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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到新城市上班。第一天中午吃饭，同事问：你哪儿人？
他说了一个地名。
对方“哦”了一声，说：你们那儿的人可厉害了。
这句话是善意的。说话的人在找话题，在表示亲近，甚至带一点恭维。他笑笑，这事就过去了。
但它没有过去。
第二周，部门谈一个合作条件，他多问了两句价钱，散会后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到底是你们那儿的人。第三周，他请全组喝奶茶，又有人说：不像你们那儿的人啊。
慢慢他发现一件事：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被放回那句他没说过的话里读一遍。
他计较，印证了那句话。他不计较，成了那句话的例外——而例外恰恰保住了那句话。他做什么都在证明或者反驳一个他从没参与制定的说法，而且无论证明还是反驳，那个说法都完好无损。
这是最小规模的一件事，小到根本不值得抱怨。这一章要讲的，是这同一件事放大一万倍、延续两百年、由一整套学问、一整套教育系统、一整套外交和军事支撑起来时，是什么样子。
前四章讲的是一个人怎么被造出来：福柯讲自己动手、布尔迪厄讲泡出来的、克里斯蒂娃讲边界是排出来的、巴特勒讲靠反复做出来的。
这一章要加一个前四章都没说的东西：有些人，是先被写好，然后被要求照着活的。而写的人和被写的人，从来不在同一个位置上。
顺便记档案。档案里有一栏叫“籍贯”。
这一栏很特别：它记的往往不是你住哪儿，甚至不是你生在哪儿，是你父亲或者祖父的老家。一个从没去过那个地方、听不懂那里方言、一辈子在别处生活的人，这一栏跟着他到退休。
它不能更新，不接受申诉，而且绝大多数时候根本不会被念出来——它只是在某个人翻这份材料时，让目光停留了半秒。
萨义德 1935 年生在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家庭，信基督教。父亲早年在美国生活过并取得美国国籍，回到中东后在开罗做文具生意。他的童年在开罗和耶路撒冷之间往返。1948 年前后，家族像许多巴勒斯坦家庭一样离散。
他的名字是 Edward Said。
Edward 是他母亲取的，取自当时的英国王储。Said 是阿拉伯姓。
他在晚年的回忆录里写过这个名字给他带来的长年别扭：一个荒唐的英国名字，硬接在一个阿拉伯姓上。在开罗，这个名字让他显得不够阿拉伯；在英美，这个姓让他显得不够西方。他走到哪里都要为名字做一次解释。
这就是那一刀。它落在身份和语言这一层，而且落得非常早——早到在他能理解之前，就已经被别人按在身上了。
其他几件事也得记下来。
他在开罗上的是一所英式学校，那所学校的目标明确：培养“阿拉伯的英国绅士”。教材是英国的，惩罚方式是英国的，学生来自各国。他在那里不服管，最后被开除。
1951 年，十五六岁，他被家里送到美国马萨诸塞州一所寄宿学校，一个人。他成绩极好，年年拔尖，同时极其孤独——一个完全不属于那里的孩子，靠成绩证明自己有资格在那儿。
后来是普林斯顿、哈佛。博士论文写康拉德——一个波兰人，用英语写作，一辈子是个外来者。他选的第一个研究对象，是一个跟他同一种处境的人。
1967 年是转折。那年的战争之后，他在美国的电视和报纸上看到关于阿拉伯人的报道，看到的东西和他认识的阿拉伯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一个研究英国文学的年轻教授，从那时起被迫成了别的东西。
1978 年那本书出版，改变了好几个学科。1993 年他写了一本续篇性质的书，把同一把刀掉过头对准了他自己热爱的欧洲文学。1999 年出回忆录。1991 年查出白血病，2003 年去世。
还有一件事必须记，第九节要用：他是个不错的钢琴家，写了多年乐评。1999 年他和以色列指挥家巴伦博伊姆一起办了一个乐团，让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年轻乐手在同一个乐队里排练、演出。
照这本书的看法（这是解读，不是史实陈述）：他一辈子做的学问，是一个名字被拼错的人，去追查“是谁在拼别人的名字”。
