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新的存在是怎样出生的

新的存在不以一个新名字为证明

◆ 一、展览还在寻找自己，新名字尚不足以作证

设想几位业余创作者筹办小型展览，原计划是陈列成品，再写上作者和题目。准备时，一位参与者带来未完成的作品，想请别人看看迟迟接不好的部分。他本无意把它展出，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却开始改变大家围绕作品所做的事。谈论这个问题时，另一个人拿出早先被放弃的草图。第三个人发现，自己以为只是画得不好的一处，也和类似的困难有关。桌上于是出现了与正式展览不太相称的东西：折坏的纸样、几张被涂去的构图、一段不知道怎样继续的说明。

这些东西为什么让大家愿意停下来？不是因为失败天然比成功动人，而是它们让别人看见可以进入的地方。面对一件完成品，观众容易只说喜欢或不喜欢；面对一个有具体来历的难点，观众可能指出自己从前没有想到的区别。慢慢地，有人问：我们是不是只能展出最后留下的结果？这个问题开始改变原来的展览，却没有立刻生出另一套完整方案。有人担心草稿太杂，有人担心别人把失败当成能力不足，也有人发现，把全部过程公开并不合适。

此刻，“新的展览”还不是一件摆在桌上供大家选择的东西。它正在通过材料、回应与边界的协商形成。我们需要沿着这个过程，回答比“展览有了创意”更严格的问题：究竟什么发生了，才值得说出现了一种新的存在？

给活动起名很容易。“过程展”“未完成展”“共同发生展”，哪一个都可能听起来不同。但名称的更换本身，不能证明共同活动已经改变。把原来的成品换一个标题展出，可能只是宣传方式变化。反过来，没有一个新名称，也不意味着没有新存在。若观众已经能够通过草稿进入作品形成的困难，创作者也根据这些回应继续改写作品，那么活动可能先获得新的作用，后来才找到一个称呼。因此，新名称与新存在之间没有简单的一一对应。名称可以帮助人聚集，也可以使人过早确信自己已经完成。研究者需要离开标题，查看参与方式、对象边界与后续作用有没有发生具体变化。

在这个设想里，关键不是展览叫不叫“过程”，而是草稿是否只是装饰，还是确实改变谁能够回应、回应针对什么以及这些回应怎样返回创作。若所有问题仍由讲解员用标准答案关闭，摆出再多废稿也不一定打开形成。

◆ 二、新存在有来历，旧对象也有失效的位置

说一项实践是新的，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任何旧材料。作品、纸张、技艺、观看经验与共同场所，都可以早已存在。新发生的可能是它们在某次互动中形成了此前没有的承接方式。这与从绝对的无创造某种物质，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本书不把日常合作的分析扩大成宇宙起源解释，也不以一场展览证明所有实体都由人类互动创造。我们讨论的是在指定尺度上，一种新的可辨认、可持续作用的复合活动怎样成立。“新”因而既不是全无前件，也不是随便加一个零件。需要说明原先的条件尚不能完成什么，新的组织又使什么成为可能。如果原来的做法已经可以同样完成，只是参与者刚刚知道，那主要是对他们而言的新发现。

若观看与制作的分工受到改写，观众的疑问开始成为作品下一步形成的材料，创作者也因此改变自己应当展示什么，这就比知道一个旧办法多了一层。新的共同作用可以由旧材料承担，却不能只用材料清单来解释。

任何发生故事都容易从精彩的新结果开始。这样写虽然动人，却可能看不见为什么旧方式会失效。对于展览，旧对象是完成品：作品已经做好，观众进入，作出欣赏或评价。这个方式并没有普遍错误。许多展览就是要让人完整观看作品，不需要所有观众参与制作。本书的设想只提出一个局部困难：当参与者更希望交换形成经验时，纯粹完成品不能充分承接他们正在提出的问题。因此，旧秩序失效必须相对于具体任务。不能因为一次活动需要改变，就说所有成品展览都没有意义。若先把旧方式判成僵死，我们就无法分辨新形式究竟解决了什么，只剩新比旧好的空泛叙事。

从发生论看，重要的是失配开始显露：现有形式要求人评价成果，实际互动却不断回到怎样形成成果。这个差异没有立即成为一套新方案，却让旧对象不再足以组织全部相关经验。

◆ 三、局部边界、第一次显露与尚未完成的出生

失配出现以后，几位参与者对新展览各有理解。有人希望展示制作过程，有人希望征集下一步意见，有人只想让别人看见失败的代价。他们使用相同语言，却还没有相同对象。这可以构成新活动层面的混沌，但不意味着现场的一切都不能区分。谁拥有作品、什么时候开门、哪些材料可以公开，这些问题仍可处于秩序态。承认这些局部边界，反而能使整体形成不至于伤害参与者。本书据此避免一个很常见的夸张：一说混沌，就把一个人的全部理解、行动和责任都取消。实际上，正在形成的对象往往被嵌在大量已能运作的关系之中。没有这些关系，形成可能根本无从继续。

