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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里的铁三角：存在与破裂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萨特、加缪与波伏娃

秦莉 著 · 德麦国际专著第 279 号 · ISBN 979-8-90690-649-6 · 约 21 万字

目录（出版信息 · 作者介绍 · 前言 · 导读 · 八编三十六章 · 结语 · 参考书目 · 附录）

作者介绍

秦莉，笔名斐索。中文专业毕业，鲁迅文学院 1999 年研修班结业；自称「无可救药的书虫，游弋的创作者」。她偏爱在哲学的深邃与文学的细腻中寻找时光的密码。

她的写作横跨诗歌创作与理论论文两端：在个人公众号「321互动艺术」写下一百二十余篇诗歌、随笔与小说，也以 SDE 美学为核心，写出《审美发生方程》《古典汉语审美发生学》等文章，后来把关切扩展到法哲学、跨文化传播与宗教艺术。她主持 SDE 文学方向的子平台，是 SDE Universes 学员专栏的成员。

本书由她的长文《一个自由，三种活法——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萨特、加缪与波伏娃》扩写而成。

前言

一篇文章留下的不安

◆一篇文章留下的不安

这本书是从一篇文章长出来的。

那篇文章是我先写的，题目叫《活在缝隙与悖论中的法兰西铁三角》，讲萨特、加缪、波伏娃三个人，怎样相遇，怎样吵翻，各自又靠什么活着。文章写完以后，我隔了一段时间再读，觉得有两件事做对了，有三件事没做好。

做对的两件。第一件，抓住了一句话：大师教的是他写下的那一半，靠的是他活过而没写下的那一半。第二件，没有一人写一篇，而是把三个人放在一张桌子上看。分开看，萨特是一位爱讲自由的哲学家，加缪是一位爱讲反抗的作家，波伏娃是一位写女人处境的思想家，三个人各有各的书架。放在一起看，才看得出他们之间有一种互相需要的东西。

没做好的三件，我都得老老实实交代。

第一件，文章里有不少引号里的话，是我按意思替他们拟的。写的时候觉得无伤大雅，因为意思大致不差。可是后来重读，越读越不踏实：一个读者记住了引号里的一句话，转身就会当成加缪说的、萨特说的，甚至写进自己的文章里。拟出来的话一旦戴上引号，就成了假证据。所以这本书里，我一律不再替任何人拟话。凡是加引号的，都是出处清楚、查得到的短句；其余的，只转述，不加引号。

第二件，有几处史实我写错了。最要紧的一处，是加缪那句话。文章里它出现了两次：一次放在讲 1952 年决裂的那一幕，说是在一场极左翼的集会上，写成「我选择我的母亲」；一次放在讲 1957 年斯德哥尔摩的那一幕，才是对的。前一次是错的。这句话出自 1957 年 12 月，加缪在斯德哥尔摩回答一位阿尔及利亚学生的提问，大意是：此刻有人在阿尔及尔的电车里放炸弹，我母亲可能就在其中一辆上；如果这就是正义，我宁要我的母亲。我还在那一幕里写了「当时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其实战争要到 1954 年 11 月才开始，1952 年还没有。这两处错得不小，因为它们恰好支撑着文章里最动人的一段，而且同一句话摆在两个年份，等于自己跟自己对不上。事实一对，那一段就得重写。还有几处小的，比如加缪三十岁（1943 年他是二十九岁），遗稿放在哪里（在车里的公文包里，不在大衣口袋里），萨特那篇回应叫什么名字（《答加缪》），悼念加缪的是一篇文章而不是一封信，我也都一一改了。

第三件，文章里有些说法下手太重。对其中一两个人，我用了近乎宣判的口气；对圈子里的人，也用了带刻板印象的称呼；还有一两句话说得太满，比如把当时整个法国知识界写成一个颜色，把萨特在占领期间的处境写得太绝对。事后想，这样写不公平，也不准确，也不好看。三个人都是有血有肉、有难处的人，我没有资格替他们定罪。这本书里，我想做的是：三个人都写他对在哪里，也都写他的缝；一个人也不审判。

所以，这本书不是那篇文章的加长版，而是把它拆开、核对、重盖的一座房子。文章里留下来的，是它的骨架：那句关于「教的」和「靠的」的话，和「铁三角」这个说法。其余的，我都重新查过、重新写过。

◆这本书要问的问题

这本书要问的，说起来很家常：一个人教给别人的道理，和他自己过日子靠的东西，是不是同一回事？

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例子。有的长辈一辈子教你「凡事靠自己」，可你细看，他一路走来，处处有人替他兜着。有的朋友把「想开点」挂在嘴边，自己却是最想不开的那个。这不一定是虚伪。更多时候，一个人教的，是他最拿手、最想清楚的那一块；他活着靠的，却是另外一些他没顾上讲、甚至没意识到的东西。

萨特、加缪、波伏娃，是这个问题最好的样本。原因有三个。

一来，他们的材料特别多。三个人都是大作家，都留下了大量的书、信、谈话和回忆，后人还写了很多传记。一个人教了什么，靠了什么，几乎可以对着材料一条一条核。

二来，他们彼此靠得特别近。1943 年到 1946 年前后，三个人往来最密。你要看清一个人靠什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他身边站着谁。

三来，他们后来断了。1952 年的那场决裂，像一次大的实验：把互相依靠的三个人拆开，看看每个人会怎么办。

◆一个自由，三个界

三个人吵了半辈子，可是他们心里供着的，其实是同一样东西：自由。萨特讲人被判定为自由，加缪讲在荒谬里反抗，波伏娃讲女人要自己变成自己。三个人的口号不同，中心却是同一个。

这本书的头一个想法是：这同一个自由，落在了三个不同的地方。

我用三个家常词来分这三个地方：想清楚、过得去、撑得住。书里把它们叫做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想清楚，是脑子里的事：这件事讲得通吗，逻辑上站得住吗。过得去，是日子里的事：钱够不够，身体行不行，人家认不认账。撑得住，是心里的事：一个人在最难的时候，里面有没有一个东西不散。一个人通常只熟悉其中一样，日子却要三样都有。

按这个分法，萨特的自由主要落在想清楚上，加缪的自由主要落在过得去上，波伏娃的自由主要落在撑得住上。我把这一整个读法，压成了下面这几句话。它是全书的根，后面每一编都会回到它：

一个自由，三个界。萨特的自由在理念界，加缪的自由在现实界，波伏娃的自由在自我界。三界的自由谁也离不开谁，所以他们是铁三角：每个人都靠另外两个人，活着自己理论里没写下的那一界。1952 年断了一角，剩下的人用余生去补那个角。

◆为什么不先问谁对

有读者会问：你既然写了 1952 年那场决裂，总该告诉我，到底是萨特对，还是加缪对？

我的回答是：这本书不打算先裁这个判决。原因有两个。

一个原因是，那场争论本身牵着很多当年的具体情形，冷战的局势、各自手里的信息、各自身边的人，都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的。我会在第六编把经过讲清楚，也会把两边各自站得住的地方讲出来。读者读完，自己会有看法，我不替他们先下。

另一个原因是，「谁对」这个问法，会把一件更有意思的事盖住。两个人吵得那么凶，是因为他们分别守着一个真东西：一个守着「想清楚」，一个守着「过得去」。守的都是真东西，所以谁也不肯让。从铁三角的角度看，这场争吵不是一对一错，而是两条腿在一张桌子上各自使劲，桌子才散了。

这样读，不等于和稀泥。有些具体的判断，书里照样会下：这句话出自哪里，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年，这个说法站不站得住。史实上的对错，我一条也不含糊；只是对人，我不审判。

◆我是怎么读的

这里说的「读」，是实实在在的读书，不是我自己的什么经历。我把这个过程交代一下，读者可以判断这本书的底子牢不牢。

第一步，拆。我把原来那篇文章拆成一条一条的说法：谁在哪一年做了什么，谁说了什么，我据此下了什么判断。拆开以后，每一条都得单独站得住。

第二步，核。凡是史实，我去对已经出版的传记、书信集和研究。这本书主要参考的，有阿伦森的《加缪与萨特》、贝克韦尔的《存在主义咖啡馆》、柯克帕特里克的《成为波伏娃》、罗利的《面对面》、托德的《加缪传》、科恩-索拉尔的《萨特传》，还有波伏娃写给艾格林的书信集，当然也包括三个人自己的主要著作。这些书对同一件事的说法，有时并不一致。我遇到不一致的地方，宁可写「说法不一」，也不挑一个顺口的。

第三步，重盖。核完以后，原来文章里站得住的留下，站不住的删掉，缺的补上。补得最多的，是那些「他靠什么」的材料：他身边是谁，谁替他做了什么，他自己怎么说。这些东西，一条一条摆出来，铁三角才算有了凭据。

核到最后，仍然拿不准的，我没有硬写，标成「待核」。这是这本书里一类特别的记号：它不是偷懒，是老实。

◆为什么「铁三角」是重点

「铁三角」这个说法，是我的，也是这本书最想讲清楚的东西。

很多人读到这三个人，习惯先问：谁对？谁错？萨特对还是加缪对？波伏娃有没有被萨特耽误？这些问题都可以问，书里也会碰到。但我觉得，它们都不是最该先问的问题。最该先问的是：这三个人为什么曾经分不开？

回答是：因为三个人是三个界的自由。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张三条腿的桌子。想清楚、过得去、撑得住，是三条腿。萨特这条腿特别长，他想得比谁都远，可照我的读法，日子里的琐碎、让一个人在最难的时候不散的那份力气，都不是他自己手里的东西；加缪这条腿特别稳，他在日子里站得最实，可他在巴黎没有一个名分，没有一个能让他的话被听见的舞台；波伏娃这条腿最会托底，可她需要一副想清楚的框架，也需要自己的身体亲自走过的路。每一个人缺的那一界，恰好长在另外两个人身上。

所以「铁三角」不是说三个人感情好。感情好的朋友多得是，散得也快。铁，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被另外两个人承住了一块自己承不住的地方；三角，是因为这三块互相补成了一整张桌子。

这样读，有一个好处：它把「谁是谁非」暂时放到一边，先看「谁靠谁」。靠，不是丢人的事，谁也不能不靠。可是一个人只讲自己教的那一半、不提自己靠的那一半，别人就会看不见那个托着他的人。这本书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些没被看见的托着的手，一只一只指出来。

◆1952 年，断了一角

桌子稳的时候，没有人去想桌腿。1952 年，其中一条腿断了。

事情的经过，后面第六编会细讲，这里只说个大概。1951 年 10 月，加缪出版了《反抗者》。1952 年 5 月，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刊出一篇评论这本书的长文，作者是弗朗西斯·让松，对加缪不客气。8 月号，加缪写信给杂志主编，萨特写了《答加缪》，让松又再答一篇。这几封文章来来往往，友谊就此收场。萨特的《答加缪》开头大意是：我们的友谊并不容易，但我会怀念它。可是写下这句话的人，和读到这句话的人，都明白，这是一次告别。

我要说的是，这次决裂不仅仅是两个男人的吵架。照这本书的读法，三角断了一角，剩下的人立刻面对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原来由那一角替我撑着的那一界，现在谁来撑？

这是整本书下部「破裂」要问的事。我给它立了一条可以被证错的预言：断了一角之后，剩下的人都会试着自己去长出失去的那一界，而三个人最后的作品，都走向了自己理论里缺的那一界。这条预言写在第 4 章，到第 34 章，我会拿三个人 1952 年以后的作品和行动，一条一条来对。对得上的写对上，对不上的，照实写对不上。

◆靠，不是丢人的事

写到这里，我想先替「靠」说句公道话，免得读者一上来就把这本书读成揭短。

想想我们身边的人。一个人在单位里很能干，是因为家里有人把一日三餐、老人孩子都安排好了；一个人敢辞职去闯，是因为有一位朋友说「不行就回来，我这儿有饭」。没有人是靠自己一个人立起来的。这不是什么坏事，是人活着的常态。

真正出问题的，不是「靠」，而是「不说」。一个人把自己靠的那一半藏起来，只讲自己教的那一半，别人听了他的话去照着做，就会照出一个缺了半边的做法。比如听了「凡事靠自己」，就真的一个人硬扛，却不知道说这话的人，背后站着好几个人。

所以我把这本书当作一件小小的补课：给三位大师没讲的那一半，补上一个名字。补上以后，他们的话并不会变得更差。我倒是觉得，变得更可信，也更可学了。因为一个知道自己靠着谁的人，才知道怎样去做别人的依靠。

◆大师教的，和大师靠的

整本书的第二个想法，是那句从文章里留下来的话：大师教的是他写下的那一半，靠的是他活过而没写下的那一半；他们不是先有理论再走出缝隙，而是先活在缝隙里，理论是后来才从缝隙里长出来的。

我把这句话压成三个人各自的一句判语，放在这里，好让读者先有个印象：

萨特：他教的是孤身一人的自由，他靠的是一个永远在场的人。

加缪：他教的是推石头，他靠的是晒太阳。

波伏娃：她教的是「做自己」，她靠的是「渡萨特」——也渡了她自己。

读到这里，有人也许会觉得这三句话有点残酷。我想先说一句：这三句话不是揭短。一个人靠着什么活，并不比他教了什么低一等；多数时候，那恰恰是他最动人的地方。加缪靠阳光，那阳光是真的；萨特靠一个永远在场的人，那份陪伴也是真的；波伏娃靠「渡」，渡人也渡了自己，这件事需要极大的力气。我要指出的缝，是理论和日子之间的那道，而不是三个人身上的缺点。

还要说清楚：这三句判语，是我的读法，不是三个人自己说过的话。它们是用来帮助我们看的，不是用来下结论的。

◆这本书的态度：可错

我写这本书，守着几条自己立下的规矩，想先摊给读者看。

第一，不编原话。三个人的话，凡是加引号的，我只用出处清楚、查得到的短句；别的一律转述。有拿不准的，我写「常被归到他名下」，或者在文末标出「待核」，等读者和后来的研究者去核。

第二，不审判人。每个人我都先写他对在哪里，再写他的缝。三个人各有各的难处：萨特早年丧父、右眼斜视；加缪在贫民区长大，十七岁得了肺结核；波伏娃从一个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里走出来，走得并不轻松。我想对他们都客气一点。

第三，不替人猜心。对于一个人为什么那样做，我只写「可以读作」「我的读法是」，不写成事实。人心里的事，隔着七十年，谁也不能打包票。

第四，不做诊断，不作当代政治表态。这本书讲的是思想与生活的缝，不是替谁做医疗或心理上的判断，也不是替今天的哪一派说话。

第五，也是最要紧的一条，让这个读法可错。我立了一条预言，写清了它怎么才算作废。书末还有一篇附录，题目就叫「本书可能错在哪里」。如果有一天，有人拿出新的书信、新的传记，证明我的某一步读错了，我欢迎。一个读法值不值得留下，要看它敢不敢被证错，不看它讲得多顺。

◆写给谁，怎么用

这本书写给普通读者，不要求你读过萨特、加缪或波伏娃。三个人的书，书里需要的地方我都会交代，该讲的先讲，讲完才往下走。你只要有一点好奇：为什么这三个人，教的是一回事，活的是另一回事；而这样的事，是不是也发生在我们身边。

书里有一个小小的陪读设置：一家叫「三把椅子」的咖啡馆，和它的三个合伙人。他们是我构想出来的，和三位大师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帮我们把那些大道理放回日常里，用来试一试。这一点，导读里会再说一次。

最后想说一句。这三个人的故事，之所以到今天还有人读，我以为不是因为他们是名人，而是因为他们遇到的那件事我们都遇到过：想清楚的人，常常过不好；过得去的人，常常没有舞台；撑得住的人，常常在替别人撑。认出自己是三条腿里的哪一条，也认出自己身边那两条，也许是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们能带走的最实在的东西。

为了让这件事不停在嘴上，第 36 章里我留了三个随身的问题：最近做的一件事里，想清楚、过得去、撑得住，哪一样最顺手，哪一样最吃力；身边是谁在替我撑着那最吃力的一样；我有没有对他说过一句谢谢。一张纸、一支笔，十五分钟就能答完。它们不是测验，也不拿去给任何人打分，是给你自己看的。我在前言里先把话说在前头，读到第 36 章，请你真的动一次笔。

秦莉

导读

这本书怎么读

◆先说怎么读

这本书不必从头到尾一口气读完。它的结构像一座有两层的房子，你可以先在楼下转一转，再决定上不上楼。

全书分上、下两部。

上部叫「存在」，讲的是三个人活在一起的时候，一个自由怎样落在三个界上，三个人怎样互相靠着。下部叫「破裂」，讲 1952 年那一角怎样断，断了以后每个人怎样去补，最后拿史料对一对我的预言。

上部先讲「是什么样」，下部再讲「后来怎么样」。如果你只想知道这本书的核心想法，读上部就够了。如果你更关心这个读法经不经得起检验，下部才是重点。

◆八编各干什么

全书共八编、三十六章。每一编开头有一段编导语，先告诉你这一编要做哪几件事。这里我把八编各用一两句话说一遍。

第一编「一个自由，三个界」，一共四章。讲三个人 1943 年在《苍蝇》首演那晚第一次凑到一起；讲他们站在同一个中心上，都在讲自由；用家常话讲清想清楚、过得去、撑得住三个界；最后立下总判语和那条可以被证错的预言。这一编是地基，读懂它，后面都顺。

第二编「铁三角：三界的自由怎样互相依靠」，第 5 章到第 10 章，是全书的重点。前三章一人一章，问萨特靠谁、加缪靠谁、波伏娃靠谁；第 8 章讲三角为什么稳；第 9 章讲 1944 年前后三角最亮的时候；第 10 章讲依靠的另一面：互相欠着。

第三编「理念界的自由：萨特」，第 11 章到第 16 章。从他早年丧父、在外祖父家长大讲起，讲「人被判定为自由」，讲他人的目光，讲他教的和他靠的之间的缝，讲名望这第二道缝，最后讲追随他的人遇到的天花板。

第四编「现实界的自由：加缪」，第 17 章到第 21 章。从阿尔及尔、母亲和十七岁的肺结核讲起，讲西西弗斯和《反抗者》，讲他教推石头、靠晒太阳的缝，讲有边界的反抗为什么两头不讨好，最后也讲追随者的天花板。

第五编「自我界的自由：波伏娃」，第 22 章到第 26 章。讲她从家里走出来，讲「女人是变成的」和「要自己自由，也要别人自由」，讲她自己的哲学，讲她是第三个角而不是影子，讲她的缝和那份契约的代价。第 26 章之后，上部结束。

第六编「断角：1952 年」，第 27 章到第 30 章。讲冷战怎样让现实界变了形，一篇书评、两封长信怎样走到决裂，断的究竟是哪一角，以及三个人后来各写了什么：波伏娃的《名士风流》、加缪的《堕落》，和萨特一篇悼念加缪的文章。

第七编「补角：断了一角之后」，第 31 章到第 33 章。一人一章：萨特怎样去补现实界；加缪怎样独自守着一角，经过斯德哥尔摩、车祸，到未完成的《第一人》；波伏娃怎样在两角之间，从芝加哥那一段，走到《永别的仪式》。

第八编「结算」，第 34 章到第 36 章。第 34 章回头给预言对表；第 35 章讲「中心之内的第二道缝」，也就是为什么三个人教的是自由，靠的却不是自由；第 36 章讲普通人的铁三角，把这个读法放回我们自己的日子里。

正文之后，还有结语和附录。结语的题目是「三把椅子，一张桌子」。结语之后是参考书目，再后是附录四件：甲，三人对照年表；乙，缝隙总表、三界速查和判语卡，方便翻查；丙，引文出处与待核清单；丁，本书可能错在哪里。

◆三把椅子里的三个人

书里有三个陪读的人。他们不是历史人物，是我构想出来的。

南方一座城市的老街上，有一家叫「三把椅子」的咖啡馆。它有三个合伙人，是大学同班的老同学，两女一男。

林思，女，三十四岁，出点子、定菜单、做品牌，说话快，爱画图。她是想清楚的那一个。

阿实，男，三十五岁，会计出身，管进货、算账、跑执照、修机器，话少，记性好。他是过得去的那一个。

小暖，女，三十二岁，原来是幼儿园老师，管熟客、管员工、管店里的气氛，记得每一位熟客的口味。她是撑得住的那一个。

我要特别说明一次：这三个人是我构想的，没有原型，和任何真实的店、真实的人无关。他们的作用，是替读者试一试：当一家小店里，三个人各自熟悉三界里的一界，会发生什么？

他们的故事按这样的时间线走，每一编末尾的「咖啡馆这一年」，店里就过去一年。第一年，店开张。第二年，生意最好，账开始算不清。第三到第五年，各人的缝一一露出来：第三年是林思想开第二家店，第四年是老街挖路、阿实算出一个很难看的数，第五年是小暖一边带新人、一边谁也没问她累不累。第六年，阿实退了股。第七年，另外两个人学着做阿实原来的那份活，阿实自己也在别处学着说「我觉得」。第八年，三个人对账，结语里，他们怎样重新坐到一张桌子边。

你完全可以跳过这些小节，直接读大师的部分，不会读不懂。但如果你想知道这些道理放到一个小小的生意里是什么味道，它们值得一读。

◆每一章怎么读

每一章都用同一个模板，这样你读熟了，翻到哪一章都能很快找到自己要的东西。

章题下面有一行「这一章的问题」，一句话，告诉你这一章要回答什么。读完全章，你可以回头问问自己，这个问题有没有答案。

正文分三到五节，每节开头有一个「◆」小标题。我的顺序是固定的：先讲事实，讲这个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对在哪里；再讲缝，也就是他教的和他靠的之间，哪里对不上。先说对，再说缝，是我对三个人的一点客气，也是公平。

每章必有一节叫「放回日子里」，用一个日常例子，通常是咖啡馆里的事，也可能是一个家常场景，把这一章的道理讲一遍。如果你觉得大师的部分有点绕，可以先读这一节，再回头读正文。

每章末尾，有一句「带走的话」，一句，可以背下来。

再往下，是两行「小账」，用引用块排版。第一行写这一章讲的是哪一界，是谁的哪一界；第二行写铁三角这一处，也就是这一章里，谁靠谁、靠的是哪一界，或者这一处的裂纹在哪。小账是为了让读者随时对着三界和铁三角，看这一章落在整幅图的哪个位置。

每一编的最后一章之后，会多一节「咖啡馆这一年」，大约两三千字，是陪读人物的故事。

书里偶尔会在三界后面括注 E1，这是我所用的一套说法里的符号，表示「特征纠缠」这一层里的三个界。你不懂这套说法，完全不影响阅读，白话已经把意思讲清楚了。凡是用到专门说法的地方，我都先讲白话，再放括注。

◆一张三界速查表

三个界、三个人，对起来容易乱。这里先放一张速查的小表，读到后面糊涂了就翻回来。

界 白话 谁的自由在这里 一句判语
理念界 想清楚 萨特 他教的是孤身一人的自由，他靠的是一个永远在场的人。
现实界 过得去 加缪 他教的是推石头，他靠的是晒太阳。
自我界 撑得住 波伏娃 她教的是「做自己」，她靠的是「渡萨特」——也渡了她自己。

表里看上去是一人一界，可别忘了铁三角的意思：每个人靠的，恰好是另外两个人的那一界。表只是起点，不是终点。

◆哪些是引的，哪些是新造的

这本书有两类东西，请读者分清。

第一类是引文。三个人的话，凡是加了引号的，全书只有几句，都是出处查得到的：萨特的「人被判定为自由」，出自 1945 年 10 月的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剧作《禁闭》里的「他人即地狱」，这句话常被误读，本意是人被他人的目光所定义；加缪的「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出自《西西弗斯神话》；加缪的「我反抗，故我们存在」，出自《反抗者》；加缪 1957 年 12 月在斯德哥尔摩说的，大意是我宁要我的母亲，书里只引最后几个字；波伏娃的「女人不是生成的，是变成的」，出自《第二性》；波伏娃的「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出自《模糊性的道德》。除此以外的话，凡是转述，我都没有加引号。

第二类是新造的案例。每章里「放回日子里」那一节，多数是我新编的家常例子，咖啡馆里的事、一户人家的事，都是构想，不是真人真事。新造的例子不另列清单，凡是「放回日子里」和「咖啡馆这一年」里的人和事，都按构想看。造例子是为了把道理讲明白，不是为了做证据。证据只来自史料，不来自我编的故事。

◆几种读法

第一种，从头读。这是最推荐的读法，尤其是上部。三个人的故事是有先后的，读下来，第二编的「互相靠着」和第六编的「断了」会有很强的对照。

第二种，只想要结论。可以只读第 4、8、14、19、25、29、34、36 章。这八章各有分工：

第 4 章，总判语和那条可以被证错的预言，是全书的地基。

第 8 章，三角为什么稳：每一角都是另外两角缺的那一界。

第 14 章，萨特的缝：教的是孤身一人的自由，靠的是一个永远在场的人。

第 19 章，加缪的缝：教的是推石头，靠的是晒太阳。

第 25 章，波伏娃的缝：教的是「做自己」，靠的是「渡萨特」，以及契约的代价。

第 29 章，断的是哪一角。

第 34 章，预言对表。

第 36 章，普通人的铁三角。

读完这八章，你就拿到了全书的骨架。三位大师里，萨特、加缪、波伏娃各占一章，对应他们三个人的缝；第 4 章和第 8 章是读法本身；第 29 章是那一次断裂；第 34 章验收；第 36 章把读法放回你自己的日子。每章的「这一章的问题」和「带走的话」也是随时可以翻的捷径。

第三种，从一个人读起。如果你只对其中一位感兴趣，萨特读第三编，加缪读第四编，波伏娃读第五编，每编都是自成一体的。不过我建议你至少先读第 4 章，不然那个人的缝，会缺少一个参照。

第四种，先读最后。有些读者喜欢先看看结局。你可以先翻到第 34 章，看预言是怎么对表的，再回头看前面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这也完全可以。我先透一句底，免得你以为那一章是凯旋：对表的结果很不整齐，对三条，未定两条，错一条，错的那一条是波伏娃。我没有把它改成「对」。这本书的结论是敢被检验的，先看检验的结果，再看理由，并不吃亏。

◆给不熟悉哲学的读者

如果你从来没读过存在主义，也不用担心。这本书里碰到的哲学说法很少，每一个我都会用家常话先讲一遍。

比如「人被判定为自由」，我会讲成：你没法不选，连「我不选」也是一种选。比如「荒谬」，我会讲成：人拼命想要一个说法，世界却不给。比如「女人是变成的」，我会讲成：一个人长成什么样，不只是天生，更是一路上被怎样对待、自己又怎样回应的结果。

读不懂的地方，请先跳过，读「放回日子里」和「带走的话」。如果这两处你读懂了，这一章你就拿到了最要紧的东西。大师的原著，想读的时候再读，不迟。

◆读的时候，请留意三件事

第一，请留意「对」和「缝」是两回事。我写每个人，都会先写他对在哪里。这不是客套。一个人的理论之所以有人信，是因为它在某一块地方确实说对了。缝，是指它没能照顾到的那一块，不是说它整个是错的。

第二，请留意哪些是史实，哪些是我的读法。凡是我对动机的推断，我都写「可以读作」「我的读法是」。你完全可以不同意我的读法，只要史实对了，你有你的读法，我欢迎。

第三，请留意「待核」。有些年份、书名、细节，我手头的资料不足以百分之百肯定，我标成了「待核」，放在文末，并汇总到附录丙。我宁愿让你知道哪里不稳，也不想用一个很顺的说法把它盖过去。

◆读完以后可以做什么

读完一章，你不妨停一下，拿「想清楚、过得去、撑得住」三个词问问自己：最近做的一件事，哪一样最顺手，哪一样最吃力？身边谁是替我撑着那最吃力的一样的人？我有没有对他说过一句谢谢？

这几个问题不是测验，没有标准答案，更不是给谁下结论。它们只是让这本书里的读法，在你自己的日子里转一圈。第 36 章会专门做这件事。如果你读到那里，觉得有一两个名字浮了上来，那就是这本书最好的结果了。

◆再放一遍那句话

最后，把全书的根再写一遍。读到哪里觉得乱了，就回到这句话：

一个自由，三个界。萨特的自由在理念界，加缪的自由在现实界，波伏娃的自由在自我界。三界的自由谁也离不开谁，所以他们是铁三角：每个人都靠另外两个人，活着自己理论里没写下的那一界。1952 年断了一角，剩下的人用余生去补那个角。

下面，我们从 1943 年那个夜晚的剧场开始。

第一编
一个自由，三个界
编序

本书分上下两部：上部叫「存在」，从第一编到第五编；下部叫「破裂」，从第六编到第八编。

这一编只做四件事。

第一，把三个人放进同一个晚上。1943 年 6 月，萨特的剧作《苍蝇》在被占领的巴黎首演，加缪在剧场里走上前去，向萨特介绍了自己。波伏娃那时已经在萨特身边十四年。三个人的故事，从这一晚开始算。

第二，说清他们站在同一个地方。三个人后来吵了半辈子，可他们心里供着的是同一样东西：自由。不先看清这个共同的中心，后面的争吵就只剩下脾气和立场，看不出真正的分量。

第三，说清这同一个自由落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我用三个家常词来分：想清楚、过得去、撑得住，分别叫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萨特的自由在第一处，加缪的自由在第二处，波伏娃的自由在第三处。三处缺一不可，所以三个人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这本书说的「铁三角」。

第四，给这个读法立一条可以被证错的预言。一个说法如果怎么都对，它就什么也没说。我把预言写在第 4 章，到第 34 章再拿史料逐条对表，对不上的照实写。

这一编还会请出三个陪读的人：南方一座城市老街上，一家叫「三把椅子」的咖啡馆，和它的三个合伙人。第 3 章请他们出场。他们会陪着读者走完全书，每一编的末尾，咖啡馆就过去一年。

第 1 章

1943 年，《苍蝇》首演那一晚

这一章的问题：三个后来名满天下的人，第一次走进同一段故事时，各自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一、被占领的城市里，一出讲苍蝇的戏

1943 年的巴黎，被德军占领已经三年。街上有宵禁，报纸和剧本要过审查，煤和面包都按配给来。就在这样一座城里，萨特的第一部正式上演的剧作《苍蝇》在 6 月 3 日首演，剧场是城市剧院——就是莎拉·伯恩哈特剧院，因为伯恩哈特是犹太人，占领当局给它改了名字。导演是萨特的老朋友、演员夏尔·杜兰。

戏取材于古希腊的老故事。阿尔戈斯城里出过一桩血案，国王被杀，凶手坐上了王位。城里的人被教导要为这桩旧罪日日悔恨，悔恨成了全城的规矩，满城都是苍蝇。王子俄瑞斯忒斯多年后回到故乡，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替父亲报了仇。可他不肯悔恨。他把这件事认作自己的行为，自己担着，然后离开，把苍蝇也一并引走了。

这出戏过了占领当局的审查。当时有不少观众把它读作一出关于不向占领者低头、不被灌输的悔恨压垮的戏。这是常见的读法，剧本本身没有点名任何人。萨特写的是神话，观众看见的是自己的日子。

这出戏的核心只有一个意思：人做了什么，就是什么；别拿神、拿城邦、拿过去当借口。后来萨特把这个意思讲成了一整套哲学。在 1943 年的那个剧场里，它还只是一个王子站在台上，说他自由。

◆二、剧场里走上前的那个人

那一年加缪二十九岁。他从阿尔及利亚来，生在一个穷人家，父亲死在战场上，母亲不识字。前一年，他在巴黎出了两本书，一本小说《局外人》，一本长篇随笔《西西弗斯神话》。两本书在当时的读书人中间已经有了名气。萨特读过《局外人》，还写过一篇很长的评论《〈局外人〉的解释》，1943 年 2 月登在马赛的《南方手册》上——那是两人见面以前的事，第 6 章细讲。

萨特那年快满三十八岁。他个子不高，右眼斜视。他在 1940 年到 1941 年当过德军的战俘，放回来以后在中学教书，同时写作。同一年，他那部厚厚的哲学书《存在与虚无》也出版了。

按传记里常见的叙述，是加缪在剧场里主动走上前，向萨特介绍了自己。他们那一刻说了什么，没有可靠的记录留下来。我不替他们编。我们只知道，从这一晚往后，两个人很快熟了起来。

为什么是加缪走上前？我的读法是：一个从海那边来的年轻人，在巴黎没有同学、没有师门，他要认识谁，只能自己去敲门。萨特身边有一整个巴黎高师出来的圈子，他不必走上前去认识谁。这一点小小的差别，后面还会再回来。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记下：两个人相识的这一年，加缪手里的两本书都出自伽利玛出版社，萨特的书也是。同一家出版社，同一个被占领的城市。巴黎的文坛不大，他们迟早会遇见。可是遇见以后能走得那么近，就不只是圈子小的缘故了。下一编要讲的，正是这层「走得近」到底靠的是什么。

◆三、第三个人早就在场

波伏娃那年三十五岁。她和萨特是 1929 年认识的，那年两人一起考教师资格，萨特第一，她第二。同一年，两人订下了一个后来被反复谈论的约定：彼此之间是「必然的爱」，此外各自可以有「偶然的爱」，并且彼此不隐瞒。

1943 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女宾》出版。书里写的是一对伴侣和一个闯进来的年轻女孩，三个人纠缠在一起，谁也走不开。这部小说常被读作取材于她和萨特与一位年轻女友的真实经历。这里要留意一件事：在三个人还没有凑成铁三角之前，波伏娃已经在写「三个人怎样缠在一起」了。她最早的题目就是这个。

波伏娃也在 1943 年认识了加缪；具体是哪一天、在什么场合，各家传记说法不一，这里不硬定。此后到 1946 年前后，三个人和一群朋友往来最密，常在咖啡馆里一坐一整天，在朋友家里聚会到深夜。相识才几个月，萨特就想把下一出戏《禁闭》交给加缪去导、去演——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第 6 章细讲。这里只记下那个念头本身：一个写戏的人，愿意把自己的戏交到对方手里。

为什么从这一晚算起，而不从 1929 年萨特和波伏娃相识算起？因为本书讲的是三个人，不是一对人。两个人之间，只有一条线，线可以很长很牢，可一条线撑不起一个面。第三个人一来，三条线才围成一个三角，才有了「谁靠谁、谁补谁」的问题。1943 年 6 月，第三条线开始画了。

◆四、那一年，三个人怎样过日子

把镜头从剧场挪开，看看 1943 年三个人各自的日子。

萨特那时在巴黎的孔多塞中学教哲学，1941 年秋天去的，一周只上几个半天的课。冬天公寓里冷，煤不够烧，他常常带着稿纸去咖啡馆写作，因为那里有暖气、有热饮，可以一坐一整天。今天人们说起「存在主义咖啡馆」，总带一点浪漫的味道；可在那个冬天，咖啡馆首先是一个能取暖的地方。萨特的自由在纸上，可那张纸，是摊在一张有暖气的桌子上的。

加缪那时还没在巴黎住下。他住在法国中部山区一个叫勒庞诺利耶的村子里养肺病，隔一阵来巴黎一趟。1942 年 11 月以后，他和远在阿尔及利亚的妻子之间的路断了（经过见第 6 章）。到这一年 11 月，他才搬进巴黎，在伽利玛出版社当审读，替人看稿子挣一份薪水。同时，他已经开始和地下抵抗运动的人来往。他的日子，一头是病和孤身，一头是一份随时可能出事的危险活计。

波伏娃那一年也换了一种活法。她教了十几年书，1943 年 6 月因一位学生家长的投诉被停职，从此离开了教育系统。她转而在当时由维希政府控制的国家广播电台做文化节目，同时靠写作谋生——这段电台的差事，后来常被人拿出来议论。《女宾》出版以后，她第一次以作家的身份被人认识。她身边是一个越来越大的朋友圈子，后来人们叫它「家族」（la Famille），这个圈子怎样靠她照看，第 5 章细讲。

这三种日子摆在一起，已经能看出一点后来的样子：一个在暖和的桌子上想事情，一个在冷硬的现实里扛事情，一个在一群人中间照看事情。

◆五、同一出戏，三种看法，三样东西

《苍蝇》讲的是一个人做了一件事，然后自己认下它。我们没有三个人当晚的观后感，下面是我的读法，不是史料。

在萨特看来，俄瑞斯忒斯最要紧的一刻，是他拒绝悔恨。悔恨是城邦给的、神给的，接过来就等于说「这件事不是我，是命」。他不接，于是他就是他做的那件事。这是理念界的自由：想到底，不留借口。

加缪会被哪一处打动？我猜是另一处：俄瑞斯忒斯认下了这件事，可那件事本身是一桩血案。一个人为了自由去做一件流血的事，然后说「我担着」，这够不够？加缪后来一辈子都在问这一句：为了一个对的目标，能不能让具体的人流血。这个问题，在 1943 年那出戏里已经埋着了。

波伏娃会看到第三处：俄瑞斯忒斯最后离开了城邦，一个人走了，把苍蝇引走。他自由了，可那座城里的人呢？他们还是要过日子，还是要彼此相处。一个人的自由，能不能只是一个人的事？她四年后写下「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那是对这一处的回答。

同一出戏，在三个人眼里，落在三个不同的地方。这是我对那一晚的想象，也是这本书接下来要证明的事。

把三种看法再往下推一步。把 1943 年这一晚定格下来，看看三个人各自手里拿着什么。

萨特手里拿着一本刚出版的大书。他最大的本事，是把一件事想到底，想成一套说法，让别人拿去就能用。他的自由，是在纸上、在概念里、在一层一层的推理里赢来的。

加缪手里拿着的是一个身体，和这个身体从地中海边带来的记忆：阳光、海水、穷日子、病。十七岁那年他得了肺结核，后来反反复复。他的自由不是推出来的，是在一个一不小心就会垮掉的身体里、在一个一不小心就会断粮的家里，一天一天挣来的。不久之后，他去主编一份抵抗运动的报纸《战斗报》，每天要对付的是印刷机、纸张、稿件和危险。

波伏娃手里拿着的，是一部写三个人纠缠的小说，和一段已经走了十四年的约定。她的本事，是把自己放进一团乱麻一样的人情里，还能站得住，还能把这团乱麻写清楚。她的自由，是在跟另一个人、另一些人的纠缠里，一点一点地成为自己。

这三样东西，放在一个人身上，通常凑不齐。会想的，往往不太会过日子；会过日子的，往往没工夫想；能在人情里撑住的，又常常被人情吃掉。1943 年的这一晚，三样东西恰好凑到了一个剧场里。

那一晚没有人知道这些。大家看到的，只是一出讲自由的戏，和两个刚认识的作家。

◆六、放回日子里

打个家常的比方。朋友搬家，叫了三个人来帮忙，三个人彼此还不熟。

一个人一进门就拿着户型图，说沙发放这面墙，书架放那一角，床头要避开窗户，三下两下就把整个家想清楚了。一个人话不多，挽起袖子就去扛冰箱，顺手下楼找物业借了推车，量了门框，发现衣柜进不来，又拿螺丝刀把柜门卸了。还有一个人，没怎么搬东西，却一直在照看：主人家的孩子哭了，她去哄；主人累得坐在纸箱上发呆，她递过去一瓶水，陪着说了几句话；她还记得给每个人买了不一样的饮料。

搬完那天，大家都说「今天大家辛苦了」。谁也不会说是哪一个人把这个家搬起来的。可是你想一想，少了第一个人，东西会乱堆一地；少了第二个人，冰箱就在楼道里过夜；少了第三个人，主人家那一晚可能撑不下去。

1943 年那一晚也是这样。三个人看到的是同一出戏、同一个词——自由。可他们各自手里拿着的，是不同的一份。

带走的话
相遇那一晚，人人看见的是同一出戏；没人看见，各自手里拿着的是不同的一份。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三个人初次同场——萨特拿着理念界（一本想到底的书），加缪拿着现实界（一个病过、穷过的身体），波伏娃拿着自我界（一部写三人纠缠的小说）。

铁三角这一处：还没有谁靠谁，只是三样东西第一次凑到了同一个剧场；凑齐，是后来一切依靠的前提。

第 2 章

同一个中心：三个人都站在「自由」上

这一章的问题：三个吵了半辈子的人，心里供着的是不是同一样东西？

◆一、萨特：没有借口的自由

先说萨特。1945 年 10 月 29 日，巴黎解放一年多，萨特应一个叫「此刻俱乐部」的团体之邀，在香榭丽舍大街附近的一间会堂里做了一场演讲，题目叫《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来的人太多，门口堵得进不去，屋里又热又挤，有人晕倒，有椅子被挤坏，萨特本人从门口挤到讲台都花了一刻钟。《战斗报》在头版报道了这场混乱。这场演讲第二年印成了小书，是萨特最好读的一本，也是被引用最多的一本。

为什么来那么多人？因为「存在主义」这个词那一年忽然成了时髦话，许多人只听说过它，却说不清它是什么；也因为有人在骂它，说它让人绝望、只盯着人性的阴暗面。萨特这场演讲，一半是讲给好奇的人听，一半是回答骂他的人：这套想法不是叫人消沉，是叫人负责。

书里有一句话：「人被判定为自由」。

这句话要慢慢读。「判定」两个字很重，像法官宣判。萨特的意思是：自由不是奖赏，不是你争取来的好东西，它是你逃不掉的处境。你生下来，就已经站在必须自己选的位置上。没有一本说明书告诉你该做什么样的人；神不给，父母不给，社会也给不了最后的答案。你选了，就是你；你不选，那也是你选的。

萨特在这场演讲里拿手工做的东西来比。一把裁纸刀，工匠先想好它是做什么用的，再把它做出来，用途在前，东西在后。人不一样，人先在这里了，然后用一生的选择，给自己做出一个样子来。他在演讲里把这个意思压成一句短话：存在先于本质。

这里头最狠的一点是：不许找借口。你不能说「我天生就这样」，不能说「环境逼的」，不能说「大家都这么做」。萨特把这些说法叫作自欺——明明是自己选的，却假装是别人替你选的。

这套说法对在哪里？它把人从「命该如此」里拎了出来。战争刚过去，许多人在占领期间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有人妥协，有人告密，有人沉默，也有人抵抗。萨特的话等于说：都别推了，每个人都要认自己的那一份。这在当时是一剂很硬的药，也是一剂很需要的药。

◆二、加缪：明知没用，还要推的自由

再说加缪。他 1942 年出的《西西弗斯神话》，开头问的是一个很重的问题：人生到底值不值得活下去。

加缪的回答绕了一个弯。他先承认，这个世界不给答案。人天生想要意义，想要讲得通，世界却一声不吭。人的追问和世界的沉默撞在一起，加缪管这个叫「荒谬」。

然后他请出了古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西西弗斯被罚把一块大石头推上山顶，石头一到山顶就滚下来，他得下山重推，永远如此。这是最没有意义的劳动。可加缪在书的最后写了一句：「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为什么幸福？因为西西弗斯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件事没用，他不骗自己，也不求神，也不跳崖了事，他就是走下山去，重新把手放到石头上。荒谬他认了，可他不服。这个不服，就是他的自由。

到了 1951 年的《反抗者》，加缪把这个「不服」往前推了一步：一个人说「不」，这个「不」里其实已经有了一条线——有些东西不能再往下压了。而这条线不只是为他自己划的，也是为所有和他处境相同的人划的。所以他写下：「我反抗，故我们存在」。注意，他说的是「我们」。

加缪的自由，不是在纸上推出来的，是在石头底下挣出来的。它不许人骗自己说世界有意义，也不许人为了一个漂亮的意义去杀人。

◆三、波伏娃：要自己自由，也要别人自由

最后说波伏娃。人们常以为她只是萨特思想的解说员，这是不对的，本书第五编会专门讲。这里先看她 1947 年那本薄薄的《模糊性的道德》。

「模糊」二字，是她对人的处境的诚实描述。人既是一个能自己选的主人，又是一个被身体、被时代、被别人的目光拴住的东西；人既想要无限，又活在有限里。这两头扯着，谁也消灭不了谁。她不想把这团模糊收拾成一个干净的公式，她要的是在模糊里怎样活得正。

她给出的一条，是一句很朴素的话：「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

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把自由从一个人的事，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事。我想自由，可我的自由要靠别人也是自由的人才有意义——一个奴隶的承认，对主人来说不值钱。所以，你若真要自由，就不能踩着别人的不自由。

两年以后的《第二性》里，她把这层意思落到了一个具体的地方：女人。「女人不是生成的，是变成的」。一个女孩是怎样一步一步被教成「女人该有的样子」的，被谁教的，用什么教的；她要成为自己，又要从哪里开始拆。自由在她那里，从来不是抽象地说，而是要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一段段具体的纠缠里，算清楚。

◆四、三种自由，各自拒绝什么

看一个人的自由，有个简单的办法：看他拒绝什么。

萨特拒绝的是借口。他在《存在与虚无》里写过一个有名的例子：咖啡馆里一个侍者，动作太标准，弯腰太殷勤，端盘子的手势太漂亮，好像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侍者」这个角色本身。萨特说，他在演一个侍者，用这种演，躲开「我其实可以不当侍者」这件事。这就是自欺。萨特的自由，要把人从这种「我就是这个角色」里拽出来。

加缪拒绝的是两种逃跑。一种是跳出去，干脆不活了；一种是跳上去，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看不见的来世或者一个看不见的明天，以为那里会把今天的荒谬全部抵消。他在《西西弗斯神话》里把后一种也叫作逃跑。他要人就待在这个讲不通的世界里，不跳出去，也不跳上去。后来到了《反抗者》，他又多拒绝了一样：拒绝为一个漂亮的明天，去杀今天的人。

波伏娃拒绝的，是她在《模糊性的道德》里描写过的一种人，她叫他们「严肃的人」：把某样东西——一个主义、一个家族、一套规矩——当成绝对的，然后把自己整个交出去，好像这样就可以不用再选了。这种人看上去很有担当，其实是把自由交了出去。她还拒绝另一种：只顾自己自由，不管别人死活。在她看来，这两种都是没把人的模糊处境当真。

三种拒绝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萨特拒绝的东西在人的脑子里，加缪拒绝的东西在人对世界的指望里，波伏娃拒绝的东西在人和人之间。这又是三个界。

◆五、同一个中心

三个人都站在自由上，这不全是巧合。

先看他们年轻时的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那么多人，加缪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个，那时加缪还不满一岁。战后的欧洲，许多人不再相信那些大词：国家、进步、上帝的安排。旧的答案在战壕里烂掉了，新的答案还没有长出来。三个人都是在这个空当里长大的。

再看 1940 年以后。法国在几周之内战败，国土被分成德军占领区和维希政权治下的南部，许多原来天经地义的东西一夜之间不作数了。一个普通人每天都要面对小小的选择：要不要跟占领军的军官点头，要不要去告发楼上那家可疑的邻居，要不要帮一个陌生人藏一封信。没有哪本旧书能替人回答这些。人被扔到了必须自己选的位置上。

萨特说「人被判定为自由」，在那几年里，不像一句哲学，倒像一句实话。加缪说世界不给答案，在那几年里，也不是故作深沉，而是人人都尝到的滋味。波伏娃说要自己自由也要别人自由，那几年的人更是看得清楚：一个人的自由，常常要靠另一个人冒险才保得住。

所以，与其说三个人发明了自由这个中心，不如说是那个时代把三个人推到了这个中心上。他们的本事，是把人人都在经历却说不出来的东西，说了出来。三个人说出来的方式不同，这才是本书要细看的。

把三个人并排放在一起，你会看出一件事：他们说的话不一样，口气也不一样，可他们都站在同一个地方。三个人心里供着的，都是「自由」。

这一点值得用一个词钉住。人一辈子追求的东西，往深里说，大抵落在三样上：创造、自由、幸福。我管这三样叫「意义目标」（D1）——它不是手段，是人做事最后想要的那个落点。萨特、加缪、波伏娃三个人的落点，都落在中间那一样上。他们当然也谈创造，也谈幸福，可是一旦这几样冲突起来，三个人都会站到自由那一边。所以说他们站在同一个中心。

同一个中心，是他们能结成三角的前提。一个心里供着发财、一个心里供着清静、一个心里供着自由的三个人，可以做朋友，却凑不成铁三角。铁三角需要大家朝着同一个方向用劲。

可是，同一个中心，并不等于站在同一个地方。萨特的自由，是一个人在想清楚以后不再找借口；加缪的自由，是一个人在日子里扛着石头还不服；波伏娃的自由，是一个人在和别人的纠缠里成为自己，也让别人成为他们自己。同一个词，落在了三个不同的地方。

这就是这本书的根。我把它写成一段话，在前言、导读、第二编和结语里，它都会一字不改地再出现：

一个自由，三个界。萨特的自由在理念界，加缪的自由在现实界，波伏娃的自由在自我界。三界的自由谁也离不开谁，所以他们是铁三角：每个人都靠另外两个人，活着自己理论里没写下的那一界。1952 年断了一角，剩下的人用余生去补那个角。

这段话里有四个意思。一，他们的自由是同一个。二，这同一个自由落在三个界。三，三个界谁也离不开谁，所以三个人互相依靠，而且靠的恰好是自己理论里没写下的那一块。四，后来断了，断了以后，剩下的人各自去补。整本书，就是把这四个意思一个一个讲开。

还要说一句：同一个中心，不等于同一种政见，也不等于同一种活法。后来三个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在私人生活上也各走各的路。可是读他们吵架时的文字，你会发现，谁也没有骂对方「不要自由」。他们吵的是：自由落在哪里，先顾哪一头，谁来付代价。正因为心里供着的是同一样东西，他们吵起来才那样疼。陌生人之间的分歧，不会让人疼成那样。

「三个界」究竟是什么，下一章用家常话来讲。

◆六、放回日子里

我构想一个家常的场面。一个周末的晚饭桌上，一家三口聊起以后想过什么样的日子。父亲快退休了，母亲在家操持了半辈子，女儿刚工作两年。聊到最后，三个人说出口的，是同一个词：自由。

女儿说，我要的自由是，做什么工作、住哪座城市、什么时候结婚，我自己想清楚了自己定，不按别人画好的路走。父亲说，我要的自由是，房贷还完，存款够用，身体不拖后腿，想去哪儿走走，买张票就能走。母亲说，我要的自由是，在这个家里说话不用掂量，跟亲戚来往不用端着，心里有事的时候，有人肯听。

三个人都没说错，说的也都是自由。可是饭桌上的话，一碰到具体的事就分了岔：女儿想辞职去外地，父亲先算的是她那边房租多少、存款够撑几个月；母亲先想的是，她一个人在外面，夜里加班回来有没有人说句话。女儿嫌父亲只会算钱，父亲嫌女儿想得太飘，母亲夹在中间两头劝。

平时没有人把这三种自由分开说，也不必分开。日子顺的时候，它们是互相成全的：女儿的路想清楚了，父亲的钱才知道往哪里花；钱上不慌，家里人说话才有底气；家里说得上话，女儿遇到难处才敢回来商量。三样东西转成一个圈，人在圈里，只觉得「我们想要的是一样的」。

说出同一个词，是一家人能拧成一股绳的理由；那个词落在三处，是他们离不开彼此、也是会吵起来的理由。

带走的话
吵架的人未必站得远，往往是站在同一个中心，脚落在了不同的地方。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三个人同一个中心——自由；萨特的落在理念界，加缪的落在现实界，波伏娃的落在自我界。

铁三角这一处：同一个中心让三个人朝一个方向用劲；落脚处不同，才让每一角都成了另外两角缺的那一块。

第 3 章

家常话讲三界：理念、现实、自我

这一章的问题：同一个自由落在「三个界」，这三个界到底是什么，普通人的日子里有没有？

先请出三个人。这是我构想的三个人，不是真人，名字和故事都是为了这本书编的。他们会陪着我们读完全书。

南方一座城市，老街上有一家咖啡馆，叫「三把椅子」。三个合伙人是大学同班的老同学，两女一男。

林思，女，三十四岁。店是她起的念头。她出点子、定菜单、做品牌，店名也是她取的。她说话快，一边说一边在纸巾上画图，画完一张又一张。

阿实，男，三十五岁。会计出身，管进货、算账、跑执照、修机器。他话少，记性好，哪家供货商哪天结账、哪一台磨豆机上个月换过什么零件，他张口就来。

小暖，女，三十二岁。原来是幼儿园老师。她管熟客、管员工、管店里的气氛。她记得每个熟客的口味：谁的拿铁要少糖，谁下雨天会多坐一会儿，谁最近好像心情不太好。

三个人凑在一起，正好一人管一块。这三块，就是我说的三个界。

◆一、理念界：想清楚

第一个界，我叫它理念界。用一句家常话说，就是「想清楚」。

想清楚什么？想清楚这家店是什么、为什么要有它、它和街上别的店有什么不一样。林思给店起名叫「三把椅子」，意思是三个人一人一把，也意思是一张小桌，最多坐三个人，适合说真话。菜单上每一款咖啡她都写了一段小字，讲豆子从哪儿来、为什么这样配。这些东西摸不着，可是少了它们，这家店就只是一个卖咖啡的地方。

理念界里的东西有一个特点：它们可以离开具体的这一天、这一杯而成立。一个想法想清楚了，今天对，明天也对；在这条街上对，换一条街也对。所以理念界的自由，是「不被眼前拴住」的自由。人能退后一步，问一句「凭什么非得这样」，然后想出另一种可能。

萨特的自由就落在这里。他最大的本事，是把「人该怎样活」这件事想到底，想到不留借口。他的自由，首先是一种想清楚以后不再被骗的自由。

◆二、现实界：过得去

第二个界，我叫它现实界。家常话说，就是「过得去」。

过得去什么？房租要交，豆子要进，机器坏了要修，执照到期要续，员工的工资要按时发。阿实每天对付的就是这些。它们一点也不浪漫，可是一样也躲不开。一个想法再漂亮，如果这个月的账平不了，下个月店就开不下去。

现实界里的东西也有一个特点：它们只在这一天、这一处成立，过了就没了，错过了就补不回来。今天的牛奶今天得用掉；今天下暴雨，今天的客人就是少；今天的身体不舒服，今天就是站不了一整天。所以现实界的自由，是「在拴住的地方还能挣出一点余地」的自由。人知道自己被什么压着，压着也不躺下。

加缪的自由就落在这里。他生在穷人家，从小病着，后来又在战争里办报纸。他的自由不是想出来的，是在石头底下推出来的。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有人站在纸上，说为了一个漂亮的明天，今天这几个具体的人可以不算。

◆三、自我界：撑得住

第三个界，我叫它自我界。家常话说，就是「撑得住」。

撑得住什么？撑得住人和人之间的那些事。员工哭了，要有人去问一句；熟客好久没来，要有人记着；三个合伙人吵了架，要有人先递一杯水。小暖每天做的就是这些。这些事记在任何一本账上都看不出来，可是没有它们，这家店就没有人愿意待。

自我界还有一层意思：一个人在这些纠缠里，还能不能是他自己。小暖对每个熟客都好，可她也得有她自己的一把椅子，不能被所有人的心事吃掉。在人情里站得住，又不被人情吞掉，这是自我界最难的地方。

自我界的功夫还有一个特点：做得好的时候看不出来。熟客觉得这家店有人情味，却说不出是哪一天、哪一句话让他这样觉得。理念界的成绩写在菜单上，现实界的成绩写在账本上，自我界的成绩，只写在人愿不愿意再来。

自我界的特点是：它总在两个以上的人之间。一个人关起门来想，是理念界；一个人扛着担子走，是现实界；可「我是谁」这件事，非得在别人的目光里、在和别人的来往里，才能一点一点显露出来。所以自我界的自由，是「在纠缠里成为自己，也让别人成为他们自己」的自由。

波伏娃的自由就落在这里。她一辈子写的，几乎都是人和人缠在一起时的样子：一对伴侣和闯进来的第三个人，一个女孩怎样被教成「女人」，一个人怎样陪着另一个人老去。她说要自己自由，也要别人自由，那就是自我界的话。

◆四、每个界里，都有一种不自由；以及一个误会

三个界各有各的自由，也各有各的陷阱。把陷阱说清楚，后面讲三个人的缝，就好懂了。

理念界的陷阱，是想清楚了就以为做成了。林思有过这样的时候：一款新饮品她在纸上画了三天，配方、杯子、名字、海报全想好了，兴冲冲拿给阿实看，阿实只问了一句：冰块机一小时能出多少冰？她愣住了。纸上的东西是自由的，可它的自由，有时候正是因为它还没碰到地。一个人如果只住在理念界，他会越来越觉得自己什么都想明白了，却不知道自己脚下踩着谁。

现实界的陷阱，是只剩下熬。阿实最累的那几个月，每天睁眼就是进货、对账、修机器，他说自己像一台不会停的磨豆机。现实界的自由是在压着的地方挣出余地，可是挣久了，人会忘了为什么要挣。只住在现实界的人，日子过得去，心里却可能慢慢空掉：他什么都扛住了，就是想不起来扛这些图什么。

自我界的陷阱，是被人情吃掉。小暖对每个人都好，可是有一阵子，熟客的心事、员工的委屈、两个合伙人之间的别扭，全压到她一个人身上，她回家以后一句话都不想说。自我界的自由是在纠缠里成为自己，可纠缠一多，「自己」就可能被挤没了。只住在自我界的人，大家都离不开他，他却找不到自己的那把椅子。

三个陷阱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一个界里住得太久，忘了另外两个界。而一个人要从陷阱里出来，常常不是靠自己想通，而是靠身边那个住在别的界里的人，拉他一把。阿实那一句冰块机，就是把林思从纸上拉回地面；林思某天随口一句「这家店是为了说真话开的」，又把熬得发木的阿实拉回了理念界。

还要防一个误会。三界不是给人贴的性格标签，不是说林思是「理念型的人」、阿实是「现实型的人」。我说的只是：一个人的自由，眼下主要落在哪一处；他最熟、最舒服、最常从那里出发的，是哪一界。

落脚处是会变的。小暖当幼儿园老师那些年，每天要排课、写教案、跟家长讲道理，她在理念界和现实界里都下过苦功。阿实也不是天生只会算账，他大学时写过诗，只是后来没再写。一个人落在哪一界，和他的出身、他吃过的苦、他身边站着谁，都连在一起。所以落点会随着日子挪动。

这一点对后面很要紧。本书的预言说，断了一角之后，剩下的人会去长自己缺的那一界。如果三界是天生的性格，这条预言就无从谈起；正因为它是落点，是可以挪的，人才有可能去补。

◆五、三个界为什么谁也离不开谁

这三个界，我在全书里用一个标签来指：E1。这里的 E 是「纠缠」的意思——三个界不是三间隔开的房子，它们缠在一起，牵一头就动另外两头。

你看「三把椅子」就明白。林思想清楚了一款新的季节饮品，要用一种进口的糖浆；阿实一算，成本高出一截，供货还不稳；小暖说，老客人其实最爱那款普通的，换了怕他们不习惯。一个想法，在三个界里各走一遍，才能真的落地。

反过来，少了哪一个界，店都会出毛病。只有理念界，店是一张漂亮的图纸，开三个月就关门。只有现实界，店是一台算得清清楚楚的机器，可没人愿意多坐五分钟。只有自我界，店是一间温暖的客厅，可温暖到月底交不出房租。

再看一件小事怎样走完三个界。一位熟客在点评软件上写了一句：店里椅子太硬，坐不久。林思看到的是理念界的问题：「三把椅子」的椅子，本来就该让人愿意坐下说话，这一句话戳中了店名。阿实看到的是现实界的问题：换一批椅子要多少钱，旧的能不能加个软垫，垫子多久要洗。小暖看到的是自我界的问题：写这句话的是谁，她认出来了，是那位每周二来的老太太，最近腰不好。三个人各看一处，最后的办法是：先给靠窗那张桌加两个软垫，老太太下周来就能用上；换椅子的事，等对完账再说。少了谁，这件事都办不圆。

一个人能不能三个界都占全？能，可是很难。大多数人有一个自己最熟的界，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最舒服的地方。他会不知不觉觉得，自己那个界就是全部。林思会觉得想清楚了就做成了一半，阿实会觉得账平了就什么都好，小暖会觉得大家开心最要紧。这不是谁的错，这是人站在一个地方，看到的就是那个地方的风景。

萨特、加缪、波伏娃也是这样。下一编会细讲他们三个怎样互相依靠，这里先说一句：一个人的理论里，往往只写着他最熟的那一界；而他能活下去、能写下去，靠的常常是他没写下的另外两界——而那两界，恰好被他身边的人撑着。

◆六、放回日子里

一个家常的测验，读者可以拿自己试一试。

周末早上，家里冰箱坏了。第一个念头冒出来的是什么？如果你先想的是「干脆换一台好的，顺便把厨房重新规划一下」，你大概最熟理念界。如果你先想的是「保修卡在哪儿、维修电话多少、里面的肉今天得先煮了」，你大概最熟现实界。如果你先想的是「孩子早饭的牛奶怎么办、待会儿怎么跟家里人说别着急」，你大概最熟自我界。

三个念头都对，都要有。可是一个家里，常常是不同的人冒出不同的念头，冰箱这才真的修好、肉才没坏、早饭也没耽误。

带走的话
想清楚、过得去、撑得住，是三件事；一个人通常只熟一件，日子要三件都有。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用咖啡馆讲全了三界——林思在理念界，阿实在现实界，小暖在自我界；对应萨特、加缪、波伏娃。

铁三角这一处：每个人只写下自己最熟的那一界，另外两界由身边的人撑着；三角的依靠，就藏在「没写下」的地方。

第 4 章

总判语与一条可错预言

这一章的问题：如果三个人的理论都只写下了自己那一界，那么他们是怎样活过另外两界的——这个说法又怎样才能被证错？

◆一、写下的一半，活过的一半

读大师，人们通常只读他写下的东西。这很自然，书摆在那里，活过的日子却散在信件、回忆录、别人的传记里，要一点一点拼。

可是拼出来以后，常会看到一件让人意外的事：一个人教给别人的，和他自己赖以活下去的，往往不是同一样东西。

本书对三个人的读法，可以先浓缩成一句总判语：

大师教的是他写下的那一半，靠的是他活过而没写下的那一半；他们不是先有理论再走出缝隙，而是先活在缝隙里，理论是后来才从缝隙里长出来的。

这句话有两层。

第一层是「教」和「靠」的差。教，是写在书里、讲在台上、让追随者带回家的那一半；靠，是他每天早上起床、每天晚上睡下、遇到大事撑过去时真正倚着的那一半。两半之间，有一道缝。我把这道缝叫作「缝隙」，它不是丑闻，也不是虚伪，它几乎是每一个有理论的人都会有的东西。

第二层更要紧：次序。人们常以为，大师先想通了一套道理，然后照着道理去过日子，过着过着发现道理有漏洞。本书的读法正好反过来：他们先是在一种具体的、拧着的日子里活着，那种日子本身就有一道缝，理论是从这道缝里慢慢长出来的。所以理论常常是对那道缝的一种回答，有时候也是一种遮掩。

还要说清一点：缝隙不等于虚伪。虚伪是明知道自己靠什么，却故意藏起来，换一个好看的说法去骗人。缝隙常常不是这样。一个人靠的那一半，往往是他太熟、太习惯、太理所当然的东西，熟到他根本不觉得那是「靠」。就像人很少感谢空气。本书说三个人的缝，不是要揭谁的短，是要看清：一套理论之所以能被写出来，背后撑着它的，有哪些没被写进去的东西。

◆二、三句判语

把总判语落到三个人身上，就是三句话。这三句话后面各编还会细讲，这里先摆出来。

萨特：他教的是孤身一人的自由，他靠的是一个永远在场的人。短一点说：他教的是孤身流浪，他靠的是有人守灯。

萨特的书里，人是孤零零地站在选择面前的，没有神，没有说明书，也不该指望别人。可他自己的一生，从 1929 年起，身边始终有一个人在。她读他的每一份手稿，跟他争论每一个想法，在他病倒、失明的晚年陪着他。这个人在他的理论里几乎找不到位置，在他的日子里却从没缺席。

加缪：他教的是推石头，他靠的是晒太阳。

加缪的书里，人是在一个沉默的世界里，推着一块注定滚下来的石头。可他自己撑下去，靠的不只是那股不服的劲，还有阿尔及尔的海、沙滩上的阳光、球场上的奔跑、母亲安静的身影。那些东西在他的哲学随笔里是背景，在他的身体里是底气。

波伏娃：她教的是「做自己」，她靠的是「渡萨特」——也渡了她自己。

波伏娃的书里，女人要从被定义的处境里走出来，成为自己。可她这一生，有很大一部分力气，花在了萨特身上：读他、改他、和他争、替他打理那个越来越大的朋友圈子，最后写下他的晚年。这里的「渡」，不是伺候，是像摆渡那样把一个人送过一段河。而在送他的同时，她也一路写出了自己——她最重要的书，几乎都是在和萨特的长谈、长争中长出来的。所以这一句的后半截要说完整：也渡了她自己。她是三角的第三个角，不是谁的影子。

三句判语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个规律：每个人「靠」的那一半，恰好落在另外两个人「教」的那一界。萨特靠的是自我界，那是波伏娃的地盘；他也靠现实界里的作证，那是加缪的地盘。加缪靠的阳光和母亲属于现实界的肉身，可他要被听见，要靠巴黎、靠这个圈子给他的名分和舞台，那是萨特的理念界；他也靠这个圈子的友谊，那是自我界。波伏娃靠萨特给她的框架，那是理念界；她也要在肉身的经验里落地，那是现实界。

这就是铁三角的骨架。下一编专门讲。

◆三、一条可以被证错的预言

一个读法，如果怎么讲都对，那它其实什么都没讲。我想让这本书的读法冒一点险。所以在这里立一条预言，写清楚它怎样才算错。

先说背景。1952 年，加缪和萨特公开决裂，事情的经过在第六编细讲。从那以后，铁三角断了一角。本书的说法是：三角之所以稳，是因为每一角都替另外两角撑着他们理论里缺的那一界。那么，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断了一角之后会发生什么？

预言如下，我正式立案：

断了一角之后，剩下的人都会试着自己去长出失去的那一界；而三个人最后的作品，都走向了自己理论里缺的那一界。

这句话有两个部分。前半是说「补」：失去了谁，就会自己去长谁那一界。后半是说「终点」：三个人最后的东西，会朝自己缺的那一界走。

它在什么情况下作废？我写下两条作废条件：

第一，1952 年以后，萨特反而更深地退回纯理念，没有转向现实的介入。如果是这样，「补」的那一半就错了。

第二，三个人中任何一人的最后作品，更深地退回了自己原来的中心——萨特更纯粹地只在概念里，加缪更纯粹地只在石头和阳光里，波伏娃更纯粹地只在人和人的纠缠里。如果有一个人是这样，「终点」那一半就至少错了一处。

还有一件事要先说明：什么算证据。我不会拿三个人嘴上的表态当证据，因为表态最容易随风转。我看的是两样东西：一是他们实际做了什么，花力气在哪里；二是他们最后写下的作品，朝哪个方向走。这两样，比一时的言论更难装。

这条预言要到第 34 章才对表。那时候我会把三个人 1952 年以后的作品和行动一条一条摆出来，对上的写对上，对不上的照实写。读者也可以在读的路上，自己先留意这两条。

立预言还有一层用意：它逼着我在后面几编里，不能只挑对自己有利的材料。凡是看起来像「退回中心」的事，我都要拿出来。

◆四、放回日子里

家里有一位老人，年轻时是厂里有名的技术骨干，一辈子教儿女的道理是「靠自己，别求人」。他自己确实很少求人。可是你要是细数他这一生，会发现：他能安心在厂里加班四十年，是因为老伴把家里的事一手撑着；他能评上先进，是因为车间主任一直把他的方案往上报。这些他很少提，提了也只是一句「那是应该的」。

等老伴先走了，你会看到一件事：他开始学做饭，学记亲戚的生日，学着打电话问孩子过得好不好。老人教了一辈子的是「靠自己」，晚年却在拼命补那一块——那块原来是别人替他撑着的。

这就是总判语和预言放在一个家里的样子。教的是一半，靠的是另一半；那另一半没了，人才会去长它。

带走的话
看一个人，别只看他教什么，要看他靠什么；那个他靠的人一走，他就会去长那一块。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三句判语各落一界——萨特教理念界、靠自我界；加缪教现实界的推石头、靠现实界的阳光和理念界的舞台；波伏娃教自我界的做自己、靠理念界的框架。

铁三角这一处：每个人靠的那一半，恰好是另外两个人教的那一界；这是三角稳的理由，也是 1952 年断角之后预言要验的地方。

咖啡馆这一年：开张

念头是林思起的。那年春天，她在一家广告公司做了八年，做到了小组长，某天下班坐在地铁上，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年替别人想了无数个好名字、好口号，没有一个是自己的。她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一行字：一间小店，小桌子，最多坐三个人，适合说真话。写完就拍照发到了三人的老同学群里。

阿实第一个回的，只回了两个字：多少？

小暖隔了一个小时才回，她刚哄完一个哭着要妈妈的孩子。她说：你们要是开，我来。

后来三个人在大排档坐了一晚上。林思带了一沓纸巾，上面画满了图：门脸朝哪边，吧台多长，墙上挂什么，菜单分几栏。阿实带了一张表，上面是他打听来的老街房租、设备价格、豆子的进货价，还有一行加粗的字——「前六个月按零利润算」。小暖什么都没带，她只问了一句：我们三个，要是吵架了怎么办？

林思说，不会的。阿实说，写进协议。小暖说，那就写吧，可写了也得有人先低头。

协议签了。三个人各出了一笔钱，比例按林思的说法是「一人一把椅子」，三份一样。阿实提议过按出钱多少分，林思不同意，她说这家店的名字就叫三把椅子，椅子不能有大有小。阿实想了想，没再坚持，只在协议里加了一条：每个月十号对账，三个人必须都在。

选址的事，林思心里早有地方：老街上一间旧裁缝铺，木头门框，二楼有一扇朝南的窗。她站在门口就说，就是这里。阿实跟房东谈了三回，把租金压下来一点，又把合同里「装修期免租」从半个月谈到了一个月。签字之前，他一个人去那条街上站了三个下午，数从门口经过的人，早上几个，中午几个，晚上几个，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林思笑他，他也不辩，只说：名字是你的，人数是我的。

装修那两个月，是三个人最累也最快活的一段。林思每天在工地上，改了四版墙面颜色，最后定了一种很淡的灰绿，她说那是旧裁缝铺该有的颜色。阿实跑了十一趟办事的窗口，营业执照、卫生许可、消防，一样一样办下来，有一回为了一张少盖的章，他在窗口外面等了一整个下午。磨豆机和咖啡机是他挑的，挑的不是最好的，是坏了以后在本市就能找到人修的。小暖在这段时间里做了一件别人没太注意的事：她把附近几条街的小店都走了一遍，跟裁缝铺原来的老街坊聊天，问他们早上几点出门，喜欢喝什么，家里老人能不能喝咖啡。

开张那天是个周六。林思写的开张词贴在门口，讲三把椅子的意思，讲一张小桌最多坐三个人，讲说真话。阿实一早五点就到了，把机器预热了三遍，又把零钱数了两遍。小暖站在门口，来一个人，她就说一句话。来的大多是老街坊，是她这两个月走街串巷请来的。有位老奶奶说自己不喝咖啡，小暖就给她冲了一杯热牛奶，没收钱，说开张这天请您坐坐。

那天来了一百多人。晚上关门以后，三个人坐在那张最小的桌子边，一人一把椅子。林思说，你们看门口那段开张词，好几个人拍照了。阿实说，今天的流水我算过了，扣掉送的，亏了一点，正常。小暖说，那位老奶奶说明天还来，带她孙女来。

三个人都笑了。三个人说的，其实是三件事。

开张头半年，店里慢慢有了一些熟客。有个附近写字楼的年轻人，每天早上七点五十进门，要一杯美式，从不说话；小暖第三天就记住了，他一推门，杯子已经在吧台上。有一对退休的老夫妻，每周二下午来，坐靠窗那张桌，一人一杯，一坐两小时，看外面的街。林思把他们画进了店里的明信片里。阿实那半年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没人看见：他发现牛奶的供货商每次都晚到半小时，赶不上早上的高峰，就自己找了另一家，谈了一个稍高一点但准时的价，又和原来那家体面地结了账。

半年对账的那天，阿实把表摊在桌上：没赚，也没亏太多，比他当初「零利润」的预计还好一点。林思说，那我们下一步，得做点让人记得住的东西。小暖说，周二那对老夫妻，老先生上个月住院了，老太太一个人来的，我陪她坐了一会儿。

那天晚上，三个人谁也没意识到，他们已经各自站在了一个界里，而且离不开另外两个人。林思想下一步的时候，默认账是有人在算的；阿实算账的时候，默认店里有人愿意来；小暖陪老太太坐的时候，默认这家店明天还开着门。

开张这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年底，林思在店里那块小黑板上写了一行字：一个自由，三把椅子。阿实看了看，没说话，拿抹布把黑板边上的粉笔灰擦干净了。小暖拍了一张照片，发在了熟客群里。

第二编
铁三角：三界的自由怎样互相依靠
编序

第一编把三个人放在同一个中心上：他们都站在「自由」上。可是同一个中心，落在三个不同的地方。这一编要讲的，是这本书最想讲清楚的一件事——为什么这三个人分不开。

先把那句话再写一遍：

一个自由，三个界。萨特的自由在理念界，加缪的自由在现实界，波伏娃的自由在自我界。三界的自由谁也离不开谁，所以他们是铁三角：每个人都靠另外两个人，活着自己理论里没写下的那一界。1952 年断了一角，剩下的人用余生去补那个角。

「铁三角」这个说法，不是说三个人感情好。感情好的朋友多得是，散得也快。铁三角的意思是：每个人身上都缺一界，而他缺的那一界，恰好长在另外两个人身上。萨特想得最清楚，可他撑不住、也不太会过日子；加缪最会在日子里站稳，可他在巴黎没有名分；波伏娃最能撑住一个人，可她需要一副想清楚的框架，也需要自己的身体走过的路。

这一编前三章，一人一章，只问一个问题：他靠谁，靠的是什么，被他靠的人又得到了什么。依靠从来是双向的。后三章再讲三角为什么稳、最亮的时候是什么样、以及依靠的另一面——互相欠着。

第 5 章

萨特靠谁：理念界的自由，靠自我界的托底、现实界的作证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说「人被判定为自由」、人只能自己选的人，过日子时到底靠着谁？

◆一、一个把自由想到底的人

先说萨特对在哪里。

萨特最大的本事，是把一件事想到底。别人想到半路就停下来，说「这也是没办法」「我也是被逼的」，萨特偏不停。他一路追问下去：你说没办法，是不是你选了「没办法」这个说法？你说被逼，逼你的那只手，是不是你自己点头才握住的？

这一追，追出了他最有名的那句话。1945 年 10 月，他在巴黎做了一场演讲，第二年印成小书，叫《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书里说：「人被判定为自由。」「判定」这个词用得很重，像法官落槌。意思是自由不是奖品，是判决；你不想要也得要；你不选，也是一种选。

这句话打动了一整代人。战争刚过，很多人觉得过去的规矩都靠不住了，教会、祖国、家族给的那套「你应该怎样」，在战火里碎了一地。萨特对他们说：没有人替你写好剧本，你得自己写；写坏了也是你的。这话听着冷，其实给了人很大的尊严——它把人当成能为自己负责的大人。

这就是理念界的自由：想清楚。萨特的自由，首先是一种想清楚的自由。他把所有借口都想穿了，剩下一个光秃秃的人，站在选择面前。

可是，想清楚是一回事，过下去、撑得住，是另外两回事。萨特的书里很少写这两回事。他写下的那个人，常常是孤零零的：《恶心》（1938）里那个在小城里看着一棵树根发呆的洛根丁，一个人住旅馆，一个人坐咖啡馆，一个人在图书馆里抄别人的生平。他写自由，写的多是一个人的自由。

而萨特自己，从来不是一个人。

◆二、自我界的托底：1929 年的那份约定

1929 年，法国的哲学教师资格考试放榜，萨特第一，波伏娃第二。同一年两人相识，并且订下了一份有名的约定：他们之间是「必然的爱」，彼此之外可以有「偶然的爱」；两人之间不撒谎，什么都可以说。

这份约定后来被人议论了几十年。这里先不评它好不好，只看它在萨特这一边起了什么作用。

我的读法是：这份约定，给萨特造了一个永远在场的人。

一个人要把自由想到底，是很耗人的。你要不停地对自己说，没有依靠，没有借口，没有谁替你兜底。可人总有想不下去的夜里，总有写不下去的稿子，总有被人骂得睡不着的时候。在这些时候，萨特身边有一个人：她读过他读过的书，考过他考过的试，听得懂他说的每一个词，而且——这是最要紧的——她不会走。约定里写的就是「必然」。

这就是自我界的托底。自我界管的是「撑得住」。一个人撑不撑得住，常常不看他自己多强，而看身边有没有一个稳的人。

托底落在哪些具体的事上？能写的有这几件。

第一，读稿。萨特的稿子，波伏娃常常是第一个读的人。她读得很细，敢说哪里不行。《恶心》在出版之前改过不止一稿，原来的书名叫《忧郁》，后来是出版人伽利玛建议改成《恶心》的。据一些传记的说法，波伏娃读过其中几稿，劝他少一点哲学论述、多一点小说本身的悬念。这一条我没能对上原书，只当一种说法记下。可读稿这件事本身，两人几十年的通信里处处都是。一个作者有一个敢说「这里不行」又不会因此走掉的读者，这份托底比什么都实在。

第二，等他。1940 到 1941 年，萨特当过德军的战俘。那段时间他在营里，外面的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能不能回来。波伏娃在巴黎等他。1941 年春天萨特一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想做点什么：他和波伏娃、梅洛-庞蒂等人拉起一个小小的地下团体，叫「社会主义与自由」，在旅馆房间和咖啡馆里开会，一度聚了五十来个人。夏天他去找纪德、马尔罗这样的名人求支持，没有求到，团体不久就散了。他回来的时候，那个人还在原处，而且第一个跟着他去做事。这个「还在」，是战俘营里的人最需要的东西。

第三，办刊。1945 年 10 月，萨特和波伏娃、梅洛-庞蒂等人一起创办了《现代》。一份刊物，要组稿、要看稿、要跟人吵、要按期出。萨特有名，名字放在最前面；可一份刊物能一期一期办下去，靠的是一群人日复一日的活儿。波伏娃是创刊编委之一，此后几十年一直在这份刊物里。

第四，晚年。萨特晚年几近失明，写不了，读也难。1974 年夏秋，两人做了一长串谈话，波伏娃录下来，后来附在她的书后面。1980 年 4 月萨特去世。第二年，波伏娃出版了《永别的仪式》，写的是萨特生命的最后几年。一个人从二十多岁到七十多岁，身边一直有一个人，最后连他的衰老都替他记下来。

还有一件小事：《存在与虚无》（1943）这本七百多页的大书，扉页上只有三个字的题献：「给海狸」。「海狸」是波伏娃的外号，是两人的同学马厄起的——她的姓氏念起来像英文里的「海狸」，而海狸成群结队、爱筑东西。一本讲「人在根本上是孤独的选择者」的书，第一页献给了一个具体的人。书里七百多页，「他人」大多是一道让人不自在的目光；扉页上那一个他人，却是让他写得下去的人。这一前一后，正好是这一章要说的缝。这一个小小的题献，比很多评论都更直白地说出了那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

还有一层托底，不在两人之间，而在两人周围。萨特和波伏娃身边，慢慢聚起一群朋友、学生和年轻人，他们自己叫它「家族」（la Famille）。这群人一起吃饭、一起泡咖啡馆、一起度假，谁手头紧了，大家凑；谁闹了矛盾，有人居中说和。据不少传记的叙述，维系这个圈子日常的，往往是波伏娃：谁该见谁，谁今晚心情不好，谁的稿子要催。（这个圈子在本书里只在这里细讲，后面提到都指这里。）萨特在圈子中央说话，波伏娃在圈子里头照看。一个人能在一大群人中间自在地当「萨特」，是因为有人在替他照看这一大群人。

把这几件事放在一起看，「人被判定为自由」这句话背后，站着一个人。萨特的书里写的是孤身一人的自由，他的日子里却有一个永远在场的人。这就是第一编那句判语：他教的是孤身一人的自由，他靠的是一个永远在场的人。短说就是：他教的是孤身流浪，他靠的是有人守灯。

要说清楚，这不是在拆萨特的台。他没有骗人。他说的自由是真的：就算有人守灯，路也得自己走，选择也得自己做，波伏娃替不了他。只是，一个人能不能一直走在「自己选」的路上，跟家里有没有一盏灯，有很大的牵连。萨特的理论把这盏灯省掉了，他的生活没有省。

◆三、现实界的作证：1944 年 8 月的《战斗报》

萨特缺的不止自我界。他还缺现实界的一样东西：作证。

什么叫作证？一个人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话说出来容易。可在被占领的巴黎，「选择」是有代价的。说一句话、印一张纸、藏一个人，都可能掉脑袋。在这样的年月里，一个哲学家说「人是自由的」，旁人会问：那你自己选了什么？

萨特在占领时期做了不少事：写剧本，写《存在与虚无》（1943），也在抵抗派的文人圈子里来往。但他不是在地下报纸里拿命冒险的那种人。这一点不必夸大，也不必遮掩——说他「什么都没做」太绝对，说他是抵抗英雄也言过其实。他主要的战场在纸上和舞台上。

而加缪不一样。1944 到 1947 年，加缪主编抵抗报纸《战斗报》。这份报纸在占领时期是秘密印的，干这件事是真冒险的。

两人 1943 年 6 月在《苍蝇》首演时相识（见第 1 章）。一年多以后，1944 年 8 月，巴黎解放。就在那几天里，加缪请萨特为《战斗报》写系列报道，写巴黎街头起义的日子。萨特写了，第 9 章细讲。

这件事的分量，要放回那几天去看。巴黎解放那几天，谁在《战斗报》上写街头，就等于站到了抵抗的那一边，站到了「做过事」的那一边。加缪的邀请，是一张证明：你不只是在咖啡馆里谈自由的人，你跟我们一起站在街上。

我的读法是：萨特的自由，在理念上是自足的，在现实里却需要一个证人。加缪就是那个证人。加缪身上有萨特没有的东西——他从阿尔及尔的贫民区来，他得过肺结核，他办过真冒险的报纸。他站在萨特旁边，萨特那套「人必须选择」的话，就有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看，有人真这么选了。

这张证明不是一次性的。1945 年初，萨特随一个法国记者团去了美国，一直待到 5 月。这一趟的机会是加缪给的，萨特另外又跟《费加罗报》谈好也给它供稿。他的美国通讯从 2 月到 6 月陆续登在这两份报纸上（第 9 章再说）。一个法国哲学家头一回去美国，不是以教授身份，而是以记者的身份。加缪那份报纸，给萨特的不只是一次发表，还是一个站进现实里的位置：你可以出门去看，去写看见的东西，而不只是在书房里推演。

