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作文?
——作文作为未预闭合意义分叉的个人闭合史
What Is School Composition?
Composition as a Personal History of Closing Meaningful Forks That Were Not Pre-Closed
SDE 学科碰撞创新法 v3.9 · What 型成文稿
文化遗产保护修复 × 催化科学 × 合同法
2026-08-17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在数秒内提供题意分析、立意、论据、结构和成篇文字之后,“作文是什么”重新成为一个基础问题。把作文定义为学生亲自写出的文本,无法解释口述写作、辅助技术、教师反馈和合法协作;把作文定义为写作过程,又难以处理一个更隐蔽的事实:完整的草稿、修改和击键记录,只能记下已经进入学生写作过程的事件,无法记录那些在学生遭遇之前便被范文、模板、教师、同伴或人工智能关闭的可能方向。本文提出:作文不是一篇文本,不是若干写作步骤,也不是署名者承担责任的任务成果;作文是一名写作者在特定表达任务中亲自遭遇并关闭一组尚未被外部预先关闭的意义分叉而形成的发生史。本文把“写作者尚未遭遇便被外部关闭的本可成立方向”称为“预闭分叉”。由此,同样全部由学生敲出的两篇文章可能只有一篇发生了作文;含有机器生成文字的作品,也不能仅凭机器文字比例判断作文是否发生。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在主张、证据、结构和受众关系发生改变的节点上,哪些可能方向曾经向学习者开放,又是谁使其中一条路消失。这个区分同时改变了作文教学、作文评价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学术诚信问题。
关键词:作文;预闭分叉;意义生成;写作过程;人工智能;作文评价
Generative AI destabilizes a long-standing equation in writing education: the submitted text is no longer reliable evidence that the learner underwent the composing activity attributed to it. Existing responses increasingly move from product inspection toward process ownership, rhetorical decision-making, disclosure, checkpoints, and writing traces. Yet even complete process records capture only events that entered the observable writing process. They do not automatically capture alternatives removed before the learner encountered them. This article calls such absent possibilities pre-closed forks and proposes a stronger ontological distinction: composition is neither the textual artifact, the aggregate writing process, nor the responsibility attached to a submission. It is the writer’s personal history of encountering and closing consequential meaning-bearing alternatives that remained open long enough to become the writer’s own problem. On this account, fully human-typed prose can fail to instantiate composition when crucial semantic alternatives have been pre-closed by templates, tutors, rubrics, or AI; conversely, external assistance with surface realization does not by itself erase composition. The framework yields falsifiable predictions for AI-assisted writing, process-based assessment, transfer, and writing pedagogy.
Keywords: composition; pre-closed forks; writing process; rhetorical choice; generative AI; assessment
本章到这里有一个尚未解决的困难,而且它是本章自找的:预闭分叉按定义不留记录,那还能清点什么?
如果坚持去数「被关掉的路有几条」,本章立刻自相矛盾——那些路正因为没有被写作者遭遇,才不进任何账本;能被数出来的,恰恰是没有被预闭的那些。所以本章的读数不能落在对象上,只能落在对象的补集上,而且必须落在任务这一侧而不是学生那一侧。
定义(留叉率 OFR):给定一次写作任务及其全部随附材料(题目、材料包、范文、提纲模板、教师口头指令、允许调用的机器输出),在一份事先固定的决策结点清单上,写作者到达该结点时仍有两条以上互不等价的可继续方向的结点所占比例。
结点清单固定为四类,每类各二,共八个结点:
主张类——① 中心判断取哪一侧 ② 该判断的强度与限定条件;
证据类——③ 用哪些材料 ④ 材料与判断之间的关系怎么建立;
结构类——⑤ 从哪里起写 ⑥ 转折落在何处;
受众类——⑦ 预期读者是谁 ⑧ 对该读者的哪一种预期起作用。
