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麦国际专著第374卷 · 胡志英著 · 王德生指导

第44章 超分子识别与组织层级

44.1 从分子结构到分子间组织

晶体研究表明,同一分子的不同排列可以形成不同材料表现。超分子化学进一步把分子之间的结合、交换和组织本身放到设计中心。在这里,分子的共价结构仍然重要,却常常只是较高层级对象的组成部分。一个受体的空腔、配位位置和柔性,只有在与客体、溶剂及其他竞争者的关系中,才表现为某种结合能力。研究对象因而从“这个分子是什么”延伸到“这些分子怎样形成可辨认的组织”。

莱恩在1987年的诺贝尔演讲中,将分子识别、结合、运输、催化及更复杂装置置于超分子化学的发展视野。[C44-01] 这一方向并非宣称分子结构化学已经失效。受体依靠什么官能团结合、空间上是否允许客体进入,仍需要既有结构知识。新的研究重点,是把相互作用的选择性和形成的集合体当成可以合成、表征和改进的对象,而不仅当作单分子研究的外部条件。

冠醚和穴醚提供了清晰入口。若供电子原子在合适的空间位置围绕某个阳离子,结合可能得到稳定;但“空腔大小合适”只是解释的一部分。自由离子原先受到溶剂稳定,受体也有自身溶剂化和构象分布,结合还会改变熵及其他相互作用。实验测得的结合自由能反映这些变化的总结果,不能直接读成孤立空腔与离子之间的吸引能。一个形象的尺寸比喻只有放回这些竞争关系,才成为有效化学解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项原始研究已经同时处理平衡与动力学。乔克在甲醇中测量二苯并三十冠十与一系列单价阳离子的结合,报告了平衡差别,并以弛豫数据讨论涉及冠醚构象变化的机制。[C44-02] 这说明识别并不是一张永远固定的孔洞图:受体的可变形性和相遇过程同样可以进入实验。几何相配不是错误,却不能替代对实际结合过程的研究。

分子间组织也可以超过一个受体包围一个客体。莱恩等人1987年报道,具有多个联吡啶单元的配体与铜离子形成双股螺旋组织;核磁证据和配位几何支持相应结构判断,三核物种的晶体结构进一步确认双螺旋排列。[C44-03] 配体的连接方式与金属的配位偏好共同约束整个组织。任何一个局部单元都不单独等于最终螺旋,但最终结构也没有脱离局部化学凭空出现。

这些对象并不处在“真正分子”与“随意混合物”之间的模糊剩余地带。若组成计量、结构与交换行为受到稳定约束,就能够提出可检验的集合体模型;若只知道混合后某个信号变化,则还不足以赋予明确组织。超分子概念的价值,在于提供研究这种约束的语言和方法,而不是给一切复杂混合物授予统一身份。对象需要多强的组织规定,应由已有证据决定。

“自组装”由此获得一种严格含义:研究者准备组分与条件,使它们依靠相互作用形成组织,而不是逐一机械放置每个部分。它不意味着无需设计,也不意味着任何混合都会自动通向唯一最优结构。可能存在竞争物种、不完全组装或动力学陷阱。真正的成就是在一定范围内,使组分关系产生可重复、可鉴定的集合体;其范围应由证据说明,而不能由“自发”一词保证。

44.2 识别怎样得到可比较的证据

分子识别不是只要观察到结合就已经成立的充分判断。要说某受体偏好一个客体,通常需要有其他客体作为比较,并说明比较条件。在相同介质、温度和计量模型下,结合常数的差别可以表达选择性;若两个值分别来自不同溶剂或不同反应计量,直接相除便可能失去意义。识别首先是一种关系判断,而非受体名称背后不随条件变化的固有形容词。

绝对结合强度与选择性也不能混淆。一个受体可以对两种客体都结合很强,却只表现微弱偏好;另一个对两者都较弱,却具有更大的常数比。哪一种更有用,取决于任务。要从复杂介质中捕获痕量组分,绝对亲和力与竞争浓度很重要;若需要快速释放或循环运输,过强结合又可能妨碍功能。选择性比值不能独自给出所有用途的排名。

