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奏的第三个
时间被打开了，空间被打开了。还剩下第三个——它比时间空间更隐蔽，却支配着我们理解世界的每一步：因果。
日常解释与科学研究都经常追问：为什么出现这个结果，改变哪些条件会使结果不同？本章把这样的因果问题带入SDE的分析范围。我们不主张此前少有人问过因果是什么，也不以哲学命名代替各领域已经发展的研究方法。这里要提出的，是在事件之间的联系之外，怎样继续考察条件、过程与反馈，尤其怎样辨认一次结果对后续发生的影响。
从单向联系出发，补问反馈与条件
先构造一个便于比较的简化模型：在某一任务与时间尺度内，A的改变影响B，以A→B表示。这个箭头只记录我们当前关心的方向，并不凭自身宣称其他影响不存在，也不规定关系必定线性、确定或不受条件限制。本章批评的，是把一幅局部简图当成充分解释全部过程的模型，而不是箭头记号本身。
使用这个模型时，至少需要分别说明三件事：A与B怎样被定义，影响方向根据什么确定，还有哪些条件参与。先后关系、可干预关系和必然性并不是同一个问题。一个方向明确的因果模型可以包含概率、共同原因和反馈；确定性模型也不自动意味着每个结果只由一个原因决定。因此，不能把所有传统因果论都概括成主动的A推动被动的B，更不能把休谟的问题与整个决定论传统当成同一套预设。
在某些任务中，只追踪一个方向已经足够，例如评估一个已知操作对某项结果的局部影响。这样的简化是否适用，要由任务和证据判断。SDE提出的补问是：结果出现后，哪些条件发生了改变，原先的影响关系是否仍然成立？这一补问可以扩充局部模型，但不意味着整个经典物理和工程都忽略反馈，也不意味着承认客观因果关系就必然采用无需解释的固定链条。
下面用三个问题说明，何时有必要把分析范围从一次联系扩展到更长的过程。
三个需要扩展分析范围的问题
第一，关于未来的预期怎样影响当下行动？一个人担心考试失败，因而减少练习，随后成绩变差；这里参与当下因果过程的是“现在形成的失败预期”，不是未来成绩倒流回来改变过去。SDE可以追踪预期怎样显露、怎样进入行动选择，以及结果又怎样改变下一轮预期。把几个时点区分开，既能看清反馈，也避免把反馈误写成时间上的逆向因果。
第二，多次相互回应怎样形成关系？友谊中的帮助可以影响下一次回应，回应又改变后续参与。这种循环需要按时点展开：一次帮助与下一次帮助并非同一个事件，因而可以分别研究它们的条件和效果。关系中存在反馈，并不表示原因和结果原则上无法区分，也不排除在限定范围内识别某个环节的作用。SDE要增加的是过程与条件的说明，而不是用“拆不开”终止分析。
第三，多个条件怎样共同影响结果？非线性系统中，小扰动有时可以经由后续动力过程被放大；但小扰动、长程联系、非线性和非局域是不同概念。不能把蝴蝶效应直接当作无中介的远程作用，也不能由一个箭头表示因果就断言模型只能处理线性关系。SDE可以要求检查影响如何传递、在哪里放大、受到什么约束；具体属于哪一种机制，仍须用相应模型与证据辨认。
这三个问题不要求取消单向因果联系，而是要求说明联系所处的时间结构、相互作用与背景条件。由此，本章提出SDE自己的过程组织方式。
SDE的因果过程模型：123原理与回写
本书尝试以123原理加回写来组织一类因果过程，特别是结果会改变后续参与条件的过程。它首先是一个理论方案，不能因为能够用同一句式重述许多例子，就宣称已经找到了全部因果的唯一真相。
在这一方案中，我们考察张力怎样参与改变，改变怎样形成新的显露，以及新的显露怎样影响后续差异序列与特征纠缠。过程可能形成反馈，也可能在所选范围内终止；是否存在回写、回写多强、经过多久出现，都需要说明，不能由定义预先保证。
以D-E张力促成S改变为一个分析入口，可以问：当前差异序列与有关特征的关联为何难以继续配合？什么活动或条件转变使新的显露成为可能？新显露出现后，又改变了哪些继续活动的条件？这三个问题引导我们寻找机制，而不是用“矛盾”一词代替所有尚未说明的原因。
例如，一项协作规则与实际工作持续不匹配，成员提出修改，新的规则被采纳，并改变下一轮的分工。这可以按张力、改变与回写来组织。但提出建议、获得通过和真正改变行动并不是同一个环节；建议可能被拒绝，规则也可能只留在纸上。只有把这些可能失败的位置列出来，SDE叙述才有机会区分真实的因果机制与事后的顺畅故事。
把这个方案带回前面三个问题，可以得到三组进一步的研究要求：
