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五 规范推论与参与式意义生成：什么使一句回应算作同意

一 同意的对象并未随点头自动确定

设想一个业余合唱团讨论排练时间。组织者问：“下周改到七点，怎么样？”一位成员点头说：“行，先试一周。”组织者随即转向下一项安排：“那以后都按七点，大家已经同意了。”成员接着纠正：“我只同意试一周，后面还要看。”这是本书构造的分析场景，不是调查记录，也不涉及某种法律意义上的同意。两条近邻路线与SDE都使用这份完整记录，解释同一个问题：哪些承担已经形成，组织者凭什么可以或不可以继续安排？

问题不能简化为一个人心里究竟愿不愿意。成员可以并不喜欢七点，却愿意参加试行；也可以很喜欢这个时刻，却还不能保证长期参加。私人偏好、公开接受和未来行动能力没有天然相同的范围。点头发生了，讨论也顺畅推进过，但这两项事实不能直接支持无限期接受。成员最后的纠正则应同改变主意区别：它可能只是要求保留原话已经明示的期限。

本篇选择两条不同路线进行对读。布兰顿的规范推论主义研究言说如何承担理由与推论责任；德耶赫与迪保罗的参与式意义生成研究互动过程怎样参与理解的形成。前者不是后者的逻辑版本，后者也不是前者的身体化注脚。它们都反对把意义封闭在孤立内部，却由不同问题组织解释。

二 承诺与资格使误记可以被指出

布兰顿把断言放在给出与索取理由的社会实践中理解。说出一个断言，涉及承担相应推论后果，并在适当挑战出现时承担说明理由的责任；但承担某项内容，不等于对该内容拥有充分根据。承诺与资格必须区分。参与者追踪这些规范地位的改变，构成他所说的规范记分活动。[Brandom 2011，规范语用学与推论语义学一节，作者稿第13—15页]这里的资格首先是一种规范地位，指参与者有正当性作出或维持相应断言；它受理由、证据及相关权威关系约束，不能直接替换成行政职位或参会身份。

运用这一分析时，还须保留言语行为差别。“我同意试行”具有接受安排的实践作用；“大家已经同意长期执行”则是对先前接受范围的断言。下面是本书对案例的推演，不把两种行为无条件等同。组织者的后一个断言承担可被核对的内容：它要由实际提议及回应支持。成员曾经点头，并没有补齐从有限试行到长期执行的推论缺口。

因此，规范推论主义并不需要先找出一枚完整存放在成员心中的意义，再研究它是否成功搬运。它可以直接检查对方有理由归给他什么承担。成员纠正以后，组织者应撤回过宽的归属；试行安排却可能继续有效。修正的不是所有同意，而是同意被允许支持的后续推论。这已经说明意义具有社会结构，也说明互动中取得一致与正确归属承诺可以分离。

它对SDE的挑战非常具体：若三属性分析最后仍只得出“试行不推出长期执行”，而规范记录已能充分支持这个判断，就不能把增加三个名称当作新解释。双方在这一步可以重合。SDE需要显示的增量，必须出现在承担、提议对象和接续方式怎样取得当前规定的进一步分析中。

三 互动不是规范记录之外的声音轨道

参与式意义生成把问题推进到发生过程。德耶赫与迪保罗提出，互动可以形成具有自身维持方式的关系组织，同时参与者仍保持各自自主性；意义在双方活动与互动进程的相互调节中形成和改变。其论域包括非语言活动，不能直接当作一部完整的词汇语义学。[De Jaegher与Di Paolo 2007，第492—493、497页]这里的互动自主性也不意味着出现了一个有统一意志的群体人格。

沿这一路线看原记录，关键不只是最后谁说了哪句话，还包括回应怎样获得继续展开的位置。组织者听到“行”就开始收拢议程，“先试一周”尚未被回应，话题已经向长期安排移动。成员的纠正打断这一进程，使暂时没有获得接续的限定重新进入共同注意。相同的词语顺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每一步都改变下一步容易进行的动作：直接登记、追问期限，或者把提出限制听成推翻共识。

