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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现在人人听得懂。
它出现在电影里、小说里、科技公司的宣传里、饭桌上的闲聊里。没有人需要解释它是什么意思。
现在往下问几句：
意识能不能像文件一样被复制？ 如果能，复制出来的那个是不是我？ 如果复制成功的同时我死了，我算不算还活着？ 如果复制了两份，哪一份是我？
这些问题听起来像科幻。但它们全都预设了同一件事，而且这件事在被问之前就已经被接受了：
“我”是一段信息，身体只是它现在的载体。
这个预设是什么时候变成常识的？
它不是一直都有的。你去读一百年前的书，没有人这样想——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是因为那套说法还不存在。
凯瑟琳·海勒 1999 年写了一本书，追的就是这个预设的来历。她追到了一个具体的年份、一批具体的人、一间具体的会议室。
再看两个。
健康数据。你的身体每天被转成几十个数字：心率、步数、血氧、深睡分钟数、恢复分。医生看那些数字。
而更要紧的是：你自己也开始通过那些数字认识自己的身体。“我今天状态不好”变成了“我今天恢复分只有 42”。
一个去世的人的账号。家人把它保留下来。里面有他说过的话、他的照片、他的语气、他常用的那几个词。
有人拿这些文字训练了一个可以对话的东西。
那个东西是不是他？
这一章讲的是这三件事背后的同一个假设，以及它是怎么被造出来的。
顺便记档案。这本书的主例走到这里，要变成最后一种形态。
一个人的数据画像，被当作那个人本身来处理——不是他的代表，不是他的记录，是他。
凯瑟琳·海勒 1943 年生。
她的第一个学位是化学，硕士也是化学，而且做过化学研究员——在几家公司的实验室里工作过。
然后她转行做文学。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拿英文硕士，在罗切斯特大学拿英文博士。
这个履历在文学理论界极其罕见，而且它是这一章的全部来源。
那一刀落在“两种语言之间”。
她懂控制论，懂热力学，懂实验室里的活，知道一篇论文是怎么写出来的、一个概念在专业内部是怎么被使用的。同时她受过完整的文学训练，知道一个比喻怎么工作、一个叙述怎么说服人。
于是她能做一件几乎没有人能做的事：同时读科学文献和小说，看同一套观念怎么在两边流动。
这个位置的价值，第八节会看得更清楚：当她判定那个概念在工程上有效、在别处不成立的时候，她说的是内行话，不是外行的抱怨。
其余按时间：1984 年那本讲场论和自组织如何在二十世纪文学与科学之间相互渗透的书。1990 年那本讲混沌的书。1999 年那本追问“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的书——这一章的正主。2005 年那本讲文本如何被机器处理的书。2012 年那本讲数字环境下的阅读和思考的书。2017 年那本讲非意识认知的书。
她长期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杜克大学。截至本书写作时她仍在世。
第一块土，也是她整本书的起点：一组会议。
1946 年到 1953 年间，在美国开了十次跨学科会议。参加的人包括数学家、工程师、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这组会议后来被认为是控制论的诞生现场。
在那些会上，“信息”“反馈”“控制”“系统”这套今天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的语言被定了下来。
其中最要紧的一步是：信息被定义成一个可以脱离具体载体的量。
要说清楚这一步是怎么回事。
当时通信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条线路每秒能传多少东西、噪声会造成多大损失、怎么编码最省。为了能计算这些，必须把“信息”变成一个可以量化的东西。
