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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喝水呛了一下，把嘴里那口水吐回杯子里。
然后你不想再喝那杯水了。
这件事值得停三秒钟。那口水两秒钟前还在你嘴里，它没有变脏，没有沾上任何东西，成分和杯子里剩下的一模一样。它唯一的变化是：它出去过。
同类的事到处都是。你嘴里的口水是你，吐在地上就恶心。指甲长在手上是你，剪下来落在桌上你会赶紧扫掉。头发在头上是你，掉在别人家的饭碗里是事故。血在身体里是命，流到袖口上是一件要处理的事。
这些东西都不脏。让人受不了的不是脏，是另一样东西：它刚才还是我，现在不知道算什么。
再往外推一点。一个人去对象家第一次吃饭，桌上有一道菜，他吃不下。回来问他哪儿不对，他说不上来——不是难吃，不是不卫生，就是“吃不下”。他不知道怎么解释，于是找了个体面的理由：可能我不太吃这个。
再往外推。小区群里说三单元来了一家租户。一个词，后面所有的事都被它过滤。有人说不上来为什么，就是觉得“不太一样”。
这一章讲的，就是“说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受不了”这件事。
前两章讲的是一个人的形状是怎么被填出来的：福柯讲你自己动手填，布尔迪厄讲有一大块是被泡出来的，轮不到你填。这一章要往下挖一层，挖到那个形状的边——那条边是什么时候、靠什么动作划出来的。
克里斯蒂娃的答案，是一个所有人每天都在做、从来不留意的动作：把东西排出去。
顺便记一笔档案。档案里记你的学历、职务、婚姻、奖惩，从来不记一件事：这个人受不了什么。可如果你要快速判断两个人能不能处得来，问他们各自受不了什么，比问他们喜欢什么准得多。喜欢是可以学、可以装、可以随大流的；受不了是装不出来的，它在半秒之内就出手了。
这一章要说的是：一个人的形状，不是被他喜欢的东西填出来的，是被他排掉的东西围出来的。
克里斯蒂娃 1941 年生于保加利亚。父亲在东正教教堂工作，笃信宗教。在当时的保加利亚，这个身份是有代价的——她多次谈到，因为父亲的宗教身份，她在求学上遇到过一些门是关着的（这一条按她本人的陈述记，细节难以逐项核实）。
1965 年底，她二十四岁，拿着一笔很少的钱到巴黎留学。法语不是她的母语，她的法语带口音，一辈子带着。
然后发生了一件在当时的巴黎都算少见的事：她几乎是立刻进入了那座城市最核心的思想圈子——罗兰·巴特的研讨班、《原样》杂志那一群人。她二十八岁就提出了一个被沿用到今天的概念（互文性：任何一个文本都是由别的文本织成的）。
但另一件事也同时发生了，并且持续了一辈子：她始终是“那个保加利亚女人”。一个外国人、一个东欧来的、一个口音永远改不掉的人，在一个最讲究语言精细度的圈子里，用别人的语言吃饭。
这就是那一刀。它落在语言这一层，而且是最难受的那一种落法：她不是不会说，她说得比大多数本地人都好；她只是永远不是从里面说的。
照这本书的看法（这是解读，不是史实陈述）：她一生研究的题目——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外来的、那条线怎么划——是被她自己的处境喂出来的。一个永远在语言的门槛上的人，对“门槛”这件事的敏感，是别人练不出来的。
还有一条不能漏：她不只是学者。1970 年代起她接受精神分析训练，成为执业的分析师，并且一直在做临床。
这件事对理解她太重要了。她的东西不是在书房里想出来的，是在诊室里听出来的。她面对的不是文本，是一个一个说不下去的人：说着说着哭了、说到某个词就卡住、反复讲同一件小事、身体先有反应而嘴上还在讲道理。她所有关于“边界”的说法，都是从这些卡顿里长出来的。
三种卡顿值得具体说一说，因为它们把这一章后面的东西全预告了。
第一种：讲到某个人就转不动了。一个人可以流畅地讲工作、讲朋友、讲童年的大部分，一讲到某一个人（常常是母亲或者一个很早就在的人），话就开始绕，绕十分钟回到原地。不是不想讲，是那里没有路。
第二种：身体先有反应，嘴上还在讲道理。有人一边平静地陈述一件“早就过去了”的事，一边手在抖、嗓子发紧、忽然要喝水。他自己往往没察觉。上面那层讲的是“我已经不在意了”，底下那层在说别的。
