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VS发生 · 科学篇

科学:发现还是发生?

科学定律与常数,到底是先在地藏在宇宙里等人揭开的现成品,还是在世界最硬的约束下、被发生出来的最稳显露态?
王德生 著 · SDE UNIVERSES · 2026年7月 · 全文约 1.4 万 字
立场:科学定律、事实、自然种类、物理常数——没有一个是先在地摆在宇宙里、等着谁去「发现」的现成品。它们都是在一张条件之网 E(实验装置、理论框架、测量约定、共同体判断)里,经一条差异路径 D(提问、建模、干预、检验),被发生成一个显露态 S(一条被陈述的定律、一个被确立的常数值)的。「发现」是科学最深的自我误解——它把一个发生过程的产物,倒读成一个先在对象的被揭示。但要紧的是:这绝不是说科学是随意编造的。恰恰相反,世界以最强硬的方式约束着什么能发生、什么发不起来;科学是人类一切活动里,发生受约束最紧、显露态最稳的一种。这叫「约束性发生论」,不是相对主义。
母 题
本文讲的是一副理解科学的思维眼镜——科学究竟是「发现先在的真理」,还是「在世界最硬的约束下、发生出最稳的显露态」。它属于科学哲学与发生学的解释,绝不贬低科学、更不否认科学的客观有效;恰恰相反,它想解释科学为何如此有效。带着这个前提往下读。

一、旧眼镜:真理「先在地藏在那里,等人揭开」

先看我们几乎人人默认戴着的那副旧眼镜——它其实就是「发现范式」投射在科学上的最自然的形状。

这副眼镜说:外面有一个确定的、先在的世界,它按某些固定的规律运转着;这些规律,像蒙着一层布的雕像,本来就在那里,科学的工作,就是把布揭开,让本来就在的真相露出来。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仿佛引力定律早已刻在宇宙的基石里,牛顿只是第一个把它读了出来。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这套图景如此顺理成章,以至于「科学发现」这四个字,几乎成了一句同义反复:科学,不就是发现吗?

必须极其诚实地承认:这副眼镜不是错觉,它是科学赖以成功的日常操作叙事,而且战功赫赫。它给了科学家一种朴素而强大的信念——外面有个不以我意志为转移的世界,我的任务是尽可能准确地去描述它。正是这种「我在逼近一个先在真理」的信念,驱动了三百年惊人的进步:它让科学家甘愿把自己的猜想交给实验去残酷检验,让「我错了」成为科学最高的美德之一。我们在下文要做的,绝不是否定这副眼镜的功劳——就像面对急性感染时不该否定抗生素。我们要做的,是指出这副眼镜有一个它自己看不见的盲区;而恰恰在这个盲区里,藏着科学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小结 旧眼镜=发现范式投射在科学上:真理是先在的、藏在那里等人揭开的对象,科学即「发现并描述」它。这副眼镜驱动了三百年进步,功劳不容否定。但它有一个自己看不见的盲区——下一节就切进这个盲区。

二、一个发现范式讲不通的地方

发现范式的盲区,可以用一句话点破:被「发现」出来的东西,总是已经穿好了发现它的那套框架的衣服——而先在的对象,本不该自带任何一套框架的衣服。

看最硬的例子:引力。牛顿把引力现象陈述为「有质量的物体之间存在一种瞬时的、超距的吸引力」;两百多年后,爱因斯坦把同一个引力现象陈述为「物质弯曲了它周围的时空,物体只是沿着弯曲时空里的最短路径运动」。请注意,这两条「引力定律」不是同一句话的两种说法——它们在数学形式上不同,在世界的本体图景上更是截然对立:一个说引力是「力」,一个说根本没有「力」,只有几何。如果引力定律是一个先在地、确定地躺在宇宙里的对象,等着被发现,那么被发现的,到底是「力」还是「弯曲」?一个先在的对象,不会自己长出「是力」还是「是弯曲」的模样——是理论框架 D,让它以某一种模样显露了出来。牛顿和爱因斯坦不是先后揭开了同一尊雕像上的两块布,他们是在两张不同的条件之网里,让引力发生成了两个不同的显露态。

