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发生落点》的分工：那本书写的是 1979 年拆“心是自然之镜”的罗蒂——知识不是心正确地映照世界。这一章写的是 1989 年那本书：他拆完以后，唯一一次认真地往回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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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会对一个陌生人的处境感到不忍？
多半不是因为有人给你论证过“人人生而平等”。
那个论证你听过，你也同意，而它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时刻让你眼眶发热。
让你不忍的，是一个具体的人的遭遇：一篇报道里那个孩子，一部片子里那个老人，或者一个朋友跟你讲的他自己家里的事。
再看两个。
你和长辈争一件事。道理你全摆完了：数据、案例、逻辑、别人家的做法。对方点头，第二天照旧。
而某一天，你讲了一个具体的人——你同事家的孩子，或者楼下那户人家——对方忽然说：“那确实不该这样。”
道理输给了故事。
一个单位要推一项改变。开了三次会，讲了一堆意义和必要性，没人动。后来某次会上，一个人讲了他自己经手的一件砸了的事，从头讲到尾，包括他当时怎么想的、怎么错的。
会场安静了。
罗蒂一辈子最后的那个主张，就是这件事。
上一章讲一个人怎么把自己讲成一个人。这一章讲一群人怎么讲成一个“我们”。
这是全书最后一章，档案也要交代最后一件事。
档案里没有故事。
一份档案有姓名、编号、类别、分数、记录。它没有情节，所以它不能让任何人对任何人产生不忍。
一个人变成表格上一行的那一刻，他就不再能唤起任何东西。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这本书二十章一路追到的那件事。第六节会正面说完它。
理查德·罗蒂 1931 年生在纽约。
他的父母都是左翼知识分子和作家，都曾与共产党决裂，都反斯大林。家里往来的是托洛茨基派、社会主义者、作家、记者。
他在一个“政治和道德是餐桌话题”的家里长大。一个孩子从小听大人严肃地讨论谁在受苦、哪一派背叛了、正义要求什么。
那一刀是他自己讲出来的，所以这一章很省事。
他写过一篇自传性的文章，讲他少年时代的两件事：
一件是野生兰花。他痴迷于此，一个人跑到山里去找，认得出每一种，知道它们长在什么坡向。这件事没有任何公共意义，纯粹是他自己的事。
另一件是家里的政治氛围。他被要求关心社会正义，关心那些受苦的人。
而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有一个焦虑：这两件事怎么放在一起？
找兰花这件如此私人、如此无用、如此让他快乐的事，和减少世上的不义这件如此严肃的事——一个真正好的人，应该有一套说法把两者统一起来吧？
他一辈子在找那套说法，最后的结论是：放不到一起，也不必放。
这就是那一刀，落在“私与公之间”。而它直接长成了 1989 年那本书的骨架，第四节第三步就是它。
其余按时间：十五岁进芝加哥大学（当时那所学校有少年班），受了极严格的哲学训练，耶鲁博士。
1960 到 1970 年代他在普林斯顿做分析哲学，做得很好，是主流内部的人。
然后 1979 年他从内部把地基拆了。那本书让他在职业哲学界成了叛徒。
1982 年他离开普林斯顿哲学系，去弗吉尼亚大学当“人文学教授”——不在哲学系。1998 年到斯坦福，在比较文学系。
他一辈子从哲学系走了出去，而且是主动走的。
1989 年那本书是这一章的正主。1998 年他写了一本批评美国左翼的小书，第九节要用。2007 年去世。
第一块土：美国实用主义。
杜威、詹姆斯那一路，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哲学界已经几乎被遗忘了。罗蒂把它复活了。
那一路的核心很简单：观念是工具，不是镜子。判断一个说法好不好，不看它是否准确地映照了世界，看它能不能帮我们做成事、解决问题、应付局面。
