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次没有方向的跑步:为什么我现在非得选择?
没有作出选择,不必总是选择了不选择
一、脚步在前,解释在后
本书最初的问题,在一次跑步之后变得清楚。它来自一种很平常、却容易在叙述中被改写的经验:我们并不总是先想好去处,再让身体出发。那次讨论里,我说,跑步时许多时刻可以“混沌一点,不需要选择方向”。这并非取消判断,更不是忽略道路安全。身体在前进,周围在变化,注意力时而落在这里,时而落在那里;但“下一步究竟去哪里”这个完整问题,并未时时刻刻站在眼前。正是这段经验,使我开始区分路径已经改变与选择已经发生。
我们很容易把这种经验讲得比实际更整齐。跑完以后,只要有人问“今天为什么走这边”,嘴里就会出现一个原因。也许那个原因确实支配了当时的行动,也许它只是现在能够找到的解释。叙述需要句子有开头、有转折、有结尾,生活却不必先把这些位置填满才继续发生。“我去了那里”是一句话,“我当时在几个去处之间选中了那里”是另一句话。前者说明实际路径,后者还说明一种使路径成立的机制。一个结果已经出现,不会自动保证关于结果的第二句话也是真的。我们讨论自由时,经常跳过这一步,把行动的归属直接变成选择的证明。
设想一个跑步者,没有为这一小段路设定明确目的地。前面的人群稍微移动,他调整了步幅;转角处的声音吸引了注意,身体顺着一条通道继续前行。等他重新想到路线,已经到了不熟悉的位置。这个设想不证明他绝对没有选择,却足以提出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什么证据,才能把每一次转向都叫作他的自由选择?如果答案只是“因为是他跑的”,论证就太快了。风把衣角吹向一边,也发生在他的身体周围;长期习惯使步伐自然调整,也可以属于他的行动,却未必等于一次新的方向取舍。归属于一个人、具有一定指向、经过明确比较、主动承担结果,这些不是同一件事。哲学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但不能不作说明地把它们叠成一个词。
二、有些“不选择”,确实是一种选择
我们先让萨特的名言在它最有力量的地方成立。设想跑步者已经到了一个清楚的分岔口。他知道左边绕远、右边较近,今天没有时间走远路。他能够停下比较,也能够按已经形成的意图走右边。此刻如果他说“我不决定”,同时让双脚继续走向左边,那么他的搁置并没有使后果消失。把决定藏进拖延,有时确实是一种决定。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萨特反对以不作选择来摆脱自身处境,明确把不选择也纳入选择。他紧接着讨论的是人已经卷入其中的、有组织的处境,并把行动的承担与责任联系起来。[2] 这句话刺痛人的地方,在于它不允许我们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永远站在生活之外的旁观者。
这个提醒并不陈旧。一个共同完成的任务已到提交时间,材料就在手边,当事人仍不表态,他的沉默可能把负担转交给别人。这里的沉默不是一个不占位置的空洞,而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作用的行为。解释行为不能只听当事人说“我没有决定”,还要看他知不知道后果、能不能改变进程、有没有把处理责任推开。然而,从有些搁置是决定,不能直接推出一切没有决定都是决定。第一句话针对一种具体机制,第二句话宣称一个无例外的存在结构。两者之间不是再举几个例子就能跨过去的距离。必须考察那些尚未形成决定问题的时刻,是否也能被同一个结构解释。
