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九章不是按计划写出来的。
它们最初是九次分开的尝试，处理三个看起来彼此独立的问题：沟通是什么，怎样才算高效，为什么明明都听懂了还是谈不下去。每一次尝试都从三门与沟通研究毫无往来的学问里取材，取材的方式也谈不上优雅——先把三门学问各自最硬的那条判据抽出来，让它们互相为难，看能不能在它们都不肯让步的地方长出一个原本没有名字的东西。
写到第五、第六篇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每一次都在同一个地方停笔，而且每一次都因为同样的理由不肯往下写：材料已经齐了，判断也成立，但那个判断的成立时刻不在现场，我没法在文章结束的时候证明它。当时我把这看成方法上的麻烦。后来才明白，那个麻烦就是全部内容——我反复撞上的，正是这些文章共同要说的那件事。
于是有了这本书的书名。它叫初探，不是谦辞，是准确的描述。第十章那张总表的最后一列写得很清楚：九个核心读数里，八个至今没有被测量过，唯一测过的那个没有达到自己设的门槛。这本书交出去的是判据、对照、合论与一份采集清单，不是一套已被支持的理论。把这一点写在正文里、写在结语里、又写在这里，不是为了显得谦虚，是因为它是这本书最容易被忽略、也最不该被忽略的事实。
关于写作方式，有三件事需要交代。
第一，八次公开数据检验里有七次结果对我不利，它们全部原样保留。我没有改门槛，没有换数据集，也没有把不利结果重写成支持性证据。有一次预注册的检验因为环境限制根本没跑成，我把"没跑成"三个字写进了正文和补论。这样做的理由在前言里说过一遍，这里说得再直白一点：如果我在写作这一轮里把这些账结清，这本书就成了它自己描述的那种伪闭合，那样的话它的每一句话都会变成对自己的反驳。
第二，九章的正文判断、结构、公式与数据，装书时一字未改。补进去的是导论、九节章末补论和第十章。补论里有几处对正文的更正——第五章那个"可跨场景比较"的说法是错的，第六章那两个四位小数的相关系数精度过高——我选择把更正写在补论里，而不是回头改正文。理由是：那些错误发生在原稿里，改掉它们会让读者看不见错误发生过。一本主张"退场以后才算数"的书，不应该悄悄修改自己的当轮记录。
第三，补论里的九位祖宗，每一位都是在写完正文之后才补上的，全部先逐字检索确认原稿命中为零才写。这个顺序说明一件不太好看的事：我写正文的时候不知道他们。 第一章通篇用了十次"理由空间"而不知道塞拉斯，第三章直接用了因果记号而不知道珀尔，第八章把结束标准的内生改写当成创新点而不知道西蒙在一九五〇年代就写过愿望水平会随搜索调整。补上他们以后，有几章的原创性明显缩小了——第五章那条反直觉判断的债主是比约克，第七章"越解释越说不通"的债主是卡汉。这些缩小也原样留在书里。
关于这本书不做的事，正文里说了三条，这里补最后一条。
它不打算改变任何人说话的方式。九章里没有一句话教读者该怎么开口、该用什么句式、该在什么时候点头。这不是回避，是判断：本书的全部结论都指向一个方向——问题不在当轮的表达技术上，因此在那里给建议是南辕北辙。如果这本书有一个实践含义，它只有一句话，已经写在结语里了。
最后要说的是，这本书随时可能整体作废，而且它自己写下了作废的方式。附录一列了九个赌注和两条全书撤回条件，最早的一个到期在二〇二八年，最晚的在二〇三一年。那些日期是写死的，不会因为这本书卖得好或者被引用得多而延后。如果到期时该出现的证据没有出现，正确的做法是撤回，而不是补充限定条件让它继续活着。
我希望有人会拿附录五那份清单去采集。哪怕只做一个季度、二十件事，只要有人算出了那张交叉表——当轮读数良好而退场后无后果的比例究竟是多少——这本书就算完成了它自己定义的那种沟通。哪怕算出来的结果是我错了。
李佳城
二〇二六年八月
李佳城，长期从事沟通与协作机制的跨学科研究，关注一个具体而少被追问的问题：一次沟通究竟在什么时刻才可以被判定为已经发生。
他的研究方法有一个固定的形状：不从传播学、语用学或会话分析这些最近的邻居取材，而是向那些与沟通毫无往来、却各自拥有成熟"何时算进去了"判据的学问借结构——埋藏学、物理有机化学、证据法、免疫学、分布式系统、计量学、模型检测、移植医学、国际私法、序贯决策、市场微观结构、地球物理反问题、零知识证明、档案来源原则。借来的不是词汇，是判据。
他坚持三条写作纪律：新对象必须能被一比一替换测试击倒；每一个主张必须写出让它失败的观察；公开数据检验的结果无论是否有利，一律原样保留。本书八次检验里有七次结果不利，全部收在正文中，这是这三条纪律的直接产物。
《沟通初探》是他的第一部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