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装修的时候，找过两个师傅报价。
第一个师傅看了一圈，说：“我这活儿你放心，绝对不会裂。” 我问他凭什么，他说他干了二十年，从来没裂过。
第二个师傅看了一圈，说：“这面墙我按这个法子做，三年内裂了我来补，不收钱。” 我问他要是裂在第四年呢，他说：“那就是正常的老化，不算我的。”
我选了第二个。
不是因为他的活儿一定比第一个好——我没法比。是因为他的话里有一样第一个没有的东西：他说清楚了什么情况下算他错。
第一个师傅的“绝对不会裂”，怎么都对——裂了他可以说是你用得不对、是房子本身的问题、是天气。一句怎么都对的话，等于什么也没说。
这一章的主角，把这件事做成了一整套哲学：一个说法算不算数，看它敢不敢说清楚什么情况下算它错。
第一个把修订写进落点的人，为什么把判据本身设成了不可修订的？
按本书前三章的次序，波普尔是第一个真正跨过那道线的人。海德格尔的落点不能问，维特根斯坦的落点不再问，卡尔纳普的落点可以换但换法不在系统里——波普尔是第一个说“每一个落点都必须自带被推翻的条件”的人。
用本书的话说：他第一次把回写写进了站住。 一个说法之所以能站住，正因为它可以被顶回来；顶回来了，就换一个更好的；而换的理由——那个反例——是明写的。
可他这套东西有一个洞，而且这个洞他自己知道：可证伪性这条判据本身，不是可证伪的。 它是一条方法论上的约定。
这一章要问的就是：一个人给一切落点配了修订程序，为什么唯独不给那条程序本身配一个？
《萌芽》第二十章判皮尔士：一切可错、外展、三头记号——全对，可结账的柜台设在时间尽头，没有日期。
波普尔接的正是“日期”这一件。 他跟皮尔士一样主张一切知识都是可错的，可他不等长远；他说，每一次检验就是一次结账——反例出来，账当场结清，那个猜想下场。
这是二十位里跟八位接得最准的一次：一个人缺的正好是另一个人给的。
可他接的方式，丢掉了皮尔士的两样东西。
丢掉的第一样：那个“长远”里的共同体。 皮尔士说真理是探究共同体长远会挤到的地方——这句话虽然没有日期，可它把落点放在了一群人身上。波普尔的检验是逻辑的：一个反例在逻辑上就足以推翻一个全称命题，不需要一群人。于是“由谁判定”这一句，在他那儿成了逻辑的事，而不是人的事——而实际上判定一个反例是不是反例，恰恰需要人（第八节库恩那一记）。
丢掉的第二样：外展。 皮尔士花了大力气讲猜想是怎么被想出来的（外展：从一个奇怪的事实猜一个能解释它的假设）。波普尔说，猜想怎么来的不是逻辑问题，交给心理学。他把皮尔士最有土壤的那一件整个扔了。
所以这一对接力的形状是：波普尔给了皮尔士缺的日期，同时把皮尔士有的土壤和共同体扔了。 他的落点因此比皮尔士的硬得多，也薄得多。
顺带记一件事：波普尔明确承认过他受皮尔士影响很深，晚年称皮尔士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大意，出自他关于非决定论的一篇讲演）。 这条接力是他自己认的。
土壤。 波普尔（1902—1994）生在维也纳一个犹太裔的律师家庭，家里藏书极多。他年轻时短暂加入过共产主义组织，做过木匠学徒，在维也纳大学读数学、物理、心理学，1928 年拿到心理学博士，此后做了几年中学教师。他的出身是维也纳，可他从来不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他跟他们讨论，出席他们的会，但他明确不算自己是一员。
那一刀，他自己讲过很多次，本书按他的自述记一拍，并注明这是自述。
第一拍：1919。 那一年他十七岁。他自述，那一年他同时接触了两样东西：一边是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这三套东西什么都能解释，任何事实都能被它们说通；另一边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它敢说，如果 1919 年那次日食的观测跟它算的不一样，它就错了。
