 编章 | 他在哪里是对的 | 在什么条件下 |
|---|---|---|
| 第 13 章 | 企业的目的在外面;利润是检验不是目的 | 任何组织,尤其是被自我陶醉、被短期利润绑住的组织 |
| 第 14 章 | 卓有成效可以学会;要事第一;有计划地放弃 | 资源紧、事情多、被琐事淹没、只会加不会减的人和组织 |
| 第 17 章 | 顾客认的价值才算数;结果都在外面 | 照着朝里的镜子干活、干得越好偏得越远的组织 |
| 第 18 章 | 权力配责任;人是资源;不明知故犯地伤害 | 权往上走、责往下推,内耗重的组织 |
| 第 19 章 | 在已经长成的大组织里,真与善是头等大事 | 规模大、人人各有专长、已有吸引力、缺在轨和效率的组织 |
| 第 23 章 | 目标加自我控制,比监工加命令好得多 | 从「被盯着」走向「自己管自己」的组织 |
| 第 26 章 | 从小处着手;抓住意料之外的成功 | 想改变、又怕一下子押上全部身家的组织 |
| 第 27 章 | 自我管理;反馈分析;在长处上使劲 | 越来越多要自己管自己的知识工作者 |
| 第 36—38 章 | 制度兜底,不让组织全靠一个人的修养;给个人留自由 | 太靠一个当家人、或把人绑在组织上的组织 |
| 第 20、40 章 | 对美的戒心 | 美容易被拿去煽动、被拿去绑人的地方 |
表里每一行,都是本书在写到那一处时,先认下来的东西。合在一起看,分量很重:一个人在这么多地方都是对的,而且对的程度,足以让几代经理人照着他去做事。读者读完这一编,要是只记住了「德鲁克缺美」,那是本书没写好;应当先记住这张表,再记住表边上那道缝。
这张表一排,有一样东西看得很清楚:德鲁克对的地方,几乎都有一个条件,就是「已经」。
已经长成的组织。已经有了吸引力的组织。已经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组织。已经被琐事淹没、需要砍一刀的组织。已经乱成一团、需要理清的组织。
他的药,是给「已经」的组织开的:已经有人了,已经有名了,已经有方向了,现在要的是不跑偏、不内耗、不白费。
那么,病根在哪里?
病根就在「已经」这两个字的边上。
一个组织是怎样「已经」有人、有名、有方向的?这个过程,他的药里没有。一个刚开的小店,一个刚起步的志愿小组,一个刚组建的团队,它们不是「已经」,是「还没有」:还没有人来,还没有名,还没有方向。它们最需要的,恰恰是让人愿意来、愿意留、愿意信的那股力,和一边走一边找方向的那条路。这两样,都在他的骨架外面。
还有另一种「还没有」:一个已经长成的组织,慢慢老了。它攒下的名气在花完,它留住人的那股力在变淡,它的方向在过时。它要重新让人愿意来,重新走出一条新路。这时候,他的药也不够了:有计划地放弃能帮它砍掉旧东西,却不能帮它长出让人愿意靠近的新东西。
还可以拿德鲁克自己当一个例子。他的一生,恰恰是从「还没有」走到「已经」的一生:十八岁在汉堡,什么也没有;二十三岁到伦敦,是个外国人;二十八岁到美国,从头开始。他是怎样走过来的?不是靠先定好的目标,是靠一路被吸引、一路攒冗余、一路被别人愿意帮一把。他在「还没有」的那些年里,靠的正是他理论里没写的那些东西。等他「已经」成了大师,他写下的,是「已经」的理论。
这也许是所有大师都难免的事:一个人写理论的时候,往往已经站在「已经」那一头了,回头看「还没有」的那段路,容易把它看成一条本该如此的直路。这就是先定靶子在一个人身上的样子。
所以病根是:他的理论是一套「已经」的理论。它管得好已经长成的东西,管不了正在长成、或者需要重新长成的东西。而让一个组织长成的那股力,正是美;让它找到方向的那条路,正是走出来的路。
这跟第 42 章说的根,是一回事:先定靶子,只能在已经知道靶子在哪里的时候用;丢了吸引,就丢了让一个组织从「还没有」走到「已经」的那股力。
病根说清了,还要说一句它在今天为什么更要紧。德鲁克写书的那几十年,世界上「已经」长成的大组织是主角,很多人一辈子在一个大组织里干。今天不一样了:小店、小团队、一个人的工作室越来越多,大组织也越来越快地老去、重组、再长。「还没有」的组织越来越多,「已经」的组织也越来越容易变回「还没有」。一套「已经」的理论,在这样的年代,用处还在,可边界也越来越清楚了。
放回日子里。
唐家的花店,在这张表上能找到自己的一生。
头几年,唐志明和苏敏两个人开第一家店,是「还没有」:没人知道这家店,没有老顾客,也说不上什么方向。那几年,店是靠苏敏的手艺和人缘一点一点「长」出来的,唐志明那套车间里学来的东西,用处不大。
中间那些年,店「已经」有了人、有了名,开到了三家。这时候唐志明学的德鲁克那一套,派上了大用场:账理清了,权责分清了,损耗降下来了。
后来第三家店开张,又回到了「还没有」:新地方,新人,没人认得。唐志明拿着那套「已经」的药去治一家「还没有」的店,治了两年,没治好。最后是唐果用另一样东西,让它长了起来。
唐志明后来在那个记事的本子上写了一句:「德鲁克管已经,苏敏管还没有。」
这张保底合表还有一个用处:它可以当成一份「什么时候该读德鲁克」的指南。如果你的组织正处在表里右边那一栏的条件下,已经长成、事情太多、内耗太重、方向已清,那就放心地读他,照着做,他的药是对症的。如果你的组织处在「还没有」,刚起步,或者老了要重新长,那就读他的时候多留一个心眼:他的药管骨架,血肉要你自己去长。
缝隙这把刀说,学一个有缝的大师,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这张表,就是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直接用他,什么时候要先打补丁。
带走的话
德鲁克对的地方,几乎都有一个条件:已经。他的药,是给已经长成的组织开的。一个组织怎样从还没有走到已经,又怎样在老了以后重新长一遍,这股力和这条路,在他的骨架外面。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已经」的门,他开得又多又大;「还没有」的门,他没开。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已经长成的组织,靠带;还没长成的组织,先得长。
这一章的问题:拿一把尺子量了一个大师一整本书,这把尺子自己,该向他学什么?它自己又会怎样坏掉?
设想一个刚学会看体检报告的年轻人,拿着一本医学科普书,把家里每个人的体检单都看了一遍,挨个指出毛病:爸爸的血脂高,妈妈的骨密度低,爷爷的血压不稳。家里人起先觉得他说得挺对,后来就烦了。爷爷说了一句:「你看了一圈别人的毛病,看过你自己的没有?」
一把尺子,量了别人一整本书,最后要量一量自己。这是缝隙这把刀的规矩,也是 SDE 管理学的规矩:给自己写死法。
先说,SDE 管理学要向德鲁克学什么。
第一,学他的「真」。SDE 管理学讲三股力,讲三方程,讲三界,讲六路径,框子很大,话很多。德鲁克有一样本事,SDE 要老老实实学:一切都落到结果上,落到外面,落到可以对照的事实上。他说,做一个决定,写下你期待的结果,过一年对一对。SDE 管理学讲美、讲吸引,最容易变成一套说不清、对不上、怎么讲都对的话。要防这一点,就得学德鲁克:讲美,也要能对照。唐志明那个本子,每月记一件「让人愿意来」的事,半年一翻,看报表上有没有留下痕迹,就是这种对照。
第二,学他的简单。德鲁克能把很深的道理说成几个人人记得住的词:创造顾客,知识工作者,有计划地放弃,要事第一。SDE 管理学的词,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三界、意义三律,对普通人来说太多、太硬。要学德鲁克,把它们压成几句当家人一听就懂、明天就能用的话。本书试过一回:「真让人信,善让人安,美让人来。」压得还不够。
第三,学他的戒心。德鲁克对美有戒心,本书说这是他的缝;可这份戒心本身,SDE 要学过来。SDE 管理学把美立成一股并列的力,就得同时立一条规矩:美要拿真和善去校。没有真的美是花架子,没有善的美会绑人。日本经营的教训(第 37 章),儒家「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教训(第 36 章),都是美没校好的样子。
第四,学他站在门口的清醒。德鲁克一辈子没被任何一家公司收编,说话没有利害。SDE 管理学要是有一天被拿去当某家公司的「企业文化」,替人背书,它就不再是一把尺子了。
第五,学他的勤。德鲁克九十多岁还在写,一辈子写了三十多本书,每一本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磨出来的。一套学问要立得住,靠的不是框子漂亮,是几十年一本一本地写、一回一回地改。SDE 管理学还年轻,要学的头一样,也许就是这份勤。
再说,给 SDE 管理学写死法。也就是:它会怎样坏掉?
第一种死法:美变成新的靶子。
SDE 管理学批评德鲁克「先定靶子、丢了吸引」。可是它自己一旦流行开,最可能发生的事,就是有人把「美」也做成一个指标:吸引力指数,愿意来率,情绪价值得分。每个月考核,排名,奖罚。那时候,美就死了,死在 SDE 自己手里。这跟德鲁克的「目标与自我控制」变成一张 KPI 表,是同一种死法。要防它,只有一条:美只养不考。
第二种死法:三方程变成一句空话。
「三样东西互相撑着,一起站住」,这句话很对,可也很容易变成一句什么都能解释、什么都不能指导的话。一个当家人听完,问:「那我明天早上该干什么?」要是答不上来,这套东西就死了。德鲁克的五个习惯,明天早上就能用;SDE 的三方程,要是明天早上用不上,就不如五个习惯。要防它,每一个大框子,都得配一个明天早上能做的小动作。
第三种死法:先定三角。
本书批评德鲁克先定靶子。可是 SDE 管理学自己,也有一个预先立好的三角。第 40 章的辩护人那一刀,扎的就是这里:拿一个三角去套所有组织,套不进去的,就说它「缺」,这跟先定靶子有什么两样?要防它,SDE 管理学得承认,三角是一副眼镜,不是一张模子;而且这副眼镜要让被看的人改,德鲁克改过它(自我控制里的自由,冗余是美的根),以后还会有人改它。
第四种死法:只会挑缝,不会盖房。
缝隙这把刀用顺了,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到处找缝,找到了就兴奋,把每一个大师都写成「教的和靠的不一样」。那样一来,SDE 管理学就成了一门专门挑别人毛病的学问,自己什么也盖不起来。德鲁克一辈子盖了一座大房子,SDE 拿尺子量了一遍,说少了一面墙。量完了,得能自己去把那面墙砌起来,砌得让人愿意住进去。不然,就是那个只会看别人体检单的年轻人。
第五种死法,也许最隐蔽:SDE 管理学变成了一门只在书里活着的学问。德鲁克的道理,有千千万万个经理人在用,在用的过程中被改、被丢、被误解,可它是活的。SDE 管理学要是只在专著里、讲座里、网站上被讲来讲去,从来没有一个花店、一个养老院、一个菜市场真的照着它去养过一回美,那它连被误解的机会都没有,就已经死了。要防这一种,只有一条:让它到日子里去。
这四种死法,不是吓唬自己。德鲁克那么大的一套学问,都在传播里一路变宽,最后只剩一张 KPI 表;SDE 管理学没有理由例外。给自己写下死法,是为了在它发生的时候认得出来。
最后,把这一编的账压成三句话,留给读者带走:德鲁克立住了真和善,这一点谁也拿不走;他的骨架是先定靶子,所以美进不来,「还没有」的组织他管不着;SDE 要学他的真和简单,也要防自己变成另一个靶子。
放回日子里。
唐果后来把「每月一件让人愿意来的事」推到了三家店,做了一年,效果不错。第二年,唐志明有点心急,想把它做成考核:每家店每月至少两件,做得好的店长发奖金。
唐果拦住了他:「爸,你一考核,店长们就会去凑事,跟凑签单一样。」
唐志明说:「不考核,怎么知道她们做没做?」
唐果说:「你去店里看。看见了,记下来,月底讲给大家听。这件事,只能养,不能考。」
唐志明想了想,没考核。他只是每月在三家店里各待两天,把看见的事记在本子上,月底开会的时候念一遍。
那一年,本子上记了四十多件事,比上一年多了一倍。
还要说一句,为什么要在一本讲德鲁克的书里,给 SDE 自己写死法。因为缝隙这把刀量过的每一个大师,都有一道缝在「他教的」和「他靠的」之间;量的人自己也一样。SDE 管理学教的是三股力并重,它靠的是什么?是王德生和一群学员在日子里一回一回的试和改,是一个讲给普通人听的念头。要是有一天它只剩下框子,忘了它靠的是日子里的试和改,它跟德鲁克那张被浓缩成 KPI 的表,就是同一个下场。
带走的话
SDE 要向德鲁克学他的真、他的简单、他的戒心、他站在门口的清醒。SDE 管理学也会死:美变成新的靶子,三方程变成空话,先定三角,只会挑缝不会盖房。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他替 SDE 开了「对照」和「简单」两扇门;SDE 自己最该防的,是把美这扇门也做成一个靶子。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一把尺子要是只拿来考人,就是管;拿来看人、陪人改,才是带;让被量的人也能改尺子,才算长。
一个人的道理,在他身后会怎样?它会被写进教科书,开成课程,挂上学院的牌子,变成单位里的制度和表格。这叫制度化。制度化让一套道理传得更远、活得更久;可它也会把这套道理一层一层地压扁,压到只剩最好教、最好考、最好管的那一点。
缝隙这把刀管这个叫「传播中变宽」:大师本人身上的缝最窄,因为他还活着另外那股力;到了学生一代宽一些;到了大众读物、培训课、考核表里,往往只剩一个口号。
德鲁克身后,有三样东西被制度化得最彻底:目标管理,知识工作者,非营利管理。还有一样制度,跟他的名字绑在一起:商学院。本编两章:第 45 章看目标管理怎样一路变成一张 KPI 表;第 46 章看知识工作者、非营利管理和 MBA,在制度里各变成了什么样子。
本编的小账照常两行。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讲「自己管自己」的办法,是怎样一步一步变成一张「被数字管」的表的?
设想一家县城银行的支行,柜台有六个柜员。每个柜员的工位旁边,都贴着一张小纸条,是这个月的指标:办信用卡几张,卖理财产品多少万,开手机银行几户,客户满意度多少分。每天下班前,支行长在群里发一张表,六个人的完成情况,红的绿的,一目了然。
有个干了十几年的老柜员姓伍,业务极熟,老客户都认她。可她的指标常常完不成:她不爱向老人推理财,觉得人家的养老钱,不该往那些看不懂的产品里放。她的表格,月月一片红。
有一天,一位老客户来办业务,排在伍柜员的窗口。办完了,老人小声跟她说:「隔壁窗口的小姑娘,上回非让我买一个什么基金,说保本,结果亏了。我以后就找你办。」
伍柜员心里一暖,可她知道,这句话进不了任何一张表。月底,她又是一片红。
这张贴在工位旁边的小纸条,有一个很长的家谱。往上数,能数到德鲁克 1954 年写的那一章: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
这一章把这个家谱排一排。
第一代:德鲁克本人。他写的是两半:目标,加自我控制。目标由干活的人参与定,甚至自己先提;信息先给干活的人自己;上级不盯过程,看结果,必要时帮一把。他说,这是一种「管理的哲学」,不只是一种技术〔待核〕。这一代,缝最窄:自我控制在,而且他本人身上还活着美那一股力。
第二代:目标管理成了一门技术。1960 年代起,美国有不少学者和顾问把目标管理写成了一套可以推行的做法:怎样设定目标,怎样分解,怎样面谈,怎样评估,配上表格和流程〔待核,一般认为 1965 年前后出版的几本专著推动了这一步〕。很多大公司、政府部门都推行过。这一代,「自我控制」还在纸面上,可重心已经挪到了「设定」和「评估」上。哲学变成了程序。
第三代:目标和考核绑在一起。目标管理进了人事制度,跟绩效评估、奖金、升迁挂了钩。目标完成得好,多发钱;完成得不好,扣钱、降级。到了这一步,「自我控制」在实际里就很难站住了:一个人的目标跟他的饭碗绑在一起,他自然会把目标往低里报,把数字往好里做。德鲁克担心的事,开始成批地发生。
第四代:一张表变成了很多张表,再变成一套仪表盘。后来又有了各种各样的指标体系:关键绩效指标,平衡计分卡,目标与关键结果,等等〔待核,这些做法各有来历,有的明确说承接了德鲁克的目标管理〕。它们各有讲究,有的还专门想补目标管理的短处,比如把顾客、员工成长也列进指标里。可是到了很多单位的实际里,它们最后都变成了同一样东西:一组数字,按月、按周、按天考核。
第五代:工位旁边那张小纸条。到了伍柜员这里,家谱的最末一代,只剩一张纸条,四个数字,红的绿的。目标是上面分下来的,信息先给了支行长,考核跟工资挂钩。「自我控制」一个字也没剩下;美——那位老人「以后就找你办」的那份信——更是从来就不在表上。
这个家谱里,还有一支旁系值得单说:目标与关键结果。据记载,这套做法最早是在一家芯片公司里由当时的管理者推行的,他明确说过自己是从德鲁克的目标管理学来的〔待核〕。它有几条讲究,恰恰是想把德鲁克那后半截救回来:目标要大胆,完成六七成就算好;目标要公开,人人看得见别人的;最要紧的一条,目标的完成情况不直接跟工资挂钩〔待核,只转述常见说法〕。这几条,等于是在说:别把目标变成饭碗,让人自己定、自己追、自己看。
可是这套做法传开以后,在很多单位里又走了老路:目标还是从上往下分,完成率还是进了考核,大胆的目标没人敢定,因为完不成要扣钱。救回来的那后半截,又一次丢了。一套办法,哪怕设计的时候专门防着变宽,到了制度里,还是会被压扁。
经济学里有一条常被引用的说法,大意是:一个指标一旦被当成目标,它就不再是一个好指标了〔待核,通常归于古德哈特,措辞只转述〕。伍柜员的信用卡张数,本来是想看她服务得好不好;一旦成了要完成的目标,它看的就只是她敢不敢、肯不肯去推。这条说法,几乎就是本章五代变宽的一个总注脚。
这五代排下来,变宽的路线很清楚:
第一步,美没了。德鲁克本人身上那股让人愿意靠近的力,本来就没写进理论,所以第一代往下传,就只剩真和善。
第二步,哲学变成了技术。「为什么要这样管」的道理被省掉,留下「怎样设、怎样评」的程序。
第三步,自我控制没了。目标跟饭碗绑在一起,自己管自己变成了被数字管。
第四步,难量的东西没了。德鲁克说的八个目标领域里,那些难量的,员工的态度、管理者的培养、社会责任,在表里一项一项被删掉,剩下最好量的那几项。
第五步,只剩一张表。
还可以拿一个医院科室来看这五代的最末一代是什么样子。设想一个县医院的内科,每个医生每月的指标是门诊量、住院人次、平均住院天数、药占比。一位老医生看病看得细,一个病人问半个钟头,门诊量总是科里最低;他的病人复诊率最低,因为看一回就看明白了。可是表上没有「看一回就看明白」这一栏,只有门诊量这一栏,他的门诊量是红的。这跟伍柜员是一个样子:表上量的,是做了多少;表上量不出的,是做得值不值、让不让人信。
先说一句公道话:这五步,每一步都有人觉得自己做得对。推行目标管理的人,是想让一个好办法落地;把它跟考核挂钩的人,是想让它有牙齿;设计指标体系的人,是想让它更全面、更精确。没有一个人存心要把德鲁克弄坏。变宽,是一路好心的浓缩攒出来的。
五代变宽还有一个旁证,在语言里。德鲁克那一章的题目是「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八个字。到了第二代的书里,常常简称「目标管理」,四个字。到了第四代,变成了几个英文字母的缩写。到了伍柜员的工位上,就叫「指标」,两个字。一个说法,越传越短;每短一截,就丢一层意思。
德鲁克本人对这一路变宽,是有所察觉的。据记载,他晚年多次说过,很多公司用目标管理,用成了从上往下压任务的办法,丢掉了自我控制,这不是他的本意〔待核,只转述〕。第 23 章也提过,他晚年说目标管理只在知道目标的时候管用〔待核〕。
再看一个更近的样子。很多学校、医院、街道、单位里,都有一样东西叫「目标责任书」:年初签,年底考,一项一项打分。它的道理,是从目标管理一路下来的:目标清楚,责任到人,结果说话。这个办法在很多地方立过功,把一些糊涂账理清了,把一些推诿扯皮的事压住了。可它也常常走到本章说的那一步:签责任书的人,年初想的是怎样把目标定得好完成,年底想的是怎样把数字填得好看。一张纸,从「我要做成什么」变成了「我要交差什么」。
这不是哪一个单位的毛病,是制度化本身的力量。一样东西一旦变成必须签、必须考、必须跟饭碗挂钩的制度,它就会慢慢被人当成要应付的东西。
用 SDE 看这一章。
五代变宽,每一代丢掉的东西,在 SDE 的尺子上都看得清:
第一代往下,丢了美(S3 里的吸引)。 第二代往下,丢了理念界(为什么要这样管的那份道理)。 第三代往下,丢了自由律(自我控制)和从下往上的回写。 第四代往下,丢了信息里的逻辑和符号,只剩数学(难量的、要讲道理的、要讲故事的,都删了)。 第五代,剩下的只有 D3 和 E2 里的数学:一组要压到最省、要量到最准的数字。
一路丢下来,最后剩下的,几乎就是第 11 章讲的泰勒:只剩 D3 的管理。只不过泰勒拿的是秒表,今天拿的是仪表盘。德鲁克花了一辈子,想把管理从泰勒那里往上拉一层,拉到价值那一格;他身后,制度化又把它一步一步拉了回去。
用 SDE 的动力机制看这一路变宽,它也是一场三拍,只是走歪了。张力积累:好办法要落地,落不了地就着急。形状改变:把办法变成程序、变成考核、变成表格。回写:表格回过头来,改写了组织里的人怎样想事情:大家不再问「这件事该不该做」,只问「这个数怎样完成」。这一拍回写,写坏了。一个组织里的人,被一张表回写成了只看表的人。
德鲁克当年给组织开的回写,是从下往上的:下面的人把看到的写回目标里。制度化以后,回写变成了从表往人:表把人写成了表的样子。
这是本书最让人唏嘘的一件事:一个大师用一辈子往上抬的东西,被他身后的制度一点一点放回了原处。而放回去的那条路,是从他理论里本来就缺的那一块开始的:美没有写进去,所以最先丢;美丢了,自我控制就没了根(第 23 章说过,自由要乘上幸福才不是零);自我控制没了,剩下的就只能是被数字管。
唐家花店的家谱,也正好是这五代的一个缩影。第一代,唐志明刚学德鲁克的时候,是跟店长们一起商量目标的,信息也先给店长看。第二代,他把商量的过程写成了一张固定的「月度目标表」。第三代,他把这张表跟店长的奖金挂了钩。第四代,表格里的项目越来越多,难量的「店里氛围」那一栏被他删了。到了第三家店,就是第五代:一张表,几个数字,店员见了他就紧张。
他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每一步都觉得自己在进步。直到唐果说他「像个检查工作的」,他才回头看清了这条路。
那么,有没有办法让目标管理少变宽一点?从德鲁克的原意和本书的读数,可以拼出几条朴素的办法,每一条都在救一样被丢掉的东西。
救自我控制:目标让干活的人先提,上级再谈;完成情况先给本人看,再给上级看。这两条,德鲁克在 1954 年就写了,只是很少有人真照着做。
救难量的东西:表里留几行不打分的栏目,比如「客户托付」「店里的气氛」「这个月学了什么新东西」,不考核,只看、只念、只记。让人知道组织在乎这些。
救从下往上的回写:每隔一段时间,让一线的人说一说,哪一个目标定得不对了。说对了的,真改。
救美:在每一次对数字的会上,留几分钟讲一件让人心里一动的事。
这几条办法,祝行长在支行里做了两条(例会十分钟、「客户托付」一行),唐志明在花店里做了三条(目标先让店长提、每月记一件事、年底请人唱反调)。没有一个人五条都做全。可是做了两三条,表格就不再只是表格了。
这几条,没有一条需要新的理论,也没有一条要花多少钱。它们难,难在要顶住制度化那股往扁里压的力:上面要一个好看的数,下面要一个好交的差,中间要一张好管的表。谁愿意在这股力里给那几样难量的东西留一块地方,谁就是在替德鲁克把那后半截、把他没写进去的那一块,一点一点救回来。
用「管、带、长」三个字说:制度化的方向,是从带往管走;这几条办法,是从管往回走一步,回到带;那几分钟讲事情、那一行不打分的栏目,是给长留一块地。
放回日子里。
伍柜员后来怎样了?这是我构想的下文。有一年,支行换了一位新行长,姓祝。祝行长上任第一个月,没有改指标,只做了一件事:在每周的例会上,留出十分钟,让每个柜员讲一件这周碰到的事,什么事都行。
伍柜员讲了那位老人的话。讲完,屋里安静了一会儿。隔壁窗口那个小姑娘低着头,脸红了。
祝行长没批评谁,只说了一句:「这句话,比一张信用卡值钱。」
后来,支行的指标照样有,可祝行长在每个人的表格最下面加了一行,没有数字,叫「客户托付」:这个月,有没有客户说「以后就找你办」。这一行不考核,不扣钱,只是每月例会上念一念。
一年以后,支行的老客户流失率降了一大截。伍柜员的表格还是常常有红,可她不再觉得自己是在给数字干活了。
唐志明后来跟小罗说起这件事,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表是我的拐棍。可拄久了,我忘了自己还有腿。」小罗说:「那就隔三岔五把拐棍放下,自己走两步。」唐志明点点头,第二个月去第三家店待着的那一周,一回手机上的报表也没看。
带走的话
德鲁克写的是两半,身后传了五代,一代丢一样:美、道理、自我控制、难量的东西,最后只剩一张纸条。它走回了泰勒那里,路是从他没写进去的那一块开始的。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他开的是「目标加自我控制」,身后的制度把后一半的门关上了;美那扇门,从一开始就没开。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他写的是带,身后变成了管;祝行长那一行「客户托付」,是想让一点东西重新长出来。
这一章的问题:德鲁克的三样东西,知识工作者、非营利管理、管理教育,变成制度以后,各自剩下了什么?
