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尔（1902—1994）
一句话：一个说法之所以是科学的，不是因为有多少事实支持它，而是因为它敢说“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我就算错了”。
读完带走三样：一个问题——什么情况下，你这个说法算错？一个动作——想验证一个想法，别去找支持它的例子，去找能打倒它的例子。一个提醒——凡是“怎么都能解释”的理论，不是太强，是什么也没说。
朋友向你推荐一位“很准”的算命先生。你说我不信。他说：“你就是因为不信，所以才不准。”
你说你怀疑某个养生说法。对方说：“这是老祖宗几千年的智慧，你身体没好转，是因为你没坚持够久，或者你心不诚。”
单位新来的领导推行一套管理办法。业绩涨了，他说：“你看，方法对了。”业绩跌了，他说：“这说明我们执行得还不够彻底。”
你读到一篇分析文章，把过去十年的经济讲得头头是道，每一件事都被它的理论解释得严丝合缝。你正佩服，忽然想起来：这套理论，去年也解释过一遍完全相反的走势。
这几件事有一个共同点：不管发生什么，它都能自圆其说。
我们通常觉得这是它的优点——你看，它什么都能解释。有一个人说，这恰恰是它最大的毛病。他说，一个理论如果什么都能解释，那它就什么也没说；它看上去坚不可摧，其实是因为它从来不肯站到会被打中的地方去。
他把这个想法磨成了一把刀，用它区分科学和非科学。这把刀今天已经进了常识：我们说“这不可证伪”，说“你得能说清什么情况下算你错”，用的都是他的话。
说这些话的人，是一位维也纳的犹太人，本书里第三位从维也纳出来的主角（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是前两位）。他一辈子跟人吵架，吵得凶到有一次差点动了拨火棍——那件事发生在剑桥，对面站着的正是上一编那位维特根斯坦。这一章，我们就从他十七岁那一年讲起。
土。 1902 年，波普尔生在维也纳。父亲是律师，家里有上万册藏书，是那种典型的、已经完全同化的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他祖父母那一辈就改信了新教。他从小学音乐，一度认真考虑过当作曲家。
真正塑造他的，是 1919 年，他十七岁那一年。这一年，三件事同时撞进了他的生活。
第一件：马克思主义。 战后的维也纳，帝国垮了，饥饿，失业。他一度成了一名热情的左派青年。那年 6 月，警察向一场他参加的示威开了枪，几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当场被打死。他大为震动。事后他想的不是“警察太坏”，而是另一件更让他不安的事：我凭什么那么有把握？我接受了一套理论，它告诉我历史必然往那个方向走，为了那个必然的未来，眼下的牺牲是值得的——我凭什么那么确信？他后来说，那是他一生中最要紧的一次思想事件：他从此对一切“我掌握了历史真理”的说法，起了终身的疑心。
第二件：弗洛伊德和阿德勒。 他当时在一家儿童收容所给阿德勒做义工。他记得这样一件事：他跟阿德勒讲一个孩子的案例，阿德勒张口就用自卑理论解释了。波普尔问：您怎么这么有把握？阿德勒答：因为我有一千次的经验。波普尔说：现在有了一千零一次。他后来的感慨是：这些理论的力量，恰恰在于它们无往不利——一个人把孩子推下河，是自卑；一个人跳下河去救孩子，也是自卑（他为了证明自己敢）。你没法想象有什么行为，是它们解释不了的。
第三件：爱因斯坦。 同一年，爱丁顿的日食观测结果公布了（上上章里，怀特海就坐在宣布结果的那间会场里）。波普尔注意到了一件和前两者截然不同的事：爱因斯坦的理论事先说死了一个数字——星光经过太阳时会偏折多少。如果观测结果不是这个数，理论就完了。爱因斯坦自己说过，要是观测不符合预言，他会认为这个理论站不住。
十七岁的波普尔看见了那条分界线：一种理论敢于事先说出“什么会推翻我”，另一种什么都能解释。
路。 此后他念了大学，也干过别的：当过木工学徒（他后来一直以自己做的家具为荣），在维也纳的一所教育改革实验学校里工作过，拿的是中学教师资格，教数学和物理。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思维心理学。
形状。 1934 年，《研究的逻辑》出版（后来的英译本叫《科学发现的逻辑》）。
