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发生落点》的分工：那本书写的是 1979 年那份报告——大故事不再可信，知识的合法性从哪儿来。这一章写的是 1983 年那本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书（两边说不到一块儿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和 1988 年那本讲“非人”的书。前一段他拆的是“故事”，这一段他拆的是没有故事之后，谁替说不出话的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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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工人干了二十年，一次事故，右手废了。他去索赔。
律师问：您的损失金额是多少？请提供医疗费用清单、误工天数、伤残等级鉴定。
他说：不是钱的事。我这只手做了二十年的活，别人做不出来的活我能做。现在我拿不起一个碗。
律师很有耐心地说：我明白。但我们需要把它写成可以主张的项目。
最后他的诉状上写着：医疗费若干，误工费若干，伤残赔偿金按第几级标准若干，精神损害抚慰金若干。
他签了字。钱到账了。他一辈子觉得那件事没有被说出来过。
他不是输了官司，他赢了。他是没法把他的事说成那个地方能听懂的话。
再看两个小一点的。
一对夫妻吵架。一方说：我太累了。另一方说：累就请个阿姨，别硬撑。前一个人愣了一下，说不出话，然后更生气。旁人看会觉得她不讲理——人家给了解决方案啊。
但她要说的根本不是一个可以被解决的问题。她说的是“我需要有人看见我在撑”。在对方那套“问题—解决”的语言里，这句话没有位置。于是她越说越说不清，最后只能说一句“你根本不懂”，而这句话在对方听来是无理取闹。
一个家长对老师说：孩子最近不太开心。老师看了看表：成绩挺稳定的，没什么问题。
三个场景，同一个形状：两边不是意见不同，是没有共同的量具；而其中一边的量具当了裁判。
这就是这一章的正题。卷一讲一个人怎么被造出来，这一卷讲他泡在什么里。而他泡在里面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套决定什么算得上“一件事”的规则。
顺便记档案。一份表格的每一栏都是事先规定好的。一件不属于任何一栏的事，进不去表格；进不去表格，就等于没发生。
表格的格式本身就是一次裁决，而且是在你填之前就做完的裁决。
利奥塔 1924 年生于凡尔赛附近，普通人家。
二战期间他在巴黎，解放的那几天做过救护工作。战后学哲学。
1950 年到 1952 年，他在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教中学哲学。这两年是他一辈子的转折。
他在那里看见的不是简单的压迫。压迫他在书上读过。他看见的是更麻烦的一件事：统治的那套语言里，根本没有“他们也可以自己做主”这个说法的位置。
法国当时对阿尔及利亚的官方立场是：这不是殖民地，这是法国的三个省。既然是法国的省，那里的人就是法国人；既然是法国人，就不存在“独立”这回事——独立这个词在法律上无处安放。要主张它，你先得推翻整套框架；而要推翻整套框架，你得先在这套框架里有资格说话。
一个诉求被设计成了不可表述的。
这是那一刀。它落在裁决和语言的交叉处。他后来加入了一个激进左翼团体，为阿尔及利亚独立工作了十几年，写了大量分析文章。
其余几件按时间记：1966 年起在巴黎第八大学任教。1968 之后与那个团体决裂。
1979 年出了那份报告。这里有个值得说的细节：那本书是魁北克省政府委托的一份关于“知识的电脑化”的咨询报告。一份政府咨询报告成了一个时代的标签，“后现代”这个词从此挂在他脖子上。而他后来多次说，那是他写得最差的一本书。