设想一个周末,三个年轻人在一家咖啡店里碰头,都是大学同学,毕业七八年了。
一个在一家大科技公司当工程师,工资很高,可他说:「公司天天说我们是知识工作者,是最宝贵的资源。可我每天的工作,是在一个系统里填工时、对排期、追进度。我觉得自己不像知识工作者,像一个被精确调度的零件。」
一个在一家公益基金会做项目,她说:「我们机构刚请了咨询公司,做了一套『战略规划』:使命、愿景、目标、关键指标,样样都有。可我们最好的几个志愿者,就是在做完这套规划以后走的。他们说,以前来这里是因为喜欢这件事,现在来这里是为了完成指标。」
一个刚读完 MBA,他说:「两年里学了战略、财务、营销、领导力,案例分析做了上百个。可我毕业去一家小公司当副总,第一个月就懵了:员工不听我的,客户不认我,老板让我『先把人心拢住』。拢人心,课上没讲过。」
三个人说完,都笑了。他们碰到的,正好是德鲁克身后的三样制度。
先说知识工作者。
「知识工作者」这个词,德鲁克 1959 年前后提出〔待核〕。今天,它已经成了一个人人都在用的词:招聘广告里写,公司年报里写,政府文件里也写。德鲁克当年说这个词,有几层意思:知识工作者的本事在自己脑子里,组织拿不走;他们干得好不好,很难被别人盯住,要靠自己管自己;他们要被当成伙伴、甚至当成志愿者来对待;他们的生产率,是二十一世纪管理最大的挑战〔待核,只转述大意〕。
这个词被制度化以后,剩下了什么?
剩下了「宝贵的资源」这个说法,和一整套管资源的办法:人才盘点,能力模型,绩效矩阵,工时系统。知识工作者被当成了一种需要精确管理的资源,就像车间里的原材料和设备一样。工程师说自己「像一个被精确调度的零件」,说的就是这个。
丢掉了的,是「自己管自己」和「当志愿者对待」这两层。一个志愿者,你不能精确调度他,只能让他愿意来;一个自己管自己的人,你不能用工时系统盯着他,只能信他。这两层,都要靠第 9 章说的那股力:吸引。德鲁克把这股力记在了「使命」和「尊重」名下,没有单独立起来;到了制度里,使命变成了墙上的口号,尊重变成了人才盘点表上的一个等级,吸引就彻底没了。
再说非营利管理。
德鲁克晚年把很多心血放在非营利组织上。1990 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非营利管理基金会成立,后来几经改名,一直在做培训和出版〔待核,改名经过待核〕。他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他编的那五个问题的小册子,被无数学校、医院、教会、公益机构拿去用〔待核〕。今天,很多大学开了公益管理、非营利管理的专业,很多基金会请咨询公司做战略规划。这些,都跟德鲁克有渊源。
制度化以后,剩下了什么?
剩下了使命、目标、成果、评估这一整套:使命宣言要写,战略规划要做,项目要有可衡量的成果,资助方要看评估报告。这些都是好东西,第 9 章说过,德鲁克教非营利组织的,正是这一套:使命清楚,成果说话。
丢掉了的,是德鲁克本人在非营利组织身上看见的那样东西:志愿者是因为愿意才来的。基金会那位年轻人说,做完规划,最好的志愿者走了。这不是规划本身的错,是规划把「愿意」改写成了「完成指标」。第 9 章说德鲁克把吸引收进了使命,第 45 章说目标管理一路变宽;到了非营利管理的制度里,这两件事合在了一起:吸引先被收进了使命,使命又被压成了指标。
非营利管理的制度化,还有一层特别的代价。企业丢了吸引,还有工资撑着,人不一定走;志愿组织丢了吸引,什么都撑不住,人马上就走。所以,同样一套使命、目标、成果、评估,放在企业里是加分,放在志愿组织里,用过了头就是减分。德鲁克当年说企业要向非营利组织学,学的正是它们靠使命和愿意把人拢住的本事;可到了制度里,反倒是非营利组织在向企业学考核和指标。学的方向,倒过来了。
基金会那位年轻人后来想了个办法,这是我构想的:规划照做,指标照报,可她在每个项目里留了一个「老志愿者茶话会」,每季度一次,不汇报、不评估,就是请那些干了几年的老志愿者来喝茶,聊聊这件事最初为什么吸引他们。走掉的那几个,有两个后来又回来了。
最后说 MBA。
德鲁克不是商学院的发明者,可是他让「管理」成了一门可以教的学问,这是商学院能成规模的一个前提。今天,克莱蒙特研究生院的管理学院以他的名字命名〔待核〕;世界上的商学院,几乎都把他的书列进书单。
他本人对商学院的看法,却不全是好话。据记载,他说过,管理不是一门只靠分析的学问,它要懂历史、懂人、懂伦理,是一门人文艺术〔待核〕;他也担心商学院教出来的人,会算不会做,会分析不会带人〔待核,只转述〕。第 39 章提过,明茨伯格对商学院的批评,方向也差不多。
MBA 被制度化以后,剩下了什么?
剩下了课程表:战略、财务、营销、运营、组织行为、领导力;剩下了案例:一个一个大公司的故事,被拆成问题,供学生分析讨论。这些课,教的大多是德鲁克那一路的真和善:怎样看清市场,怎样做决策,怎样设计组织,怎样承担责任。
丢掉了的,是德鲁克自己那一身「人文」:历史、艺术、文学、一屋子「没用」的学问。也丢掉了他一辈子站在门口、却知道门里还有一样他摸不到的东西的那份清醒。MBA 毕业生说「拢人心,课上没讲过」,说的正是本书的第二道缝和主缝:课堂是门口,人心在门里;课上讲了真和善,没讲美。
还有一样制度,跟德鲁克的名字绑得很紧,值得顺带一提:以他命名的各种论坛、研究所、奖项。据记载,维也纳每年有一个以他命名的论坛,世界各地的学者和企业家去开会〔待核〕;美国有以他命名的研究机构,整理他的文稿,评选践行他理念的组织〔待核〕。这些机构做了很多好事:保存他的手稿,澄清那些被安在他头上的名言,让他的思想不至于只剩几句口号。
可是这些机构也面对同一个难题:它们保存的,是他写下来的东西;他靠着的那一样,那间没有秘书的工作室、墙上的日本画、他坐在你对面盯着你追问到底的那股劲,是保存不了的。一个大师的思想可以进档案馆,他让人愿意靠近的那股力进不去。
三样东西放在一起,用 SDE 看。
知识工作者那位工程师,后来也换了一个活法。他没有辞职,可他在公司里找了一件工时系统管不着的事:每两周组织一次午饭时间的「技术闲聊」,谁有什么好玩的想法都可以讲,跟手头的项目无关。来的人起先只有五六个,后来有二三十个。他说,那一个钟头里,他才觉得自己像德鲁克说的那种知识工作者:不是被调度的,是自己愿意琢磨的。
三样制度,丢的是同一样东西:吸引。知识工作者丢了「当志愿者对待」,非营利管理丢了「因为愿意才来」,MBA 丢了「人文」和「拢人心」。这三样,在德鲁克本人那里,都是碰到美的地方;在他的理论里,都没有被立成一股独立的力;到了制度里,就最先被压掉了。
三样制度,留下的也是同一样东西:真和善的程序。资源管理、战略规划、案例分析,都是把真和善做成了可以教、可以管、可以评的程序。
这又一次印证了第 42 章说的根:先定靶子,丢了吸引。制度化,是先定靶子的放大版:每一样东西,都要变成能设定、能衡量、能考核的东西,才能进制度。美进不去,就留在了外面。
可是要公平地说一句:这三样制度,也替德鲁克守住了很多东西。知识工作者被当成「宝贵的资源」,总比被当成「成本」强;非营利组织有了使命和评估,总比一团糟强;MBA 教真和善,总比什么都不教强。制度化不是坏事,它是一种保存。它保存了能保存的那一部分,丢掉了保存不了的那一部分。
还可以说得再具体一点:制度保存的是「做什么」,保存不了的是「怎样让人愿意做」。一本操作手册能写清楚包一束花要几道工序,写不清楚怎样让一个年轻店员愿意把这束花包得好看;一门课能讲清楚战略分析的框架,讲不清楚怎样让一屋子人愿意跟着你去执行;一套非营利组织的评估体系能量清楚一个项目帮了多少人,量不清楚一个志愿者为什么第十年还在来。
德鲁克的书,最好的那些段落,常常恰恰是在讲后一样:凯迪拉克的经理为什么想出「钻石和貂皮」,斯隆为什么为一个职位谈好几个钟头。这些段落是故事,不是程序;故事进不了制度,只能被一代一代的读者自己读出来。
保存不了的那一部分,只能活在人身上。
用 SDE 的动力机制,最后看一眼制度化本身。一套道理变成制度,是一回很大的形状改变:它从一个人的书,变成了千万个组织的规矩。这一拍改得好不好,要看第三拍回写:制度用了一阵以后,有没有人回过头来,把制度里丢掉的东西写回去?德鲁克身后,这样的回写是有的:目标与关键结果想救自我控制,各种「员工体验」「组织文化」的讲法想救吸引,以他命名的研究所在澄清被误传的名言。只是这些回写,大多又被下一轮制度化压扁了。
三拍转一圈,丢一点,救一点,再丢一点。一套道理在身后的命运,大概就是这样一圈一圈地转。能不能转得越来越好,不在制度本身,在每一圈里有没有人肯回头去救那丢掉的一点。
放回日子里。
咖啡店里那三个人,这是我构想的下文。那位 MBA 毕业生,后来在小公司里熬了一年,学会了一件课上没讲过的事:每周五下午,他不开会,而是挨个去员工的工位旁边坐一会儿,问问这周怎么样。头几次大家很别扭,后来慢慢有人跟他说心里话了。
他跟那两个同学说:「我在课上学的,是怎样管一家公司;我在工位旁边学的,是怎样让人愿意跟着我。前一样有教材,后一样只能自己去坐。」
唐家的花店,也有一样东西在「制度化」:唐志明这几年把店里的规矩写成了一本小册子,进货、陈列、包花、收银、排班,一样一样都写了。小罗拿着这本小册子,开了第四家店。
开张前一晚,苏敏把小罗叫到第一家店,什么也没说,让他在门口站了十分钟,看早点摊排队的人,看路过的老太太,看对面楼上晾出来的衣服。
小罗问:「这是干什么?」
苏敏说:「小册子里写不进去的,你得自己站着看。」
带走的话
知识工作者、非营利管理、MBA,进了制度以后,都留下了真和善的程序,都丢了同一样东西:让人愿意来的那股力。制度保存能保存的,保存不了的,只能活在人身上。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他开的三扇门,进了制度以后都还开着;门后那一样让人愿意靠近的东西,制度装不进去。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制度是管和带的保存;人心是长的,只能一个人一个人地去坐、去站、去看。
德鲁克 2005 年去世,没有见过今天的人工智能。可是他一辈子都在讲一件跟它有关的事:知识工作者。他说,二十一世纪管理最大的挑战,是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今天,一部分知识工作,机器已经能做了,而且做得越来越快。
这一编问两个问题。第一,德鲁克写得最足的那一格,最优化,也就是卓有成效、要事第一、有计划地放弃、衡量与分析,在机器面前还值钱吗?第二,机器做不了的是什么?
本书的答案,先说在前面:机器最擅长的,恰恰是德鲁克写得最足的那一格;机器最做不了的,恰恰是他写得最少的那一样,和他写得最重的那一样。前者是吸引,后者是为一个决定签字、担起责任。
两章:第 47 章讲最优化这一格在机器面前的变化;第 48 章讲机器做不了的两样。本编涉及的技术变化很快,书里只讲大的方向,不讲具体的产品。
这一章的问题:找到最省、最准、最不亏本的做法,这件事交给机器以后,管理者还剩下什么?
设想一家做外卖生意的小餐饮公司,十几家门店,老板姓雷。前几年,雷老板最得意的本事,是排班和备货:哪家店周几中午人多,哪种菜晚上卖得快,哪个员工擅长哪个时段,他心里一本账,算得比谁都准。他常说,这就是他的「卓有成效」。
去年,他用上了一套带人工智能的排班备货软件。软件读了三年的订单数据、天气、附近写字楼的上下班时间,每天早上给每家店出一张排班表和一张备货单。头一个月,雷老板不服气,自己也排一张,跟软件的比。比了一个月,他认了:软件排的,损耗比他低一截,员工加班比他少一截,高峰时段出餐比他快一截。
雷老板跟朋友喝酒,说了一句有点心酸的话:「我干了十年,攒下的那点本事,一个软件一个月就学会了。我现在每天早上,就是看一眼它排的表,点个确认。」
朋友问他:「那你现在干什么?」
雷老板想了想:「不知道。好像什么都不用干了。」
这个场面,就是本章题目说的「D3 的发现死亡」。
D3,是 SDE 九宫里的最优化那一格:少出错,不白费,不亏本。「发现」,是指在这一格里找到那个最省、最准、最不亏本的做法。在过去,这种发现是稀罕的本事:要靠经验,靠琢磨,靠几年几十年的积累。雷老板十年攒下的,就是这种发现的本事。
「死亡」,不是说最优化不要紧了,而是说,这种发现不再稀罕了。机器能读的数据比人多得多,算得比人快得多,找到最优做法的本事比很多人都强。一样东西从稀罕变成便宜,它作为一种本事的价值,就死了。
德鲁克在这一格上,写得最足。第 14 章讲过他的五个习惯:管理时间,重视贡献,发挥长处,要事第一,有效决策;再加上有计划地放弃。用 SDE 的话说,这几样里,有好几样是在教人做 D3 的发现:
管理时间:记下时间花在哪里,砍掉不必做的。今天,很多软件能自动记录你的时间,分析你的会议和邮件,告诉你哪些可以砍。
要事第一:在一堆事情里找出最要紧的。今天,机器能读完你所有的待办事项和数据,给出一个排序建议。
衡量和分析:德鲁克看重衡量,要用事实说话。今天,衡量和分析是机器最擅长的事。
用人所长:找到每个人的长处,放在合适的位置。今天,雷老板的软件已经在做一部分:谁擅长哪个时段,它比雷老板算得还准。
这几样,正在一样一样地变成机器的活。
还可以说得再远一点。德鲁克说过,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是二十一世纪管理最大的挑战。他的意思是:体力劳动的生产率,二十世纪已经提高了几十倍,靠的是泰勒那一路的方法;知识劳动的生产率,还没人知道怎样提高。今天,机器正在用一种他没想到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不是让知识工作者干得更快,而是把知识工作里能被算出来的那一部分,直接交给机器去算。
这样一来,知识工作者手里剩下的,就是那些算不出来的部分:判断,选择,跟人打交道,为一件事担责任,让人愿意相信你。也就是说,知识工作的生产率问题,最后会落回到价值那一格上。德鲁克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却没有料到,它的答案会把人推回到他理论里最薄的那一块。
这是不是说,德鲁克过时了?