所谓限定适用范围,不是让一句哲学名言失去力量。恰恰相反,它能使提醒落到应该落的位置。对于真正能够作出处理却不断逃避的人,我们不必接受所有借口;对于相关可能性尚未形成的人,我们也不应只凭一句名言,宣布他已经选择了不努力。前一种判断要求勇气,后一种判断同样要求耐心。因此,跑步并不是名言的轻松反例。它是一个小小的分流口:有时方向问题已经成立,有时发生的只是身体与道路的一段继续。我们需要辨认这两种过程,而不是把一切都从同一个出口送出去。
三、不知道选哪个,与尚无可选之物
“不知道怎么办”至少可以遮住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方案已经形成,评价发生冲突。譬如两条路线各有优点,远路风景好,近路更省时间。跑步者不知道哪一点更重要,但他已经知道这是一项路线取舍。即使比较很艰难,即使最终带有冒险,它仍然发生在足以辨认选项的差异之中。另一种情况是,眼前还没有形成这样的问题。跑步者没有把周围组织成“远路与近路”,某些可以绕行的地方尚未进入他的行动视野。他并不是隐秘地权衡而不肯承认,也不只是缺少一条地图信息。他此刻所参与的那段经历,还没有分化为一个等待作答的路线题。
二者的区别不能仅凭一句自我报告决定。有人说“我没有办法”,实际上可能是不愿接受代价;有人把话说得十分清楚,却可能是在借用别人给出的选项。判断时需要看过程:相关差异何时出现,何时能够被当事人使用,何时开始对行动产生稳定的组织作用。“能够被使用”尤其重要。不是要求跑步者在脑中写出一篇论证,也不是要求他把所有路线都列出来。一个简短的回身、一种已经学会的辨识,都可以表明相关差异已经成为可操作的东西。秩序未必穿着语言的外衣,明确的选择也未必举行内心会议。
本书所说的选择,只要求在所讨论的具体层面上,存在足以支持取舍的差异。它不要求全世界已经井然有序,不要求所有后果都能预测,更不要求主体无所不知。倘若把秩序规定成完全透明、毫无未知,我们会把几乎所有真实选择都赶出定义,最后只剩下一种不存在于生活的理想动作。因此,问题不是“人是否永远清楚”,而是“相关差异是否已经形成”。一个人可以在极其不确定的生活中清楚选择今天几点出门,却尚不能选择一个还未形成的未来身份。把两者放在同一个尺度上,才会出现好像他既能选择又不能选择的矛盾。
到这里,萨特的读者完全可以提出一个反驳:你把选择规定得太窄,击中的只是日常语言中的慎重决定,并没有击中萨特。这项反驳必须认真接受。萨特的意识分析重视前反思活动。相关研究特别举出他谈奔向电车等经验的文字:行动可以直接朝向世界,并不需要一个不断审视自己的“我”站在背后发号施令。他并没有把每一项有意向的行动都理解为先比较、再拍板、最后执行。[3]因此,“我跑的时候没有想”不是足够的反证。不经明确思考的调整可能仍然具有方向,惯熟的活动也可能带着某种整体筹划。一个人熟练地躲开障碍,与一个人被障碍绊得转向,不该仅仅因为都没有说出理由,就被归为同一种现象。
真正的争论于是向前推进了。我们不是在问动作前有没有一句内心语言,而是在问:能否仅因行动具有某种方向,就把产生方向的全过程解释成选择?尤其当相关问题和可能性尚在形成时,方向性的出现本身,是否也需要一段不能由已经成立的选择来说明的发生史?举例说,跑步者可以一直具有“继续运动”的宽泛意向。这一点能够说明他为什么没有停下来睡觉,却不必足以说明一条新路线何以在这次偶然遭遇中形成。宽泛意向不是假的,但它的解释颗粒度有限。以它概括全部细节,就如同说一幅画是“为了作画”而形成,仍未说明画面中的形状怎样一步步出现。
