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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这样问你。
你不会报一串属性——身高、体重、性格类型、星座、学历。
你会讲一段。
我从哪儿来，小时候家里什么情况，读书时是个什么样的人，后来遇到了什么事，为什么做了那个决定，中间有一段很难，现在在做什么，打算往哪儿去。
你回答“我是谁”的方式，是讲一个故事。这件事太自然了，自然到从来没有人觉得它需要被解释。
再看两个。
一段十年的关系。
你们之所以还是“我们”，不是因为两个人的内核相配。是因为你们把这十年讲成了同一个故事：同一些事被记得，同一些笑话被反复说，同一段困难被说成“我们一起熬过来的”。
而如果有一天，两个人开始讲两个不同的故事——一个人讲的是“我一直在付出”，另一个人讲的是“我一直在忍”——那段关系就开始散了。
而且往往在分开之前很久就散了。散的那一刻不是搬出去的那天，是两个故事开始分岔的那天。
一件装不进去的事。
一个人做了一件他自己都不认识的事：一次失控，一次背叛，一次该站出来而没有站出来。
他最难受的常常不是后果。是这件事装不进他关于自己的那个故事里。
于是他只有两条省事的路：要么把它划出去（“那不是我”“我当时不正常”），要么推翻重讲（“原来我一直就是这样一个人”）。
这一章讲的，是全书唯一一次认真的重装尝试。
前十八章都在拆。这一章的人一辈子在问同一个问题：拆完之后，人还能不能被讲成一个人？
顺便记档案。
档案是碎的。一栏一栏，一份一份，各自独立，互不相认——学籍不认社保，体检不认绩效，这个平台不认那个平台。
而一个人是连着的。
把这些碎片连成一个人的那个东西，不在任何一份档案里。
这本书的主例走了十八章，到这一章第一次被正面回答：档案永远不是那个人，因为档案没有情节。
保罗·利科 1913 年生在法国瓦朗斯。
他几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去世。1915 年，父亲死在凡尔登的战场上。
他两岁成了孤儿，由祖父母和姑妈抚养，作为“战争孤儿”由国家抚恤长大。
那一刀落在这里，而且落得比这本书里任何一刀都早——两岁。
他对父母的全部认识，来自别人的讲述和几张照片。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是因为祖父母这样告诉他；他知道自己的开头，是因为有人替他讲过。
他是一个必须靠别人的叙述才能知道自己是谁的人。
照这本书的看法（这是解读，不是史实陈述）：他一生讲“人是一个被讲述的故事”，不是一个理论上的选择。
第二刀在 1940 年。
他作为法军军官被德军俘虏，在战俘营里度过五年。
在营中他做了这些事：组织读书，学德语，读胡塞尔——据传他在书页的空白处做翻译，因为没有别的纸。出狱以后，他翻译了胡塞尔的著作。
这和第 17 章斯蒂格勒完全同构，而且必须点出来：
两个人，相隔一代，都在一个被剥夺了几乎一切的地方，靠书和写字重新造了自己。
一个在战俘营，一个在监狱。一个出来翻译了胡塞尔，一个出来成了德里达的学生。
第 17 章那份“四个条件”的清单（大块的时间、隔绝、材料、有人指点），在利科身上也齐了。
这是全书第二次出现同一个证据。卷三结算要用。
其余按时间：1950 年代他做意志哲学和关于恶的研究。1960 到 1970 年代，他一边和结构主义论战（他坚持主体不能被取消），一边认真对待精神分析（1965 年那本关于弗洛伊德的大书）。
1965 到 1970 年，他任楠泰尔大学文学院院长。1968 年前后的冲突中，他受到学生的羞辱，最终辞职。这一笔第九节要正面用。
之后他去了比利时鲁汶，后来长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1983 到 1985 年出版关于时间与叙事的三卷本。1990 年那本讲“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的书——这一章的正主。2000 年那本讲记忆、历史与遗忘的大书。2004 年那本讲承认的书。
2005 年去世。
第一块土：三大潮流他都在场，而且都不属于。
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法国二十世纪哲学的三次大浪，他每一次都在现场，每一次都不在阵营里。