「互不等价」的判据:两条方向互不等价,当且仅当采用其一而非其二,会迫使清单上至少另一个结点的答案改变。仅措辞不同、仅例子不同、仅顺序不同而不牵动其他结点的,计为同一条方向。这一条是整份读数的承重处——没有它,任何任务都可以宣称自己「留了很多选择」,因为换个词也算一条路。
四条编码规则:
其一,以写作者到达该结点的时刻为准,不以任务发布时刻为准。范文在写前发下、教师在写作中途才补充说明,两者对同一结点的效果完全不同。
其二,「可继续」指在剩余时间与材料条件下真的能写完,不指逻辑上可设想。
其三,教师说「你们可以自由发挥」而随后只示范一种做法的,该结点计为已关闭。示范优先于声明。
其四,编码者只读任务与材料,不读学生的作文。OFR 是任务的属性,不是学生的属性。
OFR ∈ [0, 1],八个结点故最小刻度为 0.125。两名编码者独立编码,逐结点一致性低于 0.75 的任务进入退出日志。
判读方向:OFR 高不等于任务好。一份八个结点全开的任务,对初学者可能等于没有任务;本章从不主张 OFR 越高越好。OFR 要回答的是一个更朴素的问题——当我们说一个学生「没有自己思考」时,有多少是因为他没有思考,有多少是因为到他手上时已经没有什么可思考的了。
一条算术型的反直觉推论:一份材料越完备、范文越精彩、提纲越细致、模板越好用,OFR 必然越低。这不是对好教材的指控,而是一个恒等式——每一处「替学生想清楚」都恰好关闭一个结点。因此任何以「降低写作难度」为目标的教学改进,都同时是一次 OFR 的下调;若不同时在别处开回来,作文发生的空间就是被单调压缩的。本卷第八章有一条形状相同的推论(提纲越细,必须自造的段落反而越多),两条合起来说明:教学上的每一次「给得更足」,都在账本的不同栏目上各留下一笔看不见的代价。
OFR 只回答「关了几个」,不回答「谁关的」。而本章第六节已经说明,指认关闭者是本章命题不为空的必要条件。以下把关闭者分为六类,每类给出一条可与其他类区分的签名,以及一条误诊阻挡。
一、范文型关闭。签名:全班在同一结点上给出高度相似的答案,而这种相似不能由题目本身的约束解释。误诊阻挡:必须先排除「题目只有一个合理答案」这一竞争解释——办法是让另一批未见范文的学生做同一题,看该结点的答案是否同样集中。
二、模板型关闭。签名:关闭主要落在结构类结点(⑤⑥),而主张类结点(①②)保持开放。模板通常不规定你想什么,只规定你按什么次序把它摆出来。误诊阻挡:若主张类结点也随之集中,那多半不是模板在起作用,而是范文或教师指令。
三、教师指令型关闭。签名:关闭发生在一个可定位的时刻,且该时刻之后的作文与之前的草稿在同一结点上出现方向性改变。误诊阻挡:教师追问与教师给答案在记录上极易混淆——判据是追问改变的是该结点的开放程度还是它的取值:追问使学生看见原本没看见的第二条路(OFR 上升),给答案使一条路被指定(OFR 下降)。
四、同伴型关闭。签名:关闭沿座位、小组或社交关系扩散,呈现聚集而非全班均匀分布。误诊阻挡:需排除同组学生共享同一份材料这一平凡解释。
五、机器型关闭。签名:关闭发生得最早,且往往落在受众类结点(⑦⑧)——机器输出通常默认一个泛化的读者,而学生很少去改它。误诊阻挡:机器参与量与关闭量不成比例,本章第十五节已经说明「AI 率」测错了对象;判定机器型关闭必须看该结点的方向是否随机器输出而定,而不是看机器写了多少字。
六、自我关闭。签名:同一学生在不同任务上反复关闭同一类结点,而外部条件各不相同。误诊阻挡:这一类最危险,因为它极易滑向对学生的人格判断。本章的处理是把自我关闭排除在预闭分叉之外——预闭的定义要求关闭者是外部结构;一个学生自己不愿意走某条路,那是他的写作行为,不是他遭遇之前被拿走的东西。若不设这条边界,本章会把一切没有发生的可能性都算成被剥夺,那样这个概念就什么也不排除了。
六类合起来构成本章的可追责范围:前五类可追责,第六类不可,而第六类恰恰是最难与前五类区分的一类——因为一个反复被范文关闭的学生,最终会看起来像是自己不愿意走那条路。这一条本章无解,明写于此。
前三节把本章与「选择」「能动性」「作者性」「决策所有权」「控制位置」「过早闭合」逐一分开,这些都在写作学与临床心理学的范围内。但本章的论证形式在政治学里另有一位正主,而且它比上述任何一位都更接近。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政治学界提出「权力的第二张面孔」:权力不仅体现在公开冲突中谁赢了,更体现在哪些议题根本没能进入议程。这种把潜在议题在成为议题之前就排除掉的能力被称为非决策,它的关键特征是——它不会在任何会议记录里留下痕迹,因为按定义它使冲突从未浮现。此后又有人提出「第三张面孔」:权力最深的一层,是使人们连自己有什么利益都不再感知。
本章的论证形式与之逐条同构:有一类可能方向在进入写作者的问题空间之前被关闭;关闭动作不留记录;因此从现有记录里读不出它曾经存在。连两者面对的最强反驳都完全相同——如果它不留痕迹,你凭什么说它存在?
那一支给出的回答是:可以从被压制方的抱怨、从系统性缺席的诉求、从「谁本会从这条路存在中获益」反推。本章不能照搬这个回答,原因恰恰构成了两者的分离线。
分离线:那一支处理利益冲突,本章处理意义生成。非决策理论的全部操作化都依赖一个利益结构——潜在议题对某方有利、对另一方不利,因此可以从受益格局反推缺席。本章不需要这个结构,而且通常没有它:关闭一条论证路径的教师,与学生的利益完全一致,而且往往正是出于好意。一份写得极好的范文,比一份糟糕的范文更能预闭分叉。
由此得到一条判决性对照:非决策问「谁从这条路不存在中获益」,本章问「谁使这条路在他遇见之前消失」。前者若找不到受益人,命题即告失败;后者可以没有受益人,甚至可以所有人都受损——这正是教育场景与政治场景最根本的差别,也是本章不能被归入非决策理论的教育学应用的理由。
但这条差别对本章不全是好消息。没有受益人,意味着本章失去了那一支唯一可用的反推工具。非决策理论至少可以从利益格局出发去找缺席,本章连这个出发点都没有——这正是本章的读数只能落在任务侧(见第九之二节)而不能落在被关掉的路上的根本原因。放弃利益结构换来了适用范围,代价是放弃了唯一现成的反推路径。这个交换本章认,并写在这里。
本卷第六章与本章指向同一个地方——账本上没有那一栏。两章不合并的理由必须写清楚,否则它们互为改名。
