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创造在新的自由之前
创造在“新的自由”之前,是说某个新选项必须先获得形成条件
一、题目在写作中形成:“之前”是一种发生依赖
设想一位写作者为街角小店准备短文,提纲列着招牌、商品和营业时间。几次交谈后,他发现人们反复提起的是一些短暂停留:在那里等人,顺手帮忙搬东西,问一句与购物无关的话。原来的材料栏已经分好,真正重要的问题却开始越出提纲。原来的提纲没有位置安放这些材料。他可以删掉它们,继续完成一篇店铺介绍;也可以先把它们留下,还不急着决定文章最后叫什么。慢慢地,“一家卖什么的小店”与“一个让人怎样相遇的地方”之间,开始出现不同的问题。
后来写成的文章也许并非介绍小店,而是追问一处普通地方怎样获得共同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并不是从一张明确列着两个主题的菜单里被选出来的。它经历了材料进入、原提纲失配、表达方式重组,才逐渐成为作者能够清楚把握的对象。作者当然作过许多局部选择:与谁交谈,是否记录,删去哪一句。但这些选择不能自动证明最终的整体问题早已作为完整选项存在。我们需要区分,选择怎样参与创造,以及创造怎样使一种新的选择首次成为可能。
本章标题容易被读成:创造全部完成以后,自由才从外面进场。这样的顺序不符合前文的分析。真实形成中总有局部秩序,也总可能包含已能成立的取舍。创造并不要求把一切现有自由清空。这里的“之前”针对某一特定的新选项。只有这个对象已经形成到能够被理解、接近或拒绝的程度,才可能围绕它发生相应的严格选择。对象的形成是该项选择的条件,不是所有自由的共同出生日期。写作者开始时可以选择继续交谈,但还不能选择后来才形成的那个完整问题。等问题取得轮廓,他才可以比较它是否值得成为文章中心。这种依赖既允许前面的局部决定,又防止我们把局部决定扩大为对整体结果的预知。
因此,创造在新的自由之前,意指某些自由空间需要先被发生过程打开。它不是贬低选择,而是使选择看见自己的来路:并非所有可以被我取舍的东西,都先于实际互动完整地等在那里。
二、抽象可想象、实际可取舍与新组合
有人可能反驳:只要语言能够描述某种文章,它不就早已是一个可能性吗?按这种说法,所有后来写出的作品似乎都可以被放进一个无限大的抽象可能集合。创造只是从中找到一项。这个说法在某些形式化问题上有用途,却不能直接替代生活中的形成分析。一个字符串在逻辑上能够被排列出来,与一个人已经能够理解它为可行的行动对象,并不是同一种存在资格。街角小店的文章,最终当然可以用已有汉字写成。但这不证明作者出发前已经具有那个问题、材料组织方式与评价尺度。抽象组合空间可以极大,实际可取舍空间却需要能力、理解、条件与对象的形成。
因此,本书不争论某个结果是否在一种无限宽的逻辑意义上早已可能。我们追问的是它何时、怎样成为某个具体SDE中能够被辨认并承担的可能。把这两种问题混同,形成史便会被一个无穷集合提前吞掉。
把两种已有事物放在一起,也可能形成新的作用。不能因为材料都旧,就说组合没有创造;也不能因为组合从未出现,就宣布它必定有意义。写作者把店铺照片与聊天记录并排,如果只是让版面更丰富,这可能是表达调整。若并排使人看见同一空间如何在不同活动中显露不同角色,进而改变文章究竟研究什么,组合便参与了问题发生。两者没有一条适用于所有领域的锋利界线。我们仍可以提出一个检验:新的安排只是提高旧任务的表现,还是连任务的对象、评价或参与方式都受到了改写?前者也有价值,后者则要求更强的形成解释。
本书强调发生,并不要求每个人时时创造一个全新领域。能够看见普通实践中哪一处问题被真正改写,已经比把所有变化都叫创新更有辨别力。创造的尺度可以很小,它的来路却不应被省略。
三、萨特已经看见的创造,以及宽义选择的边界
对萨特的批判在这里必须面对一个直接反例。《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讨论艺术创作时,明确把作品的构成与作画过程联系起来,并不是说画家先有一件完成的作品,只需从菜单里选中它。他还用创造性的处境说明价值与行动的问题。[2]因此,本书早先那种“萨特只认识现成选项,不认识任何新可能”的强说法,不能原样保留。原文已经阻止我们采用这一方便的对手形象。说他谈到创造只是因为我们愿意替他补上,同样不符合文本。