他写过一件具体的事：他把一个跟阿德勒理论不太相符的病例讲给阿德勒听，阿德勒说这不成问题，我能解释；他问，你凭什么这么确定？阿德勒答：凭我千倍的经验（大意）。他说他心里想：那这一次之后，你的经验就是千零一倍了。
（这一段出自他 1963 年《猜想与反驳》里的自述，属于回忆，细节存疑，但它说清了那一刀的位置。）
第二拍：1934。 《研究的逻辑》出版（英译本 1959 年才出，题为《科学发现的逻辑》）。这本书把“可证伪性”立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 维也纳学派把它当成自家的书出版（它出在学派的丛书里），可他自己坚持这本书是反对学派的核心主张（证实原则）的。
第三拍：1946 年 10 月 25 日。 他到剑桥道德科学俱乐部做报告，题目大意是“有没有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主持。两人争了大约十分钟，维特根斯坦手里拿着拨火棍。 他后来自述，维特根斯坦要他举一条道德规则的例子，他说：“不要用拨火棍威胁来访的讲演者。”维特根斯坦摔下拨火棍走了。（此事在场者说法不一，他的版本与别人的版本有出入，存疑。）
站住。 1937 年他去了新西兰，在那儿写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战后到伦敦经济学院，一待到退休。
回写没能写回的地方。 他一辈子在讲“猜想与反驳”，自己也确实改过不少（从早期的严格证伪到后来的“逼真性”、“世界 3”），可他对可证伪性这条判据本身，一生都当作方法论上的决定来守，不接受它被同一把尺子量。 下面第七节讲。
1937 年他到新西兰的坎特伯雷大学学院教哲学，一待到 1945 年底。那六年离欧洲最远，也是他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六年。
他自述那本书是他“对战争的贡献”（大意）——他在新西兰听到奥地利被吞并的消息，决定写它。书的矛头对准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他认为这三位有一个共同点——相信历史有一条可以被知道的必然轨道，而知道了轨道的人有资格按它改造社会。
这个场景放在本章里，是因为它把他的落点从科学扩到了社会，而扩的时候，他做了一件极重要的事：他把“可证伪”改写成了“可撤回”。
在科学里，一个猜想被反例推翻就下场；在社会里，一项改革被证明有害就退回。“零星社会工程”这个词，说的正是这件事：一小块一小块地改，每一块都可以被撤回。
这是修订程序的政治版——而且比他在科学里给的那一版多了一句：“由谁撤回”在这里有了答案——被改革影响的人，通过公开的批评。 这是《开放社会》全书的要害：一个社会是开放的，当它的任何一项安排都可以被公开批评并因此被改变。
可这一版同样有它没写的那一句：撤回的记录留在哪儿。 他讲了批评，讲了撤回，没讲档案。一个改革被撤回了，为什么撤、撤的时候讨论了什么——这些在他的开放社会里没有一个指定的位置。
新西兰那六年，他把“三年内裂了我赔”从一面墙推广到了一个社会，可“裂了”这件事记在哪儿，他还是没写。
在可证伪性上：一个说法要算数，先说清什么情况下算它错。
我用那两个装修师傅说这件事。
“绝对不会裂”——不可证伪。 不管发生什么，它都能自圆其说。
“三年内裂了我赔”——可证伪。 三年内裂了，它就错了，而且错得清清楚楚。
他的落点就是第二个师傅那句话的形状。 一个说法之所以能站住，不是因为它被证明了（他认为归纳永远证明不了什么），是因为它敢冒被推翻的险，而且暂时还没被推翻。
这一步接住了皮尔士没接住的东西（《萌芽》第二十章）。皮尔士说一切可错、真理是长远追查会挤到的地方——可他的账结在时间尽头，没有日期。波普尔给了日期：每一次检验都是一次结账。 反例出来的那一刻，账就结了，这个说法就下场。
这是二十位里第一次，落点自带了“什么条件下重议”这一句。
