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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第 1 章提过一次，现在要正面讲。
手机丢了。
电话号码一个也想不起来，包括你妈的。去一个不熟的地方不知道怎么走。约了人不知道是几点、在哪家店。付不了钱。照片没了——那几年就等于没了，因为你对那几年的记忆，有一大半是靠那些照片维持的。
那一天你不是“少了一件东西”。你是少了一部分自己。
再看两个。
你想一件事想不起来。一个人名、一个年份、一句词。你的第一反应是去搜。搜到了，你说：“哦对，想起来了。”
但你不是想起来的，你是查到的。而这两件事在你的感觉里已经分不清了——那一刻的体验和真正的回忆几乎一模一样。
一个老师傅带徒弟。那套手艺不在任何一本书里。它在他的手上，在那把用了三十年、被磨出形状的工具上，在那个车间的布置里，在“东西放在哪儿”这件事里。
老师傅退休，工具换成新的，车间重新装修。
手艺不是被遗忘了，是它的存放处没有了。
这一章讲一件所有人每天都在做、却从来不认为是“记忆”的事：
把记忆放在身体外面。
上一章讲分类会回头改人。这一章往前一步：不只是分类，你赖以成为你自己的那些东西，本来就大部分不在你身上。
顺便记档案。这本书一路讲的档案，从这一章起要换一个说法。
档案不是“关于你的记录”。档案是你的一部分，而且是放在别人手里的那一部分。
贝尔纳·斯蒂格勒 1952 年生在巴黎近郊。
1970 年代他做过不少事：加入过法共，开过一家爵士酒吧，经营不善。
1978 年到 1983 年，他因持械抢劫银行服刑五年。
这是他一生最广为人知的一件事，而且是他本人公开写过、讲过、并且当作自己哲学的起点来讲的事。本书如实记录，不猎奇，也不回避。
那五年发生了这一章的全部。
在狱中，他开始自学哲学。他后来写过一本小书讲这段经历：在一个被剥夺了几乎一切的处境里——没有自由，没有选择，没有日常生活，时间被完全规定——他发现了一件事：
一个人可以通过阅读和写作，重新构造自己。
他在狱中通过通信得到了德里达的指导。出狱后，他成了德里达的学生。
那一刀落在这里，而且落得比这本书里任何一刀都直接：
一个被关起来、身上什么也没有的人，靠身体外面的东西——书、纸、笔、寄出去和收回来的信——重新造了一个自己。
这就是他一生论点的来处：
人不是靠内在成为人的。人靠外面的东西成为人。
他不是推理出来的。他经历过。
这件事对整本书有两个用处，要在这里先说，后面第八节还要用。
第一个用处：它是全书唯一一次“人造机制”的第一人称证据。
前十六位讲人是被造的，讲的都是别人：被出身造的人、被话语造的人、被重复造的人、被分类造的人。斯蒂格勒讲的是自己，而且讲的是相反的方向——他自己动手造了自己。
这一点和卷一那些人的差别很大。卷一拆完之后的语气是“看清楚了，但动不了”。他的语气是“我动过，我知道动的时候需要什么”。
第二个用处，而且更要紧：他的经历同时是一份条件清单。
他在狱中有四样东西：大块的、不被打断的时间；强制的隔绝；材料（书、纸、笔）；一个指点他的人（德里达的通信）。
四样齐了，一个人可以重新造自己。
而这四样是以自由为代价换来的——这是第八节那一刀的全部力量，也是这一章最诚实的地方：他证明了重造自己可能，同时证明了它有多贵。
这一刀落在“外置”这一层，而且它解释了他后来所有工作的急迫感：他知道那些外面的东西有多重要，因为他曾经只剩下那些。
其余按时间：1993 年博士毕业，导师德里达。1994 年那部多卷著作的第一卷出版，是这一章的正主。
然后是一件很少被强调、但本书认为极重要的事：他一直在做和记忆技术有关的机构工作。他先后任职于法国国家视听研究所（做影音档案和数字化）、一家音乐声学研究机构，2006 到 2010 年任蓬皮杜中心文化发展部主任。2005 年他创办了一个政治哲学团体，2010 年创办了一个研究所，做数字工具和社区项目。
他不只是写记忆，他管过真实的记忆库。这一点在第七节要算分。
2020 年去世。
第一块土：他的一生正好跨过整个数字化转变。
