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实践—惰性”：萨特差一点走到哪里？

实践会留下能够反过来要求人的东西

◆ 一、一起等车，不等于已经成为“我们”

几个人站在同一处等车。他们可能彼此不认识，目的地不同，今天的烦心事也不同。因为同一条线路、同一个站点和相同的班次，他们被聚在一起。看上去是一个人群，却不一定具有共同活动的内部组织。这与萨特讨论集合体时采用的公共汽车站例子有关。他用这样的普通场景区分：被共同条件聚集的人，与通过共同实践形成的群体，不应直接视为同一种社会存在。[18]这一点已经远离“一个完成主体，面对一件完成物”的简单图画。站点、线路、工作时间以及其他群体关系，进入每个人的行动。人群的某种统一并不来自一位统一者的命令，也不一定来自所有人共同决定。

本章从这里进入“实践—惰性”。这个词听起来像活动与懒惰的矛盾，实际上不能用日常的勤快或懒惰理解。它指向一个更难的问题：人的活动怎样借助物质和既定安排持续存在，又怎样以不完全受当前意志支配的方式返回人。在这里比较萨特与SDE，应当看两套分析各自完成了什么：后期萨特如何追踪实践的成果与回返，SDE又能否进一步分清相关差异的形成状态。找到相似之处是比较的开始，并不是为旧概念换上新名称的理由。

一个安排可以运行得很快，却仍以既定要求约束行动。登记、排队、领取、交还，每一步都有人忙碌，整个过程却可能不再询问最初为什么这样组织。活动很多，不等于活动正在重新形成自己的对象。因此，惰性不宜简单理解为速度慢。它更接近某种已经形成的组织反过来支配行动，使人不得不以它要求的方式进入。这里既有物质承载，也有共同预期，不能只归入个人的思想习惯。同样，惰性也不自动等于坏。没有某种持续保存，实践的成果无法被后来者接住。一个共同活动需要材料、记录、程序和稳定分工，否则每次都可能从头开始。

萨特的后期分析并没有把群体放在完全无惰性的真空里。公开的集合体选文明确指出，共同实践依赖既有社会与物质条件，并且自身也会形成相应的集合结构。[18]这为本书提供一个重要反例：不能笼统说萨特只认识自在作为自由敌人的一面。至少在后期，他已经看到实践必须借助既定性。我们的任务是继续辨别这种借助的发生方式，而非否认他已经抵达的地方。

◆ 二、人留下的办法，怎样作为外力返回

另设一个日常场景。几位爱书的人开始相互交换书籍，为了避免遗失，每个人在书页里夹一张卡，写下借阅时间。后来参加者增多，大家把书集中放进一间小屋，建立目录，固定开放时间。原来依赖朋友之间信任的交换，逐渐成为更多人可以加入的共同活动。可是，当目录按照旧有分类稳定以后，有些新出现的读书方式难以进入：有人想把图画、声音与文字放在一起，有人希望围绕生活问题组织材料，而不是按原来书架排列。

工作人员可能说：“请先说明这属于哪一类。”这句要求本身并非不合理，管理需要辨认对象。但它也显示，过去实践留下的分类开始参与决定什么能够被接受为对象。于是，读者不只是使用一套目录，也可能逐渐学会只在目录许可的范围内提问。原先为了方便寻找而建立的秩序，进入了愿望与问题的形成。物的排列不只改变行动路线，也可能改变人对可能性的理解。这个设想不是图书馆史，也不等同于萨特车站例子。它将同一问题推进一步：实践留下的结果，不仅在外部阻挡我们，还可能成为我们理解自己正在做什么的方式。

目录由人建立，为什么后来还会使人无力？因为建立它的人与使用它的人不完全相同，因为维持它需要共同协调，也因为它已经与许多其他安排连接。单独一个人的意见，不能立即改写全部关联。一个分类调整，会影响旧记录、位置、寻找方式和其他人的习惯。它不是只擦掉一个词那么简单。过去形成的互相依赖，使某个局部改变需要承担更大的重新组织成本。因此，外在性不必来自一个绝对在外的东西。人自己的实践结果，也能够在后续互动中以外部条件的方式出现。它有人的来历，却不等于现在任何个人都能随意支配。

这给“自在”的发生性带来一种具体说明。稳定显露之所以难改，不只是因为它有某种神秘坚固本质，也可能因为许多差异已经围绕它建立了相互承接。改一个地方，会牵动其他地方。但不能由此推断所有难改之物都只是社会关系。材料条件也可能重要。发生论需要说明不同稳定来源怎样结合，而不是用一个新总词替换所有旧原因。

◆ 三、共同愿望、意外结果与总体化

假如每个人都希望借书更方便，于是都提前把喜欢的书带走，结果新来者总看不见那些书。每个行动在自己的局部有理由，合在一起却形成不被任何人单独希望的状态。这个设想说明，结果超出意向并不一定来自隐藏的恶意。多方行动通过共同条件相互影响，可能形成不同于每一个初始目标的后果。理解它，需要研究行动怎样结合，而不是只问谁最初想要这个结果。同时，“大家都没有这样想”也不能结束分析。有人可能控制借阅时长，有人能够提醒问题，有人已经看见后果却继续利用。共同形成不等于作用相同，意外结果也可能在出现以后被某些人主动维持。

