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
一句话：一个词的意思，不是藏在它背后的某样东西——不是外面的物，不是脑子里的像，也不是天上的“本质”；它的意思，就是人们在一种活动里拿它来干什么。
读完带走三样：一个问题——你说的这个词，在这儿是拿来干什么用的？一个动作——给一个概念下不出定义的时候，别想，去看：摆十个例子，看它们怎么像。一个提醒——卡在一个“大问题”里出不来的时候，先查查，是不是问题里有哪个词“放假了”。
孩子问你：“什么是游戏？”
你想了想：“游戏就是……好玩的活动。”“那爸爸加班打的电子竞技比赛，他说一点都不好玩，算不算游戏？”“呃……游戏就是有输赢的。”“那我一个人往墙上扔球再接住，有输赢吗？”“……游戏有规则。”“那小宝宝拿着勺子敲碗，咯咯笑，有规则吗？”
你发现，你明明知道什么是游戏——从没用错过这个词——却怎么也说不出“所有游戏共同的那个东西”。下棋，捉迷藏，足球，扑克，过家家，一个人扔球：每两个之间都有点像，可你找不出一条线，从头到尾贯穿它们全部。
再来一个。朋友失恋了，对你说：“你根本不懂我有多痛。”你一时语塞。是啊，他的痛在他心里，我怎么可能“懂”？我心里那个叫“痛”的东西，和他心里那个叫“痛”的东西，是同一样东西吗？谁能打开两个人的心，并排比一比？这么一想，事情变得可怕起来：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关在自己的心里，说着同样的词，指着各不相同、永远无法对照的东西……
可是等一等。你明明安慰过人，也被人安慰过；“痛”这个词，三岁的孩子就会用，而且用得一点不错。一个我们用得这么熟练的词，怎么一“想”，就变得这么神秘？
有一个人说：毛病不在“痛”，不在“游戏”，毛病在那个“想”的姿势上。我们以为每个词背后都得站着一样东西，词的意思就是那样东西；找不到那样东西，就觉得碰上了深奥的难题。其实，词不是贴在东西上的标签，词是工具。要知道一件工具是什么，别盯着它发呆，看人拿它干什么。
这个人出身于欧洲最富有的家庭之一，却把财产全部送掉；他写了一本书，认为自己解决了哲学的全部问题，于是去乡下当了小学老师；十年后他回来，说那本书错了，又用二十年写了第二本，专门拆第一本。他是本书里头一个亲手给自己判错的人。
土。 1889 年 4 月，维特根斯坦生在维也纳。父亲卡尔是奥匈帝国的钢铁大王，家里的宅子被人叫作“维特根斯坦宫”，里面有七架三角钢琴。勃拉姆斯和马勒是家里的常客；画家克里姆特给他的一位姐姐画过结婚肖像。八个孩子，个个有才华，他是最小的。
这片土肥得惊人，也毒得惊人。父亲要儿子们学工程、接班办实业，一个都不许搞艺术。五个儿子里，三个自杀了。剩下两个：一个是钢琴家保罗，一战中失去了右臂，后来请作曲家拉威尔为他写了那部著名的《左手钢琴协奏曲》；另一个就是路德维希，他一生中很多时候，也徘徊在自杀的边上。
他十四岁以前在家里受教育，然后去林茨上了三年中学。同一所学校里，有一个和他同年出生、只差六天的男孩，叫阿道夫·希特勒。两人同校过一年，不同年级，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互相认识。
路。 他照父亲的意思学工程：先在柏林学机械，1908 年去了英国曼彻斯特，研究航空——在山上放实验风筝，还设计过一种喷气式螺旋桨，拿到了专利。螺旋桨的设计要用到数学；他开始问，数学的基础是什么；这把他引到了罗素和弗雷格的书那里。1911 年夏天，他去耶拿拜访了弗雷格（第四章），被驳得体无完肤，弗雷格劝他去剑桥找罗素。
形状。 1911 年 10 月，他没有预约，闯进了罗素的房间。上一章讲过那场对话：我要是白痴，我就去当飞行员。
回写。 他带进哲学的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工程师的眼光：一台机器，一种记号，先看它是怎么运转的。另一样是这个家给他的：一种近乎残酷的严肃——一件事要么做到绝对的好，要么不值得做；人活着，要么活得正当，要么不值得活。
