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正的对手不能被预先写成错误
本书把符号首先理解为存在方式，其次理解为表征方式。这个转向具有明确的研究意图，但不能据此把所有传统符号学概括成“给现成对象贴标签”。如果旧理论本来就研究关系、差异、解释与变化，那么仅仅宣布符号不是静态标签，并没有完成新的理论工作。
索绪尔讨论语言单位在系统关系中的价值；皮尔斯讨论不同符号关系，并明确谈到符号在使用与经验中的发展。[R15][R16]因此，本章不采取“旧理论全是静态，SDE第一次发现发生”的叙述。我们要比较的，是研究单位如何确定、解释任务在哪里开始，以及这些差异怎样在婴儿这个案例中产生可讨论的后果。
还有一个翻译问题必须先处理。皮尔斯所用sign与symbol并不等同；后者在其分类中有较特定的含义。SDE中文语境中的“符号”则指向特征纠缠的粒子化存在。不能因为中文都出现“符号”，便把两套概念强行放在同一层比较，再宣布其中一方不够全面。
二、索绪尔给出的提醒：一个单位的意义不只来自自身
在索绪尔的课程材料中，语言价值与系统中的区别和关系相联系，而不是把语言当作给预先划定的事物逐个配名的清单。[R15]这一点对婴儿符号研究构成重要提醒：成人叫一个孩子“乖”，这个词的实际作用也与家庭中“闹”“听话”“懂事”等分类及使用规则有关。
下面的分析属于本书对一个作者构造情境的展开，而非索绪尔原文的婴儿理论。一个婴儿在访客面前安静，祖母说“真乖”；另一次他积极发声，父亲也说“真乖”。同一个词可能承担不同评价功能。如果研究只统计被称赞次数，就忽略了这个名称在关系系统中的具体位置。
SDE可以进一步追问，这些评价怎样进入实际行动：成人是否继续等待，是否停止活动，是否允许孩子提出新的差异。语言系统中的区别并不自动等于婴儿自身的存在规定性，但它可以通过成人活动回写婴儿的发生条件。
由此，两种研究并非必须互相排斥。对评价词意义的分析，可以帮助SDE避免把成人表征当成透明窗口；SDE对具体互动历史的分析，则可以追踪表征怎样获得实际后果。比较的价值在于连接不同解释任务，而不是把其中一个任务宣布为不必要。
三、婴儿不是语言系统中的一个词项
不过，本书的研究对象不能止于成人关于婴儿的称呼。即使没有一个成熟词语准确描述，婴儿的身体调节、活动组织与照护关系仍然发生。这个存在过程是SDE符号发生学所要放在前面的层次。
这里的“前面”是本体论上的优先，不是排除语言的时间顺序。胎儿尚未出生，家人就可能已经使用名字、亲属称谓和未来叙事；表征可以早早进入关系。但某个名称是否已经形成，不决定生命活动是否存在，也不能替代对实际互动条件的说明。
因此，SDE要承担一个额外任务：说明为什么某个生命互动复合体可以被视为具有整体性、稳定性和独立性的存在单位，而不是仅仅说明它在某套语言区别中占据位置。这个任务是否完成，必须接受前面提出的边界与关系检验，不能只靠更换符号定义得到答案。
一个反对者完全可以说：“你已经把符号重新定义为一种存在单位，那么你证明的是自己的用词，而非传统符号学错误。”这个批评是有效的警告。回应它，需要展示新定义打开了什么研究问题，以及是否产生其他定义较难提供的操作性区别。
四、皮尔斯并没有把符号关进一张标签表
皮尔斯在《什么是符号？》中区分像似、指示和依惯常使用成立的符号关系，并讨论符号如何成长；在另一组分类材料中，他也区分性质、实际事件和一般规律等符号层次。[R16][R37]这些内容足以表明，不能把他的理论描写成只研究静态文字。
对本书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把皮尔斯的分类重新列成一张表，而是承认一个强近邻已经存在：符号可以涉及实际事件、习惯、解释与后续符号过程。SDE必须进一步说明，它把婴儿自身称为高阶符号时，究竟是在提出新的存在论单位，还是以另一套语言描述已有的符号过程。
解释项也不能简单当作“负责解释的那个人”。在理论比较中，把三元符号关系直接翻译成“主体—互动—客体”会掩盖差别。三项都不等于三项可以逐字对应；结构数量相同并不是理论同一的证明。
因此，本书不提出一张强制对应表。更合适的方法，是让两种理论面对同一个具体活动，分别说明自己的问题、单位和证据，再比较重合与差异。