第二块土：他受的是最严格的分析训练。
这一条很重要。他拆分析哲学的时候，用的是内行的手。他知道那套论证是怎么做的，知道每一步的漏洞在哪儿，知道哪些问题是真的、哪些是这套语言自己制造出来的。
一个从外面骂的人和一个从里面拆的人，分量完全不同。这一点和第 14 章哈拉维（受过生物学训练）、第 18 章海勒（做过化学）是同一类。
第三块土：他和左翼的关系。
这一条很少被中文读者注意，但它是理解他的钥匙。
他一生自认是左翼，而且是老派的那一种——工会、最低工资、社会保障、具体的立法。而他晚年最尖锐的批评正是对着左翼的：他说美国左翼从“改良派”变成了“旁观的左翼”，擅长批判文化、写理论、在大学里做符号分析，不擅长也不屑于去争取一条具体的法案。
他因此被左边骂得很凶。
第四块土：他的位置。
哲学界说他不是哲学家，文学界把他当哲学家，政治上左右都骂他。
他一辈子不在任何一个屋子里。而这一点和这一章的主张有直接关系——一个不在任何屋子里的人，更容易看见“我们”这个词的边界在哪儿。
1979 年那本书拆的是一个比喻：心是自然的镜子。
这个比喻说的是：世界有一个本来的样子，而知识就是心准确地映照它。哲学的任务，是检查这面镜子擦得干不干净。
他拆掉它之后剩下什么？知识是我们应付世界的工具。没有一个“世界本来的样子”在那儿等着被正确反映，只有一套套用起来更好或更差的说法。
关键推论，也是这一章的起点：没有一套最终的词汇，可以裁决一切别的词汇。
每个人都有一套最后的词。
就是那几个你用来给自己的行为、信念、一生下定论的词：忠诚、专业、自由、家人、奋斗、公平、本分、体面。
这套词有一个特点：到了底就没法再往下辩护了。
你问一个人“你为什么这么看重专业”，他讲一通；你再问“那为什么专业重要”，他讲一通；再问下去，他最后只能重复那个词本身，或者说“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那个重复的地方，就是终极词汇。
然后他造了一个称呼：反讽者——一个知道自己那套终极词汇是偶然的人。
偶然的意思是：换个时代、换个出身、换一批读过的书、换几个遇到过的人，他现在这套词会是另一套。而他知道这一点，所以不认为自己这套词有什么特权。
这里必须挡一个误读，而且它是这一章最大的误读来源：反讽者不是犬儒。
犬儒是“反正都一样，所以我什么都不在乎”。
反讽者的位置是：照样很在乎，同时知道自己的在乎没有形而上的后台。
这两者差得极远。一个人可以为一件事拼命，同时知道自己之所以为这件事拼命，是因为他碰巧长成了这样一个人。知道这一点不会让他少拼一分。
这是他最被骂、也最实用的一条。
私人的事：自我创造。造你自己的词汇，做你的痴迷，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这件事没有公共义务——你不必向任何人证明你的兰花有什么社会意义。
公共的事：减少残酷。尽量少让人受苦、受辱。
而他说：这两件事不必统一，也统一不了。
一个人完全可以在私下里追求一种极端个人化的自我创造，同时在公共上是一个温和的、讲程序的、维护弱者的自由派。
为什么这一条重要？
因为过去两千年的哲学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找到一套既能解释人生意义、又能规定社会制度的说法。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到二十世纪的各种体系，都想让“我该怎么活”和“我们该怎么安排社会”出自同一个根。
他说：别找了。找不到，而且找它耽误了减少残酷的工夫。
日常版本很好懂：一个团队里，一个人为什么热爱这份工作，和这个团队该怎么对待犯了错的人，不需要出自同一套道理。把它们绑在一起，通常的结果是——为了维持那套道理的统一，牺牲掉具体的人。
传统的说法是：所有人本质上共享某种人性（理性、尊严、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应该团结。
他说：没有这种共享的本质可以被发现。
那团结从哪儿来？
团结是被一点一点做出来的。办法是不断扩大“我们”这个词的范围。
而扩大的办法不是论证，是注意到细节：
