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存在主义究竟发现了什么？

批判存在主义，不是宣布它没有意义，而是追问它已经打开的意义，是否还需要一段更具体的发生史

◆ 一、同一句自由宣言，两种阅读经验

设想一个年轻人第一次读到：人必须为自己成为怎样的人承担责任。他忽然看见，生活不只是家庭、性格和经历的复制；过去不能撤销，下一步却仍然需要自己参与。另一位读者面对相近的话，感到的却是压迫：我已经不知道如何继续，为什么这一切还要被说成我的选择？这两种反应提出了同样真实的问题。自由哲学能够把人从既定身份中解放出来，也可能被用来要求尚未形成行动条件的人立即承担一切。我们需要同时看见这份解放与这重压力，而不是让其中一方替另一方作出解释。

这一章要做的，正是保留这种张力。前两章已经提出三态及选择边界，但我们尚不能拿它们直接给哲学家定性。只有让对方最有力量的部分出现，批判才不至于把自己需要回答的问题偷偷删除。尤其要避免一种廉价写法：把萨特写成只会喊“你想怎样就怎样”的人，把海德格尔写成劝人离开现实、退回内心的人，把加缪写成宣布世界毫无价值的人。这样三人当然很容易被发生论“超越”，但被超越的只是三个错误摘要。

阅读大师的目的不是保持敬畏而不许批评，也不是找到一句最刺眼的话就立即定案。我们需要了解一项概念解决过什么困难，又把什么留在了解释之外。真正的缝隙往往出现在两种力量相接的地方：一套思想越有力地处理某个问题，越可能让另一个问题被同样的处理方式遮住。

◆ 二、没有预制人生，虚无也并非空无

萨特使用人工制品的例子说明，本质可以在制造之前被规定；他据此突出人与预定图纸之间的区别。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把通常意义上明确的意愿当成全部起点，而是谈到先于这种意愿的、更自发的存在筹划。[2] 因此，“存在先于本质”并不是“先想清楚一个职业，再照着做”的另一种表述。用本书自己的例子说，一把按图纸制造的椅子，在开工之前已经具有相对清楚的制作目标；一个人却不能因已经拥有某个名字和履历，就被视为完成品。我们今天可以描述他，却不因此获得替他终身封口的权力。这个洞见值得保留，尤其当习惯、身份和评价被误当成无法改变的命运时。

然而，能够超越某种身份，不等于能够取消所有条件。已发生的过去、身体、他人的行动，以及当前可以调用的资源，都不能仅靠意愿消失。讨论萨特时，必须区分存在论意义的自由与现实行动能够取得多大效果。他早期已经讨论事实性和处境，而非直到后期才第一次发现人有约束。[4]本书的自由谱因此不是萨特原文的数字翻译。把自在示意为零度、自为示意为高度开放，是为了研究特定显露在具体条件下怎样改变。萨特讨论的是另一种存在方式的区分。两者可以对话，却不能把本书的可变程度直接塞进他的概念，再以人的能力并非无限作为反驳。

真正的压力点在于：一个人之所以能够不被身份穷尽，其相关能力、方向和可操作差异如何形成？若回答到“因为他是自为”便停止，发生分析是否仍然留下任务？这项追问保留萨特的开放性洞见，又拒绝让洞见变成不再需要交代条件的起点。因此，本书不是把自由从人手里拿走，而是问它怎样来到人的生活里，怎样获得新的对象，怎样因已经形成的条件而扩展或收缩。这样的自由更具体，也更需要对世界的来回接触。

一个约定好见面的朋友没有出现，这个“没有”带着特定期待。我们不是先看见一种叫虚无的物体，再把它贴到空椅子上；正因为这次会面具有指向，缺席才作为缺席显露。这是本书借用日常情境作的说明，而不是对原著场景的逐字复述。萨特关于否定与虚无的分析，涉及意识怎样与已经给定的存在拉开距离，怎样使欠缺、不在场和可能性获得地位。它不能直接等同于“世界没有意义”这种价值判断。[4] 因此，本书若把虚无解释成对混沌的误读，必须说明误读发生在哪个论证环节，而不是以汉语“无”字的日常含义代替萨特的概念。