这不是说只要节奏足够快，有限同意就真的变成无限同意。互动机制首先可以解释过宽的记录怎样形成和维持，以及纠正为何需要额外动作。它也可能参与内容形成：若最初的提议尚未说明期限，成员提出试行，组织者确认一周后复议，那么可接受的方案就在接续中取得了此前未确定的范围。前一种是既有范围被遗漏，后一种是共同规定新范围，不应写成同一种生成。

这一路线也没有把一切协调当作良好理解。原论文明确提醒，争吵同样可能高度协调，协调与意义之间不能建立简单映射。[De Jaegher与Di Paolo 2007，第496—497页]因此，不能把“协调越强，理解就越充分”归给这一理论；至于互动形成的承担在规范上是否正当，仍须按具体内容和规则另行判断。

四 因果上被推动，不等于规范上已承担

同一成员可能因为不愿延长会议而暂不纠正，随后仍按七点到场。这样设想，是检验解释边界，不是增加一份已经发生的数据。沉默、按时出现与长期认可之间仍有距离：前两项可以出现在只接受一次安排的人身上。研究者不能用实际配合倒推所有原来缺失的同意，也不能因成员后来反对就抹掉先前明确承担的试行。

这里必须同时保留两类理由。解释为什么没有当场纠正，可以讨论轮次、紧迫感和既往互动；判断某项长期安排是否已有共同根据，则要核对提议内容、接受范围及可用规则。前一解释中的推动力量不能直接充当后一判断中的正当理由。即使所有人都受到同样节奏推动，一个越过明示期限的归属仍可能错误；即使讨论笨拙、停顿很多，一项被明确确认的有限约定也可能成立。

时间向后延伸，还会产生另一种容易误判的情况。成员参加试行以后，发现七点确实合适，于是另行接受长期安排。后来同意可以成立，却不能使第一次回应追溯性地承担同样范围。反过来，若试行失败，他拒绝继续，也不意味着最初的有限接受从未发生。把两次承担分别保存，才能说明参与改变了选择，而不把变化当成早已存在的私人意图终于显现。共同活动可以创造新的同意根据，也必须允许其结果成为拒绝继续的根据。

反过来，规范分析也不能只在纸上保存完美规则，而不问参与者能否使它进入接续。组织者口头承认每个人都可以提出限制，实际却在每次限制出现时结束话题，那么可纠正性尚未获得充分实现。指出这一落差并不取消规范，反而要求区分规范所允许的事情与程序实际容纳的事情。两条路线在此能够合作，却没有相互取代各自的证据。

五 三属性的共同规定落在哪里

本书所要辨认的不是成员、时间表与谈话三个现成物，而是这一次同意的不同规定如何共同成立。七点作为钟表时刻可以保持不变，但作为被接受的安排，它必须有日期、持续范围与复议条件。成员作为同意者，也不是仅靠发出肯定声音取得身份，而是承担这项有范围的安排。回应怎样被确认、保留和修正，又由正在形成的承担内容限定。

设想双方最终确认：“下周七点，结束后再决定是否继续。”这使一份可以执行的安排稳定下来。若把对象范围改成整个学期，成员原先承担的内容就不能原样迁移；若把成员的作用改成仅供参考的意见提供者，同一句肯定又不足以标记共同约定；若记录只留下“通过”，后续使用便可能失去区分两者的根据。这些改变分别触及内容、承担与接续，并共同限定同意能够支持什么。

然而，三属性共同规定不要求每次改换记录工具都改变同意。纸本换成可核对的电子文本，可能完整保存同一范围；面对面确认换成逐条书面回复，也可能支持同样承担。需要保存的是有关功能和规范关系，不能把某种现场形式宣布为唯一源头。参与式意义生成对现场过程的研究有启发，但本书当前讨论的具体同意也可以依靠已形成的语言实践跨时接续。

真正有争议的强命题，是可同意对象、承担者与有效接续能否各自先取得全部规定，再相互发生影响。SDE反对在这一层把三者完全分离：没有内容范围，无从确定承担多少；没有能够承担的参与位置，方案未必成为共同约定；没有可确认的接续，接受与意见表达可能仍未区分。这一局部构成论证，不自动证明全部词项具有完全相同的结构。