还有一件事要在这一节记下，因为它是他跟前三位最实在的分别：他的落点是可以被交给一个外行的。 一个不懂物理的人，也能按“它说清了什么情况下算错吗”这一句去判一个说法——这句话不需要任何专业训练。 海德格尔的在世、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卡尔纳普的框架，外行拿不走；波普尔这一句，谁都拿得走。这是“站住”那一格在二十位里做得最公共的一次。
第一件：划界判据。
科学与非科学的分别，不在“被证实了没有”，在“能不能被证伪”。占星术不是错的，它是不可证伪的——它什么都能解释。
家常话：“你今天会遇到一件重要的事”——这句话怎么都对，所以它什么也没说。
第二件：猜想与反驳。
知识不是从观察里归纳出来的，是先大胆猜、再狠狠试。猜错了不丢人，猜得没法被试才丢人。
家常话：修东西的人先猜“大概是这儿坏了”，然后拆开看——猜错了换一处，而不是先把整个机器拆开再想。 这跟《萌芽》第二十章皮尔士那个“外展”是同一件事，只是波普尔把重心放在了“试”上。
第三件：零星工程与乌托邦工程。
《开放社会》里的区分：改社会要一小块一小块地改，改完看结果，不对就退回；不要按一张总图纸一次改到底。
家常话：装修先做一间屋试试，不要一次把全屋拆了。 这一件是他的修订程序的政治版——它要求每一次改动都可以被撤回，而撤回的依据是结果。
第四件：世界 3。
除了物理世界（世界 1）和心理世界（世界 2），还有一个由理论、问题、论证构成的世界（世界 3）——它是人造的，可一旦造出来就有了自己的性质，人可以从里面发现自己没放进去的东西。
家常话：一张自己画的地图，画完之后你会从上面看出自己没注意过的路。 这一件跟《萌芽》第十章末尾那个问题直接相关（造出来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自己的约束）——他的答案是：造出来的东西是真的，只是它的存在方式跟石头不同。
四件里，第一和第三件合起来是本章的全部：一条判据，加一套按结果撤回的做法——这就是修订程序的雏形。
第一节讲我选了说“三年内裂了我赔”的师傅，第五节讲这是可证伪。这里再推一层。
签合同的时候，我问了第二个师傅一句：这“三年”是怎么定的？
他想了一下说：这种做法的墙，行业里一般说三年。 我问是谁说的，他说：都这么说。
那一刻我看见了他那句话的两层。 第一层是“三年内裂了我赔”——这一层是可以被判的，硬得很。第二层是“三年”这个数——它是行规，而行规是“都这么说”。
波普尔的可证伪性，就是这两层。 第一层，任何猜想都得说清什么条件下算错——硬。第二层，“可证伪性”这条判据本身从哪儿来——他说是方法论约定，也就是“都这么说”。
而后来那面墙第四年裂了，问题恰恰出在第二层： 三年这个数是不是该改成五年？谁来改？改了之后，下一个签合同的人怎么知道？
这三问，就是本书那三句，而它们全落在第二层上。 波普尔把第一层做到了极致，把第二层交给了“约定”。
这个例子还有一处值得记： 我后来在那份合同背面写了一行——“2023 年签，约定三年；2027 年第四年裂，实际应约五年”。下次我再找师傅，会把这行字给他看。 那一行字，是行规的修订程序——不是推翻行规，是给行规记一笔。
土壤：薄，而且是主动腾空的。 他明确说过，一个猜想是怎么被想出来的（灵感、直觉、乱猜）不是逻辑问题，是心理学问题——“发现的逻辑”这个书名恰恰是个反讽，他认为发现没有逻辑，只有检验有。 于是“这个猜想从哪片生活里长出来”，他不管。
这一格薄，是他跟前三位最大的分别：海德格尔全在土壤里，波普尔干脆不进去。
分刀：全场最硬的一把。 可证伪性——什么条件下算它不成立——这一句正是《萌芽》给“判据”下的定义。他不是有一把判据式的刀，他是把“判据”本身立成了刀。
站住：有，而且形式很特别——“暂时站住”。 一个猜想通过了检验，它不是被证明了，是“被确认了”（他用一个特别的词，corroboration，通常译作“确认”或“验证度”），它随时可能被下一次检验推翻。
回写：有——这是二十位里第一次。
什么条件下重议？ 写了：出现反例。
由谁？ 这一句他答得含糊——检验是科学共同体做的；可一个“基本陈述”（比如“某年某月某地的观测结果是这样”）要不要被接受，他承认这是一个“决定”，是约定的。也就是说，“由谁判定反例成立”这一句，他推给了共同体的约定，没有写成程序。