土。 剑桥，罗素，摩尔，凯恩斯。罗素形容他是“我所认识的、传统意义上的天才的最完美的例子：热烈，深刻，强烈，盛气凌人”。1913 年，父亲去世，他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这年秋天，他嫌剑桥太吵，跑到挪威一条峡湾的尽头，一个人住在那里想逻辑，后来还在那儿盖了一间小木屋。第二年夏天，他匿名拿出一大笔钱，资助了一批素不相识的穷困艺术家，其中有诗人里尔克。
然后是战争。
路。 1914 年 8 月，他作为志愿兵加入了奥匈帝国的军队。他本可以免役。他参军，部分是因为他觉得，面对死亡也许能让他成为一个像样的人。他在东线当炮兵，一再主动要求去最危险的前沿观察哨，多次因勇敢受勋。背包里装着两样东西：一本托尔斯泰改写的《福音书》——战友们叫他“带福音书的人”——和他自己的笔记本。在炮火的间隙里，他一条一条地写。
形状。 1918 年夏天休假时，他把书定了稿。11 月，他在意大利前线被俘，稿子就在背包里，跟着他进了战俘营。这就是《逻辑哲学论》：薄薄七十来页，通篇是编了号的短句子，像一份法律条文，又像一首诗。序言里，这位二十九岁的作者平静地写道：这里所陈述的思想的真理性，在我看来是不可反驳的、确定的；因此我认为，问题已经在根本上最终解决了。
书出得极其艰难，出版商都不肯要，最后是靠罗素写了一篇导言才印出来。他读了导言很生气，认为罗素根本没看懂。
回写。 既然哲学的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了，那么，言行一致的做法只有一个：离开哲学。他真的这么做了。
土。 从战俘营回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自己名下的全部财产，送给了哥哥和姐姐们。为什么不送给穷人？他的道理是：钱会腐蚀穷人，而我的兄姐们已经够富了，腐蚀不了了。从此到死，他没有钱，几乎也没有什么东西：一张行军床，一把躺椅，几件衣服。
路。 他进师范学校受了一年训，然后去奥地利最偏僻的山村里当小学教师，一当六年。他是个矛盾的老师：他带孩子们解剖猫、拼骨架，夜里带他们看星星，教十岁的孩子解高等代数；他也会因为学生答不上来而揪头发、扇耳光。他为山村的孩子们编了一本拼写词典——这是他生前出版的第二本、也是最后一本书。1926 年，他在盛怒之下打了一个体弱的男孩，孩子晕倒了。他当天就辞了职。
此后他在修道院里当过几个月园丁，认真考虑过当修士。然后，他的一位姐姐请他参与设计她在维也纳的新宅。他一头扎了进去，干了两年。光是门把手和暖气片，就设计了一年；房子快完工时，他发现一个房间的天花板低了三厘米，坚持拆了重做。房子今天还在，线条冷峻到极点，没有一处装饰。他的大姐说，这座房子是“变成了房子的逻辑”，是给神住的，不是给她这样的凡人住的。
这期间，维也纳有一群科学家和哲学家，正把他的《逻辑哲学论》当圣经，一句一句地读。他们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维也纳学派”。他们千方百计请这位隐居的作者来谈谈。他有时候来，来了却不讨论他们想讨论的，而是转过身去，背对着众人，朗读泰戈尔的诗。他要告诉他们：你们把我的书读反了——你们以为它说的是“只有科学说得清的才重要”；我说的恰恰相反。
形状。 一个正在慢慢发现“我错了”的人。
回写。 1929 年 1 月，他回到了剑桥。经济学家凯恩斯写信告诉妻子：“好了，上帝到了。我在五点一刻的火车上碰到了他。”他用《逻辑哲学论》当博士论文，主考官是罗素和摩尔。答辩结束时，他拍拍两位考官的肩膀：别担心，我知道你们永远也不会懂的。摩尔在考官报告里写道：我个人认为，维特根斯坦先生的论文是一部天才之作；不过，即便如此，它也肯定达到了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所要求的水平。
土。 剑桥三一学院楼上的一个房间，几乎没有家具，只有几把帆布躺椅。这就是他的教室。有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朋友斯拉法，常和他争论。据说有一回在火车上，维特根斯坦正坚持说，一句话和它所描述的事实，必须有相同的“逻辑形式”。斯拉法用指尖从下巴底下往外一拂——那是那不勒斯人表示轻蔑的手势——问他：“那这个的逻辑形式是什么？”维特根斯坦后来说，和斯拉法谈话，让他觉得自己像一棵被砍光了枝杈的树。
