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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桌六个人，去一家没去过的馆子。菜单递过来，上面有一道菜，名字谁也没见过。
第一个人直接抬头问服务员：这个是什么做的？辣不辣？ 第二个人不问，翻过那一页，点了一道自己吃过的。 第三个人也不问，但把那道菜点了，上来尝一口，说“还行”。 第四个人看别人怎么点，等最后一个下单。 第五个人拿起手机，搜那道菜的名字。 第六个人说“你们点吧我都行”，然后全程没夹那道菜。
六个人，六种反应。饭桌上没人会觉得这里头有什么名堂——性格不同罢了，有人外向有人内向，有人讲究有人随便。
但如果你多观察几次，你会发现一件很扫兴的事：这六种反应，相当准地指回六张不同的饭桌。
第一个人敢问，多半是因为在他长大的那张桌子上，不懂就问是正常的，没人会因为他不懂而看轻他。第二个人不敢问，多半是因为在他长大的那张桌子上，露出不懂是要付代价的——被笑、被纠正、被拿来当饭后的谈资。第三个人硬点了还说“还行”，是因为他学会了一条更高级的规矩：不能露怯，而且不能让人看出你在防着露怯。第六个人那句“我都行”，是一种在很多人家里通用的、把自己从选择里撤出来的办法——不选就不会选错。
这些反应没有一个是当事人挑的。没有人在十岁那年坐下来决定“我以后在陌生餐厅要采取不问策略”。它们是泡出来的，泡了二十年，长在身上，到点自动出手。
布尔迪厄一辈子研究的就是这个东西。他给它起的名字是惯习。
上一章讲福柯，讲的是你怎么管自己——早起、记录、复盘、打分。那一章里的人至少还在动手。这一章要讲的是：你身上有一大块，根本轮不到你动手。你可以改作息，改不了口音；可以改简历，改不了坐姿；可以背下一整本礼仪手册，还是会在某个瞬间慢半拍。
档案里有一栏，早年叫“家庭出身”。这一栏后来取消了，取消得很对——它不该被写在纸上用来分配机会。但这一章会讲一件更麻烦的事：取消一栏，不等于取消一件事。它只是从一个能被质疑的地方（纸上），搬到了一个不能被质疑的地方（身上）。
布尔迪厄 1930 年生在法国西南部贝亚恩地区的一个山村，靠近西班牙边境。父亲原本是农民，后来当邮差。家里日常说的是当地方言，不是标准法语。
他成绩好，被送去外省的寄宿中学，再一路考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法国最顶端的那所学校，出哲学家、出部长、出院士的地方。
从山村到那栋楼，他用了十几年。这是一个标准的“读书改变命运”的故事，法国那些年出了不少。
他后来一生的学问，就是从这个故事的背面长出来的。
因为爬上去之后，他每天都在一个具体的感受里：不自在。
不是被歧视，不是被排挤——他成绩好，没人敢小看他。是更细的东西：口音不对，词用得太正式或太土，笑话的点接不上，别人随口提到的某个音乐家某本书某个度假的地方他没听过，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谦虚什么时候该显摆，不知道那种漫不经心的从容是怎么练出来的。周围的同学不用练，他们生下来就在这个房间里。
这道口子，落在身体这一层。这一点要说清楚，因为它决定了他学问的全部形状。他的不自在不是想法上的（他的想法比很多人清楚），是身体上的——手往哪儿放、话什么时候接、笑到什么程度。这类东西改不了，因为它们根本不经过“想”。
照这本书的看法（这是解读，不是史实陈述）：布尔迪厄一生的学问，是一个从山村走进巴黎的人，给自己那二十年的身体不适找的解释。他不是先有了理论然后去找材料，他是先有了一个说不出口的难受，然后花四十年把它做成了一门科学。
中间还有几件事，得记下来。