再看更底层的一环:观察本身。发现范式偷偷假设存在「纯粹的观察」——你睁开眼,赤裸的事实就先在地摆在那里等你记录。但科学哲学早已指出,没有一个观察是纯粹的。你在云室里「看见」一条电子的径迹——可「电子」「径迹」这些,是理论提前装进你眼睛里的东西;一个不懂粒子物理的人,看到的只是一缕白雾。同一个黎明,一个相信地心说的人「看见」太阳绕着大地升起,一个相信日心说的人「看见」大地转向了太阳——他们视网膜上的光斑一样,「看见」的却不是同一件事。被观察的事实从来不是赤裸地先在,它已经被观察者携带的那套框架,预先塑好了形。这就是「观察的理论负载」。

科学史上一个经典的例子,把这一点摆得再清楚不过。十八世纪,普里斯特利把氧化汞加热,收集到一种能让蜡烛烧得更旺、让老鼠活得更久的气体。他一生都坚信,自己收集到的是「脱去燃素的空气」——因为在燃素说的框架里,燃烧是物质释放「燃素」的过程,一种特别助燃的气体,自然就是「特别缺燃素、因而特别能吸纳燃素」的空气。同样一批气体,拉瓦锡在自己的框架里却「看见」了一种全新的元素——氧,并据此把整个燃烧理论倒了过来:燃烧不是释放燃素,而是与氧结合。同一瓶气体,两个人各自「发现」了截然不同的东西——因为决定他们「看见」什么的,不是那瓶气体本身,而是各自带进实验室的那张框架 E。普里斯特利到死都没能「看见」氧,不是因为他不够仔细,而是因为他的框架里根本没有「氧」这个可供显露的位置。

还有「自然种类」的边界。冥王星在 2006 年之前是「行星」,之后不是了——可那一年,冥王星本身什么都没变,变的是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对「行星」的定义约定。「行星」这个种类的边界,是分类框架 D 划出来的,不是宇宙先在地画好了、等着被发现的。把哪一堆现象切成「一种东西」,取决于我们可用的显露手段与判断约定,而不是那堆现象自己在那里排好了队。

把这三件事放在一起,那个盲区就无处遁形了:定律的形态、事实的轮廓、种类的边界,没有一个是纯先在地给定、只等被动揭开的。它们每一个,都带着「是谁、用什么框架、在什么约定下把它显露出来」的痕迹。发现范式讲不通这一点——因为它的整个语法,是「先有对象,后有揭示」;而这里的实情恰恰相反。

小结 发现范式的盲区:被「发现」之物总已穿着发现它的框架的衣服。同一引力现象在牛顿与爱因斯坦框架下显露为迥异的定律;没有纯粹的观察(理论负载);自然种类的边界由约定划定(冥王星)。定律形态、事实轮廓、种类边界,无一是纯先在给定、只等揭开的。

三、新眼镜:科学产物是「约束下被发生的显露态」

换上发生学的眼镜,科学产物的身份整个变了。一条科学定律、一个科学事实,不是从藏匿处被揭出的先在对象,而是一个显露态 S——它发生(occur)于一张条件之网 E(实验装置、理论框架、测量约定、以及整个共同体的判断实践),经由一条差异路径 D(提问 → 建模 → 干预 → 检验 → 达成共识)。牛顿力学、相对论、周期表,都不是被找到的,而是在各自的 E 里、经各自的 D,被发生出来的最稳显露态。

讲到这里,最要命的误解必须当场挡住:说科学产物是「被发生的」,绝不等于说它是「随便编的」。发生学与相对主义之间那道最关键的分界,全在「约束」二字。世界以最强硬的方式,限制着什么能在 E 里稳定地发生:你可以提任何问题、建任何模型、编任何故事,但其中绝大多数,会被世界的检验无情地打回——发不起来,或者发起来立刻塌掉。只有极少数显露态,能通过世界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检验,稳定地站住。正因为科学的发生受约束到了极致——可重复、可预测、可用来干预——它的显露态,才是人类一切显露态里最稳的那一种。神话也是显露态,但神话的发生几乎不受世界约束,你怎么编它都不会「错」;科学的发生,受约束到了近乎残酷的地步。这,才是科学「客观性」真正的来源——不是因为它符合了某个从没人见过的先在真理,而是因为它的发生,被世界约束到了稳如磐石。