从胶片到文件，从磁带到硬盘，从图书馆到搜索引擎，从相册到云。而且他职业生涯的一大半，就在做这个转变的具体工作——他亲手处理过大规模的档案数字化。
第二块土：德里达的书写。
第 6 章讲过：一个记号要能用，必须能脱离出处、能被重复、能在作者不在场时起作用。
斯蒂格勒把这一条从文本推到了全部技术：痕迹不只是文字，是所有把东西留在身体外面的做法——刻痕、绳结、地图、账本、照片、录音、硬盘。
第三块土：一个关于时间意识的区分。
胡塞尔区分过两种记忆：你听一段旋律，刚过去的那几个音还留在当下的意识里（这是一种），而昨天听过的那段旋律需要被回想起来（这是另一种）。
斯蒂格勒加了第三种：录下来的、写下来的、拍下来的那些东西。
这第三种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包含大量你根本没有经历过的东西，而它照样构成你的记忆。
日常版本，一想就懂：
第四块土：文化工业。
他接法兰克福学派那条线，但他的版本更具体也更狠：记忆的外置物被工业化生产，并且被私人占有。这是第四节第三步。
他用了一个古希腊神话：给动物分配天赋的时候，那位负责分配的神把好东西发完了——速度、爪牙、皮毛、翅膀——轮到人，什么也没剩下。于是普罗米修斯去偷了火和技艺给人。
他的读法是：这个神话说的是，人的本质就是没有本质。人靠外面的东西补上那个缺口。
由此是他最反直觉的一个论点：
技术不是人发明出来的工具。技术和人是同时诞生的。
不是“先有人，然后人发明了工具”。一个没有工具的人，不是“还没有工具的人”，他根本不是人。石器和人类是一起出现的，语言和人类是一起出现的。
上面第三块土已经讲了这个区分。这里要把推论说死：
你的记忆，有一大部分从来不在你的身体里。
从绳结、刻痕、账本、地图、文字、印刷、照片、录音、录像，到硬盘和云。
每一次记忆技术的改变，都改变了人是什么样的人。
能写字的社会和不能写字的社会，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不是聪明程度不一样，是能做的事不一样：能写字，才能做长账、能立法、能积累几百年的记录。
这是他最政治的一步，也是这本书要重点用的一步。
在过去，记忆的外置物大体是个人的或者公共的。
你的日记是你的。村里的族谱是村里的。图书馆是公共的。教堂的洗礼记录在教堂里，你能去查。
今天，记忆的外置物大规模地归公司所有。
你的照片在云上。你的通讯录在平台上。你的聊天记录、位置历史、阅读记录、看过什么、停留多久、犹豫了几秒——全在别人的服务器上。
他的判断很硬：这不是隐私问题，这是记忆的所有权问题。
这两件事的区别要说清楚：
隐私问题问的是：谁能看见我的东西？ 所有权问题问的是：那还是不是我的东西？我能不能拿回来？它明天还在不在？
日常版本：一个平台关闭，一批人十年的记录消失。
这不是“数据丢失”。这是一批人被抹掉了一段自己。
他有一个说法，用大白话讲是这样：
工业革命那一轮，把工人的手艺从身体里拿走了。从前一个工匠知道整件东西怎么做；流水线之后，他只做一个动作，而“怎么做”这件事在机器和流程里，不在他身上。工人失去的是手上的知识。
今天这一轮，拿走的是记忆和注意力。
你不再需要记，设备替你记。你不再需要自己组织注意力，推荐系统替你组织——它决定你接下来看什么，而且它比你自己更知道什么能留住你。
第一次失去的是手，这一次失去的是心。
日常验证，诚实回答：
但这里必须挡一个误读，而且这个误读是最常见的那种。
他说的不是“人变懒了”。
他的论点是结构性的：那些能力原本就是靠外置物支撑的——你能读长文，是因为有书这种东西、有安静的地方、有从小被训练的读法；你能记住数字，是因为你有记的习惯和需要记的场合。
外置物被重新设计了，能力就跟着变。
这不是道德问题。骂人没用。
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他用的是一个希腊词，那个词同时意味着“药”和“毒”。
同一样东西，既是药也是毒，而且不能分开。
他的核心主张：技术永远同时是毒和药，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用，是怎么组织它的使用。