1955 到 1960 年前后，他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并做研究。那是殖民战争最烈的几年。他在那里做的第一批田野工作，研究的是被战争和殖民经济连根拔起的农民——一群突然被扔进“现代”的人，身上带着一套完全不配套的习惯。他在那里第一次看清了这件事：人身上那套习惯，是跟一套生活条件配对长出来的；条件一换，习惯就成了累赘。
回国之后他做了一件很少有学者做的事：回自己老家研究自己的村子。他研究的题目是长子为什么娶不到老婆了。在那套老规矩里，长子继承土地，是最好的婚配对象；可随着年轻女人往城里走、往城里的标准看，山村长子身上那些优势——有地、稳重、守家——突然一文不值。他在村里的舞会上看那些不会跳舞、站在墙边的农家男青年，看了很久。
他把这件事写了出来。一个刚进巴黎学术圈的年轻人，把自己老家的男人站在墙边跳不动舞这件事，写成了论文。
这是这一章要记的第二道刀：他既是研究者又是样本，而且他知道。
他动手的时候，桌面上摆着三个现成答案，他觉得三个都不对。
第一个答案：教育让人平等。
战后法国大扩招，大学门口第一次挤满了工人和农民的孩子。当时最流行的说法是，只要学校的门开着、考试是公平的，出身就不再决定命运。
布尔迪厄自己就是这句话的活证据——邮差的儿子进了高师。可他从内部看见了这句话不成立。他和同学合写的《继承人》（1964）做的就是这件事：统计谁考上了、谁考不上、谁读文科谁读理科、谁中途退学。结果非常难看，而且这个难看有一个特点——它不是靠不公平做出来的，它是靠公平做出来的。同样的考卷、同样的评分、同样的老师，考出来的结果就是那样。
这件事后面第四节还要细讲，它是他最重的一锤。
第二个答案：结构说了算。
当时法国学界的头牌是结构主义。那套说法很有力：人的行为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是背后的一套结构（亲属规则、语言规则、神话的排列）决定的。
布尔迪厄在阿尔及利亚和老家的田野里，正好看到这套说法解释不了的东西。人明明是按规矩来的，但人也天天钻空子、抢时间、算计、装糊涂、临时改主意。一门亲事该不该结，规矩上说得清清楚楚，可实际上两家要来回试探大半年，中间有十几次可以变卦。规矩是真的，但人不是照着规矩执行的，人是拿着规矩过日子的。结构主义那套写法里，没有这个“拿着”的动作。
第三个答案：我自己选的。
这是当时另一头的答案——人是自由的，人的行为出自选择和意志。
布尔迪厄对这个答案的反对最激烈，而且是从身上反对的。他在高师那些年的不自在，没有一样是他选的。你可以说他选择了考进来，但你不能说他选择了口音、选择了不会接那个笑话、选择了在某个瞬间手足无措。
所以他的位置很清楚：夹在“结构说了算”和“我说了算”中间，两边都不站。惯习这个东西，就是他在这个夹缝里造出来的。
还有一块土不在思想里，但没有它这一章不成立：那几十年正好是大规模社会调查成为可能的年代。
法国战后建起了国家统计系统，抽样方法成熟，问卷调查可以覆盖上千人上万人，计算机开始能处理交叉分析。这意味着一件在此之前做不到的事：你可以拿数据去追问一个人人都在说的说法。
“教育让人平等”这句话，在没有数据的年代只能靠争论——你举一个穷孩子成功的例子，我举一个富孩子失败的例子，谁也说不服谁。有了大样本，这句话就可以被检验了：把家庭背景和升学结果放进同一张表，看它们是不是相关、相关到什么程度。
这一点对理解布尔迪厄很关键。他不是一个靠论证取胜的哲学家，他是一个靠表格取胜的人。他最重的那几锤，砸下去的都不是道理，是数字。这也正是他在导论第十二节第二句（记在哪）上得分那么高的原因——他从一开始干的就是把看不见的东西做成可以统计的东西。