1983 年出了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那本书，讲的就是“两边说不到一块儿”。1988 年那本讲“非人”。1998 年去世，留下一本关于奥古斯丁的未完成遗稿。
照这本书的看法（这是解读，不是史实陈述）：他一生真正的题目只有一个——有一类委屈，连同说出它的办法一起被拿走了。这个题目他在二十六岁那年在殖民地看见，一直做到死。
第一块土：两套大故事都出事了。
战后西方有两套用来把一切摆平的大故事。
一套是解放的故事：人民会翻身，历史有方向，苦难是通向未来的必经阶段。一套是进步的故事：科学会不断累积，生活会不断变好，问题会一个一个被解决。
这两套故事的功能不是安慰人，是提供一把公共的尺子。有了它，两个人争起来至少有个上级法院可以上诉——历史会证明谁对，科学会检验谁对。
1960 到 1970 年代，这两套故事同时出了问题。第一套被古拉格和一系列失败的解放运动打断，第二套被核武器、环境破坏和奥斯维辛打断——尤其是奥斯维辛：那件事用的是现代的组织、现代的技术、现代的管理，一整套“进步”的工具。
第二块土：知识被装进机器。
1970 年代末，各国政府开始关心一件新事：知识的电脑化。他那份报告的题目就是这个。
他在里面指出了一条今天听起来像昨天写的东西：一旦知识要被存储、传输、买卖，那些不能被翻译成数据的知识就会被淘汰。不是被证伪，是被淘汰——它不再被算作知识，因为它进不了系统。
这一条直接接上了本章的正题：凡是需要一个格式才能存在的东西，格式就是它的生死线。
第三块土：奥斯维辛作为一个结构。
1983 年那本书里最刺的一个例子是这个：有一种否认者提出一个“要求”——拿出证据来，找一个亲眼见过毒气室并从里面活着出来的人。
这个要求的结构是：只有活下来的人才能作证，而按定义，死者不能作证。
于是一种伤害被设计成不可能被证明的。这不是证据不足，是证明的手段被伤害本身摧毁了。
他用这个极端案例，是为了把一个普遍的结构照亮。这个做法后来给他带来了严重的麻烦，第八节要讲。
第四块土：他自己那十几年政治活动的失败。
他为阿尔及利亚独立工作了十几年，写了大量分析文章。阿尔及利亚独立了。
然后他看到了独立之后发生的事：新的政权、新的不义、新的一批说不出话的人。
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比任何理论上的反驳都重。它逼出了他后来最核心的那个判断：问题不出在哪一套故事是错的，问题出在“用一套故事把一切摆平”这个做法本身。
你推翻了一套摆平一切的故事，通常不是换来自由，是换来另一套摆平一切的故事。而每一套这样的故事，都会重新产生一批说不出话的人——只是换了一批人。
这条判断可以直接搬到小得多的地方用。一个单位换了领导，新领导带来一套新的做事方法，上一套方法下的受害者松了一口气。过一年，新方法下出现了新的一批说不出话的人，而且这批人更没法说——因为大家都说现在比从前好多了。
“现在比从前好多了”是这世界上最有效的一句堵嘴的话，因为它多半是真的。
他做的最要紧的一件事，是把“吵架”分成两类。第一类他叫争执，第二类他造了一个词，中文一般译作“歧争”或“分歧”。为了讲清楚，这一章一律叫“有尺子的吵”和“没尺子的吵”。
有尺子的吵：双方有共同的规则。两个人争一笔账，可以对账本；争一个球是不是出界，可以看回放；争一份合同怎么履行，可以打官司。会有输赢，输的人不服也知道自己输在哪儿。
没尺子的吵：双方没有共同的规则，而用来裁决的那套规则是其中一方的。
这时候会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弱的那一方不仅得不到赔偿，而且他的伤害无法被表述成一种伤害。
他的定义很狠，值得一字一字念：一个人受了伤害，同时失去了证明这个伤害的手段——这才叫没尺子的吵。
因为那两套大故事散了。
大故事在的时候，它提供上级法院。你可以说“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你可以说“科学早晚会承认”。这句话现在说出来会被笑。
好处是明显的：没有哪一套故事能压住所有人了。这是真进步。
