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那一代人证明了“我”是可以被拆开的,其中两位证明了“我”还可以被重新讲起来;而“由谁受理这次重讲”——这一句,他们二十个人没有一个问过。
SDE 发生学系列·第三种《发生学哲学的萌芽》→《发生落点》→ 本书
一九八〇到二〇〇〇年,二十位哲学家干了同一件事:把“我”从出发点拆成产物。被出身造出来,被话语写好,被反复做出来,被符号泡透,被系统排在外面,被分类回头改写——连记忆都在身体外面,归别人所有。拆得干净利落,无可辩驳。
而拆完之后,没有一位回答过那三句话:谁签收,记在哪,错了从哪个口子改。
本书用一把从工程里捡来的尺子,一个一个量过去。二十章,二十条可以随身带走的判断办法,两条写死在开卷之前、最后被实测判负的预言。
预言一:数量彻底判负,名单完全应验。说三句话能答上两句的不超过三位,实测十一位;而预判的利科、拉图尔、哈金三位全中,且利科是全书最高分、哈金是第一个三句全答的。
预言二:判负。卷二塌在“谁签收”,不是“还能不能动”。
预注册原文写于开卷之前,判成什么样都没有回头修改,原文与结算见附录二。
“重装程序”不是从最深的思想里长出来的,是从必须交账的位置上长出来的。
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只需要把话说对,他不会去想谁签字、记在哪儿、错了从哪个口子改——因为从来没有人向他要过这三样。一个必须把事办成的人,第一天就会被这三样绊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