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家店的路，第一章排过：先有机器（长出来的东西），再换分工（路），再改规矩和想法（土）。第二年是这样，第三年是反过来的：先有女儿的道理，再改规矩，再换排班。
第二家店，第四年在另一条街开的，走的又是一条路：先有那条街的街坊——写字楼多，中午要快——这是土先动；然后定了菜单和规矩——只做四种面，不赊账——长出来的东西跟上；最后才买机器、排人——路最后。土、长出来的东西、路：第三条走法。
三次开张，三条路，都走通了。这一章讲历史唯物主义把六条路钉死了一条，讲马克思本人怎么不认这根钉子，讲这根钉子落到中国以后闹出的一场三十年的争论。
历史唯物主义讲历史怎么走，有一条固定的次序：生产力先变，生产关系跟着变，上层建筑最后变。手推磨给你封建主，蒸汽磨给你资本家——工具先动，关系跟上，观念最后。用这本书的话说，永远从长出来的东西（工具）起手，路（分工）跟上，土（想法）最后。六条路里的一条，永远是这一条。
这条路后来长成了一张时间表：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五种社会形态，一个接一个，每一个民族都得从头走到尾。这张表是一九三八年立的，写在苏联的教科书里，后来成了这块土上每个中学生都会背的东西。
先说它对在哪儿。工具先动、关系跟上、想法最后——这是六条路里真有的一条，面馆第二年走的就是它。马克思看见了这条路，写得很准。而且他不是随便说的，他有证据：蒸汽机确实先于工厂制，工厂制确实先于工人的自我意识。
钉子不是他钉的。
一八五九年序言里，他列的不是五种，是四种：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亚细亚的」是什么？他自己一直没说清，那是一条在西欧的次序之外的路。
一八七七年，一个俄国人用他的书证明俄国也必须先经过资本主义，他写了一封信回应，说：他讲的是西欧资本主义怎么从封建经济里产生，一定要把这段描述变成一切民族不管处境如何都注定要走的一般道路，那是把他的荣誉给得太多也侮辱得太多了。他还说，用一把万能钥匙——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什么都开不了，那种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一八八一年，一个俄国女人问他，俄国的农村公社是不是注定要解体。他写了四份草稿，最后寄出的那一份很短，说：《资本论》里讲的那种历史必然性，明确限于西欧各国；俄国的公社可能成为另一条路的起点。
两封信说的是同一件事：六条路里，他只描述了一条，别把它当成唯一的一条。钉子是他身后的人钉的，一九三八年钉进了教科书。
这根钉子落到这块土上，出了一件事：中国的历史对不上那张表。
秦以后两千年，中国是郡县制——皇帝直接管到县，官员流动，土地可以买卖，没有西欧那种领主、采邑、农奴。可按那张表，资本主义以前必须是封建社会，于是秦以后两千年被定名为「封建社会」。这个名字和这两千年的实际对不上，从三十年代起，中国的史学家为「封建社会从哪一年开始」吵了三十年：有人说西周，有人说战国，有人说魏晋——同一个「封建」，起点差了一千年。
这场争论——古史分期——照这本书的看法，不是史料的争论，是路的争论：一条钉死的路要硬套在一段没有走过这条路的历史上，套哪儿都不合适。争论的双方都不能说「中国走的是另一条路」，因为表上只有一条路；他们只能争这条路的哪一段对应中国的哪一段。三十年争的是一根钉子的位置，不是钉子该不该在。
马克思一八五九年留下的那个「亚细亚的」，本来就是为这样的历史留的位置。它被表删掉了，因为一条路的表上放不下两条路。
六条路，面馆走了三条。
工具先、分工次、想法后——第一家店第二年。想法先、规矩次、排班后——第一家店第三年。街坊先、规矩次、机器后——第二家店。剩下三条：规矩先、街坊次、做法后（比如一条新法规先落下来，街坊跟着改习惯，店最后改做法）；做法先、街坊次、规矩后（比如老爷子先改了汤底，街坊跟着爱上，店最后把它写进菜单）；街坊先、做法次、规矩后（比如疫情先改了街坊的习惯，店跟着改做法，规矩最后才改）。六条路，一家店几年里能走全。
历史也一样。工具先动的年代有——蒸汽机；想法先动的年代有——一七八九年先有了权利的说法，工厂还在后面；土先动的年代有——一场瘟疫先改了人口，租佃关系跟着变，法律最后改。没有哪一条是永远的路。哪一轮走哪一条，看日子。
钉死一条路，代价有三处。
第一处，看不见另外五条。想法先动的年代，只能记成「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土先动的年代，只能记成「偶然因素」。五条路被塞进两个抽屉。
第二处，走错路的历史被判为「不正常」。中国两千年没走西欧那条路，于是叫「停滞」；俄国想不经过资本主义，于是叫「跳跃」；印度、土耳其、埃及，都成了「特殊情况」。一条路以外全是特殊情况，特殊情况比正常情况多，正常就该反过来定。
第三处，路一钉死，终点也钉死了。五种形态的最后一种是终点，每个民族都得走到那儿——这是第二十章讲的否定之否定放大到全人类。卷五第二十六章讲这个终点。
六条路只走一条，这块土上有一张床，也有一张反床。
床是「天下大势」——一条路，谁也挡不住：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句话是孙中山说的，可它的形状比孙中山老得多：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一条路，一段一段走。五种形态落在这张床上，一读就顺。
反床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哪条路看哪块地。这块土上讲变通讲了三千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从来没有说过只有一条路。这本书取反床。
一件事：第二家店。
它不是第一家的第二段，不是第一家的「更高阶段」，它从那条街的土里长出来，走的是另一条路——街坊先，规矩次，机器后。如果按一条路的表来读，它要么是「跳过了一个阶段」，要么是「特殊情况」。按六条路读，它是第三条，很正常。
换一句说法：历史有六条路，不是一条；哪一轮走哪一条看日子；马克思描述了一条，他自己说别把它当成唯一的一条；钉子是一九三八年钉的。
能数的数：把二十世纪十几个大转折——革命、改革、危机、复兴——各排出它的三个日子（工具或做法变的日子、规矩变的日子、想法变的日子），看每一次走的是六条路里的哪一条。这本书先写死：六条路里至少有四条会出现；若十几次转折全走同一条路，「六条路」作废，那张表就是对的。这个数和导论里第二条预言共用一套日子。
一句话：工具先动是六条路里真有的一条，马克思写准了；五种形态的表把它钉成了唯一的一条，钉子是一九三八年钉的，马克思一八七七年和一八八一年两封信明说过不要；钉子落到中国，两千年郡县制被定名为封建，史学家为钉子的位置吵了三十年。
两个洞：一，「六条路」在面馆里用三个日子就能排，历史上「规矩变的日子」「想法变的日子」怎么定，本章没有写死编码规则，规则不写死，十几次转折的数不作数；二，「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到底是什么，学界至今没有定论，本章只借它说明马克思自己留了第二条路的位置。
核验状态：一八五九年序言列出的四种生产方式，一八七七年致《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超历史的」一段），一八八一年致查苏利奇的信及三份草稿，一九三八年《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五种基本类型，卷页见附录乙；古史分期争论自三十年代起，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各有代表学者，见附录乙；孙中山「世界潮流」句、《周易·系辞下》「穷则变」句为公开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