浓度使这个区别更加具体。即使受体对客体甲的结合常数更大,若乙的浓度远高于甲,实际占据也可能主要来自乙。所谓“偏好甲”,必须说明指相同条件下的热力学比较,还是某一真实混合物中的占据结果。前者适合表达受体性质,后者需要同时考虑组成。把二者分开,能够避免从纯溶液滴定直接推断复杂体系的表现。

还应区分结合测量和信号放大。一个传感分子的荧光增加很多,可能来自结合引起的发光机制改变,并不直接表示结合常数更大;一个亲和力很强的受体若没有合适读出,信号也可能不明显。因此,比较传感表现时应同时考察受体占据与信号转换。把最大光强变化当成结合能力,会使结构设计得到错误方向,并可能掩盖没有结合的其他光物理变化。

光谱滴定常被用来取得结合信息,但信号变化与物种形成之间仍有模型。若采用一比一结合模型,必须考虑浓度范围内是否还存在其他计量关系、自聚集或化学反应。不同模型可能在有限数据上给出看似良好的拟合;增加一个参数后曲线更贴合,也不等于机制更真实。可信的模型需要物料衡算、独立结构信息或不同条件下的检验共同约束。可比性的基础是这些前提足够明确。

乔克的研究把一组阳离子放到同一冠醚和甲醇体系中比较,因而提供了比孤立报告“能结合某离子”更强的认识形式。[C44-02] 同时,弛豫观测表明研究不仅关心最终有多少复合物,也关心体系如何接近平衡。平衡测量比较客体占据的最终状态,弛豫观测则约束接近该状态的过程;两者相接,使结合偏好与形成速率能够分别接受检验。

溶剂效应还直接限制规则迁移。科尔托夫和尚图尼1980年的原研究比较了穴醚二二二及其复合物在不同溶剂之间的热力学关系,指出非质子溶剂间的某种关系不能简单推广到甲醇,并讨论了氢键溶剂化及水中自由能的差别。[C44-04] 这个案例使溶剂不再只是写在实验栏里的背景。它对自由受体、自由客体和结合态的相对稳定作用,共同进入测得的结合倾向。

在实际检测中,空白对照还承担排除其他原因的任务。离子加入可能改变酸度、离子强度或聚集状态,溶剂组成的微小变化也可能改变光谱。若相应变化不用受体结合就能够产生,便不能只凭信号把它归为识别事件。适当对照并非越多越好,而是针对竞争解释选择:哪些解释在现有证据下仍可能成立,哪些实验能够有效区分它们。

当比较跨越溶剂时,标准态、活度和离子配对也可能需要检查。浓度常数在一定条件下是非常有用的操作量,不能因此被贬低;但它的适用范围应被保留。只有在条件关系清楚时,才能把不同文献的数字整理为结构规律。一个单位齐全的表格未必天然可比,正如多个不同条件下的高结合常数不能自动构成同一种识别能力的连续尺度。

44.3 结构层级与功能归属

超分子研究最常见的推论跨越,是从漂亮结构走向功能结论。某种孔腔存在,并不证明它已经能够选择性捕获客体;能够结合客体,也不证明它能完成运输、催化或信号转换。每一项功能都增加了特定过程要求。运输需要跨越空间边界并释放客体,催化需要加快反应而可继续周转,传感需要使结合可靠地转换成可读信号。结构为这些任务提供可能,功能仍需相应试验。

双股螺旋的案例可以给这种区分一个实物支点。原始报告确认三核体系的双螺旋结构,并提出进一步研究合作性、调节和其他发展的可能。[C44-03] 结构成果本身已经重要:合成配体与金属配位共同产生了有组织的多组分对象。但不能因为它在几何上让人联想到生物双螺旋,就给它附加复制、遗传或生命系统的其他能力。形态类比可以提出问题,不能代替功能证据。

同样,需要区分晶体中确认的结构与溶液中的组成。晶体结构提供原子排列的强证据,却对应特定固态;溶液中可能保持该集合体,也可能发生解离、交换或其他平衡。因此,溶液核磁、扩散或其他方法的作用,不是装饰一项已完成的晶体鉴定,而是回答不同环境下是否仍有相应对象。两类证据若一致,身份的适用范围才得到扩展。