第三种：反复讲同一件小事。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被讲第十遍，每次细节都一样。这种重复通常不是为了讲清楚，是那件事还没被安置好——它没找到可以放进去的格子，所以每次都得重新端出来。
这三种卡顿有一个共同的形状：有一样东西既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卡在中间。这正是本章的正题。她后来写的所有东西，都是在给这个“卡在中间”找一个说法。
1974 年她出了一本论文性质的大书，讲诗的语言里那些不合语法的地方；1980 年出了这一章的正主，讲的就是恶心这件事。1988 年她写了一本关于“外人”的小书，把个人的恶心和一个社会怎么对待外来者接在了一起。1990 年代以后她转去写小说、写几位女性的传记。
她动手的时候，脚下有三块土。
第一块：太干净的结构主义。
1960 年代的巴黎，最有威信的说法是：语言是一套系统，意义来自差别，人是被这套系统安排的。这套说法极有力，也极干净——它讲的是关系、位置、对立项，没有身体，没有体温，没有黏液，没有哭。
她带进去的全是脏东西：呕吐、母亲的身体、婴儿的哭、诗里那些乱掉的地方、疯话、说不成句的话。她的第一个贡献其实就是这个——把身体塞回那套太干净的系统里。
第二块：精神分析。
拉康那一路讲的是：人是在进入语言的时候被分裂出来的。这个说法很抽象。她做的是把它拉回身体和母亲身上：在人会说话之前，在他有“我”之前，发生过什么？
这个问题一般人不问，因为好像没法问——没有语言的时候，哪来的记录？她的回答是：有记录，记录在身体的反应里。一个成年人对某些东西的强烈恶心，就是那段没有语言的时期留下的痕迹。
第三块：她自己的位置。
一个移民，一个女人，一个在最讲究纯正的语言圈里带着口音的人。关于“什么算我们的、什么算外来的”，她不需要去调查，她每天在经历。
这三块土合起来，把她推向一个别人不愿意碰的地方：从最难堪、最没有尊严的身体反应入手，去讲主体的边界是怎么来的。
还有第四块土，它决定了这件事在当时为什么可能。
1968 年之后的十几年，整个欧洲思想界有一个共同的动作：把从前被当作背景、当作杂音、当作不值一提的东西，挪到台面中央。疯人的话、犯人的档案、日常的小动作、家务、身体、情绪，一样一样被拿来当作正经的研究对象。
这个动作有一个更早的源头：那几十年里，精神分析、人类学和语言学都在做同一件事——证明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东西是有结构的。梦有结构，神话有结构，口误有结构。一旦“无意义的东西有结构”这件事被接受了，呕吐和恶心就有资格进入哲学。
在此之前不行。在此之前，一个学者写一本关于恶心的书，那是失态。
这一点再次兑现导论第十五节那条命题：一个题目什么时候可以被谈，取决于通向它的管道什么时候修好。克里斯蒂娃这本书能在 1980 年出版并被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她胆子大，是因为前面二十年已经把路铺到了门口。
她给那个动作起了个名字，法语原词的意思接近“被抛开的、下贱的东西”。中文一般译作“贱斥”或“卑贱”。名字不好懂，动作很好懂。
人生最早的几个动作之一，是把东西吐出来。
婴儿吐奶、吐掉不喜欢的味道，这个动作看起来是生理的。她指出：它同时是第一次划线。“这不是我”这件事，必须用身体做一次，而且要反复做，才能立起来。
在有语言之前，在有“我”这个词之前，一个人就已经在用一整套动作划自己的边了：什么进得来（吃、喝、吸进去），什么必须出去（吐、排、擦掉、洗掉）。边界不是先有的，边界是这些动作留下的痕迹。
那么什么东西最让人受不了？
她的答案很精确：不是外面的东西，也不是里面的东西，是卡在中间的那些东西。
这些东西的共同点，就是边界不清。所以她的结论是：恶心不是对脏的反应，是对边界失灵的反应。
这一条说破之后，很多事情能立刻解释。为什么有人对黏糊糊的东西特别受不了？因为黏——既不是固体也不是液体，粘在手上分不开，它侵犯的正是“我和非我”那条线。为什么很多人受不了别人用过的毛巾、床单、筷子，即使洗过？因为那上面有一个人的痕迹，而那个痕迹既不是那个人，也不是干净的物。