回写。 维也纳学派对他的态度很微妙：他们读他，请他去讨论，却不让他入伙。有人说他是“维也纳学派的官方反对派”。他自己晚年有一句很得意的话，大意是：是我杀死了逻辑实证主义。
土。 1937 年，纳粹吞并奥地利的前一年，他带着妻子离开欧洲，去了新西兰，在坎特伯雷大学当讲师。那是当时地球上离欧洲最远的地方之一。
消息断断续续传来。他后来知道，他有十六位亲人死在了纳粹手里，其中包括他的母亲那一支的许多人。
路。 在世界的尽头，他把这九年里所有能挤出来的时间，投进了一件事。他管它叫“我为战争出的力”。他后来说，教书之余的每一个夜晚和假期，他都在写这本书；书稿他自己用一台老打字机打了很多遍，妻子帮他一遍遍地重打。
形状。 1945 年，《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卷出版。上卷拆柏拉图，下卷拆黑格尔和马克思。书里有一个他自己取的说法：这是一场“为自由而战的战役”，用的武器是理性的批评。他把从柏拉图以来的一条思想线索挑了出来：认为历史有一条必然的轨道，认为社会该由懂得那条轨道的智者来整体设计。他给这种想法起名叫历史决定论，又写了一本专门的小书《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来拆它。
“开放社会”这个词，他是从柏格森那里借来的（第五章）。
回写。 这两本书让他从一个只有专业圈子知道的科学哲学家，变成了一个公共人物。1946 年，伦敦经济学院请他去任教。
土。 伦敦。1946 年 10 月 25 日，他受邀去剑桥的道德科学俱乐部做报告，题目定得很挑衅：《有哲学问题吗？》——那是冲着维特根斯坦去的，因为后者认为，所谓哲学问题只是语言的困惑。那天维特根斯坦是俱乐部的主席，罗素也在场。
接下来的十分钟，成了二十世纪哲学史上最有名的传闻。争吵爆发了，维特根斯坦手里拿着壁炉边的一根拨火棍比划。据波普尔自己在自传里的说法，维特根斯坦要他举一个道德规则的例子，他答：“不要用拨火棍威胁客座讲演人。”于是维特根斯坦扔下棍子，摔门而去。在场的其他人后来给出的版本很不一样，有人说那句话是在维特根斯坦走了以后才说的。有人专门为这十分钟写了一本书。
不管细节如何，两个维也纳人在那间屋子里代表的，是两条路：一条认为哲学的问题是真问题，要用批评和猜想去解决；一条认为它们是语言的病，要用治疗让它们消失。
路。 在伦敦经济学院，他带出了一批学生和论敌。1963 年，他把多年的文章结集成《猜想与反驳》；1972 年，《客观知识》，里面提出了他晚年那个著名的“三个世界”。
形状。 一个科学家们喜欢、哲学同行常常不喜欢的哲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医生们读他；免疫学家梅达沃、脑科学家艾克尔斯、经济学家哈耶克，都把他当自己人。1965 年他被封为爵士。
回写。 他也是出了名的难相处。有人说他的“开放社会”原则在自己的讨论班上不太适用——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他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那本书作者里唯一的敌人。这玩笑有点刻薄，但也说明一件事：把“欢迎批评”写成理论，和在自己身上做到，是两回事。
土。 六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他站在反对的一边。1969 年他退休，此后住在伦敦郊外，仍然不停地写。
1965 年，另一位维也纳人来伦敦经济学院当了他几年的助手，两个人后来彻底闹翻。那人叫费耶阿本德，他后来写了一本书说：科学没有什么统一的方法，“怎么都行”。
对他的批评越积越多。库恩（第二十四章）说：你描述的那个科学家，现实里不存在；真正的科学家大部分时候不是在试图打倒理论，而是在解题。另一位学生拉卡托斯说得更细：任何理论都可以靠修修补补活下来，关键是这些修补是让它长出了新预言，还是只在替它挡子弹。
路。 晚年他花了很大力气讲“三个世界”，也讲进化：他说人和阿米巴的区别不在于人不犯错，而在于——阿米巴的错误会杀死它自己，而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理论替我们去死。
