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舍弃、遗弃与临终言说
34.1 让不同福音书分别发声
马可的临终叙事（可15:33-39）以黑暗、呼喊、误解和死亡构成极强的叙事密度。耶稣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旁边一些人以为他在呼叫以利亚，有人跑去拿海绒蘸满酸酒给他喝，并说要看看以利亚是否来把他取下。耶稣随后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幔子裂开，百夫长作出辨认。这些要素使死亡不只是一个事件结果，而处在人的讥诮、错误理解与突然而来的见证之间。我们首先需要听见马可怎样叙述，不能立即拿另一卷福音书的安慰语句盖过这声呼喊。
路加的临终叙事采用不同重心（路23:39-49）。它记述耶稣与同被钉者的对话，其中一人承认自己的罪责并向耶稣求记念，耶稣给出同在的应许。临终时，耶稣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百夫长随后称这人为义人，群众捶胸而返，认识耶稣的人及妇女站在远处观看。与马可相比，路加更明显地组织了无辜、交托与同在的意义，但并未因此把行刑改成温柔事件。把叙事的安定语调误读为没有真实痛苦，仍然越过了文本。
约翰又保留另一组临终言说（约19:25-30）。耶稣看见母亲和所爱的门徒，向他们作出关系性的托付；随后说渴了，最后说“成了”。约翰把亲人、身体需要、经文应验与使命完成放在同一场景。若只抽出“成了”，就可能把耶稣塑造成对身体毫无需要的胜利者；若只抽出“我渴了”，又可能忽略叙述者对于行动完成的强调。文本让两种显露并存：真实的受难身体与依然具有关系和使命方向的言说。
传统的“十架七言”把不同福音书的言说汇集为默想次序，可以具有敬拜和灵修价值。但汇集不等于历史研究已经证实七句话的准确时间顺序，也不等于作者给出了一条由绝望到信靠、再到胜利的统一心理曲线。本章尊重这种汇集方式的用途，同时坚持逐卷阅读的先行性。若把马可的遗弃呼喊安排成一个迅速被路加的交托消除的阶段，马可本身的神学张力就可能被未经论证地解除。
路23:34前半关于赦免行刑者的祷告，还具有重要异文问题。部分早期抄本与古译本缺少这句话，现代版本常以括号或注释提醒。[34B1]它在基督教传承中的影响很深，但本书不把其原始文本归属当作毫无争议的事实。若引用，必须注明属于有异文的经句；若不用它作论证中心，也不能据此否定其他没有同样争议的怜悯材料。文本批判的作用是说明证据状态，而不是按理论喜好决定某句话应不应该被保存。
因此，临终言说研究面临双重约束：不可把叙事差异消除，也不可把差异自动解释成彼此完全不能相容。不同作者选择不同材料，可以产生不同意义重点，未必每处都形成形式逻辑矛盾；但是否能够在历史层面协调，需要逐项讨论，不能预设必然成功。SDE的价值研究首先面对的是现存文本怎样规定善的显露，而非声称已经恢复一个未经选择、未经讲述的完整现场。
百夫长的不同言说也应保持差异。马可将其辨认放在看见耶稣怎样断气之后，路加则以义人或无辜者的语言突出审判的反差。两种表达都可能进入更广的基督论理解，却不是同一个词的无关紧要变体。它们使读者分别追问身份怎样被识别，以及遭到刑罚的人是否真有罪。善的显露并不总是由拥有合法裁决权者最先说出，现场见证可能反过来揭露裁决的问题。但一位见证者的言说也不能替代对全部事件的调查，文本里的震动不等于研究者已经取得无须论证的结论。