因此，发生追踪必须有时间次序。最初未被预期的结果，后来可能成为被接受、被利用或被反对的条件。不能用最初的无意，永久解释后续行动；也不能把后续利用倒写成最初谋划。这正是单次选择模型难以容纳的地方。需要追踪的不仅是“我选了什么”，还有不同选择如何通过材料和规则互相改变，以及变化出现以后谁又获得了新的位置。

萨特后期关心个别实践与共同过程的关系，并提出“没有总体化者的总体化”这一问题。它至少表明，整体过程不必被归入一位站在上方、预先知道一切的行动者。[20]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采用本书所说的自组织，也不意味着两个理论只差语言。总体化具有它自己的辩证与实践语境。我们能够确认的，是他没有简单用一个更大的主体来替代许多小主体。在借书的设想中，整体秩序可以在多次互动中形成，而没有任何人拥有全部图景。参与者各自理解一部分，行动却共同留下一个能反过来影响所有人的安排。这个整体真实，却不是另一位会思考的巨人。

若把共同体说成“它想要什么”，就容易忘记不同人的需要和差异。整体语言有时方便说明，有时会把仍在形成的统一过早人格化。发生论需要不断追问：这个“它”究竟通过哪些实际互动起作用？所以，本书批评秩序化，不是反对一切整体概念，而是反对让整体先于它的形成被赋予完备意志。无论叫群体、组织还是生态，都不能仅靠名字获得解释权。

◆ 四、群体如何形成，“差一点”又指向哪里

萨特关于群体形成的选文，开头就拒绝把群体视为聚集本来必然包含的结果。他还强调，聚集与群体之间的转化不能被简单写成一条固定的历史先后顺序。[19]这是对本书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不能一面主张发生，一面把所有聚集预先写成将要诞生的共同体。几个人来到同一屋里，可能共同活动，也可能各自取走书就离开。新的统一需要具体条件。在借书场景里，一次讨论或许使人们开始共同维护资料，也可能暴露难以调和的需要。有的人想安静阅读，有的人想开展声音活动。共同空间并不自动产生共同目的，碰撞也不保证自组织成功。

因此，混沌是可能性的孕育状态，不是一张已经写好结果的出生证明。介生也可能中止，刚出现的配合可能瓦解。若没有允许失败的理论位置，三态就会被写成另一种必然进步史。萨特在这里已经与这种简单进步图画保持距离。后续批判应当把这份距离纳入，而不是只挑选最适合“他太秩序”的句子。

章题中的“差一点”，指向一个需要检验的差距：萨特已经打开了形成与回返的问题，而这些分析是否充分区分了形成中的不同差异状态？提出这一追问，应当先承认他已经完成的工作，再说明SDE究竟在哪一处增加了解释。如果把未组织的聚集、正在出现的共同方向和稳定的实践组织，全部用统一与分散的程度解释，可能仍有某些细节需要展开。例如，方向本身尚未形成，与方向已知但暂时没有协调，并不相同。

前者需要使对象与目的获得显露，后者可能只需要信息、程序或共同承诺。两者都可以表现为“尚未组成群体”，但支持方式不同。三态模型试图把这个差别放到前面。这不是靠说出混沌、介生、秩序三个词就完成的。必须在具体活动中展示：什么差异尚未有对象，什么差异正在重组，什么差异已经能够进入明确取舍。否则三态只是在原有描述上增加颜色。因此，本书的增量应落在过程辨识上，而不是哲学家的名次上。萨特已经说明的，不必重新宣布发现；他留下的解释空隙，才是需要继续工作的地方。

◆ 五、从抵抗规则到形成新的可理解性

读书的人不满目录，可能立即提出全部取消分类。这样做有时能打开尝试，有时也会使资料难以找到。旧秩序受批评，并不意味着没有秩序就能自动解决问题。真正困难的是形成新的可理解性。图画、录音和书籍怎样互相指向？一个后来者如何找到自己需要的材料？不同活动怎样共享空间，而不要求所有人先接受同一套理解？这些问题没有完整答案时，人们处在介生之中。一次摆放、一次讲述、一次误解的修正，都可能改变材料之间的关系。局部可以有清楚选择，整体组织却仍在发生。

等某种方法逐渐可重复，新的使用者能够理解，相关职责也能够被承接，它才形成较稳定的秩序。此时旧限制减少了，新的限制也出现了。创造不是进入无条件世界，而是形成不同条件。所以，超越实践—惰性的困难，不应被写成一次意志胜利。它可能需要新对象、新语言、新配合和新保存方式一起出现。自由在其中重要，却不是唯一工作。