这是她最难、也最重要的一步。
一个人要成为一个“我”，必须先从一个和他本来是一体的身体里出来，并且一直把它推开。喂养、怀抱、气味、被照料到每一个细节——那段时间里没有“我和她”，只有一整块。
要有一个“我”，就必须把这一整块撕开，而且撕开之后要不断地维持那道口子：长大、独立、搬出去住、不接电话、建立自己的家。这个动作一辈子做不完。
她由此解释了一件人人有感的事：人对亲密永远带着一点恐慌。越亲近越好，同时越亲近越窒息。不是因为对方有什么问题，是因为亲密激活的正是那个最早的、还没有“我”的状态。婆媳之间、母女之间、一对老夫妻之间那些说不清的憋闷，很多都长在这个地方。
这一条必须加一句提醒：她讲的不是“母亲不好”，她讲的是一个结构位置。谁在早年承担了那个全方位的照料，谁就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的报偿和代价，她说得并不公平——第八节的第二把刀就落在这里。
最后一步，她把个人的恶心接到了集体的排斥上。
一个社会要立起“我们”，也得排出去一批东西：不洁的、不合规矩的、不能提的、不许进门的。而且这套排斥会找到一套体面的说法——卫生的说法、秩序的说法、传统的说法、安全的说法。
她要指出的是：这些说法多半是事后配的，动作在先。先有那一下受不了，再有解释。所以你跟一个人讲道理，讲赢了，他还是受不了——因为道理根本不是这件事发生的地方。
她还有一个说法值得带走：外人之所以让人不安，不是因为他太不一样，恰恰是因为他没那么不一样。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不构成威胁，他在门外。真正让人别扭的是那些“差不多是我们但又不是”的人——口音有一点不对、规矩懂一半、长得像但说话不像。又是那条边界失灵的线。
还有一块她挖出来的东西，不加上这一章就少了一半。
小孩在会说清楚话之前，先有一套别的声音：咿咿呀呀、重复的音节、带节奏的哼叫、哭的时候那种一起一伏的调子。大人通常把这当成“还不会说话”的阶段，好像那是零，等真正的语言来了它就被替换掉。
她说不是替换，是压住。
那一层东西不会消失，它一直在语言底下待着，而且随时会顶上来。顶上来的时候有几种样子：
这一步对本书有个特别的用处。前面讲的“排出去”都是排身体的东西；这一步讲的是，连语言里都有一道同样的线——讲道理的那一层在上面，身体带进来的那一层在下面，上面那层要不断把下面那层压住，才显得“清楚”。
一个大人被要求“情绪稳定地表达”，被要求的就是这件事。而这个要求的代价，通常不记在任何地方。
她拆出来的“主体”，是这样一个东西：
一个靠不断排出来维持的边界，而不是一个有内核的东西。
三层意思分开说。
第一，它是靠动作维持的，不是靠内容立住的。你不是因为“里面有什么”才成为你，你是因为“一直在把某些东西推出去”才成为你。这个动作一停，形状就松。
第二，因为靠动作维持，所以它随时可能失灵。失灵的时候是什么样？就是那些说不出话的时刻：强烈的恶心、突如其来的恐慌、面对某个场面整个人僵住、在一段过于亲密的关系里忽然想逃。这些时刻在她看来不是病，是边界在重划。
第三，它没有作者。这是本章最要紧、也最麻烦的一点。那个排出的动作比“我”更早——它是“我”的生产条件，不是“我”做出来的行为。所以你没法为它负责，也没法直接命令它停止。你可以命令自己的嘴说“我不歧视”，你没法命令自己的胃不翻。
从这三层里能直接推出一条可用的东西，本书把它挑出来：
凡是靠动作维持的东西，都可以从动作那一头去动它；凡是被当成内核的东西，都动不了。
这句话听起来抽象，用起来很具体。一个人如果认定“我天生就是社恐”，那是把它当成内核，内核没法动，只能认命。如果看清楚它是一套反复出手的反应——在什么场合、被什么触发、接下来身体做了什么——它就从一个判词变成了一串动作，而动作是可以一件一件对付的。
这一条正好是下一章巴特勒要正面展开的东西。克里斯蒂娃挖出了这个结构，却没有从这个方向往下走——她一直在往深处挖，没有往回走。下一章那个人会从同一个结构出发，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既然靠反复维持，那就在反复里动手。
