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硬化与研究生者：中国社会学概念质地蜕变的发生学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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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当概念被诊断之后——兼一个问题改切的交代

当代中国社会学正面临一个奇特的岔路口。一边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宏大号令，另一边是学术共同体内部愈演愈烈的内卷：研究者们熟练地将西方理论搬运至中国田野，用精致的框架压制出符合国际发表规范的学术成品，再在引言与结论处补上本土化反思的标记。近十年来，何为中国社会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被反复追问，追问的成果是一系列诊断：概念硬化、制度同构、理论悬空、经验失语。这些诊断本身具有锋利的洞察力，但它们共享一个未被明言的位置——它们站在概念与制度的外部，对其进行状况描述。

本文在承接这些诊断的洞见之余，需要执行一个不能被跳过的动作：对原初问题进行裁定。

自主知识体系这一表述，本身预设了知识是可以作为一个体系被有意识地构建、设计、装配的实体性存在。这个预设处在典型的既成对象论位置上：它假定知识是某种可以被我们站在外部去构建的对象，可以被拆解为若干子体系、若干步骤，然后按蓝图施工。而追问为何构建不成，便只能在这个预设内部工作——如同一个工程师追问一栋盖不起的楼，他的所有分析都指向图纸、砖瓦、施工队，却看不见一个问题：楼，必须是那个样子的吗？

本文的追问不在这个预设内部。本文追问的是：在知识被制度化生产的过程中，使用知识的研究者自身发生了什么？——这不是自主知识体系为何构建不成的一支旁系追问，而是对问题本身的改切。改切的理由如下：原初问题的分析单位（宏观知识体系）太粗，切不出微观的认知生成机制。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只能被外部性地描述其规模、结构、功能、缺陷，而无法进入知识生成的那个最细微的现场——研究者在田野中被经验反例逼到墙角、意识到既有概念不够用的那一刻。而恰恰是这个微观现场，连同它所意味着的认知状态，构成了概念硬化最深层的病灶。

因此，本文将追问从概念发生了什么推进到使用概念的研究者发生了什么，改问：当知识硬化发生时，那个能在判断中持续生成的研究者——本文称之为研究生者——他/她经历了什么？消退的条件是什么？制度对其承担了什么角色？

这不是对自主知识体系议题的否定，而是对其分析单位的收缩与聚焦。收缩意味着放弃一部分覆盖范围，以换取在更窄的面上切出更深的机制。这个改切交代清晰，后文的论证和结论的可适用范围也由此划定：本文诊断的是制度化知识生产中研究者认知状态蜕变的机制，不试图解释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全部困境。

在进入正文之前，必须对本文所使用的一个关键既有诊断——知识硬化——做出同样的发生学追问。这个概念本身，是在何种条件下、被何种制度性诉求所逼出来的？为什么当代中国社会学界会使用硬化这个隐喻，而不是僵化、空洞化或异化？它的诊断者位置——站在概念外部描述其质地衰变——是否也共享着本文所要批判的已完成判断的制度安全？本文对此的回应是：知识硬化这一诊断本身，是对一个已经在发生的经验过程的事后命名。它不是从一套理论前提中推导出来的，而是从大量研究者的切身感受——概念不好用了，但又不能说它错了，只能说它变硬了——中被逼选出来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的认知位置，距离本文所要命名的那种概念与经验之间的裂缝知觉，仅有一步之遥。它已经走到了裂缝的边上，只是在最后一步停住了——它把裂缝表达为概念的属性变化，而非使用概念的人的认知状态变化。本文的追问不是对知识硬化诊断的补充，而是对它的发生学重释：硬化不仅是概念的质地衰变，更是研究生者在个体层面消退的后果。一个概念之所以变硬，是因为那些曾经能用自己的判断让它保持流动的研究者，在制度条件下无法维持那种足以震荡概念边界的生成性认知状态。这一笔重释，将本文的诊断与既有诊断之间的关系说清楚了：不是两个并列的诊断，而是一个被另一个重新解释。

二、研究生者：在判断中生成的人

要论证研究生者的消退，必须先说清它的在场意味着什么。这不是对一个好学者应然状态的规范论述，而是对一个实然的认知存在形态的发生学追踪。

2.1 判断作为生成

在知识实际发生的过程中，概念的使用从来不是应用——不是把一个已有的理论工具套到一个新经验对象上，看看合不合身。概念的使用是一连串判断的推进，每一次判断都在轻微地改写概念的边界。这不是研究者刻意的理论创新，而是经验本身逼出的位移。

以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为例。当费孝通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云南农村田野中观察中国农民如何处理人际纠纷时，他并没有事先把差序格局当作一个已完成的理论框架带进田野，然后把观察到的材料装进去。他在不断地做判断：这个纠纷的调解路径，向西方的团体格局靠拢吗？靠不拢——因为它不依赖于一个超然的、与当事人无私人关系的第三方权威。那它是无政府状态吗？也不是——因为纠纷确实被解决了，只是解决的路径是沿着血缘、地缘的梯次层层外推。每一次不是……也不是……的判断，都在逼出一个新的命名。最后差序格局这个词，不是被提议的，而是被剩下的——当所有现成的概念都被排除了之后，它从这些排除动作的缝隙里自己挤了出来。

这里关键的不是费孝通的才华，而是那一连串不是的动作。正是这些动作，使费孝通在写出差序格局四个字之前，已经是一个研究生者——一个在判断中持续生成的人。他的概念不是他拥有的东西，而是他正在做的事。

研究生者的工作与一般意义上做研究的区别，可以在一个简明的对照中看见。当一位研究者使用现成概念去解释新经验时，他是在应用概念——调用已知框架去消化对象，框架本身不发生质变。当一位研究生者使用概念去遭遇新经验时，他是在让他的概念装置暴露给经验，允许经验撞开概念的边界。后一个动作，意味着他在做判断的那一刻，并未把判断的答案事先装在一个既有的命名里。他必须进入那个命名的生成过程本身。

2.2 生成性不适的认知位置

这里需要一个区分，这个区分将贯穿下文的全部论证。日常的认知困惑，与生成性不适，是两类完全不同的认知状态。

日常的认知困惑，是一个研究者面对新经验时，暂时不知道如何将其归入已有的知识分类。它可以通过查阅文献、请教同行、或增加经验数据来解决。解决之后，研究者回到了他此前的认知位置。这种困惑，现行学术制度是允许的，甚至是奖励的——因为它最终会产出更稳健的、有经验支持的已完成判断。

生成性不适，则是一个研究者面对新经验时，意识到他用来组织经验的既有概念本身出了问题。不是经验没被解释好，而是用来解释经验的工具说出来的话和经验的质地之间有裂纹。把那些数据再跑一遍、把样本再加几组、把模型再调一步，裂纹还在。这个裂纹不是我没找到对的文献，而是这里需要一种还没被造出来的语言。这不是信息不足，是框架失效。框架失效的一刻，研究者面对的不是未知，而是已知概念边界上的一个开口——开口后面是什么，他说不出来，但他知道从这道缝里漏进来的经验，不能用他手里的任何已有容器接住。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最容易发生的混淆：生成性不适与迈克尔·波兰尼意义上的默会知识，究竟是何种关系。波兰尼那句子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说出的多，命名了一种广泛存在的认知现象——在任何专业实践中，实践者都携带着大量不能被形式化、不能完全被语言编码、必须在亲历中被习得的默会认知。这种默会认知在表面症状上与生成性不适有交叠：两者都涉及某种语言无法穷尽的东西。但二者的指向截然相反。默会知识朝向已发生的过去——它是实践者在长期训练与亲历中已经内化、却无法用规则完全言说的认知储备。它的不可言传，不是因为它尚未成形，而是因为它已经被身体的记忆、技艺的习惯或情境的直觉所吸收。生成性不适则朝向未发生的未来——它是在研究者发现他已有的那套默会知识也无法接住眼前的经验时，被逼出来的一个报警。他不能用它做事了，他必须造一个新的。两者的区别不在言语的边界上，而在时间的指向上：默会知识停在已经我知道但说不清；生成性不适则始于我已经知道的那个我知道不管用了，下一个是什么我还不知道。研究生者之所以是生成者，不是因为他在不可言传的默会层面工作，而是因为他敢于在那层默会也被经验击穿之后，仍让自己被经验反例逼到命名生成的起点——那个尚无任何语言、包括默会语言可以栖身的点上。

对生成性不适的认知位置还需要再做一层精确化。它不是弥散的焦虑。焦虑是对不确定性的无方向反应。而生成性不适是有方向的——它的方向指向概念与经验之间的那条具体裂缝。研究者感受到的不是我无能，而是这里有东西，但我说不出来。这种有东西但说不出来的知觉，处在言语的前沿。它是走向一个新概念的必经之路。

关键的区别在连通用原则都在被质疑这个要害处。当唐纳德·舍恩描述一位建筑师在独特工地环境中的反思性实践时，那位实践者面对的是一个未知情境，但他手里握着通用设计原则和历往个案，他是在已有工具箱中寻找最佳组合。而当一位研究生者面对生成性不适时，他用来判断什么是好的解决方案的通用原则本身，在裂缝处失效了。他不能退回工具箱再找一圈——工具箱里所有的工具，都被同一个裂缝横穿过去。舍恩的实践者遇到的是怎么办的问题，研究生者遇到的是何以知的问题。前者处在行动策略层面，后者处在认知框架层面。两者的退场发生在不同层级上，也必须被不同层级的命名所独立指认。