关于这里的“事实”，必须再划出三层。第一层是新约叙事明确写了什么，例如马可记录的呼喊与约翰记录的托付；第二层是古代外部文本能支持什么；第三层是教会怎样解释这些事件具有救恩意义。塔西佗《编年史》15.44在叙述尼禄迫害基督徒时，提到Christus在提比略时期受本丢彼拉多判处死刑。[34H1] 这是一份新约之外的古代记述，但不是临刑现场采访，没有记录耶稣最后的话，也没有证明三一内部发生了什么。不能用它的有限支持替全部临终细节背书。
同样，福音书包含神学目的，并不等于它不可能保存历史记忆；但有神学意义也不等于细节已获外部证实。本章据以谈耶稣之善的直接材料，主要仍是各福音所保存的言说和行动。准确的写法应是“路加以同在应许呈现耶稣对同钉者的回应”，而非“我们已还原他当时每个心理过程”。把史料层级说清，不会使伦理分析失去对象，反而防止研究者用无法兑现的历史确定性增强自己的判断。
34.2 遗弃的呼喊怎样仍然保持关系
马可的呼喊引用《诗篇》开头（诗22:1；可15:34）。诗篇中的苦难、讥诮与呼求，确实为受难叙事提供了重要语言。整篇诗篇后来走向赞美与共同体见证，因此一种传统解释认为，开头的引用也唤起全篇的希望方向。这是有力的读法，但不能变成确定的心理记录：经文没有说耶稣在那一刻默念了整篇，也没有说开头的痛苦只是表面的密码。以全篇背景照亮呼喊，与用全篇结尾取消呼喊，是不同的解释操作。
另一种解释强调遗弃经验的真实性，认为人所感受到的极端失落在这一声中被完全承担。它能够防止胜利主义抹去痛苦，却也需限制自己的推论。说耶稣经历被遗弃的深度，与说父子在神的本体上实际断裂，并非同一个命题。《天主教教理》603就明确以始终联合于父的救赎之爱来理解这一呼喊，拒绝把它简单当作耶稣自己犯罪而被弃绝。其他神学讨论可能使用不同语言，但“神的本体裂开”绝不是马可这一句已经证明的经文定论。
呼喊本身还保留一个重要的关系结构：它仍以“我的神”呼告。提出为什么，不必等于关系已经不存在；恰恰可能因为这关系具有深刻意义，失落才成为能被向对方说出的痛苦。这里不能把所有怀疑浪漫化，也不能替每一种绝望断言其深处必有隐藏信心。就文本而言，称谓与问题同时存在，读者应保留这种同时性。SDE可以把它理解为关系在极端张力中仍被言说，而不应把张力一概归为价值失效。
E并不是给内在恐惧增加几个外部因素。神的称谓、义人的处境、旁人的讥诮、诗篇的语言、群体期待和援救未至，共同规定“离弃”意味着什么。一个无人可以呼告的沉默，与向“我的神”喊出的为什么，具有不同的发生结构；一个被旁人听懂的呼求，与被误以为呼叫以利亚的声音，也形成不同的关系后果。旁观者的误解不是无关插曲，它使读者看见：即便发出了言说，意义也未必能够顺利抵达他人。
D在此具有阻断与继续两种方向。行刑不断压缩身体行动，误解压缩表达被承认的空间；呼告却仍试图把不可承受者放入关系。马可没有在死亡以前给这次呼告安排一个明确的口头回答，研究者应当承认这个空缺。不能用SDE的三律承诺“只要有张力便必有转换，转换便必有现场释放”。那样的理论会比经文更害怕沉默，并迫使每一个尚未获答的痛苦都被提前填上答案。
路加的交托与约翰的完成，提供了其他叙事里的方向，却不应该被调来强行修复马可的现场空缺。它们可以在正典整体阅读中互相参照，使信仰者形成更广阔的理解；然而正典整合属于另一层解释活动，需要公开承认自己正在整合。保留层级，能够让每种阅读拥有合法位置，也使它们不必通过占用对方的任务来取得权威。
诗篇语言还提供一种跨代的表达资源。受苦者可能找不到新的词，借用共同体已有的哀歌，便能把个人痛苦接入更长的记忆。这并不使其经验变得不真实，正如重复祷告不必是机械。这里E既包含当下的行刑，也包含代际传承的语言特征；D则使旧词在新处境中重新获得重量。SDE可以由此研究知识与意义怎样通过互动传播，却不能只因使用共同语言，就认定所有人的痛苦具有相同结构。可共享的表达并不取消个别生命的不可替代性。