为什么说这是「现实界」的事，而不是「名望」的事？名望是别人怎么说你，作证是你在哪里、做了什么。《战斗报》给萨特的，首先是后者：一个现场，一个身份，一桩做过的事。名望是后来跟着来的。把两样分开，才看得清萨特那几年真正缺的是什么。他从来不缺人说他好，他缺的是一处可以站脚的地方，让他的「自由」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推论。

还有一件小事，第 6 章细讲：萨特写好《禁闭》，第一个想找来把它在舞台上「活出来」的人，是加缪。

《禁闭》里有一句后来被说烂了的台词：「他人即地狱。」常有人把它读成「别人都是坏人」「离人远点」。这是误读。戏里三个死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谁也走不了，每个人都只能在另外两个人的眼睛里看到自己是谁。地狱不在于别人坏，在于你没法不被别人的目光定义。

这句台词放在这里，正好可以反过来读。萨特很清楚，人是被别人的目光定义的。他自己也一样。他在理念界里是自由的，可他在现实界是个什么样的人，要靠别人的目光来定——加缪的目光，就是那几年里最有分量的一道。

◆四、理论为什么省掉了那盏灯

读到这里，会有人问：萨特那么聪明，他看不见自己靠着谁吗？

我想他是看得见的。他不是一个糊涂的人。问题不在看不看得见，在于理论要不要写进去。

打个比方。一个人教游泳，他会说：「游泳靠的是你自己，手脚怎么划，气怎么换，没人能替你。」这话完全对。可是他教你的那个泳池，边上站着救生员，池底铺着防滑砖，水深标得清清楚楚。他不会在第一课讲救生员，因为救生员不是「游泳」本身。可要是没有救生员，第一课多半没人敢下水。

萨特讲的是「自由」本身。在他的理论里，自由是人之为人的那个东西，不能有条件；一旦写上「有人托底才自由」，自由就像变成了别人给的，变成了可以收回的东西。为了把自由说干净，他得把托底的人、作证的人，都放在理论外面。

这不是撒谎，这是理论的代价。一个理论要说得清楚、传得开，就得挑一个中心，把别的东西推到边上。萨特挑了「选择」做中心，推到边上的，是那些让选择成为可能的日子：有人读稿，有人等你，有人替你作证。

这个代价，萨特自己后来也慢慢在付。1952 年前后，他越来越多地谈「处境」，谈人在历史里、在阶级里、在一个时代里受到的限制，不再只说那个光秃秃的选择者。这个转向是怎么来的、转向之后去了哪里，是第六、第七编的事。这里只先记一笔：一个把托底放在理论外面的人，迟早要回头看一眼那盏灯。

还要补一句公道话。萨特靠别人，别人也确实愿意被他靠，这不是他骗来的。他出手大方，这一点在各家传记里是常被提到的：「家族」里几位当时没钱、没名气的年轻人，长年靠他的接济和引荐过日子。被他靠着的人里，后来有人怨他，也有人一辈子念着他。一个人的托底不是平白得来的，萨特也在托别人的底，只是他托的是另一种底：钱、名字、门路、一张可以发表的版面。

◆五、被靠的人得到了什么

依靠是双向的。如果只写萨特靠别人，那是在记账，不是在讲三角。

先说波伏娃得到了什么。1929 年那份约定，在她那一边，是一扇门。她出身于巴黎一个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按那个家的规矩，她该嫁人，该守着一个家。她没有。那份约定让她可以不结婚，不生孩子，不住进别人给女人画好的格子里，却仍然有一个稳稳的、在思想上势均力敌的同伴。这对她，是一种自由的保障。还有一样：萨特的那套语言——选择、处境、他人的目光——后来成了她自己思想的一副框架。她怎样拿这副框架做出萨特做不出的东西，第 7 章细讲。

再说加缪得到了什么。萨特是巴黎思想界的一块招牌。和他站在一起，加缪这个从阿尔及尔来的年轻人，在巴黎就有了一个位置。萨特还在两人见面之前就写过长文评《局外人》，那是巴黎第一流的哲学家在为他背书。有意思的是，先动笔的其实是加缪：1938 年 10 月，还在阿尔及尔当记者的加缪，就在《阿尔及尔共和报》上写过《恶心》的书评，夸也夸了，挑毛病也挑了——他嫌这本小说里道理压过了日子。两个人在见面之前，已经在纸上互相读过对方。第 6 章细讲。

所以，萨特不只是靠人的那一方，他也是被人靠的一方。他给出去的东西，落在理念界：名分、语言、框架、一套让人想清楚的说法。他拿回来的东西，落在另外两界：一个撑住他的人，一个替他作证的人。

这里用一下九宫格里的一格。萨特给出去的「名分」，落在信息这一维的「符号」上（E2 信息：符号、逻辑、数学）。为什么落在符号这一格？因为名望本身就是一种符号：「萨特」这两个字，到 1945 年以后，已经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它代表一种思想、一种姿态、一个圈子。谁跟这两个字站在一起，谁就借到了这个符号的光。萨特把这个符号借给朋友，朋友把日子和证词借给他。这笔交换，后面会变成债。第 10 章会算这笔账。

◆六、放回日子里

回到「三把椅子」。到第二编这个时候，店开了一年多，生意正好。

林思是出点子的那个。她晚上关了店不回家，坐在吧台边上画图：下个月推什么新品，杯子上印什么字，周末搞什么活动。她画图很快，一晚上能画七八张。她有一句口头禅：「这事想清楚了，就成了一半。」

可是想清楚的那一半，是谁陪她想的？

是小暖。小暖不太画图。她就坐在旁边，听林思一张一张讲。讲到第五张，小暖说：「这个好，第二张那个，熟客不会喜欢。」林思不服，两人能争到半夜。第二天林思把第二张撕了。小暖从来不说「你的点子不行」，她说的是「谁会不喜欢」。她记得每个熟客的口味，所以她说的话，林思听得进。

林思有一次跟人说，她最怕的不是点子被否掉，是半夜画完图，身边一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这句话就是自我界的托底。小暖不替她出点子，可没有小暖坐在那里，林思的点子出不来，就算出来了，也没人敢跟她说哪里不对。

还有阿实。林思的新品推出去，卖不卖得动，不是林思说了算，也不是小暖说了算，是阿实的账本说了算。上个月林思推了一款桂花拿铁，她自己觉得一般。阿实月底翻账，说：「桂花那款，这个月卖了四百多杯，是第二名。」林思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的点子在现实里站住了，有人作证了。

阿实这一句话，比任何夸奖都管用。因为夸奖是别人的感觉，账本是发生过的事。林思的点子在她脑子里是自由的，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可它是好点子还是坏点子，要阿实来作证。

有一个星期，小暖回老家照顾生病的外婆，店里少了她。那一周林思照样每晚画图，画了很多，可第二周小暖回来一看，十几张里能用的只有两张。林思自己也说不清哪里不对，只觉得那几天画得「飘」。不是她变笨了，是没有人在旁边问一句「谁会喜欢」。她的想法没有落脚的地方，就一路往上飘，越画越漂亮，越画越离熟客远。

这就是理念界的自由少了托底时的样子：不是想不出来，是想得太顺。没有人拉一下，想法就只对自己负责。

反过来，小暖和阿实也靠林思。没有林思的图，小暖面对熟客时没有新东西可以说，阿实的账本上也只有老三样。林思给出去的，是一个想清楚的方向；她拿回来的，是一个陪她想的人和一个替她作证的人。

林思后来养成一个习惯：每推一款新品，先拿给小暖尝，再等阿实月底的数。她说这叫「过两道门」。第一道门问的是「有没有人会喜欢」，第二道门问的是「是不是真有人买」。过了两道门的点子，她才敢在下一张图里接着往前画。

这个习惯，林思不会写在她的品牌手册里。手册上写的是「我们的理念」「我们的风格」，写得干干净净，一个字也没提小暖和阿实。这不怪她——手册本来就是讲理念的。只是读手册的人要知道，这份干净背后，有两道门。

一家小店里，这三件事一件都少不了。只是想得最快的人，常常最容易忘掉：自己那份「想清楚」，是被另外两个人托着的。

带走的话
想得最清楚的人，往往最需要一个人陪他想，和一个人替他证明想对了。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萨特的理念界（想清楚），以及他理论里没写、日子里离不开的自我界（撑得住）与现实界（过得去）。

铁三角这一处：萨特靠波伏娃托住自我界，靠加缪为现实界作证；他回给二人的是理念界的名分与框架。下一章换加缪坐到中间。

第 6 章

加缪靠谁：现实界的自由，靠理念界的名分与舞台、靠这个圈子的友谊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从阿尔及尔贫民区走出来、脚底下最踏实的人，到了巴黎，靠的是什么站住？

◆一、一个最会过日子的人

先说加缪对在哪里。

加缪 1913 年 11 月生在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第二年，1914 年，他父亲在马恩河战役里死了。他对父亲几乎没有记忆。母亲不识字，耳朵半聋，做过清洁女工。一家人住在阿尔及尔的贝尔库，那是一片穷人住的街区。

这样的出身，换一个人，可能一辈子就在码头或工厂里了。加缪没有，是因为一位小学老师，路易·热尔曼。热尔曼看出这个孩子能读书，花了力气说服家里当家的外祖母——她本想让孩子早点出去挣钱——让他去考中学的奖学金。后来加缪在 1957 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之后写信给热尔曼，感谢他。一个四十四岁、站在世界文学最高处的人，回头先想到的是小学老师。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记得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被托上来的。

十七岁那年，他得了肺结核。在那个年代，这是会要命的病。他喜欢踢球，在阿尔及尔大学竞技队的少年队里当守门员，小有名气；病一来，球也踢不成了。

穷、丧父、病。这三样，随便哪一样都够一个人怨一辈子。可加缪写出来的东西，底子是亮的。1942 年他出了两本书，一本小说《局外人》，一本哲学随笔《西西弗斯神话》。后一本讲一个被罚永远推石头上山的人，石头推到山顶又滚下来，他再走下山去推。加缪的结论是：「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这句话不是鸡汤。它前面有一整本书在讲：世界不给人答案，人却偏要问意义，这两样撞在一起，就是「荒谬」。加缪不劝人逃开荒谬，也不劝人找一个神来填上，他劝人睁着眼睛活下去，在推石头的路上，把每一步都当成自己的。

这就是现实界的自由：过得去。加缪的自由不在想清楚之后，而在日子里面。他的自由是一个人在穷、在病、在战争里，仍然能抬头看太阳的那种自由。第一编那句判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他教的是推石头，他靠的是晒太阳。

用九宫格里的一格来说，阳光落在能量这一维的「内能」上（E3 能量：内能、动能、势能）。为什么是内能？因为地中海的阳光、海水、球场，给加缪的不是名声，也不是推动他往前跑的外力，而是一种自己身体里存着的热。别人给不了，也拿不走。他在巴黎再冷的冬天里，也带着这一点热。

可是，内能只够一个人撑住，不够一个人站到巴黎的台面上去。

◆二、理念界的名分：一篇书评与一份差事

1940 年代初，加缪在巴黎几乎没人知道。他是阿尔及尔来的记者，写过一些文章，在阿尔及尔办过一个小剧团。他手里有《局外人》的稿子，可一个外省来的、没进过巴黎高师的年轻人，怎么让巴黎认真读他？

这里要说一件常被人略过的事：在巴黎认他的，最早是理念界的人。

《局外人》1942 年出版以后，萨特写了一篇长文分析这本小说，叫《〈局外人〉的解释》，1943 年 2 月登在马赛的《南方手册》上。这篇文章写在两人见面之前。萨特当时已经是《恶心》的作者、巴黎最受注目的年轻哲学家之一，他用一整篇文章，认真拆解一个新人的小说，讲它的句子为什么短，它的主人公为什么让人不安。这篇文章挑了毛病，可整体上是认真的、看重的。

在巴黎，被认真对待本身就是一种名分。一个哲学家肯花一篇长文读你，就等于告诉所有人：这个人值得读。

另一样名分是饭碗。1943 年 11 月 1 日，加缪进了伽利玛出版社当审读。伽利玛是巴黎最要紧的文学出版社，萨特的书也在那里出。一个外省青年在这里有了一张桌子，就在巴黎的文学中间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顺带说一句，十几年后，1960 年 1 月 4 日，加缪死于车祸，同车的正是出版人米歇尔·伽利玛。这家出版社陪了他整整一段巴黎岁月，一直陪到最后一程。

所以说加缪靠理念界的名分，靠的是两件具体的事：一篇认真的书评，和一个能进出巴黎文学中心的身份。这两件事都不是他在阿尔及尔的阳光下能晒出来的。

◆三、理念界的舞台：《苍蝇》那一晚之后

1943 年 6 月《苍蝇》首演那一晚两人相识，第 1 章已经写过。这次见面之后，加缪很快被拉进了萨特和波伏娃的圈子。这个圈子给他的，不止是几个朋友，还是一个舞台。

最常被提到的一件事，发生在 1944 年 3 月 19 日。一群朋友在作家米歇尔·莱里斯家里（就在毕加索住处隔壁），排读了毕加索写的一出荒诞小戏，叫《被尾巴抓住的欲望》。加缪是这次排读的导演，萨特念「圆头」一角，波伏娃念「表妹」一角。毕加索是那个年代最有名的画家，来的人里有不少当时巴黎文化界的人物。一个刚到巴黎一两年的阿尔及尔青年，在这样一间客厅里当导演，指挥萨特念台词——这个画面本身，就说明了他在这个圈子里的位置。

还有一件，本书只在这里细讲。萨特写好《禁闭》后，请加缪来导这出戏，并演男主角加尔森。原先打算的是一个小成本的巡演，几个人就在波伏娃住的旅馆房间里排练。据阿伦森《加缪与萨特》的叙述，萨特对加缪演的加尔森很满意；可是出钱的那位老板的妻子因为涉嫌抵抗活动被捕，钱断了。不久巴黎一家正式的剧院要排这出戏，加缪便很爽快地退出了。1944 年 5 月，《禁闭》在老鸽巢剧院首演，加尔森换了别人演。

这件事从萨特那一边看，是他想找个人把剧本「活出来」；从加缪这一边看，就是萨特在递给他一个舞台。加缪年轻时在阿尔及尔办剧团、演戏，戏剧是他真心喜欢的事。巴黎最受注目的剧作家把新戏递到他手里，这份看重，比一句夸奖实在得多。他退得也爽快：舞台是人家递来的，人家有了更好的去处，他不拦。

最大的一个舞台，是 1944 年 8 月以后的《战斗报》。这份报纸是加缪自己的，不是萨特给的。它的印数在 1945 年初有十八万多份，比不上那些老牌大报，可在读书人中间分量很重，这跟加缪身边站着一群巴黎最会写的人分不开。萨特为它写街头起义的报道，后来又以它的记者身份去美国。这是加缪借萨特的名字，萨特借加缪的现场。两边的借，同时发生。

◆四、这个圈子的友谊：一个人在巴黎

除了名分和舞台，加缪还靠一样更软的东西：友谊。

要知道那几年加缪在巴黎的处境。1942 年夏天，他从阿尔及利亚到法国本土养病，住在中部山区一个叫勒庞诺利耶的村子里。妻子弗朗辛陪了他一阵，秋天先回了阿尔及利亚，说好他随后就去。11 月盟军登陆北非，德军随即占领了原来的南部自由区，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路断了。两人隔着地中海，直到巴黎解放以后才团聚。母亲也在那边。他一个人在被占领的法国，身上带着病，手里干着随时会出事的地下报纸。

这样一个人，最缺的是什么？不是名声，是晚上有一张桌子可以坐，有几个人可以说笑。

萨特和波伏娃的圈子，那两年给了他这张桌子。1944 年春夏，解放前后，这群朋友常常聚在一起，吃饭、喝酒、跳舞、聊到天亮。波伏娃在回忆录《岁月的力量》末尾写过那段日子，她把那几次通宵的聚会叫作节庆：吃的喝的都是各家凑的，人人都穷，可大家觉得未来是敞开的。加缪在这群人中间，是常被记住的一个：会说笑，会跳舞，不摆架子。

我的读法是：这份友谊，对加缪是一种借来的「家」。他从小没有父亲，母亲话少，后来又与妻子、母亲隔海分开。在巴黎，这群人给了他一个可以不设防的地方。他的现实界是硬的：贫穷、疾病、战争、一份会掉脑袋的报纸。硬的东西要有软的东西垫着，才不会磨穿。

这里要说一句公道话：加缪对这个圈子，始终保持着一点距离。他不住在左岸那几条街上，不完全照这个圈子的规矩过日子，对圈子里那种把私事都摊开来谈的风气，据阿伦森等人的叙述，他也不总是喜欢。（流传的那些刻薄评语多为后人代拟，本书不用。）这点距离也不全是坏事。它让加缪在圈子里始终是一个「外来的人」，而外来的人看得见圈子里的人看不见的东西。圈子里的人谈自由谈得越来越熟，熟到有时候像在谈一件家具；加缪每次从外面走进来，身上还带着报社的油墨味、街头的消息、阿尔及利亚来信里的家常事。他提醒这一屋子人，外面还有一个不按他们的话运转的世界。一个圈子要稳，里面得有一个人一只脚在外面。

这点距离，平时不碍事，到了 1952 年就成了一道缝。那是第六编的事。这一章只记：他靠着这个圈子，但他从来没有完全住进去。

◆五、过得去的人，为什么还要名分

读到这里也会有人问：加缪那么踏实，脚底下有阳光，心里有母亲，他要巴黎的名分做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它碰到了现实界的自由最容易被看轻的地方。

现实界的自由，是在日子里站得住。可是日子里站得住的人，常常说不出自己是怎么站住的。加缪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她一辈子不识字，耳朵半聋，在贝尔库的小屋里把两个儿子拉扯大。她在最难的日子里站住了，这是实打实的自由。可是她说不出来，也没有人替她说。在巴黎的书房里，她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

加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既是这样的人生出来的，又有本事把这样的日子写出来。可写出来还不够，写出来的东西要有人读，要被当回事。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写穷人家的日子，如果只在阿尔及尔的小报上登，那它就还是一份「地方上的东西」。要让「过得去」这件事被当成一种哲学，被放到和「想清楚」同一张桌子上，它需要理念界的名分。

所以我说，加缪借萨特的名分，不只是为他自己。他借来的名分，后来让很多不识字的人的日子进了文学。1947 年他出版《鼠疫》，写一座城被瘟疫封住，一群普通人——医生、小职员、记者——不讲大道理，一天一天地做该做的事。这本书 1947 年 6 月出版，首印两万多册，几天后就得了当年的批评家奖，很快成了伽利玛出版社最畅销的书之一。一本讲「普通人怎样一天天顶住」的小说，能在巴黎被当成大书来读，这里面有加缪自己的本事，也有前几年那张桌子、那个舞台、那篇书评一点一点铺出来的路。

还有一层更深的。现实界的自由有一个短处：它太贴着日子，容易被日子淹掉。一个人在穷、在病、在战争里站住了，站久了，人会累，会觉得这一切没有意思。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里讲的正是这个：推石头的人，最难的不是推，是下山的那一段路，那段路上人会想「我推这个干什么」。这时候，需要有人对他说：你推的这件事是有分量的，它值得被写下来、被讨论、被当成人之为人的样子。

这就是理念界给现实界的东西：不是替你推石头，是告诉你推石头这件事有名字。萨特那一圈人，在那几年里，就是这样对加缪说的。他们读他、评他、请他导戏、跟他一起熬夜。加缪的阳光是他自己的，可这份阳光能照到巴黎，是有人开了窗。

名分借来是有利息的。利息的第一笔，是一个他不想要的标签。

1945 年前后，「存在主义」这个词在巴黎火了起来，报纸上、咖啡馆里、年轻人嘴里，到处都是。萨特是它的招牌，而加缪因为常和萨特站在一起，又写过荒谬、写过西西弗斯，也被一并划了进去。加缪不认。1945 年 11 月 15 日，他在《文学新闻》上的一篇访谈里说得很直：自己不是存在主义者，他出版过的唯一一本讲道理的书《西西弗斯神话》，恰恰是冲着所谓存在主义哲学家去的；他还说，他和萨特看到两人的名字总被连在一起，自己也觉得奇怪，两人相识，本来就是发现彼此不同。这里只转述，不引原话。本书写这件事只在这一处，后面提到都指这里。

为什么不认？我的读法是：加缪的出发点不是「人是什么」，而是「人怎样在一个不给答案的世界里活下去」。前一个是想清楚的问题，后一个是过得去的问题。他从阿尔及尔的阳光和贫民区里带来的那一套，跟萨特从书房里推出来的那一套，路数本来就不同。可是在巴黎，一个外省来的人一旦借了招牌的光，旁人就很容易把他看成招牌的一部分。

这笔利息平时不算重，笑一笑也就过去了。可它说明了一件事：靠理念界的名分站住的人，名分越大，越难说清「我是我」。加缪在巴黎越出名，越要一次次地去声明，自己脚底下踩的是另一块地。这一次次的声明，后来积成了 1952 年那场争吵的一部分底色。那是第六编的事。

◆六、被靠的人得到了什么

还是那句话：依靠是双向的。加缪从理念界拿了名分和舞台，从圈子里拿了友谊，他回给了什么？

回给萨特的，上一章讲过：作证。加缪是那几年里萨特身边离「现场」最近的人。萨特说「人必须在处境中选择」，加缪就是一个在最难的处境里选了的人。他站在萨特旁边，萨特的哲学就不只是推论。

回给这个圈子的，是阳光。这群巴黎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体面，在书房和咖啡馆里长大。加缪带来的是另一种东西：海、球场、身体的快乐、穷人家孩子的那种不讲究。波伏娃在回忆录里写加缪，写得有热度：一个有魅力、有活力、跟这群人不太一样的年轻人。一个人身上存着的内能，是会传给旁人的。那两年这群人能在饥饿和宵禁里笑得出来，加缪是添了一把火的。

回给波伏娃的，还有一样更具体的：一个不同于萨特的样子。萨特是用脑子活着的人，加缪是用身体活着的人。波伏娃后来写小说、写回忆录，书里的人物里，有不少人觉得能看到加缪的影子——《名士风流》里的人物常被读作三人与艾格林的化身，这只能说「常被读作」，不是定论。一个作家身边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活法可以看，她的笔下就宽了。

还有一样，常被人忘掉：加缪给这个圈子带来了一份报纸的「用处」。在《战斗报》上，加缪写的社论讲的是很具体的事：解放后该怎么审判通敌的人，报纸该怎样不说谎，正义和怜悯之间那条线该画在哪里（第 9 章举两件）。这些问题，萨特和波伏娃那一圈人在咖啡馆里也谈，可谈完了就散了；加缪第二天要把它印出来，要面对每天买报的读者。一个圈子里有一个人每天要对现实交卷，整个圈子说话都会多掂一掂分量。

所以，加缪在三角里给出去的，落在现实界和能量上：现场、证词、阳光。他拿回来的，落在理念界和自我界：名分、舞台、一张晚上可以坐的桌子。

◆七、放回日子里

回到「三把椅子」。

阿实是会计出身。开店之前，他在一家公司做了七八年账，月月对账，从没出过错。可在那家公司里，没人知道他叫什么，大家叫他「财务那边的」。

开店的时候，林思坚持合伙协议上三个人的名字并排写，股份一样多。阿实一开始不肯，说自己就是管账的，占那么多不合适。林思说：「没有你，这店活不过三个月。」后来店里印名片，林思给阿实印的头衔是「合伙人」，不是「会计」。阿实拿着那盒名片，好几天没说话。

这就是理念界的名分。阿实做的事，跟在公司里没两样，进货、算账、跑执照、修机器。可有人给这些事起了一个名字，把他放在了跟出点子的人一样高的位置上。名分不改变活儿，改变的是一个人怎么站着干活。

还有舞台。店里搞过一次周末活动，叫「看懂你的咖啡账」，是林思的点子：请阿实给熟客讲讲，一杯拿铁的钱，豆子占多少，牛奶占多少，房租占多少。阿实本来不肯，林思说你就照账本念。结果那天来了二十几个人，阿实讲了一个钟头，讲到最后有人鼓掌。他平生第一次在一群人面前讲自己懂的东西。这个舞台是林思搭的，可站上去的是阿实。

还有友谊。阿实一个人在这座城市，老家在北方。每年冬至，小暖都会在店里包饺子，关了门三个人一起吃。阿实不爱说话，那天会多喝两杯，讲小时候他爸在雪地里修拖拉机的事。小暖记得他不吃香菜，饺子馅里从来不放。

阿实给回去的呢？是那本不出错的账，是每个月准时交的税，是半夜咖啡机坏了他打着手电修好的那台机器。林思的点子落不落得了地，小暖跟熟客许的诺兑不兑得了现，最后都落在阿实手上。他是这家店的地面。

地面有一个特点：踩在上面的人不会去想它。客人进门夸的是装修、夸的是杯子上的字、夸的是小暖记得他要少糖，没有人夸地面平。可地面一旦塌了，什么都没了。阿实的那份活就是这样，做得越好越没人看见。

阿实自己也说过一件事。开店第一年，有个供应商送豆子总是缺斤少两，阿实一次次地称、一次次地记，攒了三个月的单子，拿去跟人家对。那人一开始不认账，阿实也不吵，就一张张摊开。最后对方补了货，还换了一个更好的批次。这件事阿实回来没提，是小暖从供应商那里听说的，晚上吃饭时讲给林思听。林思当场把这件事写进了店里的「小故事墙」，标题叫「阿实称豆子」。

阿实第二天看见那面墙，站了很久。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没想过它是个「故事」，他只觉得账要对。可被写到墙上以后，熟客来了会问，问了他会讲，讲着讲着，他觉得自己干的这份活，原来不只是活。

这就是名分对一个过日子的人的用处。不是让他变成别人，是让他看见自己。

有一次林思跟人说：「阿实是我们三个里最不需要别人的。」小暖听了摇头：「他最需要的，是有人记得他做了什么。」

带走的话
最会过日子的人，也需要有人替他把日子说出名字来，再给他一张晚上可以坐的桌子。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加缪的现实界（过得去），以及他在巴黎借来的理念界（名分与舞台）与自我界（这个圈子的友谊）。

铁三角这一处：加缪靠萨特给名分、靠圈子给舞台和桌子；他回给三角的是现场、证词与阳光。他始终和圈子隔着一点距离——这点距离，第六编会变成裂纹。

第 7 章

波伏娃靠谁：自我界的自由，靠理念界的框架、现实界的肉身经验；她是第三个角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把自己从旧家庭里撑出来的女人，她靠的是什么，她又凭什么不是萨特的影子，而是三角里自己站着的一角？

◆一、一个最撑得住的人

先说波伏娃对在哪里。

波伏娃 1908 年生在巴黎一个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那样的家庭给女儿画好的路很清楚：读点书，嫁个好人家，守一个家。她小时候是个虔诚的好学生，后来一点一点地，自己把这条路走断了：不信教了，要读哲学，要教书挣钱，不结婚。

这一路上，她失去过一个最要紧的人。少女时代她有一个挚友，叫扎扎。两人一起读书、一起想着离开各自的家。1929 年，扎扎早早去世了。很多年后，1958 年，波伏娃写《端方淑女回忆录》，写的就是这一段：一个女孩怎样从一个家里走出来，而她最好的朋友没能走出来。我的读法是，扎扎的死，在她心里留下了一个很具体的念头：一个女人没撑住，是会死的。

所以波伏娃的自由，首先是撑得住的自由。这就是自我界。自我界管的是：一个人在别人的期待、家里的规矩、自己的害怕中间，能不能撑住一个「我」。

她后来把这件事想成了一套话。1949 年，《第二性》出版，书里那句最有名的话是：「女人不是生成的，是变成的。」意思是，人们说的那个「女人的样子」——温顺、顾家、靠男人——不是天生的，是一路被教、被要求、被安排出来的。既然是变成的，就可以变成别的样子。

两年前，1947 年，她在《模糊性的道德》里还写过另一句：「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这句话常被略过，其实是她和萨特、加缪都不一样的地方。萨特讲一个人的选择，加缪讲一个人怎样顶住荒谬，波伏娃讲的是：我的自由和你的自由缠在一起，你不自由，我也自由不彻底。这是一个从「撑住自己」出发、却一直把别人放在眼里的人才会说的话。

可是，撑住自己需要材料。一个人光有撑住的心，撑不久。她需要一副看清自己处境的眼光，也需要自己的身子真的走过一些地方。前一样她从理念界借，后一样她从现实界借。

◆二、理念界的框架：借来的语言，做出自己的东西

1929 年两人相识、订下那份约定以后（见第 1、5 章），她身边就有了一个整天在想「人是什么、自由是什么」的人，而且是一个她在考场上只差一名的对手。

萨特给她的，是一副框架。这副框架里有几个关键的词：选择、处境、他人的目光、自欺。萨特在《存在与虚无》（1943）里把这些词讲得很系统。波伏娃比谁都熟这套话，很多想法是两个人在咖啡馆里、在散步时、在互读稿子时一起磨出来的。

《第二性》就是用这副框架做出来的。书里讲，男人把自己当成主体，把女人当成「他者」——被看的、被定义的那一方。这里用的是萨特那一套「目光」的语言：谁在看，谁被看；谁定义，谁被定义。

可是，借来的框架，她做出了萨特做不出的东西。

萨特讲「人被判定为自由」，讲的是一个人光秃秃地站在选择面前。波伏娃追问了一句萨特没有追问的话：如果一个人从小被教成「不该自己选」，她的自由还和别人的一样吗？一个女孩，从出生起就被告诉要温顺、要等人来娶、要以家为重，到她长大面对选择时，她面前的那几条路，是她自己铺的吗？

这一问，就把萨特那个光秃秃的选择者，放回了一个有家、有规矩、有历史的身子里。自由还是自由，但它是有处境的，处境是可以一代代压下来的。这不是给萨特打补丁，这是另起了一层楼。后来很多人读《第二性》，读的就是这一层，而不是萨特那一层。

还有一件事要说清楚：波伏娃不是先等萨特想好了框架，再拿去用。1943 年她出版小说《女宾》，写一对男女和一个闯进来的年轻女孩，三个人之间的嫉妒、目光和自由。这本小说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是同一年出的。有研究者（比如富布鲁克夫妇）提出，「他人的意识」这个问题，波伏娃在小说里想得比萨特在哲学书里更早、更细；这个说法在学界有争议，后来的研究者大多不再争「谁偷了谁」，而是看两人怎样互相影响。不管谁先谁后，至少可以说：这副框架不是萨特一个人的，是两个人一起磨的。她借的，有一半本来就是她自己的。

所以说波伏娃靠理念界的框架，靠的是一套语言和一个能一起磨这套语言的人。这一点不必讳言。可靠框架不等于是影子。一个木匠借了别人的刨子，打出来的柜子还是他的。

◆三、现实界的肉身经验：1947 年的美国

波伏娃靠的第二样东西，在现实界：她自己的身子走过的路。

1947 年 1 月到 5 月，她去美国访问，走了很多城市。2 月在芝加哥，她结识了作家纳尔逊·艾格林。艾格林写芝加哥底层的人：酒鬼、拳击手、穷街上的小贼。他带她看了芝加哥的另一面，那是她在巴黎从没见过的日子。此后多年，两人隔着大西洋往返、通信，信写了很多，在她身后出版。

这一段经历，人们常当成一段恋爱来讲。这里换个看法：它是波伏娃自己的、不经过萨特的一段肉身经验。

为什么这很要紧？因为《第二性》讲的是女人的处境，而处境不是在书房里想出来的。一个女人在家里、在街上、在情人面前、在另一个国家，被怎样看、被怎样对待，她自己身上起了什么变化——这些都得有人亲身走过，才写得真。波伏娃在美国的那几个月，看到了另一个国家里女人怎样过日子，也在一段不经萨特安排的感情里，碰到了自己的嫉妒、想念和犹豫。

还有一件同时发生的事：她把这四个月写成了一本游记《美国纪行》，1948 年出版。一年之后，1949 年，《第二性》出版。从访美到《第二性》，前后两年多。我的读法是：这本书里那种贴着日子写的东西——女孩怎样长大、女人怎样谈恋爱、怎样结婚、怎样老去——有一部分底气，是从她自己这几年的路上来的。这是读法，不是定论。

这段经历还有一面，要照实写：它没有让她离开巴黎。此后几年，她几次去美国，和艾格林一起旅行，在他湖边的小木屋里过夏天；可她始终没有把生活搬过去。这一段怎样结束、她为什么一次次回到巴黎，是第七编第 33 章的事，那里要细讲，也要讲它的代价。这一章只看它给了她什么：一段不由萨特的框架来解释的日子。

为什么「不由框架解释」这么要紧？因为一个借了别人语言的人，最怕的是连自己的经验也被那套语言事先说完了。在巴黎，波伏娃的嫉妒、想念、犹豫，几乎一出来就会被放进那份约定、放进「必然」与「偶然」里去解释。在芝加哥，没有人这样解释她。艾格林不是巴黎那个圈子里的人，他的朋友说他是个凭直觉的激进分子，不是讲理论的人；在他那里，她首先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人的经验能先活出来、再被想，而不是先被想好、再去活，这本身就是现实界给自我界的一份礼物。

现实界还有一样给她的东西，没那么浪漫：钱和职业。她从 1931 年起就在中学教哲学，先在马赛，后在鲁昂，1936 年回到巴黎，自己挣钱，自己住旅馆。一个女人在那个年代能不靠丈夫、不靠父亲过日子，首先是因为她有一份工资。1943 年她被停职、离开了教育系统（见第 1 章），这份工资断了，写作才从她的志业变成她的饭碗。她后来在《第二性》里反复讲经济独立对女人有多要紧，这不是空话，是她自己一个月一个月过出来的。

◆四、她是第三个角，不是影子

在三界里，自我界的自由最难被人看见。这一点要单独讲一讲，因为它正是「影子」说的来处。

理念界的自由，有书可以证明。萨特写了《存在与虚无》，厚厚一本摆在那里，谁也没法说他没想过。现实界的自由，有事可以证明。加缪办了《战斗报》，冒了险，得了病还在写，事情摆在那里。可是自我界的自由，证据在哪里？

证据在一些不发生的事情里。扎扎没撑住，波伏娃撑住了——撑住的那一面，就是她没有回到那个家，没有嫁给一个家里挑的人，没有在三十岁上放下书本。这些「没有」，是看不见的。一个人撑住了，外人看到的只是她「还在那里」，好像本来就该在那里。

还有一些证据，在别人身上。萨特一次次从被骂、被冷落、写不下去的日子里缓过来；圈子里的年轻人吵了架又和好；加缪在巴黎有一张晚上可以坐的桌子。这些都是有人撑住了的结果，可结果长在别人身上，功劳就容易记到别人头上。

所以，一个在自我界里自由的人，最容易被看成「陪衬」。不是因为她做得少，是因为她做的事的样子，就是让别人站得稳。站得稳的人被看见了，让他站稳的人就退到了背后。

这跟一家人过日子很像。一个家里，挣钱的人有工资条，出主意的人有说法，而那个让一家人吵了架还能坐回一张桌子的人，什么条子也没有。可谁都知道，少了这个人，这个家就散了。

波伏娃的了不起，在于她没有停在「让别人站稳」这一步。她把自己撑住别人、也撑住自己的这种经验，想成了哲学，写成了书。「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这句话正是从自我界里长出来的：一个天天在照看别人自由的人，最知道自由不是一个人的事。萨特从理念界出发，看到的是孤身一人的选择者；加缪从现实界出发，看到的是一个人顶着荒谬过日子；只有从自我界出发，才会看到人与人的自由是缠在一起、分不开的（这种分不开，本书叫它「纠缠」）。

这一点，后来成了三角最需要的东西。三个人能在一起，不是因为三种自由各管各的，而是因为有一个人把「你的自由和我的自由分不开」当真。这句话在三角里的分量，第 8 章会细讲。

还要说一件事：《第二性》1949 年出来以后，头一个星期就卖出两万多册，也招来很重的骂声：有名作家公开讥讽，有人在饭馆里冲她窃笑，梵蒂冈后来把它列进了禁书目录。一个在自我界里自由的人，一旦把这种自由写出来、说出来，她就不再是背后那个看不见的人了，她要站到台前挨骂。她挨住了。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影响了几代人。撑住别人是一种撑，撑住一整个社会的骂声，是另一种撑。

现在可以回答这一章最要紧的问题了：波伏娃为什么是第三个角，不是萨特的影子？

先承认影子说是怎么来的。她和萨特同年考试，排第二；她一生和萨特绑在一起；她的哲学用了萨特的不少词；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介绍她，第一句是「萨特的伴侣」。不少通俗读物也爱把她写成「萨特的影子」。这些都有来由。

可是看三角，要看她在三角里撑着什么。

第一，她撑着萨特的自我界。第 5 章讲过，萨特靠她读稿、等他、照看「家族」、记下他的晚年。一个三角里，如果有一角是别人的影子，它就撑不住任何东西。波伏娃撑住的恰恰是萨特理论里没写、日子里离不开的那一界。

第二，她撑着这个圈子的日常。加缪靠的那张「晚上可以坐的桌子」，桌边坐着谁、谁和谁说得来、谁今晚该叫上，很多时候是她在照看。那几年的聚会，后来主要也是靠她的回忆录留下来的。一个圈子的友谊，是要有人一天天养着的。

第三，她有自己的作品，而且有的走得比萨特远。《第二性》不是《存在与虚无》的女性版，它开出了一块萨特没有碰过的地：从一个人的身子、家庭、成长讲自由。1954 年，她的小说《名士风流》得了龚古尔奖，那是法国最有分量的文学奖之一。这本小说写战后巴黎一群知识分子的分合，书里的人物常被读作她、萨特、加缪和艾格林的化身——只能说「常被读作」，不能当定论。一个影子写不出一整个圈子的群像。

第四，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她的自由在另一界。萨特的自由在理念界，加缪的自由在现实界，波伏娃的自由在自我界。这不是说她不会想、不会过日子，而是说她的思想最终落在一个问题上：一个人，尤其是一个被教成「不该自己选」的人，怎样撑出一个「我」来。这个问题，萨特的框架里没有，加缪的阳光里也没有。三角缺了她，就缺了「撑得住」这一界。

所以第一编那句判语要读全：她教的是「做自己」，她靠的是「渡萨特」——也渡了她自己。渡萨特，是她把萨特托过他撑不住的那些夜；渡自己，是她在托萨特的同时，借来他的框架、走过自己的路，写出了自己的书。这两件事同时发生，分不开。这份「渡」有没有代价，契约是不是公平，第五编第 25 章会细算。这一章只立住一件事：她是一个角。

◆五、被靠的人得到了什么

还是那句话，依靠是双向的。波伏娃靠萨特的框架、靠自己在美国的那段路，被她靠着的人得到了什么？

萨特得到的最多，前面讲过：一个永远在场的人。还要补一样：一个能跟他吵的人。他的很多想法，是在跟她争的时候才想清楚的。一个思想家身边有一个听得懂又不服气的人，比有一百个崇拜者都有用。还有一样是萨特后来慢慢学到的：处境。他早年只讲选择，后来越来越多地讲人受处境的限制。这个转向有很多来路，冷战、马克思主义、他自己的经历，都在里头；可身边有一个人写了一整本书讲「处境怎样一代代压在一个人身上」，不能说跟这个转向毫无牵连。这是我的读法，不是定论。

加缪得到的，是一个懂他那份「外来人」处境的人。她自己也是从一个格格不入的家里出走的，我的读法是，对一个从阿尔及尔来、在巴黎始终带着一点距离的年轻人，她是看得懂的。她在回忆录里写加缪，写得有热度，也有分寸。这条边上也不是只有温度：据波伏娃多年后的一次访谈，《第二性》出来时加缪很恼火，说她让法国男人出了丑。一条真实的边，本来就是既有热也有磨的。

艾格林也得到了一些东西。一个芝加哥写底层的作家，走进了一部得龚古尔奖的法国小说：《名士风流》里那个美国作家路易斯·布罗根，常被读作他的化身。这一点不必夸大，但依靠从来不只在三角之内。

◆六、放回日子里

回到「三把椅子」。

小暖原来是幼儿园老师。她辞职来开店的时候，她妈在电话里哭了一场，说好好的铁饭碗不要，去跟同学开什么咖啡馆，以后嫁人怎么办。小暖没吵，挂了电话，第二天照样来店里刷墙。

这就是自我界的自由：撑得住。没有人能替小暖撑住那一通电话，林思不能，阿实也不能。

可是小暖撑住，也靠着两样东西。

一样是林思的「图」。小暖管熟客、管员工、管店里的气氛，这些事以前在幼儿园也做，可她从来说不清自己在做什么。有一次林思给店里画「顾客旅程图」，从客人推门到离开，每一步写着谁负责。小暖一看，自己的名字占了一半格子。她第一次看清楚：原来记住熟客的口味、员工哭了陪着聊半小时、雨天在门口放一桶伞，这些都是「活」，而且是这家店的一半。林思的图是林思的，可小暖拿着这张图，后来自己又画了一张更细的，专讲怎样带新员工。这张图后来被林思原样贴在了后厨墙上。借来的框架，画出的是她自己的东西。

另一样是她自己的路。去年她请了一个月的假，一个人去了外省一个山区的小学支教。回来以后，她跟店里的新员工讲话变了：不再一味哄，会说「这一步你自己来，我在旁边看着」。她说山里的孩子教会她一件事：你替人撑太多，人就长不出自己的骨头。这一个月不是林思安排的，也不是阿实算出来的，是她自己的脚走出来的。

那小暖给出去的呢？林思半夜画图，小暖陪着；阿实冬至一个人，小暖包饺子；店里新来的员工第一个月想走，是小暖留下来的。可小暖不只是「陪」和「留」。店里定规矩说「熟客生日送一块蛋糕」，是小暖提的；规矩里写着「员工可以对无理的客人说不」，也是小暖坚持加上的。她那句话是：「要让客人舒服，先得让我们自己的人舒服。」——这跟波伏娃那句「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是一个意思的家常版。

也有人背后说过小暖。一个常来的客人跟别人议论：那个小暖人是好，就是在店里没什么分量，点子是林思的，钱是阿实管的，她就是个笑着端盘子的。这话传到小暖耳朵里，她没去辩。那个月月底，阿实翻账，发现熟客复购占了营业额的一大半，而这一大半里，十个人有八个能叫出小暖的名字。阿实没说什么，把这页账单独打印出来，放在了小暖的柜子里。

小暖的分量，要靠阿实的账才看得见。这正是自我界的自由：它在，可它常常要借另一界的眼睛才被看见。

有熟客问过：「你们三个里，谁是老板？」林思指阿实，阿实指林思，小暖笑着说：「这张桌子三条腿，你说哪条是老板？」

带走的话
最能撑住别人的人，也是在借别人的眼光、走自己的路的时候，才撑出了自己。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波伏娃的自我界（撑得住），以及她借来的理念界（萨特一起磨出的框架）与她亲身走过的现实界（1947 年访美、自己挣的工资）。

铁三角这一处：波伏娃靠萨特的框架、靠自己的肉身经验；她撑住萨特的自我界、撑住圈子的日常，又写出自己的书——她是第三个角。三角为什么因此而稳，第 8 章接着讲；三角最亮的 1944 年前后，第 9 章讲；这些依靠背后欠下的账，第 10 章算。

第 8 章

三角为什么稳：每一角都是另外两角缺的那一界

这一章的问题：三个出身、脾气、写法都不一样的人，为什么恰恰连成了最稳的那种形状？

◆一、三条腿的凳子，为什么在不平的地上不晃

乡下人家常有一种矮凳，三条腿。四条腿的凳子放在平地上很好，放在坑坑洼洼的院子里，总有一条腿悬着，一坐就晃。三条腿的凳子不挑地，放在哪里都不晃。道理很简单：三个点总能落在同一个面上，第四个点却不一定。

萨特、加缪、波伏娃这三个人，在 1943 年到 1946 年前后那几年，就像这样一张三条腿的凳子。那时候的法国，地面是不平的：先是德军占领，后是解放，再是清算和重建，人人脚下都在晃。可这三个人凑在一起，却显得出奇地稳。他们不是性情最合的三个人，萨特是巴黎高师出来的读书人，加缪是阿尔及尔贫民区长大的穷孩子，波伏娃是从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里自己走出来的女儿。他们也不是想法最一致的三个人，后来的事说明，他们在要紧处想得很不一样。那么稳从哪里来？

前面三章已经分别回答了三个小问题：萨特靠谁（第 5 章），加缪靠谁（第 6 章），波伏娃靠谁（第 7 章）。这一章把三个答案拼回一张图，回答一个大问题：为什么这三个人连在一起，比各自站着都稳。

我的答案先放在这里，后面一节一节说清：

一个自由，三个界。萨特的自由在理念界，加缪的自由在现实界，波伏娃的自由在自我界。三界的自由谁也离不开谁，所以他们是铁三角：每个人都靠另外两个人，活着自己理论里没写下的那一界。1952 年断了一角，剩下的人用余生去补那个角。

这段话是全书的根。放在这一章，是因为这一章要把其中的「谁也离不开谁」拆开来看：离不开，具体是离不开什么。

先把「三界」用家常话再说一遍。理念界，是「想清楚」：一件事的道理讲不讲得通，说得出说不出。现实界，是「过得去」：饭吃得上吃不上，路走得通走不通，炸弹落在哪条街上。自我界，是「撑得住」：一个人夜里睡不睡得着，有没有人记得他，他还认不认得出自己。一个活人，这三界一样都少不了。道理讲得再通，饭吃不上，人就倒了；饭吃得饱，心里撑不住，人也会垮；心里撑得住，可一件事永远想不明白，人就一直在原地打转。

一个人的理论，却往往只能站在其中一界上。不是因为他笨，而是因为理论要说得清楚，就得有个落脚的地方。脚落在哪里，哪里就成了他的中心；中心之外的那两界，他写得少，甚至不写。可他不写，不等于他不需要。他照样要吃饭，照样要人陪，照样要把事情想明白。那两界从哪里来？从他身边的人那里来。

这就是铁三角稳的第一个原因：三个人的中心恰好落在三个不同的界上。三条腿各占一个点，凳子就落在了一个面上。

◆二、一张表：谁站在哪一界，谁替谁补哪一界

先看一张表。这是本编唯一的一张表，也是这一编最要紧的一张图。

三人 理论站在哪一界 人生靠的是哪一界 他给另外两人补的那一界
萨特 理念界：人被判定为自由，自由是想出来、选出来的 自我界（波伏娃的在场与托底）；现实界（加缪和《战斗报》那一边的作证） 理念界：给加缪名分与舞台，给波伏娃一套可以接着往下说的框架
加缪 现实界：在一个不给答案的世界里，照样把日子过下去 理念界（巴黎这个圈子给的名分与讲台）；这个圈子的友谊（他在巴黎的自我界） 现实界：给萨特一个能落脚作证的现场，给波伏娃一块写现实的园地
波伏娃 自我界：一个人是怎样一步步变成自己的，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 理念界（萨特的框架）；现实界（自己的肉身经验、走出去的路） 自我界：给萨特一个永远在场的人，给整个圈子一份记忆，把三个人的日子记下来

这张表要横着读，也要竖着读。

横着读，是一个人的一生。拿萨特来说：他的理论站在理念界，他一辈子最会做的事，是把一件事想到底、说到底。《存在与虚无》厚得像一块砖，讲的是一个人怎样在每一刻都在选择自己。可他活着靠的那两界，书里写得很少。第 5 章已经讲过他靠什么，这里只说一句：他教的是孤身一人的自由，他靠的是一个永远在场的人。那个人在自我界替他撑着；而另一个人，在现实界替他作证，让他的自由不只是纸上的。

竖着读，是三个人之间。看最右边那一列，会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三个人给出去的，正好是各自的中心。萨特给出去的是理念界，加缪给出去的是现实界，波伏娃给出去的是自我界。每个人手里最多的东西，正是另外两个人手里最缺的东西。

再看中间那一列，三个人靠的东西也正好互相咬合：萨特靠自我界和现实界，这两界分别在波伏娃和加缪手里；加缪靠理念界和这个圈子的友谊，理念界在萨特手里，而友谊的那份温度，有很大一部分是波伏娃在维持；波伏娃靠理念界和现实界，理念界在萨特手里，现实界一半在她自己的身体和脚步上，一半在加缪那一边打开的门里。

这里要说清楚两处容易读偏的地方。

第一处，加缪那一行。说加缪靠理念界，不是说他想得不清楚。《西西弗斯神话》本身就是一本讲道理的书。我说的「靠」，是说他在巴黎需要一个名分：一个从阿尔及尔来的年轻人，在巴黎文坛要站得住，就要有人认他、有讲台给他、有人把他的书和巴黎正在讨论的大问题放在一起谈。第 6 章写过这一层，这里不再重复。

第二处，波伏娃那一行。说她给萨特托底，很容易被读成「她是萨特的影子」。不是。第 24 章会专门讲她自己的哲学，这里只先说一句：托底是一种能力，不是一种身份。一个人能让另一个人在最乱的时候还认得出自己，这件事本身就是自我界的功夫，而自我界正是她的理论站的地方。她的《模糊性的道德》里有一句话：「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这句话放在这张表里看，就格外清楚：她的自由本来就是连着别人的，她给出去，并不是在丢掉自己，而是在照她自己的道理活。至于这样给出去要付什么代价，那是第 25 章和本编第 10 章要算的账。

还有一处，是表里第三列「给波伏娃一块写现实的园地」。这一格原本我拿得最不稳，后来找到了一条线索：1945 年 2 月，波伏娃取道西班牙去里斯本讲学，在马德里待了几天，回来写的报道登在了《战斗报》上（第 9 章再说）。加缪那一边，确实给过她一个从书房走到现实里去的出口。这一格还可以说得更宽一点：加缪这个人本身，让整个圈子看到一个不靠体系也能站在现实里的活法。

◆三、稳，不是因为像，是因为缺得不一样

很多人以为，朋友之间越像越牢。爱好一样，脾气一样，想法一样，就能长久。这话对一半。像的人好相处，可像的人也容易抢。两个人都想当出主意的那个，饭桌上就总有人不痛快；两个人都只会算账，就没人去想往哪里走。

铁三角稳，恰恰不是因为三个人像，而是因为三个人缺得不一样。萨特缺的，加缪和波伏娃手里有；加缪缺的，萨特和波伏娃手里有；波伏娃缺的，萨特和她自己走出去的那条路上有。三个人的缺口不重叠，所以谁也不跟谁抢同一块地方。萨特在理念界说话，没人跟他争；加缪在现实界站着，萨特和波伏娃都承认那是他的地盘；波伏娃在自我界张罗，那份细致是另外两个人都做不来的。

可光是缺得不一样，还不够。两个毫不相干的人也缺得不一样，却不会走到一起。铁三角还有第二个条件：三个人站在同一个中心上。

这个中心，就是自由。第 2 章已经讲过，三个人都站在「自由」上。萨特说人被判定为自由，加缪说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那是一个人在没有指望的地方照样自己往前推，波伏娃说女人不是生成的，是变成的，变成，就是一步步自己选出来的。三句话，三种口气，同一个中心。

中心相同，他们才说得上话。中心之外的界不同，他们才离不开。这两件事缺一不可：只有中心相同而所站的界也相同，那是三个萨特，挤在一个理念界里，越说越虚；只有界不同而中心不同，那是三个陌生人，各过各的。铁三角是这两件事同时成立的样子：一个自由，三个界。

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三个人写的书，各自都缺了两界。可三个人放在一起，三界就齐了。也就是说，这个三角是一个比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完整的「人」。萨特一个人不完整，加缪一个人不完整，波伏娃一个人也不完整；可是在那几年里，坐在同一张桌子边的这三个人，凑成了一个想得清楚、过得下去、撑得住的整体。

这就是我说的「每个人都靠另外两个人，活着自己理论里没写下的那一界」。他们不是在理论上互相补充，而是在日子里互相补充。理论各写各的，日子是一起过的。

这一点也可以用来回看总判语：大师教的是他写下的那一半，靠的是他活过而没写下的那一半。放在一个人身上，这句话说的是他自己的缝。放在三个人身上，这句话就多了一层意思：一个人活过而没写下的那一半，往往不在他自己身上，而在他身边的人身上。缝不是一个人的事。一个人身上的缝，常常是别人替他补着的。

◆四、为什么是三个人，而不是四个、五个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那几年围在萨特和波伏娃身边的人很多，为什么偏偏是这三个人成了一个角？

这个问题值得认真回答，因为它能检验上面那张表是不是只是一种好看的说法。

先说梅洛-庞蒂。他是萨特高师时代就认识的同学辈，1945 年和萨特、波伏娃一起创办《现代》，在杂志早期出力很大。按交情和分量，他完全可以是第四个角。可我的读法是：他的中心和萨特落在同一界上。他也是写哲学体系的人，也在理念界里用功，只是路子和萨特不同，更看重身体和知觉。两个人站在同一界上，就成了并排的两根柱子，而不是三角里互相补位的两个角。并排的柱子之间，最容易发生的不是补，而是争：争的是同一块地方上谁说得更对。梅洛-庞蒂后来和萨特在政治上分道，那是后话，这里不展开；但它至少不和我的读法相冲突——同一界上的两个人，靠得住的时候是同道，靠不住的时候是对手。

再说那个常被叫作「家族」的小圈子（第 5 章讲过）。那是萨特和波伏娃身边一群更年轻的朋友、学生和情人，人来人往，彼此缠得很紧。这群人给这个三角添了很多热闹，也添了很多麻烦。可是在三界的意义上，他们大多是来取的人，而不是来补的人：他们需要萨特的想法、需要波伏娃的照应，却很少有人能把某一界整块地补给这两个人。这样说不是贬低他们，一个年轻人在一个大圈子里先靠着别人，本来再正常不过。我只是想说明，人多不等于角多。一个角，要能拿出别人整块缺的那一界。

所以，铁三角之所以是三个人，不是因为碰巧只有三个人在场，而是因为三界只有三个。每一界上，站一个能把这一界拿出来给别人的人，就够了。再多一个，要么和其中某一个站在同一界上，成了并排；要么只是来取，成了围在三角四周的人。

这也说明，「铁三角」这个说法不是看人数，而是看缺口。一张桌子边坐着十个人，也可能只有一个角；三个人坐在一起，也可能连一个角都不是——要是三个人全都只会出点子，那就只是三个想法，不是一个三角。

再补一个小证据。那几年，报纸和读者很快就把加缪和萨特放进同一个筐里，叫作「存在主义者」。加缪却在 1945 年的访谈里公开说，自己不是存在主义者，还说他和萨特都奇怪两人的名字总被连在一起（见第 6 章）。这件事常被拿来证明两人其实早就不合。我的读法相反：正因为加缪不肯被归进萨特的那一界，他才一直是另一个角。如果他认了这个名号，成了萨特门下的又一个存在主义者，他就和梅洛-庞蒂一样，变成理念界里的并排柱子；三角反倒要少一个角。他不认，是在守自己那一界；萨特那一边也不硬拉他，是在承认那一界本来就不在自己手里。两个人在名号上划清界线，在日子里却靠得很近。这正是缺得不一样的人才有的相处方式：不必一样，也不必假装一样。

◆五、三角的另一面：每一条边都是一份托付

三角形是几何里最稳的形状。木匠搭屋架，要在方框里斜钉一根木条，把一个方框分成两个三角，屋架就不歪了。可三角形稳，有一个前提：三条边都在。

方框没有斜撑，推一下就成了平行四边形，这叫「会变形」。三角形不会变形，因为三条边的长短一定，形状就定了。可要是拿掉一条边，剩下的两条边就成了一把剪刀，绕着顶点随便开合。三角形的稳和两条边的松，只差一条边。

铁三角也是这样。它稳，是因为三条边都在：萨特和波伏娃之间那一条，萨特和加缪之间那一条，加缪和波伏娃之间那一条。每一条边，都是一份托付：我把我缺的那一界交到你手上，你把你缺的那一界交到我手上。

这里要特别看一眼加缪和波伏娃之间的那一条边。人们讲这三个人，常常只讲萨特和波伏娃一条边、萨特和加缪一条边，好像加缪和波伏娃之间是空的。不是空的。波伏娃在回忆录里写过不少和加缪一起的日子，写他的热情，也写他们之间的不合。第 6、7 章已经提到这一层，这里只指出一点：三角之所以是三角，而不是以萨特为顶点的一个「人」字形，正因为第三条边也在。如果加缪和波伏娃之间没有这条边，那就只是两个人都和萨特好，而不是三个人互相靠着。

托付是这个形状最结实的地方，也是它最脆的地方。结实，是因为托付出去的东西，是自己做不来的；对方只要在，你就不用操那份心。脆，是因为托付出去的东西，你自己没有备份。萨特没有给自己备一份自我界，因为波伏娃在；加缪没有给自己备一份巴黎的名分，因为萨特这个圈子认他；波伏娃没有给自己备一套从头搭起的哲学框架，至少在那几年还没有，因为萨特的框架就在手边。

所以，这一章要说的「稳」，是有条件的稳。条件就是三条边都在。哪一条边一旦断了，失去的就不只是一个朋友，而是自己身上没写下、也没备份的那一界。这正是定音句最后一句的意思：1952 年断了一角，剩下的人用余生去补那个角。断的是哪一角、怎么断的，留给第六编；这里只要记住，三角的稳和三角的险，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六、放回日子里

我构想一个家常的例子。

三个刚工作的年轻人合租一套老房子。老大会做饭，下班回来炒两个菜，三个人就有了一顿热乎饭；老二会修东西，水管漏了、灯泡坏了、热水器不出热水，他拿着扳手一会儿就弄好；老三心细，记得什么时候交房租、物业费，记得谁的生日，谁这几天脸色不好，她就多问一句。

三个人各有各的本事，也各有各的短处。老大做饭好，可一到月底就不知道钱花哪去了；老二手巧，可一句贴心话都不会说；老三细心，可灯泡坏了她只能等老二回来。住在一起，三个人的短处都被另外两个人接住了。这套房子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单住都过得好。

这个例子里有这一章的全部道理。三个人不像，所以不抢。三个人都想把日子过好，所以说得上话。三个人的短处各不相同，所以每个人都离不开另外两个。这就是三角为什么稳。

可是还要再看一眼：老大不会算账，是因为一直有老三在算；老二不会说贴心话，是因为一直有老三在说；老三不会修灯泡，是因为一直有老二在修。三个人都没有学会自己缺的那一样。日子过得越顺，就越没人去学。等到有一天，老二调去了外地，那套房子里第一件出事的，大概就是灯泡。

第一编开张的那家「三把椅子」，也是这样一套合租房。林思出点子、定菜单，她手里是理念界；阿实进货、算账、跑执照，他手里是现实界；小暖记得每个熟客的口味，管员工的情绪，她手里是自我界。开张头一年，三个人谁也没有觉得自己在「靠」别人，只觉得分工顺手。林思从不看账本，因为阿实看；阿实从不跟熟客寒暄，因为小暖在；小暖从不琢磨下一季的新品，因为林思总有新主意。三把椅子各坐各的，桌子却是稳的。

这里也要说一句公道话：分工本身没有错。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会，把自己不擅长的那一界交给信得过的人，是聪明的做法，不是偷懒。三角的问题从来不在于分工，而在于分工久了，没人记得自己交出去的是什么。这一层，第 10 章再算。

带走的话
三角稳，不是因为三个人像，而是因为三个人缺得不一样，又站在同一个中心上；它稳的地方，也正是它没备份的地方。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三界齐看——萨特站理念界，加缪站现实界，波伏娃站自我界；每人给出去的，正是自己的中心。

铁三角这一处：三条边各是一份托付；稳靠三条边都在，险也在这里——托付出去的那一界，谁都没有备份。

第 9 章

1944年前后：三角最亮的时候

这一章的问题：三角最亮的那几年，三界是怎样同时都在场的？

◆一、先把能说准的事说准

写这一章之前，我要先交代一个规矩。1944 年前后的巴黎，是后来被讲得最多、也被讲得最走样的一段。很多书里写那几年，写得像一部电影：烟雾缭绕的咖啡馆，通宵的舞会，几句妙语在桌边飞来飞去。这些画面有的有根据，有的是后来人添的。这一章只写能说准的事；拿不准的，标〔待核〕；没有根据的对话和场面，一句不写。宁可写得素一点，也不替这三个人编台词。

能说准的事，先排一排：

1943 年 6 月，萨特的剧作《苍蝇》首演，加缪上前和萨特相识。这一晚第 1 章已经写过。

1943 年到 1946 年，三个人和一群朋友往来最密。

1944 年 8 月，巴黎解放。解放那几天，萨特应加缪之邀，为《战斗报》写了一组系列报道。

1944 年到 1947 年，加缪主编《战斗报》。这份报纸原是抵抗运动的地下报纸，解放后公开出版。

1945 年 10 月，萨特和波伏娃、梅洛-庞蒂等人创办《现代》杂志。同一个月，萨特做了那场后来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为题出版的演讲，说出了「人被判定为自由」这句话。

把这几件事排在一条线上，就能看出这一章的骨架：1943 年相识，1944 年一起站在解放的街头，1945 年各自有了一块阵地。三角最亮的时候，大概就在这两三年里。

◆二、1944 年 8 月：理念界的人走到了现实界的街上

先说巴黎解放那几天。

在那之前，萨特的身份主要是作家和哲学家。他写过《恶心》，出版了《存在与虚无》，写了《苍蝇》，在占领期间也参与过一些抵抗知识分子的活动。这里我要按住一句太绝对的话：有人说萨特在占领期间「什么都没做」，这说得太过了；也有人把他写成冲在前面的抵抗英雄，这也说得太过了。比较稳妥的说法是：他做过一些事——1941 年拉过那个没办成的「社会主义与自由」小团体（见第 5 章），后来给地下刊物写过稿——但不在最危险的那一线。

最危险的那一线上，站着的是加缪。他在《战斗报》做地下工作，那是会掉脑袋的事。解放一到，这份地下报纸走上了地面，加缪成了它的主编。

就在这个时候，加缪请萨特为《战斗报》写解放中的巴黎。萨特答应了，写了七篇报道，总题叫《一个在起义的巴黎里散步的人》，8 月底陆续刊出，记下起义的街道、人群和那几天城里的样子。（有一种说法是其中一部分由波伏娃代笔，我没能找到可靠的出处，不采用。）

这件事放在三界里看，意义很清楚。萨特是理念界的人，他最擅长的是在书桌前把一件事想透。可解放不在书桌上，在街上。是加缪这一边，把他请到了现实界的街上，给了他一个落脚和作证的现场。第 5 章讲萨特靠谁时说过，他的自由需要现实界的作证；这几篇报道，就是那份作证最早、最直接的一次。

反过来，对加缪来说，请萨特来写，也不只是约一份稿子。一份刚从地下走上来的报纸，需要被巴黎认得的名字；而萨特那时已经是巴黎文坛最受关注的人之一。萨特的名字登在《战斗报》上，就是在给这份报纸、也给它的主编添一份理念界的分量。第 6 章讲加缪靠谁时说过，他在巴黎需要名分与舞台。这一来一往，两条线在同一页报纸上交了一次手：现实界的人借出了现场，理念界的人借出了名分。

至于波伏娃，这几天她在哪里、做了什么，我手里能说准的不多。她后来在回忆录《岁月的力量》的最后几章写过解放前后的巴黎，写得很细。比起那几篇报道署谁的名，更值得注意的是：把那几天的日子一笔一笔记下来、留给后来人的，主要是她。三个人里，她是那个记住的人。这正是自我界的功夫：日子过去了，有人替大家把它留住。

◆三、1945 年：两块阵地，一张桌子

解放之后，三个人各自有了一块阵地。

加缪的阵地是《战斗报》。那是一份每天都要出版的报纸，社论要写，版面要排，人要管，钱要算。加缪在这份报纸上写了大量社论，讲解放后的法国该怎样清算、怎样重建、怎样不让新的不公取代旧的不公。常被提起的一篇，是 1945 年 8 月 8 日，广岛原子弹两天之后，别的报纸还在为新武器叫好，他写的大意是：机器文明刚刚走到了野蛮的最后一级。这是现实界的活：天天和眼前的事打交道，今天的判断明天就要见分晓。

萨特和波伏娃的阵地是《现代》。那是一份月刊，讲的是更长的东西：文学该做什么、知识分子该站在哪里、一个人怎样在他的处境里承担责任。萨特为创刊号写的《〈现代〉发刊词》，讲的就是作家对他的时代负有责任，作家要「介入」。这是理念界的活：给一个时代提供一套说法。

《现代》的创刊编委，除了萨特、波伏娃、梅洛-庞蒂，还有雷蒙·阿隆、莱里斯、波朗等人，是一个相当宽的阵容；几年之后，这个阵容里的人陆续走散，那也是后话。

现实界那块阵地，热闹里也有它的冷处。《战斗报》1945 年 1 月还印十八万多份，到 8 月就降到十五万左右；解放的兴奋一过，读者回到了那些老牌大报。一份每天要对现实交卷的报纸，最先感到地面在动。这一点，第 10 章还要接着说。

两块阵地，一日一月，一个贴着地面、一个往高处看。这恰好对应着三角的两个角。可这两块阵地不是两座孤岛，它们之间有人来往，有稿子来往，有饭局来往。三个人那几年的照片和回忆里，常常是坐在同一张桌边的。

说到这里，就要说到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1945 年 10 月，萨特做了那场演讲，第二年整理成《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出版。那一晚的拥挤，第 2 章写过。演讲里那句「人被判定为自由」，很快就成了街头巷尾都能说上一句的话。「存在主义」这个词，在 1945 年秋天之后的巴黎，几乎成了一种时髦。

这股风也刮到了加缪身上。很多人把他和萨特归成一派。第 6 章说过，加缪自己并不认这个名号。可是在 1945 年的巴黎，他认不认，已经由不得他了：一个名字一旦和另一个名字被并排写在报纸上，读者就会把他们当成一家人。这件事有两面：一面是三角的名气更大了，三个人的书都更好卖、讲台都更多了；另一面，是加缪的那一界，开始被别人用萨特的词来描述。这是后话，第 10 章再说。

◆四、报纸那条线：一张记者证，一场争论

除了解放那几天的报道，《战斗报》和这个三角之间，还有两条线常被提到。我把它们放在一起说，因为它们讲的是同一件事：现实界那一角，怎样把另外两个人送出了门。

第一条线是萨特。1945 年 1 月，萨特作为法国记者团的一员去了美国，待到 5 月。机会是加缪给的，用的是《战斗报》的身份；萨特另外又跟《费加罗报》谈好供稿。他的美国通讯从 2 月到 6 月陆续登在这两份报纸上，写罗斯福，写美国工人，写好莱坞，写美国的城市。萨特第一次以「看现实」的身份走出法国，手里拿的是加缪那一边给的那张记者证。

第二条线是波伏娃。1945 年 2 月，她取道西班牙去里斯本讲学。在马德里的几天里，她去了城边上的穷街区，看到内战之后的饥饿和压制。回来以后，她写的《马德里四日》登在了《战斗报》上。占领了四年，法国人很久没有看到边境以外的世界。她去的是一个物价、气味、贫富都和巴黎不一样的地方，写回来的是她亲眼看见的东西。

这两条线，把第 8 章那张表里最没把握的一格坐实了：现实界的角，确实给另外两个角发过「出门的证」。这张证的意义不在于一趟旅行本身，而在于身份的换一换。萨特本来是写体系的人，拿着记者证，他就得去看、去听、去记下别人的日子。波伏娃本来是写小说、写哲学随笔的人，拿着记者证，她就得把自己的眼睛交给一个陌生国家的街道。理念界和自我界的人，借现实界的一扇门出去走了一趟。

我在这里不想把这件事说得太大。几篇通讯改变不了一个人的中心。可它至少说明，在三角最亮的那几年里，三条边不只是饭桌边的交情，而是实打实地在互相借东西：借名字，借版面，借身份，借一扇门。

报纸那条线还有另一面。三角最亮的时候，也不是没有难处。难处首先落在现实界那一角上。

解放之后，法国面对一个很难的问题：占领期间和德国人合作过的人，该怎样处置？这件事在法国叫「清算」。该严，还是该宽？严，怕冤枉人、怕变成新的报复；宽，又怕对不起那些死去的抵抗者。

1944 年秋天，加缪在《战斗报》上为这件事写过社论，主张要有正义、不能轻轻放过；天主教作家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报》上主张宽恕。两人在报上来回辩过几轮。后来，加缪的看法有了变化：1945 年 1 月，合作派作家罗贝尔·布拉西亚克被判死刑，有人发起请愿，求戴高乐赦免他，加缪犹豫之后签了名，理由是他反对死刑，哪怕对象是他所反对的人。萨特和波伏娃没有签。再往后，1948 年在巴黎一座多明我会修院里的一次讲话中，加缪当众说：在那场争论的那一点上，莫里亚克是对的，他自己错了。

顺带记下：请愿书这件事，三个人站在了两边。这不是三角的裂，是三界各自的分寸——加缪那一界离具体的人命最近，他先看见的是一个要被枪毙的人。

我把这件事放在这里，不是要评判清算本身，那是另一本书的题目。我只想指出一点：现实界的活，是要天天下判断、而且判断会被事情检验的活。理念界可以把一个问题想透再说；现实界等不及，报纸明天就要出，人明天就要判。加缪站在这一界上，就得承受这一界的难处：今天说的话，明天可能要改。

他改了，而且公开说自己改了。这一点很能看出他这个人。一个站在现实界的人，他的诚实不在于永远说对，而在于看到自己错了的时候肯认。这和萨特那一界的诚实不一样：萨特的诚实，是把一个道理推到底，推到让人不舒服也不停。两种诚实，各有各的分量。三角最亮的那几年，两种诚实还能在一张桌边并存；后来不能并存了，那是第六编的事。

◆五、那几年的日子：三界同时在场

那几年三个人到底怎样往来，我不想用编出来的场面来填。只说几件有依据的事，和一个读法。

有依据的事之一：1944 年 3 月在莱里斯家排读毕加索的小戏，加缪导演，萨特和波伏娃念台词（细节见第 6 章）。这件事常被提起，因为它很像那几年的一个缩影：一群人在占领的阴影下，还在一起读戏、一起笑。

有依据的事之二：波伏娃的回忆录《岁月的力量》和《事物的力量》，写了很多那几年和加缪一起的晚上，有欢喜，也有不快。据一份加缪年表的记载，1944 年的圣诞节，萨特和波伏娃还一起到加缪家里吃过饭。读这些段落，能感觉到三个人之间那条第三条边是真实存在的：加缪不只是萨特的朋友，也是波伏娃的朋友。

有依据的事之三：三个人在这几年里各有一批作品同时冒出来。萨特的《禁闭》1944 年 5 月上演，那句常被误读的「他人即地狱」就出自这出戏（本意见第 5 章）。加缪的《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话》1942 年已经出版，《鼠疫》1947 年出版。波伏娃的《女宾》1943 年出版，《模糊性的道德》1947 年出版。三个人在同一段时间里，都在把自己那一界写到最好。

读法是这样的：三角最亮，不是因为三个人天天在一起，而是因为三界在这几年里同时都在场，而且都很满。

理念界是满的：萨特的书一本接一本，《现代》开张，演讲人山人海。

现实界是满的：解放了，有一份报纸要每天出，有一个国家要从废墟里站起来，加缪在最前头。

自我界是满的：一群朋友彼此认得、彼此记得，有人张罗，有人记录，波伏娃在那里。

三界都满的时候，三个人都不必为自己缺的那一界操心。萨特不用操心现实界，因为那一界正热闹，而且有加缪的报纸给他一扇门；加缪不用操心名分，因为整个巴黎都在读他；波伏娃不用独自去搭一套框架，因为身边就是一个正在说出一套新话的人，而她自己也正在把那套话往自我界里接着说。

这就是「最亮」的意思。亮，不是热闹，是三界同时有光。

◆六、放回日子里

我构想一个家常的例子。

一个大家族过年。爷爷奶奶那辈人还健在，在老屋里坐着，全家人回来都先去给他们磕头；家里有一个在外面闯出名堂的大伯，过年回来带着一堆见闻，饭桌上讲外面的世界，大家都爱听；还有一个留在镇上的姑姑，平时照看老人，过年时张罗一大桌菜，谁不吃辣、谁爱吃甜，她都记得。

那几年，这个家族的年过得最热闹。热闹不是因为人多，而是因为三样东西同时都在：有老屋，是现实界，一个落脚的地方；有大伯，是理念界，一扇往外看的窗；有姑姑，是自我界，一份把大家拢在一起的记性。

后来很多人回忆起来，都说那几年的年最好。他们往往说不清好在哪里，只记得热闹。其实好就好在三样东西同时都在，而且没有一样是需要人操心的。

可是也正因为不需要操心，那几年里谁都没有想过：老屋要是哪天拆了，大伯要是哪年不回来了，姑姑要是累病了，这个年还怎么过。

再往细里看一层。那几年的热闹里，其实已经有一点不对称：大伯讲的外面的世界，大家都爱听，也都记得是大伯讲的；姑姑那一桌菜，大家都吃得香，却很少有人记得是谁一大早去买的菜。老屋更不必说，它就在那里，没人会想起去谢一间房子。三样东西都在场，可被看见的程度不一样。理念界的光最显眼，现实界的光最结实，自我界的光最容易被当成理所当然。

这一点在 1944 年前后的巴黎也一样。后来的读者记住了萨特的演讲和《现代》，记住了加缪的《战斗报》和《鼠疫》，可那几年的日子是怎样被拢在一起、怎样被记下来的，要等很多年以后读波伏娃的回忆录才知道。三角最亮的时候，三个角的亮度并不一样，只是那时候谁都还没有去比。

这份不对称在那几年里不疼不痒，因为光够多，每个人都分得到。可它是一道很细的纹：哪一天光少了，最先觉得冷的，往往是那个一直被当成理所当然的人；最先被问「你到底凭什么站在这里」的，往往是那个光最显眼、却最离不开别人的人。这两句话现在说还早，先记在这里。

带走的话
三角最亮的时候，不是三个人最亲的时候，而是三界同时都有光、谁都不必为自己缺的那一界操心的时候。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三界同时满——加缪在现实界（《战斗报》），萨特在理念界（《现代》与演讲），波伏娃在自我界（张罗与记住）。

铁三角这一处：萨特为《战斗报》写解放报道，是理念界借到现实界的现场、现实界借到理念界的名分，两条线在同一页报纸上交了一次手。

第 10 章

互相依靠，就是互相欠着

这一章的问题：三角稳的那几年，它的裂纹已经埋在哪里了？

◆一、靠，本来就是欠

前两章讲的是三角为什么稳、什么时候最亮。这一章要换一个方向看同一件事：互相依靠，换个说法，就是互相欠着。

这话听起来有点冷，其实很家常。你借了邻居一把梯子，你就欠他一次；他哪天来借你的电钻，你二话不说递过去，这一笔就算平了。邻里之间的来往，靠的就是这种你欠我、我欠你的小账。账一直在动，人情就一直热着。真要算得一清二楚、两不相欠，往往就是不来往了。

铁三角也是一本账，只是账上记的不是梯子和电钻，而是三界。萨特欠波伏娃一个自我界，欠加缪一个现实界的现场；加缪欠萨特这个圈子一份巴黎的名分，欠这群朋友一份在巴黎的温度；波伏娃欠萨特一套可以接着说下去的框架。反过来，每个人也都是债主：萨特借出去理念界，加缪借出去现实界，波伏娃借出去自我界。

在三角最亮的时候，这本账是热的。每个人都在借，也都在还，谁也没有觉得吃亏。第 9 章说过，那几年三界都满，光够多，每个人都分得到。光够多的时候，没有人去翻账本。

可这本账有三个毛病。这三个毛病，在 1944 年前后一个都不疼，但它们都已经在那里了。这一章就把它们一个一个指出来。要先说清一点：我这里只指出裂纹在哪里，不写它们后来怎样裂开。裂开的经过，在第六编。

◆二、第一道纹：借出去的东西，记在谁的名下

第一个毛病是：借出去的东西，很容易被记在借方的名下。

拿加缪借来的名分说。他在巴黎站稳，离不开萨特这个圈子的承认，也离不开那几年「存在主义」这股风。可第 9 章已经说过，这股风刮到他身上的时候，是用萨特的词来描述他的。读者把《局外人》和《恶心》放在一起读，把西西弗斯和「人被判定为自由」放在一起讲。加缪借到了名分，可这份名分上印着的，是别人的商标。

这就是「借」的麻烦。你借了邻居的梯子爬上屋顶，屋顶上的人看见的是你，可他们也看见你脚下那把梯子是谁家的。借得越久，人们越分不清：你上得了屋顶，是你的本事，还是梯子的本事？

加缪不肯认「存在主义者」这个名号，我在第 8 章把它读成他在守自己那一界。放在这里再看，它还有一层意思：他是在设法把这份名分从别人的账上划到自己的账上来。只要这件事没有办成，他的名分就始终有一部分是借来的；借来的东西，有一天是可以被收回去的。

反过来也一样。波伏娃从萨特那里借来一套框架，她在这套框架上接着往下说，说出了萨特没有说过的东西——那是第 24 章要细讲的「第三个角」。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读者把她的书当成萨特哲学的一个分支来读。她借来的框架，变成了别人给她贴的标签。她明明是一个角，却常被看成一个角的影子。这份误读的账，要到很多年以后才慢慢算回来。

萨特这边也一样。他借来的自我界和现实界，从来不在他的名下。他在书里写的是一个孤身选择的人，可他的日子是有人撑着、有人作证的。别人把他当成一个靠自己站起来的人，他也就很少去说那些撑着他的人。这里我用「很少」，不用「从不」：《存在与虚无》扉页上那三个字的题献（见第 5 章），就是他在名下留的一个记号。

三个人都在借，可账本上写的名字，常常和实际出力的人不一样。这就是第一道纹。

名下之外，还有一件事放在这里看格外清楚：三角的三条边，只有一条是写过「字据」的。

1929 年，萨特和波伏娃订下那份契约：他们之间是「必然的爱」，此外各自可以有「偶然的爱」，而且彼此不隐瞒。这份契约的来龙去脉和代价，第 25 章会细讲，这里不重复。我只想从「账」的角度看它一眼。

这份契约，说白了，是两个人给彼此之间的依靠立了一个名目。它把「我靠你」这件事说出了口，还定下了规矩：靠到什么程度，哪些事可以各管各的，哪些事必须告诉对方。不管后人怎么评价这份契约，它至少做到了一件事：这一条边上的账，是有人试着去记的。记得清不清、公平不公平，是另一回事；但两个人都知道，这里有一本账。

萨特和加缪之间那条边，没有这样的东西。加缪和波伏娃之间那条边，也没有。那两条边上的依靠，是在报纸、饭局、朋友的来往里自然长出来的，从头到尾没有人说过一句「我们之间是怎样的」。

没有说出口的依靠，有它的好：它轻，不压人，来得自然，用不着谈条件。可它也有它的险：一旦出了事，双方连一个可以回头去对的东西都没有。我说「你欠我」，你说「我从来没答应过」；我说「我们一直是这样的」，你说「那是你以为」。没有字据的账，冷下来的时候，只能各凭各的记性。

我的读法是：三条边里，最结实的未必是写了字据的那一条，但最容易一碰就断的，多半是没写字据的那两条。这只是一个读法，不是结论。断掉的究竟是哪一条，第六编再看。

◆三、第二道纹：没有人学自己缺的那一界

第二个毛病，第 8 章末尾已经提过：托付出去的那一界，谁都没有备份。

这一章要把这件事再说深一点。没有备份，不只是「缺」，还是「越来越缺」。

你会修灯泡的室友一直在，你就一直不学修灯泡；你一直不学，就一直更离不开他。依靠这件事，有一种自己加深自己的力量。借得越顺，越不想学；越不学，越要借。

放在三个人身上看。萨特在理念界里越走越远，他的书越写越厚、越写越难，那是一个可以一直往深处钻的界。他有的是事情可做，用不着去学怎样在现实界里一天天下判断、怎样承受判断被事情检验。这一份，有加缪那一边，有报纸，有街头。加缪在现实界里越陷越深，报纸要出、人要管，他用不着去搭一套能和巴黎哲学家们对等交锋的大体系，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人逼他。波伏娃在自我界里越做越细，一个圈子的人情、记忆、照应，她做得越好，别人就越把这些交给她；她自己的哲学，要到写《第二性》时才完整地长出来——那是另一段故事了。

没有人学，并不是因为谁懒。是因为三角太稳了，稳到用不着学。这是依靠最让人放心的地方，也是它最危险的地方。一张三条腿的凳子，用久了，每一条腿都长成了只适合待在它那个位置上的样子。

◆四、第三道纹：地面会变

第三个毛病，是最不起眼、也最要命的：三角的稳，是在一块特定的地面上的稳。地面变了，三条腿原来落在同一个面上，现在可能就落不齐了。

第 8 章说，三条腿的凳子放在哪里都不晃。这话要补半句：前提是三条腿都还够得着地。

1944 年前后，三个人的那块地面是什么？是占领与解放。在占领和解放这件事上，三个人站在同一边，这是不用讨论的事：反对占领，要一个自由的法国。这块地面虽然不平，但它让三个人的中心——自由——有了一个共同的、看得见的敌人。敌人看得见，三个人对「自由」的不同理解，就用不着拿出来比。

可解放之后，地面开始挪。挪向哪里，第 27 章会专门写：冷战让现实界变了形。这里只指出最早的几处挪动，用来说明裂纹的位置，不展开。

一处是加缪自己的位置。1947 年 6 月初，《战斗报》钱上撑不下去，加缪和老搭档帕斯卡尔·皮亚把报纸交给了别人，他离开了。他的现实界阵地，从一份每天都要下判断的报纸，变回了他的书桌。现实界那一角，手里少了一块地面。

一处是加缪在《战斗报》上那组讨论暴力的文章，1946 年 11 月连载，总题叫《既不做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这组文章讲的，正是后来他和巴黎许多人分歧的那个问题：为了一个更好的将来，现在可不可以容忍杀人。

还有一处在《现代》那一边。1946 年秋天起，梅洛-庞蒂在《现代》上发表了一组讨论革命暴力的文章，头一篇叫《瑜伽修行者与无产者》，后来结集为《人道主义与恐怖》。加缪对这组文章很反感。1946 年 12 月，在作家鲍里斯·维昂家的一次聚会上，他当面冲梅洛-庞蒂发作，摔门而去；萨特在两人之间没有明着站边。我在这里只记下这两条线的方向：一边在问「暴力可不可以容忍」，一边在问「暴力要放在历史里看」。同一个「自由」，开始被拉向两个方向。

我要特别说明：这几件事，在当时都只是几篇文章、几次争论，三个人照样来往。我把它们放在这里，不是说三角那时就裂了，而是说地面已经开始挪。三条腿还都够得着地，只是有一条腿底下的土开始松了。