1938 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他这个有四分之三犹太血统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德国公民；他入了英国籍。留在维也纳的两个姐姐处境危险，家族最后用一吨多黄金，向纳粹当局换来了一纸“非犹太人”的身份证明。二战期间，他觉得战时还待在大学里教哲学是可耻的，跑到伦敦一家医院当护工，给病房送药。
路。 他上课不用讲稿，就是当众思考。常常是长时间的沉默，他双手抱头，骂自己：“我今天真蠢！”忽然一个念头来了，便一路追下去。两个小时下来，他筋疲力尽，拉上一个学生直奔电影院，买一个面包边走边吃，坐到第一排，让银幕塞满整个视野——他最爱看美国西部片，越傻越好，好把脑子冲洗干净。
他写了几千页笔记，一遍遍剪开，重排，粘贴，修改——却一个字也不肯发表。1947 年，他辞去了教授职位，说哲学教授这种生活是“一种活埋”。他去了爱尔兰西海岸一间孤零零的小屋，海鸟会飞到他手上吃东西。1949 年，他查出了癌症。最后一年半，他住在朋友和医生家里，写关于“确定性”的笔记，最后一条，写在去世前两天。
形状。 1951 年 4 月 29 日，他在剑桥一位医生的家里去世，六十二岁。听说朋友们第二天会来，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
1953 年，《哲学研究》由学生整理出版。序言是他 1945 年写好的，里面说：四年前我重读了我的第一本书，忽然觉得应该把新旧思想放在一起发表——新的思想，只有在和旧的思想方式对照的时候，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而我不得不承认，第一本书里有严重的错误。
回写。 一个人，两套哲学，各自开创了一个学派，第二套专门用来拆第一套——哲学史上没有第二个例子。第四章的弗雷格，是别人指出了错，他六天之内认了账。维特根斯坦是自己找上门来，花了二十年，把自己年轻时最得意的作品一条一条拆掉。
至于落回土里——他生前几乎什么都不发表，两万页遗稿，全部交到了几个学生手里。回写的笔，他是自己松手递出去的。
维特根斯坦有两套哲学。第一件讲前一套，后三件讲后一套。
老看法。 哲学是一门学问，和物理、历史一样，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存在，真理，善，美，人生的意义。哲学家的工作，是提出关于这些对象的理论。
他怎么翻。 年轻的维特根斯坦先问：语言是怎么能够说出点什么的？
他在战时读到一则报道：巴黎的法庭审理一桩交通事故，用玩具汽车、玩具房子和小人偶，在桌上摆出了事故的经过。他一下子明白了：一句话就是这样一个模型。“猫在垫子上”——词代表东西，词和词的排列方式，代表东西和东西的排列方式。一句话是一幅事实的图像。它摆得对，就是真的；摆得不对，就是假的；而不管对不对，你一看就懂它说的是什么——因为你看得懂它摆出了怎样一种可能的情形。
由此，世界和语言像两面对着的镜子：世界是一切“事实”的总和；语言是一切“命题”的总和；有意义的话，就是给某个可能的事实画了一幅像。
然后，这幅图画的后果来了。凡是能画成像的，都是“事情是这样的”——这是自然科学的地盘。那么伦理呢？“杀人是不对的”，画的是哪一个事实？美呢？人生的意义呢？还有逻辑本身，还有“语言怎样给世界画像”这件事本身——这些都画不出来。它们不是世界里的某一个事实；它们是世界的边，或者是整幅画的画法。对于它们，语言无能为力。它们不能被说出来，只能自己显示出来。
所以，全书的最后一句，第七句，只有一行：凡不可说的，必须保持沉默。
倒数第二句更惊人。他说：我这些句子是这样起作用的——理解我的人，当他踩着它们爬上去之后，终会认识到它们是没有意义的；他必须爬上去之后，把梯子扔掉。为什么？因为这本书从头到尾谈的，正是“语言怎样给世界画像”——而这，按书里自己的标准，是说不出来的。
