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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两个小时的会。散会的时候，你问自己刚才说过什么，想不起来。别人说过什么，也想不起来。
但会议纪要发出来了。纪要引出一份文件，文件引出一个决定，决定引出下一次会。
人散了，事情在往下走。
再看两个。
工单。你给客服打电话，讲了十分钟你的具体情况——为什么这个订单特殊、为什么那个时间点很重要、你已经试过哪些办法。客服说：您的问题我已经记录了。
挂了电话，你的十分钟变成了一行字和一个编号。这个编号在系统里流转，处理它的人和听你说话的人不是同一个，而系统关心的是工单状态（已受理、处理中、已关闭），不是你。
一份文件在几个部门之间转。每个部门改一点：法务加了两句免责，财务改了个数，市场把措辞调软了。最后出来的东西谁也不完全同意，但它就是最终版，就是决定。
问“这是谁的决定”，没有答案。不是有人在推卸，是真的没有那个人。
这一章要讲的，是卷二里最狠、也最反直觉的一步。
卷一说：一个人是被造出来的。第 8 章说：符号自己转起来了，人开始可有可无。这一章要说的是——
社会根本不由人组成。
顺便记档案。档案是一个典型的卢曼式的东西：它在系统里被建立、被调阅、被复制、被引用、被归档、被销毁，全程和你无关。你以为档案是关于你的，其实档案是给系统看的，你只是它偶尔需要核对的那个对象。
卢曼 1927 年生于德国吕讷堡，父亲开一家啤酒厂。
1944 年，十七岁，他被征去当防空助手。战争结束时被美军俘虏，在战俘营里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是那一刀。
战后德国重建。纳粹时期被宣布为不义，新的秩序被宣布为正义。而他看到的是：同一批公务员，还在同一个办公室，办着同一套手续。表格的格式几乎没变，盖章的流程没变，办事的逻辑没变。换掉的是最上面的几层和墙上的像。
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从这件事里得到了一个终身的印象：
道德上的说法和系统的运转，是两件可以完全不搭界的事。
这一刀落在制度这一层，而且落得比谁都实——不是读出来的，是看出来的。
接下来的经历同样要紧：他学的是法律，然后做了十年公务员，在下萨克森州的文化行政部门。
这是理解他的钥匙：他的出发点不是哲学，是办公室。他一辈子的理论，本质上是一个公务员对“事情到底是怎么办成的”这个问题的回答。他见过太多次那种情形——道理都对、人都不坏、程序都走了、结果荒唐。
1960 到 1961 年，他到哈佛访学一年，接触到当时美国的社会系统理论。
然后是那个著名的细节：卡片盒。
他一生做了大约九万张卡片。每张卡片写一个念头，编一个号，和别的卡片交叉索引。他说他的书是卡片盒写的，他只是和它对话。
这个细节对本书太有用了，第九节要专门用：一个主张不是人在思考、而是系统在运作的人，亲手造了一个思考的系统，然后用它写了七十本书。
1968 年，新建的比勒费尔德大学请他任社会学教授。据流传的说法，他填的研究计划是：社会理论，期限三十年，费用无。他真的写了三十年。
1984 年出了那本奠基的大书，1997 年出了那部总结性的巨著。1998 年去世。
他一生还有一件公开的大事：1971 年前后与哈贝马斯的论战，德国学界为此分成两边打了二十年。
第一块土：重建期的官僚机器。
第二节说过了，这是他的原始经验。
第二块土：控制论和生物学。
1960 到 1970 年代，一个新想法在生物学里成熟：有些系统是自己造自己的。一个细胞不断地生产构成自己的东西，包括它自己的边界。它不是被外面造的，它是自己维持自己的。
他把这个想法搬到了社会上，第四节会讲。
第三块土，也是最重要的一块：社会的功能分化。
现代社会有一个别的社会没有的特点：它被分成了若干互不通约的领域，每个领域有自己的一套语言和判据。
法律、经济、科学、政治、教育、医疗、艺术、宗教。每一个都在按自己的逻辑运转，谁也不能指挥谁。
这不是一个理论，这是每个人每天都在撞的墙。第四节会把它讲成一件家常事。