他是那个一直在中间调解的人，因此被两边都认为不够激进、不够当代。第九节第三笔要算这笔账。
第二块土：二十世纪的灾难。
两次大战、集中营、殖民、酷刑。他后期几乎全部的工作围绕四个词：记忆、见证、宽恕、正义。
第三块土：解释学。
这个传统从解释圣经开始，后来扩展到解释一切文本。它的基本信念是：理解从来不是直接的，总要绕道。
而利科把这一条用到了人身上，这是他和笛卡尔最大的分歧：
笛卡尔说：我直接知道我自己，这是最确定的一件事。 利科说：我只能通过绕一大圈才认识我自己。
日常验证极简单：你对自己的了解，很大一部分来自别人告诉你的（“你生气的时候会这样”）、你在书里或电影里认出来的（“这写的就是我”）、你回头看自己做过的事然后推断出来的（“原来我一直在躲这件事”）。
没有一样是直接看见的。
第四块土，也是他和本书关系最近的一块：他是新教背景的信徒，一生关心的是罪、恶、宽恕、和解。
这些是神学的词，但他把它们做成了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结构，恰好就是这本书那三句话：谁做的（归属）、记在哪（记忆）、还能不能重来（宽恕）。
这个对应值得多说一句，因为它可能不是巧合。
那三句话是本书在导论里立的，立的时候是照着现代的制度想的——签字、台账、返工。而利科处理的是几千年的老问题：一件恶事是谁做的？它该被记住还是被忘掉？做过它的人还能不能重新做人？
同一个结构，两套词。
这说明一件事：那三句话问的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很老的问题的现代形态。人类处理“做错了事之后怎么办”，一直需要这三样：一个认账的人、一个记录的地方、一条可以重来的路。
宗教曾经把这三样一起提供：忏悔是认账，教堂的记录是登记面，赦罪是回写口。
而现代把这三样拆散了，分给了法律、档案、心理咨询、人力资源、平台规则——拆散之后，没有一处是全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章的人能拿到全书最高分：他是唯一一个还在同时处理这三样的人，因为他的问题一直是那个老问题。
这是他最重要的贡献，也是这一章最该带走的东西。
他指出“同一性”这个词底下藏着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第一种“同”：像一块石头那样的同。
这块石头今天和昨天是同一块，因为它没变。不变才算同。
第二种“同”：像一个人守信那样的同。
一个人答应你明天来。明天他来了。
这不是因为他没变——他昨晚睡得不好，心情变了，对这件事的看法也变了，他甚至后悔答应了。
他变了，但他守住了。
第二种“同”不靠不变，靠承诺。
这个区分一旦说破，很多事情立刻清楚了。
一个人说“我变了，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我了”——在第一种意义上，这句话是真的，而且每个人都在变。
而如果他还认从前那些账，他在第二种意义上仍然是同一个人。
反过来，一个人可以在第一种意义上几乎没变（还是那个脾气、那些习惯、那个样子），同时在第二种意义上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因为他不认账了。
认不认账，是主体性的判据。
一个人不是一块不变的石头，也不是一堆互不相干的瞬间。
那他是什么？
他是一个被讲述的故事。
故事有一个别的东西没有的本事：它能把变化和连续装在同一个地方。
一个人物在一个故事里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懦弱变得勇敢，从相信变得不信，从这里到了那里——而他还是那个人物。
为什么？因为情节把那些变化连起来了。
这就是他的方案：人靠叙事维持同一性。
这一步他讲得极细，而且它是可操作的。
一堆事件不是故事。
把一堆事件变成故事的那个动作，他叫情节化。它至少做四件事：
日常验证，而且很扎心：
同一段十年，可以被讲成“我一直在努力，最后成了”，也可以被讲成“我浪费了十年”。
事件完全一样。情节不同。
这里必须挡一个误读：情节化不是撒谎。
它是必须的——没有情节化，你手里只有一堆互不相干的事，那不是一个人生，那是一堆碎片。
但它是有选择的，而选择是可以被检查的。第八节第二刀就落在这里。
他 1990 年那本书的书名，本身就是他的论点。
认识自己，必须绕道他人。他讲了三层：