更重要的是，生成性不适不是一种一次性的大事件。它往往是微小的、可被忽略的、在研究者心头一闪而过的——那种觉得这个例子不太对但又说不清哪里不太对的瞬间。一个研究生者与一个操作者的区别，不在于前者拥有更敏锐的直觉，而在于前者在那一闪而过的瞬间，没有将其当作噪声过滤掉。他在这瞬间做了三个紧密咬合的动作：觉察到既有概念在此时此地的失效边界、搁置了用安全语言收编这个边界的冲动、并将自己的困惑保持为一个待解的问题而非一个待填的表格。这三个动作合在一起，构成了研究生者最基础的生命单位：一次完整的概念-经验裂缝的自我暴露。而操作者与研究生者的分岔口，恰恰就卡在第二个动作与第三个动作之间——他觉察到了裂缝，但他旋即用安全语言收编了它，于是第三个动作——让裂缝保持敞开——便永远没有被启动。

2.3 一个必须先行排除的替代解释

在进入经验追踪之前，必须正面回应一个最自然的替代解释：研究者没能将生成性不适转化为新概念，是否可能仅仅因为他自身的能力尚不足以完成这一步——也就是，不适本身是真的，但跟进裂缝所需的认知技巧、理论素养或学术判断力还不够？如果这个替代解释成立，那就意味着研究生者的消退主要是个体层面的认知失败，与制度环境只有间接关系。

这个替代解释的问题在于，它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能力，而这两种能力的习得条件恰好落在制度环境的不同部位。跟随一个既有框架去发表符合学术规范的分析，所需的技巧是可以在制度认可的训练路径中被系统培养的：开题报告教会你如何将经验材料对应到一个已有文献中的概念上，匿名评审的反馈教会你如何将分析收紧到审稿人也能辨识的论述格式内，反复修改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强化你对框架的掌握。这是一种被制度完全承接的能力。而从裂缝中造出一个新概念所需的技巧，则没有一条对应的制度训练路径可以承接它。这不是因为造新词的智力门槛比用旧词更高——在很多情况下，把一个经验用旧词包裹得无懈可击所需的技巧，远比坦承这里旧词不管用了更复杂。真正的问题在于：后一种技巧的习得，需要一个制度允许你长期暴露于尚无答案的状态中，允许你在若干年里产出不稳定、不可预测、可能全无发表物的认知摸索；而现行制度在每一个考核节点上，都把这种暴露状态标记为需要改进的缺陷。

因此，如果一位研究者能力不够，这个不够本身就已经嵌在制度为他提供的训练选择集中。他能学什么、被允许学什么、学了之后能不能得到正向反馈，都是由制度设定的。如果制度不为第二种能力提供任何训练的条件，却为第一种能力设置了完整而密集的阶梯，那么研究者最终能力不均衡的结果，就不能被归因为个体层面的认知失败——它不是失败，而是制度选择下最理性的适应。说一位研究者没有能力把裂缝推进到新概念，和说制度让他在每一次尝试中都无法累积那种能力，这两句话在经验层面上是无法拆开的。而一旦两者无法拆开，将消退归因于个体能力，就只是将一个结构性问题转译为个体属性的一次语义操作。

2.4 被经验逼出的判断：一份田野笔记的追踪

为了使研究生者不落为一个纯理论的建构，这里引入一份追踪经验。需要首先说明这份经验的性质：这是本文作者在撰写此项研究的过程中，对三位研究者在未经修饰的田野处境中相关认知体验的拓印式追踪，追踪聚焦于其理论工具的边界如何被田野经验撞开、以及其后续处理这一不适的具体方式。追踪依循两阶段递进设计：首阶段聚焦一位研究者的田野全程，以高分辨度还原不适从浮现到消退的完整弧线，生成核心命题并提出初步假设；次阶段选取两位在制度相似背景下居于不同职业阶段的研究者进行对照追踪，以检验首阶段结论在不同个体谱系上的复现性。所有呈现的经验材料均来源于受访者本人在接受本次研究专项访谈时所作的口头陈述及其自愿提供的过往日常记录，口述记录由作者整理为规范文本，日常记录（包括笔记、短信等）且受访者授权作者在隐匿可识别信息后直接引用。文中呈现的引述均为逐字转录，未经拼接重构，仅在可识别信息处做了隐匿处理。本文在披露所有个案时均严格遵守知情同意、匿名化与文本核准的伦理程序。由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提供足以支撑统计推断的大样本证据，而在于通过对认知发生过程的机制逐帧回放来检验本文核心命题的解释力，追踪设计因此优先保障分析的通道纵深而非横向覆盖宽度。

研究者F于2021至2023年间在中国东部某市进行博士论文田野工作。他研究的题目是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参与。这个选题本身就浸透着既有的概念框架：社区治理、社会组织、参与——这三个概念构成了一整套已被反复论证的理论工具箱。

研究者F进入田野的初始姿态是标准的操作者姿态。他的开题报告中，理论框架一节清晰列出：第一，采用多元治理理论解释社区层面多主体互动的结构性特征；第二，以社会资本概念解释社会组织在居民动员中的功能机制；第三，参照制度逻辑理论解释不同组织行动者的行为策略。然后，他带着这套框架进入了田野。此时他不是一个研究生者，他是一个规范知识的合格操作者。

转折发生在他跟随一个社工机构入户走访的第三个月。他跟踪的这个社工机构负责运营一个老旧小区的睦邻中心，日常工作包括组织老年人兴趣小组、调解邻里纠纷、帮困难家庭对接政府救助资源。研究者F原本的框架预想是：社工机构作为社会组织，在社区中扮演着居民与政府之间的中介角色，以社会资本为媒介——建立信任、加强网络、激活参与。

但他看到的东西不是这样。社工机构在调解一起楼上漏水导致楼下天花板损坏的邻里纠纷时，社工没有启动任何多元治理对话平台，没有激活社会资本，没有做社区参与动员。社工做了一件事：他找了个熟识的物业维修师傅，自掏腰包付了三百块钱的维修押金，然后分别给楼上和楼下各打了一个电话，说这事我找人修，钱的事以后再说。纠纷就这样被搁置了。不是解决了——是搁置了。

研究者F在当日的田野笔记中写道：

我开始不确定调解这个词到底对不对。这不是调解，因为它没有依照任何规则去裁决谁对谁错，也没有促成双方协商。但也不是推诿——社工确实在做一件叫做让事情不再恶化的工作，而且它生效了。如果把这种工作叫做非正式治理，那只是掩盖了不清楚——我不清楚它生效的机制是什么，不清楚它为什么在这栋楼里能被接受而在隔壁楼可能完全失效。社工说这种事得靠人情，可我问了一圈，社工和被调解的两家之前并没有任何私人交情。他说的人情不是已有的人情，是他拿三百块钱和两个电话临时织出来的一点东西。我的三个理论框架没有一个能接住临时织出来这个动作。

这段笔记是研究生者的一次完整出场。研究者F没有放弃他的三个理论框架——他继续带着它们走访、观察、提问。但在纠纷调解之后的第四个月末，他在一次与导师的电话讨论中说出了一句话：我觉得多元治理这个框架把我想说的东西限制住了。它让我只能看到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但我现在更想说的是社工的那个临时织的动作——它不在任何制度安排里，但它能改变整个局面。我不知道这个词怎么造，但我知道我不可能再用治理参与来写这一章了。

此时的研究者F正在经历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成性不适。他的不适不是焦虑，不是无力感，而是被一个反复出现的经验反例逼到墙角——他之前用以组织经验的三个概念，在面对临时织这一动作时，同时显露出了边界上的失效。他仍然做不出新概念，但他已经不能再全心地使用旧概念了。这个不能再的知觉，就是研究生者的生命线。

更值得注意的是接下去发生的事。研究者F在接下来两个月内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他在中期进展报告中用多元治理理论分析框架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实践策略研究作为题目提交了阶段性成果，把纠纷调解的案例处理为非正式治理的补充功能，用了一个已被文献体系认证的表述把它安全地包裹起来。第二件事：他在自己的田野笔记（未公开）中持续记录社工的那个临时织的动作，并开始用它反身拷问社会资本、参与、治理这三个概念各自与他田野材料之间的裂缝在哪。他写作了大约一万五千字的分析性田野笔记，没有打一个可发表的格式，没有引一条文献。他在其中一段笔记里写道：

我不是在用我的材料去回答一个已有文献的问题。我是在找一种说法，这个说法要能把我看到的那些动作——它既不是制度的执行，也不是制度的抵抗，而是人在制度缝隙里临时搭出的一句行得通的话——说出来。我不能用社会资本说，因为它不是资本，它是一次耗竭性的付出，不是积累。我不能用非正式制度说，因为这些东西太正式了。我在用我的经验去试我的概念，试到一个试不出来的地方，就是这个此地此刻临时生效的东西。它还没有名字。