不是。要分清两件事:德鲁克教的「道理」,和德鲁克教的「手艺」。
道理是:时间是最稀缺的资源;力气要用在要紧的事上;要看结果,要对准外面;过时的东西要舍得砍。这些道理没有过时,而且在机器时代更要紧:机器替你省下了时间,你得知道省下的时间该用在哪里;机器给你排好了序,你得知道排序的标准对不对。
手艺是:怎样记时间、怎样排优先、怎样做分析、怎样算最优。这些手艺,正在被机器接过去。
拿第 14 章那位菜市场的郑主任来想一想。他当年记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发现自己五十多个钟头花在写材料、报数据上。今天,这些材料和数据,机器几分钟就能写好、报好。省下来的五十多个钟头,郑主任该用来干什么?德鲁克的回答是:用在只有你能做成的事上。在机器时代,「只有你能做成的事」,越来越集中在两样上:跟人打交道,为一件事担着。那位卖豆腐的老摊主说菜市场「没意思」,要让菜市场「有意思」,机器帮不上,得郑主任自己去想、自己去张罗。
德鲁克的书,有一大半篇幅在教手艺。手艺被机器接走以后,这一大半篇幅的分量轻了;剩下的道理,分量反而重了。
还要再往深里走一步,用三方程来看。
三方程的第二式说:最优化要看价值和能量来定松紧,D3=G(S3,E3)。机器做的,是在给定的标准下找最优。可是标准是谁定的?是价值那一格定的:为了什么而优化,什么是要事,什么是该砍的。松紧是谁定的?也有能量那一格的事:人累不累,要不要留一点余地。
雷老板的软件,排出来的表损耗最低、加班最少,这是在最优化那一格里做到了极致。可是有一天,一家店的店长跟雷老板说:「软件把老周的班排到了凌晨,因为他凌晨效率最高。可老周家里有个上小学的孩子,他凌晨上班,孩子早上就没人送。」
这件事,软件不知道,也算不进去。它在 D3 里算得再准,D3 的松紧要看 S3 和 E3 来定,这一层还得人来管。
所以「D3 的发现死亡」,死的是 D3 里那份找最优的手艺;活下来的,是定标准、定松紧的那一份。而定标准、定松紧,恰恰要回到价值那一格:真、善、美。
再用「管、带、长」三个字看一眼。机器最擅长的,是管:给定的标准,最准的执行。德鲁克一辈子在做的,是把管理从管往带上拉:让人自己定目标、自己控制。机器时代,管的那一部分越来越多地交给了机器,人和人之间剩下的,就只有带和长了。一个管理者要是还只会管,他会发现,机器管得比他好;他要是会带,会让人自己往前走,他就还有用;他要是会让一样东西长出来,让一家店、一个团队慢慢有了让人愿意靠近的气息,那是机器替不了他的。
这里,本书的主缝就露出来了。
在机器时代,最优化这一格便宜了,价值那一格贵了。价值那一格里,德鲁克写足了真和善,美是空的。真和善,机器能帮上一部分:它能把事实摆得更清楚(真),能把流程排得更顺(善)。美呢?让人愿意靠近,机器能帮上多少?
这个问题,留给下一章。
还要说一句德鲁克的远见。他晚年说,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要靠知识工作者自己:他们要自己问「我的任务是什么」,自己管自己〔待核,据《21 世纪的管理挑战》大意〕。这句话放在今天,几乎就是在说:机器接过了手艺以后,人得自己去问那个机器问不了的问题:这件事为了什么?他没见过今天的机器,可他早就把人推到了这个问题面前。
用 SDE 的动力机制看这一章,机器的到来,本身就是一场很大的张力积累:最优化这一格变得极便宜,价值那一格的分量骤然变重。第二拍,组织要改样子:管理者从「算最优的人」改成「定标准、担责任、让人愿意靠近的人」。第三拍回写,是要把这个新样子写回管理学本身:德鲁克那一套里,手艺的那一半可以交出去,道理的那一半要加重,没写进去的那一半,美,要补进来。这一拍回写,是今天读德鲁克的人要做的事。
放回日子里。
唐家的花店,这两年也用上了一点软件:一个能根据天气、节日、往年数据推荐进货量的小程序。唐志明一开始很高兴,觉得自己那点算账的本事终于有帮手了。用了半年,损耗确实降了。
可是有一回,小程序推荐母亲节那周少进康乃馨,因为去年康乃馨剩得多。唐志明照着做了。结果那一年,附近新开了一所小学,学校组织孩子们给妈妈送花,康乃馨一早就卖空了。
小程序不知道附近新开了一所小学,它只知道去年的数据。唐志明知道吗?他也不知道。知道的是老冯:他每天早上在门口站那几分钟,看见了一群背着书包的孩子从门口走过。
唐志明后来跟老冯说:「机器替我算账,比我算得准。可街上新来了什么人,还得靠你在门口看。」
老冯说:「我也不是看,是那群孩子跟我打招呼,我才知道的。」
一群孩子愿意跟一个老店员打招呼,这件事,机器算不出来。
雷老板后来也想明白了自己还能干什么,这是我构想的下文。他把软件排的表当成底稿,每天早上不再只是点确认,而是去一两家店里看看:软件排的班,店长有没有意见;软件备的货,跟店里的人说的对不对得上。老周凌晨那个班,他让店长改了,软件算出来的损耗多了一点点,他认了。
他又多做了一件以前没工夫做的事:每个月请各店的店长吃一顿饭,不谈数字,聊聊店里的人。他说:「以前我的本事是算,现在算交给了机器,我的本事只剩下认人了。」朋友笑他:「认人才是真本事。」
最后再替德鲁克说一句:他的「有计划地放弃」,在机器时代用得上的地方更多了。很多组织里,有一大堆活是因为惯性还在做:手工抄的表,没人看的报告,可开可不开的会。机器来了,正好是一个「有计划地放弃」的好时机:把这些活交给机器,或者干脆不做。德鲁克问过的那个问题,「如果今天从头开始,我们还会做这件事吗」,在机器时代可以每个月问一回。问完了,省下来的人和时间,往哪里放?往价值那一格放:往让人愿意来的事上放,往需要有人担着的事上放。
带走的话
找最省、最准、最不亏本的做法,正在变成机器的手艺。德鲁克教的手艺分量轻了,他讲的道理分量重了:为了什么而省,省到什么程度,还得人来定。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他开的 D3 那扇门,门里的手艺正被机器接走;他推人去问「我的任务是什么」那扇门,在今天更要紧了。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软件排的表是管出来的;店长知道老周家的孩子、孩子愿意跟老冯打招呼,是长出来的。
这一章的问题:当找最优的本事交给了机器,管理里还有哪两样,是只有人才做得了的?
设想一个小镇上有两家照相打印店,隔着一条街。
东边那家,全套自助:进门一排机器,手机扫码,选照片,选尺寸,付款,几分钟出片。店里没有店员,只有一个摄像头。价格便宜,速度快,从不出错。
西边那家,是一位姓蒲的老师傅开的。打印也用机器,可蒲师傅会站在你旁边,看一眼你选的照片,说一句:「这张逆光了,我给你提一提亮。」碰上老人来印老照片,他会多问几句:「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吧?在哪儿照的?」有时候还免费帮人把褪色的老照片修一修。
两家店,东边那家便宜一半。可西边那家,门口常常有人排队;东边那家,人进去出来,谁也不认识谁。
有人问一位排队的老太太:「东边便宜,您怎么不去?」老太太说:「那边是机器,这边是人。印老照片,我想让一个人看看。」
这个场面,说的是本章的第一样:吸引。
上一章说,机器接过了最优化那一格的手艺。东边那家店,就是最优化做到了极致的样子:最快,最便宜,最不出错。可是人还是去西边排队。人去西边,不是因为那边更快更省,是因为那边有一个人,愿意看一眼你的照片,问一句你的过去。
这是美,是吸引,是让人愿意靠近。
机器能不能做到吸引?能做到一部分。一个界面可以做得好看,一段推荐可以投你所好,一个聊天程序可以说得很体贴。可是有一样东西,机器很难给:一个人愿意为你停下来的那一刻。老太太说「我想让一个人看看」,她要的不是看的结果,是「一个人」在看。那份被一个人放在心上的感觉,是人和人之间才有的。
越是机器多的地方,这一样越稀罕。东边那家店越便宜越快,西边那家店的那一句「这张逆光了」就越值钱。
这正是本书一路说的那一股力。德鲁克把它留在了理论外面,在他那个年代,这个缺口还不太显:大组织靠的是在轨和效率,吸引排在后面。在机器时代,在轨和效率越来越便宜,吸引越来越贵。他理论里空着的那一格,正在变成管理里最值钱的那一格。
这就是本书判语在机器时代的样子:他教的,机器正在接过去;他靠的,机器接不过去。
再说第二样:为一个决定签字。
设想一家社区医院,用上了一套能看片子的人工智能。它看肺部的片子,看得又快又准,能圈出很小的阴影。有一天,它给一位老人的片子圈出了一个可疑的地方,建议做进一步检查。
放射科的医生看了片子,看了老人的病历,又跟老人和家属谈了一回。老人八十七岁,身体很弱,家属很犹豫。进一步检查要穿刺,有风险;不查,万一是不好的东西,就耽误了。
医生最后跟家属一起,做了一个决定。决定是什么,这里不说。要说的是:这个决定,最后是医生签的字。
机器圈出了阴影,机器给了建议,可是签字的,是人。签字,就是担起责任:这个决定要是错了,是我的错,我来担。
德鲁克在这一样上,写得极重。第 18 章讲过,他说权力必须配上责任,有多大的权力就要负多大的责任;他说管理者最起码的伦理,是不明知故犯地伤害;他讲决策,说一个决定要落到某个人的具体工作上,有人对它负责〔待核,只转述〕。
这些话,在机器时代分量更重了。机器能给出越来越好的建议,可它不能为建议担责任。一个组织里,机器做的事越多,「谁来签字」就越要紧。一个管理者最后剩下的、谁也替不了的工作,就是在那些要紧的决定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担着。
这是善,是 SDE 说的效率那一股:一个组织走得顺,靠的是每一件要紧的事都有人担着,不推,不躲。德鲁克把它写得比谁都正。
签字和吸引,还有一处是连着的:人愿意让谁替自己签字?愿意信谁做的决定?常常是那个让人愿意靠近的人。一个医生、一个店长、一个当家人,说出「我来担」,别人肯不肯放心交给他,要看他平时攒下的那份信。担当是善,可让人肯把事交给你担,有一半是美。两样在机器时代一起变贵,不是碰巧,它们本来就是缠在一起的。
两样放在一起看:
机器做不了的第一样,是吸引。这是德鲁克写得最少的那一样,是他的缝。
机器做不了的第二样,是为决定签字、担起责任。这是德鲁克写得最重的那一样,是他的大功。
他的缝和他的大功,在机器时代,一起变成了管理里最要紧的两样东西。
这个结果有点意外,又不意外。不意外的是:德鲁克写的善,本来就是一种只有人才承担得了的东西。意外的是:他没写的美,也是一种只有人才给得了的东西。机器把中间那一大块,最优化、分析、衡量,接了过去,两头就露了出来:一头是让人愿意靠近,一头是有人担着。
用 SDE 的话收一句:机器时代,D3 的发现死亡,E2 里的数学变便宜,S3 价值那一格变贵;价值那一格里,真有一部分机器能帮,善里的签字、美里的吸引,只能是人。
签字这件事,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签字的人,要真懂自己签的是什么。机器给出一个建议,管理者看都不看就点「确认」,这不是签字,是盖章。雷老板每天早上「看一眼它排的表,点个确认」,要是哪天表上出了错,他是担不起的,因为他已经不懂那张表是怎么排出来的了。德鲁克讲决策,说好的决策要从不同意见开始,要弄清楚事实;在机器时代,这一条变成了:签字之前,要能跟机器的建议唱一回反调。
德鲁克的书,在机器时代该怎么读?读他讲责任的那些章节,比以前读得更认真;读他讲时间管理、排优先的那些章节,可以读得快一点,那些手艺机器会帮你;然后,读一读他的《旁观者》,看一看他是怎样被一个一个人吸引、又怎样让一个一个人愿意靠近他的。那本书里,有他没写进管理学的那一半。
还要防一种误读:「机器做不了吸引」,不是说机器跟吸引毫无干系。恰恰相反,机器会让吸引的竞争更激烈。一个好看的界面、一段体贴的推荐、一个说话温柔的聊天程序,都在争人的注意力。人的注意力越来越被机器争走,一个真人愿意为你停下来的那一刻,就越显得珍贵,也越难。
所以,在机器时代补美,不是去跟机器比谁更会讨好人,而是去做机器给不了的那一份:一个人在场,一个人记得,一个人担着。蒲师傅那一句「这张逆光了」,值钱的不是那一句话本身(机器也说得出来),而是说这句话的是一个站在你旁边、看过你的照片、记得你上回来印过什么的人。
还有一层更深的:美这股力,在 SDE 里是跟势能缠在一起的。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年复一年地为人停下来、记住人、担着事,攒下来的,是别人对他的信。这种信,是机器很难攒的:机器可以一次做得很好,可人信一个人,常常是因为这个人在难的时候没走。
放回日子里。
唐家的花店,这两年也碰到了「东边那家」:一家全自助的鲜花售卖机,开在了第二家店对面的地铁口。扫码,选花,出花,一束花便宜十几块。
小罗有点慌,问唐志明要不要降价。唐志明想了想,没降价,只让小罗做了两件事。
一件是:店里的每一束花,都配一张手写的小卡片,写这束花的名字和一句话。卡片是店员自己写的,字好不好看不要紧,要紧的是手写。
另一件是:每个客人进门,店员都问一句:「送给谁的?」问完了,帮着挑。
三个月以后,小罗跟唐志明说:「售卖机那边,买的都是赶时间的。咱们这边,来的都是想让人帮着挑一挑的。两边的客人,不是一拨人。」
唐志明说:「对。机器卖的是花,咱们卖的是那一句『送给谁的』。」
后来有一回,一个客人在店里订了一个很大的花篮,是给一位刚去世的老同事送的。送花那天,花篮的挽联上有一个字写错了。客人很生气。小罗二话不说,当场重写,重新送了一回,又跟客人道了歉,没收一分钱的差价。
小罗跟唐志明说起这件事,说:「这种事,售卖机做不了。」
唐志明说:「售卖机不会写错字,可它写错了,也没有人跟人家道歉。」
一句「送给谁的」,是吸引;一次重写、一声道歉,是签字、是担着。机器做不了的两样,在一家小花店里,一样不少。
医院那位医生的故事,还有一个细节值得记下:家属后来跟人说,让他们最终下决心的,不是机器圈出的那个阴影,也不是医生讲的那些风险和概率,是医生最后说的一句话:「要是我自己的父亲,我会这样选。」这句话里,有签字(我担着),也有吸引(我把你们当成自己家的人)。两样在一句话里合在了一起。
机器能把概率算得更准,可「要是我自己的父亲」这句话,只有一个人能说,而且只有一个让人信得过的人说出来,才有分量。
唐志明后来在那个记事的本子上,写了一张很短的单子,题目叫「交给机器的」和「留给人的」。交给机器的:算进货、排班、对账、做报表。留给人的:门口站那几分钟、问一句「送给谁的」、写错了当面道歉、年底那顿饭、每月记一件让人愿意来的事。他看着这张单子说:「留给人的这一栏,以前我都当成杂事。」
带走的话
机器接过了中间那一大块,两头就露了出来:一头是让人愿意靠近,一头是有人担着。前一样是德鲁克写得最少的,后一样是他写得最重的。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权力配责任」那扇门,他开得最正,在机器时代更要紧;「吸引」那扇门他没开,在机器时代最值钱。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自助机是管出来的,什么都有标准;蒲师傅的那一句「这张逆光了」,是长出来的。
前十三编,是讲。这一编,是用。
读一本讲大师的书,最后要落到一个问题上:我明天早上,能拿它做什么?这一编按三种人来分:被管的人,管人的人,管自己的人。其实大多数人三种都是:在单位里被人管着,在家里或者在一个小团队里管着别人,一辈子都在管自己。
每一章都照同一个路数走:先用德鲁克写足的那两股力,真和善,把能用的办法拿出来;再用本书说的那道缝,把他没写的那一股,美,补进去;最后,用 SDE 的几样工具,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三界,给每一种人配几个明天早上就能做的小动作。
这一编比前面各编都长,因为它要落到很多具体的日子里。读者不必从头读到尾,挑跟自己最近的那一种人读就行。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每天被目标、被考核、被一张表管着的普通人,能从德鲁克那里拿到什么?又该补上什么?
设想一个在连锁超市当理货员的年轻人,姓甘,二十四岁。每天早上,组长在群里发当天的任务:几号货架补货多少,几点前要完成,临期商品要下架多少。每个月月底,有一张考核表:补货及时率,缺货率,损耗率,顾客投诉数。小甘的表,一直中不溜。
有一天,小甘在网上看到一句话:「目标管理是德鲁克发明的。」他有点好奇,找来一本讲德鲁克的小书,翻到「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那一段,读了两遍,读出了一点意思。
他发现,自己被管的这一套,只有那一章的前一半。目标是上面分下来的,数字是组长先看的,他自己只是在表格里被打分。德鲁克写的后一半,目标由干活的人参与定,信息先给干活的人自己,自己看、自己改,他这里一样也没有。
被管的人,读德鲁克,头一件可以做的事,就是看清自己手里那张表,有几半。
第 45 章讲过,从德鲁克的「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到一张 KPI 表,一路传了五代,一代丢一样。被管的人手里的那张表,多半是最末一代:只剩目标,没有自我控制;只剩好量的,没有难量的;只剩数字,没有美。
看清了这一点,有两个好处。
一个好处是不委屈。很多人被一张表压得喘不过气,以为管理就是这样,以为是自己不行。读了德鲁克才知道,写这套办法的人,本意不是这样的;你觉得不对劲的地方,恰恰是这套办法在传下来的路上走样的地方。你的不对劲,是对的。
另一个好处是知道往哪里使劲。既然丢的是后一半,那就可以试着,一点一点把后一半要回来。
要回后一半,不是去跟领导吵,也不是去给领导上课。是从几件小事做起,每一件都照着德鲁克自己写的那几条。
第一件:先给自己看数字。
德鲁克说,信息要先给干活的人自己〔待核,只转述〕。被管的人,大多是等着月底看考核结果的,那时候数字已经定了,改不了。小甘后来做了一件事:每天下班前,他自己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三行:今天补了几个架,有没有缺货,有没有临期没下架。一个月下来,他比组长还早知道自己哪里不行:周二、周五下午总是缺货,因为那两天送货车来得晚,他总是等货等到很晚。
数字先给自己看,你就从「被打分的人」变成了「自己看自己的人」。这是自我控制的第一步。
第二件:先替自己提目标。
德鲁克说,目标最好由干活的人自己先提,上级再谈〔待核〕。被管的人,常常是等着目标被分下来。小甘试了一回:月初组长分任务之前,他先去找组长,说:「周二周五下午我那两排老缺货,是因为送货车晚。我想跟您商量,那两天我把别的活往前挪,下午专门等货补货,缺货率我争取降一半。」
组长愣了一下,说:「行,你试试。」
一个月以后,小甘那两排的缺货率降了一大半。更要紧的是,组长从此对他说话的口气变了:以前是派活,后来常常是商量。
先替自己提目标,你就从「被分任务的人」变成了「参与定任务的人」。这是自我控制的第二步。
第三件:把看到的写回去。
本书第 16 章、第 23 章讲过,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本来开了一条从下往上回写的路:下面的人把看到的东西写回目标里;后来这条路断了。被管的人,可以自己去走一走这条路。小甘把「送货车周二周五来得晚」这件事,写了一张很短的纸条,交给了组长,组长又交给了店长。第二个季度,店里跟配送中心商量,把那两天的车提前了一个钟头。
一个理货员看见的一件小事,写回去,改了整个店的一件事。这就是从下往上的回写。
这三件事,每一件都很小,都不需要谁批准。它们做的,是把德鲁克那后一半,一点一点地,从一张表的背面翻到正面来。
被管的人,第二件可以从德鲁克那里拿的,是他的「自我管理」。
第 27 章讲过他的那几个问题:我的长处是什么?我是怎样做事的?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属于哪里?我能贡献什么?还有那个笨办法:反馈分析,写下你期待的结果,过一阵对一对。
被管的人,最容易被别人的眼光定义:考核表说你哪里不行,领导说你哪里不够,你就以为自己是那个样子。德鲁克的办法,是把定义自己的权力,拿回到自己手里。
设想一位在社区医院当护士的姑娘,姓祁,二十八岁。她的考核一直平平:病历书写速度慢,被扣过几回分;操作技术不算拔尖。她有一阵很灰心,觉得自己不适合干这一行。
后来她照着德鲁克的办法,拿了一个本子,记了三个月:每天碰到的事里,哪些自己做得顺手、病人也满意,哪些做得吃力、结果也不好。三个月翻下来,她看清了一件考核表上从来没写的事:她最拿手的,是跟老人和孩子打交道。科室里最难哄的老病人,最怕打针的孩子,到她手里都能安静下来。病人出院时留下的感谢卡,有一半写的是她的名字。
她的长处不在病历和操作上,在人身上。
她拿着这个本子去找护士长,说:「我想多去门诊和儿科的输液室。」护士长想了想,同意了。一年以后,她成了科室里最受病人欢迎的护士,考核也慢慢好了起来,因为病人投诉少了,配合好了,她的活反倒顺了。
被管的人,靠自己的本子认清长处,比靠别人的表格认清短处,有用得多。
到这里,用的都是德鲁克写足的东西:真(先看数字,认清长处),善(参与定目标,把看到的写回去)。下面要补他没写的那一样。
被管的人,手里那张表上,几乎从来没有一栏叫「我为什么愿意在这里干」。
可这一栏,恰恰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能不能干下去、干得好不好的根。
第 12 章讲过,唐家花店的店员阿玲,目标完成得不错,还是走了,她说:「我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还能变成什么样。」第 23 章讲过,翁经理手下有两个年轻设计师,自我控制回来了,可他们不愿意多干,因为「看不出干好了能怎么样」。他们缺的,都不是目标,也不是自由,是一样让他们愿意靠近的东西:一个让人心动的将来,一群处得来的人,一件干着有意思的事。
德鲁克的表上没有这一栏。被管的人,可以在自己的本子上加这一栏。
怎样加?每个月问自己三句话,对应吸引的三件事。
愿意来:这个月,有没有哪一天,我早上是愿意来上班的?那一天,是因为什么?