形状。 1994 年 9 月，他在伦敦去世，九十二岁。
回写。 他的回写有一个奇特的分布：在哲学系里，他被认为已经“过时”了，被库恩和后来的人盖过去；在实验室、医院、法庭、编辑部里，他活得好好的。今天的临床试验为什么要事先注册、说死了主要指标？为什么论文要写“证伪条件”？为什么一个说法“不可证伪”就被认为不算科学？这些做法的骨头，是他的。
在中国，八十年代他的书被大量翻译，“证伪”两个字进了很多人的口头语。
前面十二章，我们数过许多种回写。波普尔这一种，是“进了手艺、丢了名字”：一个人的形状落回土里落得太彻底，成了人人默认的做法，于是没有人再提他的名字。
老看法。 科学是这样进步的：观察，收集事实，从大量事实里归纳出规律；支持的例子越多，规律越可靠。一条定律被无数次验证之后，就成了真理。
他怎么翻。 波普尔说，这幅图画从两头都是错的。
先说后一头。你看见一只白天鹅，两只，一千只，一百万只。你能由此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吗？不能——哪怕你数了一辈子。可是，只要出现一只黑天鹅，这句话就当场完了。第八章讲过罗素那只鸡：喂了一百天，第一百零一天被拧断脖子。归纳的问题两百年没解决。波普尔说：我解决了——科学根本不靠归纳。
在证明和推翻之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对称：一个全称的说法（所有的 A 都是 B），永远没法被有限的事例证明，却可以被一个反例推翻。所以科学的真正逻辑是：大胆猜测，严厉反驳。 一个理论提出来，不是等着被证实的，是站到那里等着挨打的；打不倒，它就暂时留着用——不是“被证明了”，是“到现在还没被打倒”。
再说前一头：观察在先、理论在后，也是假的。他在大学里做过一个著名的课堂演示：他对学生说，“请你们观察”。学生们愣住了：观察什么？他说，对，这就是问题所在——观察总是有选择的，你总得先有一个问题、一个预期、一个角度，才知道该看哪儿。没有理论，你连该记录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界线不在“有没有证据支持”——占星术、算命、各种理论都有一大堆“应验”的案例。分界线在于：它禁止了什么。 一个好的理论，会禁止某些事情发生；它说的越多、禁止的越多，被打倒的机会就越大，它就越有价值。爱因斯坦说“光线偏折就是这个数”，等于说“要是量出别的数，我就错了”——这是一个把脖子伸出去的理论。由此还有一个反直觉的推论：一个说法越可能被打中，它越值钱。“明天会有天气”几乎不可能错，也几乎没有内容；“明天下午三点到五点城区有雷阵雨”很可能被打脸，所以信息量大。这和我们平时说话的习惯正好相反：我们总想把话说得稳妥，稳妥到不会错——那恰恰是把内容一点点挤干净的过程。
打个比方。 两个天气预报。甲说：“明天可能下雨，也可能不下，看情况。”乙说：“明天下午三点到五点，城区有雷阵雨，降水量二十毫米以上。”甲永远不会错，乙很可能被打脸。可我们都知道，乙才是在做预报。科学要的是乙那样的说法。
再看一个日常的：体检和算命。体检报告说“你的血糖是 7.2，超过了 6.1 的上限”——这个说法可以被复检推翻。算命说“你今年有小人，注意人际关系”——这句话怎么都对：有人跟你过不去，应验了；没人跟你过不去，那是你注意了。
别误会。 第一，这不是说“被推翻的理论就是垃圾”。牛顿力学被相对论超过了，可它依然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今天造桥、发射卫星照样用它。被推翻不丢人，不能被推翻才可疑。第二，也不是说科学家该急着推翻自己。恰恰相反，他要求先把理论说得尽可能大胆、尽可能清楚——猜得越大胆，越值得去反驳。第三，“不可证伪”不等于“没有价值”。爱情、诗、音乐、大部分哲学，都不可证伪，可它们没有一样是废物。他划的是“是不是科学”这条线，不是“有没有价值”那条线。
老看法。 一个理论解释力越强越好。
他怎么翻。 回到他十七岁那年。为什么弗洛伊德和阿德勒让他起疑？因为它们无往不利。第二章讲过：病人同意，解释被证实了；病人不同意，那叫“阻抗”，解释更被证实了。波普尔说，这种“一切都能解释”的感觉，会让信徒们觉得自己终于开了天眼，看穿了世界的真相——从此，凡是不同意的人，都是因为没开窍。
