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谁握住了哪一面》的分工：那本书写的是哈拉维今天的思想——与麻烦共处、伴生物种、在受损的星球上活下去。这一章写的是 1985 年那篇关于赛博格的文章，和 1988 年那篇讲情境知识的论文，写它们当年在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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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醒来，第一个动作是摸手机。
你记不住任何一个电话号码，包括你自己天天用的那个。你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靠导航，导航一坏你就不认路。你明天几点有事，存在云上。你昨晚睡得好不好，由手环告诉你。你要想一件事，先搜一下。
现在问一句：如果把手机拿走，剩下的那个东西，还是不是“你”？
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当然是啊，手机只是个工具。
那么接着问：
一个戴眼镜的人，眼镜是不是他的一部分？ 一个用助听器的人呢？ 一个装了心脏起搏器的人呢？ 一个靠胰岛素泵活着的人呢？ 一个打过疫苗的人呢——他的免疫系统已经被技术改写过了。 一个吃避孕药的人呢——她的生育被技术调节着。
从哪一条线开始，工具变成了身体？
认真找一下，你会发现这条线画不出来。眼镜和起搏器之间没有断口，起搏器和胰岛素泵之间没有断口，疫苗和手机之间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它是一个连续的谱。
1985 年，哈拉维写了一篇文章，说的就是这件事：这条线本来就不存在，而且从来没有存在过。
卷一讲人被造，卷二讲人被泡，这两卷都还假定有一个“人”在那儿，被别的东西作用。
卷三从这一章开始拆掉这个假定：人从来不是先完整了、再去用东西的。
顺便记档案。这一章档案又要变一次形。
卷一的档案是别人替你填的，卷二的档案是你自己天天在更新的。这一章的档案有一部分谁也没在填——它是设备自动上传的：步数、心率、睡眠、位置、屏幕使用时间、打字速度。
这部分档案是人和机器一起写的，而且分不清哪一笔是谁写的。
唐娜·哈拉维 1944 年生于美国丹佛，天主教家庭，父亲是写棒球的体育记者。
她本科在科罗拉多学院同时读了三个方向：动物学、哲学、文学。这个组合很怪，而且决定了她一辈子的工作。之后她拿富布赖特奖学金去巴黎学进化哲学，回美国在耶鲁拿生物学博士。
那一刀落在她的博士论文上。
她的论文研究的是：发育生物学里的那些比喻。
生物学家研究胚胎怎么长成一个生物体，他们用的词是“蓝图”“程序”“信息”“指令”“组织者”。这些词不是装饰，它们是干活的——用哪个比喻，决定了你会提出什么问题、设计什么实验、看见什么、看不见什么。
一个受过严格生物学训练的人，在自己的专业里发现：科学的核心工作之一，是使用比喻。
这一刀落在科学和语言的交叉处，而且它给了她一个别人没有的位置：
她不是从外面批评科学的哲学家，她是科学里面的人。她懂实验，懂分类，懂论文怎么写、怎么审、怎么被引用。
这一点必须说清楚，因为它是这一章后面高分的来源，也是她和卷一卷二很多人的根本差别：她批评科学的时候，说的是内行话。
其余按时间：1970 年代她在夏威夷大学、约翰霍普金斯教科学史。1980 年起到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一个叫“意识史”的系任教——那是一个极不寻常的系，几乎没有学科边界。
1985 年那篇关于赛博格的文章。1988 年那篇讲情境知识的论文——本书认为那一篇比宣言更重要，第四节第五步要展开。1989 年她出了一本厚书，研究灵长类学这门学科是怎么把当时关于种族和性别的观念写进关于猴子的“客观研究”里的。