第一块土：帝国散了，分类没散。
二战以后，殖民帝国一个接一个瓦解，地图上的颜色换了。但一整套关于“那边的人是什么样”的说法，原封不动地留了下来，而且从殖民官的报告搬进了大学的课堂、报纸的版面和电影的剧本。
政治上的统治结束了，描述上的统治没有结束。这是他一生工作的起点。
第二块土：冷战和区域研究。
1950 年代起，美国大学里出现了一门新的建制：区域研究。中东研究、苏联研究、东亚研究。这些学科的经费来自政府和基金会，目的非常明确——冷战需要懂那些地方的人。
于是出现了一个他后来反复指出的结构：一门学问的问题清单，是由需要答案的人开出来的。研究者本人可以完全诚实、完全严谨，但他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为谁写、写完谁读，是被这个建制安排好的。
这一点对本书特别重要，因为它是导论第十五节那条命题在这一章的形态：管道决定了观念。区域研究这套管道一修好，“那边的人”就成了一个可以被系统地生产知识的对象。
第三块土：两次战争之后的媒体。
1967 年和 1973 年两场战争之后，阿拉伯人在美国媒体上的形象高度固定：要么是骑骆驼的、要么是拿枪的、要么是坐在油田上的。这不是零星的偏见，是一套稳定的图像库，电视台、电影、漫画共用。
他在 1981 年写过一整本书专门讲这件事——媒体是怎么报道伊斯兰的。
第四块土：他自己站的那个位置。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的是比较文学，讲的是英国、法国、德国文学。他一生真心热爱这些东西——他能大段背诵，能弹奏那个传统里的音乐，他的文体本身就是那个传统训练出来的。
他一辈子在讲授他批判的那套文化，并且真心爱它。
这是他身上最重要的张力，也是他和卷一前四位最大的不同。前四位拆的都是“他们”的东西（制度、出身、规范），他拆的是自己热爱的东西，而且拆完还得接着教。这个位置很难站，但它给了他一样别人没有的东西——第七节会看到，那样东西让他在本章拿到卷一最高分。
他做的事，是把两百年间一大批文本摆在一起读：游记、小说、诗、学术专著、语法书、词典、外交报告、殖民行政的手册、旅行指南。
这些文本的作者立场各异——有殖民官，也有真心热爱东方的浪漫派诗人；有傲慢的，也有同情的；有法国人、英国人，后来有美国人。
但他发现它们在讲同一套话：那边的人感性而不理性，懒散而不勤奋，狡猾而不诚实，专制而不自治，神秘而不透明，停滞而不发展。他们不能自己治理自己，需要被理解——由我们来理解；需要被管理——由我们来管理。
这一刀的关键不是“他们说了坏话”。
关键是：这套描述不是街头的偏见，它是一门学问。它有专门的方法、有档案、有大学的教席、有专业期刊、有终身从事研究的严肃学者，其中很多人对研究对象怀着真诚的热爱。
正因为它是学问，它才有效。一句街头的骂人话，被骂的人可以骂回去；一本有八百个脚注的专著，被写的人拿什么骂回去？
第二刀更具体：被描述的人不参与描述，而且被认为没有能力描述自己。
这句话有一个可操作的形态，可以直接拿去量任何一个领域：
看一件事的时候，别只看谁的话对，看谁有资格开口、谁只能作为材料被引用。
一份关于某地的研究报告里，当地人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引号里、出现在访谈记录里、出现在数据里。他们是材料。分析、结论、命名、归类，是由另一批人做的。
这个结构不限于殖民。它在今天到处都是：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里，留守儿童是材料；关于外卖骑手的报道里，骑手是采访对象；关于某个病的讨论里，病人是病例。说话的人和被说的人，分工明确。
第三刀是这一章对本书最重要的贡献。
一套描述，一旦有权力做后盾——殖民行政、教育系统、考试、媒体、签证、招聘——被描述的人就必须在里面生活。
于是出现两种反应，而且只有两种：
照着做。做一个神秘的东方人，卖异国情调，把自己的文化包装成对方期待的样子。旅游业、工艺品、表演，一整套产业就长在这上面。
反着做。拼命证明我们不是那样：我们也理性、我们也守时、我们也现代。
这两种都是在别人画的框里动。第二种尤其值得注意——它看起来是反抗，实际上是最深的臣服，因为它接受了那套标准，只是想在那套标准里考高分。