马克思主义那一支他批得更细。他说，马克思早期的一些论断，是有内容、可以被检验的——它们做过一些预言，而那些预言没有兑现。可是后来，追随者们不断给它打补丁：革命没发生，是因为条件还不成熟；工人不革命，是因为他们有“虚假意识”；这个国家失败了，是因为它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每打一个补丁，理论就更安全一分，也更空洞一分。他说：它们靠牺牲科学地位，换来了不可反驳性。
打个比方。 星座。“射手座的人爱自由，但也渴望安定。”——请问什么样的人不符合这句话？一个句子如果找不出任何一种人会让它落空，那它的信息量就是零。
单位里那位领导也一样：涨了是方法对，跌了是执行不彻底。这不是管理理论，这是免责条款。
别误会。 波普尔不是说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毫无价值。他自己明说过：这些理论包含深刻的洞见，只是它们采取的形式让它们逃脱了检验。一样东西可以很有洞见，同时不是科学；麻烦在于它一边不肯接受检验，一边还要享受科学的威望。
老看法。 社会有一条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懂得了这条规律的人，可以预知未来，并且照着一张完整的蓝图，把社会整个改造过来。
他怎么翻。 这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两本书的靶子。他给它起名叫“历史决定论”，并且给出了一个很漂亮的反驳：人类历史的走向，强烈地受到知识增长的影响；可是，我们没法用科学的方法预测我们将来会知道什么——要是能预测，那就等于现在已经知道了。所以，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原则上就是不可预测的。
那社会该怎么改？他给了一对说法。一种叫整体工程：照着一张理想社会的蓝图，一次性大规模改造，中途不许质疑，因为“阵痛是必要的”。另一种叫零敲碎打的工程：一次改一件具体的、明确的坏事——这条路的事故率太高，这所学校的孩子在挨饿，这项手续要盖十二个章——改完了看效果，错了就退回来重改。
他的理由不是“保守”，而是从证伪那里直接推下来的：大改的最大毛病，是你没法知道它错在哪儿。 一次动一千个变量，出了问题，谁也说不清是哪一条引起的；而且大改必然要压制反对意见——不然工程推不下去——于是，恰恰把发现错误的唯一渠道关掉了。
他还把这套用在了政治制度上。传统的政治哲学问：谁应该统治？好人？智者？人民？波普尔说，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问歪了。因为不管你回答谁，你都得接着回答：万一他不好呢？所以真正该问的是：我们怎样安排制度，才能让坏的或者无能的统治者，不至于造成太大的破坏，并且可以被不流血地赶下台？ 民主在他这里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这种说法，而是一套“可以不流血地换人”的纠错装置。选票不是在选最好的人，选票是那只黑天鹅——它让“这届不行”这件事，有地方显形，也有办法收场。
他还讲过一个悖论，今天常被引用：宽容的悖论。无限度的宽容，会导致宽容本身的消失——如果我们对那些不宽容的人也无限宽容，最后宽容的人和宽容本身都会被他们消灭。他的处理很克制：只要还能用理性辩论把他们顶回去，就不该动用强力；但要保留在必要时不宽容“不宽容”的权利。
打个比方。 装修。有人说“把整栋楼推倒，照我的设计重盖”；有人说“先把漏水的那间屋子修好，看效果，下个月再动阳台”。第一种听起来更彻底、更痛快，可万一图纸错了，你就没有退路了，而且住在里面的人也早就被赶出去了。
别误会。 “零敲碎打”不是小打小闹、不是不敢动真格。他强调的是：每一次改动都要指向一件具体可辨认的坏事，都要能看出效果，都要留着退回来的路。第七章说过，杜威也是这条思路：五步探究，试，看，改。两个人一个在美国、一个在维也纳，结论几乎一样。
老看法。 知识是人脑子里的东西——是某个人相信的、知道的、记得的。研究知识，就是研究人的心理。
他怎么翻。 晚年他提出：世界有三层。
世界一：物理的东西——石头，身体，机器。
世界二：心里的东西——我的念头，我的感受，我的信念。