真正剩下的问题,是他的创造性筹划解释,怎样区分清楚取舍、对象正在形成以及非意图转折。把它们统摄于广义选择,能够强调人不能将生命完全交给外部决定;但是否也会削弱对这些不同发生机制的辨认?这正是本书继续工作的地方。不是宣布萨特不知道作品会在制作中形成,而是要求把“在形成”进一步展开成可以追踪的差异、承接、回退与稳定。批判若不能经过这个反例,便只是对被简化的萨特获胜。
萨特式选择并非一定经过头脑中的逐项比较。将选择与整个生命的筹划相连,能够揭示一个人如何通过行动体现自己,而不只通过口头声明规定自己。前文已经说明,不能把没有明确思考简单等同于没有意向。[2]可是概念越宽,区分任务也越困难。若计划、习惯、偶然回应与整体形成都可以被称为选择,这个概念便需要进一步说明它们各自的机制。否则,解释得到普遍性,却失去了差异分辨率。本书的严格选择是在承担另一项任务:哪些对象当时已经足以支持取舍,哪些是在行动中才逐渐形成,哪些后果不能倒写成预先被选择。两种概念不是仅靠定义就能判定孰胜孰负,需要比较它们分别使什么可见。
对于小店短文,宽义筹划可以解释作者为什么持续进入生活材料;严格选择与形成的区分,则有助于说明最终主题没有在第一份提纲中完整出现。保留前一种力量,不妨碍我们要求后一种分析。
四、人的能动性与新自由空间的改变
承认偶然、自组织与介生,有时会让人担心:那作者还做了什么?若新问题不是被他完整选择出来,是否意味着创作只是一种被动发生?不。作者可以持续接触材料,可以不把不合提纲的内容立即删去,可以保存版本,也可以在局部层次决定是否继续。这些活动不必垄断最终结果的成因,却能够真实改变形成条件。本书反对的是把能动性等同于预先掌握结果。一个人也能以承接差异、允许反馈改变自己、在合适层面作出明确决定的方式参与发生。没有一张完整蓝图,不意味着没有能力、劳动和承担。
作者的贡献因此更加具体,而不是更小。我们能够指出他保存了哪一处差异,改动了什么问题,拒绝了哪些方便却失真的解释。相反,只说他选择了最终作品,可能把这些真正值得学习的贡献全部压成一个抽象动作。
文章形成以后,作者当然多了一种写法。但更重要的变化可能是,他开始能够发现日常场所中的共同活动,知道怎样取得相应材料,也知道怎样避免把自己的感受替别人说成经验。这里增长的不是菜单上多出一行,而是理解、进入与修正某类对象的能力。一个以前不会提出的问题,现在能够被提出;一个以前只会用简介处理的材料,现在可以支持不同的研究。所以自由谱若只统计选项数目,便会遗漏这种变化。一百个无法理解、无法接近、不能承担后果的选项,不一定比两个可行且能够被改写的选项带来更大的现实行动空间。
本书用自在与自为的概念端点描述可改变的范围时,需要同时说明对象、时间与条件。新的创造可能扩展某一范围,也可能只是把原来抽象存在的可能变成实际可进入的可能。两种贡献都值得辨认,而不必混为一种总自由分数。
五、价值判断与保护创造的局部自由
一篇新的文章可以写出来,并不意味着它应当发表。材料可能涉及他人不愿公开的生活,也可能把一个普通小店浪漫化成作者喜欢的象征。新形式具备表达能力,不等于每一次使用都合宜。因此,创造为自由打开选项,并不替自由作出全部评价。某种能力出现之后,人仍然需要判断怎样使用、对谁产生影响、哪些材料应当保留在边界之外。新的可能性并不因新就自动获得正当性。这也使三条意义链能够保持区别。发生新差异是一项任务,对已可辨认差异进行取舍是另一项任务;张力是否得到合宜转换,又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层面。把新、自由与幸福直接连成必然结果,会使理论过早结案。
意义的摇篮不是取消评价,而是把评价放到合适的位置。尚未形成时不以成品标准提前判死;已经形成时,也不因曾经脆弱就永远免于批评。这两个要求共同保护发生,而不是互相抵消。