两章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一件事。这也是本书把她们排在相邻两章的理由。
回到第一节。
那口水：你不喝它，不是嫌脏，是因为它两秒钟前是你，现在不知道算什么。你必须重新划一次线，而最省事的划法就是把它整杯倒掉。
对象家那道菜：多半不是味道的问题。那道菜带着一整套不是你家的做法——什么时候放盐、切多大块、用不用某种调料、装在什么盘子里。在那张桌子上，你的边界要重划一次，而且不能表现出来，所以格外难受。你事后给自己的解释（“我不太吃这个”）是事后配的。
三单元那家租户：说这话的人未必有恶意，他可能连自己在排什么都说不清。而这正是最难办的地方——没有恶意的排斥，比有恶意的更难对付，因为你找不到一个可以讲理的人。
现在回到档案。
档案不记“这个人受不了什么”。它记学历、记职务、记奖惩、记婚否。这些都是可以填、可以查、可以改的东西。
而真正决定一个人在一个集体里能不能待下去的，往往是那些不记的东西：他吃饭的声音、他身上的味道、他讲话的节奏、他笑的时机不对。这些东西从来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份评语里，因为它们说不出口。真到了要处理的时候，出现在纸上的是别的词——“融入度不够”“团队适配性一般”“我们觉得气质不太合适”。
这跟上一章那一栏接上了：布尔迪厄说的是出身从纸上搬到了身上，克里斯蒂娃说的是连那道“受不了”的线本身都没有纸。它从来没有被登记过，所以也从来没法申诉。
这是本章对导论那笔欠账最直接的一笔贡献。
把这条线拉开，还有三件事可以看清楚，都很实用。
第一，为什么讲道理没用。
你跟一个对某类人有强烈抵触的人讲道理，把数据、案例、逻辑全摆上，讲赢了，他点头，第二天照旧。这不是因为他不讲理，是因为那件事根本不是在讲理的那一层发生的。道理在上面那层，动作在底下那层。你在上面赢了一百次，底下那半秒一次没动过。
这不是让人放弃讲理。这是说：讲理要配上别的东西。什么东西，她没说（这正是她的欠账），但至少知道了方向——要动的是重复接触和具体交往，不是论证。
第二，为什么“我没有偏见”这句话不可信，而且说的人是真诚的。
一个人说自己没有偏见，说的是上面那层——他的信念、他的主张、他愿意认下的立场。这些多半是真的。而那半秒钟的反应在底下那层，他根本不知道它存在。
所以最难办的从来不是那些公开说狠话的人（那些至少摆在明处，可以被反驳、被追究），而是一个真心善良、真心平等、同时在半秒内把某个人筛掉的人。他不会说出任何一句可以被记录的话。他只会说：“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感觉不太合适。”
第三，为什么“差不多是我们但又不是”的人最难受。
第四节说过这一条，这里落到具体。一个完全的外来者，大家会客气、会好奇、会给他留余地，因为他在门外，不构成边界问题。真正难的是那些卡在边上的人：会说本地话但有口音的、进了这个圈子但出身不同的、规矩懂七成的、名义上是自己人但大家心里都知道不是的。
他们受的那种不适，最说不出口：因为从任何一条明文规定看，他们都没被排斥。排斥他们的那条线，从来没有被写下来过。
第一句，谁签收？——零句。
这是全书到目前为止“谁签收”塌得最彻底的一位。
贱斥这个动作没有作者。它比“我”早，它是“我”的生产条件。她本人非常明确地强调这一点——正因为它比主体早，它才有那么大的力量。
代价是：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签字的人。一个人在半秒之内对另一个人生出的那一下受不了，谁来承接？他自己？他并不是故意的，而且他往往真心认为自己没有偏见。他的父母？他那一整套早年的照料条件？没有人。
于是这套说法有一个很坏的后果（她本人未必愿意承担）：它能解释一切排斥，却不能追究任何一次排斥。
第二句，记在哪？——零到半句。
半句给她的临床。精神分析是有登记面的：一次一次的谈话、长年的跟踪、分析师自己的记录。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有连续性的记录面。
但它只对一个人开放（分析师），不可查、不可核、不可转移，也无法被第三方复核。而且在她的理论里，这个登记面完全没有被写成程序——什么该记、记给谁、留多久、出了分歧以哪一份为准，一句没有。
