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萨特后期：开始走出完全秩序态

后期萨特开始让材料改变概念，而不只让材料进入概念

◆ 一、当材料拒绝进入预制模具

设想一个人准备整理家里的旧照片。他最初分了几个抽屉：工作、旅行、亲友、日常。开始时很顺利，后来却遇见一张照片，里面的人既是同事，也是邻居，拍摄地点又是一次临时帮忙的现场。他不知道应放在哪一格。困难不一定来自分类太少。即使增加十个抽屉，也可能仍然漏掉照片真正重要的东西：这几个人在那次相遇以前是什么关系，后来又怎样改变？照片不是几个稳定身份的相加，它可能保留着关系转折的痕迹。

若整理者只是把它放进“其他”，原分类就维持了整齐，却没有增加理解。若他开始追问照片前后的事情，抽屉就不再是解释的起点，而成为可以被材料修正的工具。本章借这个设想讨论后期萨特的变化。他并没有简单离开秩序而拥抱混乱，却越来越明确地要求：概念不能先于具体过程，把人和事件已经解释完毕。这与本书的发生问题形成一处重要相遇。所谓“开始走出完全秩序态”，是SDE对一种解释方法变化的命名，不是宣布早期著作毫无开放性，也不是为后期思想划一条自动通向SDE的道路。

在《方法问题》关于中介的讨论里，萨特批评把已经准备好的概念强加给新经验。他特别警惕没有证据就把结果转写成预先追求的目标。这不是本书替他补上的话，而是后期文本中可以核查的方法要求。[17]这个事实直接限制了我们的批判。如果说萨特全部思想都把形成结果倒置为既成选项，就会与他自己的上述要求冲突。正确的研究应当问：他在批评别人时提出的原则，怎样进入自己的存在论与自由分析？有没有被贯彻，又在哪里留下张力？

一位思想家能够看见某种方法错误，并不意味着自己的体系从此不再出现它；但也绝不能假装他从未看见。批判的对象，应从“完全不知道”转向“知道以后如何处理”。后者通常更困难，也更有价值。照片的抽屉可以帮助理解这一步。整理者不是从此拒绝分类，而是不再允许分类提前决定照片只能有什么意义。概念开始等待材料的反作用，而不是把材料当作概念的证明。

◆ 二、类别不能代替人的发生，连接不能代替关系形成

说某个人属于一种社会类别，可以提供重要背景，却未必解释他为什么成为这个人。同样处境中的人，可能形成不同作品、关系与生活方式。一般条件与具体发生之间，需要中介，而不是一句标签。这一问题在萨特的后期方法研究中十分明确。他要求解释具体人物和作品的特殊形成，而不是用一般所属关系替代整个过程。[17]对SDE而言，这意味着E不能成为一张笼统环境清单。相似条件怎样经过不同互动、不同差异序列，显露为不同结果，必须被具体说明。否则“家庭、时代、文化影响他”只是把未知换成了几个熟悉名词。

照片里的几个人都可以被称作邻居，但“邻居”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后来开始互相帮忙，也不足以解释某一次误解为什么改变了关系。需要看事情如何发生，而不是看最终名称属于哪一个分类。因此，走出过度秩序化，并非放弃概念，而是停止把类别当成充分原因。类别可以帮助定位，不能独自承担生成一个具体存在的工作。

照片中的人后来成为朋友，不能只解释为两个已经完成的个体建立了一条连接。相遇可能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理解，也可能形成新的能力、期待与共同对象。关系不只发生在两端之间，也改变两端。如果整理者坚持先把每个人写成固定身份，再描述他们怎样相处，就会省略主体位置本身的变化。一个起初只是临时帮忙的人，后来可能成为能够组织共同活动的人；另一个原来只接受帮助的人，也可能开始提供不同资源。这不意味着主体在相遇前完全不存在。人有身体、记忆、习惯与其他关系。共同发生不是把所有过去清零，而是说明已有条件怎样在新互动中重新组合，显露出此前尚未成立的特征。

从SDE看，混沌和介生可以出现在这种重新组合里。共同关系的对象尚未明确，期待不断改变，后来才能辨认的身份在当时还没有形成。这里发生的是关系与主体的共同成形，不宜全部改称已知对象之间的选择。后期萨特对中介、实践和具体人的重视，使这一层问题更容易进入讨论。但我们仍需检验其概念怎样说明共同成形，而不是仅凭他谈了关系，就认定发生论已经完整。

◆ 三、秩序态中心主义的含义与分析尺度

本书使用“完全秩序态”，不是说萨特笔下的人永远知道下一步，也不是说他把世界写成一张没有错误的时刻表。焦虑、冲突、偶然性和失败在他的作品中并不少见。[3]这里检验的是解释起点：活动尚未完成时，理论是否过快地从已可辨认的主体、筹划和存在方式出发，把形成收进一套完成的说明？这与生活外观乱不乱无关。争论的对象，是解释在什么时刻取得了原本仍需说明的前提。因此，存在大量不确定结果，不足以证明一个理论进入了混沌态。它可能只是承认既定选项有不确定后果。反过来，一个场景很安静，也可能正在形成新的对象，不能因外观平稳就排除介生。