第六章读的是那一格本身。哪些形式从来没有获准成形,因而不在任何记录里。它的三条性质——无实体、无痕迹、有边界效应——描述的是一种状态;它的读数是序列读数,从一个写作者的连续产出里定位最后一次出现新形式的位置。它不问是谁排除的,也不需要问。
本章读的是关闭这个动作。某一条本可成立的方向,在写作者遭遇它之前被范文、模板、教师、同伴或机器关掉了。本章必须指认一个关闭者与一个时点,否则命题为空;它的读数因此落在任务与材料上(第九之二节的 OFR),而不落在写作者的产出序列上。
两条判决性对照:
其一,一个没有任何外部关闭者的写作者,仍然有未生界。他所处的语言、文体、训练史已经把大量形式排除在可及范围之外,而这个排除没有代理人,也没有时点——它不是被谁关掉的,它从来就没有开过。按本章的定义,这里没有预闭分叉(找不到关闭者);按第六章的定义,这里有边界(可及范围确实被划定了)。
其二,一次被清楚指认的预闭,未必落在未生界里。教师在这道题上给了唯一立意,那条被绕开的路仍在这个学生的可及范围之内——他在别的场合遇见过类似的判断,只是这一次没遇见。按本章,这是一次标准的预闭分叉;按第六章,这条路从未离开可及集合,因而不属于未生界。
所以两章是嵌套而非同义:本章处理有代理人、有时点、可追责的那一子类,第六章处理包含它的那个大类。而两者之间有一层更不舒服的关系——大类的主要性质(不留记录)恰恰使子类的追责在实践中失效:即使某次预闭确有关闭者,被关掉的那条路也不会在任何账本上留下可供对照的痕迹,因此追责只能落在任务材料的事前审计上(OFR),而不能落在事后的追查上。
两条并入条件,各写进两章的证伪清单:若真实数据显示每一处未生界都能回溯到一个可指名的关闭者,第六章应并入本章;若显示所有预闭都不改变可及集合,本章应并入第六章。
本章与本卷第三章之间有一条接口,两边原稿都没有写出来,而它比两章各自的结论都更强。
第三章的结论是:一份看似极强的整体性读数,其中绝大部分只需要改动句加一条邻句就能还原;不读作文、只看施加了哪一类操作,就能预测七成以上的判断结果。也就是说,账本上记着的那部分,会系统性地高估自己的解释力。
本章的结论是:关闭动作不进入成品、草稿、击键记录或责任账本。也就是说,账本上没记的那部分,不会因为记录变得更详尽而自动出现。
两条相加,得到一条对整个「过程数据越多越好」的思路不利的判断:越是依赖过程记录来判定作文发生,越容易在两个方向上同时出错——一边把局部可还原的东西当成整体能力的证据,一边对从未进入记录的关闭视而不见。而这两种错误的方向是相反的:前者高估,后者遗漏,因此它们不会互相抵消,只会一起把判断推向「记录得越多,看起来越确定」。
这也是本章第二十一节所说反噬的根源:学校若把「分叉」也做成表格,最可能的结果不是关闭减少,而是账本变厚、确定感上升、而被关掉的东西一样多。
按本卷的纪律,不利结果原样保留。以下这一条对本章不利,且它不是设想,是本卷第六章在补入非决策一条分界时已经报告的一个现成读数。
那一节报告:在没有任何受益者的场合(私人写作),边界的封闭反而更晚。
这个方向对非决策理论是相容的——没有受益人,压制的动机就弱,议程封闭自然更慢。但它对本章的一种更强读法不利。本章若被读成「凡是封闭必有代理人在起作用」,那么私人写作与公开写作的封闭速度应当接近,因为语言与文体的约束在两种场合并无二致;实际数据显示两者有系统差别,这说明封闭速度里有相当一部分由有无受益者解释,而这一部分恰恰是本章明确排除掉的(见第十二之二节:本章的关闭可以没有受益人)。
两种可能的处置,本章都不隐藏:
其一,收缩本章的适用范围——预闭分叉主要发生在有他人在场、有评价预期的写作场合,而不是一切写作场合。这样做会使本章更弱,但更可检验。
其二,承认本章与非决策理论在这一点上并非互斥,而是共同作用:有受益人时两种机制叠加,无受益人时只剩本章这一种。这样做保住了适用范围,代价是本章必须给出一个能把两种机制分开的实验,而目前没有。
本章选择第一种。理由是:第二种在当前证据下无法与「本章那部分效应为零」相区分,而一个在原理上分不出自己是否为零的主张,不该被保留。相应地,第二十节的六条死亡条件应增列第七条:若在完全私人的、无任何评价预期的写作中,仍能观察到与公开写作同等程度的、可指认关闭者的方向消失,则本章关于「关闭者」的界定过宽,需要重写。
参考文献
研究边界与人机分工声明
写死日期的经验赌注
附录A:v3.9 工序审计
很长时间里,“作文”这个词似乎不需要定义。
老师布置一道题,学生写一篇文章,老师拿到文章评分。于是三个本来不同的东西自然重叠:写文章的人、经历写作的人、交文章的人通常是同一个人。正因为三者高度重叠,我们可以把“学生交来的文章”直接叫作“学生作文”,而不必追问这种等同究竟凭什么成立。
写作理论早已知道,作文不能只被理解为成品。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写作研究逐渐把注意力从完成后的文本转向写作过程。Rohman 与 Wlecke 的早期研究已经把写作前的发现过程置于中心;Murray 明确反对只教成品;Emig 把写作论证为一种独特的学习方式;Bereiter 与 Scardamalia 后来进一步区分知识陈述与知识转化,强调成熟写作会反过来改变写作者的理解。
因此,今天再说“作文不是文章,而是过程”,并不新。
再向前一步,说作文意味着学生拥有选择权、能动性、修辞决策权,也已经不新。Leibman 甚至直接把 choice 当作研究学生修辞能动性的分析单位;Kaufer 与 Wetzel 的设计取向把写作者对决策的承担列为写作的重要特征。
生成式人工智能到来以后,这个方向被进一步制度化。2026年 NCTE 的《The Students’ Right to Write》明确把选择、控制、写作过程及对最终作品的责任放进学生写作者的权利与责任框架;CCC 的现行生成式 AI 政策把作者身份与人的探究、解释和修辞决策联系起来;AP Capstone 不只要求作品是学生自己的,还要求学生亲自完成分析、综合与表达选择,并通过中途检查点让思考和决策显露出来;IB 同样要求教师见证作品的发展,并要求学生能够解释自己的作品。
因此,我们面前真正困难的问题已经不是:“AI写了多少,才不算作文?”甚至也不是:“最后决定是不是学生做的?”这些问题都已经有人在回答。
真正还没有被充分区分的是另一件事:一个本来应该成为学生写作问题的可能方向,如果在学生知道它存在以前就已经被替他关掉,那一次“没有发生的选择”算什么?