那些人也会疼。也有孩子。也怕丢脸。也在乎自家门口那点小事。也会在半夜为一件小事睡不着。
“我们”从来不是全人类，它是一个可以往外推的圈。
历史上每一次道德进步，他认为都是这个圈往外推了一格：从“我们村的人”到“我们国家的人”，从“我们这个阶层”到“所有劳动者”，从“男人”到“所有人”。
每一次推动，靠的都不是有人证明了一条新的道德真理，是有人让另一批人被看见了。
他说得很直白：在减少残酷这件事上，小说、报道、纪录片、口述史比哲学论文有用得多。
理由有两条，都很硬。
第一，论证只对已经接受前提的人起作用。你和一个不接受你前提的人讲逻辑，你赢了，他不动。
第二，故事让人看见一个具体的人，而看见之后，就很难再把他当成一个类别。
日常验证：最有效的改变常常来自那句“我认识一个人，他……”。
所以他主张：哲学应该让位。把位置让给记者、小说家、做口述史的人、拍纪录片的人。
全书二十位里，只有他一个人明确说了“我这个行当该让位”。
他把这条路说得很好，而这条路有三个陷阱，他讲得太少。本书替他补上，因为不补这一条，这一章会被读成“多讲故事就行了”。
陷阱一：故事也可以往里收。
同一个手艺，可以用来让人看见一个陌生人，也可以用来让人恨一个陌生人。一个关于“某类人干了什么坏事”的具体故事，比任何统计都更能把一个圈收紧。
而且它更有效，理由和往外推那一面完全一样：因为它让人看见了一个具体的人。
所以“讲故事”本身不是一个道德上安全的办法。判据还是第七步那一条：它做的事是让你多看见一个人，还是让你更确信那些人和我们不是一回事。
陷阱二：故事会被挑。
一万个具体的人里，讲哪一个？
一个讲述者挑的那一个，通常是最能打动人的那一个——最惨的、最戏剧的、最符合听者期待的。而最典型的那一个往往不好听，所以不被讲。
于是出现一个很常见的后果：一群人被一个极端的个案代表了，而这个代表既可能招来同情，也可能招来警惕，两种都不准。
陷阱三：感染力会退潮。
一个故事打动你的那天，你决定要做点什么。三个月后那股劲过去了，而那件事还在。
这就是第七节给他“记在哪”只打半句的实质：感动没有账本。一次被感动之后如果没有变成一条规矩、一笔预算、一个窗口、一份记录，它就只是一次情绪。
这三个陷阱合起来指向同一件事，而这件事正是本书的正题：
故事能把一个人变成可见的，而只有账本能让这件事第二天还算数。
他给了前一半，没给后一半。第七节要为此扣分。
还有一层他讲得不多、而今天特别要紧，本书替他补上。
他说“我们”是一个可以往外推的圈。而这个圈也可以往里收，而且往里收的时候用的是同一套办法。
往外推：注意到那些人也会疼、也有孩子、也怕丢脸。 往里收：强调那些人和我们根本不一样——不同的习惯、不同的道理、不同的底线、“他们那儿的人就是这样”。
两个动作用的是同一块肌肉，只是方向相反。而往里收几乎总是更省力：指出差别比指出相似容易得多，因为差别是显眼的，相似要靠注意。
由此可以得到一条判据，而且是这本书最后一条可以随身带的量具：
听一段话，听它是在往外推还是往里收。
一段话如果它做的事是让你多看见一个人，它在往外推。 一段话如果它做的事是让你更确信“那些人和我们不是一回事”，它在往里收。
这条判据不问那段话对不对。一段往里收的话完全可以是准确的——那些人确实有不同的习惯，那个统计确实是真的。而它做的事仍然是让一群人更容易被处理。
这一条和第 5 章萨义德那条接得严丝合缝：一句关于某类人的话，如果正反两种证据都能印证它，那它说的不是那类人，是说话的人。
萨义德那条量的是这句话准不准，罗蒂这条量的是这句话在干什么。两条一起用，几乎可以过滤掉今天大部分关于“某类人”的讨论。
最后要替他说清楚一件事，否则第八节那一刀会显得他只是无能为力。
他不给形而上的基础，不是因为他找不到，是因为他认为找它有害。
他的理由是这样的：历史上每一次有人声称自己掌握了那个最终的根据——无论是神的旨意、历史的规律、人的本质、理性的要求——那个根据最后都被用来解释为什么某一批人可以被牺牲。
一个绝对的根据，一定要划一条线：在线里面的是人，线外面的不是，或者还不够是。
而一旦有了这条线，残酷就不再需要辩护了，它只需要指出对方在线外面。
所以他的选择是：宁可要一个没有后台、但可以不断往外推的“我们”，也不要一个有后台、但划着线的“人类”。
