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Berlyne 新奇 复杂 冲突与唤醒

一 知觉与认识好奇

设想在展厅里悬挂一幅从不同方向看会变形的图。甲走近再后退，希望看清轮廓；乙已经看清，却想弄懂两种投影如何能够共享同一构件；丙觉得有趣，拍照之后离开。这是一个构造场景。三个人面对同样的布置，行动都涉及探索，但他们要解除的困难并不相同。若只统计停留时间，可能把不同的探索关系压成一个总量；若只问是否新奇，又会遗漏新奇怎样进入各人的问题。

Berlyne在一九五四年的《人类好奇理论》中区分知觉好奇与认识好奇，分别关注新的感官刺激和知识的获得；文章尤其讨论后者。他试图把求知行为放进可分析的动机机制，而非把“爱知识”视作无需解释的终点。其理论还把概念冲突放到重要位置，讨论不相容的反应倾向如何激起探索。这里已经存在关系、经验和冲突的问题，不能把他改写成“物体越新，人就越好奇”的简单刺激决定论。[11]

这一贡献值得保留。对于展厅中的甲，增加光照、改变角度可能解决辨认困难；对于乙，再给一幅清晰图片未必足够，他缺的是构成关系。两者都愿意继续，却需要不同的材料和行动。如果教育只用更鲜艳的画面处理所有问题，可能有效地维持注意，却没有回应认识上的不相容。经典区分帮助我们看到，不同探索要求不能被一种“吸引眼球”的技术替代。

SDE接着提出另一层划分：知觉或认识，是亏缺内容及探索方式的区别；前发生或兴趣运行，是事件相对于意义通路的位置区别。二者不能互相替代。一个长期研究投影的设计师调整观看角度，可能正在深耕已经成立的兴趣；一个初次参观的人重新触摸构件，则可能正在通向新的兴趣。感觉性行动未必浅，概念性问题也未必意味着更高阶段。分析必须同时说明做什么以及这件事在何种运行中发生。

这种双重辨认也保护身体的地位。把知觉好奇写成低级冲动，再把认识好奇写成纯粹头脑活动，会使身体、材料和概念被错误分开。展品的形状不是先完整进入人的内部，然后才引发外加的思考；靠近、绕行、比较和交谈本身参与了形状如何显露。新问题可能在行动中逐步形成，因此不能把尚未说成句子的探索一概排除在意义入口之外。

然而，并非每次重新观看都形成入口。有人只是确认照片清晰，有人担心挡住他人，有人寻找出口。研究者需要在观察前保留这些候选解释，不以一个生动故事覆盖行为的多因性。经典理论提供一组可研究的动机假说，SDE要求把它们置于明确的事件边界中。只有两层工作互相支持，我们才能辨别一个动作是在补足辨认、维持兴趣，还是使一条新通路开始获得牵引力。

二 分散与特定探索

探索还可以表现为向不同刺激游移，或围绕一个明确问题集中。Berlyne在一九六〇年的《冲突、唤醒与好奇》中系统提出分散探索与特定探索的区分[18]，提醒我们，不是所有寻求变化的行动都有一个已经成形的答案目标。对于本书，重要的是把这一行为差别和发生位置分开：方向未定不自动代表前发生，方向明确也不自动代表兴趣已经形成。一个人可能明确知道想查什么，却仍未进入持续的意义运行。

继续采用展厅设例。游客在各个展品之间移动，最初没有固定目标。其中一些移动只是跟随人流；另一些则可能让两件展品的共同结构逐渐显露。直到他返回第一件展品，把刚才的照片放在一起，探索才开始有了新的组织。这时的关键不只是从分散变集中，而是原本互不相关的差异开始共同规定一个问题。专注是这一变化可能出现的表现，却不是变化本身。

反过来，集中探索可能完全依赖外在任务。工作人员拿着清单逐一检查接缝，非常专注，甚至反复试验，但相关目标在检查开始以前已经规定。假如检查过程中发现清单的分类不能容纳某种新构件，并开始追问清单应当如何重编，才可能出现另一个事件。此时应明确划定新的分析单位，而不是把整天工作一概叫作好奇，也不是说职业任务内部绝无好奇。

分散探索具有一种容易被低估的作用：它让尚未能按共同标准归类的材料相遇。如果组织只允许既定问题驱动的检索，一些新关系可能没有出现的机会。但这不是主张越漫游越好。持续游移可能消耗注意，替代真正试探；表面接触很多领域也可能只增加标签。SDE关心的是，游移是否改变了比较单位、可行路径或信息亏缺，而不以浏览范围直接证明发生力。