打个比方。 一张地图能画出城里的每一条街，可是“这张图的比例尺是一比一万”这件事，不是图上的又一条街；图例里那些符号的用法，也不是图上的又一个地点。地图能画的，是城里的东西；地图怎样画城，它自己画不出来，只能在你会用它的时候显示出来。
别误会。 这是哲学史上被误读得最厉害的一本书。维也纳学派的人读了欢呼：太好了，伦理、宗教、形而上学都是废话，只有科学有意义！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恰恰相反。他写信给一位出版人说：这本书的要点是伦理的；我的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写在这里的，另一部分是我没有写的——而恰恰第二部分，才是重要的。他沉默，不是因为那些东西不值一提，而是因为它们太要紧了，要紧到不配被人夸夸其谈。
老看法。 这一回的“老看法”，就是他自己的第一本书，以及它背后那幅两千年的图画。《哲学研究》一开头，他引了奥古斯丁回忆自己小时候怎么学说话的一段：大人指着一样东西，发出一个声音，我就明白了那个声音是那样东西的名字。这幅图画是：每个词都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词所代表的那个东西；句子，是名字的组合。
他怎么翻。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说，这幅图画只对语言的一个小角落成立，我们却把它当成了语言的全部。
他请你想象一种极简单的语言。一个建筑工人在盖房，助手给他递材料。工人喊：“石板！”助手递过来一块石板。在这里，“石板！”是什么意思？它不是一块石板的“名字”在被念出来；它是一个命令，意思是“递一块石板给我”。同样是“水！”这一个字：可以是命令，可以是请求，可以是惊呼，可以是回答，可以是两个特务接头的暗号。它“代表”的东西没变，它的意思完全不同。
他说，看看工具箱吧：锤子，钳子，锯子，螺丝刀，尺子，胶水，钉子。词的功能，就像这些工具的功能一样五花八门。把所有的词都说成“某个东西的名字”，就像把所有工具都说成“用来改变某个东西的”——话是没错，可什么也没说。
由此有了那句名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词的意思，就是它在语言里的用法。
说话，是夹在某种活动里进行的：下命令，报告一件事，编故事，演戏，猜谜，讲笑话，翻译，请求，感谢，咒骂，问候，祈祷。他管语言和它交织于其中的活动，叫作一个个语言游戏。而所有这些游戏，又长在一个更大的底子上：我们怎么吃饭、怎么干活、怎么疼、怎么哭、怎么许诺、怎么哀悼——我们整个的活法。他管这个叫生活形式。他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还有一句更绝：假如一头狮子会说话，我们也没法理解它。——不是因为它的语法难，是因为它的活法，我们没有份。
打个比方。 象棋里的“王”是什么？你拿起那枚木头棋子，翻来覆去地端详，研究它的材质、形状、重量，你永远不会知道“王”是什么。“王”是什么，全在于它在棋里怎么走、怎么被将、丢了它意味着什么。棋子丢了，拿个瓶盖顶上，棋照下，瓶盖就是“王”。词也一样。
别误会。 “用法”不是“你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一盘棋不是你一个人的棋，规则是大家的；你把“王”当车走，别人会说：你不会下棋。
老看法。 我们之所以把许多东西都叫“游戏”，一定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把这个共同点找出来，就是“游戏”的定义、游戏的本质。对“知识”“正义”“美”“语言”，也一样。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家干的就是这个活：找本质。