这个选择有它的代价（第八节那一刀），而它也有它的道理。本书如实记两边。
一个反讽者知道自己的词汇是偶然的。那他怎么向别人主张“不要残酷”？
他不能说这是绝对真理——他刚说了没有绝对真理。
他的回答是：我不用绝对真理，我用“我们是谁”。
“我们不这样对人。”
这是一个关于共同体的事实陈述，不是一个形而上的证明。而共同体是可以被扩大的——这就是第四步。
而这个回答的弱点他自己知道，而且从不掩饰：它对不在这个“我们”里的人，没有力量。
第八节要处理这一刀。
他装出来的东西是这样的：
主体：一个由偶然的词汇构成、并且可以被重新讲述的人。 联结：不靠共同的本质，靠一个不断往外推的“我们”。
和上一章的分工，要说清楚：
利科讲的是一个人怎么被讲成一个人。 罗蒂讲的是一群人怎么被讲成一个“我们”。
这两章合起来，是全书唯一的重装方案：个人靠叙事，群体靠故事。
两位的分工还可以再说细一点，因为合起来才补得上这本书的那笔欠账。
利科管的是纵向：一个人怎么和过去的自己、将来的自己连成一个。他的部件是叙事和认账。
罗蒂管的是横向：一个人怎么和不认识的人连成一个"我们"。他的部件是故事和往外推。
两个方向缺一个都撑不住。
只有纵向没有横向，一个人可以把自己讲得很完整，同时对身边的人毫无感觉——这样的人不少。 只有横向没有纵向，一群人可以为某件事一起激动，而每个人都讲不清自己是谁——这样的群体更不少，而且散得极快。
两位都做到了个人层面，而两位都没有做到制度层面。
纵向缺的是受理——一个人认了账，交给谁。 横向缺的是账本——一次感动之后，靠什么让它第二天还算数。
缺的是同一样东西，只是出现在两个方向上。
二十位拆了十八位，装的只有这两位，而且都用的是同一种材料——讲述。
这不是巧合，卷三结算要处理它。
对陌生人的不忍。它来自一个具体的人，不是来自论证。
说服长辈。道理输给故事，不是因为长辈不讲理，是因为道理作用于前提，而他的前提和你的不一样；而一个具体的人，两边都看得见。
那次会。他讲了自己砸的那件事——而且讲了自己错在哪儿。这比任何“意义和必要性”都管用，因为大家第一次在这件事里看见了一个人。
第一问，而且它可以当作这本书给读者的最后一件工具：
要改变一件事，先问：我是在给人讲道理，还是在让人看见一个具体的人？
第二问，反过来用，而且更狠：
当你发现自己在用类别说话的时候，你就已经离减少残酷很远了。
“那些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那种人”“某某地方的人”“搞技术的”“做销售的”——
类别是用来处理的，具体的人是用来看见的。
这两件事不能同时做。一个人在你眼里一旦成了类别，你对他做什么就都变得容易了——不是因为你变坏了，是因为你不再看见他。
三个日常场景，验证这一条：
裁员名单。做名单的人和被裁的人如果天天见面、知道对方家里的情况，这份名单极难做。所以大公司的做法是让做名单的人和名单上的人不发生接触——不是为了效率，是为了做得下去。
客服话术。一线的人被训练成使用固定的表述，一部分理由是合规，另一部分理由很实在：一个用固定话术说话的人，比较不容易被对方的具体处境带走。这对他是保护，对打电话来的那个人是隔离。
群里的争论。同一句话，在一个大群里说和当着一个人面说，分量完全不同。大群里你面对的是一个类别，当面你面对的是一张脸。很多人在群里说得出口的话，当面说不出口——这不是虚伪，这是“看见”在起作用。
三个场景的结构一样：把人变成类别，不是冷漠的结果，是冷漠的前提。
现在可以把这本书从第一页开始追的那件事说完了。
一份档案里没有情节，所以档案不能让任何人对任何人产生不忍。
上一章说过：档案永远不是那个人，因为它没有情节。这一章要补上后半句，而这后半句才是真正要紧的：
正因为它没有情节，所以对着一份档案做决定，比对着一个人做决定容易得多。
一个人变成表格上的一行——姓名、编号、类别、评分、状态——他就不再能唤起任何东西。而不能唤起任何东西的东西，是可以被任意处理的。
所有大规模的冷漠，都是从这一步开始的。
不是因为人变坏了。是因为那一行字里没有可以看见的人，而人对看不见的东西是不会不忍的。
这一条把全书的两条线并在了一起：
第 12 章鲍曼那本书讲的是，一件可怕的事怎么在每个环节都合规的情况下发生——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人被变成了表格上的一行。