日常版本极好：
同一个短视频应用，一个人用它学会了一门手艺、找到了同好、看完了一个系列的讲解；另一个人用它消磨了四个小时，起来什么也没剩下。
差别不在技术，在有没有一套东西把它组织起来。
他给那套东西起的名字，大意是“照料”——一套让人能够好好使用某样东西的安排：习惯、制度、教养、时间的划分、一起做这件事的人。
这一条和第 14 章哈拉维那三问是同一家的东西：不问该不该接，问怎么接。
他明确反对“戒断”这条路——回到没有技术的状态，数字排毒，关机一周。他认为那是一种自欺：你戒不掉，因为那不是你在用的一件东西，那是你的一部分。
他主张的是重新设计外置物、重建学习的制度、让人重新获得那些被拿走的能力。
而且他真的去做了：办研究所，做数字工具，搞社区项目，在蓬皮杜做文化项目。
他是全书第二个真正下场的人（第一个是第 11 章吉登斯）。第九节会讲这件事的代价。
这一步是本书替他做的一个区分，他本人没有写成这样，但它完全在他的论点之内，而且它让这一章立刻能用。
不是所有的外置物都一样。至少有三种，性质差得很远。
第一种：你造的，在你手里。
手写的笔记本、自己整理的文件夹、贴在墙上的那张纸、老师傅那把用了三十年的工具、一本被翻烂了的书。
特点：格式是你的，位置是你的，谁也拿不走，而且它会跟着你的习惯长。一本用了十年的笔记本，索引方式是你自己摸出来的，别人看不懂，而你闭着眼睛能翻到。
代价：容易丢，不能搜，不能共享，你死了它就没人能用。
第二种：公共的。
图书馆、公共档案馆、公证处、不动产登记、户籍、学籍、公开的学术文献。
特点：有制度保证它在、有规则保证你能查、有程序保证错了能改。这三样合起来，正好就是本书那三句话。
代价：慢，官僚，覆盖的东西有限，而且它只记它认为该记的那几栏。
第三种：私人公司的。
云相册、社交平台、聊天工具、笔记应用、健康数据、位置记录。
特点：好用得没法比——能搜、能同步、能备份、能推荐、能自动整理。它做的事情前两种做不到。
代价，要一条一条数清楚：它的存在取决于一家公司的经营状况；它的规则可以单方面改变；你导出来的东西常常是残缺的（能导出照片，导不出那些让照片有意义的东西——时间线、关联、别人的留言）；而且它随时可以停。
三种放在一起，本章的判断就清楚了：
问题不在于第三种坏。第三种好用得不可替代，而且斯蒂格勒本人明确反对退回去。
问题在于比例。一个人如果他全部的记忆外置物都是第三种，那他这个人的连续性，完全建立在一批他既不拥有也无法查验的东西上。
所以这一章真正可操作的建议只有一句：别让三种的比例失衡。
重要的东西至少要在两种里各有一份。你最要紧的那几年照片，云上一份，自己的硬盘上一份。你真正在乎的那些文字，平台上一份，本地一份。你的重要凭证，电子的一份，纸的一份。
这不是怀旧，也不是不信任技术。这是承认一件很简单的事：一家公司的寿命，通常比一个人的记忆需要短得多。
他拆出来的“主体”是这样一个东西：
一个由身体和身体外面的记忆装置共同构成的东西；而那些装置的设计权，决定了他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一句话：
你能记住什么，取决于别人替你造了什么。
这一条和第 14 章哈拉维接得很紧。哈拉维说人和机器混着、界线不存在；斯蒂格勒说那个混合体里最要紧的接口是记忆——因为记忆决定了一个人有没有过去，而没有过去的人没有将来。
卷三到这里四章，可以合成一句话了：
哈拉维说界线不存在，拉图尔说能耐来自那条链，哈金说分类会回头改人，斯蒂格勒说连你的记忆都在外面。
四章合起来，卷一卷二那个默认的“有一个人在那儿”被拆得干干净净——但拆法和前两卷完全不同。
前两卷拆完，剩下的是一个被动的东西：被造的、被泡的、被调制的。卷三拆完，剩下的是一个接口。
一个接口和一个被动物的差别很大：接口可以重接。
这就是卷三和前两卷的分水岭，也是这四章全部答满两句的原因——一个人如果认为剩下的东西是可以重接的，他就必然要回答“谁来接、接在哪、接错了怎么办”。
而如果他认为剩下的只是一个被动物，这三个问题根本不会被提出来。