六 同一材料怎样让理论承担代价

德耶赫、迪保罗与加拉格尔后来区分互动的情境作用、使现象得以发生的条件作用及构成作用，并强调具体角色依赖对研究现象的明确描述。[De Jaegher、Di Paolo与Gallagher 2010，第443页]因此，发现换一种回应方式以后结果改变，还不够把该方式直接判为构成成分。SDE在这里应接受近邻的分析要求，而不是把构成研究说成自己的独有发现。

可以分开两种解释任务。第一，在最初记录中，组织者为什么误写长期执行？若单纯漏听限定就足以解释，规范推论分析可以判断错误，信息接收解释也可以说明过程。SDE应退让，不宣称已经发现新的对象和主体共同生成。第二，在前文另设的共同确认分支中，双方如何使一周后复议的条件获得明确接续？此时才需要检查限定如何被提出、确认并保存，以及参与者此后能否依它区分继续试行与另作约定。

一项可能的对照设计，是让不同小组使用同样提议与回应材料，分别采用只有“通过”的记录格式和能够保留期限的格式。它尚未运行，不能预报研究结果。若两种格式下，成员总能依已有规则准确恢复同样范围，那么格式可能只是便利，不是本次同意不可缺少的构成条件。若格式改变了后来归属的范围，还要排除遗忘和读取困难，确认改变落在概念判准还是材料可用性。

更强的退让条件是：一套规范推论分析已经解释范围形成、角色承担与纠正次序，并支持同样的后续判断；参与式分析也能说明实际形成过程。此时SDE的贡献可能只是联合组织这些要求，而不是另获一种专属机制。存在论立场仍可讨论，但不能把经验解释的重合包装成已经击败近邻。

七 共同发生保留不同判断的责任

在三属性层，本例要求相互检查方案范围、成员承担与接续方式。进一步应用SDE三方程时，仍须区分显露、差异序列与特征纠缠：哪些限定实际成为可辨认内容，它们怎样在提出、误记和纠正中展开，又依靠何种角色与规则共同成立。在这一三维分析层，六路径提供S、D、E的六种追踪次序；三原理的应用则须辨认相应维度之间的失配、第三项的改变及其回写。范围、承担与接续是本例要解释的内容，不是S、D、E的别名；下述改变是三属性层的案例分析，不能直接充当三原理的定义。成员承担与长期方案失配，可以推动确认方式改变；新确认方式随后可能重画方案范围。具体次序要由记录支持，不能由方法名称代替。

由此形成的对话并不是把规范融化为协调，也不是把互动压缩为既定规则的执行。规范推论使我们知道什么承担能够被合理归属，参与式意义生成使我们追问这种归属怎样在共同活动中取得实际进程，SDE则要求继续检查有关属性的边界怎样相互规定。三者能够接合之处，正在于它们都必须允许那句“我只同意试一周”改变后续判断，同时说清改变了什么、没有据此获得什么。

参考资料

Brandom, R. B. 2011. Intentionality and Language: A Normative, Pragmatist, Inferentialist Approach. 作者稿，首页日期标注为2011年6月20日；本文核对“Putting Together a Social Normative Pragmatics and an Inferential Semantics for Discursive Intentionality”一节，作者稿第13—15页。

https://sites.pitt.edu/~rbrandom/Texts/Intentionality_and_Language_A_Normative%20(2).pdf

De Jaegher, H., and Di Paolo, E. A. 2007. Participatory Sense-Making: An Enactive Approach to Social Cognition.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6, 485–507. 本文核对第492—493、496—497页。

https://hannedejaegher.net/wp-content/uploads/2009/11/dejaegherdipaolo07participatorysensemaking.pdf

De Jaegher, H., Di Paolo, E. A., and Gallagher, S. 2010. Can Social Interaction Constitute Social Cogni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4(10), 441–447. 本文核对第443页“Factors, conditions and constitutive elements”。

https://www.sussex.ac.uk/Users/ezequiel/DeJaegher_DiPaolo_Gallagher_TICS_201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