这是他最反直觉、也最得罪人的一句话。
社会由什么组成？他的回答是：沟通。不是人，是沟通。人在社会的“环境”里，不在社会里面。
一般人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是荒谬——没有人哪来的沟通？
他的回答是：沟通确实需要人，就像燃烧需要氧气。但燃烧不是氧气，燃烧是燃烧。
回到第一节那个会议纪要。会开完了，人走了，起作用的是纪要。纪要引出文件，文件引出决定，决定引出下一次会。这条链条上的每一环都是沟通引出沟通，人是这条链条路过的地方——必要，但不是链条本身。
再看工单。你那十分钟的讲述，进系统的时候变成一行字和一个类型标签。从此系统处理的是那行字，不是你的十分钟。
这一步走完，卷一那个“总归有一个人在场”的前提，被整个拿掉了。卷一结尾交办的第二个问题，在这里得到最彻底的回答。
这是他最好用的一件东西，而且完全可以当工具用。
每个系统只认它自己的那一组判据，而且只有两个值：
一个系统只能用它的开关来处理事情。它不是不想用别的，是它没有别的。
日常版本，一说就懂：
你觉得一件事“不公平”，你去法院。法院能处理的只有“合不合法”。不公平但合法的事，法院接不住——不是法官冷漠，是他手里只有那一个开关。
你觉得一项治疗“没必要”，医院能处理的是“有没有指征”。
你觉得一份工作“有意义”，公司能处理的是“产出多少”。
这不是冷漠，这是构造。
到这里必须停下来，因为这一步和第 7 章撞上了，而这是卷二最重要的一次对撞。
利奥塔看见同一件事——两边分属不同的语言游戏、没有共同的判据——他称之为一种伤害：有一类痛苦连同证明它的手段一起被拿走了。
卢曼看见同一件事，他称之为一种成就：正因为每个系统只认一个开关，现代社会才能处理这么复杂的事。
想一下如果不是这样会怎么样。如果法院判案的时候要同时考虑合法性、经济后果、科学真理、政治影响、人情道义、宗教诫命——它一个案子也判不完。系统之所以能运转，正是因为它把绝大多数东西当作和自己无关。
两个人说的都对。
本书不打算在这里和稀泥，要把位置说清楚：
问题不在这两种判断哪个对，问题在于——没有人去建那个可以在两套判据之间登记、申诉、回写的东西。
利奥塔看见了伤害，他的方案是作证，而作证没有受理方。 卢曼看见了成就，他的结论是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样子，无法也不必从外面改。
一个看见了病，没有开处方；一个说这不是病，不用开。
中间那个东西——一个记录“这次用的是哪个系统的开关、谁可以提出异议、异议记在哪儿”的装置——两个人都没造。
这就是这本书那三句话第一次以最尖锐的形式出现：它不是某一位哲学家的疏忽，它是两种正确判断之间的一个真空。
他的第三个核心说法：系统不能直接读取外面。
法律只能用法律来定义什么是法律。钱只能用钱来衡量钱。科学只能用科学的方法判断什么是科学的。
外面的事情不是不能进来，但它进来的时候必须被翻译成系统自己的语言。
日常版本：你给平台写了一封八百字的信，讲你的具体情况。系统把它归类成“工单类型：其他”。
不是它不想听，是它只能用自己的分类来接收。一个只有八个类目的系统，接收到的永远只有八种事。
这就是第 7 章那个“下拉菜单”的结构性解释。利奥塔说那是一次预先完成的裁决，卢曼说那是系统接收外界的唯一方式。又是同一件事的两种判断。
最后一步很重要，因为它是他对“冷酷”这个指责的回答，而且这个回答是认真的。
人在系统的环境里，不在系统里面。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把人排除了。
他的意思恰恰相反：正因为人在外面，人才没有被系统完全吸收。
一个人不等于他在公司里的岗位、不等于他在法律上的身份、不等于他的病历、不等于他的学籍、不等于他的信用分。这些东西合起来也不是他。人身上永远有系统装不下的部分，而这部分之所以安全，正是因为它在系统之外。
这个说法在今天有分量，比他写的时候更有分量。
还有一件他写过、而且对普通人特别有用的东西：信任。
他的问法很特别。他不问“什么样的人值得信任”，他问：为什么人非信任不可？