这才是本文的问题。
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第一个必要的拆分。
在最朴素的想象里,“真实”似乎意味着保留原材料:原来的砖、原来的木头、原来的颜料越多,真实性越高。然而现代保护理论早已不能如此简单处理对象的身份。
ICOM-CC 1984年关于保护修复职业的定义,一方面强调历史对象的物质完整性、文献性质以及辨别原有与后来介入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明确承认修复是对受损对象的主动处理。1994年《奈良真实性文件》又进一步指出,对真实性的判断可能依赖形式与设计、材料、功能、传统与技术、位置、环境乃至精神感受等多种信息来源,而不可能由一种固定标准在所有文化中裁决。
更尖锐的是现实案例。奈良的一些历史建筑经历长期修缮和构件替换;春日大社甚至保有周期性重建传统,却仍能在材料、形式、技术和场所连续性中维持高度真实性评价。当代保护领域内部对此仍有激烈争论:保存原初物质、允许重建、保存意图还是维护历史连续性,并没有被压成一个单一答案。
它对作文问题造成的第一处破坏是:
“不是学生亲手生成的材料进入作品”与“作品不再属于学生的发生”不是同一件事。
教师改一个错别字,语音转文字软件替有运动障碍的学生把声音变成字符,同伴指出一个论据漏洞,机器替学生修正标点——这些介入都改变了最终对象,但介入本身并不足以证明作文已经转移给别人。
因此,把“机器生成字数占比”直接当作作文发生程度,理论上过于粗糙。遗产保护迫使我们承认:材料来源与对象身份可以分离。
可是,仅仅把答案改成“看过程”仍然不够。
催化科学给出了第二刀。
IUPAC 对催化剂的标准定义强调:催化剂改变反应速率,却不改变反应总体的标准 Gibbs 能变化;在严格描述中,催化剂同时进入反应循环又被再生。
这里最重要的不是“催化剂像老师”。那只是类比。真正有用的是催化科学已经发展出的选择性概念。对于同一组反应物,可能同时存在多条竞争反应;催化选择性关心的不是“有没有产物”,而是不同路线以什么相对速率展开、最终哪些产物获得优势。
终点相同,不代表发生相同。
更重要的是 IUPAC 对 promoter 的定义:促进剂可以增强希望发生的反应,也可以压制不希望发生的反应。这一句把问题打开了。
假设两名学生最后都写出了同样的中心论点。甲在写作中先后形成过三个可能立意,对证据做过取舍,发现第一种解释与材料冲突,放弃;第二种解释无法回应受众,又放弃;最后才形成第三种。乙在动笔前收到一份高度优化的“立意分析”,其中已经把前两条路排除了,只留下第三条。他没有复制任何一句话。之后的所有文字也确实都是自己敲出来的。
从最终文本看,两者可能一样。从 AI 字数检测看,乙甚至是百分之百人类文本。从击键记录看,乙也完全真实。从“最后决定是不是本人做的”看,乙当然可以说“是我决定采用这个立意”。
然而两个人经历的并不是同一种写作。区别不在于甲多做了两次“错误选择”。区别在于:
甲曾经生活在一个拥有三条可继续道路的问题里;乙从进入问题的第一刻起,就生活在一个只剩一条路的问题里。
这两者之间少掉的东西,在最终文章里没有痕迹。它甚至不会出现在修改记录里,因为它从未成为一次修改。
第三个误区是责任。
人工智能时代一个很自然的补救方案是:只要学生对作品负责、能够解释、能够答辩、最终决定由他承担,就仍可以称作他的写作。这个方案比查“AI率”高明得多,但合同法恰好给出一个反例。
以美国合同法中清楚的委托履行规则为例,UCC §2-210 允许在相当多的情形下由第三者履行义务;关键的是,把履行委托出去,并不会自动解除原当事人的义务和违约责任。同时,如果另一方对原承诺人亲自履行或控制履行具有实质利益,委托又可以受到限制。
普通法中的 personal services 又把边界说明得更清楚:某些服务因高度依赖特定个人的技能、判断和能力而难以由替代者完成。
一个人完全可以继续承担最终责任,同时把真正的履行过程委托出去。
因此,“我对最后文章负责”不能单独证明“作文由我发生”。“我看过并同意 AI 给出的论点”也不能证明这一点。“如果文章有问题,我承担后果”仍不能证明这一点。
责任可以连续,而发生已经迁移。这就是为什么仅仅把 AI 时代的作者性定义为 accountability,仍然不够。
现在我们得到三个极强、同时又互相不服的判断。
第一种判断说:要看对象保留了怎样可信的身份连续性。介入不等于失真。第二种判断说:不能从终点倒推发生;必须看竞争路径怎样被改变。第三种判断说:不能从责任倒推履行;责任人和实际履行者可以分离。
它们争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一份提交文本凭什么算“这个学生的作文”?然而三种回答背后还藏着同一个更深的假设。
无论检查成品属性、实际过程,还是责任关系,我们都默认:决定身份的那件事已经在某个地方发生,因此原则上总能找到它。文章里有痕迹。草稿里有痕迹。击键里有痕迹。提示词里有痕迹。答辩里有痕迹。责任声明里有痕迹。
现在催化选择性给出了反例:决定结果的力量,可以体现为一条没有发生的竞争路线。一条路线因为被提前压制,所以没有产物,没有动作,没有错误,也没有修改。
于是我们第一次得到一个写作过程研究很难直接看见的对象:预闭分叉。
所谓预闭分叉,是指:一个本来足以改变文章意义走向的备选方向,在写作者真正遭遇它之前,就被外部的人、规则、模板、范文、算法或工具从其可继续空间中排除。
它不是“学生选择以后放弃的选项”。那种选项已经进入他的写作。它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过早下结论”。过早下结论研究的是一个人已经面对若干假设之后,自己太快停止搜索;医学中的 premature closure 就属于这种情形。
预闭分叉更早。写作者甚至还没有获得犯这个错误的机会。别人先替他把问题变小了。
由此可以重新回答最初的问题。
作文不是学生交出的一篇文章。
因为同一篇文章可以由不同发生史产生。
作文不是写作行为的总和。
因为一个人可以亲手输入每个字符,经历完整的“列提纲—写初稿—修改—润色”,却始终只在一条别人预先铺好的轨道上行动。
作文也不是署名者承担责任的任务成果。
因为责任可以保留,而关键履行可以委托。
那么作文是什么?