反过来,本书也不能因为要保留发生空间,就把一切未反思的活动降为盲目碰撞。这样做只是把萨特往另一个方向推倒。我们需要允许身体技巧、默会辨认、受动遭遇和新差异的形成在同一段活动中共存,再逐项判断:哪一段已经具备取舍结构,哪一段仍在形成这个结构。这是一场解释范围的争论,不是抢夺“选择”这个词的所有权。萨特可以把选择用得很广,本书也可以给它设定严格边界。最终必须比较的是两种用法各自留下了什么:广义用法是否遮住了形成过程,严格用法是否漏掉了真实的能动性。没有这一步,概念改革就只是一场改名。
四、从偶然转折到事后的选择叙述
设想跑步者原来熟悉的通道暂时不能通行。他转过身体,沿着旁边的空隙继续跑。这里可能迅速出现一个明确取舍,也可能是身体调整先发生、关于路线的辨认随后才形成。不能为了把故事讲明白,就提前规定哪一种必然发生。“转折”这个词的好处,是它首先描述过程改变了方向,而没有预先宣布方向改变的全部原因。我们可以继续追问,这个转折是主动取舍、习惯延续、外部扰动,还是几种因素共同形成的结果。它把解释任务保留下来,而不是在命名时就把解释做完。
选择能够造成转折,转折却不必都是选择。这是一个简单的不对称。类似地,一次决定可以参与形成新关系,但新关系的全部形成史不必缩成那次决定。承认这一点,并不削弱人在生活中的地位,反而使我们不再要求一个人独自承担世界上所有使他转向的力量。偶然也不能直接当作自由的证明。突然出现的动静可以使身体改变方向,但“无法预料”不等于“出于自主”。假如只要事情没有被提前算出就是自由,那么一种纯粹被动的偏离,也会被误认成最高程度的自主。这与把所有变化都归于先在决定一样,都是跳过了发生过程。
本书关心的是另一层关系:偶然转折可能改变以后有什么可供选择。跑步者经过一个此前未进入其行动视野的通道,后来才辨认出一条可重复使用的路线。此时发生的新,不是说那片地面由他的脚步从物理上的无创造出来,而是那片地方与他的行动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行联系。这个联系经历了形成。第一次通过,也许只是过去了;第二次经过,开始辨认连接;又有一次,才知道什么条件下适合采用。路面的存在、路线作为可用可能性的存在,以及“我选择这条路线”的动作,不在同一时刻完成。把它们统统叫作发现,或者统统叫作选择,都会抹平重要差别。
于是我们能提出更准确的问题:新选择的前面,有没有一段由转折打开、由重复接触形成的历史?如果有,讨论自由就不能只从选项已经站好队的那一刻开始。
跑完以后,整段经历可以被压成一句话:“我换了一条路线。”这句话在日常交流中很有用。它告诉别人结果,不必逐秒恢复脚步。但当我们用它解释人的存在,就需要小心:压缩不是原样保存,叙述的秩序可能多于当时过程的秩序。设想朋友追问原因。跑步者想起通道的变化,又想起自己一向喜欢新鲜,于是说:“我本来就想试试新的。”这也许是真实记忆,也可能把一种宽泛倾向改写成了事先存在的具体计划。仅凭现在讲述得连贯,不能决定哪种解释正确。
本书把后一种风险称为“转折的事后选择化”:某个后来获得稳定意义的转折,被回写成了当时已经完整出现的一次取舍。这个名称描述一种需要检查的叙事机制,不是断言人只要讲述过去就是自欺。没有叙述,我们也难以理解生活;问题在于是否把叙述的完成态偷放进经验的发生态。检查它不需要怀疑一切。可以问,最初是否留下相关计划,最早的描述怎样用词,后来是否出现关键新条件,当事人是否经历过几次不同理解。不同时间的记录不完全一致,有时不是记忆品质差,而是这件事对他而言确实还在形成。他不仅改变了说法,也改变了什么算作问题、什么算作可行方向。