- 对预期与结果，区分各自出现的时点，检查当下预期怎样影响行动，以及已经出现的结果怎样参与下一次判断。回写描述的是后续条件的改变，不能自动证明未来结果影响过去。
- 对循环关系，识别每一次作用与回应的具体位置，考察去掉或改变其中一项时会有什么不同。存在循环不表示所有环节作用相等，也不表示无法进行局部分析。
- 对远处或整体性的变化，写出传播路径、相互作用规则、时间尺度和限制。E表示特征纠缠，不能仅凭这个名称就认定存在物理学意义的非局域作用，更不能省略作用机制。
因此，“矛盾→改变→回写”适合用作一类过程的研究提纲。单次A→B联系可以嵌在较长过程里，但不能由此断言每个因果关系最终必定闭合成环。若研究中没有发现有关反馈，就应保留这一结果，而不是把尚未观察到的环当作理论必须存在的东西。
三种比较入口：结构、条件与过程
本书还尝试把结构改变、依赖条件和相互回应列为三个比较入口，借不同传统中的部分材料说明它们。这样的比较可以帮助发现问题的侧重，不能证明人类文明恰好分成三类，更不能证明每一类都只掌握S、D、E中的一维。
因此，下文所谓西方、佛教与中华，只指本章选择的材料与例子，不是对三个内部高度多样的传统作本质定义。比较的起点可以不同，概念也可能交叠；若发现某一传统同时关注结构、过程和条件，应据此修正分类，而不是把证据排除在外。
从结构与操作入手的一个例子，是在限定条件下研究A怎样影响B，并比较改变操作后的结果。本文以某些科学与工程实践说明这种入口，重视它对公开辨认、控制条件和精确描述的要求。但不能把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近代决定论与休谟的分析合并为同一个机械模型，也不能说西方研究原则上看不见反馈与复杂关系。SDE在这里的补充，是继续追踪条件怎样形成、结果怎样改变后续过程，而不是宣布这些问题此前从未被研究。
休谟的因果问题在此提供一个重要检验：观察到事件反复相继，怎样支持我们对联系、必然性以及尚未观察情形的判断？本章不把复杂的休谟解释问题压成一句“客观因果不存在”。对恒常连接、习惯和必然性的关系，须区分经验中观察到了什么、心中形成了什么预期，以及这些预期有何根据。SDE若要作出回应，必须正面处理这些区分。
SDE希望把研究扩展到D与E：不仅列出已经显露的事件，也考察展开过程和有关条件。但不能因此宣称因果必然性原来藏在另外两个维度里。过程具有方向，并不自动使结果必然；条件相互关联，也不自动证明一种影响无法不发生。要建立较强的因果结论，仍需要明确的机制、比较与适用条件。维度名称可以组织研究，不能代替论证。
因此，本书对休谟问题提出的是研究范围的扩展，而不是一个自动消除疑难的公式。SIO能够记录主体、互动与客体的关系，SDE能够继续追问这些关系怎样发生；两种描述都仍须区分观察、解释和论证。把A与B放进同一个回写过程，并不会单凭位置安排就获得必然性，也不能据此宣布整个西方传统此前只能停在S维度。
更具体地说，我们可以从“有哪些事件一起出现”继续问到“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改变一项会使另一项不同”。SIO中的关系、影响和共存可帮助列出观察对象，却不是因果证明已经完成的标志。作者借这些术语重述问题，是为了展开分析，不表示休谟本人使用过这套坐标，也不表示他的全部追问都能被还原为九宫或二十七项中的一个格子。
休谟式的挑战，在这里应被准确表述为：反复观察到事件相继出现，是否足以使我们直接观察到必然联系，或为从已见事件推断未见事件提供充分理由？从“没有看见一根必然的连线”，不能直接推出“客观因果已经被证否”；后者比前者强得多，也不是本段已经论证的结论。借用SDE语言，本书认为，仅列出显露层面两个事件的伴随，还没有说明产生、维持和改变这种关系的过程与条件。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D与E，但这种分析也必须拿出机制、操作或比较证据，不能因为换了维度名称就自动取得必然性。
日常行动为因果研究提供了丰富线索，却不能直接取消休谟式的疑问。按下开关后灯亮，我们会形成对操作效果的预期；若随后断电，同样的动作不再奏效，就会促使我们修正关于条件的理解。说错一句话后朋友脸色改变，也不能仅凭先后便排除其他解释。SDE可以用“改变—回写—新的预期”来追踪学习过程，同时保留对因果判断的检验：哪些条件参与，怎样区分巧合与作用，判断何时需要撤回？第一人称经验是研究入口，不是关于因果存在与必然性的无条件证明。