在照片整理里，房间安静，几个人慢慢回忆，但原先的关系图正在被改写。所谓混沌并不需要戏剧性灾难；它可以表现为原来的名字突然不够用，而新的差异还没有清楚显露。这样界定后，后期变化不再是“世界变乱了，所以思想变相对”，而是解释方法开始更认真地承接那些尚不能由已有概念直接穷尽的形成过程。

面对那张照片，第一类问题是：当时谁决定站在那里，谁按下快门，谁答应帮忙？这些问题涉及可以辨认的行动与选择，值得认真回答。第二类问题是：为什么一次临时帮忙后来能够变成持续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做事”的共同对象怎样形成？参与者怎样在往来中改变了对彼此的期待？这些问题不一定能从第一类答案直接推出。一个人决定帮忙，不代表已经选择了未来数年的合作；另一个人按下快门，也不代表理解了照片后来承载的意义。局部取舍进入整体发生，却不是整体发生的同义词。

SDE的增量，应当表现为把这两类问题分开，又说明它们如何联系。它不否定第一类，而是拒绝让第一类自动取代第二类。自由的分析由此获得条件史，而不是只获得更多选项。如果一种萨特解释已经充分回答第二类问题，本书就应承认接近，而不是继续重复“他只会选择”。思想比较的意义在于辨认差别，不在于把对手永远固定在最方便批判的位置。

◆ 四、介生与可理解性之间的张力

照片整理者开始补充人物往来，最初几条记录可能互相矛盾。有人记得是为了修东西相遇，有人记得先一起参加过活动。新的理解还没有稳定，不能立刻整理成一条唯一故事。这种介生不只是尚未把资料排好。资料之间什么关系值得被保存，也在发生。原先按照人物类别整理，后来可能改为按照共同活动的变化整理；研究对象本身变了，不仅是资料数量增加。因此，介生不是较差的秩序，而是秩序对象尚在成形的过程。要求它立即像最终结果一样清楚，可能迫使参与者删去真实分歧；完全放弃整理，又可能使形成无法继续。需要的是承接未完成，而非提前宣布完成。

在这里，反馈特别重要。另一位参与者的纠正，不只是给既定故事添一个细节，也可能改变“这件事究竟是什么”的理解。介生中的差异可以改写对象，不只是填补对象的空白。这也是本书认为后期萨特值得继续研究的地方：当他要求具体中介而不满足于一般所属关系时，他已经使解释承担了更大的过程责任。

任何哲学都希望使世界可理解，本书也一样。批评秩序化，不能变成批评理解本身。但理解有两种不同动作：一种允许对象改变自己的问题，另一种只允许对象填进已有问题的答案栏。后期萨特强调辩证可理解性，努力说明实践与共同过程怎样被把握。这种努力具有开放作用，也值得继续检验：在追求整体解释时，尚未定型的差异是否仍被过快组织为已经能够说明的关系？[20]本书不能单凭“总体化”这个词就判它封闭。总体化也可以是一种持续进行、承认不完整的活动。要看具体文本怎样处理未完成，而不是从词面决定其本体性质。

照片的故事同样如此。把几段经历放在一起，可以让人发现此前没看见的联系；但若为了连贯而删除不合拍的记忆，就会使理解以牺牲发生为代价。整合与封闭不是同一件事，却始终可能互相滑动。因此，新的发生论也应允许自己的解释被材料打断。它不能把所有不清楚都归入混沌，再把所有逐渐清楚都说成介生，最后宣布任何结果都证明了自己。这样的三态将变成没有风险的分类游戏。

◆ 五、让SDE也接受后期萨特的检验

三态模型要增加解释力，必须帮助我们作出旧框架不容易作出的区别。例如，两项活动都暂时没有明确决定，其中一项已经有可行选项，只是参与者不愿承担；另一项的对象还没有形成。支持两项活动的方法不应完全相同。前者需要澄清取舍、代价和责任；后者需要允许试探、收集反馈、形成新的可辨差异。如果一律催促决定，就可能压迫未完成；如果一律鼓励继续开放，就可能帮助本可决定的人无限拖延。这使三态判断具有实际后果，也使它能够接受反驳。若所谓介生态其实早已存在稳定选项，只是研究者没看见，那么原诊断就要修改。不能把材料不足当成对象尚未发生。

同样，若在明显未完成的过程中，某个局部已经具有稳定取舍结构，就应承认局部选择。整体与局部的区分不是逃避检验，而是检验对象必须明确的条件。SDE只有在这些具体判别上付出证据，才不是给旧照片添三个新抽屉。它应改变我们怎样观察形成，而不只是改变我们怎样给形成命名。