一年后，研究者F的博士论文仍然以制度逻辑多元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实践研究为题顺利通过答辩。他在答谢词中感谢了导师，感谢了田野对象，感谢了学术共同体。他从未在任何公开学术场合使用临时织这个词。他在答辩之后一年内发表了三篇期刊论文，均以成熟的理论框架与规范的经验分析为结构，被同行引用。他对审稿意见的回应全部是规范化的：补充文献综述、加强稳健性检验、讨论局限性并提出后续研究方向。没有人能从中看出任何端倪。

但是，他在田野中生成的那种概念不够用的知觉——那个曾经驱使他写了一万五千字未公开笔记的生成性不适——再也没有出现在他任何一场公开书写中。这里发生的事情，不是他放弃了写那篇论文，而是他在制度为他安排的生存路径中，自己选择了把那条没有路的路搁下，然后接受了那条有路的路。

但他不是没有代价。他在选择搁下的时候，一同搁下的是自己此前所做的判断需要在一个更生的框架中重新被理解这个认知状态本身。这不是一个外部行为（放弃一篇论文），而是一个内部蜕变：他不再是那个认为这三个概念都不够用的认知主体了。他变成了一个我可以用这三个概念写出三篇论文的操作者。后者是规范的，是有产出的，是安全的。但研究生者在这个过程中退了场。

这个退场，为什么不是个体的失败，而是制度的后果？为什么研究者F在一个可追索的决策序列中，最终选择了放弃生成性不适而回归操作者身份？下文的制度分析将回答这些问题。

三、安全的代价：制度如何让研究生者消退

上一节追踪了研究者F在具体田野过程中经历的一次生成性不适及其最终消退。本节要将这个个案经验推到制度层面回答：研究者F的消退是一起偶发事件，还是一种由知识生产制度的特定运作方式所系统性地催生的结构性后果？

3.1 认知安全的制度动力学

在进入具体制度机制的分析之前，必须先说清一个在先的理论问题：本文所诊断的认知安全，与古典社会学理论中已然揭示的同类机制，究竟是何种关系。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文献对话，而是对核心概念的理论谱系进行正本清源的必经步骤。

马克斯·韦伯在分析现代官僚制时，曾将可计算性判定为官僚组织运行的核心原则。一个官僚体系必须将一切不可计算的因素——包括创造性判断、无法被抽象为通行规则的个案性裁量、以及对规则本身是否合理的反思——排除在制度的正式操作之外，才能维持其运行的稳定与可预测。这是本文所使用的认知安全这一概念最切近的古典先驱。韦伯的诊断落在组织理性的层面：官僚制不是恶意排除了不可计算的东西，而是作为一个在功能上追求稳定运行的体系，它在结构上就不兼容那种不可计算性。本文承接了这一诊断，但将追问推进到主体层面：当一个知识生产体系长年只奖励可计算、可预测、可评价的已完成判断，那些不可计算的东西——研究生者的生成性不适——不仅被排除在制度操作之外，而且被排除在使用制度的研究者自身的认知习惯之外。韦伯看到的是铁笼如何从外部约束行动者；本文看到的是铁笼在长年累月之后，如何被行动者内化为自身的内部边界。

罗伯特·默顿在分析科学的精神气质时，则早已诊断过另一组张力：科学制度对原创性的公开奖励，与它对有组织怀疑的制度化保障之间，存在着恒常的紧张。科学制度要求研究者产出新的知识，但新知识在被认证之前必须经过同行怀疑的检验——而同行怀疑的标准，恰恰依赖于既有的、已被认证的知识体系。这意味着：越是大幅偏离既有框架的原创，越难在同行评审中被安全地判定为上乘的原创。原创性与可通过既有标准评价性之间的这个内在冲突，是默顿学派对科学制度的根本诊断之一。本文的认知安全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默顿的这对内在冲突在中国当代知识生产制度条件下的一个特定配置。默顿所描述的那个冲突，在当代中国学术制度的特定激励结构（量化考核、短周期评审、高发表竞争）下被推向了更极端的一端：当每一次考核都要求研究者在固定周期内产出可计数、可评价的成果时，偏离既有框架的原创性在制度层面上已不只是不太容易被识别——它变成了在时间上不可能。研究者不是被驱逐出安全的创新区，而是从一开始就无法在安全区之外停留足够久。默顿的有组织怀疑在这里被压缩成了一种即时裁判，而研究生者所需的那个缓慢的、不计后果的生成时间，被这种即时裁判逐出了制度存活的范围。

因此，本文的认知安全概念，是在韦伯的可计算性组织理性与默顿的原创性-可评价性内在冲突这两条古典线索的交汇点上，被当代中国学术制度的具体操作机制所逼出的一个诊断。它与古典传统的关系不是断裂，而是推进：韦伯讲的是组织为何不兼容不可计算的东西，默顿讲的是科学制度内部为何永远存在原创与认证的张力，本文讲的是这组张力在被压缩到足够极端之后对认知主体本身造成了什么——不是他不能做事，而是他不再能感知到那个武断处。

学术期刊的门槛、匿名评审的规范、课题申请的格式、结项验收的标准——这些看似技术性的制度安排，共享一个未经明言的操作偏好：它们奖励已完成判断，而悬置正在形成中的判断。

一个已完成判断，表现为一个可以被清晰界定的概念、一个可以与既有文献对话的理论框架、一个可以被操作化为变量的研究假设、一个可以被稳健估计的实证结果。它的可发表性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它回答的是学界已知的问题，用的是学界共享的语言。审稿人可以在三两页之内判断它的学术位置，并据此给出修改意见。整个过程在认知上是安全的：作者是安全的（他知道写什么能发表），审稿人是安全的（他能判断稿子的好坏），期刊是安全的（它能控制出刊批次和引用指标）。

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判断，则完全不在这个安全区内。它可能表现为：研究者有一个隐约的感受，觉得既有概念库里的所有工具都切不准他田野中看到的那个东西，但他还说不准那东西究竟是什么。他可能试着用一些含混的、未经过既有文献认证的语言去描述它——就像研究者F在田野笔记中写下临时织三个字的时候。把它交给期刊，审稿人会说理论框架不明确、与既有文献对话不足、建议参考某概念重新组织。这不是坏事，这正是审稿人的职责——他们被制度授权去拦截不明确的东西，以确保期刊的知识产出是已完成的。

但问题的要害恰恰在此：如果一个认知社会中的每一个制度闸口都只放行已完成判断，那么正在形成中的判断就只能发生在这些闸口之外的狭小缝隙里——在田野笔记中，在博士课私下讨论里，在学术会议走廊的闲聊里，在研究者独自面对经验时那个未被打断的片刻里。而这些空间，正是学术体系中最脆弱、最不被承认、最容易被挤压的部分。研究者F写那一万五千字未公开笔记的五个月，在制度层面上是不存在的——它不能作中期考核的阶段性成果，不能被计入发表记录，不能在任何绩效报表上被书写。他只能用另一篇以已完成判断格式写出的文章，来完成制度对研究者这个身份的一切审查。

3.2 考核表上的空白：悬置的微观操作

当正在形成中的判断被持续性悬置时，对研究者造成的后果不只是某种特定研究被搁置，而是研究者自身的认知结构发生演变。这个演变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在一次次的考核节点、一次次的投稿反馈、一次次的同行互动中缓慢积累出来。

回顾研究者F的消退过程，它的每一个节点都可以被还原为一个制度对未完成判断的无声悬置。

第一个节点：博士中期考核。研究者F带着上述纠纷调解案例进入考核，他在报告中试图讨论非正式治理的局限性——这是他当时能找到的最接近自己想要说的那个东西的已认证概念。但他的三位考核委员给出的反馈高度一致：把非正式治理作为分析框架，文献支撑不够，建议收紧回到制度逻辑或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脉络。这不是恶意的，三位教授只是按制度要求考核学生——他们判断一项研究是否成立，最安全的判据是该研究是否与已有文献合法对话。而这里有一种还没被认证的语言，这个状态不可能被在任何一张考核表上填写的判据所捕捉。

第二个节点：导师沟通。导师在电话中给了他两条建议：你可以先把这篇论文写成规范的东西发出去，等站住脚了再走那一步，以及这些想法可以先放一放，不用着急。这两条建议合在一起，构成了制度悬置最精致的操作形态。它没有禁止——先放一放不是禁止，它只是把走那一步的时间推到了站住脚之后。而当站住脚被定义为发出去足够多可发表物时，这个之后是无限下沉的。导师的善意在于：他知道研究生者目前的处境——一个新概念在没有经过同行检验之前，是不能被用来通过考核的。而同行检验的门槛，又要求这个概念已经足够成熟——这构成了一个完美的闭合回路：你必须在制度之外形成判断，才能进入制度；而制度为你提供的生存路径，恰好不包含制度之外。

第三个节点：投稿反馈。研究者F将纠纷调解案例改写为一篇讨论社区治理中非正式协调机制的论文，投给某社会学核心期刊。审稿意见的核心是：文章的理论框架较为松散，非正式协调的概念界定不够明确，建议参照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重新组织理论对话。这一次，制度悬置的机制更加直接：他试图用非正式协调去逼近他田野中看到的那个东西，审稿人则要求他用制度分析的语言去重述它。重述之后，那个东西就不再是那个东西了——它被制度认证的语言收编了，而收编的同时，它所携带的那份概念不够用的知觉就被洗掉了。