这一点也呼应导论第十五节那条命题：观念上的松动，总是发生在管道已经铺好之后。没有战后那套统计管道，就没有布尔迪厄。
他的拆法有三件工具，合起来用。用大白话讲就是一句：你带着什么身子（惯习），进了什么局（场域），手上有什么牌（资本）。
惯习不是规则。规则是要背的，背下来就能用；用得对不对，你自己心里有数。惯习是性情——是你不用想就会做出来的反应。
它有三个特点，都很要命。
第一，它长在身体上。走路的步幅、说话的音量、笑的时候露不露牙、吃饭的速度、被人打断时是让还是抢、被夸的时候是接还是推。这些都不经过脑子。
第二，它是过去的条件留下的形状。你身上这一套，是你十几二十年里那套具体的生活条件——家里有几间房、父母做什么工、饭桌上谁说话、家里有没有书、犯错以后会发生什么——一遍一遍压出来的。压完以后条件可以变，形状留下了。
第三，也是最要命的：它在新情况下自动出手，而且让你觉得这是你的选择。你到了一个陌生场合，身体先替你做了反应，脑子事后给这个反应编一个理由——“我就是不爱凑热闹”“我就是不喜欢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我就是”这三个字，是惯习给自己发的身份证。
三个例子，帮着把它认出来。
被夸的时候。同一句“你这个做得真好”，有人回“谢谢，我也觉得这次弄得不错”，有人回“没有没有，运气好而已”，有人整个人僵住不知道该说什么。第一种人从小被夸过很多次，夸是日常；第二种人从小学会了不能接，接了就是不谦虚；第三种人从小很少被夸，夸是异常事件，没有现成的动作可调。三个反应都在半秒内完成，谁也没想过。
被打断的时候。开会时你正在说，有人插进来。有人立刻停下来听（让），有人提高音量继续（抢），有人停下来但心里记一笔（忍）。这个反应几乎百分百地指回一张饭桌——在那张桌子上，小孩说话时被打断，通常会发生什么。
面对看不懂的东西。一幅抽象画、一段实验音乐、一份满是术语的文件。有人觉得是这东西装腔作势，有人觉得是自己没文化，有人不动声色地先看别人的反应。这三种态度跟智力无关，跟“从小到大，不懂这件事的后果是什么”有关。
这三个例子都有同一个特征：当事人事后都能给出一个关于自己性格的解释，而那个解释总是比真实的来处体面得多。
每个行当都是一个局：学术圈是一个局，医疗系统是一个局，短视频平台是一个局，村里的婚配也是一个局。每个局有自己的赌注、自己的规矩、自己承认的那种“厉害”。
在学术圈里厉害的东西（发过什么、被谁引用）拿到商界一文不值；在短视频平台上厉害的东西（有多少人看）拿到学术圈里会被当成不务正业。所以一个人强不强，永远是“在哪个局里”的问题。
他把牌分成三种。
经济资本，就是钱和财产，这个最好懂。
社会资本，是你认识谁、谁欠你人情、你出事能给谁打电话。这个稍微隐蔽一点，但大家也都懂。
文化资本，是这一章最要紧的发明。它指的是：家里有多少书、父母带不带你去博物馆、饭桌上的谈话方式、从小听什么音乐、会不会一门乐器、说话用不用某一类词、面对一幅看不懂的画时是紧张还是自在。
这些东西不进任何账本，没人给它们开发票，没有一张证书。但是——
在学校这个局里，它当钱花。
把上面三件工具合起来，他砸下了那一锤。
学校要求的东西，表面上是“天赋”和“努力”：理解力、表达力、审美、广博的兴趣、对知识的好奇、举一反三、有“灵气”。
这些东西，一部分是学校教的，另一部分不是——它是在饭桌上、在有书的客厅里、在父母的说话方式里，泡了十几年泡出来的。
于是学校干了这样一件事：它收的是文化资本，却称之为天赋。
一个孩子从小听大人讨论新闻、家里的书随手能拿到、写错字被纠正的方式是解释而不是罚抄，他进学校以后表现出来的东西，会被认定为“他脑子好”。另一个孩子没有这些，他进学校以后表现出来的东西，会被认定为“他基础差、习惯不好、不爱动脑子”。
