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章写完，把账一次算清。
导论第十八节写的是：二十位中三句能答上两句的不超过三位，预判是利科、拉图尔、哈金。
实测四位：萨义德、卢曼、吉登斯、鲍曼。数量超了。
四位全部在预判名单之外。名单也错了。而预判的那三位还没出场，数字可能继续涨。
判负，照登，不调。
为什么错了，第 12 章第七节已经给了原因，这里再写死一次，因为它是这本书写到这里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我预判的那三位，是我认为思想上最接近发生学的三位——哈金讲分类回写，拉图尔讲行动者，利科讲叙事同一性。
实际得分的四位，共同点完全是另一样东西：萨义德要为一个民族争发言权，卢曼当过十年公务员，吉登斯当过院长和政策顾问，鲍曼当过军官也当过被驱逐者。四个人都有过“必须让事情办成”的位置。
由此得出一条命题，进结语：
“重装程序”不是从最深的思想里长出来的，是从必须交差的位置上长出来的。
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只需要把话说对，他不会去想谁签字、记在哪儿、错了从哪个口子改——因为从来没有人向他要过这三样东西。一个必须把事办成的人，第一天就会被这三样绊倒。
导论写的是卷二塌在“还能不能动”。
实测：七章里有六章的“谁签收”在一句以下，而“怎么改”反而有吉登斯的一句、利奥塔和詹明信的半句到一句。
卷二塌在“谁签收”，不是“还能不能动”。判负，照登。
原因在第 10 章和第 13 章已经写明：一个解释一旦走到“整个系统／整个时代／整套符号在运转”这一层，具体的人就必然从画面里退出去。不是作者忘了写，是那个解释层里没有人的位置。
这是卷一那条并账的升级版。卷一说“拆得越深，付账的人越看不见”；卷二说得更硬：拆到系统这一层，连“谁付账”这个问题都提不出来了。
第一条：汤没有外面，他们的办法是找温度计。
卷一结尾问：一个人怎么看见一样他从来没有出来过的东西？
七章的答法完全一致：捡起一个具体的小东西，把它当成整锅汤的温度计。
一栋酒店的中庭、一份外卖评分、一场说不到一块儿的吵架、一个工单号、一份周日晚上的计划、两千个不说话的微信好友、一个信用分、一条没有下班时刻的界线。
这条方法本身，是卷二留给读者最可用的东西。它不需要理论准备，三步就能用：找一件今天到处都是、三十年前没有的东西；问它为什么长成这样；问它要求使用它的人养成什么习惯。
第二条：有人下场了，而下场的人背了不下场的人不必背的骂名。
卷一六位，没有一个下场。卷二出现了下场的人：卢曼当过公务员并造了一个真实的登记面，吉登斯去当政策顾问，鲍曼公开介入并为此付出代价。
而他们全都挨了拆的人不会挨的骂。
拆不要成本，装要。
这条不对称，是这一批人集体选择“不装”的一个被低估的原因。导论命题二说他们拒绝装是怕变成新机器；卷二要补上第二条：装是要担责的，而他们所在的位置不要求他们担责。
第三条：三章落到同一个地方——完成、版本、状态。
第 11 章的练习是给每项任务补一条完成线。 第 12 章的练习是给每段悬着的关系一个状态。 第 13 章的练习是给每件没有尽头的事定一条自己认的完成线。
三章各自独立写出来，落点是同一个：给一件悬着的东西一个可以停下来的位置。
这不是巧合。它是那三句话在个人生活里的缩小版：完成线是一次签收，写下来是一次登记，可以重定是一个修改口。
卷三七位（哈拉维、拉图尔、哈金、斯蒂格勒、海勒、利科、罗蒂）要带着一个问题去读，而且这个问题是冲着这本书自己来的：
预言一已经破了。那么“三句话”这把尺子本身，是不是有问题？
如果一批做实事的人，比一批思想更深的人得分高，那说明这把尺子量的是可操作性，不是深度。
那么用它来给二十位哲学家排名，公不公平？用它得出的那句“后现代只是主体发生学的萌芽”，还站不站得住？
本书不打算回避这个问题。答案放在卷三末尾，在拉图尔、哈金、利科三位出场之后——因为他们正是预判名单上的三位，他们的读数会直接决定这把尺子是准的还是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