2003 年她写了一篇关于狗的宣言，2016 年那本讲“与麻烦共处”的书。截至本书写作时她仍在世。
第一块土：军事、工业、信息的合流。
1980 年代初，她注意到一件很少有人注意的事：军事技术、医疗技术、通信技术，在用同一套语言。
控制、信息、编码、反馈、系统、指令、界面。一个导弹制导系统、一台核磁共振、一个电话网络、一个基因序列——在这套语言里，它们是同一类东西。
这不是巧合。控制论就是从战时的火控问题里长出来的，然后它被用到了生物学、心理学、管理学和经济学上。
一旦“信息”成了描述一切的词，生物和机器的区别就开始模糊了。这是她那篇文章的技术底座。
第二块土：两边都在用“自然”。
1980 年代的美国，有两种人在用“自然”这个词，方向相反，结构相同。
一边说：男女有别是自然的，家庭结构是自然的，所以不要乱动。
另一边（当时一部分女性主义）说：女性更接近自然、更接近大地、更重生命，而男性代表技术和破坏。
她两边都反对，而且理由是同一个：两边都需要一个纯洁的本源，然后拿那个本源来管人。
第三块土：女性主义内部的战争。
和第 4 章是同一块土：“女人”这个词到底包括谁。她的回答和巴特勒不同——巴特勒拆这个范畴，她换一个组织方式（第四节第四步）。
第四块土：里根时代。
左翼在挨打，而且在内部互相指责。她那篇文章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动机：她是写给左翼看的，她在说——你们要求纯洁性的那套做法，正在让你们组织不起来。
先把词正过来。
赛博格这个词的原意是“控制论有机体”，指的是任何一个由生物部分和机器部分共同构成、靠信息回路运转的系统。
它不是电影里那种半人半铁的形象。它是：
戴眼镜的人。装了心脏起搏器的人。靠胰岛素泵的人。装了人工关节的人。打过疫苗的人。吃避孕药的人。戴助听器的人。以及每一个把记忆和方向感存在手机里的人。
她的判断是：
我们早就是了。不是将来会变成，是已经是，而且已经是很久了。
那篇文章的骨架，是三条她认为已经塌掉的界线。
第一条：人和动物。这条线是进化生物学自己拆的。语言、工具、情感、文化、自我意识——每一样被拿来当作人的专属特征的东西，后来都在别的动物身上找到了不同程度的版本。
第二条：有机体和机器。这条是控制论和医学拆的。一颗人工心脏瓣膜是机器还是身体？一段被编辑过的基因呢？
第三条：物理的和非物理的。电子设备越来越小、越来越便宜、越来越看不见。她在 1985 年就指出一件后来越来越明显的事：最有力的那些机器已经不像机器了。它们是信号、是软件、是一块玻璃。
这三条界线说出来很爽，而爽的说法最容易被用歪。她自己在文章里做过一些防范，本书把它们拎清楚。
误读一：“既然界线不存在，那就无所谓了。”
不对。界线不存在，不等于差别不存在。
一副眼镜和一个算法派单系统都在界线的同一侧，而它们对一个人的意义差了十万八千里。取消界线是为了不再用“这是人／这是机器”来分类，然后好好去看每一个具体的接合。它取消的是一个偷懒的分法，不是判断本身。
误读二：“人和动物没有界线，所以人没什么特别。”
她要说的是另一回事：把人的特别之处建立在“和动物划清界线”上，是一个很脆的做法。因为每划一条，科学就会推倒一条——工具、语言、情感、自我意识，一条一条都被推过。
一个需要靠不断划界来维持的特别，本来就不牢。而她的方案是别靠划界：人的特别之处在于这个接合体能做什么，不在于它不是什么。
误读三：“机器也有生命／机器也是人。”
她从来没说过这句话。她说的是这条界线不能用来做道德分配——不能说“因为它是机器所以它无所谓，因为它是人所以它要紧”。
具体的分配要靠具体的判断：谁会疼、谁承担后果、谁没有退路。而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按“人／机器”这条线分布的——一个被算法派单的人和那套算法，在这条线的两边，而承担后果的是前者。