第一层：你的身体对你也是半陌生的。它会病、会累、会不听话、会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掉链子。你并不完全知道它接下来要干什么。
第二层：你的很多行为要靠别人告诉你才知道。“你当时脸色很难看”“你讲那句话的时候笑了一下”“你每次说到这个就转移话题”。
第三层，最要紧的一层：你的良心是一个内部的他者。
那个在你心里说“你不该这么做”的声音，不完全是你。它像是另一个人在你里面说话。而正因为它不完全是你，它才有分量——如果它完全是你，你随时可以说服它。
他晚年把“我是谁”这个问题，改成了两个更具体、也更难回避的问题：
“你能答应吗？”——这是承诺。答应，就是把将来的那个我交出去。
“这是你干的吗？”——这是归属。认，就是把过去的那件事接下来。
一个人之所以是一个人，是因为他能答应，并且能认账。
这两句话在本书里的位置要说明白：它们就是那三句话里第一句（谁签收）的哲学版本。
一个能答应的东西，是一个可以被指望的东西。 一个能认账的东西，是一个可以被追究的东西。
不能答应、也不能认账的，不是一个主体。
他 2000 年那本大书，是他最后的大工作，里面有几条对本书极有用。
第一，记忆不是仓库，是一项持续的工作。东西不是存进去就在那儿了。记忆要被不断地重新整理、重新讲述、重新放置。
第二，有两种病，而且是相反的两种。
“太多记忆”的病：一件事反复回来，无法过去，每次想起还像昨天。 “太少记忆”的病：遗忘、否认、“那都过去了别提了”。
两种都是病，而且两种常常是同一件事的两种表现。一个家庭对某件事绝口不提（太少），而那件事决定了家里的一切安排（太多）。
他提出“恰当的记忆”：既不是忘掉，也不是永远重演，而是把它放在一个能被叙述的位置上。
一件事一旦能被讲出来——有头有尾，有前因后果，有一个“然后”——它就不再是一个随时会炸的东西了。
第三，关于宽恕，他和第 6 章德里达明确不同。
德里达说：真正的宽恕是宽恕不可宽恕的，因此它是不可能的。
利科说：宽恕的关键不在忘记，在把行为和行为者分开。
“你做了这件事”和“你就是这件事”，不是一回事。
这一条的日常分量极重：
一个人做错了一件事，如果他被永远等同于那件事，他就没有将来了。
而且他没有将来，往往意味着他也不会改——因为改了也没用，那个标签不会跟着改。
给一个人将来，就是承认他大于他做过的事。
这一条正好是第 16 章哈金那个“标签”问题的解药：一个人被归进一个格子之后还能不能出来，取决于别人肯不肯把他和那个格子分开。
他讲的是叙事怎么把一个人撑起来。而它会失败，而且失败有固定的几种样子。这一步是本书替他补的，因为它让这一章能用。
第一种失败：没有情节，只有一串事。
一个人讲他这五年，讲出来的是一份流水账：换了工作、搬了家、结了婚、生了孩子、换了工作。全是真的，也全是并列的——没有哪一件引出哪一件。
这种讲法的特征是大量使用“然后”。而一个全是“然后”的故事，讲完之后人不会觉得踏实，会觉得空。因为它没有回答“为什么是这样”。
第二种失败：只有一个情节，而且用了太多年。
一个人用同一个说法解释一切：我一直被辜负；我从来不被看见；我运气不好；我太善良了。
这个情节一开始可能是真的，而且可能真的帮他度过了什么。问题是它不再更新了。
判据很简单：一个情节如果能解释你人生中的每一件事，它多半已经不在解释任何事了。
第三种失败：故事是别人替你写好的。
第 5 章萨义德那一整章讲的就是这个：有些人是先被写好，然后被要求照着活的。
到了这一章可以说得更具体：当一个人开口讲自己的时候，他用的情节往往不是他自己挑的——是家里反复讲的那一版，是单位评语里那一版，是某个标签自带的那一版。
第四种失败，也是最难办的一种：故事讲得很好，但不认账。
第八节第二刀正是落在这里，那里再细说。
四种失败可以合成一个检查表：
我的故事里有因果吗？它这些年更新过吗？这个情节是谁给我的？里面有没有一段是我自己搞砸的？
四问都能答，那个故事大概是结实的。
他装出来的“主体”是这样一个东西：
一个正在被讲述、并且能够认账的故事。
两个部件，缺一不可：
讲述——把散的连起来，让变化和连续能装在一起。 认账——对这个故事里的事负责。
只有讲述没有认账，那是编故事——一个连贯、动人、把自己讲得毫无过错的人生叙述。
只有认账没有讲述，那是一堆孤立的责任——一个人背着一件一件互不相干的错事，没有一条线把它们放在一起，他撑不住。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讲的是一段，不是一串属性。而那一段是被情节化过的——你选了一些事，漏了一些事，定了一些因果。