五、同一声“妈妈”，可以怎样被不同理论研究
设想一名幼儿在熟悉照护者离开时发出接近“妈妈”的声音，照护者回头，孩子改变身体姿势并继续表达。这是作者构造的比较情境，不对应某项已完成实验。
一种语言符号分析会关注声音形式、在语言系统中的区别以及它怎样被成人理解。皮尔斯取向可以关注这段声音如何与对象、惯常关系和解释后果相联系。SDE则进一步把声音放回身体状态、先前照护、当下分离、成人回头与孩子后续行动所组成的复合体，研究这些关系怎样形成可再次调用的单位。
但必须承认：后一个问题并不天然被皮尔斯排除。若皮尔斯取向同样追踪这些关系，SDE就不能仅以“我也看见了互动”宣布超越。真正可能形成区别的是：整体性、稳定性与独立性的判据，是否帮助我们在不同活动之间作出了更清楚、可重复的边界判断。
例如，孩子只在一个固定情境中发出该声音，与在不同照护活动中使用不同形式恢复相似关系，是不同的研究现象。SDE可以提出分层分析，但它还需要证明这种分层的解释价值，而不是把层数更多当成理论更深。
六、从“符号指向什么”推进到“这个符号怎样成立”
本书的主张可以被更精确地表达为：在分析指称与解释之前，先考察某个可被调用的整体怎样从互动中成立；成立以后，再研究它如何进入表征、传播和其他符号过程。这个顺序不否认表征反过来改变成立条件。
对婴儿而言，某种调节组织可能尚未被成人正确命名，却已经在反复活动中发挥作用；成人的错误命名又可能改变后续回应，使原有组织发生变化。存在与表征因而既需区分，又能通过具体路径相互影响。
这种分析的潜在贡献，是避免两个缩减：把婴儿缩成成人意识中的形象，或者把符号缩成脱离生活历史的抽象标记。但这些缩减并非所有传统理论必然犯下的错误。SDE应当针对具体解释中的不足，而不是把整部符号学史设为一个方便击败的对手。
七、符号层级扩张也带来新的证明负担
如果从哭声、动作、关系一直到整个婴儿都可以被称作符号，研究范围确实扩大了，但概念也面临失去边界的危险。高阶符号不能只是“由很多符号组成”的同义反复。需要说明哪些局部关系被聚合，聚合依据是什么，高阶组织怎样通过实际路径改变局部活动。
还需要区分不同层级的独立性。一个动作关系可以离开最初材料被重新调用，整个婴儿的存在却不能因此被理解成离开照护与环境的孤立自存。层级转换时，判据的操作含义也会变化，不能用同一句话包办所有对象。
这正是婴儿案例的挑战所在。它迫使SDE说明存在连续性、行动组织、社会表征和自我叙述之间的联系，而不把它们合成一个含混的“我”。理论如果能够在这里保持区分，才有理由讨论更广泛的高阶符号。
八、一个公平的理论比较矩阵应当回答什么
比较不应只列“旧理论缺少、新理论具有”。每一方都应回答同样的问题：研究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哪些关系被视为必要；怎样处理时间和历史；怎样区分存在与解释；什么观察可能迫使修订；在哪些问题上暂不提供答案。
对一个具体婴儿事件，可以分别形成最强解释，再让熟悉各理论的研究者检视是否被公平呈现。若几种解释对同一结果都兼容，就报告兼容，而不是人为制造对立。只有当它们提出不同的可观察预期时，才进入经验区分。
有时，新理论的贡献可能是整合与澄清，而不是替代。例如，它把身体行动、关系历史和表征回写放进一个共同的研究协议，使不同学科更容易对话。这种贡献可以真实而重要，却不应被夸大成所有前人都没有想到互动。
九、符号发生学的自我要求
从索绪尔和皮尔斯回到婴儿，我们获得的不是一场轻易的胜利，而是一组更严格的问题。名字不是存在本身，语言区别不是完整生命历史，解释过程也不是可以忽略的外壳。婴儿符号发生学必须在这些层次之间建立关系，同时避免把它们混为一谈。
本书所坚持的“首先存在、其次表征”，最终要体现在研究行动上：先观察婴儿怎样参与，再检查成人怎样理解；先说明关系怎样成立，再讨论名称怎样传播；先保留那个具体生命的差异，再让理论接受这些差异的挑战。
只有这样，“符号”才不会成为另一张更抽象的标签。它应当帮助我们看见一个独特的“我”怎样在无数关系中持续发生，而不是借宏大的哲学语言，再一次替这个婴儿决定他已经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