三个误读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想从“界线不存在”这一句里，直接推出一个省事的结论。
而她那篇文章的全部意思是：界线没了，判断的活才刚开始。
这一步是她最反常的一步，也是她和卷一卷二所有人最大的区别。
前十三章的人，发现“人被拆开了”之后，语气都是哀悼或者警告。鲍曼哀悼归属，詹明信哀悼感受能力，德勒兹哀悼抵抗方式。
她不哀悼。她说这是好消息。
理由是这样的：赛博格没有起源故事。它没有伊甸园，没有失乐园，没有一个纯洁的本来状态可以回去。
而这恰恰是它的解放之处：
所有要求人们“回到本来的样子”的政治，都需要一个纯洁的起源。
回到传统的性别角色。回到自然的生活方式。回到纯正的血统。回到真正的男人和真正的女人。回到那个没有被污染的从前。
没有起源，就没有人能以“恢复本来面目”的名义来管你。
这一条和第 4 章巴特勒那句“没有原件”是同一件事的两种说法。巴特勒是从性别那边走到这个结论的，哈拉维是从生物学那边走到的。两条路，同一个地方。
由此出来一个组织上的主张，而且它正好回答了第 4 章那条最重的反驳。
第 4 章的反驳是：你把“女人”这个范畴拆了，那还怎么组织起来争取权利？谁去争？以谁的名义？
哈拉维的回答是：结盟不要建立在“我们本来是一类人”上，建立在“我们要一起做什么”上。
一个靠血缘、靠身份、靠“我们是同一种人”结成的联盟，好处是牢，坏处是它每次都要确定谁在里面谁在外面，而确定的过程一定会伤人。
一个靠共同处境和共同任务结成的联盟，成本更高、更松散、更要不断重谈，但它不需要先审查每个人的身份。
这是本书那条“带期限的我们”的第三次出现（第 4 章、第 7 章各一次）。三章各自独立走到这里，说明它是一个真实的位置。
1988 年那篇论文，在本书的口径里比 1985 年那篇宣言重要得多，要慢慢讲。
她面对的是当时两个针锋相对的立场：
立场一：客观性就是从无处看。科学的理想是一个没有身体、没有位置、没有利益的观察者。这个视角不属于任何人，所以它是中立的。
立场二：一切都是建构的，所以没有客观性。所有的知识都是某个群体的说法，谁也不比谁更真。
她说了一句很狠的话：这两个是同一个毛病。
为什么？因为两个都拒绝为自己的位置负责。
第一个声称自己没有位置（上帝视角）。第二个声称哪里都一样、所以位置无所谓（相对主义）。两个都做到了同一件事：不用说自己站在哪儿。
她的方案是情境知识：
所有的知识都是从某个具体的位置看到的。而正因为它有位置，它才可以被追责、被比对、被修正。
然后是那句要写进本书正文的话：
客观性不是没有位置，是把位置说清楚。
日常版本极好懂：
一份检测报告上要写明：谁做的、用什么仪器、什么条件下、方法是什么、误差是多少、样本怎么取的。
这些东西不是给这份报告打折扣，这些恰恰是它可信的原因。
一份不写这些的报告，才是可疑的。一句“经权威机构检测合格”，比一份写满参数和误差的报告更不可信——因为它没法被核。
这一条是全书的金子。它是那三句话里第一句（谁签收）的科学版本，而且它比第 5 章萨义德的“位置性”更进一步：
萨义德说，说话的人应该署名，这是诚实。 哈拉维说，署名是客观性的条件，不署名的说法根本不够格被检验。
从“应该”变成了“必须”，从道德要求变成了技术要求。
这一步要多说几句，因为它是全书唯一一次有人正面破了一个困住了这批人几十年的死结。
从第 1 章起，本书反复记录同一个指控：你说一切标准都是造出来的，那你凭什么批判？
哈贝马斯这样问福柯。历史学家这样问萨义德。分析哲学家这样问德里达。科学家这样问整个这一路。而被问的人的回答，多半是绕开或者拒绝回答。
哈拉维的回答是这本书里唯一一个正面的、可操作的：
造出来的东西照样可以被核，只要它交代了自己是怎么造的。
这就是为什么一份写满仪器型号、采样方法、置信区间和已知局限的报告，比一句“权威检测合格”更可信。前者交代了自己的建造过程，所以它可以被复核、被挑错、被改进。后者什么也没交代，所以它只能被相信或者不信。
由此得到一条判据，而且它比“客观还是主观”这个老问题有用得多：
