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绝对自由为什么开始松动

后期萨特的重要变化，不是简单把自由减小，而是越来越需要说明自由的条件怎样形成

◆ 一、后期萨特的修正，与“绝对”的原来含义

一位思想家的变化，很容易被讲成突然醒悟：年轻时只相信自由，后来终于看见现实。这种简洁叙述，却可能重演上一章讨论的事后秩序化。长期争论中的保留、修正与重新提问，被压成了一个转折时刻。研究萨特的变化，应当先让这些不同过程重新出现。萨特一九六九年接受访谈时，确实明确否定了自己早年“在任何处境中总有可能选择”的判断。但他并未因此放弃主动性，而继续追问一个受到条件制约的人，还能怎样回应这些条件。[16]

这段公开可核的文字很重要。它使本书不能只把后期变化描述为萨特本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的过程。他已经在解释自己的修正。我们可以继续研究他没有充分展开什么，却不能替他取消已经作出的反省。也不能只凭一次晚期回顾，就认定整个思想发展只有一个原因。回顾本身有它的叙述位置。本章因此采取较窄的任务：辨认自由问题的提问方式怎样改变，再用SDE检验这种改变是否触及选择条件自身的发生。

说早期萨特强调绝对自由，很容易让普通读者误以为，他认为人能随意改变身体、取消过去或者让所有愿望实现。这样理解，会把存在论的主张误读成实际能力无限的保证。他早期已经讨论事实性与处境。自由不等于获得任何想要的结果，也不是在世界之外施展意志。它涉及人不能像一件完成之物那样，被既成事实最终穷尽的存在方式。[3][4]这意味着“绝对”至少要与“全能”分开。一个人无法搬动墙壁，仍可能以不同方式面对墙壁；他有某种主动关系，也不表示能够实现离开的目标。关于行动意义的论证，与关于行动条件的描述，不在同一层面。

本书的自由谱则讨论特定SDE中某种显露的可改变程度，因此不能直接把早期萨特换算成一百分、后期换算成六十分。我们提出的刻度是概念性的边界工具，不是他著作里原有的数值，更不是衡量历史人物的仪器。真正值得追问的变化，不是萨特给人减少了多少分自由，而是哪些问题原来由存在方式直接回答，后来必须进一步通过历史、社会与实践条件来回答。

◆ 二、从个人本领到共同处境

设想一位善于独自练琴的人，第一次参加一场小型合奏。他可以决定今天练什么，也能在熟悉的曲目中改变处理方式。但进入合奏以后，别人听见什么、乐器之间怎样相互遮盖、场地声音如何返回，开始改变他对同一段音乐的理解。如果只是说“自由仍然属于他，只是受到更多限制”，当然抓住了一部分事实。他不能随意加快速度，否则别人可能跟不上。可是共同演出也使一些独奏时根本不存在的表达成为可能。其他人不只压缩他的空间，也改变了他的空间。

再往前，某一段新的处理方式，可能不是任何人先想好再说服全体。大家在反复尝试中听见不协调，又在回应里形成以前没有的配合。最终的演出既包含清楚选择，也包含配合对象本身逐渐成形。这个设想不是萨特原著里的例子。它用来展示两种提问的差别：一个人怎样坚持主动，与多个人怎样共同形成主动的条件，虽有关联，却不是同一问题。后者不能只把前者的主体复制几份，再把限制相加。

若把处境看成外部砝码，自由看成内部动力，解释就很容易变成称重：外部条件越重，内部自由越少。这种模型直观，却遗漏了条件对能力本身的塑造。合奏者能够听懂别人的节奏，是因为以前训练过；能够提出修改，是因为大家形成了可以讨论的关系；能够保留不同处理，是因为排练允许反复。这些不是放在自由之外的障碍，而是特定自由能够成立的组成条件。处境还会改变问题的意义。独奏时的“准确”与合奏时的“准确”，可能要求不同的注意。早先被看作个人失误的事情，后来可能显示为共同安排不合适。不是一个固定选择空间受到挤压，而是选择空间的构造也在变化。

因此，SDE所说的特征纠缠，不宜缩成环境因素的清单。它要说明某个主体、某种活动与某个对象怎样相互限定，又怎样因互动而改变。把条件列得再多，若它们只是静止背景，发生仍然没有进入解释。[1]在这个意义上，后期自由思想的关键，不是“终于承认世界很难”，而是逐渐需要解释：人的主动为什么呈现为这种具体能力，而不是任何时候都以相同形式存在。

◆ 三、自由观与自在观：连续和变化同时存在

一个哲学家改变概念重点，并不一定把早期全部作废。萨特持续反对把人解释成被条件机械决定的物，这是一条重要连续线。与此同时，他后来对物质中介、群体和历史的重视，也不能被轻轻改称“只是换几个例子”。研究者对这两部大著作的连续程度有不同解释。[3][8]本书不必为了突出自己的三态框架，就预先宣布一定存在彻底断裂。更好的办法是分别追问：什么保留下来，什么被重新组织，什么成为新的问题？同一个概念可以保留名称，却改变它所承担的解释任务。