两个判定都是真诚的，老师没有恶意，考卷也是同一张。但整台机器实际在做的事，是把出身换算成成绩，再把成绩发回去当作个人的品质。
这一步之所以厉害，是因为它把不平等洗成了合理。你考不上，不是因为你家穷，是因为你不行——这句话连你自己都会信，而且信得最牢的往往就是你自己。
1979 年他出了一本大书，用的是一份覆盖上千人的调查：喜欢什么音乐、什么画、什么家具、什么消遣、什么食物、拍照喜欢拍什么。
结果是：这些偏好能相当准地指回出身和职业位置。
其中最刺人的一条发现是：越是被认为纯粹个人的、最没有实用性的偏好，指示性越强。
这一点值得多说一句。有用的东西可以学——你可以突击学会一门外语、学会用专业词汇、学会怎么写报告。没用的东西没法突击，它只能泡。喜不喜欢某种音乐、看到一件家具觉得好看还是俗气、一个笑话你觉得幽默还是无聊，这些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也正因为没有实用价值，它们才是最可靠的出身标记。
到这一步，“我就是爱吃辣”“我就是喜欢这种风格”这一整类句子，底下的地板被抽走了。
布尔迪厄拆出来的“主体”，是这样一个东西：
一具带着历史的身体，进到一个有规矩的局里，凭着不用想的性情自动出手。
这句话里有三件事要分开。
第一，它不是没有自由，但自由的量不是均匀分布的。
一个人的惯习和他所在的局配得上，他就处处如鱼得水，出手就对，还觉得轻松。他会说：我在这儿挺自由的。
另一个人的惯习和这个局配不上，他处处别扭，用力更多效果更差。他会说：我不适合这儿。
这两句话听起来是两种性格、两种体验，实际上是同一个系统在两个位置上的两个读数。这是布尔迪厄最有用的一个洞见：那句“我不适合这儿”，几乎从来不是一个关于你的事实，它是一个关于匹配度的读数。
这个读数有两个用法，都很实在。
往内用：下次你说“我不适合这个行业”的时候，把它改写成一句更准的话——“我身上这套反应，和这个局要的那套反应，对不上。”这两句话的区别不是修辞。前一句是判词，判完就没得谈了；后一句是一条信息，信息可以接着查：对不上的具体是哪几处？这几处是能练的还是不能练的？练得会的那部分要付多大代价？
往外用：当你要评价一个人“不合适”“没有悟性”“不上道”的时候，同一个读数反过来提醒你，你量的很可能不是他这个人，是他和这个局的距离。而这个局的规矩是谁定的、写没写下来、能不能改——又回到了上一章那两问。
第二，人是有策略的，但策略也是出身给的。
他反复强调，人不是木偶。人会算计、会争取、会钻空子。但钻什么样的空子、敢不敢钻、钻的时候慌不慌，还是那套性情说了算。一个从小被允许顶嘴的人，和一个从小顶嘴就要挨罚的人，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对同一个不合理的安排，做出来的动作完全不同——而两个人都会认为那是自己的选择。
第三，这套东西会自我复制。
出身给你惯习，惯习决定你在局里的位置，位置决定你有多少资本，资本决定你孩子的出身。转一圈回到起点，而且每一圈都有一套说法（天赋、努力、品味、缘分）把它解释成个人的事。
回到第一节那六个人。
第二个人不敢问服务员，那一刻他心里冒出来的念头不是“我出身不好”，是“算了，别麻烦人家”。这就是惯习最厉害的地方：它从来不以出身的形式出现，它以体贴、随和、不讲究、懒得计较的形式出现。
第三个人硬点了那道菜，吃完说“还行”。他做的事有一个名字，叫不能露怯。这个动作往往出现在刚爬上来一截的人身上——他知道露怯的代价，所以宁可付出多余的成本也要绷住。布尔迪厄自己在高师那几年，做的多半就是这件事。
第六个人说“你们点吧我都行”，这句话在很多人家里通用。它的功能不是随和，是把自己从可能的评判里撤出来——不选就不会选错。
