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44
第四十四章 福柯:知识、分类与主体形成
追踪知识、分类与行动安排之间可以调查的反馈。
一 一份档案是在记录人,还是在参与形成人
设想一位学习者进入某个课程。第一次交流后,系统把他标记为“喜欢抽象、不善执行”。此后的任务因此被简化,教师很少邀请他解释自己的设想,他也逐渐不再展示尚未成形的尝试。几个月后,档案中出现更多“不善执行”的证据。
这是一个构拟场景,不是对任何具体学校的调查结论。它提出的问题却很清楚:最初的分类只是发现了一个已经完成的人,还是参与组织了后来这个人能够做什么、怎样被看见,以及怎样理解自己?
福柯在《主体与权力》中把研究重点说明为人怎样成为主体,并区分若干使人被对象化和与自身发生关系的方式。他不是只问谁拥有某件叫作“权力”的东西,而是考察行动怎样作用于可能的行动。[P44]
二 “被形成”不等于人完全没有行动
若把福柯概括成“所有人都只是制度的木偶”,就难以解释他为什么分析主体的行动空间。在上述文章中,权力关系之所以不同于对物体的直接作用,正与行动者仍然具有反应和可能行动有关。[P44]
因此,本书的SDE重构不能写成一个绝对单向式:制度E输入,顺从S输出。那既削弱了人的回应,也把关系重新变成外在机器。更合适的是:一组分类、安排和自我解释形成可行动的场域;人在其中回应,这些回应又可能巩固或改变场域。
这里没有预先断定所有回应都有同样的空间,也没有宣称任何人都能轻易退出。它只要求具体说明:哪些行动被允许,哪些变得困难,哪些后果会被怎样记录。自由不是一项没有条件的万能资源,条件也不是已经消灭一切差异的总开关。
三 从SDE出发,先改变问题的粒度
如果问题是“这个人为什么失败”,S很容易被理解成个人特征的最终呈现。我们在他身上继续寻找缺点,D被缩成个人努力,E只是等待他克服的外部困难。
若改问“这个人怎样被安排成某一种可评价的人”,分析的单位便改变了。评价表中的类别、任务的先后、回应错误的语言、可获得的帮助、被记录与未被记录的表现,都进入了同一场发生。
这不是把责任从个人简单搬给组织,而是扩大了可调查的关系。一个人确实可能没有完成某项任务;与此同时,任务定义、资料条件、反馈方式和后续分类也都可以被研究。扩大解释单位,并不自动取消任何一个局部事实。
四 分类首先是一种有损压缩
设实际表现的集合为X,标签集合为L,分类规则q把每一种表现映射到一个标签。若X有八种不同状态,L只有两个标签,那么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状态得到同一个标签。这是一个有限的组合事实,不依赖任何宏大社会理论。
于是,从“标签相同”不能推出“全部状态相同”。标签也许对某项任务很有用,却不能无条件替代被压缩的材料。若把分类结果当成这个人的完整本质,就把任务上的等价偷偷升级成存在上的同一。
例如,“没有提交作业”可能对应没有理解、设备损坏、临时照护事务、已经完成但未上传等不同情形。将它们统一记录,或许便于统计提交率;用这个标签直接说明全部动机,则已经超出了记录本身。
这一点不是说所有分类都错,而是说分类的有效性必须带着用途和范围。没有分类,协作可能困难;只有分类,没有返回材料的通道,同样会产生解释盲区。
五 标签怎样进入下一轮发生
现在让标签不再只留在报表里,而是决定下一轮任务分配。设规则g依据标签L给予任务A,任务又影响能够出现的表现X′。整个过程便成为X→L→A→X′。
这里可以严格说明一件事:即使最初的分类只基于有限材料,只要它改变了后续任务,后来的记录就不能简单当作独立于分类的再次验证。它可能同时含有人的原有倾向和分类安排的作用。
这仍不能证明分类一定制造了全部结果。要区分作用,需要比较其他安排、追踪时间顺序,或寻找足够清楚的自然差异。重要的只是,回写已经进入模型,后来出现的证据不再天然具有独立性。