这副眼镜还顺手解释了一件发现范式讲不清的事:我们究竟在什么时候,最有理由相信一个东西是「真」的?不是当我们静静地观察它的时候,而是当我们能用它去干预别的东西的时候——当我们能用电子束去成像、去喷射、去精确地打在我们想打的地方,我们对「电子是真的」这件事的信心,达到了顶点。这恰恰是发生学的语言:真,是一个显露态在一次次干预中、持续稳定地再发生;而不是它被动地符合了一个先在的对象。会做事的东西,才是真的;而「会做事」是一个发生学的判据,不是一个发现学的判据。

这里必须正面接住实在论者最有力的一记反击:科学如此有效——它能造出手机、卫星,能把探测器精确地送上火星——这难道不正好证明,科学确实符合了那个先在的真理吗?否则,这惊人的成功岂不成了奇迹?这一问很有分量,但它恰恰能用「约束」二字来化解,而且化解得比实在论更干净。科学的有效,证明的是它的发生被约束得极好——它的显露态经受住了世界一次次严酷的检验,稳到能拿来架桥、造船、导航;但「被世界约束得极好」,和「符合了一个先在真理」,是两回事。前者是我们能直接检验的(桥没塌、船能开、探测器上了火星),后者却是一个我们永远无法独立验证的信念——因为你无法跳出所有的框架,去把科学的陈述,和那个「赤裸的先在真理」,直接比对一下。发生学不需要「奇迹」,也不需要那个从没人见过的先在真理:科学之所以这么有效,正因为它的发生受约束到了极致。用「约束下的发生」来解释科学的成功,比用「符合先在真理」来解释,少假设了一个谁也没见过的东西

科学革命,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幅图景。库恩早就指出,科学的历史不是一条平滑地「越来越接近真理」的直线,而是一次次「范式转换」——当框架整个翻篇(从燃素说到氧化说,从牛顿时空到相对论时空),什么算「事实」、什么算「问题」、什么算「一个好的解答」,会跟着一起翻篇。如果科学事实是先在地、独立地躺在那里等人发现的,它们就不该随着范式的更迭而改换模样。可它们偏偏改换了。这说明,「事实」从来不是脱离框架的赤裸之物,而是在一张框架 E 里被发生出来的显露态;框架一变,能被发生出来的显露态,也跟着变了。发现范式把科学史读成一部「揭幕史」,却讲不清为什么幕布后面的东西,会随着揭幕的方式而改变;发生学把它读成一部「发生史」,这一切才顺理成章。

科学的客观,不在于它符合了一个先在真理,
而在于它的发生,被世界约束到了最稳。

小结 新眼镜:科学产物是显露态 S,发生于条件之网 E、经差异路径 D。「被发生」不等于「随便编」——分界在「约束」:世界以最硬方式限制什么能稳定发生,故科学显露态最稳,这才是客观性之源(约束性发生论,非相对主义)。真的判据是「能否在干预中持续再发生」,这是发生学判据。

四、极端验证之一:物理常数——最像「先在真理」的东西

一副眼镜好不好,要拿它在最难的地方去试。对发生学来说,最难啃的骨头,是物理常数——光速、普朗克常数这些。它们看起来是宇宙里最铁的先在事实:仿佛宇宙一诞生,这些数值就刻在了底层,亘古不变,等着人类去测量。如果连这里发生学都站得住,它就真站住了。

就拿光速来说,看一件真实发生过、却极少被人细想的事。1983 年之前,长度单位「米」是一个先在的标准——最初是巴黎子午线的一段,后来是一根铂铱合金的米原器;而光速,是一个被测量的量:你用「米」和「秒」去量光跑了多远,测出一个值。可1983 年,国际计量大会做了一件惊人的事:它把光速的值直接固定为定义——精确地定为每秒 299,792,458 米,一位小数都不带误差——然后反过来,用光速去定义「米」:一米,就是光在 1/299,792,458 秒里走过的距离。那个曾经被「发现、被测量」的常数,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被约定、被固定的定义。2019 年,人类更进一步,把普朗克常数、基本电荷、玻尔兹曼常数等一批基本常数的值统统固定下来,整个国际单位制被重建在这些「钉死的常数」之上。