而量化的办法是：把意义剥掉，只留不确定性的减少。
提出这个定义的人说得很清楚：这个信息概念和意义无关。他说的是工程上的事，他知道自己做了一个取舍，而且他把这个取舍写下来了。
这是一个工程上的选择，不是一个关于世界的主张。
第二块土：取舍被忘了。
几十年过去，那个取舍被忘了，结论留了下来：信息是可以脱离载体的东西。
然后它开始向外扩散：进了分子生物学（基因是信息，DNA 是代码），进了认知科学（大脑是硬件，心智是软件），进了流行文化（意识可以上传），进了日常语言（我的“数据”、我的“画像”）。
这一条是海勒最重要的发现，而且它对本书极重要：
“信息脱离载体”不是一个发现，是一个有日期、有会议记录、有反对意见的历史事件。
第三块土：1990 年代的赛博热。
虚拟现实、赛博空间、上传意识、数字永生——她写那本书的时候，这套说法正在从科幻进入严肃讨论。
第四块土：她的材料包括小说。
她用科幻小说当材料，理由在第四节第六步。
她的动作很特别，而且和卷三前面几章是同一个动作。
她不是去反驳“信息可以脱离载体”这个说法。她是去追它的来历。
而她追到的东西是这样的：在那间会议室里，取舍是被明确知道的。参加会议的人里有人反对这个定义，认为它剥掉了太多东西；争论被记录在会议纪要里；提出这个定义的人自己也说明了它的适用范围。
然后这一步被忘了。
从一句有限定的话——为了能计算，暂时不管意义和载体——变成了一句没有限定的话：信息就是与载体无关的。
她的方法就是：把被忘掉的那一步找回来。
这个动作值得停一下，因为卷三到这里三章全在做同一件事：
三章，三个人，同一个动作：追那个被忘掉的步骤。
而这个动作正是本书那三句话里第二句（记在哪）的方法论形态。卷三结算要处理这件事。
她的核心反驳很简单：信息从来没有真的脱离过载体，它只是被假装脱离了。
日常验证：
一段音乐。同一首曲子，用手机外放、用耳机听、在音乐厅听、在车里听，是“同一首”吗？在一种意义上是（音符一样）。而在你身上发生的事，完全不同。
一份合同。纸质签字和电子签名，“内容相同”。而在法律实践和人的心理上，两者从来不一样——人在纸上签字的那一刻，身体做了一件事。
一个消息。同一句话，当面说、电话说、微信打字、语音条，是四件事。
更狠的一层：记忆不是存储。
你记住一件事的方式和你的身体有关：你在哪儿听说的，当时在做什么，什么天气，什么气味，谁在旁边。这些不是记忆的“附加信息”，它们就是那段记忆的一部分——很多人正是靠一个气味才想起一整件事。
一个可以脱离载体的“记忆”，不是记忆，是记录。
她区分了两个词，这个区分是这一章最该带走的东西之一。
“身体”：一个抽象的概念。医学教科书上那个、人体工学手册上那个、平均值算出来的那个。它没有具体的胖瘦、病痛、习惯、此时此地。
“体现”：具体的这一个身体。这一个人的膝盖，这一个人的坐姿，这一个人的旧伤，这一个人在下午三点的困。
然后是她的判断：
所有的技术和制度设计，都是针对“身体”的；而承受后果的，永远是“体现”。
日常例子一抓一把：
平均，是没有人的那个人。
这句话还能往前推一步：偏离平均越远的人，越需要那件东西，而那件东西越不合他用。
按平均身高设计的工作台，对最高和最矮的人最难受，而他们站得最久。 按平均理解力写的说明书，对最不熟悉的人最没用，而他们最需要说明书。 按平均情况设的流程，对情况最特殊的人最堵，而他们最需要这个流程走通。
设计针对多数，而困难集中在少数。这不是谁的恶意，是"按平均设计"这个做法本身的形状。
这一条和第 16 章哈金那条（“正常”是被算出来的）是同一件事的两个版本：哈金讲平均线怎么变成了应该，海勒讲平均线底下那个具体的人去哪儿了。
她把控制论的发展分成三段，每一段把“信息脱离身体”推得更远一点。
第一波（1940 年代中到 1960 年）：核心概念是反馈、稳态、平衡。问题是：一个系统怎么维持自己。人在这一波里还是一个有边界的东西。
第二波（1960 到 1980）：核心是自反性——观察者也在系统里面，你观察一个系统这个动作本身也是系统的一部分。（第 10 章卢曼正是从这一波里长出来的。）