SDE的第三方程在这里有具体工作:先前显露的标签S,通过分配和回应D,沉淀成新的行动条件E。若不知道这个回写过程,仅增加记录数量,可能只会更精密地确认最初的框架。
六 知识不因涉及权力就自动变成谎言
“某种知识参与组织行动”与“这种知识内容全部是假的”,并不等价。一本教材可以传递正确的算术,也可以通过课表、考试与资格认证组织学习者的生活。讨论后者,不必先否定前者。
福柯对知识运作的追问,并不应被简化为拒绝一切有根据的真理。在《主体与权力》中,他区分了对知识发挥作用方式的分析与对经验证知识的简单否认。[P44]
本书因此为树上的这一节点设置两条分开的线:一条检查命题是否有证据,另一条检查命题在何种程序中被使用、赋予何种身份与后果。两条线可能相互影响,却不能被一句“都是话语”抹平。
七 有三类关系,不等于已经出现SDE
福柯在该文中区分能力、沟通与权力关系,并指出它们实际能够相互配合。这一分析本身提醒我们:出现三个相互联系的项目,并不足以证明它就是S、D、E。[P44]
能力可能表现为已经形成的S,也可能参与下一步行动的E;沟通有差异序列,也会生成共同理解;权力关系同样不能固定等于某一维。若一看见三项便宣布“这就是SDE的受限形式”,我们又回到了标签匹配。
真正的重构应说明不同类型怎样交叉。某个提示信息在传递内容的同时,可能安排回应次序;某种能力训练也可能改变谁有资格发言。三维分析的作用,不是取代原来的区分,而是跟踪这些配合怎样形成与维持。
八 谱系不是找出一个肮脏起点
追问一种分类的历史,并不是为了找到最早的一次错误,然后宣布今天的全部使用都不成立。来源复杂、作用变化、内容有效,这些情况可以同时存在。历史解释不能代替当前检验。
同样,过去没有以今天的方式分类,不等于过去没有相关经验;今天有一个明确名称,也不等于它对应的对象从来就是同样边界。要研究变化,需要分别追踪材料、术语、程序与生活实践。
福柯的考古学、谱系学与主体研究在其不同阶段有不同侧重,不能压成一条“幕后原因揭露法”。本章采用的是其中关于对象化和行动关系的入口,不以此代替其全部历史研究。[R44]
九 构拟场景继续:怎样重新打开那份档案
回到开篇的学习者。若把问题直接改成“系统压迫了他”,我们只是从一个总标签跳到另一个总标签。更有信息量的工作,是回到分类发生的具体位置。
第一次“不善执行”的判断基于哪项任务?任务是否让他说明遇到的困难?后来是否还有展示执行能力的机会?记录表是否区分“未完成”和“未获得条件”?他本人有没有补充材料和修正描述的通道?这些问题不要求先作总体判决。
在这个虚构课程里,可以安排一次不同结构的小任务,并保留此前未被记录的过程。结果可能表明初始判断部分准确,也可能显示任务设计起了重要作用。两种结果都应当允许出现,才称得上重新调查。
如果预先规定只有推翻标签才算成功,那么所谓开放也只是另一种结论固定。SDE重构的价值,正在于让不同结果能够返回模型,而不是让模型永远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十 自我关系不是外部分类的复印件
一个人可能接受别人给出的描述,也可能部分接受、重新解释或拒绝。他还可能在不公开反对的情况下改变自己对标签的使用。不能仅凭一句自我介绍,就断定他与制度分类之间只有一种关系。
在SDE中,这意味着E并不只在主体之外;历史语言可以进入自我说明,个人实践也能改变这些语言的作用。例如,“我是初学者”可以表达羞耻,也可以表达允许试错的学习位置。字面相同,发生功能可能不同。
因此,分析身份时应同时记录这个名称从哪里来、怎样被使用、给出了哪些可能、关闭了哪些可能,以及本人如何参与解释。只有名称来源,没有当下活动,就无法完整描述它的作用。
十一 这棵智慧树也可能制造自己的标签