由此，SDE提出的是对休谟问题的一条回应方向：把因果研究从事件的并列与相继，扩展到行动、约束、改变和回写的过程。主体亲历能够为这种研究提供线索，例如我们怎样学习控制动作、识别失败和修正预期；但亲历的“我使它发生”也可能判断错误，并不能自动解决归纳的正当性问题。要把“矛盾→改变→回写”发展成因果说明，仍须排除替代解释，区分相关与干预，交代在何种条件下结果会改变。本书据此提出一种发生学重释，而不宣称休谟已经否定全部客观因果，也不宣称转向第一人称就让延续数百年的争论获得了无余的终结。
从佛教缘起相关论述入手，本书选择的比较问题是：一种显露怎样依赖条件，条件改变时它又怎样改变？这一入口使SDE能够进一步讨论过程与关联。但佛教因果论不能被整体压缩为D维，十二因缘也不能未经说明就画成最后一项机械接回第一项的封闭循环。有关条件关系、解脱目标和修行实践的问题，须按所讨论的文本分别说明；本章的比较不据此排列哪个传统更先进，也不认为其他维度因此必然缺席。
缘起与性空还为本书提供了另一组对话问题：依赖条件而成立，与不具有独立自足的自性，怎样相互关联？SDE可以借此检验自己是否把某个S当成了无需解释的固定实体。但这种对话是跨概念的重释，不能称为对123原理的精确古语翻译；概念之间有可比较之处，不等于论证目标与理论内容完全相同。
以SDE的分析问题来重读缘起，可以追问哪些有关特征构成条件关联，以及差异怎样在其中展开。前一个问题与E相接，后一个问题与D相接；二者并不因为这样分配就成了佛教原概念的唯一含义。尤其不能把“缘”直接改名为E，把“起”直接改名为D，再把两个字的拆分当成E-D矛盾已经获得原典证明。本章保留的是比较所产生的问题，不是对原概念的替代定义。
讨论性空时，须避免把无自性简单等同于一个东西暂时存在、随后消失，更不能把它直接定义成S回写E与D。对独立自足性的追问，与一项结构是否持久，是可以区分的问题。SDE从这里获得的提醒是：即使某种显露长期稳定，也仍可追问它依赖哪些关系与条件。作者可以进一步研究这种显露怎样参与回写，但回写属于SDE自己的过程主张，不能仅凭“空”的名称就认为已经从佛教论述中推导出来。
因此，本书所提出的对应，应写作一个有边界的比较方案：缘起问题提醒我们考察依赖条件，性空问题提醒我们避免把条件性的显露当成独立自足的实体，SDE再追问这些显露怎样参与后续过程。这里没有把佛教概念完整翻译成123，也没有证明佛教只关注退出轮回而不关注创造与实践。作者希望强调持续发生、更新和建设，这是本书的研究取向；它应通过正面论证成立，不靠宣布其他传统停在消极一端。有关佛教的专章将继续区分这些相接之处与不能直接等同的地方。
从中华思想中的感应与关联性表述入手，本书选择的比较问题是：事物怎样在共同条件中相互牵动？这可与E所强调的特征纠缠相接，但不能把中华思想整体定义为E维，也不能把气、感应、统计关联或物理作用当成同一个概念。尤其是“同气相求”之类表述，并不凭自身提供无中介、非局域作用的证据。若将感应解释用于具体自然、社会或身体过程，就必须另行辨认联系、传递路径和证据。本章借它提醒读者注意整体关系，不据此认定某一文明天生更懂非局域性。
结构、过程与条件是本章选出的三个比较侧重；西方科学、佛教缘起和中华感应中的部分材料，可以帮助提出不同问题，却不能分别与S、D、E严格对应。同一个传统可能同时研究三类问题，不同传统也可能提出彼此不能化约的解释。SDE希望把有关问题放进一套可相互校验的分析之中，考察显露怎样经由差异序列在特征纠缠中形成并产生后续影响。这是一项综合尝试，不是已经证明三大文明具有同一骨架，更不是一次为它们最终归位的思想史判决。
后文还将比较三种提问方式：以条件与过程为入口研究显露，以显露与条件为入口研究后续差异，以显露与操作为入口研究关联条件的改变。这些方式可分别记为E和D→S、S和E→D、S和D→E，但箭头在这里首先标记研究侧重，不是已经证明的统一因果方程。借缘起、种植和实验活动说明这些入口，不表示三个文明各自独占一种切法。接下来的两章将展开后两类例子，并据此与康德的经验条件问题对话；那将是一项需要论证的重释，而非预告一次已经完成的清算。