混沌态的判定应当说清楚：相对于“这场新的共同活动是什么”这个D，差异尚未形成到足以支持整体取舍。它不是关于所有细节都不可知的宣言，更不是一种无条件推迟已有事务的理由。

假如一次试摆效果很好。某张未完成草图引来几位观众长时间讨论，创作者得到意料之外的回应。大家很兴奋，立即认为新的展览形式已经找到了。但一次有效显露，不等于一种活动已经稳定成立。也许这次讨论依赖那位创作者特别善于表达，也许观众恰好熟悉主题，也许其他作品不适合同样的方式。能够发生一次，与能够被再次承接，需要不同的证据。我们可以把第一次有作用的显露称为形成中的一个关键事件，却不急着给它颁发完成证书。它使参与者看见某种可能，也把新的困难带了进来：如何说明草稿来历，怎样处理互相矛盾的意见，哪些回应值得保留。

因此，涌现不是一声宣告以后就完成的终点。它可能表现为一个新差异首次取得可辨认作用，而这个差异是否能够长成新的共同存在，还需要介生中的承接、修正与边界形成。

◆ 四、介生如何区别于施工，新存在又如何辨认

展览开始试着为草稿附上“当时遇到的问题”。很快又发现，同一个问题放在不同阶段，意义不同。一张早期构图的困难，与一件已经接近完成的作品不能沿用同一种说明。于是，说明格式被修改。后来又有人提出，观众的意见不能直接当作改稿指令，需要保留创作者回应的权利。再后来，大家发现有些草稿不适合公开，只能用重新制作的示意版本代替。这些改变不是沿一张已经确定的图纸把空格填满。连展览的完成标准都在变化：不是材料越多越好，也不是参与越深越好，而是是否使某种形成困难得以进入共同理解，同时不取消作者的边界。

这就是介生的工作。它没有严格选择整体成品，因为整体仍在形成；但它可以包含说明格式、开放时段等局部问题上的明确取舍。两种尺度一起存在，才构成真实的形成，而不是一个不允许任何决定的漫长前奏。

对于这种共同实践，新存在的辨认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它能否被再次进入；它是否给参与者带来不同于旧形式的约束与可能；它是否形成足够的边界，使人理解自己正在参与什么。这些是需要分别检验的问题，不能被一张适用于所有领域的统一证明表取代。再次进入，不要求每次完全一样。相反，不同人能在理解基本条件以后继续活动，并使新差异留下，才说明它不仅依赖一次偶然气氛。边界也不要求永不修改，而要求已经存在某种可承接的区别。

新的约束同样重要。若展览变成过程交流，创作者便不能只把说明当作美化作品的宣传；观众也不能任意把猜测当作事实。新的共同对象会改变什么算有效参与，而不只是增加一份主观感受。这些追问不是严密的充分必要条件定理，也不是成熟量表。它们是本书提出的辨认标准，价值在于让“新存在”受到具体材料的检验。若只换了名称与感受，其他什么也没变，判断就应收窄。

◆ 五、不同层面的出生，与共同改变的我、你和我们

活动的说明方式也许先稳定，参与者的角色后来才清楚；作品材料的保存形成较早，如何处理观众回应却仍然未定。新存在没有义务在某个整点同时完成全部方面。这使线性的“混沌—介生—秩序”需要被谨慎使用。它可以表达某一差异的形成方向，却不应把整个过程画成一列整齐车厢。不同差异可能处在不同状态，彼此之间又会产生影响。例如，观众留言格式稳定以后，新的留言揭示作品说明没有触及的困难。局部秩序并未结束形成，而为另一个层面的介生提供条件。反过来，整体用途改变，也可能使已经稳定的表格需要重写。

因此，三态不是三块互不往来的地盘，而是对具体差异所处状态的判断。它们之间可以回退，可以交错，也可能因条件消失而中止。把这种复杂性删掉，三态理论反而会重演自己批评的过早秩序化。