地面在挪，角也在长。第一道纹里说，加缪的名分有一部分是借来的。这里要补一个反方向的事实：从 1947 年起，这笔账他在慢慢还上。

1947 年 6 月，《鼠疫》出版，是加缪第一部在法国大受欢迎的书（见第 6 章）。这本书不需要借谁的词来解释。它讲的是一座城里的人怎样一起对付一场瘟疫，主角是一个医生，一个每天做该做的事的人。读者读到的是加缪自己的东西：在一个没有答案的处境里，照样把活干下去。

同一时期，波伏娃也在长。1947 年她访美，1949 年出版《第二性》。她的那一角，开始有了自己的分量，不再只是被当成另一个角的分支——这一段第五编会细讲。萨特那边，《现代》的影响也在扩大。

这对三角的意义，比表面上大。借了名分的人有了自己的名分，借了框架的人搭起了自己的框架，这本来都是好事，就像借梯子的人终于自己买了一把梯子。可放在账上看，它也意味着：每个人对另外两个人的依赖，都在变少。依赖变少，那两条没写字据的边，就少了一份把两头拴在一起的力。

这不是谁变了心，而是三个角都在长大。只是三角的稳，本来就靠「靠得紧」；三个角各自长大，三角反而松了。

这是这一编最有意思、也最让人不安的一个地方：三角里的人越成功，越不需要三角。依靠在帮每个人长大，而每个人长大，又在一点点拆掉依靠。

◆五、互相欠着，也是一种好

写到这里，可能会让人觉得，依靠是一件坏事，欠是一件坏事。我要把话说回来。

不是的。人和人之间，本来就是互相欠着活的。一个人要是谁也不欠，那他也就谁也不认识。萨特、加缪、波伏娃在那几年互相欠着，所以他们才写得出各自最好的书：萨特有人撑着，才能把理念界走到那么深；加缪有人认他，才能在巴黎站成一个独立的声音；波伏娃身边有一套正在说出来的新话，她才能接着说出自己的话。

欠，是三角稳的原因，也是三角险的原因。这一章只是把这两面都摆在桌上。第六编会写到，地面挪了，账开始被翻出来，借出去的东西被要求收回，名分上的商标被拿来争。那时候，三个人才发现：这本账从来没有记清过。

记不清，不是谁的错。热的时候没有人记账，这是人之常情。可正因为没有记，冷下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借出去的多、借进来的少。

◆六、放回日子里

我构想一个家常的例子。

两兄弟合伙开一家修车铺。哥哥懂技术，车子的毛病一听就知道在哪；弟弟会招呼人，街坊都爱来找他。开头几年，生意好，兄弟俩从来不分你我：哥哥的手艺换来了口碑，弟弟的人缘换来了回头客，钱放在一个抽屉里，谁要用谁拿。

后来铺子越做越大。街坊说起这家铺子，都说「找弟弟那家」，因为跟他们打交道的是弟弟；同行说起这家铺子，都说「那家师傅手艺好」，因为懂行的人知道活是哥哥干的。一家铺子，有了两个名字。

兄弟俩谁都没想过这件事有什么要紧。直到有一年，有人想请哥哥去别处开分店，有人想请弟弟去别处做经理。这时候他们才第一次坐下来问：这家铺子，到底是靠谁？问出这句话的那一刻，抽屉里的钱就再也不是谁要用谁拿了。

这家修车铺还没有散，这个例子也只讲到这里。要紧的是那句话被问出来之前的那些年：两兄弟互相欠着，铺子越开越好；同时，两个名字已经各自长出来了，没有一个人去记那本账。

带走的话
互相依靠，就是互相欠着；热的时候没人记账，账就埋在最好的那几年里。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三界都在欠——萨特欠自我界与现实界，加缪欠名分（理念界的承认），波伏娃欠框架（理念界）。

铁三角这一处：三道纹——借来的东西记在借方名下；没人学自己缺的那一界；地面开始挪，现实界那一角先松。

咖啡馆这一年：生意最好的一年

「三把椅子」开到第二年，生意好得出乎三个人的意料。

先说好在哪里。

林思那年春天想出一个点子：每个月推一款只卖这一个月的饮品，名字用老街上的一样东西来起，比如巷口那棵老樟树、街尾那座废弃的水塔。她画了一张小卡片，每月一张，客人喝完可以带走。到了秋天，有熟客专门来收齐十二张。本地的一个生活号写了一篇小文章，周末门口开始排队。

阿实那年做了两件不起眼的事。一件是把进货从「每周两次、凭感觉」改成按前一周每天的销量来订，牛奶和点心从此既没剩下倒掉过，也没在下午三点卖断过；另一件是把那台老是闹脾气的磨豆机彻底拆修了一遍，从此早上开门再没误过点。排队的客人不知道这两件事，他们只知道这家店从来不让人白跑一趟。

小暖那年记住了更多的人。她有一个小本子，写着熟客的名字和口味：谁不加糖，谁要燕麦奶，谁每周三下午来、坐靠窗那张桌子写东西。新招的两个店员是她带出来的，她教他们的第一件事不是怎么拉花，而是怎么记住人。有个在附近医院上夜班的护士，每天早上下了班来买一杯热豆浆拿铁，有一阵连着三天没来，小暖托同一栋楼的熟客问了一声，才知道她搬了家，上班换了一条路，不再路过老街。小暖让熟客捎去一张卡片，没写别的，只写了「豆浆拿铁给你留着」。后来那位护士回来，特地带了一盒点心道谢。

三个人那一年都忙，也都高兴。晚上打烊以后，三个人常常不急着走，坐在店里那张最大的桌子边，林思讲下个月的新品，阿实听着算成本，小暖说今天哪位熟客说了什么好玩的话。那张桌子，是三把椅子最像一个三角的地方。

再说账。

账是阿实管的。第一年账很简单，进多少、卖多少、房租水电多少、三个人各拿多少，一页纸就记得下。第二年账变复杂了，复杂不是因为钱多，而是因为钱开始说不清是谁挣的。

第一件说不清的事，出在林思那十二张卡片上。卡片的印刷费不便宜，阿实在年中的时候提过一次，说这笔钱占了不少毛利。林思说，可是排队的人都是冲着卡片来的。阿实没再说什么。他只是在账本上把这笔钱单列了一栏，名字叫「品牌」。他心里明白，这一栏是看不出回报的：排队的人里，有多少是冲着卡片，有多少是冲着从来不断货的豆子，有多少是冲着小暖那句「今天还是老样子吗」，没人算得出来。

第二件说不清的事，出在小暖带出来的两个店员身上。年底发奖金，阿实按照惯例，照营业额给三个合伙人各分一份，店员另算。小暖犹豫了一下，说两个店员今年辛苦，能不能多给一点。阿实说，可以，从哪里出？从三个人的那份里匀，还是从店里的流水里出？小暖说，从我那份里出吧。阿实说，那不行，你那份也是你挣的。两个人都没有错，话却说到了这里，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最后林思说，那就三个人各匀一点。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第三件说不清的事，最小，也最难说。有一位做设计的朋友在本地一个活动上介绍这家店，说它的成功在于「有一个很会做品牌的主理人」。这句话被那个生活号转了出去，配的照片是林思站在吧台后面。小暖看到了，笑着转给阿实，说「我们的林老板出名了」。阿实也笑了，回了一个大拇指。那天晚上打烊以后，三个人照常坐在大桌子边。没有人提这件事。

我要说清楚：这一年，三个人之间没有吵过一次架。生意是真的好，交情也是真的好。我写这几件事，不是说谁做错了什么，而是想让读者看见，好日子里账是怎样开始算不清的。

林思的卡片，算不出回报，是因为理念界的东西本来就不好算。一个点子带来多少客人，从来没有一张单子能记下来。

阿实的豆子和磨豆机，没人看见，是因为现实界的东西做好了就是「没出事」。没出事的事，是最难被记住的事。

小暖的小本子，没有价钱，是因为自我界的东西本来就不在账上。一个熟客三天没来有人去问，这件事值多少钱？没有人会这样问，也不该这样问。

三个人各自出了三份力，可这三份力用的不是同一种秤。阿实的秤是钱，林思的秤是名声，小暖的秤是人心。账本只有一本，用的是阿实那杆秤；外面的人只看一样，用的是林思那杆秤；小暖那杆秤，谁都不用，连她自己都不太用。

还有一件事，要单独记一笔，因为它是这一年里唯一一次三个人差点把账摊开的时候。

秋天排队最长的那几个周末，店里人手不够。林思提议再招一个人，专门做周末。阿实算了一下，说加一个人，周末多卖的那些杯，刚好够付这个人的工钱，等于白忙。林思说，可不加人，排队的客人等太久，下次就不来了，这笔账你算不进去。小暖在旁边听着，说了一句：其实周末那几个常来的老客，最近都不太来了，嫌人多，坐不下。

三个人都愣了一下。林思看见的是排队的新客人，阿实看见的是工钱和杯数，小暖看见的是那几张不再出现的老面孔。三个人说的都是真的，可三个人说的不是同一件事。那天他们没有吵，也没有定下什么，最后的结果是先找了一个兼职学生顶着。可这是这一年里，三把秤第一次被同时放到桌面上。放上去，又各自收了回去。

我把这一幕写下来，是因为它很像那种房子刚盖好时墙上的一道细纹：用手指摸得到，用眼睛几乎看不见，刷一层漆就盖住了。很多人家的墙，一辈子都只是这样一道细纹；也有一些，会在某一年的雨季里，顺着这道纹渗进水来。

这就是第 10 章说的第一道纹：借出去的东西，记在谁的名下。生活号上那张照片，就是一个名下。

第二道纹也在。这一年林思一次也没有翻过账本，阿实一次也没有站到门口去招呼熟客，小暖一次也没有想过下个月推什么新品。不是不会，是用不着。每个人都把自己那一份做到了最好，也都把另外两份放心地交给了别人。

说到这里，也该替三个人各说一句公道话。

林思的卡片不是乱花钱。一家老街上的小店，没有那十二张卡片，可能就只是又一家咖啡馆；是她让客人愿意专门绕过两条街来。阿实的谨慎也不是小气。第一年开张时，他们见过隔壁一家奶茶店怎样在三个月里把本钱烧光，那家店的点子比谁都多。小暖替店员说话，更不是拿店里的钱做人情；她带出来的那两个孩子，后来是店里最记得住客人的人。三个人各自的那杆秤，都是对的。错的地方不在秤上，而在于只有一本账。

第三道纹，这一年还看不见。老街上的地面暂时还是平的：房租没涨，隔壁没有开新店，客人的口味也还没变。三条腿都够得着地。

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晚上，三个人在店里吃了一顿火锅，算是年终聚餐。阿实把这一年的账本拿出来，说总的来说是赚的，比去年多不少。林思说，那明年我们开第二家吧。小暖说，好啊，不过新店的人谁来带？阿实没说话，把账本合上了。

那是三把椅子生意最好的一年。账本上，赚得清清楚楚；账本之外，已经有几笔账算不清了。三个人都没有去算，因为那一年太好了，好到不需要算。

可是，「不需要算」和「算得清」，不是一回事。

第三编
理念界的自由：萨特
编序

第二编讲的是三个人怎样互相靠着。从这一编起，我们把三个人一个一个拆开来看。先看萨特。

萨特的自由在理念界。所谓理念界，用家常话说，就是「想清楚」的那一界：一件事在脑子里理顺了，说得出道理，下得了判断，这一界就站住了。萨特一辈子最擅长的，就是把人的处境想清楚、说出来。他告诉一代人：你没有借口，你的样子是你自己选出来的。这句话放到今天，仍然能把一个躲在「我就是这样的人」后面的人叫出来。

这一编分六章。第 11 章从他的童年讲起，看一个没有父亲、在外祖父书房里长大的孩子，怎样先在书里认识世界，再到街上认识世界。第 12 章用大白话讲「人被判定为自由」。第 13 章讲「他人即地狱」，把它的本意和常见的误读分开。这三章先讲他对在哪里，而且是真对。

第 14、15 章讲他的两道缝。第一道：他教的是孤身一人的自由，他靠的是一个永远在场的人。第二道：他教人不要被别人的目光定住，自己的名字却变成了一个被千万道目光托着的符号。第 16 章看追随者会卡在哪里，普通人能拿走什么，最后回到「三把椅子」，看林思的缝怎样露出来。

先说一句：缝不是罪名。一个人的理论只写下他活过的一半，这是常事，不是丑事。我们看缝，是为了看清那没写下的一半在哪里，好让自己少走一点弯路。

第 11 章

父亲早逝，《词语》里的童年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没有父亲、在书堆里长大的孩子，为什么后来会把自由放在「想清楚」的那一界？

◆一、一岁多，父亲没了；书房成了天地

让-保罗·萨特 1905 年生在巴黎。父亲是海军军官，在他一岁多时病故。母亲带着他回了娘家，从此由母亲和外祖父施韦泽抚养。外祖父是个教语言的老先生，留着大胡子，家里有一间书房，书从地板堆到天花板。萨特的童年，大半是在这间书房里过的。

这些事，我们今天知道得这么细，主要靠萨特自己写的一本小书，叫《词语》。这本书写于他五十多岁的时候，1963 年秋先在《现代》上分两期连载，1964 年出单行本。书不厚，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叫「读」，后一部分叫「写」。它不是一本温情的回忆录。萨特用一种很冷的、带着讥讽的笔调，回头去看那个小男孩，像一个检察官在翻一份旧卷宗。

书里有一个说法常被人提起。萨特大意是说：父亲早死，对他未必是坏事；一个父亲如果活着，会压在儿子身上，压一辈子；他父亲死得早，所以他身上没有那块压着的东西，他说自己没有「超我」——心里那个替父亲说话、告诉你什么不许做的声音。这话是转述，原文的口气更尖。我们先不急着判断它对不对，只记住一点：萨特很早就觉得，自己头上没有一个现成的权威替他定规矩。后来他说人没有一个预先给定的本质，人得自己去定自己，这条思路，在这间没有父亲的屋子里已经能看到影子。

母亲当时很年轻。在娘家，她的位置有点尴尬，像是回来寄住的女儿，而不是一家的主妇。萨特在书里写，母亲和他同住一间「孩子房」；在他眼里，她与其说是母亲，不如说更像一个姐姐。家里真正说了算的，是外祖父。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萨特说自己没有「超我」，没有父亲压着；可家里并不是没有权威，只是权威换了一个样子。外祖父不像父亲那样管教，他宠，他夸，他把孙子当成自己学问和体面的延续。被宠着的孩子，表面上没人管，其实处处在讨一个人的欢心。萨特后来很清楚这一点。我的读法是：这个孩子最怕的不是挨骂，而是外祖父不再那样看他——《词语》通篇写的，都是他怎样一天天去讨那道目光。

所以，「没有父亲」这件事，可以读出两层。一层是萨特自己强调的：没人替我定规矩，我得自己来。另一层是他写到了、却没有往理论里放的：我虽然没有父亲，但我一直有人宠着、看着、托着。前一层后来长成了他的哲学，后一层留在了他的日子里。我们这一编要做的，就是把这两层都摆到桌面上。

这个孩子很早就识字，很早就开始读书。外祖父的书房成了他的整个天地。《词语》里有一个意思，是理解萨特的一把钥匙：他说，自己是先在书里遇见事物的，后来才在世界上遇见它们；书里的那只鸟、那棵树，比院子里那只真的鸟、那棵真的树更「真」。他甚至承认，他很长时间里把书里的观念当成了事物本身，等到在现实里碰到的东西跟书里对不上，他会觉得是现实乱了。

这就是理念界的入口。一个人先学会在纸上想清楚，再去过日子。想清楚的那一套越牢，过日子的那一套就越像是「附录」。萨特在书里交代的意思，可以概括成一句：他是在书里长大的，长成了一个先有词、后有物的人。他写这一层，口气一半是自嘲，一半是交代。

我们普通人多半反过来。先是摔了跤、挨了饿、跟人吵过架，后来才慢慢找词，把这些事说清楚。萨特的顺序是倒着的：词先到，事后到。这个顺序让他一辈子都特别会说、特别会想，能把一团乱麻似的处境讲得条理分明；也让他一辈子都要面对一个难题——想清楚的东西，怎样落到过日子里去。

◆二、一个被看着长大的孩子

《词语》里另一条线，是「表演」。

外祖父很疼这个外孙，把他当成家里的小神童。来了客人，孩子要背诗、要说俏皮话；大人们笑，大人们夸。萨特回头去看，用的词很不客气：他说自己那时候整天在演戏，演一个聪明可爱的好孩子，演给外祖父看，演给母亲看，演给来访的太太们看。他说他并不真知道自己是谁，只知道大人们喜欢他演的那个人。

这里有一个细节常被讲起：他七岁那年，外祖父借口带他出门散步，把他领进了理发店，剪掉了一头长卷发。卷发一剪，大家才发现这孩子长得并不好看，右眼也已经斜了。母亲把自己关进房里哭了。萨特写这一段，写得很淡，但读的人能感到，那是一个孩子第一次发现：自己被人看见的那个样子，跟自己以为的那个样子，不一样。

我想请读者在这里停一下。一个从小被人看着、被人夸着、要靠演出来换掌声的孩子，后来写出了二十世纪讲「他人的目光」讲得最透的哲学（第 13 章会细讲）。这不是巧合。他对目光那么敏感，是因为他从小就活在目光里。

还有一层意思，要留到第 14 章才说得清，这里先放一颗种子：这个孩子从来不是一个人。他有一个时时看着他、为他骄傲的外祖父，有一个跟他同住一屋、处处护着他的母亲。他的「孤独」，是书房里的孤独，不是没人管的孤独。书房门外，一直有人。

◆三、「写」：用词语给自己找一个理由

1917 年，萨特快满十二岁，母亲改嫁，带他离开巴黎，去了海边的拉罗谢尔。继父是个造船方面的工程师，萨特跟他一直不亲。在新学校里，这个从巴黎书房里来的小个子，日子过得不顺，常被同学欺负，斜视的右眼也成了被取笑的由头。这些事《词语》几乎没写，书大体停在十一岁上下。

《词语》的后一半讲「写」。孩子开始自己编故事，写冒险小说，一本一本地写。萨特回头看，说那时候他已经给自己派了一个使命：当作家。他觉得自己来到世上本来没有什么理由，没人需要他，他是多余的；可一旦当了作家，他就有了理由——后世的读者会需要他的书。写作，成了这个孩子给自己的存在找的一个「正当名分」。

五十多岁的萨特，在书的结尾把这个名分拆了。他的意思大致是：我曾经把笔当成剑，以为写作能救人、能救自己；现在我知道，写作救不了谁，我也不比任何人更有资格；我只是一个人，跟所有人一样，不比谁高。这是转述，原话的分量要读原书才能感到。

这个结尾很要紧。它说明萨特不是一个被自己的理论关死的人。他能回头拆自己。他承认，他一辈子的写作，有一部分是一个孩子在为自己的「多余」找补。能这样说自己的人，不多。

◆四、从书房到公园里的那棵树

书房里长大的孩子，后来考进了巴黎高师，成了同代人里最会读书、最会写文章的那一个。1929 年教师资格考试，他考了第一，波伏娃考了第二；同年两人相识。这一段的人和事，第二编已经讲过（见第 5 章），这里只取一件跟「词语」有关的事。

1938 年，萨特出了第一部小说《恶心》。主人公叫洛根丁，一个住在海边小城、整天泡图书馆写一本历史传记的单身汉。小说里最有名的一幕，是他坐在公园长椅上，看着一棵栗树的树根。看着看着，他忽然觉得，「树根」这个词从那团东西上掉下来了。平时我们一说「树根」，脑子里就有一个干净的名字、一个清楚的用途；可那天，那团黑乎乎、疙疙瘩瘩的东西就那么在那儿，不为了什么，也不像什么，多出来一样地在那儿。他感到一阵恶心。

这一幕，可以读作《词语》那个孩子的反面。孩子是先有词、后有物，词把物安排得妥妥帖帖；洛根丁是词忽然失效，物赤裸裸地冒出来，没有理由，没有名分，「多余」。萨特在《词语》里说自己小时候觉得自己是多余的，要靠写作给自己找个理由；在《恶心》里，他把这种「多余」推到了整个世界上：不只是我，树、长椅、公园，统统没有理由地在这里。

这是萨特理念界的第一次大翻转。小时候，他以为想清楚了，世界就有了秩序；到了三十多岁，他想得更深，发现想到最深处，碰到的恰恰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在那里」。他没有被这个吓退。他后来的整套哲学，都是从这里往回走：既然世界本身不给理由，那理由就只能由人自己来给。这一步，就是下一章要讲的「人被判定为自由」。

我的读法是：书房里的孩子学会了想，《恶心》里的洛根丁想到了尽头，《存在与虚无》里的萨特从尽头转身，开始讲选择。三步都在理念界里走，一步比一步深。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也正因为三步都在理念界里走，过日子那一边的事——谁给他做饭、谁替他记着约会、谁在他想不下去的时候陪他说话——就很容易被当成背景。

◆五、他对在哪里

讲到这里，先替萨特把他对的地方说足。

第一，他对「出身决定论」的警惕是对的。他自己没有父亲替他定规矩，他也就不肯接受任何现成的模子：家庭、阶级、上帝、天性，都不能替你做决定。这在一个讲究门第、讲究「你就是这种人」的社会里，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第二，他对「表演」的看穿是对的。他把自己童年的乖巧、聪明、可爱，全都看成是演给大人看的，这种狠劲很少见。很多人一辈子都在演别人喜欢的那个自己，却以为那就是自己。萨特至少把这件事说破了。

第三，他对「先有词、后有物」的自觉是对的。他知道自己是从书里长出来的，知道自己的强项和盲区出在同一个地方。这种自觉，是理念界的自由最好的样子：想清楚，连自己怎样想、为什么这样想，也一并想清楚。

第四，他肯在功成名就之后回头拆自己，这一点尤其难得。写《词语》的时候，他已经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知识分子之一，大可以写一本光彩的成长史：天才少年，书香门第，一路考第一。他偏不。他把那个小神童写成一个演员，把写作的使命写成一个孩子的自我安慰。一个人站在高处，还肯说「我当初爬上来，有一半是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多余」，这是理念界的自由用在自己身上，刀口向内。

这四条加起来，就是萨特给我们留下的第一份礼物：别把你的出身、你的天性、你从小被夸的那个样子当成命。它们都是可以重新看、重新选的。

◆六、放回日子里

说一个家常事。

有一个朋友，我们叫她阿青（这是我构想的一个人）。阿青小时候是亲戚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过年聚餐，长辈总让她背一段课文、说几句英语。她背得好，大家鼓掌，她也高兴。她一直以为自己喜欢读书。三十岁那年，她辞掉了让家人骄傲的工作，去学做面包。家里吵翻了天。她后来跟我说，她那时才发现，自己从小「喜欢」的，其实是那阵掌声；书本身她未必那么爱。

这就是萨特在《词语》里干的事：把小时候那个被看着、被夸着的自己翻出来，问一句——这是我，还是我演的我？

但阿青的故事还有后半段。她学面包那两年，没有收入，住在姐姐家里。姐姐每天下班回来，先尝她烤坏的面包，再跟她一起算还要多久能开张。阿青跟人讲起「我选择了自己的路」时，很少提姐姐。不是忘恩，是她真没想到要提——姐姐就像屋里的灯，一直亮着，所以看不见。

后来面包店开了，有记者来采访，标题是「辞职做面包的女硕士」。阿青看了很不是滋味。她说，那篇文章把她写成了一个说走就走、一个人闯出来的人，可她知道，没有姐姐那两年的晚饭，她撑不过第三个月。她把报纸剪下来，在旁边用笔添了一行字，贴在了店里的墙上：「还有我姐。」

萨特的童年也是这样：他看穿了表演，却没怎么写那个一直坐在旁边看他表演、为他担心的人。前一半，是他对的地方；后一半，是这一编要慢慢讲的缝。

带走的话
看穿自己在演，是自由的第一步；看见是谁一直在台下等你，是第二步。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讲的是萨特理念界的来历——先在书里想清楚世界，再去街上碰世界。

铁三角这一处：还没有三角，只有一个孩子和两个托着他的大人；「有人在场」这条线，从这里就开始了。

第 12 章

人被判定为自由

这一章的问题：「存在先于本质」「人被判定为自由」，用大白话说，到底说了什么，又对在哪里？

◆一、一把裁纸刀，和「判定」两个字

1945 年 10 月，巴黎解放才一年多，萨特在一个俱乐部里做了一场公开演讲，题目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第二年整理成书出版。那天来的人太多，挤得水泄不通，门口推搡起来，有人当场晕倒，椅子也挤坏了不少。这场演讲，后来成了存在主义的「普及本」。我们这一章就跟着这场演讲走，因为萨特在这里说话最白。

他拿一样小东西开头：一把裁纸刀。做刀的工匠，动手之前心里已经有了这把刀的样子——它是干什么用的，多长，刃开在哪边。先有「它该是什么」，再有这把刀。用萨特的话说，对于裁纸刀，本质先于存在。

人呢？萨特说，人不是这样。没有一个工匠事先在心里画好了「人该是什么样」，再把你造出来。你先是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然后才一点一点地，用你做的事，把自己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就是「存在先于本质」。

用家常话再说一遍：没有一张图纸写着你应该是谁。你是谁，要看你干了什么。

这句话的分量，要放到它说出来的那个时候去掂。那是一个刚打完仗的国家。很多人在占领时期做过亏心事，或者什么也没做，现在都想找个说法：我是被逼的，形势如此，我天生胆小，我只是个小职员。萨特这番话等于说：这些说法都不算数。你没有一个「本来的样子」可以躲进去。

萨特在这场演讲里有一句话，后来流传最广：「人被判定为自由。」（《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注意「判定」这两个字，有的译本作「注定」或「被判处」。它原本带着一点法庭的味道：像判刑一样，你不是自己申请来的自由，是被判给你的，推也推不掉。

为什么说推不掉？萨特的意思大致是这样：你没有选择出生，可一旦来到世上，你做的每一件事都由你负责。就算你说「我不选了，听别人的」，这也是一个选择——你选了听别人的。就算你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做」也是你做的事。你可以选这个，选那个，可你不能选「不选」。

这就是为什么萨特说，自由不是一件礼物，更像一份担子。很多人以为「自由」是想干嘛就干嘛的痛快。萨特讲的自由正好相反：你干的每件事，都没有人替你扛；连你给自己找的借口，也要算在你头上。

萨特在演讲里说了三个词，来描述人背着这份担子时的心情：焦虑、被弃、绝望。我们一个一个用白话说。

焦虑：你做选择的时候，心里发紧，因为你知道这一下是你自己定的，错了没人替你兜。

被弃：天上没有一个裁判，地上也没有一本写好答案的书，你被「丢」在这里，只好自己判断。

绝望：这个词最容易误会。萨特说的不是灰心丧气，而是一种冷静：你只能靠你能把握的东西去行动，别指望事情一定照你想的走。尽力做，不靠侥幸。

三个词听着都很重，可萨特说，这恰恰是一种乐观——因为你的命运在你手里。

◆二、那个学生的难题

演讲里有一个例子，萨特讲得很细，我在这里转述。

占领时期，有个学生来找萨特。他的哥哥在打仗时死了，父亲跟占领者合作，母亲跟他住在一起，日子过得很苦，他是母亲唯一的安慰。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离开家，偷偷去英国，加入抵抗的队伍；一条是留下来，陪着母亲。去打仗，可能一事无成，母亲却会垮掉；留下来，能实实在在帮到一个人，可又觉得对不起更大的事。

他问萨特：我该怎么办？

萨特的回答是：你自由，你自己选，也就是说，你自己去创造。他的意思是，没有哪一套道德教条能替你选。基督教说要爱人，可爱母亲和爱同胞都是爱人；康德说别把人当工具，可不管你走还是留，总有一边的人被你当成了手段。就连「听从内心的感情」也不灵，因为你只有做了，才知道你的感情有多重。萨特还补了一句：你来问我，你其实早就知道我会怎么答；你选择来问谁，就已经是在选择答案了。

这个回答，很多人第一次读会觉得「没回答」。可它是萨特整个学说最诚实的地方：他不肯假装有一本现成的答案书。

我们不妨替那个学生多想一步。假如萨特当时给了他一个干脆的答案——「去英国」或者「留下」——会怎样？如果他照办，后来顺利，他会觉得是萨特指对了路；如果后来出了事，他会觉得是萨特害了他。不管哪一种，这件事都不再完全是他的了。萨特不给答案，等于把这件事原封不动地还给他：你的母亲，你的国家，你的那一下决定，都是你的。这是一种很不讨好的尊重。

日常里，我们其实常常碰到这样的时刻。一个人拿着两份工作的录用通知来问你选哪个，一个朋友问你该不该跟谈了五年的人分手。你可以帮他把两边的利弊一条一条摆清楚，这是陪他想；可最后那一下，你替他拍板，往往是在替他背一份本不该你背的担子，也拿走了他本该自己长出来的一点东西。萨特在这里教的，是怎样当一个好的「被问的人」：陪你想，不替你选。

还有一点要留意。那个学生去找萨特，不是一个人闷着想。他有一个可以去敲门的老师。萨特讲这个例子，讲的是「选」只能自己来；可这个例子本身也透露了另一件事：人在选之前，总要找个人说一说。这一点萨特没有往下讲，我们先记着。

◆三、自欺与处境：躲进本质，和悬不到半空

萨特把「躲开自由」这件事叫作自欺，有的译本作「不诚」。这个词在他 1943 年的大书《存在与虚无》里讲得最多。

自欺不是骗别人，是骗自己。最常见的样子，就是给自己找一个「本质」躲进去：「我就是这种人」「我天生脾气急」「我们家的人都这样」「我只是个打工的，上面让干啥就干啥」。说这话的人，未必在撒谎，他只是把一件本来可以选的事，说成了一件定死的事，好让自己不用负责。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举过一个咖啡馆侍者的例子，正好合我们这本书的意思。那个侍者动作太标准了：弯腰弯得太深，托盘端得太稳，脚步太轻快，像是在演一个「侍者」。萨特说，他是在扮演侍者这个角色，扮得太认真，好像他生下来就是侍者，就只能是侍者。当然，萨特不是在笑话干这一行的人；他想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这样：把一个身份演成了命，然后躲在这个身份后面。

反过来，自欺也有另一面：明明做过的事，硬说「那不是真正的我」。一个人一而再地失约，却总说「我本质上是个守信的人，只是最近太忙」。萨特会说：你就是你做的事，没有一个藏在后面的「真正的你」替你开脱。

讲到这里，常有人问：一个人生在穷地方，生了病，被关进牢里，他也「自由」吗？萨特是不是太轻巧了？

这个问题，萨特自己认真对付过。他用了一个词，叫「处境」。意思是：人从来不是在真空里选，人总是在一个具体的处境里选——你的身体、你的出身、你所在的年代、你身边的人，这些你都没法挑。萨特并不否认这些。他说的是另一件事：处境本身不替你说话，是你怎样对待它，它才变成「障碍」或「台阶」。

他举过一个很朴素的例子，大意是：一块大石头横在路上，对一个想翻过山去的人，它是障碍；对一个想坐下来看风景的人，它是一张凳子。石头还是那块石头，它算什么，要看你想干什么。

萨特自己当过德军的战俘（见第 5 章）。在营里，他给同伴们写了一出关于圣诞的戏，叫《巴约纳》，1940 年圣诞夜在营里上演。被关着，是处境；在被关着的时候写戏、排戏、给一群同样被关着的人看，是他对这个处境的回答。1944 年 9 月，巴黎刚解放，萨特在《法兰西文学》上发了一篇短文《沉默的共和国》，开头的意思是：我们从来没有像在德国占领下那样自由过。这话常被引来引去，听起来像故作惊人之语。他的本意是：处境越逼仄，你的每一个小选择——说不说、帮不帮、签不签——就越清楚地显出你是谁。

所以，萨特的自由不是「你什么都能做」，而是「不管你在哪里，你怎么回应，算你的」。这比「什么都能做」低调得多，也难躲得多。

公平地说，后来不少人觉得他前期把这一点讲得太硬，好像一个人只要想通了，什么处境都不算数。萨特自己后来也往回收了不少，越来越重视处境的分量、社会的分量（第 31 章会讲他晚年怎样去补现实界）。但在 1945 年那场演讲里，他的重点很清楚：先把借口关掉，再谈条件。

◆四、选择自己，也是替人选一个样子；以及三种听岔

演讲里还有一层意思，常被人略过，我觉得是最动人的一层。

萨特说，你选择自己的时候，也在为所有人选择。比如你决定结婚、生孩子，哪怕这完全是出于你自己的情况和心意，你也是在向世界表明：人可以这样活，一夫一妻是一个值得过的样子。你做了一件事，就是给「人」画了一笔。

这不是要人人去当榜样。它的意思是：你别以为你的选择只关你自己。你在单位里糊弄一份报告，你也在给「人可以这样对待工作」投了一票；你在饭桌上替一个被冤枉的朋友说了一句话，你也给「人可以这样对待朋友」投了一票。萨特让人在做每件小事的时候，多问一句：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会怎样？

这一层意思，把「人被判定为自由」从一句孤零零的宣言，拉回到了人和人之间。自由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的事，你每一次选，都在跟所有人说话。

这句话流传太广，听岔的也多。常见的有三种。

第一种，把它听成「想怎样就怎样」。年轻人最容易这样听：既然没有本质，那我今天想当画家，明天想去流浪，谁也管不着。萨特当然不反对人去当画家或去流浪，但他的重点不在「想」，在「做」和「认」。你说你是画家，那就去画；画了十年画不出来，这十年也是你。只想不做，在萨特看来，恰恰是自欺的一种：用一个永远没兑现的「可能的我」，来逃避一个已经做成了的「现在的我」。

第二种，把它听成「环境不重要」。好像萨特在说：穷人穷是自己选的，病人病是自己选的。这是冤枉他。上一节讲了，他承认处境，承认你没法挑你的身体、出身、年代。他说的只是，在处境里你怎么回应，是你的。一个人生了病，病不是他选的；病了以后是放弃还是找医生、是怪天还是安排好家里的事，这些是他的。把这两件事分开，是萨特这句话的本来面目。

第三种，把它听成「一个人顶天立地，不靠任何人」。这一种听岔最隐蔽，也跟本书关系最大。萨特说的是「谁也不能替你选」，不是「谁也不能帮你」。选的那一下，确实只能你自己来；可在选之前，有人陪你想；在选之后，有人陪你扛——这些跟「你自己选」并不矛盾。偏偏萨特这一套讲得太干净，干净到读的人很容易把「自己选」听成「自己一个人」。这个听岔，萨特本人要负一点责任。第 14 章会细说，他自己就是一个「自己选」、却从来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人。

把这三种听岔去掉，剩下的那句话其实很朴素：你做的事算你的，你别找借口，你选的时候想一想别人。

◆五、他对在哪里

萨特这一套，我认为至少对在三处。

第一，他把「借口」这件事看透了。人最省力的活法，就是把选择说成命运。萨特一句话把这扇后门关上了。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整套哲学，这一句「你没有借口」都值得放在口袋里。

第二，他把自由从「痛快」改回了「担当」。现在有很多人讲自由，讲的是不被管。萨特讲的自由，是你被管着也好、不被管也好，你做的事都算你的。这个自由比「不被管」难得多，也硬得多。

第三，他给了普通人一种尊严。按他的说法，一个侍者、一个小职员、一个在家照顾母亲的学生，跟一个大人物一样，都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定义人是什么。没有谁的选择是「小人物的选择」，不算数。

还要补一句。萨特说「你自己选」，不是说「怎么选都行」。他的意思是：你选了，就得认；你认了，就得承担它带给别人的后果。在他那里，存在主义不是让人为所欲为，是让人负全责。

◆六、放回日子里

说一个家常事。

老吴（这是我构想的一个人）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干了十二年。他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这人就是不会说话，所以升不上去。」每次有新的组长位子空出来，他都不去报名，说：「我这性格，当不了领导。」

有一年，他手下来了个新人，被客户骂哭了。老吴什么也没多想，把电话接过来，跟客户磨了四十分钟，把事情摆平了。挂了电话，新人看着他说：「吴哥，你这不挺会说话的吗？」

老吴愣在那儿。

这就是萨特说的那一下。「我不会说话」是老吴给自己定的本质，他躲在里面躲了十二年，因为躲在里面就不用去试、不用去输。可他刚刚做的那件事，跟他给自己定的本质对不上。按萨特的看法，老吴就是他做的事：那四十分钟，比他嘴上说的十二年更能说明他是谁。

第二年老吴报了名。没选上。可他说，没选上和不敢报，是两回事。

这个故事我想留一个尾巴，后面几章还要用：老吴报名那天晚上，他老婆特意早下班，炒了两个菜，跟他说「选不上也没事」。萨特的道理让老吴看见了自己的借口；可让他真敢迈那一步的，还有一张饭桌。

带走的话
你可以选这个，也可以选那个，可你不能选「不选」——连借口也算你选的。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讲的是萨特理念界的自由最干净的样子——把人的处境想清楚，不许借口。

铁三角这一处：理念界一个人就能想清楚，可要把想清楚的落成行动，常常还要另外两界在旁边接着（见第 5 章）。

第 13 章

他人的目光

这一章的问题：「他人即地狱」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它最常被说成了另一回事？

◆一、一间没有镜子的房间

1944 年，巴黎还在占领之下，萨特的独幕剧《禁闭》上演了。戏很简单：三个刚死去的人，一男两女，被一个侍者领进一间屋子。这就是地狱。没有火，没有刑具，没有魔鬼，只有一间客厅，几张沙发，一尊铜像，灯永远不关，门打不开，墙上没有镜子。

三个人起初以为会有人来折磨他们。等着等着，他们慢慢明白：没有人会来了，折磨人的，就是彼此。

男的叫加尔森，是个报人，生前在战时逃跑被抓、枪毙。他最想要的，是有人相信他不是懦夫。一个女人叫伊奈斯，冷，看人看得很透。另一个女人叫艾丝黛尔，生前爱打扮，最想要的是有男人看她、要她。三个人的愿望咬在一起：艾丝黛尔要加尔森的目光，加尔森要伊奈斯的认可，伊奈斯偏偏不给，还时时盯着另外两个。谁也躲不开谁，谁也离不开谁。

没有镜子这个细节，很要紧。艾丝黛尔想补口红，找不到镜子，只好让伊奈斯当她的镜子：你看我，我好看吗？口红涂正了吗？她只能从别人的眼睛里看见自己。

戏的末尾，门忽然开了。可是没有一个人走出去。加尔森说出了那句后来全世界都知道的台词：「他人即地狱。」（《禁闭》，1944）

◆二、本意：人被别人的目光定住

这句话，最常见的理解是：别人都很讨厌，人跟人在一起就是互相折磨，所以最好躲远点。很多人把它当成一句厌世的话，甚至当成「不要社交」的口号。

这是误读。1965 年这出戏灌录唱片，萨特在开头亲口录了一段说明，大意是：我说「他人即地狱」，不是说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总是糟糕的；我是说，如果你跟别人的关系扭曲了、败坏了，那别人就只能是地狱。因为我们要认识自己，离不开别人；我们怎么判断自己，用的就是别人判断我们的那些尺子。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是我们身上最要紧的一部分。

用白话说：「他人即地狱」的意思是，人被他人的目光所定义；你要是把自己完全交给别人的眼光去定，你就把自己关进了地狱。

戏里的三个人，就是这样。加尔森是不是懦夫？他死了，再也不能做一件新的事来证明自己，他就只能靠别人的一句判断。伊奈斯说你是，你就是；你求她改口，她不改，你就永远是。这才是地狱：不是别人坏，而是你自己不能再行动了，只能被看、被判。

所以这出戏的关键其实是「死」。活人还可以做事，用新的行动去改写别人对你的看法；死人不能了，只剩下被定格的那个样子。萨特借三个死人说的是活人的事：你要是活着却像死了一样，把改写自己的权利全交出去，只等别人给你判词，那你活着就已经在那间屋子里了。

◆三、目光：一个钥匙孔，一场爱的拉锯

在《存在与虚无》里，萨特把「他人的目光」讲成了一整套道理。他举的例子很有名，我转述一下。

一个人因为嫉妒，或者好奇，趴在一扇门的钥匙孔上往里看。这时候他全神贯注，眼里只有门里的事，他自己是不在场的，他就是「看」本身。忽然，走廊里响起脚步声。有人在看他。

就在那一刻，他一下子「有了」自己：他变成了一个趴在门上偷看的人。羞耻涌上来。他原本是看的人，现在成了被看的东西。

萨特说，这就是别人的目光对我们做的事：它把我们从一个正在活着、正在选择的人，变成一个被看见的、有确定样子的东西。「他是个偷窥的人」「她是个爱打扮的女人」「他是个懦夫」——别人的一眼，就给你贴上了一个本质。而前一章讲过，萨特最反对的，恰恰是把人当成一个有固定本质的东西。

这就把两章连起来了。第 12 章说，人没有现成的本质，要靠自己的行动去定义自己。第 13 章说，可别人总是在给你定义，用他们的目光把你定住。人就活在这两股力之间：自己在往前走，别人的目光在后面给你拍照。

有意思的是，萨特说，被定住不只会带来羞耻，也会带来骄傲。被人夸，跟被人抓住偷看，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你都被别人的眼睛做成了一个有确定样子的东西。只不过一个样子你不喜欢，一个样子你喜欢。被夸的人很容易爱上那个被夸出来的样子，从此努力去配得上它，一步也不敢走出去。

回头看第 11 章那个在外祖父客厅里背诗的小男孩，就是这样：大人们的掌声把他定成了一个「小神童」，他演了好多年，才发现那是别人的照片，不是自己。萨特对目光的这一层分析，可以读作他对自己童年的回答。他知道，夸奖也会把人关起来，而且关得比批评更舒服，所以更难出来。

这一点放到今天的日子里，几乎人人用得上。一个孩子从小被说「懂事」，长大后就很难对人说「不」；一个人在单位里被叫作「靠得住的老好人」，就很难推掉一件不该他干的活。别人给的好名声，也是一张照片，你得记得你还在照片外面活着。

萨特把这套目光的道理，一直推到了爱情里。这一段在《存在与虚无》里写得很长，也很冷，我只取一个大意。

他说，人在爱里想要的，不只是被人喜欢，而是想成为对方眼里的「整个世界」。我希望你看我的时候，不是把我当成你世界里的一样东西，而是我就是你看世界的那个框。我希望你的自由心甘情愿地选择我，而且一直选择我。可是，难就难在这里：我要的是一个自由的人来爱我，不是一个被我拴住的人；可他既然是自由的，他随时可以不再这样看我。我越想把他的目光定住，就越是把他从一个自由的人变成一样东西；他一旦变成了东西，他的爱也就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爱了。

所以萨特说，爱里总有一种不安。这不是谁做错了什么，是目光本身的样子决定的：你要别人自由地看你，就得接受他随时可以移开眼睛。

这段话读起来很悲观，可我觉得它对日子很有用。很多吵架，说到底是在争目光：「你为什么一直看手机」「你都不正眼看我」「你跟我说话的时候在想别的」。萨特让我们看清，这些争吵底下，是一个人想确认自己仍在对方的世界正中间。看清了这一点，人可以少一点指控，多一点直说：我需要你这会儿看着我。

也要说一句：萨特写这一段时，正和波伏娃一起过着一种很特别的日子——两个人约定彼此是「必然的」，又允许各自有「偶然的」（见第 5 章）。可以读作，他在书里把爱写得这样不安，跟他在日子里想要一种「不必定住、却始终在」的目光，是同一件事的两面。这一点下一章细说。

◆四、目光不全是坏的；这句话是怎样被说岔的

讲到这里，还要替萨特把话说全。别人的目光会把我们定住，可也正是别人的目光，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

钥匙孔那个人，如果走廊里永远没人，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自己会感到羞耻；他对自己做的事，就少了一面镜子。萨特说得很清楚：我要知道关于我自己的真相，就必须经过别人。我是不是机灵，是不是刻薄，是不是可靠，这些事没法一个人关起门来确认，非得在别人眼里才显露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解释那句台词时说，别人是我们认识自己时最要紧的东西。地狱，是当这个「最要紧的东西」把你全部吞掉的时候。可要是没有它，你连自己都看不见。

所以「他人即地狱」后面，其实藏着一句没说出来的话：他人也是镜子。镜子可以把你照清楚，也可以把你钉死。关键在你是把镜子当成参照，还是当成判决。

一句台词，离开了那间屋子，就开始自己走路。「他人即地狱」走得最远，也走得最歪。常见的说岔，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说成厌世。「人跟人在一起就是互相折磨，所以离人远点。」这种说法最普遍。可戏里恰恰相反：门开了，三个人谁也没走。他们离不开彼此，不是因为门锁着，是因为每个人都要从另外两个人那里拿到一样东西——一句认可，一道目光。萨特写的不是「人讨厌人」，是「人太需要人」。需要到把自己的样子全押在别人的嘴上，这才成了地狱。

第二种，说成推卸。「我过得不好，都是别人害的。」这是把一句自省的话，用成了一句指控。可按萨特的意思，地狱的门是从里面关上的：加尔森之所以被伊奈斯的一句话困住，是因为他自己放弃了用行动去证明，只肯等一个判决。把这句话拿来骂别人，正好掉进了萨特说的自欺：把自己的处境说成是别人定的，好不用自己负责。

第三种，说成「做自己，别管别人怎么看」。这一种听起来最积极，其实也偏了。萨特没有说别人的看法不要紧，他说的是别人的看法太要紧了，要紧到我们离不开；正因为离不开，才要小心别把自己整个交出去。「别管别人怎么看」是装作没有镜子；萨特的意思是，镜子在那儿，你躲不掉，你得学会站在镜子前面继续活。

把这三种说岔去掉，这句话的本来面目就清楚了：人被他人的目光所定义；如果你和别人的纠缠（彼此缠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的那种牵连）坏掉了，只剩下互相判决，别人就成了你的地狱。它是一句提醒，不是一句诅咒。

还要补一句背景。这出戏是在占领时期写、在占领时期演的。那时候，每个法国人都活在一种特别的目光底下：邻居的、警察的、占领者的，还有自己良心的。谁合作了，谁沉默了，谁偷偷帮过人，大家心里都在记账。我的读法是，那间没有镜子、门却开着的屋子，也可以读作那几年巴黎的一幅画像：人们彼此盯着，彼此判着，谁也走不出去。

◆五、他对在哪里

萨特对「目光」的分析，对在三处。

第一，他说出了一种人人都有、却很难说清的感受：被人一看，就忽然不自在了，好像一下子成了别人眼里的那个东西。这种感受，从小孩被老师当众点名，到大人发朋友圈之后一遍遍刷点赞，处处都在。萨特给了它一个清楚的名字。

第二，他把「被定义」的危险讲透了。今天的人比萨特那时候更活在目光里。有人一辈子活在「别人怎么看我」里，衣服为别人穿，工作为别人选，连伤心都要算好别人会不会觉得太夸张。萨特会说：你在活着的时候就把自己交给了判决，这跟戏里那三个死人有什么两样？

第三，他没有让人逃到「我不在乎别人」里去。很多人对付别人目光的办法，是装作不在乎。萨特不认为这条路走得通，因为人本来就离不开别人的目光。他给的出路是：继续行动。别人的目光会给你拍照，可你还活着，你还能做下一件事，让下一张照片不一样。

◆六、放回日子里

说一个家常事。

楼下有个裁缝铺，老板娘姓郑（这是我构想的一个人），五十出头。她年轻时手艺最好，可脸上有一块胎记，从小被人叫外号。她说她二十多岁以前，出门都低着头，跟人说话不看对方的眼睛，因为一抬眼，就觉得人家在看她的胎记。别人的目光，在她身上钉了一个本质：那个脸上有块记的姑娘。

后来有个熟客，每次来改衣服，都只盯着她手里的活看，夸她针脚细、懂料子。时间长了，郑老板娘发现，在这个人眼里，她是「那个手艺好的裁缝」。她说，那是她第一次觉得，别人的眼睛也可以是一面好镜子。

这就是萨特说的两面。目光可以把人钉成「脸上有块记的姑娘」，也可以让人看见「我是个手艺好的人」。差别不只在看的人，也在她自己：她后来那三十年，一件一件做出来的衣服，让越来越多的人只能用「手艺好」来看她。她没有逃开别人的目光，她用活儿把目光改了过来。

不过这个故事还有一层，留给下一章：让郑老板娘第一次抬起头来的，是一个熟客的目光。她用活儿改写了别人的看法，这是她自己的功劳；可最早让她愿意抬头的，是有一个人愿意那样看她。

带走的话
别人的目光会给你拍照，可你还活着，下一张照片由你的下一件事来拍。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讲的是萨特在理念界里看清了自我界的一件大事——人要靠别人的眼睛认识自己。

铁三角这一处：他把「目光」想得最透，可他一辈子最离不开的，也是一道固定的、信任的目光（下一章细说）。

第 14 章

他的缝：教的是孤身一人的自由，靠的是一个永远在场的人

这一章的问题：萨特的学说里，人是孤身一人做选择的；可他自己的一生，为什么始终有一个人在场？

◆一、先把判语放在桌上

这一章要讲的，可以用一句话说完：

他教的是孤身一人的自由，他靠的是一个永远在场的人。短一点说：他教的是孤身流浪，他靠的是有人守灯。

先说清楚这句话不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说萨特虚伪，不是说他嘴上一套、背后一套，也不是说他的哲学因此作废。它说的是一件更平常、也更值得想的事：一个人的理论，往往只写下了他活过的一半。萨特写下的那一半是「选择只能自己来」，这一半是真的；他活过而没写下的那一半是「我一直有人陪着想、陪着扛」，这一半也是真的。缝，就在这两半之间。

第二编已经把「萨特靠谁」的事实一件件摆过了（见第 5 章）：那份 1929 年订下的契约，几十年里谁读他的初稿，谁替他挡事，谁在他身边。这一章不再重复那些细节，而是从萨特自己的学说往里看：为什么他的理论里写不进这个人？写不进，又意味着什么？

◆二、书里一个人，日子里一盏灯

把第 12、13 章连起来看，萨特讲的人，有一个很鲜明的样子。

这个人被丢在世上，没有上帝，没有现成的本质，没有一本答案书。他做选择的时候，焦虑，被弃，只能靠自己。别人呢？别人主要以「目光」的身份出现：别人看我，把我定住，让我羞耻或骄傲；我也看别人，把别人定住。人和人之间，是一场目光的拉锯，连爱情也是。

注意这个画面里缺了什么。缺的是那种不定住你、也不审判你的陪伴：一个人坐在你旁边，听你把一件事从头说一遍，不急着给你贴标签，第二天还在，第十年还在。在《存在与虚无》那一套里，这样的「在场」几乎没有位置。别人要么是看我的人，要么是被我看的人；很少是「跟我一起看同一件事的人」。

这不是说萨特不知道世上有这样的人。他当然知道，他自己就有。可是他的理论框子，是从「一个人面对世界」画起的。这个框子画得极清楚、极有力，可框子外面那一块，就留白了。

用这本书的话说：萨特的自由在理念界。理念界的本事是想清楚，而想清楚这件事，最容易被想成一个人的事——一个人坐在书桌前，一个人推演，一个人下判断。第 11 章那个在外祖父书房里长大的孩子，从小就是这样「一个人想」的。他的哲学，把这个书桌前的姿势放大成了人的处境。

可萨特的日子不是这样过的。

从二十四岁起，直到七十四岁去世，他身边一直有一个人。这个人不是看他、定他的「他人」，也不是被他看、被他定的「他人」，而是一个跟他一起想、一起读、一起往前走的人。第二编讲过那些具体的事，这里只说结构：萨特写下的每一部大书，几乎都有一个第一读者；他每一次大的转向，几乎都先在一场两个人的长谈里成形；他身体垮掉的那十年，有人把他每天说了什么、吃了什么一笔一笔记下来，这些事第 5 章摆过，第 33 章还会细讲。

用三界的话说：萨特在理念界里想清楚，可是让他敢一直想下去、想偏了能被拉回来、想累了有地方歇的，是自我界的托底——自我界，就是「撑得住」的那一界。这份托底，不在他的理论里，却在他的每一天里。

我们还可以说得更具体一点。萨特一生写作的数量大得惊人，常常一边写哲学，一边写小说、剧本、文章，同时开好几条线。一个人能这样在理念界里全速奔跑，需要一个前提：脚下的地是稳的。他不必每写一页就回头确认「我这样想对不对」「我还被人信着吗」，因为有一个人始终在那里，信他，也敢驳他。理念界的自由要飞得高，自我界得有人守着那根线。

这就是那句短判语的意思：他教的是孤身流浪，他靠的是有人守灯。流浪是真的，他一辈子在思想上走得极远；可他每一次走远，都知道回头有一盏灯亮着。

◆三、为什么写不进去：第三种「他人」

问题来了：萨特那么聪明，那么爱拆自己（第 11 章讲过他在《词语》里怎样拆自己的童年），为什么偏偏没把这盏灯写进他的自由学说？

我的读法有三层，都只是读法。

第一层，理论的形状。萨特的自由学说，是用来关掉借口的。它的力量全在一个「你」字上：你选，你负责，别人替不了你。一旦在这里写进「可是我身边一直有个人在帮我」，这句话的锋利就钝了。为了让「没有借口」站得住，他需要一个干干净净的、孤身的选择者。这是理论为了说清楚，主动割掉的一块。

第二层，看不见的东西最难写。前面讲阿青的姐姐时说过：一直亮着的灯，人是看不见的。萨特对目光那么敏感，是因为目光会让人不自在；可那种从不让你不自在的陪伴，恰恰不会触发他的哲学警报。会刺痛你的东西，你才会去分析它；一直托着你的东西，你只会站在它上面。

第三层，契约本身的样子。萨特和波伏娃那份约定，把两个人的关系说成「必然」的，同时又保留各自的自由（见第 5 章）。在萨特的语言里，这份「必然」很难被说成「依靠」，因为「依靠」听起来像是自由打了折扣。可以读作，萨特把这份关系放在了一个他自己的学说暂时装不下的位置：它太稳了，稳得不像「选择」；可它又确实是两个人一次次重新选出来的。他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安放它。

如果要替萨特的学说补一块，补的就是这里：在「看我的人」和「被我看的人」之外，还有第三种他人——跟我并肩、一起看同一件事的人。

这种他人，我们每个人都见过。两个人一起修一辆自行车，一起给孩子辅导一道题，一起守在病房外面。这时候，两个人的眼睛都不在对方身上，在那件事上。谁也没有把谁定住，谁也没有在审谁。可就是在这种时候，人最不觉得孤单，也最敢说出没想好的话。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也碰到过「我们」这个问题。他谈过一群人一起被看着时的那种「我们」，也谈过一起做事时的那种「我们」，可他大体认为，后一种「我们」只是心里的一种感觉，不是人的根本处境；人和人之间最根本的，仍然是目光的冲突，而不是「在一起」。换句话说，他看见了这扇门，却没有从这扇门走进去。

有意思的是，他一辈子活得最踏实的那一面，恰恰就是这第三种他人。两个人一起读稿，一起旅行，一起在咖啡馆的同一张桌上各写各的，抬头说一句话，又低头写。在那种时刻，他不是被看着的，也不是在看人的，他是在「跟人一起看」。这种日子，他过了五十年，却没有为它在理论里留出一间屋子。

我们这本书把这种「并肩」放在铁三角里最要紧的位置。三个人之所以是铁三角，不是因为他们彼此盯着、彼此判着，而是因为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一起看着同一个被占领、又被解放的巴黎，各自用自己那一界去接着它。并肩的时候，三角是稳的；后来三个人的眼睛从那件共同的事上移开，转回彼此身上，开始互相审判，三角就裂了（第六编会讲）。

可以读作：萨特晚年慢慢往这扇门里走了几步。他越来越多地讲「一起」、讲人和人之间的相连（第 31、34 章会对表）。这一步走得晚，也走得不完整，但它说明，他自己后来也感到了那块留白。

◆四、他对在哪里，缝又在哪里

把这一章的意思收成一张表，方便回看。

他写下的（教的） 他活过而没写下的（靠的）
选择 只能自己来，没人替你 选之前总有一个人陪他想
他人 主要是目光：看我、定我 还有一个并肩的人：跟我一起看
自由的样子 一个人，孤身流浪 两个人，一个人做决定，一个人守灯
三界 理念界：想清楚 自我界：撑得住

表里左右两栏都是真的。萨特没有说谎，他只是把右边那一栏留在了日子里，没有搬进书里。

先把对的那一面说足。萨特说「选择只能自己来」，这句话在他自己身上也是真的。那个永远在场的人，从来没有替他做过决定。他写什么，跟谁站在一起，跟谁翻脸，都是他自己定的。有人陪着想，不等于有人替你想。在这一点上，他的日子没有违背他的理论。

缝在另一个地方。萨特的理论，让读的人以为自由的样子是「一个人」；可他自己的自由，样子是「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做决定」。前者是他教的，后者是他靠的。

这道缝的代价，主要不落在萨特身上，而落在读他的人身上。一个年轻人读完萨特，觉得真正的自由就是谁也不靠、谁也不欠，于是把身边的人一个个推开，以为这样才不算自欺。他学到了萨特写下的那一半，没看见萨特活着的那一半。他得到的是一份比萨特本人孤独得多的自由。这一点第 16 章还要细说。

还有一层代价，落在那个守灯的人身上。灯一直亮着，就容易被当成理所当然。《存在与虚无》扉页上有一行题献给她（见第 5 章），可在那本大书的正文里，这样一个人始终没有一个位置。这不是谁亏待了谁的私事，而是一种思想上的不对称：一个人的自由，被写成了一个人的功劳。第五编讲波伏娃时，我们会看到另一头：守灯的人自己也在走她的路，她是第三个角，不是影子（见第 24、25 章）。

还要说一句公道话。这道缝，不是萨特一个人的。这几乎是理念界的自由共有的缝：会想的人，最容易把「想清楚」当成一个人的事，忘了自己是在什么样的桌子边、跟谁一起想清楚的。理念界想得越干净，越容易把托底的那一界抹掉。萨特只是把这件事做得最大、最显眼。

◆五、不是先有理论，再有缝

本书的总判语里有一句：大师不是先有理论再走出缝隙，而是先活在缝隙里，理论是后来才从缝隙里长出来的。放到萨特身上，这句话怎么讲？

顺着时间看。萨特和那个人的约定是 1929 年订的；《恶心》是 1938 年出的；《存在与虚无》是 1943 年；那场讲「人被判定为自由」的演讲是 1945 年。也就是说，在他把「孤身一人的自由」写成一整套哲学之前，他已经在「有人守灯」的日子里过了十几年。

这就有意思了。不是萨特先想出了「人是孤身选择的」，然后发现自己做不到；而是他先过上了一种很特别的日子——两个人彼此是对方「必然」的那一个，却又说好谁也不拴住谁——然后才从这种日子里，提炼出了一套关于自由的道理。

我的读法是：那份约定里，萨特最看重、最想守住的，是「谁也不拴住谁」的那一半。他把这一半提出来，擦亮，放大，写成了哲学：人不该被任何东西拴住，不被上帝，不被本质，不被别人的目光。而约定里的另一半——「你是我必然的那一个」——因为太稳、太理所当然，就留在了日子里，没有被提炼。

所以，萨特的理论不是从缝隙外面掉进缝隙里的，而是从缝隙的一边长出来的。他活的是两半，长成理论的是一半。这样看，那道缝就不是一个「言行不一」的污点，而是一个人提炼自己日子时必然留下的边角料。每个写道理的人，都只能提出自己日子里最亮的那一块；剩下那块，要靠读的人自己去补。

读萨特的时候，把这一点记在心里，就不会把他读成一个「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也不会把他读成一个「真的谁也不靠」的人。他是一个从两个人的日子里，提出了一个人的哲学的人。

那么，这道缝要怎么补？不是要萨特认错，也不是要把他的自由学说推倒重来。补的其实只是一句话。

萨特说：你自己选，没有人能替你。这句不动。

后面添一句：可你选的时候，最好身边有一个不替你选、也不审你的人。

添了这一句，萨特那套关掉借口的力量一点也没少——选的仍然是你，负责的仍然是你；可它多了一样东西：它承认，一个敢于自己选的人，多半不是从真空里长出来的，而是从一张有人陪着的桌子边站起来的。

这一句话的差别，落到普通人身上，可能是很大的差别。一个只听了前一句的人，会把「自由」理解成「我得一个人扛」，于是在最需要找人说说的时候，硬是憋着，觉得找人就是软弱，就是自欺。一个两句都听了的人，会知道：找人说说不等于让人替你选；把一件事讲给一个信得过的人听，正是为了自己选得更清楚。

萨特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两句话都活出来了、却只写下了一句的人。我们读他，可以把另一句替他写上。

◆六、放回日子里

说一个家常事。

周老师（这是我构想的一个人）是个中学物理老师，带竞赛班带出了名。他常跟学生说一句话：「题目要自己想，答案要自己找，别指望别人，考场上谁也帮不了你。」这句话对，学生们也服。

周老师有个习惯：每天晚上备完课，都要把第二天的难题讲给他太太听。他太太是教语文的，物理一窍不通，可她会问：「这一步为什么要这样？」「你上次不是说那个不对吗？」周老师常常讲着讲着，自己就发现了哪里没想透。二十多年，天天如此。

有一年，一个学生拿了全国奖，记者来采访周老师，问他的教学秘诀。他想了想，说：「让学生独立思考。」

那天晚上，他太太问他：「你自己是独立思考出来的吗？」

周老师笑了，没回答。

这就是萨特的缝放到一个普通人身上的样子。周老师教的「自己想」完全没错；可他自己的「自己想」，是每天晚上对着一个人想出来的。他要是把这件事也教给学生——「题目要自己想，可想不通的时候，找个人讲一遍，哪怕他听不懂」——他的学生会少走很多冤枉路。

后来周老师真的改了一点。他在竞赛班上搞了个「讲题角」：每周五最后一节课，学生两两一组，一个人把自己卡住的题讲给另一个人听，听的人不许给答案，只许问「这一步为什么」。头几周学生们不习惯，觉得浪费时间。半个学期以后，好几个学生说，很多题讲着讲着就自己通了。

周老师没有放弃「自己想」这条规矩。答案仍然要自己找，考场上仍然没人帮你。他只是把自己每天晚上在饭桌边做的那件事，也搬进了教室。那件事，他做了二十多年，一直以为只是夫妻聊天；直到那天晚上被太太问了一句，他才明白，那就是他的「独立思考」里看不见的那一半。

带走的话
选的那一下只能你自己来，可走到那一下之前，你身边多半有一个人在守着灯。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理念界的自由（想清楚、自己选）是萨特写下的；自我界的托底（撑得住、有人在）是他活着却没写下的。

铁三角这一处：萨特这一角，靠的是自我界那一角永远在场；三角里，他欠得最多的就是这一处。

第 15 章

第二道缝：名望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教人不要被别人的目光定住的人，自己的名字却成了千万道目光托着的符号——他怎样对付它，又在哪里被它带着走？

◆一、1945 年秋天，一个名字变成了一个词，一个符号

第 12 章说过那场 1945 年 10 月的演讲：人挤人，挤得进不去。那一年秋天，巴黎刚从占领里出来，人们急着要一套新的说法，来解释刚刚过去的那几年，也解释接下来该怎么活。萨特正好在那里。他的小说、剧本、哲学、文章，几乎同时冒出来；同一年 10 月，他和朋友们创办了《现代》杂志（见第 5 章）。

很快，「存在主义」这个词满街都是。报纸写它，咖啡馆里的年轻人谈它，连穿什么衣服、在哪家店里坐，都开始被叫作「存在主义的」。萨特本人起初并不认这个标签。就在那场演讲前两个月，他还公开说过，自己的哲学是一种讲「存在」的哲学，至于「存在主义」是什么，他不知道。没过多久，他和波伏娃干脆把这个人人都在用的词接了过来，拿去讲自己的意思。不管他喜欢不喜欢，「萨特」这两个字，已经从一个人的名字，变成了一个时代的一个词。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件事：名望。

为什么说它是一道缝？因为萨特整套学说最用力的一处，是反对人被定住——被本质定住，被别人的目光定住。可名望恰恰是一种最大号的「被定住」：成千上万的人用同一个样子看你，你就成了那个样子。你说一句话，人们不是听这句话，是听「萨特说的」。你走进一家咖啡馆，那家咖啡馆就成了「萨特去的那家」。

这里用一下本书的一个用词，也是这一编唯一用到的九宫标签。在信息这一维（E2），有三样东西：符号、逻辑、数学。名望落在「符号」这一格上。

为什么落在这一格，而不是别处？因为名望的本质不是你做了什么（那是现实界的事），也不是你想清楚了什么（那是理念界的事），而是你的名字在别人那里代表什么。一个符号，就是一个东西被大家拿来指代另一样东西：一面旗指一个国家，一个商标指一种品质。到了 1945 年以后，「萨特」这个名字指的是「存在主义」「自由」「介入的知识分子」「左岸」——一整串意思。人们借用这个名字，不是为了他本人，是为了这一串意思。

第 5 章讲过，萨特把这个符号借给过朋友，朋友也因此借到了光。这一章只看另一面：符号也会反过来借用那个人。一个人一旦成了符号，人们就要求他像那个符号。符号说「自由」「介入」，他就得一直自由、一直介入；他要是哪天想安安静静写一本跟时局无关的书，就会有人说他「背叛了自己」。

这就是名望的拧巴之处。它是别人的目光，却是放大了一万倍、又凝固了下来的目光。第 13 章那间没有镜子的屋子里，加尔森等着一个人给他判词；名望的屋子里，等着给你判词的是整个城市。

◆二、他对在哪里：他看得见这个陷阱

公平地说，萨特对这个陷阱是有清醒认识的，而且比大多数名人都清醒。

最有名的一件事，是 1964 年他拒领诺贝尔文学奖。这在当时很轰动，在今天也少见。消息传出的当天，他就对记者说了不要；几天后，他说明理由的声明刊在了法国的报纸上，大意是：一个作家不应该让自己被变成一个机构；他如果接受了这样的荣誉，他写下的东西就会带上这个荣誉的分量，读者读到的就不只是他，还有这个奖；他想让自己的话只以自己的名义说出来。这是转述。

把这件事放回他的学说里，就很清楚了。诺贝尔奖是一顶最大的帽子，戴上了，「萨特」就会被定成一个「获奖作家」，一个被体制认证过的伟人。他不肯。他宁可只当一个「人」，用自己的行动一次次重新定义自己。在这件事上，他是在拿自己的理论对付自己的名望，而且做到了。

更早，1945 年，他就推掉过法国的荣誉军团勋章。他一辈子没有去争学院里的位子，1945 年以后不再教书，靠写作过活。这些都说明，他至少在「不被体制收编」这一点上，是言行一致的。

还有一件事要说。他在《词语》的末尾（第 11 章讲过）把自己的写作使命拆了，说自己不比任何人高。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年，正是他拒领诺贝尔奖的那一年。这两件事可以放在一起读：一个人在名望最高的时候，一边拒绝一顶帽子，一边回头拆掉自己从小给自己戴上的那一顶。

◆三、缝在哪里：推掉了帽子，推不掉名字

可是，名望有两种。一种是别人给你的帽子，比如一个奖、一个头衔、一个职位，这种你可以推掉。另一种是你的名字本身变成了符号，这一种你推不掉。你越推，名字越响。

萨特拒领诺贝尔奖这件事本身，就让「萨特」这个符号又亮了一圈：看，这就是那个连诺贝尔奖都不要的人。他想不被定住，可「不被定住的人」也成了一个定住的样子。

更深的一层，是符号会把人往一个方向拉。萨特的名字后来跟「介入」两个字连得越来越紧：知识分子要对时局表态，要站队，要说话。他确实一直在表态，一直在站队，一直在说话。这些表态有很多是出于真心的判断，有一些后来他自己也修正过。但我的读法是：他的名字成了「介入」的符号以后，「不表态」对他来说就几乎不再是一个选项了。别人可以说「这件事我还没想清楚」，萨特说这句话，就会被读成一个态度。

回到第 12 章的那句话：你可以选这个，选那个，可你不能选「不选」。名望让这句话对萨特格外沉重。普通人的「不选」只是没人注意；萨特的「不选」，全巴黎都在看。

说到这里，名望好像只是一副枷锁。这样说不公平。萨特对自己的名字，还有一种很清醒的用法：把它当成一样可以借出去的工具。

他晚年有不少这样的事，最有名的一件在 1970 年。那年春天，一份叫《人民事业报》的毛派小报一期接一期被查扣，原来的负责人被抓了。萨特并不是毛派，可他觉得这份报纸应当有说话的权利，就出面当了它挂名的主编。那年 6 月，他和波伏娃在巴黎的大街上分发这份报纸，被警察带走，一个多小时后又放了出来。我的读法是，他的想法大概是：既然「萨特」这个名字警察不太好碰，那就让这个名字去挡在前面，替那些没有名字的人争一点地方。

我的读法是：这是萨特对付名望最聪明的一招。他推不掉这个符号，那就不把它当成自己的冠冕，而把它当成一块可以拿去顶门的木板。名字既然已经不全属于他了，那就让它为别人干点活。

这一招里，也看得出他理论的好处。按他的学说，你没有现成的本质，你就是你做的事；那么一个名字也没有现成的意义，它代表什么，要看你拿它去做什么。萨特没能决定「萨特」这个名字被千万人怎样看，但他决定了这个名字被拿去干什么。在符号这一格里，他尽量把主动权拿回到行动这一边。

当然，拿名字去用，也有风险。名字借出去多了，就会有人借着它说一些他未必同意的话；他挂名支持的事，也未必件件都经得起后来的回看。萨特自己的站队也一直在变，比如 1956 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之后，他就公开同法共拉开了距离。名字是一块木板，可以顶门，也可能被人拿去搭别的台子。这是用名望的人都要面对的事，萨特也没有例外。

再回到名望把人往一个方向拉的那一层。这一层，为第六编埋下了伏笔。1952 年那场争吵（第 28 章细讲），可以读作有一部分是两个符号在争，而不只是两个人在争：一个是「介入的萨特」，一个是「反抗而有边界的加缪」。符号一旦对上，两个人想退一步、私下说一句「我们其实没有分得那么开」，就难了。这只是一种读法，不是定论。

◆四、符号靠的是什么；被看见，和被认识

还有一层要讲清楚：一个符号，不是一个人能撑起来的。

「萨特」这个符号之所以响，靠的是一整套东西：出版他的书的出版社，排他的戏的剧团，他和朋友们办的杂志，在咖啡馆里围着他的年轻人，报纸上写他的记者，以及那些跟他争论的对手。名望是一种很多人一起托着的东西，看起来是一个人站在高处，其实脚底下站满了人。

这就跟上一章接上了。第 14 章说，萨特在自我界靠一个永远在场的人；这一章要补一句：他在信息这一维，还靠一整个圈子把他的名字托着。这两种依靠，性质不同。前一种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托底，他自己未必觉得那是依靠，可那份托底是实的。后一种是一群人对一个符号的托举，它看起来最热闹，却最虚：符号代表的意思一变，托着它的人就会散，或者转过身来。

萨特晚年，这一点体会得很深。时代换了，年轻人喜欢的说法换了，到了六十年代，列维-斯特劳斯、福柯这些讲「结构主义」的人成了新的明星，「存在主义」不再是最新的词。他身体不好，眼睛几近失明，写不了字了。那个时候，托着他名字的人群变了好几茬；而那个永远在场的人，一直在场。

这里可以看清两道缝的关系：他教的是孤身一人的自由，日子里却靠着一个人；他教的是不被目光定住，名声却靠着千万道目光。第一道缝里的依靠，是暖的、实的；第二道缝里的依靠，是亮的、虚的。

最后说一个分别，普通人用得着：被看见，和被认识，不是一回事。

名望给人的是「被看见」。很多人知道你的名字，知道你的样子，知道你说过的几句话。可他们看见的，是那个符号，不是你。被认识，是另一回事：有人知道你哪天心情不好，知道你这本书写到第几章卡住了，知道你嘴上说不在乎、其实很在乎某个朋友的评价。被看见的人可以有千千万万，认识你的人往往一只手数得过来。

萨特一生，被看见的程度几乎到了顶。可让他撑得住的，是那一只手数得过来的认识他的人。第 13 章说，人要靠别人的眼睛认识自己；这里要补一句，靠的不是千万双看你的眼睛，而是少数几双认识你的眼睛。前一种眼睛会把你定成一个符号，后一种眼睛会跟着你变。

名望最大的危险，也许就在于它让人把「被看见」误当成了「被认识」，把千万道目光的热闹，当成了一张桌子边的陪伴。萨特没有完全掉进去，因为他身边一直有那一张桌子。可读他的年轻人，很多是没有那张桌子、却很想要那份热闹的。这一点，下一章接着说。

◆五、放回日子里

说一个家常事。

小葛（这是我构想的一个人）在一个城市开了家书店，做得有声有色，常办读书会。慢慢地，她在本地小有名气，常被叫去做分享，标题总是「一个人守住一家独立书店」。她自己最开始也挺享受，后来渐渐不对劲了。

先是她发现，自己不敢在书店里卖畅销书了，怕别人说「独立书店也俗了」。然后是她不敢说累，因为大家喜欢的是那个「一个人也要守住理想」的她。有一年书店资金紧张，她第一反应不是跟人商量，而是想着怎么不让人看出来。她后来说，那一年最难受的，不是缺钱，是她被自己的名声关住了：那个「一个人守住书店」的符号，不许她承认自己需要人。

转机是一个老读者。那人知道了书店的难处，没有写文章声援，也没有发起众筹，只是拉了几个朋友，每个周末来书店帮忙理货、搬书，顺便买两本。小葛说，那几个周末，她才想起来，自己开书店，本来是为了有一个地方跟人一起读书，不是为了当一个「守住理想的人」。

第二年，她做分享时换了个标题：「一家书店，和每个周末来搬书的人」。听的人少了一点。她说，这样舒服多了。

这个故事里，名望就是萨特的第二道缝。它会把人定成一个好看的样子，那个样子又会反过来不许人做别的事、不许人说累、不许人承认自己靠着谁。萨特推掉了诺贝尔奖这顶帽子，这是他的清醒；可「萨特」这个名字本身，他推不掉。普通人没有诺贝尔奖可推，可我们都可能有一个让自己舒服又让自己不敢动的名声。

带走的话
帽子可以推掉，名字推不掉；别让大家看你的那个样子，替你决定你还能做什么。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讲的是萨特理念界的自由，在信息这一维变成了符号（E2 符号）——想清楚的东西被千万人拿去，成了一个代表。

铁三角这一处：名望让萨特成了三角里最亮的那一角，也让他最难退一步；1952 年那道裂纹，有一部分就裂在这个符号上（见第 28 章）。

第 16 章

追随者的天花板与普通人

这一章的问题：学萨特的人，最容易卡在哪里？一个普通人，能从他那里拿走什么？

◆一、学到的是哪一半

萨特的书，影响了好几代年轻人。从四十年代的巴黎，到后来世界各地的大学校园，都有人读他读得热血沸腾。这很好理解：他给人的，是一种很硬的尊严——你不是谁的附属品，你的样子由你自己来定。

可是，一个人从书里学到的，只能是书里写下的那一半。前面两章说了，萨特写下的那一半是「孤身一人的自由」，没写下的那一半是「一个永远在场的人」和「一整个托着他名字的圈子」。追随者照着书学，学到的就是一个比萨特本人孤单得多的萨特。

这就是追随者的天花板。不是他们不够聪明，是他们手里的地图少了一块。照着一张缺了一块的地图走，走得越认真，越容易在那一块上摔跤。

下面说几种常见的卡法。我尽量说得具体，因为这些都是日子里真会碰到的事，不是书斋里的争论。

◆二、前两种卡法：把「不靠人」当成「自由」，把「看穿」当成「做到」

最常见的，是把萨特的自由理解成「谁也不靠」。

一个年轻人读了萨特，觉得真正的自由就是不欠任何人：不靠父母，不靠朋友，不靠伴侣，什么事都自己扛。遇到难处，第一个念头是「我不能找人，找人就是软弱」。他以为这是在实践萨特，其实他在实践的，是萨特写下的那一半被放大了的样子。

萨特本人不是这样活的。他每天都在跟人谈，他写的每一本书都先给人看。他的「自己选」，是在一张有人陪着的桌子边选的。追随者把桌子撤了，只留下「自己选」，结果是一个人坐在空屋子里，越想越死。

这种卡法，最常见的后果是累。不是身体累，是那种「什么都得自己想明白」的累。人没有一个可以把没想好的话说出来的地方，就只能把每句话都想好了再说；想不好的，就憋着。日子久了，人会把憋着当成坚强，把孤单当成自由。

第二种卡法，是把「看穿」当成「做到」。萨特最迷人的本事，是看穿。看穿童年的表演，看穿别人的自欺，看穿目光怎样把人定住。读他的人，很容易学会这一手：看什么都能说出一套「其实你是在自欺」。

看穿是理念界的本事，它能让你想清楚。可想清楚和做到之间，还隔着现实界和自我界。一个人可以把同事的自欺分析得头头是道，自己却一件事也没改；可以把父母的「为你好」看得透透的，却说不出一句温和的话。看穿得越多，越容易觉得自己已经比别人高了一层，而那一层其实只在纸上。

第 11 章讲过，萨特在《词语》末尾说自己不比任何人高。这句话是看穿到底之后才说得出来的：连「我看穿了」这件事本身，也要看穿。可很多追随者停在了半路，看穿了别人，没看穿自己的看穿。

◆三、后两种卡法：要符号不要桌子，照抄那份约定

还有一种卡法，跟第 15 章的名望有关。

萨特的名字太亮了，亮到很多人学他，学的其实是那个符号：坐在咖啡馆里写东西，说话带着「存在」「荒谬」「介入」这些词，对时局表态。这些姿势本身没什么不好，可它们是萨特的外壳，不是他的日子。

萨特的日子里，最要紧的是那张桌子：一个可以把没想好的东西讲给他听的人，一群可以争得面红耳赤、第二天照样一起吃饭的朋友。追随者很容易要那个符号的热闹，却没有那张桌子的踏实。今天这种情形更常见：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人看，有很多人点赞，却没有一个人能在他半夜想不通的时候接电话。第 15 章说过，被看见不等于被认识。追随者最容易把这两样搞混。

还有一种卡法，落在亲密关系上。萨特和波伏娃那份「必然的爱」与「偶然的爱」的约定（见第 5 章），后来常被人拿来当样板：两个人说好彼此最重要，又说好谁也不拴住谁，什么都坦白。

照抄的人，抄的往往是约定的字面，漏掉的是让这份约定撑了五十年的那些东西：两个人在理念界几乎同样强，能天天一起读、一起写、一起争；两个人各有自己的事业和名字，谁也不靠谁吃饭；更要紧的，是那份约定一次次被两个人重新谈过、重新选过，并不是签完就算。而且，就连他们两人，在这份约定里也付过很重的代价，这一点第 25 章会照实写。

一份约定，离开了托着它的那些条件，只剩下一句漂亮话。两个普通人照着这句漂亮话过日子，常常是其中一方在「自由」，另一方在「忍」，忍的那一方还觉得自己不该说，因为说了就显得不够自由。这正是萨特说的自欺：用一个好听的名目，盖住一件自己并不情愿的事。

萨特的学说本身，其实给了对付这种卡法的刀：你没有借口，「我们说好了的」也不是借口。觉得不对，就可以重新选。

◆四、他留给普通人的

说了这么多卡法，不是要劝人别读萨特。恰恰相反，我觉得萨特是值得每个普通人读一点的。他留下的东西，至少有三样，拿回日子里就能用。

第一样，是「不许借口」。「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家都这样」「我没办法」——下次你想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想一想第 12 章那个老吴。你也许真的有难处，可你的难处不替你选；你怎么对待它，是你的事。这一样东西，萨特给得最干脆，也最有用。

第二样，是「别被一张照片定住」。别人怎么看你，好的坏的，都是一张照片。照片会影响你，可你还活着，下一件事由你来做（第 13 章）。被夸成「懂事」的人，可以学着说不；被叫作「不会说话」的人，可以去接那个电话。

第三样，是这本书替他补上的那一句：自己选，可别一个人选。选的那一下只能你来，可选之前，找一个不替你选、也不审你的人，把事情讲一遍（第 14 章）。这不是给萨特打折，是把他活过的那一半，也一并拿走。

普通人学萨特，最好的样子，大概是这样：在大事上不找借口，在小事上不怕被看，在难事上肯找人说。

◆五、放回日子里

说一个家常事。

我构想过一个年轻人，叫小樊。他大学时迷上萨特，把「人被判定为自由」抄在笔记本的扉页上。毕业后他没去家里安排的单位，一个人去了外地，做一份收入不高、但他喜欢的工作。这一步，萨特会为他鼓掌。

可小樊在外地那三年，过得很苦，苦不在钱。他什么事都不跟家里说，也很少跟朋友说，因为他觉得，既然路是自己选的，难处就该自己扛，说出来就是认输。有一回他病了一个星期，一个人在出租屋里，谁也没告诉。

后来是他一个大学同学来出差，顺路去看他，才知道这些。同学没劝他回家，只说了一句：你选的路你自己走，可你走的时候，能不能偶尔打个电话？

小樊后来说，那句话把他从萨特的扉页上拉了下来。他仍然觉得路是自己选的，仍然不找借口；可他开始每个周日给那个同学打个电话，说说这一周的事。他说，打电话不是求助，是有一个人知道他在哪儿。

带走的话
在大事上不找借口，在小事上不怕被看，在难事上肯找人说。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讲的是追随者只学到了萨特的理念界，把他活着的自我界、信息维里托着他的那群人都漏掉了。

铁三角这一处：学萨特而不学他的三角，就是只学一个角；一个角站不住，只能靠人扶，或者倒下。

咖啡馆这一年：林思的缝

（林思、阿实、小暖是我构想的三个人。这一年是「三把椅子」的第三年。）

第三年开春，林思真的开始张罗第二家店了。

火锅那晚她说的那句「开第二家吧」，别人当是玩笑，她没有。整个冬天，她的纸巾上都是第二家店的图：开在新城区一个写字楼底下，名字叫「三把椅子·二」，主打上班族的早晨，门脸要窄，吧台要长，杯子要能单手拿着走。她把图拍下来，发在三人的群里，一张接一张，常常半夜一点还在发。

阿实回得很慢。他每次只回一两句话，都是问题：新城区的房租多少，写字楼的物业让不让做明火，早上七点到九点那两个小时能卖多少杯，一个店长去哪里找。林思一个一个答，答不上的就说「先开起来再说」。