卷三结算要正式处理这件事。
手机丢了那一天。不是少了一件东西，是少了一部分自己。所以那天的慌是有道理的，不必笑话自己。
“想起来了”其实是“查到了”。第三记忆已经和前两种分不清了。这不是问题，这是常态——问题在于那个第三记忆在谁手里。
老师傅的手艺。手艺的存放处不只是脑子，还有手、工具、车间的布置、“东西放在哪儿”的习惯。
所以一个工艺的消失，常常不是因为没人愿意学，是因为它的外置物被换掉了。一套新设备、一次车间改造、一个新的管理系统，就能让一套三十年的手艺失去存放的地方。
这一条对今天很多“传承”的讨论是有用的：光找人学没用，得把它的存放处一起留下来。
还有一件事要在这里正面处理，因为它是这一章最容易读成自责的地方。
第四节第四步说“这一轮被拿走的是心”，读的时候很容易变成一句对自己的指控：我读不完长文了，我坐不住了，我一天要摸八十次手机，我完了。
这个读法是错的，而且错得有害。
按他的论点，正确的读法是这样：
你读长文的能力，从来不是一个内在的品质，它是一套外置条件的产物。那套条件包括：整块的时间、一个不会响的环境、一种被训练出来的读法、一个读完之后可以跟人说说的场合、以及一个不需要你随时回消息的位置。
这五样，有几样还在？
多数人一样也没有了。而在五样都没了的情况下，一个人还在责怪自己“专注力下降”——他在用一个关于品质的说法，解释一件关于条件的事。
这个误解的代价很具体：它让人去做没用的事（下决心、立 flag、买一个专注力课程），而不去做有用的事（关掉通知、找一段真正整块的时间、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找一个人一起读）。
前者改人，后者改条件。而这一章的全部论点就是：能力在条件里，不在人里。
所以这一章不给任何“提升专注力”的建议。它只给一句：先看条件，再看自己。
这一条和第 15 章拉图尔那条量具（想让一件事稳定，别只靠劝，把它做进物里）是同一家。两章各自从不同的方向走到同一个地方：改环境比改决心有效。
这是哈拉维那三问的记忆版本：
对你依赖的每一个外置物，问三件事：
第三问尤其实用，而且做起来只要五分钟：
列一下，如果某个平台明天关闭，你会失去什么。
这个清单的长度，就是你交出去的那部分自己的大小。
多数人列完会吃一惊。而吃惊之后能做的事其实不少——大部分东西是可以导出的，只是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导。
回到档案：档案是你的一部分，放在别人手里的那一部分。所以关于档案的争议，从来不只是“记得对不对”的问题，还是“那部分我还能不能拿回来”的问题。
第一句，谁签收？——半句。
他指出了所有权问题——外置物归谁。这是承接问题的一个真实形态，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形态。
但他没有给出承接位。“记忆基础设施应该是公共的”是一个方向，不是一个安排。谁来建？谁来管？出了事找谁？一个人的记录被弄丢了，他向谁主张？
他呼吁得很急，没有答这些。
第二句，记在哪？——一句半。这一句他比谁都懂，而且他真的管过。
这是全书在单句上的最高分之一，理由有两条。
第一，他一辈子的主题就是这一句。记忆记在哪儿、归谁、用什么技术记、记的方式怎么改变记的人——这不是他研究的一个话题，这是他研究的全部。
第二，他不是空谈。他在国家视听研究所做过大规模的影音档案数字化，在蓬皮杜中心管过文化项目，办过研究所做数字工具。他处理过真实的、有几十万小时素材的记忆库，知道格式、迁移、索引、长期保存这些活有多具体。
全书二十位里，只有三个人真的在登记面上动过手：卢曼造了一个（九万张卡片），拉图尔研究并保卫了一堆（科学的证据链），斯蒂格勒管理过几个（国家级的档案机构）。
为什么不给更多？因为他的机构工作和他的理论之间，没有形成一套可以被别人复制的东西。他做的是一个个具体项目，没有留下“该怎么建一个公共的记忆基础设施”的规程。他做了，但没有写下怎么做。
第三句，错了怎么改？——一句。