这项限定并没有取消批判，反而使它更锋利。既然否定可以参与形成有意义的差异，我们就要继续追问：在新的期待结构本身尚未成立时，否定正在以什么为参照？一个人知道自己原来不愿继续什么，与他已经拥有可以投向的新方向，并不是同一件事。有时我们能够指出具体缺少什么。桌上没有那件工具，安排中缺少那个环节，项目未达到某个标准。这些缺席以已经形成的差异为前提。另一些时候，人所经历的却不是一个已知空位等待填入，而是连空位的形状都正在改变。那种变化能否完整纳入同一套否定结构，需要更多论证。

本书的判断由此收紧：我们不是说萨特不懂“尚未”，而是检验他对尚未成为某种可能的分析，能否充分解释尚未形成可操作可能性的过程。前者有未完成，后者还涉及“什么算作完成”及其差异的形成。两种未完成可能互相连接，不能仅因使用同一个词就认定已经得到同样解释。“把尚未发生误读成没有”只有在这种具体检验中，才能从一条金句长成论证。否则，本书虽然在谈混沌，却已经用标题替所有材料安排好了去处。

◆ 三、海德格尔：身在世界之中，追问分法的来历

在世存在这个说法容易被误解成一个人的内心对外界作出的看法。海德格尔恰恰要突破这种先有封闭主体、再把主体连接到世界的图景。生活中的世界不是一堆中性的物体，等待内心补上意义；我们已经在操持、回应和与他人共处的活动中理解它。[7]因此，本书不能把他写成批判现实以后退回自我世界的人。尤其不能把他后来对技术的反思，写成《存在与时间》出现之前的思想起因。批判技术性的安排，与早期生存论分析之间的关联，需要按各自的问题和文本时期处理，不能倒置为一条方便的故事线。

本书原先提出的“结构秩序化”批评，在这里需要更严格的内容。仅仅使用“结构”这个词，不意味着把生活冻结。一个描述形成条件的结构，可以允许变化；一个看起来非常开放的词，也可能掩盖固定前提。我们应当检查的是结构怎样解释具体生成，而不是看到结构便宣布过度秩序化。海德格尔论“烦”或“操心”，也不是说人应当永远烦恼。这里的Sorge指向人总已关涉自身存在及其可能性的基本方式，不能按日常情绪直接理解。[7] 把这个词和幸福对立，进而说海德格尔排除了幸福，是从翻译表面跳到哲学结论。

那么发生论可以追问什么？可以追问一种新的共同世界怎样形成：不是只有新的对象进入熟悉世界，而是何者重要、如何相处、怎样理解自己的整个关联开始改变。在世存在为理解这种变化提供了哪些条件？在具体互动、反复反馈和脆弱稳定的层面，又有哪些说明尚待补足？问题由此从“海德格尔太有结构”转为“结构分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说明结构的形成”。前一个判断容易，后一个问题困难。但一本想寻找意义摇篮的书，应该走向这个困难，而不是用一句容易的话把它跳过去。

还有一处材料，会直接阻止本书把海德格尔简单归入既定秩序。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他回应萨特对存在与本质关系的处理，认为仅仅倒转一个形而上学命题仍然没有离开其问题方式，并进一步追问这种区分的来历。[6] 这意味着，他并不只是接受一套现成分类，再把人放进去；他也会问，分类本身怎样获得支配思想的地位。这个问题与本书正在做的事有相遇之处。我们追问自在、自为的分法以及选择概念的发生条件；海德格尔也拒绝让某些已经熟悉的区分不经追问地占据起点。把相遇承认下来，不会削弱本书。它可以帮助我们分清，哪些工作已经有人打开，哪些才是本书准备继续承担的部分。

区别也不能草率抹平。追问存在与本质的历史来历，不等于已经建立了SDE的三态差异分析；反过来，把某个过程分成混沌、介生与秩序，也不等于已经回答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之揭示的全部问题。两种思想可以互相照亮，不需要通过同义替换取得表面一致。所以，“他已经看见”与“他没有完成”都必须说得具体。哪一段追问已经出现，哪一种过程没有被展开，哪项概念可以直接承接，哪项需要改变分析对象，应该逐一讨论。思想史并不是新理论只要出现，旧理论就全都退到黑暗中的舞台。

本书更愿意把这处材料当作一项要求：若要批判海德格尔把存在秩序化，就必须正面解释他自己对既定区分、日常世界与存在揭示的批判。绕开这项要求，所谓解构就可能反而比被解构者更依赖现成盒子。