世界三：人造出来的、客观的思想内容——数学定理，理论，问题，论证，还有书里的内容、乐谱上的曲子。
关键是第三层。他说，世界三是人造的，可是一旦造出来，它就有了自己的、谁也没料到的性质。最好的例子是自然数：数是人发明的（数数是人类的发明）；可是数一旦被造出来，“质数有无穷多个”这件事就成了一个客观的事实，不管有没有人知道它、喜不喜欢它。人造出了它，却不能规定它。他还说，世界三里最要紧的东西是问题：一个理论造出来，会生出一堆谁也没想到的新问题，那些问题是真实的、客观的，等着人去发现。他还举过一个更硬的例子：假如人类所有的机器和工具都被毁掉，但图书馆还在、人还能学会读它，文明可以重建；假如图书馆也全毁了，人类得从头再走几千年。世界三不是装饰，它是文明的承重墙。
第四章我们见过一个类似的主张：弗雷格说，思想住在一个永恒的“第三领域”。波普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世界三是人造的，有历史，会生长，像蜘蛛网是蜘蛛造的、鸟巢是鸟造的一样。
他晚年最爱打的比方，是一段对知识的最好的描述：我们的知识不是一只桶——不是把外面的东西一点点装进来；我们的知识是一盏灯——我们先打出一束光，照见一部分东西，然后发现照错了地方，再调整。他有一本论文集，书名就叫《客观知识》，副标题是“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他把知识的增长看成和生物进化同一种过程——猜测相当于变异，反驳相当于淘汰。区别只有一条，但这一条是决定性的：阿米巴变异错了，它就死了；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理论替我们去死。
打个比方。 一份代码写出来以后，它会有作者自己完全没想到的行为和漏洞——那些漏洞是客观的，不因为作者不承认就不存在。一部法律颁布以后，会生出一堆立法者没想到的案子。这些都是世界三：人造的，却不受造它的人支配。
别误会。 他不是说思想漂在天上。世界三要靠世界一（书，硬盘，石碑）来保存，靠世界二（有人读懂它）来激活。三层是互相作用的。
场景一：那一句问句。 这是本章唯一需要记住的东西，一共九个字：什么情况下，你这个说法算错？ 听一个投资建议、一个养生方法、一套管理理论、一个关于孩子的断言，都可以问它一次。答得出来的，可以认真考虑；答不出来的，你可以欣赏它、喜欢它，但别把它当成知识去押注。这个问题对自己也一样：我坚持的这件事，什么样的结果会让我承认自己错了？如果我想不出任何一种结果，那说明我坚持的不是一个判断，是一个立场。
场景二：先写下来，再开工。 要试一个新办法——新的作息，新的销售话术，新的辅导方式。开工之前，在纸上写一行字：三个月后，如果出现了什么情况，我就承认这个办法没用。然后把纸收好。人的记忆非常擅长事后替自己圆场：成了是我料事如神，败了是外部原因。事先写下来的那一行字，是唯一防得住这件事的东西。医学上的临床试验为什么要事先注册主要指标，就是这个道理。
场景三：去找反例，不要去找支持。 你想弄清一件事——这个人靠不靠谱，这个方案有没有坑，孩子是不是真的“只是粗心”。人的本能是去找支持自己看法的证据，而且一找一个准。学波普尔，反过来：问自己“如果我错了，我会先看到什么迹象”，然后专门去找那个迹象。买房前去问一问退过租的人，投资前去读一读空头的报告，招人时去问一问“你上一份工作最糟糕的一段是什么”。
场景四：一次只改一件事。 想改进什么——家里的作息，团队的流程，自己的健康。一口气改八条，八条一起上，结果是：有效果也不知道是哪条起的作用，没效果也不知道该退哪一条。一次改一件，改完看效果，留好退路。这不是保守，这是唯一能积累经验的改法。
场景五：制度不是选好人，是能换人。 不管是公司、社团还是家里，别把全部希望押在“找一个对的人”上。问另一个问题：万一这个人不行，我们有没有一条不撕破脸就能换掉他的路？定期轮换，有人能说不，账目公开，有退出机制——这些装置不好看，可它们是那只让错误显形的黑天鹅。
场景六：给孩子——错了不丢人，不改才丢人。 波普尔说，人和阿米巴的区别是，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理论替我们去死。这句话可以翻成给孩子听的：你可以先大胆猜，猜错了不丢人；丢人的是明知道错了还硬撑着。家里可以养成一个小习惯：谁先说出“我刚才那句话错了”，谁得一分。