他怎么翻。 他只说了四个字：别想，去看！
你去看那些我们叫作“游戏”的活动：棋类，牌类，球类，奥运会。先看棋类，它们之间有种种相似；转到牌类，你发现有些相似点还在，有些没了，又冒出了新的；再转到球类，又是如此。都有输赢吗？孩子一个人对着墙扔球。都好玩吗？都要技巧吗？都靠运气吗？你找不到一样东西是全体共有的。你看到的是一张复杂的、互相交叠的相似之网，有时是大处像，有时是小处像。
他说，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更好的词来形容它了。一家人站在一起，你一眼看得出是一家：这个和那个鼻子像，那个和另一个眼睛像，另一个和头一个走路的样子像——可是没有哪一个特征，是每个人脸上都有的。他还打过一个比方：一根绳子结实，不是因为有哪一根纤维从头贯穿到尾，而是因为许许多多的纤维互相交叠。
这对“找本质”的哲学，是釜底抽薪。
那我们怎么知道一个词该怎么用？靠规则。可他接着问了一个更深的问题：什么叫“遵守规则”？老师教学生写数列：每次加二。学生写：二，四，六，八……一直写到一千，都对。过了一千，他写：一千零四，一千零八。老师说：错了！学生很委屈：我就是照您教的做的呀——我以为“加二”的意思就是：一千以内每次加二，一千以上每次加四。
你没法靠“再解释一遍规则”来纠正他，因为任何解释，都可以再被他用另一种方式理解。解释总得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停在哪儿？他写了一句后来极有名的话：当我用尽了理由，我就碰到了硬底，我的铁锹卷了刃；这时候我只好说：我就是这么做的。
规则不是装在脑子里的一条铁轨，事先铺到了无穷远。遵守规则，是一种实践，是一种大家一起练出来的做法，是一种习俗。我们之所以在一千以后都写一千零二，不是因为我们各自心里都有一条正确的解释，而是因为我们受过同样的训练，过着同样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我们就是一致的。
别误会。 家族相似不是“概念都是一团糟”。“游戏”这个词我们用得好好的，从不出错；没有清楚的边界，不等于没有用——你对人说“站在这一带”，没有画线，对方也完全明白。
老看法。 回到开头那位失恋的朋友。“痛”这个词的意思，是我心里的一种感觉；我是通过“往自己心里看”知道它指什么的；你的“痛”指的是你心里的那个，我永远看不见。每个人的内心，是一间只有自己进得去的密室。
他怎么翻。 他编了一个故事。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盒子，盒子里有一样东西，我们都管它叫“甲虫”。谁也看不见别人盒子里的东西；每个人都说，我只是通过看自己的甲虫，才知道甲虫是什么。那么，完全可能每个人盒子里的东西都不一样，甚至它在不停地变，甚至有的盒子是空的。可是“甲虫”这个词，大家照样用得好好的。这说明什么？说明盒子里的那个东西，在这场语言游戏里根本不起作用——它可以被约掉。
“痛”这个词不是这样学会的：先往心里看，认出一个东西，再给它贴上标签。它是这样学会的：孩子摔了，哭了；大人过来抱起他，教他说“痛”，后来教他说“我腿痛”。“痛”这个词，是接在哭喊、皱眉、缩手这些天然的表达上面长出来的，是哭的一种新形式；而这些表达，和别人的抱、吹一吹、上药，从一开始就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说：一个“内在的过程”，需要外在的标准。
你那位朋友说“你不懂我的痛”的时候，他不是在报告一个你无法核对的私人对象；他是在哭，用大人的方式。他要的不是你“拥有同一只甲虫”，他要的是你回应。
由此，他给哲学重新派了活。他说，哲学问题，是语言“放假”的时候冒出来的：一个词离开了它平常干活的地方，空转起来，我们就觉得撞上了深不可测的谜。“时间是什么？”“我怎么知道别人有心灵？”“意义的本质是什么？”——一幅图画俘虏了我们，我们逃不出去，因为它就藏在我们的语言里，语言好像只是一遍遍地向我们重复它。哲学不该再提出理论；哲学是一场治疗，是和“语言对我们理智的蛊惑”作斗争。他问自己：你做哲学的目的是什么？答：给苍蝇指出飞出捕蝇瓶的路。
