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和女儿在店里吵过一回：这家店，是先有的店，还是先有的想开店的念头？
舅舅说：当然是先有念头，你妈不想开，哪来的店。女儿说：不对，是先有街坊要吃面、先有外公的手，念头是被这些逼出来的。两个人越吵越认真，各自举了一堆证据，谁也说不服谁。
老爷子在案板边听了半天，说了一句：你们俩问错了。店不是先有念头或者先有街坊，店是从这些里面一起长出来的，你们问哪个在先，问的是一个不存在的开头。
这一章讲的，是马哲把这个「问错了的问题」立成了全部哲学的地基。
一八八六年，恩格斯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第二部分开头立了一道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这道题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思维和存在，哪个在先，哪个是本原——回答存在在先的是唯物主义，回答思维在先的是唯心主义。第二个方面：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人的思想能不能正确反映世界——回答能的是可知论，回答不能的是不可知论。
这道题后来成了教科书的第一课。每个学过马哲的人都会背：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按第一方面的回答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
用第一章的话把这道题翻译一遍，会看见它的形状。「思维」是最后长出来的那个「我」，「存在」是那片土；这道题先把两样东西各自摆好，当成两个现成的端点，再问它们之间的「关系」——谁在先，能不能认识。两个端点先在那儿，关系在中间。这是一张桌子的形状：两头各一把椅子，中间一张桌面。
先说这道题对在哪儿，它对的地方不少。
第一，它承认思想有地板。恩格斯说全部哲学都绕不开这道题，意思是没有一种哲学是从无处出发的——每一种都先站在了一个位置上。这一点是对的，这本书全部的读法都靠它：读一个人，先问他站在哪儿。
第二，它把哲学史看成有分歧的历史，不是一串圣人的名单。哲学是吵出来的，不是传下来的。对。
第三，在第二个方面上，恩格斯给的答案是实践：驳倒不可知论最有力的东西是实验和工业——你能把一样东西造出来，就证明你认识了它。他把「做」放回了认识论，这是一八四五年那块地板的回声。
漏的地方，从题目本身开始。
「谁在先」是第三章讲的座位问题。它的答案是一个位置，找到就完了；它不问日子，不问这一轮谁先动、下一轮换没换手。把座位问题立成全部哲学的地基，等于宣布哲学只能在发现的那块地板上盖房子——凡不回答「谁在先」的思想，就不算哲学，或者被硬塞进两把椅子里的一把。
一九〇〇年以后那些讲「发生」的人——柏格森讲绵延，怀特海讲过程，杜威讲经验——在两军的教科书里全被塞进了唯心那把椅子，不是因为他们说思维在先，是因为他们不肯说存在在先。桌子只有两把椅子，第三种人没有座位。
老爷子那句「你们问错了」，就是对这道题的回答。店不是先有念头或先有街坊，是一起长出来的；「哪个在先」问的是一个不存在的开头。恩格斯把这个不存在的开头，立成了哲学的第一课。
这道题的第二个毛病，藏在它的语法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要有关系，先得有两样东西。这道题在发问以前，已经把「思维」和「存在」各自当成了一样现成的东西——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然后问它们怎么连。可按第一章的分法，「存在」是土，「思维」是从土里最后长出来的「我」，它们不是两头，是同一家店从两个方向看见的样子。土不是先摆在那儿等着被认识的一堆东西，土是缠着的；「我」不是隔着桌子看土的一个人，「我」是从土里长出来、又写回土里的一个位置。
把它们摆成两头，就得给它们之间造一样东西来连——这道题里那个东西叫「反映」：思维反映存在，像镜子照东西。镜子和东西是两样，中间隔着空气。到第八章会看到，马哲后来又造了另一座桥，叫实践。两座桥都是因为先有了两岸。
这一节要讲一件细的事，它是这本书判断马哲「先松动后封冻」的关键证据之一。
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里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这段话里最要紧的一个词是「不是理论的问题」。他不是说「用实践去证明思维和存在相符」，他是说，「思维和存在符不符」这道题本身，脱离实践就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问都不该问。真理不是符合，真理是做出来的、写回来的东西。这是发生那块地板上的话。