研究者F在这些节点的连续回应中，每一次都在做同一个选择：用制度允许的语言，去替换制度不允许的含混。他没有任何一次被命令放弃研究生者。他只是在每一张考核表、每一封审稿邮件、每一次师门讨论中被无声地告知：这个东西不算数。

3.3 自我打断：不适消退的关键机制

当这种告知被重复足够多次之后，一个深层的认知改变发生了。这个改变不是他放弃了写那篇论文，而是他不再把那种概念不够用的知觉当作他作为研究者必须处理的事情。不适不再是警报——它变成了背景噪声，可以被忽略。

但仅仅用适应或默训来描述这个过程，还没有抓住最关键的中间机制。从外部反馈到内部认知结构变化的转化，不是一条平滑的单向曲线。它中间有一个容易被跳过的动作：研究者还听得见不适，但他已经知道听到也没用，因此他开始用一种二阶的认知策略——自我打断——主动在不适浮现之前就把它截住。研究者F的最后一条田野笔记——也许等我评上副教授之后……但说实话，那时候感觉可能早没了——已经显示了这个自我打断动作的完整形状。他不是不知道那个裂缝还在。他是在预先判处那个裂缝的跟进无意义。他甚至提前预判了未来的自己——等评上副教授之后——那时的自己已经不是现在的自己了，感觉可能早没了。他在这里不是在搁置一个经验问题，他是在搁置一个自我。那个会对经验裂缝产生不适的自己，被他的一次判决提前关掉了。

自我打断是认知安全从制度逻辑内化为个体认知习惯的最关键一步。它的操作之所以隐蔽，是因为它在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种时间管理——把有限的时间分配给更可预期、更有回报的任务，把短期内看不到头的事情先放一放。这个理由在任何一个时间节点上都是理性的。然而无数次这样的理性决策累积在一起，最终的结果不是时间被优化了，而是那种曾经会在第一时间产生不适的认知警觉，被提前修改了触发条件。研究者不再需要去打断不适，因为不适本身已经不再产生了。他不需要跟自己说那个词还不够用，因为他在那个词刚冒出头还没有成形的时候，就已经在心里将它标为不算数了。这个自我打断的动作，是在研究生者的消退链上最关键的一环，它架起了从制度规则到认知器官器质性退化之间的那座桥。

用行为主义的强化模型来描述这个过程是不够的。强化模型预设了研究者的认知行为是环境反馈的函数：正向反馈增加某行为的概率，负向反馈减少某行为的概率。它能解释为什么研究者更多地做已完成判断、更少地做正在形成中的判断，但它解释不了不适知觉本身的消失。消退，在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行为频率的变化——它是一个知觉阈值的器质性抬升。研究者F不再写那个裂缝，这是行为变化；他不再觉得那个裂缝是一个需要被处理的问题，这是知觉变化；到了更深的层面，他在接触到类似经验时，那个裂缝根本没有在他意识中浮现出来——这是认知警觉的退化。这种知觉的沉降，不是一个行为频率的累积效应，而是一个稳定的认知重新配置。它经过了这样一条动力链条：已显露的规范形态（可发表的论文的既有模板）、被窄化了的差异路径（研究者不再用自己的经验去试探概念边界）、以及制度性的纠缠网络（考核表、评审意见、师门的讨论言语）三者的同时互锁。当这三个维度在一个新的稳定态中重新咬合之后，研究者不再产生不适，就不再是一个被强化的结果，而是这个新的稳定态本身的内在特征。他的认知状态不再是处在不适中被制度压制的博弈态，而是他已经退到了一个不再需要产生不适的新平衡态。

3.4 认知谱系的细描：从研生者到操作者的中间态

细描这个消退的谱系，对本文的诊断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分清不同的退行位置，就很容易将研究生者与操作者当作一对非此即彼的二分标签来用，而这恰恰会导致本文的核心判断在落地时丢失分辨力。

谱系的起点是研究生者——他在与经验的遭遇中，概念与经验之间的裂缝被主动或被动地撞开，且他用一种自我暴露的姿态去跟进那个裂缝，让裂缝逼着他去修正或放弃此前用以理解世界的那些概念。

从起点开始，退行的第一步不是裂缝消失了，而是研究者做出了这样一个判断：这个裂缝是真的，它的跟进在知识上是值得的，但在我目前所能调动的条件里，它无法被转化成一个能通过制度闸口的研究产出。这个判断本身并不是放弃真理，而是一次制度条件的内化核算。它造成了研究者F在写完一万五千字笔记后的那个状态：裂缝还在，知觉未钝，动力被悬置。他仍然能感知不适，只是不再为之启动下一轮的概念震荡。这是第一中间态——搁置的看见者。

第二步则进入了更深的层面。研究者仍然可以说出裂缝，仍然可以复述那个让他产生不适的经验，但他已经不再将裂缝当作一个需要被处理的未完成判断。他的注意力焦点从概念-经验间的裂缝，被转移到了期刊-审稿人-考核表间的通行效率。受访者B在访谈中说她不管它是不是真的能解释这个东西，我只要它听起来是通顺的，而且是审稿人认得出的，呈现的就是这个状态。她不是不知道裂缝，她是在每一次操作中都主动放过去——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也知道她放弃的是什么。这是第二中间态——自觉的放行者。

第三步构成了谱系的终点。在这个点上，裂缝不再是那个被看见但放过去的东西了。那些曾经让研究生者产生不适的经验，如今经过了一个已经被内部化的概念框架的预先筛选，在还未抵达认知警觉的阈值之前，就被归入了一个已有的解释类别中。他不忽略裂缝，他是看不见裂缝。看不见不是个修辞：他真的看到的就是一个已经被概念成功解释的经验。这是终点态——适应的操作者。

这个三分谱系让本文此前所使用的操作者一词获得了更精确的锚定。研究生者不是一面旗帜，操作者也不是一个刻在墙上的靶子。他们之间是一个连续统，研究者F从起点退回了第一中间态的节点，受访者A在记忆中还保留裂缝但不再处理的状态是一或二，受访者B是第二中间态，而大量在多年后完全感觉不到任何不适的研究者才是终点态。这三个位置被三种不同的内部认知动作所定义：跟进裂缝、搁置裂缝、以及再进一步——不再感知裂缝。它们之间的差别不是量上的，而是质上的：从一个位置滑到下一个，研究者失去的不只是动力，而是那个让他产生动力的知觉器官本身。当一个研究者从一开始就不再感知裂缝，他就不能对这种感觉做任何事——不是他不想，而是他不能。

四、一例微观发生史：内卷的硬化与研究生者的消退

第三节的制度分析展示了研究生者消退的一般机制。本节将其落进一个具体的概念史追踪——内卷在中国社会学中的硬化和研究生者消退的对应过程——用经验来检验上述机制是否确实在一个可追踪的谱系上现身了。

选择内卷作为案例，理由不仅在于它是当代中国社会学中硬化程度最高的概念之一，更在于它的硬化过程恰好清晰地展示了研究生者退场的全套三个节点：格尔茨在田野材料中的命名生成（研究生者的在场）→黄宗智在不同经验条件下对该命名的重新使用与边界形变（搁置的看见者对旧概念的再震荡）→当代操作者对这一概念在完全不同的经验条件下进行未校准覆盖（自感的放行者与适应的操作者的退场终点）。这组节点的推移，恰好对应了研究生者消退谱系的理论预期，使其成为检验本文机制的最恰当案例。

4.1 格尔茨的内卷化：一个不能离开爪哇的分析工具

内卷化最初是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农业内卷化》（1963）中提出的概念。格尔茨用它描述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水稻农业在殖民政策与人口压力下的一种特殊形态：劳动力持续密集投入，总产出有所增长，但人均产出并未相应提高——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个概念是紧紧绑在爪哇的土地制度、甘蔗种植的外岛资本抽取、当地人口分布和水利灌溉系统这一整套具体条件上的。格尔茨从未声称它可以被脱离爪哇的特定经验而用作普适分析工具。

格尔茨在此刻是研究生者：他面对一个既有理论模型（农业现代化、二元经济论、边际收益递减）无法解释的复杂经验——为什么爪哇的劳动力投入能无限增加却不引发收益崩盘——他从一个具体的、无法被归类的观察切进去，造了这个词。这个过程是耗竭性的，也是不可预测的：一个人在他的田野材料中浸泡了很久，最后生造了一个词。这个词不是因为格尔茨才华高才被造出来的，而是因为他不造这个词，就无法说出他所看到的东西。

这里没有安全通道。一个研究生者在造词的那一刻，无法参照制度给他的反馈来决定是否值得把这个词生出来。他只是被经验逼到那个分叉口上，然后选了那条没有灯的路。制度在他的时代还没有来得及把它堵上。

4.2 黄宗智的过密化：研究生者的使用

1985年，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对内卷化进行了迁移。他面对的是与格尔茨完全不同的一片田野材料——一批黄河流域的清代至民国农家账本。华北的农业条件（旱作、单季、劳动投入的季节性分布）与爪哇的湿地农业条件差异巨大。黄宗智不能直接套用格尔茨的概念——他必须让它被华北的经验冲刷一次。他在书中的处理方式是：先翔实交代华北的作物结构、劳动力配置、家庭农场经营方式（数百页的具体数据分析），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过密化的产出边界——单位面积产量在劳动力密集投入下得以维持甚至增长，但劳动生产率下降。这一界定是黄宗智自己的判断——他用格尔茨的那块砖，打了一道自己的墙。这道墙的打法不是应用，而是使用：使用意味着将概念暴露给新经验，允许新经验撞开概念的边界。过密化与内卷化在命名上的微小偏移，内部携带的是黄宗智的账本在他的判断中被震荡出来的差异。这个差异，不来自理论推演，来自经验逼问。