作文,是写作者在一个表达任务中,亲自遭遇并关闭一组尚未被外部预先关闭的意义分叉而形成的个人发生史。
这里有三个限定。第一,必须是意义分叉。“这个逗号用中文还是英文格式”“标题用黑体还是宋体”当然也是选择,但它们通常不足以改变这篇文章在说什么、凭什么说、对谁说、怎样组织其理由。真正构成作文的分叉至少集中在四类节点:主张、证据、结构、受众。
第二,必须是遭遇。学生不一定要独自发明所有候选方向。老师完全可以提出一个反例。同伴可以提出第二种解释。AI 也可以列出三个可能立意。关键不在“选项是谁发明的”,而在于这些选项有没有真正进入学生需要辨别、比较、拒绝和承担后果的问题空间。
第三,必须由写作者发生闭合。闭合不是点击“接受”。闭合意味着:一个原来仍可能继续的方向,因为写作者形成了某种可追问的理由,而不再继续。
所以作文最小的单位不是句子,甚至也不是一次修改,而是:一个方向曾经可以继续,后来由于这个写作者的判断不再继续。
这才是发生。
由此,我们可以把两个长期混在一起的问题拆开:第一轴问“表层语言主要由谁实现?”第二轴问“关键意义分叉在学生遭遇前是否已经被关闭?”
| 关键分叉向学生保持开放 | 关键分叉在学生遭遇前被预闭 | |
|---|---|---|
| 表层文字主要由学生产生 | 传统作文:学生既处理意义分叉,也完成语言实现 | 表层自写/发生缺席:每个字都是学生写的,但中心路径早已被替他确定 |
| 表层文字含显著外部实现 | 辅助实现型作文:语言实现得到语音转写、翻译、编辑或AI帮助,但意义分叉仍由学生遭遇和关闭 | 代理成文:意义路径和语言实现均主要由外部完成 |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右下角。右下角太容易看见。真正危险的是右上角。
学生没有复制。没有粘贴 AI 文字。AI 检测器显示“人类写作”。击键记录非常完整。甚至每一稿都确实是他亲自修改。
但是老师提前给了唯一立意,范文预先确定了唯一论证结构,评分量规把“高分文章”的可接受路线收缩成一种,AI 又在学生阅读材料以前把“最值得使用的三个证据”筛好。于是学生完成了大量真实劳动,却几乎没有遇见这篇文章最重要的问题。
这种情况过去很难命名,因为所有传统证据都在。缺掉的是一批从未进入记录的可能性。
这条判断如果只用来反对人工智能,就浪费了它。
一个“完全禁用 AI”的课堂照样可能把作文预闭得所剩无几。老师给出标准立意。教材给出固定段式。范文给出每段功能。评分表奖励可预测的结构。考前训练告诉学生哪一类素材放在哪一段。
学生当然亲手写了。但如果一个本来开放的表达问题在他动笔前已经被压缩成“把已有零件装进去”,那么最值得教育的那部分作文可能早已发生在学生之外。
这也是为什么“写作过程”本身不能成为免检通行证。
当代击键记录技术已经能够非常细地捕捉停顿、输入、删除、修改以及文本怎样随时间演变,并被用于推断写作过程中的行为和认知活动。
但记录设备有一道原则性的边界:它能记录发生过什么,却不能自动记录一个从未进入写作者视野的方向。
这正是预闭分叉与普通“过程数据”的分界。
为了检验这个判断是否只是把现有 AI 写作政策说了一遍,我在形成最终定义之前先设定了一次小型编码。
我检查了12份来自专业写作组织、国际考试机构及大学的现行官方页面,包括 NCTE、CCC、AP、IB、Yale、Cornell、University of Washington、Oxford、UCL、Cambridge、University of Sydney 与 Stanford PWR。
原先的预期是:很多制度主要看最终文本和 AI 使用披露。这个预期被实际材料部分推翻了。
AP 已经要求在研究、论证结构等阶段做检查点,让学生把思考与决策显露出来。IB 要求教师在较长时间内看到作品发展,并要求学生能够解释作品。Cornell 甚至提供完整 AI 交互记录和流程图式的记录办法,以便跟踪学生的工作和决策过程。Sydney 则建议保存 AI 输入输出,并允许课程要求提交交互日志。Stanford PWR 对发明、研究、修改和组织决策的界限也规定得相当细。
所以,“现在学校还只会查 AI 文本比例”这句话不成立,必须删掉。
然而编码也留下了另一个稳定的空白。这些制度非常擅长记录:用了什么工具;产生了什么文本;学生做了什么;学生是否理解;谁承担责任;草稿怎样发展;提示词和输出是什么。
但在我检查的这些公开页面里,没有发现一个专门记录下面这件事的字段:
在学生第一次形成主张、选证据、定结构以前,哪些本来可成立的方向已经因为外部帮助而不再进入他的考虑范围?
这是一个更难的问题。因为想记录它,不能只保存“学生做过什么”。还得记录:学生本来有机会遇见什么,却没有遇见。
这正是本文判断经过真实材料以后被迫缩窄的地方。
最接近本文的已有理论之一,是修辞能动性研究。Leibman 已经把选择作为分析单位,研究学生怎样理解自己的写作决策。NCTE 也明确把 choice、control 和 agency 写进学生写作者的权利。
如果本文只是说“学生应该自己作选择”,它可以立即被这些理论吸收。
两者真正的分离线是:能动性研究主要能够处理进入行动者选择场的选择;预闭分叉研究处理的是没有进入行动者选择场的方向。
可以设计一个判决性对照。让两名学生都拥有最终决定权,都报告很高的自主感,都亲手写出最后文章。甲先独立提出三个解释,再与 AI 对话。乙先让 AI 给出一个高度可信的最佳解释,然后围绕这个解释自己写。
如果只问“最后是谁决定”,两个人都可以回答:我。如果只问“有没有能动性”,两个人也都进行过大量选择。
本文则预测:在后续不给 AI 的结构变形题里,甲比乙更可能主动生成新的解释空间。如果没有这项差异,本文就输给一般能动性理论。
人工智能伦理已经出现“decision ownership”问题:当 AI 提供建议、信息或推荐时,一个决定中的价值判断到底还能否归属于人。关于 AI 辅助作者身份的研究又进一步提出 locus-of-control problem,分析人在总体结构控制和机器在具体语言生成之间如何分配控制。
这同样非常接近,但仍有一个可裁决差别。
想象一个 AI 系统只做一件事:它不给你代写,也绝不替你点“接受”。它只是根据大量高分作文,在你开始写以前把“最没希望的路线”过滤掉,只给你展示三个高概率选项。
最终全部决定仍然是你的。控制位置仍然在你。责任也仍然在你。然而你的问题空间已经被改变。
所以本文关注的并不是:谁拥有现存选择的控制权?而是:谁决定了哪些东西有资格成为你的选择?