展览形式改变以后，创作者不只成为提供作品的人，也成为说明难点、接受回应并决定如何继续的人。观众不只成为给出评价的人，也可能成为使某个未被察觉的区别进入过程的人。这不意味着双方心理一夜之间完全改变，更不意味着个人边界被一个共同体吸收。所谓新的主体性，首先可以落实为参与位置与行动能力的变化：能够指出什么，能够影响哪一步，怎样面对自己原来没有的问题。同样，作品也不只是被观看的物体。草稿、说明、观看动作与后续修订构成新的对象范围。若这一范围不能被说明，所谓共同发生就容易退化为“一切互相影响”的空话。

所以我们说新的我、你与我们，必须同时说明新在什么地方。谁获得了以前没有的发言机会，谁的回应能够进入修改，谁仍然保有拒绝权。这些具体区别，使关系的发生不只是温暖的形容词。

◆ 六、海德格尔的开启，与诞生之后的维护

前文讨论《艺术作品的本源》时，已经指出海德格尔并非把艺术看成一个完成主体向完成对象添加意义。他对艺术家、作品与艺术之间关系的追问，以及作品开启世界的论述，为本书构成了重要的接近与反例。[23]因此，展览案例不是用来证明海德格尔完全没有想过形成。本书的任务更窄：从作品能够开启世界，继续追踪一项具体共同实践怎样改变记录、回应、参与位置和再次进入的条件。两种问题不必互相取消。存在论的结构说明可能让我们知道应该注意什么，形成史分析则要求我们说明那种作用在这里怎样成立。若后者只是把前者换成几个操作词，也没有增加解释价值。

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因而必须接受回问：SDE所说的发生，比解蔽、带出和世界开启多说明了哪一段？在本章，它至少要求把保存、反馈和失败条件写出来；这些要求是否足够，还需要更多实际材料检验。

展览开幕以后，事情并没有结束。观众留言需要整理，作者回应需要更新，展品的不同版本需要分清。若只有开幕那天的热闹，没有人承担这些工作，所谓共同形成很快就会退回一排静态物品。维护不应被写成发生结束以后无聊的后勤。它决定新差异是否能够继续进入，旧差异是否会被误读，以及后来者能否看懂活动为什么成为现在这样。维护本身可以保存意义，也可以在只保留成品时删去意义的发生史。但是维护也有成本。不能因为新实践很有价值，就默认某一位参与者无期限负责。新的存在若必须依赖一份不可持续的个人牺牲，其存续条件就尚未被充分解决。

这时的成熟不是宣布已经成功，而是重新分配工作、缩小范围，或者承认活动只适合短期存在。有些新存在没有必要永久化。能够有明确的结束方式，也可能是其边界形成的一部分。

◆ 七、回写、失败以及再次成为条件的新秩序

新的反馈进入以后，最常见的反应是再加一张表、再收一批留言、再扩一个主题。这样做有时有效，却也可能使活动被自己保存的材料淹没。回写还可以表现为删除、收缩与终止。某项记录并不帮助理解形成，就应考虑移出；某种展示让参与者持续感到被误解，就应修改或暂停；某个新要求超出活动能够承担的范围，也不必以开放之名接受。S = F(D, E)、D = G(S, E)、E = H(S, D)并不要求三者不断变大，而要求变化能够相互进入解释。新显露可能使过程缩短，也可能使纠缠范围减少。减少无关负担，有时正是新实践能够持续的条件。[1]

因此，回写与增长不能画等号。一个发生出来的存在，需要学会区别什么应该被接纳，什么不应成为自己的任务。否则它会在不断扩张中失去最初使它成立的承接能力。

设想这场展览最终没有举办。场地无法协调，作品公开范围迟迟无法达成同意，几位参与者决定停止。能否因此说前面的讨论什么也没有发生？不能。说明格式可能已经改变了创作者的记录方式，一段关于草稿的讨论也可能影响了后续作品。应当把这些局部结果照实留下。但同样不能因留下局部结果，就把未举行的展览说成以另一种方式成功。我们需要容纳两种判断同时成立：介生过程有真实作用，整体新实践没有稳定成立。只有这样，形成才不必借最终成功领取自己的存在资格，失败也不必被修辞消除。

这对“意义的摇篮”尤其重要。摇篮不是成品的保险柜。它能承托一些尚未成熟的可能，也可能没有承托成功。讨论这些条件，并不保证我们避免失落，却能避免把失落全部误写成某个人没有正确选择。

几年以后，这种展览方式可能有了成熟模板：每件作品附三张草图，每张草图回答两个问题，观众按统一格式留言。曾经为打开形成而出现的办法，开始帮助更多人迅速进入。这是一项成果。并非每位后来者都需要重走最初的摸索，稳定能够保存已经获得的能力。但若模板规定所有作品只能以三张草图表达，材料又被模板统治，原来的开放便可能重新成为限制。在本书重构的语言中，某些过去的自为活动及其形成成果，稳定为新的自在性条件。它们既支撑后续自由，也限定后续自由。不应因为后来产生限制，就否定早先的价值；也不应因为早先有价值，就取消后来修正的资格。