而且他指出了一件最难堪的事：连反抗都得用对方的语言。要在国际上为自己辩护，得用英语或法语，得用对方的概念（主权、人权、发展、文明），得在对方的期刊上发表，得让对方的评审觉得够格。
这一条把第 3 章那条线接上了：克里斯蒂娃讲一个人半秒之间的受不了，萨义德讲的是同一个结构被写成学问、装上权力、运行两百年之后的样子。
1993 年那本书里，他把刀掉过头，对准了英国小说。
他做的事很简单，也很难受：读一部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时，问它的钱从哪儿来。
小说里那座宁静的庄园、那些体面的客厅、那些关于道德和婚姻的细腻讨论，背后往往有一笔来自海外种植园的收入。那笔收入在小说里通常只有一两句话，作为背景一带而过，从不被追问。
他教的读法叫“对位阅读”——同时读两条线：写出来的那条（庄园里的生活）和没写出来的那条（种植园里的人）。两条线本来就是同一件事，只是其中一条从来不进叙述。
这个读法可以直接搬到今天用：读一份财报时，问它的成本落在谁身上；看一个成功故事时，问谁在画面外；听一个“我们团队很拼”的叙述时，问拼的那几年谁在家里接孩子。
他 2003 年去世。二十多年过去，这套结构没有消失，它换了载体，而且比从前更彻底。
从前的东方学，是人写的：学者花三十年读材料，写出一本有八百个脚注的书，书里的判断可以被另一个学者反驳。
今天的版本不是人写的，是算出来的。
一个人申请贷款、投简历、租房、买保险、刷到什么内容，背后都有一套对他的描述。这套描述不用文字，用的是分数和标签；它不由某个学者署名，由一个模型产生；它的依据是几百万人的数据，而它给出的是关于你一个人的结论。
拿这一章的四把刀去量它，四把全中：
第一刀（它是学问不是偏见）：它比从前更像学问——它有数据、有指标、有验证集、有准确率。正因为它看起来是算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它比任何一本专著都更难反驳。
第二刀（描述权不对称）：你是数据，不是分析者。你从来没有参与定义那些指标，你甚至不知道有哪些指标。
第三刀（描述会回写）：一个被标成高风险的人，借不到钱，只好借更贵的钱，还款更吃力，于是更像高风险。描述把自己变成了真的。这条回写线比殖民时代那条快得多、也隐蔽得多。
第四刀（对位阅读）：还能读吗？从前你可以把两边的叙述并排读，因为两边都是文字。现在另一边不是文字，是权重。对位阅读在这里暂时失效了。
这一段要留在这儿，因为它在本书里有一个具体的去处：第三卷第 16 章哈金讲的“给人分类，被分类的人会照着变”，正是这条回写线最精确的描述。萨义德在两百年的文本里看见了它，哈金在分类学里给它起了名字，而今天它每秒钟发生几百万次。
还有一件事必须替他说出来，因为它是本章批评他的基础。
他拆得极准的是描述一方：这套学问怎么建立、谁在资助、它如何取消对方的发言资格。
他几乎没拆的是被描述一方内部的事：谁有资格代表被描述的那群人说话？
因为被描述者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一个地方有它自己的强者和弱者，有它自己的沉默者。当“我们要自己说话”这句话被喊出来时，实际在说话的往往是那群人里最有条件的那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会外语的、能出国开会的、能写书的。
“把发言权还给被描述者”这件事本身，也需要一份名单和一套程序：谁进名单、谁核这份名单、多久重议一次。
他提出了权利的问题，没有提出这个权利由谁行使的问题。这正是第九节第一笔那个后果的根——当“这是东方主义”可以被任何人用来挡回任何批评时，用它的人是谁，就成了关键。
他拆出来的“主体”是这样一个东西：
一个先有描述、后有人的位置。
对于被描述的一方，“我是谁”这个问题永远不是从零开始的。他一开口就已经在回应一句他没参与写的句子——要么坐实它，要么反驳它，要么绕开它，但绕不掉。
由此出来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本书把它叫作位置性：
没有从无处来的中立视角。每一个说话的人，都在一个具体的位置上说话；这个位置必须被说出来，并且由说话的人承担。
这个要求有两面，两面他都认真执行了。