小暖回得更少。她只问过一次：老店怎么办？

林思说，老店有你们俩呀。

这话说得很自然。林思心里，老店已经是一样「做成了」的东西：名字有了，菜单有了，卡片有了，客人有了。她觉得自己该去做下一件事了。至于老店每天早上谁开门、豆子谁订、熟客谁记、员工谁带——她没有往这里想。不是她不在乎，是这些事三年来一直有人在做，她从来没有为它们操过心，所以它们在她心里不占地方。

这就是第 14 章说的那盏灯。灯一直亮着，就看不见。

春天的时候，林思找到了一个合作方，是一家做连锁餐饮的小公司，愿意出一半的钱，条件是第二家店要用「三把椅子」的名字和林思的菜单。林思很兴奋，拿着合作意向书回到老店，在打烊后的大桌子边摊开。

她讲了半个钟头。讲新店的定位，讲合作方的渠道，讲以后可能开到第三家、第四家。讲完了，她看着另外两个人。

阿实先开口。他说，意向书里写的是「三把椅子」的品牌授权，这个名字是三个人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跟人谈之前，应该先跟我们说。

林思愣了一下，说，我这不是在跟你们说吗？

阿实说，你是谈完了来告诉我们。

小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问：新店要是开了，你还在老店吗？

林思说，前半年肯定要在新店多一点，开起来了就好了。

小暖说，那下个月的限定饮品谁来定？卡片谁来画？周二那位老太太问起你，我怎么说？

林思答不上来。

阿实这时候从柜子里拿出了一个硬皮本子。不是账本，是一本他自己记的流水账，三年来每天早上开门前写两行：几点到的，机器怎么样，豆子还剩多少，谁请了假。他翻到上个月，指给林思看：有一周，林思去外地看一个设计展，那一周的限定饮品卡片晚印了三天，是他自己去印刷厂催的；有一天早上热水器坏了，他六点到店里修，修到七点差五分，门照常开了。

他说，我不是要邀功，我是想让你知道，老店不是做成了，是每天在做。

林思翻着那个本子，半天没说话。本子里很多事她都不知道。她知道的那些天，都是好天：卡片印出来了，客人排队了，生活号又写了一篇。坏的那些早上，她一个也没赶上过。

小暖在旁边轻声补了一句：上个月有个新来的孩子打碎了一摞杯子，躲在后厨哭，我陪她坐了二十分钟，没告诉你，是怕你觉得这是小事。

林思说，这不是小事。

小暖说，我知道。可你那阵子在想第二家店。

她第一次发现，她心里那家「做成了」的老店，其实每天都在等她做一点事；只不过那些事她做得太顺手了，顺手到她以为它们不算事。而另外两个人每天替她托着的那些——她连名字都叫不全。

那天晚上，三个人没有吵。阿实说，意向书先放一放，下个月十号对账的时候再说。林思把意向书收进包里，一个人走回家。

那一路她走得很慢。老街晚上没什么人，路过巷口那棵老樟树，她想起这棵树是她第一款限定饮品的名字，那张卡片是她半夜画出来的，画完拍照发群里，第二天早上就印出来了。她一直以为那是因为自己画得快。走到樟树底下她才想到：她从来没问过，是谁一早去的印刷厂。

第二天早上，她没睡好，六点多就醒了，鬼使神差地走到了店门口。天刚亮，店里的灯已经亮着。隔着玻璃，她看见阿实蹲在磨豆机旁边，拿一把小刷子一点一点地清里面的粉；后厨的门开着，小暖在给一个新来的店员示范怎么把杯子码在架子上，一边码一边说着什么，那孩子笑了。

林思在门外站了几分钟，没进去。她说，那是她开店三年来第一次在七点以前看见自己的店。店里没有一样东西是她想出来的：刷子、杯架、热水、那个孩子的笑，都不在她的纸巾上。可就是这些东西，让她纸巾上的那些图，每天早上能变成一杯一杯递到客人手里的咖啡。

她那天七点半才推门进去，像平常一样跟两个人打招呼。阿实抬头说，今天来得早。她说，嗯，睡不着。

后来她跟一个老朋友讲起那天晚上，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这一年最要紧的一句。她说：我一直以为这家店是我想出来的，我想出来了，它就有了。那天我才明白，我想出来的只是一张图；让这张图每天早上七点开门的，不是我。

这句话，几乎就是萨特那道缝的家常版。

林思的自由在理念界。她能想清楚一家店是什么、为什么要有它、它和别的店有什么不同。这是真本事，没有她，就没有「三把椅子」这四个字，也没有那十二张卡片和门口排的队。第一编、第二编都写过，她对。

可她的缝跟萨特一样：她教的、她讲的、她自己相信的，是「一个人想出来，就有了」；她靠的，是两个人每天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把她想出来的东西一遍遍落到地上。阿实托的是现实界：房租、执照、豆子、磨豆机、每个月十号那本账。小暖托的是自我界：熟客的口味，店员的情绪，周二那位老太太。林思以为自己是独自一人在往前跑，其实她每跑一步，脚下都有人在垫砖。

她也不是虚伪。她是真的没看见。出点子的人，最容易把「想到」当成「做到」，把「我的主意」当成「我的店」。这跟萨特把「自己选」写成「一个人选」，是同一个毛病：理念界想得越清楚，越容易把托底的那两界抹掉。

还要说一句公道话。林思想开第二家店，本身没有错。一个出点子的人，想把一个好点子做大，这是她那一界的本分。错不在想，而在她想的时候，没把另外两个人算进去——不是算进利润，是算进「这件事要靠谁」。

那个月十号，三个人照常对账。账对完了，林思没有再拿出意向书。她拿出了一张新的纸巾，上面画的不是新店，是老店：一张大桌子，三把椅子，每把椅子旁边写着一串小字。她那一边写的是「菜单、卡片、限定」；阿实那一边，她写了「豆子、机器、执照、账」，又想了想，添上「早上七点开门」；小暖那一边，她写了「熟客、店员」，写到这里停住了，问小暖：你还管什么？

小暖笑了，接过笔，添了几个字：「周二的老太太，下雨天门口的伞，新来的孩子哭了。」

阿实看着那张纸巾，说，第二家店的事，可以谈，可得三个人一起谈，名字的事要写进协议。林思说，好。

这一年，第二家店最后没开成。合作方等不及，找了别人。林思难受了一阵子。可她后来说，那一年她学会了一件事：每次有了新主意，先不画新店的图，先画一张老店的图，看看自己的主意落下去，要压在谁的肩上。

那张纸巾，小暖收起来，夹在了她记熟客的小本子里。

这一年的缝，露在林思身上。下一年，轮到阿实了。

第四编
现实界的自由：加缪
编序

第三编拆开看了萨特。这一编换加缪坐到中间。

加缪的自由在现实界。所谓现实界，用家常话说，就是「过得去」的那一界：房子漏不漏雨，饭够不够吃，病来了扛不扛得住，街上的人能不能活着回家。加缪一辈子想的、写的、争的，几乎都落在这一界上。他不先问「人是什么」，他先问：在一个不给答案的世界里，人怎样活下去，而且活得不卑不亢。

这一编分五章。第 17 章从阿尔及尔讲起：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一个不识字、半聋的母亲，一片穷街，一片海，和十七岁那年的肺结核。第 18 章用大白话讲他的两本哲学书，《西西弗斯神话》讲荒谬，《反抗者》讲反抗，以及反抗为什么要有边界。这两章先讲他对在哪里。

第 19、20 章讲他的两道缝。第一道：他教的是推石头，他靠的是晒太阳。第二道：他主张有边界的反抗，到了阿尔及利亚战争那几年，这条边界让他左右两边都不讨好——这一章不捧他，也不踩他，把他对的地方和看不到的地方一起摆出来。第 21 章看追随者会卡在哪里，最后回到「三把椅子」，看这一年的缝。

还是那句话：缝不是罪名。看缝，是为了看见他没写下的那一半，好让读他的人少摔一跤。

第 17 章

阿尔及尔、母亲与十七岁的肺结核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在穷街上长大、差点被病拖走的孩子，是从哪里攒下了那股一辈子用不完的热？

◆一、没有父亲，母亲不说话

第 6 章已经把加缪的出身交代过：蒙多维，马恩河，不识字的母亲，贝尔库。这一章不再重复那几行，往里走一步，看那几行字底下，是怎样的日子。

先说父亲。加缪不满一岁，父亲就死了。他对父亲几乎没有记忆，家里留下的东西也很少。常被提到的一件，是父亲在战前有一次去看公开处决，回来以后受了很大的惊吓，好几天缓不过来。这件事是母亲讲给加缪听的，1957 年他写《关于断头台的思考》，把它写了进去。一个孩子从大人嘴里听到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片段：一个普通人，看了一场以正义为名的杀人，身体先受不了。

我的读法是：加缪后来对「以正义为名杀人」的那份本能的抗拒，有一部分不是从书里读来的，而是从这个家里听来的。父亲留给他的不是一套道理，是一次惊吓。身体先说了不，脑子后来才跟上。这个次序，几乎就是加缪一生的次序。

最后留在车里的那部遗稿《第一人》，里面的主人公长大成人以后，专程去父亲的坟前站了一会儿，又回到出生的地方，向人打听那个他从没见过的人。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成年以后，还是要回头去找。这本书 1994 年才出版，后面第 32 章会讲。这里只记一笔：没有父亲，是加缪人生的第一个空位。

再说那个家。

父亲死后，母亲带着两个儿子回到娘家，住在贝尔库一套狭小的公寓里。屋里还有外祖母，和一个做木桶的舅舅，舅舅的耳朵也是聋的。五口人挤在几间小屋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厕所是楼道里几户人家合用的。

这个家里几乎没有书。母亲不识字。家里说了算的是外祖母，管教孩子很严，传记里说她手边常备着一条皮鞭。母亲呢，话少到什么程度？有的熟人甚至以为她是哑巴。她常常坐在窗边，看着街上，一坐很久。加缪后来在早年的散文里写过这个画面：一个孩子放学回家，看见母亲坐在暗下来的屋子里，不说话，他站在门口，觉得母亲离他很远，又觉得自己爱她爱得说不出来〔待核：此画面在散文集《反与正》中的具体篇目，只转述〕。

这个画面要多看两眼，因为它几乎是加缪一生的一个底色：一个人站在一个说不出话的人旁边，心里满满的，却没有词。母亲不是不爱他，是她的爱不走语言那条路。她不会问他功课，不会读他写的东西，后来他成了名，她也读不了他的书。可她在那里。每天在那里。

现实界的人，很多就是这样爱人的：不说，只在。加缪从小就在这样一种爱里长大。他后来的哲学里有一个很要紧的词，叫「沉默」——世界对人的追问保持沉默。读者常把这个词读得很冷。可在加缪自己的日子里，沉默的第一个样子，是他母亲坐在窗边的那个背影。那是一种冷的沉默，也是一种暖的沉默。

母亲在这本书后面还会出现。1957 年在斯德哥尔摩，他为母亲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见第 32 章），这里不展开。这一章只先记住：在加缪的现实界里，最实的一块地，是一个不识字、不说话、一直在场的女人。

◆二、穷，可是有海；两位老师

只说穷，就把加缪的童年说小了。

贝尔库是穷街，可阿尔及尔是海边的城。街的尽头是港口，再往外是地中海。一个穷孩子没有玩具，没有零花钱，可他有海，有太阳，有沙滩，有一群同样光着脚的伙伴。夏天，孩子们整天泡在海里，晒得黝黑，饿了回家吃一碗简单的饭，又跑出去。

加缪后来写过不止一次，他说自己是在贫穷和阳光之间长大的。穷让他不至于相信，太阳底下、历史里的一切都好；阳光又让他明白，历史不是一切。这是他 1958 年为《反与正》再版写序时的意思，这里只转述。这句意思值得反复读。它说的是：一个人的底子，可以同时是缺的，又是满的。缺的是钱，是书，是父亲；满的是光，是海，是身体的快活。

还有足球。第 6 章提过，他在大学竞技队的少年队里守门。1953 年他给球队的会刊写过一篇短文，说自己关于道德和人的责任，最有把握的东西是从足球场上学来的；1957 年他得了诺贝尔奖，《法兰西足球》向他约稿，他就把这篇旧文又交了出去。这个意思跟他的日子是合的：一个穷孩子最早学到的规矩，不是在书本里，是在球场上——球从哪边来，你就去哪边扑；队友踢丢了，你不骂人，你守住门。这是一种身体里的道德，不是脑子里的。

这里先用本书的话把它放好。穷，是现实界的硬；海和太阳，是现实界的软。加缪的现实界从一开始就是两样东西搅在一起的：一样是逼着他的，一样是养着他的。第 19 章会说，后来他写进哲学书里的，多半是逼着他的那一样；养着他的那一样，大多留在了散文里、日子里。

第 6 章讲过小学老师路易·热尔曼。热尔曼看出这个孩子能读书，费力说服了家里，让他去考奖学金，进了中学。这里不再细说，只补一句：在一个没有一本书的家里，一个孩子能走进中学的大门，靠的不是他自己。那是现实界里第一个伸进来的手。

中学里，他遇见了第二位老师，哲学老师让·格勒尼耶，大约在 1930 年前后。格勒尼耶本人也写书，1933 年出过一本叫《岛》的散文集。加缪深受它触动，后来还为它 1959 年的再版写了序。

两位老师，做的是两件不同的事。热尔曼把一个穷孩子托进了学校，这是现实界的托举：一张门票，一条路。格勒尼耶把一个穷孩子心里那团说不出的东西，引到了字面上，这是理念界的托举：一个名字，一种说法。第 6 章说，加缪到了巴黎以后，靠萨特那一圈人给他名分和舞台。其实早在阿尔及尔，这件事就发生过一次了：一个过日子的孩子，被一位读书人认了出来，有人告诉他，你心里那团东西是有名字的。

这一点很要紧，因为它让我们看清，加缪这一角从来不是一个人长出来的。现实界的自由，要靠理念界的人替它开一扇窗——在巴黎是萨特，在阿尔及尔是格勒尼耶。

◆三、十七岁：身体第一次说不

十七岁那年，加缪病了。肺结核。

在 1930 年，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描淡写的病。那时还没有后来通行的那些特效药，得了这个病，很多人就慢慢耗下去了。加缪病倒了，离开那个挤满人的家，搬到姨父古斯塔夫·阿科家里养病。姨父开肉铺，爱读书，家里有不少藏书。足球是踢不成了。

这场病，在他身上留下了几样东西。

第一样，是一个很具体的时间感。一个十七岁的人，本来以为日子是用不完的；病一来，他第一次知道，身体是会停的，而且可能停得很早。此后很多年，这个病时好时坏，反复发作。后来战争来了，他想去参军，也因为这个肺没有被收。一个人带着这样一个身体活着，看「以后」两个字的眼光就不一样了。他没法把什么都押在一个遥远的将来上。今天的阳光，今天的海水，今天身边的人，对他来说比对别人更实。

第二样，是一扇关上的门。他在阿尔及尔大学读完了哲学方面的学业，写了一篇讲早期基督教思想与新柏拉图主义的论文，题目是《基督教形而上学与新柏拉图主义》，1936 年交上去。按常规，下一步是去考教师资格，走一条当哲学教师、当学者的路。可是因为身体，他没能去考。萨特和波伏娃在 1929 年那场考试里一个第一、一个第二（见第 5 章），而加缪，连考场都没能进。

这件事值得停下来想一想。萨特的理念界，是一路考上去的：巴黎高师，教师资格第一，教职。加缪的理念界，从一开始就被一个肺挡在了门外。他后来成了作家、记者、剧团的人，而不是哲学教授，这不全是他选的，有一半是身体替他选的。后来在巴黎，有人觉得他「不是科班出身的哲学家」，这个说法的根，其实就在十七岁的那场病里。

第三样，是一份更深的确认。病逼他直面一个问题：如果人随时可能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后来就是《西西弗斯神话》开头的那个问题。可它在加缪身上，最早不是一个书本上的问题，是一个病床上的问题。他不是先读了哲学，才想到荒谬；他是先在一个病着的身体里，碰到了荒谬，后来才去哲学里找它的名字。

本书的总判语说：大师不是先有理论再走出缝隙，而是先活在缝隙里，理论是后来才从缝隙里长出来的。放到加缪身上，这句话再贴切不过。十七岁那年，身体第一次对他说了不；而他的回答，是更用力地去晒太阳、去游泳、去爱这个随时可能离开的世界。这个回答，在他写出任何一本书之前，就已经有了。

◆四、写书以前，和一个夹在中间的孩子

病稍稳以后，二十出头的加缪做了好几件事，件件都落在现实界。

1935 年，他和朋友们在阿尔及尔办了一个剧团，取名就带着「劳动」两个字，演给工人和普通人看，自己改编，自己导，自己也上台。这是他一生爱戏剧的开头，也是他学会怎样让一群人一起做成一件事的开头。差不多同一时期，他还入过共产党，没几年就因为不肯在殖民问题上让步，被开除出党了。

他当了记者，在阿尔及尔一份左翼报纸上写报道。最常被提到的，是 1939 年他去卡比利亚山区，写当地人的饥饿与贫困，一共十一篇，总题的意思是「卡比利亚的苦难」，写得很具体，有人名，有地名，有数字。后来那份报纸在 1940 年被查封了。一个二十五岁的人，用笔去写山里饿着的人，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他眼里的现实界不只是他自家那条穷街。这一点第 20 章还会回头讲。

他还出了两本很薄的散文集：1937 年的《反与正》和 1939 年的《婚礼集》。前一本写母亲、写穷、写病、写一个年轻人在异乡的孤单；后一本写阿尔及利亚海边的古罗马废墟、写阳光和海水、写身体在大地上的快活。这两本小书，后来常被人跳过，因为它们不像《局外人》和《西西弗斯神话》那样出名。可要懂加缪，我觉得应该先读这两本。它们是他的「晒太阳」，写在他所有关于「推石头」的书之前。

还有一层出身，不说清楚，第 20 章就讲不明白。

加缪是在阿尔及利亚长大的欧洲移民后代。那时的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部分，地上住着两大群人：一群是祖上从法国、西班牙等地迁来的欧洲人后代，一群是人数多得多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加缪的母亲那一支，祖上是从西班牙的梅诺卡岛迁来的。

在这两大群人中间，加缪的位置很特别。按身份，他属于前一群；可按日子，他家比很多后一群的人家好不了多少。贝尔库那条街上，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是混住的，穷人和穷人挨着。他小时候的伙伴里，两边的孩子都有。

到了巴黎，他又是另一种夹在中间。在巴黎人眼里，他是「从阿尔及利亚来的」，没进过名校，是外省的、殖民地的；可在阿尔及利亚的许多阿拉伯人眼里，他是法国人那一边的。他在哪一边，都不完全是自己人。

我的读法是：这种两头都不全是自己人的处境，从小就在他身上了。它让他看人，习惯先看一个个具体的人，而不是先看这个人站在哪一群。这是他的长处，后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年代，也成了他最难的地方。第 20 章会接着这里讲。

◆五、他对在哪里

把这一章收一收，先说他对在哪里。

加缪对的第一处，是他没有让穷和病变成怨。一个从这样的童年里走出来的人，最容易长成两种样子：一种是一辈子跟命运记仇，一种是一辈子想爬出去、再也不回头。加缪两样都不是。他没有记仇，也没有忘本。他写穷，不是为了诉苦；他写母亲，不是为了让人可怜。他只是照实写：这样的日子是有的，这样的人是在的，他们过得去，而且过得有尊严。

对的第二处，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人的底子有两样，一样是硬的，一样是软的。只看硬的，人会冷；只看软的，人会飘。他的现实界是两样搅在一起的：穷与海，病与太阳，沉默的母亲与满心的爱。这一份「两样都看见」的本事，是他后来在巴黎那么多聪明人中间，最不一样的地方。

对的第三处，是他的现实界从来不只有他自己。从卡比利亚山里饿着的人，到剧团里的工人观众，他看现实，眼睛是往外的。这一点，后来让他在巴黎的书房和咖啡馆里，始终带着一股外面的风。

◆六、放回日子里

说一个家常事。

春燕（这是我构想的一个人）在一个县城的菜市场边上长大。父亲走得早，母亲在市场里卖豆腐，不识几个字，每天凌晨三点起来磨豆子。春燕小时候放了学就在摊子边写作业，满耳朵都是吆喝声、剁肉声、讨价还价声。夏天热，她就跑去市场后面的河里泡着，一泡一下午。

后来她读书读出来了，在省城一家物流公司做到了仓库主管，管着几十号人。她做事出名地稳，什么乱子到了她手上都能理顺。同事问她秘诀，她说：没什么，就是一件一件来。

前几年公司裁员，她手下的人走了一半，活却没少。那一年她天天加班，睡不好，人瘦了一圈，第一次觉得「一件一件来」这句话不灵了。过年回县城，母亲还在卖豆腐。大年初二一早，她鬼使神差地跟着母亲三点起床，去市场帮忙。天没亮，市场里已经亮着灯，人声一点一点起来，热气从豆腐板上冒出来。她站在摊子后面，帮母亲切了一早上豆腐，回家倒头睡到下午。

醒来的时候，她说，那是她一年里第一次觉得身上又有劲了。

春燕后来想明白了一件事：她以为自己的稳，是在省城的写字楼里一件一件练出来的；其实她的底子，是那个三点亮灯的菜市场给的，是一个不说话、每天准时起来磨豆子的母亲给的，是那条夏天的河给的。这些东西她从来没在工作总结里写过，也写不进去。可是没有它们，「一件一件来」就只是一句口号。

这就是加缪的童年放到一个普通人身上的样子。过日子的人，脚下站着的不只是自己的本事，还有一块具体的地、一个具体的人、一段具体的光。

带走的话
你能在日子里站得住，多半是因为有一块地、一个人、一段光，早在你懂事以前就替你垫好了底。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讲的是加缪现实界的来历——穷街、母亲、病是硬的那一面，海、太阳、球场是软的那一面；理念界的门，是两位老师替他推开的。

铁三角这一处：还没有三角。可是「过日子的人要靠读书人替他说出名字」这一条线，在阿尔及尔就已经有了；到了巴黎，接这条线的是萨特那一圈人（见第 6 章）。

第 18 章

西西弗斯与《反抗者》

这一章的问题：世界不给答案，人还要不要活、怎样活？反抗又该停在哪里？

◆一、荒谬是什么意思，三条路走哪一条

加缪的两本哲学书，隔了九年。1942 年的《西西弗斯神话》讲荒谬，1951 年的《反抗者》讲反抗。前一本问的是一个人怎样活，后一本问的是一群人怎样一起活。先说前一本。

「荒谬」这个词，在日常话里是「不像话」的意思。加缪用它，意思要窄得多，也准得多。他说的荒谬，不在人身上，也不在世界身上，而在两者碰头的地方。

一头是人。人会问：我为什么活着？这一切有什么意思？人想要一个答案，想要一个说得通的世界。

另一头是世界。世界不回答。太阳照常升起，雨照常落下，人生病，人死去，世界一声不吭。它不是故意跟人作对，它只是沉默。

人要答案，世界沉默，两样东西撞在一起，那一下的不对劲，就是荒谬。用加缪自己的意思说：荒谬既不在人里，也不在世界里，而在两者同时在场。

很多人第一次碰到荒谬，不在书里，在日子里。加缪举过一个很家常的例子，大意是：起床，坐电车，上班四个钟头，吃饭，再上班四个钟头，回家，睡觉，周一到周六都是这样，大多数日子里人顺着走就过去了。可总有一天，人会冒出一个「为什么」，于是一切都带上了一点疲倦，也带上了一点惊讶。这个「为什么」一冒出来，人就进了荒谬。

注意加缪的出发点。他不是从「人的本质是什么」出发，而是从「一个普通人某天早上坐在电车上，忽然觉得不对劲」出发。这就是现实界的哲学：它的第一个问题，是从日子里冒出来的。

人碰到了荒谬，怎么办？加缪把常见的回应分成几条路，一条一条看。

第一条路，是不活了。加缪把这个问题放在全书最前面，说这是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他这样问，不是为了劝人走这条路，恰恰是为了把它堵上。他的回答很清楚：不。如果人因为世界不回答就离开，那是让沉默赢了。荒谬要两头都在才成立；人走了，荒谬也就没了，可这不是解决，是认输。

第二条路，是跳。人受不了世界的沉默，就纵身一跳，跳进一个能给答案的东西里：一个神，一套保证未来一定会好的学说，一个说「一切都有安排」的信念。跳过去以后，人就安心了。加缪把这叫作一种「哲学上的自杀」，他点了名的，有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雅斯贝尔斯，也包括胡塞尔。为什么叫自杀？因为人为了得到答案，把自己清醒的那一半杀掉了：他不再承认世界是沉默的，他假装听见了回答。

第三条路，是加缪自己选的：不走，也不跳，睁着眼睛留下来。承认世界沉默，承认自己还要问，就在这两样之间活下去。他把这叫作「反抗」，这里的反抗还不是上街，是一种对待日子的姿态：不认命，也不骗自己。他说这样的人会得到三样东西：反抗、自由、激情。反抗，是不肯被沉默压垮；自由，是既然没有一个预定的将来，就不必为它活，今天就是自己的；激情，是既然日子不能拿质量去换，就拿数量和热度去活，活得尽可能多、尽可能满。

这三条路，放在今天也很好认。第一条不必多说。第二条最常见：碰到想不通的事，赶紧找一个现成的说法把它盖住——「都是命」「等以后就好了」「有人会替我安排」。第三条最难：想不通就承认想不通，然后照样把今天过好。

◆二、那块石头

然后是西西弗斯。第 2 章和第 6 章已经带过这个神话的大意，这里只补几处没讲到的。

神话里，他得罪了众神，被罚永远推一块大石头上山，石头一到山顶就自己滚下来。众神想，没有比这更可怕的惩罚了：一件没用的事，做一辈子，知道它没用，还得做。这几乎就是荒谬的全部样子：人要意义，世界给他一块会滚下来的石头。

加缪的看法很出人意料。他说，西西弗斯最要紧的时刻，不是推石头上山的时候，而是石头滚下去、他走下山的那一段路。那一段路上，他两手空着，知道一切又要重来，他是清醒的。正是在这清醒里，他高过了他的命运。他没有骗自己说「这次石头不会滚下来」，也没有放弃说「我不推了」，他走下山，再次把手放在石头上。

这篇文章的结尾，就是那句话：「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西西弗斯神话》，1942）

这句话最容易被读成两种样子，两种都不对。

一种读成鸡汤：推石头也挺好的嘛，开心点。不对。加缪没有说推石头好，他说的是在明知徒劳的处境里，人仍然可以不被处境吞掉。幸福在这里不是开心，是一种不被压垮的满。

另一种读成苦撑：咬牙推，推不动也得推。也不对。苦撑的人眼里只有石头，加缪的西西弗斯眼里还有别的：石头上的纹路，山上的风，脚下的土。书里写他的脸贴着石头，肩膀顶着石头，脚陷在泥里。这是一个身体在大地上用力的样子，不是一个头脑在苦撑的样子。

所以我说，这句话真正的分量，落在「想象」两个字上。不是「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是「必须想象」他是幸福的。这是一个要求，不是一个结论：在一个不给答案的世界里，你得自己去找到那块石头上的光。加缪说的是「必须」，可他没有说光从哪里来。这一点，第 19 章要回来讲——光从哪里来，正是他的缝。

◆三、从「我」到「我们」，与反抗的限度

《西西弗斯神话》讲的是一个人。九年后，世界大变：打了一场大战，见过了集中营，见过了以各种名义进行的大规模杀戮。加缪在《战斗报》那几年天天写社论，问的已经不是一个人怎样活，而是：人能不能以一个美好将来的名义，杀今天的人？

这就是 1951 年 10 月出版的《反抗者》要回答的问题。

书的开头，加缪先问：反抗者是什么人？他的回答很朴素：一个说「不」的人。可他说不的时候，也在说「是」。

他举的例子很家常：一个奴隶，一辈子听命令，某一天，主人的一道命令越过了某条线，他转过身来说，不，到此为止。这一声「不」，听起来是拒绝，可里面藏着一个「是」：他肯定了自己身上有一样东西，是不能再被践踏的。他以前也许从没想过这样东西，可在说「不」的那一刻，它显露出来了。

更要紧的是下一步。加缪说，这样东西，不只是这个奴隶自己的。一个人起来反抗，常常不是因为自己受了委屈，而是因为看见别人受了委屈，觉得那条线被越过了。这说明，那条线是人人都有的。反抗的人在说「不」的那一刻，发现自己跟别人站在同一条线上。

于是有了那句话：「我反抗，故我们存在。」（《反抗者》，1951）

这句话的分量，在「我」和「我们」之间。《西西弗斯神话》里是一个人面对沉默的世界；到了《反抗者》，一个人说「不」，第一次发现了「我们」。荒谬让人孤单，反抗让人相连。这是加缪思想里最要紧的一步。

可是，有了「我们」，问题也来了。如果反抗是为了守住人人都有的那条线，那反抗者自己，能不能越过这条线？

加缪的回答是：不能。这就是全书的主心骨，反抗的限度。

他的道理是这样的。反抗之所以正当，是因为它守护的是人人身上那样不能被践踏的东西。如果反抗者为了胜利，去践踏别人身上的同一样东西——去杀无辜的人，去建一个让人闭嘴的制度——那他就把自己反抗的理由也一起毁掉了。反抗一旦不认边界，就会变成它当初反对的那个东西。

《反抗者》的大半本书，就是在历史里一段一段地找这个转变：反抗怎样一步步走成了不受约束的革命，革命又怎样以将来为名，许可今天的杀戮。他检查了很多思想和运动，说它们的共同毛病是：把历史当成了一个必然要到达的终点，为了这个终点，眼下的一切人命都可以算成代价。这一部分写得很密，争议也最大。他读那些思想家读得对不对，后来有很多人批评，第 28 章会讲那场争论，这里不展开。

在这些历史之外，加缪在书末提出了他自己的办法。他用了一个从地中海来的意象，常译作「正午的思想」：讲分寸，讲限度，讲在两个极端之间找那条线。说白了，就是反抗要有尺：你可以说「不」，可以拼尽全力去改变一件不义的事，但你不能为了这件事，去做同样不义的事。

这层意思，他在 1949 年 12 月首演的剧作《正义者》里，讲得更直接。戏取材于 1905 年俄国的一次刺杀：一群年轻的革命者要炸死一位大公。投弹的那个青年，在马车经过时没有扔，因为他看见车里还坐着大公的孩子。同伴里有人骂他心软，说为了将来千千万万的孩子，这两个孩子算不了什么。可多数人站在青年这一边：杀孩子，这桩事业就不干净了。

这出戏的意思，几乎就是《反抗者》的意思：边界不是反抗的软弱，是反抗的理由本身。

《反抗者》里有一组分别，值得单独拿出来说：反抗和革命。

在加缪的用法里，这两个词不是一大一小，而是两种走法。反抗是从眼前出发的：这件事越线了，我说不。它的眼睛盯着的是今天这个具体的人、这件具体的事。革命（他批评的那种）是从终点出发的：将来有一个完美的样子，今天的一切都是为了走到那里。眼睛盯着的是终点。

差别就在这里。从眼前出发的人，手里有一把尺：眼前这个人不能被践踏。从终点出发的人，手里的尺换了：只要能走到终点，眼前的人可以先放一放。终点越美，能放下的东西就越多。加缪担心的，是这把尺换得悄无声息，换的人自己都觉得是在做好事。

放到家常日子里，这个分别也很好认。一个家长说「我这是为你将来好」，然后把孩子今天的周末、今天的朋友、今天的喜欢一样一样拿走——他心里那个「将来」越完美，拿走的就越理直气壮。加缪会问他一句：你那个将来里的孩子，是不是就是你今天拿走了周末的这个孩子？

所以加缪的反抗，总是带着一点「不彻底」。他不肯许诺一个完美的终点，只肯说：今天这件事不行，明天再看。在讲究彻底的人眼里，这像是半途而废；在加缪自己看来，这正是反抗不变质的那道保险。

◆四、两组书，和三种常见的听岔

加缪的作品，常被排成一组一组的，每组里放一部小说、一部哲学随笔、一出戏，讲同一件事的不同面。知道这个排法，读他就顺多了。

第一组讲荒谬：小说《局外人》、随笔《西西弗斯神话》、剧作《卡利古拉》。

《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是一个不肯在感情上说假话的人。母亲去世，他没有哭；别人问他爱不爱，他说大概不爱，可以结婚；后来在海滩上，在一种太阳晃眼的恍惚里，他开枪杀了一个阿拉伯人。审判的时候，法庭关心的倒不太是那一枪，而是他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最后他被判了死刑。加缪借这本书说的，不是杀人无罪，而是：一个社会常常更容不下一个不肯照规矩表演感情的人。默尔索像一个站在荒谬里、却还没想清楚荒谬的人，他只是不肯跳。

这本书有一处，今天读来要多停一下：那个被杀的阿拉伯人，书里连名字都没有。后来阿尔及利亚作家卡迈勒·达乌德在 2013 年写了一部小说，从这个无名者的弟弟的口吻重讲这件事，还给被杀的人取了名字，叫穆萨〔待核：中译书名，常见译作《默尔索案调查》，原题 Meursault, contre-enquête〕。这一处空白，第 20 章还会碰到。

第二组讲反抗：小说《鼠疫》、随笔《反抗者》、剧作《正义者》。

《鼠疫》写一座海边城市被瘟疫封了城，一位医生里厄和一群普通人——小职员、记者、一个外来的人——一天一天地去做该做的事。医生里厄从不讲大道理。在他看来，对付鼠疫，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书里的记者朗贝尔本来一心想逃出城去找自己的爱人，后来选择留下来，因为他觉得，一个人独自走掉去过自己的幸福，是丢脸的事。没有英雄，没有口号，只有一群人站在同一边，跟一样不讲理的东西耗着。这正是「我反抗，故我们存在」的小说版本。

两组书一对，就看得出加缪的走法：从一个人在沉默的世界里不肯跳，走到一群人在灾难里不肯散。第一组的主角是孤单的，第二组的主角是一群人。

加缪的话好记，也就容易被听岔。说三种。

第一种，把荒谬听成「一切都没意义，那就随便吧」。不对。加缪说世界不给答案，没说人不能自己活出分量。他恰恰反对随便：随便就是另一种跳，跳进「反正都一样」里去。他要的是不跳、不逃、也不随便，清醒地把今天过满。

第二种，把西西弗斯听成「好好干活别抱怨」。这一种在今天最常见，常被拿来劝人加班、劝人忍。可加缪写西西弗斯，是写一个被诸神罚了的人，在不讲理的处境里仍然不低头；他没有说处境是对的，更没有说该替罚你的人说话。把这句话拿去劝别人认命，正好把它的意思倒了过来。

第三种，把「反抗的限度」听成「什么都别做」。也不对。加缪自己在占领时期办地下报纸，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他说边界，不是说不动，是说动的时候有几件事不做。老韩那样的反抗，跟什么都不做，是两回事。

◆五、他对在哪里

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加缪对在哪里？

第一，他对在出发点上。他不从书斋里的大问题出发，而从一个普通人坐在电车上、忽然觉得不对劲出发。这让他的哲学跟日子贴得很近，普通人读得进去。

第二，他对在不跳。碰到想不通的事，人最想要一个现成的答案。加缪不给，也劝人不要去抓。这需要一种很硬的诚实：宁可承认不知道，也不拿一个漂亮的说法骗自己。

第三，他对在边界上。二十世纪里，以美好将来为名的杀戮实在太多了。加缪在很多人还不愿意看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为了将来，不能杀眼前的人。这句话在当时被很多人嫌天真，后来的历史证明，它不天真。

还要补一句公道话。《反抗者》不是一本完美的书。它读的思想家很多，有的读得匆忙；它讲边界讲得很动人，可边界到底画在哪里，到了具体的事上，并不总是清楚。这一点，到了阿尔及利亚战争那几年，他自己也碰上了（第 20 章）。

◆六、放回日子里

说一个家常事。

老韩（这是我构想的一个人）住在一个老小区，是业主群里最敢说话的人。那年小区的物业公司收了费不干活：电梯坏了半个月没人修，垃圾堆在楼道里。群里炸了锅，老韩带头去物业办公室讲理，讲了三次，没用。

后来群里有人出主意：明天一早，把物业的门堵上，谁也不许进出；再把门卫室那个小伙子扣在里面，看他们急不急。好几十个人附和。

老韩那天晚上在群里说了一段话。他说，物业不干活，咱们说不，这是对的；电梯是大家的，楼道是大家的，这条线他们越过了，咱们就得站出来。可门卫那个小伙子，一个月挣三千多，他不是收钱的人，也不是不修电梯的人，他是跟咱们一样被物业使唤的人。咱们要是扣了他，跟物业欺负咱们，有什么两样？

群里有人骂老韩软，说他怕事。老韩没吵，只说：我不怕事，我怕把这事做脏了。

第二天他们没堵门。他们去街道办递了联名信，又去找了媒体，前后折腾了一个多月。最后物业换了，电梯修好了。那个门卫小伙子留了下来，新物业接着用他。后来每次老韩进出小区，小伙子都老远站起来打招呼。

这就是加缪说的反抗的限度放到一个小区里的样子。说「不」，是因为有一条线被越过了；可你说「不」的时候，不能把同一条线也从别人身上越过去。老韩守住的，不是一种温吞，是他那一声「不」的理由。

带走的话
说「不」是因为有一条线被越过了，所以你说「不」的时候，别把同一条线从别人身上越过去。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讲的是加缪现实界的哲学——从电车上的一个「为什么」出发，不跳、不逃，在日子里留下来；再从一个人的「不」，走到一群人的「我们」和「边界」。

铁三角这一处：这两本书让加缪在理念界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可《反抗者》对「以将来为名」的批评，恰好碰在萨特那一圈人最在意的地方——三角的裂纹，从这本书开始可以摸到了（经过见第六编）。

第 19 章

他的缝：教的是推石头，靠的是晒太阳

这一章的问题：加缪教人在一个不给答案的世界里推石头，可他自己推得动，靠的是什么？

◆一、先把判语放在桌上，再看书里的石头

这一章要讲的，一句话：

他教的是推石头，他靠的是晒太阳。

先说清楚这句话不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说加缪的荒谬是装出来的，不是说他嘴上苦、日子甜，也不是说他的哲学因此打了折扣。它说的是：加缪写下的那一半，是「世界沉默，人要清醒地推下去」，这一半是真的；他活过而没写下的那一半，是「我推得动，是因为我身上存着一大片阳光」，这一半也是真的。缝，就在这两半之间。

第 17 章已经讲了那片阳光从哪里来：贝尔库街尽头的海，夏天光着脚的伙伴，球场，一个不说话却一直在场的母亲。这一章不再重复这些，而是从他的哲学书里往外看：为什么那片阳光，在《西西弗斯神话》里几乎没有位置？没有位置，又意味着什么？

把第 18 章收一收，加缪在哲学书里讲的人，有一个很鲜明的样子。

这个人站在一个沉默的世界面前。世界不回答他，他也不去找一个神来回答。他清醒地知道，一切努力最后都会像那块石头一样滚下来。他不逃，不跳，留下来，再推一遍。他的幸福，不是从外面来的奖赏，是从这份清醒和坚持里长出来的。

这个画面很硬，很有力。它的主角是石头和推石头的那双手：处境，和面对处境的意志。读过的人记住的，多半也是这两样：荒谬的处境，和不服的意志。

注意这个画面里缺了什么。缺的是推石头的那个人，在推之前、在推之外，身上已经有的东西。他是带着什么上山的？他为什么在走下山的那段路上，还有力气抬头？书里给的回答是「清醒」「反抗」「激情」——都是意志一边的词。至于那份力气本身是从哪里来的，书里几乎没说。

◆二、日子里的太阳：三种热，三个人

可加缪自己的日子，不是只靠意志过的。

他推得动石头，有一个很少被写进哲学的前提：他身上存着很多热。这份热，用本书的一个用词来说，落在能量这一维的「内能」上（E3 能量：内能、动能、势能）。

为什么落在内能，而不是另外两格？第 6 章已经说过：动能是推着你往前跑的劲，势能是你站的位置给你的力，内能是存在身体里的热，不靠外面推，也不靠位置撑，是自己攒下的，平时看不见，冷的时候才知道它在。加缪的阳光是第三种。他到了巴黎，在被占领的冬天里，在病情反复的那些年里，在后来被孤立的日子里，这份暖都还在。

他在散文里写过这件事，写得最直白的，是散文《重返蒂帕萨》，文末标的写作年份是 1952 年，后来收进 1954 年的散文集《夏天》。他回到阿尔及利亚海边的古罗马废墟，那是他年轻时常去的地方。文章里有一句意思常被人引用：在隆冬里，他终于明白，自己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这里只转述。

这句意思，几乎就是他的缝的谜底。推石头的是一双手，可让那双手在寒冬里还有力气的，是身体里那个夏天。这个夏天，他写在了散文里，没有写进哲学里。

把能量这一维的三格放在三个人身上比一比，加缪这一格的特别之处就更清楚了。这只是一个帮助看的比方，不是给三个人贴标签。

萨特的热，很大一部分是势能。第 15 章讲过他的名望：一个名字成了符号，千万道目光托着它。站在那样的位置上，人自然有一股往下说、往下写的力，因为高处本身就推着你。势能的好处是大，短处是要靠位置撑；位置一变，力就变。

《战斗报》那几年的加缪，身上还有很多动能：每天要出报，每天要写社论，有一场仗要打，有一个解放要迎。动能的好处是快，短处是事情一完，劲就散了。1947 年他离开《战斗报》以后（见第 10 章），这股动能也就退了。

剩下的，是内能：海边攒下的那一身热。它不大，不快，可它不靠位置，也不靠事情。萨特的位置后来几经起落，加缪的事情后来一件件散了，这份内能还在。

这正是加缪那句判语的分量所在。他教人推石头，推石头要力气；他自己的力气，最底下那一层，是一种既不靠别人捧、也不靠事情推的热。这一层，谁也给不了他，谁也拿不走。可也正因为如此，它很难教：你没法把一个夏天递给另一个人。

◆三、太阳被遮住的时候，为什么写不进去

还有一件事要照实写：加缪的太阳，也有被遮住的时候。

1950 年代初，他的日子不太好过。肺病这些年一直时好时坏；1952 年以后，他在巴黎的圈子里几乎被孤立（经过见第六编）。这里不做任何推断，只记一件事：一个靠内能活着的人，内能也是会被耗的。

那么他怎么办？他往回走。1952 年冬天前后，他回到阿尔及利亚，去了年轻时常去的海边废墟。那篇讲「不可战胜的夏天」的散文，就是从这一趟里来的。这一回，他不是年轻时那样在阳光里随便晒着，而是有意地回去取那份热。

我的读法是：这一趟，是加缪自己在补他的缝。他在哲学书里没有写「推石头要先晒太阳」，可他在最难的时候，用脚把这句话走了一遍。只是这一回，晒太阳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是要专门买张船票、过一道海才能做到的事。这个代价，没有夏天的人更要早一点知道。

问题来了：加缪那么诚实，那么爱写阳光和海，为什么不把这份阳光放进他的哲学书里，告诉读者：你要推得动石头，先得有一个夏天？

我的读法有三层，都只是读法。

第一层，理论的形状。《西西弗斯神话》要回答的是一个很严的问题：在世界不给答案的情况下，人还能不能活下去？这个问题的力量，在于它对每一个人都成立，不挑出身，不挑运气。如果在答案里写进「前提是你有一个阳光充足的童年」，这个回答就变窄了：它只对有阳光的人管用。为了让回答对所有人都成立，他把这份私人的、碰运气得来的东西，从论证里拿了出去。这是理论为了说给所有人听，主动省掉的一块。

也可以读得更简单些：他自己把两样东西分了家，哲学里放石头，散文里放太阳。分家是他的写法，不是他的日子；日子里，这两样本来住在一起。

第二层，被太阳晒着的人，不觉得太阳是一种依靠。萨特对目光敏感，因为目光让人不自在；加缪对阳光不设防，因为阳光从来没让他不自在。第 14 章说过，一直亮着的灯，人是看不见的。对加缪来说，一直晒着的太阳也是这样：他会写它的美，写它的快活，却不太会把它当成「我靠着的东西」去分析。会刺痛你的东西，你才会去想它是怎么回事；一直暖着你的东西，你只会在里面活。

第三层，时代要的是石头。《西西弗斯神话》写在 1940 年前后，出在 1942 年。那是战争最黑的几年，法国被占领，人们要的是一种能在黑暗里站住的说法。「清醒地坚持」正合那个时候的需要；「去晒晒太阳吧」在那个时候说出来，会显得轻飘，甚至不合时宜。可以读作，加缪把阳光收了起来，把石头拿到了台前，是因为那个冬天的人更需要石头。

◆四、缝在哪里：一张对照表

还要说一层，这一层最容易被忽略：在加缪那里，推石头和晒太阳不是两件分开的事。

第 18 章说过，加缪的西西弗斯，脸贴着石头，脚陷在泥里。他用了很多笔墨写这个身体：肩膀，手，脚，汗，土。这不是一个在脑子里苦撑的人，是一个整个身体都在大地上用力的人。读到这里，你会发现，加缪写的推石头，其实已经带着阳光的味道了。那是一个热爱身体、热爱大地的人，才写得出来的推石头。

他在《婚礼集》里写蒂帕萨的废墟，说自己在那里懂得了什么叫光荣：可以毫无保留地去爱。他爱的是大地，是海，是身体，是活着这件事本身。这一点也把他的「晒太阳」同享乐分开了：享乐是拿，他的太阳是被养着以后，还愿意把这份爱拿出去。

所以缝不在于他的书里完全没有阳光，而在于阳光是藏在文字的质地里的，不是摆在道理的台面上的。会读的人，从那些写手、写脚、写土的句子里，读得出一个热爱大地的人；不会读的人，只记住了「推」和「荒谬」两个词，拿去当成咬牙的口号。

这就好比一个做菜好吃的人，写了一本菜谱。菜谱里写得清清楚楚：多少盐，多少火，几分钟。可他做得好吃，还有一样东西没写进菜谱：他从小在灶台边长大，闻过几千次油烟，手比秤准。照着菜谱做的人，做出来的味道总是差一口。不是菜谱错了，是菜谱里少了那双手。

把这一章的意思收成一张表。

他写下的（教的） 他活过而没写下的（靠的）
面对世界 世界沉默，不给答案 世界也给了他海、太阳、球场
力气从哪来 清醒、反抗、激情（意志） 身体里存着的热（内能）
推石头的样子 明知徒劳，仍然推 推的人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三界 现实界：过得去 现实界里软的那一面：被养着

两栏都是真的。加缪没有骗人，他只是把右边那一栏留给了散文，没有搬进哲学。

先把对的那一面说足。加缪说「人要清醒地推下去」，这句话在他自己身上也是真的。他的病是真的，穷是真的，后来的孤立也是真的。阳光没有替他推过一块石头。他每一次推，都是自己推的。在这一点上，他的日子没有违背他的理论。

而且，加缪比很多人都更明白，力气不是凭空来的。他写《反与正》《婚礼集》《夏天》这些散文，一写就是二十年，写的几乎全是同一件事：人怎样在大地上、在身体里，得到活下去的热。可以说，他在散文里，已经把那半边说了。

缝在另一个地方。他的哲学，让读的人以为推石头的力气是从意志里来的；可他自己的力气，有一大半是从阳光里来的。前者是他教的，后者是他靠的。

这道缝的代价，主要落在读他的人身上。一个从小没有晒过多少太阳的人——没有海，没有一个一直在场的人，没有身体快活过的记忆——读了《西西弗斯神话》，学到了「清醒地推下去」，就只剩下推。他推得越认真，身上越冷。他以为自己在学加缪，其实他学的是一个没有夏天的加缪。这个人能撑多久，加缪的哲学书没告诉他。第 21 章会细说。

◆五、不是先有理论，再有缝；补这道缝，补一句话

总判语说：大师不是先有理论再走出缝隙，而是先活在缝隙里，理论是后来才从缝隙里长出来的。放到加缪身上，看得最清楚。

顺着时间看。他十七岁得病，二十出头写《反与正》《婚礼集》，那是阳光那一面；二十多岁写《西西弗斯神话》，那是石头那一面。也就是说，他先在病和太阳之间活了十来年，先写了太阳，然后才把石头提炼成一套哲学。

我的读法是：《西西弗斯神话》不是从书斋里推出来的，是从一个病人在海边的日子里长出来的。他每天面对两样东西：一个可能随时停下的身体，和一片每天照常升起的太阳。前者让他碰到荒谬，后者让他不被荒谬吞掉。他把前一样提炼成了哲学的问题，把后一样当成了日子本身，没有提炼。

所以加缪的缝，跟萨特的缝一样，不是一个「言行不一」的污点，而是一个人提炼自己日子时必然留下的边角料。萨特提出了「谁也不拴住谁」那一半，留下了「你是我必然的那一个」；加缪提出了「石头」那一半，留下了「太阳」。每个写道理的人，都只能提出自己日子里最硬、最需要回答的那一块；那块一直托着他的，他只管住在里面。

这道缝怎么补？不推翻他，只添一句话。

加缪说：世界不给答案，你要清醒地推下去。这句不动。

后面添一句：推之前，先去晒晒太阳；推累了，回来再晒。

添了这一句，加缪那份不跳、不逃的硬气一点也没少，石头还是你推，清醒还是你的；可它多了一样东西：它承认，一个人推得动，不全靠意志，还靠他平时攒下的那点热。这份热，不是奖赏，不是推完才有的，是推之前就要有、推的时候一直在用的。

怎么知道自己的夏天在哪里？可以问自己三件事：有什么事，做的时候不看表？有什么人，见了面不用打起精神？有什么地方，去了身上会松下来？答得上来的，就是你的海；一件也答不上来的，说明石头推得太久了，该先去找一片。

这一句话落到普通人身上，差别可能很大。只听前一句的人，会把日子过成一场接一场的硬扛，累了就再咬一咬牙，以为这就是加缪说的反抗。两句都听了的人会知道：去海边坐一个下午，跟家里老人吃一顿饭，踢一场球，不是偷懒，是在给推石头的那双手攒热。

◆六、放回日子里

说一个家常事。

秀梅（这是我构想的一个人）是一家社区医院的护士长，干了二十年。科里的年轻护士都服她：夜班再累，病人再难缠，她从不抱怨，只说一句「做事」。她常跟新人讲：这活就是这样，天天重复，干不完的，你别想着它有一天会轻松，你就一件一件做。

有个新来的小护士干了半年，扛不住了，来找她辞职。小护士说，护士长，你说的我都懂，可我每天下了班就是躺着，什么也不想干，第二天醒来又得去。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扛二十年的。

秀梅想了一下，没有劝她，问她：你下了班，除了躺着，还干什么？

小护士说，没了。

秀梅说，那你是该扛不住。

她跟小护士讲了自己的日子。她每个周日早上去公园跟一群老太太打太极，雷打不动；每年秋天回乡下老家住一个礼拜，帮她哥摘橘子；她丈夫做饭难吃，可每天晚上他们俩会一起在楼下走两圈。这些事她从没在科里讲过，她觉得这跟工作没关系。

那天她才想到，她跟新人讲了二十年的「一件一件做」，其实只讲了一半。另一半，她自己天天在过，却从没当成经验讲出来：一件一件做的力气，是周日的太极、秋天的橘子园、晚上楼下的两圈给的。

小护士后来没辞职。秀梅给她排班时，特地把她的周末调开了一个，让她去报了个游泳班。秀梅自己在科里的新人培训上加了一页，标题叫「下班以后」。

带走的话
推石头的那双手，是在太阳底下攒的热；只学推，不学晒，石头会越来越重。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现实界里「推下去」的那一面，是加缪写下的；现实界里「被养着」的那一面——阳光、海、身体的热（E3 内能）——是他活着却没写下的。

铁三角这一处：加缪这一角最不靠人，他靠的是一样谁也给不了的东西；可正因为这份热只在他自己身上，三角断了以后，他能独自守一角守得最久，也最孤单（见第 32 章）。

第 20 章

第二道缝：有边界的反抗与两头不讨好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主张「反抗要有边界」的人，碰上一场两边都在流血的战争，他的边界守住了什么，又没看见什么？

◆一、先交代：这场战争是怎么来的，和一次呼吁

第 17 章说过，加缪是在阿尔及利亚长大的欧洲移民后代，一个两头都不全是自己人的孩子。这一章讲的，就是这个孩子长大以后，碰上了他一生最难的一件事。

先把时间说准。阿尔及利亚战争是 1954 年 11 月开始的，不是 1952 年。那一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武装在多处同时发动袭击，要求独立；法国政府派兵镇压。此后打了将近八年，到 1962 年才以阿尔及利亚独立结束。

这场战争很难用一句话讲清楚。一边是要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在法国治下生活了一百多年，地位低，日子苦，很多权利被挡在门外，这些都是实的。另一边是法国军队，还有一百万左右世世代代住在那里、把那片地当成自己家的欧洲人后代，他们中间大多数也不是有钱人。两边都流了很多血：袭击里死去的平民，镇压里被抓、被拷打、被处死的人。

加缪的母亲，就住在阿尔及尔。

战争打到第二年，加缪做了一件他认为最该做的事：他回到阿尔及尔，呼吁「平民休战」。

意思很简单：仗你们可以打，可两边都答应一件事——不杀平民。不在市场上放炸弹，不对村子报复，不碰手里没有武器的人。他没有要求谁先放下枪，也没有在独立不独立这件事上替谁拍板，他只要两边都守一条最底下的线。

这正是《反抗者》那条边界，原样搬到了一场真的战争里：你可以反抗，可以打，可你不能把同一条线也从无辜的人身上越过去。

1956 年 1 月，他在阿尔及尔的一个会场里讲了这个呼吁。发起这次呼吁的，是他的一些穆斯林朋友和欧洲朋友；民族主义一边也有人出面声援，例如费尔哈特·阿巴斯就表示了支持。会场外面，聚着一群愤怒的欧洲裔极端分子，对他敌意很重，他进出会场都得有人护送。他在里面讲他的呼吁，外面是一片敌意。

这次呼吁没有成。没有哪一边答应。几个月以后，战争打得更凶了。

先把公道话说在这里：这件事上，加缪是对的，而且是很少有人敢这样对的。在一场两边都杀红了眼的战争里，站到中间去说「先别杀平民」，两边都不会领情，还可能两边都恨你。他明知如此，还是去了。他要守的那条线，后来成了很多人道法则里的常识；可在 1956 年的阿尔及尔，说这句话是要冒风险的。

◆二、然后，他不说了；于是两头不讨好

呼吁失败以后，加缪做了一个让很多人不解、也让很多人不满的决定：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他不再公开表态。

不是一下子全不说，而是越来越少，到后来基本闭口。外面的人问他，你站哪一边？他不答。报纸上两边吵成一团，他不写。

他的理由，他自己讲过。1958 年《阿尔及利亚纪事》的前言，和他在斯德哥尔摩说的话，大意都是：他既站不进哪一个极端，又眼看着温和的声音一个个消失；两边的仇恨已经深到，一个作家一开口，就可能让两边更硬，也可能被某一边拿去为杀人找理由。与其这样，不如不说。

还有一层，不在明面上。他一向反对死刑，据研究者的说法，这些年里他私下为被判死刑的人求过情，其中也有民族主义一边的人，还替一些人去找有权的人说话。这些事他不公开。可以读作：他觉得公开了反而救不了人。

1958 年，他把 1939 到 1958 年间写阿尔及利亚的文章编成一本书，叫《阿尔及利亚纪事》（Chroniques algériennes），算是一次总的交代。他在里面提的办法，大意是一种联邦式的安排：两边的人都留在这片地上，各自有权利，而不是简单的独立，也不是照旧。这本书出来，左右两边都不满意。

于是加缪落到了一个两头都不讨好的位置上。

左边的人不满意。在巴黎，很多左派知识分子认为，阿尔及利亚人要独立是正当的，法国的镇压是殖民者的镇压，一个有良心的作家应该站出来，明明白白地支持独立。加缪不肯。常见的批评是：他在关键时刻退缩了，到底还是站在殖民者后代那一边。萨特那一圈人后来明确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这件事让两人之间那条已经断开的线，又多隔了一层（第六编、第 31 章会讲）。

右边的人也不满意。阿尔及利亚的欧洲裔极端分子，觉得他替阿拉伯人说话，主张谈判、主张给对方权利，是叛徒；1956 年会场外那群敌意很重的人，就是这一类人。

中间呢？中间几乎没有人。战争打到那个份上，一个站在中间说「先别杀平民，然后大家坐下来想办法」的人，两边都不要他。

这就是第二道缝的样子。第一道缝在他身上（太阳与石头），第二道缝在他和世界之间：他的边界是对的，可这条边界，让他在一个要求人站队的时候，哪一边也站不进去。

◆三、他对在哪里，缝又在哪里

先把他对的地方说足，因为这一章最容易写成一边倒。

第一，他守的那条线是对的。不杀平民，不对手无寸铁的人下手，不管你的事业多正当。这条线今天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可在当时，两边都有人公开地、理直气壮地越过它，还给它找理由。加缪不肯给任何一边找这个理由。这是他最硬的地方。

第二，他看见的东西是真的。他看见阿尔及利亚的欧洲裔里，大多数人也是穷人、普通人，像他的母亲；他看见他们也会在电车上、市场里被炸死。很多巴黎的知识分子讲这场战争时，只看见两个阵营，看不见阵营里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加缪看得见，因为他就是从那里来的。

第三，他的沉默不全是躲。一个说话会被两边拿去当刀用的人，选择不说、私下去救具体的人，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他没有拿自己的名字去换一个漂亮的立场。

再说缝，同样照实说。

缝的第一处：他的边界画在了「平民」上，可是对于这场战争为什么会发生，他说得不够。阿尔及利亚人要独立，不是凭空来的，是一百多年里一点一点积下来的不平。加缪早年写过卡比利亚山区的饥饿（第 17 章），他不是看不见这些不平；可到了战争年代，他讲得最多的是「两边都别杀平民」，讲得少的是「这场仗的根在哪里」。在许多阿尔及利亚人看来，一个只讲停火、不讲根子的呼吁，等于让他们接着在原来的位置上忍下去。

缝的第二处：他看见的「具体的人」，有一边看得更清楚。他最熟悉的是贝尔库那条街上的欧洲裔穷人，是他的母亲；阿拉伯人那一边，他也有朋友，也替人求情，可在他的小说里，阿拉伯人几乎是看不见的背景。第 18 章说过，《局外人》里那个被杀的人，书里只称他「阿拉伯人」，没有名字；《鼠疫》写的是阿尔及利亚的海边城市奥兰，书里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欧洲人。要公道地补一句：在他写卡比利亚饥荒的新闻报道里（第 17 章），是有具体的人名、地名和数字的。这道缝，在小说里比在报道里深。我的读法是：这不是他心里有轻重，是他的现实界本来就长在那条街上，那条街上他最熟的人是一边的。可一个以「具体的人」为边界的人，他能看见多少个具体的人，边界就画得有多宽。

缝的第三处：他守住了「不杀」这条线，却没能给出一条「怎么办」的路。现实界的自由，是过得去；可一场战争里，光守住一条底线，日子并不会自己过得去。他提的那个两边都留下来的办法，在当时已经很难走通。他可能也知道。于是他只好沉默。他的沉默守住了自己的边界，可没有帮那片土地找到出口。

把这三处合起来，就是这一章的判语：他主张有边界的反抗，边界守住了他自己的良心，却没能替那片土地画出一条路；他站在边界上，两头都不讨好。

◆四、两头不讨好，不等于就是对的；沉默也会被听成一句话

讲到这里，要防一种很顺手的想法：两边都骂他，说明他站在了公道的位置上。

这个想法常见，可它不成立。两边都不满意的人，有可能是看得最全的人，也有可能是两边都没看清的人。被两头骂，本身什么也证明不了。一个人在家族争吵里两边和稀泥，也会被两边一起骂；那不说明他公道，只说明他没站住。

所以评加缪，不能拿「两头不讨好」当他的勋章。要一件一件看：他守的那条线对不对？对。他说得不够的地方在哪里？在根子上，在另一边那些几乎没有面孔的人身上。他的沉默是躲还是负责？两样都有一点，要看从哪一边看。

也要防另一种顺手的想法：后来阿尔及利亚独立了，所以当年主张独立的人对，加缪错。这也太快了。历史走到了哪一步，不等于每一个当年的判断都因此被裁定。主张独立的一方对在看清了根子；加缪对在不许任何一方拿根子当理由去杀平民。这两样可以同时是对的。可惜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愿意把它们放在一张桌子上。

我的读法是：加缪最可惜的地方，不在于他站错了边，而在于他身边已经没有一张桌子，能让他把自己的那一半跟别人的那一半放在一起对一对。这一点，跟铁三角断了一角有关，下面再说。

还有一层，要单独说：沉默。

一个普通人不表态，没人注意。一个写过《反抗者》、后来又得了大奖的人不表态，所有人都在听他的不表态。第 15 章说过，名望让萨特的「不选」也被读成一个态度；这件事在加缪身上同样成立，而且更重。他越是不说，两边越是替他说：左边说他心里向着殖民者后代，右边说他心里向着阿拉伯人。他的沉默，被两边各自翻译成了对自己不利的话。

这是第二道缝里最让人难受的一处：他选择沉默，是为了不让自己的话被拿去当刀；可沉默本身，也被拿去当了刀。

1957 年 12 月，他在斯德哥尔摩被一位阿尔及利亚学生当面追问，说了那句后来最出名的话。那件事的经过和分量，见第 32 章，这里只说一句：那是他那一年多沉默里少有的一次开口，而那一次开口，又被两边各自读出了不同的意思。

◆五、用三界看这道缝，和一张没有了的桌子

用本书的三界来说，这道缝很好放。

加缪的自由在现实界：过得去，人要活着回家。他在这一界里是站得最实的：他守的那条线，就是「街上的人能不能活着回家」。

可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件事，不只在现实界。它还有理念界的一面：一个民族要不要、能不能自己做主，这是一个要想清楚、要说出道理的问题。加缪在这一面上，没有给出一个清楚的说法。他讲「不杀」讲得极清楚，讲「这片地该归谁、怎么归」讲得很含糊。

它还有自我界的一面：千千万万的人，在这场战争里要回答「我是谁」——我是法国人，还是阿尔及利亚人？两个都是，还是两个都不是？加缪自己就卡在这个问题里，两头都不全是自己人（第 17 章）。他撑住了，可他没有把这个问题写成一种能让别人也撑住的说法。

所以第二道缝，可以读作：现实界的自由碰上了一件需要三界一起回答的事。铁三角还在的时候，理念界和自我界有人在旁边接着；1952 年以后，三角断了，加缪一个人守着现实界这一角，去接一件三界的事，接不全。这一层，第七编还会接着讲。

下面是一个设想，不是史实，写出来是为了把「断角」的意思说清楚。

设想 1956 年的时候，三角还没断。加缪从阿尔及尔回来，带着那次失败的呼吁，走进他熟悉的那家咖啡馆，坐到那张桌子边。

坐在理念界那一边的人，会逼他把根子说清楚：你说别杀平民，好；可那一百多年的不平，你打算怎么算？你那个两边都留下的办法，凭什么让被压了一百年的人点头？这些话不好听，可正是他说得不够的那一块。

坐在自我界那一边的人，会问他另一种问题：你自己呢？你母亲还在那边，你夜里睡得着吗？你两头都不是自己人，你打算怎样跟这件事相处，而不是被它压垮？这些话不是道理，是撑住一个人的那种问话。

我的读法是：有这样一张桌子，加缪未必会改变立场，但他的立场可能会说得更全，他的沉默也可能不必那么孤单。而真实的 1956 年，这张桌子已经没有了。1952 年那场争吵之后，他跟理念界那一角断了；那个圈子里的人，也不再同他坐在一张桌子上了（经过见第六编）。他一个人带着一条对的线，去面对一件三界都在燃烧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说，第二道缝有一半是断角之后的缝。不全怪他，也不全怪别人；一个三角断了，剩下的每一角，都得独自去接自己接不全的东西。

◆六、放回日子里

说一个家常事。

一个大家族分老屋。老屋是爷爷留下的，大伯一家在屋里住了三十年，修过房顶、换过门窗；三叔一家早年被挤出去，在外面租房子住，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说这房子本来就该有他们一份。这几年为了老屋，两家越闹越凶，先是吵，后来动了手，三叔家的儿子把大伯家的窗户砸了，大伯家的人把三叔堵在巷子里打了一顿。

二姑（这是我构想的一个人）是家里在外头读过书的人。她两头都亲：小时候在大伯家住过，三叔对她也好。那年过年，她把两家人叫到一起，说了一句话：房子怎么分，咱们慢慢说，可从今天起，谁也不许再碰谁家的孩子、谁家的老人。

两家都没领情。大伯家说，你说得轻巧，是他们先砸的窗。三叔家说，你就是偏着他们，房子是他们占着，你让我们别动手，就是让我们接着吃亏。

二姑后来不说话了。家族群里吵翻了天，她一声不吭。有人说她怕事，有人说她两面讨好。其实她私下里做了不少事：三叔家的孩子打架进了派出所，是她去领出来的；大伯家的老太太住院，是她陪的夜。这些她都没在群里说。

可二姑也有她没做到的。三叔家那口气，是三十年前被挤出老屋时就憋下的，她知道，可她每次劝架，只说「别动手」，从没说过「当年那件事是不公道的」。三叔后来跟人说：二姑是好人，可她只管别打，不管我们这三十年住在哪儿。

这就是加缪那道缝放到一个家里的样子。二姑守的那条线是对的：不碰孩子，不碰老人。她私下做的事也是对的。可一场积了三十年的争执，光守一条底线是了不了的；它要有人把当年的事说清楚（理念界），也要有人让两家人知道「我们还是一家人」（自我界）。二姑一个人站在中间，只守得住现实界那一条线。

带走的话
守住「不许伤人」这条线是对的，可要让一家人重新过得去，还得有人把当年的账说清楚，有人把「我们是谁」找回来。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讲的是加缪在现实界里守住的那条线（不杀平民），和这条线够不着的理念界（这片地该怎样做主）、自我界（我是谁）。

铁三角这一处：三角还在的时候，现实界这一角碰上大事，理念界有萨特帮着想，自我界有圈子帮着撑；1956 年的加缪，这两角都已经不在身边了——第二道缝，有一半是断角之后的缝（见第六、七编）。

第 21 章

追随者的天花板与普通人

这一章的问题：学加缪的人，最容易卡在哪里？一个普通人，能从他那里拿走什么？

◆一、学到的是哪一半

加缪的读者，跟萨特的读者不太一样。读萨特的人，常常是被一种尊严点燃：你的样子由你自己定。读加缪的人，常常是在一个很累的时候，被一句话接住：世界不给答案，可你还能推下去。很多人是在病床上、在失业的那几个月、在一段关系结束以后，读到西西弗斯的。

这很好。可是一个人从书里学到的，只能是书里写下的那一半。前两章说了，加缪写下的那一半是「清醒地推下去」和「反抗要有边界」；没写下的那一半，是「推得动是因为身上有一个夏天」，和「一条边界要有别的两界接着，才能变成一条路」。追随者照着书学，学到的就是一个比加缪本人冷得多、也孤单得多的加缪。

这就是追随者的天花板。地图少了一块，照着走，走得越认真，越容易在那一块上摔跤。下面说几种常见的卡法。

◆二、前两种卡法：只学推，和把「不演」当成「不在乎」

第一种卡法，只学推，不学晒。最常见的，是把加缪读成一种咬牙的哲学。

一个人日子难，读到西西弗斯，觉得找到了说法：对，就是这样，别问意义，推就是了。于是他把日子过成一场又一场的硬扛：加班扛，病了扛，心里难受也扛。他觉得这就是加缪说的反抗，不认命，也不抱怨。

可他忘了问一句：我推石头的力气，是从哪里来的？加缪自己的力气，有一大半是海边攒下的热（第 19 章）。这个人身上没有那片海，也没去找自己的那片海，他只有推。推了一年两年，石头没有变轻，人却越来越冷。最后他不是被石头压垮的，是被冻垮的。

这种卡法，在今天格外常见，因为「坚持」两个字最容易被拿去当口号。第 18 章说过，有人拿西西弗斯去劝别人加班、劝别人忍；这里要说的，是有人拿西西弗斯来劝自己。劝别人的那种，是把话说歪了；劝自己的那种，是把话只说了一半。

第二种卡法，跟《局外人》有关。

默尔索的样子，第 18 章讲过：不肯在葬礼上演悲伤，不肯说自己没有的爱。很多年轻人读了，觉得这才是真：不装，不演，不按别人的期待活。这一层是对的，加缪也确实在替这种诚实说话。

可有人从这里往下滑了一步，把「不演」滑成了「不在乎」。家里老人过生日，他说这种仪式没意义；朋友难过找他，他说难过也没用；同事请他帮个忙，他说这不是我的事。他觉得自己是在学默尔索，清醒，不自欺。

可加缪本人不是这样活的。他不肯演，可他是一个极在乎的人：在乎母亲，在乎朋友，在乎卡比利亚山里饿着的人，在乎阿尔及利亚两边的普通人。默尔索是他笔下一个还没想清楚荒谬的人，不是他给读者的榜样。从《局外人》走到《鼠疫》，加缪自己走的路，恰恰是从一个人的冷，走到一群人的热。追随者停在了第一本书上。

◆三、后两种卡法：守着边界不往前走，和以为自己只靠一双手

第三种卡法，跟第 20 章有关。

学加缪的人，很容易学会一种姿态：遇到争执，站在中间，说「两边都有问题」「暴力都不对」「我不站队」。这些话很多时候是对的。可如果每一次都只说到这里就停下，它就变成了一种省事的办法：我守住了自己的干净，至于这件事怎么了结，不归我管。

加缪的边界不是这个意思。他守边界，是冒着风险去守的，1956 年他是真的走进了那个会场；而且他私下去救具体的人。更要紧的是，第 20 章说了，连他自己也因为只守边界、没能给出一条路而落进了缝里。追随者如果把他的缝当成他的本事来学，就会把「守住底线」当成「做完了」，把「两头不讨好」当成「我是对的」。

一条底线，是一件事的起点，不是终点。守住了「不许伤人」，还得接着问：那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一个人答不全，要找人一起答。

第四种卡法，最不容易被看见，因为卡在里面的人，往往是最能干的人。

加缪的自由在现实界：过得去。现实界的人，有一种很实在的骄傲：我不靠嘴，不靠关系，不靠名声，我靠自己这双手把日子撑起来。这份骄傲多半是挣来的，不是空的。

可加缪自己的日子告诉我们，现实界的人也是靠人的。在阿尔及尔，他靠一位小学老师递门票，靠一位哲学老师替他说出心里的东西（第 17 章）；在巴黎，他靠萨特那一圈人给名分、给舞台、给一张晚上可以坐的桌子（第 6 章）。他的手是自己的，可他的手往哪里使、使出来以后有没有人看见、累了以后回到哪里，这些是别人给的。

追随者学了加缪的硬气，最容易把这一半漏掉。他们以为「过得去」全是自己一双手的功劳，于是越能干越不肯开口，越不肯开口越孤单，越孤单越只能靠手。第 20 章的加缪，在 1956 年就是这样一个人：手还在，桌子没了。

这一种卡法，下面「咖啡馆这一年」要细讲，因为那里露出缝来的，恰是一双最能干的手。

◆四、他留给普通人的

说了这么多卡法，不是劝人别读加缪。恰恰相反，我觉得加缪是最适合普通人读的一个。他留下的东西，至少有三样，拿回日子里就能用。

第一样，是「不跳」。碰到想不通的事，别急着抓一个现成的说法把它盖住。承认「我现在还不知道」，然后照样把今天过好。这比找到一个漂亮的答案难，也比它踏实。

第二样，是「边界」。你可以生气，可以说不，可以拼尽全力去改一件不公道的事；可你说不的时候，别把同一条线从别人身上越过去（第 18 章那个老韩）。这一样东西，在吵架、维权、管孩子、带团队的时候，都用得上。

第三样，是这本书替他补上的那一句：推之前，先去晒晒太阳。每个人都得有一片自己的海：也许是周日早上的公园，也许是老家的橘子园，也许只是晚饭后楼下那两圈（第 19 章那个秀梅）。它不是偷懒，是推石头的那双手的来处。

普通人学加缪，最好的样子，大概是这样：想不通的不硬想，该说不的时候说不，推石头之前先晒太阳——而且，别忘了你那双手，也是有人帮你托起来的。

◆五、放回日子里

说一个家常事。

建平（这是我构想的一个人）在一个小县城开了二十年的修车铺。手艺好，人实在，从不坑人，县里谁的车坏了都先找他。他常说一句话：我这辈子没求过人，全靠这双手。

那年他的铺子被划进了拆迁范围，要搬。新址在城外，他一个人去看了地，一个人跑了手续，一个人借钱盖了新铺子。搬过去以后，生意掉了一大半，熟客嫌远，路过的人不知道。他天天坐在铺子门口抽烟，不跟家里说，也不跟老客说。

后来是他女儿发现的。女儿在外地做设计，回家过年，看了一圈，问他：爸，你以前那个铺子，为什么人多？

建平说，手艺好呗。

女儿说，那现在你手艺变差了？

建平答不上来。女儿帮他算了一笔账：老铺子开在菜市场边上，大家买菜顺路，修车的时候站在门口跟他聊天，聊着聊着就熟了；铺子隔壁的小饭馆，老板娘每次都跟客人说「车坏了去找建平」。他以为生意是他这双手修来的，其实一半是那条街给的，是隔壁老板娘那张嘴给的，是菜市场来来往往的人给的。

女儿给他做了一块新招牌，又在县里的几个群里替他发了消息。建平自己去了一趟老街，请隔壁小饭馆的老板娘吃了顿饭，托她跟老客说一声铺子搬哪儿了。

半年以后，生意回来了一些，没回到从前。建平说，他这才知道，「没求过人」这句话，是因为以前有人在他不知道的时候，一直替他张罗着。

带走的话
想不通的不硬想，该说不的时候说不，推石头之前先晒太阳——你那双手，也是有人帮你托起来的。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讲的是追随者只学到了加缪现实界里「推」的那一面，漏掉了他被阳光养着的那一面，也漏掉了理念界、自我界一直替他接着的那一部分。

铁三角这一处：学加缪而不学他的三角，就会以为现实界这一角可以自己立着；可一角只靠自己的手，手越能干，越看不见是谁在给它方向、给它温度。

咖啡馆这一年：阿实的缝

（林思、阿实、小暖是我构想的三个人。这一年是「三把椅子」的第四年。）

第四年开春，老街要改造了。

街道贴了告示：铺了几十年的旧石板要全部挖开，换下水管，再铺新路，工期三个月。告示贴出来那天，阿实站在告示前面看了很久，回到店里就开始算。

他算得很细：挖路期间，门口只留一条一人宽的木板过道，推婴儿车的、骑电动车的都过不来；写字楼那边的上班族不会为了一杯咖啡绕路踩泥。他按往年同期的流水，打了个六折，又打了个五折，做了两张表。晚上关门以后，他把两张表摊在大桌子上，说：最坏的时候，这三个月每月要亏这么多。

林思和小暖看着那个数，都没说话。

阿实接着说他的办法。第一，月度限定饮品的卡片先停三个月，印刷费省下来。第二，周末那个兼职学生先不请了，周末他来顶。第三，营业时间往后缩，晚上早关两个钟头，省电省人。他说得很平，每一条后面都有一个数。

林思说，卡片停了，熟客会觉得我们不行了。阿实说，路都挖了，熟客本来也来不了。小暖问，那个学生家里不宽裕，这三个月的钱，能不能先垫着？阿实说，垫可以，从哪里出？

还是那句话。第二年年底发奖金的事，也是卡在这句话上。

最后三个人照阿实的办法做了。不是林思和小暖被说服了，是她们俩谁也拿不出一张比阿实那两张更清楚的表。

路挖开了。门口全是黄土和铁板，下雨天泥水能漫到门槛。阿实那三个月几乎住在店里。早上六点，他踩着木板过道去接豆子，供货的车开不进来，他一袋一袋扛进去；下水管换到他们这一段那天，店里停了一整天水，他借了隔壁两桶水，硬是把早上那一拨开了。周末他自己站吧台，手忙脚乱，拉花拉得歪七扭八，他也不在乎。

可是生意没有按他的表走。比他算的最坏的那一档还要坏。

第一个月底，店里那个干了两年的店员辞职了。她跟小暖说，店里太冷清了，一天站下来，跟谁都说不上一句话。第二个月，周二那位老太太也不来了，木板过道她一个人不敢走。门口的小黑板，林思停了卡片以后也没再写过，上面还是两个月前那款饮品的名字，被泥点子溅得看不清。

阿实不明白。该省的都省了，该扛的都扛了，账上的窟窿怎么反而更大？他每天对着账本，一遍一遍地算，算不出哪里漏了。

转机不是从账本上来的。

第二个月中，小暖实在看不下去了。她没跟阿实商量，自己去找了街道办，又去找了施工队的队长，软磨硬泡，让人家在木板过道边上多钉了一道扶手。然后她挨个给熟客打电话，打了两个晚上。她不说「店里生意不好」，她说：路挖了，走起来难，可店还开着，您要是来，我到巷口接您。

周二那位老太太是第一个被接回来的。小暖扶着她，一步一步走过木板，走了七八分钟。老太太坐下来，喝了一口热豆浆拿铁，说了一句：我还以为你们关门了。

林思那边也坐不住了。她没再提卡片，可她在店门口的铁板上，用粉笔画了一张大图：老街底下的旧水管、新水管、石板的样子，旁边写一行字——「这条街正在换骨头，三把椅子照常营业」。她又想了一款新饮品，叫「泥路」，深色的底，上面一层浅浅的奶泡，像雨后的黄土路。这一款没印卡片，就写在门口那块小黑板上，她自己每天擦一遍，重写一遍。

有路过的人拍了门口那张粉笔画，发到了网上。周末开始，有人专门踩着木板来看这条「正在换骨头」的街，顺便进来喝一杯「泥路」。

第三个月，账上的窟窿开始往回收。到路修好那天，比阿实那张最坏的表，少亏了一大半。

那个月十号对账，阿实把三个月的数一个一个念出来，念到最后，说了一句话：这三个月，总算是撑过来了，我这条腰也算是交代在这儿了。

他说的是实话。他的腰那三个月扛豆子扛坏了，现在还贴着膏药。可这句话一出来，桌子边安静了几秒。

小暖先开口。她没有争，只是把她那个记熟客的小本子拿出来，翻到这三个月，一页一页给阿实看：哪天接了谁，谁说了什么，谁带了朋友来。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二十几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画着一个小勾。她说，这些人，是打电话一个一个请回来的。

林思没拿本子，她拿出手机，翻出门口那张粉笔画在网上被转了多少次。她说，周末那些生面孔，是冲着这张图来的。

阿实看看本子，又看看手机，半天没说话。

这一幕，不是谁在跟谁抢功。三个人那三个月都没闲着。可那天桌子边的人都看见了一件事：阿实以为这家店是靠他那双手撑过来的——扛豆子，借水，站吧台，省下每一分钱。他的手确实撑住了地面。可让人愿意踩着泥走进来的，是另外两样东西：一样是方向，林思那张粉笔画和那杯「泥路」，告诉路过的人这里为什么值得进；一样是气氛，小暖那二十几个电话和那道扶手，告诉老客人这里还有人在等他们。

阿实的三项办法，每一项都省下了钱，也每一项都砍在了这两样东西上：停卡片，砍的是方向；减人手、早关门，砍的是气氛。他砍的时候不觉得疼，因为在他的账上，这两样本来就不占一行。

这就是阿实的缝，跟加缪的缝是同一种。

阿实的自由在现实界。他能让一家店过得去：房租、执照、豆子、机器、每个月十号那本账。没有他，这家店第一年就关门了，这一点第一编、第二编都写过，他对。这三个月，他扛的东西比谁都重，这也是真的。

可他的缝在这里：他教的、他信的，是「店是一双手撑起来的」；他靠的，是有人在给这双手指方向、给这家店留温度。他以为自己只靠手，其实手往哪里使，使出来有没有人进门，进了门愿不愿意再来，靠的是另外两界。就像加缪以为自己是凭意志推石头，其实推得动，是因为身上有一个夏天。阿实的夏天，就是林思门口那张画、小暖本子上那二十几个勾。他天天站在里面，却从没把它们算成「我靠着的东西」。

还要替阿实说一句公道话。

他这种缝，不是傲慢，是一种很老实的看不见。管现实的人，每天面对的是最硬的东西：钱，货，机器，坏了的水管。硬的东西才会跟你较劲，所以他眼里全是硬的。方向和气氛是软的，它们不跟你较劲，只是静静地托着你，所以他看不见。第二编里小暖说过一句话：他最需要的，是有人记得他做了什么。今年反过来了：他自己也该记得，别人做了什么。

那天晚上散的时候，阿实收拾账本，收拾到一半，停下来，从柜子里拿出他那个硬皮的流水本子。他翻到挖路那三个月，在每一页最底下，用很小的字补了一行。有一页补的是「小暖接周二老太太」，有一页补的是「林思画门口」。补到最后一页，他想了想，写了「泥路」两个字，又划掉，改成「林思的泥路」。

林思和小暖都没看见他补这几行。这件事是后来小暖收拾柜子时才发现的。

可是这一年，也有一样东西没有补上。

那天阿实说「我这条腰也算是交代在这儿了」，林思和小暖拿出本子和手机，本意是想说：你不是一个人在撑。可阿实听到的，也许是另一句话：你撑的那些，不算什么。他补了那几行小字，可他心里有一块，从那天起就不太说话了。他照常扛豆子，照常对账，照常六点开门，只是晚上打烊以后，那张大桌子边，他坐的时间越来越短。

三个人都没有察觉。路修好了，生意回来了，新铺的石板路又平又亮，好像什么都过去了。

我把这一年写到这里，是想让读者看见：三把椅子里最能干的那一双手，这一年第一次被人当面指出「你也是靠人的」。指出来是对的，可指出来的方式，三个人都还没学会。被看见的人，最怕的不是被说「你靠人」，而是被说「你靠人」的时候，他扛的那条腰没有人先提一句。

这一年的缝，露在阿实身上。下一年，轮到小暖了。

第五编
自我界的自由：波伏娃
编序

第三编拆开看了萨特，第四编拆开看了加缪。这一编看三角的第三个人：波伏娃。

波伏娃的自由在自我界。自我界，用家常话说，就是「撑得住」的那一界：家里的规矩压下来，别人的期待围上来，自己心里的害怕冒出来，一个人在中间能不能撑住一个「我」。萨特把自由想清楚，加缪把自由过下去，波伏娃要回答的是：一个从小被教成「不该自己选」的人，怎样把自己撑成一个会选的人。