场景七：把话说到会被打中的地方。 汇报工作、写方案、给建议，人人都本能地把话往安全处缩：“可能”“大概”“视情况而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缩到最后，这份材料谁也挑不出毛病，也谁都没法用。试着在里面放一句会被打中的话：“我判断三个月内这条线的转化率能到百分之五；到不了，就说明这个方向不对，该停。”一句这样的话，比十页四平八稳的分析有价值。
前面十二章，本书已经三次欠下同一笔账。第二章说弗洛伊德：只夺了命名权，没立判错条款。第十一章说怀特海：一整套宇宙论，判不了错。第十二章说本雅明：一条线亮错了怎么办，没有手续。波普尔就是那个把这件事做成工具的人。
他改判的是“科学知识”。在他之前，科学的威望建立在“它被证明了”上面。他说：没有一样东西被证明过；科学的威望，建立在它敢于站到会被打中的地方。这一改，把知识从一件“积累起来的存货”，变成了一个“还在经受检验的过程”。
用土、路、形状这把尺量：他是本书里第一个把“怎样才算走错了路”写成明文规矩的人。SDE 讲发生：在土里走一条路，长出一个形状，形状落回土里。可是，一条路走到一半发现不对，凭什么说它不对？波普尔给的答案是：事先说死了它在哪里会撞墙。 这是一条路的“判负条款”。
他还有一样东西，本书要直接拿来用：猜测与反驳，就是发生的两拍。 第七章给“生长”配过三个问题；波普尔补上了第四件事：每一轮生长，都要事先说清楚在什么情况下这一轮算白走了。没有这一条，“生长”会变成怎么走都对。
他的“世界三”，也和第四章那笔账对得上。当时本书对弗雷格的评语是：不靠任何一个人，不等于不靠任何土；理念是公共的，不是永恒的。波普尔的世界三几乎就是这个意思的另一种说法：人造的，客观的，会生长的。 一百三十年里，把这一层说得最清楚的，是他。
这是库恩（第二十四章）后来打得最狠的一处，SDE 也站在这一边。
波普尔的图画是：理论对着事实，事实说了不算就换理论。可是实际做研究的人都知道，事情没这么干脆。一次实验结果不对，可能是理论错了，也可能是仪器坏了、样本不纯、助手记错了数、还有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因素在捣乱。所以，“这次没测到”从来不会自动杀死一个理论；要判一个理论死刑，得有一整片土：一群人、一套公认的仪器、一套算数据的规矩、一批愿意认这个结果的同行。
历史上最有名的例子恰恰来自波普尔自己最爱的领域：天王星的轨道和牛顿力学算出来的对不上。这是一个反例。当时的人怎么办？他们没有扔掉牛顿，而是猜：也许外面还有一颗没被发现的行星。结果他们找到了海王星，牛顿力学大获全胜。同样的招数用在水星上——有人猜里面还有一颗“火神星”——这一次没找到，几十年后被爱因斯坦解释掉了。同一个招数，一次是伟大的发现，一次是徒劳的补丁。事先怎么分辨？波普尔的刀切不开这一刀。
SDE 的接法是：判错必须配一份“谁来判、拿什么判、判了算不算数”的手续。 这份手续本身是长在土里的，也会变。所以“可证伪”不是一个理论自己身上的属性，而是它和一片土之间的关系：同一句话，在一个有仪器、有同行、有数据规矩的地方是可证伪的，在另一个地方就不是。
波普尔把“一个想法是怎么冒出来的”整个划给了心理学，说那是“发现的心理学”，哲学只管“辩护的逻辑”。这一刀和第四章弗雷格划的是同一刀。
代价也一样：新形状是从哪儿来的，成了一件不用管的事。在他的图画里，猜测像是凭空掉下来的，剩下的全是筛选。可是本书一路看下来：新东西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是路和土顶了牛顶出来的——旧办法在某处不灵了，旧说法说不通了，矛盾攒够了，才逼出一个新形状（第七章）。他自己其实很看重这一点——他说过，科学始于问题，而问题来自我们的预期落了空。这话已经很接近了，只是他不许自己把它当成正题来研究。
于是他的科学史里，缺了一样东西：为什么那一年、那个人、想得出那个猜测。 爱因斯坦的猜测不是随机变异，它是从麦克斯韦、从迈克尔逊、从他自己在专利局天天处理的时钟同步专利里长出来的。