新存在因此也有历史。它不是一旦出生便永远站在创造一边。评价它要同时看它曾经解开什么，以及现在是否仍允许新的差异进入。这使发生论不是新事物的赞歌，而是对形成、维护与再开放的连续追问。

◆ 八、同一性也有来历，最后一张照片不能代替出生

一个更深的问题是：这还是原来的展览吗？如果题目没有改变，场地和发起人也相同，我们可以说它是同一项活动；如果展示对象与参与方式都已改变，又有理由说出现了新的实践。这两个判断未必互相矛盾，因为它们可能依据不同的同一性标准。登记上的连续、材料上的连续与活动方式上的连续，不是同一回事。本书说“新存在”时，必须说明变化发生在哪一种连续之中。否则，只要一点不同便宣布新生，理论就会失去区分普通更新与结构改变的能力。

展览仍然可以由原来几个人举办，却不再把观众只放在成品评价的位置。这里维持了参与者与事项名称的连续，改变了共同实践的组织。如果我们把人员没有更换当作没有新存在的证明，便会看不见关系与能力的发生；如果把组织一变说成过去全部消失，又会看不见新形式所依赖的历史。因此，发生论不需要否定逻辑上的同一原则。它追问的是：一个在经验中被我们持续指认为同一的对象，它的边界、用途和参与条件怎样取得、保持或失去稳定？“A是A”可以规范某次论证，却不能代替回答A怎样成为这一次研究中的A。

对萨特的批评也应保持这一区分。不能因为展览会变，便说自同一这个词已经被经验推翻。我们真正提出的是解释任务的扩展：从说明已经如此的存在方式，继续研究使某种可持续指认成为可能的形成条件。定义与形成史可以相关，却不是一句逻辑等式所能互相替代。

还有一个容易混淆的时间差。某种接续方式可能早已在小组里起作用，只是直到有人为它命名，大家才意识到它不同于原来的展览。被明确认识，未必等于那种作用第一次存在。反过来，一个名字也可能先出现，实际能力还没有形成。活动书面上早已叫作共同创作，现场却仍是单向讲解。若依据名称给新存在定年，就会把许诺当成现实；若只承认被公开命名的东西，又会删去名称之前已有作用的形成。

所以至少要区分初次作用、相对稳定和公共承认。三者可以相近，也可以相隔很久。在本章的设想中，某一次观众意见真正返回创作，是初次作用的候选证据；不同人能够重复进入，是稳定的候选证据；共同说明能够准确表达活动边界，才涉及更明确的公共承认。这里的区分并不意味着一切存在都必须经过人的承认才存在。我们的分析对象是共同实践，承认会参与它的运作；对于不依赖人类交往的自然过程，不能照搬同一套说明。SDE的整体性并不取消对象之间的差别。

时间差还提醒写作者不要安排一个过分完美的诞生镜头。真正的形成可能没有开灯、掌声或决定性发言。后来最重要的改变，当时也许只是把一张草稿留在桌上，或者让一个原本只能评价的人第一次指出了形成问题。它的作用需要后续过程才能辨认，不能因为后来重要，就虚构当时已经自知其重要。

到了这里，我们终于能够更完整地回答本章的问题。新的存在不是最初的愿望，不是后来起的名字，也不只是开幕那天的一张照片。它是在相互回应中逐渐获得边界、作用与承接能力的某种复合实践。若只看最后的秩序，我们会以为参与者一开始便选择了它；若只看最初的混沌，又会以为后来的结果纯属偶然。介生使两者之间的形成重新可见：偶然怎样进入，哪些回应被保留，谁改变了谁，条件又在哪里发生回写。旧秩序、混沌、碰撞、自组织、介生与新秩序，应当作为辨认过程的工作位置，而非必然前进的流水线。一次实际发生可能只走出一部分，也可能退回，或只留下未能组成整体的局部差异。模型的价值，在于保存这些不同来路。

意义的摇篮就在这些未必壮观的往返里。新的自由也在这里获得前提：等某种对象与行动方式足够成立，后来者才有可能明确地接近它、拒绝它或改写它。一个路口能够被选择，是因为它已经经过一段不等于选择的出生史。

新的存在不以一个新名字为证明。要看对象、参与方式和后续条件是否共同改变，以及这些改变能否被再次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