坏处也是明显的，而且很少被算进账：当两边说不到一块儿的时候，没有上级法院了。
日常版本很好懂。以前一家人吵架，“应该孝顺”这句话是公共的，双方都得在这把尺子底下说话。今天这把尺子松了。好处是子女不再必须服从，这是真解放。坏处是一家人真吵起来的时候，确实没有共同的量具了——于是实际起作用的东西换成了别的：谁声音大、谁身体不好、谁经济上更有办法、谁更豁得出去。
这一条要说透，因为它是这一卷所有争论的底：公共尺子消失之后，起作用的不是“没有尺子”，是“那把没被说出来的尺子”。
这一步是他的正面主张，也是他的欠账所在。
既然没有公共尺子，是不是应该重新造一把？他明确说不。造一把新的公共尺子，就是造一个新的大故事，而大故事的代价他们这代人已经看够了。
他给的任务是另一个：做见证人。
不是裁决，是不让那种“说不出来”被当作没发生。去注意那些沉默、那些结巴、那些“我也不知道怎么说”、那些明明很痛苦却在任何表格上都找不到栏目的地方，把它们标记出来：这里有一件事存在，只是还没有说法。
用他的话说：为那些还不可表述的东西作证。
1988 年那本书里，他把同一把刀对准了技术。
技术的发展有它自己的方向：更快、更小、更高效、更省。这个方向不问人要不要，它自己就往前走。他给这个东西起名叫“非人”。
他要守的不是“人性”这种抽象词，是几样具体的、不能被优化掉的东西：
童年。一个还不会说话的、慢的、没用的、什么也生产不出来的阶段。人必须经过这样一段，才成为人。
犹豫。决定之前那段空白。高效的系统要消灭它。
被浪费的时间。发呆、绕路、看一件跟任何目标都无关的东西。
日常版本谁都懂：给小孩报满课外班，中间不留空；一个人在办公室发呆被认为是不投入；一个月结束时那句“你这个月的产出呢”。
他要说的是：当一切都必须能被算进产出时，那个还没有产出的阶段——也就是一个人正在成为人的那个阶段——就没有位置了。
他 1998 年去世。这二十多年里，这类“预先完成的裁决”不但没减少，还工业化了。值得单列，因为它是这一章今天最有用的部分。
第一类：只能选项的申诉口。平台、银行、运营商、政务服务。你要反映一件事，界面给你八个选项。你的事不在里面，于是你点“其他”，进一个文本框，那个文本框里的字进了一个多半没有人读的字段。
比起法庭，它更彻底：法庭至少允许你陈述，而且陈述会进卷宗。菜单连陈述的位置都不留。
第二类：量表。疼痛从一到十打几分，抑郁量表答二十道题，满意度五个等级。量表的好处是可比较、可统计、可管理，这些好处是真的。它的代价是：凡是量表问不到的东西，就等于不存在。一个人说“我说不上来哪儿疼，就是撑不住了”，量表上没有这一格。
第三类：绩效考核表。一个人一年里做的活分两类：一类能写进表（完成了几个项目、带来多少收入），一类写不进表（带新人、救火、维系一个快散的团队、在别人捅娄子之后默默补上）。年底评的时候，第二类活的存在方式是——它不存在。
第四类，也是最新的一类：自动决策。一份简历被筛掉、一笔贷款被拒、一个账号被限流。系统给的理由是一个类目（“不符合岗位要求”“综合评估未通过”“违反社区规范第几条”）。你要申诉，得先猜出它到底判了你什么。
四类有同一个结构，值得记牢：它们都不是在你的事被听过之后做出裁决，它们是在你开口之前就决定了哪些事算事。
这一章那个工人，他至少还站在法庭上，还有一个律师听他说完那句“不是钱的事”。今天的四类装置里，连那个听的人都没有了。
他拆出来的“主体”是这样一个东西：
一个只有在某一套现成的规则里才能出场的东西；换一套规则，他就成了没有资格说话的人。
这句话里有一层要说清楚。他不是说人有很多面。他说的是：在每一套语言游戏里，人被分配到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是发话的人，有时候是接受的人，有时候只是被谈论的那个对象。
第一节那个工人，在法庭这套游戏里被分配的位置是“提供证据的当事人”，不是“讲述发生了什么的人”。这两个位置的区别不是待遇的区别，是他能不能开口说那件真正要说的事。
由此还能推出一条很实用的东西，本书把它挑出来：
在一件事里，你的位置比你的立场重要得多。