记在哪儿？ 未写。一个被证伪的猜想去了哪儿、为什么被证伪的记录留在哪儿——他的系统里没有这一件。
三句答上一句半。按本书的判法，两句才算“写出了修订程序”。
这一格要停一下，因为它是本书预言一的第一个关键判点。
第六节说他的站住是“暂时站住”。这一节把那个特别的词说清，因为它是二十位里最接近“带日期的落点”的一个东西。
他不肯用“证实”，也不肯用“概率”（他认为归纳概率是错的），于是造了一个词：corroboration，中文通常译“确认”或“验证度”。它的意思是：一个猜想经受了多少次严格的检验而没有被推翻。
这个词有三个性质，本书逐一记。
第一，它是有日期的。 一个猜想的确认度，是“到今天为止”的——明天一个反例出来，它就归零。这正是皮尔士缺的那件东西：每一次检验都是一次结账，账上写着日期。
第二，它不累积成真。 通过一千次检验的猜想，不比通过一次的更“真”，只是更“被确认”——它随时可以下场。 这一条把“站住”跟“正确”彻底分开了，跟《萌芽》术语表里对“站住”的定义（一个错的东西也可以站住）完全一致。
第三，它的高低取决于检验的严格程度，而严格程度取决于猜想的大胆程度。 一个说得越多、越冒险的猜想，通过检验后确认度越高。这一条给了“什么算好猜想”一个跟“对不对”无关的标准：敢说。
三条合起来，“确认”是二十位里做得最细的一个“暂时落点”——有日期、不累积、看冒险。
可它同样漏了本书那三句里的两句。 一个猜想被确认到什么程度，是可以算的；可“这一次检验够不够严格”由谁判、判的记录留在哪儿——他没写。 确认度是一个数，可这个数是谁算的，他的系统里没有位置。
方式三：往程序里推，但程序本身不带修订。
这一节指认它发生在哪儿——《研究的逻辑》第一章末尾和第二章，他自己写明的地方。
他在那儿说得很清楚：可证伪性不是一个可以被经验检验的主张，它是一个方法论上的约定（他用的词是“决定”或“建议”）；采纳它，是因为它能让科学“更有成果”（意译）。
换句话说：他给一切落点配了“什么条件下算它错”这一句，唯独不给这一句本身配。 它被当成规则，而不是猜想。
为什么？ 他有理由：如果判据本身也可证伪，那么什么算“判据被证伪了”？这会引出一个无穷倒退。他用“约定”切断了倒退。
这个切断是对的，但它切断的地方，正是本书说的那一件。
请看它的形状：一切猜想都可以被推翻，推翻猜想的那套办法不可以。 这跟卡尔纳普“框架内一切可判、框架外只有实用”是同一个形状——只不过卡尔纳普把边界画在框架上，波普尔把边界画在方法上。
回到那个装修师傅。 他说“三年内裂了我赔”，这句话有失败条件。可“以三年为限”这条规矩本身，什么条件下该改？ 如果后来发现这种做法的墙一般在第四年才裂，“三年”这个数就该改成“五年”——这件事在他那句话里没有位置。
波普尔的可证伪性，就是那个“三年”：它给了一切猜想一个限期，可它自己没有限期。
这一步之后，落点从“可以被推翻的猜想”变成了“推翻猜想的规则”——而规则是给定的。
这是方式三的标准样子：程序是有了，程序自己不在程序里。
反驳一：库恩已经证明，科学家实际上不是这么干的。一个反例出来，没有人立刻放弃理论——他们先怀疑仪器、怀疑辅助假设、怀疑观测者，理论本身要到反常堆积成危机才被换掉。波普尔那套是规范，不是描述；而一条跟实际做法不符的规范，能算落点吗？
这条反驳是二十世纪科学哲学里最著名的一场争论，本书不打算裁决它，只从本书的角度接。
我让一步：在描述层面，库恩说的更接近科学史的实情。 一个反例几乎从来不会当场推翻一个大理论。
但我要指出，这条反驳恰恰暴露了波普尔那三句里缺的是哪两句。
库恩说的“先怀疑仪器、怀疑辅助假设”，翻译成本书的语言是：一个反例算不算反例，要由谁判、按什么判、判了记在哪儿。 波普尔只写了第一句（出现反例就重议），没有写后两句——于是在实际操作中，“这算不算反例”就成了无人负责的事，科学家自然会先把它推给仪器。
所以库恩那一记不是推翻了波普尔，是指出了波普尔的修订程序只写了三分之一。 一个只有“什么条件下重议”、没有“由谁、记在哪儿”的程序，在实际运行中会被人绕过去——而绕过去这件事本身，波普尔的系统里没有位置。