不要问一个说法是不是客观的，问它有没有交代自己是怎么来的。
交代了，它就进入了可以被检验的范围——哪怕它最后被证明是错的，它也是有用的，因为错在哪儿是可查的。 没交代，它就在检验的范围之外——哪怕它碰巧是对的，你也没有办法知道。
这一条是第 1 章那句话（批判不需要一把来自天上的尺子，需要一把有校准记录的尺子）在全书的第一次正面兑现。那句话是本书在第 1 章顶住战里挣出来的，走了十三章，终于在这一章找到了一个真正提出它的人。
她拆出来的“主体”是这样一个东西：
一个由生物、机器、他人和工具共同构成的接合体，而且这个接合是可以被重新连接的。
这句话最后半句是关键，它是她和前十三位的分水岭。
前十三位拆完之后，语气是“看清楚了，但动不了”。她拆完之后的语气是：既然本来就没有纯洁的本源，那就看怎么接得更好。
她是全书第一个把“被拆开”当成机会而不是损失的人。
她不哀悼这件事，值得再说一层，因为它不只是语气的差别。
哀悼的姿态里藏着一个前提：曾经有过一个完整的、没被侵入的东西。
一个哀悼归属的人，心里有一个从前的共同体；一个哀悼感受能力的人，心里有一个从前更深的感情；一个哀悼抵抗的人，心里有一个从前有效的斗争方式。
这些从前多半是修过的。那个共同体同时困死过很多人，那种深情有它自己的压迫，那种斗争方式对当时的很多人也不管用。
哈拉维那一步的狠处在于：她连那个从前一起拆掉了。
没有起源，就没有从前；没有从前，哀悼就没有对象；而哀悼一旦没有对象，剩下的只有一件事可做——看眼下这个接合怎么接得更好一点。
这是一种很难学、但学会了极省力的姿态。
它在日常里的样子是：不去想"要是当初没有手机就好了""要是那个行业没有消失就好了""要是还像从前那样就好了"——因为那个从前不会回来，而且它当年也没有那么好。
剩下的问题永远只有第六节那三问：我看得见吗，我断得开吗，断了谁付账。
手机。问题不是“工具和身体的界线在哪儿”，是那条线根本不存在。
眼镜、起搏器、胰岛素泵、疫苗。一条连续的谱，不是两类东西。
但这里必须替她补一条，而且这一条是本章的重点。
她说“我们早就是赛博格”是对的，但接得好不好，差别极大，而她 1985 年没写这一层。
一个能自己选择、能查看、能随时断开的接合，和一个不能的，完全是两回事：
三个都是接合，性质完全不同。
本书替她补上的那条，是一个三问：
看一个接合——你和一个设备、一个系统、一个平台的连接——问三件事：
三问都能答，那是义肢。三问都不能答，那是义务。
中间还有一大片，值得提前说：绝大多数接合是"两问能答，一问不能"。
能看见、能断开，而断开的代价全由你承担——大部分工作上的系统属于这一类。 能看见、代价也不大，就是断不开——很多公共服务属于这一类。 断得开、代价也小，就是看不见它在做什么——大部分消费类应用属于这一类。
三问都满分的接合极少，三问都零分的也不算最多。
所以这三问的日常用法不是判决，是定位：先看清楚缺的是哪一问，再决定要不要为那一问花力气——争取看见、争取一个断开的口子、或者争取把代价挪一部分出去。
义肢是帮你的，它扩展你能做的事，而且你说了算。 义务是绑你的，它扩展的是别人能对你做的事，而且你说了不算。
拿这三问去量几样今天的东西：
回到档案：那部分设备自动上传的记录，正是接合的档案形态。拿三问去量它：我能不能看见它记了什么？能不能让它停？停了我会损失什么？
在进第七节之前，把这三问再往实里推一步，因为它是这一章唯一需要读者带走的东西。
三问的真正用处，不在于让你断开什么，在于让你看清自己正在付什么。很多接合是断不了的——工作要用的系统，看病要用的记录，出行要用的凭证。断不了不等于不该看清。
四个今天最常见的场景，各答一遍：
工作用的即时通讯软件。能看见吗？能看见消息，看不见“已读回执”“在线状态”“响应时长”被谁看了。能断开吗？理论上能，实际上不能。断开代价谁担？你。→ 义务，而且是隐蔽的那一种。