在合奏的设想里，一个人仍然需要对自己的演奏投入负责，这并未消失。但投入不再被理解为独自面对一个完成对象。能够听见、回应与调整的关系，也需要共同形成。这既是连续，也是变化。因此，“早期绝对、后期相对”可以作为问题入口，却不应成为全章的最终答案。它提醒我们寻找条件化的变化，但不能替代对条件如何进入理论的分析。本书更愿意使用一句稍长的话：后期萨特越来越需要在社会物质的形成过程中说明主动性，而不只是从自为的存在方式直接展开主动性。这里仍有争议，但争议已经有了较明确的对象。

自由不是孤立概念。只要自由被理解为对既定事实的超越，关于“既定事实是什么”的理解，就会影响自由如何被说明。如果既定条件主要被当作当前面对的事实，问题容易集中于我怎样承接它们。当既定条件进一步显露为过去行动的结果，提问就会多一层：那些事实怎样形成，又为何成为今天的阻力或资源？同一条规则，可能曾经使一群人获得协调，后来却使另一种活动无法展开。这并不等于萨特后期把自在这个术语重新定义成了本书的“稳定显露”。我们不能把概念之间的相似直接写成同义。可以提出的，是他的实践分析使某些看似外在的既定性获得了形成史，从而改变自由问题的解释重心。

在合奏中，一份固定谱面可以保存过去合作的成果。后来参与者面对它时，它已经像必须遵守的对象。但它曾经也包含演奏中的修改和协调。看见这一点，不会让谱面消失，却会改变人们理解其可改与不可改的方式。于是，本书所谓“自在观变化”，首先应读作既定条件之历史性的显著进入，而不是未经文本证明的一次术语替换。这个范围收窄以后，论证反而有了可以检验的落点。

◆ 四、区分形成状态，不推测潜意识

把思想变化解释为潜意识中的混沌增加，听起来能够把理论与人生连在一起，却很难直接检验。我们看见的是著作、修改、行动和自我说明，不能因此观察到一个哲学家内部某种可计量的混沌储量。更稳妥的提问是：他的研究对象是否包含越来越多不能由个人预定目标解释的过程？他是否开始讨论行动反作用于行动者、共同结果超出个体意向、组织形成以后又改变成员等问题？这些可以在文本中寻找证据。从SDE看，这些问题可能把研究推向介生和混沌的边缘。但“推向”是我们的解释，不是萨特已经接受了三态理论。必须先说明具体过程哪里未完成，再说明现有概念怎样处理它，不能只用“复杂”替代全部分析。

而且，复杂不等于混沌。一个排得很满的演出计划可能非常复杂，却具有明确分工；一段很短的即兴配合也可能还没有形成稳定对象。判断状态的依据是差异的形成方式，不是事情看起来有多少。因此，这里的共同问题不是心理诊断，而是解释对象的变化。把它放回可读的材料，既尊重萨特，也保护SDE不变成一种无法被反驳的猜心术。

后期萨特承认某些处境里无法选择，并不自动意味着他已经提出本书的混沌态。一个人无法在两个价值要求之间取舍，可能是要求相互冲突；一个人没有现实行动能力，可能是条件阻断；一个新对象尚未形成，则是另一类情况。这几种“不能”可能交织，却不应直接合并。本书讨论的严格选择条件，重点在有关选项能否作为相对稳定的差异进入取舍。它与无力实施一个已知方案，不是同一个判断。合奏者可以清楚知道自己希望怎样处理，却缺少足够排练时间。这是路径受限。也可能几个人尚未听出新的共同处理该是什么，这才涉及对象的形成。不能因为两者都让人犹豫，就给它们同一个发生说明。

萨特后期的自我修正，为这些区别打开了重要问题，但没有替本书完成区别。我们仍须分别说明行动能力、价值冲突与选项发生，避免借他的转变为自己的定义直接盖章。真正有价值的接近，不是“他后来已经等于SDE”，而是某些早期口号无法承担全部解释任务，必须让更细的过程进入。新的框架应在这些过程上展示它的解释力。

◆ 五、自由可以来自条件的共同改写

把自由理解为不受任何条件污染的纯粹能力，会使现实自由永远显得不够自由。只要需要学习、依赖材料、借助别人，就像已经打了折扣。但这样的尺度可能把使自由成立的东西也当成它的损失。在共同演出里，彼此形成稳定信任，反而能够让每个人尝试更细的变化。一个人不必时时担心别人是否突然退出，才有余地把注意放到尚未形成的配合上。约束与支持不是两份独立账目，它们可能来自同一组织。这不意味着所有依赖都是好事。有人可能借共同协调压住不同声音，也可能让所谓信任变成不许质疑。需要研究的是具体安排怎样改变各方的理解、控制与修正机会，而不是预先歌颂关系。

自由的真实性因此不在于把条件全部剥掉，而在于能够说明哪些条件使谁获得了什么可能，哪些条件又使谁失去调整的能力。这样说比“绝对自由”少了一种纯净，却增加了可以讨论的细节。SDE自由谱的作用，正是让这些差异显露，而不是再为世界提供一个总分。它应当帮助我们看见同一过程中不同参与者、不同行动层面和不同时间的自由怎样变化。