反驳二：可证伪性判据自身不可证伪，这是自相矛盾——他要求别人做的事，他自己不做。这条反驳从 1930 年代就有人提，至今没有被驳倒。
这条反驳最老，也最硬。
我让一步：他自己承认了。 他从来没有主张可证伪性是一条科学假说；他说它是一条方法论规则，采纳它是一个决定。在这一点上，指责他“自相矛盾”是打偏了——他没有矛盾，他是明确地把那条规则放在了检验之外。
但我要说，本书的批评落在另一处。
本书不要求他让判据“可证伪”——那确实会引出倒退。本书要求的是：那条判据什么条件下该被重议、由谁、记在哪儿。 这三句不是“证伪”，是“修订程序”。一条方法论规则完全可以不接受经验证伪，同时接受一道重议的程序——就像“三年为限”这条规矩，不需要被一面裂了的墙推翻，但需要一个“什么时候改成五年、谁定、记在哪儿”的说法。
他把“不可证伪”当成了“不可修订”。 这两件不是一件。
而这个混淆，正是他把落点变成给定的那一步。
反驳三：你说他把判据设成了不可修订的，可他晚年明明改过——从早期的“一个反例就推翻”改到“可重复的效应”，从“证伪”改到“逼真性”，从“确认”改到“世界 3”。他修订自己修订了五十年。
这条反驳跟第二章、第三章顶住战里的同类反驳是一样的形状，本书的回答也一样：人做了，学说没写。
我让一步：他确实改过，而且每次改都有明确的理由和文本。 他 1963 年那本《猜想与反驳》的书名本身就是一份修订记录。
但要说一句一个只在他身上才有的分别，比前两位更刺眼：他改的是判据的应用，不是判据的地位。
他把“一个反例”改成“可重复的效应”，是在改“什么算反例”；他加“逼真性”，是在改“两个都被证伪的理论怎么比”。可“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是可证伪性”这一条本身，他五十年没有动过一个字。 那是他的“三年”——一切细节都改，“三年”这个数不改。
这跟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不同。 那两位改的是落点本身（从逻辑形式到语言游戏，从现象主义到物理主义）；波普尔改的是落点周围的东西，落点本身一动不动。 一个把“可修订”写成原则的人，恰恰是二十位里对自己那条原则修订得最少的人。
这不是指责，是登记。 它说明“给一切配修订程序”这个要求，在提出它的人身上会遇到一个天然的盲点：那条要求本身。
结算一句新话： 波普尔是第一个把“什么条件下算它错”写进落点的人，他因此比前三位都走得远；而他把这条判据本身设成了约定、放在一切检验之外——他给一切东西配了限期，唯独不给限期本身配限期。 一道不接受重议的修订程序，是二十位里最精致的一种给定。
跟归纳吵。 他一生的起点是休谟的问题：从有限的观察推不出全称的规律。他的解法不是解决归纳，是绕开它——科学不靠归纳，靠猜想与反驳。 代表说法：不存在从观察到理论的逻辑通路（大意）。
跟维也纳学派吵。 他们用“可证实”划界，他用“可证伪”。他认为证实原则会把一切科学理论（都是全称的、不可能被有限观察证实）划成无意义，而可证伪性恰好相反：科学理论正是那些冒着被推翻的险的理论。 他一生坚持自己不是学派成员，尽管《研究的逻辑》出在学派的丛书里。
跟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吵。 第三节那一拍讲过。他的指控是：它们不可证伪，因为它们什么都能解释。这一记后来被格林鲍姆修正（《萌芽》第二十四章）：精神分析不是不可证伪，是被证伪了。 波普尔的刀在这里可能切错了位置——他说的“不可证伪”，实际上是“其信徒拒绝接受反例”，那是人的问题，不是理论的性质。
跟历史决定论吵。 《开放社会》与《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他反对的是“历史有必然轨道、知道轨道的人有资格按它改造社会”。代表说法：我们不能预测知识的增长，因此不能预测历史的进程（大意）。