例如第一次经过某地,只记得“绕了一下”;后来再经过,才注意到它连接两个熟悉地点;最终才把它称为“我的新路线”。这个命名顺序不能独自证明发生论,却能阻止一种粗糙倒置:因为最终有了一个稳定名称,就认定最初已经有了同样的选择对象。反向情况也值得保留。有人确实很早就定下新路线,途中只是因为路况调整。此时若强行说他没有选择、只是混沌转折,同样违背材料。发生论不是一台把全部人生改写成偶然的机器。它必须能够承认明确计划,也必须能够承认计划未能覆盖的那部分真实。
这正是本书使用案例的纪律:不是到处寻找证明自己正确的转弯,而是辨认不同转弯具有怎样不同的形成史。
五、路线未定时,哪些差异仍有秩序
“我让自己混沌一点”很容易被误听成“我不需要约束”。两者毫不相同。跑步者可以没有预定目的地,却仍然避开危险、尊重别人通行、注意身体的承受。这些已经可辨认的局部问题,不会因为整体路线未定而自动消失。他在某个层面保留开放,在另一个层面使用稳定规则。我们不必把这两者硬分给两个不同的人。如果一句“我当时处在混沌里”就能免除对一切明显风险的注意,混沌会被变成最方便的借口。一个理论如果一方面主张全程共同发生,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影响从共同过程里拿走,它实际上仍在追求孤立主体的特权。
但是,承认局部的清楚,也不意味着整体都清楚。不能因为跑步者知道怎么避让,就认定他也已经拥有关于新生活方向的完整选项。小尺度上的取舍结构,可以与大尺度上的未定形共存。行动分析需要说明自己谈的是哪一个问题,不能借一个问题的秩序,替另一个问题补上秩序。这里可以区分两种要求:一种是已经成立的最低注意要求,另一种是对未来整体结果的全知要求。前者可能切实存在;后者往往是事后才被安到行动者身上的负担。我们不应该以未来的完整地图,审判过去尚在形成地图的人。
因此,对一个转折的考察,至少要分别追踪它从哪里获得方向、参与者当时能够辨认什么、后续反馈何时出现,以及新的信息出现后他怎样回应。对于跑步这样的小事,这种区分似乎费力;放到学习、合作和人生转向中,它却能避免把关怀变成指责,也避免把理解变成纵容。本书不是用“发生”替代承担,而是把承担放回真实发生的尺度。结果确实影响了别人,我们要面对;但面对结果,不等于为它编造一个从第一秒就掌握全部可能性的我。
现在才有必要把这一经验放进SDE的语言。不是先带着三个盒子来装跑步,而是因为跑步使我们遇到了三种不能随意合并的情况:相关路线题尚未出现,路线题正在形成,路线题已经足以支持取舍。本书分别称它们为混沌态、介生态与秩序态。这个区分首先针对所研究的差异过程,也就是D的状态。它不表示跑步者的身体在混沌态里突然没有任何组织,不表示道路消失,更不表示参与者从此失去所有能力。它只说:关于这件正在形成的事情,哪些差异尚未显露,哪些正在形成,哪些已经能够被稳定使用。[1]
介生态尤其不能省略。假如一次通过便算新路线完成,我们就把第一个苗头误当成了结果。实际设想中,连接能否重复成立、是否符合身体与时间条件、怎样与既有路线衔接,都可能还要继续接触。新东西有了轮廓,不等于已经具有足够稳定的身份。在这个层面上,介生不是从一个现成选项跳到另一个现成选项,而是选项本身正在形成。其间可以发生动作、反馈、修正,也可以借助别处已经建立的局部选择。但不能因过程里有一个清楚动作,就把仍在形成的整体也称为已经完成的取舍。
三个状态也不必排成整齐的单向阶梯。某种可能刚形成便又散开,已经稳定的路线也会因条件变化而失去可用性。把“混沌—介生—秩序”写成一条永不回头的成功线,会再次用结果遮蔽过程。我们提出三态,是为了观察来回,而不是替来回铺好一条直路。因此,严格意义的选择有其发生条件;形成这些条件的过程,又不能全部由已经成立的选择来解释。这不是说自由没有价值,而是说新的自由也有它尚未能被行使的孕育期。
六、让尚未命名的路暂时没有名字