集合体的计量与总体投料比也应分开。将两种组分按某比例混合,只能说明加入了多少,不能保证全部转变为唯一对应结构。未反应组分、不同核数的物种与沉淀,都可能改变实际溶液组成。若只从投料比例推断最终对象,层级分析便失去最基本的物料依据。要讨论一个组织如何承担功能,至少应明确在所用条件下哪些物种占据主要位置。

动态交换并不自动使对象失去身份。某种集合体可以在不断交换组成单元的同时维持可重复的平均组成、结构分布和功能。但这种稳定性与一条共价链的连续保持不是同一种稳定性。实验需要说明关注的是单个结合事件的寿命、整体分布的稳定,还是长时间可持续的功能。若把三者混称为“稳定”,就可能误以为一个强结合常数已经保证了所有时间尺度上的完整性。

平衡常数与动力学常数的区别在这里尤其重要。相同的结合平衡可以由较快的结合和解离实现,也可以由较慢的两个过程实现;二者对响应速度和循环能力可能完全不同。一个最终分布相同的体系,未必在短时间操作中具有相同表现。因此,功能归属需要与实际时间窗口一致。以长期平衡测得的偏好解释快速过程时,必须检查体系是否来得及达到该分布。

组织层级也不是越高越具有解释优先权。若某项光谱变化可以由单个发色团的局部环境充分解释,就不应为强调超分子层级而强行引入整个集合体。若拆除组织而保持局部结构后功能仍在,则整体结构可能并非该功能的必要条件。相反,如果分离组分失去功能、恢复组织又恢复表现,便获得了支持整体贡献的比较方向。这里说的是鉴别原则,不是宣称这些试验已在每个案例中完成。

这种对照要求把功能缺失定位到被拆开的联系。分子结构描述局部连接,组装模型描述多个单元的组织,功能模型描述实际过程;只有撤去某层联系便无法解释结果时,该层才承担不可省略的任务。新的对象层级应因为解决了真实的解释困难而进入,而不是因为“整体大于部分”这一口号。超分子化学的成就,在于把某些整体关系转化为可设计和可测试的化学,而不是让整体永远免于分解。

44.4 设计规则如何形成又如何失效

超分子设计规则常从一组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形成。改变空腔尺寸、供体数目、连接长度或柔性,可以观察客体偏好如何响应。若只改变一项且其他条件相近,结果有助于识别该项的贡献;若一次改变许多特征,即使得到更强结合,也不能直接判定是哪一项造成。材料设计当然不必永远逐变量前进,但形成可迁移规则时,需要说明比较支持到哪一步。

预组织是一个有启发性的设计思想:让未结合受体已经接近适合结合的几何,可能减少结合时需要支付的重排代价。然而,固定得过严也可能妨碍适应不同客体或改变溶剂化。柔性并非总是缺点,刚性也不是普遍优势。规则的力量来自在适当对象与条件内协调这些贡献,而不是从一个成功受体推出所有分子都应采用相同构造。

对设计规则的检验,也可以通过降低复杂度来进行。比较完整受体与缺少某个结合位置的结构,有机会判断该位置是否贡献选择性;比较相近柔性与刚性的配体,则有助于分析预组织。然而,这些结构改变也可能同时影响溶解性和其他相互作用。实验结果应先归属于实际改动,再在更多比较支持下抽取一般原则。简化对象是一种求证手段,并不保证天然实现单变量控制。

同一原则迁移到新介质时,可能出现三种情况。原来的趋势基本保持,说明规则在更广范围内有效;趋势仍在而强度改变,提示需要加入条件修正;偏好反转或物种改变,则说明原先的比较基础不再足够。三种结果分别对应扩展、修正和重新建模,不能一律当作设计失败。对失效方式的区分,比笼统声称“环境很重要”更能产生新的设计知识。

穴醚的溶剂比较已经表明,受体的空间构造并不能把外界完全隔离。[C44-04] 当溶剂对结合态与自由态的稳定作用改变,原有结合尺度就必须重新解释。这并不要求每次都重新定义受体的共价身份;需要修订的可能只是某条件下的亲和力及其预测模型。保持结构身份与改变性能规定能够同时成立,超分子关系因而没有把化学对象变成任意随语境漂移的名称。