那段十年的关系。这里可以给出一条很实用的判据：
看一段关系是不是还在，不看两个人吵不吵，看他们讲的是不是还是同一个故事。
两个人可以吵得很凶而故事还是同一个（“我们那几年真难”）；也可以完全不吵，而故事已经分成了两个。后者更危险，而且更难察觉。
那件装不进去的事。这是这一章最有用的一段。
一个人有三种处理办法：
第一种：划出去。“那不是我”“我当时不正常”。 代价是：那件事永远在外面敲门。它没有被安置，所以它随时回来。
第二种：推翻重讲。“原来我一直就是这样一个人。” 代价是：把过去全毁了。一件事被用来重新解释三十年，而那三十年里的好也一起被抹掉了。
第三种：把它作为一个转折装进去。“我做了那件事。然后我做了这些。”
只有第三种能往下走，而它正是第四节第三步讲的那个本事——情节化。
一个故事本来就允许有转折，而且好的故事往往靠转折才成立。一件难堪的事不会毁掉一个故事，它会成为那个故事的一部分——前提是它被放进去了。
“我变了”和“我不认账了”，是两件事。
变是正常的，每个人都在变。认账是可选的，而主体性在后面那一件上。
用法：
判断一个人（包括自己）可不可靠，不看他变没变，看他认不认从前那些账。
一个说“我现在跟当时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来推掉责任的人，是在用第一种“同”逃第二种“同”。这句话在字面上没错，而它做的事是逃。
回到档案。
档案是碎的，人是连着的。而把碎片连成一个人的那个东西——情节——不在任何一份档案里。
所以档案永远不是那个人。
这是这本书的主例走了十九章之后第一次被正面回答，而且答案很清楚：不是因为档案记得不够多，是因为档案没有情节。
你可以把一个人的所有数据都拿到——所有的记录、所有的分数、所有的行为日志——你仍然没有那个人，因为你没有那条把它们连起来的线，而那条线只有他自己能讲。
这一句可以把卷三前几章一起收了。
第 14 章哈拉维说：人和工具的界线不存在，人是一个接合体。 第 15 章拉图尔说：一个东西的可靠性来自它接在哪条链上。 第 16 章哈金说：一个分类会回头改被分类的人。 第 17 章斯蒂格勒说：连你的记忆都在身体外面。 第 18 章海勒说：而“你是一段可以被搬走的信息”这个说法，是一次被忘掉的取舍。
五章下来，一个人被拆成了一堆接口、一条链、一组分类、一批外置物、一串数据。
然后利科问了一句前面五位都没问的话：这些东西凭什么是一个人的？
不是“凭什么属于他”——那是所有权问题，第 17 章处理过。是更根本的一问：凭什么这些散落各处的东西，构成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堆东西？
他的答案是：凭一个还在被讲的故事，和一个还在认账的人。
这就是卷三前五章和这一章的分工：前五章证明了人是散的，这一章回答了散的东西凭什么还算一个人。
而这个答案有一个很朴素的验证方式：一个人如果既讲不出自己的故事，也不认自己做过的事——周围的人会说“他不像他自己了”。这句日常的话，说的正是这两个部件同时失效。
第一句，谁签收？——一句半。全书最高之一。
理由在第四节第五步：“你能答应吗”“这是你干的吗”——这就是签收本身。
他是二十位里唯一一个把“认账”做成主体性判据的人。这不是道德劝告，是定义：一个不能认账的东西，不是一个主体。
这一步的分量要说清楚。前面十八位讲了很多“人是怎么被造出来的”，而一旦人完全是被造的，“认账”就没有位置了——你不能要求一个产物负责。
利科把这个位置又装了回去，而且装得很小心：他不否认人是被造的（他一生和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认真对话），他只坚持一件事——一个被造出来的东西，仍然可以答应，仍然可以认账。
不给满分的理由：他讲的是个人层面的认账，没有讲制度层面的受理。
一个人认了账，如果没有任何地方受理这份认账，它也落不了地。第 7 章那个工人愿意认、愿意讲，而法庭只收得下损失金额。
第二句，记在哪？——一句。
他 2000 年那本大书整本就是这一句：记忆记在哪儿、历史怎么写、档案和见证是什么关系、什么该被保存、什么样的遗忘是病。
而且他严肃地处理了档案本身——他讨论过历史学家怎么使用档案、档案的权威从哪里来、一份档案和一个活着的见证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同样的限定：他讲的是怎么理解记忆，不是该建什么。
