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章写完，二十位核完。先出读数，再算总账。
卷三七章，七章全部答满两句。
卷一（造）：福柯 1｜布尔迪厄 1.5｜克里斯蒂娃 0.5–1｜巴特勒 1.5｜萨义德 2｜德里达 1.5
卷二（泡）：利奥塔 1.5｜鲍德里亚 ≤0.5（全书最低）｜詹明信 1.5｜卢曼 2｜吉登斯 2.5｜鲍曼 2｜德勒兹 1–1.5
卷三（接与叙）：哈拉维 2.5｜拉图尔 2.5｜哈金 3｜斯蒂格勒 3｜海勒 2.5｜利科 4｜罗蒂 2.5
答满两句的：十一位。
导论第十八节写的是：二十位中三句能答上两句的不超过三位，预判是利科、拉图尔、哈金。
数量：彻底判负。说不超过三位，实测十一位。差了将近四倍。
名单：完全应验。预判的三位全中，一个不落，而且利科是全书最高分、哈金是第一个三句全答的。
这是一次很干净的双重结果：看对了人，看漏了一整类人。
漏掉的那一类，从第 12 章鲍曼那里开始显形，在第 20 章之后可以把话说死了。下一节就是。
这是卷二结算留下的问题，也是卷三开卷说明许诺要回答的。现在到了兑现的时候。
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一批做实事的人比一批思想更深的人得分高，那这把“三句话”的尺子量的到底是什么？是深度，还是可操作性？用它给二十位哲学家排名，公不公平？
回答分三层。
是的，这把尺子量的是可操作性，不是深度。
它不量一个人想得多深、看得多远、拆得多准。
所以这张表不是哲学成就排行榜。任何人拿它当排行榜用，都是误用。
这一点必须写死，因为这本书如果留下一张被当成排名的表，它就做了它自己批评了二十章的那件事——把人变成一行可以被处理的分数。
这把尺子量的是：这套说法能不能被接上现实。
而这恰恰是这本书从第一页立的那个问题：后现代拆完之后留下的那个空位，凭什么一直没被填上？
用一把量可操作性的尺子，去量“为什么没人装回去”，是对的。用它去量“谁更深刻”，是错的。
尺子没有问题，误用才有问题。
这一层是写到最后才看清的，也是这本书最大的收获。
十一位答满两句的人，有三个共同点，而这三个共同点合起来解释了整张表。
而一旦一个人开始追“这是怎么被做出来的”，他就必然撞上那三句话：谁做的决定？记在哪份文件里？后来改过几次？
所以三句话不是外加在他们身上的尺子，那是他们自己的工作方法。
这解释了为什么卷三七章全部答满两句——卷三这批人做的就是追溯的工作。
十一位里，只有哈金基本上是纯粹的书斋工作——而他是靠第一个共同点（追溯的方法）拿的分。
反过来看：分数最低的几位（鲍德里亚、克里斯蒂娃、福柯、德勒兹），全部是一辈子没有站过这种位置的人。
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只需要把话说对，没有人会向他要“谁签字、记在哪、错了从哪改”这三样。一个必须把事办成的人，第一天就会被这三样绊倒。
而这一条呼应第 15 章那句话：
一个从不修改自己的人，写不出修改程序。
这不是一句漂亮话，它有读数支持：十九位里有十八位没有修正过自己的基本立场，而这十八位在“错了怎么改”这一句上的平均分，是三句里最低的。
那三句话量的不是实用主义，是一件更具体的事：这个人有没有站在必须交账的位置上工作过。
站过的人，会写下谁签字、记在哪、怎么改——因为他被人要过这三样。 没站过的人，不会想到这三样——因为从来没有人要过。
而这正好把导论命题二讲完了。
成立。
二十位全部落位，没有一位需要第五条拆法，也没有一位落不进去。三卷的分法在写作过程中没有被迫调整过。
成立，但要修正，而且修正很重要。