这一编分五章。第 22 章讲她的出走。第 23 章讲她最有名的两句话。第 24 章问一个争了几十年的问题：她有没有自己的哲学？第 25 章讲她的缝：她教的是「做自己」，她靠的是「渡萨特」，还有那份契约的代价。第 26 章看追随者会卡在哪里，也是上部「存在」的收尾，最后回到「三把椅子」，看小暖的缝。

缝不是罪名。波伏娃常被写成两种样子：无懈可击的女英雄，或委屈了一辈子的陪衬。这两种都太省事。我们要看的，是一个真实的人怎样在别人的框子、自己的日子和一段很特别的关系里，撑出自己的位置，又为此付了什么。

第 22 章

从资产阶级家庭出走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被家里画好了路的女孩，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出那条路的？走出来，又付了什么？

◆一、一个画好了路的家，和一扇松动的门

1908 年 1 月 9 日，波伏娃生在巴黎。她是家里的长女，两年后又有了一个妹妹，叫埃莱娜，姐妹俩感情很深。

这个家，用当时的话说，是一个体面的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律师出身，爱看戏，爱读书，年轻时更想当演员，说话风趣，在家里是那个讲道理、讲文章的人。母亲出身于外省一个富裕人家，信仰很深，管家，管女儿的灵魂，也管女儿读什么书、跟什么人来往。据她少年日记的整理者介绍，母亲甚至会把自己觉得不妥的信丢掉。

这样的家，给女儿画的路很清楚。去一所好的教会女校读书，学会规矩，学会虔诚，到年纪嫁一个门当户对的人，生儿育女，把一个家守好。这条路不坏，很多人走得心安理得。它的问题只有一个：它是画好的，不是她选的。

小时候的波伏娃，是这条路上最好的学生。她五岁进了一所天主教女子学校，常译「德西尔学校」，成绩好，守规矩，很虔诚。她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自己小时候，写的是一个很乖、很用功、又很容易发脾气的孩子。我的读法是，这个孩子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很强的「我」，只是这个「我」先被装进了家里给的模子里。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常被讲成背景，其实很要紧：这个家后来没钱了。

据她的回忆，母亲娘家的家业出了问题，答应好的嫁妆没有兑现；一战以后，一家人从蒙帕纳斯大街的住处搬进了雷恩街一套小得多的公寓，日子过得很紧〔待核：嫁妆未兑现的经过、搬家年份（一说 1919 年）〕。在那个圈子里，女儿出嫁要靠嫁妆。家里拿不出嫁妆，就等于告诉两个女儿：门当户对的婚事，不一定轮得到你们。

据她回忆，父亲那时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你们两个不会有嫁妆，将来得自己工作〔待核：此话的出处页码，只转述〕。

这句话，对一个父亲来说，多半是一声叹气，带着失面子的难受。可落到女儿身上，它打开了一扇本来关着的门。家里画的那条路走不通了，另一条路——读书、考试、工作、自己挣钱——就不再是叛逆，而是出路。

这一点值得停下来想一想。波伏娃的出走，常被讲成一个勇敢女孩反抗家庭的故事。勇敢是真的，可那扇门最先松动，不全是她推开的，也是家里的现实界先塌了一角。一个人的自由，常常是在旧路断了的地方才有了落脚处。这不减她的功劳：门开了一条缝，很多人只是站在门口叹气，她是真的走了出去。

可这也让她的处境很别扭。父亲一方面说女儿们得工作，一方面又不太喜欢一个太会读书、太有主见的女儿。他欣赏她的聪明，又觉得一个女孩聪明到这个地步，有点不像样子〔待核：父亲态度的描写，以《端方淑女回忆录》为准〕。母亲则担心她读的书会毁掉她的信仰；据日记的整理者介绍，母亲坚持让她进天主教的学校读书，想的就是防着女儿不再信上帝。后来的事，偏偏朝反方向走（见下一节）。家里一边把她推向工作，一边又不希望她变成一个真正靠工作立身的人。这种两头拉，后来成了她理解「女人怎样被变成」的第一份材料。

◆二、信仰没了，天空空了

大约十四岁的时候，波伏娃发现自己不再信上帝了。

据她回忆，这件事不是一场激烈的反叛，而是一个很安静的发现：有一天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相信了，而且这个「不信」不会再回去。她没有跟母亲吵，也很长时间没有说出来。她只是在心里承认了这件事，然后一个人背着它。

失去信仰，对一个在虔诚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意味着什么？

第一，意味着孤单。家里最要紧的那件事，她不再相信了，可又不能说。全家人在饭桌边谈的、周日去做的、为她祈祷的，她都只能陪着，心里却在另一处。一个人在自己家里成了一个外人，这是很具体的孤单。

第二，意味着死亡变得很真。在信仰里，死不是终点。不信了，死就是真的没了。她后来一生都对死亡、老去有很深的感受，晚年写了讲母亲去世的《安详辞世》（1964 年），写了讲老年的《论老年》（1970 年）（第 33 章还会提到）。我的读法是，这份对「没了就是没了」的敏感，是从十几岁那个安静的发现里开始的。

第三，也是最要紧的一点：意味着没有人替她给出意义了。上帝在的时候，一个女孩该怎样活，是有答案的：做个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最后的评判交给天上。上帝不在了，这个答案就失效了，她得自己去找。这正是萨特后来说的那种处境：没有现成的本质，人得自己来。只不过，萨特是在书房里把这件事想清楚的；波伏娃是十几岁时在一个虔诚的家里，一个人把它活出来的。

这里能看到自我界的自由最初的样子。它不是一场宣言，而是一个人在一个不能说出真话的地方，撑住了自己心里的真话。撑得很孤单，可是撑住了。

◆三、扎扎：一起出发，没能一起到达

第 7 章讲过扎扎：波伏娃少女时代最好的朋友，1929 年早早去世。这一章多讲几句，因为不讲扎扎，就讲不清波伏娃为什么那样看重「撑得住」。

扎扎是她在学校里认识的同学，比她更活泼，更大胆，在她眼里几乎什么都会，说话有一种她学不来的随意。两个女孩在功课上互相较劲，又互相欣赏，一起读书，一起谈将来，一起对各自家里那一套规矩不服气。波伏娃后来写，扎扎是她从小到大最要紧的朋友，是友谊的那种全心全意。

可是扎扎的家，比波伏娃的家更严，也更有钱。有钱，就意味着婚事是一件家族的事。扎扎长大以后，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哲学学生。常见的说法是，那人就是后来成了哲学家的梅洛-庞蒂，他在回忆录里换了一个名字出现。扎扎的家里不同意这门亲事，原因说法不一〔待核：回忆录中的化名与梅洛-庞蒂的对应，及扎扎家人的态度，以研究者通行说法为准〕。扎扎夹在对家里的顺从和自己的心意中间，一边是母亲，一边是心上人，哪一边她都放不下。

1929 年底，扎扎病倒了，很快就去世了，那一年她二十一岁。病因常被说成脑炎，本书不作医学判断。

就在同一年，波伏娃考过了教师资格考试，认识了萨特，搬出家门，开始一个人过日子。一个女孩走了出去，另一个女孩没能走出去。两件事落在同一年，这本身就让人说不出话。

波伏娃在《端方淑女回忆录》的末尾，写到了扎扎的死。那里有一个意思，很多读者都记住了：她觉得，自己得到的那份自由，好像是扎扎用死换来的；扎扎是被那个要她顺从的环境压垮的〔待核：只转述，以 1958 年原书结尾为准〕。这是她的感受，不是医学结论，也不是对谁的审判。可是这份感受，在她心里很重。

扎扎的事，她一辈子没有放下。1954 年，她还写过一部以扎扎为原型的中篇小说（法文书名 Les Inséparables），生前没有出版，直到 2020 年才面世。一个人隔了二十多年还要再写一遍同一个朋友，说明这件事在她那里一直没有「过去」。

为什么说扎扎让她看重「撑得住」？因为扎扎不缺聪明，不缺勇气，也不缺爱。她缺的，是在家里的规矩和自己的心意中间，撑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理念上，她什么都懂；现实里，她有钱有闲；可在自我界那一界，她被两头拉扯，最后没撑住。波伏娃从扎扎身上看到的是：一个人光想得清楚、光过得去都不够，还要撑得住。这一界一垮，人就没了。

◆四、走上哲学这条路

说回波伏娃自己。她走出那个家，走的是一条很具体的路：读书，考试。

二十年代的巴黎，女孩读大学已经不算稀奇，可一路读到哲学、去考全国性的教师资格考试，并不常见。她一边在几所学校修文学、数学、哲学的证书，一边在家里和母亲周旋。她读得极用功，在日记里给自己订计划，一天读多少书，写多少字。

这批日记从 1926 年写起，那年她十八岁，很不快活：家里管得紧，前途看不清。可日记也很晚才整理出版，第 24 章还要细讲。这里只说一件事：从这些日记看，她在认识萨特之前，已经在认真地想「我」和「别人」是什么关系、一个人怎样既是自己又活在别人中间这类问题。她不是一张白纸，等着谁来写。

1929 年，她通过了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名列第二，第一名是萨特（见第 5 章）。这场考试是全国统一的选拔，录取的人很少，名次排在前面，就等于拿到了一张能在全国任教的通行证。她那年二十一岁，常被说成是通过这场考试的最年轻的人。考试结束的那个夏天，她和萨特订下了那份约定。秋天，她搬出了父母家，开始自己一个人过日子。

后来她去外省教书，1931 年起先在马赛，1932 年到鲁昂，1936 年回到巴黎。一个女人一个人去一座陌生的城市，住旅馆，备课，上课，周末一个人走很远的山路。这是她出走的另一半：不只是离开一个家，还要学会一个人在外面过日子。这一半，比第一半更琐碎，也更难。

◆五、她对在哪里

这一章讲的是一个人出走，可讲到底，要说清她对在哪里。

第一，她把出走走成了一条路，而不是一次摔门。很多人和家里的冲突，是一次大吵，然后要么回去，要么断绝。波伏娃没有这样。她和母亲的分歧很深，可她没有和家里决裂，而是一边读书一边周旋，一边工作一边保持来往。多年以后，母亲病重，她回到母亲身边，一天天守着，写下了那本讲母亲去世的书（见上）。我的读法是：她的出走，是从那个模子里走出来，不是从那些人身边逃走。这两件事她分得很清。

第二，她让自己的出走有了现实的骨头。她靠的不只是勇气，还有考试的名次、教书的工资、一个人租房的能力。第 7 章说过，她后来在《第二性》里反复讲经济独立。这不是书房里的结论，而是她二十一岁时的日子：自己挣钱，就没人能替你决定你住在哪里。

第三，她拿的是能摆到桌面上的东西。名次、证书、工资，这些别人没法否认的东西，是她出走的通行证。母亲可以不同意她的想法，却没法不承认一张考试成绩单。第二编说过，自我界要撑住，常常要靠现实界给一点硬东西。

第四，她没有忘记那个没走出来的人。一个人走出了困境，最容易说的话是：「我能，你为什么不能？」波伏娃没有这样说扎扎。她把扎扎的死记成了处境的重量，而不是扎扎的软弱。这一点，后来长成了她整套想法的底色：一个人没撑住，先看她身上压着什么，再说她自己该怎样。这正是她和萨特不一样的地方。萨特说「没有借口」，这是对着自己说的，很有力；可对着一个被压垮的人说，就太冷了。波伏娃从扎扎那里学会了对着别人的时候，先看见处境。

◆六、放回日子里

说一个我构想的家常事。

曹宁家在县城开五金店，开了两代。父亲早早就跟人说，这店将来是儿子的。曹宁从小在店里帮忙，螺丝、水管、电线，样样认得，街坊都夸他是块好料。

可他高考填志愿那年，偷偷填了护理专业。

家里炸了锅。父亲说，一个男孩子去学护理，说出去让人笑话；母亲说，店怎么办，你爸这些年为了谁。亲戚们轮番来劝，说得最多的一句是：「你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好像这几个字本身就是一份合同。

曹宁没有吵。他只说了一句：「我想学。」然后去了外地。

头两年他过得很别扭。家里每次打电话，都绕回五金店；他在医院实习，同学里男生没几个，病人家属有时会问「你是不是走错科室了」。这些他都撑着。他后来说，最难撑的不是别人的眼光，是他心里那句「我是不是对不起我爸」。

有件事他一直记着。他中学最好的朋友叫罗峰，成绩比他好，也想去外地读书，可家里需要他接手一个小加工厂，他就留下了。罗峰现在过得不坏，厂子也稳当。曹宁回县城时两人一起吃饭，罗峰喝了两杯，说：「你走出去了，我替你高兴。」停了一会儿，又说：「有时候我也想，我要是那年也填了，会怎么样。」

曹宁没接话。他知道罗峰没比他笨，也没比他胆小。罗峰只是那年家里正缺人，他自己的心意，被压在了那一摞账本底下。

后来曹宁的父亲腰不好，做了一次手术。曹宁请假回去，在病床边守了一周，翻身、擦洗、看点滴，样样做得比护工还细。出院那天，父亲憋了半天，跟邻床的人说：「我儿子，学护理的。」

曹宁说，那一句话，比他拿到毕业证还让他踏实。

这个故事里有波伏娃的出走，也有扎扎。曹宁走出来，靠的不只是那句「我想学」，还有家里刚好有个能接手店面的表弟、他自己申请到的助学贷款——门开了一条缝，他走了出去。罗峰没走出来，不是因为他不想。一个走出来的人，最好记得那个没走出来的朋友，记住他身上压着什么。还有一件：曹宁走出了那个模子，却没有离开那个家。他是带着自己学来的本事，回到了父亲身边。

带走的话
出走不是摔门，是从别人画的模子里走出来，却不从爱你的人身边逃走。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讲的是波伏娃自我界的来历——在一个不能说真话的家里撑住心里的真话，在旧路断了的地方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铁三角这一处：还没有三角。可是扎扎没撑住、她撑住了，这件事让她比谁都懂「撑得住」有多要紧；后来三角里撑着那一界的，正是她。

第 23 章

女人是变成的；要自己自由，也要别人自由

这一章的问题：波伏娃最有名的两句话，各说的是什么？它们为什么要连在一起读？

◆一、两句话，隔了两年；「变成」两个字

波伏娃一生写了很多书，留在普通人嘴边的，大概就是两句话。

一句是 1949 年《第二性》里的：「女人不是生成的，是变成的。」

一句是 1947 年《模糊性的道德》里的：「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

第 7 章已经把这两句话各解释了几句。这一章要往深里走一步：两句话各自说的是什么，常被怎样听岔，以及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连起来读。先说结论：前一句讲的是一个人怎样被「变成」，后一句讲的是一个人怎样「变回来」——而且不能一个人变。

顺序上，后一句写在前面。这很有意思。她是先想清楚了「自由离不开别人」，然后才去写一本几十万字的书，讲女人怎样被别人、被一整个社会变成了某种样子。可以读作：没有后一句，前一句只是一份控诉书；有了后一句，前一句才成了一条出路。

先说《第二性》。

这本书分上下两卷。上卷讲「事实与神话」：生物学怎样说女人，精神分析怎样说，历史上女人的处境怎样一路变过来，文学和传说里的女人又被写成什么样子。下卷讲「亲身经验」：一个女孩怎样长大，怎样进入青春期，怎样恋爱、结婚、做母亲、老去。那句最有名的话，就放在下卷的开头。

「女人不是生成的，是变成的」，最容易被听成一句口号。其实它说的是一件很具体的事。

一个女孩出生的时候，身体当然是女孩的身体，这不用争。可是，「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温顺，体贴，以家为重，不要太好强，不要太大声，等着别人来选——这一整套样子，不是跟着身体一起生下来的。它是一天一天被教出来的：给她什么玩具，夸她什么，骂她什么，让她帮妈妈做什么，让哥哥弟弟去做什么，大人怎样跟她说「女孩子家」这四个字。

教得久了，这套样子就长进了身子里。到她十几岁、二十几岁，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她心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已经不全是她自己的念头了，有一半是这些年被放进去的。她会觉得「我不适合」「我不想太出头」「这种事还是让他来吧」——并且真心以为这就是她自己的想法。

这就是「变成」两个字的分量。它不是说有个坏人在压迫她，而是说一整个环境，在她还不会选的时候，先替她选了一遍。

萨特讲「自欺」，说的是一个人拿「我天生就这样」当借口，躲开自己的自由（见第 12 章）。波伏娃在这里多看了一层：有些「我天生就这样」，不是这个人自己编出来骗自己的，而是从小被一遍遍告诉、终于信了的。前一种是自欺，后一种首先是处境。对前一种，可以说「别找借口」；对后一种，先得把那个处境指出来，让她看见那不是天生的，然后才谈得上选。

◆二、「他者」，和三种听岔

《第二性》里还有一个词，用得极多：「他者」。

意思不难懂。一个社会讲「人」的时候，心里默认的样子，常常是一个男人；讲到女人，就要加一个限定词。「医生」默认是男的，女的叫「女医生」；「作家」默认是男的，女的叫「女作家」。男人是那个不用说明的主角，女人是要被说明的「另一个」。

这个「另一个」，就是他者。波伏娃说，问题不在于女人和男人不一样——人和人本来就不一样——而在于这个「不一样」只朝一个方向算：他是标准，她是偏离；他定义，她被定义。

这里借的是萨特那套「目光」的语言（见第 13 章，第 7 章也讲过）。萨特讲的目光，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原则上谁都可以翻过来看对方。波伏娃要说的是：在一整个社会里，这场目光的拉锯不是对等的。有一方在很多时代里一直在看，另一方一直被看；被看久了，连她自己看自己，也用的是别人的眼睛。

这就是为什么她的书那么厚。光说一句「女人是他者」，一页就说完了。可要说明这个「他者」是怎样一代一代做出来的，就得把生物学、历史、神话、童年、婚姻、母职一样一样摆出来。一个处境不是一句话能拆掉的，得一砖一瓦地拆。

这句话流传太广，听岔的也多。说三种。

第一种听岔：既然是「变成」的，那身体就不算数。不对。波伏娃在上卷花了很多篇幅讲身体，讲生育、讲体力、讲月经，她从来没说这些不存在。她说的是：身体是一个处境，不是一个命运。同样一副身体，放在不同的社会里，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日子。身体是真的，可身体「意味着什么」，是社会给的。

第二种听岔：女人要自由，就得变得跟男人一样。也不对。她反对的是「男人是标准」这件事本身。如果女人的出路只是去追那个标准，那标准还是男人的，女人还是那个「追的人」。她要的，是两边都不再把对方当成「另一个」，各自都是主角。

第三种听岔：这是在骂男人。这一点要说清楚。《第二性》写男人，写的多半是他们也身在其中的那个处境：一个男孩同样被教成某种样子，要强，不许哭，要挣钱养家，把女人当成附属。在一个把一方当主角、一方当他者的格局里，主角也是被困住的，只是困得比较舒服。她批评的是这个格局，不是某一个性别的人。第 26 章还会回到这一点：把她的书读成「性别之间的仇」，是追随者最容易卡住的地方之一。

◆三、「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为什么要连起来读

再说早两年写下的那一句。

《模糊性的道德》是一本不厚的哲学书，1947 年出版。在它之前，1944 年她还写过一本更短的哲学随笔，书名取自古代一位国王和他的谋士的对话，常译《皮洛士与齐纳斯》，讲人做事到底图什么。

那个故事是这样的：国王皮洛士跟谋士说他的打算，先打下这里，再打下那里，一路打下去。谋士问：然后呢？国王说：然后就可以歇着了。谋士说：那现在就歇着，不行吗？波伏娃拿这个故事问的是：人做事，是为了换一个可以歇着的终点，还是做事本身就是人的样子？大意是，人总是朝前投出去的，而一个人投出去的事，要有别人接住才有分量；别人不接，我的事就只是我一个人的自言自语。她后来所有关于「别人」的话，都是从这里长出来的。

这两本书，都是想替存在主义回答一个大家都在追问的问题：既然没有上帝、没有现成的本质，人人都只有自己的自由，那还有没有对错？人和人之间还能不能讲道德？

这个问题当年追得很紧。批评者说，存在主义讲到底就是「人人随心所欲」，跟胡来没有分别。萨特在 1945 年那场演讲里回答过一部分（见第 12 章），可那毕竟是一场演讲，很多地方只能说得粗。波伏娃这本书，是把这个问题当成一本书来对付的。

她先讲「模糊」。人是模糊的：人有一副会死、会累、会饿的身子，又有一颗会想、会选、会往前走的心。人在世上，既是一样东西，又不只是一样东西。很多人受不了这种模糊，想把它变成清清楚楚的一边：要么把自己交给一个大道理，什么都听它的；要么把自己当成一件东西，什么也不想，随波逐流。她说，这两种做法都是在逃。

然后她讲那句话的意思。我的自由，不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就有的。我想做的事，要有人一起做；我说出的话，要有人听得见、能回应；我的选择，要落在一个有别人在的世界里才有分量。如果我身边的人都被关着、被压着、被当成东西，我的自由就只能在一个空荡荡的地方打转。所以，要我自己真的自由，就得要别人也自由。

这句话不是一句好心的劝告，而是一条很硬的道理。它的意思是：压迫别人的人，自己也不自由。一个把别人当工具的人，他身边就只剩工具；工具不会回应他、不会挑战他、不会让他看到自己没想到的东西。他越是掌控，越是孤单。

现在把两句话放在一起。

「女人不是生成的，是变成的」，讲的是一个人怎样被一个处境「变成」了他者。如果只读这一句，容易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挣脱它，靠自己的力气，从那个处境里一个人走出来。这是萨特式的读法：处境压着你，可你仍然要自己选。

「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补上了萨特式读法里缺的那一块。一个人从他者的处境里走出来，不能只靠自己挣。因为把她变成他者的，是一整群人怎样看她、怎样待她；要让她不再是他者，也得有一群人改变看她、待她的方式。她自己的力气很要紧，可一个人的力气拆不掉一个处境。反过来，那些原来站在「主角」位置上的人，也得明白：让她不再是他者，不是他们的损失。他们的自由，本来也离不开她的自由。

连起来，两句话说的是一件事：人是在别人中间被变成某种样子的，所以人也只能在别人中间变回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说波伏娃的自由在自我界。理念界的自由，一个人在书桌前能想清楚；现实界的自由，一个人咬着牙能过下去；可自我界的自由，「撑住一个我」，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我是在别人的眼光里、期待里、照顾里长成的，我要撑住一个我，就得同时改变我和别人之间的那张网（本书把这张网叫「纠缠」：人和人分不开，一个人的样子是在和别人的牵连中显露出来的）。萨特从书桌出发，看见的是一个人；加缪从阳光下出发，看见的是一个人和一个世界；波伏娃从一个家、一群朋友、一个女人的一生出发，看见的是人和人缠在一起。

◆四、她自己也是被「变成」的

还有一件事，讲这两句话时常被略过：波伏娃最初并不觉得「做女人」对自己有多大影响。

据她在《事物的力量》里的自述，四十年代后期她想写一本讲自己的书，先问自己：对我来说，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她起初的回答是：没什么特别的，我从没觉得因为是女人吃过亏。是萨特提醒她：你再想想，你从小被养大的方式，和一个男孩真的一样吗？她回头去想，才发现这里面有一整个世界，于是那本讲自己的书，变成了讲女人处境的《第二性》〔待核：自述的页码；也有研究者把这个念头的缘起放在 1946 年的咖啡馆里，受朋友莱里斯一本书的触动，两种说法的先后与关系待核〕。

这段经过很要紧。它说明，「变成」不只是别人身上的事，连写下这句话的人自己，也是先被变成、过了很多年才看见的。一个考了全国第二、教了十几年哲学、一个人在外省住旅馆的女人，都差一点以为自己「没受什么影响」。处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让人以为那不是处境，是自己。

这也说明了她的书为什么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它不是站在外面审判，而是一个人把自己也放进去，一层层剥开自己身上那些「我以为是我」的东西。这本书写的是女人，可也是她给自己做的一次长长的回看。

后来的读者也指出过它的局限，这里照实说。《第二性》主要是从二十世纪中叶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巴黎女人的处境写出来的，其他阶层、其他国家的女人，日子未必是这个样子；书里讲做母亲、讲家务的地方，也有读者觉得她写得太冷，把一些女人真心看重的东西也一并当成了困住人的东西。这些批评有道理。可它们恰恰也是在用她的方法：先看清一个人的处境，再说她该怎样。她给了后来的人一把刀，后来的人拿这把刀，也剖开了她自己的盲点。一本书能被人这样用，说明它是活的。

◆五、她对在哪里

这两句话对在哪里？

第一，它们把「自由」从口号拉回了日子。很多人讲自由，讲的是大事：投票、言论、信仰。波伏娃讲的是一个女孩小时候被夸「乖」的那一刻，是一个妻子默认饭该她做的那一刻，是一个女人说「这种事还是让他来吧」的那一刻。自由就在这些小时刻里被拿走，也只能在这些小时刻里拿回来。

第二，它们给了「被压住的人」一种不冷的说法。萨特对人说「没有借口」，有力，可有时太硬。波伏娃说：先看清你身上压着什么，那些不是你天生的；然后你可以选，而且你不必一个人选。这句话对一个被压久了的人，比「没有借口」好接得多。

第三，它们给了「站在上面的人」一个理由。一个只会控诉的理论，会让站在上面的人缩起来防守。「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等于是对他们说：这件事也关你的事，你也会因此更自由。这是一扇向两边都开着的门。

◆六、放回日子里

说一个我构想的家常事。

钟岚和丈夫都在一家设计院上班，结婚八年，一儿一女。两人收入差不多，可家里的事，八年来一直是她在操心：孩子几点接，药放在哪儿，老人生日送什么，家长群里明天要交什么。丈夫不是不干活，叫他拖地他就拖，叫他接孩子他就接。只是每件事都得她「叫」。

有一年单位有个外派半年的机会，点名问她去不去。她第一个念头是「我走了家里怎么办」，第二个念头是「算了，我不适合」。话到嘴边，她自己愣了一下：我为什么不适合？业务上，她比同组谁都熟。

她回家跟丈夫说了。丈夫说：「你想去就去呀，我又没拦你。」

钟岚说，问题就在这里。你没拦我，可你也从来不知道药放在哪儿。我走了，这个家不会塌，可我每天晚上都得在电话里替你想明天的事。我人在外面，心还在家里当总调度。

那天晚上两人谈到很晚。后来丈夫做了一件事：他拿了一个本子，让钟岚把「她脑子里记着的事」一条一条写下来。写了四页。丈夫看完，半天没说话，然后说：「这四页，我一页都没想过。」

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换了个过法：丈夫自己管这四页，钟岚只在他问的时候回答。头两周问得很勤，后两周少了。到月底，钟岚报了外派。

半年回来，她说最大的变化不在工作上，而在家里：丈夫现在会自己记得孩子的疫苗日期，会自己在家长群里回消息。他跟朋友说起这事，用了一个词：「我以前是在家里做客。」

这个故事里，两句话都在。钟岚那句「我不适合」，就是「变成」的：八年里一件件小事，把她变成了这个家的总调度，连她自己都以为是天性。她要变回来，光靠她自己说「我要去」不够，得丈夫也从「被叫」的位置上走出来。丈夫失去了一点轻松，得到的是什么？他说，现在他才觉得那是自己的家。这就是「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的家常版：一个人从他者的位置上走出来，另一个人也从客人的位置上走了回来。

带走的话
你以为是天性的那些「我不适合」，有一半是被教出来的；要变回来，别一个人变。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讲的是波伏娃自我界的自由想成了道理——人在别人中间被变成某种样子，也只能在别人中间变回自己。

铁三角这一处：这两句话借了萨特理念界的语言（目光、自欺、处境），却落在萨特没走进去的地方：人和人缠在一起。三角里「你的自由和我的自由分不开」这句话，是她带来的。

第 24 章

她自己的哲学：第三个角，不是影子

这一章的问题：波伏娃有没有她自己的哲学？如果有，它长什么样，又和萨特是什么关系？

◆一、一个争了几十年的问题

第 7 章已经说过，「影子说」是有来由的：同一年考试她排第二，一生和萨特绑在一起，用了他的不少词，人们介绍她，第一句常是「萨特的伴侣」。这一章不重复那些，只看这个问题最难的一处：说她是影子的人里，有一个是她自己。

她一生多次说过类似的话：自己不是哲学家，是作家；萨特才是哲学家。斯坦福哲学百科介绍她时也提到，她不肯把自己称作哲学家，而自称作者。她在《岁月的力量》里写 1929 年那个夏天，写她和萨特的一场争论：她讲自己的一套想法，被他一条一条驳倒，她由此觉得，自己在哲学上不如他〔待核：这场争论的页码与措辞，只转述〕。

一个人自己都这样说，别人还替她争什么？

这正是这一章要回答的。答案不是「她说错了」，也不是「她太谦虚」，而是要先问：她说自己不是哲学家的时候，「哲学家」指的是什么？以及：一个人的自我讲述，能不能当成关于她的最后结论？这两个问题，2019 年出版的一本传记都追得很紧。

这本书是英国学者凯特·柯克帕特里克写的《成为波伏娃》（Becoming Beauvoir，中文书名以出版社为准，本书暂如此称呼）。书名本身就是一句回应：「女人不是生成的，是变成的」，那么波伏娃也不是生来就是「萨特的伴侣」，她是一路「变成」波伏娃的。下面的转述，主要依据几篇书评对这本书的概括；书中具体的论据和措辞，请读者以原书为准，本书不引书中原话。我只取跟本书有关的五条。

第一条：她在认识萨特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问题。这本书用了她十八岁起写的学生日记（1926—1930 年），这批日记本世纪初起才陆续整理出版。据书评的概括，日记里已经出现了对婚姻的怀疑、对女人处境的关注、「自我」与「他人」的对立，还有人和人之间互相负责的问题。这些，正是后来《女宾》和《第二性》的核心。也就是说，这些问题不是萨特交给她的，是她带着走进那段关系里的。

第二条：回忆录是讲出来的故事。书中认为，波伏娃的四卷回忆录（《端方淑女回忆录》《岁月的力量》《事物的力量》《清算已毕》），是她挑过的、想让读者看到的那种「文学的真」，不是一份全盘的记录；有些事，她为了保护别人或保护自己，没有写。在她讲的故事里，萨特是哲学家，她是作家，那份约定是透明、平等、成功的。这套讲法有它的理由：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站出来说自己是和萨特平起平坐的哲学家，会招来什么样的嘲笑，可想而知。可它也遮住了一些东西：她自己在哲学上的原创，以及那份约定里的痛（第 25 章细讲）。

第三条：两个人的往来，是互相催生的。据书评的概括，书里写到她读萨特的稿子，提意见，劝他把哲学写进小说（《恶心》就是这样来的），也影响了他后来在伦理上的想法；同时，书里并不接受他对她原创性的轻视。至于「谁先谁后」这笔老账，要多说几句：《女宾》写在先、1943 年出版，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也出在 1943 年，《女宾》里关于「他人的意识」、目光、三个人之间互相定义的那些想法，在萨特的哲学书里能找到很近的对应。早在 1990 年代，就有研究者（如富布鲁克夫妇）提出，萨特的某些想法其实出自她。这个说法在学界有争议，第 7 章已经提过，下面「我接哪些、留哪些」里还要说。

第四条：她的哲学大量写在小说里，所以常被看漏。1946 年她有一篇文章，常译《文学与形而上学》，讲的就是这件事：文学不是把道理装进故事里，而是让读者站进一个具体的处境，亲身碰到那个道理。如果只把写成论文的东西算作哲学，她的很大一部分思想，就被划到了文学那边。

第五条：她说自己不是哲学家，说的其实是自己不建体系。据书评的概括，书里把她的否认读成对自己做法的描述，而不是对自己的贬低。在她那个年代的法国，「哲学家」差不多指的是黑格尔、萨特那样，造一整座大体系的人。她不想造体系，她想的是具体的人在具体处境里怎样活。按这个窄的定义，她说自己不是哲学家，是诚实的；可按今天更宽的理解，一个人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看法，并且影响了后来几代人怎样想事情，她就是哲学家。

◆二、《女宾》：一部小说怎样做哲学

为了让第四条不只停在一句话上，拿《女宾》具体看一看。

这部小说 1943 年出版，是她的第一部长篇。故事说的是巴黎一对在一起很多年的男女，女的叫弗朗索瓦丝，男的叫皮埃尔，两人说好彼此坦白、彼此自由。后来一个从外省来的年轻女孩格扎维埃尔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三个人想结成一个「三人组」，结果每个人都被另外两个人的目光搅得心神不宁。小说常被读作取材于她、萨特和一个年轻女子在三十年代的一段经历——只能说「常被读作」，第 25 章还会提到那段经历。

小说的主角是弗朗索瓦丝。她一开始相信，只要自己想得够清楚、够大方，就能把另一个人的存在也装进自己的世界里：皮埃尔爱格扎维埃尔，没关系，我理解，我包容。可是越往后，她越发现，有一个人的意识是她装不下的：格扎维埃尔不按她的理解来活，用自己的眼睛看她，把她看成了一个她不认识的样子。她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只是别人眼里的一样东西。

这就是「他人的意识」这个问题。一个人怎样面对另一个跟自己一样有眼睛、有判断、不受自己支配的人？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用很长的篇幅来讲这个问题；波伏娃在《女宾》里，让读者跟着弗朗索瓦丝一天一天地受这个问题的折磨。前一种是讲给你听，后一种是让你亲身过一遍。

小说的书前，她引了黑格尔的一句话做题记，大意是每一个意识都在追着另一个意识的死。小说的结尾很极端，这里不细说。我的读法是：她在这部小说里，把「他人的意识」逼到了最黑的那个角落，让读者看到，如果人和人之间只有目光的拉锯，最后会走到哪里去。而她后来在《模糊性的道德》《第二性》里讲的「相互性」，可以读作对这个黑角落的回答：人和人之间，不必只剩你死我活。

所以，说她只是作家、不是哲学家，至少在《女宾》这里说不通。她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用小说把它推到底，然后用后来的书去回答它。这条路，和萨特那条路不一样，可它是一条完整的路。

后来的《名士风流》（1954 年获龚古尔奖）是同一条路的第二站。《女宾》问的是：一个人怎样面对另一个人的意识？《名士风流》换了一个问法：在一个有政治、有友情、有爱情、有各种承诺的世界里，自由怎样过日子？书里写战后巴黎一群知识分子的分合，写他们怎样被自己的选择拖着走，一边要守住自己的看法，一边要对身边的人负责。这本书的人物常被读作她、萨特、加缪和艾格林的化身（第 7 章提过，也只能说「常被读作」）。把两本小说连起来看，能看到她那条路的方向：从「别人的目光会把我怎样」，走到「我和别人怎样一起把日子过下去」。

◆三、影子说为什么流传这么久；我接哪些，留哪些

如果她有自己的哲学，影子说为什么能流传几十年？原因很多，说三条看得见的。

第一，她自己的讲述。前面说了，她一生多次说自己在哲学上跟着萨特。读者最信本人的话，这很自然。

第二，翻译。《第二性》最早的英译本 1953 年出版，译者是一位动物学教授，他删掉了原书相当大的一部分，许多哲学用语也译得不准，原书里那些从现象学、从存在主义来的概念，到了英文里成了日常词，读者就很难看出这是一部哲学书。2009 年才有新的全译本。很多国家的读者是通过那个旧译本认识她的，读到的自然是一本「谈女人处境的书」，而不是一本哲学书。

第三，学科的分工。很长一段时间里，哲学系讲存在主义，讲萨特、讲海德格尔；波伏娃被放进了文学课和女性研究的课。一个人被放在哪个架子上，后来的读者就从哪个架子上去找她。

这三条都不是谁的阴谋，却一起把她推到了萨特身后。柯克帕特里克那本书，以及比她更早的一批研究者做的事，可以读作把她从那个架子上拿下来，重新放回哲学的架子上。

再说一句读这类书的分寸。一本为一个人「翻案」的传记，天然会往一个方向用力：它要把被压低的东西扶起来，就容易把扶起来的那一面写得更亮一些。这不是作者不诚实，而是翻案这件事本身的样子。读的人要做的，是把它扶正的地方接下来，把它可能扶过头的地方先放一放，等更多的材料。

我接的是三样。第一样，「问题是她自己带进来的」。这一点证据最硬：日记写在认识萨特之前，日记里的问题后来贯穿了她的一生。这足以说明，她不是一张等着被写的白纸。不管后来两人谁影响谁多一点，她的出发点是她自己的。第二样，「回忆录是讲出来的故事」。我们关于她的很多印象，恰恰来自她自己的书。一个人讲自己的故事，一定有选择，有轻重，有不想说或不便说的。把她的自述当成线索，而不当成判决，这是对她最起码的尊重。第三样，「小说也是哲学」。《女宾》《名士风流》里写的那些人怎样在彼此的目光里打转、怎样在自由和承诺之间撕扯，确实是另一种做哲学的方式。

我留着的有两样。第一，「谁先谁后」的账，很难算清。两个人从 1929 年起几乎天天在一起谈，互读稿子，互相驳。一个想法究竟先出现在谁的脑子里，往往连当事人自己都说不清。日记能证明她有那个问题，却很难证明萨特书里某一页的某一个说法是从她那里来的。所以，「她影响了萨特」「两人互相催生」，我接；书评里有的概括写得更重，大意是萨特的许多「独创」其实起于她，这样的话要看原书怎样论证，本书不替它背书。第二，也是更要紧的：别把「影子」翻成「真正的主人」。从「她只是萨特的影子」，一下跳到「萨特才是她的影子」，看起来是给她翻了案，其实还是在用萨特来量她：她的价值，还是要看她在萨特那里占了多少份。本书不这样算。她的分量，不在于她给萨特出了多少主意，而在于她自己走到了萨特没走到的地方。

◆四、她的哲学长什么样；为什么说她是第三个角

那么，她自己的哲学，到底长什么样？用大白话说三点。

第一，模糊。第 23 章讲过，她说人是模糊的：既是一副会累会老的身子，又是一颗会想会选的心。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把人劈成两半来讲，一半是像石头一样「就那样在那里」的东西，一半是永远往前、永远不满足的意识，两边几乎不相通。波伏娃不愿意劈得这么干净。她说，人恰恰活在这两样中间，而且永远出不去；想把这份模糊消掉的人，都是在逃。这一点，比萨特更贴着日子。

第二，处境有轻重。萨特早年的说法，常被概括为：人在任何处境里都是自由的，哪怕在牢里，你也可以选择怎样对待这间牢房。波伏娃走的是另一条路，她发展出「处境中的自由」这个看法：一个被关在家里、从小没受过教育、连想都没想过可以有别的活法的女人，她的自由和一个巴黎高师毕业生的自由，不能说「同样」。处境不只是自由的舞台，处境本身会把自由压大压小。萨特后来也越来越多地谈处境（第 7 章提过，第 31 章细讲）。

第三，自由离不开别人。这就是「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萨特讲人和人，主要讲目光的拉锯；她讲人和人，还讲互相承认、互相成全的可能。两个人可以彼此都是主角，不必一个看一个被看。她把这个叫做「相互性」，并且认为这不是空想，而是人可以一点一点做出来的。

还有一点，算不上一条论点，却是她的底色：她从具体的人出发。不是从「意识」「存在」这些大词出发，而是从一个女孩怎样长大、一个妻子怎样过一天、一个老人怎样被冷落出发。她的书里，大词是后来才出来的，先出来的是日子。

把这三点和一个底色放在一起，就能看清，为什么本书说她的自由在自我界。理念界从「怎样想清楚」出发，现实界从「怎样过下去」出发，自我界从「一个人在别人中间怎样撑住一个我」出发。模糊、处境的轻重、离不开别人——这三样，都是从「撑住一个我」这件事里看出来的。一个从书桌出发的人，很难看见它们；一个天天在撑、天天在照看别人也照看自己的人，才看得见。

再把三个人的想法放在一起看，各有一块别人补不上的地方。萨特的那块，是「没有借口」：把人的选择想到最清楚。加缪的那块，是「有边界的反抗」：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守住具体的人。波伏娃的那块，是「人是在别人中间变成的，也只能在别人中间变回来」：把自由放回人和人之间。三块缺一块，三角都站不稳。少了萨特那块，自由会变成一堆处境的说明，没人敢选了；少了加缪那块，自由会为了大道理牺牲具体的人；少了波伏娃那块，自由会变成一个人的事，人人都在自己的屋子里自由，屋子和屋子之间没有门。

这就是「第三个角，不是影子」的意思。影子是跟着走的，没有自己的位置；角是自己站着的，而且它站的那个位置，别的角站不过去。第 7 章从三角的角度说了她为什么是第三个角，这一章从思想的角度补上了这一句。

◆五、放回日子里

说一个我构想的家常事。

何蕾和邵凯在一个小城开了一家两个人的设计工作室，做店铺招牌和包装，做了七八年。客户来谈，习惯找邵凯，因为他话多，见人熟，坐在靠门那张桌子。何蕾坐在里面，话少，图画得快。

时间长了，外面都说：那家工作室，是邵凯的，何蕾是给他画图的。何蕾自己也这么说。有人夸她的图好，她摆摆手：主意都是凯哥出的，我就是执行。

去年工作室搬家，收拾旧东西，邵凯翻出一摞何蕾刚来时的速写本。他翻着翻着停住了：本子里有一款茶叶包装的草图，跟他们后来拿了本地设计奖的那一款几乎一样，日期比他们第一次谈那个客户还早一年。

邵凯拿着本子去找何蕾，说：这是你的。

何蕾看了一眼，说：那时候瞎画的，后来是你跟客户谈出来的，你改了好多。

邵凯说：改是改了，可这个底子是你的。你怎么从来不说？

何蕾想了一会儿，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说了，人家也不信。也可能是我自己也不太信。

这件事后来有个尾巴。邵凯要在工作室的网页上把那款包装的署名改成何蕾，何蕾不同意。她说：别改成我一个人的，那也不对。我画了底子，你谈下了客户、改了三稿，那是我们俩一起做的。她只提了一个要求：以后网页上，两个人的名字并排写，不分谁前谁后；她自己的那几本速写本，也挑几页放上去。

这个故事里，有柯克帕特里克那本书的三个意思。第一，问题是她自己带来的：速写本比合作早。第二，她自己说「我只是执行」，这话不能当最后的结论；一个人怎样讲自己，也受了周围怎样看她的影响。第三，也是何蕾自己守住的那一条：翻案不是把功劳整个搬到另一边。两个人一起磨出来的东西，就写两个人的名字。而何蕾那几本速写本里的东西，是她自己的，不必借谁的名字才算数。

带走的话
一个人说「我只是跟着」，不一定是真的；替她翻案，也别把她又绑到另一个人身上去量。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讲的是波伏娃从自我界出发想出的哲学——模糊、处境有轻重、自由离不开别人。

铁三角这一处：她借了萨特理念界的语言，也可能反过来给了萨特东西；可她最要紧的那块，是萨特和加缪都补不上的：把自由放回人和人之间。所以她是第三个角，不是影子。

第 25 章

她的缝：教的是「做自己」，靠的是「渡萨特」，与契约的代价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教人「做自己」的人，为什么把一生最多的心力放在「渡」另一个人身上？那份契约，她付了什么？

◆一、先把判语放在桌上；那份契约，从她这边看

这一章要讲的，用一句话说：

她教的是「做自己」，她靠的是「渡萨特」——也渡了她自己。

「渡」这个字，是本书特意选的。渡，是撑一条船，把人从这一岸送到那一岸。撑船的人要出力，要认得水路，要在风浪里稳住；被渡的人坐在船上，有时候连水有多深都不知道。可撑船的人自己也在船上，船到了对岸，她也到了。

先说清楚这句话不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说她「为萨特牺牲了自己」，也不是说她「嘴上教独立、自己却离不开男人」。这两种说法流传很广，都太省事了。前一种把她写成了一个只会付出的人，后一种把她写成了一个言行不一的人。都不是。

它说的是：她的理论里写的是一个人怎样撑出一个「我」，她的日子里，最大的一件事却是和另一个人一起撑着一条船。她靠这条船，萨特也靠这条船。船上的活儿，她干得多一些。缝，就在这里。

第 14 章讲萨特的缝时说过，那盏灯是谁守的。这一章换到守灯的人这边来看。

1929 年那份契约的内容，第 5 章讲过：两人之间是「必然的爱」，此外各自可以有「偶然的爱」，彼此不撒谎。据她回忆，萨特起初把这份约定比作一份为期两年的租约，到期再看。后来没有人提出结束，它就延续了五十年。

从她这边看，这份契约给了她什么？

给了她一个不嫁人的理由。在 1929 年的法国，一个二十一岁的女人不嫁人，要顶住很大的压力。家里会催，旁人会议论，她自己也可能心里没底。这份契约让她可以说：我有一个最要紧的人，可我们不结婚，不住在一起，各自工作，各自有自己的房间。据她回忆，萨特曾经提过结婚，那是在他们可能被派到两个相隔很远的城市教书的时候，结婚的教师可以分配到一起；她没有答应〔待核：求婚的时间与分配教职的缘由，只转述〕。她不想为了一份工作分配，去走她母亲走过的那条路。

给了她一个对手。第 24 章讲过，两人天天在一起谈，互读稿子，互相驳。一个想走哲学路的年轻女人，能有一个和自己一样强、又不把她当「女孩子」的谈话对手，这在当时是极难得的。

给了她一个不会走的人。这一条，和萨特那边一样。「必然」两个字，对她也是托底。

这三样东西都是真的。所以，不能说这份契约只是她吃亏的一份合同。她是自己选的，选了五十年，每一次都可以不选。据一篇书评对柯克帕特里克那本传记的概括，可以同时爱不止一个人这个想法，她在和萨特谈起它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份契约不全是别人的主意，她自己也是出题的人。

◆二、契约的代价：嫉妒

可这份契约是有代价的。代价最先出现在一个很普通的地方：嫉妒。

契约说，两人之外可以有「偶然的爱」，而且什么都要告诉对方。这在纸面上很漂亮：透明，不撒谎，不占有。可人心不是纸。知道对方今晚和谁在一起、聊了什么、为谁心动，这件事落到身上，是会疼的。

三十年代中期，她和萨特同一个年轻女子奥尔加·科萨基维茨走得很近，三个人想过一种「三人组」的日子，彼此平等，彼此坦白。据波伏娃自己的叙述，结果是三个人都被搅得很苦：萨特着了迷，她夹在中间，一边想维持那份「透明」，一边被嫉妒和不安折磨。第 24 章说过，《女宾》常被读作取材于这段经历。小说里那个以为自己能把一切都包容进来、最后被另一个人的目光压垮的女人，可以读作她把那段经历里的嫉妒和不安，写成了小说，也写成了哲学。

据研究者看过的书信与日记，在萨特一段一段的「偶然的爱」面前，她有过很多痛苦的时刻，只是在回忆录里，这些时刻被写得很淡；据书评对那本传记的概括，书里还写到，萨特有时对她的原创性不以为然〔待核：以传记及身后出版的书信、日记原文为准〕。第 24 章说过，回忆录是讲出来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契约是成功的、平等的；在信和日记里，契约是一份需要她一次次咬牙才守得住的约定。

还要照实补一句：这份契约不是只对萨特一个人开着门。她自己也有过「偶然的爱」，其中有一段，是和圈子里一个比她年轻的男子（常说是雅克-洛朗·博斯特），从三十年代末起，断断续续维持了很多年，并不对外公开〔待核：开始年份各书说法不一，1938 或 1939 年；知情范围〕。也就是说，契约给的自由，她也用了；契约要的透明，她也没有在每一个人面前都做到。把她写成一个只在契约里受苦、自己清清白白的人，跟把她写成萨特的影子一样，都是替她省掉了一半。

「透明」这一条，还有一样代价，常被忽略：它要求把每一次心动、每一次相处都告诉对方。这听起来是诚实，做起来却常常变成一种持续的汇报。一个人每天要把自己的情感整理成可以讲给另一个人听的样子，日子久了，有些东西还没长成，就先被讲出来、被分析、被放进「必然」与「偶然」的格子里了。第 7 章说，她在芝加哥第一次有了一段「不被框架解释」的经验。那段经验之所以珍贵，正是因为在巴黎，透明的规矩让她的很多经验一出来就被解释掉了。

这一点不必替她遮，也不必拿来说她虚伪。一个人可以真心认同一份约定，同时在里面受苦。认同是真的，苦也是真的。她教人「做自己」，并不是说做自己就不会疼；她自己就是一边疼、一边守着她选的东西。

◆三、契约的代价：圈子里的人

代价的第二个地方，不在两个人之间，在两个人周围。

第 5 章讲过「家族」：萨特和波伏娃身边那一群更年轻的朋友、学生和情人。这群人里，有的穷，有的病，有的找不到工作，有的写不出东西。各家传记常提到，萨特在钱上很大方，常常接济他们；而日常的照应——谁该去看医生，谁和谁闹翻了要劝，谁的稿子要帮着找地方发，谁情绪不好要陪着吃一顿饭——很多落在她身上〔待核：具体材料以传记为准〕。

还有一层更难说的：这群人里，有几个年轻女子，先后和萨特、或和她自己有过亲密的牵连。她要照应她们，有时也要在萨特和她们之间周旋。一个人要同时当朋友、当长辈、当中间人，还要守着自己和萨特的「透明」，这份心力有多重，局外人很难想象。

这里要照实写一件事：这份周旋，代价不只落在她身上，也落在那些年轻人身上。比安卡·朗布兰就是其中一位。她在九十年代出版的回忆录里（英译书名作《一桩不光彩的事》），说自己年轻时同两个人都有过牵连，事后回头看，觉得自己受了利用，也受了伤害。她那时是学生，波伏娃是她的老师，这一层不平等，不能略过〔待核：回忆录出版年份各处记作 1993 或 1994；这里只转述她的说法〕。据书评对柯克帕特里克那本传记的概括，波伏娃自己在晚年的私人书信里，对自己怎样对待年轻情人，也有过很严厉的自责。这样的声音，应当被听见。它提醒我们：一份两个人之间的「自由契约」，落到第三个人身上，未必是自由的。第 23 章那句「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放回她自己的日子里，有时候没有做到。这是她的缝里最疼的一处，本书不替她回避。

可也要公道地说一句：在当时，她是那个圈子里最常去照看人的那一个。一个圈子能聚在一起十几年，有人吵了架还能坐回一张桌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人在一天天养着它。第 7 章说，加缪靠的那张「晚上可以坐的桌子」，很多时候是她在照看。这份照看是真的，它造成的伤害也是真的。两件事并排放着，不互相抵消。

◆四、缝在哪里，为什么没写进去

把上面这些放在一起，缝在哪里？

她写下的，是一个人怎样从别人给的模子里走出来，撑出一个「我」；是「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是人和人之间可以互相承认、彼此都是主角。

她活过的，有一大半力气用在了「渡」上：渡萨特过那些写不下去、被人骂、身体垮掉的夜；渡圈子里的年轻人过他们的难关；渡那份契约过一次次风浪。她做得很好，好到别人都以为这些事本来就会好。

缝不在「她做了这些」，做这些没有错。缝在两处。

第一处，「渡」占去的心力，在她的理论里没有一个位置。《第二性》里讲了很多女人怎样把一生耗在照顾别人上，怎样因此失去了自己的事业和声音，讲得很透；可她自己在萨特和那个圈子身上花的大量心力，她在书里几乎没有拿出来，当成同一个问题来看。她看得见别人身上的「渡」，没把自己身上的「渡」也摆上桌。我的读法是：这不是她看不见，而是她不愿意把自己的选择，放进她批评的那个格局里去。因为一旦放进去，那份她选了一辈子的契约，就要被重新审一遍。

第二处，「要别人自由」这句话，在她自己的圈子里，没有每一次都做到。上一节说了，有些年轻人在那份契约的边上受了伤。她的理论比她的日子走得远。

这两处，跟萨特的缝正好对着。萨特的缝，是他靠着一个人，理论里却写不进这个人；她的缝，是她渡着一个人，理论里却没把这份「渡」写成自己的事。一个是被托着的人没写托底，一个是托着的人没写托举。两道缝合在一起，就是那条最结实的边上，双方都没说出口的那一半。

问题来了：她把女人怎样耗在照顾别人身上写得那么透，为什么偏偏没把自己的「渡」也写进去？

我的读法有三层，都只是读法。

第一层，她怕这份「渡」被读成她批评的那种依附。《第二性》里那些被耗掉的女人，大多是在婚姻里、在家务里、在一个她们没有选过的格局里耗掉的。她的「渡」不一样：没有婚姻，没有家务，是她自己选的，而且她自己也在写、在挣、在出名。可外人看过去，很容易把两件事看成一件。一个刚刚写完女人不该被当作他者的人，要是再写上一句，说自己这些年花了很多力气照顾萨特和他的朋友，读者会怎么读？她多半不愿意给人这个把柄。

第二层，这份「渡」在她心里不算「活」。照顾人的人有一个通病：做得越顺手，越不觉得是在做事。波伏娃大概也是这样：读萨特的稿子，是谈话；陪年轻人吃饭，是交朋友；替人想办法，是顺手。这些在她自己看来，是日子，不是工作。日子是不会被写成理论的。

第三层，契约本身的说法。那份约定的语言是「自由」「透明」「必然」「偶然」，里面没有「照顾」「付出」「担子」这些词。一份关系用什么词来说，就决定了哪些事能被看见。她和萨特用自由的语言说这份关系，「渡」这件事，就落在了词语的外面。这一点，和第 14 章说的萨特那一边正好相同：他找不到一个词来安放「依靠」，她也找不到一个词来安放「托举」。两个人用同一套语言，漏掉了同一块地方。

三层合在一起，可以说：她不是不知道自己在渡，而是她手里那套最好的语言，恰好没有给「渡」留一个字。她晚年写《永别的仪式》，可以读作终于给这件事找到了一种说法——不是理论的说法，是记录的说法。

◆五、也渡了她自己，也要说她对在哪里

可判语的后半句，同样要紧：也渡了她自己。

这份「渡」，不只是付出。她在渡萨特的时候，也一直在往自己的岸边划。

第一，她借来了萨特的框架，做出了自己的书。第 7 章、第 24 章讲过，这里不重复。只补一句：她最好的几本书，几乎都是在这份契约里写出来的。《女宾》《模糊性的道德》《第二性》《名士风流》，都是在和萨特相伴的年月里写成的。这说明这条船不只是萨特的船，也是她的船。

第二，契约给了她不嫁人、不生孩子、一心写作的余地。在那个年代，这条路对一个女人来说几乎走不通。是这份古怪的约定，让她走通了。

第三，也最微妙：契约让她始终保有一份自由，可以去走一些萨特不在场的路。1947 年在美国，她遇到了艾格林。那段感情是她一生中少有的、不经萨特框架解释的经验（第 7 章讲过）。那段感情为什么没能让她留在美国，她为什么一次次回到巴黎，里面有她对萨特的「必然」，也有她自己对写作、对巴黎、对自己那份事业的执着；这些第 33 章细讲，这里只说一句：那份契约既让她能走出去，也把她拉了回来。它给的自由和它要的代价，是同一样东西的两面。

所以，说她「为萨特耗尽了一生」，是只看了船上的活儿，没看船往哪里走。船一直在走，船上坐着两个人，撑船的那一个，也一直在到她自己的岸。

说完了缝，要把她对的那一面说足。

第一，她守住了自己选的东西。契约是她选的，嫉妒是真的，苦是真的，可她没有因为苦就说「我被骗了」，也没有把这份约定当成一个可以随手丢开的东西。她一次次重新选它。这正是存在主义最看重的那件事：不拿处境当借口，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第二，她没有把「渡」当成自己的全部。很多一辈子照顾别人的人，最后连自己是谁都说不清了。她没有。她渡萨特，渡圈子，同时写出了一整书架的书，走过了很多萨特没走过的路。一个人能一边撑船，一边记着自己要去哪里，这是自我界最难的功夫。

第三，她最后把这份「渡」写了出来。晚年她写《永别的仪式》，把萨特最后十年的衰老、失明、病痛，一笔一笔记了下来（第 33 章细讲）。这本书出来时，评价很不一致：书里对病痛和日常毫不遮掩，有萨特的追随者觉得太过。可是换一个角度看，这是她第一次把自己渡萨特的那些日子，原原本本地放到桌面上：不是一个永远在场、不出声的守灯人，而是一个有眼睛、有判断、有自己的说法的人。灯是她守的，这本书是她写的。

◆六、放回日子里

说一个我构想的家常事。

袁婕和丈夫开了一家小装修公司，丈夫跑工地、谈客户，她管账、管工人、管客户投诉。圈子里都说，那家公司是她丈夫的，她是「老板娘」。她自己也这样介绍自己。

可袁婕自己心里清楚：工人工资拖了，是她去借钱垫上；客户闹到门口，是她出面赔笑脸；丈夫和合伙人闹翻，是她两头跑着说和。有一个刚来的年轻工长，家里出了事，她借了他三个月的工资，还给他找了个律师朋友。

她常跟来店里的年轻女孩说一句话：「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本事，别靠男人。」说这话的时候，她是真心的。她夜校读完了会计，考了证，公司的账她一个人管得清清楚楚。

可是有一次，那个年轻工长喝了酒，跟她说了一句让她睡不着的话：「婕姐，你老说别靠男人。可你一天到晚，不都是在替老板兜底吗？」

袁婕当场没说话。回去想了一晚上，第二天她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她把这些年替公司做的事，一样一样列了出来：哪年垫了多少钱，摆平了几个投诉，留住了几个工人。列了满满三页。她拿给丈夫看。丈夫看完，说：「这些我都知道啊。」她说：「你知道，可你从没说过。外面的人也不知道。」第二年，公司重新登记，她成了股东，名片上印的是「合伙人」，不是「老板娘」。

第二件，她想起了另一个人。几年前有个女会计在公司干过一阵，跟她处得很好，后来因为她丈夫的一句重话辞职走了。那时候袁婕忙着两头说和，没顾上替那个女孩说一句话。她辗转找到那个女孩，请她吃了顿饭，说了一句：那年是我没护住你。

那个工长说得对一半。袁婕确实一直在「渡」丈夫。可她说「别靠男人」也没说错：她自己有本事，有证，这份「渡」是她选的，也是她的事业。她的缝，是她教别人的那一套里，没有给自己的「渡」留一个名字；她自己的「渡」里，也有一个被她顾不上的人。补这道缝，不是不渡了，是把「渡」写到名片上，也把顾不上的那个人找回来。

带走的话
撑船的人也在船上；别让撑船的活儿没有名字，也别让船边上的人落了水。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讲的是波伏娃自我界的自由，落到日子里是一份「渡」——渡萨特，渡圈子，也渡她自己；理论里写了怎样撑出一个「我」，没写这份「渡」。

铁三角这一处：萨特与波伏娃那条边是三角里唯一写过字据的边，也是最结实的一条；可这条边上的活儿，她干得多，说得少，有些代价还落在了边外的人身上。

第 26 章

追随者的天花板与普通人

这一章的问题：学波伏娃的人，最容易卡在哪里？一个普通人，能从她那里拿走什么？

◆一、学到的是哪一半

波伏娃的书，影响的人可能比萨特、加缪都多。《第二性》被译成很多种语言，几代女人从这本书里第一次看见：原来我那些「我不适合」「我不该」，不全是我自己的。这份看见，有时候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可是，和萨特、加缪一样，追随者从书里学到的，只能是书里写下的那一半。第 25 章说了，她写下的是「怎样撑出一个我」，没写下的是「渡」：渡萨特，渡圈子，也渡自己；还有那份契约的代价，以及那些落在契约边上的人。照着写下的那一半去学，学到的就是一个比她本人简单得多、也孤单得多的波伏娃。

下面说几种常见的卡法。

◆二、四种常见的卡法

第一种，把「做自己」当成「谁也不照顾」。最常见的，是把她的话听成：一个女人要自由，就得从所有照顾别人的事里抽身。不做饭，不带孩子，不管老人，不陪朋友，因为这些都是「被变成」的。

这是把她的一半话当成了全部。她批评的，是一个人没有选过、却被默认要一辈子做这些事的那个格局；她没有说照顾人本身是错的。恰恰相反，她自己一辈子在照顾人，照顾得比谁都多。差别在于：她的照顾是她选的，是她撑出来的「我」的一部分，而不是别人塞给她的「本分」。

一个人如果把所有照顾都推开，以为这样才算自由，她得到的，常常是一种很空的自由：没人压着她，可也没人和她缠在一起。第 23 章说过，她讲「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意思是自由是在人和人中间长出来的。把人都推开，等于把自由长出来的那块地也推开了。

第二种，照抄那份契约。第 16 章讲萨特的追随者时说过这一种：照抄「必然的爱」与「偶然的爱」。从波伏娃这边看，这种卡法还有一层。

抄的人常常以为，只要说好了「彼此自由、彼此坦白」，就是平等。可第 25 章讲了，这份契约在两个极少见的条件下才撑了五十年：两个人在理念界几乎一样强，各自有事业和收入，谁也不靠谁吃饭；即便如此，她还是付了嫉妒的代价，还有人落在了契约边上。两个普通人照着这份契约过日子，最常见的结果是：一方在享用「偶然」，另一方在忍着「透明」；忍的那一方还不敢说，因为说了就显得「不够现代」「不够自由」。

这正是她在《第二性》里批评的那件事：一个人把不情愿的事，当成自己选的，还为此自责。照抄她的契约，反倒走回了她要人走出来的那个地方。

第三种，把「变成」读成「仇」。第 23 章提过这一种：把《第二性》读成一本记性别之间的账、讲男女对立的书。

这样读的人，学到的是一份控诉，没学到那扇向两边开着的门。她说女人被变成了他者，也说男人在这个格局里同样被困住；她说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一个只学会了控诉的人，看什么都是压迫，跟身边的人处处设防，到最后，她把自己从一种「他者」变成了另一种「他者」：一个只能站在对立面上说话的人。

这一种卡法，伤的不只是她自己，也伤了这本书。一本本来可以让两边的人都多看见一点的书，被读成了只给一边人看的书。

第四种，只学她的「撑」，不学她的「借」。还有一种卡法，最隐蔽：把她学成一个什么都自己扛的女英雄。

不少读者读她的回忆录，看到的是一个从虔诚家庭里一步步走出来、一个人考试、一个人教书、一个人在外省走山路的女人，觉得真正独立的女人就该这样，什么都靠自己。

可是第 7 章、第 22 章都讲过，她的「撑」，是有材料的：家道中落开了门，考试名次给了路，工资给了房租，萨特给了框架和对手，美国那一段给了不经框架解释的经验。她撑住，是因为她一直在借，借理念界的语言，借现实界的经验。一个人只学她的「撑」，不学她的「借」，就会像第 16 章那个把萨特抄在扉页上的年轻人一样，把孤单当成了独立。

◆三、天花板在哪里，她留给普通人的

把这四种卡法放在一起看，会看到同一个天花板：追随者学到的是一个人的波伏娃，而她本人，从来不是一个人。

她的「做自己」，是在萨特的框架里、在圈子的人情里、在美国那段路上、在一份古怪的契约里一点一点做出来的。把这些都拿掉，只留下「做自己」三个字，就成了一个人对着一整个世界的硬撑。硬撑得住的人很少；撑不住的，就会觉得是自己不够强。

这跟萨特、加缪的追随者撞上的，是同一块天花板。学萨特的人，学到一个孤身的选择者，漏掉了那盏灯；学加缪的人，学到一个推石头的人，漏掉了那片阳光；学波伏娃的人，学到一个撑出「我」的女人，漏掉了她一直在借、一直在渡。三块天花板，其实是一块：只学了一个角，没学那个三角。

说了这么多卡法，不是要劝人别读波伏娃。她留下的东西，拿回日子里，至少有三样能用。

第一样，是「先看处境，再说该怎样」。对自己，对别人，都一样。一个人说「我不适合」，先问一句：这是天生的，还是被教出来的？一个人没撑住，先看她身上压着什么，再说她自己该怎样。这一样东西，萨特给不了，加缪也没讲透，是她给的。

第二样，是「自由别一个人要」。你想从一个位置上走出来，最好也让站在你对面的那个人，从他的位置上走出来。第 23 章那位丈夫说「我以前是在家里做客」，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样，是这本书替她补上的那一句：渡人可以，但要给「渡」一个名字，也别让船边上的人落了水。照顾人不丢人，可照顾人是活，要被看见、被算进去；你选的那份照顾里，如果有人因此受了伤，那也要算进去。

普通人学波伏娃，最好的样子大概是：看得见自己身上那些「被变成」的东西，敢从里面走出来，走的时候不推开身边的人，也不忘了替自己出的力记一笔账。

◆四、三个人，三条缝

这一章是上部「存在」的最后一章。在这里，把三个人、三条缝放在一张桌子上看一看。

他（她）教的 他（她）靠的 在哪一界
萨特 孤身一人的自由 一个永远在场的人 理念界，靠自我界托底
加缪 推石头 晒太阳 现实界，靠身体与大地的内能
波伏娃 「做自己」 「渡萨特」——也渡了她自己 自我界，靠理念界的框架、现实界的经验

把这张表竖着看，会看到一件有意思的事：三条缝，都落在「教的」和「靠的」中间，而且「靠的」那一栏，几乎都指向另外两个人所在的那一界。萨特靠的托底，正是波伏娃那一界；加缪在巴黎靠的名分与舞台，正是萨特那一界（第 6 章）；波伏娃靠的框架，正是萨特那一界，她亲身走过的现实，正是加缪最懂的那一界。

这就是本书说他们是铁三角的理由。不是因为三个人情投意合，也不是因为三个人想法一致——他们的想法差得很远——而是因为每个人理论里没写下的那一界，正好是另一个人站着的地方。三条缝，恰好被三个角互相垫着。缝在，三角就在；三角在，缝就不疼。

所以上部的名字叫「存在」。三个人在三界里各自站稳，互相垫着，这是他们最好的那几年。

下部叫「破裂」。1952 年，三角断了一角。断的是哪一角，为什么断，第六编讲。这里只先说一句：一个靠三条缝互相垫着的形状，断了一角，剩下的两个人，就得自己去面对自己理论里没写下的那一界了。

◆五、放回日子里

说一个我构想的家常事。

宋姐在一个小区里，是出了名的「热心人」。谁家孩子没人接，找她；谁家老人住院没人陪，找她；楼里的年轻妈妈闹产后情绪，也是她去陪着坐。她年轻时读过《第二性》，书还在柜子里，边上写满了批注。她常跟楼里的年轻女孩说：「你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事。」

楼里有个叫苗苗的年轻妈妈，听了宋姐的话，辞职在家带孩子的第二年，报了一个线上课程，想学插画。可孩子一闹，老公一句「你先把家顾好」，她就犹豫了。她来找宋姐，宋姐说：「你别管他，你学你的。」苗苗回去跟老公大吵一架，课程上了一半就停了，两口子冷了一个月。

苗苗后来跟宋姐说：「姐，你说得对，可我一个人顶不住。」

宋姐想了很久。她想起自己年轻时也这样：一个人顶，顶了很多年，顶到现在楼里谁都找她，可她自己想做的那点事——她一直想开个小小的绘本馆——拖了二十年没开。她每天都在帮人，帮得很高兴，可没有一个人知道她想开绘本馆，连她自己的家人都不知道。

她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她没再跟苗苗说「你别管他」，而是约了苗苗和她老公一起，在楼下的小花园坐了一个下午。她没讲道理，只问苗苗老公：「你上一次有一个下午，什么都不用管、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是什么时候？」苗苗老公想了半天，说不记得了。那天以后，两口子说好：周六上午孩子归他，周日上午孩子归她，各自去干自己的事。

第二件，她把开绘本馆的想法，第一次说给了家里人听。她女儿听完说：「妈，你帮了那么多人，这次让别人帮帮你。」后来楼里好几户人家凑了旧绘本，物业给了一间闲着的活动室。绘本馆开张那天，苗苗画了一张海报。

宋姐这一辈子，是一个真心读懂了一半波伏娃的人：她有自己的主见，也一直在「渡」别人。她的缝，是她教别人「要有自己的事」，却没给自己的事留出一个下午；她劝苗苗「一个人顶」，却忘了自由要两个人一起往外走。她补上的，正是波伏娃写下却常被漏读的那一句，和她活过却没写下的那一半。

带走的话
看得见自己身上被变成的东西，走出来的时候拉上身边的人，也别忘了给自己留一个下午。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讲的是追随者只学到了波伏娃写下的自我界（撑出一个我），漏掉了她活着的「借」与「渡」；上部收尾，三人三界三条缝放在一起。

铁三角这一处：三条缝恰好被三个角互相垫着，这是三角最稳的样子；第六编，断一角，缝就露出来了。

咖啡馆这一年：小暖的缝

（这一年是「三把椅子」的第五年。）

第五年，店里看上去什么都好。

新铺的石板路又平又亮，周末来拍照的人比挖路前还多。「泥路」成了店里卖得最好的一款，林思又顺着它做了「青石」「老樟」两款。账上第一次有了一笔像样的结余，阿实把它分成三份，一份还了挖路那三个月垫的钱，一份留着换磨豆机，一份发了奖金。

小暖这一年最忙。店里人多了，招了三个新店员，都是她带。熟客也多了，她那个小本子换了第三本。周二那位老太太腿脚更不好了，小暖每周二下午去巷口接她，雷打不动。

她带新店员，头一天总讲同一句话：在这里，你可以对无理的客人说不，你累了可以说累，你想学什么可以跟我说。这是她第三年定下的店规，她说得很认真。有个叫小陶的新店员，二十岁，第一次出来做事，听完这句话，眼圈都红了。

可是这一年，小暖自己一次也没说过累。

阿实那边，她看出来了。挖路以后，阿实晚上坐在大桌子边的时间越来越短，对账的时候话也少了。别人没察觉，小暖察觉了。她没去问，只是每天晚上多做一件事：阿实走得早，她就把他没收完的账本收进柜子；阿实周末来得晚，她就早一个钟头到，把豆子先称好。她想，他那三个月累坏了，腰还没好，让他缓一缓。

林思那边，她也替着。林思这一年跟一个品牌合作做联名，经常出去谈，店里的限定饮品有两个月是小暖照着林思的意思试出来的，卡片上署的还是林思的名字。小暖觉得无所谓，林思在外面跑，是为了店好。

她把两个人的空都补上了，补得严严实实，谁也没看出缝来。

秋天的一个晚上，出了一件小事。

小陶跟一个客人起了争执。那个客人嫌咖啡凉了，说话很难听，小陶照着店规说：「对不起，您这样说话我没法接待。」客人当场拍了桌子，第二天在网上写了一大段差评。

小暖知道以后，第一反应是去平事。她给那个客人打电话，赔礼，送了一张储值卡，差评删了。然后她找小陶谈，说：你说得没错，可下次碰到这种事，先来叫我，我来。

小陶没说话，点了点头。一个月后，小陶辞职了。

走之前，小陶跟小暖说了一句话，小暖后来跟林思复述过好几遍。小陶说：「暖姐，你跟我们说可以说不。可我真说了，你又去替我道歉。我不知道到底哪句才算数。」

那天晚上，小暖一个人坐在打烊后的大桌子边，坐了很久。

她想起这五年。林思画图的夜里，是她陪着；阿实一个人过冬至，是她包的饺子；挖路那三个月，是她一个一个把熟客请回来的；今年，是她不声不响地把两个合伙人的空都补上了。她一直觉得自己做的事是对的：店是三个人的，谁累了，另外的人就该替着。

可小陶那句话让她看见了另一面。她教别人「你可以说不」，自己却从来不说；她让新店员「累了说累」，自己却连一次也没说过。她以为自己在替所有人撑着，可她撑的方式，是把每个人的难处都悄悄接过来，不让它冒出来。阿实的沉默，她接了，所以林思不知道阿实不对劲；林思的缺席，她接了，所以阿实不知道林思这一年几乎不在店里；小陶的那一次「说不」，她也接了，所以小陶学到的是：说不，是要别人替你收场的。

这就是小暖的缝，和波伏娃的缝是同一种。

小暖的自由在自我界。她能让一家店撑得住：熟客的口味，店员的情绪，雨天门口的伞，周二的老太太。没有她，这家店早就是一家冷冰冰的店了，这一点前面几编都写过，她对。她定的那条店规——「要让客人舒服，先得让我们自己的人舒服」——是这家店最好的一条规矩。

可她的缝在这里：她教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可以说不；她靠的，是自己一刻不停地「渡」着所有人。她渡林思，渡阿实，渡店员，渡熟客，渡得太好，好到每个人的难处都没有机会被别人看见，也好到她自己想要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

她也不是委屈。这一点要替她说清楚。这五年，她是快活的，她喜欢被人需要，喜欢记住每一个人。这份「渡」，是她选的，跟波伏娃一样。缝不在于她渡了，而在于两处。一处是她的「渡」没有名字：林思以为限定饮品是自己定的，阿实以为柜子里的账本是自己收的，谁也没把这些算成小暖的活。一处是她的「渡」，有时候让船边上的人落了水：小陶就是那个人。她替小陶平了事，却拿走了小陶自己站住的那一次机会。

那天夜里，小暖在她的熟客本子最后一页，写了几行字。不是熟客的名字，是她自己的事：今年替阿实收了多少次账本，替林思试了几款饮品，替小陶道了一次歉。写完了，她又在底下添了一行：我想要的——写到这里，她停住了，想了很久，没写出来。

她第一次发现，自己记得每一个熟客要什么，却说不出自己要什么。

那个周二，她照常去巷口接老太太。走到一半，老太太忽然停下来，说：姑娘，你今天走得比平常快。小暖说没有啊。老太太说，你每次接我，都走我的步子，今天你走的是你自己的步子，我跟不上。

小暖愣了一下，放慢了脚步。老太太又说：走你自己的步子也好，我早该自己拄拐杖了，你这么接了我两年，我都不会自己走了。

这话老太太是笑着说的，小暖却记了很久。她想起小陶，想起阿实那些没收完的账本，想起林思那两款署着别人名字的饮品。她扶着的每一个人，都被她扶得稳稳的；可稳久了，有些人就忘了自己也有一双脚。

她还想起她妈。五年前她辞职开店，她妈在电话里哭；这五年，她妈每次来店里，都是坐一会儿就走，说你忙，我不打扰。小暖一直以为那是她妈还没想通。现在她想，也许她妈是看出来了：女儿在这里，忙的全是别人的事。

第二天，她做了一件五年来没做过的事：月中，不是十号，她把林思和阿实叫到大桌子边，说：我有话要说。

她把那一页给两个人看。林思看到「试了两款限定」那一行，脸红了。阿实看到「收账本」那几行，半天没抬头。

然后小暖说：阿实，你从挖路那时候起就不对劲，我看出来了，可我没问，我只是替你收拾。我错了，我该问。林思，你今年在外面的时间比在店里多，我替你补上了，可我该跟你说，店里需要你。还有小陶，她走，是因为我。

阿实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我是在想一件事，还没想好。」

他没说是什么事。小暖也没追问。可那天晚上，三个人都感觉到，桌子底下有一样东西在动。林思后来回忆说，那是这五年里，阿实第一次没说「下个月十号再说」。

这一年的缝，露在小暖身上。到这里，三把椅子上的三个人，各自的缝都露出来了。

林思的缝，在理念界：她以为店是她想出来的，忘了是谁每天早上七点开门。阿实的缝，在现实界：他以为店是他一双手撑起来的，忘了是谁给这双手指方向、留温度。小暖的缝，在自我界：她以为店是她渡着才不散的，忘了她教别人说「不」，自己却从不说；她把每个人的难处都接了过来，也就让每个人都看不见彼此。

三条缝摆在一起，跟萨特、加缪、波伏娃那三条一模一样：每个人「靠的」那一半，正好是另外两个人的那一界。三把椅子五年没散，不是因为三个人没有缝，而是因为三条缝刚好互相垫着。

可垫着的缝，总有一天要露出来。小暖那一页纸，把三条缝第一次同时摆到了桌面上。

阿实说的那件「还没想好」的事，第二年开春就想好了。那是下一编的事。

第六编
断角：1952 年
编序

从这一编起是下部「破裂」。

上部讲的是「存在」：三个人各自站在哪一界，又怎样互相靠着。从这一编起，书进入下部，讲「破裂」。

第 10 章在三角最亮的那几年里，指出过三道细纹：借出去的东西记在谁的名下；没有人去学自己缺的那一界；地面会变。这一编要看的，是这三道纹怎样在 1952 年连成一条裂缝。

先说清这一编的规矩。1952 年那一场争吵，是二十世纪思想史上被讲得最多的一场绝交，也是被讲得最走样的一场。有的书把它写成一部武侠小说，有人暗中指使，有人拔剑相向；有的书替当事人编出整段整段的台词。这一编不这样写。三个人和让松在那几个月里写下的文字，我只转述大意，不替任何人造句；拿不准的，标〔待核〕。我也不判输赢，不说谁是伪君子。三个人在这件事里都有对的地方，也都有自己看不见的地方。

这一编分四章。第 27 章先看地面：1947 年以后，冷战怎样让现实界变了形，法国左翼怎样分成几股，萨特怎样一步步走向与法共同路，加缪又站在哪里。第 28 章看那一年的几篇文字：《反抗者》、让松的书评、加缪的信、萨特的《答加缪》，以及波伏娃和《现代》编辑部在这件事里的位置。第 29 章用三界来读这次决裂：断的是哪一角，还连着的是哪两角，每个人对在哪里。第 30 章把三本后来写出的书放在一起对读：波伏娃的《名士风流》、加缪的《堕落》、萨特悼念加缪的文章，看一次断裂怎样在三个人的笔下被写回去。

编末，「三把椅子」到了第六年。这一年，阿实退了股。

第 27 章

冷战让现实界变了形

这一章的问题：三角脚下的地面，是怎样一寸一寸挪动的？

◆一、1947 年：地面开始挪的那一年

第 10 章说过，三角的稳，是在一块特定地面上的稳。1944 年前后，那块地面是占领与解放。三个人站在同一边，敌人看得见，「自由」这两个字用不着细分。

到了 1947 年，这块地面开始挪了。

先把能说准的几件事排一排。这一年的春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讲话，提出要援助那些在他看来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后来被称作杜鲁门主义。夏天，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援助欧洲复兴的计划，就是后来的马歇尔计划。法国国内，五月初，共产党籍的部长们在拉马迪埃领导的政府里待不下去，退了出来，战后几党一起执政的局面到此结束。秋天，苏联牵头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法国共产党是其中一员。这一年秋冬之交，法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待核：罢工的起止时间〕。

这几件事放在一起，意思很清楚：二战时并肩的盟友，分成了两个阵营。一边是美国，一边是苏联。欧洲夹在中间，法国也夹在中间。

对一个普通法国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多原来不用选的事，现在要选了。拿不拿美国的援助，是一个选择；工会跟不跟着罢工，是一个选择；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站在哪一边，读者一眼就要看出来。原来大家都说「自由」，现在一边说的是选举和市场的自由，一边说的是摆脱剥削的自由。同一个词，被两个阵营拉向了两头。

这就是我说的「地面挪了」。不是某一个人变了，而是人人脚下的那块地，从一块变成了两块。

◆二、法国左翼：不是一块，是好几股

讲这一段，最容易犯的一个错，是以偏概全。有的书写那几年，说整个法国知识界都极端亲苏。这话不对。

先看政党。1945、1946 年的几次选举里，法国共产党是得票最多的政党之一，1946 年 11 月那次议会选举，它得了大约百分之二十八的票。它在工人里根基很深，在抵抗运动里牺牲很大，所以常被叫作「被枪毙者的党」。这是它在战后威望很高的原因。可法国左翼不只有它。还有社会党，在政府里和共产党时而合作、时而分手；还有一批既不入党、也不肯站到右边去的知识分子和工会人士。中间偏右，有天主教背景的人民共和运动；右边，1947 年 4 月，戴高乐成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法兰西人民联盟」。

再看知识界。那几年确实有很多作家、学者同情共产党，有的入了党，有的是同路人。可也有一批人坚决反对。最好的例子，是萨特自己的老同学。雷蒙·阿隆和萨特是巴黎高师的同学，年轻时交情很深，1945 年一起列名《现代》的创办编委，不久阿隆就离开了，去了《费加罗报》。后来冷战一来，阿隆站到了另一边，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共产主义，后来写了《知识分子的鸦片》（1955），批评知识分子对革命的迷恋。萨特和阿隆也渐渐不来往了。

所以，说「法国知识界亲苏」，不如说：法国知识界被冷战撕成了几块。有人向东，有人向西，更多的人站在中间，觉得两边都不对，又找不到一个能站得住的地方。

这个「中间」，是这一章要特别看的地方。萨特和加缪，起初都站在这里。

◆三、萨特：一步一步，从中间走向同路

萨特和法国共产党走近，不是一天的事。它走了五六年，走得很曲折。我把它分成三步来说，每一步都只讲能说准的事。

第一步，是在中间找路。1948 年初，萨特和几个朋友发起了一个政治团体，叫「革命民主联盟」，发起人里有曾被关进纳粹集中营的作家大卫·鲁塞，还有乔治·阿尔特曼等人。它的主张，用大白话说，就是既不跟美国，也不跟苏联：要社会主义，也要自由；反对资本主义，也不照搬苏联那一套。这个团体办了几场集会，吸引过不少人，可是一年多以后，1949 年秋天前后，它就散了。我的读法是，原因之一是中间那块地方太窄，两边都在拉人。

这一时期，法共和萨特处得并不好。萨特 1948 年的剧作《脏手》上演，讲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党员，奉命去刺杀一位党的领导人。共产党方面很不满意，认为这出戏抹黑了党。同年 8 月，在波兰弗罗茨瓦夫开的一次知识分子和平大会上，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当众骂萨特，把他比作拿着笔的豺狼一类的野兽，连法国代表团里的人都觉得过分。那时候的萨特，在共产党眼里，是一个说话好听、立场可疑的资产阶级作家。

第二步，是被事情推着走。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北方的军队越过三八线，美国带着联合国军介入，后来中国也出了兵。对欧洲人来说，这意味着冷战随时可能变成真刀真枪的战争，战火会不会烧到自己头上，不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这件事对《现代》编辑部的震动很大。梅洛-庞蒂原来是杂志政治方面的主要执笔人，朝鲜战争之后，他对苏联的看法变了，渐渐淡出了政治版；1952 年 12 月，他正式卸下了政治编辑的担子。萨特这一边却在往另一个方向想。我的读法是：在他看来，冷战越来越像是一场要把整个世界拖进去的大战，而站在中间说「两边都不对」，在这样的时候越来越像是一句空话。

第三步，是 1952 年。那年 5 月 28 日，在法共主导的和平运动号召下，巴黎举行了一场示威，反对刚被任命为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美国将军李奇微。示威后来变成了同警察的冲突，有示威者中枪身亡。当晚，当时代理法共总书记的雅克·杜克洛被捕，警察在他车里搜出一把手枪和几只鸽子；内政部长一度说那是传递情报的信鸽，后来查明是准备吃的死鸽子。杜克洛被关进了监狱，后来获释。这件事在今天读来近乎荒唐，可在当时，它让很多人觉得：政府在找借口整共产党。