家里的智能摄像头。能看见吗？能（你自己装的）。能断开吗？能（拔电）。代价谁担？你自己的安全感。→ 义肢。但要注意：如果它对着的是保姆、老人或者孩子，那对他们来说，同一个设备是义务。同一个东西对不同的人性质不同，这一点三问能量出来。
健康档案。能看见吗？部分能。能断开吗？不能，也不该断——你希望医生看得到。代价谁担？如果它泄露，你承担。→ 该是义肢，实际取决于第三问的答案由谁兜底。
孩子学校的学习平台。能看见吗？家长能看见成绩，看不见评级逻辑。能断开吗？不能。代价谁担？孩子。→ 义务，而且承担代价的人和做决定的人不是同一个。
最后这一条值得单独记：最难办的接合，是“做决定的人”和“承担代价的人”不是同一个人的那种。三问在这种情况下要问两遍，一遍替自己问，一遍替那个承担代价的人问。
第一句，谁签收？——一句半。
情境知识就是这一句的正面回答，而且是全书最深的一次。
她做了一件别人没做的事：她把“说话的人必须署名”从一个道德要求，变成了一个技术要求。不署名的说法，不是不诚实，是不够格被检验——因为你没法核一个来自无处的说法。
而且她自己执行。她所有的书都交代自己的位置：她是谁、受过什么训练、站在哪一边、这本书是在什么条件下写的。
为什么不满分？因为她讲的是知识生产者的署名，没有讲被知识处理的那个人的承接位。
一份情境知识告诉我它是谁在什么条件下做的，很好。但如果这份知识被用来处理我——把我归类、给我评分、决定我的待遇——我在哪儿签字？我的位置记在哪儿？这一层她没有。
第二句，记在哪？——半句。
她极重视“谁在场”“留下了什么痕迹”“这个说法经过了哪些手”。这是登记面的意识。
但她没有造一个，也没有提出该造什么样的。
第三句，错了怎么改？——一句。
情境知识里内置了一个修改口，而且是可操作的：因为每一份知识都标明了自己的位置，所以它可以被另一个位置的知识对照、补充、修正。
这不是一句漂亮话。它是实验报告、同行评议、复现研究、误差分析这一整套东西的哲学表述——标明位置，正是为了让别人能来核你。
而且她后来三十年的工作（狗、伴生物种、与麻烦共处）全是在演示同一个动作：不断地重新接合。不追求一个终局的正确，追求接得更好一点，然后接着改。
合计：两句半。与第 11 章吉登斯并列，到此为止全书最高。
这是第五位答满两句的。
名单：萨义德、卢曼、吉登斯、鲍曼、哈拉维。
五位全部在预判名单之外。预言一（不超过三位）在第 12 章已经判负，这里只是把判负的幅度再扩大一次。
而预判的三位，从下一章开始出场。
这一刀很实：你把赛博格当成一个解放的形象，可它的实际出身是冷战军工——它是为了让飞行员在极端环境下工作而设想出来的。
而且看看今天真实的“人机接合”是什么：穿戴式监控、算法派单、生物识别打卡、工位摄像头、语音质检。这些全是赛博格，没有一样是解放的。
你把一个工业和军事的产物审美化了。
这一刀是实的。她在文章里确实承认过赛博格是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生子——但承认出身不等于处理了它。
让完这一步，要说一句新话。
本书在第六节替她补的那个三问，就是处理这件事的最低配置：
一个接合是不是解放的，不取决于它的出身，取决于那三问答不答得上来。
眼镜的出身也不高尚（它最早服务于抄写和贸易），但它是义肢，因为三问都能答。算法派单的出身是效率优化，它是义务，因为三问都答不上来。
出身决定不了性质，接法决定性质。这一句和第 5 章那条（用对方的工具不丢人，问题在有没有校准的地方）是同一条线，第三次出现。
第二刀：你的宣言用了大量的反讽、拼贴、故意的含混。你说这是为了防止被收编，结果是它可以被任何人拿去用——科技公司拿它讲人机共生，加速主义拿它讲超越人类，而你说这不是你的意思。
这一刀是实的，而且这是卷一那个模式的第十二次。
让完这一步，再结算一句。
但她比这本书里任何人都更早地给自己留了一条防线，而且这条防线很少被注意：
情境知识这条规矩，要求每一个使用者也标明自己的位置。
一个拿她的话去卖增强现实眼镜的公司，按她的规矩必须先说清楚：我们是谁，谁出的钱，谁受益，我们希望你相信什么。