对别人这一面：他要求那些写“东方”的学者交代——你是谁、你为谁写、你的经费从哪来、你研究的这些人读得到你的文章吗。
对自己这一面：他公开自己是巴勒斯坦人，公开自己的政治立场，公开自己热爱英国文学这个矛盾，公开自己在美国名校的优越位置。他不假装自己是从高处俯瞰的。
这一点是他在本章的核心价值，下一节会看到它值多少分。
回到第一节那个同事。
他做的每件事都被放回那句话里读。这就是最小规模的一次同样的事，而它有两个厉害之处，值得单独说。
第一，它不需要恶意。说那句话的人是友好的，也许正是在表达亲近。这跟第 3 章那条线是一样的：最难对付的从来不是有恶意的排斥，是没有恶意的分类——因为你找不到一个可以讲理的对象。
第二，它不可被反驳。
他计较，人家说“到底是你们那儿的人”，那句话得到印证。 他大方，人家说“不像你们那儿的人”，那句话依然成立，只是多了一个例外。
一套描述，如果正反两种证据都能拿来印证它，那它就不是关于被描述者的知识，它是关于说话者的东西。
这是这一章给全书的一件量具，而且极其好用。拿它去量你每天听到的话：
凡是不接受反例、只生产例外的说法，都不是知识。知识的最低条件是：它必须说得出什么样的事实能推翻它。
现在回到那一栏籍贯。
它记的不是你的生活，是你父辈的地址。它不能更新——你在这个城市住了二十年，这一栏不会变。它不接受申诉——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受理“我想改籍贯”这种请求。而且它多数时候不被念出来，只是在某个人翻表格时停留半秒。
一个不能更新、不能申诉、不出现在讨论里但会影响判断的字段，是这本书里最典型的一种东西。它满足三句话全部失效的条件：谁签收（没人）、记在哪（记了，但你进不去）、错了怎么改（没有口子）。
在进第七节之前，把这一章和前四章接一下，因为这一章补的是前四章共同缺的一块。
前四位拆的，都是一个人自己身上的事：福柯讲你怎么对自己动手，布尔迪厄讲你身上那套泡出来的性情，克里斯蒂娃讲你身体的那条边，巴特勒讲你天天重复的那些动作。
四位都默认了一件事：那个被造的人，至少是在场的。他自己在做那些动作，哪怕他不知道自己在做。
萨义德补的正是这一块：有些人是在不在场的情况下被写好的。
写他的人可能从没见过他，可能在另一个大陆，可能已经死了两百年。写完以后，那份描述先到，他后到。他这一辈子能做的，是在一个他没参与设计的框里，要么坐实它，要么当它的例外。
这件事在第 4 章那条线上有一个很精确的位置。巴特勒说，一个角色靠反复才立得住，而每一次反复都是一次可以被改偏的机会——但这个机制有一个前提：你得在场，你得是那个执行重复动作的人。
萨义德指出的是：有一大类重复，你根本不在现场。别人在议论你的时候，你不在；一份材料被翻的那半秒，你不在；一个模型给你打分的时候，你不在。
你不在场的那些重复，你连做出偏差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卷一最后要补上的一块，也是第 6 章会接着挖的地方——德里达要问的正是：一句话为什么能在说话人不在场的情况下继续起作用。
第一句，谁签收？——一句。这是他在全书里最强的一句，也是卷一到目前为止唯一答满的一句。
他明确提出并且一生执行了这个要求：说话的人必须署名。
位置性这个要求，翻译成本书的语言，就是一条签收规则：任何一个表述，都要能追到一个具体的说话人，追到他的位置、他的立场、他的利益、他的资助来源。不允许有“从无处来的客观陈述”。
这为什么算答上了“谁签收”？因为它把一个原本没有主体的东西（一套流传的说法、一门学问、一种共识）重新接到了具体的人身上。一套说法只要能追到人，它就有了可以被追究的一头。
而且他不只是提要求，他自己做到了——他把自己的位置写在所有书的前面，包括那些对他不利的位置。
第二句，记在哪？——半句。
他本人是做档案研究的高手：他花了多年翻两百年的文本，正因为那些东西被记下来了，他才能把这套话语的连续性证出来。所以他比谁都明白登记面的作用。
但他没有建一个新的。
具体的缺口是：被描述的人自己的说法，记在哪儿？
他证明了一套描述是如何压过被描述者的声音的。那么被压住的那一面呢？谁来系统地收集、保存、可查地记录被误述者自己怎么说自己？这件事他指出了必要性，没有建口子。（后来有人在做口述史、档案计划，但那不是他建的。）
第三句，错了怎么改？——半句。