这件事戏剧性地暴露了一个真相:一个物理常数的「值」,从来不是一个纯先在的事实,而是深深纠缠于我们的测量约定与单位系统。光速是「299,792,458 米每秒」还是别的什么数,取决于「米」和「秒」是怎么定的——而这些,是约定 D 的产物。这背后当然有世界的硬约束在——光速的不变性、它作为宇宙速度上限的地位,是有真实物理内容的、不容我们乱来的;但光速显露为某一个「值」的那个形态 S,是在一张测量约定的 E 里被发生出来的,不是先在地就以「299,792,458」这个数躺在宇宙里的。发现范式会说「我们越来越精确地测到了光速的真值」;发生学会说「我们把光速这个受硬约束的物理量,在一套不断精化的约定里,发生成了一个越来越稳的显露态,稳到最后我们干脆用它来定义长度本身」。连最像先在真理的常数,也是约束下的显露态。

小结 拿最硬的骨头验眼镜:物理常数看似最先在。但 1983 年光速的值被固定为定义、用以反定义「米」,2019 年一批常数同样被钉死——这暴露:常数的「值」纠缠于测量约定与单位系统,是约束下被发生的显露态 S,而非纯先在给定。硬约束(光速不变性)是真的,但它显露为某个「值」的形态,是发生的。

五、极端验证之二:量子测量,发现范式最深的裂缝

如果说物理常数是发生学要啃的第一根硬骨头,那么量子测量,就是发现范式自己撞上的、来自物理学最底层的最深裂缝。

发现范式最核心的假设是:一个被观察的属性,在被观察之前,就已经以一个确定的值,先在地存在着了;观察,只是把这个先在的确定值读出来。这个假设在日常尺度上如此天经地义,以至于我们从不觉得它是个假设——月亮在你不看它的时候,当然也在那里,当然也有确定的位置。但在最基础的物理层面,量子力学动摇了这个假设。一个量子系统的某些属性(例如自旋在某个方向上的分量),在测量之前,并不处于一个确定的值——它处于一种叠加的状态;那个确定的值,是在「测量」这个相互作用中,与测量的整个安排一同显露出来的,而不是先在地躺在那里、只等着被读出。

这里必须极其谨慎地划清一条界,以免滑向「意识创造现实」那类玄谈——本文说的完全不是那个。本文说的,是一个可以被精确陈述、并被无数实验反复证实的物理事实:对于某些属性,「测量之前就已确定、测量只是揭示」这回事,根本不成立。玻尔在近一个世纪前就反复强调,我们不能把「一个现象」与「观察这个现象的整个实验安排」割裂开来分别谈论——某个属性能显露为一个确定的值,是纠缠于它被测量的那整套语境 E 的。

这恰恰是发生学的图景,在物理最底层得到的一次印证:一个确定的属性,不是一个先在对象被发现,而是在测量的语境(一张 E)里、经由测量的相互作用(一条 D)、被发生成一个确定的显露态 S。约束仍然是硬的——玻恩定则严格地规定了各种结果出现的概率,你绝不能随心所欲;但那个确定值的显露,是发生的,不是先在的。发现范式在这里遇到了它讲不通的东西,而这一次,戳破它的不是哲学家,是物理学自己。

有人会退一步问:会不会那个确定的值一直都在,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也就是说,会不会存在某种我们还没找到的「隐藏参数」,让属性其实在测量之前就有了确定值,只是暂时藏着?这个最顽强的退路,也已经被实验堵死了。贝尔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给出了一个可以实验检验的不等式:如果属性的值真在测量前就先在地确定着(且不允许超距的瞬时勾连),那么实验结果就必须满足某个上限。而此后一代又一代越来越严密的实验,一致地违背了这个不等式。这意味着:那种「值一直先在地确定着,只是我们不知道」的图景,与实验事实不相容。确定的值,不是先在地藏着等人去揭,而是在测量里被发生出来的——到了这一步,这已经不再是一种哲学偏好,而是被实验硬逼出来的结论。

小结 量子测量是发现范式自撞的最深裂缝:某些属性在测量前并无确定值,确定值在测量相互作用中与语境一同显露(非「意识创造现实」,而是可精确陈述、反复证实的物理事实;玻尔:现象不可与实验安排割裂)。这正是发生学图景——确定属性发生于测量语境 E、经相互作用 D,成显露态 S;玻恩定则给出硬的概率约束。

六、AI 时代的科学困境与挑战

现在把发生学的眼睛,对准这个时代最大的科学变量:AI。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涌入科研:从海量数据里发现模式,预测蛋白质的折叠,搜索新材料与新药分子,甚至自动生成假设。乐观的说法是「AI 将加速、乃至接管科学发现」。发生学要冷静地把这句话拆开——AI 到底强化了什么,又可能加剧什么困境?答案取决于一件事:AI 是在帮我们「发现模式」,还是在帮我们「发生理解」?这两件事,方向截然不同。