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位置一换，能说的话完全不同。
当事人：只能提供事实，不能下判断。他说"这件事很荒唐"，会被记成情绪。 证人：只能回答被问到的，不能讲他认为要紧的。 专家：可以下判断，但只能在他那一门的范围里。 主持的人：可以决定谁先说、说多久、哪一句记进纪要。
四个位置里，只有最后一个能决定什么算一件事。
所以在任何一场会、一次谈判、一个流程里，先弄清楚一件事：我被分在哪个位置上？
这一问比"我有没有理"有用得多，而且它常常能解释那种明明占理却说不动人的挫败——不是道理不够硬，是那个位置不发言。
要改变结果，有时候要做的不是把道理讲得更好，是换一个位置：找一个能下判断的人替你说，或者让自己从"提供材料的人"变成"参与裁定的人"。
这一条在今天有一个很常见的形态：一个人在群里说了一百句，不如那个能编辑群公告的人改一行。
工人：他不是没理，是他的理没有格式。而那笔到账的赔偿金，恰恰把这件事结了案——赔偿的功能之一，就是让一件说不出来的事被正式地算作已经说过了。
夫妻：一方用的是“问题—解决”，另一方要说的是“看见我”。后者在前者的规则里必然显得不讲理，因为她拒绝接受解决方案——而在那套规则里，拒绝解决方案就是不想解决。
家长和老师：老师那套规则里，孩子的状态由成绩表示。这不是老师冷漠，是他手里只有那一栏（这一点第 10 章卢曼会给出结构性的解释）。
判断一场争执属于哪一种，看一件事：弱的那一方能不能用自己的话把伤害说出来，还是必须先翻译成强的一方的格式。
如果必须翻译，而翻译会把最要紧的那部分丢掉，那这就不是分歧，是没尺子的吵。
这条量具今天极其好用，因为这样的装置到处都是：
最后这条值得单独说：下拉菜单是这个时代最常见的那种装置。
它看起来是方便，实际上是一次预先完成的裁决：凡是不在菜单里的事，都不算事。而且它比法庭更彻底——法庭至少还允许你陈述，菜单连陈述的位置都没有。你点“其他”，然后有一个文本框，然后那个文本框里的字进了一个没有人读的字段。
而这类装置有一个共同的自我辩护，值得认出来："我们得先归类，才能处理。"
这句话是真的，而且不归类确实处理不了——第 10 章卢曼那一章会从结构上讲清楚为什么。
问题从来不在归类，在于归类之后那些没进任何一格的东西去了哪里。
一个好的装置会给它们留一个真出口：一个会被人读的文本框、一句"其他情况请说明"后面接着真有人处理、一个可以申诉到人的口子。
一个坏的装置，把那个出口做成了摆设。而两者从界面上看，长得一模一样。
回到档案：格式本身就是裁决。这句话是这一章留给全书的。
第一句，谁签收？——半句。
“做见证人”是一个承接的姿态，这值半句。他明确要求有人站出来记住那些说不出来的事。
但见证人不是承接位。见证人没有权力、不产生后果、不能强制任何人回应。见证是记住，不是签收。一个人见证了一万件不公，不会有任何一件因此被处理。
第二句，记在哪？——半句到一句。
这里有个有意思的东西，很多人没注意到。
1983 年那本书的写法本身，就是一个登记面的雏形。它不是按章节论证写的，是一条一条编号的段落，每一条给出一个“说不出来”的案例或一条判断，像案卷。他实际上做了一本被压住的表述的案卷。
这是一个真实的动作，不是姿态。
但他没有把它制度化。谁来继续记？记在哪儿？新的案例怎么加进去？谁有权查？一本书是一次记录，不是一个登记面。所以只给到一句的边上。
第三句，错了怎么改？——半句。
他有一条实实在在的东西：为被压住的表述寻找新的语言——新的说法、新的句式、新的体裁。
这件事在现实中真的发生过，而且规模很大。“精神损害”这个赔偿项目、“职场性骚扰”这个词、“家庭暴力”从家务事变成法律概念、“情绪劳动”这个说法——每一个都是给从前说不出来的伤害造了一个格式。造出来之前，那些事天天发生而无处可说；造出来之后，它们才成为可以主张的东西。
这是真实的修改动作。
为什么只给半句？因为他没写下一步：新格式造出来以后，怎么被承认？谁来认？认了以后记在哪儿？从“有人这么说”到“这算一项可主张的损害”，中间是一段漫长的、具体的、制度性的工作，他一句没写。