萨特那时在意大利。常见的说法是，他在那里读到这些消息，下了决心要写；这一说出自他后来的回忆，常被引自他 1961 年悼念梅洛-庞蒂的文章〔待核：回忆的出处与措辞〕。回到巴黎，他写了《共产党人与和平》，1952 年 7 月在《现代》上刊出第一部分，此后两年陆续写完。这篇长文的主旨，用最简单的话说，是：法国的工人大多跟着共产党走；一个想站在工人这边的人，就不能站在共产党的对面。他没有入党，一生也没有入党。他选的是「同路」：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和党站在一起，同时保留自己说话的地方。

这里要注意一个时间。《共产党人与和平》第一部分登在 7 月号，加缪的信和萨特的《答加缪》登在 8 月号。也就是说，萨特写《答加缪》的时候，他已经走上了这条路。这一点，第 28 章还会用到。

讲到这里，很容易把萨特写成一个被潮流裹走的人，甚至写成一个为了在圈子里站稳而选边的人。有的文章就是这样写的，我不用。

萨特这几步，有他自己的道理，而且是真道理。

第一，他看见的是工人。战后的法国，工人的日子很苦，工资追不上物价，住房破旧。在萨特看来，一个哲学家如果说自己关心自由，却对这些人的处境视而不见，那他的自由就只是书房里的自由。工人在哪里，他就要往哪里去看。

第二，他看见的是「不选」本身也是一种选。这是他哲学里最硬的一根骨头。第 12 章讲过，人被判定为自由，连不选也是一种选择。放到冷战里，这句话就变成了：你说两边都不对、我谁也不站，可在一个工人罢工、警察抓人的日子里，你的不站，实际上是站在了强的一边。

第三，他看见的是殖民地。那几年，法国在印度支那打仗，在北非的统治也越来越紧。萨特对这类事越来越不肯沉默，这是他后来几十年一直坚持的方向。

所以，萨特走向同路，不是从理念界退了出来，恰恰是他想从理念界走出来，走到现实里去。他要的是让自己的自由「落地」。只是他选的那块地，是一个政党、一个阶级、一段他认为正在发生的历史。这块地，和加缪脚下的那块，不是同一块。

后来的事也要说一句：1956 年底苏联出兵匈牙利，萨特公开谴责，随后在《现代》上发表长文《斯大林的幽灵》，既批评出兵，也批评法共对莫斯科的顺从，同路就此断了。这说明他的同路不是盲从，他也会停下来。可那是四年以后的事。

◆四、加缪：站在中间，越站越窄

再看加缪。

1947 年，加缪离开了《战斗报》（经过见第 10 章）。同一年，《鼠疫》出版，大受欢迎。他在巴黎有了自己的名分，不必再借谁的了。

加缪的政治位置，可以用他 1946 年秋天在《战斗报》上那组文章的意思来概括：既不做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他反对把杀人当作通往未来的手段，无论这个未来叫什么名字。他不是右派。他反对佛朗哥的西班牙，反对殖民地上的不公，同情工人；他年轻时在阿尔及尔入过共产党，后来因为不肯跟着党的路线走，被开除了。可他就是不肯接受一种说法：为了一个更好的明天，今天可以容忍劳改营、可以容忍审判和处决。

1949 年底，他的剧作《正义者》上演（第 18 章讲过）：一群俄国革命者准备刺杀大公，那个负责扔炸弹的年轻人看见马车里坐着两个孩子，就没有扔。这出戏几乎就是加缪那几年一直在想的问题：革命可以杀人吗？可以杀到哪里为止？

这是一个站在现实界的人会问的问题。现实界的人看见的，首先不是历史的方向，而是马车里的那两个孩子。

可是 1947 年以后，站在中间的地方越来越窄。萨特这一边会说，你反对劳改营，好，可你批评苏联的话，正好被美国和法国右派拿去用；你说不做刽子手，可你拿什么去对付眼前的刽子手？右派那一边也会把加缪的话拿去，说你看，连左派作家都承认共产主义是暴政。加缪说的每一句话，两边都可以拿去用，又都可以拿来骂他。

我的读法是：冷战最狠的地方，不在于逼人站队，而在于它让一个人说的话不再属于他自己。你说「我反对杀人」，听的人只问：你这话是帮谁说的？

加缪也有他对的地方，要和萨特一样说清楚。

第一，他看见的是代价由谁来付。一种说法如果允许为将来牺牲眼前的人，那么被牺牲的，从来不是写这种说法的人，而是那些没有机会写字的人。加缪是从那些人当中走出来的。他的母亲不识字，他的街坊是工人和小贩。他知道「为了将来」这几个字落到地上，砸的是谁的头。

第二，他看见的是手段会改变目的。一场革命如果靠杀人和关人来维持，那么它最后建起来的，就不会是它当初许诺的那个世界。这不是一句道德口号，而是一个对事情怎样发生的判断：路怎么走，就会走到哪里去。

第三，他看见的是地中海那一边。加缪的根在阿尔及利亚。那里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和那里的法国移民，共同住在一片土地上，彼此的不公早就积了很深。1945 年 5 月，阿尔及利亚东部的塞提夫一带发生过流血事件，随后的镇压死了很多人，死了多少，至今说法不一。加缪去那里采访，回来在《战斗报》上写过一组文章，讲阿尔及利亚的饥荒和不公。所以，他对暴力的警惕不是从书房里来的。他知道一块土地上的仇恨一旦变成枪声，两边死的都是具体的人。这一层，到 1954 年 11 月阿尔及利亚战争真正开始以后，会变成他一生最难的事；但在 1952 年以前，它已经在他心里了。

◆五、劳改营与那道坎

1949 到 1950 年，有一件事把这道坎照得最亮，那就是苏联的劳改营。

先说能说准的大概。1949 年春天，巴黎有过一场轰动一时的官司：一位从苏联出走的官员克拉夫琴科写书讲苏联内部的情形，法共的周刊《法兰西文学》说书是假的，他告了这份周刊，两边都拉来了证人，在法庭上讲苏联的劳改营。同年年底，曾经在纳粹集中营里关过的作家大卫·鲁塞发出呼吁，要求以前的集中营幸存者组织起来，调查苏联的劳改营〔待核：呼吁的刊出日期与报纸〕。鲁塞就是几个月前刚散伙的「革命民主联盟」的发起人之一，当年和萨特同在一个团体里。

《现代》怎样回应？1950 年 1 月号，杂志刊出一篇署名梅洛-庞蒂和萨特的社论（原题 Les jours de notre vie，中译大致是《我们生活的这些日子》〔待核：中译题名〕），一般认为主要由梅洛-庞蒂执笔。社论承认劳改营的存在，说一个有这样的营地的社会，不能叫社会主义；同时又说，不能因此就站到另一个阵营那边去，把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等量齐观。这篇社论的意思，用大白话说是：营地是真的，是坏的；可批评营地的话，不能变成替另一边说话的理由。

加缪怎样看？他从来不肯给劳改营找任何一个「但是」。在他看来，营地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具体的人，不能被放进任何一笔历史的账里去抵消。一年以后出版的《反抗者》，用了很大的篇幅追问：一场以解放为名的革命，为什么会走到建营地这一步？

这样看，两个人看见的是同一件事。萨特那一边没有否认营地，加缪这一边也没有否认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公。分歧在于怎样把这件事放进自己的话里：一边说「是的，但是」，一边说「是的，没有但是」。

这个分歧，在 1950 年还只是一篇社论和几次私下的争论。两年以后，它就成了一篇书评和两封长信的主题。

还有一件小事，常被写这段历史的人忽略：那几年，站在中间的人都很累。

萨特这一边，《脏手》被共产党骂，革命民主联盟办散了，老同学阿隆又站到了对面。他想找一块能落脚的地方，找了好几年。有人说他 1952 年的转向来得突然，我的读法是，它其实是一个累了很久的人，终于不想再站在坎上了。

加缪这一边，他的身体也不好。1949 年 11 月，旧病肺结核又发作了，他当时写信给朋友，说要先躺几个星期，再去山里住几个月。《反抗者》是他写了好几年的书，病中也没有放下。

两个人都累，累的方向却相反。萨特是累于站不到地上，想往历史里走；加缪是累于地面太乱，想把自己看得见的那些人守住。累到最后，一个往前迈了一步，一个往后退了一步。坎的两边，距离就这样拉开了。

这一段我写得这样细，是想说明一件事：1952 年的那场争吵，不是凭空来的，也不是一篇书评挑起来的。地面已经挪了五年。书评只是地面裂开时，人们听见的第一声响。

把萨特和加缪放在一起，这一章要说的事就清楚了。

三角里，现实界原本是加缪那一角。第 9 章写过，1944 年的现实界，是解放的街道、每天要出的报纸、从废墟里站起来的国家。那时候的现实界是一块，三个人都站在上面，看得见同一样东西。

冷战一来，现实界变了形。它从一块，变成了两种看法。

一种是加缪的看法：现实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马车里的两个孩子，是劳改营里关着的人，是电车上去买菜的老太太。这些人不能被拿去换一个将来。

一种是萨特的看法：现实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是工人这个阶级的处境，是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是两个阵营之间的力量对比。一个人如果不进入这段历史，他的善良就是悬在半空的。

这两种看法，都叫「现实」，都不是空想。可它们在冷战里被拉开了。一个看具体的人，一个看整段的历史；一个怕的是今天的血，一个怕的是明天的不公。

这就是第 10 章那第三道纹的意思：地面会变。三条腿原来落在同一个面上，现在地面隆起了一道坎。萨特往坎的这一边走了一步，想自己站到现实界里去；加缪留在坎的那一边，守着他看得见的那些人。两个人都以为自己站的才是现实。

还要补一句：这道坎，波伏娃也站在上面。《第二性》1949 年出版以后，她在写一部讲这些年知识分子的大小说，就是后来的《名士风流》。在冷战这件事上，她的位置更靠近萨特〔待核：波伏娃 1950—52 年间的政治表态〕。这一层第 28 章再说。

◆六、放回日子里

我构想一个家常的例子。

一座老小区，六层楼，没有电梯。住了三十年的老街坊，平时见面都打招呼，谁家包了饺子还给邻居送一盘。

有一年，政府出了政策，老楼可以加装电梯，费用大家分摊，楼层越高摊得越多。消息一出来，楼道里的气氛就变了。

五楼的老钱最积极。他腿脚不好，天天爬楼像过关，他算过：装了电梯，他这辈子还能多下楼好几年。一楼的钟阿姨却不同意。电梯井要贴着她家窗户建，她家本来就暗，以后更暗；电梯一响，她夜里也睡不好；而且一楼用不上电梯，却要跟着出一份钱。

原来大家都说要「把小区过好」。现在一说「好」，就分成了两种：老钱的好，是能下楼；钟阿姨的好，是有光、能睡觉。两个人说的都是真的，谁也没有说错。

可这件事最难的地方，不在两个人的分歧，而在楼里其他人。三楼、四楼的住户，原来跟两边都好，现在每个人都被问：你签不签字？你不签，就是不管老钱死活；你签了，就是不管钟阿姨的窗户。原来可以两头都好的人，现在只能选一头。有人想说「我们再商量商量，能不能换个位置建」，可两边都觉得这是在拖。

还有一件事：钟阿姨说过一句「电梯建在北边不行吗」，这句话传到老钱那里，变成了「钟阿姨说不同意装电梯」。她说的话，不再是她的话了。

三十年的老邻居，没有一个人变坏。是那部电梯，把楼道这块地面从一块变成了两块。

这就是冷战对现实界做的事。不是哪个人变了心，是地面隆起了一道坎；坎的两边各有各的真，站在坎上的人，说的每一句话都被问：你这是替谁说的？

带走的话
地面一变，同一个「好」就会分成两种；最难的不是两边的分歧，而是夹在中间的人，说的话不再属于自己。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现实界变了形——加缪的现实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萨特要去的现实是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同一界，分成了两种看法。

铁三角这一处：第 10 章的第三道纹裂开了——地面隆起一道坎，理念界那一角想自己走进现实界，现实界那一角留在坎的另一边。

第 28 章

一篇书评，两封长信

这一章的问题：1952 年那几个月里，几篇文字之间到底说了什么，又没说什么？

这一章是全书最需要守规矩的一章。

1952 年那场争吵，留下的是几篇印在杂志上的文字：一本书，一篇书评，一封信，两篇回答。这些文字今天都找得到，有法文原文，也有中译。可是在很多讲这段故事的书和文章里，它们被改写成了「台词」：谁开头第一句说了什么刻薄话，谁最后一句判了友谊的死刑，说得有声有色。流传最广的几种版本都是这样写的。那些台词，大多是后人代拟的，不是原话。

所以这一章只做一件事：把几篇文字的论点按先后转述出来。转述不加引号，不替任何人造句。凡是我拿不准的细节，标〔待核〕。读者如果想知道原话，请去读原文；这一章能给的，是一张地图，让你读原文时知道每一篇在回应什么。

还有一层要先说：这几篇文字都很长，论点很多，每一篇都有说得好的地方，也都有说过头的地方。我不当裁判。

◆一、起点：1951 年 10 月的《反抗者》

起点是加缪 1951 年 10 月出版的《反抗者》。书里讲什么——一个人说「不」的时候怎样同时说了「是」，「我反抗，故我们存在」（《反抗者》，1951）怎么来，「有边界的反抗」又是什么意思——第 18 章已经讲过，这里不重复，只补两条和 1952 年有关的线索。

第一条，书的后大半，是在查一件事：以历史为名的革命，怎样一步步走到了可以为将来而杀人、关人的地步，一直查到二十世纪建起来的国家。在 1951 年的巴黎，读到这几章的人，一眼就知道它碰着谁。

第二条，书一出来，评价就分成两头。有人很推崇，觉得它在一个人人选边的年代里，说出了一句没人敢说的话；也有人很不以为然。最早和加缪打起笔仗的，不是萨特这边，而是超现实主义的领袖布勒东，起因是书中谈洛特雷阿蒙的一章〔待核：布勒东与加缪 1951 年末的笔战经过与刊物〕。左翼方面，不少人觉得这本书把革命和暴政画上了等号，客观上是在帮另一个阵营说话。

《现代》怎样对待这本书，是下一节的事。

◆二、1952 年 5 月：编辑部与让松的书评

加缪是萨特的朋友，《反抗者》又是一本讨论革命的大书，《现代》不能不评。可是谁来写，怎么写，编辑部里显然为难了一阵子。

能说准的是：书评最后由弗朗西斯·让松来写。让松那时是《现代》编辑部的人，比萨特小十几岁，研究过萨特的哲学，写过一本讲萨特道德思想的书〔待核：书名与年份，常见为 1947 年的《道德问题与萨特的思想》〕；据一般的介绍，从 1951 年起，杂志的日常事务也托给了他管。他当时在编辑部里，是萨特那条路子的人。

至于萨特本人在这件事里是怎样想的，说法很多。常见的一种说法是：萨特自己不愿意写，怕写出来伤了朋友；编辑部里其他人也不太愿意碰；最后是让松接了下来。还有一种说法是：萨特原本希望书评写得温和些，读到让松的稿子之后觉得太重了，可是杂志有不干涉撰稿人的规矩，他没有拦〔待核：以上两种说法的出处，常见引自波伏娃《事物的力量》与阿伦森《加缪与萨特》〕。

有些文章把这件事写成萨特「指使」手下去放暗箭。这没有根据，我不用。我能说的只有一句：书评登在萨特主编的杂志上，萨特没有拦下它；至于他事先怎样想、事后怎样想，史料里有不同的说法，要以待核的出处为准。

再说《现代》编辑部当时的情形。第 27 章讲过，朝鲜战争以后，梅洛-庞蒂在政治版上越写越少，他和萨特在政治上的分歧越来越大，这一年年底，他卸下了政治编辑的担子。也就是说，书评登出来的时候，原来那个能在政治上和萨特对等说话的人，人还在编辑部，话已经快说不到一起了。我的读法是：这对理解那篇书评的口气有帮助，它是在一个正往萨特那条路上偏过去的编辑部里写出来的。

1952 年 5 月号的《现代》，刊出了让松评《反抗者》的长文，题为《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直译，原题 Albert Camus ou l'âme révoltée）。

让松的论点，大致可以归成三条。

第一条，是说这本书离开了历史。在让松看来，加缪讲反抗，讲的是一种永恒的、人人都有的东西；可是真实的反抗总是发生在具体的历史里，发生在具体的阶级之间。把反抗从历史里抽出来谈，就等于让人不必去面对眼前的选择。按文中的意思，加缪那样讲历史，等于把历史取消了，只剩一场纯粹的思想对话：一边是对痛苦和死亡的形而上抗议，一边是同样形而上的万能诱惑；前者算真反抗，后者算反抗的革命变质。

第二条，是说这本书在客观上帮了右派。加缪批评以历史为名的革命，在冷战的局面里，这些批评会被反共的人拿去用。让松的意思不是说加缪是右派，而是说他这样写，效果上站到了那一边。

第三条，是说这本书的写法。让松认为《反抗者》的文笔很美，可正是这种美，让一个本该在泥里争论的问题，变成了一种高处的、带着道德光彩的姿态。他用了一些很重的说法来形容这种姿态，大意是说加缪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不必弄脏手的位置上〔待核：让松原文中相关段落的措辞〕。

这篇书评写得长，也写得尖。它有道理的地方是：一个人讲反抗，确实不能只讲反抗的心，还要讲反抗发生在什么地方、为谁而发生。它说过头的地方是：它很少正面讨论加缪书里最核心的那个问题——革命为什么会走到营地那一步——而是把力气花在了说明这本书「站在哪一边」上。

还要说一句：这篇书评，是在冷战那道坎上写的。第 27 章讲过，那时候一个人说什么话，都会被问「你这是替谁说的」。让松问的，正是这一句。

◆三、1952 年 8 月：同一期里的三篇

加缪读了书评，很受伤。他没有回信给让松，而是写了一封信给《现代》的主编，也就是萨特。

这封信登在 1952 年 8 月号的《现代》上，开头称「主编先生」。这几个字后来被讲得很多。有的文章把它说成极尽羞辱，这是过头的读法。在法国，给杂志主编写信，用这个称呼本来就是常规的格式。它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收信的人是一个多年的朋友。信的落款，常见的说法是 6 月 30 日，隔了一个多月才刊出〔待核：信的日期〕。按一般的介绍，加缪不直接回让松，是因为在他看来，萨特不可能不支持自己杂志里的人。我的读法是：加缪用这种公事公办的口气，是在告诉萨特，这件事他认为是杂志的事，是主编的事，而不是一个撰稿人的事。

信的论点，大致也可以归成三条。

第一条，是说书评没有讨论这本书。在加缪看来，让松没有正面去碰书里的论证，只是给这本书贴了一个「站在哪一边」的标签。他在信里逐条指出，书评把他没说过的话安在了他头上〔待核：加缪所指出的具体曲解之处〕。

第二条，是问《现代》对劳改营的态度。加缪的意思是：你们说我回避了历史，可你们自己，在苏联的营地这件事上，说了多少？他在信里的大意是：如果有人认为专制的社会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革命经验，那就很难不同它所带来的恐怖——尤其是集中营这件事——算清楚账。他认为，一份自称站在自由一边的杂志，对营地的沉默或者含糊，才是真正需要解释的事。

第三条，是说「历史」这个词。加缪认为，有一种知识分子，自己从来没有在现实里做过什么，却总是以历史的名义去审判别人。他有一句话常被引用，大意是：这样的裁判，不过是把自己的扶手椅摆在了历史的方向上。

这封信也有它对的地方和说过头的地方。对的地方是：它抓住了书评最弱的一处，就是没有正面讨论营地问题。说过头的地方是：它把一个年轻撰稿人的书评，直接算到了萨特一个人的账上；而且信里有些话，是在暗指萨特本人——这一点，萨特读得出来，读者也读得出来。

这封信不短，据一份介绍有十七页左右。加缪选择写给主编，本身也有他的道理：书评登在谁的杂志上，谁就要负这个责任。

再看同一期《现代》，紧接着加缪的信，刊出了萨特的回答，题为《答加缪》。

先说开头。这篇文章开头的大意是：我们的友谊并不容易，但我会怀念它。据通行的引文，这句话后面还带着一层意思：如果你今天要把它断了〔待核：对原文核这半句〕。流传的版本给这个开头编了一整段话，还加上了几句很刻薄的判词，那些都不是原文，我不用。我只说这个大意本身：一个人在一篇要分手的文章开头，先说这段友谊不容易，再说自己会怀念它。这句话里有冷，也有不舍。

再说论点。《答加缪》写得很长，也很锋利。我把它的意思归成三条。

第一条，是关于口气。萨特认为，加缪那封信的口气是居高临下的：不跟让松说话，越过他直接找主编，像是在法庭上对着被告。萨特说，加缪把自己放在了审判者的位置上〔待核：萨特原文中关于加缪「审判」姿态的段落〕。有研究者把萨特对加缪的指责概括为：自满、闪躲、爱说教〔待核：对原文核这一概括〕。

第二条，是关于历史。这是萨特最用力的一条。他的意思是：历史不是一个人可以选择进还是不进的地方。人生在历史里，就像人生在一种处境里，你不可能站在外面评判它。加缪拒绝站进任何一边，在萨特看来，就是想站在历史的外面，而这是做不到的。他在文章里承认营地是真的、是可憎的，按通行的引文，他还说，营地这件丑事牵连着所有人，既有加缪，也有他自己。但他认为，用营地来回避眼前的斗争，是另一种不负责任。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举了一个例子：孩子死了，加缪会控诉荒谬的世界；可孩子的父亲，如果是失业的人或下苦力的人，他控诉的是人，因为他很清楚，荒谬的处境在富人区和工人区并不是同一回事（按通行的引文，萨特提到的是巴黎的帕西区和比扬古的工厂区）。这个例子，是这篇文章里最有力的地方之一：它把一个抽象的「荒谬」，放回了具体的人群里。

第三条，是关于加缪这个人。萨特在文章里回顾了加缪在 1944 年前后的样子，承认那时候的加缪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按通行的引文，大意是：他把那个时代的各种冲突集于一身，又靠一股投入地去过这些冲突的热情超越了它们。我的读法是，这句话的另一半言外之意是：那个加缪属于那个时候，时代变了，他没有跟着走进新的处境。这一段，是全文最有温度、也最伤人的地方。它在称赞，也在告别。

还要说一处常见的误传。有一种流传的说法是，萨特在文章里讥讽加缪没受过系统的哲学教育、读不懂他的文章。萨特文中确有几处语带讥诮，涉及加缪读哲学原著的方式〔待核：萨特文中关于加缪哲学素养的具体措辞〕，但「读不懂」这样的说法，是后人添的。我只说到「语带讥诮」为止。

这篇文章的对处在于：它把一个真问题说得很透——一个人到底能不能站在历史外面说话。它说过头的地方在于：它对加缪最核心的那个担心，就是手段会改变目的、营地不能被任何将来抵消，回应得很少；它更多是在说加缪的姿态，而不是加缪的论证。

文章的结尾也值得一提。萨特说，杂志对你敞开，你想答就答，但他自己不会再回答了；不管你以后说什么、做什么，他都拒绝同你打下去；他希望沉默能让这场笔战被忘掉（据通行的引文，大意如此）。后来的事，正是这样走的：两个人都没有再公开回应对方；只是这场笔战，没有被忘掉。

最后，同一期里，让松也写了一篇再答，题为《既然要说，就都说了吧》（直译，原题 Pour tout vous dire…）。他把自己书评里的意思又展开了一遍，回应了加缪信里对他的批评，其中一句的大意是：你把顺从叫作了反抗。

这篇再答，后来被讲得最少。原因很简单：读者的眼睛都盯在萨特和加缪两个人身上。可正是这一点，说明了这件事的性质。一场本来是撰稿人和作者之间的书评之争，几个月之内，变成了两个朋友之间的公开决裂。让松在这件事里，从主角变成了配角。

把这几篇文字摆在一起，可以看出一件很要紧的事：它们各自问的问题不一样。

《反抗者》问的是：反抗为什么会变成杀人？这是一个关于「怎样发生」的问题——一样好东西，一步一步，怎样走成了它的反面。

让松的书评问的是：这本书站在哪一边？这是一个关于「位置」的问题——在两个阵营之间，这些话落在了谁的手里。

加缪的信问的是：你们对营地说了什么？这是把位置的问题反问回去——你们问我站在哪边，那你们自己呢？

萨特的《答加缪》问的是：一个人能不能站在历史外面说话？这是一个关于「处境」的问题——人既然生在历史里，就没有一个干净的看台。

四个问题，每一个都是真问题。可它们是四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的四种答案。加缪最想被回答的，是第一个；他得到的回答，是第二个和第四个。萨特最想让加缪回答的，是第四个；他得到的，是第三个。这就是为什么这几篇文字读起来那么激烈，却又像是隔着一堵墙在喊话。

我的读法是：如果当时有人把第一个问题——反抗为什么会变成杀人——认真地放在桌面中间，萨特和加缪未必说不到一起。萨特后来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谴责，加缪后来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为难，都说明两个人其实都在这个问题上下过功夫。可是 1952 年夏天，没有人把它放在中间。每个人都只顾回答自己最在意的那一个。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这几篇文字里，用词最重的地方，大多不在论证，而在对人的描写：说对方姿态高，说对方躲在书房里，说对方把自己当成法官。论证还能接着争，描写一个人的姿态，却很难收回。朋友之间吵架，伤人最深的往往也是这一种话：不是「你说得不对」，而是「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四、波伏娃这时站在哪里

最后要说波伏娃。

讲这场争吵的书，很多根本不提她，好像这只是两个男人的事。这样写，三角就少了一条边。

按一般的说法，在这场争吵里，波伏娃的立场在萨特这一边。她后来在回忆录《事物的力量》（1963）里写到这件事，据一般的介绍是从萨特这一边讲的〔待核：该书中关于 1952 年决裂的具体段落〕。

还有一件事要说：1952 年，波伏娃自己的生活也在变。这一年，她开始和克洛德·朗兹曼共同生活，两人一直住到 1959 年。她也在写一部大小说，就是两年后得了龚古尔奖的《名士风流》。也就是说，1952 年的波伏娃，一只脚在萨特的编辑部里，一只脚在自己的新生活和新书里。

我的读法是：在这件事里，她没有站在三角的中间去调停（就我读到的材料，没有看到她出面调停的记载〔待核：有没有私下的调停〕）。三角最亮的那几年，她是那个把一群人拢在一起、把日子记下来的人；可是这一次，她没有出来拢。这不是说她做错了什么。一个人在一场公开的思想争论里站在自己认同的一边，本来就是她的自由。我只是想指出：自我界那一角，这一次没有出手。三角最后一个能把断边接上的人，也选了一边。

再说编辑部本身。1952 年的《现代》，和 1945 年创刊时已经很不一样了。创刊时的编委里，有萨特、波伏娃、梅洛-庞蒂、阿隆，还有莱里斯、奥利维耶、波朗，各有各的立场，杂志像一张大桌子。到了 1952 年，阿隆在创刊那一年就走了，梅洛-庞蒂这一年年底也要走。我的读法是，编辑部里说话分量重的，越来越是萨特和一批比他年轻的撰稿人；年轻人有锐气，也更愿意跟着萨特往前走。这样一份杂志，处理一本朋友写的、方向相反的书，本来就很难做到不偏不倚。

我的读法是：这件事里，《现代》编辑部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三角缩影。阿隆早已不在桌边，梅洛-庞蒂人在，却已经快要说不到一起了。剩下的人，多数和萨特站在同一边。一张桌子边如果只剩下一种声音，它做出的事，往往比任何一个人单独做得还要重。让松那篇书评的分量，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有一部分，是这张已经空了几把椅子的桌子给的。这只是一个读法；编辑部里到底谁说了什么，我没有足够的材料，不下判断。

这样说，不是要替任何人开脱，也不是要怪谁。一份杂志的人来人去，是很平常的事。我只是想说明，三角断裂的那一年，不只是三个人的事；他们身边那几张桌子，也都在同时变空。

这一点，第 29 章还会细算。

◆五、三处误传，与 8 月号之后

讲 1952 年这件事，有几处说法流传很广。它们读起来很有戏，可是对不上史料。我把它们放在一起更正，免得读者在别处读到时犯糊涂。

第一处，是萨特那篇回答的题目。常有人说它叫《致我的论敌》之类的名字。不对，它的题目就是《答加缪》。一个题目看似小事，其实很能看出口气：「论敌」二字是把对方定成敌人，「答加缪」只是在回答一个叫加缪的人。萨特那篇文章里的话再尖，题目本身是平的。

第二处，是加缪那句关于母亲的话。很多讲 1952 年的文章说，加缪在一次极左的集会上被人质问，就说了那句宁要母亲的话。这是搅错了时间：那句话出自 1957 年 12 月，加缪领诺贝尔奖期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回答一位阿尔及利亚学生的提问，离 1952 年已经五年多；而阿尔及利亚战争要到 1954 年 11 月才开始（第 20 章讲过）。所以，1952 年的争论里没有那句话，也不可能有。那句话放在第 32 章讲。

第三处，是「整个巴黎知识界一起围攻加缪」。第 27 章已经说过，法国知识界在冷战里是好几块，不是一块。《反抗者》出版以后，也有人站在加缪一边，替他说话。说他「被整个巴黎孤立」，是把他后来几年的孤独感，倒推成了一场集体的行动。孤独是真的，围攻是夸大的。

我花这么一节来更正，是因为这三处误传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让这件事更像一场善恶分明的戏。题目改成「论敌」，萨特就成了恶人；母亲那句话挪到 1952 年，加缪就成了悲壮的英雄；「整个巴黎」一出，就成了一个人对一群人。可是真实的 1952 年没有这么分明。它是几个各有道理、也各有偏见的人，在一块正在裂开的地面上，用文字说了一些再也收不回去的话。

萨特在文章末尾已经说了不再回答，加缪也没有写第二封信，此后两个人没有再公开回应对方。四年以后，加缪出版了一部小说，常被读作对这件事的回答——那就是第 30 章要讲的《堕落》。

两个人此后有没有再见过面？阿伦森在他那本书的导言里写的是：再也没有说过话。萨特 1960 年的悼文里也说，闹翻之后，哪怕再也不见面，也还是另一种一起生活的方式（第 30 章细讲）。偶有在公共场合碰面的说法，我没有核到可靠的出处〔待核：1952 年以后是否见过面、在什么场合〕，不往里添细节。

想读原文的读者，萨特那篇《答加缪》后来收进了他的《境况种种》第四卷；原始出处是《现代》1952 年 5 月号和 8 月号两期。

还要指出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这次决裂，让松那篇书评的论点很快就被人忘了，萨特那篇《答加缪》却被一再重印、一再引用。加缪那封信，也常被收进他的文集。也就是说，这件事最后被记住的样子，不是一场书评之争，而是两个名字之间的绝交。

这正是第 10 章那第一道纹：借出去的东西，记在谁的名下。一个年轻撰稿人写的书评，最后被记在了萨特的名下；一场关于营地的争论，最后被记成了两个朋友之间的恩怨。名字比论点活得久。

◆六、放回日子里

我构想一个家常的例子。

一个小区业主群，三百多人。有位住户老卢写了一篇长帖子，讲物业这几年的账目问题，写得很用心，有数字，有道理，最后一段说，大家应该有分寸，不要把物业经理当成坏人来骂，他也是打工的。

群主让一个年轻的业委会委员写一篇回应。这个委员写得很尖，说老卢的帖子文字漂亮，可最后那一段等于是在替物业说话；又说老卢这些年什么事都没有出过面，只会写帖子。

老卢看了很难受。他没有回那个年轻委员，而是私信群主——他十年的老邻居——说：你在群里放这样一篇东西，就是你的意思。

群主回了一大段，开头说了几句客气话，说这些年大家处得不错，他心里有数。后面却说：老卢你总是站在一边看，不肯下场，这次的事，你不能只讲分寸。

三个人说的都有道理。老卢说的分寸，是真的；年轻委员说的「站在哪边」，是真的；群主说的「不能只在一边看」，也是真的。可这三段话，没有一段是在回答另一段的那个问题。老卢问的是：账到底怎么回事，骂人对不对？另外两个人回答的是：你站在哪边？

群主的爱人，平时最会调和，那天在家里也说了一句：老卢这次是有点清高了。说完，她就不再管这件事了。

那以后，老卢和群主在楼下碰见，还点头，但不再一起去晨练了。

这就是那几篇文字之间发生的事：每个人都在回答一个对方没有问的问题。

带走的话
一场争吵里，最难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每个人都在回答一个对方没有问的问题。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这是现实界那道坎在纸上的回声——加缪守的是具体的人，萨特、让松要的是走进历史；理念界的锋利，把现实界的分歧写成了绝交。

铁三角这一处：萨特与加缪那条没写字据的边，在 8 月号上断了；自我界那一角，就我读到的材料，没有出来接，站到了萨特一边。

第 29 章

断的是哪一角

这一章的问题：1952 年断掉的，是三角里的哪一角；断了以后，每个人身上少了哪一界？

讲到决裂，人们通常只问一个问题：谁对谁错？

这一章不问这个。前两章已经说过，三个人和让松在那几篇文字里，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过头。再判一次输赢，只能是在已经吵完的架上再吵一次。

这一章问另一个问题：断的是哪一角？

这个问题看起来多余。断的当然是萨特和加缪之间的那一条边，谁都知道。可是全书一开头就说了：铁三角不是三个人，是三个界。萨特站在理念界，加缪站在现实界，波伏娃站在自我界；每个人都靠另外两个人，活着自己理论里没写下的那一界。所以，问「断的是哪一角」，不是问哪两个人不说话了，而是问：哪一界离开了这个三角？离开以后，留在三角里的人，少了什么？离开三角的人，又少了什么？

我的答案先放在这里：1952 年断掉的，是现实界那一角。加缪带着现实界离开了三角；理念界和自我界——萨特和波伏娃——还连着。这是我的读法，不是定论，下面会说它可能错在哪里。

下面一节一节说清，为什么这样读，以及这样读能看出什么。

◆一、为什么说是现实界那一角离开了

先看三条边。

第 10 章说过，三角的三条边里，只有萨特和波伏娃那一条是「写过字据」的，就是 1929 年那份契约。另外两条，萨特和加缪之间、加缪和波伏娃之间，都是在报纸、饭局、朋友来往中自然长出来的，从没有人说过「我们之间是怎样的」。第 10 章还留下一个读法：最容易一碰就断的，多半是没写字据的那两条。

1952 年的事，看起来印证了这个读法。萨特和加缪那一条，在 8 月号上公开断了，这是摆在纸面上的事实。加缪和波伏娃那一条，没有一篇文章去断它。第 28 章讲过，波伏娃在这件事里站在萨特一边；此后她和加缪之间有没有私下的往来，我没有核到可靠的记载〔待核：1952 年以后波伏娃与加缪是否还有私下来往〕。

所以这里要说清：「这一条也跟着断了」，是我的读法，不是传记里查得到的事实。我是这样读的：一个人站到了一边，另一边的人又在公开的文字里被推开，那条没有写过字据的边，就剩不下多少东西可以靠，撑不起一个角。这个读法如果成立，那么两条边连着同一个顶点——加缪——两条边都松了，这个顶点就离开了三角。剩下的，是萨特和波伏娃之间那一条写过字据的边。三角变成了一条线。

按这个读法，从形状上看，离开的是加缪那一角。

这里要先回应一个反对的读法，因为它很有道理。

有人会说：离开三角的，明明是萨特。1952 年以前，三个人都站在冷战那道坎的中间；是萨特往前迈了一步，走向和共产党同路，加缪只是留在原地。照这样看，变的是萨特，走的是萨特，断出去的应该是理念界那一角。

这个读法有一半是对的：在政治立场上，确实是萨特先动了。可是三角不是按立场画的，是按「谁和谁还连着」画的。萨特动了一步，波伏娃跟他在同一边，《现代》编辑部也大多在同一边；萨特身边的那条写过字据的边，一点没松。动的人身边，人没有少。留在原地的加缪身边，两条边都断了。一个三角里，哪个顶点和另外两个都断了联系，哪个顶点就离开了三角——不管是谁先挪的步。

这就像一家三口吃饭，丈夫突然换了座位，坐到了妻子旁边；原来坐在中间的孩子没动，可是现在，两个人在桌子这头，孩子一个人在那头。先动的是丈夫，被留在一边的是孩子。

我还要说清，这个读法可能错在哪里。如果后来查到，1952 年以后加缪和波伏娃之间私下仍有不少往来，或者萨特和加缪在某些场合仍保持着朋友式的交谈，那么「两条边一起断了」这一句就要改，离开三角的就不是一整个顶点，而只是一条边。到那时，这一章的读法要退一步：断的是一条边，不是一角。我在待核清单里把这一条列出来。

再从三界上看。加缪那一角，是现实界：在一个不给答案的世界里，照样把日子过下去；看得见的是具体的人，马车里的孩子，营地里的人，电车上的老太太。第 27 章说过，冷战让现实界变了形，分成了两种看法：加缪的看法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萨特要去的是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1952 年的决裂，就是这两种「现实」分了家。萨特那一边留下的，是作为历史的现实；加缪带走的，是作为具体的人的现实。

而三角原本靠的，是后一种。第 9 章写过，1944 年萨特为《战斗报》写解放报道，是加缪那一边把他请到了街上，给了他一个落脚作证的现场。那个现场，不是一段抽象的历史，是一条一条具体的街，是一个一个在街上的人。三角里的现实界，原本就是这样一种贴着地面的东西。它随着加缪一起走了。

◆二、理念界和自我界还连着

现实界离开了，剩下的两界还连着。这件事也要说清楚，因为它决定了三个人后来的路。

萨特和波伏娃之间那一条边，1952 年以后照样在。他们照样一起编《现代》，照样把稿子给对方看，照样一起旅行。波伏娃的生活里有了朗兹曼，萨特的生活里也有别的人，可他们那份「必然的爱」，没有因为 1952 年动摇。这条边，是三条边里唯一写过字据的，也是唯一没断的。

这里要先说一句公道话。萨特和波伏娃这一条边没断，不能读成他们俩「抱团」，也不能读成波伏娃「跟着萨特走」。第 24 章会专门讲：波伏娃是第三个角，不是影子。她在 1952 年站在萨特一边，是因为在冷战那道坎上，她自己的判断也落在了那一边。她当时正在写的《名士风流》，就是在用她自己的笔，把这些年知识分子在两个阵营之间的为难写出来。那是她自己的功课，不是替萨特做的。

可是从三角的角度看，理念界和自我界还连着，有一个直接的后果：萨特身上，自我界还在，现实界没了。

第 5 章说过，萨特靠两样东西：自我界的托底，和现实界的作证。自我界那一份，是波伏娃，她还在。现实界那一份，原来有加缪、有《战斗报》、有解放时的那条街。这一份，1952 年以后没了。

这就是为什么第 27 章写到的那一步，在 1952 年看起来格外急：萨特走向与共产党同路，正是在这一年。我的读法是，这两件事可以放在一起看。三角里现实界的那一角走了，萨特得自己去找一块现实。他找到的，是工人、是党、是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这是一种「补角」：用一段历史，去补那个离开的人。这一层，第 31 章会细讲。

波伏娃身上，情形不一样。她靠的是理念界的框架和现实界的肉身经验。理念界那一份，萨特还在。现实界那一份，第 7 章说过，一半在她自己的身体和脚步上，一半在加缪那一边打开的门里。加缪走了，那扇门关了；可她自己的那一半还在。她 1947 年去过美国，在芝加哥认识了艾格林，此后多年往返；1955 年她又去了中国，后来写了《长征》。她的现实界，不全靠加缪那一扇门。所以，三个人里，1952 年以后受这一角离开影响最小的，可能是她。她站在两角之间，手里还有一半自己的现实。这一层，第 33 章再说。

把三个人在 1952 年前后的三界放在一张表里看，会清楚一些。表里只写三角给的那一份，不写每个人自己身上本来有的。这张表是我那个读法的图示，不是查出来的账。

三人 1952 年以前，三角替他补着的 1952 年以后，三角还替他补着的 少了的那一份
萨特 自我界（波伏娃）；现实界（加缪、《战斗报》那一边的作证） 自我界（波伏娃） 现实界的作证
加缪 理念界（巴黎的名分与讲台）；这个圈子的友谊（巴黎的自我界） 基本没有（按本书读法） 两份都少了
波伏娃 理念界（萨特的框架）；现实界的一半（加缪那一边打开的门） 理念界（萨特的框架） 现实界的那半扇门

这张表要竖着读最后一列。三个人少的，都和现实界或加缪有关；可少得最多的，是加缪自己。这就是一个顶点离开三角的样子：剩下的两个人各少了一份，离开的那个人少了两份。

还要看一眼这条剩下的线本身。

第 8 章说过一个木匠的道理：三角形不会变形，拿掉一条边，剩下的两条边就成了一把剪刀，绕着顶点随便开合。1952 年拿掉的不是一条边，而是一整个顶点，连带着两条边。剩下的连剪刀都不是，只是一根线。

一根线有一根线的好处：它两头拴得很紧。萨特和波伏娃之间这一条，1952 年以后又走了将近三十年，一直走到 1980 年萨特去世，走到 1986 年两人合葬在蒙帕纳斯公墓。在一个处处在断的年代里，这条线没断，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可一根线也有一根线的难处：它立不住。三条腿的凳子放在哪里都不晃，两条腿的凳子却总要靠着一面墙。1952 年以后，萨特和波伏娃这一条线靠着的那面墙，就是他们各自去找的现实：萨特靠的是一段历史、一个政党、后来是一场又一场的抗议和请愿；波伏娃靠的是她自己的旅行、她和朗兹曼的生活、她后来越来越多地去看的那些具体的人——女人、老人、病人。两个人都在给这条线找一面墙。这面墙，就是他们在补那一角。

我还注意到一件事，可以说明这条线有多细。1952 年 12 月，梅洛-庞蒂也卸下了《现代》的政治编辑，他和萨特之间有过一场很不愉快的分手；1955 年，他出版《辩证法的历险》，里面有一章专门批评萨特的政治立场。也就是说，1952 年前后，萨特身边那张大桌子上的人，是一个一个走的。加缪是第一个，也是走得最响的一个。剩下来的萨特和波伏娃，越来越像是两个人守着一张空了好几把椅子的桌子。

这一层，不是要说萨特「众叛亲离」——这种说法太重，也不公道。他身边照样有很多人，有年轻的撰稿人，有新的朋友，有一批又一批来听他说话的人。我只是想说：围在一个人身边的人多，不等于他的三角还在。第 8 章说过，人多不等于角多。1952 年以后，萨特身边的人更多了，角却少了一个。

◆三、离开的那一角，带走了什么，又丢下了什么

再看加缪。

加缪带着现实界离开了三角。可是对他自己来说，离开三角，意味着他少了另外两界：理念界的名分与舞台，自我界那份巴黎的温度。

先说理念界。第 6 章讲过，加缪在巴黎需要一个名分：一个从阿尔及尔来的年轻人，要有人认他、有讲台给他、有人把他的书和巴黎正在讨论的大问题放在一起谈。1947 年《鼠疫》出版以后，这份名分他已经慢慢有了自己的。可是 1952 年以后，巴黎最有影响的一份杂志，和这份杂志身边的一大片人，不再认他是自己人了。他的书照样卖，可是他在巴黎思想界的讲台，窄了很多。

这里我用一下九宫格里的一格，说清他失去的是什么。萨特那一边的「历史」，在这场争论里，落在信息这一维的「逻辑」上（E2 信息：符号、逻辑、数学）。为什么是逻辑？因为萨特回答加缪的，主要是一套推得下去的道理：人生在历史里，没有一个干净的看台，所以不选也是一种选。这套道理有它的力量，它能把一个人的位置说得明明白白；它的难处，是推理一路顺下去的时候，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容易从句子里掉出去。加缪最不放心的，正是这一点；而在 1952 年的巴黎，思想界的讲台，正是被这样的推理占着。我的读法是，他离开三角，也就离开了这个讲台。这一格只在这里用，是读法，不是定论。

再说自我界。加缪在巴黎的那份温度，有很大一部分是这个圈子给的：一起读戏，一起熬夜，一起在解放的街头走。第 8 章说过，那份友谊的温度，有很大一部分是波伏娃在维持。1952 年以后，这份温度没有了。他在巴黎还有别的朋友，有剧团里的人，有出版社里的人，有他自己的家；可是那个和他一起站在 1944 年的圈子，没有了。

后来几年，加缪常被写成一个孤独的人。我不写成心理上的判断，只说能看见的事实：1952 年以后，他的书照样在出，1954 年有散文集《夏天》，1956 年有《堕落》；变窄的，是他在巴黎思想界的那块讲台。这几年里，他还要面对阿尔及利亚越来越坏的局势。1954 年 11 月，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了。他那一角的现实界，从此变成了一块最疼的地。

所以，加缪带走了现实界，也丢下了理念界和巴黎的那份自我界。三角断了一角，断角的人和剩下的人，都少了东西。这正是定音句最后一句的意思：1952 年断了一角，剩下的人用余生去补那个角。还要补一句：断出去的那个人，也用余生在补另外两界。

◆四、三个人各自对在哪里

讲到这里，要把三个人在这件事里各自对的地方说清楚。不说清楚这个，三界的读法就会变成一张记过的单子。

加缪对在哪里？他对在：不肯让任何一段历史去抵消一个具体的人。这是现实界最硬的一条道理。后来几十年，人们对二十世纪那些以将来为名的暴力知道得越来越多，加缪在 1951 年说的话，看起来越来越站得住。他也对在：一场争论要回答的，应该是论点本身，而不是「你站在哪边」。他那封信最有力的地方，就是要求对方回到营地这件事上来。

萨特对在哪里？他对在：一个人确实不能站在历史外面说话。他的自由哲学从一开头就说，人在处境里，连不选也是一种选。1952 年他把这句话用到了自己身上：他不愿意在一个工人罢工、殖民地打仗的年代里，只做一个说「两边都不对」的人。他也对在：他后来看清了苏联的问题，1956 年公开谴责出兵匈牙利，并没有把同路走成盲从。他走进历史，是想让自己的自由落地；落的地是不是对，可以争，可他想落地，这一点是真的。

波伏娃对在哪里？她对在：她没有假装中立。在一场两边都有道理的争论里，她按自己的判断站了一边，而且后来用一部小说，把这些年知识分子的两难，写得比任何一篇论战文章都细。她对在：她没有把自己的位置交给别人来定。《名士风流》里那些人物在政治和友情之间的拉扯，不是哪一方的辩护词，而是一份记录。三个人里，把这段日子完整地记下来的，又是她。

三个人都对。可三个人对的，是三个不同的地方：加缪对在现实界的人，萨特对在理念界的处境，波伏娃对在自我界的记录。这一点很像第 28 章说的：四篇文字问的是四个问题。三个人的「对」，也是三种对，彼此不能替代，也彼此不能说服。

这就是三角断裂最让人难受的地方：不是好人和坏人分了手，而是三种对，在一块裂开的地面上，没有地方再放在一起。

◆五、每个人的缝，在这里怎样露出来

对讲完了，再看缝。每个人的缝，在 1952 年都露了一下。

萨特的缝，全书的判语是：他教的是孤身一人的自由，他靠的是一个永远在场的人。1952 年，这道缝换了一个样子露出来。他在《答加缪》里说，人不能站在历史外面；可是那个曾经把他请到历史街头的人，正是他这次推开的人。他教的是走进现实，他推开的是现实里那个最贴着地面的朋友。我的读法是：他要的现实，是可以用道理推出来的现实；而加缪那种现实，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推不出来、只能看见的。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我没有办法知道，这里只讲形状：理念界的人最容易有的缝，是以为想清楚了的现实，就是现实本身。

加缪的缝，判语是：他教的是推石头，他靠的是晒太阳。1952 年，这道缝也露了一下。他在信里要求对方回到论点上来，可他自己那封信，也没有完全回到论点上：他越过让松去找主编，把书评算在萨特账上，信里还有好几处话在暗指萨特本人。他教的是有分寸的反抗，他自己在受伤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守住分寸。这不是说他虚伪。一个人被伤到，说重话是常事。我只是想指出：他教的分寸，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要靠内里的热撑着的事；人在被伤到的时候，这份热不一定够用。

波伏娃的缝，判语是：她教的是「做自己」，她靠的是「渡萨特」——也渡了她自己。1952 年，这道缝露在她没有做的那件事上。三角最亮的那几年，她是那个把一群人拢在一起的人；她的哲学说，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可在这一次，就我读到的材料，她没有出面去拢加缪。这一点不能怪她：在一场站队的争论里要她去调停，本来就不公平；而且，按她自己的道理，她站在自己认同的一边，也是在「做自己」。可是从三角的角度看，这正是她那道缝的样子：她的「做自己」和她的「渡」，在这一次指向了同一个人——萨特；那个本来也在她的自我界里的加缪，就落在了两者之外。

三个人各有各的缝，可在 1952 年，还有一道缝是三个人共有的（这也是我的读法）。第 10 章说过第二道纹：没有人学自己缺的那一界。到了这一年，这道纹的后果出来了。萨特没有学过怎样在一个具体的人面前停下来，因为那一份一直有加缪；所以三角里的现实界一走，他去找的，就是另一种能用道理推出来的现实。加缪没有学过怎样在巴黎的讲台上和体系对体系地交锋，因为那几年认他、给他讲台的，正是这个圈子；所以讲台一收，他就只能用一封信去回答一整套推理。波伏娃没有学过怎样在两个都在她自我界里的人之间各留一条路，因为那几年三个人从没被逼着分开过；所以真到要分的时候，她只能跟着那条写过字据的边走。

三个人都不是不会，是从来用不着会。三角稳的时候，这是福气；三角断的时候，这就成了每个人身上一块没有备份的空白。

三个人的缝，在 1952 年都露了，可都只露了一下。真正的账，要到后来才算得出来。三本书——一本小说、一本小说、一篇悼文——会把这笔账写回去。那是第 30 章。

最后还要把话说回来，免得这一章读起来只剩下失去。

第 4 章立过一条可错预言：断了一角之后，剩下的人都会试着自己去长出失去的那一界；而三个人最后的作品，都走向了自己理论里缺的那一界。这一章不去对表，对表是第 34 章的事。这里只指出：如果这条预言是对的，那么 1952 年的断裂，除了是一次失去，也是一次被逼着长。

第 10 章说过一句让人不安的话：三角里的人越成功，越不需要三角。现在可以把这句话倒过来说：三角一断，每个人都不得不去学自己从来用不着学的那一界。萨特得自己去找现实，加缪得自己去搭讲台、守住那份热，波伏娃得自己去推开另外半扇门。他们学得好不好、学成了什么样子，要看第七编。

我在这里只想说一句：这不是在替断裂找好话。断了就是断了，三个人都为此付出了很多，有些东西再也没回来。可是一个人一辈子用不着学的东西，往往要等到失去了那个替他做的人，才开始学。这件事在三个大人物身上是这样，在普通人的家里也是这样。

◆六、放回日子里

我构想一个家常的例子。

一户人家，老两口带着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出嫁后住得不远，常回来。家里的事向来是这样分的：父亲拿主意，大事小事都要他说一句；母亲管着一家人的饭和心情；儿子在外头跑，修房子、找人办事、跟街道打交道，都是他。

有一年，为了老房子拆迁，父亲和儿子吵翻了。父亲要拿房子，说这是给子孙留的根；儿子要拿钱，说他在城里的孩子要上学，房子留着没人住。两个人说的都有道理。吵到最后，父亲说了一句很重的话，意思是儿子眼里只有眼前那点钱。儿子回了一句更重的，意思是父亲一辈子只会坐在屋里说话。

母亲那天站在父亲这边。不是因为她觉得儿子错了，而是因为几十年来，她和丈夫在大事上从来是一个声音。

儿子搬出去住了，过年也不回来。

一年以后，家里第一件出事的，是老房子的屋顶漏水。以前这种事，打个电话给儿子，第二天就有人来修。现在父亲自己爬上梯子去看，看了半天，不知道该找谁。母亲去街道办一份证明，跑了三趟没办下来——以前这种事她从来不用管。

儿子那边，也不好过。他在城里自己找房子、自己带孩子，什么事都办得利落。可是逢年过节，他总觉得少点什么。孩子问起爷爷奶奶，他不知道怎么答。有一次孩子要写作文，写「我的家」，他想了很久，不知道该从哪里写起。

这个例子里，没有谁是坏人。断掉的，是这家人身上「在外头跑」的那一界。父母少了它，屋顶漏了不知找谁；儿子带着它走了，却丢下了家里那份「拿主意」的底气，和母亲那份把一家人拢在一起的温度。

母亲站在父亲这边，这个家就从一个三角变成了一条线。线也能过日子，只是有些事，从此要自己学着做了。

带走的话
断掉一角，不只是少了一个人，是剩下的人少了一界，离开的人少了两界。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现实界那一角离开了三角——加缪带走了贴着地面的现实；萨特和波伏娃还连着，理念界与自我界仍在一条边上。

铁三角这一处：按本书的读法，两条没写字据的边都松了，写过字据的那一条留了下来；三角变成一条线。萨特少了现实界的作证，加缪少了理念界的讲台和巴黎的那份温度。

第 30 章

三本书对写：《名士风流》《堕落》与一篇悼文

这一章的问题：一次断裂之后，三个人怎样用自己的笔，把它写回去？

◆一、先说三拍：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

1952 年的那几篇文字，是断裂本身。断了以后，三个人并没有就此不提。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他们各自写下了一样东西，都和这件事有关：1954 年，波伏娃出版小说《名士风流》；1956 年，加缪出版小说《堕落》；1960 年 1 月，加缪车祸去世，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

一部写这些年的长篇，一部只有一个人说话的短篇，一篇短短的悼文。三样东西长短不一，写法不一，可以放在一起读。

怎么放在一起读？我用一个本书的说法，叫「123 原理」，就是一件事发生时走的三拍。用大白话说：

第一拍，张力积累。一样东西在暗处一点一点地压着，没有说出来，可是越压越紧。

第二拍，形状改变。压到某一处，原来的样子撑不住了，换了一个形状。这不是坏掉，是变成了另一样东西。

第三拍，回写。新的形状出来以后，回过头去改写旧的那一段：从前的事，被重新读了一遍，有了新的意思。

三本书，正好落在这三拍上。《名士风流》是把这些年积下来的张力，一层一层摆出来；《堕落》是一个形状的改变，加缪写出了一个他以前从没写过的人；萨特的悼文是回写，在加缪死后，把这段友谊重新读了一遍。

我要先说清一件事：下面讲到书里的人物「常被读作」谁，都只是常见的读法，不是定论。小说就是小说，作者没有说哪个人物是谁，读者把它和真人对上，是读者的事。我会把这种读法写出来，因为它确实流传很广，也确实能帮人读懂这些书；但我不会把它写成事实。

◆二、第一拍：《名士风流》，把张力摆出来

《名士风流》1954 年出版，同年得了龚古尔奖。这是波伏娃最长的一部小说，写的是二战结束以后几年里，巴黎一群左翼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办报，写书，争论，相爱，在两个阵营之间犹豫。

书里有几个主要人物。一位是年长的作家迪布勒伊，很有声望，一心要在政治上做点事；一位是年轻一些的作家兼报人亨利·佩隆，主编一份从抵抗运动里出来的报纸；还有迪布勒伊的妻子安娜，一位精神分析师，书里的叙述在她和亨利两个人的眼睛之间轮流换。安娜在书里去了美国，和一位美国作家刘易斯·布罗根有一段恋情。

这几个人物，常被读作真人的化身：迪布勒伊常被读作萨特，亨利常被读作加缪，安娜身上常被认出波伏娃自己的影子，布罗根常被读作艾格林。这个读法，波伏娃本人明确不赞成：据她在回忆录里的说法，她讨厌影射小说，亨利不是加缪，迪布勒伊和萨特只有表面上的相似，她只承认布罗根最像一个真人，就是艾格林，这部书也是题献给他的〔待核：回忆录原文页码〕。所以下面凡是写到人物和真人的对应，都只是读者的读法，不是作者的意思。

小说里最要紧的一条线，和 1952 年那场争论很像：亨利手里有关于苏联劳改营的材料，要不要在报上登出来？登出来，是说了真话，可是会被反共的一方拿去用；不登，是顾全了阵营，可是对不起那些关在营地里的人。迪布勒伊反对登，亨利想登，两个人因此闹翻；小说写到后来，两个人又走近了，只是并不亲热〔待核：这条线的情节细节，对原书核〕。要注意，小说里的这些事，故事时间比 1952 年早。

读到这里，就能看出这部书为什么是「张力积累」。它写的不是 1952 年那一次决裂，而是决裂之前那几年里，所有压着的东西：要不要说真话，说了替谁说，朋友和立场哪个重，一个人在报纸上写的话还是不是他自己的话。第 27 章讲的那道坎，第 28 章讲的那几个问题，在这部小说里都有，而且是被一个个具体的人在具体的饭桌上、具体的深夜里争着、犹豫着。

这里有一处，我认为值得注意，但要说得很小心。小说里那两个常被读作萨特和加缪的人物，最后又走近了；而现实里，萨特和加缪没有。有人把这读成波伏娃在纸上替三角补边。这是读者的读法，不是她的意思，她自己明说过不要这样对号入座，所以它很可能错。我自己只取其中很小的一层：一部写这些年的小说，让那两个人物走回了同一张桌子边，这件事本身，同 1952 年那两个真人的结局放在一起看，是有对照的。这不是说她后悔了，也不是说小说就是她的心意。

还有一层，是安娜和布罗根那一条线。安娜在美国的那段恋情，写得很长，也很动人。它常被读作波伏娃和艾格林的那段往来。据说艾格林本人后来对这部书、以及波伏娃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到他的那些段落，并不高兴。这一层第 33 章会细讲，这里只说一句：在这部书里，波伏娃把她自己那「现实界的一半」——在另一片大陆上、在另一个人身边过过的日子——也放了进去。我用三界来读这部书，也只是个读法：如果硬要分，迪布勒伊那一边更偏理念界的人，亨利那一边更偏现实界的人，安娜那一边更偏自我界的人；这是在读书里的人，不是在读真人。

这部书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铁三角。它拿到了龚古尔奖，书卖得很好。据说它也让一些熟人不太舒服，因为有人从里面认出了自己。

◆三、第二拍：《堕落》，一个形状的改变

再看《堕落》。

《堕落》1956 年出版，篇幅不长。全书只有一个人在说话：一个叫克拉芒斯的法国人，在阿姆斯特丹一家小酒吧里，对一个萍水相逢的听者，讲了好几个晚上自己的一生。听的人始终没有开口。

克拉芒斯原来是巴黎的一位律师，专替孤儿寡母和弱者辩护，人人称道，他自己也很得意。他讲到一个晚上：他走过塞纳河上的一座桥，桥上有一个年轻女子；他走过去以后，听见了落水的声音和呼救声，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也什么都没做。过了几年，他又在另一座桥上听见身后传来一阵笑声，回头看却没有人。从那以后，他开始看清自己：他做的那些好事，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喜欢站在高处、喜欢被人称道。

后来他离开巴黎，到了阿姆斯特丹，干起了一种他自己起名叫「忏悔法官」的营生：先对人坦白自己有多么不堪，等对方被这份坦白打动，再把这面镜子转过去，让对方看见自己身上同样的东西。他贬低自己，是为了重新站回一个可以审判别人的位置。

这部书，常被读作加缪对 1952 年那场争论的回答：克拉芒斯那种「先认罪、再审判」的做法，常被读作是在讽刺萨特那一方动辄要求别人表态、批判别人的风气。这个读法流传很广，我照实写出来。

可是只这样读，会读小这部书。还有一个同样常见、也同样有道理的读法：克拉芒斯写的，也是加缪自己。一个替弱者说话、名声很好的人，一个被人当成道德榜样的人——这不也是 1950 年代加缪在很多读者心里的样子吗？第 28 章说过，让松那篇书评最重的一层意思，是说加缪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不必弄脏手的高处。我的读法是：《堕落》里，加缪把这句批评接了过来，放在自己身上照了一照。克拉芒斯的那面镜子，转向的不只是巴黎的论敌，也转向了写他的人。

萨特本人在 1960 年的悼文里，把《堕落》称作加缪也许最美、也最不被理解的一本书（下一节再讲）。这样看，这部书最懂它的读者之一，正是它常被读作讽刺对象的那个人。这一点，让我们对「回击」这种读法，最好留一点余地。

为什么说这是「形状改变」？因为加缪从前写的人，不是这样的。《局外人》里的默尔索，是一个不肯说假话的人；《鼠疫》里的里厄医生，是一个每天做该做的事的人；《正义者》里的那个年轻人，看见马车里有孩子，就不扔炸弹。他们都站在现实界里，站得很直。克拉芒斯不一样。他也站在现实界里——他听见了落水声，那是最具体的现实——可他没有动。加缪第一次写了一个在具体的人面前没有动的人，一个站在现实界却背对着现实的人。

这正是 1952 年以后加缪自己的处境的倒影。他是现实界那一角，他一生守的就是「具体的人」。可是三角断了以后，他离开了巴黎那个圈子，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又让他左右为难：他反对殖民地上的不公，也反对针对平民的炸弹，两边都要他表态；1956 年 1 月的呼吁没有成以后，他有一段时间不再公开谈这件事（第 20 章讲过）。我的读法是：这几年里，现实界那一角自己，也有点像站在桥上的人，夹在两边的喊声之间。

我用一下九宫格里的一格。加缪靠的那份地中海的阳光，前面一直落在能量这一维的「内能」上（E3 能量：内能、动能、势能）：它是一种存在身体里、别人给不了也拿不走的热。《堕落》的背景，放在阿姆斯特丹：雾、运河、灰色的天，一圈一圈像地狱一样的运河。书里几乎没有阳光。我的读法是，这部书写的，正是那份内能快要耗尽时一个人的样子：没有阳光的地方，一个人身上的热，就只够用来审视自己了。

还有书的结尾。克拉芒斯讲到最后，朝着那个落水的女子喊话：再跳一次吧，好让我有第二次机会，把我们两个人都救了。可话音刚落，他就缩了回来：要是真被当真了怎么办？水那么冷。然后他说，幸好，现在已经太晚了，永远都会太晚〔待核：结尾段落的大意，对中译核〕。这里我只转述大意，不替他造句。这个结尾很要紧，因为它没有给出一个漂亮的悔改：加缪没有让克拉芒斯说「下一次我会跳」，而是让他连「再来一次」也躲开了。那个问题就悬在读者面前。

我的读法是：这个悬着的问题，也可以读作加缪留给他自己的问题。一个守着具体的人的作家，下一次在具体的人面前，会不会动？一年以后，他在斯德哥尔摩回答了一位阿尔及利亚学生的提问，说出了那句宁要母亲的话。那是不是他的「跳下去」，第 32 章再说。

这是形状的改变：不是加缪变坏了，而是他那一角的形状，在断裂以后，换了一个样子。从推石头的人，变成了在桥上停住的人。

◆四、第三拍：一篇悼文，回写

1960 年 1 月 4 日，加缪在从南方回巴黎的路上遇车祸身亡，同车的是出版人米歇尔·伽利玛。他的公文包里，有一部未完成的小说手稿，就是后来的《第一人》。这一段，第 32 章细讲。

三天以后，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篇悼念加缪的文章。这篇文章不长，今天读得到。下面我只转述它的意思，不加引号。

文章开头说，直到不久前，人们还在问：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他暂时选择了沉默，被一些必须尊重的矛盾撕扯着；他是那种可以等的人，因为这样的人选得慢，选了就忠于自己的选择。接着是最常被转述的一层：萨特说，他们两个闹翻了；可闹翻不算什么，哪怕再也不见面，也不过是另一种一起生活的方式，在大家都只能住在里头的这个狭窄的小世界里，彼此并没有把对方丢出视线。他还说，自己常常会想：加缪对眼前这件事怎么看？此刻，他怎么看？

再往下，是对加缪的评价。萨特说，加缪的沉默，他有时觉得太谨慎，有时觉得痛苦；人们是活在他的思想里，或者活在对他的思想的反对里，尤其是《堕落》，也许是他写得最美、也最不被理解的一本书。然后是文章里那个定位：在这个世纪里，与历史作对，加缪是一长串法国道德家的当代继承人——后人常把这条线从蒙田、帕斯卡数起，那些不写体系、而写人该怎样活的作家。萨特还说，加缪的人文主义固执、狭窄、纯粹，严峻又不乏感官的热，同这个时代庞大而变形的事件打着一场胜负难料的仗；他又靠一次次的拒绝，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重新肯定了道德这件事的存在。

为什么说这是「回写」？

因为这篇文章做的事，是回过头去，把 1952 年那场争论重新读了一遍。1952 年，萨特回答加缪的主线是：你离开了历史。到了 1960 年，他说加缪是「与历史作对」的道德家的后人，这一回，不是责备，是敬意。同一个人，八年前被放在历史这把尺子上量，八年后被放在道德家这把尺子上量。前一把尺子，加缪不够长；后一把尺子，加缪很长。

这不是萨特收回了他的立场。他对历史、对介入的看法，并没有因此改变，文章里也没有这样说。可是在他对加缪的读法里，有一样东西换了位置。

我的读法是：这是理念界那一角，在现实界那一角死去以后，第一次用另一把尺子去量它。1952 年，在萨特的论证里，那种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现实，说得很少；1960 年，那个守着具体的人的人不在了，萨特在悼文里，承认了那种守法本身的分量，也承认了它让人难受。这就是回写：一个已经不在了的加缪，回过头去，改写了旧的那一段。

还要注意这篇悼文出现的地方。萨特没有写一封私信，没有在朋友之间说几句话，而是在一份周刊上公开发表。这是理念界的人表达的方式：把一件事想清楚，写出来，让所有人都读得到。1952 年那场决裂，是在一份杂志上公开发生的；八年以后，这次回写，也是在一份报刊上公开发生的。断在纸上，回写也在纸上。这很像这两个人：他们最深的交往，始终有一部分是借着印刷品进行的。

这篇悼文也是一个提醒：回写来得太晚了。三角断开的八年里，两个人没有再坐到一张桌子边。悼文写得再好，那个人已经读不到了。

◆五、三拍连起来看：谁在补哪一角

现在把三本书连起来看。

第一拍，《名士风流》，是自我界那一角在写。波伏娃把这些年积下来的所有张力，一层一层摆在一部小说里，书里那两个常被读作萨特和加缪的人物，最后又走近了。我的读法是，她用记住日子的本事，在纸上把断开的边试着接了一下——这一层她自己未必认，所以只是读法。

第二拍，《堕落》，是现实界那一角在写。加缪离开三角以后，写了一个在现实面前没有动的人，把别人对他的批评，放在自己身上照了一照。这是他在补：补他少了的那份自我审视——以前那一份，有巴黎这个圈子替他照着；现在没有了，他自己来。

第三拍，悼文，是理念界那一角在写。萨特在加缪死后，换了一把尺子，承认了具体的人那一种现实的分量。这是他在补：补 1952 年那一回论证里说得很少的那一角。

这里有一件事很耐人寻味：三个人补的，都不是自己的中心，而是三角断开时自己那一边没有顾到的那一处。波伏娃那一回没有出面去拢，小说里有人走回了同一张桌子；加缪受伤时话说得重，他在小说里把镜子转向了自己；萨特 1952 年只用历史这一把尺子量加缪，他在悼文里换了一把。这些都是我的读法。三个人都在纸上做了一件现实里没来得及做的事。

三个人，三样东西，都在往自己缺的那一界走。

再看三样东西的写法，也能看出三界。波伏娃写的是一部有很多人的长篇，每个人都有名有姓、有饭桌、有爱人，日子一天一天地过——这是自我界的写法，重在记住每一个人。加缪写的是一个人的独白，没有情节可言，只有一个人对着另一个人，一层一层剥开自己——这本是加缪最不常用的写法，他从前写的人都在做事，这一次只在说话。萨特写的是一篇不长的文章，把一个人放进一条传统里去量——这是理念界的写法，重在给一个人一个位置。三个人各用自己的手艺，去碰自己手艺以外的那一界。这和第 4 章那条可错预言的方向是一致的。可是这一章只记下方向，不下结论：这三样东西是不是真的走到了缺的那一界，还是只是在门口望了一眼，要放到第七编三个人后来的路上，再到第 34 章逐条去对。

还要说清这一章可能错在哪里。三拍的读法，是把三本书按年份排了一个顺序，再给每一本派一拍。这样排很清楚，但也有硬套的危险：《名士风流》里也有形状的改变，《堕落》里也有回写，悼文里也压着八年的张力。三拍不是三本书各占一拍，而是每一本里三拍都有，只是轻重不同。我按最重的那一拍来排，是为了讲得清楚，不是说事情就是这样分的。

◆六、放回日子里

我构想一个家常的例子。

两个中学时的好朋友，阿蕙和小涂，毕业后一起在一家装修公司做了好几年。阿蕙画图，小涂跑工地。后来公司接了一个大单，甲方要赶工期，阿蕙说先按图纸来，有问题再改；小涂说那几处墙体有隐患，不改不能动工。两个人在会上吵翻了。小涂辞了职，去了别的城市。

这之后几年，三件事慢慢发生了。

第一件，是她们共同的朋友，一个喜欢写东西的女孩，在网上写了一个长篇连载，讲几个年轻人在装修公司的故事。故事里有一个画图的、一个跑工地的，吵过架，最后又在一个工地上碰见，一起把一面墙修好了。认识她们的人都说，这写的就是阿蕙和小涂。写的人说，不是，是好几个人拼的。这是第一拍：一个记日子的人，把压着的东西摆了出来，还在纸上给了一个现实里没有的结局。

第二件，是小涂在新的城市里，有一次自己负责的工地上出了一个小事故，有个工人受了点伤。她本来最看不得别人赶工、不顾安全，可那一次，她也因为赶工期，签了一个本来不该签的字。她后来跟人说，那天晚上她才明白，当年阿蕙那样做，也许不全是因为不在乎。这是第二拍：一个人的形状变了，她在自己身上，看见了她当年最反对的那样东西。

第三件，是很多年以后，小涂不在了，阿蕙赶到告别会，已经晚了。阿蕙在告别会上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小涂这个人，一辈子在跟墙较劲，她信的是墙不会骗人；我们那时候吵，是因为我信的是图纸。这是第三拍：回写。旧的那一场架，被重新说了一遍，有了另一个意思。可是听这几句话的人，已经不是小涂了。

带走的话
断裂之后，有人把它写成故事，有人在自己身上看见了它，有人在告别时重新读了它；三种写法，都是在往自己缺的那一界走。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三界各写一拍——自我界（波伏娃）把张力摆出来，现实界（加缪）换了形状，理念界（萨特）在悼文里回写。

铁三角这一处：断了的边，在纸上被接了三次：小说里的和解，小说里的自审，悼文里的另一把尺子；都没能在活着的时候接回去。

咖啡馆这一年：阿实退股

（这一年是「三把椅子」的第六年。）

第六年开春，老街的地面又变了。前两年修路的事，大家还记得；这一回不挖路，是整条街被划进了「文创街区」。

先是区里出了规划，路灯换成仿古的，街口立了一块大牌子。紧跟着，房东来了，说续约的时候房租要涨，涨的数目让阿实算了一个晚上。到了夏天，街尾开了一家连锁咖啡店，门脸是三把椅子的三倍大，开业那一周买一送一。

三个人照常每月十号对账。那几个月的账，一个月比一个月薄。

林思先拿出了办法。她说，街区要变了，来的人也要变，我们不能还是老样子。她的方案是升级：重新装修，换一套更贵的杯子和豆子，菜单提价，加入街区的商户联盟，跟着街区一起做活动、上宣传。钱不够，她找到了一个愿意入股的朋友。

阿实也拿出了办法，方向正好相反。他说，涨的是房租，不是客人的钱包。我们的老客，是附近的住户、上班的人、周二那位老太太，他们不会因为路灯换了就多花钱。他的方案是收紧：不装修，不提价，限定饮品的卡片停一停，周末那个兼职不再续，先把这一年熬过去。

两个方案摊在大桌子上，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件事本来可以慢慢谈。可是林思那时请了一个做餐饮运营的朋友来帮忙，叫小简，年轻，懂行，说话快。林思请她给两个方案都写一份意见。小简写得很认真，可她对阿实那个方案下的判断很重：说这是守着账本、不看外面，说照这个路子，三把椅子会变成一家老街上慢慢关门的小店。这份意见，林思转发到了三人的群里。

阿实读完，很久没有回。第二天早上，他在群里发了一段很长的话。开头称的不是「思思」，也不是平常那样直接说事，而是「林总」。他没有回小简一个字。他说，这份意见没有算过一笔账，没有提房租涨了多少、豆子贵了多少、提价以后会走掉多少老客；他说，你们问我是不是守着账本，那我想问，装修和联盟的钱，算过要多少年才回得来吗；他还说了一句后来让林思记了很久的话，大意是：有些人从来没在早上七点开过门，却总能告诉别人这家店该往哪里走。

林思当天晚上回了。她的回复也很长。开头她说，我们这些年不容易，我会记着。（这个开头，是我照着第 28 章里萨特那句开头的大意构想的，不是谁的原话。）后面她说的是：阿实，你总觉得只有账本上的东西才是真的；可是这条街在变，你不往外看，不等于外面没变。她还说，小简的话说得重了，可她问的问题是对的。

小暖在群里一直没说话。

那个月十号，三个人坐在大桌子边。账对完了，林思问小暖怎么看。小暖想了很久，说：我站林思这边。

她说这话的理由，不是觉得阿实错了。她说，阿实的方案里要裁掉周末那个兼职的孩子，还要停一个店员的班；那两个孩子是她带出来的，她不想让她们走。林思的方案虽然冒险，可至少人都还在。这是她自己的判断。

阿实听完，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一个星期以后，他提出退股。

退股的事办得很平静。阿实把自己那一份按账面算清，林思和小暖借了一笔钱，加上那个新入股的朋友，把他那一份接了过去。协议上原来写着「一人一把椅子」，现在改成了两个人的名字和一个新股东的名字。阿实签字的时候，在那一行停了一下。

他走的那天，把那本硬皮的流水本留在了吧台底下。他跟小暖说，机器的毛病、豆子供货商的电话、执照什么时候年检，都在里面。小暖说，你不带走吗？他说，我留着也没用了。

我要说清楚：这一年，没有一个人是坏人。

林思对在：街区真的在变，一家店不能假装看不见。她请人来出主意，也是想把店救下来。阿实对在：房租和杯数是实打实的，一个不算账的升级，可能是一条把本钱烧光的路；他要的，是把一家店守在那些具体的熟客身边。小暖也对：她站在一边，是按自己的判断站的，她护的是两个店员的饭碗。三个人各对一处。可是三个人对的，是三个不同的地方。

林思后来也跟人说起过那几天。她说，她转发小简那份意见的时候，真的没想到它会那么伤人。她只是觉得，一个懂行的外人说的话，也许比她自己说更容易被听进去。她没想到的是：在阿实读来，那份意见不是一个外人的意见，而是她的意见；那些重话，不是小简说的，而是她借小简的嘴说的。她说，那封「林总」开头的长消息，她读了三遍。第一遍很生气，第二遍很难过，第三遍才看出来，阿实问的那几笔账，她一笔也答不上。

小简那份意见，后来没人再提。可是这件事最后被记住的样子，不是一份方案之争，而是「阿实跟林思闹翻了」。名字比方案活得久。

阿实走后的第一个月，店里出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磨豆机。一天早上，它又开始闹脾气，出粉忽粗忽细。林思和小暖站在机器前面，谁也不知道该从哪里拆。小暖翻出那本流水本，翻到一页，上面写着：粗细不匀，先清刀盘，再看弹簧，别乱拧刻度。两个人照着弄了一上午，弄好了。

第二件，是账。月底的账，林思第一次自己对。对到半夜，对不上一笔进货款。第二天她才想起来，那家供货商是月结，每月二十五号对单，这件事这几年她从来不知道。

第三件，是周二那位老太太。她来了，坐在老位置上，喝完以后，问小暖：那个话少的小伙子呢？小暖说，他不在这儿做了。老太太说，哦，难怪今天这杯烫了一点。

小暖后来说，听到这句话，她在后厨站了很久。

还有一件事，小暖没有跟林思说。那次在十号的桌边，她说「我站林思这边」，说完以后，她其实想过要去找阿实一趟，单独说几句话，告诉他她不是觉得他错了。可那几天店里正乱，两个店员的排班要重排，装修的人天天来量尺寸，她想着过几天再说。过了几天，阿实就提出退股了。她一直记得这件事。她说，那几年店里谁跟谁闹别扭，都是她去说开的；只有这一次，她自己站进去了，就没有人去说开了。

阿实那边，他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连锁超市做区域财务。他做得很好，什么都井井有条。他的一个老同学后来说，阿实那一年很少说起咖啡馆，只有一次，喝了点酒，说了一句：账我是算得清的，可是我自己算不出来，那家店里，哪一杯是我的。

这一年年底，三把椅子没有关门，装修了一半，提了一点价，老客走了几个，也来了一些新客。大桌子边，现在常坐着两个人。第三把椅子还在，阿实走后，没有人坐过。小暖有一次想把它搬走，换一张小一点的，林思说，别动，就放在那儿。

那张夹在熟客本子里的纸巾——第三年画的，三把椅子旁边各写着一串小字——小暖又翻出来看了一次。阿实那一边写着「豆子、机器、执照、账、早上七点开门」。她看着这几个字，想起这一年里她们俩照着那本流水本学会的那些事，学会的，正好就是这几样。

这就是第六编说的「断角」。断掉的，是三把椅子里现实界那一角。剩下的两个人，理念界和自我界，还连着；可从这一年起，她们得自己学着做那一角的活。离开的那个人，带走了他那一界，也丢下了另外两界：一个出主意的人，一个记得人的人。

这道裂，不是这一年才有的。第二年的那张生活号照片，那笔说不清从谁那份里出的奖金，那一回三把秤同时被放上桌面又各自收回——纹早就在了。今年只是地面变了，纹裂开了。

至于两个人怎样学做阿实的那份活，学得怎么样，阿实那边又在学什么，那是第七编的事。

第七编
补角：断了一角之后
编序

上一编，三角断了一角：现实界那一角，带着他守着的那些具体的人，从桌边站起来走了。这一编问的是：断了以后呢？

先说「补」是什么意思。在三界的读法里，一个人缺了哪一界，缺的不是一样东西，而是一种活法。这种活法，原来有身边的人替他活着；人走了，他只好自己去学。学的时候，没有人从零开始。人总是从自己最熟的那一界出发，向缺的那一界伸出一只手。所以补，往往补得不像：理念界的人去补现实，手里还握着图纸；现实界的人一个人守着，理念和自我两头都没有人托底；自我界的人夹在中间，两边都舍不得。

这一编三章，一人一章：萨特怎样往现实界走，加缪怎样独自守着那一角，波伏娃怎样站在两角之间。编末，「三把椅子」阿实走后的这一年，剩下的两个人怎样学他那份活，阿实自己又在学什么。

要先说清两件事。第一，这一编只铺事实，不结算。第 4 章立的那条可错预言，收口在第 34 章。这里三章，每一章都会留一小块「记在账上、暂不判」的东西，让证据先摆齐，再去对表。第二，补得好不好，不是对错的问题。三个人都在往自己没有的那一界走：有的走得远，有的刚到门口，有的走过去了，又被自己最熟的那一界拉了回来。我不替任何一个人打分。凡是转述的话，我都不加引号；说法不一的细节，我写出了不一在哪里；实在核不到的，文末列有清单。

第 31 章

萨特去补现实界

这一章的问题：断了现实界那一角以后，萨特往现实界走了多远？他走进去的，是哪一种现实？

◆一、先排事实：1952 年以后，他做了什么

先不讲道理，只排能说准的事。

1952 到 1956 年，萨特和法共同路，写文章，去开和平大会（第 27 章讲过）。1956 年秋天，苏联的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他公开和法共拉开了距离（第 15 章讲过）。这是一条线，到这里，算是走了一个来回。

另一条线，从阿尔及利亚来。1956 年 1 月 27 日，巴黎瓦格拉姆厅有一场知识分子集会，反对把北非的战争继续打下去，萨特在会上发了言。同年 3 月，他在《现代》上发表《殖民主义是一个制度》，大意是：殖民主义是一整个制度，不是几个坏心眼的人的事。1957 年，突尼斯作家阿尔贝·梅米出版了分析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书（法文书名直译是《被殖民者的画像，前附殖民者的画像》，中译本题目不一），萨特给它写了序。1958 年，亨利·阿莱格出版了小书《问题》，写他 1957 年被伞兵逮捕、在阿尔及尔遭到拷打的经过，书很快被查禁；萨特为它写了一篇文章《一场胜利》，登在《快报》上，那一期杂志也被扣押了。

1960 年是最密的一年。开春，他和波伏娃去了古巴，见到了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这一年，他那本很厚的《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出版。9 月 6 日，《真理—自由》杂志刊出一份《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不服从权利的声明》，因为首批签名的有 121 人，通称《121 人宣言》，萨特和波伏娃都在上面签了名。声明的大意，是公开支持那些拒绝在阿尔及利亚战场上拿起武器的年轻人，也支持帮助阿尔及利亚人的人。1961 年，他给弗朗兹·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也译《地球上的受苦者》）写了序。同一时期，极右组织 OAS 两次在他的住处放炸弹：一次在 1961 年夏天，另一次在次年年初，他本人没有受伤。

这一切背后，还有一件日常的事：他一直在办《现代》。阿尔及利亚战争那几年，杂志一直在登反对酷刑、反对殖民战争的文章。杂志是他的一块地：别的地方他是去，这里他是主人。

再往后：他又去过苏联和东欧几次；1967 年，他出任罗素法庭的执行主席，这个民间法庭由罗素发起，审的是美国在越南的战争；1970 年给毛派小报当挂名主编（第 15 章）；1974 年底，去西德的斯塔姆海姆监狱，探望正在绝食的红军旅囚犯巴德尔。

把这些摆成一张小表，最后一列是我加的：他每一次走进去的，是哪一种现实。

年份 他做的事 他走进的现实
1956 公开讲殖民主义是一个制度 一个制度
1958 为阿莱格的《问题》写文章 一个被拷打的人的证词
1960 访古巴；《辩证理性批判》 一场正在发生的革命；一个要把历史想通的理论
1960 签《121 人宣言》 一场战争里年轻人的拒绝
1961—62 为法农写序；住处被放炸弹 被殖民者的愤怒；要付的代价
1967 主持罗素法庭 一场远方的战争
1970 为毛派小报挂名 一份被查扣的报纸
1974 探视红军旅囚犯 一座监狱