前者是 decision ownership。后者才是预闭分叉。
医学推理中的 premature closure 已经是成熟概念,指诊断者太早接受一种假设,于是停止继续考虑其他合理解释。近期实验研究仍在直接检验这种机制。
本文不能把这个经典概念换一个名字。两者的判决性差别非常简单:
医学式过早闭合:行动者看到了一个答案,然后自己过早停止搜寻。
本文所谓预闭:外部系统在行动者看到备选答案以前就完成了筛除,因此行动者没有发生“停止搜寻”这个动作。
若实验发现,只要控制住一般的 premature closure 倾向,所谓预闭条件不再产生任何独立影响,那么本文的机制解释应被放弃,回到一般认知偏差即可。
这会产生一个很不舒服、却必须面对的结论。
假设学生因为手部障碍使用语音识别。字符不是他敲出来的。没有理由因此说作文没有发生。
假设学生英语不是第一语言。他已经自己形成了主张、材料关系和文章结构,然后用允许使用的语言辅助工具修正若干语法。字符层面有外部介入,也不能因此自动说作文没有发生。
反过来,学生不用任何 AI,只接受一篇“万能结构”、一套唯一立意以及教师筛好的材料,最后亲手写两千字。这篇文章在传统原创性检测里异常干净。
但从本文的区分看,它反而可能失去更多作文发生。
因此,人工智能真正逼迫作文教育做的,不是寻找一条“人工百分比”的安全线。它迫使我们承认:
作文和文字生产从来不是同一个东西,只是过去经常由同一个人同时完成。
这里必须主动收回一个很诱人的过度推论。
如果一名学生仍然亲自处理了关键意义分叉,是不是就意味着任何 AI 使用都应被允许?不是。
合同关系提供了明确限制。不同任务有不同的履行要求。有些任务本身就在考察独立语言生成,课程设置者可以对原学习者亲自履行具有实质利益。UCC 关于委托履行的规则本身也承认:当对方对原承诺人亲自履行或控制履行具有实质利益时,委托不是当然允许的。
因此必须区分两句话:第一句:有没有发生作文?第二句:这次作文是否符合这门课程的提交规则?
本文只重新定义第一句。它不自动推翻第二句。
一篇作品完全可能保留了丰富的作文发生,却因为课程明令禁止某项 AI 使用而不得提交。反过来,一篇作品也可能百分之百合规,却因为任务结构过度预制,只留下极薄的作文发生。
这两件事以后不应继续混在一起。
于是还有一个常见误解必须排除。本文不是鼓励“让学生越痛苦越好”。作文发生不等于困难。老师完全可以帮助学生。
好帮助甚至可能增加学生面对的有效分叉。例如学生只想到两个极端立场,教师补进一个反例,使第三条路线出现。同伴指出某个证据还支持另一种解释,于是原本单线的论证重新分叉。AI 一次生成三种彼此真正冲突的论点,学生逐项核证后拒绝其中两个,也可能增加可处理的意义空间。
相反,一种看似高要求的教学也可能高度预闭。它可以要求学生写三稿、五稿、七稿,却在第一稿前就把所有重要判断确定完毕。
所以需要保护的不是“学生有没有受苦”,而是:
在需要形成判断的时刻,问题有没有保持开放到足以成为学生自己的问题。
范文最值得重新研究。传统争论经常问:范文会不会限制创造力?模仿有没有价值?学生该不该学习优秀结构?
本文提供了另一个问题:不是问范文“好不好”,而要问范文在什么时候进入。
如果学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问题空间,范文直接给出一个完整答案,它容易预闭。
如果学生已经走到一个具体困境——例如两个证据无法同时进入同一逻辑结构——此时再给不同范文,让学生比较别人怎样处理类似冲突,范文反而可能重新打开分叉。
所以同一篇范文可以在两个时刻产生相反的教学功能。决定作用的不是范文本身,是它进入学生问题空间的时间。
同一句反馈:“这一段论证太散,最好先提出中心句。”可能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作用。
第一种教师直接把中心句写好,学生照着改。第二种教师指出:“这一段现在至少可能围绕 A、B 两个中心组织,你删掉其中一个以后,另外三个材料会怎样?”
表面上看,第二种反馈更慢。它甚至可能导致学生最后仍然选择教师原先偏好的 A。
但发生已经不同。第一种把分叉关闭在教师身上。第二种让分叉抵达学生。
因此,好的反馈不必永远少给答案。它真正要避免的是:
把答案送达学生以前,顺手把本该由学生处理的问题一并拿走。
如果学校、教师或研究者希望判断某次写作中发生了什么,不必先计算 AI 字数。可以问一条更直接的问题:
在主张、证据、结构、受众四类节点中,记录里各出现过哪两个互不等价的继续方向;其中一个方向是在学生接触前还是接触后消失?
这句话不要求老师评价“真正原创”“有意义”“深度参与”。只清点事件。
例如主张层:学生是否曾经面对两个都能解释材料、却导致不同结论的方向?证据层:是否有两项材料都可以进入,但最后因某种理由舍弃其中一项?结构层:是否存在两种会改变读者理解顺序的组织方式?受众层:是否曾经因为预期读者不同而改变解释、例证或语气策略?
这里特别要记录一种答案:“没有第二个方向进入。”过去这句话通常被当作没有数据。本文恰恰认为,它可能是最重要的数据。
下一问才是:为什么没有?