诗篇二十二篇内部的转折值得逐段细读。开头在援救未至之处呼喊，接着记念祖先曾经倚靠并获救，又把这种记忆与自己当前被羞辱相对照（诗22:1-8）。这不是先绝望后机械乐观的心理量表，而是当下遭遇与共同记忆之间的争执。后半转向在弟兄与大会中赞美，并宣告受苦者未被藐视、其呼求得到垂听（诗22:22-31）。整个方向可以使马可的读者听见盼望的回声，却不能证明被钉者在呼喊的一瞬已经经验了诗中每项后续结果。
尤其值得注意，诗的后半说受苦者没有被轻看，并非说先前的痛苦是假象。按照这一结构重读十字架，盼望所反对的是痛苦拥有最终解释权，而不是痛苦曾真实发生。SDE可以把这看作特征在时间中的重新规定，但那仍是本书的哲学重述。若把时间中迟来的回应压缩为现场已完成的释放，便将诗歌与福音都改成过早的圆满。一个受苦者仍在提问时，解释者没有权利代替他宣布其问题已经失去意义。
34.3 口渴、托付与未完成的陪伴责任
在约翰的叙事中，耶稣对母亲与门徒的托付（约19:26-27）使死亡的临近转为一项关于活者未来的安排。传统对此有家庭照护、门徒共同体及象征性等多种解释，不能把某一种解释直接当作唯一字面含义。但无论怎样理解，它都显示临终言说不只回顾个人成就，还可以组织他人接下来的关系。SDE可从中研究：当一位关键参与者将离开，原有纠缠如何转化，以免依赖关系被突然切断。这里的善具有具体关系内容，而不只是临终姿态的高尚。
“我渴了”（约19:28）则拒绝让身体在意义叙事中消失。约翰把这句话与应验联系，但应验解释不排除口渴的现实性质。一个身体需要得到表达，本身不构成信仰失效。对于E₃研究，这里最基本的启示是：象征意义越丰富，越不能把水、疼痛与照护当作低级问题。理论如果只关心伟大使命怎样完成，却对身体的求助毫无回应，就会重演一种抽象暴力。人的实际需要不是精神意义的竞争者，而参与规定这种意义在现实中怎样被承担。
自由律此时也必须改变尺度。临终者的行动空间可能已经非常有限，不能再以充分行动能力者的标准衡量。他可能只能说一句话、看一个人或表达一种需要；这些微小行动仍可能有价值，但沉默也不必被判断为缺少善。福音书中的特殊言说不能成为所有临终者必须模仿的表现要求。一个人若痛到无法交代、昏迷或说出零碎话语，仍应获得同等尊重。其一生的价值不由最后几分钟的语言完整程度裁决。
特征律在临终处境中因而首先是一种反误判能力。哀叫不必是信仰崩溃，平静不必是完全释然，沉默不必是没有需要。陪伴者可能希望得到一个圆满结尾，于是只选择符合期待的话，把其他声音视为不重要。这种筛选会使实际生命被一套纪念叙事替代。SDE强调显露的发生条件，正应促使研究者询问：谁在解释，哪些需要被听见，哪些经验为了维护理想形象而被删去。对真实差异的尊重，比制造无缝的圣洁形象更接近本书的方法要求。
幸福律的“释放”尤其不能由旁观者擅自宣布。死亡可能结束某些痛苦，却也使亲人面临哀伤与关系断裂；神学上的盼望也不等于丧失已经无足轻重。约翰的托付显示，关于后来生活的责任并未因为一个使命完成而全部结束。若共同体把所有伤痛立即转写成“这是一件好事”，就可能剥夺哀悼的空间。转换可以包括记忆被保存、照护责任被接续、失去能够被共同承认，而非强求每个人迅速感觉轻松。
同样，E₃不足不能被倒读为灵性不足。临终言说取决于许多身体与情境条件，本书不据这些经文作现代医学推断，也不把某一种死亡方式设为正常标准。它所提出的伦理方向，是把可做的照护、聆听与陪伴置于解释之前。旁观者通常无权要求受难者先给出完整意义，才决定是否提供帮助。意义可以缓慢生成，基本关怀却不应被无限推迟。