到这里,创造似乎一直在为新的自由准备空间。但反向同样重要。一个已有相当行动余地的人,可以留出记录陌生材料的时间,可以拒绝完全套用现成模板,也可以与别人建立有边界的试验合作。这些明确取舍属于相应层面的秩序态自由。它们不预先选出最终的新问题,却可以改变新问题能否发生的条件。自由由此参与保护混沌与介生,而不是只有等它们结束才起作用。反过来,已有自由也可能关闭创造。作者可以选择只取支持初稿的材料,可以要求每段话都服务既定主题,让文章更快完成。这样的决定不必在所有场合错误,但它确实收窄了让问题受到材料改写的机会。
于是关系不是单线的创造在前、自由在后,而是带着尺度的循环:已有局部自由影响形成条件,形成中的新差异打开新的选择对象,新的选择又改变后续形成的条件。本章标题只强调其中经常被遗漏的那个依赖方向。
六、保留未定形,也看见谁在支付时间
如果把创造与混沌联系得太快,读者可能以为,只有先把人生打散,才能创造新意义。这不是本书的主张。一个稳定生活中的小问题,也能暂时没有既定的对象与答案。写作者不需要失去职业、家庭或全部写作能力,才可能在一个新主题上进入混沌。他依靠语言习惯、日常安排和交往边界,容纳某个尚未成形的问题。局部未定与整体可承受,可以同时存在。因此,创造不是以破坏秩序多少来衡量。若现有办法已经能够解决问题,重复运用未必缺乏意义。若问题确实发生变化,却仍被迫塞回旧框架,才需要为差异的重新形成留出位置。
“没有混沌就没有创造”在本书中应当被理解为对新差异发生环节的追问,而不是鼓励人为制造混乱。任何强命题都需要落实到它谈论的层次,否则发生论也会变成要求所有人不断推倒生活的秩序。
作者能够慢慢写,有时因为别人替他承担了店铺经营、家务或资料整理。我们不能一面赞美没有预定结果的探索,一面把支撑探索的劳动当作自然背景。在这个设想里,店主接受交谈的时间、受访者修改记录的时间、别人帮忙核对事实的时间,都可能进入作品的形成。承认共同发生,就要承认这些具体贡献,而不是最后只留下作者独自创造的叙述。这不要求抹平贡献差别。组织材料与完成文章确实需要作者劳动。但作者劳动的独特性,不等于它没有依赖条件。把依赖说清,可以使新的合作更可持续,也使作品不靠消耗他人的不被看见来成立。
因此,创造条件的保护应当包括时间边界、材料使用范围与退出可能。所谓尚未不能成为无限索取的理由。新的自由若只是把不确定成本转移给别人,它就还需要接受更完整的意义评价。
七、中间稿、失败与意义形成的证据
一篇文章发表以后,读者通常只能看到最终结构。开头似乎天然应当这样写,材料似乎一直围绕同一个主题。中间的失配与转折,被成品的流畅遮住了。保存不同版本,不是为了证明作者曾经多么混乱,而是让后续学习者看见,什么问题曾经存在,什么材料改变了问题,何时开始能够作出更明确的取舍。没有这些记录,新自由的来路就容易被改写成天赋或决心。当然,中间稿并非越多越好。关键是保留变化的位置和理由,而不是让后来者淹没在成千上万的文件里。一段简短说明,有时比完整保留所有字句更能显示形成。
这也把知识传播从只交付答案,推进到交付有边界的形成条件。别人不必复制同一条路,却可以理解,遇到尚未成形的问题时,哪些动作曾经帮助差异被接住,哪些做法只会让旧提纲更加牢固。
假如作者保留了许多材料,始终没有形成能够成立的文章,我们应当怎么说?不能因为他保护了混沌,就提前宣布创造已经发生;也不能因为文章未完成,就说所有接触都没有意义。我们可以分别结算:是否形成新问题,是否得到可核对材料,是否建立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是否完成可传播作品。几项结果不必同时有或同时无。概念越精确,失败越不需要被粉饰。若所谓新问题只是换词,没有改变材料的理解与使用,就应收窄创造判断。若作品确有新形式,却以无法证实的故事支持它,应当指出事实缺陷。新颖性不能为错误提供豁免。
所以本书提出创造在新的自由之前,也承担一项检验义务:必须指出哪一种新差异真正形成,哪一种后续取舍因此成为可能。如果指不出来,这句话便仍然只是漂亮的方向感,而不是已经完成的解释。
有人可能问:既然新的文章是在互动中形成的,其意义是不是也只是一群人暂时同意的结果?若大家都说好,是否任何东西都可以有意义?共同发生不等于任意同意。材料会抵抗,别人会提出不能被现有叙述承接的经验,作品也会在新的阅读中暴露缺口。意义的形成受到这些具体纠缠约束,而不是一句愿意相信就足够。同时,意义也不必被想象成一块完全在互动之外的奖牌,只等正确作品来领取。一个地方对共同生活具有怎样的作用,可能需要通过记录、表达、回应与改写才显露得更充分。