“把批评制度化”是他最好的主张。可他自己在讨论班上的名声说明了另一件事：批评要有效，得先有一片能承住批评的土。 一个人不会因为你的逻辑正确就改主意；他得先觉得自己不会因为承认错误而被踩死。第二章说过三块地：脑子里想的、手上碰的、心里的“我、你、他”。波普尔把全部赌注押在了第一块地上。“欢迎批评”写在第一块地上，能不能兑现却要看第三块地：在这里认错，是掉价，还是长脸？
这也是他和维特根斯坦那十分钟的另一层意思。两个人都极聪明，都极不好相处，谁也没能说服谁；他们争论的是“有没有真的哲学问题”，可那间屋子里当场失效的，恰恰是他们各自主张的东西——一个主张理性批评，一个主张治疗困惑。
第一处：判错条款要配一份手续——谁来判，拿什么判，判了算不算数；而这份手续本身也长在土里，也会变。
第二处：猜测不是凭空的。要研究新形状是从哪一处矛盾里长出来的——这是本书从第一章就在做的事。
第三处：批评要落地，得先经营那块“认了错不会被踩死”的土。
最后是今天。波普尔的刀，正好可以用在会说话的机器上。它生成的每一句话都通顺、都自信、都“像是有道理”；可它不会说“要是出现这种情况，我刚才那句就是错的”。第四章说过：它们不会因为收到一封“罗素的信”而惊愕。这一章可以把话说得更准：判错条款不在语言里，在承担里。 一句话敢说“我在这里会错”，是因为说话的人要为错误付代价。谁付代价，谁才能真正立下判错条款。
| 他给了什么 | 他留下了什么 | |
|---|---|---|
| 土（在什么处境里） | 观察总是带着理论的：没有理论，不知道该看什么 | 判错被说成理论对事实：忘了判错要靠一整片土和一套手续 |
| 路（怎么一步步变的） | 猜测与反驳两拍；一次改一件，留退路 | 猜测从哪儿来，整个划给了心理学 |
| 形状（显露了什么） | 最满——判错条款：一个说法要敢说自己在哪里会错 | “可证伪”被当成理论自身的属性，而不是它和土的关系 |
| 回写（形状怎么落回土里） | 世界三：人造的、客观的、会生长的；制度是纠错装置 | 进了手艺、丢了名字；自己身上没做到“承住批评” |
库恩（第二十四章）是最重的一击：科学家平常不打倒理论，他们在解题；换的时候换的也不是一条定律，是整套看问题的方式。
他的学生拉卡托斯想在两人之间调停：看一个理论的修补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有没有长出新预言。
费耶阿本德走到了另一头：科学没有统一的方法，“怎么都行”。
“零敲碎打的改良”——和上一编的杜威接上了头；后来的循证政策、随机对照试验，走的是同一条路。
“开放社会”“宽容的悖论”——今天关于言论边界的每一场争论里都还在用。
“制度是为了能换掉坏统治者”——罗尔斯（第二十八章）会从另一个角度处理同一个问题：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你怎么分蛋糕。
“客观知识是人造的、会生长的”——这一条，和本书对“理念界”的说法是同一件事。
下一章是第二编的最后一章，也是本编题目里那个“机器”。有一个英国人，比波普尔小十岁。1936 年，他为了回答一个纯粹的数学问题，在纸上想象出了一台机器；十四年后，他提出了一个至今还在被争论的问题：一台机器，能不能思考？
证伪 一个说法之所以是科学的，因为它说得出“什么情况下我算错”。不是：证明它是假的。
不对称 一百万只白天鹅证明不了“所有天鹅都是白的”；一只黑天鹅就能推翻它。
猜想与反驳 科学的两拍：大胆猜，严厉驳。留下来的不是“被证明的”，是“还没被打倒的”。
分界问题 科学和非科学的界线。不看有多少支持，看它禁止了什么。
无往不利的理论 什么都能解释、找不出任何反例的说法。看起来强大，其实信息量为零。
观察渗透理论 没有事先的问题和角度，你不知道该观察什么。“请你们观察”是一句没法执行的指令。
历史决定论 认为历史有一条必然轨道，可以预知、可以照蓝图整体改造。他用两本书拆它。
整体工程／零敲碎打的工程 照蓝图一次性大改；和一次改一件具体坏事、看效果、留退路。
谁应该统治／怎样换掉他 政治哲学该换的问题。民主是一套能不流血换人的纠错装置。
宽容的悖论 对不宽容者无限宽容，最后宽容本身会被消灭。
三个世界 物理的东西；心里的念头；人造出来却有自己客观性质的思想内容（定理、理论、问题）。
桶与灯 知识不是把外界装进桶里，是先打出一束光，照错了再调。
让理论替我们去死 阿米巴猜错了会死，我们可以只让理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