“药和毒是同一个东西”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修改口。
它的作用是：把问题从“要不要”永久地改成了“怎么组织”。
而“怎么组织”是一个可以反复回答、反复修订、永远不会终局的问题——这正是一个修改机制该有的样子。一个终局的答案不能被修，一个持续的组织工作天天在修。
而且他真的下场去组织了。
合计：三句。
哈金也是三句。两人分数相同，形状完全不同：
哈金是 1 + 1 + 1——三句各有一个扎实的回答，平均。 斯蒂格勒是 0.5 + 1.5 + 1——一句超额，一句欠缺。
本书更看重“三句都有”，而不是总分高。理由在导论第十三节已经写过：三句缺一句，整套就不成立——有签收没登记面等于口头答应，有登记面没回写口等于改不了，有回写口没人签收等于谁都能改。
所以到这一章为止，三句全答的仍然只有哈金一个（第 19 章会出现第二个），斯蒂格勒是“总分相同但缺了一角”。
第八位答满两句的。
名单：萨义德、卢曼、吉登斯、鲍曼、哈拉维、拉图尔、哈金、斯蒂格勒。
预言一（不超过三位）早已判负，这里只是继续累加。预判名单上还剩利科没出场。
而且要记一笔：卷三到这里四章，四章全部答满两句（哈拉维 2.5、拉图尔 2.5、哈金 3、斯蒂格勒 3）。
这不是偶然。卷三结算要处理这件事——它直接关系到那把尺子到底在量什么。
意思是：你从古希腊讲到今天，宏大得可疑。而且调子是衰落论的——从前的人有知识有能力，现在的人被剥夺了。这是每一代人都说过的话。
这一刀部分是实的，他晚年的语气确实越来越急迫，有些书写得重复而焦灼。
让完这一步，要把它收窄成可检验的。
他有一条推论完全可以查：
一项能力如果原本依赖某个外置物，那么换掉那个外置物，这项能力就会变。
可查的例子一堆：导航普及和空间记忆的关系，计算器和心算的关系，搜索和记忆方式的关系，输入法和手写能力的关系。这些都有研究，也都有争议，但它们是可以拿数据吵的，不是靠感叹。
而且这条推论本身不带价值判断，这一点很重要：
变不等于退化。一个不再需要记路的人，可以把那部分脑力用在别处。一个不再需要记电话号码的人，没有损失什么要紧的东西。
关键不在变不变，在第六节那三问——它在谁手里，能不能带走，没了我失去什么。
一个能力被外置到一个你能控制的东西上（你自己的笔记本、你导出过的备份），和被外置到一个你控制不了的东西上，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这一刀要慎重，因为它牵涉到他的个人经历。
意思是：你的哲学起点是狱中那五年——你在那里靠书重新造了自己。但你在那里拥有的条件，恰恰是今天最稀缺的：大块的时间、强制的隔绝、没有别的事可做、有人指导（德里达的通信）。
而且那些条件是以自由为代价换来的。
一个普通人在今天，上哪儿去找这四样？
这一刀是实的，而且它很有力。
让完这一步，要说一句新话——这一句对全书有用。
这一刀反过来指出了一件很要紧的事：
他证明了“重新造自己”是可能的，同时也证明了它需要什么条件：大块不被打断的时间、隔绝、材料、一个指点你的人。
而这四样，今天几乎没有人有，而且它们正在被系统地拿走。
所以问题的提法要改：
不是“人为什么不自我提升”，是那四个条件由谁提供。
这就接上了本书追了一路的那个洞：
同一个洞，第五次出现。
到这里它已经不是某几位的疏忽了。这是这一整批人的共同盲点，而且它有一个共同的形状：他们描述的每一种“人可以怎么办”，都默认那个人有余裕；而余裕从哪儿来，没有一位写过。
卷三结算要正式处理这件事。
1994 年他写第三记忆的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有出现，社交平台还没有出现，云还不是一个名词。
到他 2020 年去世时，第三记忆已经基本被几家公司持有。
一个人的照片、通讯录、日程、行踪、阅读史、聊天记录——他记忆的绝大部分外置物，全部存放在他不拥有、不能检查、不能迁移、随时可能关闭的地方。
他看着自己的论点被证实，而且证实的方式比他预想的更彻底、更快。