如果新的自由依赖某些尚未形成的条件，那么工作就不只是在条件已经准备好以后作出选择。布置一次能够反复排练的相遇、让各方听见彼此的问题、保存试验中的变化，都可能参与条件的形成。这些工作不必全部被称为自由选择。它们有些包含明确取舍，有些只是试探与回应。重要的是，它们可能使以后能够选择的对象发生。没有这些形成活动，关于“你为什么不选”的要求可能落在空处。这也使创造与自由的关系变得更清楚。创造不是给主体添加一个更响亮的意志，而是让新的差异和可行关系显露。自由随后在这些较清楚的差异中展开，同时新的行动又会进入下一轮形成。

不能把这种关系写成每个过程必须经过固定站点。有时局部选择推动整体介生，有时既有秩序支持新的混沌探索。关键在分清同一时刻谈的是哪一个层面的变化，不要让一个词吞并全部过程。因此，本书继续追问自由的发生条件，不是要取消萨特的主动性，而是希望主动性不再被迫独自承担选项、能力、关系与后果的全部来源。

◆ 六、研究解释的边界，与条件自身的历史

SDE对后期萨特的解释，要面对至少两项反驳。其一，早期自为已经包含可能性的开展，未必像本书批判的典型那样预先完备。其二，后期实践与总体化已经能够处理形成，未必需要额外引入三态。这两项反驳都不能靠重复“他太秩序了”来回答。需要在后面的章节里展示：同样一个过程，使用既有概念能够说明什么，在哪个位置会把未完成的对象过早当作已形成对象，而三态区分又多说明了什么。如果两个框架只是术语不同，解释并没有增加，就应承认那是重新命名，而不是超越。如果三态模型能够区分原先被压在一起的选择与转折，并预测它们需要不同支持条件，它才显示出实际价值。

这里说的预测首先可以是过程性的研究期待，不是精确数值预报。例如，相同目标要求在选项尚未形成与选项已形成时，可能具有不同作用。这个差别需要观察与比较，不能仅由定义保证。因此，萨特后期不是供新理论轻松获胜的材料。他也是检验新理论是否真正增加解释力的对手。尊重这一点，才有可能使批判成为研究，而不是更换一面旗帜。

“我愿意对这件事承担责任”与“这件事全部由我选择造成”，也必须分开。一个演奏者可能没有决定大家怎样相遇，也没有决定场地的声音条件，但当他答应参加，就已经进入可以讨论的承诺。承诺使他有理由认真准备，却不会让过去的所有条件突然变成他的作品。反过来，一个人可能确实在某处作过决定，却没有能力单独决定整个结果。他选择了一种速度，别人作出回应，场地又放大某种声音，最后的效果来自这些作用。分析不能因为找到一个选择，就停止追问选择怎样进入整体过程。

这一区分使责任不必依赖一个无所不能的主体。我们可以对自己能够理解和调整的部分负责，也可以共同建立对未知后果的响应方式。负责不是宣称所有事情都出于我，而是承认我在其中有某种具体位置，并不借复杂性取消这个位置。对于后期自由思想，这一点尤其重要。承接条件、改写条件与创造条件不是同一动作。它们可能在生活里接续发生，却需要不同能力。一个人能够承认自己受到影响，不代表马上能够改变影响；能够改变某一局部，也不代表已经形成新的整体生活。

本书因此不把自由与责任写成两个可以直接相乘的数。自由谱说明具体改变的范围，责任还涉及承诺、信息、行动位置与共同规则。二者有关，却不是一道无需解释的算术题。用一个总分替代这些关系，只会重新制造本书试图避免的过度秩序化。在合奏的设想里，成熟的合作不是每个人都声称自己独立创造了全部音乐，而是能够分辨自己的作用、听见别人的作用，并在新问题出现时共同调整。这既比全盘推卸更主动，也比全盘认领更真实。

合奏终于能够完成，并不表示所有困难都解决。下一次换了场地、成员或曲目，原来的协调可能重新失效。已经形成的秩序既能提供起点，也可能让人忽略新的问题。如果只说“大家选择了这种演奏”，便容易省略听觉、分工与共同对象的形成。如果只说“这一切由环境造成”，又会省略每个人明确作出的取舍。两种解释都可能抓住真实部分，却不够完整。从早期到后期萨特，本书要辨认的正是这样一个扩展：人的主动仍然重要，但主动面对的条件不再只是已经摆在面前的东西，它们也有由过去实践形成、又通过现在实践改变的历史。[8][9]

自由留下的成果，会进入世界，并作为后来行动的条件返回。今天的一项便利，可能来自别人的争取；今天保存的便利，也可能成为后来者的困难。下一章从一张为共同借用而制作的登记表出发，追踪实践怎样留下自己的历史。

后期萨特的重要变化，不是简单把自由减小，而是越来越需要说明自由的条件怎样形成。真正的自由不必脱离条件；它也可能来自条件被共同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