因此,我们既拒绝用主观决定代替形成,也拒绝让意义只剩被发现的现成对象。SDE提出的是一项中间工作:追踪特征怎样在互动中显露,差异怎样改变后续行动,以及这些改变为什么值得被承接。这不是折中答案,而是增加了原来可能被省去的研究环节。
八、新的判断尺度,与并非无限的自由
我们还应当看到,新的不一定只是被评价的作品,也可能是评价为什么成立的尺度。最初,作者把文章好坏理解为信息是否完整、介绍是否生动;随着共同生活的问题出现,他开始需要另外一些判断:别人是否能够在文字中辨认自己的处境,叙述是否把某一种感受误当成所有人的经验。原来的尺度不必全部消失。事实是否准确依然重要,表达是否清楚仍然需要判断。但它们之间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不是给旧评分表再加一项,而是重新理解什么样的文章才能承接正在形成的问题。
这也说明为什么介生不宜简单叫作在既定标准下反复优化。优化通常已经知道要改进哪一种表现;问题发生时,连值得优化的对象都可能改变。若把后者写成前者,读者会以为作者只是更努力地完成了最初目标。然而,尺度能够改变,不等于尺度可以随意更换以保护失败。每一次改写都应交代由什么材料推动,为什么旧尺度不能承接,以及新尺度会排除什么。否则,形成便会变成不断移动终点,使任何结果都能被宣布正确。
本书强调创造,为的正是让这些变化能够被说明。一个新的判断尺度如果只为作者自己赢得认可,并不因此具有新的共同意义;若它帮助不同参与者指出此前难以表达的区别,则有理由继续检验它的作用。尺度的发生同样需要材料,而不是由理论授予特权。
新问题形成以后,也可能出现几种不同的成熟方向。有人愿意把材料写成一篇人物短文,有人希望形成一份地方记录,另一些人只希望改善彼此的理解,不需要公开作品。这些方向不必有一个预先确定的最高答案。它们一旦达到可辨认和可承担的程度,严格选择就获得了位置。此时不应再借“还在形成”拒绝一切取舍,也不应要求每一种可能永远同时保存。共同活动的时间与材料有限,形成之后的收束是另一种必要工作。
但收束不等于证明其他方向从来没有价值。一篇短文被完成,不意味着地方记录只是错误尝试;未被继续的方向可以具有不同条件下的潜在作用,也可能确实不再值得投入。应当分别说明,而不替胜出的路径编写唯一合理性。这使创造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楚。创造不是秘密地替主体做好最后决定,自由也不是在创造以前就替所有可能性排好名次。形成使差异能够被辨认,选择使某种承诺能够获得承担,两者仍然要接受后来条件的检验。
因此,一个成熟的发生故事不应写成“命运一直把我推向这里”。它可以承认:这里在某些碰撞中逐渐成为可行方向,我后来在已能辨认的层次上决定继续,但仍有其他没有完成的分支。这样的叙述少了一点命定的光彩,却保留了实际的创造与自由。
文章完成以后,作者可能更能理解一类材料,却仍然有许多不会处理的问题。新能力有边界,并不削弱它的真实性。相反,知道自己的新方法在什么条件下成立,才能避免它马上变成新的万能模板。所以新的自由不必用百分之百来证明自己。它可以只是在某个地方,使人第一次拥有一条能够进入、能够退出、能够修正的路。与原来只能在旧问题中重复相比,这已经是具体的变化。萨特提醒人不要被既定身份封死。沿着这份洞见,本书进一步研究:开放之后,新的对象与行动可能怎样取得实际形式?当这种形成可以被追踪,自由就不仅是一种拒绝封闭的姿态,也拥有了能够进入生活的条件。
创造为新的自由准备条件,自由又参与保护下一次形成。两者互相需要,却不能被说成同一个动作。保持这个差别,才能看见尚未出现的路口,也才能在路口真正出现以后认真决定。
创造在“新的自由”之前,是说某个新选项必须先获得形成条件;它不否认形成过程中的局部决定,也不把萨特的创造洞见删去。
论证回看 区分抽象可想象与实际可取舍、新组合与问题改写;以萨特的艺术创作段落检验强批判,让创造与选择的相互依赖取代简单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