可以把这一差异变成研究设计。让参与者接触相同的一组材料，记录自由浏览、定向检查和自发返回三个过程，同时事先询问其正在进行的活动。研究者再比较何时出现无法用原目标解释的重组，并在之后提供可以实际操作的材料。若自由浏览只增加停留时间而没有形成可辨认的入口，就不能把它称为好奇教育的成功。这是一项待实施的设计，并非本书已经获得的数据。

这里的难点在于，自发返回也可能只是记忆遗漏。因而还需要内容证据：为什么返回，返回以后比较什么，允许原结论不变时是否仍愿意试探。不同材料之间的新连接，可以构成候选信号；它必须与访谈、操作及任务条件交叉核验。这样的研究保留经典行为区分，又避免用一个行为外形承担全部发生解释。

三 冲突与唤醒机制

Berlyne的重要启示在于，探索需要动力说明。把新奇、复杂和不相容只当作客观标签，无法解释它们为何有时引起靠近、有时引起回避。本章题名中的唤醒，主要来自Berlyne一九六〇年专著对唤醒与对比变量的系统展开[18]；不能把这些细节倒填为一九五四年单篇论文[11]已经完成的结论。本书主要保留其中的可检验问题：什么变化改变行动倾向，探索又如何改变这种变化？

SDE的双三角模型也面对同一责任。倘若我们说模态、优化和三界位置与规范、路径和能量组织发生不相容，就必须说明不相容落在哪里。例如，展品被要求作为一个固定物件来辨认，观看结果却随位置变化；原来的最小误差策略鼓励排除其中一个结果，可实际操作又反复显示两个结果都稳定出现。此时冲突能够通过材料记录独立指出，而不必先知道参观者是否自称好奇。

即使如此，冲突仍不保证入口出现。有人把展品判断为骗局，有人认为是无关紧要的技巧，也有人由于时间安排而先行离开。三者不需要具有相同的后续动力。若理论只把留下的人说成冲突较强，再把离开的人说成冲突较弱，就容易陷入事后解释。需要事先记录任务压力、既有理解、可操作性和参与位置，再研究这些条件怎样共同改变走向。

唤醒测量能够提供某一层证据，却不能独自决定事件性质。身体紧张可能来自担忧出错，也可能来自拥挤，还可能来自即将尝试新操作。相同指标并不能直接把这些路径分开；指标没有明显变化，也不能立即证明意义关系未变。由测量到机制需要桥接假说，并需要能够排除替代解释的设计。承认身体指标有价值，与拒绝把指标当作完整事件，是可以同时成立的。

一个可行的比较是保持展品相同，分别提供标准答案、操作权限和可检验的替代构造，让参与者在事先确定的时间窗内选择继续或退出。若操作权限在相近新奇评价和自报紧张条件下改变了入口形成率，就有理由进一步研究行动条件的作用。但这一结果仍不独属于SDE，其他动机理论也可能解释。新增解释必须说明哪组关系给出了更清晰的预测，而不是把任何结果都纳入自己的语言。

双三角的价值因此取决于它能否具体化冲突的结构。复杂不是单一数量，不相容也不是统一剂量：分类的困难、步骤的困难和参与位置的困难，可能需要完全不同的修复。若减少紧张只使人恢复旧任务，而改变比较单位让新问题成为可进入方向，两种干预的结果就值得分别记录。这种差异是本书要研究的对象，不能预先宣布它已经获得证明。

这里需要把出处交代清楚。本章前两节所用的若干说法，并不都来自一九五四年的《人类好奇理论》[11]。那篇文章提出知觉好奇与认识好奇的区分，并把概念冲突放到求知动机的中心；而把新奇、复杂、不确定、冲突等归为一组“对比变量”，说明它们怎样通过唤醒影响探索，并把探索分为分散与特定两类，是Berlyne在一九六〇年的专著《冲突、唤醒与好奇》[18]中系统完成的。本书讨论唤醒机制和两类探索时，对话对象主要是这部专著。“对比变量”是对collative variables的译法，指刺激各要素之间、刺激与既有预期之间的比较关系；它与本书S1中作为显露规范的“对比”不是同一概念，后者指差异怎样被并置而得以显露。两者的接近提供了一个可核对的对照点，这个对照比初看要窄。Berlyne本人已把对比变量界定为比较关系：新奇是相对于既往经验的新，冲突是相对于既有预期的不相容，它们从一开始就不是脱离观看者的刺激属性；他的分析重心在于这种比较关系怎样经由唤醒水平决定靠近还是回避。本书与它的差别只剩一处：比较所用的单位本身，是否会在一次发生中被改换。在Berlyne的框架里，比较发生在刺激与观看者已有的预期之间，预期在那一刻是给定的；本书关心的是参与者换了一种比较、把材料放进另一种单位的那一刻。展厅里那幅会变形的图，在Berlyne的框架中，其新奇与冲突程度相对于观看者已有的预期来评定；在本书的框架中，还要看观看者是否改换了比较单位，使冲突以另一种方式显露。若在保持对比变量评定相同的条件下，改变允许的比较方式并不改变探索的走向，那么本书在这一点上没有超出一九六〇年框架的增量。分清两部文献，还有一个实际用处：一九五四年文章所说的认识好奇与概念冲突，主要和本书第二十二章的缺口问题对话；一九六〇年专著的唤醒与对比变量，主要和本书第十五章的张力问题对话。把两者混引，容易让读者以为本书在同一处同时回应了两个不同的理论。