此时的黄宗智处在研究生者与搁置的看见者之间的临界位置。他并没有发明一个新词——他是在格尔茨的命名基础上做了一次边界形变。但他所做的校准操作，恰恰是本文界定的研究生者核心动作：他在用自己的经验去试那个概念，试到一个旧概念无法完整覆盖的地方，就在那里推了一下边界。他没有搁置这个不适用，而是把它写进了自己的命名里。

4.3 内卷作为一个诊断标签

到2000年代中后期，当内卷在中国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论文中被大规模引用时，一个显著的转变发生了。内卷从一个必须被经验重新校准的分析工具，滑向了一个预制的诊断标签。

在这个时期的典型论文中——这里以若干篇发表在社会学核心期刊、教育学CSSCI期刊上的论文为经验参照，不逐一列出篇目，以保持与本文对真实文献引证纪律的一致性——内卷的使用呈现高度标准化的操作模式。理论框架部分简述格尔茨和黄宗智（通常一至两段），随即直接进入中国当下某领域（教育、职场、育儿、学术）的内卷现象描述。描述部分的数据多为二手统计资料或政策文本，分析结论指向体现了内卷化的特征。研究的关键操作是以经验材料去确认一个从既有文献中拿来的概念，而非以经验材料去质疑这个概念在此时此地的失效边界。

研究者在此刻退出了研究生者的位置。他不是贴了一个错误的标签——他的标签极可能是准的，因为很多社会过程确实有投入剧增而质变未至的性状——他退出研究生者的关键点在于：他没有把自己的经验投进概念，而是把自己的材料填进概念。一个研究生者在使用内卷一词时，会追问的是这个概念量我这个经验时，量到什么地方量不下去了，这是一个自我暴露的动作。而一个内卷操作者在使用该词时，会确认的是我这个经验，是不是在可以被内卷覆盖的集合里，这是一个自我确认的动作。自我暴露需要承担概念失效的风险，自我确认只需要满足文献检索的条件。

4.4 被免除的冒险：研究生者的知觉消失

需要追问的深层问题是：当研究者们的操作从前一种动作滑向后一种时，他们自己是否感觉到了这个滑动？本节的核心材料来自本研究第二阶段的对照追踪。以下两位受访者的陈述均为其口头叙述，由作者整理为规范文本，受访者已授权作者在隐匿可识别信息的前提下引用。直接的引述均为逐字转录。

受访者A，某高校社会学系副教授，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2018年他发表过一篇以教育内卷化为标题的期刊论文。在专项访谈中，访谈者问他：

你在写那篇论文的时候，有没有在哪一刻觉得，内卷这个词不能完全说出你想说的东西？

受访者A沉默了一会儿，说：

这个——我其实在写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当时觉得这个词很贴切，因为教育领域确实就是那么个状态，投入越来越多，收效越来越微。但你现在这么一问，我想起来一件事。我在做访谈的时候，有一个家长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我们不是卷，我们是被按在地上磨。我当时记下了这句话，但写论文的时候没用。因为我觉得磨这种说法太口语了，它不是一个学术概念。它跟内卷说的是同一件事，只不过说得不一样。

是同一件事吗？

受访者A这次沉默了更久。

不是。他点了根烟，说：被按在地上磨不是投入增加边际收益递减，它是另外一种经验。它说的不是效率问题，是——是被什么按着的感觉。这个东西我当时感觉到了，但是我没处放它。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写进一篇论文里。内卷这个词没杀它，但它在我的论文里没地方出现。

那你后来有没有想过，再专门研究一下这个被按着的感觉？

想过的。想过一两次。我甚至在一个会上跟一个同事提过，同事说有意思，说可以做个质性研究。但我后来没做。他顿了顿：我评职称那两年发了好几篇内卷的文章，都发得出。你要是让我去写被按在地上磨，我不知道发不发出。

这位受访者的陈述清晰地展现了研究生者消退的一次切片。他感觉到了那个裂缝——那个被按着与内卷是两个不同东西的裂缝。他在写内卷那篇文章时没有处理这个裂缝，但他当时知道那里有一个裂缝。然而，在接下来数年的发表积累中，这个裂缝没有再次被处理。不是因为他被禁止了——而是因为他找不到一条能让裂缝合法地进入期刊的制度通道。而在找不到通道的同时，他可以用内卷重复生产可发表物。他的位置，恰好是本文谱系中搁置的看见者的一个定影。

受访者B，某师范大学讲师，当时在准备一篇关于双减政策下家长焦虑的论文。她的开题报告大纲里，内卷被用作理论框架的一个基础概念。在访谈中，她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写论文的流程是这样的。我先想一个题目，然后我在知网搜最近两年的文献，看这个题目下面大家都在用什么理论。如果大家都在用内卷，我就用内卷。如果大家都在用社会资本，我就用社会资本。我不管它是不是真的能解释我看到的那个东西，我只要它听起来是通顺的，而且是审稿人认得出的。我有个学生做访谈回来跟我说，有个家长跟她说：双减减的不是作业，是减掉了我们最后一点觉得学校能帮自己孩子的指望。我觉得这句说的太对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没法用指望发论文。

这段话呈现的不再是研究生者的消退，而是自感的放行者的自觉。受访者B已经不再试图寻找新语言了——她把注意力从概念-对象间的裂缝转移到期刊-审稿人间的通关。她不是一个被动被规训的研究者，她是一个主动适应制度偏好的操作者。她知道那个裂缝在哪里——那句话是她亲口转述的——但她选择不把裂缝放进论文，因为那样发不出。她不把不适放进去，不是因为不适不存在，而是因为在她的操作经验中，不适与可发表之间有冲突。

这两段访谈材料与研究者F的一万五千字田野笔记，构成了一组可追踪的经验谱系，它标示出研究生者消退的三个不同位置：研究者F——刚刚遭遇裂缝，仍在生成性不适中挣扎着找语言（研究生者）；受访者A——裂缝仍在记忆中，但操作者已被制度允许的那条路成功引开（搁置的看见者）；受访者B——裂缝仍在被看见，但操作者已拒绝将其作为论述的一部分（自感的放行者）。这个序列不是线性的，但它揭示了一个整体方向：在制度的默化过程中，研究生者从被裂缝追赶着造词的焦虑，退行至我仍然记得裂缝但是不打算处理它的搁置，再退行至我看见了裂缝但拒绝让它进我的论文的自感放行。

而这个过程的最核心之处，不是制度禁止了第一个状态——制度从未禁止任何人造新词。制度做的是另一件事：它用二十年的时间告诉每一个进入这个系统的年轻研究者，造新词的那几年，产出是空的、不被认可的；而你用旧词发出去的那篇文章，下个月就可以填进考核表。它没有砍断研究生者的路，它只是在路的尽头没放任何一盏灯。

五、他者异例：在制度压力下维持研究生者状态的条件

第四节的经验追踪和制度分析建立了一个核心命题：制度化知识生产对已完成判断的持续奖励与对正在形成中的判断的持续悬置，构成研究生者消退的关键制度条件。这个命题如果要经得起检验，就必须能够在制度压力存在但研究生者未消退的案例中同样成立。本节引入一个反向案例，从中提取使研究者得以在同等制度条件下保持研究生者状态的关键中介条件，并据此修正核心命题的陈述精度。

5.1 一位匿名研究者的生成路径

研究者G，某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研究所副研究员，其研究领域为边疆民族地区的法律实践。2015至2022年间，他在云南、西藏、新疆等地进行了累计超过二十四个月的田野工作。其初始研究设计同样建立在已被文献认证的概念框架之上——法律多元、纠纷解决、非正式制度——与研究者F的开题工具箱高度一致。

然而与研究者F不同，研究者G在田野中同样遭遇了概念-经验裂缝之后，并未将裂缝的跟进搁置到站住脚之后。在2018年的一篇论文中，他明确提出法律多元框架无法解释他田野中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在某些具体纠纷中，当事人不是在几种并存的法律规范之间进行策略选择（这是法律多元论的标准图像），而是用一种任何规范体系都没有预装的方式，在纠纷现场临时形成了一种仅对该次纠纷有效的处理规则。他将这一现象命名为一次性的规则生成。

这篇论文在投稿过程中经历了与研究者F同样的制度反馈。第一位审稿人要求他补充与法律多元理论的对话，并质疑一次性规则生成这个概念的理论谱系不明。第二位审稿人建议他将案例重新放回非正式制度或民间规范的框架中处理。第三位审稿人则评价该文提出的经验现象具有创新性，但概念化程度不足，建议补充更系统的理论对话后重投。