第三句，错了怎么改？——半句。
半句也给临床。精神分析本来就是一门“改”的手艺，她每天在做。人确实能在长期的谈话里松动一点。
但改的判据是什么？改成什么样算好了？谁说了算？
她拒绝给。而且这个拒绝是有理由的、是明确的：她认为一旦给出“健康的主体应该是什么样”的标准，这套说法就又变成一台规范机器，去生产新的正常与不正常——而那正是她和她这一代人要拆的东西。
合计：半句到一句。
这里要记一个模式，它在第 1 章已经出现过一次：福柯拒绝给方案，克里斯蒂娃拒绝给判据。两次拒绝的理由几乎一样——怕自己给出的东西变成新的规范机器。这个模式在第 4、6 章还会出现。卷一结束时要一起结算。
预言一（能答上两句的不超过三位）到此仍然成立：福柯 1 句，布尔迪厄 1 句半，克里斯蒂娃半句到 1 句。三位都没够到两句。
这是对她最有力、也最该认真对待的一刀，主要落在她 1988 年那本讲外人的书上。
意思是：你把排斥外来者解释成每个人心里都有的一个结构——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陌生的自己”，所以才会对外人不安。这听起来很宽厚，实际后果很坏。把一个政治问题翻译成心理结构，等于给它发了一张免责单。一个人做了排斥的事，可以说“这是人类心理的普遍机制”；一个社会做了排斥的事，可以说“这是共同体形成的必要条件”。
这一刀是实的。她的写法确实容易被这么用，而且事实上被这么用过。
让完这一步，要说一句新话。
这里必须把两件事分开，而且分得越清楚越好：解释一个动作怎么发生，和批准这个动作，是两回事。
知道恶心是怎么来的，恰恰是唯一能对它动手的前提。反过来，把排斥说成纯粹的道德败坏，听起来更有力，实际上让人无从下手——因为它把整件事塞进了“好人/坏人”这个格子里，而绝大多数排斥恰恰不是坏人做的。一个真心认为自己没有偏见、并且在很多事上确实很善良的人，照样会在半秒内做出那一下反应。你骂他坏，他只会更确信自己不坏，于是那半秒永远不会被检查。
所以对她真正该追问的不是立场，是那三句话：这个动作在什么条件下发生（她答得极好）、记在哪儿（零句）、发现错了从哪个口子改（半句）。
她把病理学做到了别人没到过的深度，处方一行没写。这是本书对她最实的批评，也是这一章存在的理由。
第二刀来自女性主义内部，比第一刀更贴身。
意思是：在你的理论里，母亲是那个必须被推开的东西。她是背景、是威胁、是“我”成立的代价。你把女人放在了一个从来不是主角的位置上，而且这一次，是一个女人写的。
这一刀也是实的。在她的框架里，那个承担照料的身体是一个结构位置，不是一个有自己欲望、自己疲惫、自己生活的人。它被讲成必须被离开的东西，而它被离开时的感受，一句也没有。
让完这一步，再结算一句。
这条反驳表面上是立场之争，实际上指出的是跟第一条同一道裂缝：她描述一个结构，从来不问这个结构里谁在付账。
一个孩子的边界要立起来，需要有人在很长时间里承担那份无边界的照料。这个承担不是免费的，它由具体的人用具体的年月来付。付账的人是谁、付了多少、这笔账记在哪儿、断了算谁的——她没写。
这和第 1 章福柯那条“谁替你腾出时间”的批评，是同一个洞。卷一到这里，同一个洞已经出现两次：拆得越深，付账的人越看不见。
第 1 章批评福柯没给尺子的校准台账，那是一件工程上的欠缺。这一章的欠缺性质不同，要说清楚。
她的说法有一个别人没有的特性：它天然免疫于追责。
因为那个动作比“我”更早、不经过意识、没有作者，所以任何一次具体的排斥，都可以合法地退回到“这是主体形成的结构”这一层。一套能解释一切、又不能追究任何一次的说法，在实践中和替它辩护没有区别。
这一点本书要说重一些，因为它是导论命题二在卷一最清楚的一次现形：她把机制挖到了最深处，恰恰在最深处，所有的责任线索都断了。挖得越深，能抓住的东西越少。
这不是说不该挖深。这是说：挖深的人有义务在坑边上留一条绳子。那条绳子就是那三句话。她一根没留。
1988 年以后，法国关于移民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而她——一个用非母语写作、一辈子被称作“那个保加利亚人”的人——成了这件事上被反复请去发言的权威。