第三波（1980 年代以后）：核心是涌现、自组织、人工生命。生命开始被理解成一种可以在任何介质上运行的过程——碳基还是硅基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过程。
到第三波，“我是一段可以被搬走的东西”就成了一个自然的想法。
这一步是她和很多批评者的根本区别，也是她在本书里得分不低的原因。
她不反对“后人类”。她说有两种后人类，而她要的是另一种。
第一种：人是信息，身体是累赘，可以升级、替换、上传、备份。
她指出了这一种最讽刺的地方：它延续的恰恰是最老派的东西。它把心和物分开，把真正的“我”放在非物质的那一边，只是把“灵魂”换成了“数据”。几百年前的二元论，换了一套词又回来了。
第二种：人从来不是自足的，人一直是和环境、工具、其他生物、其他人一起构成的；边界一直是可以调整的，而且这没什么可怕。
她那句被反复引用的意思是：如果后人类意味着人被理解成一种可以随意替换载体的信息，那她害怕；如果它意味着人终于承认自己从来不是自足的，那她欢迎。
这和第 14 章哈拉维完全接上了——两个人从不同的方向走到同一个位置：接合不是问题，接法才是问题。
她的方法里有一条很有意思，可以当工具用。
她认为一套观念在成为共识之前，先在小说里被试验。
小说是一个便宜的试验场：你可以在故事里让一个人真的上传意识，然后看会发生什么——他会怎么想，别人会怎么对他，什么东西会崩溃。故事里的人先活了一遍，然后人们才开始那样想。
这条可以直接拿去用：
想知道一个观念将来会怎么被接受，去看它现在在故事里怎么被讲。
今天关于人工智能、关于永生、关于身份、关于记忆的那些流行故事，正在替我们试验一批还没有成为共识的观念。而它们试验的方式，会决定那些观念成为共识时是什么形状。
她写那本书的时候是 1999 年。这一步是本书替她做的推演，四件今天的事，各拿她那套区分过一遍。
第一件：一段没有身体的文字。
今天可以有一段文字，读起来完全像人写的，而写它的过程里没有任何一个身体在场——没有人坐在那儿、没有人犹豫、没有人在某个句子上卡了二十分钟。
按她的论点，这不是对她的反驳，恰恰是她那个论点的最大实例：
她说的从来不是“文字必须由身体产生”，她说的是“信息可以脱离载体”这个说法遮住了载体做的那些事。
那么问的方式要改：这段文字的载体是什么？它是巨量文本、巨量算力、巨量电力、一整条供应链、以及所有写过那些原始文本的人的身体。
载体没有消失，它只是变得极其巨大、极其分散、极其看不见。而“看不见”正是她那本书追的那个忘记过程的最新一版。
第二件：健康画像。
一个人的身体被转成几十个指标，然后被拿去和人群比。这一段第一节讲过，这里补一句更要紧的：
那些指标的设计，决定了哪些不适是“存在的”。一种不适如果没有对应的指标，它在系统里不存在——这已经是本书第四次遇到这件事了（第 4 章的疼、第 7 章的委屈、第 16 章量表打不出的分、这一章）。
第三件：数字孪生。
给一台设备、一条产线、一座城市做一个实时的数字副本，用副本来预测和调度。这在工程上极其有用。
问题出在它被用到人身上的时候：一个人的“数字副本”是按“身体”造的，而做决定的后果落在“体现”上。副本说这个人的风险等级是三，而承受这个三的是一个具体的人的一整天。
第四件：一个人去世之后留下的那些。
账号、文字、语音、影像。这一件第六节要单独处理，因为它是这一章唯一一件不该急着下结论的事。
她拆出来的“主体”是这样一个东西：
一个具体的、有此时此地的身体，和它所处的技术环境共同构成的东西。而“我是一段可以被搬走的信息”这个说法，是一个有日期的历史产物，不是一个发现。
一句话：
你不是一段可以被复制的东西，你是一个正在被维持的过程。
这两者的差别很大：一段东西可以被存起来，一个过程只能被继续。
而"继续"这件事有一个它自己的性质，值得单说，因为它把这一章接到全书那笔欠账上。
一个过程要继续，得有人维持它。
一段音乐要继续，得有人演奏或者有电供着播放器；一个身体要继续，得有食物、睡眠、有人在你病了的时候照看；一份记忆要继续，得有人交电费、续服务、迁移格式。
而一段被存起来的东西，看上去不需要人。