愿意留:这个月,有没有哪一件事、哪一个人,让我觉得在这里待着挺好?
愿意信:这个月,有没有哪一回,我碰到难处,有人帮了我一把?或者我帮了别人一把,对方信我?
祁护士后来就是这样记的。她发现,她愿意来上班的那些天,都是排在输液室的日子;她觉得待着挺好的,是护士长每回都记得她母亲身体不好;她被人信的那一回,是一个老病人的女儿从外地打电话来,点名要她照顾自己的母亲。
这三句话,不是为了给单位打分,是为了让自己看清:我在这里,是靠什么撑着的。要是一连几个月,三句话都答不上来,那就是一个信号了。
被管的人,还有一个躲不开的问题:什么时候该走?
德鲁克有一个「镜子测试」:早上照镜子的时候,你想看见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意思是,一个组织的价值观要是跟你的价值观冲突,你在那里干得再好,也会受罪,迟早要走〔待核,只转述〕。
这是一条很硬的标准,对的是善:在这里干,是不是要我做违心的事。第 45 章伍柜员不肯向老人推理财,就是在过镜子测试。她过了,她留下来,因为她发现,支行里也有人(后来的祝行长)跟她站在一边。
本书再加一条软一点的标准,对的是美:那三句话,愿意来、愿意留、愿意信,要是一年里都答不上来,也该想一想了。
一个地方,没逼你做违心的事,可你一年里没有一天愿意来,没有一个人让你觉得待着挺好,没有一回被人信过,那么,你在这里耗着,耗的是自己的能量。三方程的第三式说,能量由价值和最优化养出来;一个地方养不出你的能量,只会耗你的能量,你就该去一个养得出的地方。
当然,走不走,还要看很多别的事:家里的担子,外面的机会,年纪,手艺。本书不替任何人做这个决定。只是说,做决定的时候,别只看那张表,也看看本子上那三句话。
被管的人,常常以为只能被上级管。德鲁克有一个很少被人提起的看法:被管的人,也要学会「管」自己的上级〔待核,他写过谈怎样跟上级共事的短文,篇名待核〕。
他的意思不是去摆布上级,而是:上级也是一个人,有他的长处、他的做事方式、他的难处。你要弄清楚他是读者型还是听者型:有的上级要你写成文字才看得进去,有的上级要你当面说才听得进去;你要让他知道你在做什么、做到哪里了,不要让他在别人那里听到你的坏消息;你要在他的长处上帮他,而不是盯着他的短处抱怨〔待核,只转述大意〕。
这是一个很实在的办法。小甘的组长,是个不爱看字的人,群里的长消息从来不看完。小甘后来有事都当面说,三句话说完,组长反倒更愿意听。祁护士的护士长,是个看重数据的人,她去申请调输液室,带去的不是一番道理,是那个记了三个月的本子。
用 SDE 的话说,这是在二号位上下功夫:被管的人和管他的人之间,一来一往的那一场。德鲁克在这一场里,写了真(让上级知道实情)和善(在上级的长处上帮他)。还可以补一样美:让上级愿意靠近你。
怎样让上级愿意靠近你?不是拍马屁,是让他觉得,跟你共事是一件省心、舒服、有时候还挺有意思的事。你交代的事有着落,你说的话靠得住,你碰到难处会先想办法再来找他,你偶尔还会带来一点他没想到的好消息。小甘写回去的那张「送货车晚了」的纸条,就是一个好消息:它让组长在店长面前多了一份功劳。从那以后,组长有好的机会,第一个想到的是小甘。
今天的被管的人,还有一个新处境:越来越多的活,是跟机器一起干的,也越来越多地被机器管着。排班是软件排的,考核数字是系统自动算的,有的岗位连派活都是机器派的。
第 47 章、第 48 章讲过,机器接过了最优化那一格的手艺:排得更准,算得更快,管得更细。被管的人在机器面前,容易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个零件。
在这样的处境里,德鲁克和本书能给的,是两句话。
一句是:把机器当成你自己的那面镜子,而不只是上级的那根鞭子。机器算出来的数字,大多先给了上级;可你也可以去要、去看。外卖骑手可以看自己的配送数据,找出哪个时段、哪条路线最顺;理货员可以看自己那几排货架的数据,找出哪天最容易缺货。数字是同一组数字,先给谁看,就成了不一样的东西。
另一句是:去做机器做不了的那两样。第 48 章说,机器做不了的,一是让人愿意靠近,二是为一件事担着。一个被机器派活的骑手,送餐的时候多说一句「汤我扶正了,您慢点拆」,碰上送错了主动打电话道歉,这两件小事,机器做不了,可客人记得住。一个被系统考核的柜员,跟老人多解释一遍那个看不懂的产品,碰上自己出了错主动认,这两件小事,系统不打分,可老人会说「以后就找你办」。
在机器越来越多的地方,这两样小事,是被管的人手里最值钱的东西。
被管的人,最后还有一件事,要从本书的另一个判断里拿:先定靶子,和走出来的路。
很多被管的人,对自己的一辈子,也在先定靶子:三十岁要当上主管,三十五岁要买房,四十岁要做到什么位置。靶子定得清清楚楚,然后一年一年对,对不上就焦虑。
德鲁克给组织开的,是先定靶子;可他给一个人开的《自我管理》,用的是走出来的顺序(第 27 章):一边做,一边看清自己的长处,看清了再往那里使劲。他自己的一生,也是走出来的:学徒,记者,银行,教书,顾问,作家,没有哪一步是先定好的。
被管的人,不妨也给自己的一辈子,留一点走出来的余地。
SDE 管理学说,路有六条:从价值起手,从最优化起手,从能量起手,各有两种走法。很多人以为只有一条路:先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价值),再拼命去争(最优化),最后才顾得上有没有劲(能量)。可很多人的路,是从能量起手的:先在一件事上干得有劲,干着干着,看清了它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再慢慢学会怎样干得更好。祁护士就是这样:她先在输液室里干得有劲(能量),干着干着,看清了自己是一个会跟人打交道的人(价值),然后才学会怎样把这份本事用得更好(最优化)。
还有一些人的路,是从最优化起手的:先把一份手上的活干到最熟、最省,省下来的余力,让他有了劲去碰别的东西,碰着碰着,找到了自己真想干的。小甘后来就是这样:他把理货干到了全店最好,省下来的时间,他开始琢磨货架怎样摆更好看、顾客更愿意拿,后来店长让他去做陈列。
路是走出来的,不是事先画好的。被管的人,每一份活都是一段路;只要这段路上你还在长东西,它就不是白走。
第七编讲过 SDE 的三界:现实界、自我界、理念界。被管的人,每天也活在这三个场里,只是很少有人分开来看。
现实界的场,是你每天手上的活:货架、病床、方向盘、电脑屏幕。德鲁克在这一场里给被管的人的东西最多:看结果、找长处、先做要紧的事、把看到的写回去。这一场,前面几节已经讲了。
自我界的场,是你跟自己的那一场:你累不累,烦不烦,晚上睡不睡得着,早上愿不愿意起床。被管的人在这一场里,最容易吃亏:单位只管你现实界的那一场干得怎样,自我界的那一场,没人管,也没人问。德鲁克的《自我管理》,是给这一场开的方子:认清自己,给自己找位置。本书再补一句:这一场里,你得给自己留一块单位管不着的地方。一个下班以后的爱好,一段跟家里人在一起的时间,一本跟工作无关的书。第 31 章讲过,德鲁克自己一辈子每三四年学一门新学问,这就是他给自己留的那块地方。被管得越紧的人,越需要这块地方;它是你的冗余,也是你的能量从哪里来的地方。
理念界的场,是你心里装着的那份念想:你觉得自己干的这件事,有没有一点意思,值不值得。被管的人,最容易丢的就是这一场。一个理货员,每天补货、下架,很难觉得这件事有什么意思。可是第 8 章那个外卖站点的老骑手说「我们是把热饭送到手上的人」,这句话一出来,送外卖就不只是跑单了。被管的人,可以试着给自己的活找一句这样的话。不必说给谁听,自己心里有就行。
小甘后来给自己找了一句:「我管的是一家人晚饭桌上缺不缺东西。」他说,这么一想,缺货那件事就不只是考核表上的一个数了。
被管的人,躲不开的还有一样:不公。分活不公,考核不公,功劳被别人拿走,锅被甩到自己头上。
德鲁克在这一样上,写的是善:权力要配上责任,管理者不能明知故犯地伤人,组织要有正当性。这些话,是写给管人的人听的。被管的人读了,至少可以知道一件事:你碰到的不公,不是管理本来的样子,是管理走样的样子。
那么,被管的人能做什么?
第一,先把事实弄清。德鲁克看重事实,被管的人在碰到不公的时候,最容易被情绪带着走。先把你碰到的事一件一件写下来:哪一天,什么事,谁说了什么。小甘有一回被组长当众批评缺货,他没当场顶嘴,回去翻了自己的本子,第二天把那三天送货车晚到的记录拿给组长看。组长看完,没再说什么,第二周的例会上,主动提了一句「缺货跟送货时间有关」。
事实,是被管的人手里最硬的东西。
第二,找对的人、用对的方式说。前面讲过,要弄清你的上级是读者型还是听者型。碰到不公,也是一样:有的事当面说好,有的事写下来好;有的事找直接上级,有的事要找更上一层。被管的人常常犯的错,是在不对的时候、用不对的方式、跟不对的人说。
第三,守住镜子测试。要是不公是要你去做一件违心的事,比如伍柜员被要求向看不懂的老人推产品,那就守住。守住不一定能赢,可守住了,你照镜子的时候还认得自己。
还要加一条本书的话:碰到不公的时候,看一看身边有没有站在你这边的人。一个组织里,总有那么一两个人,会在你受委屈的时候递一杯水、说一句公道话。这一两个人,是这个组织里还剩下的那一点美。你要记住他们,也要在别人受委屈的时候,做那个递水的人。被管的人之间互相递的这一杯水,常常是一个组织里最后一点让人愿意留下来的东西。
被管的人,不只在单位里。在家里,也有很多被管的人:被父母管着的年轻人,被子女管着的老人。
设想一位七十岁的老先生,姓邹,老伴去世以后,儿女不放心他一个人住,给他定了很多规矩:每天几点吃药,每天走多少步,血压每天量两回、拍照发到家庭群里,不许一个人去河边,不许吃咸菜。规矩都是为他好,条条有道理。可是邹老先生越来越不开心,有一回在电话里跟女儿说:「我现在过得,像个被看管的犯人。」
儿女们给他定的,是一张目标表:真(血压、步数,都是事实)和善(都是为他好)。缺的那一样,是美:让他自己愿意过这样的日子。
后来是他的小孙女想了个办法。她没有再加规矩,而是每周六下午,陪爷爷去河边钓一回鱼,坐一个下午。去之前,爷爷会自己把血压量好、药吃好,因为「不然孙女不让去」。步数也够了,因为去河边要走二十分钟。咸菜还是偶尔吃,可吃得少了,因为孙女说「钓上来的鱼要清蒸,不能配咸菜」。
规矩没少,可是邹老先生不再觉得自己被看管了。他有了一样盼头,所有的规矩,都成了通向那个盼头的路。
被管的人,在家里也是一样:别人给你定的表,常常是为你好;你要做的,不是跟表吵,是给自己找一样盼头,让表上的事,变成通向盼头的路。管你的人要是读了下一章,也许会自己先想到这一样。
被管的人,常常只想着自己有没有被吸引、有没有人对自己好。还有一面很少有人想:你自己,也可以是别人在这个地方愿意留下来的理由。
一个组织让人愿意靠近的那股力,不全是当家人给的。很多时候,它是普通人之间一点一点攒出来的:一个老员工愿意手把手教新人;一个同事记得你上回说家里孩子发烧,第二天问一句好了没有;一个人在全组加班的晚上,默默去楼下买了一袋包子上来。这些小事,没有一样在考核表上,可一个组织里有没有这些小事,差别大极了。
第 46 章讲过,制度保存得了真和善,保存不了美,美只能活在人身上。被管的人,恰恰是组织里人数最多的那一群。美要是能在一个组织里活下去,靠的多半不是当家人,是这一大群被管的人,彼此之间愿不愿意做那几件小事。
小乔当上副店长以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改排班,而是把新来的店员带到那块小木牌前,说:「等你找到自己最拿手的那一样,你的名字也会写上去。」新店员后来跟人说,她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决定先干一年看看的。
一个被管了一年的姑娘,成了另一个新人愿意留下来的理由。美这股力,就是这样一个人传一个人地传下去的。
还有一样,被管的人常常忘了:被管,也是在学怎样管人。小甘、祁护士、宁师傅、小乔,后来都成了带人的人。他们被管的那几年,把好的管法和坏的管法都亲身尝过:哪一种让人憋屈,哪一种让人愿意干。将来轮到自己管人的时候,这些尝过的滋味,比任何一本书都有用。被管的人,不妨在本子上再留一页,专门记:今天被管得舒服的一件事,被管得憋屈的一件事。将来用得上。
SDE 的动力机制,三原理,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放在一个被管的人身上,就是一份工作的三拍。
第一拍,张力积累。刚进一个地方,什么都新鲜;干了一年两年,开始有不顺:活越来越重复,表越来越紧,跟某个人越来越处不来,觉得自己在原地打转。这些不顺一点一点攒着,就是张力。很多人在这一拍里,只会忍,忍到某一天受不了,一走了之。
第二拍,形状改变。张力攒到一定程度,人就得变:要么换岗位,要么换做法,要么换地方。祁护士从病房调到输液室,小甘从理货改做陈列,小乔从搬货改包花,都是形状改变。要紧的是,这一拍最好是你自己主动去改,而不是被张力推着、被逼着改。主动去改的办法,就是前面说的:拿着本子,找对的人,说一件你有把握改好的事。
第三拍,回写。改完了,要回过头去,把这一段的教训写回到自己身上:我这回是因为什么不顺的?下回碰到类似的不顺,我可以早一点做什么?很多人换了一份工作,又碰到一模一样的不顺,就是因为第三拍没做:形状变了,可自己那一套没改,带着旧毛病进了新地方。
被管的人,要是能看见自己正在哪一拍上,就不容易慌。张力攒着的时候,知道这是第一拍,不必马上走,先把事实记下来;该改的时候,知道这是第二拍,主动去改;改完了,记得第三拍,回头写一写。
最后,讲一个完整一点的故事,把这一章的几样东西串起来。
比如有这样一位外卖骑手,姓宁,三十二岁,从老家出来,在一个城市的城东跑了三年单。他每天被三样东西管着:平台派的单,站长定的指标,系统算的准时率。他的准时率一直在站里中下,常被站长在群里点名。
那年春天,他做了第一件事:每天收车以后,在手机上记三行,今天哪几单最费时间,为什么。记了一个月,他看清了:他慢,不是跑得慢,是总在三个老小区里找不着楼,那几个小区门牌乱,导航也不准。
第二件事:他把这三个小区的楼号和近路,画了一张手绘的小地图,拿给站长看,说:「站长,我想把这三个小区的单多接一点,我把路摸熟了,准时率能上去。别的骑手要是愿意,这张图也给他们用。」站长看了地图,有点意外,说:「你试试。」
一个月以后,他在这三个小区的准时率是全站最高;站里有五六个骑手也用上了他的地图。站长在群里第一回点名表扬了他。
这两件事,是德鲁克的:数字先给自己看,目标先替自己提,把看到的写回去,在长处上使劲。
第三件事,是德鲁克没写的。宁师傅在那三个小区跑熟了以后,跟几个门卫、几个老住户都混熟了。有一位独居的老太太,每周点两回外卖,宁师傅每回送到,会多问一句:「阿姨,今天身体还好吧?」有一回,老太太没应门,宁师傅觉得不对劲,找了门卫,门卫找了社区,进去一看,老太太在家里摔倒了,起不来。人送到医院,没出大事。
这件事以后,那三个小区的很多住户,点外卖的时候会在备注里写:「希望是宁师傅送。」平台的系统不认这句备注,可站长认。第二年,站长让宁师傅带新骑手,专门教他们怎样「把一个片区跑熟」。
宁师傅说,他这一年最大的变化,不是准时率,是他觉得自己在这座城市里,有了一块熟地方,有一些认得他、信他的人。
这一年,他走了完整的三拍:张力(准时率差、被点名),形状改变(画地图、专跑三个小区),回写(把地图给别人用、带新人)。他用上了德鲁克的真和善,也碰上了德鲁克没写的那一样:一些人愿意等他来送。
被管的人,要是想自己找德鲁克的书来读,本书建议这样读。
先读《卓有成效的管理者》里讲时间、讲贡献、讲长处的那几章。不要被书名吓住,以为是写给管理者的;他在书里说得很清楚,每一个知识工作者,都要管好自己的时间、找准自己的贡献。被管的人读这几章,读的是怎样把自己手上的事做真、做好。
再读《自我管理》那一篇。它不长,几十页,讲的全是一个人怎样认清自己、给自己找位置。被管的人读这一篇,读的是怎样把定义自己的权力拿回来。
再读《管理的实践》里「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那一章。读的时候,把后一半多读几遍:你会知道,你手里那张表,原本应该是什么样子。
最后,读一读他的自传《旁观者》。这本书跟管理没什么关系,讲的是一个一个人。可读完以后,你也许会明白,一个讲了一辈子目标和效率的人,自己最记得的,是哪些人、哪些让他愿意靠近的时刻。那是他的书里没写、他的日子里一直有的东西。
还要说一句给被管的人的宽心话。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觉得:要记本子,要先提目标,要把看到的写回去,要管上级,要在本子上加一栏,被管的人哪有这么多工夫?其实不必都做。挑一样,做三个月,比七样都做一周强。德鲁克说要事第一,这句话用在这里也对:先挑那一件对你最要紧、最有把握的。
这一章最后,给被管的人留三件明天早上就能做的事。
第一件:拿一个本子,每天下班记三行,你今天做成了什么、哪里不顺、明天想怎样改。数字先给自己看。
第二件:下个月月初,在上级分任务之前,先去找他,说一件你想改、而且有把握改好的事。目标先替自己提。
第三件:每个月底,在本子上问自己三句话:这个月,哪一天我愿意来?哪个人、哪件事让我觉得待着挺好?哪一回我被人信、或者我信了别人?