三个人，三种反应，指回三张不同的饭桌。在饭桌上把这件事说破是很讨厌的，但看清楚它有一个好处：下一次你说“我就是不喜欢”的时候，你会多一秒钟的犹豫。那一秒钟，就是这一章能给的全部东西。
现在回到档案。
档案里“家庭出身”那一栏取消了。这是进步，毫无疑问。但布尔迪厄让我们看见的是：那件事没有取消，它换了个地方待着。
它现在待在口音里、待在坐姿里、待在你面对一份看不懂的菜单时那半秒钟的反应里、待在你写自我评价时下意识挑的那些词里。待在纸上的时候，它是可以被指出来、被抗议、被立法禁止的；待在身上的时候，它什么也不是，它只是“这个人给人的感觉”。
面试里那句“我们觉得他的气质更合适”，就是这一栏的现在时。
这里要把这一章和上一章接一下，因为两章正好是一件事的两头。
福柯那一章里的人，每天早起、记录、复盘、打分，他至少还在动手，问题出在尺子归谁。布尔迪厄这一章要补的是：那个人之所以会去买一块记录睡眠的手表、会认真填“兴趣爱好”那一栏、会相信自我管理这件事值得投入，本身也是出身给的。
不是所有人都会去管理自己。愿意把生活过成一个可优化的项目，这件事本身就有出身：它需要你相信努力能换来结果、相信数字能说明问题、相信明天是可以规划的。一个在完全不可预期的环境里长大的人，很难养出这套相信——他身上会长出另一套性情，比如把握眼前、不做长打算、有钱先花。而这套性情会被前一种人称为“目光短浅”。
于是两章合起来是这样：福柯说，你自愿做的那一套是被给的；布尔迪厄说，连“自愿”这件事本身也是被给的。一层比一层深，也一层比一层难动。
这是本章对导论那笔欠账的第一份具体贡献，也是一句要写进结算的话：一条能被指出来的规矩，比一种说不清的自在，好改得多。
第一句，谁签收？——零到半句。
惯习没有作者。它不是谁定的，不是谁颁布的，是无数次重复积下来的。没有一份文件、没有一次会议、没有一个签字的人。
这是他理论最硬的地方——正因为没人定它，它才这么难动。但这也是最没法追责的地方：一个孩子被判定为“基础差、不爱动脑子”，这个判定由谁承接？老师是真诚的，考卷是统一的，家长是无力的，制度是善意的。找不到签字的人。
第二句，记在哪？——一句，而且是全书到目前为止答得最好的一次。
这里必须给他一个实打实的高分，而且要说清楚好在哪儿。
在他之前，“出身”在社会科学里是一个模糊的东西。你可以说某人家境好，但这句话没法进表格、没法统计、没法和成绩做对照。他把一个从不进账本的东西，做成了可以测量的量。
具体做法是：他把“文化资本”拆成可以问的问题——家里有多少本书、父母的学历、去过几次博物馆、会不会一门乐器、家里订什么报纸、你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这些问题可以印在问卷上、可以统计、可以和升学结果做交叉分析。
于是“看不见的出身”第一次有了登记面。
这件事的分量，在今天比当年更大。今天全世界讨论教育公平时用的“文化资本”这个词，能出现在政策文件、教育研究、甚至一个普通家长的口中，就是因为他把它做成了可以说、可以量、可以记的东西。
在这一句上，布尔迪厄是全书的样本，不是反例。这一点要在结语里兑现。
第三句，错了怎么改？——半句。
他晚年做了大量的介入：1993 年主持了一项大规模的调查，记录普通人生活里的苦；1995 年公开支持大罢工，站上讲台；办了一家小出版社印批判性的小册子；上电视批评电视。
但这些是政治行动，不是他理论里的修订口。
他的理论里没有写：一个人的惯习，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被改？由谁来改？改到什么程度算改了？改完之后，那些因为旧惯习被判定过的东西（比如一份“基础差”的评语、一次落选、一个没被录取的名额）要不要回溯、怎么回溯？
一句也没有。而这恰恰是他的读者最需要的。
合计：一句半到两句。