跟维特根斯坦吵。 1946 年那十分钟。上一章第八之三节从维特根斯坦那边看过，这里从他这边补一句：他认为“哲学没有真问题、只有语言的困惑”这个立场本身就是不可证伪的——它把一切反例都解释成“你还没看清用法”。 所以那场争吵在他看来，是他跟所有“什么都能解释”的东西的争吵的又一次。
五场吵的共同形状：他每一次都拿同一把刀——“你说清什么条件下算你错了吗”。 这把刀极准，也极单一。而他从来没有把这把刀转过来对准自己那条判据。
拉卡托斯（1970，《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同阵营内部。
拉卡托斯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和学生辈，从波普尔那儿出发，然后改造它。他的核心修正大意是：单个反例不能判死一个理论；被检验的不是一个理论，是一个“研究纲领”，它有硬核和保护带，反例先打在保护带上。 一个纲领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要看它长远能不能预言新事实。
这一记敲在“分刀”那一格： 你那把刀（一个反例就判死）太快了，实际的单位不是一个命题，是一整套东西。这一记也把“由谁判”这句话往前推了一步——判的是一个纲领的进步与退化，而这需要一段时间和一群人。
费耶阿本德（1975，《反对方法》）——从内部叛出。
费耶阿本德早年是波普尔的学生，后来走到了对立面。《反对方法》的核心口号大意是：在方法论上，唯一不阻碍进步的原则是——怎么都行（意译）。他用科学史上的案例（尤其是伽利略）论证：每一条方法论规则，在某个关键时刻都被违反过，而正是那次违反推动了科学。
这一记敲在“土壤”那一格： 你那条规则是从哪儿来的？它不是天上掉的，它是从某一段科学史里抽出来的，而且抽的时候丢掉了那段历史里最要紧的东西。方法本身有出身。
这一记跟本书第七节说的是同一件事：判据本身是有来历的，因此是可以被重议的。 费耶阿本德的结论走得比本书远得多（他说干脆不要方法），本书只走到“要给方法配修订程序”这一步。
库恩（1962，《科学革命的结构》）——直接对手阵营（历史学派）。
第八节讲过。
这一记敲在“回写”那一格： 你说反例出来就重议，可实际的重议是靠危机、靠一代人换掉另一代人——不是靠程序，是靠时间和人事。 库恩那本书里最被引用的一句，是转引普朗克的话，大意是：新理论的胜利不是靠说服对手，是靠对手最终死去、新一代人长大（意译）。
三记合起来：一记说刀太快（分刀），一记说方法有出身（土壤），一记说实际的重议不靠程序（回写）。 三记都没有否认他把“什么条件下算错”写进了落点——它们说的是那三句里他没写的另外两句。
误读一：他主张一个反例就能推翻一个理论，这太天真。
他早期确实这么说过，但他很快就加了限定：反例必须是“可重复的效应”，孤立的观测不算；辅助假设可以被检查。“一个反例就推翻”是教科书对他的简化。 拉卡托斯那一记敲的是这个简化版，不是他成熟的立场。
误读二：他是一个科学至上主义者，认为不可证伪的东西都没价值。
不对。他反复说过，形而上学不可证伪，但它可以极有价值——原子论在两千年里都是形而上学，后来才成了科学。划界判据划的是科学与非科学，不是有价值与无价值。
误读三：可证伪性判据自身不可证伪，所以他自相矛盾。
第八节反驳二已经接过：他自己从来没说它是科学假说，他说它是方法论约定。没有矛盾，只有一块被主动划出去的地方。 本书批的是那块地方，不是矛盾。
他会认出的东西：今天大量的说法是不可证伪的，而且它们越来越会说话。 一套推荐系统“为你优化体验”，一份评分“综合多维度衡量”，一个模型“涌现出了能力”——每一句都怎么都对，跟阿德勒那句“我有千倍的经验”是同一个形状。 他会立刻问：什么情况下算它错？
他会问对。而且这一问今天比 1934 年更要紧——因为今天那些不可证伪的说法不只是被人相信，它们在运行。
他给不出的东西，正是本章第七节说的那一块：判据本身怎么被修订。 假设有人真的按他的要求，给一套评分系统写了失败条件——“如果被它判为低质量的内容里，人工复看有三成以上不同意，这套系统就该重议”。很好，这是可证伪的。可“三成”这个数是谁定的？什么时候改成两成？改了记在哪儿？