打个比方。 捕蝇瓶是一种老式的玻璃瓶，口朝下，苍蝇从下面飞进去，见光就往上撞，一遍一遍撞玻璃，到死也出不来——其实出口就在它进来的地方，一直开着。哲学家就是那只苍蝇。出路不在更用力地往前撞，在回头。
别误会。 他不是说内心的感受不存在。他有一句很小心的话：它不是一个“什么”，可也不是一个“无”。他反对的只是那幅图画：内心是一间密室，感觉是密室里的物件，词是贴在物件上的标签。
晚年，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半里，他还想了一件事：怀疑，有没有尽头？有人说“我怎么知道我有两只手”。他说，怀疑是要有支点的。我们的全部问题和怀疑，都靠着某些不被怀疑的东西才转得起来，就像门靠着铰链才转得动。“地球在我出生之前早就存在”“我有两只手”——这些话不是被证明出来的，它们是一切证明得以进行的底子。他又打了一个比方：这些底子像河床，思想的河水在上面流；河床本身也会移动，只是慢得多。
场景一：“你说的这个词，在这儿是干什么用的？” 夫妻吵架：“你根本不爱我！”“我怎么不爱你了？”然后两个人开始争“爱”的定义，越争越远。维特根斯坦会说：别去查“爱”背后的那个东西，看这句话此刻是拿来干什么的。它不是一份关于你内心状态的鉴定报告；它更像“石板！”——是一声喊：“过来，看看我。”听懂了这个用法，你就知道该做的不是辩论，是走过去。
场景二：下不了定义，就摆例子。 团队讨论“什么是好的服务”，孩子问“什么是勇敢”，你自己想弄清“我想要什么样的工作”。别从定义入手，定义多半找不到，找到了也没用。学他的办法：摆出十个你毫不犹豫会叫它“好服务”的真实例子，再摆出五个你毫不犹豫会说“这不算”的例子，然后看——这个和那个哪儿像，那个和另一个哪儿像。那张交叠的网，就是你要的全部答案。教孩子也一样：概念是靠一个个例子长出来的，不是靠背定义。
场景三：哪个词放假了。 半夜睡不着，被一个大问题缠住：“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到底是谁？”先别急着回答。查一查问题里的词：“意义”这个词，平常是怎么干活的？——“这个字的意义”“这件事对我很有意义”“你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它平常总是跟着一个具体的东西、一个具体的人。把它从这些场合里拔出来，安到“人生”这个最大的主语上，它还在干活吗，还是放假了？这么查一遍，问题未必就消失，但它常常会变成几个小得多、也实在得多的问题：哪件事对我有意义？对谁有意义？
场景四：安慰人，不需要同一只甲虫。 “我没经历过，我没资格说我懂。”这话听上去谦虚，其实上了那幅“密室”图画的当。他哭，你坐下来；他讲，你听着；这就是“痛”这个词本来的游戏。你不需要先拿到他盒子里的那只甲虫。
场景五：怀疑也得有支点。 教孩子“要有批判性思维”“凡事多问为什么”，很好。可是也得让他知道：不是什么都可以同时怀疑的。门要转，铰链就得不动。一个孩子对父母最基本的信任，两个人之间最基本的诚意，一个团队对事实的最基本的尊重——这些不是拿来论证的，它们是一切论证转得起来的底子。把铰链也拆下来怀疑，那不叫深刻，那叫门掉了。
场景六：它会用词，它算懂吗。 今天，会说话的机器把词用得比多数人都漂亮。如果“意思就是用法”，那它是不是懂了？拿他的话来问，问题会变得很具体：这是一场什么游戏？在这场游戏里，谁在许诺，谁来兑现，谁会疼，说错了话谁来承担？——会走“王”的，未必坐在棋盘边上。
维特根斯坦改判的，是也许最古老的一样“本来就有”：每个词背后站着的那个“本质”。从苏格拉底追问“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正义”开始，哲学家们找了两千多年。他说：别找了，没有那样东西；有的是一家人的长相，一张交叠的网。
第四章说，弗雷格把意思从脑子里搬了出来，却搬进了天上的“第三领域”。维特根斯坦把它从天上又搬了下来，种回了地里：意思在用法里，用法在一个个语言游戏里，游戏长在生活形式上。用土、路、形状来说——用法是路，生活形式是土。 头一编里，每一位说到土，说的不是一个人的童年，就是一个人的记忆；维特根斯坦是本书里头一个把“大家共同的活法”这块土，放到了一切意义底下的人。