答案是：因为核查不起。
你坐进一辆网约车，你没有核查过司机的驾照、车的保养记录、这条路的路况、平台的审核流程。你要是每一样都核查，你今天哪儿也去不了。
你吃一口菜，你没有核查过这家店的进货渠道。你签一份合同，你没有逐条核查每一个引用的法条。你把孩子送进学校，你没有核查过每一个老师。
信任不是一种美德，是一个省事的装置。它的功能是让你不必核查就能行动。
这个说法带出两条很实用的推论。
推论一：信任被破坏的真正代价，是核查成本回来了。
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之后，人们不是“变得不信任”，是每个人都得重新自己核查——看配料表、查批号、找代购、只买某几个牌子。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时间，是天文数字。
所以“失信”的代价从来不是道德上的，是所有人的日子都变慢了。
推论二：一个系统如果让人不得不核查它，它就已经在垮了。
一个单位如果每份文件都要口头再确认一遍，一个平台如果每笔订单都要截图留证，一段关系如果每句话都要回想是不是有别的意思——这些都不是谨慎，是信任装置坏掉之后的应急措施，而且它们极其昂贵。
这条可以直接当体检表用：看一个组织健不健康，不看它开什么会，看它里面的人要为自保做多少额外的动作。
他拆出来的“主体”是一个全新的形态，本书要把它单独标出来：
人不是被造出来的，人是被排在外面的。
前面九位讲的都是人被什么东西造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被制度、被出身、被排斥、被重复、被描述、被符号。卢曼说的是另一回事：那些东西根本不造你，它们只是不处理你，它们处理的是你的编号、你的条目、你的状态。
一句话：系统没有把你变成什么，系统只是没有你这一栏。
那么系统之间怎么打交道？这一问他也答了，而且答案很实用。
它们不直接对话，它们互相当作对方的环境。
法律不懂经济，但它能感觉到经济的扰动，然后把那个扰动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一笔交易在经济系统里是"付不付钱"，进了法律系统就变成"合不合同"。同一件事，两套读法，互不通约，而两边都能接着跑。
他把这种关系叫结构耦合：两个系统长期互相当作环境，各自演化出适应对方扰动的结构，而谁也不能直接指挥谁。
日常版本一说就懂：
教育和就业互相耦合了几十年——学校按就业市场调专业，企业按学校的文凭筛人。而学校不能决定谁被录用，企业也不能决定学位怎么发。两边都在对着一个自己管不了的东西调整自己。
医疗和保险、法律和媒体、科研和拨款，全是这个结构。
这条推论对办事的人很有用：当你觉得两个部门"明明是一件事却怎么也对不上"的时候，多半不是谁在推诿，是两边各有一个开关，而中间没有翻译的位置。
而这本书要追的那件事正好落在这里：没有人负责做那个翻译，也没有地方记录翻译时丢掉了什么。
会议纪要：人散了，沟通在往下走。
工单号：你的十分钟变成一行字，从此系统处理的是那行字。
几个部门转过的文件：问“这是谁的决定”没有答案，因为真的没有那个人。
这条量具是全书到目前为止最实用的一条，而且它能直接减少很多痛苦：
当你觉得“没人听我说话”的时候，先分清两件事：是那个人不想听，还是这个系统只有那几个格子。
如果是后者，跟那个人发脾气毫无用处，而且不公平——他也被同一套格子困着，他只是系统唯一的那张人脸。
客服、窗口办事员、班主任、门诊医生、社区工作人员——他们挨骂，多半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是因为他们是一整套没有脸的东西唯一露出来的那张脸。
但这条量具还有下半句，否则它会变成替所有人开脱：
分清之后，要做的事不一样了。
如果是那个人不想听——那是人的问题，可以找他上级，可以换一个人，可以讲道理。
如果是系统只有那几个格子——那么唯一有用的动作有两个：要么把你的事翻译成那个开关能读的形式（这是妥协，但它是唯一能办成事的办法），要么去改那个格子表（这是另一件事，要长得多，而且需要第 7 章说的那种“造新格式”的工作）。