当一个导航系统把用户归为“S崩塌型”“D停滞型”或“E压迫型”,它也在实施分类。若随后只展示某些哲学家、隐藏其他解释,便可能逐渐训练用户用系统给出的方式理解自己。
这并不意味着导航不应该存在,而意味着导航应提供修改与退出解释的能力。用户可以说:“这不是我所指的问题”“这个维度被夸大了”“你漏掉了一种处境”。系统不能把所有异议都解释为用户尚未理解理论。
哲学家的节点也应如此。一个人点击海德格尔,不该被立即判定为存在焦虑;阅读斯多葛派,也不表示他应当接受当前安排。阅读入口只是请求探索,不是心理画像,更不是替他作生活决定。
十二 生成性重构需要哪些约束
从SDE母结构出发,加入以下限制,可以得到本章的福柯式分析:优先研究具体历史形成的分类与实践;把主体身份也视为待解释结果;跟踪行动对可能行动的安排;拒绝把权力当成独立储藏的实体;保留主体回应与自我关系。
这些限制并不自动推出福柯对每一个历史案例的具体结论。那些结论仍依赖档案、时间、制度与文本材料。也不意味着其他方法不能分析相同现象。这里得到的是一种问题组织方式,而非历史研究的替代品。
其主路径可以从已显露的身份S进入E,再追踪形成和维持它的D;也可以从某项实践D开始,观察它怎样改变E并产生新的S。因此,硬把这一节点限定为唯一EDS顺序,反而会减少它实际提供的分析可能。
十三 与其他枝条之间的连接
与卢梭相连时,问题是比较与依赖怎样进入自我;与马克思相连时,可以比较社会关系解释的不同单位与证据要求;与尼采相连时,可以研究价值与身份的历史形成。但结构相近不等于同一理论,也不等于未经证实的直接影响箭头。
与维特根斯坦相连时,焦点转向名称怎样使用、规则怎样检验;与康德相连时,则需要区别历史形成的条件与被主张为经验可能条件的结构。两种“条件”不能因为都写成E而失去差异。
在动态树上,这些连线应以问题标注,而不是只画一根线。读者看见“分类如何作用”或“条件是哪一种条件”,才知道跨枝阅读为了什么。
十四 有效E的边界如何在这里划定
“社会、制度、语言、历史都有关”还不是一个有边界的解释。应当优先纳入能够说明分类怎样产生、怎样被使用、怎样改变行动机会的关系。没有可追踪联系的宏大背景,可以保留为待研究线索,而不能立刻当作已证明原因。
边界也不是永久固定。若后来发现某项看似遥远的资格规则直接决定任务分配,它便可能成为当前分析的有效条件。关键在于给出进入模型的证据路径,而不是因为理论允许纠缠,就把整个世界一次装进来。
如此处理,E既不是外部风景,也不是无限剩余箱。它是相对于具体问题、材料与检验逐步确定的参与结构;这个操作边界不应被误当作世界本身绝对切开的边界。
十五 这个节点留下的工作
福柯节点不替读者决定应当接受或反对哪一种政治选择,也不提供一句解释所有关系的口号。它把一组可以调查的问题留给我们:谁在何种程序中描述谁,描述怎样进入行动安排,被描述者怎样回应,分类又怎样被结果修正。
在个人生活中,它有助于暂停把一个标签当完整自我;在阅读中,它要求回到具体历史材料;在系统设计中,它提醒分类者自己也要被看见。最重要的是,不把“形成”理解为命运已经写完。
走到这一章,E主干的十二个节点已经全部挂上树。从无定根据、数学比例到经验、社会比较和分类实践,我们看到的不是十二种背景,而是十二种对于“条件究竟怎样参与存在”的不同追问。下一编将把这种追问转向悬置、显露、语言和复数者之间的意义。
留给读者的问题 一个标签怎样进入后续机会、要求与自我理解?
从这一编走向下一段路
条件不是放在对象身后的静止布景。但把条件写得越来越多,也不会自动增加解释力。接下来有关悬置、显现、语言与共同世界的讨论,将进一步检验条件的边界:什么是对象如何被给予的条件,什么是某项判断可被承认的条件,什么又是他人能够参与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