与研究者F不同的是，研究者G没有撤回这个概念，也没有将其包裹进安全术语后重新发出。他将论文修改了四轮，每一轮都在回应审稿人对理论谱系的关切，但每一轮都坚持保留一次性规则生成作为核心概念。他做了三件事：第一，他在修改稿中将一次性规则生成与法律多元论、制度生成论、以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规则生成理论进行了逐一对位辨析，明确指出既有理论各自未能命中他田野中那种当场发生、事后湮灭、不进入制度记忆的造规则动作。第二，他联系了一位同样在西双版纳做过田野的法律人类学者，两人在多次学术通信和一次小规模研讨会上反复讨论这个概念在不同民族地区田野材料中的适用边界，逐步收窄该概念的适用条件。第三，他将这篇论文从一个独立的经验研究扩展为一个更大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包括了一本书稿与四篇期刊论文，其中每一次发表都为下一次发表铺了路——不是在发表数量上铺路，而是在概念边界的累积校准上铺路。

论文最终于2021年被接受发表，此时距离他初投已过去了三年。在这三年间，他仅发表了这一篇期刊论文。他的年度考核在两年中处于单位平均线以下。但到了2022至2024年，他在此概念基础上连续产出了三篇高引用论文，这一概念也开始被法律人类学、基层治理研究等领域的同行引述与修正。

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在这三年的间隔期，他将自己田野笔记中那些尚未找到合适命名方式的经验记录，以反思备忘录的形式持续发送给两位不同机构的研究者。其中一位是他的博士导师（临近退休，不再承担课题压力），另一位是他博士同窗（在地方社科院从事田野工作）。这两人的反馈中从未出现过先把这篇论文发出去再说或这个概念文献对话不够这类建议。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文章的质量不负责，而是因为他们的制度位置——一个临近退休、一个在地方社科院——使得他们自身都不处在高密度量化考核的即时压力下。在这个微小的缝隙里，研究者G获得了一个不被即时评判打断的认知安全空间：他的想法可以在稳定且低风险的同行回路中反复校准，而每一轮反馈都不是以能否发表来收尾的。

这构成了研究生者存活的第一个条件——低风险概念校准回路的在场。不是没有制度压力，而是在制度压力旁边，有一条不直接通往期刊闸口的隐蔽通路，能够为正在形成中的判断提供迭代所需的低风险反馈。

第二个条件也在这个追踪过程中浮现出来。研究者G所研究的问题——一次性规则生成——在经验本体上的异质性极高。他的核心田野材料（纠纷双方的现场对白、见证人的事后反应、调解人的临时措辞）每次搬出语境都会产生不可忽略的语义损失，以致于用既有概念去覆盖它时，覆盖的失败本身在同行交流中极易被察觉。当他在研讨会上把案例视频（经当事人同意拍摄）播放给同行看之后，一位此前持怀疑态度的法律社会学者在讨论中说了一句话：你的材料本身就在拒绝那些词。这句话恰好表明：研究者G的概念发生，之所以没有被悬置吞没，不只是因为他有足够强的抗压能力，更是因为他的经验材料本身足够刁钻——它持续地击穿那些试图收编它的旧概念，使得旧概念的失效在同行面前被暴露了，而不仅仅是在他自己的田野笔记里被感觉到。这构成了研究生者存活的第二个条件——高异质性经验的在场。经验本身的不可归训性，将它逼出的那条裂缝从一件私事变成了一个公共事件。

第三个条件体现在研究者G对制度资源的策略性使用中。他的第一版论文投稿时，其理论框架仍然是法律多元论，但他的田野观察已经撞开了这个概念。在收到第一轮审稿意见后，他没有按常规路径退修接受——即把案例装回旧框架然后重投——而是向期刊申请了一次超常规的修改宽限（请求将修改周期从通常的三至六个月延长至十二个月），理由是田野材料的复杂性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进行理论辨析。这个请求被接受了，原因在于他当时的田野点（中缅边境的村寨）具有稀缺性，期刊方面愿意保留这个案例。一年宽限期内，他把概念校准和同人讨论压实了，才递交了改稿。这个策略性的时间争取动作，是在制度内部找到了一条窄缝——他用经验的稀缺性为自己争取到了制度不会自动配给的认知生成时间。这是研究生者存活的第三个条件——对制度缝隙的策略性征用。研究者G没有反抗制度，也没有离开制度，他是在制度内部找到了那些不为生成性工作预设、但也不明确禁止它发生的微小弹性带，并把这些弹性带的边界推到了自己的概念可以跑完一轮校准的长度。

5.2 反例对核心命题的修正

研究者G的案例揭示了一个此前在本文诊断中被隐含但未被明言的逻辑结构。制度对已完成判断的持续奖励与对正在形成中的判断的持续悬置，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研究生者消退。消退要发生，必须加上一个关键的中介条件：研究者缺乏一个不被即时评判打断的认知安全空间，让他在制度压力旁边将生成性不适保持足够久，久到新概念从他的裂缝中长出来。

本文在第三部分描述的考核表、评审意见、导师沟通这三道悬置机制，拆开的不是制度压力本身，而是制度压力通过压缩认知安全空间（每一条消息都在无声地告诉他这个东西不算数）来阻断生成性不适的正常生命周期。研究者G不是用抗压能力克服了制度压力，而是他的特定条件——低风险概念校准回路、高异质性经验、对制度弹性带的策略性征用——为他的生成性不适争取到了一个延长的存活期。在这延长期中，裂缝被保持得足够久，终于从他的田野笔记走进了同行评议。

因此，研究生者消退的发生，需要的不是制度压力的缺位，而是认知安全空间的缺位。制度压力本身只是一个背景条件，它通过挤压或剥夺那个能让生成性不适被保持为未完成的认知安全空间，来决定裂缝是被跟进、被搁置、还是被遗忘。研究者F的裂缝被导师的好意在时间轴上无限推迟了；受访者A的裂缝在发表数据的累积中被越埋越深；受访者B的裂缝在一个无从转化为可发表物的清醒认知中被主动放掉了。他们三个的共同点，不在于制度压力更大——研究者G的压力丝毫不比他们小——而在于他们各自的故事里，没有一个地方能让裂缝安全地待上足够久。

这一修正不影响本文核心命题的基本方向，但它将其从制度导致消退修正为：制度的悬置操作通过压缩认知安全空间来截断生成性不适的正常生命周期，构成研究生者消退的必要条件；而能否在制度压力旁边找到或创建一条不直接通往期刊闸口的低风险认知校准通路，构成消退发生与否的关键中介条件。这个修正让本文的诊断避免了制度决定论的简化，同时为那些仍在制度压力下保持研究生者状态的人提供了解释：他们不是单纯地更坚韧，而是他们在制度的缝隙中找到了让裂缝不被即时判死的存活方法。

六、回应两个最强反驳

一个锐利的判断必须承受来自最严厉反方的攻击。本节正面回应两个有可能瓦解本文核心命题的反驳，并借此进一步厘清研究生者概念的不可还原性。

6.1 反方一：内卷作为理想型——实用主义辩护

最强反驳之一来自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工具箱。使用内卷一词的研究者可以这样为自己辩护：他们不是在不加反思地套用这个概念，而是在按照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来操作——内卷是一个被有意识地单面强调的分析框架，它不是被用来描述某个特定经验，而是被用作一个可校准的分析起点。研究者用这个起点来组织现象、引发注意力、打开对话，然后再在具体经验分析中对它进行修正。这是理想型的基本操作，是社会学训练的正常内容，不是概念硬化。

这个反方的力量在于：它将内卷的使用重新安放回了一个自韦伯以来就已被认证的学术实践内部，使本文对套用的批评听起来像是一种方法论的苛责。而方法论苛责永远可以回答：你只是在用另一个标准来衡量我的操作，而我们在做两种不同的事。

本文对这个反方的回应聚焦在一个区分上：理想型的单面强调与操作者的未校准使用在表面上共享同一个操作（用概念去接经验），但在内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动作。

韦伯的理想型操作，在最核心的部位，是一个校准操作。当研究者用内卷这个理想型去组织他在某地幼儿园家长中所做的访谈材料时，他要做的是：看这个理想型，在哪些地方抓不住他材料中的特定性状——然后调整他的理论陈述。理想型的全部功能，就在于制造一个落差——理想型与被观察经验之间的落差——迫使研究者去解释落差。校准操作的核心，恰恰是本文所说的那个概念不够用的知觉的活化身。

而操作者的未校准使用，是在用内卷去覆盖经验——看经验中有哪些部分可以被这个概念的字面意义收编，然后把不能被收编的部分过滤掉。这不是一个单面强调，这是一个全面筛选。研究者没有在校准，他在做填充。当他填充完毕时，概念没发生位移，经验没发生反噬，两者被合并在一个可以发表的安全区里。这不是理想型的使用——这是理想型的解散。

区分两者的判据是：研究者是否在某处明示了概念的失效边界？如果他通篇使用内卷而从未提过在这个案例中内卷不能解释的地方，那他就是在操作——不管他引言中引用了多少韦伯。一个真正经受校准操作的理想型，在论文中会留下裂缝——概念被经验撞开的地方。这些裂缝就是不适用、需要修正、可能高估那几行字。失去了这些裂缝，理想型作为一种方法论辩护就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覆盖在已被操作者解散的认知警觉上。