受难叙事中的责任还必须具体化。行刑、裁决、煽动、背弃与旁观具有不同位置，不能被合并为某个民族跨时代共有的罪责。耶稣、门徒及最早共同体本身属于犹太历史，叙事里的争论也不能直接投射为今天针对犹太人的集体控告。归责若从具体行动扩张为血缘身份，就恰好违反本书对于D/E的要求。价值发生学必须抵制这种标签化，否则它在解释受难时会制造新的受难者。
这种责任观也限制解释者使用“必要”一词。信仰者可以在救恩叙事中讨论受难的必要，但具体旁观者不能因此推论自己没有阻止暴力的义务。一个事件后来被赋予意义，并不表示当时每个参与者都以相同意义行动；神学的终极解释与人的即时责任不是可以互相兑换的账目。若一个共同体总在事后赞美受难者，却在事前和事中拒绝保护脆弱者，它的赞美可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方式。价值发生学必须把这三个时间位置重新接续起来。
同钉者的对话让怜悯之善具有另一个具体对象。路加先记录其对自身责任的承认与对耶稣无辜的辨认，再记录求记念与同在的应许（路23:40-43）。由这条次序可以论证，耶稣没有把临终者仅固定在罪犯身份中，而向其开启超出行刑身份的未来。这里的乐园应许是神学宣告，不能被减为一句心理安慰；它也不能被反过来用作证明死刑现场已经成为良好关系。刑罚仍在实施，另一个人的讥讽也没有被文本抹去。
约翰关于母亲与门徒的安排，则给关系托付提供了直接的叙事后果：门徒随后将她接入自己的生活（约19:26-27）。对这项行动赋予关怀之善，并非只因耶稣说了温暖的话，而是新责任被提出并被接受。至于这段是否还有关于教会或马利亚的象征意义，属于传统解释的另一层，不必靠否定实际照护才成立。本书可以同时保留两种层次，却不能假装每一种象征读法都由这两句经文独立决定，更不能用象征意义使生活照护变得无关紧要。
34.4 让理论承受尚未解决的张力
本章最强的竞争解释，是一种正典统一的神学阅读。它认为各卷福音书共同见证同一受难者，遗弃、交托与完成可以被纳入救赎的一体理解，逐卷差异不应割裂这个整体。这个主张有其信仰与诠释根据。SDE不能只因自己重视差异，就把统一阅读一律判为压制；特征律本身也需要形成某种稳定同一性。真正的争点是统一如何形成：它是否承认材料不同、标明推论步骤，还是把后来的协调结果冒充任何一卷单独给出的原始陈述。
另一个竞争解释更为激进，认为这些差异主要表明作者按共同体需要创造不同的受难形象，因此无法据此讨论耶稣之善。对此也不能以信仰口号作答。历史重建确实需要考察来源、年代、传承与体裁，本章并未完成全部工作。但从历史证据的限制，不直接推出文本没有伦理和思想内容。我们仍可研究这些现存叙事怎样组织价值，只须明确结论首先属于文本解释层，不能把文学分析自动升级成每项历史细节均已证实。
反事实删除检验使双方都受到约束。若删除马可的遗弃呼喊，留下其他材料，受难者与神的关系就显得更易理解；这说明呼喊具有不可轻易替代的作用。若删除约翰的口渴与托付，只留下完成宣言，受难又可能显得过分脱离身体和他人。若删除路加的交托，文本对信靠的刻画也会改变。三种删除并不证明哪个作者更真实，却证明每卷中的细节参与构成各自的价值显露。整合解释必须解释这些差别，不能仅把它们看作可互换的装饰。
进一步的反事实触及本书自身：如果一个SDE模型只能处理最后显露为从容、喜乐和圆满的案例，却无法容纳哀诉与未获答，它就不足以解释这些文本。我们不能为了维持“三律丰满”的名称，把每一处裂缝都宣布为更高层次的完美，然后拒绝任何反证。需要明确什么层面的运行仍可辨认，什么层面的释放尚未发生，以及哪些结论依赖超越现场的神学信仰。如此限定，理论才有可能被修正，而非永远正确。