至此,作文研究的对象需要扩展。
过去我们研究:写了什么。删了什么。改了什么。停顿多久。怎样规划。怎样修订。怎样与他人协作。怎样调用 AI。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事件。
现在还需要研究一类缺席事件:本来可能成为学习者问题,却在学习者遭遇以前被移走的方向。
它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遗漏”。遗漏往往意味着学生应该想到却没想到。预闭分叉没有这样的责备。学生可能根本没有条件想到,因为课程、工具、界面或帮助方式先替他定义了什么值得考虑。
因此它首先是一个任务结构属性,其次才可能成为学生能力问题。
这一点具有伦理意义。如果一个学校把所有预闭都归罪于学生“没有主动思考”,它实际上把教学设计造成的问题个人化了。
一个新定义如果只能解释,不能失败,就没有太大价值。本文至少愿意接受六种失败。
• 第一,在控制学生原有写作能力、任务难度、AI 使用量、最后文本质量和自我报告能动性之后,如果“关键备选方向在学生遭遇前被关闭”与后续独立写作中的迁移能力没有关系,那么预闭分叉没有独立解释力。
• 第二,把学生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在写作前得到单一高度优化的立意—证据—结构方案;另一组得到三套真正互斥的候选方案并必须比较。如果两组在之后无辅助的新情境中生成备选解释、调整结构的能力没有差异,本文的机制预测失败。
• 第三,如果记录大量“学生自己拒绝的备选方向”不能在最终作文质量之外额外预测远迁移能力,那么分叉经历可能只是写得好的伴随现象。
• 第四,如果一个拥有完整草稿链和击键历史、但关键路线被预设的群体,与关键路线保持开放的群体,在新题型中表现完全相同,则本文过度解释。
• 第五,如果一般修辞能动性、决策所有权或 premature closure 指标能够完全吸收上述差异,那么没有必要另立预闭分叉。
• 第六,如果未来能够证明最终文本本身可靠地恢复“哪些可能方向在学生遭遇以前被排除”,那么本文关于成品不可识别性的核心主张应当被撤回。
本文尤其押一个顺序预测:
在反复依赖预闭帮助时,最先下降的应不是文章当次得分,而是下一次无帮助任务中自主生成备选方向的数量与异质性。
表面质量甚至可能先上升。如果实际顺序相反——先出现质量下降,而备选生成能力长期不变——本文设想的机制就有问题。
一旦本文的判断被制度采用,最省事的实现方式几乎可以预见。
老师要求:“每篇作文必须提交三个立意。”学生于是机械生成三个立意。AI 更擅长,一秒钟生成十个。评分表新增:“备选方案数量:20分。”
于是学生拥有更多“分叉记录”,却没有更多问题。更糟的是,为了证明自己亲自思考,学生开始事后伪造被拒绝的方案。
原本要保护的发生,被转化成发生的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又取代发生本身。
这是本文最严重的反噬。因此预闭分叉不能被直接拿来给学生排名。它首先应当诊断任务、教学支架和工具设计的位置,而不是诊断某个学生“作文能力高低”。
它问的是:“我们在什么地方替学习者把路关早了?”不是:“这个学生有多少分叉?”
如果未来它变成新的考核 KPI,我暂时看不到一个彻底可靠的制度出口。
到这里,“何谓作文”可以有一个比“文章”“过程”“自主表达”更窄也更强的答案。
作文当然留下文本。作文当然需要过程。作文当然涉及选择、责任和作者性。但这些都还不是它的最小发生条件。
作文最小的发生不是“写出一句话”。而是:
一个表达方向原本仍可以继续;写作者遭遇了它与另一方向之间的冲突;由于写作者自己的判断,其中一条路在这里结束。
于是,作文是这种事件的连续历史。
好的作文不一定拥有最多分叉。成熟写作者常常能迅速排除许多低价值路线。但迅速排除和从未遭遇不是同一件事。
一个专家可以看一眼就判断第二条论证不可行;那仍然是他的判断。一个外部系统在他看到第二条论证以前把它删掉,则不是。
这就是“作文发生”与“文章被完成”之间最细而最关键的界线。
生成式人工智能最深刻的影响,或许不是它开始写字。机器替人写字只是最显眼的一层。
更深的一层是,它越来越擅长在我们还没有形成问题以前,先替我们完成:选题排序;立场筛选;材料排序;反例淘汰;结构优化;受众适配。
未来最强的写作 AI 甚至可能不替你写一句话。它只需要不断把“最不值得走的路”藏起来。
然后你会非常高效。每句话都是你写的。每个按钮都是你点的。每个最终决定都是你作的。你甚至感觉自己拥有完全的控制。
但有一天,你可能发现一个更难描述的损失:你已经很久没有遇到一个足以迫使自己改变方向的写作问题。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真正消失的并不是作者署名,而是作文。
因此,本文最后只留下一个判断:
作文不是学生交出的文本,不是写作步骤的总和,也不是署名者承担责任的任务成果。作文是写作者在表达任务中亲自遭遇并关闭一组尚未被外部预先关闭的意义分叉而形成的个人发生史。
从这里看,一篇满是学生自己文字的文章,可能没有发生多少作文。一篇借助外部语言工具实现的文章,也可能保存丰富的作文发生。教师反馈可以促进作文,也可以替代作文。范文可以打开问题,也可以提前关闭问题。人工智能可以夺走作文,也可以制造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新分叉。
真正的界线,不在“用了没有”。甚至不在“谁按下最后的确认键”。而在:
当问题仍有几条路可以走的时候,那几条路有没有活到足以成为这个写作者自己的问题。
这也许是人工智能时代重新理解“作文”最值得保住的一点:
教育不是确保最后留下正确的路。教育首先要确保,有些路没有在学习者抵达以前就被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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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催化科学、合同法以及现行人工智能写作政策的事实性材料来自公开文献和官方页面。合同法部分主要借用美国法中公开且判据清楚的委托履行材料,不主张其具体规则自动适用于所有法域。
本文提出的“预闭分叉”及其用于定义作文的理论判断属于本文的推论,而不是上述任何来源原有主张。它尤其不构成对现行学校学术诚信规范的替代。
