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一年春天，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把一篇博士论文寄到耶拿大学，题目叫《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他没有去答辩，学位是寄回来的。
论文讲的是两千年前两个希腊人的分歧。德谟克利特说，世界是原子在虚空里直线下落，一切都由必然决定。伊壁鸠鲁说，原子下落的时候会稍稍偏斜一下，没有原因，就是偏了；正是这一点偏斜，让原子能相撞、能结合，世界才有了东西，人才有了自由。
青年站在伊壁鸠鲁一边。他称赞那一点偏斜，说它打破了「命运的束缚」。
这个青年叫卡尔·马克思。照这本书的看法，他一生最值得讲的一段，是从这篇站在「偏斜」一边的论文，走到四十年后那个必然性的体系——从「差别」走到「必然」。这一章不评价这段路，只把它排出日子，用四个词读一遍：他站在什么土上，什么刀落在他身上，长出了什么，什么写回来了。
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他生在普鲁士莱茵省的特里尔。这块土有几个特点，后来都长进了他的书里。
第一，这是一块刚被翻过的土。特里尔在拿破仑时代归法国管了二十年，法国的法律、法国的报纸、法国革命的记忆都留在这里；一八一五年以后普鲁士接管，旧秩序回来了。他长大的城里，两种秩序叠在一起，谁也没压住谁。
第二，一个改了宗的父亲。他父亲亨利希是律师，犹太人。普鲁士接管以后，犹太人不能当律师了；父亲在他出生前后改信了新教，律师执照才保住。这是公开的事实。照这本书的看法，这是他见到的第一件「吃饭决定信仰」的事——不是读来的，是家里的。
第三，一个不肯安分的学生。他一八三五年去波恩读法律，一八三六年转到柏林；一八三七年十一月，他给父亲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自己从康德和费希特那种把理想放在现实之外的哲学，转向了黑格尔——「要到现实本身中去寻找观念」。父亲一八三八年去世，没有看到儿子后来做的任何一件事。
第四，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他在那里结识了一群比他大的人，他们相信批判宗教、批判国家，靠思想就能改变世界。他很快就要和他们决裂，可他的第一把刀是在这群人里磨出来的。
土就是这些：两种秩序叠着的城，一个为饭碗改宗的父亲，一封转向黑格尔的信，一群相信思想万能的朋友。
这本书讲一个人的生平，最看重的是刀落在哪儿——什么事切进了他的生活，切在他活着的三个世界里的哪一个：吃饭穿衣的世界，道理的世界，还是心里的世界。
马克思身上落了三刀，三刀全落在吃饭穿衣的世界里。
第一刀：报馆被封。 一八四二年他在科隆当《莱茵报》的编辑，一年之内把一份小报办成了普鲁士最有影响的报纸。一八四三年一月普鲁士政府下令查禁，三月他辞职，四月一日报纸停刊。他后来自己说，正是在《莱茵报》时期，他第一次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林木盗窃法、摩泽尔农民的贫困——他发现自己的哲学回答不了这些事。这一刀切在道理和现实之间：道理管不了现实，现实先动了。
第二刀：三次驱逐。 一八四三年秋天他和新婚的妻子燕妮去巴黎；一八四五年一月，普鲁士施压，法国驱逐了他，他去了布鲁塞尔；一八四八年三月，比利时驱逐了他，他回科隆办《新莱茵报》；一八四九年五月，普鲁士再次驱逐，他去了巴黎，又被巴黎赶走；一八四九年八月，他到了伦敦，此后三十四年没有再离开。三次驱逐，每一次都是因为他写的东西；每一次，写东西的人被现实从一块土上拔起来，扔到另一块土上。
第三刀：伦敦的穷。 一八五〇年代，一家人挤在苏荷区迪恩街两间屋子里。一八五〇年儿子圭多死了，一八五二年女儿弗兰契斯卡死了，一八五五年儿子埃德加死了——八岁。三个孩子死在穷里，这是公开的事实，他的信里写得很清楚。家里靠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寄钱，恩格斯在自家的纺织厂里做事。写《资本论》的那些年他长了满身的痈，一八六七年他写信说，资产阶级会记住他的痈。
三刀全落在吃饭穿衣的世界里。照这本书的看法，这是理解他全部思想的钥匙：一个人的刀落在哪个世界，他就会把那个世界写成一切的根。刀落在道理的世界里的人，会写出观念决定一切；刀落在心里的人，会写出情感决定一切；他的刀三次落在饭碗、住处、孩子的命上，他写出了物质生活决定一切。
从一八四三年到一八六七年，二十四年，他长出了那些后来变成每个中国人口头禅的东西。排一下日子。
一八四三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变成物质力量。
一八四四年，巴黎的手稿：异化劳动，类本质，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一八四五年春，布鲁塞尔，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一八四五到四六年，《德意志意识形态》：暗箱里的倒影，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本书他生前没有出版，他后来说，把它「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