这里要如实记一件事：导论第十八节写死的预言一是“三句能答上两句的不超过三位”，我当时预判的三位是利科、拉图尔、哈金，布尔迪厄不在名单里。现在他在“记在哪”这一句上答得极好，如果“错了怎么改”按宽判（把他的政治介入算作修订口的雏形），他就够到两句。
这是预言一第一次吃紧，照实记，不调。结语再算总账。
这是他一生中最常听到的批评，来自各种立场的人：教育工作者、运动者、还有很多认真读过他的人。
意思是：如果一切都由惯习和场域决定，如果学校只是换算器，如果品味只是出身的标记，那还有什么可做的？你这套东西读完，人只会觉得改不动，然后不改了。你的理论客观上在帮它要批判的那个东西干活。
这一刀是实的。他的写法确实是这样——大量的统计、大量的“结果就是如此”、极少的“从哪儿动手”。他本人很清楚这个指责，并且反复辩解说：看清楚机器怎么转，是动手的前提。但这句辩解不成立，因为他给出的是机器的构造图，不是机器的检修口。
让完这一步，要说一句新话。
“改不动”不是惯习理论的结论，是它缺了第三句话的后果。
看清楚这一点很重要。他的核心发现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发现：惯习不是天生的，它是长出来的。凡是长出来的东西，就一定有生长条件；凡是有生长条件的东西，条件就可以被列出来；凡是能被列出来的条件，就可以被动。
他差的不是乐观精神，是一份生长条件表。
这份表不难想象，它大概长这样：一个人身上的某一项性情（比如“在陌生场合不敢开口”），是由哪几个具体条件养出来的？重复了多少次？在什么年龄段最有效？哪些条件今天还在起作用、哪些已经消失但形状留着？如果要改，得在什么场合、重复多少次、由谁认下来才算改成了？
他一项也没写。所以真正该批评他的不是“决定论”，是他做完了病理学，没做治疗学，而且他明确说治疗不是他的事。
第二刀更直接，来自很多具体的人：既然出身决定这么多，那你呢？
一个山村邮差的儿子，进了巴黎高师，进了法兰西学院——按你自己的理论，这应该极难发生。你怎么解释你自己？
他的回答是：我是统计上的例外，个别例外不推翻总体规律。
这个回答在统计上是对的，在理论上是空的。
统计上对：任何一条统计规律都允许例外，几个例外确实不能推翻一条有大样本支持的规律。
理论上空：因为问题不是“允不允许有例外”，而是“例外是怎么发生的”。例外恰恰是最有信息量的样本，因为它身上带着“这套机器在什么条件下会漏”的全部线索。他自己就是最好的一份材料——他身上必然有某些条件，让那套换算器没有按常规换算。是那位发现他的中学老师？是寄宿学校把他从原来的环境里整个拔出来？是他身上那种“不自在”反而成了一种动力？
他没有做这份研究。他拿自己当了一辈子的例子，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次实验来处理。
这个回避和第一条批评是同一道裂缝：他能极细地拆别人怎么被造出来，一旦轮到“怎么被改出来”（尤其是他自己），就模糊了。
上一节那个问题追了他一辈子，从年轻追到去世。他的回答从头到尾没变过：例外不推翻规律。
这一笔必须如实记：他不是没想到，他是明确不让。
为什么不让？可以给一个猜测，并写成可被推翻的说法：因为一旦他开始研究“自己是怎么爬上来的”，他的书就会变成一本励志书。而他一生最痛恨的正是励志叙事——那套“只要努力就能上来”的话，在他看来是整台换算器最厉害的润滑油。他宁可把自己留在统计的阴影里，也不愿给那套话提供一个鲜活的样本。
这个坚持有它的分量。但代价也在：他把最有信息量的那份材料，锁进了抽屉。
前半生他反复强调，学者要保持距离，介入会毁掉研究的客观性。
后半生他自己打破了这条规矩。1990 年代起，他主持大规模的苦难调查，把普通人的讲述直接印出来；1995 年公开支持大罢工，站到人群里；办出版社，印便宜的小册子；上电视，然后写书批评电视。