还有一个更精细的反驳:即使跑步者后来没有每步决定,他在出发时让自己不设方向,难道不是已经选择了开放?可以是。本书没有必要否认这种上层决定。一个人可以明确地安排一段不预设结果的时间,也可以决定进入某种探索。但开始探索的决定,不等于探索中每个新差异都是他预先选好的。允许过程发生,与决定过程必须产生什么,不具有相同的控制范围。设想跑步者出门时说:“今天不按熟悉路线。”这个决定排除了一种方式,却没有因此预先包含后来遇见的每个转角。他选择了某种进入条件,接下来仍可能遭遇非预定的转折。若把最初决定无限延伸成所有细节的作者身份,我们就会把有限能动性膨胀成全程主宰。
而且,上层决定本身还可以有发生史。为什么今天愿意尝试?一个新的念头怎样变得有吸引力?哪些之前没有连接起来的经验在这里相遇?追问这些问题,不是把责任无限推回过去,而是避免把任何一个已经清楚的决定当成没有来历的源头。同样,不能反过来要求每次自由活动都先经过一次彻底混沌。有时已有技能支持一种从容选择,我们应该让这种日常自由拥有自己的位置。发生论不是否认已形成能力,而是补上这些能力及其变化所依赖的历史。
因此,最初的选择和其后的非选择转折可以同时为真。一个人决定与别人谈话,不等于他决定了对方会说什么;决定认真听,也不等于他已经决定了听完以后自己会变成怎样的人。正因为过程没有被起点完全占有,交往才不只是一个早已完成的计划在时间里展开。这一步使本书从简单的“选择或不选择”再次退出。我们不需要为全部人生选一个总标签。需要的是分清进入条件、局部取舍、非预定转折和新可能的形成,在同一段活动中各自做了什么。
这一章结束时,我们仍然没有证明萨特的整个自由论错误。我们得到的是一项更有用的工作:把常被一个词覆盖的几种过程重新分开,并找到真正应当继续争论的位置。第一个位置在行动与选择之间。行动具有归属,不足以独自证明全部形成机制都是取舍。第二个位置在转折与可能性之间。某次非预定改变,可能先改变以后什么能够成为选项。第三个位置在叙述与发生之间。结果的清楚,不等于开端已经同样清楚。
萨特的强处仍然保留着:当人确实处在能够取舍的处境中,不能只靠一句“我不决定”把自己从行动中擦掉。本书增加的要求则是:不能仅凭行动已经发生,就断言所有相关选择条件在此前都已成立。一个哲学命题是否普遍,恰恰要到它最难处理的地方接受检验。跑步还提醒我们,意义不必时时以目标命令的形式出现。身体与道路重新接触,注意力改变方向,一条可用联系开始形成,这些都可能先于一个明确的“我要”。但这不是说随意跑一跑必有思想诞生。某些时候没有新路线,没有新领悟,只有一段普通运动。允许没有收获,也是不给发生强派结果。
我们要从这段经验带走的,不是“以后都别规划”,而是更细的辨别:什么时候规划可以服务生活,什么时候规划却把尚未出现的东西误当成已经可以比较的选项;什么时候拖延值得提醒,什么时候催促反而会把一种脆弱的新可能压回熟悉答案。生活中确实需要许多决定。但决定不是生活唯一的动词。遇见、试探、受挫、回应、成形、消散,也都在其中。若它们最终带来了新的可选择之物,那么自由并不是被它们削弱,而是从中获得了此前没有的空间。
那条路可以暂时没有名字。等它逐渐成为可辨认、可重走的路线,再命名也不迟。眼下需要弄清的是:“尚未形成”怎样区别于空无,又凭什么不只是一句等待未来兑现的安慰。这个问题,将把我们带到一间同样尚未确定用途的房间。
没有作出选择,不必总是选择了不选择;有些时刻,发生着的是选择条件本身的形成。
论证回看 保留萨特对逃避承担的提醒,检验其选择概念的适用边界;区分路线转折、行动取舍与事后选择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