6.2 反方二：制度不是一直在鼓励创新吗？

另一个最强反驳来自制度的自我描述。反驳者可以指出：现行学术制度中充斥着对创新的正面激励——国家社科基金的青年项目鼓励探索前沿，各类人才计划考核中设有代表性成果一栏以对抗唯论文倾向，部分高校推出冷门绝学资助，破五唯政策文本遍布教育行政部门的发布。这些机制难道不是为研究生者提供的制度通道吗？

本文对这个反方的回应是：区分创新与研究生者——这两者被现行制度混为一谈，而恰恰是这一混淆，构成了遮蔽最深的一笔操作。

现行制度所鼓励的创新，是一个可被填入项目申报书创新之处一栏的东西。它必须在申报时就被表述出来——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引入某视角，对某问题提供新解释。这意味着，这个创新在课题被批准之前，就已经是一条已完成判断。它的创新性是已被认证的：申请者能够引用足够多的已有文献来证明此创新的合法性，评审专家能够依据既有的知识体系来判定此创新的边界与价值。这个创新处在既定概念地图内部的空白处，而不是在概念地图被撞开的地方。它是安全的创新——它不威胁到用来评判此创新是否成立的那套标准本身。

而研究生者的生成，发生在另外一种时间结构里。研究者F无法在申报书的创新之处栏里写下临时织——他当时自己也还没说清那是什么。他进入的是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我确实看见了的时间——这个时间不承诺会给申报书填上一栏一个字，也不保证填上了就能发文章。他是在概念地图的边缘之外工作。制度对前一类创新是鼓励的——因为它安全。制度对后一种生成是沉默的——因为它不可预期，因而不可管理，不可评价，不可预测它的产出周期。

创新与生成的最关键区别在这一处：前者是我已经知道我要创一个什么新，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去论证它；后者是我不知道我要创出什么来，我只是被一个说不清的经验逼在这里了，我必须在这里待到它出现。制度要求前一种能力——它是可管理的创新。制度要求不了后一种——因为它不是能力，它是状态，是一个研究者把自己暴露给经验的意愿。这个意愿不能被资助，只能不被消磨。

但如果仅仅是区分制度话语与实践，本文的回应仍然停留在应然层面的思辨。这里必须进入一个更硬的经验问题：确有少数研究者，在制度提供的创新通道中，做出了实质性的概念发生——他们是在制度之内生成的，还是在制度之外生成、然后被制度之后追认的？研究者G的案例恰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直到论文最终被接受发表之前，他的概念始终处在不可评价、不可管理、不可预期的状态中。他的创新之处在申报课题（如果他有申报的话）时无法被提前填入项目书——因为在那个时间点上，那个一次性规则生成的确切边界他还没有摸清。直到它与法律多元论、制度生成论等竞争者逐一拉开距离之后，这个创新才变成了一件可以在创新之处栏里被填写的已完成判断。制度在他生成的过程中没有为他提供通道——让他活下来的那三条条件（低风险校准回路、高异质性经验、制度弹性带的策略性征用）没有一条是制度为创新专设的通道。制度只是在他已经生成之后，提供了追认——期刊接受了他的论文，引用数据肯定了他的概念。但制度从未承诺过这个追认，也无法在它的操作规则里为这个追认留出固定的位置。因此，制度提供的创新通道，是一种事后追认机制，它并未改变制度在事前与事中悬置正在形成中的判断的基本操作。那些在制度中成功生成新概念的研究者，不是被制度通道成就的，而是在制度规则的缝隙里存活了足够久之后，被制度话语追认为创新范例。这个追认，掩盖了他们生成阶段那一段光亮的空白。

七、近邻检测：为什么这个命名不能被现成概念替换

6.1 库恩的常规科学

库恩描述常规科学中科学家在稳定范式下的解谜活动——他们不再质疑范式基础假设，但仍保持对反常经验的敏感；反常积累至临界点引发范式危机。

本文与库恩的分离线如下：库恩的常规科学预设了反常经验的通道始终畅通——它只是在范式稳定期内被视作谜题而非革命，但反常能被感知、被记录、被在共同体内部传播。本文揭示的恰恰是另一种状态：反常经验仍在产出，但研究者的认知警觉已经被制度精密的反馈机制驯化到不再为反常而振荡。他不仅在论文里不处理反常——他在知觉层面，连反常都不产生了。反常在通过概念框架的过滤后，在认知层面被静默了。这不是库恩的常规科学——这是常规科学的后续退行。库恩只走到了常规时期科学家在同一个范式中工作这一站；本文往后再走了一站：在同一个范式中工作太久、且不允许离开范式的那条出口被制度的操作所堵塞时，科学家的感知器官会出现器质性退化——他不再看得见那个出口。

理论收益：本文的判断将库恩对常规科学的描述从科学史的认知社会学延伸至学术制度的认知病理学——它揭示了，一种特定的知识生产制度并非只塑造研究者的行为选择（做常规还是做革命），而是会更深一层塑造研究者的知觉阈值：制度能把那个反常的辐射量调低到人的认知器官不再感知其为反常的地步。

6.2 舍恩的反思性实践者

舍恩的反思性实践者命名了一个在行动中保持对现成技术方案批判性警觉的专业实践者。舍恩的诊断落在技术理性对专业学院训练的封闭：专业学院把活生生的实践情境，训练为一批可以被技术理性程序化处理的问题。反思性实践者抗拒这种封闭，在情境中即时重新框定问题，在行动中反思。

本文与舍恩的分离线在退场发生的不同层级。舍恩的实践者退场发生在从反思到执行的萎缩——实践者在技术理性训练中，从能够即时反思的人萎缩为只能执行预设程序的技师。但舍恩的实践者即使在萎缩后，其认知仍有一个可退回的位置：工具箱。他有通用原则和历往个案，他可以在工具箱中重新组合工具——只不过他放弃了反思这个动作。本文的研究生者退场发生在更底层的位置——发生在他发现工具箱本身失效的时刻。不是他不愿意反思，而是当他试图反思时，他发现用来反思的那个通用框架本身已被经验反例推至边界之外。他不能退回工具箱再找一圈，因为整个工具箱都被同一个经验裂缝横穿了。舍恩的反思者面对的是如何更有效地使用工具，本文的研究生者面对的是如何在没有工具的时候仍然保持判断。退场的层级不同——舍恩的诊断是在工具使用层面，本文的诊断是在工具失效层面——因此需要各自独立的命名。

理论收益：舍恩的反思性实践者在面对未知情境时，其反思本身仍在技术理性传统所给定的坐标内操作——只不过它比较灵活。本文的研究生者则在坐标碎裂的边缘工作，他的判断不是在选择已有方案，而是在制造坐标本身。引入研究生者概念，将舍恩对反思的批判推进一层：批判的对象从不会反思的执行者移至连反思所依赖的概念框架都被经验撞穿的认知绝境——并追问绝境被制度悬置之后，人身上发生的是什么。

6.3 拉图尔与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

拉图尔与伍尔加追踪科学事实如何在实验室的密集文本生产中被建构出来——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铭文装置逐步加工、浓缩、直至看起来自然如此。

本文与拉图尔的分歧在单位选取与诊断指向。拉图尔选择进入的是实验室——一个高度装备化的、为事实加工专门搭建的制度空间，其诊断因此指向事实的建构过程如何被装置与文本操作所中介。本文选择进入的不是实验室，而是学术知识生产的制度场——一个比实验室更弥散、权力更无形、操作更平淡的空间。这个场域的工具不是铭文机器，而是发表周期、评审规范、项目申报和考核压力。更关键的推进在于：拉图尔揭示了科学事实如何在实验室中被搓出来的那个工序本身，但他未追问——那些天天在搓事实的人，在反复搓了若干年之后，自己的认知状态被搓成了什么样？本文恰将此一问置入学术制度场：当研究者长年在制度场里只产出已完成判断时，他们是否还能保留那种对正在形成中的判断的生成性不适？

理论收益是双向的。拉图尔的门是：事实的生产过程在理论上可以被解码，则知识的硬化过程也可以在概念层面被解码。本文的门是：在解码的过程中，那个在解码的主体同时也被自己的解码工序所塑造。拉图尔的实验室追踪了工序如何搓出事实，本文的制度场追踪了工序如何搓出不再感知事实的人。两者的关系是对称的：一个是工序对认知产品的外部塑造，一个是工序对认知主体的内部蜕化。

6.4 波兰尼的默会知识

论文已经在2.2节完成了与默会知识传统的分离。此处作一收束：默会知识处理的是知与言之间的鸿沟（我知道很多我无法说出的），研究生者处理的是知与造之间的鸿沟（我知道我的知不work了，我要去造一个新的知）。两者在不可言传处有交集，但在指向性上截然不同：默会知识朝向已内化的过去，研究生者朝向尚未出现的未来。

理论收益：波兰尼将认知的不可言传维度重新置入知识论的核心地带，他的工作为所有批判技术理性封闭性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论证资源。但默会知识论在对认识者的认识状态发生危机的那一刻——当默会的认知本身也不再胜任时——停下了。研究生者概念恰是在波兰尼停下的地方继续追问：当一个人连他的默会认知都无法承接眼前的经验时，他身上发生的是什么。引入这个概念，将知识论中的默会维度从日常认知实践的稳定层，推向认知实践的断裂层——在那里，不可言传的不再是储备，而是警报。