第 7 章利奥塔讲的下拉菜单、第 10 章卢曼讲的工单号、第 13 章德勒兹讲的实时分数、第 18 章海勒讲的数据画像——全都是同一个动作的不同版本：把一个人变成一行可以被处理的东西。
而这本书用二十章追的那件事，最后落在这里：一行字里没有情节，所以没有人。
第一句，谁签收？——半句。
他的“我们不这样对人”指向一个共同体，而共同体没有签字的人。
他明确拒绝给一个终极的裁决者——这是他的立场，不是疏忽。代价就是这半句。
第二句，记在哪？——半句。
他极重视被讲述的经历，重视小说和报道，重视那些让人被看见的东西。
但他没有提出该怎么记录、由谁保存、怎么查。他要的是感染，不是存档。
第三句，错了怎么改？——一句半。这是他最强的一句。
两条理由。
第一，“重新描述”是他的核心方法，而重新描述就是修订。
他举过一些例子，说的都是同一件事：一群人原来被用一套词描述，后来被用另一套词重新描述，于是他们的处境变了。
从“堕落的女人”到“被剥削的劳动者”。 从“仆人”到“工人”。 从“家务事”到“家庭暴力”。 从“懒惰”到“没有机会”。
每一次重新描述，都不是发现了新事实，是换了一套词讲同一批人——而换了之后，能做的事不一样了。
这正是第 7 章利奥塔那条“为说不出来的伤害造新格式”的另一个说法。两个人从完全不同的方向走到同一个位置。
第二，他把重新描述做成了常态。一个反讽者一辈子在重新描述自己和世界。他不认为存在一套“最后描述对了”的词汇。
这一条和第 19 章利科完全同构（把修订做成常态而不是例外），而这两位是全书仅有的两个。
合计：两句半。第十一位答满两句的。
二十位全部核完。最终的账在卷三结算。
这是对他最重的一刀，而且它是真的重。
意思是：你说不要残酷，可你又说没有任何终极的标准。
那么面对一个真正在施行残酷的人、或者一个以残酷为原则的政权，你凭什么说他错？
你只能说“我们不这样”。而他会说“我们就这样”。
你的立场在最需要力量的时候，恰恰没有力量。
这一刀是实的，而且他自己承认。
他的回答是：我确实没有更强的东西可以给；而那些声称自己有的人，其实也没有，他们只是不承认。
这个回答有一种诚实的分量。但它不够。
让完这一步，要说这本书最后一句新话——而且它把全书的一个回环合上了。
“我们不这样对人”确实没有形而上的后台。但它可以有别的后台：记录、追责、程序。
一个说“我们不这样对人”的共同体，如果配上那三句话——谁签字、记在哪、错了从哪个口子改——它就不需要形而上的保证了。
因为它有可查的账。
一个有账可查的承诺，比一个有形而上保证而无人记账的承诺，在现实中硬得多。
这句话是这本书从第 1 章的顶住战里挣出来的：批判不需要一把来自天上的尺子，需要一把有校准记录的尺子。
它在第 5 章萨义德那里重复过一次（用对方的工具不丢人，问题在有没有校准的地方），在第 14 章哈拉维那里第一次被正面兑现（客观性不是没有位置，是把位置说清楚）。
现在它在全书最后一章合上：一个价值不需要天上的根据，它需要一本地上的账。
第二刀主要来自女性主义，而且很有力。
意思是：你把私与公分开，等于允许一个人在私下里做任何事，只要他在公共上不残酷。
而很多最深的残酷，恰恰发生在所谓的“私域”：家庭里、亲密关系里、雇佣关系里、师生之间。“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句话，正是针对这种划分提出来的。
这一刀是实的。
让完这一步，再结算。
他的区分其实不是按场所分的，是按目的分的：自我创造是一件事，减少残酷是另一件事。
而一个家庭内部的残酷仍然是残酷，仍然归第二件事管——它不会因为发生在家里就不算。
这个澄清救得了他的论点。
但它也说明：他那两个词选得很糟。
用“私”和“公”来称呼这两件事，几乎注定被读成按场所划分。如果他当初用的是“自我创造”和“减少残酷”，这场争论的一大半不会发生。
这一条是全书第十六次遇到同一类事：一个说法被它自己的措辞害了。（前几次：福柯的“做自己”、巴特勒的“表演”、鲍德里亚的“战争没有发生”、利奥塔的“不可表述”、哈金的“社会建构”。）
而它们的共同点是：那个被误读的词，都是作者为了吸引注意而选的那个最抓人的词。