这正是"信息脱离载体"那个说法最舒服的地方：它让人觉得存下来就等于保住了。
实际上没有一样东西是靠"存着"活下来的。一份文件要经过格式迁移，一个磁带库要有人倒带，一座建筑要修，一门手艺要有人做，一份档案要有人整理。维持从来没有停过，只是它的成本落在看不见的地方。
所以这一章的读数和第 17 章斯蒂格勒那章是同一件事的两头：
他说，你的记忆在别人手里；她说，那不是一份存着的东西，那是一个要有人持续维持的过程。
合起来是一个很硬的问题，而二十位没有一位答过：维持你这个过程的那些人和那些钱，记在哪张表上？
那张表如果不存在，"我还是我"这件事就一直挂在没有人负责的账上。
“上传意识”。这个愿望的结构是几百年前那套心物二分，只是换了词。认出这一点不是为了嘲笑它——而是为了看清楚，一个听起来最未来的说法，可能是最老的那一个。
健康数据。那些数字是关于“身体”的，不是关于“体现”的。
所以会出现两种常见而难办的情况：
“数字都正常，但我就是不舒服。” “数字不好看，但我感觉很好。”
两种情况里，被当真的通常都是数字。而说不清楚的那一部分——第 7 章利奥塔讲的那种、第 4 章末尾讲的那种、第 16 章讲的量表上打不出分的那种——在这一章是第三次出现了。
去世的人的账号。
这一段要写得克制，不下结论。
那个可以对话的东西复现的是文本上的模式：用词习惯、句式、常提的话题、语气。它不是那个人。
但这个判断会越来越难守住，理由不是技术变好了，是我们和活人的交往里，文本的比重本来就在上升。如果你和一个人十年来主要靠文字联系，那么“文本模式”在你心里占的位置，就比你以为的大。
这一章不对这件事下判断。它只指出结构，剩下的留给每个人自己。
不过有一件事可以说，而且它是这一章最该留下的一句。
问“那个东西是不是他”，可能问错了。
按她的区分，更准的问法是两个：
第一问：它复现的是“身体”还是“体现”？
它复现的是文本上的那些可统计的模式——用词、句式、常说的话题。这些属于“身体”那一栏：可提取、可平均、可复制。
而“体现”那一栏的东西——他今天累不累，他说那句话时手里在做什么，他为什么在那一秒停顿——没有一样在里面。而那些恰恰是让一句话成为那个人说的话的东西。
第二问，更要紧：这件事对留下的人有什么作用？
一个家属和那个东西说话，可能是在哀悼的工作里往前走了一步，也可能是在原地卡住。第 19 章利科讲的那两种病（太多记忆和太少记忆）在这里正好用得上：它让那件事更容易被讲述了，还是让它永远不必被讲述？
这一章不给答案，只给这两问。因为这件事上，一个抽象的判断帮不了任何一个具体的人。
第一问：遇到任何一个把人转成数据的场合，问——这里丢掉的是“体现”里的哪一部分？
第二问，而且这一问才是关键：丢掉的那部分，有没有别的地方接住？
如果有（比如推荐人的一句话、同事的口碑、试用期的实际相处），那损失有限。
如果没有，它就等于不存在。而在一个越来越多事情由数据代办的世界里，“没有别的地方接住”正在变成常态。
回到档案。档案被当作就是你。而档案里只有“身体”，没有“体现”。
这里还要补一层，因为它关系到这本书的主例走到哪儿了。
把人转成数据这件事，有两个方向，而且性质完全不同。
第一个方向：为了让一个人被看见。
一份病历让下一个医生知道你之前发生过什么。一份学籍让你换城市之后还能继续上学。一份工作记录让你的经验在换单位之后还算数。
这个方向的数据是替人扛事的——没有它，一个人换一个地方就要从零开始。第 12 章讲过的那件事（保管连续性）正是靠它。
第二个方向：为了让一个人被处理。
一个评分决定他的额度。一个标签决定他收到什么推送。一个等级决定他排在队伍的哪个位置。
这个方向的数据是替系统省事的。
同一份数据可以同时干这两件事，这就是麻烦的地方：一份健康记录既让医生更好地治你，也让保险更好地定你的价。
所以这一章的量具要加一句：
除了问“丢掉了什么”和“有没有地方接住”，还要问一句——这份数据主要是在替谁办事？
答案是替你，那么它记得越全越好。 答案是替系统，那么它记得越全，你越应该知道它记了什么。
而最难办的是第三种答案：说不清。今天绝大多数关于人的数据是第三种。