对着人脸发火，两件都不是。
第二件事怎么做，值得给三个实例，因为这是这一章唯一能立刻用上的东西。
孩子在学校被孤立。你去找老师，说“孩子很难过”。教育系统的开关是“及不及格、有没有违纪”，难过读不出来。翻译之后是：是否存在持续性的排挤行为、发生在哪些时段、有没有可核实的具体事件、班级管理上可以做什么调整。难过那一部分被丢掉了——你要记住它被丢掉了，回家由你来接。
一笔钱要不回来。你说“他不讲信用”。法律系统的开关是“合不合法、有没有证据”，不讲信用读不出来。翻译之后是：有没有书面约定、有没有转账记录、有没有聊天记录里的确认、诉讼时效还剩多久。被丢掉的是那份被辜负的感觉，法院不受理它。
身体不舒服，说不清。你说“我就是撑不住了”。医疗系统的开关是“有没有指征”。翻译之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情况下加重、睡眠和体重有没有变化、之前做过哪些检查。被丢掉的是那句“撑不住”里最要紧的部分。
三个例子有同一个做法：先翻译，把事办成；再把翻译时丢掉的那部分单独记下来，别让它跟着一起没了。
第二步常被忽略，而它其实更要紧。因为翻译做多了以后会发生一件事：人会开始以为自己要说的本来就是那个翻译版本。到那时候，第 7 章说的那种委屈就不只是没被受理，是连本人都忘了它存在过。
回到档案：档案是给系统看的。这就是为什么档案上的事那么难改——它不是写给你的，你不是它的读者，你只是它的对象。
第一句，谁签收？——零句。而且是全书最彻底的一个零。
他不是没写，他是论证了这一句问错了。
没有主体，没有行动者，没有中心。系统没有人可以签字。他甚至明确说过，“谁该负责”这种问法本身是旧欧洲的思维方式——它假设有一个中心、一个意志、一个可以追到底的人，而现代社会的构造里没有这种东西。
第一节那份转过几个部门的文件，就是这个零句的日常形态：问“这是谁的决定”，没有答案。
第二句，记在哪？——一句半。全书目前的最高分。
这是一个意外，要写清楚。
他整套理论就是关于系统如何记录自己的。法律系统靠判例和法条记住自己；经济系统靠账目和价格记住自己；科学系统靠出版物和引用记住自己；教育系统靠学籍和成绩记住自己。
一个系统如果不记录自己，它下一秒就不存在了——因为它没有办法知道上一步做到了哪里。登记面不是系统的附属品，登记面就是系统的存在方式。
这个洞见比第 6 章德里达那个“档案决定什么能成为过去”更进一步：德里达讲的是档案的权力，卢曼讲的是没有档案就没有系统。
而且——这是最要紧的一点——他不只是谈，他建了一个。
九万张卡片，编号、交叉索引、可增、可查、可追溯。这是一个真实运转了几十年的登记面，而且它的产出是七十本书。
全书二十位里，只有他一个人亲手造了一个登记面并且长期使用它。
为什么不给满分？因为他造的登记面是系统的，不是人的。他证明了系统必须记录自己，他从来没有问过：那个被排在外面的人，他的那一部分记在哪儿？一个人被系统处理了一遍，处理错了，那笔账记在哪张纸上？
他的答案会是：系统外面的事，不在社会理论的范围内。
第三句，错了怎么改？——半句。
系统有自我修正的能力：法律改法条，科学改理论，市场调价格。这是真的，而且是他理论的一部分。
但这个修正是系统内部的。人在外面，推不动。他明确反对“通过意志改造社会”这种想法——在他看来，想从外面设计和改造一个系统，是把复杂性想得太简单了，而这种想法本身造成了二十世纪最大的几场灾难。
这个警告有分量。但它的后果是：一个具体的人，被一套系统处理错了，他手里没有任何东西。
合计：两句。
这是第二位答满两句的。
预言一（能答上两句的不超过三位）的名额，用掉两个：第 5 章萨义德、第 10 章卢曼。还剩一个名额，后面十章。
这一笔要重点记，因为预言一第一次吃紧到只剩一格。而且要留意一件事：后面十章里还有拉图尔、哈金、利科——正是导论预判的那三位。如果那三位里有两位或三位够到两句，预言一就破了。
照实记，不调，结语算总账。
这是哈贝马斯那一路打了二十年的刀，而且它是认真的。