三件事,前两件是德鲁克的,第三件是本书补的。前两件管的是把事做真、把事做好;第三件管的是,你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还被一样东西吸引着。
放回日子里。
唐家花店的年轻店员里,有一个叫小乔的姑娘,就是第三家店门口那块小木牌上「最会配满天星」的那一位。她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被排在最不起眼的岗位上:换水、打刺、搬货。她有一阵子很想走。
后来她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照着唐果给的一个小本子,每天记一下自己今天包了几束花、客人满不满意、哪一束自己最喜欢。记了两个月,她发现自己配满天星特别拿手,客人也特别喜欢。她拿着本子去找小罗,说想多包花、少搬货。小罗同意了。
另一件,是她在本子的最后一页,写了自己愿意留下来的几个理由:苏阿姨会教她插花;有一个每周来买满天星的大学生,每回都夸她配得好;那块小木牌上,有她的名字。
一年以后,小乔成了第三家店的副店长。唐志明问她当年为什么没走,她说:「因为那块牌子上有我的名字。」
带走的话
被管的人,先看清手里那张表有几半,把后一半一点一点要回来:数字先给自己看,目标先替自己提,看到的写回去。再在本子上加一栏:我为什么愿意在这里。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他给被管的人开的,是「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两扇门;那张表上没有的「我为什么愿意在这里」,要被管的人自己开。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被管的人手里的表是管;把后一半要回来,是自己带自己;本子上那三句话,是让自己在一个地方长出根来。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手下有几个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的普通管理者,怎样用德鲁克和本书,给自己的那一摊做一回体检?
设想一位刚被提拔的连锁面包店店长,姓霍,三十岁,原来是店里做得最好的面包师。总部给她一家店、八个员工、一张月度目标表,让她三个月内把这家一直半死不活的店带起来。
霍店长上任头一周,做了一件很多新店长都会做的事:把总部那张目标表研究透,把每一项分到每个人头上,每天晚上对数。头一个月,数字没起来,员工倒是累了,两个老员工开始私下嘀咕。
第二个月,她换了个办法。她没有再加目标,而是拿了一张纸,照着一本讲德鲁克的书,把自己这家店从头到尾查了一遍,查三样:真不真,善不善,美不美。
这一章,就是把霍店长那张纸,摊开给每一个管人的人看。
管人的人,不管管的是一家店、一个科室、一个班组、一个车间,还是一个志愿小组、一个家,都可以照着这张纸查一遍。前两样,真和善,用的是德鲁克写足的东西;第三样,美,用的是本书补的东西。
真,管在轨:不跑偏。查真,就是查这一摊有没有对准事实、对准外面、对准结果。
德鲁克给管人的人留了几个很好用的问题,霍店长一个一个问了自己。
第一问:我们的顾客是谁?他们认为什么有价值?霍店长原来以为,来面包店的人要的是好吃、新鲜、便宜。她去门口站了三个早上,数了数、问了问,发现这家店早上七点到八点半的客人,一大半是附近小学送孩子的家长:他们要的是快,是一个能让孩子在路上吃完的面包,最好不掉渣。下午四点以后的客人,一大半是附近写字楼下班的年轻人:他们要的是一个能当晚饭的、有点好看的东西。总部那张表上,只有一个笼统的「客单价」。
第二问:我们的结果在哪里?德鲁克说,结果都在外面,里面只有成本〔待核〕。霍店长原来盯着的,是店里的事:几点出炉、几个人当班、损耗多少。她问了自己一句:客人走出门的时候,我们给了他什么?这一问,让她把眼睛从烤箱挪到了门口。
第三问:我们的数字是真的吗?霍店长发现,店里的损耗数字,有一部分是「做」出来的:快过期的面包,店员会偷偷降价卖掉,不进损耗;损耗少了,表好看了,可是她根本不知道哪种面包做多了。她跟员工说清楚:损耗如实记,记高了不罚。一个月以后,她第一次知道了哪三种面包天天剩。
第四问:我做的决定,对过账没有?德鲁克的反馈分析: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写下期待,过一阵再对〔待核〕。霍店长在一个本子上写下她做的每一个要紧决定,比如「早上加一种不掉渣的小面包,期待一个月以后早上的销量涨两成」,一个月以后翻开来对。对得上的留下,对不上的想为什么。
这四问,查的是真。一个管人的人,要是这四问都答得上来,他那一摊就不大会跑偏。
善,管效率:走得顺,不内耗。查善,就是查这一摊里的人,有没有被当成人,权和责对不对得上,有没有人在白白受累、互相较劲。
德鲁克在这一样上,给管人的人留的东西更多。霍店长又问了自己几个问题。
第一问:权和责对得上吗?霍店长发现,店里早班的面包师老俞,对出炉时间最有发言权,可每回出炉晚了,挨骂的是收银的小姑娘,因为客人是冲着收银台发火的。权在老俞手上,责落在小姑娘头上。她把出炉时间的事,明明白白交给了老俞,出了问题,找老俞,也只找老俞。小姑娘不再挨骂了,老俞也更上心了。
第二问:我用的是他们的长处,还是在盯他们的短处?德鲁克说,用人要用其所长〔待核〕。霍店长原来最头疼一个叫阿杜的年轻店员:手慢,算账老出错。可她注意到,阿杜跟孩子特别有话说,早上那些赶着上学的小学生,常常围着他挑面包。她把阿杜从收银台挪到了早上的门口,专门招呼送孩子的家长和小学生。收银换了一个手快的人。阿杜的短处不见了,长处露出来了。
第三问:目标是我压下去的,还是他们一起定的?信息先给了谁?这是德鲁克那后一半。霍店长第二个月开始,每月初跟员工一起定这个月的目标:总部给的大数照样摆着,可怎样分、各人先做什么,大家商量。每天的销售数字,她不再自己先看再去训人,而是打印出来贴在后厨的墙上,谁都能先看见。
第四问:有没有一条路,让下面的人把看到的东西写回来?霍店长在后厨挂了一块小白板,谁看到什么问题、有什么点子,都可以写上去。头一周,白板是空的;第二周,老俞写了一句「早上那批碱水包烤箱温度不够」;第三周,阿杜写了一句「小学生想要有小动物形状的面包」。
第五问:我有没有在明知故犯地伤人?这是德鲁克最低的那条底线〔待核〕。霍店长发现,总部要求每个店员每天推销三张会员卡,完不成扣钱。有个老员工为了完成,开始缠着老顾客办卡,老顾客不高兴了。她跟总部争了一回,没争下来;她就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在她这家店,会员卡只推给问起来的客人,完不成的那部分,她自己去跟总部扛。
这五问,查的是善。一个管人的人,要是这五问都答得上来,他那一摊里的人就不大会内耗。
美,管吸引。这是德鲁克没写的那一查,也是本书要补上的那一查。
霍店长查到这里,发现自己手上一个现成的问题都没有。德鲁克的书里,找不到「我的店有没有让人愿意靠近」这样的问题。她只好自己照着本书说的吸引的三件事,编了三组问题。
第一组,愿意来。
一个第一次路过的人,在我们门口能看见什么,让他想停下来?霍店长去对面街站了一回,看自己的店:门口是一块写着「新品八折」的塑料牌子,玻璃上贴着几张褪了色的海报,里面的灯是白的,面包整整齐齐码在架子上。她想起了第 20 章那家糖水铺门口的玻璃灯。她的店,什么都对,就是没有一样东西让人想停下来。
她做了两件事:把塑料牌子撤了,换成一块小黑板,每天写一句话,写今天哪种面包最好、为什么好;早上七点那批面包出炉的时候,她让老俞把烤盘端到靠门口的那张台子上放五分钟,让香味飘出去。
第二组,愿意留。
一个在这里干了一年的员工,能在这里看见一个让他心动的将来吗?霍店长一个一个想:老俞,五十多岁,手艺最好,可总部从来不让门店自己研发新品,他的手艺一直憋着;阿杜,二十岁,喜欢跟孩子打交道,可他看不出在面包店里能变成什么样;收银的小姑娘,想学做面包,可从来没人教她。
她做了三件事:每周四下午,让老俞试做一种新面包,好卖就留下,不好卖就当员工的点心;早上门口那一块,正式交给阿杜,叫「阿杜的早餐台」;每天关门以后半个钟头,老俞教小姑娘揉面,不算加班,愿意学就留下。
第三组,愿意信。
到了关键的时候,有人会因为我们这些年做过的事,还选我们吗?这家店开了五年,半死不活,霍店长问了几个老顾客,大家说不上这家店有什么好,也说不上有什么不好。五年下来,没攒下什么信。
信要慢慢攒。她做的,是一件很小的事:凡是客人说面包有问题的,不问缘由,当场换,或者退钱,再送一个小面包,说一声对不起。她跟员工说:「这件事,宁可亏,不可躲。」
这三组问题,查的是美。它们跟查真、查善的问题不一样:真和善的问题,多半有一个答案,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美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做了一件事以后,看人的反应。
还有一条要记住,第 35 章、第 44 章都说过:美只养不考。霍店长没有给「阿杜的早餐台」定销售目标,没有给老俞的新面包定成功率,也没有把「客诉当场处理」算进谁的绩效。她只是每个月底开会的时候,让大家说一件这个月店里让人心里一动的事。
三个月以后,霍店长交了总部那张表:销售额涨了三成,损耗降了一截,员工一个没走。总部来人问她用了什么办法,她拿出那张纸,上面写着三个字:真、善、美。
把霍店长那张纸,整理成一张表。管人的人可以照着它,每个季度查一遍。
| 查什么 | 问自己 | 一个小动作 |
|---|---|---|
| 真·在轨 | 顾客是谁,他们认为什么有价值?结果在外面哪里?数字是真的吗?做过的决定对过账没有? | 去门口站三个早上;损耗如实记,记高了不罚;决定写在本子上,一个月后对 |
| 善·效率 | 权和责对得上吗?用的是长处还是在盯短处?目标是一起定的吗?信息先给了谁?下面的人有没有路把看到的写回来?有没有明知故犯地伤人? | 把一件事的权和责交给同一个人;数字先贴给员工看;挂一块小白板 |
| 美·吸引 | 一个路过的人,能看见什么让他想停下来?一个干了一年的人,能看见什么让他心动的将来?关键的时候,有人会因为我们做过的事选我们吗? | 门口换一样东西;给每个人留一块自己的地方;出了错当场认;每月说一件让人心里一动的事(不考核) |
这张表,前两行是德鲁克的,第三行是本书补的。前两行查出毛病,可以定目标去改;第三行查出毛病,只能慢慢去养。
本书一直用三个字看组织:管,带,长。管人的人,最该常常问自己的,是:我这一摊,现在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
霍店长头一个月,是管:目标压下去,每天对数。第二个月起,她慢慢变成了带:目标一起定,数字先给员工看,长处放对地方。到了第三个月,有些东西开始自己长了:阿杜的早餐台,小学生会自己来挑小动物形状的面包;老俞的新面包,有老顾客专门周四下午来买;小姑娘揉面揉得像样了,自己说想学做蛋糕。这些,霍店长没管,也没怎么带,是给了一块地方,它们自己长出来的。
德鲁克教的,是从管到带:这一步,他教得最好。本书补的,是从带到长:给那些要养的东西留一块地方。
管人的人要知道,三样都要。一家店刚接手、一团乱的时候,要管:先把账理清,把规矩立起来。乱理顺了,要带:让人自己定目标、自己往前走。带顺了,要给长留地方:有些东西,你越管越死,只有放一放,它才长得出来。
很多管人的人,一辈子停在管上;读了德鲁克,走到了带上;能再往前走一步,学会给长留地方的,不多。
三查查完,还要把三样放在一起看。SDE 管理学说,管理的目标是三方程:价值、最优化、能量三样互相撑着,一起站住。放到一个管人的人手上,就是三句很实在的话。
第一句:你那一摊做得真不真、好不好、美不美,要靠少出错、不白费、不亏本来撑,也要靠大家有定力、有干劲、攒下了信用来撑。霍店长要是光讲美,门口换了小黑板、端出了烤盘,可损耗照样一塌糊涂、员工照样没劲,那美也撑不住,是一个花架子。
第二句:省什么、不省什么,省到什么程度,要看这一摊为了什么,也要看人还有没有劲。霍店长原来想把老俞周四下午那几个钟头也省下来,排满出炉的活;后来她想明白了,这几个钟头是老俞的劲从哪里来的地方,不能省。第 31 章说的冗余,在这里就是那几个钟头。
第三句:大家的劲,是从做对的事、对人好、让人愿意来,再加上不白费、不亏本里养出来的。霍店长的员工头一个月累,是因为劲只从压力里来;第三个月有劲,是因为劲从老俞的新面包、阿杜的早餐台、小姑娘的揉面里来。
三句话一起站住,一摊才算立住了。管人的人,可以每个季度拿这三句话问一问自己:我这一摊,是不是有一样在撑,另外两样在拖?
SDE 管理学说,路有六条:三角里从哪一角起步,往哪一角走,一共六种走法。管人的人,接手一摊的时候,最该想的一件事,是:这一摊,从哪一角起步最顺?
德鲁克几乎只认一条路:先想清楚为了什么(价值),再讲究卓有成效(最优化),最后调动人的积极性(能量)。这条路,在一个已经长成、方向已经清楚的组织里,是最稳的。
可是很多管人的人,接手的不是这样的一摊。
接手一个乱成一团的老摊子,比如霍店长那家店,从最优化起手常常最顺:先把账理清,把损耗降下来,把权责分清楚,省出余力来;余力有了,人才有劲(能量);有了劲,大家才慢慢说得清这家店为了什么(价值)。
接手一个刚组起来的新摊子,一群互不认识的人,从能量起手常常最顺:先让大家处熟,处得来,有一股想一起干点事的劲;劲有了,再慢慢找方向(价值);方向有了,再讲究怎样干得省(最优化)。第 9 章那个流浪猫救助小组,就是这样长起来的。要是一上来就逼一群生人回答「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多半是一片沉默。
接手一个人心散了的老摊子,比如一个出过事、大家互相猜忌的科室,从价值起手常常最顺:先把「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这件事重新说清楚,让大家心里有一个共同的东西;然后再鼓劲,再讲效率。
六条路,没有一条是唯一正确的。管人的人要做的,是看清自己这一摊的样子,选一条最顺的起步;走着走着,发现不对,还可以换一条。这跟先定靶子不一样:不是先定好一条路再走,是边走边看哪条路顺。
管人的人,总有要改一摊的时候:换做法,换人,换方向。SDE 的三原理,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是一张很好用的地图。
张力积累的时候,管人的人最要紧的是:看得见。张力藏在很多地方:员工私下的嘀咕,老顾客渐渐不来,白板上反复出现的同一个问题,某个员工突然变沉默。霍店长头一个月听见两个老员工嘀咕,她没有当成「不服管」去压,而是当成一个信号去听。张力看见了,才知道哪里要改。
形状改变的时候,管人的人最要紧的是:留余地。德鲁克讲有计划地放弃,不对了就停;本书再补一句:走到一半,允许转弯。霍店长原来想推的「早餐套餐」,试了两周,发现家长要的不是套餐,是一个能拿着走的小面包,她就转了,没有硬撑到月底。
回写的时候,管人的人最要紧的是:两条路都要通。一条是从上往下:你改了的东西,要写进这一摊的规矩里,免得过一阵又退回去。另一条是从下往上:员工在新做法里看见的新问题,要有路写回到你这里。后厨那块小白板,就是从下往上的那条路。很多改革,改到最后不了了之,就是因为第三拍只走了一条路,或者一条也没走。
今天的管人的人,手上还多了一样东西:机器。排班软件,销售系统,自动生成的报表,甚至能帮你写总结、出方案的人工智能。
第 47 章、第 48 章说过,机器接过了最优化那一格的手艺,剩下给人的,是两头:让人愿意靠近,为决定签字。对管人的人来说,这两头,就是机器时代他最要紧的两样工作。
先说签字。机器排出来的表、给出来的建议,你要能看懂、能挑毛病,然后签字、担着。不要变成雷老板那样「每天早上点个确认」的人。第 47 章那个老周凌晨的班,软件排得最省,可他家里的孩子没人送;能看见这一点、改掉它、为改出来的那一点损耗担着的,只有管人的人。
再说吸引。机器越多,人和人之间那一点东西越值钱。霍店长后来也用上了总部推的一套智能订货系统,订货准了很多,她省下了每天晚上一个多钟头。这一个多钟头,她没有拿去对更多的数字,而是拿去后厨跟员工待着:看老俞试新面包,听阿杜讲今天哪个小学生说了什么好笑的话。她说:「机器替我省下的时间,我拿来认人。」
管人的人,不只在单位里。在家里,父母管孩子,儿女管老人,也是管人的人。
第 49 章讲过邹老先生,被儿女管得像「被看管的犯人」。换到管人的那一边来看。
邹老先生的女儿,姓邹,四十多岁,在外地工作。她给父亲定那些规矩,每一条都有道理:药按时吃,血压每天量,步数要够,咸菜少吃。她每天晚上在家庭群里看父亲发来的血压照片,少一张就打电话。这是真(对准事实)和善(为他好)。
可是父亲越来越不配合,照片发得越来越敷衍,有一回干脆三天没发。她急了,打电话过去,父亲在电话里说了那句「像个被看管的犯人」。
邹女士后来做了一件事:她照着本章的三查,给自己管父亲这件事查了一遍。查真:父亲的血压到底怎么样?她把几个月的照片排起来一看,其实挺稳。查善:权和责对得上吗?规矩是她定的,可每天量血压、吃药、走路的,是父亲,父亲一点说话的份也没有。查美:父亲有没有一样愿意过这样日子的理由?没有。
她做了三处改动。第一,规矩不再是她一个人定,周末视频的时候,跟父亲一起商量:哪几条他觉得有用,哪几条他觉得烦。父亲说量血压可以,每天拍照发群里太烦,改成一周发一回。第二,血压的数字,她让父亲自己记在一个本子上,自己看,看出不对再告诉她。第三,她跟女儿商量,让女儿每周六陪外公去钓鱼,那就是第 49 章那个盼头。
几个月以后,父亲的本子记得比照片还勤,血压一直稳。他跟女儿说:「现在是我自己管自己。」
这个家里的改动,跟霍店长那家店,是同一个路数:真照查,善里把后一半要回来(让被管的人自己定、自己看),再补一样美(给他一个盼头)。
管人的人,常常碰到一种难处:手下有人比你年长、比你懂行。霍店长手下的老俞,做面包做了二十多年,比她早进这一行十几年。
德鲁克在这一样上,有一句很好用的话:知识工作者常常比他的上级更懂自己的活;管理者的任务,不是指挥他怎样干,而是弄清他能贡献什么,替他把路上的障碍搬开〔待核,只转述〕。霍店长把出炉时间的权交给老俞,把周四下午留给老俞试新面包,用的就是这一条。
本书再补一句美的:一个比你懂行的人,愿不愿意跟着你,不只看你给不给他权,还看你认不认他的手艺。霍店长有一回当着全店人的面说:「这家店最值钱的,是老俞的手。」老俞那天没说话,可第二天来得比谁都早。
管人的人,一大半时间花在开会上。德鲁克对会议一向不客气:他说,会开得太多,往往说明组织的架子搭得有毛病,该一个人担的事要一群人来担〔待核,只转述〕。
管人的人可以照着三查,给自己的会也查一遍。查真:这个会,是为了弄清一件事实、做一个决定,还是只是为了开会?查善:该来的人来了没有,不该来的人被拉来白坐了没有?会上说的事,有没有一个人担着?查美:开完会,大家是松了一口气,还是更累了?有没有哪一回开完会,有人觉得「这个会开得值」?
霍店长后来把每周的店务会,从一个钟头压到了二十分钟:前十五分钟对数字、定事情,每一件都落到一个人头上;最后五分钟,就是那「说一件让人心里一动的事」。员工说,这是她们唯一不怕开的会。
还有一种管人的人,手里没有工资可发,也没有考核可用:社区里的热心人,志愿小组的牵头人,业余球队的队长,家长群里张罗事的那一位。
这种管人的人,最容易照搬单位里那一套:定目标,分任务,排名次。第 9 章那个流浪猫救助小组的文具店大姐,第 33 章那个社区读书会的老干部,都碰到过这个坎。
德鲁克在这一种组织上下过很多功夫,他的五个问题,使命、顾客、顾客重视什么、成果、计划,对这样的一摊是很好用的:它能帮一群热心人把一件模模糊糊的好事,想清楚、做扎实。可是第 9 章也说了,他把志愿者为什么来,记在了「使命」名下。
不发工资的一摊,三查的分量是倒过来的:美最重,善其次,真最后。没有美,人根本不来;来了以后,处不来、受委屈,人会走(善);人留下来了,再讲怎样把事做准、做省(真)。所以,不发工资的那一摊,查的顺序可以倒过来:先问有没有人愿意来、愿意留、愿意信,再问大家处得顺不顺,最后问做得准不准。
那位社区读书会的老干部,这是我构想的下文,后来就这么倒过来查了一回。他把写得满满的使命和分工表收了起来,只做了一件事:每回读书会开始前,泡一壶茶,门口放一张小桌子,谁来了先坐下喝一杯,聊几句家常,再开始读书。读完了,不总结,不打卡,愿意说的说几句,不愿意说的就听。
半年以后,读书会的人数回到了最多的时候。老干部说:「我以前是在办一个读书会,现在是在开一个大家愿意来的地方。」
霍店长还发现了一件事:三查查到美的时候,她手下的人比她更会查。阿杜知道小学生喜欢什么,小姑娘知道下班的年轻人为什么在门口犹豫,老俞知道哪个老顾客已经好几周没来了。真和善,管人的人看得最清;美,常常是一线的人看得最清。所以查美的时候,别一个人查,让手下的人一起查。
最后,管人的人还要查一样:自己。
本书一路讲德鲁克的缝:他教的是把事做真、把事做好,他靠的是让人愿意靠近。缝隙这把刀说,这样的缝,很多做事做得好的人身上都有(第 32 章)。管人的人,不妨也照着这句话问一问自己:我嘴上教手下的,是什么?我自己真正靠的,是什么?