他的“家族相似”，和 SDE 的说法严丝合缝。第四章说，名字是一根指针，指着的不是一个光秃秃的东西，而是一束稳定下来的特征；这一束可厚可薄，成员之间交叠而不必全同。“游戏”这根指针，指着的就是这样一束。没有本质，不耽误指针好用。
还有晚年那个河床的比方。河水在河床上流，河床也在动，只是慢得多——这几乎就是本书一直在说的那件事：形状落回土里，成了后来的人踩着的地；地也在变，只是比路慢。
“我就是这么做的。”——到了这一步，他停下了。他给哲学立了一条很严的戒律：哲学不可以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它最终只能描述它；哲学让一切如其所是。他还写过：必须接受下来的东西，被给予的东西，可以说，就是生活形式。
“被给予的”——这个词，第三章、第八章已经见过两回了。胡塞尔那里，现象是被给予的；罗素那里，感觉材料是被给予的；到了维特根斯坦这里，生活形式是被给予的。比起前两位，这已经是大大的进步：最底下的不再是一个孤零零的“我”或者一块孤零零的“砖”，而是一整个共同的活法。可它仍然是一位“免检通过”的：生活形式是怎么来的？一个语言游戏是怎么生出来、怎么变、怎么死的？“加二”的做法，当初是怎么练成大家一致的？他不问。不是没想到——河床的比方说明他摸到了——而是他的戒律不许他问：那就成了“理论”了。
SDE 要接着问的，恰恰是这个。河床是哪儿来的？是从前的河水，一层一层沉下来的。那张家族相似的网是谁织的？是一代一代的人，在一次次具体的使用里，差异跑出了稳定，稳定又落回去，一针一针织出来的。知道它是怎么织出来的，才知道它哪儿结实、哪儿正在脱线、哪儿可以接着往下织。
在他看来，哲学唯一正当的工作是治疗：把放了假的词领回它上班的地方，让问题“完全消失”。他明说：我们不可以提出任何理论。
这对付那些空转的假问题，是一剂猛药。可它有一个后果：在他的哲学里，没有“造一个新概念”的位置。而人类的认识，恰恰是靠不断造出新概念、新记号、新游戏往前走的——“零”，“无意识”，“基因”，“人权”，刚出现的时候，个个都是对日常语言的“违规使用”。按“领回去上班”的办法，它们一个也生不出来。上一编杜威说哲学要“改造”；维特根斯坦只许“清理”。他的追随者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把哲学做成了一种语言卫生学：挑错，不生产。
SDE 的看法是：拆和盖，本是一件事的两面。把一个僵死的形状拆开，是为了腾出地方，让新的形状长出来；光盖不拆会僵，光拆不盖会空。
从第一本书到最后，他始终相信：最要紧的东西——伦理，信仰，人生的意义——在语言的那一边，说不出来，只能显示。早年这是一条线，晚年这条线软了一些，可从来没有消失。
SDE 同意他的一半：确实有难说的东西，而且最难说的，正是“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上的东西。第二章说的三块地里，脑子里想的那块，最好说，可以一直说到公式；手上碰的那块，次之；心里的那块，最难。可是，SDE 认为这是一道坡，不是一堵墙；而且坡上那条“说得出”的线，一直在往前挪。人类文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不断把原先说不出的东西，变成说得出的：造一套新的记法——乐谱让旋律可以写下来，微积分让“瞬间的变化”可以写下来；造一种新的做法——葬礼让哀伤有了形式；造一个新的共同体——一群人练出了一套别人听不懂、他们彼此一听就懂的话。维特根斯坦背对着维也纳学派念泰戈尔的时候，其实就在做这件事：诗，正是人类为“说不出的”发明的一种说法。
第一处：给那张网补上它的来历。描述它现在的样子，再追它是怎么织成的；生活形式不是“被给予的”，是长出来、沉下来的，所以也是可以经营的。
第二处：又拆又盖。清理放假的词，同时给新概念留出生地。判断一个新词是“胡说”还是“新芽”，不看它合不合旧用法，看它落回去以后，有没有人接得住、用得上、接着往下长。