这张表要读两遍。第一遍看分量：这是一个五十岁到七十岁的人，一件接一件，做着很费力气的事，有的还要付真的代价。第 4 章写下的预言有两条作废条件，第一条是：1952 年以后萨特反而更深地退回纯理念，没有转向现实的介入。单看这张表，这一条没有成立的迹象。

第二遍看内容。再看最后一列，会发现一个字眼反复出现：制度、革命、战争、报纸、监狱。这些现实都很大。表上几乎找不到一个小的：一个人、一杯茶、一条回家的街。这不是缺点，也不是优点，只是一个事实，下面几节要慢慢讲。

还有第三遍，看他站在哪里。表上前几行，是写和签：写文章，写序，签宣言。到了后面，变成了站。1968 年 5 月 20 日，他走进被学生占领的索邦大学，在挤满了人的大阶梯教室里同学生说话；据后来的叙述，他当面提醒学生：你们里头工人家庭出身的只是少数，要想把事情往前推，得去靠近被压着的工人〔待核：讲话内容以当时报道为准〕。1972 年 2 月 25 日，年轻的毛派工人皮埃尔·奥弗内在雷诺工厂门口被保安开枪打死，出殡那天，来了二十万人，萨特也走在人群里。这时的他已经六十几岁，眼睛已经很坏，第二年就几乎全盲了。一个这个年纪的人，肯站到人群里去，是真的把身子送了过去。

这一点，放在第 15 章讲的那块「木板」旁边看，更清楚。名字借出去，是用符号替人顶门；站到工厂门口，是把整个人放到门口。两样都是他补现实界的办法，后一样更笨，也更重。

◆二、他补的是哪一种现实

先把「补」说清楚。

第 4 章说过，三界不是天生的性格，是落点，落点可以挪。一个人缺了一界，常常缺的不是一样东西，而是一种活法。这种活法，原来有身边的人替他活着；人走了，他才得自己去学。

可是学的时候，没有人从零开始。人总是从自己最熟的那一界出发，向缺的那一界伸一只手。理念界的人去补现实界，伸过去的那只手里，多半还握着图纸。

萨特正是这样。他补现实界，补的是一种「大的现实」：力量怎样在人群里压下来，一块地方怎样被拿走，一个国家怎样对待它不愿意看见的人。

这和加缪守的那一种不是一回事。第四编讲过，加缪的现实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街上的人，电车里的人，要活着回家的人。他眼里的现实，大小只到一个人的身量。萨特眼里的现实，从制度起算。同一界，两种量法。第 27 章的小账早就写过：同一界，分成了两种看法。

《辩证理性批判》最能看出萨特这一步的样子。我没有能力把这样一本书三言两语讲完，只说它想问的问题：一个人的自由，撞上一群人、一个时代这块硬东西，会怎样？早年的萨特讲的是一个人怎样选；到了这本书，他要讲的是，一个人的选择怎样被别人的选择、被历史的重量改写。通行的介绍说，他是想把自己早年的自由哲学，同马克思主义放到一起想通，常把它叫作「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本书是写给理念界的，目的却是走进现实界。我的读法是：这是理念界那一角，用自己最熟的办法，也就是想通，去补现实。

更有意思的是，萨特自己也看见了这个缺口。1957 年，他写过一篇长文《方法问题》（也译《寻求方法》），后来作为导论放在《辩证理性批判》的前面。文章的大意是：马克思主义解释了大的力量，却在解释里把具体的人弄丢了；他要做的，是把这个具体的人找回来，放回去。这几乎是在说：我这边缺的，正好是一个一个活着的人。他说的「具体的人」，和加缪守着的「一个人的身量」，不是同一样东西，可是两个人看见的是同一个洞。

他自己对「补」这件事，还有两句话，常被人转述，我只说大意。一句出自 1964 年前后的一次访谈，有人问文学在世界上能做什么，他的回答大意是：面对一个正在饿死的孩子，《恶心》算不了什么。这一句传得很广，我只转述大意〔待核：访谈的出处与原话〕。另一句来自 1965 年他在日本的几场讲演，后来成书，中译常题作《为知识分子辩护》：他给知识分子下的定义，大意是，一个去管本来和他不相干的事的人〔待核：讲演中的措辞〕。这两句话合起来，就是他对自己这一步的说法：一个靠想、靠写活着的人，不能只待在想和写里面，得去管不相干的事。这是他自己读到的「补」。

另外，还有一处小例子，能看出他的现实是什么样的现实。1957 年他给阿尔贝·梅米的书写序。梅米是突尼斯作家，那本书分析的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这两种人。我的读法是：这样一本书，正合萨特的手：它把一群人，当成两种处境来想。他在这里看得清楚的，是处境；他看得不那么清楚的，是处境里那一个人的名字。

这里有一个反问，必须先回答，不然「补」字就立不住：萨特不是早就在介入了吗？1945 年他办《现代》，1947 年起在《现代》上写《什么是文学？》，大意是作家要对自己的时代负责；1948 年他发起过一个政治团体（第 27 章）。那么 1952 年以后的这些事，是「补」，还是只是把原来的路接着走下去？

我的看法是，两种读法都有道理，而且分在哪里，要说清楚。严格的读法说：没有什么新的，介入本来就是他的纲领，1952 年以后只是介入的对象换了。宽一点的读法说：有两处变了。一处是代价：1952 年以前，他的介入主要靠写，写了，受批评；1952 年以后，介入开始要他拿身子和住处去付，炸弹、宣言后的处分、工厂门口的人群。另一处是位置：以前，他是在巴黎的圈子里，由一群朋友一起想；以后，圈子散了，他是一个人去面对那些不是他圈子里的人。我取宽一点的读法，可我不把它当定论。在第 34 章，我会把这个读法放回去，看它到底站不站得住。

有一件事要替他说公道：这不是退回书房。1960 年前后的萨特，一边写这样一本书，一边在访问革命的国家，在宣言上签名，被人放炸弹。想和做，是一起走的。他没有等到把现实想通了再去，也没有因为去了就不想。

可也要把另一面摆出来：用想通的办法去补现实，补进去的现实，会先被想通的框子过一遍。这一点，下一节从一个具体的缺口讲起。

◆三、作证的人不在了

第 5 章讲过，萨特的理念界靠现实界作证。作证的意思是：一个想法说得再漂亮，总得有个人在场，让它碰一碰地面；碰得住，才算数。1944 年那几年，加缪是离这块地面最近的人之一。

1952 年以后，这个位置空了出来。谁来坐？

第一个来坐的，是一个党。1952 到 1956 年，法共给萨特的，是一种有组织的现实：工人、罢工、会议、一份份决议。这种现实很实在，可它是被组织过的。我的读法是：一个政党给你看的现实，也在替你把现实分好了类。萨特 1954 年访苏联回来，对那边的情形说了很乐观的话，称那里有批评的充分自由；后来不少评论者拿这些话回头批评他，说得太满了。1956 年布达佩斯那一年，这个位置塌了，他走了出来。

第二个来坐的，是一个一个的证词。阿莱格是共产党员，原来办《阿尔及尔共和报》，1957 年 6 月被伞兵逮捕，关押期间遭到拷打；他把经过写了下来，1958 年由午夜出版社在巴黎出版，几乎成了畅销书，随后被查禁，可书已经传开了。那本《问题》，就是一份证词：一个具体的人，把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一件一件摆出来，没有理论，没有结论，只有「这是我经历的」。萨特为它写文章，写的是这份证词的分量。这是三角断了以后，他少有地不绕开一个具体的人，把这个人的话当作现实的凭据。这一点值得记下来。

另一份证词不是书，是一个人。1961 年夏天，萨特和波伏娃在罗马见到了法农，牵线的是克洛德·朗兹曼；据后来的叙述，他们一连谈了三天。法农是出生在马提尼克的精神科医生，参加了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那时已经重病在身，当年 12 月就去世了。《全世界受苦的人》的序，是在这次见面之后写的。这是萨特少数几次，和一个自己所写的现实里的人，面对面坐下来谈。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不替他们造句；我只记这件事本身：这一次，在场的不是书，是人。

第三个来坐的，是一个不在场的人。1960 年 1 月 7 日，加缪去世三天后，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了悼念文章（第 30 章讲过）。文章里有一层意思，大意是：两人虽然闹翻了，可他在读书读报的时候，总还会觉得加缪的眼睛在看，会想：他对这个是怎么看的。我不加引号，只说我的读法：那个会指着窗外说「街上不是这样」的人，人走了，位置还在，萨特是在心里给他留着座的。

还有一种「现场」，要在这里单独记一笔：被人带着看的现场。1960 年的古巴之行，是主人安排的行程，见的是主人想让他见的人。萨特回到巴黎，在《法兰西晚报》上连载了题作《糖业上的飓风》的热烈报道。后来古巴的路怎样走，他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比如对古巴迫害同性恋者的做法，他公开表示过反对，还拿它同纳粹迫害犹太人相比。我的读法是：被带着看的现实，也是现实，只是看的人要记得，自己是被带着的。这一点，他有时记得，有时没有。

三个替坐的人，一个党，一批证词，一个不在场的朋友。这三样，各有各的好，也各有各的不够。党看得全，可看得整齐；证词看得真，可只有一个人的身量；不在场的朋友，只能靠想象来答话。

◆四、对在哪里，缝在哪里

先说对在哪里。

第一，他付了真的代价。炸弹放到了家门口，这不是一个坐在书房里谈介入的人会遇到的事。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最难的那几年，许多人选择沉默，他选择了开口，而且是用自己的名字。《121 人宣言》发表以后，据记载，签名的教师和公职人员里有人被停职，数学家洛朗·施瓦茨被革去了综合理工学院的教职；艺术家被挡在国营剧院和广播电视之外。10 月 7 日，另一批作家和知识分子发表了方向相反的声明，主张法国不要「放弃」阿尔及利亚，称那些签名的人是「背叛的教授」。也就是说，那个签名不是一个没有后果的姿态。

第二，他用名字的办法，很聪明。这是第 15 章讲过的一招：「萨特」这个名字，在 1960 年前后，已经成了一个人人认得的记号。九宫里，它落在 E2 信息那一格。为什么落在这一格？因为一个名字的力量，不在名字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人，而在它被许多人认出来、被当成一个记号。拿这个记号去签一份宣言、挂一份小报，等于把「被认出来」这件事，借给了没有名字的人。这是 E2 的用法，也是他在现实界里最趁手的工具。

第三，他会改。1956 年他从法共那里走开，不是一件小事。一个投入了四年的人，在最不容易的时候，公开同这个党拉开了距离；他还写了很长的文章《斯大林的幽灵》，1956 年刊在《现代》上，批评苏联出兵，也批评法共的顺从。这样的转身，不容易。

再说缝在哪里。

第一处，是现实界里那个「小」字，他没有补上。加缪守的那一种现实，一个人的身量，要靠站在这个人身边才看得见。萨特的现实，偏向制度、偏向群体、偏向历史。这样看，有看得清的地方：一个人的苦，常常真的是制度造的。可也有看不清的地方：那一辆电车里的那一个人。在 1957 年的电车问题上，萨特这一边有自己的说法，大意是：殖民制度才是暴力的根源。这是他这些年反复讲的论点，我不替他编某一句具体的话。这个说法有它的道理。可它回答的是「谁该负责」，没有回答「这一辆电车上的人」。这两个问题都是真问题，只是在一个人身上，很难两个都回答。

第二处，是判断偶尔跑在作证前面。1954 年的话，我已经说了；法农那篇序里有一句，大意是：打死一个欧洲人，就是一举除掉一个压迫者和一个被压迫的人，留下的是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的人。这一句，当时就有人批评，直到今天还有人争；1967 年六日战争之后，法农的遗孀因为萨特支持以色列，不愿再要这篇序，一度有些版本把它撤了，近年的重印本又多半收了回去。我不替这篇序下判断。我只说一个事实：这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点——写的人离那块地面，隔着一层想通的框子。有加缪那样的人坐在身边的时候，这层框子常常被人戳一戳；坐的人换了，框子就要靠他自己来戳。

这道缝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它和加缪的缝，几乎是对称的。萨特看得清制度，看不清制度里那一个人；加缪看得清那一个人，看不清制度怎样把人推到那里。三角还在的时候，这两种看法在一张桌子上互相碰，谁的盲点，另一个人会指出来。断了以后，各看各的，各自只看见一半。第 29 章说，断掉的不只是一条边，是一块能让两半看法互相校对的地方。这里能看到的，是它断了以后的样子。

第三处，这些现实，是他「去」的，不是他「住」的。古巴他去了，监狱他去了，战场上的年轻人他在宣言上签了名。去，是介入；住，是日子。加缪的现实是他住过的：阿尔及尔的穷街，母亲家的饭桌。萨特的现实是他走进去的。走进去的人，和从里面长出来的人，看见的东西不一样。这不是谁高谁低，是路不一样。

◆五、晚年两件事，先记在账上

萨特最后十年，有两样东西，要在这里先记上，因为它们要拿到第 34 章去对表。

第一样，是《家庭的白痴》，一部写福楼拜的书，1971、1972 年出了三大卷。一个哲学家，花十年时间，去想一个人是怎样成为他自己的：一个十九世纪的小说家，他的家、他的病、他的童年。我不敢在这里替这部书下断语，只记三点。第一，它的对象是一个具体的人，不是一个制度；第二，它用的是萨特全套的理念界的办法，几千页，近乎想通到底；第三，他没有写完。这部书是不是「走向现实界」，是一个真问题：可以读作他终于把一个具体的人放到了镜头前，也可以读作他用最重的框子，去罩一个最小的人。两种读法，都有人读。我两种都记。

第二样，是 1980 年春天在《新观察家》杂志上分期刊出的、和本尼·莱维的谈话录，叫《现在的希望》〔待核：具体刊期〕。那时萨特已经几乎看不见了，谈话是对谈，不是他自己写。和他对谈的本尼·莱维，是毛派组织「无产阶级左派」的领头人之一，1974 年起做萨特的助手，直到 1980 年。谈话里，他谈到「希望」，也用了带宗教意味的词，比如救赎，和他早年冷峻的语气不太一样；波伏娃对这次谈话不满意，认为是莱维把他引到了那里，她同莱维为此不再说话。这件事要怎样读，我同样不下结论。我只记一件事：有人从这些谈话里读出，他在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说「我们」比说「我」多了。

这两样东西，一样是几千页的书，一样是一次谈话。一个在理念界里走到底，一个在最后几个月里讲出了从前没有讲过的词。

还有一件事，不属于这两样，也记在这里。1980 年 4 月 15 日萨特去世，19 日出殡，据记载有五万人走在灵车后面，从医院出发，经过十四区他常去的那些地方，一路走到蒙帕纳斯公墓。这个一辈子在写「一个人孤身面对自由」的人，最后一次出现在街上，身后是一大群人。这件事不能当作证据，因为它不是他做的，是别人为他做的；可它说明，他用了二十几年去走向的那一种大的现实，在最后一天，走向了他。

这里还要防一种顺手的结论：既然他做了这么多，预言的第一条就一定对了。不一定。预言说的是「补」，要看的不是做了多少，而是走进去的是不是自己缺的那一块。萨特缺的，是一个具体的人的身量；他走进去的，大半是一个制度的分量。这两样，只有一小部分重合，重合的那一部分，是阿莱格，是法农，是《家庭的白痴》里那个叫古斯塔夫的人。多大一块算数，是第 34 章要认真对的账。

到底往哪一界走，留给第 34 章。

◆六、放回日子里

我构想一位叫贺叔的人。

贺叔是一位退休的工程师，住在一个老小区里。他一辈子画图，会写漂亮的建议书。退休以后，他看小区的路灯太暗、垃圾点太乱，写了一份很像样的方案，从人流怎么走、灯怎么布，到垃圾桶放在哪里，一二三四，条理分明。居委会收下了，夸他，然后放在了抽屉里。

贺叔有一位老邻居，姓什么不重要，是个爱管闲事的人，每次看见他的方案，总会指着楼下说：「你这图上没有三楼的王婆。她下了雨走不动，你的灯再亮，路再宽，她半夜还是不敢出门。」贺叔常常嫌他啰嗦，可每次听完，都会回去改一版。

后来这位邻居搬走了，去了女儿家。贺叔那一年有点空。他发现，没有人再指着楼下说话了，他的方案还是一版一版地出，漂亮，完整，可是越来越像一份图。

那年冬天，他做了一件以前不做的事：每个周末，他自己下楼，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走，敲门，问老人晚上怎么出门。一圈走下来，他发现，原来这个小区有十几位老人，天黑以后根本不下楼。他的方案里，一个字也没有提这件事。

他很吃惊，也很服气，回去又改了一版。这一版里，多了十几个名字，和几行很小的字：谁家几楼，几点钟需要有人搀。

这就是「补」。贺叔补的，是原来由那位邻居替他活的那一界：站在地面上，指着楼下的人。他补得很认真，走得很勤，也真的补到了一些东西。可你也会发现，他补的方式，仍然是「先做一份方案，再去敲门」，是用图纸去量人。那位邻居不是这样的：他不画图，他只是住在那里，天天碰见。

这一版方案后来真的做了几处：在两个单元口加了灯，在拐角装了一把椅子。第二年春天，贺叔去看那把椅子，碰到了三楼的王婆，就是当年邻居嘴里那一位。他很高兴地问：现在敢出门了吧？王婆说，我从来也不是不敢出门。是出了门，走到拐角，没有地方坐一坐，就又回去了。你们这把椅子，装得晚了。

贺叔站在那里，愣了一会儿。他的名单上写的是「谁家几楼，几点钟需要有人搀」。王婆要的不是搀，是一个能坐下来的拐角。他敲了十几扇门，问的是「你晚上怎么出门」，没有问「你出了门想去哪里、想在哪里歇一歇」。

这也是「补」的一种样子：补的人真的下了楼，真的问了，可问出来的，还是他带下去的那个问题。

补，是真的补；补出来的样子，还是补的人自己的样子。

贺叔后来对新搬来的邻居讲起这件事，最后总是那一句：图纸要画，可是画完了，得有个人站在楼下喊你一声，告诉你，你漏了谁。他说这话的时候，常常想起那位搬走的老邻居，想起他从来没有画过一张图，却比图纸多看见了一层楼。

带走的话
缺一界的人会去补那一界，可他用的，还是自己最熟的那只手；补得越认真，越要有人在一旁，指着楼下说一句：这里还有一个人。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讲的是萨特向现实界伸手——他走进去的，是制度、战争、革命这样「大的现实」；加缪守的那种「一个人的身量」的现实，他只补到了边上。

铁三角这一处：现实界作证的位置空了出来，先后由一个党、一批证词、一个不在场的朋友来坐；预言第一条作废条件，从这一章的事实看没有成立的迹象，是否真「补到」，记在账上，留给第 34 章。

第 32 章

加缪独自守着一角：斯德哥尔摩、车祸与《第一人》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人独自守着现实界这一角，理念界没有人替他把话想到底，自我界没有一个圈子替他撑着，他是怎样守的？守成了什么样？

◆一、一个人守一角，是什么样子

先回到第 29 章的账。三角断了，加缪带走的是现实界：贴着地面的那一界，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他丢下的，是理念界的那一座讲台，和巴黎那个圈子的温度。

这一章要看的，是剩下的这一个人，怎样把这一角守下去。

先说清一件事：「独自守着」，不是说他没有朋友。1952 年以后，他有妻子和一对孩子，有出版社里的同事，有剧团里的人，有老友，诗人勒内·夏尔就是其中一位，两人是多年的知交；还有他年迈的老师让·格勒尼耶，和住在阿尔及尔的母亲。这些人他都爱，也都在。我说「独自」，是三界的意思：理念界那一角，没有人替他把一个说法一直想到站得住；自我界那一角，当年一起站在 1944 年街头的那群人，不在了。现实界这一角，他自己守，守得很稳。另外两界，没有人托底。

这就是他的判语：他教的是推石头，他靠的是晒太阳。前一半，他写下来了。后一半，是阳光、海、身体里的热，和一个圈子的温度。断角以后，圈子那一路细了，阳光那一路还在。他最后几年的日子，是靠剩下的这一路过的。

有一件事，值得在这里记一笔，因为它说明断了的边，并不是因为两个人立场永远对不上。1956 年 11 月，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加缪公开发声谴责；萨特也在那一年公开与法共拉开了距离（第 31 章）。两个人这一回，站在了同一边。可是他们没有因此坐回同一张桌子。立场碰上了，桌子没有再摆起来。这是断角的另一种样子：不是话不一样了，而是没有一个地方，让两个人把话说到一起。

这一章看三个时间点：1957 年 12 月的斯德哥尔摩，1958 到 1959 年的日子，1960 年 1 月的那辆车，以及车里那部书。

◆二、1957 年 12 月：斯德哥尔摩的一个星期

1957 年秋天，加缪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那年 44 岁，是这个奖历史上很年轻的获奖者之一。12 月 10 日授奖。

得奖以后，他做的头几件事里，有一件，是给一位老人写信。这位老人是路易·热尔曼，他小学时的老师，那个把一个穷孩子托进中学的人（第 17 章）。（第 6 章已经提过这封信，这里只补它在这一年里的位置。）1957 年 11 月 19 日，他写的这封信，大意是：消息传来，他想到的第一个人，在母亲之后，就是老师；没有这位老师当年伸过来的手，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热尔曼 1959 年 4 月 30 日回信，口气还像对一个孩子。这是他在最大的荣誉面前，很早就想起的一个人。我的读法是：这个反应很能说明，他的现实界是怎样长出来的。他把名声先放回了一间小学教室。

12 月 10 日，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宴会致词里，他谈的是写作者的任务。大意是：写作的人，按本分说，不能去为制造历史的人服务，他是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的。这句话，放在他的一生里读，是一句很准的自画像。

诺贝尔奖这件事，还有一层，要放进三界里看。第 6 章讲过，加缪在巴黎的理念界名分，一部分是萨特这一圈人给的：一个舞台，一份被认真对待的资格。断角以后，这一份名分，换了一个给法：它不再由一个圈子的朋友们来给，而由一个评奖委员会来给。后者的分量大得多，可它是另一种东西。朋友给的名分，附带着一桌子人，在你说错话的时候，会有人拿它来驳你；委员会给的名分，没有桌子，只有聚光灯。据传记的叙述，得奖的消息传来，他自己的想法是：这个奖本该给一生的作品已经完成的人，至少该给走得比他更远的人，像马尔罗那样；他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写完。这一层，我记下，不下判断：一个名分的分量，和它能不能让人好好说话，不是一回事。

然后，是那一件被讲得最多的事。

12 月 12 日，加缪在斯德哥尔摩和大学生见面。席间，一位阿尔及利亚学生站起来，当面质问他：你在东欧问题上签过那么多请愿，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三年来却什么也没为阿尔及利亚人做。据后来的叙述，这是一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学生。加缪的回答，传下来的说法不止一种。能说得准的大意是：他一向谴责恐怖，也谴责在阿尔及尔街头盲目进行的恐怖；此刻有人在阿尔及尔的电车里放炸弹，他的母亲可能就在其中一辆电车上；如果这就是正义，那他宁要自己的母亲。末一句，是这一章唯一的短引：「我宁要我的母亲」。

这件事的日期和地点，传过不同的说法，有人写成 12 月 14 日在乌普萨拉。我核下来的是：这场问答在 12 月 12 日的斯德哥尔摩；14 日在乌普萨拉大学，他做的是另一场讲演，题目大意是《艺术家和他的时代》，讲的是创作与时代的关系，没有这场问答。当时在场的《世界报》记者，12 月 14 日发了报道，这句话是从那篇报道传出去的，以后被引了又引，常常脱离了前后文。后来有人替它解释说，加缪拒绝的是「恐怖的正义」，不是对正义本身的漠然。这是后人的解释，我不把它当作他的原话。所以，这一句话，我们读到的，是一句被转述、被剪过、又被后人反复解释过的话。

先说这句话的背景。那一年，阿尔及尔街头的炸弹是真的。1956 年秋天以后，阿尔及尔的咖啡馆、街头被放过炸弹；1957 年，那座城市陷入了很重的恐怖和镇压，史家把 1957 年的这一段叫作阿尔及尔战役。他的母亲就住在这座城里，住在贝尔库的老街上（第 17 章）。这不是一个修辞，是一个住在那里的真人。

再说两种读法。

一种读法是：这是一个殖民者后代，在民族独立的问题面前，把「母亲」摆在了「正义」前面。一个人若是把自己母亲的安全，放在一个民族的命运前面，就是没有听见另一边那么多的母亲。

另一种读法是：这句话，是他 1956 年那个呼吁（不杀平民）在一间教室里的最短说法。他从头到尾守的就是一条线：别拿一个具体的人的命，去换一个抽象的账。母亲，是这条线上他自己最近的那一个人。

两种读法，我都不替它们判输赢。只补两句公道话。第一，这一句话漏了什么，是真的漏了：在这间教室里，阿尔及利亚那一边的母亲，没有被说出来。他在别的场合，替一些被判死刑的阿尔及利亚人求过情（第 20 章），可这一次，在一群人面前，那一半没有被说出口，没说出口的那一半，比说出口的那一半更响。第二，这句话的重，是这位听众的重，不全是他的重：一个在两分钟之内，被一个当面质问的人，逼着说出一整个战争里自己的位置的人，换了谁，说出来的话都难免有一边是缺的。

我想在这里加一个读法，不当定论。三角还在的时候，一句这样的话，是会被人先拿到桌子上来的。会有人问：这句话，另一边的人听见的是什么？这个意思，能不能换一个说法，把另外那些母亲也放进去？这样的问话，是理念界那一角替他做的活：把一个说法推到能站住。1957 年的加缪，身边已经少了那一类可以一起把话想到底的朋友。他的话，是他一个人，在一间教室里，一口气说出来的。这只是我的读法。我没有看到任何材料，说他事先同谁商量过这句话。

这就是断角后的现实界：它还是那一个现实界，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一句话里一个母亲。可守着它的那个人，说出的话，再没有人替他替另一边补上一句。

◆三、1958 到 1959：不大声的两年

斯德哥尔摩以后，加缪的日子，安静下来。

在讲这两年之前，要先回头说一本小书，因为它能帮我们看懂他那句话背后的东西。1957 年春天，也就是斯德哥尔摩的半年前，他出版了一本短篇集《流亡与王国》，一共六篇，好几篇的背景在阿尔及利亚。其中一篇叫《来客》。我只转述大意：一位在阿尔及利亚偏远高原上教书的法国后裔老师，有一天，一个宪兵押着一个阿拉伯犯人来，要他把犯人送到几十里外的镇上去交给警察。老师不愿意交，也不愿意放。他给犯人饭吃，让他睡在自己的屋里；第二天，把两条路指给他：一条通向警察，一条通向山那边的游牧人。犯人选了去警察那一条。老师回到教室，看见黑板上有人留了一句话，大意是：你交出了我们的兄弟，你要付出代价。

这篇小说里，没有一个人是坏人，也没有一条路是对的。老师守住的，只有一件事：眼前这一个人，他不想替任何一方、用任何一个大道理，把他送出去或者放出去。他把「选」还给了这个人。这是不是加缪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态度，我不敢说；我只说我的读法：这篇小说，是他的现实界最短的一份说明书。一个人站在另一个人面前，这个人不是一个概念，没有一句话能替他决定；而这样的一个选择，守着它的人，常常两边都得不到谅解。

斯德哥尔摩那一句话，和这篇小说，是同一块地里长出来的。区别是，小说有一整篇的篇幅，可以把两头的难处都放进去，放得很慢；一个大厅里的一句话，只有十秒钟。

再说那两年。

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他已经基本不再公开发言。1958 年出的那本阿尔及利亚文集，第 20 章讲过，这里不重复。我只补一件常被忽略的事：他在这两年里，把力气放在了哪里。

第一，是一座房子。1958 年，他在普罗旺斯的卢尔马兰买下一所房子。那里的阳光和地中海边的很像。我只记一个事实：他给自己找了一块有太阳的地方。在这几年里，他还去过希腊，那也是一片有海、有石头、有太阳的地方（1955 年一次，1958 年又一次）。

第二，是戏。1959 年 1 月 30 日，他改编并导演的《群魔》（陀思妥耶夫斯基原著）在巴黎的安托万剧院上演；据传记的叙述，排演用的是诺贝尔奖的奖金，演出很成功。他还在筹划别的戏。

戏这件事，值得多说一句。写作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做的事，戏不是。一出戏要导演、演员、灯光、布景，一群人在同一间屋子里，一起熬、一起排。加缪年轻时在阿尔及尔，就组织过剧团，1936 年前后的「劳动剧团」是其中一个。我的读法是：一个人，在一个圈子散了的年月里，把力气放进了一件必须一群人一起做的事，大概不是偶然。我不说这是「补自我界」，那太满了。我只说，他走向了一种有很多人在场的工作。

第三，是一部他没有告诉太多人的书。得奖以后，他开始动笔写一部长篇，据传记的叙述，主要是在卢尔马兰写的〔待核：写作地点〕，后来叫《第一人》。这是下面要讲的。

这两年，他没有写一篇大的论说文，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公共问题上，提出一套新说法。理念界这一角，是空的。他没有去补它。他补的，是另外的东西：一座有太阳的房子，一群排戏的人，一本回头看自己来处的书。

这三样东西，都在现实界里，也都在往自己身上收。我先把它们放在这里。

把这两年放进三界的账，是这样的。现实界：满的。房子、戏、书，都是摸得着的东西，都有手感。理念界：空的，他没有去补，也许是没有人能一起补。自我界：有家，有几个老朋友，有一个排戏的临时圈子，不能说没有，可那个曾经让他站在 1944 年街头的大圈子，没有了。三界里一界满、两界薄的人，不是活不下去，而是什么事都得自己扛。他扛了。我的读法是，他这几年的东西，写得慢，做得稳，大多往回看、往里收，大概跟这个格局有关。这是读法，不是判词。

◆四、1960 年 1 月 4 日：一辆车，一个公文包

1960 年 1 月初，加缪在卢尔马兰过完年假，要回巴黎。他的妻子和孩子坐火车先走了。他本来也买好了火车票，可是出版人米歇尔·伽利玛邀他同车，他改了主意。

1 月 4 日下午，那辆法塞尔·韦加汽车，在勃艮第的维勒布勒万附近，国家公路 5 号一段笔直的路上冲出路面，撞上了路边的一棵法国梧桐。加缪坐在副驾驶座上，当场死亡，46 岁。驾车的伽利玛，五天后，1 月 9 日，也去世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同车，平安无事。

车里有一只公文包。包里有一部没写完的手稿，就是后来的《第一人》，是在事故现场找回来的；有的叙述说，它是在泥地里找到的。手稿一共一百四十四页，是手写的，有很多涂改。

事故的原因，后来有人提过各种说法，包括说车被人动了手脚的阴谋论。当时是按交通事故处理的；阴谋的说法，我没有见到站得住的证据，这里不展开。我把它写在这里，是因为一个人的死被写成传奇，常常比他的生更快。可对这一章来说，要紧的不是死因，是他死的时候，手里在做什么。

加缪去世三天后，萨特发表了那篇悼念文章（第 30 章、第 31 章）。这里不重复。

我想在这里强调一件事：1960 年 1 月的加缪，不是一个已经写完了的人。他在卢尔马兰有一部在写的书，在巴黎有一个想办的剧院，有一整串将要做的事。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部没写完的书。拿一部没写完的书去对一条预言，本来就要小心。这一点，我在第 34 章会再讲。

◆五、《第一人》：手稿里的人

《第一人》是 1994 年才出版的，那时加缪去世已经三十四年。手稿由他的女儿凯瑟琳·加缪整理，转成了印刷的字，1994 年由伽利玛出版。书是没有写完的，有几处是断的，有几处留着他给自己的注。这里有一个对照：1957 年那封信，是一个得了大奖的人，把名声先放回一间小学教室；三十七年后，这间小学教室，成了他最后一部书的中心。

先说它讲什么。小说的主人公叫雅克·科尔梅里，在阿尔及利亚长大，父亲死得早，母亲不识字，耳朵半聋；一家人住在穷人的街区。这是一部常被读作半自传的小说：书里的小学老师、街头的球、海边的水，都能在加缪自己的童年里找到影子。第 17 章讲过的，主人公去寻父亲的坟、发现父亲死时比自己还年轻的那一幕，就在这部书里。

书名叫「第一人」，常见的读法是这样：这个孩子的家，是一户一代一代都穷的欧洲移民人家，没有留下书，没有留下祖先的故事，没有一个可以追溯的传统。他是这条血脉里的「第一个」，要什么都得自己从头去认、去想。我的读法也是这样，不是定论。

这和加缪此前的写法，有两处不同。

第一处不同，是人称和距离。早年的《局外人》，主人公站得很远，说话冷冷的；到了这部书，他离得很近，近得像是在摸一个人的头发。书里写母亲的那些地方，是读过的人最常提起的：一个儿子对母亲那种带着疼的爱。

第二处不同，是它的第一页。这部书有一句题献，大意是：献给永远读不到这本书的你；这个「你」，说的是他的母亲。一个写了一辈子书的人，最后一本书，是献给一个不识字的人的。

用三界来读这一页，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

母亲不识字，是现实界的一件硬事：穷，没有机会，一生不读一个字。一个儿子，用最精致的语言，写一本他的母亲永远读不了的书，这是理念界的一件事：语言怎样替一个不会用语言的人说话。而这本书是写给她的，这是自我界的一件事：我是谁，我是从哪个人身上出来的。这一句题献，把三界打了一个结。我的读法是，加缪在人生的最后一年，把他长期放在边上的那两界，在一页纸上，和现实界系在了一起。这个读法很大，我只当读法，不当结论。

还有一层，是和斯德哥尔摩那句话连在一起的。同一个人，在前后两三年里，两次把母亲放在最前面：一次放进一个被听成两种意思的句子，一次放进一本没写完的书。两次的放法，很不一样。句子里的母亲，是一个理由，要被人拿去和「正义」称一称分量；书里的母亲，不是理由，是一个人，她不识字，耳朵不好，坐在一间暗的屋子里，不为什么，只是在那里。一个人在一句话里没能替母亲说清的东西，大概只有一本书的篇幅才放得下。这又是我的读法。

再说书里的热。这部书，是他写得最贴着身体的一部：街上的石头晒得烫，海水的冷和盐，孩子在水里和球场上的那股劲。他对自己的计划，大意是要写一本沉甸甸的书，满是事物，满是肉身。这一份热，用本书的话来说，落在 E3 的「内能」上。为什么落在这一格？因为它既不是往前冲的劲（那是动能），也不是一个位置给的力（那是势能），而是存在身体里的暖，是他从小被太阳和海晒出来的那份底。阳光从来是他的补给线。到了最后一部书，他是在用这份底，去写一个人的来处。

这里有一个地方，值得单独记下。本书的总判语说，大师教的是他写下的那一半，靠的是他活过而没写下的那一半。加缪教的是推石头，他靠的是晒太阳；晒太阳这一半，母亲、穷街、海、身体的热，他活了一辈子，几乎没有写成过一整本书。《第一人》是第一次，他把「靠的」那一半，整个写进了书里。这是不是「补」，是另外一个问题：写下来，和走到缺的那一界，不是一回事。写下来，可以只是把一直靠着的东西，终于记在了账上。至于它有没有同时让他往自己缺的那一界迈了一步，我在下面把账摆出来。

还有一点，也能帮我们看这部书站在他的路上的哪里。据他的笔记和朋友们的转述，加缪给自己的创作，分过几个系列：先是写「荒谬」的，《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话》是那一组；然后是写「反抗」的，《鼠疫》《反抗者》是那一组；他计划中的第三组，主题是「爱」，《第一人》被认为是这一组的头一部（第三组的主题，常见的说法是爱与复仇女神涅墨西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这部书不只是一部往回看的书，也是他往前走的第一步：从「反抗」转向「爱」，从一个人对着世界喊「不」，转向一个人对着另一个人说话。至于这个转向转到了哪一界，他没来得及写，我们不知道。

现在，我要把这部书和预言放在一起，把账先摆出来，不判。

预言说：三个人最后的作品，都走向了自己理论里缺的那一界。加缪缺的，是理念界和自我界。

支持预言的一笔账，是自我界。这部书问的，是「我是谁，我是从什么人身上长出来的」。第 20 章说过，这是加缪一辈子卡着的问题：两头都不全是自己人，他自己撑住了，却没有把它写成一种能让别人也撑住的说法。这部书，是他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把这个问题摆到纸上。这是向缺的那一界走。

也可能还有一笔，在理念界：一个没有祖先的人，怎样在没有传统可以靠的地方，给自己找一种说法。「第一人」这三个字本身，就是一个要想的问题。不过，这一笔我写得很轻，因为书没有写完，他要把这个问题想成怎样一套话，我们看不到。

反对预言的一笔账，也要摆出来，而且更直接：这部书的材料，是他最老的那一界。阿尔及尔的穷街，母亲，石头与海水，身体里的热。第二条作废条件说：三人中任何一人的最后作品，更深地退回了自己原来的中心，加缪「更纯粹地只在石头和阳光里」，预言就至少错了一处。《第一人》，恰好可以被读成这样：他在生命的最后，不是往外走，是往最里面走，回到了出发的那一条街。

这两种读法，我都记下。哪一种站得住，要看书里那个自我界的问题，到底有多重，要看一个回到原点的人，是不是同时也走进了一块新的地方。回到原点，和退回中心，是两件事：前者是为了问一个新问题，后者是不再问了。《第一人》是哪一种，留给第 34 章去对。

◆六、放回日子里

我构想一位叫老尹的人。

老尹在一个老街区口，卖了二十几年的早点。豆浆、油条、粢饭团，都是他自己做。街坊里有一些老主顾，天不亮就来，有的赊账，有的只给一半钱，他一概不记。

老尹有一位老朋友，在街道办做过文书，会写材料，会说话。每次街道有什么要老尹表态的事，老朋友总会替他想好怎么说：既不得罪人，也不把自己的底线丢了。老尹话少，每次都说，你说的那句，就是我想说的。

后来老朋友调走了，去了远一点的地方。

那年，街对面开了一家连锁早餐店，门脸亮，价格便宜。街道办要做「早餐示范街」，开会，请各家摊主表态：愿不愿意统一换招牌，统一价格。会上，一位年轻的干部问老尹，你们这样的老摊子，是不是想拖着整条街不升级？

老尹想了一会儿，说：我先管我这几个老主顾。

这句话，被两种人听成了两个意思。有人说，老尹是守着旧东西不肯动；也有人说，老尹这个人有情义，难得。老尹没有再解释。如果那位老朋友在，他大概会把这句话，翻成一个谁都能听懂的说法：招牌可以换，价格可以商量，可是老主顾的早点和赊账的老规矩，得有个留的办法。可是没有人替他翻。

从那以后，老尹收了摊，有一件事，是他自己都没想到的。他开始在一本旧账本的背面写字：他怎么学会和面的，是谁教的，第一笔本钱是从哪里借的，第一个主顾是哪一天来的，那个总赊账的老头，后来怎么样了。他不识多少字，写得慢，一句话要想很久。他说不上为什么要写，只觉得不写，这些东西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替他说。

这不是什么英雄的故事。老尹也有说漏的地方：他那句话里，没有提到那些新来的、在连锁店里买早餐的年轻人，也没有提到那几户确实想要统一价格的摊主。可你会看到一件事：一个人，守住了他最实在的那一角，没有人替他想话、没有人替他圆话的时候，他说的话，会短，会被听岔；而他守的那一角，会逼着他，最后回过头去，写自己是从哪里来的。那本账本的背面，写满了以后，他大概不会拿给谁看。可写的这几页，是这几年里，第一次有人把老尹的话，从头到尾，认真地听完了：听的人，是他自己。

带走的话
一个人守一角，守得越稳，越要有人替他把没说完的那一半说完；没有这个人，那一半就会被别人说成别的意思，也会逼着他自己，回头去写来处。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讲的是加缪独守现实界——这一角守得很稳；理念界没有人替他把话想到底，自我界没有一个圈子一起撑着，那两处空，到最后落进了《第一人》。

铁三角这一处：他带走了现实界，也丢下了它的补给线的一半：阳光还在，圈子没了。预言的账两边都记：《第一人》问了自我界的问题（向缺的那一界走），它的材料又是他最老的那一界（退回中心的嫌疑）；留给第 34 章。

第 33 章

波伏娃在两角之间：芝加哥那一段与《永别的仪式》

这一章的问题：站在理念界和现实界两角之间的人，断角以后，她手里有什么，她又往哪边走了一步？

◆一、她站在哪里

先说她的位置。

1952 年那场决裂里，波伏娃站在萨特一边（第 28 章）。这不奇怪：她和萨特之间那条边，是三角里唯一写过字据的边，也是最结实的一条（第 25 章）。所以，三个人里，断角之后受冲击最小的，大概是她：理念界的那一角，萨特还在，天天在；自我界是她自己。少掉的，是现实界那一份里，由加缪那一边打开的门。

可「受冲击最小」不等于「没有事」。第 5 章说过，萨特的圈子里，日常的照看是她在做；第 8 章说过，三角稳，是因为每一角都替另外两角撑着缺的那一界。她是三个角里最会把人连在一起的一个。断角的那一年，她手里握着两头，哪一头都没有松。

我把这一层叫作「两角之间」。这不是说她在中间和稀泥，是说她站的地方，一边是理念界，一边是现实界，两边都有人，也都有话。她要往哪边走，才算「补」？

她的现实界，第 29 章说过，一半在加缪那扇门里，一半在她自己的身体和脚步上。门关了，剩下那一半，就是这一章的第一个故事：1947 年的芝加哥。

◆二、芝加哥那一段

先排事实。

前情，第 7 章已经讲过：1947 年 2 月，她在芝加哥认识了作家纳尔逊·艾格林；此后几年，她几次回到美国，夏天住在他在印第安纳州湖边的小木屋里，两人还一起去过拉丁美洲。这里不重讲，只讲第 7 章没有讲的：这件事后来怎样收场，代价落在谁身上。

当年，一个问题摆到了桌面上：她要不要留下来？

据书信集的评介，艾格林想娶她，想让两个人一起在芝加哥过日子。她没有留。她的理由，评介者从她的信里读出几层：她离不开巴黎，离不开让她活得有意义的写作，也不能离开萨特；她提出的办法，是各过各的日子，隔一阵子聚一聚。这些理由我不加引号，只转述大意。艾格林这一边也有他的「不能」：他的工作是写芝加哥这座城，他不肯离开。

这件事，我想按三条线来看。

第一条线，是她得到了什么。第 7 章讲过：芝加哥给她的，是一段不由萨特的框架来解释的日子，这是她自己的那一半现实界。这里只补一层：这一段的好处，要等到它结束以后才看得清。一段不由任何框架解释的日子，一旦断了，也没有现成的框架可以帮她说「这算什么」；她得自己消化。

第二条线，是她为什么没有搬过去。这里我不愿替她编理由，只说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两边都有「不能」的局面。她不能离开巴黎和她的作品，他不能离开芝加哥和他的作品。1950 年代，艾格林因为在冷战年月里被怀疑同左翼的牵连，申请护照一再被拒，没法去巴黎；1960 年他终于拿到护照，可有研究者的说法是，到那时已经太迟，两人的关系已经悄悄变了。局面里有两个人的选择，也有两个国家那几年的天气。

第三条线，是代价落在谁身上。第 25 章说过，那份契约里，有一部分代价是落在边外的人身上的。艾格林就是边外的人。1954 年，她出版了《名士风流》，书里有一段美国恋情，常被读作她和艾格林的化身；这本书是献给他的，可他对书里和她后来的回忆录里怎样写他们之间的事，很恼火，那种直白，他受不了，并且在评论她作品的美国译本时说了出来（第 30 章提过这一层）。1963 年，她的回忆录《事物的力量》出版，书里把她和萨特的关系叫作「必然的爱」，把她和艾格林的这段叫作「偶然的爱」；据一些评介的叙述，这个说法伤了他，他在美国的一篇评论里反问：爱怎么能是偶然的？此后，两人的往来只剩零星的短信。这一段到底在哪一年、因为哪一件事彻底断了，来源说法不一：有的说在这本书出版以后，有的只说最后几封信是 1964 年。我取稳妥的说法：信，从 1947 年写到 1964 年，三百多封；关系，是在 1960 年代初慢慢没有的。这些信，在她身后出版：法文本 1997 年，英文本 1998 年。

还有一个细节，很多人讲过：艾格林当年送过她一枚银戒指，她一直戴着，据说 1986 年下葬的时候，手上还戴着它〔待核：下葬时戴戒指一说的出处〕。她和萨特合葬在一座墓里，戴着另一个人的戒指。这一枚戒指，我没有办法替它写一个说法，只能把它放在这里。

还有一个细节，是这一段的形式：他们的信，是用英语写的，那是一门她很流利、却不完全自在的语言，信里有文法和拼写的错误，有时让读的人分心。这个细节，我觉得很说明问题。她在巴黎，一辈子用法语想事情，用一套哲学的词汇给感情分类；到了这些信里，她用的是另一种语言，一种没有那套词汇的语言。她得用最简单的话，说想念、说生气、说自己怎么过的一天。一个人，换了一种语言，就换了一种说自己的办法。这是现实界给自我界的又一份礼物：在一种没有行话的话里，把自己说一遍。

这一段，放进三界里看，有两种读法。

一种读法：现实界给了她一块可以另外立足的地，她却没有把立足点搬过去。她选了理念界和自我界所在的那个圈子，选了萨特，也选了巴黎的写作生活。这一选，是她自己的选择。

另一种读法：她没有选，她是两头都不肯丢。一边是那份「必然」，一边是那一段「偶然」，她用了十几年，隔着大西洋，一封一封信，把两头都撑着。这样撑，是一种不寻常的本事，可撑得久了，两头都要付代价：艾格林付了，她自己也付了。

这两种读法，哪一种更接近她，我不判。我只想说一件事，是三界逻辑里的：一个人要补自己缺的那一界，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搬过去住，一种是隔着一座海，每年去住几个月。波伏娃走的是第二种。这种补，补得出东西（她后面写的那些书），也补得不彻底。

◆三、两边各走一步

芝加哥那一段，在 1950 年代前半就过去了。1952 年之后的波伏娃，在两边各走了一步。

向现实界走的一步，有两件。

第一件，是 1960 年的杰米拉·布帕沙。布帕沙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子，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员，1960 年 2 月被法军逮捕，被指控在阿尔及尔放过一颗炸弹；据她自己和律师的说法，她在关押中遭到拷打，包括性暴力，她的口供是这样得来的。她的律师吉塞勒·哈利米，把这件事告上了法庭，要的是：酷刑逼出来的口供，不能作数。波伏娃 6 月 2 日在《世界报》上为她写了文章，那一期报纸在阿尔及尔被没收销毁；她又同哈利米一起组织了辩护委员会，1962 年合写了一本书《杰米拉·布帕沙》。布帕沙 1961 年被判死刑，1962 年 4 月，在停战协议之后获释。她还和萨特一起，在 1960 年 9 月的《121 人宣言》上签了名（第 31 章）。

这件事，要在这里细看一下，因为它很像加缪的路。她做的不是写一篇关于「殖民制度」的大文章，而是为一个有名有姓的人辩护：这一个人，在这间牢里，被这样对待。那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现实。在三界里，这一步，是往现实界里「小」的那一边走。

第二件，是她母亲。1963 年，她的母亲因病去世。母亲先是在家里摔断了腿，住进诊所以后，才查出别的病，已经没有办法了；她和妹妹轮着在病房里陪了几个星期。第二年，1964 年，她出版了一本不长的书，《安详辞世》（法文原题直译是「很温和的死」），写的就是这几个星期。写这本书的人，不再是在咖啡馆里写哲学的人，是一个守在病房外面的女儿：一张病床，一些管子，医生说话的口气，母亲临终前的样子。这是她的现实界里，最贴身的一份。

向理念界走的一步，也有两件。

第一件，是《论老年》（1970）。她读了大量的书，研究了历史、人类学、社会学里关于老年的材料，写成一本很厚的书，大意是：一个社会怎样对待它的老人，暴露出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书里还说到，穷人和被压着的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做长远的事，所以到老了，才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回头看的。这是一本有框架的书，写给理念界。可它的起点，是她母亲的病床和她自己越来越近的年纪。

第二件，是 1970 年代的女权运动。1971 年 4 月 5 日，《新观察家》杂志刊出《343 位女性的呼吁》，签名的女人公开说自己做过人工流产，那时这在法国是违法的，签名的人要冒被起诉的险；波伏娃是签名人之一，常有人说宣言的文字出自她的手。1972 年，她在《新观察家》的一次访谈里公开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此前，她在《第二性》里的看法，大意是女人的解放要等社会整体的改变，如今，她认为光靠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女人要自己组织起来。她以前站在「个人怎样走出来」的一边；此后，她多站到了「一群人怎样一起走」的一边。我不替她下结论，只记这一个变化：从一个人的自我界，向一个共同的行动那一边，走了一步。

除了这四件事，还有一些日子，是她和萨特一起去的地方：1955 年去过中国，回来写了《长征》（1957）；六十年代去过苏联、古巴、巴西和别的地方。这些旅行，在她那里，常常是替这一对人往现实界里多探一步：她习惯把看到的、吃到的、遇到的一个个人，都记下来，当作一种「过得去」的材料。

这几件事，各在自己的位置上：布帕沙，是一个名字；母亲，是一间病房；《论老年》，是一个框架；女权运动，是一群人。波伏娃自己的那一界，在这些事里，一直是中心：她写的，几乎都是人和人之间怎样把事情接住。可这个中心，每一次都伸出手，碰到了另外两界的东西。

◆四、《永别的仪式》：一次写下来

现在来看这一章的另一端：1981 年出版的《永别的仪式》。

先说它是什么。书的前一半，大约一百二十五页，是她根据自己的日记，对萨特最后十年的叙述，大致是 1970 年到 1980 年；后一半，是 1974 年夏末秋初，她和萨特在罗马、巴黎的一长串谈话记录，篇幅比前一半长得多。这十年里，萨特的身体一点一点垮下来：视力越来越差，1973 年起几乎全盲，不能阅读和写作；行走越来越难，生活要有人照看。1980 年 3 月，他入院〔待核：入院日期〕，4 月 15 日去世。这本书，是她在他死后一年，把这些日子写了下来；她在书的开头特意交代，这是她出版的重要著作里，唯一一部萨特没有读过的。

先说书里有什么。有他的病，有他的药，有他怎样一点一点失去自己能做的事；也有她自己，一个比他小三岁、也已经六十多岁的人，一直在他身边。谈话的那一半，是她问，他答，题目很多：文学，写作，政治，他的一生，还有他们两个人的日子。

这里要补一句，免得读成她是一个人守着他。萨特最后十年，照看他的，不只她一个：有他 1965 年收为养女的阿莱特·埃尔卡姆，有 1974 年起做他助手、帮他读帮他写的莱维（第 31 章），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波伏娃自己身边，也有一位年轻的朋友，西尔维·勒邦，常在一旁帮忙。当年那个以她为中心的圈子，到了这时，已经换了一批人。书里有这个圈子的影子，也有她同莱维的不和。这不是说她做得少，是说这最后十年的「守灯」，其实是好几个人轮着守的，而她写得最多。

再说这本书怎样被读。它出版以后，批评很多。有人认为，她把萨特最没有尊严的那些日子，一笔一笔写得太细，不留一点遮挡；也有人认为，这样写，是对他最诚实的方式，也是对她自己最诚实的方式。这是我读到的两类评论的概括，不替哪一位评论者担保。关于萨特晚年的另一件事，他和莱维的谈话（第 31 章），她的态度，上一章已经说了。

书的结尾，大意是：他的死亡把他们分开了，她的死亡不会让他们重新在一起；可是他们的两条生命，能这样长久地和谐，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不加引号，只记这一层意思：她不拿「在一起」去安慰自己，也不否认那一段「长久的和谐」。

现在把这本书放进三界和预言里看。

先看它为什么是「回写」。本书第 30 章说过，一次断裂在纸上被写回去，是三拍里的最后一拍：123 原理里的「回写」，指的是新的形状反过来，改变旧的东西的意思。《永别的仪式》落在这一格上。为什么落在这一格？因为它不是她又一次发明了一个新说法，而是她把三十年前的那份约定，用最后十年的日子，重新读了一遍：当年约定里的「自由」「透明」，在一张病床上是什么意思？当年那个永远在场的人，怎样用她的在场，换来了他的晚年？这本书，把「渡」这件从来没有名字的事，放回了桌面。旧的那些年，被它重新读了。这是回写。

再看它走向了哪一界。这里我要把两笔账都摆出来。

支持预言的账，有两笔。一笔在现实界，这是一种读法：身体与死，也是现实界。这本书的材料，是一个人的身体怎样垮掉，是病房、药、护理，是最硬的那一份「过得去」。她没有拿一套理论去罩它，也没有拿一种漂亮的哲学语言去修饰它。第 25 章说过，这是一种「记录的说法」，不是「理论的说法」。这个读法不是不通，可它有一个问题：身体与死是现实界里的东西，不等于这本书的重心就在现实界；这一点，下面反对的那一笔会说，第 34 章对表时也要拿出来对。另一笔在理念界：谈话的那一半，她在向萨特问问题，问的是他自己的思想、他的一生，也问两个人当年那份约定里没有说透的东西。她把理念界的那个人，拉到了一个必须回答的位置上。

反对预言的账，也要摆出来：这本书，是她的中心里的中心。自我界的自由，是人和人之间怎样把事情接住。《永别的仪式》写的，是一个人怎样把另一个人接到最后一天。你可以读成：她没有走向别的什么界，她在生命的最后，更深地回到了自己的中心。第二条作废条件说，三人中任何一人的最后作品，更深地退回了自己原来的中心，预言就至少错了一处。这一笔，和加缪《第一人》那一笔，是同一个性质，不能躲。

这两笔账，我也都记在这里，留给第 34 章。

◆五、放回日子里

我构想一位叫容姐的人。

容姐的公公，晚年身体和脑子都不太灵便，在家里住了六年。她丈夫的姐姐远嫁在外，每月寄一笔钱，过年回来住几天。照顾老人的事，主要是容姐在做。

那六年里，容姐有一个习惯：每天夜里，在一个旧笔记本上，记几行字。公公今天吃了什么，吃了几口，药什么时候吃的，夜里起来几次，摔了没有；有的时候，也会写一两句别的：今天他认不出我，叫了我一个别人的名字；今天他坐在窗边，看了一个下午的鸽子，很安静。

公公去世后，容姐没有想过这本笔记。是第二年清明，姑姐回来整理旧物，翻到了它，一页一页看完，很久没有说话。然后她说：你怎么把爸写成这样？她指的是那几页，写他夜里不能自己上厕所、写他发脾气摔碗。她说，这些你写它干什么？让人看见了，爸的脸往哪里放？

容姐也没有话。她过了一会儿说：那几年，我就是这样过的。

她们两个人，后来没有再提这件事。可那一本笔记，姑姐把它带走了，带回了她远嫁的城市。再后来，有一次电话里，姑姐忽然说，那本子，我又看了一遍。你写他看鸽子的那一页，我看了好几遍。

这件事里，有三样东西。有一个人，守了一个人的最后几年，没有一个词，来说这件事叫什么；有一本笔记，把没有名字的活，原原本本放了下来；还有一个站在另一边的人，读了以后，既觉得难堪，又觉得被一件她没有在场的事，补了一课。

把一个人最后的日子如实写下来，是一种在场，也是一种揭开。揭开了，有人觉得不体面，有人觉得终于被看见了。两种感受，常常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

带走的话
站在两头之间的人，要补的往往不是新的一界，而是把两头都撑过的日子，说出来。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讲的是波伏娃站在理念界与现实界之间——她自己的那一半现实界，在芝加哥、在布帕沙与母亲的病房里；自我界的中心，一路伸手碰到了另外两界。

铁三角这一处：断角之后受冲击最小的是她，可她也在隔着一座海撑两头，代价有一部分落在边外的人身上；《永别的仪式》既可读作她向现实界与理念界走的一步，也可读作她更深地回到中心，两笔账都记着，留给第 34 章。

咖啡馆这一年：两个人学做一个人的活

（林思、阿实、小暖是我构想的三个人。这一年是「三把椅子」的第七年，阿实走后的头一整年。）

阿实走后的第一个春天，林思做了一件她认识阿实以来从没做过的事：她把那本硬皮的流水本，从头翻到了尾。

她以前只看过那本子里的数字，看一个月卖多少、进多少。这一回，她读的是字。本子里夹着很多小字：「十一月三日，磨豆机刀盘换新」「周二老太太，改点热水，不加奶」「某某供货商，二十五号对单，别延」。四年的日子，被一个人用几个字一天一天记着。她看到一页，写着桂花拿铁的那个月，「卖四百一十二杯，次于美式」，后面他用铅笔添了半句：「林思说一般，可有人专门来买」。她把那半句看了很久。

她开始学做阿实的活。第一件事是对账。她是个爱画图的人，她的办法，是把每个月的进出画成一幅图：收入是一条河，成本是几条支流，利润是岸边剩下的那一小块滩。画出来很好看，她很得意，拿给新股东看，新股东说，漂亮。

三个月以后，出了一件事：有一家供货商的货款，她没有付。图上没有这一笔。因为河流图里画的是「一个月」，供货商的是「二十五号」，两个东西不在一张图里。供货商打电话来，客气地问了一句，林思才发现，自己画了三个月的河，里面漏掉了一个日子。

这件事让她有点难堪，也让她明白了一件事：图画得出趋势，画不出日期。她把那张河流图留着，旁边另外贴了一张很丑的东西：一张月历，每个月的每一天，用铅笔写着要做的事，三号看豆子，十号对账，二十五号对单。那张月历不好看，可挂在吧台后面，每个月照着走一遍。到了夏天，她能回答阿实当年最常问的那一句话了：这个月要卖多少杯，才不亏。

小暖补的，是另一份。

阿实走后，每天早上七点开门这件事，落到了小暖身上。她以前也早到，可是早到，是为了先和熟客说几句话；现在，早到是为了称豆子、开机器、看磨出来的粉粗不粗。她第一次发现，机器和熟客不一样：熟客会等你，机器不会；熟客会谅解你今天心情不好，机器不会。她必须在六点五十，把该做的做完，因为七点，第一杯就要出去。

她还学了一件事：对供货商说「不」。以前，豆子供货商说过要涨价，她那时只会说「好的，我跟他们商量商量」，然后商量不出结果。这一回，供货商又来电话，说送货要改到下午。小暖说：下午不行，我们早上要用，要么按原来的时间，要么我找别家。电话那头顿了一下，说，好，按原来的。放下电话，她拿着话筒站了一会儿。她教过三个新店员「你可以说不」，这是她第一次，对一个她不熟的人，自己说出来。

她想，原来这件事，没有那么难。难的是对着自己人。

有一件事，她拖了很久。入秋以后，她给阿实发了一条信息，不是道歉，也不是解释，是问一个具体的问题：新来的那家烘焙供货商，月结的日子怎么谈。她发完以后，手心有点出汗。

阿实三分钟就回了。回得很长，把月结的惯例、一般能谈到的条件、哪些条款不能让，写得清清楚楚，像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最后一行，是单独的一句：「别怕说不。」

小暖看着这行字，没有回。她把它截了图，存在了那本熟客的本子里。

阿实自己，也在学。

他到了连锁超市的区域财务，管一百来家店的数字。他很快发现，在这里，他当年最拿手的东西，都用不上，也用得上：用得上的，是对数字的敏感；用不上的，是「我对这家店每一杯都熟」。一百家店，他一家也没有「熟」过。

他的老板有一天问他：这家店的损耗率这么高，你的建议是什么？

他把数字摆了出来，一页一页，非常全。老板说：我问的是你的建议。阿实说，数字显示，要看两个原因。老板说：我问的是你觉得。

他愣住了。他发现，自己在咖啡馆做了四年，每次说话，开头都是「这个月账上」，结尾都是「账上就是这样」；他很少说「我觉得」。是因为在咖啡馆里，有林思替他想方向；现在，他得自己想。

那一周，他做了一件事：他去了那家损耗率高的店，从早上一直待到晚上。收银台的一位中年阿姨，跟他说起，这家店最近人少，因为门口的灯坏了，晚上天一黑，进店的人就不多了。数字里，没有这盏灯。

他后来写了一份建议：先修灯，再看损耗。这是他第一份没有数字的建议。老板看了说，可以。

他开始每个月，去几家店走一走。他自己没有说，可这是他当年在咖啡馆里，从来没有真正做过的事：不是看账，是看人。

他有一次，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一个人坐在家里，想起小暖那条信息，想起那三个月的挖路，想起那张他没有说出口的话。他想，「哪一杯是我的」这个问题，他一直在问，却从来没有去问过那个能回答的人。他想了很久，没有去问。

这一年的年底，三把椅子没有关门。店里的生意不好不坏，新股东的钱，让装修做了一半，菜单提了一点价，老客走了几个，也有新客来。林思的月历，被油渍熏黄了一个角。

秋天，新股东提出一个想法：趁着街区的活动，把店再装修一遍，提一次价，上一套新的杯子。以前，这样的会，林思会自己先把方案画出来，说服别人。这一回，她没有先画图。她拿出了那张月历，和她这半年自己算的几张表，说：照这个方案，每个月要多卖多少杯，才能在两年里回本；按我们现在的客流，这个数，要靠哪几类客人来撑。新股东看了半天，说，你什么时候学会算这个的？林思说：有一本流水本。

她没有说是谁写的。可新股东去过一次柜台下面，翻到那本子里夹着的字，他看了几页，抬头看了林思一眼，什么也没有说。方案最后没有全做，只做了一半。

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晚上，快打烊的时候，门响了。是阿实。

他没有去大桌子那边。他在吧台边上，坐了下来，要了一杯他从前常喝的美式，付了钱，没有收小暖递回来的零钱。喝了一口，他抬头对着吧台后面的墙，看了一会儿，那里挂着林思那张丑丑的月历。他说：二十五号对单，是谁改的？

林思在后头，说：我改的。供货商同意了，每月改到二十八号，他们那边也好对。

阿实点了点头，说：改得对。

他把杯子喝完，起身，对小暖说了一句：「豆子，比我走的时候，磨得细了一点。」小暖说，是我调的。阿实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推门走了。

他没有再提那把椅子。第三把椅子还在大桌子边，空着。林思在后头擦杯子，擦了很久。

这一年，三个人都在补。林思补的是账和日期，用的是图，可后来改成了月历；小暖补的是早起、机器和说「不」，用的是她对人的那一份细；阿实补的是「我觉得」和「去店里走一走」，用的是他的数字，可后来加了一盏灯。每个人都向自己缺的那一界伸出了手，伸出去的，都是自己最熟的那一只手；也都在伸的过程中，把那只手改了一点样子。

可补得不一样。林思会对账了，不会拆机器；小暖会开机器了，听不出一杯咖啡哪里有一点点不对；阿实学会了说「我觉得」，可他那一句「哪一杯是我的」，还悬着。

三个人，都比一年前，走得更靠近了自己缺的那一界。三个人，也都还各自站在各自的桌子上。

至于他们怎样重新坐到一张桌子边，那是第八编的事。

第八编
结算
编序

上部讲「存在」，下部讲「破裂」。裂开的经过讲完了，剩下的人怎样补角也讲完了，这一编要做一件账房先生的事：结算。

结算有三笔。

第一笔，是第 4 章立下的那条可错预言。当时我写下了它怎样才算错。现在把三个人 1952 年以后的路一条一条摆出来，对上的写对上，对不上的写对不上，还要回头看看，这条预言当初立得稳不稳。这是全书最要诚实的一章，我准备好了说「我错了」。

第二笔，是三个人共有的一道缝。前面几编里，每个人各有各的缝：萨特教孤身，靠有人守灯；加缪教推石头，靠晒太阳；波伏娃教做自己，靠渡萨特。可是他们还有一道缝是共用的，它不在三个人中间，而在他们共同站着的那个中心里面：他们教的是自由，靠的却是许多不由自己选的东西。

第三笔，是账结完以后，留给你的。大师的缝，常常也是普通人的缝。这一编最后一章，把全书的读法缩成三个问题，你可以拿去问自己，也可以不问。读出来的东西，只是给自己看的，不拿去给任何人打分。

编末，「三把椅子」走到了第八年。

第 34 章

预言对表

这一章的问题：第 4 章立下的那条可错预言，拿三个人 1952 年以后的路来对，是对、是错，还是未定？

◆一、先把规矩再摆一遍

第 4 章立过一条预言，原文在这里，一个字没改：

断了一角之后，剩下的人都会试着自己去长出失去的那一界；而三个人最后的作品，都走向了自己理论里缺的那一界。

它有两半。前半是「补」：断了一角以后，剩下的人会试着自己去长失去的那一界。后半是「终点」：三个人最后的作品，都朝自己缺的那一界走。

当时还写了两条作废条件。第一条：1952 年以后，萨特反而更深地退回纯理念，没有转向现实的介入。第二条：三人中任何一人的最后作品，更深地退回了自己原来的中心。又说了什么算证据：不拿嘴上的表态，只看他们实际做了什么、力气花在哪里，以及最后的作品朝哪个方向走。

对表之前，我要先认两笔账。这两笔不是证据的问题，是我当初立预言时的写法有毛病。

第一笔，「缺的那一界」留了口子。每个人缺的都是两界，不是一界：萨特缺现实界和自我界，加缪缺理念界和自我界，波伏娃缺理念界和现实界。预言只说「走向缺的那一界」，没说是哪一界。这样写，只要朝两个方向里的任何一个走，都算对。口子开得太宽，会让预言显得比它实际更准。所以这一章我读得严一些：前半句里，「失去的那一界」照第 29 章的账来算，萨特和波伏娃失去的是现实界，加缪失去的是理念界和自我界；后半句里，仍然按「朝缺的两界走、而不是更深地退回中心」算，但每一处都写明走向的是哪一界。

第二笔，「试着」两个字留了后路。试了没长成，也算「试着」。所以前半句其实只是个关于方向的预言，不是关于结果的预言。

为什么要有这一章？因为一本讲读法的书，如果只讲读法对的地方，读者没有办法判断这读法靠不靠谱。对表，是把验算的机会交到读者手里：你可以不同意我的判，可是你应该看得见，我是拿什么在判。

还要交代材料。三个人 1952 年以后写的东西、做的事，数量很大，我这里只取最要紧的几样。年份、书名、卷数，我逐条去查过；查到了的直接写，没查到的标〔待核〕，列在文末。结论也就只下到「我读到的材料能撑住的地方」。另有一条取舍的规矩，先说在前头：每一个人，我先找对预言不利的材料，再找有利的；写进来的不利材料，不比有利的少。

◆二、前半句：谁补了，补的是哪一块

先看萨特。

1952 年到 1954 年，他发表《共产党人与和平》，转向与法共同路。这是第 27 章讲过的那一步。后来他没有停在那里。1956 年，他公开谴责苏联出兵匈牙利，同法共拉开了距离。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站在反对殖民战争的一边：1958 年，他为被捕的阿莱格那本揭露酷刑的《问题》写过文章（第 31 章）；1960 年 9 月，他在《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不服从权利的声明》上署了名，这份声明因为有一百多位知识分子签名，常被叫作《121 人宣言》，9 月 6 日首次刊出；1961 年，他为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写序。他的住处被秘密军组织炸过。1970 年，《人民事业报》一再被查扣，他出面挂名当了这份报纸的主编；6 月 26 日，他和波伏娃在巴黎的大街上分发这份报纸，被警察带走，一个多小时后获释，后来他又到比扬古的雷诺工厂门口去卖过这份报。

一个管想清楚的人，有三十年的力气花在街上、请愿书上、报纸上。第一条作废条件——「更深地退回纯理念，没有转向现实的介入」——明明白白没有触发。前半句对萨特，成立。

我先找的是反面的材料：1952 年以后，萨特有没有哪一件事，是在往回缩？有一件可以算：1964 年，他拒领诺贝尔奖。有人把它读成他在推掉名望这个符号（第 15 章）。可是这和「补现实」不冲突，也谈不上退回概念。我没有找到一件事，能让第一条作废条件成立。

不过我要说两点保留，一点比一点重。

第一点，时间上混在一起了。萨特往现实走，不是从 1952 年才开始的。第 27 章讲过，1948 年前后他已经下场，参与办政治组织（革命民主联盟），冷战和殖民战争本身，又在推着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往现实里走。所以我只能说：断了一角以后，他确实在补现实界；可我不能说，他是「因为」断了一角才补的。这条预言里的因果，我证明不了。能证明的，只是它没有被证伪。

第二点，补的是哪一种现实。先说我给「补上」定的标准：不是看他支持了什么政治，而是看他有没有开始为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说话。照这个标准，1952 到 1954 年那一段，他更像是在为一个阶级说话；后来的阿尔及利亚战争、1970 年的那份被查扣的报纸，才更多落到具体的人身上。这个区分，我自己也不敢说得太满。再看另一面。第 29 章说过，三角里原本的现实界，是加缪那种一个一个具体的人，马车里的孩子，营地里的人；萨特去补的，是历史、政党、人民，这些要靠道理才看得见的现实。同一时期，他写出了《辩证理性批判》（1960），那是他最厚、概念最密的书之一。我的读法是：一个理念界的人，用概念去补现实界，补上来的，常常是一块「想出来的现实」。它是现实，可它不是加缪失去的那一块。这里也要替他说一句：阿莱格是一个具体的人，法农是一个具体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他的文章里，不是只有「人民」两个字。所以前半句对萨特，我判「对，限于方向」；至于他有没有把失去的那一界原样长回来，我的答案是没有。

再看波伏娃。第 29 章那张表里，她失去的最少，只是现实界的那半扇门。这半扇门，她后来是靠自己的脚去补的。

1955 年，她和萨特访问中国，1957 年出版了《长征》，写那一趟的见闻。1960 年，她为一位被法军逮捕、据她自己和律师的说法在关押中遭到酷刑的阿尔及利亚年轻女子杰米拉·布帕沙奔走：2 月布帕沙被捕，6 月 2 日，波伏娃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后来她和律师吉赛尔·哈利米合写了一本书，1962 年出版；1960 年 9 月，她也在那份《121 人宣言》上署了名。1970 年，她出版《论老年》，把老人的日子放到社会怎样对待他们上去讲。这几样里，布帕沙是一个名字，《论老年》是一个框架（第 33 章）：一边是一个具体的人，一边是一整群人。还有一条旁证：1954 年的《名士风流》，把冷战里知识分子的两难放进一部长篇，这是她用自我界的手艺，去碰现实界的政治（第 30 章）。前半句对波伏娃，成立，而且比萨特更少一点「想出来」的味道：她补的，有一部分正是加缪那一类现实，一个一个具体的人。

保留也有：她 1947 年就去过美国，现实界原本有她自己的那一半（第 29 章），所以她这几年的路，有多少是「补」，有多少是她本来就在走，分不开。

最后是加缪。他失去的最多，理念界和自我界两份都没有了；他的材料，也最难对。

自我界这一边，有些迹象。1956 年的《堕落》，第 30 章讲过，通篇是一个人对着另一个人说话，层层剥开自己，不靠圈子，也不靠任何别人给的名分，这是一次自己动手的清算。1957 年他拿到诺贝尔奖以后，写信向小学老师路易·热尔曼道谢，我的读法是：失去了巴黎那个圈子以后，他往回去找的，是最早托住他的那只手。1959 年 1 月 30 日，他改编的《群魔》在巴黎的安托万剧院上演，由他自己导演。一个剧组，是一个自己搭起来的小圈子，同伴一起熬夜、一起排练，这有点像他当年在巴黎失去的东西。

理念界这一边，我找不到什么。奖是外头给的，名分来自巴黎之外，不是他自己长出来的。《堕落》里有论证，可那是小说里的论证，不是在思想界重新立一块讲台。他失去的两份，我看到补了一份的影子，另一份没有动。

在现实界这一头，他没有离开，可也谈不上在「补」。1956 年 1 月，他在阿尔及尔呼吁平民休战，此后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大声的话说得少了：1958 年他只是把自己早年写阿尔及利亚的文章结集出版（法文书名 Chroniques algériennes），1959 年初，有记载说他出面为被判刑的阿尔及利亚人求过情。那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仍在他最熟的那一界里。这和「补失去的两界」不是一回事，我只把它记在这里，不当作证据。

这些迹象，每一件都能有别的解释：一个作家写一篇独白、排一出戏，本来就是作家的日常。所以加缪这一条，我判「有迹象，说不上证实」。

三个人合起来看，前半句的结算是：两个人站得住，一个人只有迹象；而且这两个站得住的，都带着「时间混在一起」的保留。比较老实的说法是，前半句没有被证伪，却也谈不上被证实。

◆三、后半句：三个人最后的作品

后半句是预言真正冒险的地方，因为它说了一个「都」字。

先定一个规矩：「最后的作品」，我取每个人生前完成、或留下的最后一部大作品，再加上晚年有分量的另一样东西。表里先摆结论，下面再逐个说依据。表里的「对」，是说它朝缺的那一界走了；「未定」，是说材料撑不住任何一边；「错」，是说它更深地回到了中心。还有一条，取的时候就定下，免得看了答案再挑：加缪只有一部遗稿，没有别的可选；萨特我加了晚年谈话，是因为他后来的书写不动了；波伏娃我只取《永别的仪式》，因为它是她最后一部大作品。

人 我取的最后作品 走向哪一界 我的判
萨特 《家庭的白痴》（1971—72，三卷，福楼拜，未写完）；晚年谈话《现在的希望》（1980） 家庭、童年、一个人怎样被周围的人造成（自我界），连着阶级与时代（现实界） 对，限题材
加缪 《第一人》（遗稿，车祸后随车找到，1994 年出版） 父亲、母亲、老师、出身（自我界），材料却是阿尔及尔的穷和阳光（现实界） 未定
波伏娃 《永别的仪式》（1981） 萨特最后十年的衰老与死，和她自己（自我界） 我判错

萨特。《家庭的白痴》在 1971、1972 年出了三大卷，写一个福楼拜，要回答的是：一个具体的人，是怎样被他的家、他的阶级、他的年代做出来的。这个问题，和「孤身一人的自由」几乎是反着的。它还接着第 11 章讲的《词语》：他先拿自己的童年试过一次，后来拿别人的试了更大的一次。题材上，他走进了自我界和现实界。这部书没有写完。为什么停下，常见的说法同他后来视力变坏有关，我没有核到他自己对原因的话，所以只记「没有写完」。

保留也要说：这是三大卷概念，用的还是他最熟的那一套。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就不接受他那种「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主张换成对文学场域的社会分析。我不替两边下判断，只记一句：题材转了，手艺没转。这大概就是一个理念界的人走进自我界的样子，他带着一整套概念走进去。至于《现在的希望》，那是 1980 年春天发表的、晚年同本尼·莱维的一组谈话。莱维从 1974 年起做他的助手；有人从谈话里读出他对人与人之间「我们」的说法比早年温和，波伏娃和他身边一些人却认为这组谈话是被莱维引导出来的，她同莱维为此不再说话。这组谈话的分量和归属，当时就有争议。我不拿它做主证。

按作废条件第二条，萨特的最后作品没有「更纯粹地只在概念里」，因为它的对象是一个具体的人和他的家。后半句对萨特，成立，限于题材。

加缪。《第一人》没有写完，只有一份遗稿。书里写一个在阿尔及尔穷街上长大的孩子，没见过父亲，母亲不识字、几乎听不见，后来这个人去找父亲的墓，发现自己已经比墓里的人还要年长。这本书是献给他母亲的，那位读不了这本书的人（题献的原话我不引）。方向上，它走进了出身、父母、老师，这是自我界。可是它的材料，全是阿尔及尔的穷、海和太阳，这又是他的现实界，他最熟的地方。所以这本书有两种读法：一种说他走向了缺的那一界，一种说他更深地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两种读法我都驳不倒。

还有一件事，会让这条更难判：书没有写完。他去世时四十六岁，正是一个作家把手艺用熟的年纪。我们不知道他最后会把它写成什么。据说他把自己的作品分成荒谬、反抗、爱三个系列，《第一人》通常被放在第三个系列里〔待核：这一分组的出处，各家说法不完全一样〕，若是这样，那条路是朝自我界去的；可是人去世了，书还停在半路上。所以这一条，我判「未定」。第二条作废条件对他有没有触发，我没法证明，也没法排除。

波伏娃。《永别的仪式》写萨特最后十年的衰老、失明、病痛，写得很细（第 25 章讲过，第 33 章还要细讲）。它朝哪里走？有一种读法说，身体和死，是现实界里最硬的东西，所以她走向了现实界。这个读法不是不通。可是我自己读下来，觉得更近的读法是：整本书是两个人，一个在病里，一个在身边陪着。这是她的「渡」，渡到了最后一程。她的缝是「教做自己，靠渡萨特」，这本书把后半句写到了底。我读到的是：她更深地回到了自己的中心。

按预言立的字面，波伏娃这一条，是第二条作废条件触发的样子。这一条，判错。我当初想的是，她会在晚年走到理念界或现实界去；她走的，是她最熟的那一界的最深处。对于上面那个「身体与死也是现实界」的读法，我不用它来救预言：立预言的时候，我没有给这个读法留门，事后再开门，就是改规则。

这三条判，我也各留一个翻盘的办法，免得它们看上去像定论。萨特那一条，如果有人能证明《家庭的白痴》在方法上，其实是把福楼拜整个压进了他早年的那套自由概念里，没有给家庭、阶级留下真正起作用的位置，那么「走向缺的那一界」就只剩题材，我会把「对」改成「半对」。加缪那一条，如果能找到可靠的材料，说明他对《第一人》后面几编的计划，「未定」就有可能改成「对」，也有可能改成「错」。波伏娃那一条，如果有人拿得出她自己对这本书的定位，比如她明说过，这是一本讲社会怎样对待衰老和病的书，不是一本讲渡萨特的书，我愿意把「错」改成「半对」。这些材料，我现在手里都没有，所以先照现有的写。

◆四、结算：对三，未定二，错一

把前后两半放在一起，一共六格：前半句三格，萨特对（限方向）、波伏娃对、加缪有迹象（我记作未定）；后半句三格，萨特对、加缪未定、波伏娃错。数一数：对三、未定二、错一。

可是预言说的是「都」。一句话里说了「都」，有一个反例，这句话就站不住。所以，按我自己立的规矩，后半句原样不成立。能留下来的，是一句缩小了的话：「三个人里，至少有一个人，最后的作品朝自己缺的那一界走了」。这句话太小，冒的险几乎没有，我不把它算作一条像样的预言。前半句，留下来的是「没被证伪」。

这条预言有三处写得不稳，我一处一处认。

第一，我写了「都」。三个人的处境，其实差得很远。第 29 章那张表已经说了：这一次断角，加缪少了两份，萨特少了一份，波伏娃只少了半份。损失不一样，照理补的力气也不一样。预言却让三个人一起补，一起走向缺的界，这是我写得太整齐了。

第二，口子开得太宽，前面已经认过。

第三，也是最该认的：我低估了「中心」的吸力。对表的时候我看到，三个人里，波伏娃在最后回到了自己最熟的那一片地：人与人的纠缠；加缪的《第一人》，也能读成回到了阿尔及尔的童年。一个确定，一个可以这样读，萨特却是往外走了。三个人，撑不起一条规律，所以我不立它，只在下面把预言改小一点。

如果要把预言改得诚实一些，我会这样写：断角之后，失去得越多的人，越会用力去补；到了晚年，人往往回到自己最熟的那一界。这句话比原来的预言小，也笨一些。拿 1952 年以后的三个人去对，它几乎处处对得上：加缪失去最多，用力最明显（《堕落》、剧组、给老师的信），可是时间只给了他八年；萨特失去一份，补了三十年；波伏娃失去最少，补得最干净，也最早回到自己的中心。不过，这是看完答案再改题目，不算数。它只能算下一轮的预言，要等别的人来对。

这句话也只是个猜想，既然立了，就要给它一个作废的办法。如果你在身边找一些人，他们中年时丢掉了一样最靠的东西，比如一位合伙人走了、一位长辈去世了、一份工作没了，十年以后，这些人里大多数反而去了陌生的方向，没有回到老本行和老习惯，那这个猜想就错了。三五个熟人当然不是统计，这个测法也不严谨。可是有一个办法放在那里，总比什么都不放强。

最后要说一句：预言错了一部分，不等于判语错了。预言是我从读法里推出来的，推错了，我要回头问读法有没有毛病。我的回头看是：三角的「稳」，经得起这次对表，三个人确实一直活在另外两界的托举里；可这个读法推不出「失去了就一定会补」。人失去了托着自己的东西，有的会去补，有的靠回自己的中心，有的来不及。这一点，我在这一章才看清。

◆五、放回日子里

我构想一个家常的例子。

宋姨年初跟老伴立了一个「小预言」：今年家里的水电煤气会比去年少。她还给自己立了两条规矩：随手关灯，洗菜水留着冲厕所。

年底，她把全年的账单摊在桌上，一项一项对。电费少了，对。水费没少，反倒多了一点，错，她承认，说是孙子暑假来住了两个月，这个理由她没往「对」那一栏里塞。煤气呢？年中换了新灶，用法全变了，跟去年没法比。她在煤气那一栏写了三个字：没法比。

老伴笑她，说你这样算，一年的预言，对一条、错一条、白一条。宋姨说，白的那条不能写成对的，写成对的，明年我就信不过自己了。

第二年年初，她又立了一条，这回写得小了一点：电费比今年再少一成。立完，她在后面加了一行：错了，就写错了。

带走的话
立了预言就得认账：对的写对，错的写错，没法比的，老老实实写「没法比」。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对的是三个人各自失去又各自去补的那一界：萨特与波伏娃失去现实界，加缪失去理念界与自我界；补得最干净的是波伏娃，补得最像「想出来」的是萨特，最难判的是加缪。

铁三角这一处：预言前半「没被证伪」，后半句因「都」字不成立，对三、未定二、错一；三角的稳经得住对表，「失去就会补」推不出来。

第 35 章

中心之内的第二道缝：教的是自由，靠的不是自由

这一章的问题：三个人共同站着的那个中心叫「自由」，这个中心里面，有没有一道缝？

前面各编讲的缝，都是各人自己的。萨特教孤身，靠有人守灯；加缪教推石头，靠晒太阳；波伏娃教做自己，靠渡萨特。每一道缝，都落在一个人身上，补它的东西，在另外两个人手里。

这一章要讲的缝，不属于哪一个人。它在三个人共同站着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自由」这个中心的里面。

第 2 章说过，三个人都把自由放在中心，一到创造、自由、幸福几样东西冲突起来，三个人都站在自由一边。这一章要问的是：他们站在自由上教书、写书、过日子，可是回头去数，让他们能一直站在那里的东西，有多少是自由选来的？