他会说：那是约定。而今天的实情是，“约定”这两个字后面站着的，常常是一家公司的一个部门。 “约定”不是无人的，它是有人的，只是那个人没有被写出来。
他那把刀今天最该用的地方，是他自己没有用它的地方。
本卷四章走完了一条差异序列：海德格尔把落点推到存在（不能问），维特根斯坦推到生活形式（不再问），卡尔纳普做成可换的框架（可以换，换法在外面），波普尔做成可判死的猜想（可以被推翻，推翻的规则在外面）。
四位各留了一块不许问的地方。 位置一路上移——从存在到生活形式到框架到方法——可“留一块不许问的地方”这件事本身，四位一样。
后两章（杜威、本雅明）要看的是另外两条路： 杜威把落点放在探究的共同体上，他是二十位里少数把“谁来重议”写进去的人；本雅明看见的是技术怎么改变落点——他讲的是管道，是四条路之外的那一格。
而卷一末尾要做的登记，此时已经有一个不好的读数：四位里，按严判，写出修订程序的是零。 卷末必须正面处理这件事。
结算。 回到那两个装修师傅。
第二个师傅说“三年内裂了我赔”，这句话比第一个师傅的“绝对不会裂”值钱得多——因为它说清了什么情况下算它错。 波普尔一辈子在为这一句争地位，他争对了。
可后来那面墙在第四年裂了。 我去找他，他说，第四年不算。我问：那“三年”这个数是怎么定的？他说：行规。我问：行规什么时候改？他说：不知道，一直这样。
那一刻我明白了他那句话的限度：它给墙配了限期，没给限期配限期。
而这件事的另一面，也得说：他那句“三年内裂了我赔”，确实比二十位里前三位任何一句都硬。 海德格尔说“存在遣送”，维特根斯坦说“就这样”，卡尔纳普说“实用的决定”——三句都没有失败条件。 波普尔是第一个让每一句话都带失败条件的人。本卷的次序走到他这儿，修订第一次从“不可能”变成了“有一句”。
波普尔给一切猜想配了“什么条件下算错”，他没有给这条规则本身配一个“什么条件下重议”。他是第一个写出修订程序的人，也是把修订程序本身当成不可修订的第一个人。
第一个洞。 我在第六节把他判为“三句答上一句半”，然后在预言登记里按规矩判为“无修订程序”。可这个判法可能太严。 他那句“由谁判定反例”虽然推给了约定，可“约定”在他那儿不是随意——它是科学共同体按一套公开的做法达成的。如果把“共同体的公开约定”算作“由谁”这一句的回答，他就有了两句，就该判为“有修订程序”。 我按严的判，理由是他没有把这套约定写成程序；但读者有权按宽的判，那样预言一的读数就要改。 这是本书预言一第一个真正吃紧的地方。
第二个洞。 第八节我说“不可证伪不等于不可修订”，这句话是本书的核心区分。可我没有证明这两件事真的可以分开。 一条方法论规则如果接受重议，重议的依据是什么？如果依据是“这条规则用起来效果不好”，那这不就是一种经验检验、一种证伪吗？如果是，那么“修订程序”和“证伪”的分别就没有我说的那么清楚，而波普尔的自相矛盾就会原样落到本书头上。 这个洞我目前补不上。
家常例的分工也在这里记一笔： “装修师傅的承诺”是本书第一次用，它只判一件事——一句话有没有失败条件，以及失败条件本身有没有限期。 《萌芽》里“三年为限”这类说法没有出现过，本例不与任何旧例同族。
预言一登记。 波普尔：什么条件下重议——写了（反例）；由谁——推给共同体的约定，算半句；记在哪儿——未写。合计一句半，按严判为无修订程序；并注明：他是二十位里第一个把回写写进站住的人，本判定是本书预言一最吃紧的一例，第一个洞已写明宽判的可能。
累计：无修订程序 4（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波普尔），有修订程序 0。
卷一前四章的读数已经在提示一件事：如果按严判，预言一几乎不可能被推翻——四位里最接近的一位都没过线。 这说明的可能不是二十位都缺，而是本书那三句的门槛设得太高。这一条记在这里，卷末登记时要正面处理：如果到杜威、本雅明写完仍是零，就要考虑在结语里承认判法有问题，而不是庆祝预言成立。
（第四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