第三处：把墙改成坡，并且去推那条线。
至于今天那个新问题——机器从海量的用法里学会了说话——用土和路的话来说：它有路，几乎所有人走过的路它都有；它没有土，它不吃饭，不疼，不守诺，不会死。可是当一个人和它一起说话、一起写东西的时候，土是人这一头带来的；而这片土，正在被这种一起说话的新做法慢慢改变。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是“人的自然史”；现在，这场游戏里多了一位不是人的玩家，游戏本身在变。这是本书最后一编的事。
| 他给了什么 | 他留下了什么 | |
|---|---|---|
| 土（在什么处境里） | 最满——头一个把“共同的活法”放到一切意义底下；河床 | 生活形式是“被给予的”：免检通过，不问它怎么来 |
| 路（怎么一步步变的） | 意思就是用法；遵守规则是练出来的做法 | 只描述现成的路，不问新路怎么开 |
| 形状（显露了什么） | 拆掉了“本质”，留下一张家族相似的网 | 只拆不盖；没有新概念的出生地 |
| 回写（形状怎么落回土里） | 亲手给自己判错；河水沉成河床 | 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画了一道墙，而不是一道会挪的坡 |
第一本书被维也纳学派接了过去，读反了，却也因此催生了一场运动——卡尔纳普、蒯因（第二十二章）。
1946 年 10 月的一个晚上，剑桥的一间小屋里，他和来访的波普尔为“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吵了起来，据说他手里还挥着一根拨火棍。十分钟，两个维也纳人，两种哲学（第十三章）。
1939 年，他在剑桥开了一门讲数学基础的课，班上有一位年轻的数学家，几乎每堂课都跟他争论。那个人叫图灵（第十四章）。
“科学家共同体受过同样的训练，所以在同一个范式里一致”——库恩（第二十四章）把“遵守规则”搬进了科学史。
“一千以后凭什么是一千零二”——克里普克（第二十九章）把它磨成了一个让整整一代哲学家失眠的悖论。
“哲学不是自然之镜，是一场治疗”——罗蒂（第三十一章）。
语言、商量与共同的生活——哈贝马斯（第三十章）。
盒子里的甲虫——丹尼特（第三十七章）拿它去对付“意识的神秘”。
还有一位同路人，和他同年出生，一辈子没见过面，几乎也不读对方的书。维特根斯坦说，要懂一个词，看人拿它干什么；那个人说，要懂一把锤子，看人拿它干什么——我们和世界打交道，首先是“用”，然后才是“看”。下一章，海德格尔。
图像论 早期的看法：一句话是一个事实的模型，词怎么排，代表东西怎么排。
可说／只能显示 能画成像的可以说；伦理、美、意义、逻辑本身画不成像，只能自己显示出来。不是：显示出来的东西不重要——恰恰最重要。
梯子 《逻辑哲学论》的句子：踩着爬上去，然后扔掉。
意思就是用法 词不是贴在东西上的标签，是工具；要懂它，看人拿它干什么。
语言游戏 语言和它交织于其中的活动：命令，报告，讲笑话，祈祷，问候……
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底下的那个大底子：我们共同的活法。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家族相似 一个词所指的各种东西，没有一样贯穿全体的共同点，只有一张交叠的相似之网。
遵守规则 不是脑子里的一条铁轨，是大家一起练出来的做法。理由用尽处：“我就是这么做的。”
盒子里的甲虫 如果“痛”的意思是各人心里那个别人看不见的东西，那它在语言里就不起作用，可以约掉。不是：内心感受不存在。
捕蝇瓶 哲学问题像困住苍蝇的瓶子；出路不在更用力往前撞，在回头。
语言放假 一个词离开了它平常干活的场合，空转起来，就冒出“深奥”的假问题。
铰链与河床 有些话不是被证明的，是一切证明转得起来的底子；这层底子也会动，只是慢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