霍店长问了自己一回。她嘴上教员工的,是标准:几点出炉,几度烤温,每个面包多少克。她自己当年能成为店里最好的面包师,真正靠的是什么?她想了很久,想起来了:是她刚进店的时候,带她的那位老师傅,每回她做坏了,都不骂她,只是把自己做的那个掰一半给她尝,说「你尝尝,差在哪儿」。她是被那半个面包吸引着,一天一天学出来的。
她教员工的,是标准;她自己靠的,是那半个面包。
想明白这一层以后,霍店长教小姑娘揉面的时候,不再只讲克数和温度。每回小姑娘揉坏了,她也把自己揉的那块掰一半给她:「你摸摸,差在哪儿。」
一个管人的人,要是能看清自己的那道缝,就不会只把自己会的那一半教下去。他会把自己靠着的那一半,也想办法传下去。
管人的人,最后都有一件事要做:把手上这一摊,交给下一个人。德鲁克很看重这件事,他说过,一个管理者最后的考验,是他走了以后,这一摊还转不转得好〔待核,只转述〕。
交出去的时候,真和善是交得出去的:账本、规矩、流程、权责,都可以写下来,一样一样交。霍店长后来被调去管三家店,她把这家店交给了老俞。她给老俞留了一个文件夹:每天的出炉时间表,每月的目标怎样跟员工一起定,后厨白板怎样用。
美这一样,交不出去,只能留下来。霍店长走之前,做了最后一件事:她把阿杜、小姑娘、几个老员工叫到一起,让每个人说一说,这家店最让自己愿意留下来的是什么。阿杜说是早餐台,小姑娘说是关门以后那半个钟头的揉面,老俞说是周四下午的新面包。霍店长说:「这三样,文件夹里没有,你们自己守着。」
一个管人的人,交接的时候要是只交了文件夹,下一个人接手的,就只是一张表。要是能让下面的人自己说出、自己守住那几样让人愿意留下来的东西,这一摊的美,才能活过他。
管人的人,读德鲁克,读得最多的大概是《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和《管理的实践》。本书建议,读的时候多留意三处。
一处是用人。德鲁克讲用人所长、讲人事决策要慢、讲权和责要对等,这些是他书里最见功夫的地方,也是管人的人最常犯错的地方。
一处是目标管理那一章的后一半。读的时候问自己:我那一摊里,自我控制还剩多少?信息先给了谁?
一处是他讲非营利组织的那些书。不是因为你管的是非营利组织,是因为他在那里,离美最近:志愿者为什么愿意来,他讲得最动人。读完了,再问一句:我手下的人,有几个是因为愿意才来的?
读完这三处,再去读一读第 35 章本书的补法。前三处是德鲁克的表,第 35 章是那幅画。
放回日子里,最后一回看唐家。
那年的年终会,唐志明用的就是这一章的三查。四家店的店长,加上老冯、苏敏、唐果,坐在第一家店里。
查真,唐志明拿出了四家店的报表,一项一项对:哪家店的顾客变了,哪种花剩得多,哪个决定去年写下的期待今年没对上。这一段,他最熟,讲得最顺。
查善,他让每个店长说:今年店里,哪件事权和责没对上,哪个人放错了地方,白板上写得最多的是什么问题。小罗说,第四家店开张头三个月,进货的权在总店,可缺货挨骂的是店员,后来改了。小乔说,她们店的白板上,写得最多的是「下雨天门口的地太滑」,后来铺了防滑垫。
查美,唐志明没有拿表,只让每个人说一件今年店里让人心里一动的事。这一段,说得最久。老冯说那位每周三来买康乃馨的老太太,今年九十一了,还来,可是今年是她孙女陪着来的。小乔说那块小木牌上,今年多了三个名字。唐果说第三家店周六下午那一个钟头,今年来过一个坐轮椅的老先生,插完花说这是他十年来头一回自己动手做一样好看的东西。苏敏说的,是一个年轻店员春节回老家前,给她留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苏阿姨,明年我还来」。
散会的时候,唐志明说了一句:「前两样,我能管;第三样,我管不了,只能看着它长,别去踩它。」
最后一句,给管人的人自己:别把自己排满。
很多管人的人,越往上走,日子排得越满:会一个接一个,电话一个接一个,下班还在群里回消息。德鲁克说,管理者的时间最容易被别人拿走,要拢成整块,用在只有你能做的事上〔待核〕。本书再补一句:除了整块的「要事」时间,还要留一块「没事」的时间。
霍店长调去管三家店以后,每周给自己留了一个上午,不去任何一家店,也不开会,就在自己家附近的菜市场转一转,看人家怎样摆摊、怎样招呼客人。她说,她管店的好点子,一大半是在菜市场里转出来的。
管人的人,自己就是那一摊的根。根要是被排得满满的、一点空也没有,长出来的东西也会越来越窄。
给管人的人,也留三件明天早上就能做的事。
第一件:去你那一摊的门口站十分钟,像一个第一次路过的人那样看它。问一句:有什么让我想停下来?
第二件:挑一件你手下最常抱怨的事,看看它的权和责是不是落在了不同的人身上。要是,把它们合到同一个人手上。
第三件:下一次开会,对完了数字,留五分钟,让每个人说一件这阵子让自己心里一动的事。不评好坏,不记成绩,只是听。
带走的话
管人的人,每个季度把自己那一摊查一遍:真,对准了没有;善,走得顺不顺;美,有没有人愿意来、愿意留、愿意信。前两样可以改,第三样只能养。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他给管人的人开了查真、查善两扇大门,问题现成,办法现成;查美那扇门,要管人的人自己编问题、自己去养。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乱的时候先管,顺了以后要带,带顺了要给长留地方;很多管人的人停在管上,德鲁克教人走到带,本书请人再走一步。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人怎样用德鲁克管好自己,又怎样不被自己那张目标表管死?
设想两个人,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五十一岁。
二十三岁的那个,姓芮,刚从一所普通大学毕业,学的是会计,进了一家小公司做出纳。她是那种很会管自己的人:手机里装了好几个打卡软件,每天几点起、读几页书、背多少个单词、走多少步,全都记着;她还给自己定了一张五年计划:两年考下中级职称,三年跳槽到大公司,五年做到财务主管。她把这张计划打印出来,贴在出租屋的墙上。
五十一岁的那个,姓鲍,在一家国营机械厂干了三十年钳工,厂子改制,他提前退了下来。他这辈子从没给自己定过什么计划,厂里让干什么就干什么。退下来以后,他突然发现,每天早上醒来,不知道该干什么。他在家里待了三个月,人瘦了一圈,老伴说他「整个人像丢了魂」。
一个管自己管得太紧,一个从来没管过自己。两个人,都在本章要讲的那件事上碰到了难处:一个人怎样管好自己。
德鲁克晚年把很多心思放在「管自己」上。第 27 章讲过他的《自我管理》:我的长处是什么?我是怎样做事的?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属于哪里?我能贡献什么?还有那个笨办法,反馈分析:做一个要紧的决定,写下期待,过九个月或一年再对。他还讲过人生的下半场:知识工作者的工作寿命,往往比他待的组织还长,到了四五十岁,要早做准备,开一份第二事业、一份平行的事业,或者去做公益〔待核,只转述〕。
这几样,是德鲁克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最实在的东西。先说怎样用。
第一样,认长处。芮姑娘的五年计划里,写的全是「要成为什么」,没有一句写「我擅长什么」。她照着德鲁克的办法,拿了一个本子,记了半年:每做一件要紧的事,写下她以为会怎样,过一阵再对。半年翻下来,她发现了一件自己没想到的事:她做账做得一般,常出小错;可她特别会跟人解释账,公司里谁看不懂报表,都来问她,她三言两语就能讲明白。
鲍师傅也记了一个本子,是老伴逼着他记的:每天做了什么,做完心里怎么样。记了两个月,他发现,他这两个月最高兴的几天,是帮楼下邻居修好了一台老缝纫机、帮小区门口修车铺的小伙子校了一回车轴的那几天。
两个人的长处,都不在自己以为的地方。德鲁克说,大多数人以为自己知道自己的长处,其实多半不知道〔待核〕。这句话,在两个人身上都应验了。
第二样,弄清自己怎样做事。德鲁克说,有的人是读者型,有的人是听者型;有的人一个人干得好,有的人跟人一起干得好〔待核〕。芮姑娘发现自己是听者型:同一个会计准则,她自己读三遍记不住,听同事讲一遍就懂了。她后来把背书的打卡软件删了一个,改成每周找一个老会计请教一回。鲍师傅发现自己是一个人干得好的人:厂里几十个人一起的活,他总是憋屈;一个人对着一台机器琢磨,他能琢磨一整天。
第三样,价值观和镜子测试。早上照镜子的时候,你想看见一个什么样的人?芮姑娘照了一回,发现她想看见的,不是墙上那张计划里的「财务主管」,而是一个别人碰到看不懂的东西时、会愿意来问她的人。鲍师傅照了一回,发现他想看见的,是一个手上还有活、还有人用得着的人。
第四样,人生下半场。鲍师傅正好在下半场的门口。德鲁克说要早做准备,他没准备;可德鲁克也给了一条路:第二事业,或者平行的事业。鲍师傅后来在小区门口那家修车铺旁边,支了一个小摊,修缝纫机、修老式家电、修自行车。不怎么挣钱,可他每天早上都知道该去哪里了。
这四样,都是德鲁克的,都是真和善:看清自己(真),把力气用在对的地方、不跟自己较劲(善)。
可是芮姑娘那张贴在墙上的五年计划,也是从德鲁克那一路来的:先定目标,再一年一年去完成。第 25 章说的先定靶子,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这张计划。
芮姑娘照着那张计划过了一年,过得很累。打卡软件每天提醒她,没完成就标红;职称考试的书,她逼着自己每天读两个钟头;周末别人约她出去,她都推了,因为「计划里没有」。一年下来,计划完成了七成,她却越来越不快乐。有一天晚上,她对着墙上那张纸哭了一场,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哭。
本书要说的是:德鲁克教一个人认清自己,用的是走出来的顺序(第 27 章);可很多人学了他,给自己用的,却是先定靶子的顺序。芮姑娘认长处、照镜子,是走出来的;她那张五年计划,是先定好的。两样放在一起,打了架:本子上看出来她擅长的是跟人讲账,墙上的计划却要她去当一个管账的主管。
后来她做了一件事:把墙上那张计划撕了一半,留下了「考中级职称」,撕掉了「三年跳槽」「五年当主管」。她说:「职称是要考的,那是本事。当什么,我还没走到那儿,现在定,定的是别人的样子。」
一个人管自己,可以有目标;可是一辈子要成为什么人,最好留一点走出来的余地。德鲁克自己就是这样:他十八岁在汉堡的时候,没给自己定过「现代管理学之父」这个靶子。
SDE 管理学说,为了什么,靠意义三律:创造、自由、幸福。还有一个乘法:自由律等于创造律乘以幸福律。
放在一个管自己的人身上,三律是三句很朴素的问话:我在做成什么?我自己说了算吗?我过得好吗?
芮姑娘那一年,创造是有的:她在考职称,在长本事。幸福呢?几乎是零:她不快乐,推掉了所有朋友,一个人对着墙哭。乘出来的自由,也就是零:她表面上是在「自己管自己」,其实是被墙上那张纸管着,一点也不自由。
鲍师傅刚退下来那三个月,正好反过来:他不用上班,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表面上最自由;可他什么也没在做成,创造是零,人也不快乐,幸福也是零。乘出来的自由,还是零:他被「不知道该干什么」困住了。
两个人的自由,都是零,零的原因却正好相反。
德鲁克的《自我管理》,讲的主要是创造这一律:认清长处,找准贡献,做出成果。这一律,他讲得极好。幸福这一律,他讲得很少,第 22 章说过,他对「让人感觉好」一直有戒心。所以,一个人只照着德鲁克管自己,很容易管成芮姑娘那样:创造满了,幸福空了,乘出来的自由是零。
补上的办法,是给自己的本子上加一栏,问第三律:我过得好吗?不是每天问,每周问一回就行。问的时候,别只问「我完成了多少」,也问:这一周,有没有哪一刻,我觉得日子是好的?
芮姑娘后来每周日晚上问自己一回。她发现,她觉得日子好的那些时刻,几乎都跟人有关:同事来问她账,她讲明白了,对方说「原来是这样」;周末跟大学同学吃了一顿饭,笑得肚子疼。她开始给这些时刻留地方:不再推掉所有约,每周留一个晚上给朋友;在公司里,主动揽下了给新同事讲报表的活。
一年以后,她的职称考下来了。她没跳槽,公司让她带两个新来的出纳。她说,这是她工作以来最自由的一年:「不是因为有人放我自由,是因为我在做我会做、也愿意做的事。」
芮姑娘和鲍师傅,后来在一个很偶然的地方碰上了:芮姑娘出租屋楼下那家修车铺,鲍师傅的小摊就在旁边。芮姑娘的自行车坏了,推去修,跟鲍师傅聊了几句。鲍师傅听说她是学会计的,说:「我退下来以后才学会记账,记的是自己哪天高兴。」芮姑娘笑了:「我也在记。」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五十一岁,管自己的路正好是反着走的,记的却是同一样东西。
第七编讲的三界,现实界、自我界、理念界,放在一个管自己的人身上,也是三个场。
现实界的场:你的工作、你的钱、你的身体、你每天要办的事。德鲁克在这一场里给的最多:管时间,要事第一,在长处上使劲。管自己的人,在这一场里照着他做,就不会乱。
自我界的场:你跟自己的那一场。德鲁克的《自我管理》,大部分在这一场里:认清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本书只补一句:自我界的场里,不只有「我是谁」,还有「我被什么吸引」。一个人知道自己擅长什么,还不够;还要知道自己被什么打动、愿意靠近什么。鲍师傅擅长修东西,这是他的长处;他被什么打动?是邻居看着修好的缝纫机重新转起来时的那一声「哎呀」。这一声,比修好本身更让他愿意每天早上出门。
理念界的场:你心里装着的那份念想。德鲁克几乎不把这一场当成管理的场来写(第 28 章)。可他自己的一生,恰恰在这一场里扎得最深:读祁克果,看日本画,写小说,读历史。管自己的人,要给这一场留一块地方:一本书,一幅画,一段音乐,一件跟手上的活不相干、却让你觉得人活着有点意思的事。
鲍师傅后来在修车铺旁边的小摊上,常常一边修东西一边听收音机里的老戏。他说,他年轻时在厂里,最爱听的就是这几出戏,后来忙忘了。修东西是他现实界的场,听戏是他理念界的场;两样放在一起,他的日子才算是满的。
第 31 章讲过德鲁克的第三道缝:他教人有计划地放弃,自己却每三四年学一门新学问,靠的是冗余。
管自己的人,最该从德鲁克那里学的,也许恰恰是他没写进书里的这一样:给自己留一块空白。
这块空白,不是偷懒,是给明天长东西的地方。一个人把自己的日子排得满满的,每一个钟头都有用,看起来最有效率;可是这样的日子,不会长出任何新东西。德鲁克如果当年在汉堡只读跟出口生意有关的书,在伦敦只看银行的报表,他后来就不会是那个能从中世纪历史、从日本画里看出管理道理的人。
怎样给自己留空白?可以学德鲁克那个节奏:每隔三四年,给自己找一样跟本行不相干的东西学一学。芮姑娘后来学了一年的书法,说是因为她讲账的时候老要在纸上写写画画,想把字写好看一点;鲍师傅学了一年的手机修图,说是因为他想把修好的老缝纫机拍得好看一点,发给邻居看。两样东西,都不在他们的计划里,可都让他们觉得日子多了一点意思。
还可以学第 34 章匡老先生那四个字:留点空白。在自己的计划表最下面,写上这四个字,提醒自己,不是每一格都要填满。
管自己,还有最后一层,是德鲁克一辈子活出来、却没写进书里的:让自己成为一个别人愿意靠近的人。
德鲁克的吸引力,不来自职位,他从没当过谁的上司;也不来自权力,他从不替哪家公司说话。它来自他的见识,他的分寸,他讲故事的本事,他守住自己时间的那份定力,他几十年从不为了讨好谁改口的那份骨气。这些东西,是他一点一点管自己管出来的,可它们攒成的,是一股让人愿意靠近的力。
一个普通人,也可以这样管自己。不是去讨好别人,是把自己活成一个让人愿意靠近的样子:说话算数,手上有真本事,碰到别人的难处愿意停下来,日子里有一点让人觉得有意思的东西。
鲍师傅的小摊,后来成了小区门口的一个小去处。老人们没事会来坐一会儿,看他修东西,听他放的老戏;有个上初中的孩子,放学常来看他拆收音机,后来自己也学会了。鲍师傅从没想过要吸引谁,他只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手上有活,心里有戏,有人来了愿意停下手跟人聊几句。
芮姑娘在公司里,也慢慢成了那个「谁看不懂报表都来找她」的人。新来的出纳说,愿意留在这家小公司,一半是因为有芮姐带。
管自己管到最后,管出来的,不只是一个有成效的人,还是一个让人愿意靠近的人。前一样,德鲁克教得最好;后一样,德鲁克活得最好。
SDE 说的能量,有三种:内能是定力,动能是干劲,势能是攒下来的信用和名望。第 15 章说,德鲁克写了前两种,第三种写得少。放在一个管自己的人身上,势能就是:别人信不信你,碰到事愿不愿意找你。
一个人的势能,是怎样攒起来的?跟一个组织一样,要很长的时间,要一件一件兑现了的承诺,要几回在别人难处时伸过去的手。芮姑娘给新同事讲报表,讲了一年,公司里的人才慢慢信她;鲍师傅的小摊,修好了几十台老东西,小区里的人才慢慢愿意把家里坏了的东西交给他。
管自己的人,常常只管内能和动能:自律,拼命。势能管不了,只能攒;攒势能,靠的是三样:说话算数(真),对人厚道(善),让人愿意靠近(美)。前两样,德鲁克教得很好;第三样,他自己攒得最多,书里写得最少。
还有一件事要记住:势能攒起来很慢,花掉很快。一回说话不算数,一回在别人难处时躲开,几年攒下的信,可能一下子就没了。管自己的人,在势能这一格上要比在别的格上更小心:不急着攒,也不轻易花。
管自己,谁都有管不住的时候:计划定好了,做不到;本子记了两周,扔了;下决心早睡,又熬到半夜。
德鲁克的书里,讲的多是怎样管得住,很少讲管不住了怎么办。这也难怪:他自己是一个极有定力的人,九十多岁还每天写作。可普通人不是这样。
本书给管不住的时候,留三句话。
第一句:管不住,常常不是因为你不行,是因为你在跟自己较劲。芮姑娘那一年管不住自己的快乐,是因为她的计划跟她的长处在打架。先别怪自己,看一看是不是计划定错了。
第二句:管不住的时候,把目标缩小,缩到明天早上能做的那一件。本章最后那三件事,每一件都很小,就是为管不住的时候准备的。
第三句:管不住的时候,去找一个让你愿意靠近的人或事。鲍师傅退下来那三个月,怎么劝都没用;让他重新动起来的,是楼下邻居那台坏了的缝纫机,和修好以后那一声「哎呀」。人在最管不住自己的时候,常常不是靠自律爬出来的,是被一样东西吸引着,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SDE 说路有六条。放在一个人管自己的一辈子里,就是:你从哪一角起步?