本章因此不把遗弃的呼喊判作幸福律彻底失效，也不把交托与完成直接判作全部张力已经解除。前者仍保持呼告，后者仍处在死亡及他人哀伤中。S₃＝F(D,E)在这里的可用性，是促使我们注意价值如何在被压缩的行动空间、身体需要与关系言说中得到具体规定；它的限度，是不能据此测定神的内部状态，或替受难者完成一份全知的心理报告。神学的奥秘不应被假装成模型已经计算出的数值。
“舍弃”与“遗弃”也由此获得应有区别。主动交托可以与遭受他人遗弃同时存在；维持爱并不说明伤害不存在，呼喊为什么也不自动取消忠诚。耶稣临终言说的多重见证，使善不能只被定义为始终掌控局面，更不能只被定义为始终呈现安宁。它迫使研究者承认：在最艰难的边界上，善可以与呼求和身体需要并存，并在一项托付或对他人未来的继续承担中获得具体内容（约19:26-28；路23:40-43）。将这些细节保留在理论中，才可能使价值发生学面对真实生命，而非只面对自己偏好的结局。
对于本书所追求的“丰满”，最后还需保留一个开放问题：丰满究竟要求所有好处同时显露，还是要求在具体限度中，相关差异得到诚实辨认、可承担责任没有被恶意推卸、他者没有被工具化，且尚未解除的损失不被冒称为完成？若采取前一种定义，受难叙事几乎只能被美化；若采取后一种定义，便可以研究痛苦、信靠、身体与关系怎样共同进入善的说明。但后者仍须给出判断失败的可能，不能使任何残酷局面都凭“复杂”获得正面评价。这项概念工作将延续到复活与新关系的讨论，本章不以一句圆满结语提前完成它。
34.5 哀歌不是失败的见证格式
路加的交托采用诗篇三十一篇的语言，又以“父啊”明确其祷告的称呼（诗31:1-5；路23:46）。诗篇原段求脱离网罗，称神为保障，并将灵交在诚实的神手中；交托的意义来自危险、呼求与信靠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孤立的平静姿势。路加将它置于死亡之际，是一种具有神学方向的叙述。我们可以说明这种使用怎样表现信靠，不能据此断言任何未说出相同话语的临终者便不信靠，也不能将其与马可的呼喊排成未经证实的连续心理阶段。
《耶利米哀歌》向过路者发出的呼吁，要求他们观看灾难中的痛苦（哀1:12-16）。说话者在原诗中与受毁的耶路撒冷相连，包含城邑、百姓、罪与审判的复杂关系；它不是一份原本就以耶稣为唯一历史说话者的逐字记录。基督教受难传统将这段与十字架相读，可以扩展共同体对苦难的记忆，但必须承认重读的过程。若直接把原诗的罪责语言套到耶稣自己犯罪，或把耶稣的无罪套成全城所有人的历史无罪，都破坏了两个文本各自的规定。
《哈巴谷书》从对强暴与公理颠倒的质问开始，到末章仍保留身体战兢、资源断绝的景象，同时宣告在神里面喜乐（哈1:2-4；3:16-19）。先知自己的时代难题没有因此变成十字架现场史料；其作用是提供一种正典比较：喜乐与匮乏可以在文本中并存，而喜乐没有倒过来证明匮乏本身值得制造。把这一点与耶稣呼喊并读，能够阻止两种极端——悲伤不自动取消信靠，信靠也不自动使身体免受损失。
这组材料也对幸福律提出一个必须保留的差异。诗篇三十一篇强调交托，哀歌要求旁观者看见，哈巴谷把战兢与喜乐并置；它们并非同一条曲线的不同装饰。SDE可以比较张力怎样被表达、关系如何继续，却不能声称同一种释放已在三者身上得到证实。对于尚未有回应的读者，最基本的伦理结果是允许他使用不同的表达形式，不必按研究者偏爱的结尾重新整理自己的生命。真正的辨识保护差异，而非用一套成功见证格式取代差异。