SDE在本章最有用的地方,是把“识别”拆回证据关系。显露必须是实际结合或组织的可读信号;差异序列要包括竞争客体、介质或结构变体;特征纠缠则是受体构象、溶剂化和客体占据对同一测量结果的共同限制。热力学、配位化学和动力学已对这些关系提供具体解释。框架的工作是防止思想史只留下一个孤立的设计图,或把所有条件写成毫无区分力的附注。

设计规则的公共性还取决于失败能否被合理记录。如果一种受体在某溶剂中不产生可测结合,应说明检测限及可能物种,而不能把它简写成“没有识别”;如果在竞争混合物中表现下降,则应保留竞争浓度与计量。别人才能判断这是否限制自己打算使用的场景。公共规则因此既包含可重复的成功,也包含具体到足以帮助选择的边界。

有些设计任务在固定受体和有限客体集合中已经能够完成。传统结构优化、结合常数测量和动力学分析足以提出有效方案,不需要把每一步都称为新化学世界的创造。更强的创造性主张应指向明确结果:获得原先没有的受体或组装体,建立新的识别尺度,或者使他人能够重复执行以前做不到的选择过程。只有把结果说清,创造性才不会变成对所有研究活动的同义赞词。

可设计性的边界还包括组分能否被可靠制得。一个理论上理想的受体如果合成困难、容易分解或无法在目标介质中溶解,就尚未形成完整的操作方案。这与前述复杂分子合成的目标约束相接:结构构想、物质取得和用途验证需要互相往返。超分子设计扩展了规划对象,却仍要经过真实合成和鉴定,不会因强调非共价组织就越过这些化学工作。

因此,空腔与柔性规则应连同客体范围和介质条件传递。若换客体后仍能预测偏好,规则获得扩展;若换成甲醇便出现原关系不能涵盖的差别,就要返回溶剂化比较。规则可迁移到哪里,取决于这些结构改变与条件改变能否在同一套解释中相接。

超分子化学也使另一种策略成为可能:不先独立合成每个最终受体或配体,再逐一筛选,而让可交换的构件在目标存在时生成不同组合。这样,识别可能反过来影响实际形成的组成。下一章将以动态组合研究检验这一策略。新的困难不再只是哪个固定结构结合更好,而是形成、交换、选择和检测能否被区分,以及一个所谓“库”究竟包含哪些实际可达的物种。

本章来源与核验边界

[C44-01] Jean-Marie Lehn,Supramolecular Chemistry—Scope and Perspectives: Molecules, Supermolecules, and Molecular Devices,1987诺贝尔演讲,1988刊于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DOI 10.1002/anie.198800891。https://www.nobelprize.org/uploads/2018/06/lehn-lecture.pdf 。官方PDF直接访问受限,核读官方可检索片段与原出版摘要,只作研究范围说明,未声称通读演讲。

[C44-02] P. B. Chock,Relaxation Study of Complex Formation between Monovalent Cations and Cyclic Polyethers,PNAS,1972,69:1939–1942,DOI 10.1073/pnas.69.7.1939。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426836/ 。实际核读原研究公开摘要,包含甲醇、系列离子、一比一结合、扩散控制及构象变化机制相容性;未核算全文常数表,正文不提供未经核对的排序或数值。

[C44-03] J.-M. Lehn、A. Rigault、J. Siegel、J. Harrowfield、B. Chevrier、D. Moras,Spontaneous assembly of double-stranded helicates from oligobipyridine ligands and copper(I) cations: structure of an inorganic double helix,PNAS,1987,84:2565–2569,DOI 10.1073/pnas.84.9.2565。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472223/ 。实际核读原研究摘要及PMC摘要,区分核磁支持、三核晶体结构确认与作者展望,未把DNA类比当功能证据。

[C44-04] I. M. Kolthoff、M. K. Chantooni,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er activity coefficients of cryptate 2.2.2 complexes and their stability constant in various solvents,PNAS,1980,77:5040–5042,DOI 10.1073/pnas.77.9.5040。https://pubmed.ncbi.nlm.nih.gov/16592871/ 。实际核读原研究摘要,正文限于不同溶剂关系、甲醇氢键溶剂化与水中自由能解释,不假称获得完整热力学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