有的人从价值起手:先想清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再去学本事(最优化),最后靠着那份想法撑着往前走(能量)。芮姑娘原来那张五年计划,就是这一条路。这条路稳,可也最容易先定靶子。
有的人从最优化起手:先把手上的一样活干到最好,干出了余力,余力养出了劲,劲头上来了,才慢慢看清自己想要什么。鲍师傅干了三十年钳工,手上的本事就是他的最优化;退下来以后,是这份本事先让他动了起来,然后他才找到了自己想过的日子。
有的人从能量起手:先被一样东西吸引,一头扎进去,干着干着,才学会怎样干得好,最后才说得清这件事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德鲁克自己就是这样:被一出歌剧、一场画展、一个老师打动,读了一屋子没用的书,很多年以后才看清自己要干什么。
三种起手,各有两种往下走的方向,一共六条。没有哪一条是对的、哪一条是错的。管自己的人,可以回头看一看:我这些年,其实走的是哪一条?很多人会发现,自己嘴上走的是第一条(先定好要什么),身上走的是第三条(被什么吸引了,就往哪里去)。那么,就别再拿第一条的尺子,去量自己第三条的路了。
德鲁克在《自我管理》的最后,讲了一件常被人跳过去的事:一个人要对自己跟别人之间的纠缠负责〔待核,只转述〕。他的意思是,你得让一起干活的人知道你的长处、你做事的方式、你在做什么;你也得去弄清他们的。
这一条,把管自己从三号位(一个人跟自己)带到了二号位(一个人跟别人)。
芮姑娘后来做了一件小事:她跟部门里的人说清楚了自己是听者型,「有事当面跟我说,比发长消息管用」。同事们照着做了,她出错少了,同事也省心了。鲍师傅的小摊,他在摊子上挂了一块小纸板:「修老家电、缝纫机、自行车;新手机不会修,别为难我。」这块纸板,就是在替自己跟来修东西的人之间,立一个清楚的规矩。
本书再补一句:管自己跟别人之间,不只是让别人知道你擅长什么,也是让别人愿意来找你。前一样是真和善,后一样是美。鲍师傅那块纸板上写的是真(会修什么、不会修什么),可让人愿意来的,是他修完东西以后那一句「拿回去试试,不好使再来」。
管自己的人,读德鲁克,本书建议从最薄的那一篇读起:《自我管理》。它只有几十页,一个晚上能读完,读完就能拿本子开始记。
然后读《卓有成效的管理者》里讲时间的那一章。读的时候,记着第 31 章说的:他教人砍掉白费的时间,自己却一辈子留着一块「白费」的时间学新东西。砍的时候,别把那一块也砍了。
最后,读他的自传《旁观者》。那本书里,几乎没有一句是在教人怎样管自己;可是读完了,你会看见一个人是怎样被一个一个人吸引、怎样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别人愿意靠近的人。那是他管自己管出来的、却没写进《自我管理》的那一半。
SDE 的三原理,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放在一个人的一辈子里,常常要走好几回。
德鲁克的一生,就走了好几回。十八岁,家里要他读大学,他心里不愿意,张力攒着,他去了汉堡当学徒,这是一回形状改变;汉堡那一年多的夜读,后来回写进了他一辈子的读书法。二十三岁,纳粹上台,张力攒到极点,他写了小册子,离开德国,又是一回;1933 年的经历,回写进了他整个管理学的底色:组织要对社会负责。六十岁出头,他从纽约搬到克莱蒙特,晚年把很多心思放到日本画、小说、非营利组织上,又是一回;这一回的回写,有一部分写进了《自我管理》,有一部分,就是本书说的,没写进去。
管自己的人,要是能看见自己正在哪一回三拍的哪一拍上,就不容易慌。
鲍师傅退下来那三个月,是张力在积累:不知道干什么,人像丢了魂。他支起那个小摊,是形状改变。那么回写呢?他后来做了一件事:把自己这几个月的经历,讲给厂里另外几个也要退下来的老同事听。他说:「别等到退下来那天才想干什么。现在就想想,自己手上有什么本事、被什么打动。」这是把自己的一回三拍,写回到身边人身上。
芮姑娘撕掉半张计划,是她的一回形状改变。回写,是她后来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以后每定一个计划,先问一句「这是我的样子,还是别人的样子」。
一个人一辈子会碰到很多回张力。每一回,都是一个改样子的机会;每一回改完,记得回头写一写,下一回就走得更稳。
今天管自己的人,手边还有一样德鲁克没见过的东西:机器。打卡软件,日程软件,能帮你排计划、写总结、给建议的人工智能。
这些东西,在管自己的最优化那一格里,帮得上大忙:记时间,排优先,提醒你别忘事。德鲁克当年要人拿本子记一个月的时间,今天手机自己就记了。
可是第 47 章说过,机器接过的是手艺,接不过的是标准。机器能帮你把一天排得最满,可它不知道哪一块该留空;机器能告诉你哪件事最要紧,可「要紧」的标准,得你自己定。芮姑娘那几个打卡软件,把她的日子排得滴水不漏,也把她逼得对着墙哭。软件没错,错在她把「为了什么」也一起交给了软件。
所以跟机器一起管自己,本书只给一条建议:把手艺交给机器,把三样东西留给自己。一是定标准:这一天、这一年,我为了什么。二是留空白:哪一块不排,留给没用的东西。三是认人:机器替你省下来的时间,拿去跟人待着,让自己成为一个别人愿意靠近的人。
德鲁克九十多岁还在写书。这件事,常被人拿来当成「活到老、学到老」的榜样。本书想换一个角度看:一个九十多岁的人,管自己管的是什么?
据一些来访者的回忆,他晚年的日子很规律:上午写作,下午读书、见人,晚上早睡;不接的邀请一律不接,用一张印好的卡片回绝〔待核〕。这是他一辈子讲的那一套:管时间,要事第一。可是他的日子里,还有另一半:墙上的日本画,案头的小说,常来看他的老朋友和学生。这一半,让他到九十多岁,还是一个别人愿意大老远跑去看的人。
上了年纪以后管自己,最容易丢的,恰恰是这后一半。很多老人,身体管得很好:药按时吃,血压按时量,步数按时走;可是日子越过越窄,不出门,不见人,不学新东西,慢慢成了第 49 章邹老先生说的那种「被看管」的样子,只不过看管他的,是他自己。
鲍师傅那个小摊,管的就是这后一半。他每天出门,有活干,有人来坐,有老戏听,还教会了一个初中的孩子拆收音机。他说:「退下来以后,我才明白,人老了,最怕的不是身体不好,是没人来找你。」
上了年纪以后管自己,德鲁克的那一半要守住:身体、时间、要紧的事。他没写进书的那一半更要守住:让自己还是一个有人愿意来找的人。
放回日子里,最后看一回唐志明。
这本书一路写下来,唐志明一直在管别人:管店,管账,管店员。到了快五十岁,他才开始学着管自己。
起因是一回体检。医生说他血压有点高,睡眠也不好,问他平时有什么爱好。他想了半天,说:「看报表。」医生笑了。
那天晚上,他照着德鲁克的办法,给自己记了一个月的时间。记完一看,他每天花在看报表、打电话、跑店上的时间,加起来有十二三个钟头;花在自己身上的,几乎是零。
他又照着本书的办法,问了自己三句话。我在做成什么?做成了三家店,后来四家。我自己说了算吗?说了算,可他发现,他其实是被那几张报表管着。我过得好吗?他想了很久,答不上来。
创造满了,幸福空了,乘出来的自由是零。他跟芮姑娘是一个样子,只不过大了二十多岁。
他做了几件事。第一件,把每天看报表的次数从五六回减到一回,剩下的交给手机上那个软件,有异常它会提醒。第二件,每周留出一个下午,什么也不安排。头几周,他不知道这个下午该干什么,在家里坐立不安。后来苏敏拉他去了一回郊外的花圃,他在那里待了一个下午,看人家怎样育苗、怎样嫁接,回来跟苏敏说:「我卖了二十年的花,头一回知道一株月季是怎么长出来的。」
第三件,是唐果提的。她说:「爸,你年轻时候在纺织厂,最喜欢干什么?」唐志明想了想,说:「下了班去厂区花坛边上转。」唐果说:「那你就去转转。」
后来唐志明每周那个空下来的下午,常常一个人去城里的老公园转,看园丁修花坛,有时候跟人家聊几句。他说,转着转着,心里就松了。
半年以后,他的血压降下来了,觉也睡得好了。更让他自己意外的是:店里的人说,唐总最近脾气好多了,说话也有意思了,大家更愿意跟他说事了。
他管了二十年别人,管自己管了半年,管出来的,是一个别人更愿意靠近的唐志明。
唐志明管自己的这半年,还有一件小事,他后来常跟人说。有一个周三下午,他在老公园里碰见了那位每周三来买康乃馨的老太太。老太太九十多岁了,坐在长椅上晒太阳,孙女在旁边陪着。老太太认出了他,说:「你是那家花店的老板吧?我在你们店买了二十年的花。」
唐志明在长椅边上坐了半个钟头,听老太太讲她年轻时在纺织厂的事。原来她也是纺织厂的,比他早了三十年。
那天回家,他跟苏敏说:「二十年了,我从来没跟她说过一句话。都是你和老冯在跟她说。」苏敏说:「你以前没空。」唐志明说:「不是没空,是我以为那不是正事。」
缝隙这把刀,有一个随身三问,本书一路用它问德鲁克。这一章最后,把它交给读者,问自己。
一问:我说自己靠的是什么,站在哪一格?很多人会说,我靠的是努力、靠的是计划、靠的是本事。这些都站在真和善上。
二问:我最难的那几年,真正是靠什么熬过来的?想一想那几年。也许你会发现,撑着你的,是一个愿意帮你的人,一件让你心里一动的事,一块你给自己留下的空白,一样你被打动、愿意靠近的东西。
三问:中间那道缝,我该补上什么?要是你说自己靠的和你真正靠的不一样,那就别再只往说自己靠的那一样上使劲了。把真正撑着你的那一样,当成正事,好好养着。
给管自己的人,也留三件明天早上就能做的事。
第一件:拿一个本子,写下你这一阵要做的一个要紧决定,和你期待的结果。过三个月翻开来对一对。这是德鲁克的。
第二件:在你的计划表最下面,写上四个字:留点空白。然后真的留一块,每周一个下午,或者每天半个钟头,什么也不排。
第三件:每周日晚上,问自己一句:这一周,有没有哪一刻,我觉得日子是好的?那一刻里有什么?下一周,给它多留一点地方。
带走的话
管自己,德鲁克教得最好:认长处,管时间,照镜子,早想下半场。再补三样他活出来、没写进去的:问一问自己过得好不好,给自己留一块空白,把自己活成一个别人愿意靠近的人。
小账
这一处,他开的是哪扇门,关的是哪扇门?——他开的是「自我管理」这扇门,开得又深又实;「我过得好吗」「给自己留空白」「让人愿意靠近」三扇门,他在日子里天天走,没写进书里。
这一处的组织,是管出来的、带出来的,还是长出来的?——一个人被计划管着,是管;照着自己的长处走,是带;给自己留空白、让日子里长出让人愿意靠近的东西,是长。
导论里说,第三家店最后怎样了,结语里讲。
唐果接手的那三个月,第五编第 20 章已经讲过:她没改价格、没改进货、没改排班,只是把收银台挪到了里面,门口摆了一张旧木桌,每天放一束当天最好看的花,旁边一个小牌子写着这束花叫什么、从哪里来、适合送给什么样的人;换了暖光;墙上留了一块地方贴客人拍回来的照片;每个周六下午,开一个钟头「教你插一瓶花」。三个月以后,进店的人多了一倍多。
那以后的几年,第三家店慢慢长成了唐家四家店里最有意思的一家。门口那块小木牌上,写满了店员的名字和她们各自最拿手的花;周六下午那一个钟头,来过坐轮椅的老先生、带孩子的年轻妈妈、下了班的姑娘,还有一个后来考上了园艺专业的高中生。小乔从一个搬货的新店员,当上了这家店的副店长。
唐志明的那张目标表,一项也没扔。进货、排班、损耗、营业额,他照样每天看,只是从一天五六回,减到了一回。他在表的最下面加了一行,没有数字,叫「这个月让人愿意来的事」。
有一年冬天,唐家四家店的人,在第一家店里开年终会。对完了数字,每个人说一件这一年让自己心里一动的事。说完了,唐志明说了一句话,后来被唐果记在了她的本子上:
「我这辈子,前二十年学会了把账算真、把活干好。后来这几年,才学会了让人愿意进门。前一样,是书上教的;后一样,是你们教的。」
这一家人陪了全书,最后各说一句。
老冯,那一年六十出头了,还在第一家店。每天早上开门前,他照样在门口站一会儿,看对面早点摊排队的人。那位每周三来买康乃馨的老太太,九十多岁了,后来是孙女陪着来;再后来,有一个周三,来的只有孙女。孙女说,奶奶走了,走之前交代,以后每周三还来买一枝,放在她的照片前面。老冯那天把那枝最好的康乃馨挑出来,没收钱。他说:「这一枝,二十多年了,我心里有数。」
小罗,开了第四家店。开张前一晚,苏敏让他在第一家店门口站了十分钟。他后来在第四家店门口,也放了一个小瓶子。他说,这不是学来的规矩,是他自己觉得该放。他还接着做那件不怎么挣钱的事:每周给安宁病房送花,教护工和老人插花。他说那是他干得最有劲的一件事。
唐果,毕业以后没有去大城市的设计公司,回来接手了第三家店,后来又管起了四家店的门面和陈列。她给每家店都留了一块地方,让店员自己布置。她说,她在学校里学的是设计,在花店里学的是怎样让人愿意停下来;后一样,是她妈妈教的。
苏敏,还是每天第一个到店里换水,最后一个把花收进冷柜。有人问她,这些年店里最要紧的是什么。她想了半天,说:「就是让人进来的时候,觉得这里有人在乎他。」
唐志明,还是看报表,一天一回。每周有一个下午,他什么也不安排,去老公园转一转,看园丁修花坛。他说,他卖了二十年的花,五十岁才开始真正看花。
一家花店,四家店,几个人。他们没读过多少管理学,唐志明读的那几本,也多半是讲目标和效率的。可是这一家人,在二十年里,把三股力都活出来了:唐志明守着真,大家一起守着善,苏敏、老冯、唐果守着美。他们没有把这三股力写成一张表,可它们一直在。
德鲁克没有机会读这本书,也没有机会回答这本书问他的那个问题。
本书一路量下来,对他的判断,可以收成三句话。
他把管理从「管人」拉到了「为社会做对的事、把对的事做成」,真和善两股力,在他手里立得比此前任何一位管理学家都牢。
他用「目标」把三样互相撑着的东西,收成了一个靶子;六条路,他只写了一条;走出来的路,他在自己身上走了一辈子,在理论里写成了先定靶子。
他把美——吸引——留在了理论外面;而美,恰恰是他自己一生最旺的那一股力。
他教的是把事做真、把事做好,他靠的是让人愿意靠近。
画面版:他教的是一张目标表,他靠的是一幅日本画。
这三句话,读完全书再看,也许会有一点不一样的味道。它们不是在给他挑毛病。一个人能把两股力立得这么牢,同时自己一辈子被第三股力托着、也托着别人,这样的人,一个世纪里没有几个。本书只是说:他托着别人的那一只手,没有写进他教别人的那本书里;我们读他的书,要记得去看那只手。
本书的画面版判语里,有一幅日本画。到了结语,不妨多看它一眼。
要再说一遍:日本画在德鲁克生命里有多要紧,本书没有确切的证据,它在判语里只是一个象征。可是作为象征,它有几样东西,恰好是那张目标表没有的。
一样是留白。一幅好的日本水墨画,大半张纸是空的。空着的地方,不是没画完,是留给看画的人的:留给他的眼睛去走,留给他的心去补。目标表要填满,每一格都要有一个数;日本画要留空,空着的那一块,恰恰是画最有意思的地方。第 31 章讲的冗余,第 51 章讲的「留点空白」,在这里有了一个画面。
一样是不说满。日本画画一枝梅,不画整棵树;画一座山,只画山尖露出的那一角,下面是云。它不把话说尽,让人自己去想。目标表要把话说尽:什么时候,做到多少,谁负责。说尽了,就清楚;可说尽了,也就没有让人愿意多看一眼的余地了。
一样是让人停下来。一张目标表,人看完就走,去干活;一幅画,人看了会站住,多看一会儿。让人站住、多看一会儿,就是吸引。
这三样,留白、不说满、让人停下来,本书不敢说德鲁克是从日本画里学来的。只能说,他一辈子看的那些画,都有这三样;他写的那些书,这三样都少。
德鲁克去世二十多年了。他留下的东西,比他在世时传得更远:考核表、目标书、时间管理的办法、知识工作者这个词、非营利组织的使命宣言、商学院的书单。第十二编讲过,这些东西一路传下来,一代丢一样,最后常常只剩一张表。
可是,他留下的,不只是那张表。他还留下了一本《旁观者》,一批日本画的收藏,两部没什么人读的小说,一间没有秘书的书房,和几代人提起他时那份敬意。这些东西,没有进制度,也没有进考核表;它们在书架的另一头,在回忆里,在一些读者心里。
我们接过的,常常只是前一样。这本书想做的,是把后一样也指给读者看:它也是他留下的,而且是他自己最靠着的那一样。接过他的表,也接过他的画,才算把他完整地接住了。
结语的题目,叫「先活在缝隙里」。这句话要解释一下。
缝隙这把刀量过很多大师,量完了,读者常常想马上去「补」:既然德鲁克缺美,那我就去学美;既然他先定靶子,那我就不定靶子。这样补,常常补歪:学美学成了花架子,不定靶子成了一锅粥。
本书的意思是:补之前,先在缝隙里活一阵。
什么叫活在缝隙里?就是两边都站一站。一边,认真学德鲁克那张目标表:把事做真,把事做好,管时间,认长处,权和责对上,目标先自己提,信息先给自己看。这一边,不学到家,什么也补不上。另一边,认真看一看他靠着的那幅画:让人愿意靠近的那份为人,那一屋子「没用」的学问,那间没有秘书的书房,那个站在门口、看得清又信得过的位置。这一边,不看清楚,补的时候就不知道补什么。
两边都站过了,你才会看见:中间那道缝,不是一道要填平的沟,是一块可以长东西的地方。唐志明在缝隙里活了好几年,一边是他的报表,一边是苏敏的小瓶子、老冯门口的那几分钟、唐果的旧木桌。他没有扔掉报表去学插花,也没有让苏敏去学看报表。他学会的,是让两样都有位置:会算账的人管表,会插花的人养画,当家的人让两样都活着。
霍店长也是这样。她没有扔掉总部那张目标表,也没有放任一家店只讲感情;她一边查真、查善,一边给阿杜的早餐台、老俞的周四下午、小姑娘的揉面留地方。她在缝隙里活了三个月,那家店才活过来。宁师傅也是:他一边把准时率一分一分地抠上去,一边记得问独居的老太太一句「今天身体还好吧」。
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先读懂了缝隙才去活的。他们是先在日子里两边都站了,后来才看明白自己站在了哪里。读者也一样:不必等读懂了这本书才动手,明天早上就可以在自己的表旁边,放一样让人愿意靠近的东西。
这就是先活在缝隙里。
缝隙这把刀有一条规矩:量完了别人,也要量一量自己。第十一编第 44 章给 SDE 管理学写过死法;这里,给这本书自己也说一句。
这本书讲美,讲吸引,讲「只养不考」;可它自己,是一本用表格、用格子、用三方程和四项检验一格一格量出来的书。它教的是让人愿意靠近,它靠的,是一把尺子和一套规矩。
这么说,这本书身上也有一道缝:它教的是美,它靠的是真和善。
这道缝,本书认。一本讲道理的书,免不了要靠道理来讲。本书能做的,是在道理之外,多放一点让人愿意靠近的东西:一家花店,一个糖水铺,一个讲星星的高中生,一个在门口站了十分钟的店长,一枝放在照片前面的康乃馨。这些故事,是本书挂在自己那张表旁边的那幅画。要是读者读完,记住的是这些故事,而不是那些格子,那这本书的缝,也就算补上了一点。
理论之刀量下来:德鲁克立住了真和善,美没有位置;目标成了靶子;六条路只走一条;三界少了理念界;六步里走出来的三步只走一半。
人生之刀对下来:他一生最旺的,是美;他自己走的,是走出来的路;他一辈子站在门口,靠着一屋子「没用」的学问。
两刀会合在一句话上:理论里缺的那一股力,就是他人生里最旺的那一股力。
这句话,本书从导论说到结语,说了很多回。最后再说一回,是想请读者把它当成一面镜子:不只照德鲁克,也照你自己,照你敬重的每一个人。很多人身上都有这样一道缝:嘴上教的,和身上靠的,不是同一样东西。看见了,不必慌,也不必急着补;先在缝隙里活一阵,两边都站一站。
第十四编分了三种人。结语里,各留一句。
给被管的人:你手里那张表,原本有两半;后一半是你自己的,一点一点要回来。再在本子上加一栏:我为什么愿意在这里。要是一年里都答不上来,就该想一想了。
给管人的人:每个季度,把你那一摊真、善、美各查一遍。前两样可以定目标去改,第三样只能养;美只养不考。别忘了,你手下的人,比你更会查美。
给管自己的人:认长处,管时间,照镜子,早想下半场,这些德鲁克都教了。再补三样他活出来、没写进去的:问自己过得好不好,给自己留一块空白,把自己活成一个别人愿意靠近的人。
三句话,归到一处:学那张表,也看那幅画。
全书最后,留给读者三件事。
第一件,学德鲁克,要学到家。他的目标表是真东西。很多人只学了半张(目标,没有自我控制),就以为学完了。回去读一读 1954 年那一章的后一半。
第二件,在那张表旁边,挂一幅画。不必是日本画。可以是门口的一个小瓶子,可以是一块写着人名的小木牌,可以是每月一回「说一件让人心里一动的事」,可以是给自己留的一个空下午。这幅画,只养不考。
第三件,用缝隙这把刀的随身三问,问一问你敬重的人,也问一问你自己:他说自己靠的是什么?他最难的那几年,真正靠什么熬过来?中间那道缝,我该补上什么?