必须先诚实地承认 AI 的巨大红利:在「发现」这件事上,AI 强到近乎超人。凡是发现范式的主场——在既有数据里辨认模式、在巨大的可能性空间里搜索——AI 都是一台超级放大器。AlphaFold 一举预测出数以千万计的蛋白质结构,是实打实的、了不起的成果。这一点不容低估,也不该唱衰。

但科学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发现模式」,而是「发生理解」——产生一个能解释为什么、能被追问、能嵌进整张知识之网的新显露态。这里藏着一个与本站《无源之袭》完全同构的危险:AI 能产出预测,却未必产出理解——一个准确的显露态,背后可以没有任何「发生」,真实地发生在任何一个心灵里。AlphaFold 能极准地预测一个蛋白质长什么样,却未必「懂」它为什么这样折叠、这个折叠对生命意味着什么。当科学越来越依赖这种「能预测却不能解释」的黑箱,我们有可能积累起海量正确的显露态,而它们背后的发生——那条真正让人类理解了世界的差异路径 D——却在悄悄地荒废。

这不是一个遥远的顾虑。已经有 AI 系统能从实验数据里直接「拟合」出一条简洁的方程——它给出的公式或许分毫不差地预测着现象,可它并不告诉你,这条公式为什么成立、背后是哪一条物理机制在支撑。你得到了一个精确的显露态,却没有得到那次让这个显露态变得「可理解」的发生。发现范式会为此欢呼——又一条定律被「发现」了;发生学却要追问一句: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心灵,真正走过那条通向理解的路,这条被机器吐出来的公式,还算不算一次科学的发生?还是说,它只是一个漂亮的、却无人真正理解的显露态,悬在半空、等着某个人有朝一日去把它真正想通?

这就接上了本站另一个反复出现的判断:机械性的年轻发生性的年轻之别。一门只有预测、没有理解的科学,就像一具指标优良却发生停滞的身体:每一项预测都达标,而科学作为一种「人类持续地发生出新理解」的活动,却在退化。AI 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发现」能力——度量、预测、搜索;但它替代不了那个最要紧的东西:在一个心灵里,理解的真实发生。发生学对 AI 时代科学的提醒,因此不是「别用 AI」,而是:别把「收到一个正确的预测」,错当成「发生了一次真正的理解」。前者 AI 可以代劳,后者不能——而后者,才是科学之所以是科学。

小结 AI 在「发现」(数据里找模式、搜索)上近乎超人,红利真实(AlphaFold)。但科学核心是「发生理解」而非「发现模式」;危险与《无源之袭》同构——AI 产出预测却不产出理解,一个正确的显露态背后可以无任何心灵的发生。警惕「机械性年轻」的科学:预测项项达标,理解的发生却在荒废。别把「收到正确预测」错当「发生真正理解」。

七、结语:科学的荣耀,不在「发现」,在「发生」

把全篇收拢。「发现」这个词,其实一直在低估科学。它把科学讲成一种被动的揭示——真理本来就在那里,科学家只是够勤奋、够幸运,把蒙布揭开了而已。可这幅图景,配不上科学真正的了不起。

科学真正的了不起,是发生学才讲得出来的:在一个对人类毫不留情、以最强硬的方式约束着一切的世界里,人类居然发展出了一种活动,能稳定地、可重复地、可用来干预地,把显露态发生出来——而且是所有人类显露态里,最稳的那一种。这不是运气好地捡到了先在真理,这是在世界最硬的约束之下,一次又一次地,把理解亲手发生出来。定律、常数、事实,都不是宇宙写好了塞给我们的现成答案,而是人类在世界的硬约束里,用提问、建模、干预、检验,一步步发生出来的、稳到可以拿命去赌的显露态。

而这副眼镜,非但不削弱科学的客观性,反而第一次把这客观性讲清楚了:科学之所以客观,不是因为它符合了一个先在的真理——那个「先在真理」从来没有人见过,它自始至终只是一个信念;科学之所以客观,是因为它的发生,被世界约束到了极致,稳到你可以把桥、把飞船、把整个现代文明架在它上面。发现范式给了科学一个它配不上的、太过被动的自我形象;而发生学,还给科学一个它真正配得上的形象——人类在宇宙的硬约束之下,所能达到的、最高形态的发生。