他有两件东西可以算数。
一是对位阅读：一种可以教、可以学、可以传下去的读法。把两边的叙述并排读，让没进叙述的那条线露出来。这是一个真实的方法，而且今天仍在被使用。
二是那个乐团：让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年轻乐手在同一个乐队里排练。这是一次真实的修改尝试，而且在他死后还在运行。
为什么只给半句？因为第二件不是一个可复制的程序。它是靠两个具体的名人、靠大量的个人关系、靠特殊的资源撑起来的一次实践。它证明了这件事可以做，没有证明这件事怎么被别人再做一次。一个不能被复制的成功，在程序意义上是零。
合计：两句。
预言一到此第一次被真正触到。
导论第十八节写死的是：二十位中三句能答上两句的不超过三位，预判是利科、拉图尔、哈金。萨义德不在预判名单里，现在他答满两句。
照实记，不调。卷一五位的读数：福柯 1 句、布尔迪厄 1 句半、克里斯蒂娃半句到 1 句、巴特勒 1 句半、萨义德 2 句。名额已用掉一个，还剩两个，后面还有十五章。
这是对他最有力的一刀，而且不是来自政治对手，是来自严肃的历史学者。
意思是：你从两百年、几十位作者、多种语言的浩瀚文本里，挑出了符合你论点的段落。但同一批材料里，也有大量细致的、同情的、甚至公开反对殖民的学者。你把互相矛盾的东西（法国浪漫派诗人和英国殖民官、十八世纪的语文学家和二十世纪的情报分析员）说成一套连贯的话语，这在史学方法上站不住。
而且更要命的一点：你的论点没有给出什么样的证据能推翻它。如果有人举出一位同情的东方学者，你会说他仍在这套话语的框架里；如果有人举出一位严厉批评殖民的学者，你会说这是话语的自我调整。一套能吸收所有反例的说法，不是知识。
这一刀是实的，而且刺得很准。他的取样方法不透明，他没有写下“什么样的文本算反例”这一条。
让完这一步，要说一句新话。
这条反驳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用的正是他自己的武器。
他要求所有人交代方法、交代位置、交代取样，说明你凭什么这么说。这本书本身，恰恰没有交代这些。他对别人提出了核验要求，对自己的书没有做核验。
所以本书的判断是：这不是他的论点错了，是他的论点没有配上核验程序。
他的核心发现——一套描述可以有学问的形式、可以真诚、可以细致，同时系统地取消被描述者的发言资格——这个发现是硬的，四十多年来没有被推翻。被推翻的是他的部分个案和部分概括。
而如果他当年就写下“以下情形出现，本书的论点应当被修正”，这场争论的一大半根本不会发生。
这是那三句话在学术层面的样子。一本书也是一份需要被修订的东西：它的结论记在哪、由谁复核、什么条件下作废。他没写。
第二刀有一个低级版本和一个认真版本。
低级版本是人身攻击：你一边骂西方，一边在西方最好的大学教书、拿着西方的薪水、享受西方的荣誉。
这个版本不值一驳，而且他自己在书里写得比谁都坦白。
认真版本是这样：你用来批判的全部工具，都来自你批判的那个传统。福柯是法国人，葛兰西是意大利人，你的语文学训练来自德国传统，你的文体是英国散文的文体。你没有一件工具是“外面的”。那么你的批判，到底是从外面来的，还是这个传统的又一次自我表演？
这一刀有分量，它触到的是所有内部批判的共同困境。
让完这一步，再结算一句。
本书的看法是：这一条不构成反驳，因为没有第二套工具。
任何一个人要说话，都得用一门现成的语言、一套现成的概念、一个现成的文体。第 6 章德里达会把这件事说到底：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你发明的。要求一个人用“自己的”工具批判，等于要求他先退出人类。
所以问题不在工具的出身，问题在这套工具有没有一个校准的地方。
这就回到第 1 章那句话了：批判不需要一把来自天上的尺子，它需要一把有校准记录的尺子。萨义德用别人的尺子量别人，这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他没有交代这把尺子多久校一次、拿什么校、校完记在哪儿。
卷一到这里，这句话已经在三章里各出现一次。它是这本书正在慢慢立起来的东西。
1978 年那本书出版后，“东方主义”成了一个通用词。
它被用得极广，广到失效：任何一种关于某个群体的概括，都可以被叫作东方主义。一个词如果能指一切，它就不再指任何东西。
