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事实，三家给了三种评价，而且这三种评价方向相反、力量相当，谁也压不倒谁。把它们两两放在一起，是三对对立。
第一对，鲍德里亚与巴特勒：同一个事实，相反的价。
鲍德里亚面对"没有先在真身"，是哀悼的。在他笔下，这是一场丧失——曾经有一个真实的世界，符号忠实地反映它；如今真实死了，我们被留在一片没有指涉物的符号废墟里，处处是拟像，无处是真身。他的语气是挽歌式的、悲观的，带着一种对失去之物的怀念。对他，"没有先在真身"是灾难。
巴特勒面对同一个事实，却是庆祝的。在她笔下，这是一次解放——既然没有一个先在的性别本质把人钉死，那么身份就是可以被重新演绎、重新占据、重新政治化的。规范可以被戏仿，可以被颠覆，可以被重新引用而生出新的意义。她的语气是解放式的、能动的，带着一种打开了可能性的兴奋。对她，"没有先在真身"是自由。
这两种评价，你没法在中间裁决。为什么？因为鲍德里亚和巴特勒对事实本身没有分歧——两人都承认没有先在真身；他们只对这个事实的"好坏"有分歧，而这个"好坏"，是两人各自的立场带进去的，不是从那个共同的事实里读出来的。让鲍德里亚去读巴特勒，他会说：你所谓的"自由"，不过是拟像世界里的又一次空转——你以为你在重写身份，其实你只是在没有原本的符号海洋里换了一套面具，哪有什么解放。让巴特勒去读鲍德里亚，她会说：你之所以哀悼，是因为你还偷偷相信本该有一个先在的真实——你还没走出形而上学的乡愁，你的悲观暴露了你没真正接受"无本质"。
两人的反驳，各自都成立。而"双方的反驳各自都成立"，正是一个死结的标准长相——不是一方赢了，是根本没有裁决的地方。
第二对，巴特勒与那个减速者：相反的方向。
巴特勒的核心是：行动构成人。你在一次次行动里，把自己做出来——这是一个正向的、生成的过程。做得越多，那个"你"越被立起来。
但那个卷态里的减速者，遇到的是相反的东西。他的那个关键行动——启动退出——不是把他构成，是把他湮灭。他一动手退出，账本立刻把这一步登记为减载、登记为失败；他的连续记录从这一刻起停止累积、开始折旧；场内其他人从这一刻起获得了趁虚而入的空间。他执行退出的那个动作，恰恰就是同时交出退出赖以成立的一切条件的那个动作。在巴特勒那里，行动建立主体；在减速者这里，这个行动拆毁主体的位置。
同一句话——"行动构成/解构主体"——在两个场里给出了相反的符号。巴特勒举性别，说行动使人成为自己；减速者举退出，说这个行动使人失去自己的位置。你没法裁决谁对，因为两人举的都是真实的例子，而且两个例子都成立。这又是一个死结：同一个机制，两处相反的结果，没有更高的东西来说明为什么。
第三对，那个减速者与鲍德里亚：相反的尺度。
减速者相信，他的困境是局部的、原则上可修复的。它发生在一个只剩一把尺度的具体行当里。如果这个行当能多出一把不由本场结算的尺度——比如一处场外的、独立的计价来源——他就有救：他的"主动"就有了一个本场之外的见证者，处置就未必能一口吞掉他。他在为一个具体的行当寻找出口，而且他相信出口是存在的。
鲍德里亚不这么看。在他那里，拟像是没有外面的。超真实是一个封闭的、自我指涉的系统，任何一个你以为的"出口"，都会被这个系统重新解释成它自己的内部——你的反抗是拟像，你的真诚是拟像，你对真实的怀念也是拟像的一种效果。对他，这不是一个局部行当的病，是整个时代的、无外可逃的 condition。
一个在谈可修复的局部，一个在谈无外的总体。这两者你没法裁决，因为它们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对话——减速者在找一扇门，鲍德里亚说门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幻觉。
三对对立，两两巨大，方向明确，力量相当。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致命的特征：三家自己解不了。
没有任何一家的词汇，能裁决"没有先在真身"到底是灾难、是自由、还是陷阱。鲍德里亚的符号学裁不了，因为它内部只有"符号—真实"这一组关系，一旦真实退场，它只剩下无边的哀悼，给不出别的价。巴特勒的述行理论裁不了，因为它内部只有"行动—主体"这一组关系，它把"无本质"预设成了解放的前提，给不出别的价。那个减速者更裁不了——他连申诉的地方都没有，他对着的是一排读不出"主动"的账本。
三家各自锁死在自己给出的那个价上，而三个价互相打架，谁也不能压倒谁。这就是死结。要解开它，光在三家内部转是没用的——因为三家共享同一个盲区。下一章，把这个盲区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