世界不是一本早已写好、只等人翻开的书;科学,是人类在世界的硬约束里,亲手把理解一页一页发生出来的过程。这,才是「科学发现」这四个字,一直想说、却说错了的那个东西。


材料与印证

本文的分析针对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真实存在的论题。下列材料给出可查证的出处,读者可循以复核;本文明确不否认科学的客观有效性,恰恰试图解释它。

  • 观察的理论负载。「不存在纯粹中立的观察,观察总受理论框架塑形」是科学哲学中已被充分讨论的论题,见 Hanson(1958)《发现的模式》与 Kuhn(1962)《科学革命的结构》。本文据此指出「被发现的事实」总已被框架预先塑形,而非质疑观察的可靠性。
  • 光速与米的重定义(可查证的史实)。1983 年第十七届国际计量大会(CGPM)将真空光速固定为 299,792,458 m/s 并据以重新定义「米」;2019 年 SI 基本单位改由固定普朗克常数 h、基本电荷 e、玻尔兹曼常数 k、阿伏伽德罗常数 N_A 等定义。这两次重定义及其文献均由国际计量局(BIPM)公开发布,可径查证。本文以此说明常数的「值」纠缠于测量约定,而非否认其物理内容。
  • 量子测量问题。「某些属性的确定值并非先于测量而给定」是量子力学基础研究中被反复讨论、并有大量实验(如贝尔不等式的违背)支撑的论题;玻尔的互补原理(1928)强调现象不可与实验安排割裂。本文严格限定在此可陈述、可证实的范围内,不涉及任何「意识创造现实」式的推断。
  • 科学实践的建构性研究与本文的立场。Latour & Woolgar(1979)、Hacking(1983)等对科学事实之生成的研究,为本文提供坐标。须强调:Hacking 的「实体实在论」(能用以干预者即为真)恰是本文「真=显露态在干预中持续再发生」的先声——本文取的是这一建设性方向,而非任何否认外部世界的相对主义。

论证的骨架

把本文的说服力压到最紧,它是一条可被逐环检验的推理链,每一环都可以被单独反驳:

  1. 前提一:不存在脱离一切理论框架的纯观察;被陈述的科学事实与定律总已被框架塑形——由同一现象(如引力)在不同框架下显露为形态迥异的定律直接证实。
  2. 前提二:科学产物(定律形态、常数的值、种类的边界)的形态,部分由测量约定、单位系统与分类实践决定——由光速/米的重定义、行星定义的变动等史实直接证实。
  3. 推断:因此「发现先在真理」省略了关键一环——被显露之物的形态,部分由显露它的方式所发生;而世界对「什么能稳定地发生」施加了最硬的约束,这正是科学客观性之源,故「约束性发生论」不等于相对主义。
  4. 结论:科学恰当的自我理解,应从「揭示先在真理」转向「在最硬约束下发生最稳的显露态」。反驳本文只需证明其一:存在一条科学定律或一个常数值,其完整内容独立于任何理论框架、测量约定与分类实践而先在给定;或量子测量中,被测属性的确定值确在测量之前就已存在。

世界以最硬的方式约束着什么能发生——正因如此,科学的显露态才最稳,稳到可以拿命去赌。
本文为科学哲学层面的观念分析,不否认科学的客观有效性,恰恰试图解释它。

参考文献

  1. Hanson, N. R. (1958). Patterns of Discove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 Popper, K. (195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London: Hutchinson.
  4. Hacking, I. (1983).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Latour, B., & Woolgar, S. (1979).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Sage.
  6. Bohr, N. (1928). The Quantum Postulate and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Atomic Theory. Nature, 121, 580–590.
  7. Duhem, P. (1906). La théorie physique: son objet et sa structure. Paris: Chevalier & Rivière.
  8. Quine, W. V. O. (1951).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0(1), 20–43.
  9. Feyerabend, P. (1975). Against Method. London: New Left Books.
  10. 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Poids et Mesures. (2019).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 (SI Brochure), 9th ed. Sèvres: BIPM.
  11. 王德生:《SDE本体论》,德麦国际(发现/发生之辨、约束性发生论、显露态 S 与差异路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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