意思是：你把系统的运转描述成一个近乎自然的过程。如果一切都是系统的自我再生产，那么压迫、不义、苦难就都成了“系统的功能”。你的理论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它让一切现存的东西看起来都是必要的。
这一刀是实的。他的理论确实不提供任何改造的杠杆，而且他本人从不掩饰。
让完这一步，要说一句新话，而且这一句比表面看起来重。
先要分清描述和主张。他的回答是：你要改造，先得知道它怎么运转；用错误的图纸拆房子会死人。这个回答有分量，而且二十世纪确实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但本书要加的一句是：
问题不在他不给杠杆，在他论证了杠杆不可能存在。
这是比“不给”重得多的一件事。不给，别人还可以自己去找；论证了不可能，就等于关掉了别人找的路。
而这个论证是可以被检验的——它其实是一个可错的经验命题：从外部有意识的干预，无法改变一个功能系统的运转。
这三十年来，这个命题有大量的检验场：某些法律改革确实改变了经济系统的行为，某些技术监管确实改变了平台的运转方式，某些公共舆论确实改变了医疗系统的分诊规则。它们是不是“从外部”、是不是“有意识的”、改变有多深，都可以争论——但这是一个可以拿事实来争的问题，不是一个立场问题。
本书的处理是：把他的这条论断当作一个可错预言，而不是当作一个哲学结论。这是对他最大的尊重——他自己就是最坚持“理论要能被经验检验”的那种人。
第二刀更技术：你的理论无法被证伪，因为任何反例都可以被解释成“系统的又一次自我再生产”。一件事发生了，是系统的运作；没发生，也是系统的运作。
这一刀是实的，而且这是所有系统论的通病，和第 9 章那条“万能解释”是一个毛病。
让完这一步，再结算。
他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东西：他的理论有大量可操作的推论。
比如这一条：功能分化的系统之间无法直接翻译。
这条推论可以在任何一次跨部门协作的失败里被检验，而且检验起来很便宜：一次医教结合的项目、一次法律和技术的对接、一次财务和研发的扯皮——去看双方是不是在用两个不可通约的开关，去看那个最后被丢掉的东西是不是恰好是两套判据都读不出来的那一部分。
把他的宏大框架和他的具体推论分开——这是本书在第 9 章已经用过的办法，在这里同样管用。框架不可检验，推论很硬。
他去世二十多年后，他的卡片方法成了全世界知识工作者中流行的一种工具。大量的人在用它做笔记、写论文、做研究，围绕它出现了软件、书籍和社群。
这一笔是全书到目前为止最漂亮的一次回写，值得写透：
一个主张不是人在思考、而是系统在运作的人，留下来的最有生命力的遗产，是一个真实的系统——而且这个系统在他死后，继续被别的人用来生产思想。
他的理论被他自己的工具证明了。他说的那件事（沟通引出沟通，人是路过的地方），在他自己的卡片盒上完整地发生了一遍：他死了，那套方法还在引出新的思考。
而且要注意一件事：那个卡片盒是一个登记面。它有编号、有索引、可增、可查、可追溯。这恰恰是这本书一路在找而一路找不到的东西。
全书二十位里最会讲“没有人”的那一位，是唯一一个亲手把登记面造出来的人。这件事要留到结语。
他和哈贝马斯的论战，德国学界打了二十年，分成两边。
结果是：两个人都成了经典，各自有大量的追随者和研究文献。
而现实中的官僚系统，按卢曼描述的方式继续运转，不理会任何一边。
这一笔要写得克制，因为它容易被写成廉价的讽刺。要记的只有一件事：这场论战的胜负，从来不在论证里，在于哪一边的描述更能预测实际发生的事。这一点两边都没有正面比过。
从 1984 年到去世，他一直坚持“社会不由人组成”这句话，从未软化。
这句话给他带来了几十年的指责：冷酷、非人道、技术官僚、为现状辩护。
他一次也没有往回退。他的理由始终一致：把人放进社会内部，看起来很人道，实际上会让你看不清社会是怎么运转的；而看不清的后果，最后落在人身上。
这条坚持和前面那五次拒绝不同。那五位拒绝的是给出方案，他不拒绝——他给了大量非常具体的描述和推论。他拒绝的是一个安慰人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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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交完，把读数摆出来，等后三章补齐再做卷末总账。