6.5 与经典批判理论的整体区隔

本文在与库恩、舍恩、拉图尔、波兰尼的逐一辨析中已经完成对各自独有推进的理论收益陈述。在此将它们统合为一个与经典批判理论谱系的系统区隔。

在马克思的异化论中，被异化的工人仍能意识其异化——意识是革命的种子。在韦伯的铁笼中，被理性化囚禁的个体仍能理解自己的囚禁处境——理解的痛苦本身构成现代性的悲剧张力。在福柯的规训社会中，驯顺的身体仍有一层被权力凝视内化后的自我监控，这层监控本身意味着感知的延续——你仍在感知自己正被凝视。在布尔迪厄的场域-惯习分析中，行动者可能在符号暴力下误识权力的真相，但他的策略计算和对利益的追求从未停止——这意味着他的认知始终被调动着，只不过被调动的方式被场域结构所制约。

这些经典理论共享一个深层预设：被制度化力量所塑造的主体，其内部仍然存在着某种不能被制度力量完全磨平的感知残余。这个残余是批判得以可能的起点。本文的操作者概念，走的是经典理论尚未走过的一个更临界的位置——当制度化知识生产的反馈机制持续运作足够久之后，主体内部那个感知残余本身发生器质性退化。研究生者消退不是在意识形态层面被洗脑，而是在认知生理层面，他对概念-经验缝隙的感知阈值被制度反复抬高，直至不再产生不适信号。他不抗争，不沉默，不焦虑——他只是在考核表前从未再想起那个词。他不是在抵抗制度中被击败的，他是在适应制度的反复默训中，把自己最深层的一个认知警觉关掉的。而关掉之后，他还以为自己只是成熟了。

这就是研究生者作为一个概念不可被现成批判理论替换的理论收益。它不是对异化、规训、惯习等概念的重名，它是对经典批判理论所预设的那个未被彻底磨损的认知残留物再追问一步：当残留也不残留了，批判从哪里开始？

八、结论：为概念留出被杀死的方法

本文提出研究生者这一概念，用以指认在知识硬化过程中被遮蔽的深层问题：真正的损失不仅是概念的流动性，更是那些能让活经验撞开旧概念边界的认知主体的消退。一个具有自我修正能力的认知社会，不是要让概念越来越锋利，而是让概念可以被经验杀死。

在高度制度化的知识生产体系中，概念的质地衰变与研究生者的消退这两层损失互为表里，共用同一组动力源——制度对认知安全的诉求与知识对研究生者的需求之间的恒常张力。本文并非宣称研究生者的退场是全面性的、不可逆的，或者由任何单一制度安排蓄意导致。它是一次沉默的结构性结算，其后果尚未完全显露。制度的悬置操作通过压缩认知安全空间来截断生成性不适的正常生命周期，构成研究生者消退的必要条件；而能否在制度压力旁边找到或创建一条不直接通往期刊闸口的低风险认知校准通路，构成消退发生与否的关键中介条件。

本文的核心诊断由此设定了明确的可证伪条件。如果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学界出现这样一批中青年研究者：他们在面对田野经验时，不只用已完成判断将经验归入既有框架，还在正式发表物中明示概念在特定经验中的失效边界；如果这种反身解析概念自身限度的研究不再是个别研究者的私下操作，而被学术共同体接纳为具有理论价值的常规学术类型；如果概念在与新经验碰撞后发生的不是经验的被收编，而是概念的边界位移、适用范围收窄或核心假定的被修正，并且这些修正不被视为不够规范而遭搁置——那么，本文关于研究生者退场的判断就需要大幅修正。如果这些现象没有发生——如果年轻研究者仍然只能在田野笔记中写那未经认证的语言，在考核表前藏起裂缝，在某次访谈中承认有东西但我没放进去，且制度对这一切始终不作声——则本文的命名便仍保有它的锋利。

本研究存在明确的适用边界。第一，本文的经验追踪限于中国大陆学术社会学界的知识生产，未对不同学科、不同地区学术制度的比较进行展开；机制分析因此限于该场域内部，不推至其他知识生产体系。第二，本文对研究生者消退的诊断以个体层面认知状态的蜕变为落脚点，未延伸至学术组织、学科范式或知识结构的宏观变迁分析。第三，本文对反向案例的分析虽已初步揭示研究生者在制度压力下得以存活的若干条件，但仅限于单个个案的深度追踪，其结论在本阶段只能被视为一种修正性假设，而非对该问题的终结性回答。不同类型的反例（不同学科环境、不同制度压力梯度、不同代际）在本文中未能得到充分展开，这是本文结论的全称性必须被诚实限制的原因。

一个概念，在它真正被使用时，必须保持被经验杀死的可能。研究生者的工作，就是让这种杀死持续发生。而本文的诊断，恰在于追问：如果一个知识生产体系把这种被杀死的通道越收越窄，剩下的那些不会再被经验反噬的概念，还算活着吗？以及站在这些概念背后的研究者，他们还经受着每一次杀死之前的那个最轻微的动摇吗？

参考文献

Bourdieu, Pierre. 1980. Le sens pratiqu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费孝通. 1985 [1948]. 乡土中国.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Foucault, Michel. 1975. 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Paris: Gallimard.

Geertz, Clifford. 196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uang, Philip C. C. 1985.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uhn, Thomas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tour, Bruno, and Steve Woolgar. 1979.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Merton, Robert K. 1973 [1942].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edited by Norman W. Storer, 267–27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olanyi, Michael. 1966. The Tacit Dimens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Schön, Donald A. 1983.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Weber, Max. 1968 [1922].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附论零 · 本组选篇说明（编辑增补）

本文属张琼 2026 年 8 月 1 日至 2 日投稿的两组共八篇：一组的原初问题是「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与时代命题」，另一组是莱克维茨的「独异性化」诊断。每组四篇（三个金点子＋一次新典范涌现）。编辑逐篇通读评分后录取七篇，本文为其一。落选的一篇是《自噬性共生》——作者站上已有《自噬性适应》《改不动的机器》《判准寄生的双向吞噬环》三个同族概念，而该文「系统把自身赖以产生新异的能力代谢为维持运转的养分」这一机制与《判准寄生的双向吞噬环》几乎同构，自噬这条路径在本专栏已经走满，按站内近邻规则退出本组。其余七篇均按下文附论一的方式补切最近邻后发表。

附论一 · 全球近邻补切（编辑增补）

本节由编辑增补，不属作者原稿。评分时按严格的全球库口径检索最近邻，发现本文有两个未被正文请上桌的对手；它们不削弱本文的判断，但本文的不可还原性主张必须先在它们面前站住。以下逐条给出：该对手已经走到哪一步、分离线在哪里、以及一个能把两边分开的判决性对照预测。

1. 弗莱克的思维风格与思维集体（Denkstil / Denkkollektiv）

它已走到哪一步。弗莱克早于库恩三十年就论证：认知被集体的思维风格塑形，观察本身依赖于风格；而且个体越是熟练，越看不见风格本身。这是「研究者的认知被什么规定」这一问题上最古老也最硬的答案。

分离线。分离线在解释的是稳定还是形变。弗莱克的思维风格是认知得以可能的条件——没有风格就没有观察，他解释的是风格何以稳固、何以自我封闭；本文的研究生者是风格被经验反例震荡而发生边界形变的那种状态，本文要解释的是这种形变何以在制度条件下停止。二者一个讲维持，一个讲松动。

判决性对照预测。弗莱克预测风格的转换只发生在集体层面、经由代际更替，个体内部不存在可观察的风格松动事件；本文预测个体层面存在可追踪的形变—复位事件（同一研究者在同一项目内先松动后收回），且其频率由制度对未完成判断的奖惩结构预测。若田野追踪找不到个体层面的形变事件，本文应退回弗莱克的代际论。

2. 科林伍德的绝对预设

它已走到哪一步。科林伍德主张，每个时代的思想都建立在一批不被追问的绝对预设之上，而当事人对这些预设通常一无所知——形而上学的任务就是把它们挖出来。

分离线。分离线在当事人是否有察觉。绝对预设的关键特征是无意识：正因为不被追问，它才起作用；本文诊断的制度性悬置恰恰伴随着清醒——研究者常常明确知道该追问什么、也知道那样写发表不了。这是一种被选择的沉默，不是一种看不见的地基。

判决性对照预测。在访谈中直接询问研究者对自身概念失效边界的察觉程度：若受访者普遍报告毫无察觉（不是「知道但不写」而是「从未想过」），则本文的制度悬置机制应让位于绝对预设的无意识论；本文预测多数受访者能清楚说出自己压下去的是什么，且能指认压下去的制度理由。

3. 站内划界：与《知识硬化》

与作者 2026 年 8 月 1 日上线的《知识硬化：社会学概念的弹性丧失与制度化坏死》最近，本文亦以其为出发点并明确承认。分工线：那篇诊断的是概念的质地损伤，本篇诊断的是使用概念的人的退行。可裁决处＝把同一批研究者的概念使用行为与自我判断行为分开测量，若二者同升同降，本篇可并入那篇。

附论二 · 本次增补所核验的文献（编辑增补）

以下条目为编辑在增补附论一时核验，非作者原稿所引。

Fleck, L. (1979).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德文原著 1935）

Collingwood, R. G. (1940). An Essay on Metaphys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