这本书叫「再讲德鲁克」。也许以后,还会有人三讲、四讲。
要是再讲一回,本书希望下一位讲的人,从另一扇门进去:比如从他的那两部小说进去,看一个讲了一辈子组织的人,怎样在小说里写一个好人一步步被「行善」诱惑着走偏;比如从他和日本的纠缠进去,看他人生里那股美,和他理论里那两股真与善,在一个国家身上怎样碰到了一起;比如从他晚年给非营利组织当顾问的那些年进去,看一个站在门口的人,怎样在离美最近的地方,用使命接住了它。
每一扇门,都能看见一个不一样的德鲁克。第 207 号从创造进门,本书从吸引进门;两本书加起来,也只开了两扇。
全书最后,回到唐家第一家店的一个早上。
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三。六点半,苏敏到店里换水。七点,老冯来了,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对面早点摊排队的人,把门口的小花桶多摆了两个。七点半,唐志明来了,在手机上看了一眼昨天四家店的流水,点了确认,把手机揣回兜里。八点,唐果从第三家店过来送一批包装纸,顺手把门口那个小瓶子里的花换了一枝。
九点多,那位老太太的孙女来了,买了一枝康乃馨。老冯照例挑了最好的那一枝。孙女要付钱,老冯摆摆手。
孙女走了以后,唐志明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跟老冯说:「老冯,这一枝,二十多年了,账上从来没记过。」
老冯说:「记了也算不出来。」
唐志明笑了,说:「是,算不出来。可它在。」
这个早上,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账照样记了,水照样换了,门口的花桶照样摆了,那一枝康乃馨照样没收钱。一张目标表,一幅日本画,在一家小花店的一个早上里,都在。
德鲁克晚年那张印好的谢绝卡片,正面写着「不白费」,背面是他一辈子攒下的、让人愿意靠近的那股力。
这本书,是把那张卡片翻过来看了一回。
翻过来以后,再翻回去。正面照样要学,背面照样要看。一张卡片,两面都是他。
说明:书目分六类排列。外文书先原题,后中文通行译名;年份为初版年份。版本、译者与出版社未逐一核对者,统一在此说明〔待核〕,条目内不再逐个标注。本系列各卷标站上号数。
大师:彼得·德鲁克(管理学,1909—2005)
理论站在:S3 价值维 · 真与善(结果与责任)
人生另活:美(吸引)——收藏研究日本画、在波莫纳学院讲东方艺术〔待核〕;
写两部小说;自传《旁观者》写成一串人物故事;
全世界经理人愿意听一个不当经理的人讲管理。
缝隙位置:S3 格内(真、善 → 美)
第二道缝:九宫之外·三个位置。理论站二号位(组织里面);
人生活在一号位(旁观:不当经理、不带团队;晚年无秘书、
自接电话、用印好的卡片谢绝邀请〔待核〕)与三号位
(少年读祁克果〔待核〕;晚年写《自我管理》)。
第三道缝:D3 格内。理论站「砍冗余」(有计划地放弃、要事第一);
人生靠「攒冗余」(每三四年学一门新学问〔待核〕)。
与第 166 号华罗庚章同格同向;差别:他的冗余是自己挑的、
往宽里长的、给主缝打下手的。
三道缝一个根:骨架是先定靶子,要养的东西都被改成了要打的东西。
保底:在已经长成、规模很大、人人各有专长的组织里,真与善确实是头等大事;
「目标加自我控制」确实比「监工加命令」好得多;
他替知识工作者争到了「被当成人」的位置;
他对美的戒心有来历、有道理。
传播中变宽:「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目标管理」→ 一张 KPI 表。
证据强弱:理论侧硬;人生侧,吸引力本身硬,日本画的分量软(只作象征)。
这张卡怎样用。 定位卡是全书判断的骨架,读者读完一编,可以回来对一对:这一编的读数,落在卡上哪一行。上站和统稿时,卡上带〔待核〕的各项须逐条核实;核实的删记号,核不实的改为「据记载」或删去,卡上的判断随之调整。
| 名目 | 内容 | 首见 |
|---|---|---|
| 判语 | 他教的是把事做真、把事做好,他靠的是让人愿意靠近。 | 第 29 章、第 32 章 |
| 判语·画面版 | 他教的是一张目标表,他靠的是一幅日本画。 | 第 6 章、第 29 章 |
| 判语·压缩版 | 他教的是靶子,他靠的是留白。 | 第 32 章 |
| 理论判词 | 德鲁克把管理从「管人」拉到了「为社会做对的事、把对的事做成」,真和善两股力都立起来了;可他用「目标」把三方程收成了一个靶子,把美——吸引——留在了理论外面。 | 第 21 章、第 41 章 |
| 两刀对账 | 理论里缺的那一股力(美,吸引),就是他人生里最旺的那一股力。 | 第 21 章、第 32 章 |
| 定位式 | 德鲁克的管理=F(真,善);目标=一个靶子;路径=一条;三界=现实界与自我界;收回动作=先定靶子。 | 第 41 章 |
| 收回动作 | 先定靶子:把走出来的方向写成出发前就该找准的目标。 | 第 25 章 |
| 一个根 | 先定靶子,丢了吸引。 | 第 42 章 |
| 病根 | 他的理论是一套「已经」的理论:管得好已经长成的,管不了正在长成或要重新长成的。 | 第 43 章 |
| 管、带、长 | 反对「管」,看见了「长」,给「长」配了一台机器:目标;这台机器就是「带」。 | 导读、第 29 章 |
| 补法 | 真让人信,善让人安,美让人来;表管前两样,画养第三样。 | 第 35 章 |
| 三道缝 | 主缝在 S3 格内(真善与美);第二道缝在三个位置上(理论站二号位,人生活在一号位与三号位);第三道缝在 D3 格内(砍冗余与攒冗余) | 第 29—31 章 |
| 追随者的天花板 | 他们学到了把事做真、把事做好,碰到需要让人愿意靠近的时候,就只会再加一个指标 | 第 33 章 |
| 三查 | 真,对准了没有;善,走得顺不顺;美,有没有人愿意来、愿意留、愿意信 | 第 50 章 |
| 美的三件事 | 愿意来、愿意留、愿意信 | 第 20 章 |
| 随身三问 | 他说自己靠的是什么?他最难的那几年真正靠什么熬过来?中间那道缝我该补上什么? | 导读、第 35 章 |
| 结语一句 | 先活在缝隙里:两边都站一站,再补 | 结语 |
| 三组合 | 三格 | 管什么 | 德鲁克写足了什么 | 缺了什么 | 本书编章 |
|---|---|---|---|---|---|
| 核心三角 | S3 价值 · D3 最优化 · E3 能量 | 管理本身:目标=三方程;路径=六路径;动力=三原理 | D3:卓有成效、要事第一、有计划地放弃;E3:定力与干劲 | 目标写成靶子;势能几乎没写;六路径只认一条;回写多从上往下 | 第四编 |
| 使命 | 真 · 善 · 美 | 在轨 · 效率 · 吸引 | 真:结果在外面、顾客认的价值;善:权责、人是资源、社会责任 | 美没有自己的位置,散在四处 | 第五编 |
| 实践一 | S3 · D1 意义三律 · E2 信息 | 为了什么、怎样说清、怎样量 | 创造律;逻辑与数学 | 自由律只留种子,幸福律空;符号不在理论里 | 第六编 |
| 实践二 | S3 · D2 路径组织 · E1 三界 | 怎样一步步做、具体场景 | 现实界、自我界;动手、评估、反馈 | 理念界几乎不当场景;猜想、修正、迭代只走一半 | 第七编 |
三种管理:S3 价值管理(本书主轴);S1 知识管理;S2 技术管理。落在 S1、S2 的内容标「越出价值管理」(如第 39 章野中郁次郎)。
这张表怎样读。 表的每一行,是一套组合;每一套组合,在全书里对应一编。读者想细看哪一行,就去读那一编。表里「写足了什么」一栏,是德鲁克的功;「缺了什么」一栏,是本书的读数,都在 SDE 这把尺子下。换一把尺子,读数会不一样。
三套组合合起来,有一个形状:凡是能先定下来、再往下推的,他写得最足(最优化、逻辑与数学、现实界、动手评估反馈);凡是要边走边长、边长边改的,他写得少(美、势能、幸福律、符号、理念界、猜想修正迭代)。这个形状,就是第 42 章说的那个根。
「失效户」,指德鲁克那一套在哪些情形下不灵,或者用歪了会出事。每一户都列出:是什么情形,为什么不灵,书里哪一章讲过,可以怎样补。
| 失效户 | 为什么不灵 | 见 | 补法 |
|---|---|---|---|
| 刚起步、还没有人来的小店小团队 | 他的药是给「已经」的组织开的;这里缺的是吸引和走出来的路 | 第 43 章 | 从能量起手;先养美,后定靶子 |
| 什么都对、就是没人进门的新店 | 在轨和效率都在,美空着 | 第 6、20 章 | 门口换一样东西;给人一个停下来的理由 |
| 志愿组织、社区小组 | 吸引被收进「使命」,使命又被压成指标 | 第 9、46 章 | 三查倒过来查:先美,再善,最后真 |
| 只剩一张 KPI 表的单位 | 自我控制丢了,难量的删了 | 第 23、45 章 | 目标先自己提;信息先给本人;留几行不打分的栏目 |
| 走到一半要转弯的项目 | 目标定死了,没有转弯的路 | 第 26 章 | 允许走到一半改目标;改了的要有路写回去 |
| 老了、要重新长一遍的组织 | 有计划地放弃能砍旧的,长不出新的 | 第 43 章 | 砍过时的冗余,留养新的冗余;回到「还没有」的心态 |
| 被排满的管理者和个人 | 「要事第一」读成了「每格都填满」 | 第 31、51 章 | 有计划地冗余;留点空白 |
| 只靠顾问和外人诊断的组织 | 站在门口看得清真,摸不到美怎样养 | 第 7、30 章 | 当家人每月进门过日子 |
| 把美做成指标的组织 | 美变成新的靶子,就死了 | 第 44 章 | 美只养不考 |
| 机器排好、人只点确认的岗位 | 签字变成盖章,担不起 | 第 47、48 章 | 签字前能跟机器唱一回反调 |
| 太靠一个当家人的组织 | 儒家那一路的毛病,德鲁克的制度能补;可只补制度,美又会丢 | 第 36 章 | 制度你定,样子我做;两样都要 |
| 把人绑在组织上的「像个家」 | 美用过了头,没有真和善去校,自由被压住 | 第 37 章 | 给个人留说不的余地;美要拿真和善校 |
| 只有方向、没有回写路的改革 | 回写只从上往下,下面看见的写不回去 | 第 16、23 章 | 挂一块小白板;让一线的人说哪个目标不对了 |
| 只学了理论、没学到人文的经理人 | 课堂是门口,人心在门里 | 第 46 章 | 每周去工位旁边坐一坐 |
这张表怎样用。 失效户不是德鲁克的「错处表」,是一张「用他的时候要多留心的地方」的表。每一户,都对着书里讲过的一处缝;每一户的补法,都不扔他那张目标表,只是在表旁边补一样东西。读者要是在自己的单位里,认出了其中一户,可以先读那一户所在的章,再看补法。
说明:本书不替德鲁克编原话。下表把正文涉及的说法分成三类:有书名出处、可以当他的意思引的;常被安在他头上、本书不当原话用的;只作转述、待核的。所有措辞上站前须再核一遍原书。
一、有出处的说法(措辞以原书为准,本书只转述)
| 说法(大意) | 出处 |
|---|---|
| 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正确的定义:创造顾客 | 《管理的实践》(1954) |
| 企业有两项基本功能:营销与创新 | 《管理的实践》 |
| 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 | 《管理的实践》章名 |
| 卓有成效是可以学会的;五个习惯 |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6) |
| 知识工作者 | 《明日的里程碑》(1959)前后 |
| 创新机会的七个来源 |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5) |
| 管理是一门人文艺术 | 《新现实》(1989),待核 |
| 我的长处是什么、我怎样做事、我的价值观、我属于哪里、我能贡献什么 | 《自我管理》(1999) |
| 管理的三项任务 | 《管理:任务、责任、实践》(1973) |
| 我们的事业是什么、将会是什么、应该是什么 | 《管理:任务、责任、实践》等,待核 |
二、常被安在他头上、本书不当原话用的
| 流传说法 | 本书处理 |
|---|---|
| 能衡量的才能管理/你无法衡量的就无法管理 | 非其原话(第 24 章) |
| 文化把战略当早餐吃 | 非其原话,正文未用 |
| 管理是把事做对,领导是做对的事 | 来源有争议,正文未当原话用 |
| 预测未来最好的办法是创造未来 | 来源有争议,正文未用 |
三、只作转述、待核的
(以下各条,正文见括注各章)斯隆初见时「你看见什么就写什么」的谈话(第 7 章);斯隆为一个职位谈几个钟头的大意;银行老板问「新位置要你贡献什么」;在凯恩斯课堂上「他们关心商品的行为,我关心人的行为」(第 4 章);威尔第《法斯塔夫》与「一辈子追求完美」;「看日本画让眼睛清醒过来」;「保持生产率的秘诀是一个很大的废纸篓」(导论);「领导力不是魅力」;「目标管理在知道目标时才管用」;「首先,不要明知故犯地伤害」;「做顾问靠的是问对问题」。
说明:年份一律待核。
| 年份 | 事 |
|---|---|
| 1909 | 生于维也纳 |
| 1927 | 赴汉堡当出口公司学徒,注册汉堡大学法律系 |
| 1929 前后 | 到法兰克福,做证券分析,后任报社编辑 |
| 1931 | 获国际法博士学位 |
| 1933 | 论斯塔尔的小册子被禁;离开德国赴伦敦 |
| 1934 前后 | 旁听凯恩斯讨论课;在伦敦初见日本画 |
| 1937 | 与多丽丝结婚,移居美国 |
| 1939 | 《经济人的末日》 |
| 1942 | 《工业人的未来》;到本宁顿学院任教(至 1949) |
| 1943—1946 | 研究通用汽车;《公司的概念》(1946) |
| 1949 | 《不合时宜的祁克果》 |
| 1950 | 任纽约大学管理学教授(至 1971) |
| 1954 | 《管理的实践》 |
| 1959 | 《明日的里程碑》 |
| 1964 | 《为成果而管理》 |
| 1966 |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
| 1969 | 《不连续的时代》 |
| 1971 | 到克莱蒙特研究生院 |
| 1973 | 《管理:任务、责任、实践》 |
| 1979 | 《旁观者》;日本画藏品书 |
| 1979—1985 前后 | 在波莫纳学院讲东方艺术 |
| 1980 | 《动荡时代的管理》 |
| 1982、1984 | 小说《最后的完美世界》《行善的诱惑》 |
| 1985 |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
| 1989 | 《新现实》 |
| 1990 | 《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以其命名的非营利管理基金会成立 |
| 1993 | 《后资本主义社会》 |
| 1999 | 《21 世纪的管理挑战》;《自我管理》 |
| 2002 | 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
| 2005 | 在克莱蒙特去世 |
几本书,各给了什么。 正文里引得最多的几本,各用一句话说它们在本书里的分量。
《管理的实践》: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创造顾客、组织的精神,本书的理论之刀主要量的是这一本。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五个习惯,最优化那一格写得最足的地方,第 14 章、第十四编的主要依凭。
《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三项任务、社会责任、正当性,善这一股写得最正的地方。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七个来源、从小处着手、意料之外的成功,创造律和现实界写得最好的地方。
《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使命与志愿者,他离美最近的地方,第 9 章、第 46 章的主要依凭。
《自我管理》:自我界写得最深的地方,也是他用「走出来」的顺序的地方。
《旁观者》:人生之刀的主要依凭;他没写进管理学的那一半,大多在这本书里。
年表怎样读。 这张年表,可以跟第一编编末那张「人生发生序列表」对着看。那张表的最后一栏,写的是每一段他主要靠哪股力站住;这张表只列事。两张表合起来看,有一个形状:他的书,大多出在中年以后,在纽约和克莱蒙特;他的吸引力,却是从维也纳的客厅、汉堡的夜读、伦敦的画展一路攒起来的。书是后来写的,力是早就有的。
还有一处值得留意:1979 年这一年,他同时出了自传《旁观者》,参与了日本画藏品书〔待核〕。七十岁那年,他回过头去写别人,写画。这一年,可以看成他人生里美那一股力,第一次大大方方地走到台前;可它走到的,是他的自传和画册,不是他的管理书。
与第 166 号。 第 166 号一卷写了二十位大师的缝隙。本书的写法照它:缝隙定位卡、保底、判语、只学理论的人卡在哪、两个同构的普通人故事、补法、随身三问。三处对账:
一,第 166 号的二十道缝里,「美」这一格始终空着〔以第 166 号为准〕。本书的主缝落在 S3 格内「真、善 → 美」,若站得住,是这一格的第一位。
二,第三道缝(D3 格内,理论砍冗余、人生靠冗余)与第 166 号华罗庚章同格同向。差别三处:华罗庚的冗余是被逼出来的,德鲁克的是自己挑的;华罗庚的往深里长,德鲁克的往宽里长;华罗庚那一章里它是主缝,本书里它是第三道缝,给主缝打下手(第 31 章)。
三,第 166 号稻盛和夫章,缝在 E3 能量格内(「他教的是燃烧,他靠的是蓄水」〔以第 166 号为准〕);本书第 37 章与之对账:稻盛的经营里美是明着用的,德鲁克的理论里美是空的。
与第 207 号。 第 207 号《普通人都能读懂的德鲁克》(王德生、邬燕琴),从「创造」进门:一个人、一间没有员工的办公室,他站到了创造这一边,又给创造立了一条规矩。本书从「吸引」进门。两本可以对读:第 207 号看他的创造律,本书第六编第 22 章也写创造律写满,并补上自由律与幸福律的乘法;第 207 号写那间没有员工的办公室,本书第 10 章写「一个人的工作室」,落在第二道缝上。两本的判断,本书未见冲突之处,具体对照待两本统稿时再核。
与第 129 号。 第 129 号《思想和知识工厂》站在 S1 知识那一格,问知识怎样被生产出来;本书站在 S3 价值那一格。德鲁克的「知识工作者」在两本里角度不同:在第 129 号是知识的生产者,在本书是需要被当成人、需要自己管自己、需要被一个组织吸引住的人(第 39 章)。
与本系列教育哲学卷、法哲学卷。 三门应用哲学,各有一把小尺:教育是装、挖、长,法是找、立、长,管理是管、带、长;各有一个时间封口词:教育的「阶段」,法的「终局」,管理的「目标」。本书第 25 章「先定靶子」,就是管理学的封口词「目标」现形的地方。
三门应用哲学,六处换。 教育哲学卷、法哲学卷、本书三门做下来,写法上有六处换:一,三个先在(管理:先在的组织、先在的人、先在的方法);二,一把小尺(装挖长、找立长、管带长);三,实践场(教育:他的学校;法:他的职位与案件;管理:他管过的组织,以及他自己的日子怎么管);四,学科六问;五,站内书架;六,「用得上」的三种人(管理:被管、管人、管自己)。三门做下来的一条体会:理论写给别人用的学科,缝隙最宽,人生之刀最有用。德鲁克一卷,是这条体会最清楚的例子:他的理论被千千万万个单位直接拿去照着做,他没写进去的那一样,也就被千千万万个单位一起少掉了。
与站内三视角各卷。 本书用到的三方程、六路径、三原理,与站内三视角入门诸卷同源;本书只在管理这一门里用,不另作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