合计：一句半。
卷二第一个读数出来了。预言一（能答两句的不超过三位）的名额仍然只用掉一个（萨义德）。
这是哈贝马斯那一路对他最有力的一刀，而且不是抬杠。
意思是：你说没有公共的判据，那实际后果是什么？实际后果是，当两边说不到一块儿时，起作用的一定是权力——谁的位置高、谁的资源多、谁耗得起。你以为你拆掉的是一套压迫性的标准，你拆掉的其实是弱者唯一能援引的东西。
而且现实中必须裁决：法官必须判，医生必须决定，父母必须选。你的书里没有任何一条告诉他们该怎么判。
这一刀是实的。《歧争》整本书没有一条裁决规则。
让完这一步，要说一句新话。这一句是本章从顶住战里挣出来的东西。
这场争论打了几十年，两边都认定只有两个选项：有一把公共的尺子，或者没有。
但还有第三个选项，而且它才是可行的那个：不是尺子，是程序。
哈贝马斯要的是一套所有人都能同意的说理规则——一把公共的尺子。利奥塔证明了这种尺子要么不存在，要么其实是某一方的。两边都对。
第三条路是：承认这次用的尺子是临时的、是某一方的、可以被申诉的、有到期时间的，并且把这件事记下来。
具体说，在任何一次裁决里加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不需要任何人先同意一套普遍真理。它们只需要承认尺子是有出身的，然后给出身留一条申诉的路。
没尺子的吵的解药，不是找到一个中立的裁判——那个裁判不存在；是让裁判本身可被申诉，并且记下这次用的是谁的尺子。
这句话和第 4 章末尾那句“带期限的我们”是同一件事的两个说法。卷一说的是身份的名单要有期限，这里说的是判据要有期限。合起来它们指向同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二十位里没有一位造出来。
第二刀来自历史学家，也来自很多严肃的人。
意思是：奥斯维辛不是一个哲学模型，是一件有海量档案、海量证词、海量物证的历史事件。历史学家做了几十年扎实的工作，证据是充分的。你把它当成“不可表述”的范例，客观上给了否认者一套话术——他们最想要的，恰恰就是让人觉得这件事说不清楚。
这一刀是实的，而且是这一章最该被认下来的一刀。
让完这一步，再结算。
他真正要说的是一个结构判断：有一类伤害，它的证明手段被伤害本身摧毁了。这个结构是真的，而且在小得多的场合天天发生——一个被孤立的人没法证明自己被孤立（“大家只是没约你而已”），一个被冷暴力对待的人没法证明有暴力（“我没骂你也没打你”）。
但他犯了一个具体的错误：他没有给这个概念划边界。
什么时候可以说“这件事的证明手段被摧毁了”？什么时候必须老老实实拿出证据？两者的分界在哪儿？他一个字没写。
一个没有边界条件的概念，一定会被滥用。这和第 5 章“东方主义”被拿去挡一切批评，是同一个毛病。
卷一记过五次，这是第六次。这个模式已经稳定到可以下判断了：这一批人造出来的最有力的概念，全都没有配边界条件，于是全都被拿去做了它们原本要反对的事。
他最不看重的那本书——一份受政府委托的、关于知识电脑化的咨询报告——成了他一生的标签。“后现代”这个词从此和他绑在一起，而他晚年多次说那本书写得草率。
这一笔的讽刺是双层的。
表层：一个人最认真的工作（那本讲没尺子的吵的书）几乎没人读，最敷衍的工作传遍世界。
深层，而且这一层才是本书要记的：那份报告之所以能传播，恰恰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好用的标签。而他一生反对的，正是用一个大词把复杂的事情摆平。他自己生产了一个这样的大词。
这一笔是正面的，而且是这一卷少有的正面。
从 1980 年代至今，有一批“从前说不出来的伤害”真的获得了格式：精神损害赔偿、职场霸凌、性骚扰、家庭暴力、算法歧视、情绪劳动、照护负担。
每一个的造法都差不多：先有一批人说不出来，然后有人给它造了一个词，然后这个词被争论、被反对、被说成矫情，然后有一天它进了法条或者进了制度。
这正是他说的“为不可表述的东西寻找新的语言”，而且它真的管用。