强调反馈不取消方向，也不要求把每一支箭头都改画成一个闭环。在具体模型中，某次改变可能影响下一轮条件，但也可能因边界、耗散、参与退出或研究范围而不形成有关反馈。单向模型与循环模型应按任务比较，不能预先宣布前者只是后者的普遍退化极限。这个问题也不能靠援引“全部传统数学是伞模型的极限”来证明；数学极限需要明示对象、参数和收敛条件，因果分析则需要说明变量、时间和作用机制，两者不能仅凭句式相同就互相担保。
从日常经验提出可检验的因果问题
第一人称经验的价值，在于它使我们能够记录意图、行动、感受和预期怎样变化。但“我体验到自己使结果发生”并不自动保证这个判断正确。SDE可以从这种经验提出问题，再把问题与记录、对照及他人的观察相接。因此，本节不把日常亲历当成对休谟问题的最终反驳，也不把第三人称研究排除在真正的因果之外。
以早晨起床为一个示意例子：意识到可能迟到，会改变一个人继续躺着的选择；起身以后，可采取的行动与当前安排又发生变化。我们可以把原先的处境、差异的展开、起身后的新显露及其后续影响分别记录下来。但这只是描述的起点；身体状态、闹钟、当天任务或他人提醒也可能参与过程。要说明“迟到预期”实际起了什么作用，还须把它与这些条件区分，不能因故事能够排成张力、改变、回写，就认为全部原因已经查明。
学习一项技能也可以这样研究。学习者在尝试中遇到困难，调整动作，获得某种新的协调；这项协调又使下一阶段练习成为可能。SDE把这种能力改变对后续任务的作用称为回写。可是学习者感到“通了”，不一定已经形成稳定能力，几次成功也可能依赖尚未辨认的帮助。我们需要观察能否重复、能否迁移、在什么条件下失败，并区分理解体验与表现变化。亲历有助于找到关键节点，公开记录有助于判断节点的实际作用，二者可以相互补充。
因此，SDE与休谟问题的关系，应表述为一种回应尝试：在观察事件联系之外，加入行动者的经验、过程变化与条件分析。它不能写成休谟只在书斋旁观、而真正因果只能从内部经历。第一人称可能误判自己的作用，第三人称也可以研究干预、机制与反馈；二者各有可以提供的材料和需要补足的限制。发生学的价值，要由它怎样把这些材料组织成更充分、可修正的解释来显示，而不是由排除某一种观察位置来保证。
这样的分析方向可以改变问题解决的提问顺序：除了寻找直接影响因素，也检查结果是否改变了维持问题的条件。它为实践提供的是研究和比较方案，不是无需验证的处方。
有些问题适合寻找一个明确环节并作局部修正；另一些问题则需要同时考察多个相互强化的过程。不能因为系统存在反馈，就断言没有关键原因，或断言针对一个环节的干预必然无效。对组织协作而言，可以比较流程修正、资源补足和反馈安排各起什么作用；哪个因素更重要，需要证据。涉及疾病或心理困扰时，因果与干预的判断还必须使用相应领域的研究，不能从循环比喻直接推出病因与治疗结论。
因此，本书提倡的转向应写成：从只问一个原因，扩展到检查有关作用过程与后续反馈；从仅凭命名判断，转向比较不同干预会产生什么结果。“改循环”可能是一些任务中有用的策略，但并不普遍排斥针对某个因素的处理。本章也不以因果哲学替代癌症、抑郁或慢性病的具体病理与干预研究，更不能据此宣称处理病变或识别病因的方向本身错误。发生学必须与领域证据相接，才能形成适当的应用。
本章小结
本章提出以123原理与回写组织一类因果过程：追踪张力如何参与改变，以及改变如何影响后续差异序列与特征纠缠。这个模型不取消方向，不把未来预期误作未来事件倒流影响过去，也不把全部因果预先判定为闭环。第一人称经验可以提供过程线索，却不能凭亲历证明必然性；对休谟问题，本书提出的是扩展机制与条件分析的回应方向，没有宣告客观因果已经被否定或怀疑论已被彻底解决。结构、过程和条件也可用于比较不同传统，但西方科学、佛教缘起与中华感应不能分别化约为S、D、E；缘起性空与123之间是有待论证的重释关系，不是完全等价的翻译。非线性、远程影响和非局域须分别定义，E的名称不构成无中介作用的证据。实践上，SDE要求同时检查直接因素和有关反馈，比较局部处理与过程调整的效果；能否改进解释和行动，仍由具体研究来检验。
因果讨论至此形成了一组分析问题。接下来的两章将分别以种子与土壤、结构与操作为例，考察S和E→D、S和D→E两种提问方向。这些例子服务于SDE的论证，不代表某种文明只具有这一种因果观；我们仍须追踪实际条件、过程与结果，才能判断这种组织方式的解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