1998 年那本批评左翼的书，在他生前几乎没有引起重视——当时没有人想听一个哲学家说“你们别搞文化批判了，去争取立法”。
二十年后，它被大量重新引用，因为书里有一段被认为应验了的判断：关于那些被主流政治忽视的劳动者，最终会转向某种强人式的政治。
本书不在这里展开任何具体的政治判断，只记结构：
一个被冷落的判断，等到了它的世界。
这是全书第三次遇到这件事（第 13 章德勒兹那篇四页的短文、第 17 章斯蒂格勒看着自己的论点被证实）。
三次都指向同一件事：一个判断的价值，有时候要等条件长出来才看得见。
而它对这本书是一个提醒——那三句话的读数，也许同样要等条件长出来才判得准。这句话在卷三开卷说明里写过一次，这里第二次，结语还要用。
他造的那个词，被广泛地拿去当成了虚无、犬儒、什么都不信的代名词。
而他一辈子反对犬儒。他反复说：反讽者照样在乎，照样为具体的事努力，只是不再以为自己的在乎有形而上的后台。
第十五次回写，也是最后一次。
从第 1 章福柯的“做自己”开始，到这一章罗蒂的“反讽”结束——十五个词，无一例外。卷三结算要把它写成一条结论。
从 1979 年到去世，二十八年里，所有人都要他提供一个基础。
分析哲学家要他提供一个真理理论。宗教界要他承认有绝对价值。左翼要他提供一个革命的根据。右翼说他的立场会导致道德崩溃。
他一次也没有提供。
他能给的只有两句：我们是谁，以及这个“我们”可以被扩大。
到死没改。
第一件：要改变一件事，先问——我在讲道理，还是在让人看见一个具体的人？论证只对已经接受你前提的人有用。一个具体的人，两边都看得见。
第二件：当你开始用类别说话，你就离减少残酷很远了。“那些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那种人”——类别是用来处理的，具体的人是用来看见的。这两件事不能同时做。
第三件：“我们”不是一个被发现的事实，是一个可以往外推的圈。推的办法不是证明什么，是注意到细节：那些人也会疼，也有孩子，也怕丢脸，也会为一件小事半夜睡不着。
这是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练习，而且它和第 5 章那个练习是一对——全书在这里首尾相接。
第一步：想一个你最近在心里归成一类的人群。写下你对这一类人的那句判断。要诚实，写那句你真的在心里说过的话。
第二步：现在想一个属于这一类、而你真的认识的具体的人。不是新闻里的，不是别人讲的，是你亲眼见过、说过话的那个人。
第三步：把那句判断放在他身上。成立吗？
第四步：如果不成立，你会怎么处理？
是说“他是例外”，还是改那句话？
第四问就是第 5 章萨义德那条量具的回声：一套说法如果正反两种证据都能拿来印证它，那它说的不是那些人，是说话的人。
全书走了二十章，最后落回同一个动作：让一个具体的人，站到一句关于一类人的话前面。
罗蒂是全书最后一个人，也是唯一一个明确说“我这个行当该让位”的人。他给的方案是：别去找那个能裁决一切的说法，去讲具体的人的故事，把“我们”一点一点往外推。这是“错了怎么改”这一句的另一个最高分——重新描述就是修订，而他把修订做成了日常。但他拒绝给这个“我们”配上任何账本，于是它只能靠感染力维持；而感染力是会退潮的。
生平事实（1931 年生于纽约、父母均为左翼作家并与共产党决裂、少年时期进入芝加哥大学、耶鲁博士、1960—70 年代任教于普林斯顿并从事分析哲学、1979 年出版拆解“心是自然之镜”的著作、1982 年转往弗吉尼亚大学任人文学教授、1989 年出版本章正主、1998 年出版批评美国左翼的著作、后任教于斯坦福比较文学系、2007 年去世）为公开可核。少年时期关于野生兰花与政治正义的两难，见于他本人的自传性文章。第九节第一笔中那本 1998 年著作所作判断的应验程度，各方评价不一，本书只记其被重新引用这一事实，不作政治判断。“那一刀落在私与公之间”是照 SDE 的看法所做的解读，不是史实陈述。本章引号只用于三种情形：日常口语的举例、对某一立场的转述、以及本书自拟的判据句。全章没有一处是对原著文字的复述，人物的说法一律转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