一项成果需要保存，并不要求它不可改变。记录可以保留版本，规则可以写明修订方式，目录可以容纳尚未能稳定分类的材料。保存与开放不必只能选一个。这使秩序获得一种新的任务：不是把所有差异都尽快关进格子，而是让已经形成的差异可承接，同时给正在形成的差异留下可追踪的位置。这个位置不是任意堆放，而是允许说明“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归类”。如果不允许这种说明，人们就只能假装已经理解。表格因此看起来整齐，实际活动却不断在格子之外绕行。相反，承认尚未，可以把真实困难留在共同讨论之中。

当然，未分类状态也不能无限扩张。材料太多而无人整理，可能使任何人都无法继续。开放需要承载成本，需要有人参与维护，也需要在适当时候判断哪些方向应停止。因此，好的发生条件不是不做秩序，而是让秩序不否认自己的限度。它既保存成果，也保存成果尚未能够吸收的差异。

◆ 六、保存、改变与人的主动：重新定位实践—惰性

萨特关于群体形成的选文把需要、稀缺及工具条件的改变与共同实践联系起来。[19] 这个入口很有力量：当人们共同面对某种不能继续承受的局面时，原先分散的活动可能开始重新组织。但本书还要区分两种“缺少”，因为它们需要的发生说明不同。第一种是大家已经知道想借哪一本书，柜里却没有，或者数量不够。这里的对象和需要已经相对清楚，问题主要在取得、分配与共同使用。第二种是人们还没有形成一种能够把声音、图画与文字连起来的阅读活动。他们感到旧方式不够，却暂时不能说出需要的完整对象。

后者不是多买几本书就能直接解决。即使材料已经很多，活动仍然可能没有形成。它缺少的不是一个已知物品，而是使材料成为新的共同对象的组织。新的需要也可能与新的活动一起显露，不能假定需要总是先完整出现，再等待满足。这一区分不否认材料的限制。没有空间、时间或基本资源，形成过程可能根本无法持续。但具备资源也不等于已经具备意义。条件的充足与对象的出生，需要分别说明。因此，从稀缺进入共同实践，可以解释一类重要转化，却不应成为全部创造的唯一入口。有时新的活动由相互兴趣、偶然发现或尚未明确的不满足开启，不能只写成原有需要要求更多资源。

在SDE语言中，秩序态中的不足与介生态中的未成形不同。前者可以比较已有数量和要求，后者连比较单位也可能正在改变。若将它们混在一起，就会把形成问题交给分配办法，或者把可直接补足的问题无限神秘化。这也是本书对后期萨特继续提出的检验：他关于实践的强大分析，能否同样细致地说明需要本身怎样形成？若答案在相关文本中已有充分展开，就应当接纳；若仍有空隙，三态模型的工作便落在这里，而不是再声称他完全没有形成思想。

讨论共同形成与物质回返，有时会让读者担心：如果一切都由关系决定，人还能做什么？这个担心值得回答，因为发生论不能以解释复杂性为代价，把人重新写成被动部件。一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局部行动，可以让被遮蔽的问题被看见，可以邀请新的参与者，也可以拒绝某种已有安排。只是这些主动并不保证单独决定整体结果，需要经过他人和条件的回应。主动性的现实形态因此是参与，而非全能。参与并不软弱。提出一个可检验的问题、保存一次失败的证据、建立一段能够持续反馈的合作，都可能改变以后能够发生什么。

但这种改变必须接受反作用。别人可以不接受，材料可以不支持，原先认为重要的问题可能不再成立。主体在其中也会改变。能够承担这种改变，不比始终维持一个不动的自我更少主体性。从这个角度看，SDE不是从萨特那里拿走自由，而是让自由获得一段更清楚的出生与回返历史。它既有实践中的作用，也有不能独自完成的部分。

如果萨特只是说“我想怎样就怎样”，本书会容易得多。可是后期文本已经明确进入集合体、群体形成、物质中介与共同过程。他不只为自由辩护，也在研究自由为什么会把自身的条件变得复杂。[18][19]因此，所谓“秩序态中心主义”必须成为有范围的诊断，而非覆盖整个思想生涯的标签。我们可以研究他的分析在什么位置过快寻求可理解的总体，又在什么位置真正允许未完成的过程显露。更值得注意的是，若一种思想开始修正自己的解释条件，它本身就提供了学习发生的材料。我们不必为了赞美SDE，把萨特最后写成一个从不学习的人。那会与本书的主题相矛盾。

公共汽车站的人群仍然在等车。它可能只是短暂聚集，也可能因新的事件形成共同活动。哲学不能替这一过程预先决定结果。它应帮助我们看见当前已有的条件，以及条件还没有决定的那部分。下一章将把这个问题推向思想方法：当萨特反对把现实塞进预制概念时，他实际上已经开始警惕一种与本书批评十分接近的过度秩序化。

实践会留下能够反过来要求人的东西。它们不是只有束缚，也不是天然合理。自由需要研究自己留下的条件，才能不被自己的成果悄悄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