要如实记的是：这件事不是他做的，也不是哲学家做的。做这件事的是律师、社工、记者、当事人、议员——是那些必须在具体场合里赢下具体案子的人。哲学指出了缺口，缺口是别人填的。
而且这个过程有一个相当固定的形状，值得记下来，因为它是这本书里少有的“事情真的被改成了”的样本：
第一步：有人开始用一个新词。通常很笨拙，通常被笑话，通常被说成小题大做、矫情、贴标签。
第二步：那个词开始被用来讲具体的案子。不是用来讲道理，是用来描述某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某个人、某一天、某个具体的遭遇。
第三步：某个机构第一次受理了一个用这个词提出的诉求。一个法院立了案，一家医院设了科，一个部门开了一个窗口。这一步是分水岭——在此之前它是一种说法，在此之后它是一件可主张的事。
第四步：它进了表格。有了栏目，有了编号，有了统计，有了预算。
四步走完，一件从前说不出口的事，就变成了一件可以办的事。
四步对照着看，利奥塔的位置立刻清楚了：他把第一步和第二步讲到了极致，第三步和第四步一个字没有。
而第三步恰恰是最难的那一步，也正是他“作证”那个方案缺的那一步——作证只做到第二步为止。一个被作证的伤害，如果没有任何机构受理，它仍然停在“有人知道”这一层，没有走到“可以主张”那一层。
（这一条在第 19 章利科那里还会再出现一次：他说讲不出来的人可以由别人替讲，而替讲同样卡在第三步——谁受理。）
这一笔对本书的命题二是一个重要的补充：空位确实不会空着；有时候填上它的不是商家，是那些不得不解决问题的人。这一点在后面的章节里要接着追。
从 1983 年到去世，所有人都在问他同一句话：那你说该怎么判？
他始终只给两件事：作证，寻找新的句式。他从来没有给出过一条裁决规则。
这是卷一那个模式在卷二的第一次重现。福柯拒绝给方案，克里斯蒂娃拒绝给判据，巴特勒拒绝给定义，德里达拒绝给程序，利奥塔拒绝给裁决规则。
五位，五次拒绝，理由完全一致。
第一件：分歧和“没尺子的吵”不是一回事。分歧是两边用同一把尺子量出了不同结果；没尺子的吵是只有一边有尺子。判断的方法是：弱的那一方要不要先把自己的事翻译成对方的格式，翻译会不会把最要紧的那部分丢掉。
第二件：下拉菜单是这个时代最常见的那种装置。凡是只能从既定选项里选理由的地方，都有一类事情被预先设计成了说不出口。看到一个只有八个选项的申诉界面，你看到的不是方便，是一次已经做完的裁决。
第三件：一个新说法被造出来，不是矫情，是给从前说不出来的伤害造格式。“情绪劳动”“隐形付出”“照护负担”这类词第一次出现时，总会被嘲笑为发明词汇。但造格式是件正经工作，而且往往是唯一能让一件事被算数的办法。
第一步：想一件你最近觉得委屈、但事后又觉得“说不清”的事。不要挑大的，挑那种当时哽住了的小事。
第二步：写下你当时实际说出口的那句话，一字不改。
第三步，问三个问题：
第三问答不出来，不是你表达能力差。很多东西还没有词。知道这一点，比找到一个勉强的词更有用——因为勉强的词会让你以为已经说出来了。
利奥塔发现了一种特别的委屈：它连同证明它的手段一起被拿走了。他为此做了最认真的一件事——把这些说不出来的地方一件一件记下来，像做案卷。但他拒绝给出任何裁决程序，于是他记下的案卷，没有一个法庭可以递交。
生平事实（1924 年生、1950—52 年在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教书、其后长期参与激进左翼团体并为阿尔及利亚独立撰文、1966 年起任教于巴黎第八大学、1979 年受魁北克省政府委托的报告、1983 年与 1988 年的两部著作、1998 年去世并留有关于奥古斯丁的未完成遗稿）为公开可核。他本人对 1979 年那本书的负面评价见于其多次访谈与后期文字。“他一生的题目在二十六岁那年在殖民地被看见”是照 SDE 的看法所做的解读，不是史实陈述。本章引号只用于三种情形：日常口语的举例、对某一立场的转述、以及本书自拟的判据句。全章没有一处是对原著文字的复述，人物的说法一律转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