这一笔和第 13 章德勒兹那一笔是同一类：一个判断的价值要等条件长出来才看得见。但两人的处境不同——德勒兹没活到那一天，斯蒂格勒活到了，而且是在焦灼中活着看完的。这解释了他晚年那种越来越急的语气。
他创办的机构和项目规模有限，影响主要在学界和少数社区。他花了大量时间在这些事上——开会、筹款、管理、做工具、带项目。
而他的书因此越来越急、越来越重复，有些几乎是讲稿的结集。
这一笔要如实、克制地记：下场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落在作品上。
第 11 章那条（拆不要成本，装要）在这里第二次得到印证。
那些只写不做的人，作品更整齐、更从容、更经得起挑剔。因为他们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写上。
这不是说不该下场。这是说：装的人要付两笔费用，一笔是骂名，一笔是作品的完成度。而这两笔费用，从来不会出现在任何一本思想史的评价里。
他一生拒绝技术悲观主义那条出路——戒断、退回、回到从前。
这个拒绝很不容易，因为他对现状的判断极其严厉，严厉到他完全有理由主张退回去。很多人也希望他这么主张。
他一次也没有。他坚持说药和毒是同一个东西，只能重新组织，不能拒绝。
而这个坚持，恰恰是他“错了怎么改”这一句能拿满分的原因：一个主张退回去的人，不需要修改程序；一个主张重新组织的人，必须天天修改。
第一件：你的记忆有一大半从来不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记性变差”这件事，先别怪自己，先看那些外置物被换成了什么。能力的变化，多半是存放处的变化。
第二件：三问。它在谁手里？能不能带走？如果它明天消失，我会失去哪几年？第三问的清单长度，就是你交出去的那部分自己的大小。
第三件：技术永远同时是毒和药。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用”，是“怎么组织它的使用”。同一个应用，有组织地用和没组织地用，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而“有组织”是可以自己安排的：什么时候用、用多久、用完做什么、跟谁一起用。
这个练习有一个具体的产出，做完就有东西。
第一步：选一个你最依赖的数字服务。相册、笔记、聊天工具、一个你存了很多东西的平台，都行。
第二步：如果它明天关闭，我会失去什么？列一张清单。具体一点：哪几年的照片、哪些人的联系方式、哪些写过的东西、哪些记录。
第三步：看这张清单，问一句——这里面有哪几样，是我现在就可以导出、备份、放到自己手里的？
第四步：做其中最容易的那一样，今天就做。
这个练习的重点不在备份，在那张清单。列完你就会知道，你把自己的哪几年放在了谁的手里；而知道这件事，比备份本身更要紧。
斯蒂格勒是这本书里唯一一个亲身验证过自己论点的人——他在一个被剥夺了几乎一切的处境里，靠身体外面的东西重新造了一个自己。他也因此比谁都清楚那些外置物有多要紧，以及它们现在在谁手里。但他没有说清楚：重造自己所需要的那几个条件，今天由谁提供。
生平事实（1952 年生于巴黎近郊、早年经历包括加入法共与经营爵士酒吧、1978—1983 年因持械抢劫服刑、狱中自学哲学并与德里达通信、出狱后师从德里达、1993 年获博士学位、1994 年出版多卷本著作第一卷、先后任职于法国国家视听研究所与音乐声学研究机构、2006—2010 年任蓬皮杜中心文化发展部主任、2005 年与 2010 年分别创办政治哲学团体与研究所、2020 年去世）为公开可核，其中服刑一节为他本人公开写作与讲述的内容。第三记忆的提法是他在胡塞尔时间意识区分基础上的扩展。“药与毒”一词为希腊语概念，本章按其含义意译，未引原文。“那一刀落在狱中五年”是照 SDE 的看法所做的解读，不是史实陈述。本章引号只用于三种情形：日常口语的举例、对某一立场的转述、以及本书自拟的判据句。全章没有一处是对原著文字的复述，人物的说法一律转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