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消灭私有制；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不可避免。
一八五九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个决不会。
一八六七年，《资本论》第一卷：劳动力商品，剩余价值，拜物教，剥夺者被剥夺。
看这张表，能看见一件事：发生的那块地板，他一八四五年站上去了——「改变世界」「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是一致的」，都是那一年的话。可从一八五九年起，「决定」「归根到底」「决不会」「不可避免」这些座位上的词越来越多。照这本书的看法，这不是他变了主意，是刀和梁对得太严：三刀全落在吃饭穿衣的世界里，房子自然盖在那个世界里，盖着盖着，就把那个世界写成了根，把别的世界写成了根上的影子。
一个人的思想长出来以后，世界会写回来。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世界写回了他两次，他都认了。
第一次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起来又被镇压，他在《法兰西内战》里改了自己关于国家的看法：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拿过现成的国家机器为自己所用，得把它砸碎。公社还教了他一样东西——普选产生的代表，随时可以罢免。这是一个长出来的形式写回了他的理论。
第二次是一八七七年和一八八一年。俄国人问他：俄国是不是也得先走一遍西欧那条路？他一八七七年回信说，别把他对西欧的历史概述变成一切民族注定要走的一般道路；一八八一年给查苏利奇的回信，写了四份草稿，最后寄出的那份只有一页，说他讲的历史必然性明确限于西欧各国。他自己不认那根钉死的路。
这两次写回来，都是他晚年的事，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从座位往日子走。照这本书的看法，如果他再活二十年，他会自己拆掉一半的「决定」。可他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死在伦敦，六十四岁；燕妮死在他前面十五个月，大女儿死在他前面两个月。恩格斯在墓前说他像达尔文发现了自然界的规律一样，发现了人类历史的规律。这句话是恩格斯的，不是他的；这句话把他重新搬回了发现的地板。这是第三次写回来，写回来的人，不是世界，是他最好的朋友。
这本书给每个人讲一个场景，三拍。他的这个场景，跨了二十六年。
第一拍，一八四一年，柏林的书桌。二十三岁的青年在论文里写：原子的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他站在偏斜一边，站在自由一边。
第二拍，一八四三年，科隆的报馆。二十五岁的编辑接到查禁令。他后来说，正是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哲学回答不了摩泽尔农民为什么穷。他从道理的世界被推进了饭碗的世界。
第三拍，一八六七年，伦敦的书桌。四十九岁的作者写完了第一卷，满身是痈。书里写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站在偏斜一边的青年，写出了铁的必然。
三拍之间没有背叛，只有刀：每一刀都把他往饭碗的世界里推一步，每一步他都把那个世界写得更硬一点。到第三拍，偏斜没有了，只剩下落。
这本书判一个人，最后只判一件事：刀落在哪儿，房盖在哪儿，对上还是错位。
他的刀落在吃饭穿衣的世界，房也盖在吃饭穿衣的世界。对上。
对上有对上的好处：房子盖得极其结实。一百五十年里，把物质生活写成根的人没有一个写得过他，因为没有一个人的刀落得那么深——报馆、驱逐、三个孩子。他写剩余价值的时候，是一个靠朋友工厂的余数活着的人在写余数，笔下不会有一句虚的。
对上也有对上的代价：只看得见一个世界。道理的世界成了影子，心里的世界成了「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他自己一八四四年写过人按照美的规律构造，写过异化的痛，那些都是心里的世界的事——一八四五年以后，这些话越来越少，因为房子越盖越高，只往一个方向盖。
照这本书的看法，他撬了一根梁：世界是现成的这根梁，他从「改变世界」那一处撬松了。他没有撬开的地方，是他自己盖房子用的那根梁：非要有一样东西是根。他把根从上帝换成了物质，从观念换成了生产，可「有一个根」这根梁，他没有动——他的刀不允许他动，因为刀落的地方，正是他认定的根。
一句话：三刀全落在吃饭穿衣的世界，房子盖在同一个世界，对上——所以结实，所以只看见一个世界；他撬松了「世界是现成的」，没有撬动「必须有一个根」。
两个洞：一，「刀落哪儿房盖哪儿」是这本书读人的办法，不是心理学的定论，它能解释他，也可能只是碰巧解释了他；二，晚年的两次写回来，这本书读成「从座位往日子走」，也可以读成偶然的让步，两种读法在附录里并列，这本书选了前一种。
核验状态：生平事实（出生地、父亲改宗、一八三七年家信、博士论文题目与立场、《莱茵报》查禁、三次驱逐、三个孩子的死、恩格斯的资助、痈与「资产阶级会记住我的痈」、公社与「砸碎」、一八七七与一八八一年的信、去世日期、恩格斯墓前讲话）均为公开可核的事实，出处见附录乙；凡带「照这本书的看法」的句子是本书的解读；父亲改宗的确切年份各传记记载略有出入，本章写「出生前后」，未核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