第三句，错了怎么改？——一句半。这一句他是全书最高。
两条理由。
第一，叙事同一性天生就是可修订的。
一个故事可以被重讲。而且他明确说重讲是正常的、必要的、贯穿一生的——一个人会在四十岁重讲一遍自己的二十岁，会在孩子出生之后重讲一遍自己的童年。
这是全书唯一一个把“修订”做成常态而不是例外的人。
前面十八位里，凡是谈到修改的，谈的都是“出了错怎么办”。利科说的是：重讲本来就是这件事的运转方式，不重讲才是出了问题。
第二，他给了具体的修订机制，而且不止一条：
合计：四句。全书最高分，而且三句全答。
第十位答满两句的。
名单：萨义德、卢曼、吉登斯、鲍曼、哈拉维、拉图尔、哈金、斯蒂格勒、海勒、利科。
而导论预判的三位——拉图尔、哈金、利科——全部应验，而且利科是全书最高分。
所以最后的账是这样的，干净得有点出人意料：
名单完全应验：预判的三位全中，一个不落。 数量彻底判负：预言说不超过三位，实测十位。
预判没有错在“看错了人”，错在“看漏了一大类人”。
漏掉的那一类，从第 12 章鲍曼那里就开始显形了：那些有过“必须把事办成”的位置的人。
卷三结算要把这两条并起来算总账，因为它们合起来解释的，是这本书那把尺子到底在量什么。
这一刀很重，而且它正好把这一章和第 7 章顶在了一起。
意思是：你说人是一个故事、人靠叙事维持同一性。那些讲不出故事的人怎么办？
失语的人。严重失忆的人。婴儿。有认知障碍的人。以及第 7 章讲的那一大类——被剥夺了讲述资格的人：那个说“不是钱的事”而被要求填损失金额的工人。
你的方案要求一个人有能力讲，而最需要被承认的人，恰恰是讲不出来的那些。
这一刀是实的。
让完这一步，要说他的部分回应，以及那个回应把问题推到了哪儿。
他有一部分回应：一个人的故事可以由别人替他讲。他认真讨论过见证、代讲、历史学家为沉默者作证这些事。
而这个回应恰恰把问题推到了本书的正题上：
谁有资格替他讲？ 讲错了怎么办？ 这份代讲记在哪儿，算不算数？
替讲需要一套受理程序，而他没给。
所以第 7 章和第 19 章合起来是一个很尖锐的处境：
利奥塔说：有一类人讲不出来，而且是被设计成讲不出来的。 利科说：人得靠讲述才成立。
两个加起来的意思是：有一类人，被结构性地挡在“成为一个主体”的门外。
而这两位加起来仍然没有给出的，是一个受理讲述的地方。这是全书那笔欠账在最后一卷的最清楚的一次现形。
第二刀来自心理学和常识两边，而且有大量证据支持。
意思是：人讲自己的故事时会自动整理、合理化、把偶然说成必然、把运气说成努力、把当初的犹豫说成深思熟虑。记忆会被反复重构，每讲一次就改一点，而人自己察觉不到。
你把这个动作说成主体性的核心，等于把自欺做成了本体论。
这一刀有力。
让完这一步，要挑出他其实内置了的那个防线——他自己没有强调，本书要把它拎出来。
那条防线就是“认账”。
一个故事可以讲得非常圆。但如果它系统地不认账——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所有的好都是自己的、每一次失败都有外部原因、每一次成功都是自己的本事——它就不满足他的第二个判据。
于是得到一条可操作的判据，而且这一条是本章从顶住战里挣出来的：
检验一个人的叙事是不是自欺，不看它多连贯，看它认不认账。
日常版本很好用，而且对自己用最有效：
一个把自己讲得完美无缺的人生故事，比一个有难堪片段的故事更可疑。
一个人讲他的三十年，如果里面有一段他明确说“这一段是我自己搞砸的，没有别的原因”——这个故事的可信度立刻不一样了。
而且这一条还有一个副产品：认账的故事更好往下走。因为一个把所有问题都归给外部的故事，没有任何地方是自己能动的。
1968 年前后，他是楠泰尔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在那场运动的冲突中，他受到学生的羞辱，最终辞职。
这一笔的分量在于：一个一生讲“理解他人”“绕道他者”“承认”的人，被他最想理解的那一代人羞辱。
而这一笔真正值得记的，是他后来做了什么。
他没有转向保守。他没有写文章报复。他没有从此宣称“我早就说过这些人不行”。
他离开法国，去了比利时和美国，接着做他的事。二十年后他回到法国，继续和那一代人的后继者对话。
全书二十位里，受到过这种直接羞辱的不止他一个（第 12 章鲍曼也有），而在这之后仍然保持原来那套工作方式的，只有他。
