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这里，该问一个不客气的问题：
本书张口就是「1675 年 10 月 29 日那张稿纸」「1676 年 10 月 24 日那封信」。这些东西，我们凭什么知道？
他死后没有子女，手稿归了外甥女那一支，在家族里存了一百多年。中间有人整理过，看见里面一大堆炼金和神学的东西，觉得不便出版，就又收了起来。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家族后人把其中与科学有关的那一部分捐给了剑桥。捐进去以后，有人花了十几年编目录。
剩下的那一大批——炼金、神学、年表、私人文件——退回了家族，后来在 1936 年被拍卖，散到各处（第十四章讲过那场拍卖）。
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位学者花了十几年，把他的数学手稿一卷一卷整理出来，出了八卷。
本书讲他 1664 年怎么盯着那张表、1666 年那册小论文是什么样子，底下垫着的就是这八卷。
他死在汉诺威，东西留在那里的图书馆：二十万页，什么都有。
十九世纪中叶，一位德国学者开始编他的数学著作，后来又编哲学著作。第十五章讲过：正是这个人，在故纸堆里翻出了 1676 年在伦敦做的那几页摘录，也认出了 1675 年那两张写着 ∫ 和 d 的稿纸。
1920 年代起，又有一项更大的工程开始：把他所有的东西——数学、哲学、法律、外交、书信——按门类编成全集。这项工程做了一百年，到今天还没有完。
这场架今天之所以判得清，靠的不是当年漏掉的什么新证据。
靠的是一百五十年的整理工作。
辨笔迹，定日期，排顺序，把抄件和原件对上，把同一份东西的几个版本理出先后。一页一页做，一年一年做。
第二十四章说过：正因为当年没有人留下路，后人才不得不花两百年，替他们把路一点点拼回来。这一章是那句话的落地。
那两位没写的东西，是后来一代代人替他们写的。
第三十三章数过台下那些没有名字的人：抄写员、印刷工、邮差。
这一章要数它的现代版：编目录的、辨笔迹的、做校勘的、写注释的、编全集的。
他们的名字，在通俗读物里从来不出现。不过本书里每一个日期、每一处细节，都是他们的劳动。
一篇能读得顺的通俗长文，底下垫着的全是不通俗的工作。
这一条最值得记住。
保存下来的东西，不是当年发生过的东西的忠实样本。它是保存条件的样本。
牛顿的东西保存得好，因为他有位置、有机构、有一个不散的家族，还有剑桥那样的地方肯收。他本人又是一辈子抄写、编号、归档的人。
莱布尼兹的东西散在一千一百位通信人手里。他自己写出去的信大多没留底（第十五章）。留在汉诺威那二十万页，是因为他死在一个有图书馆的宫廷里——换一个雇主，说不定早烧了。
所以：
「证据多的一方」，常常只是「保存条件好的一方」。
1712 年那场，这一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牛顿能把一柜子带日期的东西端上桌，不是因为他更老实，是因为他攒得住、存得下、而且那个柜子就在他自己的学会里。
今天也一样。打官司的时候，记录完整的一方天然占优；而记录完不完整，跟对错无关，跟一个人的处境有关。
知道这一点，看任何一份「证据确凿」的材料时，都该多问一句：没保存下来的那一边，本来会是什么样子？
说清楚：本书没有看过任何一页原件。
它读的是别人整理出来的东西，是通行的研究著作，是被反复引用的那些日期和段落。
这在第十九章那三道闸里是合格的——有实据、能指出年份和文件。可是它跟「我在档案馆里看过那张纸」是两回事，不该冒充成那回事。
分清楚两件事：我读过原件，和我读过读过原件的人写的东西。 多数人一辈子做的都是后一种，包括本书。老实说出来，比装作前一种强。
一，引用要能追到源头。 一句话转了三手，多半已经走样。第二十六章列的那几处「据说」，就是转得太顺口、追不到源头的。
二，标明自己站在哪一手。 亲手做的、亲眼看的、听人说的、在网上看到的——四样东西，效力完全不同。混在一起讲，是很多争执的起点。
三，问一句没保存下来的那一边。 尤其在你手上证据占优的时候。
这一章那句「证据多的一方，常常只是保存条件好的一方」，翻一翻家里的老相册就懂。
有的人家老照片一大摞：父母年轻时的合影、孩子每一年的生日、每一次出门。有的人家只剩三五张，还是别人家顺手拍的。
照片多的那家，日子就一定过得好吗？不一定。可能只是那家有台相机，有个爱拍照的人，搬了几次家都没丢。
照片少的那家，也许那些年过得很热闹，只是没人拍，拍了也在一次搬家里丢了。
留下来的，是保存条件的样本，不是日子的样本。
还有一层：照片里留下的都是好看的那几张。吵架的那晚、生病的那年，没人会去拍。
所以拿一本相册去判断一家人过得怎样，要多问两句：没拍下来的是什么？拍下来又扔掉的是什么？
三百年前那批档案，也是一本这样的相册。
「问一句没保存下来的那一边」，可以落成一个具体的动作。
挑一件你手上「证据确凿」的事。比如：你认定某个同事那次没尽力，你手上有他的出勤记录、有几封他回得很慢的邮件。
第一步，列出你手上的证据，每一条后面写：这是谁保存的？
出勤记录，是系统存的；那几封邮件，是你自己存的。
第二步，想一想：什么东西，按道理存在，却没被保存下来？
他那几天在家里是什么情况？他手上同时压着哪几件别人派的活？他有没有打过电话、当面说过什么，而这些没有留下文字？
第三步，设想那些缺席的东西要是摆出来，会不会改变你的结论。
不一定改变。可是做完这一步，你的判断会从「证据确凿」变成「就我手上的证据而言」。
这个变化看起来很小，其实很大：前一种口气会让你在谈话时直接下结论，后一种会让你先问一句。
问一句，常常就补上了那本相册里缺的那几张。
证据多的一方占优——这件事被很多单位学会以后，出现了一种走偏：为了留痕而留痕。
每做一件事，先想的是怎么留下记录：拍照、截图、写纪要、发邮件抄送一圈。记录越来越多，事情本身反而做得越来越少。
而且留下来的，常常只是好看的痕：开会的合影、签到表、一份格式整齐的总结。真正的路——哪一步卡住了、哪一版废掉了、哪个判断心里没底——一样也没留。
这就是第四十六章说的相册：只拍摆好姿势的合照，不拍吵架的那晚。
这种留痕，出了事并不管用。查的人翻开一大摞记录，看到的全是「工作已完成」「会议已召开」，找不到一句「当时为什么这么定」。
第二十五章那份记法，跟这种留痕是反着的：它记的是废掉的和拐弯的，是不好意思给人看的那部分。
一个判断的办法：翻翻你们单位的记录，看有没有一条写着「这一版不行，因为……」。一条都没有，那你们留的是痕，不是路。
证据多的一方，常常只是保存条件好的一方。看任何一份「证据确凿」的材料，都该问一句：没保存下来的那一边，本来会是什么样子？
我手上这份材料，是第几手：＿＿＿＿＿＿。
这件事里，谁那一边的记录天然更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