本轮研究的问题方向与采用的三个外部学科由人类用户确定;资料检索、跨领域比较、候选淘汰、公开政策审计以及本文初稿由人工智能辅助完成。所有拟用于正式发表的文献条目、页码、引文和经验判断仍需在投稿前由作者逐项复核。
截至 2028 年 8 月 17 日,如果作文教育与人工智能写作评价确实沿本文指出的问题发展,那么至少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写作教育、考试或高校评估体系应开始要求学习者留下某种“被拒绝的实质性备选方向”,而不仅是提交 AI 使用声明、提示词、草稿历史或最终反思。
以下情况不算命中:仅要求“说明你的思考过程”;仅要求 AI 使用日志;仅要求多个草稿;仅要求学生声明“最终决定由我作出”;仅要求列出三个形式上不同但不改变意义方向的选项。
只有当制度要求在至少一个影响主张、证据、结构或受众关系的节点上,留下两个以上互不等价的可继续方向,并说明其中一个为何以及何时退出,才算命中。
若到该日期,成熟的过程评价体系能够稳定验证学生作文发生,却完全不需要这类信息,或者经验研究证明预闭程度不能在一般能动性、写作能力与 AI 使用量之外预测任何独立迁移结果,那么本文关于“预闭分叉”的核心判断应当被收缩或放弃。
本附录用于保存本轮理论制造过程的可追溯记录;正文已去除内部方法术语。审计表不构成创新认证分。
| 工序 | 结算 | 关键说明 |
|---|---|---|
| −1 题型判别 | What 型 | 问题要求“何谓作文/作文是什么”,目标是制造一个能重新划分“作文/非作文”的辨别维度。 |
| 0.5 源未吸收度 | 暂判放行 | 保护修复真实性判据、催化选择性中的竞争路径、合同履行委托与作文理论之间未发现固定吸收关系;判的是本题答案而非学科远近。 |
| 0.5 理论厚度 | 三家均厚 | 三家均具长期理论史、内部争论、反例传统和权威手册/标准。 |
| 位置三分 | S/D/E 分开 | S:作品身份如何显露;D:结果经何种竞争路径发生;E:履行在何种责任关系中成立。 |
| 可引原句闸 | 通过 | 三家均以 ICOM/UNESCO、IUPAC、UCC/LII 权威文本作为核心判断依据,未用代拟理论充数。 |
| 候选近邻闸 | 淘汰一批近邻 | “本人责任/本人决策/过程所有权”已被 NCTE、CCC、AP、IB 等直接占位,故不作为 Z。 |
| 敌意拓宽 | 完成 | 检索经典过程写作、写作能动性、AI 决策所有权、locus of control、击键记录、premature closure 等层。 |
| 共有前提 | 找到 | 三家均默认关键事实已经发生并能留下可查对象:成品属性、实际路径或责任关系。 |
| 内部推翻材料 | 来自催化科学 | 选择性可由“竞争路径被压制”决定;未发生的路线也能决定最终结果。 |
| 最终新存在物 | 预闭分叉 | 本来会成为写作者问题的意义分叉,在写作者遭遇前被外部结构关闭;因此其缺席不会自动进入成品、草稿、击键或责任账本。 |
| 机制证伪 | 六条 | 明确给出控制替代解释后的可失败条件,并设置迁移顺序预测。 |
| 真跑一条 | 12份公开政策审计 | 不利结果:多套制度已跟踪过程与检查点,故“只看成品”被删;仍未发现专门记录“学生遭遇前已消失的备选方向”的制度字段。 |
| 反向约束 | 至少两处 | 保护修复迫使本文放弃“外援即失真”;合同法迫使本文区分“作文是否发生”与“课程是否允许”。 |
| 自反与反噬 | 认账 | 预闭分叉若被做成学生 KPI,会诱发机械生成备选项和事后伪造;正文明确反对用其直接排名学生。 |
| 最终评审 | 不自评 | 按 v3.9 铁律,参与写作的基底不为该文本发认证分。 |
文档版本:v1.0 · 2026-08-17
本章 v1.1 已在第十二之二节与政治学的「非决策/第三张面孔」正面交手,并在第十九之二节写出与本卷第六章的对切。编者只补两点。
其一,本章那条分离线的代价被诚实地写出来了,值得指出:非决策理论的一切操作化都依赖利益结构——从「谁本会从这条路存在中获益」反推缺席;本章放弃了这个结构(教师关闭一条路时往往与学生利益一致,而且是出于好意),因此也放弃了那一支唯一现成的反推工具。本章的读数只能落在任务侧而非被关掉的路上,根源就在这里。用适用范围换掉反推路径,这个交换本章认了,并写在正文里。
其二,v1.1 补入的第二十之二节,是本卷最彻底的一次自我收缩。第六章报告的一个现成读数(私人写作场合边界封闭反而更晚)对本章的强读法不利;本章列出两种处置,选了更弱的那一种——把适用范围收缩到有他人在场、有评价预期的写作,理由是另一种处置在当前证据下无法与「本章那部分效应为零」相区分,而一个在原理上分不出自己是否为零的主张不该被保留。相应地第二十节增列了第七条死亡条件。编者认为这一段的处理方式,比本卷任何一处的方法论宣言都更能说明本卷想要什么。
编者须记明:v1.0 的本章没有任何读数,而本卷导论明写「每章必须给出一个读数」——这是九章中唯一一处与全书纪律直接冲突的地方。
v1.1 的第九之二节补上了这个缺口,且补法本身有一处值得记录的判断:本章的读数不能落在对象上。去数「被关掉的路有几条」会当场自相矛盾——那些路正因为没有被写作者遭遇才不进任何账本,能数出来的恰恰是没有被预闭的。因此读数改落在对象的补集上,并且落在任务侧而非学生侧:留叉率 OFR=在八个固定决策结点上,写作者到达时仍有两条以上互不等价方向的结点比例。
其中「互不等价」的判据(采用其一而非其二会迫使至少另一个结点的答案改变)是整份读数的承重处;没有它,任何任务都能宣称自己留了很多选择。而「示范优先于声明」这条编码规则,把「你们可以自由发挥」这类话排除在开放之外,是本读数最可能被规避之处的一道堵口。
第九之三节的六类关闭者签名同样重要,其中第六类「自我关闭」被明确排除在预闭分叉之外——预闭的定义要求关闭者是外部结构。本章自陈这条边界不设就会「把一切没有发生的可能性都算成被剥夺」,而设了之后又留下一个无解处:一个反复被范文关闭的学生,最终会看起来像是自己不愿意走那条路。编者同意这里目前无解,并认为它是本章最值得后续研究的一处。
其一,OFR 一个数也没有算过。它比本卷其余读数都更容易跑——只需要一批真实的作文任务与随附材料,不需要学生、不需要写作过程、不需要伦理审批,两名编码者一个下午即可完成一批。本章下一步最该做的就是这件事。
其二,本章的参考文献全部以在线来源形式给出,未落到卷期页码。本卷其余各章的关键判断句均可核到原文出处,本章是唯一的例外,成书前应补齐。第十二之二节新引的非决策与第三张面孔两条同样只给了年代与提法,未给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