第一句，谁签收？——一句。
她做了一件别人没做的事：把“信息脱离载体”这个今天的常识，追溯到具体的会议、具体的人、具体的争论。
那些人有名字。会议有记录。反对意见有记载——她特别写了那些在会上反对这个定义的人，写了他们的理由，写了他们为什么没有被采纳。
这就是承接位的指认。一个今天被当作天经地义的东西，被追回到了一群人在一间屋子里做的一个决定。
第二句，记在哪？——一句。
她的整个方法就是追文献链：会议纪要、论文、教科书、通俗读物、小说。和第 15 章拉图尔同构。
而且她后来的工作（数字人文）处理的正是这一句的当代形态：在数字环境下，文本怎么被保存、被索引、被阅读、被机器处理。
第三句，错了怎么改？——半句。
她明确提出了“选另一个版本的后人类”，这是一个方向，而且她指出了改的入口——在一个观念还在小说里试验的阶段去介入它。
这个入口是真的，而且比大多数人给的入口都早。
但它不是一个程序：谁去介入？怎么介入？介入的结果记在哪儿？没有。
合计：两句半。第九位答满两句的。
卷三到这里五章，五章全部答满两句（哈拉维 2.5、拉图尔 2.5、哈金 3、斯蒂格勒 3、海勒 2.5）。
这不是因为这五个人比前面十三位聪明。
卷三结算要正面处理这件事，这里先埋一句：这五位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在追“一件事是怎么被做出来的”。而一个人一旦开始追这个，他就必然会碰到三句话——谁做的决定、记在哪份文件里、后来改过几次。
三句话不是外加在他们身上的尺子，那是他们自己的工作方法。
意思是：你把“信息脱离载体”说成一次历史偶然、一个被忘掉的取舍。但它在工程上极其成功——整个通信系统、整个计算机、整个生物信息学都建立在它上面。
一个能造出整个数字世界的抽象，不能被轻描淡写地说成一个“取舍”。
这一刀是实的，而且她自己不否认。
让完这一步，要说一句新话。
要分清两件事：
一个抽象在它的适用范围内有效，不等于它在别处也成立。
那个信息概念在信道设计、编码、压缩、纠错里，有效到近乎完美。
而在回答“一个人是什么”的时候，它不成立——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明确声明自己不管意义和载体，而一个人恰恰主要由意义和载体构成。
所以问题不在这个抽象，在越界使用。
而越界使用为什么会发生？正因为那个取舍的记录被忘了。一旦没有人记得它原来是为什么造出来的、限定条件是什么，它就可以被搬到任何地方去。
这一条和第 15 章拉图尔那条（链断在哪儿）完全同构：一个结论被从它的链上摘下来、搬到别处用，就是一次断链。
卷三三章第三次落在同一个地方。
这是这一章最该被认真对待的一刀。
意思是：你强调身体、强调具体的体现。但对很多人来说，具体的身体正是痛苦的来源——慢性病、剧痛、衰老、残障、不能动。
对他们来说，“摆脱身体”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幻想，是一个真实而正当的愿望。你的立场在这里显得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的奢侈。
这一刀有力，而且不能用理论绕过去。
让完这一步，要把她的论点说准，因为这里很容易读岔。
她反对的不是改善身体，她反对的是“身体无关紧要”。
这两件事差得很远。
而且有一个很值得说的事实：真正把身体当累赘的，往往是那些身体从没出过问题的人。
一个装了义肢的人，恰恰最清楚身体有多要紧——他每天在处理接口、磨损、疼痛、适配、天气变化带来的影响。一个长期患病的人最不会说“身体只是载体”，因为他每天都在和那个“载体”具体地打交道。
知道身体要紧的人，正是那些身体给他出过难题的人。
所以她和这一刀其实站在同一边。她要争的是：技术当然可以改善身体，而设计的时候得按“体现”来设计，不能按“身体”来设计——因为按平均值设计出来的东西，恰恰对那些偏离平均值最远的人最不合用，而他们是最需要它的人。
这一条接回第 14 章哈拉维那三问：技术改身体没问题，问题是谁设计、谁受益、能不能断开。