约翰的应验叙述还把不折断骨头与仰望被扎者并置（约19:31-37）。后一个联系回到《撒迦利亚书》的哀恸场景：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在恳求的灵中痛悔，随后有洗除罪与污秽的泉源（亚12:10-13:1）。原段首先涉及耶路撒冷及群体哀悼；约翰以它解释耶稣之死，使观看从旁观暴力转向受难者的意义。这个联系支持我们研究应验如何组织叙事，却不允许把先知与福音算成两位互不相关的现场证人。它也提醒读者，哀恸可以是认识改变的形式，不是所有认识都必须立即化成胜利欢呼。
这种认识仍须进入责任。若看见受害者只是为了获得宗教感动，却拒绝照顾留下的人，观看就可能停在自我体验。约翰同时留下对母亲的托付，使象征性的观看与实际的关系承担彼此约束（约19:26-27、37）。这是本书从文本次序提出的伦理推论，不是宣称叙述者明说了一个现代照护政策；其合理性需要由两项材料确实都被保留来支持。
34.6 真实遗弃与三一联合：哪些结论仍需另证
最强的神学争论不在于耶稣有没有发出哀诉，而在于这声哀诉应当怎样联系神人关系。《天主教教理》603把他与罪人的处境相连，同时否认他因自己犯罪而受到弃绝，并坚持与父的救赎之爱相联合。[34T1] 这一立场不能被概括为拒绝承认痛苦。它反对的是从痛苦直接推出三一关系在本体上的解体；是否足以说明呼喊的深度，仍可讨论，但必须针对其真正命题提出问题。
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三部第46题第6—8款同样试图让真实痛苦与不同层面的神圣享受同时成立。[34T2] 本书不接受由这些区分推导可测量的最大痛苦排名，也不将他的身体解释作为现代医学事实；要认真面对的是，他并未认为神圣身份使受难者对伤害毫无感觉。这对SDE是一项直接限制：不能声称古典完善论只有删去情感一条道路。另一方面，若层次区分使任何痛苦都不能对整体描述产生影响，本书仍有理由要求解释其具体内容，否则“完整”可能成为不受材料检验的标签。
更偏向审判承担的传统可以强调基督经历罪人应受之境，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II.16.10—12即将灵魂的痛苦与救赎联系，且反对由恐惧推论有罪。[34T3] 这与前述解释的重心并不相同。它可以提醒SDE，十字架涉及的罪责与神人和好超出社会遗弃；SDE则可反问，怎样避免将这种独特承担变成普通受害者必须接受更多伤害的规范。双方应清楚说出层级，不能用“深度”一词把一种神学解释升级成马可原文已经判定的本体事实。
《启示录》也不让得胜信仰封住所有哀诉。祭坛下的殉道者仍问伸冤要等多久，最终异象才宣告眼泪、死亡和疼痛被除去（启6:9-11；21:1-5）。这里的先后属于异象和末世盼望，不是本书能够编制的历史日程；然而它至少显示，已被肯认的见证者仍可能呼求公义，盼望的存在不等于全部损失当下无足轻重。把这两处与临终言说照读，责任边界就更清楚：不能因为相信最终安慰，便拒绝现在听见哀哭或制止可避免的伤害。
本章关于耶稣关怀之善的判断，应主要由具体回应与关系后果支持：路加记他向求记念的同钉者许诺同在，约翰记他托付母亲并由门徒接续照护（路23:40-43；约19:26-27）。马可的呼告、路加的交托及约翰的口渴，则使这种善不能被描述为没有脆弱和身体需要的完美外观（可15:34；路23:46；约19:28）。后几项并不单独证明道德高低，更不成为评判其他临终者的表现标准。这些判断分别受各卷证据约束；SDE可以整理关系，不能据此宣称已读出神内部的全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