这件事和他第七节的高分有关系。一个人如果连这件事都还能放进自己的故事里而不推翻整个故事，那他讲的那套“把难堪的事作为转折装进去”就不是纸上谈兵。
他的思想在英语世界影响极大，尤其在三个地方：叙事研究、心理治疗、历史学。而在法国哲学界，他长期被认为过时、温和、不够当代。
一个被自己的行当冷落、却在别的行当里被大量使用的人。
而更有意思的是：使用他的那些行当，使用的方式恰恰印证了他的论点。
叙事治疗做的事就是帮一个人重讲自己的故事；口述史做的事就是让讲不出来的人被记录；创伤研究做的事就是帮一个装不进去的事找到位置。
这三样全是“重讲故事”的实际操作。
一个讲“人靠故事维持自己”的理论，被那些天天在帮人重讲故事的人拿去用了。这是全书最合适的一次回写。
从 1960 年代到他去世，四十多年里，“主体已死”是最时髦的结论。
他一生拒绝这个结论。
他不是没听懂——他和结构主义论战过，和精神分析认真对话过，读过并认真评论过他同代那些人的工作。他承认主体是被造的、被语言塑造的、被无意识穿透的、不是自己的主人。
他只坚持一件事：这样一个东西，仍然可以答应，仍然可以认账。
为此他被认为不够激进、不够当代、太温和、太基督教。
而四十年后，这本书量下来，二十位里唯一给出了可用的重装程序的人，就是那个一直拒绝宣布主体已死的人。
这一笔要重，因为它几乎是这本书的一个隐含论点：
要给出重装程序，你得先相信有东西值得装。
第一件：“我变了”和“我不认账了”，是两件事。变是正常的，认账是可选的，而一个人是不是一个人，在后面那一件上。这条对自己用最有效——下次你想说“那时候的我跟现在不是一个人”的时候，看看这句话正在替你推掉什么。
第二件：一件装不进你故事的事，有三种处理。划出去（它会一直敲门）、推翻重讲（把过去全毁了）、作为转折装进去（唯一能往下走的）。难堪的事不会毁掉一个故事，前提是它被放进去了。
第三件：检验一个故事是不是自欺，不看它多连贯，看它认不认账。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生故事，比一个有难堪片段的故事更可疑。而且认账的故事更好往下走——因为一个把所有问题都归给外部的故事，没有任何地方是自己能动的。
第一步：用五句话讲一遍你的这十年。写下来比想更好。
不要写成总结，写成故事：从哪儿开始，中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那样，现在在哪儿。
第二步，问三个问题：
第三步：第三问不必现在回答。
如果那件事现在还太重，不必勉强。放不进去本身也是一个信息——它说明那件事还没有找到位置，而不是说明你有什么问题。
利科自己说过的意思是：一件事能被讲出来的那一天，它才真的过去了。而那一天是等来的，不是逼来的。
如果这件事一直很重，和一个信得过的人说一说，或者找专业的人谈一谈，都是正经的办法。这一章唯一的主张是：它需要一个位置，而不是需要被忘掉。
利科是这本书里唯一一个给出了完整重装程序的人：一个人是一个还在讲、并且认账的故事；故事可以随时重讲，而认账让重讲不至于变成自欺。这是“错了怎么改”这一句在全书的最高分。但他给的是一个人怎么把自己装回去，不是这件事由谁受理——一个人认了账，如果没有地方受理，认账也落不了地。
生平事实（1913 年生于瓦朗斯、幼年丧母、父亲 1915 年阵亡于凡尔登、作为战争孤儿由祖父母与姑妈抚养、1940—1945 年作为战俘被关押并在营中学习德语与研读胡塞尔、战后翻译胡塞尔、1965 年关于弗洛伊德的著作、1965—1970 年任楠泰尔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在 1968 年前后的冲突中辞职、其后任教于鲁汶与芝加哥大学、1983—85 年的三卷本、1990 年与 2000 年、2004 年的三部后期著作、2005 年去世）为公开可核。关于其在战俘营中于书页空白处做翻译的说法流传较广，细节版本不一，本章按流传说法记录并标注。1968 年前后受辱的具体情节各方叙述不一，本章只记其受到羞辱并辞职这一共同部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自己的开头”是照 SDE 的看法所做的解读，不是史实陈述。本章引号只用于三种情形：日常口语的举例、对某一立场的转述、以及本书自拟的判据句。全章没有一处是对原著文字的复述，人物的说法一律转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