四 从刺激性质到三界位置

“同一刺激为何不能普遍引发好奇”是一个必要问题，但提问方式本身也有陷阱。屏幕上的图像可以相同，参与者当前的知识、活动、身体条件和未来安排却不同。若把这些差异全部当作刺激外面的噪声，就会把真正参与发生的关系删掉。SDE所谓三界位置，正是要说明材料在理念、现实、自我中如何取得可参与的形式，而非在刺激之后再追加一层主观评价。

在理念界，图像可能冲击已有分类，使“同一物件”这个单位需要重新定义；在现实界，可触摸、可拆装和可复现的程度决定哪些猜想能够推进；在自我界，参与者可能发现自己原来依赖的一种辨认方式并不稳固。三界不是先后进行的三段活动，而是同一发生可以分析出的不同纠缠。一个现实操作可能同时改写分类与自我理解，一个自我疑问也可能推动新的操作。

由此可以重新理解冷淡。参观者离开，不必解释为缺少某种值得赞扬的品质。他可能已经在另一条意义通路上充分运行，当前展品没有形成足以改变方向的关系。保护这种继续，有时比不断制造新奇更符合教育需要。另一方面，冷淡也可能来自长期无法获得材料、试错受到惩罚或表达被忽略。行为相似，不意味着条件相同，更不意味着应给予同样干预。

发生学解释的实际收益，在于把干预从刺激强度移到关系安排。与其不断增加光声效果，不如允许两种结果并置，提供一个可逆的拆装机会，并让参与者保存自己提出的替代解释。这并不保证好奇发生，却使研究者可以观察：未知何时成为亏缺，亏缺如何得到新的指向。若条件改变仍不产生差异，模型就需要接受限制，而不能把失败归咎于参与者不够开放。

还须防止把三界位置写成固定身份。数学家不总在理念界，工人不总在现实界，反思者也不独占自我界。一个修理师傅改变夹具时，可能同时重写关于受力的解释和对自身熟练程度的判断；一个读理论的人也可能只是按要求抄录。身份不能预先决定事件位置。研究应跟随材料、操作和评价的实际变化，容许同一个人在相邻时段进入不同组织。

研究中的刺激相同也需要分层说明。两组看到相同图像，并不等于获得了同样的操作反馈；图像清晰度相同，不等于比较范围相同；实验者给出相同指令，也不等于参与者理解了相同目标。因此，对照研究应报告哪些条件被保持，哪些条件被有意改变，哪些差异仍无法排除。缺乏这一说明，所谓同一刺激的不同反应很容易成为包容一切却无法比较的说法。

这种谨慎不会削弱理论雄心，反而使雄心获得承担者。当我们能够事先指出旧分类与可行操作之间的不相容，并说明怎样的材料支持可能改变其走向，就已经把一个宏大的本体论判断推进到可讨论的机制假说。接下来的责任是让他人使用同一记录规则重复判断，包括判断一次看似漂亮的展示并未产生新入口。

值得保留的具体区别是，增加陌生程度和增加概念不相容并非同一种操弄。前者可以通过材料是否见过改变，后者需要保持相关知识线索并制造解释不能同时成立的关系。若两种安排产生不同探索路线，研究就不能只用统一的新奇分数解释。SDE的比较也应从这类具体差异出发。

经典研究与本书之间因此不是简单取代关系。经典区分帮助辨认探索的内容与组织，动力研究要求解释行动为何启动，SDE则尝试进一步追踪新意义通路如何形成。只有当三界位置及双三角关系在预测或干预上增加了可检验内容，这种扩展才构成理论推进。下一章面对信息缺口论，将把这个要求进一步收紧：既然缺口本来就涉及被感知与被注意，发生学究竟还能增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