三句话的四个读数：利奥塔 1 句半、鲍德里亚半句以内（全书最低）、詹明信 1 句半、卢曼 2 句（记在哪 1 句半，全书最高）。
预言一：名额用掉两个（萨义德、卢曼），还剩一个，后面十章。要留意后面还有拉图尔、哈金、利科三位——正是导论预判的那三位。预言一很可能在卷三被打破。照实记，不调。
预言二：导论说卷二塌在“还能不能动”。四章实测的塌点是——利奥塔“谁签收”半句、鲍德里亚“谁签收”零句、詹明信“谁签收”零到半句、卢曼“谁签收”零句。
四章里有四章塌在“谁签收”。这和预言二说的位置不符，和我在卷一末尾写下的预感相符。预言二在卷二前四章已经判负，照登。
为什么会这样，现在可以说清楚了：卷二这四位拆的都是“没有外面的那锅汤”。而一旦一个解释走到“这是整个系统/整个时代/整套符号在运转”这一层，具体的人就必然从画面里退出去——不是他们忘了写，是那个解释层里没有人的位置。
这正是卷一末尾那条并账的升级版：卷一说“拆得越深，付账的人越看不见”；卷二说得更硬——拆到系统这一层，连付账的人是谁这个问题都提不出来了。
第 11 章吉登斯起，画面里会重新出现一个人：他每天起床，要把“我是谁”这件事再做一遍。
第一件：当你觉得没人听你说话，先分清是那个人不听，还是这个系统只有那几个格子。对着系统唯一的那张人脸发火，既没用，也不公平。分清之后再决定：翻译，还是去改格子表。
第二件：每个行当只认一个开关。合不合法、付不付钱、真不真、及不及格、有没有指征。你要办成一件事，先弄清楚你在跟哪个开关打交道，然后把你的事翻译成它能读的形式。这是妥协——但要记住翻译时丢掉的那部分，那就是第 7 章说的那种委屈，它没有消失，它只是没有栏目。
第三件：一个组织的记录方式，就是它的存在方式。想知道一个单位真正在乎什么，别看它的口号和标语，看它记什么、不记什么。凡是不被记录的，就是不存在的；凡是被认真记录的，就是它真正的判据。
这条还有一个更锋利的用法：看一个组织在改什么，别看它宣布的改革，看它改了哪张表。
口号可以换，会议可以开，文件可以发，而只要考核表那一栏没动，一切照旧——因为系统认的是那一栏。
反过来，一张表上悄悄加了一个字段、改了一个权重、去掉了一项统计，往往比任何一次动员都改变得更多，尽管它从来不会被当成一件大事。
第一步：想一件你最近没办成的事。找工作、报销、投诉、申请、给孩子转学、看一个说不清的病，都行。
第二步，问三个问题：
第三步：如果不能，做两件事。
一是试着翻译：把你的诉求改写成那个开关能读的形式。 二是写下翻译时丢掉的那部分。
第二件比第一件更重要。那被丢掉的部分不是多余的情绪，它是你这件事里最真的那一块。把它写下来，它至少在你自己这儿有了一个登记面。
这本书能给的，暂时就到这一步。
卢曼是这本书里唯一一个不但讲清楚了登记面、而且亲手造了一个并用它写完七十本书的人——这是“记在哪”这一句在全书的最高分。但他同时论证了没有人可以签字、也没有人能从外面动它，于是他把三句话里的一句答满，另外两句关上了门。
生平事实（1927 年生于吕讷堡、1944 年被征为防空助手、战争结束时被美军俘虏、学法律、在下萨克森州行政部门工作约十年、1960—61 年赴哈佛访学、1968 年起任教于比勒费尔德大学、1984 年与 1997 年的两部主要著作、1971 年前后与哈贝马斯的论战、1998 年去世、一生累积约九万张卡片）为公开可核。他就任时那份“三十年、无费用”研究计划的说法广为流传，细节版本不一，本书按流传说法记录并标注。“同一批公务员办同一套手续”为其本人多次讲述的战后印象。“他的理论是一个公务员的回答”是照 SDE 的看法所做的解读，不是史实陈述。本章引号只用于三种情形：日常口语的举例、对某一立场的转述、以及本书自拟的判据句。全章没有一处是对原著文字的复述，人物的说法一律转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