一八八六年，恩格斯把实践放进了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能，因为实验和工业证明了。注意这句话的框子——「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仍然是两头加一个「认识」，仍然是符合不符合的问题，实践变成了证明符合的证据。一八四五年说「这道题不该问」，一八八六年说「这道题的答案是能」。题目被留下来了，实践从取消题目的东西，变成了回答题目的东西。
照这本书的看法，这是马哲从发生退回发现的第一步，退得很轻，几乎看不见，可后面所有的封冻都从这一步开始：既然题目保住了，「谁在先」就要有答案，答案就是物质第一性；既然是符合，认识就得是反映；既然是反映，真理就要「检验」。第六、七、九章讲的，都是这一步的后果。
一道题一旦成了全部哲学的地基，就需要一个执法机关，保证每一种思想都来答题。这个机关叫哲学的党性原则。
一九〇九年，列宁写道：最新的哲学和两千年前一样有党性，交战的两党归根到底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九四七年，苏联的日丹诺夫把它写成哲学史的定义：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中文课本叫两军对战。
党性原则做的事，是把「先问你哪一边」安进思想里。一个人说了一句话，先不看这句话对不对，先看他是哪一边的；他是唯心的，这句话就是唯心的，就要批。这本书的规矩正好反着：判一句话，只看它能不能被现实写回来，不看谁说的——马克思说的和舅舅说的，一样判。
两军对战还有一个用处，第三章讲过它的原理：能吵起来的两家，一定踩着同一块地板。唯物和唯心吵了两千年，吵的是「谁在先」，两家踩的是同一块「有一个在先的」的地板。战争越激烈，地板越没人看。两军对战是地板的保护色。
这个执法机关在这块土上办过几件案子，卷七会细讲：一九五四年批胡适，把一种以做为先的哲学判成唯心，而它和《实践论》握的是同一根路；一九五七年批冯友兰，他想把古人的话从古人的阶级上割下来继承，被判成抽象；一九七三年评法批儒，法家进步、儒家反动，秦始皇成了唯物主义者。三件案子一个模板。
这道题落到这块土上，有一张现成的床。
孟子距杨墨，说杨朱为我是无君，墨翟兼爱是无父——把对手判成文明的敌人，这是这块土上最早的两军。韩愈立道统，一条真理的传承线，线外都是异端。两军对战落在道统这张床上，一读就熟。
可同一块土上还有另一张床。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中庸》说道并行而不相悖，稷下学宫百家争鸣。一九五六年那句「百家争鸣」借的正是这张床，借了一年，第二年就收回去了。两张床都在，这道题落下来的时候，选了第一张。
老板娘有个习惯：谁来说店里的事，她先问一句，你是向着我们的，还是向着外甥的？立场先于道理。娘家来的人一定向着娘家，婆家来的人一定向着婆家，每一场争论先按人分好边，「自己人不算工钱」那块地板从来没人看，因为大家忙着分边。
女儿的账本一摆出来，第一个反应是：她向着外人。异端。
后来表弟从另一家店来读账，读的时候不知道哪笔是谁的，读完说：这笔账少记了两个人的工时。两边都认了。这就是换手：判账不看谁记的。老爷子那句「你们问错了」，加上表弟这一手「不看谁记的」，就是这本书对哲学基本问题和党性原则的全部回答。
换一句说法：哲学没有基本问题，有起手的方向和漏掉的方向。一种思想从土起手、从路起手还是从长出来的东西起手，握住了哪一面、漏了哪一面，这才是读它的坐标；「谁在先」不是坐标，是一把椅子。判一句话看它能不能被现实写回来，不看它的作者坐在哪把椅子上。
能数的数：把五十到七十年代教科书里判为唯物和唯心的两张名单拿出来，不看标签，按每个人起手的方向重编一遍。这本书先写死一条：判为唯心的那张名单里，从「路」或从「土」起手的人——也就是讲发生的人——比例会高于判为唯物的那张名单。唯心这个标签，其实是发生学的探测器。如果编出来反过来，这一章作废。
一句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一张两把椅子的桌子，「谁在先」问的是一个不存在的开头；一八四五年说这道题不该问，一八八六年把它立成了地基；党性原则是地基的执法机关，两军对战是地板的保护色。
两个洞：一，「一八四五年取消题目、一八八六年保住题目」这条读法，依据的是第二条里「不是理论的问题」一句，也可以把它读得轻一些——只是换个说法；本书取重读，理由在卷三；二，「唯心标签是发生学探测器」的预言，编码的尺（什么算从土起手）还没写死，写死以前这条预言不作数。
核验状态：恩格斯一八八六年原文、列宁一九〇九年关于党性的原文、日丹诺夫一九四七年讲话、《提纲》第二条，卷页见附录乙；批胡适、批冯友兰、评法批儒三件事的时间与结论为公开史实，本章只作提要，细节见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