她 1999 年警告的那一种后人类——人是信息、身体可替换、意识可上传——后来成了一批产品的宣传语：数字永生、意识备份、脑机接口的远景描述。
第十四次回写。
但这一次有一个新的特点值得记：这些话术不只是在卖产品，它们在替一批投资讲一个故事。而按她第四节第六步的说法，一个观念在成为共识之前先在故事里被试验——今天这些商业故事，正在做那个试验。
生成式模型出现之后，她的题目变得比 1999 年尖锐得多：一段文字和写它的那个身体，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段文字如果可以在没有任何身体的情况下被生产出来，而且读起来和有身体的人写的没有区别，那么她那条“信息从未脱离载体”还成立吗？
她晚年转向“非意识认知”——研究人和技术系统共同构成的认知过程，那些不经过意识、却在做判断的部分。
她的题目跟着世界长，这在这本书里不常见。卷一卷二的多数人，题目停在了他们写下它的那一年。
她一生拒绝一种最省事的立场：技术是中性的工具，好坏看人怎么用。
这个立场听起来最公道，而且最不得罪人。
她坚持说技术从来不中性——它带着它被造出来时的那些取舍，而那些取舍决定了它擅长什么、看不见什么、把谁算进去、把谁漏掉。
一把按平均手掌设计的手机，不是中性的；一个不管意义的信息概念，不是中性的；一份只有八个选项的申诉界面，不是中性的。
她没有改过口。
第一件：“我是一段可以被搬走的信息”这个说法有日期。它来自一次工程上的取舍，那次取舍是被明确知道、被记录下来、也有人反对过的。它不是一个发现，是一个选择——而既然是选择，就可以重新选。
第二件：区分“身体”和“体现”。所有设计针对的是抽象的身体，承受后果的是具体的这一个人。平均是没有人的那个人。下次看到一个“标准”“建议值”“平均水平”，记得问一句：它是按谁设计的？
第三件：任何一次把人转成数据的场合，问两句。这里丢掉的是什么？丢掉的那部分有没有别的地方接住？没有接住，它就等于不存在。
第一步：找一份关于你的“数据版本”。体检报告、绩效表、简历、某个健康应用的月报、一份学生档案，都行。
第二步：看它说了什么。花三十秒就够。
第三步：写下三件它完全看不见、但对理解你很要紧的事。
要具体。不是“它看不见我的内心”，是“它看不见我这一年里最难的是三月到五月那段”“它看不见我带的那个新人现在能独立干活了”“它看不见我每天下班前要缓二十分钟才敢回家”。
第四步：对这三件事各问一句——这件事，有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记着？
多数人的答案是：没有。
那么这本书能给的只有一句：既然没有别的地方记，那就自己记一下。这不是自我安慰，这是第 12 章说的那件事——从前替你保管连续性的制度不在了，这活现在归你自己。
海勒做了一件别人没做的事：她把“信息可以脱离身体”这个今天的常识，追回到一间会议室、一群有名字的人、一次被明确知道的取舍。她证明了这不是一个发现，是一个选择；而既然是选择，就可以重新选。但她没有说清楚：重新选这件事，由谁来选。
生平与著作（早年取得化学学位并从事化学研究、其后转攻文学并取得英文硕士与博士、1984 年与 1990 年关于文学与科学互渗的两部著作、1999 年关于后人类的著作、2005 年、2012 年、2017 年的后期著作、长期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杜克大学）为公开可核。截至本书写作时其在世状态，请使用者再核一次。关于 1946—1953 年间那组跨学科会议及信息概念的确立，为公开的科学史事实；该定义提出者本人对其适用范围的说明，见于其原始论文。“她是先做科学后做文学的人，所以两边都是内行”是照 SDE 的看法所做的解读。本章引号只用于三种情形：日常口语的举例、对某一立场的转述、以及本书自拟的判据句。全章没有一处是对原著文字的复述，人物的说法一律转述，著作与文章的标题一律意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