我的读法是：比他们的书里写下的，少得多。

他们靠的东西，我归成四样：友谊、肉身、运气、他人。这四样有一个共同点，都不由一个人自己说了算。你可以选择珍惜它们，可你选不出它们：每一样，你选得了的只有「怎样对待」，选不了的是「有没有」。这就是我说的第二道缝：中心里教的是自由，中心下靠的不是自由。

这一道缝和前面几道的关系，可以这样讲：前面的缝，都画在三界的地图里，讲的是谁靠哪一界；这一道，画在地图的纸上，讲的是「自由」这两个字本身，是不是一个人自己挣来的。

先说清一个误会。这不是说他们的自由是假的。第 4 章说过，缝隙不等于虚伪。一个人靠着不由自己选的东西，活出了一种很有分量的自由，两件事并不打架。我要看的只是：这些东西，在他们的理论里排在哪里。

◆一、他人：自由要有人接

先看友谊和他人。这两样放在一起说，因为它们的特点一样：一个人单独选不了。

萨特和波伏娃那份契约，是两个人签的。萨特可以选她，可另一半的事，是她也选了他，而且不是选一次，是五十年里一遍一遍选（第 5 章、第 25 章）。契约写在纸上，可纸上写不出「对方还愿意」。这一半，从来不在萨特手里。她每一天的「在」，是她每一天的选择；他的日子里能一直有她，是被选中的福气，不是自己签出来的保证。

加缪和这个圈子，更是这样。1943 年他在《苍蝇》首演时上前同萨特相识，这一步是他自己迈的；1944 年 8 月，萨特应他之邀为《战斗报》写报道，那一次，是别人来叫他。可是此后几年，那个圈子肯不肯认他、请他坐下、把他的书放进正在讨论的大问题里，是别人的事。1952 年，圈子又不认了，这同样是别人的事。他可以一直是那个人，圈子却不再是那个圈子。

波伏娃的例子，是少女时代的挚友扎扎。1929 年，扎扎早逝，波伏娃后来在《端方淑女回忆录》里写了她。一个人的离去，不是你选的，可它在你身上留下的东西，后来成了你写下的东西的一部分。

铁三角这件事本身，也有一半不由自己选。萨特可以选波伏娃，可以选请不请加缪吃饭；他选不了加缪愿不愿意来，也选不了来了以后三个人能不能处得下去。1943 年到 1946 年那一小段，是一个年代把他们聚到了一张桌子边。三界互依，在这个意思上，是时代请来的客人，不是三个人设计出来的结构。所以它断的时候，也不能把账全算在谁头上。

这里能看出一件有意思的事。萨特在剧作《禁闭》（1944）里写「他人即地狱」，这句话常被误读成「别人都讨厌」，本意是人被他人的目光所定义（第 13 章）。可他自己活着的时候，天天靠的，是几个肯把目光放在他身上的人。他人是地狱，也是桌子。这两半，他的书里只写了一半。

◆二、肉身与运气：没有谁挑过自己的出生

再看肉身。

萨特从小右眼斜视。父亲在他一岁多时病故，这件事也没有人问过他。他一辈子靠眼睛读书写字，到晚年，几近失明，读也难、写也难。想清楚的自由，最后落在一双看不清字的眼睛上。他晚年身边的人怎样陪着他，第 5 章讲过。

加缪十七岁患肺结核，那是在他还在阿尔及尔贫民区读书的年纪。这场病跟了他很多年。第 19 章说过，他推得动石头，因为他身上存着地中海晒出来的热。用本书的一个用词，这一份热落在能量这一维的「内能」上（E3 能量：内能、动能、势能）。为什么落在这一格？因为它不是靠别人给的名分，也不是靠往前冲的外力，而是自己身体里存着的东西；而这份存着的东西，是出身、气候和一场病一起给的，没有一样是他挑的。

加缪靠的还有另一样东西：母亲。她不识字，半聋，话很少（第 17 章）。这一份安静，是他一辈子的底色，也是别人没法挑的：谁也不能自己选一个怎样的母亲。他 1957 年 12 月在斯德哥尔摩答一位阿尔及利亚学生，说「我宁要我的母亲」，我的读法是，那一句话里的「宁要」，不是权衡之后的选择，是一个人认出了自己一直站在什么上面。

再看运气。加缪那位小学老师路易·热尔曼，不是他挑的；那是一个孩子走进某个班级，碰上某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改变了他的命运（第 6 章）。萨特从小在外祖父的书房里长大，这也是运气。波伏娃家里没有嫁妆（第 22 章），两个女儿得自己去读书、去工作，这件事本来是一桩家业的不幸，我的读法是，它后来成了她走上另一条路的一个起点。

最彻底的运气，是 1960 年 1 月 4 日。加缪坐的是出版人米歇尔·伽利玛的车，他在车祸中当场去世，遗稿《第一人》随车被找到，一般说在公文包里。车是出版人的，路是出版人开的，他是搭车的人；伽利玛在事故后几天也去世了。一个靠「不服」活了一辈子的人，最后的一程，是一段不由他自己挑的路。我不替这件事下任何结论，只是把它放在这里。

波伏娃的身体，是另一种不由自己选。她在《第二性》里写的，正是一个人的身体怎样被社会提前贴上意思：生在哪个性别，不是谁商量过的，可是这件事，从小到大，比许多事都更决定一个人要走的路。

还有一样，是时代。1944 年前后三角最亮（第 9 章），不只是三个人本事大，还因为那一年巴黎刚解放，地面是平的，三界同时有光，那份光有一部分是时代给的。1952 年地面变了形，这也是时代给的。没有人在时代里「选」了自己出生的年份。

◆三、他们写到过一点点，为什么没放进中心

说到这里，有人会反驳：这些大师难道不知道吗？他们知道。三个人的书里，都有一两句话，碰着了这道缝。只是没有一个人把它放到理论的中心。

萨特说，人被判定为自由（《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5 年演讲，1946 年出版）。我的读法是，这句话里最重的字是「被判定」。它说的是：你没有同意过，自由就已经落在了你身上。自由不是自己挑来的，这半句，他自己其实已经说了。他还写过一个词，叫「处境」（第 12 章）：身体、出身、年代、身边的人，都是你没法挑的。可是在他那里，处境主要是自由要对付的边界，是自由必须穿过的障碍。他没有把处境同时看成托着自由的底，这是我看到的差别。边界是拦着你的东西，底是托着你的东西。同一样东西，他只写了前一种用处。

加缪说，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西西弗斯神话》，1942）。「想象」这个词也值得停一下。西西弗斯的幸福，要靠想象才能得到；我的读法是，加缪自己的幸福不用想象，海就在那里，太阳就在那里（第 19 章）。他写的是一个靠意志换来的幸福，他过的是一个靠天赐的幸福。他后来在《反抗者》里写「我反抗，故我们存在」（1951），那个「我们」，已经把他人放到了前提的位置上：没有他人，反抗这个动作本身都立不起来。这是他最靠近那道缝的一句话。

波伏娃走得最远。她说女人不是生成的，是变成的（《第二性》，1949）：「变成」的意思，就是被处境和身边的人一点一点做成的。她还说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模糊性的道德》，1947）：自己的自由，要靠别人的自由来成全。三个人里，她最接近把这道缝写进理论里。这和她站在自我界，是一致的。可是即使是她，在契约和渡萨特那些年里，靠的东西里也有一大块是运气和肉身的，她没有把它们当作自由的条件来写（第 25 章）。

这就是这道缝的样子：三个人，各从自己的方向碰过它，没有一个人转过身，正面对着它。

这个读法怎样才算错，也说一句。如果有人能在三个人的主要著作里，指出一段把「被给予的东西」当作自由的前提、摆在理论中心来系统讲的文字，那么「没有放进中心」就站不住。我读到的是没有，可我不敢说逐页查过三个人的全部著作，所以这一条是我的读法，不是定论。

为什么没有人把它放进理论的中心？我想得到四个原因，都是我的读法。

第一，理论是写给「能做什么」的。自由哲学回答的问题是：在这个处境里，我现在能做什么。能做的事，才有资格写进理论的中心。靠的东西不是你做的，是你被给的，放进「你能做什么」里，没有它的位置。

第二，熟到看不见。第 4 章说过，人很少感谢空气。

第三，时代。这几个人写下最要紧的那些话，是在占领和战后。在一个人人都被逼着交代「你站哪边」的年代，说「我能撑下来，靠的多半是运气和朋友」，听上去像给退让找台阶。当时最缺的，是一句不给借口的话，他们给了。

第四，追随者。追随者要的是学得会的东西。「不许借口」一个晚上就能学会；「要有人托着你」，没法在一本书里教，得靠日子。写书的人，写的是能教的。

这四个原因合起来，造成了一个后果，第 16、21、26 章都见过：追随者把「不靠人」学走了，把「有人托着」漏掉了。这道缝，在大师身上是一道缝，到了追随者那里，变成了一道沟。

也要说一句公道话。把自由放在中心，是对的。在占领和战争这样的年代，许多原来靠得住的东西都塌过：国家，体面，不少朋友。在这样的地面上，「你仍然能选」是一句真话，而且是很硬的一句真话。靠，不能替你选。三个人对在这里；缝在中心下面，不在中心上面。

◆四、回到三界互依

现在回到全书的主轴，看这道缝怎样和三界接上。

第 2 章用「意义目标」（D1）这个词，说人一辈子追的东西大抵落在创造、自由、幸福三样上。为什么在这里再用一次这个标签？因为这一章要说的，正是创造、自由、幸福三样之间的关系，所以落在 D1 这一格。一句话是：三个人把三样里中间那一样当成了全部，托着它的另外两样，却没写进他们的理论。这是我的读法。我所说的「友谊、他人、运气」，更近于幸福那一边：一个人活得下去、愿意活下去的东西；「肉身、做事的力气」，更近于创造那一边：一个人有东西可做、做得动的东西。自由站在中间，两边的东西少了，它就悬着。

这个读法，放回三界，意思就更清楚。

理念界的自由（想清楚），要有自我界托着：有人陪你想，有人听你说，想清楚的东西才不会悬在半空；也要有现实界作证：想对了，要有人在日子里看见。

现实界的自由（过得去），要有理念界给它名字：不然日子过得去，却没人说得出它是什么；也要有自我界给它一张桌子：不然一个人扛着，扛久了，忘了为什么要扛。

自我界的自由（撑得住），要有理念界给它框架：不然一个人撑着别人，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讲给自己的说法；也要有现实界让它落地：不然撑住的是气氛，撑不住的是账。

每一界的自由，都要靠另外两界的东西才能站住。这就是三界互依。它不是三个人碰巧搭上的，也不是这一圈朋友独有的好运，我的读法是：它是自由的一般样子。自由不是从一个人里长出来的，是在三界互相托着的地方显露出来的。

所以，这一章对第 4 章总判语的补充，只有一句。总判语的前半说，大师教的是他写下的那一半，靠的是他活过而没写下的那一半。现在可以补一句：这没写下的一半里，有一整片，是不由他自己选的。

有人会问：照这样说，自由是不是被说小了？我觉得没有，它只是换成了一种更诚实的样子。选的那一下，只有你自己能做，这一点没变，萨特对的就是这一点。变的是这一下之前和之后：之前，有人把桌子摆好，有人听你说；之后，有人替你把选的结果扛一段，有人在你错了的时候，还肯坐下来。自由是一只手，托着它的是另一只手。第 14 章那句话，选的那一下只能你自己来，可走到那一下之前，你身边多半有一个人在守着灯，在这里，从萨特一个人，推到了三个人，也推到了每一个人。

回到「三把椅子」，也是这样。林思开这家店，是她自己的选择，没有人逼她。可是当她把那句话发到群里，阿实回了两个字「多少」，小暖说「你们要是开，我来」，这个选择才有了落脚的地方。她的自由，一半是她的，一半是那两条回复给的。后来阿实退了股（第六编），她才知道那一半有多重。

运气还有两个常见的误会，要一并说掉。一个是把运气当功劳：我今天过得好，是我努力。另一个是把没有运气当借口：我没有那个机会，所以我什么都不能做。萨特的刀，正好落在第二个上；本章的话，落在第一个上。两个都要防。

还要防一个反方向的误会：别拿「靠」当借口。萨特最硬的那一条，是不许借口（第 12 章）。知道自己靠着别人、靠着运气，不等于选择可以交出去。你照样要选，只是你知道，你是在一张有人坐着的桌子边选，不是在真空里选。知道这一点，人会少一点傲，多一点谢。

◆五、放回日子里

有位修自行车的常叔，在街角摆了二十多年的摊。他对徒弟常说一句话：求人不如求己。他也确实少求人，补一个胎、调一个闸，从不让别人帮手。

有一年他腰出了毛病，在医院躺了三个月。那三个月里，他的摊没有倒。隔壁卖水果的把他的工具箱推进自己的铺子里，每天晚上锁好；对面修鞋的老师傅，替他看着熟客，有人来补胎，就说常叔过几天回来，先放这儿；还有一个当年的徒弟，每天收摊以后过来，把他的摊布擦干净。

常叔回来以后，拿了一条烟去谢隔壁。卖水果的说，我这铺子里有一阵子没少用你的气筒，这些年借了你多少回，你自己都不记得了。

后来有人问常叔：你这二十多年，到底是靠自己，还是靠别人？常叔想了想，说，车是我修的，可摊子能摆二十多年，不是我一个人的本事。

那个当年天天来擦摊布的徒弟，后来自己摆了摊。头一回遇上同行生病，他也把人家的工具箱推进了自己的铺子。没有人教他，可他知道该这样。

常叔后来对新来的徒弟，还是说「求人不如求己」。不过他在后面加了半句：能自己来的，就自己来；可摊子是大家看着的，你记着。

带走的话
选是自己选的，托着你选的那些东西，多半不是你选的。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三人共同的中心「自由」，是三界一起托着的——想清楚、过得去、撑得住，缺哪一界，自由都落不了地。

铁三角这一处：他们靠的友谊、肉身、运气、他人，都不由自己选；三条边互相托着的，正是这些。

第 36 章

普通人的铁三角

这一章的问题：这本书的读法，一个普通人怎样拿回自己的日子里，用得上又不伤人？

◆一、不是要你成为大师，是要你认出自己的缝

读了三十几章，最后要问一句：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的回答是：你也有教和靠之间的那道缝，而且它不是毛病。

你对别人常说的那句道理，是你「教」的那一半。当父母的，常对孩子说「凡事靠自己」；做领导的，常对下属说「想清楚再动手」；当老师的，常说「别怕错，大胆试」。这些话没有一句是假的。可是回头看看，让你自己一天一天撑下来的，多半不是这句话。是一个晚上肯听你说完的人，是一份准时到账的工资，是一个没有人看见、每天替你把事情做完的同事。它们是你「靠」的那一半。你从来没把它们写进过自己的道理里，因为它们太熟了，熟到不像是「靠」。

这就是第 4 章那句总判语在普通人身上的样子。大师的缝，被一整套理论和一群追随者放大了；你的缝，只是被日子悄悄遮住了。

还要说一句关于「铁三角」。书里的铁三角，是三个人、三个界。你的铁三角，不一定是三个人，也不一定正好三个。它可以是一个人加两个朋友，可以是一家三口，可以是一个办公室里互相补位的三个同事，也可以只是你身边的两个人，加上一件你一直没当作「靠」的东西，比如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住了二十年的邻居。三界是三种活儿：想清楚、过得去、撑得住。谁替你做哪一种，才是要看的。

◆二、随身三问

前言里我答应过，第 36 章要做这件事。这里是三个问题，一个一个问，一张纸、一支笔、十五分钟就够。

一问：想清楚、过得去、撑得住，我最近做的一件事里，哪一样最顺手，哪一样最吃力？

挑一件具体的事，不要挑「我这个人」。比如：最近搬家、最近带孩子去看病、最近跟领导提了一次加薪、最近处理了一次家里人的争吵。然后问自己：我是先想清楚的（该怎么办，凭什么这样办），先把事情办过去的（时间、钱、材料、跑腿），还是先去撑住人的（谁难受了，谁需要一句话）？最顺手的那一样，是你的长处，你多半以为那就是全部。最吃力的那一样，就是你的缝。

二问：身边是谁在替我撑着那最吃力的一样？

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样东西。如果你最吃力的是「过得去」，也许有一个每个月帮你把账理清的人；如果最吃力的是「撑得住」，也许是你的姐姐，或者那个每次接你电话的老同学。写下一个名字就行，写不出名字，那也是个答案，下面会讲。

三问：我有没有对他说过一句谢谢？

注意是「一句」，也注意是「他」。不是说在心里谢了，是当面说过、发过一条消息。还要注意怎么说：不要说「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帮助」，这种话太大，听的人接不住。说一件具体的事。比如：「那天你替我把合同看了一遍，我一直想谢你。」具体的话，对方才知道你看见了。

撑着你的人，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在撑。他以为只是顺手。你说一句具体的谢，是把他的「顺手」变成「被看见」。

三问背后的道理，就是第 10 章那句话：互相依靠，就是互相欠着。账一直不记，也不是坏事，可是你要知道它在。说一句谢谢，不是还债，是让对方知道，他做的那份活，有人看见了。

如果第二问你写不出名字，怎么办？大致有三种可能，各有各的办法。一种是你一直在自己扛。这不是荣耀，第 16 章的小樊就是这样：路是自己选的，难处也一声不吭，病了一个星期，谁也没告诉。办法是挑一个人，不必是最亲近的，挑一个不替你选、也不审你的人，每周只讲一件小事。第二种是你靠的是东西，不是人：一份稳定的工作，一套住惯了的房子，一个习惯。这没有问题，只要你看清楚，它们哪一天没了，你会掉在哪一界。第三种是靠的人太理所当然，你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这一种最常见。办法是回想一下，这个月里，有谁帮你做了一件你没开口、他也没提的事。

答完以后，你会得到一张很小的图。如果你愿意，可以学林思那张纸巾的画法：画三把椅子，每把椅子旁边，写一串小字，写这一界里有哪些活，是谁在做。

再看看你得到的图：一个顺手的界，一个吃力的界，一个替你撑着的人。再多一步，可以问一句：如果这个人明天不在了呢？这一问不用答完，只用想一想：他做的那份活里，有哪一小件，你今天就能学会？不是学成他，学一件就够。

◆三、三问不是什么

三问好用，也容易用坏。我要在这里划三条边，再补两个用法。

第一，三问不是诊断。它不是在判断你「是什么人」，也不是在给别人贴「理念型」「现实型」的标签。第 3 章说过，三界是一个人眼下的落点，不是性格；落点会随着日子挪动。今年你最吃力的是「撑得住」，明年换了工作，也许变成「过得去」。所以三问最好一年问一次，每次的答案，都只对眼下的这一件事有效。

第二，读出来的东西，不进考核。这一条我写得最重。如果你是主管，你可能忍不住想：这个同事「理念界强、现实界弱」，是不是该调岗？不要。如果你是家长，你可能想：我家孩子「自我界弱」，是不是需要纠正？也不要。三问是给自己看的，它的好处是让你看见谁在替你撑着，不是给别人排名。一旦拿去打分、评级、决定谁多干谁少干，人就会学着把答案答得好看，三问也就坏了。

第三，三问也可能答错。第 34 章刚刚对过一次表，我的预言错了一条；你的三问，也可能第一次答偏。常见的偏法是：把「最吃力」答成了「最讨厌」。你讨厌的不一定是最吃力的。还有一种偏法，是答完以后想去指责谁：「原来都是他没做」。这样的答案，请先放一放。三问问出来的是「谁在替我撑」，不是「谁没替我撑」。还有一点：如果每年的答案都一模一样，要么你很稳，要么你已经没在问了。答案会变，才说明你是在认真问。

还有一个容易走偏的地方：别把谢谢变成预付款。说谢，是因为他做了，不是为了下次再借。如果你一边说谢，一边心里在盘算「这下我可以多麻烦他几回」，那句谢就变味了，对方多半听得出来。

还有一个用法，不伤人：两个人一起问。不是互相评分，是各自答自己的三问，然后各自对对方说一句具体的谢。小暖后来在店里就是这样做的，下面会写到。一个人答，容易答偏；两个人一起答，另一个人会在你偏的时候，问你一句「真的吗」。

◆四、补一点就够

问完三问，如果你心里冒出一个「那我是不是应该三界都会」的念头，我劝你放一放。

三个人都占全，很难，也没有必要。书里的三个人，没有一个补全了，加缪死得太早，萨特去补的是一块想出来的现实，波伏娃最后回到了自己最熟的地方（第 34 章）。人到一定年纪，回到自己最熟的那一界，也许是常见的事（这在第 34 章只是我的猜想），就算是，也不是失败。

补，是补一点点。你最吃力的那一界，学一件它里面最小的事就够了。最吃力的是「过得去」，就学会看一张账单，知道每个月大概花在哪里；最吃力的是「撑得住」，就学会在别人说完话以后，先停三秒，再回答；最吃力的是「想清楚」，就每周留一个小时，把一件拿不定的事写成一页纸。

补的顺序，也是先学最小的那一件，等它不再吃力，再学第二件。一年一件，足够了。第 4 章那位老人，老伴走了以后学做饭、学记亲戚的生日，就是这样补的：不是一夜之间学会一整个界，是一件一件来。

也不要因为学了这一点，就觉得可以不再靠那个人了。补一点，是为了在他不在的那一天，你不会一下子掉空；不是要把他变成多余的人。靠，还是靠；只是你不再把靠当成理所当然。

◆五、放回日子里

方姐，四十出头，在一家公司做行政，独自带着一个上中学的儿子。我构想她在一个周日下午，做了一次三问。

一问：最近的一件事，是儿子学校要家长去开会，同一天公司又有个加班。她写下来：想清楚，她很快就想好了该怎么办；过得去，她先请了半天假，把加班挪到了第二天，也顺手；撑得住，她写了一个字：累。她把「最吃力」填成了「撑得住」。

二问：谁替她撑着？她想了很久，写下了一个名字：楼下的唐阿姨，儿子放学常去她那里蹭一顿饭。

三问：谢过没有？她写：没有。因为每次她去接儿子，都只说一句「麻烦您了」，没说过别的。

写到这里，她觉得有点不对。她把纸翻过来，又想了一遍。过了一个星期，她改了第一问的答案：最吃力的不是「撑得住」，是「过得去」：她每个月都在为钱、为时间、为开会跑腿而熬，「累」那个字，是因为熬而来的，不是因为人情。于是第二问也跟着改了：替她撑着的，除了唐阿姨，还有那位总是把她的报销单提前交上去的同事。

第三问，她这次做了。周五，她拎了一袋橘子去唐阿姨门口，说了一件具体的事：「上个月十七号，我加班到九点多，孩子在您这儿吃的饭，您还给他留了汤。我一直想谢谢您。」唐阿姨愣了一下，说，那孩子吃饭，比在家吃得多，我才该谢你。

她还在本子上写了一件小事：每个月第一个周日，自己看一次账单。这是她给「过得去」补的第一件，小到不能再小。

方姐后来说，三问她答偏了一次，一个星期以后才改过来。她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丢人的：本来就是问给自己的。

带走的话
一年问自己一次：我最吃力的是哪一样，谁在替我撑着，我谢过他没有。

小账

这一章的三界：三问把三界放回普通人的日子里，想清楚、过得去、撑得住，哪一样顺手，哪一样吃力，一眼就看得出。

铁三角这一处：你的铁三角不一定是三个人，是在你最吃力的那一界上，替你撑着的那一份；认出它，谢过它，学一件它里面最小的事。

咖啡馆这一年：对账

（林思、阿实、小暖是我构想的三个人。这一年是「三把椅子」的第八年。）

阿实走了以后的第二个年头，老街已经不太像当年的老街了。

整条街划进文创街区以后，仿古的路灯亮了两年，街口那块牌子被雨淋得有点褪色。街尾那家连锁咖啡店，买一送一的活动早停了，因为客人已经习惯了去。可是三把椅子还在，装修只做了一半，老客走了几个，又来了一批新客。大桌子边，常常还是只坐两个人。新入股的那位朋友只管出钱，也来对账，可店里的事，他说他不懂，让她们定。

两个人这一年已经把阿实的那份活，学去了七成。

磨豆机粗细不匀，会先清刀盘，再看弹簧。月结的供货商，每月二十八号对单，是林思去年改的日子，记在她那张月历上。执照年检的日子，是小暖用幼儿园做家长通知的那套办法，提前一个月写在了吧台后面的小黑板上。那本硬皮的流水本，一直放在吧台底下，每天早上开门前，两个人轮着，在上面写两行。字迹现在是三种了：阿实的，林思的，小暖的。

还有三件事，学不会。

一件是和房东谈房租。合同下个月到期，房东又来说要涨，数字比去年那回还大。林思谈了两次，一次比一次软。第二次去，她带了一份自己做的小册子，讲三把椅子这几年在老街上的样子：来的是谁，客人写过哪几段话，贴过哪几张明信片，做得很好看。房东翻了翻，问了一句：你们去年平均一天多少杯？林思说，大概两百上下。房东又问：一星期里哪几天最多，早上多还是下午多？林思答不上来。她知道哪天下雨客人少，知道哪位客人坐得久，可是一张表她拿不出来。流水本上有开门的时间、机器的毛病、谁请了假，没有一栏是客流。出门以后她才想起，开店之前，阿实在这条街上站了三个下午，拿一个小本子数过路的人，那时她还笑他。他当时说的那句，名字是你的，人数是我的，她只当一句玩笑。

第二件是税。年底汇算，有一笔进项该怎么入账，两个人对着表格，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还是拿不准。

第三件，是供货商那边的一个老人情。有一家小烘焙厂，豆子一直是赊着拿的，近来对方的老板换了人，一句话没说，就改了结账的规矩。林思打电话过去，对方客气，可是口气里没有了从前的松。

十号那天，账对完了，大桌子边只有两个人。

小暖问了林思一个问题。她问得很平常，像在问明天的天气：这一年，你最吃力的是哪一样？

林思想了想，说，房租。

小暖又问：谁以前替你扛着这个？

林思没有马上答。她看着吧台底下那本流水本。过了一会儿，她说：阿实。

小暖说：你谢过他吗？

林思说：他走的那天，我说了「保重」。去年除夕他来坐了一杯美式，我在后头，只说了二十八号那件事，他说「改得对」。就这些。

小暖没说话。她把自己的杯子推了一下，说，那算不上。

林思问：你呢？

小暖说：我最吃力的是撑得住。阿实走了以后，店里谁跟谁闹别扭，没有人去说开了，我自己也站进去过一次。

林思问：谁在替你撑着？

小暖想了一会儿，说：你。我不吭声的时候，你就先去把后厨的门关上，让我一个人待十分钟。你自己大概不知道你做过这个。

林思真的不知道。她说，我以为那只是我自己想躲一躲。

小暖说：谢谢你关门。

这一句，林思后来说，比任何一句夸店的话都让她难受，也比任何一句都让她踏实。

那天晚上林思没有回家，在店里坐到很晚。她把一张纸巾摊开，画了一张图，画的是第三年那张图的样子：三把椅子，每把椅子旁边写一串小字。这一回，她在阿实那把椅子旁边，一条一条往下写：豆子、机器、执照、账、房租、早上七点开门、哪一个供货商要先打电话。写到最后，她把「房租」和「税」两行圈了起来，在旁边写了一行小字：我们的。又在另外两把椅子旁边，补上了这两年新长出来的活：林思那边多了「月结对单、跟供货商喝茶」，小暖那边多了「执照、流水本、教新来的人修机器」。

她看着这张纸巾，看了很久。三把椅子上，只坐了两个人，可是三个人的活都还在这张纸上。

她拍了一张照片，没发给小暖，发给了阿实。

消息她写了三遍。第一遍写得很大：「谢谢你这几年为店做的一切。」她删了，觉得这句话谁也接不住。第二遍写得很软：「你还好吗？店里最近事多。」她也删了，觉得这是在绕。第三遍，她只写了一件事：

「流水本第 41 页，磨豆机粗细不匀那一条，我们照着修了三次，三次都对。谢谢。」

她又加了一段：

「合同下个月到期，房东又要涨，我们谈不动，也算不清。不是请你回来入股，也不是要你帮忙免费。你愿不愿意哪天来看一眼，按小时算钱。这个钱，我们照付。」

发出去，她把手机扣在桌上。

她不知道他会不会回。当年他那封以「林总」开头的长消息，她读过三遍，那时她答不上他问的那几笔账。这一条消息，也不一定就能把什么修好。如果他回的是一句「抱歉，没空」，她也认。那天夜里她发现，这是她第一次，把「他可能会拒绝」也算进了自己的计划里。以前，她的计划里只有想做成的事。

她只是觉得，自己欠着一句话，今年该说了。

第二天，小暖在流水本的封面上，用笔写了三个字：阿实　记。她说，这个本子，从第一页起，就该有个名字。林思看着，没说话，把笔拿过来，在旁边又加了日期：开张第一天。

那天阿实没有回。第三天也没有。到了第五天晚上，店里刚打烊，林思的手机亮了。

只有两个字：

「几点？」

她想起开张那一年，他回她的头一条消息，也是两个字。那时候是「多少」。

她把手机递给小暖看。小暖看了一眼，没有笑，也没有说话，把大桌子边那把一直空着的椅子，拉出来了一点，让它不靠着桌沿，站在一个可以被人坐上去的位置。

林思回了三个字：下月十号晚。

回完，她才想起，开张那年的协议里有一条：每个月十号对账，三个人必须都在。后来协议改了名字，这一条没有人动过，也没有人提过。小暖说：这两年，我们一直在违约。林思说：嗯。她没有笑，可是看得出来，这是这一年里她头一回松了一口气。

周二那位老太太来的时候，小暖正在擦杯子。老太太还是坐靠窗那一张，喝了一口，抬头说：这杯今天不烫。小暖说，今天水温是我调的。老太太说，哦，那就好。她说话一向只说半句，另外半句要小暖自己听。

这一年的账，对到这里。能不能对平，要看下个月十号那一天。

至于下个月十号那一天，他们怎样坐到一张桌子边，三个人又说了什么、没说什么，要留到结语再讲。

结语

三把椅子，一张桌子

◆回到那家咖啡馆

读完这本书的人，大概还记得南方那条老街上的「三把椅子」。再说一次，这三个合伙人是我构想的：林思出点子，阿实管账管机器，小暖管人和气氛。第一年店开张，三个人各干各的，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第二年生意最好，账开始算不清。第三年到第五年，各人的缝一一露出来：林思的图越画越远，一心要开第二家；阿实在老街挖路那一年算出一个很难看的数，话越来越少；小暖悄悄替所有人撑着，自己累了，没有人问。第六年，房租要涨，林思主张升级，阿实主张收紧，一份转进群里的外人意见，让阿实发了一段以「林总」开头的长消息。一个星期以后，他退了股，把那本硬皮的流水本留在了吧台底下。

第七年，另外两个人学着做阿实原来的那份活。林思头一回自己对账，才知道供货商每月二十五号对单；她画的河流图画得出趋势，画不出日期，旁边只好另贴一张很丑的月历。小暖早到，不再只是为了跟熟客说话，是为了称豆子、开机器，还头一回对一个不熟的供货商说了「不」。阿实在连锁超市做财务，第一次被老板问「你觉得呢」，愣住了。年底最后一晚，他推门进来，只问了一句：二十五号对单，是谁改的？林思说，我改的。他说，改得对。

第八年，三个人对账。林思最吃力的是房租，谈不动，也算不清，因为流水本上没有一栏是客流。小暖问她：谁以前替你扛着这个？谢过他吗？林思说，他走的那天，我说了「保重」。小暖说，那算不上。后来轮到小暖答，她说替她撑着的是林思：我不吭声的时候，你会先去把后厨的门关上。林思真的不知道自己做过这个。那天夜里，林思给阿实发了一条消息，只写一件具体的事：流水本第 41 页，磨豆机粗细不匀那一条，照着修了三次，三次都对，谢谢；又说，不是请你回来入股，哪天来看一眼，按小时算钱。第五天晚上，他回了两个字：几点？

下面是书里一直留着没写的那一晚。这一晚也是我构想的。

◆十号晚

十号那天，小暖把大桌子边那把一直空着的椅子，拉出来了一点，让它不靠着桌沿。

阿实来得比约的时间早十分钟。他没有走进大桌子，在吧台边站了一会儿，看了看那块写着执照年检日子的小黑板，看了看吧台后面那张被油渍熏黄了一角的月历，最后目光落在吧台底下露出一截的硬皮本上。封面上有三个字：阿实　记；旁边是林思后来加的一行：开张第一天。

他没说什么，在那把拉出来的椅子上坐下了。

对账照旧。林思对单，小暖念，念到房租那一栏，阿实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小本子放到桌上。林思认得它：开店之前，他在这条街上站了三个下午，拿它数过路的人，那时她还笑他。他说，流水本里没有客流这一栏，你们谈不动，是因为手里只有感觉。从下个月起，加一栏，每天分三个钟点记，三个下午就教得会。

林思说好。她又说：房租这一回，我还是想自己去谈。你把这一栏教给我就行。

阿实看了她一眼，说：行。

这一句，林思后来说，比她盼了两年的任何一句话都平常，也比任何一句都管用。

股份的事，那一晚没有人提。阿实说，按小时算钱，是你写的，我照收，这钱你们不要省。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讲一笔再普通不过的账。小暖笑了一下，说，那你下个月十号还来吗？阿实说，来。不是来对账的，是来教你们记客流的。

我没有在这里写他们和好如初。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边，一个人没了股份，一个人欠着一句迟到两年的谢，一个人欠着一句当年没来得及说的话，椅子靠回了桌边，可是各自的账，一笔也没有被一笔勾销。要紧的只是：这一回，三个人坐下来的时候，都知道自己靠着另外两个人什么。

这就是我想用这家店说的。一个小小的生意，和一段七十多年前的友谊，分量差得很远，里面的道理却是同一个：想清楚、过得去、撑得住，三样缺一样，桌子就会晃；而最危险的时候，往往不是缺了的那一刻，而是大家都以为自己不缺的那些年。

◆再写一遍那句话

全书的根，只有一句，我最后再把它放在这里：

一个自由，三个界。萨特的自由在理念界，加缪的自由在现实界，波伏娃的自由在自我界。三界的自由谁也离不开谁，所以他们是铁三角：每个人都靠另外两个人，活着自己理论里没写下的那一界。1952 年断了一角，剩下的人用余生去补那个角。

这句话里有两层意思，我在全书里反复讲。一，三个人是互相依靠的。二，断了以后，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那份一直被别人替着做的活。第一层是「存在」，第二层是「破裂」。上部讲前一层，下部讲后一层。要说明的是，这句话最后一句是个读法，不是定律：第 34 章对表之后，我知道「去补」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一样。

◆预言，逐条验收

第 4 章我立过一条可以被证错的预言：断了一角之后，剩下的人都会试着自己去长出失去的那一界；而三个人最后的作品，都走向了自己理论里缺的那一界。我也写下了它怎样才算作废：一是 1952 年以后，萨特反而更深地退回纯理念，没有转向现实的介入；二是三人中任何一人的最后作品，更深地退回了自己的中心。

对表的全部过程在第 34 章，证据和限定条件都在那里，请读者以那一章为准。这里只做一个提要，让读完全书的人心里有个数。结论先说：对三、未定二、错一。

先说萨特。1952 年以后，他一直在往现实里走：1956 年公开谴责苏联出兵匈牙利，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站在反对殖民战争的一边，1970 年挂名当了被一再查扣的《人民事业报》主编，在街上分发报纸。第一条作废条件没有出现。后半句看他的最后作品，《家庭的白痴》写的是一个人怎样被家、阶级和时代做成，走进了家庭与童年，我判「对」，但要加一句：题材转了，手艺没转。还有两点保留：他往现实走，不是从 1952 年才开始，所以我证明不了他是因为断了一角才去补；他补上来的，也更像一块「想出来的现实」，不是加缪失去的那种一个一个具体的人。

再说加缪。他最后的作品，是车祸时在公文包里的遗稿《第一人》。书里写的是阿尔及尔穷街上的童年、没有见过的父亲、不识字的母亲。这既可以读作往出身和自我界走了一步，也可以读作更深地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两种读法我都驳不倒，书又没有写完，所以我判「未定」。此前有些迹象，比如《堕落》，比如给小学老师的信，可是每一件都能有别的解释，我只记作迹象，不当作证实。

最后说波伏娃，这是我错的一条。她在断角之后补得最干净：《长征》、为阿尔及利亚女子杰米拉·布帕沙奔走、写《论老年》，她写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可是后半句，她最后的作品是《永别的仪式》，记的是萨特最后十年的衰老、病痛和告别。我的读法是，这是她的「渡」，渡到了最后一程，她没有走向别的界，而是回到了自己最熟的那一界的最深处。按我自己立的字面，这一条第二个作废条件算触发了。有一种读法说，身体与死也是现实界里最硬的东西，所以她走向了现实界；这个读法不是不通，可立预言的时候我没有给它留门，事后再开门，就是改规则，我不用它来救预言。

三条合起来看，预言里有一个「都」字，有一个反例就站不住，所以后半句原样不成立；前半句，只能说没被证伪，谈不上被证实。我自己最该认的错有三处：写了「都」，三个人失去的东西其实差得很远；「缺的那一界」留了太宽的口子；低估了「中心」的吸力，人到了最后，常常回到自己最熟的那一片地。预言错了一部分，不等于判语错了：三角的「稳」经得起这次对表，只是「失去了就一定会补」推不出来。我的态度，是半信半疑地欢迎检验。如果第 34 章里有哪一条，读者觉得对不上，我希望你把它找出来。预言留着，就是让人去找的。

◆三个人各补了什么

如果让我把全书下部压成一句话，是：断了一角的人，不是变成另一个人，而是被逼着回头去看，自己一直靠别人替着做的那一块有多重；看过以后，有的人伸手去补，有的人回到自己最熟的地方，有的人来不及。

三个人没有一个把失去的那一界原样长回来。这并不让我失望。我更看重的是：他们都被那份缺着的东西逼着动了一下，萨特用了三十年，加缪只有八年，波伏娃失去得最少，补得最干净，也最早回到自己的中心。

◆断裂不只是失去

书的下部叫「破裂」，容易让人以为，说的全是损失。我想在这里把这个印象扶正一下。

1952 年的决裂，当然是损失。据常见的说法，两个人此后再没有说过话，一段曾经被许多人羡慕的友谊成了公开的伤口。这件事的疼，我在第六编里没有绕开，也不想在结语里轻轻带过。

可是从铁三角的读法看，断裂同时是一件别的事：它把一直被别人替着做的那份活，还给了本人。一个人只要还有别人替他撑着，他就没有机会知道，自己没撑过的那一块，到底有多重。断了以后，他才不得不伸手去碰。

这并不是说断得好。一个人被迫去学一件本该有人陪着他学的事，学得慢，学得疼，也学得不全。我只是说，疼和长，常常是同一件事的两面。第 4 章那位老人，老伴走了以后，学着做饭、学着记亲戚的生日，他没有一夕之间变成另一个人，是被逼着，从一块自己熟悉的地面，往旁边挪了一步。三个人在断裂以后做的，大致就是这样一步。

◆这本书可能错在哪里

结语不是一个可以靠煽情收尾的地方，我要把话说得稳一点。

这本书的核心读法，有三处我自己最不放心。

第一处，三界的分法。想清楚、过得去、撑得住，是我给这三个人配的三个词。把一个人的一生装进三个格子，本来就会漏掉很多东西。书里也说过，三界是落点，不是天生的性格。可是我没法保证，这三个格子对每一个人、每一个阶段都一样好用。

第二处，「靠」的材料。一个人靠谁，很多时候是后人从信件、回忆和传记里拼出来的，当事人自己并没有这样说。我在书里尽量写「可以读作」，但读作和事实之间，毕竟隔着一层。

第三处，预言的证据。三个人最后的作品，每一部都有自己的复杂，要用它们去证明一个读法，难免有选择。第 34 章里我已经认了一条错，波伏娃那一条；附录丁里，我把可能出错的地方一条一条列了出来，请读者对着看。

如果你读完觉得这三处里有一处说服不了你，那很好。一本书最好的状态，不是让人全信，而是让人带着更准的问题，走回自己的书架。

◆它能带走什么

一本书讲完，读者可以带走什么？我想只留三件小事。

第一件，看人的时候，多看一眼他靠什么。一个人的话，不论是长辈的、同事的，还是网上某位老师的，先想想他教的是哪一半，再想想他活着靠的是哪一半。这不是为了挑刺，是为了把话听得更准。

第二件，认一认自己是哪一条腿。想清楚的人，别忘了日子里要有人替你把话变成事；过得去的人，别忘了你需要一个让你的话被听见的地方；撑得住的人，别忘了你也需要有人撑一撑你。

第三件，给身边那些「地面」一个名字。阿实那样的人，一桌子的事压在他身上，因为他不说话，所以没人看见。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叫一叫他的名字，说一声具体的谢谢，有时比一个宏大的道理更管用。这也正是第 36 章三问的最后一问：我有没有对他说过一句谢谢？

◆一张桌子，三把椅子

最后回到桌子本身。

铁三角这个说法，我一直说是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可是到了最后我想补一句：桌子不是三条腿自己的事，桌子是给人坐的。三个人也好，三个界也好，最终是为了让人在这张桌子边，说话、吃饭、吵架、和好，把一个自由过成一整个日子。

1952 年那张桌子断了一角，此后，三个人没有再以原来的样子坐在一起。这是史实，我不想用任何温情的说法去改它。可是如果我们认得了桌子的样子，也许就能在自己的日子里，把那把空着的椅子留下来，不要等到断了才想起它是谁的。

三把椅子，一张桌子。想清楚的人坐一把，过得去的人坐一把，撑得住的人坐一把。每个人都不用假装自己是三个人。

这本书到这里结束。谢谢你一直读到这里。

参考书目

外文书名、作者、年份、出版社，已用网络检索核对。中译书名与译者，核到的才列；核不到的，只列外文，并注「中译本版本待定」。

一、传记与研究

  1. Ronald Aronson, Camus and Sartre: 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and the Quarrel That Ended It.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阿伦森《加缪与萨特》）中译本版本待定。
  2. Sarah Bakewell, At the Existentialist Café: Freedom, Being, and Apricot Cocktails. London: Chatto & Windus, 2016；New York: Other Press, 2016.（贝克韦尔《存在主义咖啡馆》）中译：《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沈敏一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年。
  3. Kate Kirkpatrick, Becoming Beauvoir: A Life.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9.（柯克帕特里克《成为波伏娃》）中译本版本待定。本书对它的转述，依据的是书评，见附录丙第 24 条。
  4. Hazel Rowley, Tête-à-Tête: The Tumultuous Lives and Loves of Simone de Beauvoir and Jean-Paul Sartr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罗利，前言、导读称《面对面》）中译本版本待定；「面对面」这一中译名，我未能独立核到。
  5. Olivier Todd, Albert Camus: Une vie. Paris: Gallimard, 1996.（托德《加缪传》）英译：Albert Camus: A Life, trans. Benjamin Ivry, New York: Knopf, 1997（英译本为节本：法文版 859 页，英译本 434 页）。中译：《加缪传》，黄晞耘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 年。
  6. Annie Cohen-Solal, Sartre 1905–1980. Paris: Gallimard, 1985.（科恩-索拉尔《萨特传》）英译：Sartre: A Life, trans. Anna Cancogni, New York: Pantheon, 1987. 中译本版本待定。
  7. Simone de Beauvoir, Lettres à Nelson Algren: Un amour transatlantique, 1947–1964, Paris: Gallimard, 1997（Sylvie Le Bon de Beauvoir 编）；英文本 A Transatlantic Love Affair: Letters to Nelson Algre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波伏娃致艾格林书信集）信件原以英语写成，法文本先出，英文本后出。中译本版本待定。

二、三人的主要著作

以下只列书名原题与已核的年份。三人著作的中译本很多，版本不一，我没有统一核定，所以一律注「中译本版本待定」；据一篇译介综述，《词语》有潘培庆译、北京三联书店本，《名士风流》有许钧译、漓江出版社本，我没有对过书页，也只作线索。

萨特（Jean-Paul Sartre）：La Nausée（《恶心》，1938）；L'Être et le Néant（《存在与虚无》，1943）；Les Mouches（《苍蝇》，1943）；Huis clos（《禁闭》，1944）；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5 年演讲，1946 年出版）；Les Mains sales（《脏手》，1948）；Les Communistes et la paix（《共产党人与和平》，1952—54）；Réponse à Albert Camus（《答加缪》，《现代》1952 年 8 月号）；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 1960）；Les Mots（《词语》，1964）；L'Idiot de la famille（《家庭的白痴》，1971—72）；与本尼·莱维的谈话录《现在的希望》（1980 年刊出，刊期待核）。

加缪（Albert Camus）：L'Étranger（《局外人》，1942）；Le Mythe de Sisyphe（《西西弗斯神话》，1942）；La Peste（《鼠疫》，1947）；Les Justes（《正义者》，1949）；L'Homme révolté（《反抗者》，1951）；L'Été（《夏天》，1954）；La Chute（《堕落》，1956）；L'Exil et le royaume（《流亡与王国》，1957）；Chroniques algériennes（《阿尔及利亚时评》，1958 年结集）；Le Premier Homme（《第一人》，1994 年出版）。此外本书还提到《婚礼集》《反与正》《卡比利亚的苦难》《关于断头台的思考》，年份见正文。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L'Invitée（《女宾》，1943）；Pyrrhus et Cinéas（《皮洛士与齐纳斯》，1944）；Pour une morale de l'ambiguïté（《模糊性的道德》，1947）；L'Amérique au jour le jour（《美国纪行》，1948）；Le Deuxième Sexe（《第二性》，1949）；Les Mandarins（《名士风流》，1954）；La Longue Marche（《长征》，1957）；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端方淑女回忆录》，1958）；La Force des choses（《事物的力量》，1963）；Une mort très douce（《安详辞世》，1964）；La Vieillesse（《论老年》，1970）；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永别的仪式》，1981）。此外本书还提到《岁月的力量》《文学与形而上学》，年份见正文。

三、核对史实时用到的网络与期刊来源（择要）

斯坦福哲学百科中「Sartre」「Beauvoir」「Camus」各条；法文、英文维基百科中三人的条目，及《苍蝇》《禁闭》《反抗者》《名士风流》《第二性》《堕落》等词条；Publishers Weekly 的「The Night Sartre Became Famous」；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的「Out of Sartre's Shadow」与 Literary Review 的「Beyond The Second Sex」（两篇都是对《成为波伏娃》的书评）；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加缪逐日编年资料「Camus au quotidien」；以及若干期刊论文与书评。这些来源的水平参差，正是附录丁第六条要提醒的。

附录

附录甲　三人对照年表

这张表只放两类年份：一是已在正文里核过、写进了章节的；二是任务书里列为已核史实、各章已用的。核不了的，不放。拿不准月、日的，只放到年。「三把椅子」咖啡馆是我构想的，不入表。表按时间分五段，三人各占一列；空格表示这一年本书没有写到他（她）的事，不表示这一年他（她）什么也没有发生。

◆一　出生与成长（1905—1930）

年 萨特 加缪 波伏娃
1905 生于巴黎（第11章）。父亲在他一岁多时病故，年份本书没有放
1908 1 月 9 日生于巴黎一个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第22章）
1913 11 月生于阿尔及利亚蒙多维（第17章）
1914 父亲死于马恩河战役，加缪不满一岁（第17章）
1917 母亲改嫁，随继父迁居拉罗谢尔（第11章）
1929 教师资格考试第一；与波伏娃相识，订下契约（第5、14章） 教师资格考试第二；挚友扎扎年底早逝（第22章）
1930 十七岁，患肺结核（第17章）

◆二　未相识到相识（1931—1943）

年 萨特 加缪 波伏娃
1931—36 先后在马赛（1931）、鲁昂（1932）任教，1936 年回巴黎（第22章）
1938 《恶心》出版（第11、14章） 评《恶心》，嫌理论压过生活（第5章）
1939 写《卡比利亚的苦难》（第17章）
1940—41 当过德军战俘；1940 年圣诞夜在营里上演《巴约纳》（第12章）
1942 《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话》；在法国中部山区养病（第1、6章）；《西西弗斯神话》（第18章）
1943 《存在与虚无》；6 月 3 日《苍蝇》首演，加缪上前相识（第1章） 6 月与萨特相识；11 月 1 日入伽利玛出版社做审读（第1、6章） 《女宾》；被停职，离开教育系统（第1、7章）

◆三　最近的几年（1944—1951）

年 萨特 加缪 波伏娃
1944 《禁闭》上演；8 月应加缪之邀为《战斗报》写系列报道（第6、9章） 3 月 19 日毕加索小戏排读，他任导演；主编《战斗报》（1944—47）（第6、9章） 《皮洛士与齐纳斯》（第23章）；排读中念「表妹」（第6章）
1945 1—5 月随法国记者团访美（第5、9章）；10 月与朋友们创办《现代》（第5章），10 月 29 日演讲（第2、12章）；拒受荣誉军团勋章（第15章） 8 月 8 日广岛社论；11 月 15 日访谈中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第6、9章） 2 月赴里斯本讲学（第8、9章）；列名《现代》创刊编委（第5、9章）
1946 11 月在《战斗报》连载《既不做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12 月 12 日维昂家聚会上与梅洛-庞蒂争执（第10、27章）
1947 6 月《鼠疫》出版；6 月初离开《战斗报》（第10章） 1—5 月访美，2 月在芝加哥结识艾格林（第7章）；《模糊性的道德》（第7、23章）
1948 《脏手》上演（第27章） 《美国纪行》（第7章）
1949 12 月《正义者》首演（第18章） 《第二性》（第23章）
1951 10 月《反抗者》（第18章）

◆四　断角前后（1952—1959）

年 萨特 加缪 波伏娃
1952 5 月，《现代》刊让松评《反抗者》；8 月号刊《答加缪》。1952—54 年发表《共产党人与和平》，与法共同路（第28、31章） 8 月号刊致《现代》主编的信（第28章）
1954 《夏天》出版（第19章）。（11 月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第20章） 《名士风流》获龚古尔奖（第7、30章）
1955 与萨特访问中国（第33、34章）
1956 1 月 27 日在巴黎集会发言；匈牙利事件后公开同法共拉开距离（第31章） 1 月在阿尔及尔呼吁「平民休战」；《堕落》出版（第20、30章）
1957 获诺贝尔文学奖：11 月写信感谢热尔曼，12 月 10 日授奖，12 月 12 日与大学生见面（第6、32章） 《长征》（第33章）
1958 编成《阿尔及利亚时评》（第20、34章） 《端方淑女回忆录》（第22章）
1959 1 月 30 日《群魔》在安托万剧院上演，他任导演（第32章）

◆五　补角与终局（1960—1994）

年 萨特 加缪 波伏娃
1960 春天访古巴；《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1 月 7 日发表悼念加缪的文章；9 月 6 日签署《121 人宣言》（第30、31章） 1 月 4 日车祸去世，终年 46 岁（第32章） 2 月布帕沙被捕，6 月 2 日在《世界报》撰文；9 月 6 日签署《121 人宣言》（第31、33章）
1961 夏天，在罗马会见法农，后为《全世界受苦的人》作序（第31章） 同在罗马（第31章）
1963 10 月起，《词语》在《现代》连载（第11章） 《事物的力量》；母亲去世（第33章）
1964 《词语》出版；10 月 22 日表示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第11、15章）
1970 5 月起挂名主编《人民事业报》；6 月 26 日与波伏娃在街头分发该报被带走，约一小时一刻钟后获释（第15章） 《论老年》；同日同被带走（第33章）
1971 《家庭的白痴》三卷，1971—72 年出版，没有写完（第31、34章） 4 月 5 日《343 人宣言》刊于《新观察家》，她执笔并签名（第33章）
1973 起，几近全盲（第31章）
1974 起，本尼·莱维任助手；8—9 月与波伏娃有长谈，后入《永别的仪式》（第31、33章）
1980 4 月 15 日去世，19 日出殡，据记载五万人送行。春天，与莱维的谈话录《现在的希望》刊出，刊期未核（第31章）
1981 《永别的仪式》出版（第33章）
1986 去世，与萨特合葬于蒙帕纳斯公墓（第33章）
1994 《第一人》由女儿凯瑟琳整理出版（第32章）

注：1943 年到 1946 年前后，是三人与一群朋友往来最密的几年，本书把它读作铁三角最亮的时候（第9章）；1952 年那一场断裂，在第28、29章。表里没有放进去的，是正文里还留着待核的年份和日期，如萨特 1968 年 5 月的索邦讲话内容、1980 年 3 月入院的具体日期，见附录丙。

附录乙　缝隙总表、三界速查和判语卡

这一篇是翻查用的。读到后面忘了「他的缝在哪里」「三个界到底各是什么」，翻到这里，一页看完。

◆缝隙总表

谁 哪一道缝 教的（写下的那一半） 靠的（活过而没写下的那一半） 缝在哪里 章
萨特 第一道 孤身一人的自由：选择只能自己来 一个永远在场的人：自我界的托底 他的学说里，别人主要是「看我的人」「被我看的人」，没有那个并肩的人；代价落在读他的人（把身边人推开）和那个守灯的人身上 第14章
萨特 第二道：名望 不要被别人的目光定住 千万道目光托着的一个名字（符号）和一整圈托着名字的人 帽子推得掉，名字推不掉；名字成了符号，「不表态」也被读成态度 第15章
加缪 第一道 推石头：在沉默的世界里清醒地推下去 晒太阳：身体里存着的一个夏天（内能） 哲学书里写的是处境和意志，那份热没写进去；太阳也有被遮住的时候 第19章
加缪 第二道：有边界的反抗 反抗要有边界：不杀无辜的人 一个已经不在身边的桌子：理念界有人帮着想、自我界有人帮着撑 边界守住了他的良心，没替那片土地画出路；两头不讨好；这一道缝有一半是断角之后的缝 第20章
波伏娃 第一处 「做自己」：从别人给的模子里走出来 「渡萨特」：她花在萨特和圈子上的大量心力 「渡」占去的力气，在她的理论里没有位置：她看得见别人身上的渡，没把自己身上的渡摆上桌 第25章
波伏娃 第二处 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 那份契约与圈子里的日常照应 这句话在她自己的圈子里没有每次做到：代价落在嫉妒里，也落在边外的人身上（如比她年轻的朋友、学生） 第25章
三人共有 中心之内的第二道缝 自由：三个人都站在这个中心上 友谊、肉身、运气、他人：都不由自己选 教的是自由，靠的不是自由；三人各从自己的方向碰过它，没有人转过身来正面对着它；到追随者那里，这道缝变成了沟 第35章

两点说明。一，波伏娃没有单独的「第二道缝」一章；表里她的两处，都出自第25章的「缝在哪里」一节（缝在两处），我把它们并排放，对应萨特、加缪各自的两道。二，最后一行的「第二」，指的是相对于前面各编「各人自己的缝」而言，它在三个人共同站着的地方；它与萨特、加缪的「第二道缝」不是同一个序数。

◆三界速查

三个界不是三种性格，是「一个人的自由眼下主要落在哪一处」。落点会挪，所以人才有可能去补自己缺的那一界。本书用 E1 指这三界，E 是「纠缠」：三界缠在一起，牵一头动另外两头。

理念界：想清楚。 一个想法想清楚了，今天对，明天也对，换条街也对；它不被眼前的这一天、这一杯拴住。理念界的自由，是退后一步问一句「凭什么非得这样」，然后想出另一种可能的自由。它的陷阱是想清楚了就以为做成了：纸上的东西很自由，是因为它还没碰到地。

现实界：过得去。 房租要交，豆子要进，机器坏了要修。现实界的东西只在这一天这一处成立，错过了补不回来。现实界的自由，是在被压着的地方还能挣出一点余地。它的陷阱是只剩下熬：什么都扛住了，就是想不起来扛这些图什么。

自我界：撑得住。 员工哭了有人去问，熟客久不来有人记着，合伙人吵了架有人先递杯水。自我界总在两个以上的人之间：「我是谁」，得在别人的目光里、在来往里，才一点一点显露出来。它的自由，是在纠缠里成为自己，也让别人成为他们自己。它的陷阱是被人情吃掉：大家都离不开他，他却找不到自己那把椅子。

理念界 现实界 自我界
家常话 想清楚 过得去 撑得住
自由的样子 不被眼前拴住 在拴住的地方挣出余地 在纠缠里成为自己
陷阱 想清楚了就以为做成了 只剩下熬 被人情吃掉
谁的自由 萨特 加缪 波伏娃
他靠的是另外两界的什么 自我界的托底；现实界里有人作证 理念界给的名分与舞台；自我界给的一张桌子 理念界的框架；现实界的肉身经验
咖啡馆里（构想） 林思：出点子、定菜单、做品牌 阿实：进货、算账、跑执照、修机器 小暖：管熟客、员工和店里的气氛

◆判语卡

萨特：他教的是孤身一人的自由，他靠的是一个永远在场的人。（短说：他教的是孤身流浪，他靠的是有人守灯。）

加缪：他教的是推石头，他靠的是晒太阳。

波伏娃：她教的是「做自己」，她靠的是「渡萨特」——也渡了她自己。

总判语：大师教的是他写下的那一半，靠的是他活过而没写下的那一半；他们不是先有理论再走出缝隙，而是先活在缝隙里，理论是后来才从缝隙里长出来的。

定音句：

一个自由，三个界。萨特的自由在理念界，加缪的自由在现实界，波伏娃的自由在自我界。三界的自由谁也离不开谁，所以他们是铁三角：每个人都靠另外两个人，活着自己理论里没写下的那一界。1952 年断了一角，剩下的人用余生去补那个角。

附：第4章立的那条可错预言。

断了一角之后，剩下的人都会试着自己去长出失去的那一界；而三个人最后的作品，都走向了自己理论里缺的那一界。

第34章对表的结果是：对三、未定二、错一；后半句因为「都」字不成立，我认了错。详见第34章与附录丁。

附录丙　引文出处与待核清单

这一篇交代三件事：书里引过哪几句话、出处在哪里；还有多少条我没有核实、核到了哪一步；以及写作和质检中改过的重大错误，让读者看见这本书是怎样一遍一遍自己查自己的。

◆短引文逐条与出处

三个人的话，凡加了引号的，全书只有下面七句，其余一律转述，转述也不加引号。

引文 出处 本书用到的地方 用法与注意
萨特「人被判定为自由」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5 年 10 月的演讲，1946 年出版 前言、导读；第三编编导语；第2、5、7、8、9、10、11、12、14、16、27、35章 第12章专门解释；中译本页码待补
萨特「他人即地狱」 剧作《禁闭》（1944） 导读；第三编编导语；第5、9、13、35章 常被误读成「别人都讨厌」，本意是人被他人的目光所定义；萨特对这句话的自我解释见 1965 年《禁闭》唱片录音的开场说明（第13章）
加缪「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西西弗斯神话》（1942） 导读；第2、6、8、18、35章 第35章指出「想象」二字值得停一下
加缪「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反抗者》（1951 年 10 月） 导读；第2、18、28、35章
加缪「我宁要我的母亲」 1957 年 12 月在斯德哥尔摩，答一位阿尔及利亚学生 第32章、第35章作短引；前言、导读在交代原稿错误和引文时也提到它；第28章只转述 全段只作转述，只有末一句短引；传下来的说法不止一种；原稿曾把它错放在 1952 年（见本篇下文）
波伏娃「女人不是生成的，是变成的」 《第二性》（1949），第二卷开篇之句 导读；第2、7、8、23、24、35章
波伏娃「要自己自由，也就要别人自由」 《模糊性的道德》（1947） 导读；第1、2、7、8、23、24、25、26、29、35章 第23章解释为什么要连起来读

前言里为了更正，还引了原稿那句错误的写法「我选择我的母亲」，那是被更正的引文，不算本书的引用。另有一处引号不属于「三个人的话」：第5章里《存在与虚无》扉页的题献「给海狸」。这是一句题献，不是言论；原文是 Au Castor，已核。它不在上面七句之内，列在这里，是为了让读者知道它有出处。书中其余的引号，是概念、店名、构想人物的对话，或别人的说法（如被我更正的误传），不是历史人物的原话。

所有短引的中译本页码，都还没有补；见下表第 2 条。

◆仍存的待核条目

凡是写作中拿不准、质检中又没能核实的，我都放在各编文末的「待核清单」，现在汇总到这里。汇总办法：同一件事在几处出现的，合并成一条；已经核实、已经删去、正文已不再依赖的，不再算待核，移到本节末尾的小表里交代。

先给总数：各编文末清单原有 79 条；去重、销号后，仍待核 62 条。62 条里，45 条在正文里仍留着「待核」标记，17 条正文已经写成稳妥的转述、不带标记，但具体措辞、页码还要对原书或中译本。其中第 51 条，按第七编质检已经可以销号，只等撤去正文标记。

下表按章排序。「已核到」是核到了哪一步，「还缺」是还缺什么。

序 章 条目 已核到 还缺
1 前言·导读 参考书目的中译书名与版本 外文书名、作者、年份已核；中译本只核到贝克韦尔、托德两种（见参考书目） 阿伦森、柯克帕特里克、罗利、科恩-索拉尔、书信集的中译书名、译者与版本
2 前言·导读 七句短引的中译本页码 作品与年份已核 页码
3 2 咖啡馆侍者一例（《存在与虚无》）、「严肃的人」（《模糊性的道德》） 内容已核，英文资料一致 中译本页码
4 5 波伏娃读《恶心》书稿，劝萨特少些论述、多些悬念 属传记通行说法，正文写作「据一些传记的说法」 对《岁月的力量》原文
5 6 加缪对圈子里「家族」风气不总喜欢 据阿伦森的叙述，未逐页核 阿伦森原书页码
6 6、9 《岁月的力量》中 1944 年通宵聚会（「节庆」）与写巴黎解放的段落 内容为常见转述 中译本页码
7 7 富布鲁克夫妇关于《女宾》先于《存在与虚无》的论点 论点存在已核（斯坦福哲学百科） Fullbrook & Fullbrook 1994 的具体出处
8 9 1945 年 8 月 8 日加缪广岛社论的措辞 日期已核 对《战斗报》文集核措辞
9 10 1946 年 12 月维昂家聚会上加缪与梅洛-庞蒂争执、「摔门」细节 日期、起因（《瑜伽修行者与无产者》）、萨特未明确站边，已见年表 「摔门」出自常见传记叙述，对阿伦森原书
10 11 《词语》里书房「从地板堆到天花板」、书里的鸟比真鸟更「真」一类细节 大意能成立，无引号 中译本措辞
11 17 《反与正》里母亲坐在暗屋、孩子站在门口一段 画面为转述 具体篇目（正文标记仍在）
12 18 达乌德 2013 年小说的中译书名 小说与给被杀者起名穆萨已核；常见译作《默尔索案调查》，原题 Meursault, contre-enquête 中译书名（正文标记仍在）
13 18 《鼠疫》里厄「把本分做好」与记者朗贝尔留下的理由 按情节转述 对中译本
14 18 《西西弗斯神话》各处转述（荒谬在人与世界同时在场；电车上班的「为什么」；脸贴石头、脚陷泥里；《反抗者》开篇奴隶之例与「正午的思想」） 全是转述，无引号 中译本位置
15 19 《重返蒂帕萨》的行程月份 文末标 1952 年已核，文中写十二月；正文写「1952 年冬天前后」 传记里的行程月份
16 19 《婚礼集》中蒂帕萨「光荣」一句 只转述大意 对中译本
17 22 母亲娘家家业出问题、嫁妆未兑现的经过；一战后搬进小公寓的年份（一说 1919 年） 据波伏娃回忆 回忆录原文与搬家年份（第35章沿用此条）（正文标记仍在）
18 22 父亲「你们没有嫁妆，得自己工作」一意 只转述 出处页码（正文标记仍在）
19 22 父亲对聪明女儿既欣赏又不以为然的描写 以《端方淑女回忆录》为准 对原书（正文标记仍在）
20 22 回忆录中与扎扎相恋者的化名及与梅洛-庞蒂的对应；扎扎家人的态度 以研究者通行说法为准 回忆录与传记（正文标记仍在）
21 22 《端方淑女回忆录》结尾关于自由与扎扎之死的说法 只转述 1958 年原书页码（第35章沿用此条）（正文标记仍在）
22 23 《第二性》念头的缘起 两说并列：《事物的力量》里的自述；另有研究者放在 1946 年咖啡馆，受莱里斯一书触动 页码，及两说的先后与关系（正文标记仍在）
23 24 1929 年夏与萨特那场争论 只转述 《岁月的力量》页码与措辞（正文标记仍在）
24 24 全部关于柯克帕特里克《成为波伏娃》的转述 依据两篇书评（洛杉矶书评、《文学评论》），正文已注明依据书评 对原书逐条核措辞、论据、页码；中译书名
25 25 萨特提议结婚的时间与分配教职的缘由 提议结婚一事见法文维基；只转述 时间与缘由（正文标记仍在）
26 25 书信、日记所见的痛苦，及萨特对她原创性的轻视 据研究者看过的书信与日记 对传记原书与书信集（正文标记仍在）
27 25 博斯特一线的起始年份与知情范围 与奥尔加 1946 年结婚、此后仍秘密延续，已核；起始年份各书不一（1938 或 1939） 起始年份、知情范围（正文标记仍在）
28 25 圈子里日常照应的具体材料 只写了泛述 传记里的具体材料（正文标记仍在）
29 25 朗布兰回忆录的出版年份 法文原题 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dérangée；1993 或 1994，来源不一 版次年份（正文标记仍在）
30 27 1947 年秋冬法国大罢工的起止时间 年份已核 起止日期（正文标记仍在）
31 27 萨特在意大利读到杜克洛事件后下决心的回忆 常见引自他 1961 年悼念梅洛-庞蒂的文章；转述 出处与措辞（正文标记仍在）
32 27 鲁塞 1949 年年底呼吁调查苏联劳改营 时序已核：革命民主联盟 1949 年秋已散，呼吁在其后 刊出日期与报纸（正文标记仍在）
33 27 《现代》1950 年 1 月社论 Les jours de notre vie 原题、署名（梅洛-庞蒂与萨特）已核 中译题名（正文标记仍在）
34 27 波伏娃 1950—52 年间的政治表态 她的位置靠近萨特，已写成读法 具体表态（正文标记仍在）
35 28 布勒东与加缪 1951 年末的笔战 起因（书中谈洛特雷阿蒙一章）常见 经过与刊物（正文标记仍在）
36 28 让松 1947 年的著作 常见为 1947 年《道德问题与萨特的思想》 核书名与年份（正文标记仍在）
37 28 萨特对让松书评事先事后态度的两种说法 出自波伏娃《事物的力量》与阿伦森，正文两说并列 出处核对（正文标记仍在）
38 28 让松书评中关于「不必弄脏手」姿态的措辞 大意已核 原文措辞（正文标记仍在）
39 28 加缪信的落款日期 刊于 1952 年 8 月号已核；落款常见说法 6 月 30 日（二手） 落款日期（正文标记仍在）
40 28 加缪信里所指的书评曲解之处 只转述大意 具体曲解之处（正文标记仍在）
41 28 萨特《答加缪》开头的半句 开头「我们的友谊并不容易，但我会怀念它」的大意已核；「如果你今天要把它断了」一层来自二手引文 对原文这半句（正文标记仍在）
42 28 《答加缪》中说加缪站在「审判者」位置的段落 只转述 原文段落（正文标记仍在）
43 28 研究者把萨特的指责概括为「自满、闪躲、爱说教」 属二手概括 对原文（正文标记仍在）
44 28 萨特文中涉及加缪读哲学原著方式的措辞 有几处语带讥诮，已按「确有、但不等于说他读不懂」写 具体措辞（正文标记仍在）
45 28 《事物的力量》里关于 1952 年决裂的段落 据一般介绍，是从萨特这一边讲 具体段落（正文标记仍在）
46 28 波伏娃在这场争吵里有没有私下调停 就我读到的材料，没有这样的记载 若有记载，第28、29章的读法要改（正文标记仍在）
47 28 萨特与加缪 1952 年以后是否见过面 阿伦森导言称再没有说过话（二手）；萨特 1960 年悼文也说「哪怕再也不见面」；结语写的「据常见的说法，两人此后再没有说过话」同此 见面的场合与可靠记载（正文标记仍在）
48 29 1952 年以后波伏娃与加缪是否仍有私下往来 没有核到记载；这是本章主读法的可错条件 若有，「边也松了」退为「断了一条边」（正文标记仍在）
49 30 《事物的力量》里波伏娃否认《名士风流》影射真人 她明确反对对号入座，已核（英文维基、书评） 原文页码（正文标记仍在）
50 30 《名士风流》里劳改营材料一线的情节细节 大要已核：亨利要登材料，迪布勒伊反对 对原书情节（正文标记仍在）
51 30 艾格林对《名士风流》和《事物的力量》的反应 可销号：对书与回忆录里写到他的直白处很恼火，在美国评论里反驳（据书评） 原始评论出处；撤去正文标记
52 30 《堕落》结尾段落的大意 大意已核 对中译（正文标记仍在）
53 31 1968 年 5 月 20 日索邦大阶梯教室讲话 日期与场合已核 讲话内容据后来的叙述、一篇二手文章，须对当时报道（正文标记仍在）
54 31 1964 年前后访谈中「饿死的孩子与《恶心》」一说 只转述大意 访谈出处与原话（正文标记仍在）
55 31 1965 年日本讲演（中译《为知识分子辩护》）中知识分子的定义 只转述大意 措辞（正文标记仍在）
56 31、34 《现在的希望》的具体刊期；波伏娃与莱维不再说话的时间 只核到 1980 年春天、《新观察家》；莱维 1974 年起任助手、此书引起争议已核 具体刊期，及不再说话的时间（正文标记仍在）
57 32 《第一人》主要写作地点（卢尔马兰） 传记常说；1958 年在卢尔马兰买房已写 网页与书上的印证（正文标记仍在）
58 33 波伏娃下葬时是否戴着艾格林所赠的银戒指 戒指本身、她戴了一辈子，有书评印证 「下葬时戴着」一说的出处（正文标记仍在）
59 33 1980 年 3 月萨特入院的具体日期 年月已写 具体日期（正文标记仍在）
60 34 加缪把作品分成荒谬、反抗、爱三个系列，《第一人》通常归入第三个 各家说法不完全一样，正文用「据说」 这一分组的出处（正文标记仍在）
61 34 加缪 1959 年初为被判刑的阿尔及利亚人求情 见于逐日编年，正文用「有记载说」 原始书信
62 34 《第一人》遗稿的发现处 两说并存：公文包（任务书）；事故现场泥地（英文维基）；正文取「随车被找到，一般说在公文包里」 可靠出处的裁定

下面这些，原来也列在各编文末清单里，现在不再算待核。

原清单所在 条目 现状
第1章 波伏娃与加缪初识的日期与场合 各家传记说法不一，未能核到确定说法；正文已不定日期，不再依赖它
第5、9章 萨特称波伏娃是他最信得过的读者；1944 年《战斗报》报道部分由波伏娃代笔 都没能核实，正文已删，或已注明不采用
第14章 萨特晚年对波伏娃表达感激的可引出处 正文已删，改为《存在与虚无》扉页题献「给海狸」，该题献已核（原文 Au Castor）
第15章 萨特晚年住普通公寓 核不到具体描述，正文已删
第34章 《家庭的白痴》没有写完的原因 正文只写「没有写完」，不涉及原因
第34章 1948 年革命民主联盟；1956 年萨特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态度 已核：联盟 1949 年秋已散；1956 年匈牙利事件后，萨特公开同法共拉开距离，并有《斯大林的幽灵》刊于《现代》。原清单里的编号（「第27章第8条」「第17条」）与第六编清单对不上，是质检前旧号
第34章 嫁妆、扎扎与《端方淑女回忆录》；萨特晚年失明的程度与时间 前两件并入上表第 17、20、21 条；失明已核到大意：1973 年起几近全盲
第34章 《现在的希望》刊期 并入上表第 56 条
结语 结语对 1956 年、《人民事业报》、《长征》、布帕沙案、《论老年》的概括 一律取自第34章；第34章已核：《121 人宣言》1960 年 9 月 6 日、1955 年访华、布帕沙案的时间与文章，均已核实
结语 「十号晚」一场 构想，已在文中注明，不是待核
前言、导读、结语 附录甲至戊及后记的编排须与附录最终稿一致 已对表：导读所写的五件附录与一句后记，与本附录一致

◆已核销的重大改正

下面是写作和质检过程中，我们发现并改正的主要错误，择要列出。左边是原稿的说法，右边是现在的写法。

原稿 改后 依据
把「我选择我的母亲」放在 1952 年的极左翼集会上，并说那时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 这话出自 1957 年 12 月加缪在斯德哥尔摩答一位阿尔及利亚学生，只短引末一句「我宁要我的母亲」；战争 1954 年 11 月才开始 任务书已核史实；第20、32章
加缪 1943 年 30 岁；《第一人》手稿在大衣口袋；萨特回信叫《致我的论敌》；悼词是一封「信」；「Le Famille」 29 岁；公文包（也有叙述说是在事故现场的泥地里，两说并记）；《答加缪》；悼念是一篇文章；la Famille 任务书；第二、六、八编质检
「整个法国知识界普遍极端亲苏」；「萨特在占领期间根本没有……」 不再这样写，改为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并去掉绝对说法 任务书；前言自述
梅洛-庞蒂 1953 年前后离开，所以 1952 年他已「退到一边」 1952 年 12 月才卸下《现代》政治编辑的职务，《辩证法的历险》1955 年出版 第六编质检
鲁塞的呼吁使革命民主联盟更难维持 联盟 1949 年秋已散，呼吁在几个月之后 第六编质检
第27章：波伏娃这几年在写《第二性》 《第二性》1949 年已出版，这几年她写的是《名士风流》 第六编质检
萨特悼念加缪，是在「讲求实效的时代坚守道德」 悼文的意思是：与时代庞大而变形的事件作战，拒绝崇拜现实；转述，不加引号 第六编质检
「波伏娃在纸上替三角补边」：《名士风流》里人物走近，是在补三角 她在《事物的力量》里明确反对对号入座，这种读法很可能是错的；只取「书中人物走近，与真人结局成对照」一层 第六编质检
加缪信里「一次也没有直接称呼让松」 删去（说法不可靠）；信是写给主编的，信里点了让松与萨特的名 第六编质检
「萨特也说过两人不是一回事」；1944 年《战斗报》报道由波伏娃代笔；「最信得过的读者」 都找不到出处，删去；改用加缪 1945 年访谈中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的转述 第一、二编质检
路易·热尔曼「说服他家里」；加缪 1942 年「秋天到本土」，一个人在巴黎 说服的是外祖母；1942 年夏天到本土，在勒庞诺利耶养病，1943 年 11 月才定居巴黎 第一、二编质检
加缪的父亲看公开处决后「吐了」；《第一人》写他「发现父亲死时比自己年轻」 只写核到的：受了很大的惊吓；《第一人》里写到父亲墓前的一幕，后一说核不到，删去 第四编质检
1956 年阿尔及尔会场里「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同坐」「会场外喊着要他死」 改成核到的版本：会场外有敌意很重的欧洲裔极端分子，他进出需要人护送；民族主义一边也有人声援 第四编质检
「得过大奖、写过《反抗者》的人」放在 1956 年 诺贝尔奖在 1957 年末，改为「写过《反抗者》、后来又得了大奖的人」 第四编质检
加缪车祸后伽利玛「几天后」去世；车里有一张未用的火车票 五天后（1960 年 1 月 9 日）；火车票一说核不到，删去 第七编质检
梅米《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工厂门口对工人讲话」 原书名顺序是「被殖民者的画像，前附殖民者的画像」；讲话一说查不到，改写为他在奥弗内出殡时在场 第七编质检
斯德哥尔摩讲话有「更正信」；1994 年版附加缪与热尔曼两封信 查不到依据，都删；学生问答在 12 月 12 日，12 月 14 日在乌普萨拉是另一场讲演 第七编质检
萨特后半生「对，手艺没换」；「波伏娃和加缪最后都回到自己最熟的那片地」；加缪「现实界收着」 萨特改为「对，限题材」；加缪由定论改为「也能读成」，并写明他没离开、也谈不上补；《论老年》是一个框架，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加入取舍规矩，防止事后挑材料 第八编质检
结语把预言验收写成「补的方向恰好是各自缺的那一界」 按第34章重写：对三、未定二、错一；承认「都」字写得太满 前言、导读、结语质检
《女宾》写作在先，因此萨特的想法来自她，算作柯克帕特里克本人的论点 改为「早在 1990 年代有研究者（富布鲁克夫妇）提出，学界有争议」；对柯克帕特里克的转述一律注明依据书评 第五编质检
咖啡馆的情节：「退股是最冷的冬天」「小暖在窗口排队跑执照」「第八编三个人又坐回同一张桌子」 与第30、33、36章编末逐项对表后重写：退股在第六年开春到夏；同桌那一晚留到结语 前言、导读、结语质检

各质检卡所记「已核实」的条目，合计一百六十条上下（卡与卡之间有重复）；上面只择要列出。

附录丁　本书可能错在哪里

我立了一条可以被证错的预言，也该把整本书可能错的地方，一条一条摆出来。下面每一条，都写了两样：错在哪里，和什么证据出现，我就认错。

一，三界是一种读法，不是传记事实。 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是我拿来读三个人的尺子，三个人自己没有这样分过。同一批材料，可以换别的尺子读。第3章已经写明，三界是落点、不是性格；但落点怎么判，仍然靠我的读法。证据：如果有人用一把更简单的尺子，同样解释了三人的缝、1943 年前后的靠近、1952 年的断，并且对断角之后的预测不比我差，我就退到那把尺子；如果三人自己的书信、日记里，反复出现与这套分法正相反的自我描述，相应的那条缝就要重写。

二，第29章的「边—断裂」是全书最弱的一处。 我读的是：1952 年断的，是现实界与理念界之间那条边；另外两条边怎样，我没有核到记载，表格只是读法的图示。尤其「波伏娃与加缪之间的边也松了」这一层，只是我的读法，不是传记里查得到的事实（附录丙第 48 条）。证据：出现 1952 年以后波伏娃与加缪私下往来、通信或见面的可靠记载，「边也松了」就要退成「断了一条边」；出现波伏娃在这场争吵里私下调停的记载（第 46 条），第28、29章要改写。

三，预言的「对三、未定二、错一」，取舍有空间。 「最后的作品」取哪一部，我在第34章先定了规矩，可规矩也是我定的。加缪的《第一人》，可以读成走向了母亲和肉身，也可以读成回到了最熟的那一界；波伏娃的《永别的仪式》，我判她错，认为她回到自我界的最深处，可第33章也记了另一种读法：身体与死，同样属于现实界。我不用新读法去救预言，但判断的空间确实在。证据：换一条同样合理的取舍规则（比如取最后十年的全部作品，或取作者自己指定的「最后之书」），三条的结果若与我的对表不一致，「对三、未定二、错一」就要重写；如果有人指出我漏掉了一部本该算的最后作品，同样。

四，预言写得宽。 前半句「都会」太满，第34章已经认了；「补」这个字也宽，凡是转向，都可能被算成补。我立了两条作废条件，想把它收紧，可收得不够紧。证据：如果能指出，萨特 1952 年以后的转向另有一个与「缺现实界」完全无关、又能解释全部事实的原因，那么「补」的那一半就不能记在三角的账上。

五，构想人物的局限。 「三把椅子」和林思、阿实、小暖，是我构想的，用来把三界讲明白，不是证据。三个人正好各占一界，整齐得不像真实的生活；八年的故事也过于顺。读者要提防：别因为咖啡馆里讲得通，就觉得历史里也讲得通。证据：这一条没有「证据」可言；但如果读者普遍把三界读成给人贴标签（「我是理念型」），就说明第3章没讲好，应当改写。

六，依赖二手来源。 对柯克帕特里克《成为波伏娃》的转述，依据的是两篇书评，不是对原书逐页核（附录丙第 24 条）；阿伦森《加缪与萨特》，我多依其导言与叙述；萨特《答加缪》、加缪致主编的信、让松的书评，我用的是转述和二手引文，连《答加缪》开头的半句，也没有对过原文（第 41 条）；不少年份和日期来自百科与期刊文章。证据：原书与我的转述不一致时，以原书为准，改正文，并在勘误里记下来。

七，我没有直接逐页读三人的全部原著。 外文原著，我多依据传记、研究与已出的中译；中译本版本，也没有统一核定（见参考书目）。所以整本书只引七句短话，其余转述。证据：同上。

八，「靠」的认定有事后聪明的风险。 我说每个人「靠」另外两个人，活着自己理论里没写下的那一界。可「没写下」，我没有逐页查过三人的全部著作（第35章自己认了这一点）；「靠」又是事后看的：事后看，任何人都靠着别人。证据：如果在三人的主要著作里，有人指出一段把「被给予的东西」当作自由的前提、放在理论中心来系统讲的文字，第35章「没有放进中心」就站不住；如果有人指出，某一个人并没有靠我说的那一界（比如波伏娃并不靠萨特的框架），相应的一条缝作废。

九，「铁三角」只取了三个人。 圈子里还有梅洛-庞蒂、莱里斯、博斯特、让松，也是三界里的人。我把他们收成背景，是为了讲清楚，可能把一个更大的网络讲成了三角。第35章也说过，三界互依有一半是时代请来的客人。证据：如果材料显示，1943—46 年间维持这个圈子的，主要不是这三人之间的互依，而是别的纽带，铁三角的说法要缩小成「其中一条线」。

十，动机与内心，我都无从确知。 凡写「可以读作」「我的读法是」的地方，都是读，不是三个人的内心。我不知道萨特为什么没把那盏灯写进学说，不知道加缪为什么沉默，不知道波伏娃为什么没把「渡」写进理论。证据：当事人自己的话（日记、书信、访谈），与我的读法相反时，我的读法让位。

十一，波伏娃与那份契约。 「渡」是我选的词，她自己不这样说。关于契约里的痛苦、朗布兰的说法，材料多来自波伏娃自己的叙述、身后出版的书信和个别当事人的回忆，各有立场。我尽量写成「她的说法」和「师生之间的不平等」，不替她遮，也不审她；但取舍仍是我的。证据：出现更完整的书信、日记，显示各方对这些事的叙述与我的写法不合，以材料为准。

十二，有几件具体的事，我只取了一说。 如《第一人》遗稿的发现处、斯德哥尔摩那次问答的日期、《答加缪》开头半句、加缪致主编的信的落款日期。它们都在附录丙里。证据：可靠的新材料。

十三，阿尔及利亚人的声音不够。 第20章指出了加缪笔下阿拉伯人几乎是看不见的背景，可我自己写那场战争，用的也主要是法国知识界一边的材料。殖民地一方的视角，在这本书里是不足的。这不是一条可以靠一份证据去改的错，是要补材料、补读法的缺。

以上，只要有人拿出具体的材料，我欢迎。再版时，我会在这里加一栏「勘误」，一条一条记下：错在哪里，改成了什么，依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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