而更刺的一笔是这个：这个词在一些地方被用来拒绝一切外部批评。任何对本地专制、腐败、压迫妇女的批评，都可以被一句“这是东方主义”挡回去。一件本来用于保护被描述者的工具，变成了保护描述者中最有权力的那部分人的盾牌。
他晚年多次公开反对这种用法，明确说批评本地的压迫不是东方主义。
这一笔他让了步——他花了大量精力去澄清、去划界。但这个澄清的效果有限，因为词已经跑出去了。
这是卷一第四次看到同一个模式：一个拆机器的说法，被取出一个词，做成标签，装回机器上。
2000 年 7 月，他在黎巴嫩南部靠近以色列的边境地区，被拍到向以色列方向投掷一块石头。照片被广泛传播，引发巨大争议，哥伦比亚大学收到大量要求处分他的信件。
他本人的说明是：那是在以色列军队撤出后当地民众的庆祝场合，石头投向一片空地，没有人在那里，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哥伦比亚大学经审查后没有处分他。
各方对这件事的解读至今分歧极大，本书不作判定。
要记的是它的结构：一个一生主张“描述权要归还给被描述者”的人，被一张照片描述了。照片没有说谎——他确实扔了石头。但照片取消了一切语境：谁在那里、扔向哪里、那天发生了什么。
而他此后所有的解释，都只能作为对照片的回应而存在。
他在这件事上没有让步，他坚持自己的说明，直到去世。
这一笔和第 3 章那份档案是同一件事的两个版本：一个研究“人如何被一段材料定下来”的人，被一段材料定下来。
1999 年，他和巴伦博伊姆办了那个乐团。
这一笔是全书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件正面的回写——世界没有反过来打他，世界让他做成了一件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乐团的设计几乎就是他全部理论的实物版本：
他讲了一辈子：两边要在同一个位置上互相听。最后他真的造了一个必须互相听才能运转的东西。
它在他死后继续运行。这一点很重要，但它仍然不是一个程序——第七节给它半句，就是为了这个：它证明了可以做，没证明别人怎么再做一次。
第一件：一套说法，如果正反两种证据都能印证它，那它说的不是被说的那些人，是说话的人。拿这条去量你听到的每一句关于某类人的话：它接受反例吗？还是只生产例外？凡是只生产例外的说法，都不是知识。
第二件：看一件事谁说了算，不看谁的话对，看谁有资格开口、谁只能作为材料被引用。在任何一份报告、一次会议、一个项目里，找出哪些人是分析者、哪些人是数据。这条分界线就是权力的位置，而且它几乎从不被写进任何文件。
第三件：用对方的工具不丢人，也躲不开——没有第二套工具。问题从来不在工具的出身，在它有没有一个校准的地方：多久校一次、拿什么校、校完记在哪儿、发现不准了怎么返工。
第一步：找一句你最近说过的、关于某一类人的话。某地人、某个年龄段的人、某个职业、某个学历、某个平台的用户都行。写下来，不要美化。
第二步，问三个问题：
第三步（可选，但这一步才是这一章的重点）：把那句话里说的那类人，换成你自己所属的某一类（你的家乡、你的职业、你的年龄段），造一个结构完全相同的句子。念一遍。
萨义德是这本书里第一个明确要求“说话的人必须署名”的人——这是“谁签收”这一句答得最好的一次，也是卷一唯一答满的一句；但他没有给自己的那本书配上同样的核验程序，于是一部要求所有人交代方法的书，自己没交代方法。
生平事实（1935 年生于耶路撒冷、开罗英式学校、1951 年赴美就读寄宿学校、博士论文研究康拉德、长期任教哥伦比亚大学、1978 年与 1993 年的两部主要著作、1981 年关于媒体报道伊斯兰的著作、1999 年与巴伦博伊姆共同创办乐团、1991 年确诊白血病、2003 年去世）为公开可核。名字带来的长年别扭依据其回忆录自述。2000 年边境投石照片为公开事件，各方解读分歧，本书按其本人公开说明与校方审查结果记录，不作判定。“一个名字被拼错的人去追查谁在拼别人的名字”是照 SDE 的看法所做的解读，不是史实陈述。本章引号只用于三种情形：日常口语的举例、对某一立场的转述、以及本书自拟的判据句。全章没有一处是对原著文字的复述，人物的说法一律转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