这一笔很值得看清楚。它既是最高的接纳（你已经是我们中最有资格说话的人之一），也是又一次的分类（由你来谈外人，因为你是外人）。两件事装在同一个动作里，无法拆开。
她本人对此的态度是复杂的：她一方面接受这个位置并认真使用它，一方面在著作里反复强调一件事——一个人不必先变成“我们”才有资格说话。
2018 年，保加利亚一家负责公开前政权档案的机构公布了一批材料，指她在 1970 年代曾以代号被登记为国家安全部门的线人。
她当即公开否认，称这些文件是伪造或严重歪曲，并表示自己从未与该机构合作。围绕这批材料的真实性、登记方式（当时存在未经本人知情即被登记为线人的情况）、以及其中报告内容的性质，学界与媒体至今没有一致结论。
本书不对此作出判定。这里之所以要写它，是因为它落在这本书主例的正中心，而且落得太准了：
一个一生研究“一份文字如何构造一个人”的人，在七十七岁那年，被一份文字重新构造了一次。
它满足导论第十二节那三句话全部失效的条件：档案是谁登记的，她本人当年并不知情（谁签收不明）；材料记在一个她无法进入、无法核对的地方（登记面对她关闭）；她唯一能做的是在媒体上发表否认声明，而那份声明不会写进原档案（没有回写口）。
她本人在这件事上没有让步，至今如此。
这一笔是卷一里最刺的一笔，也是全书主例第一次以最残酷的形式出现。
“贱斥”这个词进了艺术圈和文学批评，成了一个标签——只要作品里有体液、有腐烂、有不适，就会被称为贱斥艺术。“互文性”进了大学课堂，成了“这本书引用了那本书”的意思。
她多次抱怨被简化，但这已经拦不住了。这是卷一第三次看到同一个模式：一个拆机器的说法，被取出一个词，做成标签，装回机器。
第一件：恶心的对象通常不是“脏”，是“分不清里外”。看到什么让你受不了，你就看到了你的边画在哪儿。这一条可以当工具用：下次你对某个人、某件事有一下说不出理由的抵触，别急着找道理（道理是事后配的），先问一句——它让我分不清什么和什么？
第二件：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形状，是被排掉的东西围出来的，不是被喜欢的东西填出来的。所以要了解一个集体，别看它的章程和口号，看它默默不许什么进门。那份不成文的清单才是它的真轮廓。
第三件：解释一个动作怎么发生，不等于批准它。恰恰相反，不解释才没法动它。把排斥归给“坏人”，听着有力，实际上让那半秒永远不被检查——因为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坏人。
第一步：写下最近一周里，让你说不出理由地不舒服的三件事。可以是一种气味、一个人的说话方式、一个场合、一种吃法、一段视频。不要写“因为它不好”，就写那件事本身。
第二步：对每一件，只问一个问题，把答案写下来——它让我分不清什么和什么的界线？
举几个可能的答案，帮你起步：分不清亲近和侵犯；分不清客气和算计；分不清“我们的人”和“外人”；分不清关心和监视；分不清私事和公事。
第三步：对其中最强烈的那一件，再问一句——这条线是什么时候在我身上划下的？不一定答得出来。答不出来也有用，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一件事：这不是一个道理问题，所以别指望用道理解决它。
克里斯蒂娃挖到了“我”这个边界最底下的那一层：它是靠一个反复排出的动作撑住的。但这个动作没有作者、没有记录、没有修改口——她把主体最深的地方打开了，同时把它打开成了一个谁也无法承接的地方。
生平事实（1941 年生于保加利亚、1965 年底赴法、1969 年提出互文性、1970 年代受训并执业精神分析、1974 年与 1980 年的两部著作、1988 年关于外人的著作）为公开可核。关于其父宗教身份带来的求学限制，依据她本人多次公开陈述，本书标注为她自述。第九节第二笔中的档案指控为 2018 年公开事件，她公开否认，各方至今无一致结论，本书不作判定，仅记录其与本书主例的结构关系。“她的题目由她的处境喂出来”是照 SDE 的看法所做的解读，不是史实陈述。本章引号只用于三种情形：日常口语的举例、对某一立场的转述、以及本书自拟的判据句。全章没有一处是对原著文字的复述，人物的说法一律转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