一本讨论哲学裂缝的书，很容易需要一个始终不变的错误者。为了让结论鲜明，就把早期、后期、文学和理论中的差别都压掉。这样写出来的思想家，也许方便读者记住，却不再值得认真争论。萨特后期已经对选择、条件、具体中介与结果归属进行修正和扩展。这些材料要求本书把主张收窄：本书批评的是某种以已可辨认的主动结构统摄全部发生的倾向，而不是宣布萨特从未进入形成问题。[16][17]这种收窄不一定削弱书的原创性。若一个命题只有通过抹掉反例才能显得强，它本来就不强。相反，能够解释自己最接近的对手，并说明仍然存在的差别，才是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

因此，本书可以把后期萨特同时看作研究对象和思想资源。他使我们更难维持最初那些过于整齐的判断，也迫使SDE把自己的选择定义、三态边界与意义主张说得更清楚。这恰好是本书所主张的互动：对方不是一块等待我们证明自己正确的材料。真正阅读可能改变读者，甚至改变读者原先准备写下的结论。

◆ 六、开放不是放弃理性，保留不是停止变化

如果混沌被理解为无法思考的黑暗，任何走出秩序的提议都会令人不安。可是本书并不要求停止辨别，而是要求辨别活动注意自己正在面对什么状态。在秩序态，清楚的比较可能最有帮助；在介生态，持续追踪哪些差异正在形成可能更重要；在混沌态，先保留遭遇与反应，不急于用旧名称覆盖，可能为后续理解留下空间。三者都需要认真工作。理性因此不只表现为把已经形成的对象算得准确，也可以表现为知道什么时候不能过早计算。承认某种比较尚无稳定对象，并不是放弃判断，而是避免制造一个假精确的判断。

这对于自由尤其重要。没有现成选项时，用更多决策表并不一定解决问题。问题可能在选项的发生，而非比较的速度。理性要能够分辨这一层，才不会把所有生活困难都改写成决策不力。所谓走出完全秩序态，因而是一种解释责任的扩大。它不是让人崇拜混乱，而是让理解同时承担已经形成与尚在形成的世界。

整理旧照片的人，最终仍要把材料放在某处。他不能永远把所有照片摊在地上。但他可以保存修改记录，可以给尚未确定关系的照片留出说明，也可以允许其他人补充不同记忆。这样的整理既有秩序，又不声称自己已经穷尽一切。它让后来者能够使用，也让后来者知道哪些地方还有问题。秩序成为共同研究的暂时成果，而不是停止研究的理由。这为本书提供一种实践上的理想：不是每时每刻都进入混沌，而是在需要时能够承认旧分类不足；不是永远停留介生，而是使形成的成果可被承接；不是拒绝选择，而是在选择的条件确实出现时认真选择。

因此，三态不是一条道德等级。混沌并不比秩序高贵，介生也不自动意味着创造。每一态都可能具有必要作用，也可能出现无法继续的困难。意义来自具体发生的质量，而不是状态名称本身。这一点将决定全书后半部能否真正超越简单批判。若只把旧的“自由最好”换成新的“混沌最好”，我们仍然在寻找一个能够代替其他维度的中心。

◆ 七、重新书写“两个萨特”

经过这一部，我们可以放下那个过于简洁的故事：一个相信无限选择的萨特，后来被现实迫使承认不自由。更准确的图景是，一条持续维护主动性的思想线，与越来越复杂的条件、实践和形成问题相遇。相遇的结果不是只把自由缩小，而是改变自由需要被解释的层次。选择仍然重要，但选择者、选项和既定条件的形成，也越来越不能被省略。后期文本使这些问题获得了更明确的位置。SDE把这种变化理解为对介生态与混沌边缘的开放，是一种需要继续验证的解释。它不能由几个相近词语直接成立，也不能因为萨特未使用三态名称，就宣布他没有相应洞见。

最值得保留的结论是：人的自由不只面对世界，也会参与形成世界；形成的世界又会改变后来自由的条件。要理解这条回路，必须超出单次选择，追踪多方互动与稳定化。至此，萨特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等待被击中的靶子。他也把本书带到更困难的门前：怎样让存在结构的分析，真正为结构尚未形成的过程留下位置？下一部将把这一问题带给海德格尔。

那张照片最终被放进一个新建立的文件夹，名字也许叫“共同活动的开始”。这个名字仍然有限，因为后来的人可能发现，它不是开始，而是更早关系的一次转折。新的解释还会继续。整理者不必因此放弃现在的理解。他只需要不把理解宣布为对象最后的命运。照片所保存的，不只是过去一个稳定时刻，也包括我们尚未能够完全说明的形成过程。对于哲学，同样如此。自在、自为、实践、群体和总体化，都是帮助理解的概念，也需要接受新的材料。它们的价值不在于禁止后来的问题，而在于是否能够使问题更清楚地发生。

本书说“虚无不是终点”，并不是已经知道每个空缺后来会被什么填满。它首先拒绝把旧概念暂时无法说明的地方，直接当成没有值得研究的形成。新的存在未必出现，但它是否可能出现，需要留下真正的提问位置。

后期萨特开始让材料改变概念，而不只让材料进入概念。走出完全秩序态，不是拒绝理解，而是承认对象也有尚未完成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