这一次他让了。世界写回他的那一笔是：你研究了三十年的那台机器，正在你眼前碾人，你不能只做构造图。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介入方式带着他理论的印子：他不写口号，他印别人的话。那项苦难调查最大的特点，就是让被研究的人自己说，研究者只做记录和编排。这几乎是他理论留下的那个洞的一次手工补丁——他没有在理论里给登记面，却在实践里做了一个。
“文化资本”这个词今天满世界都是。它进了政策文件，也进了生意。
于是出现了一门相当兴旺的产业：给孩子补文化资本。博物馆研学、古典音乐启蒙、阅读量打卡、小小演说家、桌上的谈话技巧课。
这一笔回写的讽刺意味比福柯那一笔更重：他指出文化资本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看起来不像钱；现在它被明码标价了。而且标价之后，它不但没有失效，反而更有效——因为买得起课的人，本来就是买得起的那一批。
这里要说一句公道话：他的词被这么用，不是他的错。但它再一次演示了导论第十一节那笔欠账——一个只拆不装的发现，最后总会被装到它反对的那台机器上。
第一件：你以为最私人的偏好，恰恰最能指回你的来处；越没用的偏好指示性越强。有用的东西可以突击学会，没用的东西只能泡出来。所以问一个人喜欢什么音乐、什么笑话、什么样的房子，比问他的学历和职业更能知道他从哪儿来。
第二件：学校不是把人分开的筛子，是把出身换算成成绩的换算器。它收的是一种没有发票的钱，然后把结果发回去当作个人品质。这句话不是让人否定努力，是让人在听到“他就是不行”这句判词时，多问一句：这句判词里，有多少是判他的，有多少是判他家那张饭桌的？
第三件：一条能被指出来的规矩，比一种长在身上的自在，好改得多。所以取消一栏不等于取消一件事。凡是从纸上消失、却在身上留下来的东西，都比它在纸上时更难对付——因为它已经没有可以申诉的对象了。
第一步：回想最近一次你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我”。可以是一次饭局、一个新单位、一场活动、一个群。
第二步：不要写感受，写动作。具体是哪一个动作让你不自在？是不知道该不该先动筷子？是说话的节奏对不上？是别人都在聊一个你没听过的东西？是你说了一句话之后那半秒钟的安静？把那个动作写下来，越具体越好。
第三步，问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答不上来，不是你迟钝——那正是惯习的定义。而能把它从“我不适合”改写成“这里有一条没写下来的线”，就已经是一次真实的挪动了：前者是关于你的判词，后者是关于这个局的信息。
布尔迪厄把最看不见的那笔家产——出身——做成了可以测量、可以记录的东西，这是整本书里“记在哪”这一句答得最好的一次；但他没有写它怎么改，于是一套本可以解放人的发现，读起来像一份判决书。
生平事实（1930 年生于贝亚恩地区、父亲为邮差、就读巴黎高师、1950 年代末在阿尔及利亚从事研究、1964 年《继承人》、1979 年关于品味的调查著作、1993 年主持大型苦难调查、1995 年公开支持罢工、2002 年去世）均为公开可核。“学问从身体的不自在开始”与“他既是研究者又是样本”是照 SDE 的看法所做的解读，不是史实陈述。第九节第一笔中关于他为何拒绝研究自身的猜测，已标明为猜测，可被后来的材料推翻。本章引号只用于三种情形：日常口语的举例、对某一立场的转述、以及本书自拟的判据句。全章没有一处是对原著文字的复述，人物的说法一律转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