这条防线当然拦不住任何人——没有强制力，没有仲裁，没有后果。
但它至少是一条可以被援引的规矩。全书二十位里，只有她留下了这样一条。
其余十九位留下的是概念，而概念是可以被直接拿走的；她留下的是一条使用条件。
这个词进了流行文化、时尚、游戏、美术，成了一个视觉形象：金属义肢、发光的眼睛、半机械的脸。
这个形象和她的论点几乎无关——她说的是戴眼镜的人和打过疫苗的人，不是金属义肢。
流行文化取走的恰恰是她要拆的那个东西：一个“人和机器有明显分界”的画面。
第十二次。
这是最重的一笔。
她 1985 年设想的是：既然界线不存在，那就可以重新连接，可以按别的方式接，可以接出更自由的组合。
三十年过去，真实的人机接合大规模到来了，而且是以她最不希望的形式：穿戴监控、算法派单、生物识别、全程留痕、AI 助理替你处理你没时间处理的事然后顺便记录你的一切。
她 2016 年那本书的语气，比 1985 年沉重得多。她不再谈解放，她谈的是怎么在一个已经受损的世界上活下去，并且承担责任。
世界写回她一笔：你说对了我们会接在一起，你没说对接法由谁决定。
这一笔要如实记，而且它正好证明了本书替她补的那个三问是必要的：她那篇文章缺的不是想象力，是那三个问题。
她一生拒绝在“技术乐观”和“技术悲观”之间站队。
技术乐观的人说她太悲观（她讲监控、讲军工、讲损害），技术悲观的人说她太乐观（她拒绝谴责技术本身、拒绝呼吁回到自然）。两边都骂她。
她一次也没有改口。她的立场始终是同一句：
问题不是要不要技术，问题是这个接合由谁设计、谁受益、谁能断开。
到今天没变。
而这句话，本身就是那三问的原型。
第一件：工具和身体之间没有一条线，只有一个连续的谱。所以问题不是“该不该用”，是接得好不好。一个人为用不用手机而自责，多半是问错了问题。
第二件：判断一个接合的三问。我能不能看见它在做什么？我能不能断开？断开的代价由谁承担？三问都能答，那是义肢；三问都不能答，那是义务。这是这一章最该带走的东西。
第三件：客观性不是没有位置，是把位置说清楚。一份交代了谁做的、什么条件、误差多少的报告，比一句“权威检测合格”可信得多。凡是不肯说自己站在哪儿的说法，都不够格被检验。
第一步：选一个你每天都在用、而且离不开的系统。手机上某个应用、公司的某个系统、一个平台、一个设备，都行。选那个你最离不开的。
第二步，对它问三个问题，把答案写下来：
第三步：第三问答出来之后，再多想一分钟。
如果答案是“全部由我承担”，那么这不是一个工具，这是一段你单方面出资维护的关系。
知道这一点不一定能让你断开——很多这样的接合是断不了的。但它至少让你知道自己在付什么。
哈拉维是这本书里唯一一个把“被拆开”当成机会而不是损失的人，也是唯一一个把“署名”从诚实的姿态提升为客观性的条件的人——这是“谁签收”这一句最深的一次回答。但她讲的是生产知识的人要署名，没有讲被这些知识处理的那个人，他的承接位在哪儿。
生平事实（1944 年生于丹佛、父亲为体育记者、本科兼修动物学与哲学文学、赴巴黎进修、耶鲁生物学博士、博士研究涉及发育生物学中的隐喻、1970 年代任教于夏威夷大学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80 年起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意识史系、1985 年关于赛博格的文章、1988 年关于情境知识的论文、1989 年关于灵长类学的著作、2003 年与 2016 年的两部后期著作）为公开可核。截至本书写作时其在世状态，请使用者再核一次。第六节那个“三问”是本书替她补的，不是她的原话，已在正文标明。“一个生物学家在专业内部发现科学在用比喻”是照 SDE 的看法所做的解读，不是史实陈述。本章引号只用于三种情形：日常口语的举例、对某一立场的转述、以及本书自拟的判据句。全章没有一处是对原著文字的复述，人物的说法一律转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