卷三出现了两个真正的装：利科的个人重装（叙事＋认账）和罗蒂的群体重装（故事＋扩大“我们”）。
所以“空白”这个说法不准确。修正后的表述是：
二十位里有两位给出了重装程序，而且两位给的都是个人层面的；制度层面的重装，二十位一个也没有。
个人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差别，第 19 章讲得最清楚：一个人可以重讲自己的故事，而第 7 章那个工人愿意讲、愿意认，法庭只收得下损失金额。
他缺的不是重讲的能力，是一个受理的地方。
成立，而且现在可以把判据说死，比导论写的具体得多。
萌芽的判据是这样三条：
一个没有受理方的重装，还不是一门学问，是一种自助。
自助有用，而且这本书每一章的练习都是自助。但自助和制度是两件事：自助靠的是一个人自己有余裕、有意愿、有条件；而那些最需要被重装的人，恰恰是没有余裕的那些（见下一节）。
所以是萌芽：可发生被看见了，可重装被做出来了两次，而可裁决——谁签收、记在哪、错了怎么改的制度形态——一次也没有。
成立，而且被卷三强化了。
导论说：1980—2000 真正拆掉主体的不是哲学，是数据库、条码、信用评分、搜索引擎。
卷三给了最清楚的一份证据：第 18 章海勒追到的那间会议室。
一个今天决定几十亿人怎么理解自己的观念——“我是一段可以被搬走的信息”——来自 1940 年代一群工程师为了能计算而做的一次明确取舍。
那个取舍被记录在会议纪要里，有人当场反对，反对被记录下来了。然后它被忘了。
哲学是接收端。而且这一次更狠：哲学不但是接收端，它接收的还是一个被忘掉了限定条件的二手结论。
判负（第 8 章已判，卷二结算已记）。
卷二塌在“谁签收”，不是“还能不能动”。
但卷三的读数给了一个原来没想到的补充，值得记下：
“谁签收”这一句在卷三普遍回升。萨义德 1、吉登斯 1.5、哈金 1、拉图尔 1、利科 1.5——而卷二普遍是零到半句。
原因：卷二拆的是“没有外面”的系统，卷三拆的是接口。
一个系统里没有人的位置，所以没有人可以签字。 一个接口可以重接，所以必须有人来接。
这条是预言二判负之后挣出来的一条真东西：一个人怎么被拆，决定了他还有没有人可以负责。
拆成系统的一部分，就没有了；拆成一个接口，就还有。
全书追了一路的那个洞，在五处出现：
同一个洞，五次。
并起来是一句话：
这一批人描述的每一种“人可以怎么办”，都默认那个人有余裕；而余裕从哪儿来，二十位一个也没有写。
这件事有一个很难看的后果，第 11 章说过，这里再说一次：特权的是余地，普遍的是义务。一个人有没有条件去做自我创造、重新叙述、做出偏差，差别极大；而做不到的时候，所有人被归因的方式是一样的——不够努力。
这是本书交给下一本书的第一件东西。
全书记录了十五次同一件事：
做自己（福柯）、文化资本（布尔迪厄）、贱斥（克里斯蒂娃）、东方主义（萨义德）、解构（德里达）、后现代状况（利奥塔）、拟像（鲍德里亚）、后现代（詹明信）、第三条路（吉登斯）、流动的（鲍曼）、控制社会（德勒兹）、赛博格（哈拉维）、社会建构（哈金）、后人类（海勒）、反讽（罗蒂）。
十五个词，无一例外，全部被取出来、做成标签、装回它们原本要拆的那台机器上。
规律：只拆不装，留下的空位会被最省事的版本填满，而最省事的版本总是那台机器自己写的。
十五次里，只有两个人的反应不是抗议：
拉图尔改了自己的方向。哈金去做了整理工作。
其余十三位的反应是澄清、抱怨、写文章纠正——而没有一次拦住过任何东西。
这一条和第四节第三个共同点是同一件事：能修改自己的人，才有可能修改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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