◆ 四、加缪与波伏瓦：不能删去的内部反例

加缪对本书标题提出的挑战最为直接。《西西弗神话》开头就把荒诞放在研究的起点，而非最后结论；书中还有“荒诞的创造”部分，英文版前言也明确把写作方向与生活及创造联系起来。[5] 因此，不能说他只发现没有意义，却完全不知道继续创造。他的荒诞还涉及一种相遇：人的意义要求，与世界不能按这种要求给出最后保证之间的冲突。它不是单独藏在世界里的一个物，也不能简化成作者心情不好。[5] 若本书声称“人与世界通过互动形成意义”，加缪的读者完全有理由提醒：这还不是对荒诞论的直接反驳。

真正值得继续的问题，是创造在各自理论中承担什么任务。面对没有最终保证的生活，仍然创作、仍然行动，是一项强有力的回应；具体的新差异、新共同方式及其评价条件怎样形成，又是可以继续展开的任务。两者并不互斥，后一任务也不能凭其不同，就宣布前一任务没有价值。同样，创造出一个局部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不必因此证明世界已经提供终极意义。三位朋友的房间可以变得值得投入，却没有回答宇宙为什么必须保证人类得到满足。若本书用一个局部发生消解全部荒诞问题，就偷换了问题尺度。

面对加缪，两边都要保留边界：荒诞不是一切局部意义均不可能，局部意义发生也没有解除全部荒诞。由此，本书撤回“加缪只发现没有意义，却没有说明创造”的概括，不再以旧副题维持它。剩下的研究对象，是某次具体活动在没有终极保证时如何继续，以及这份记录是否具有既有创造论不能无损重述的区别。这个增量须比较后才能成立，不能先从概念名字推出来。

如果只挑选最适合批判的段落，共同根源很容易显得整齐。把不利材料引进来，才知道它能承受多大重量。波伏瓦在《模糊性的伦理学》中并不把人的未完成单纯视为失败。她讨论存在的模糊性、价值在人的筹划中获得地位，以及人在不能成为绝对自足之物时仍然能够肯定生活。[10] 这使“存在主义只剩沉重责任，没有正面意义”的说法无法原样维持。她提供的不只是另一个可引用的名字，而是一种方法上的压力：我们如何避免把一个思想传统内部已经展开的分歧，压成方便批判的共同性？一种共同诊断越广，越需要说明它在哪些地方不成立，而不是把例外统统解释成作者偶尔走出了自己的理论。

本书可以坚持发生论的原创目标，同时承认对方已经有关于开放、价值形成与共同生活的重要资源。原创不是把历史清空后宣告自己从零开始。它应当表现为提出更明确的问题、区分原来混在一起的机制，或者把已有洞见组织成可以检验的新解释。因此，三态概念的价值不在于别人没有用过这三个汉字，而在于它是否帮助我们准确识别选择条件尚未形成的过程，是否能够说明介生中的差异怎样稳定，以及这种说明是否比单纯强调筹划更细。如果做不到，名称再新，也只是换了一套包装。

与最强的对话者相遇，反而让“混沌碰撞”的主张有了自己的试验。如果本书只接受顺从它的材料，它就没有真正让思想在碰撞中发生；如果它能够被反驳改变，又把改变转化为更精确的命题，它才开始实践自己要求的开放。

◆ 五、晚期萨特与共同诊断的检验条件

另一个必须面对的材料来自萨特自己。在《方法问题》的相关讨论中，他批评思想在调查具体经验之前就替经验定型，反对把仍在活动的整体当成已经完成的知识；他强调思考应从实践中发生，并回到实践中澄清它。[9] 这样的文字，与“萨特一生只会在已完成秩序中选择”的说法直接产生张力。相关研究也指出，他后来更加重视实践所形成的沉淀如何成为后续行动的条件。所谓实践—惰性，不只是一个外在障碍，而涉及过去实践所留下的物质与社会安排。[8] 它与本书提出的“过去的自为稳定成新的自在，再约束或支撑新自为”，可以进行具体比较，但不能不经分析便宣布两者相同。

这正是后续研究值得用力的地方。早期的存在论自由与后来的历史实践分析之间，究竟发生了哪些连续、扩展与调整？若简单写成早期认为人想怎样就怎样、后期终于承认环境，既忽略早期事实性，也抹去后期问题的新尺度。本书提出的解释假说是：萨特后期更加需要处理那些尚未被一个主体及其明确选项穷尽的形成过程，因而有条件与介生态分析建立联系。这是一项关于文本解释力的假说，不是对他潜意识的心理诊断，也不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他内心的混沌多了多少。

检验这一假说，需要回到概念和案例。什么过去被作为起点，后来开始需要发生史？什么结果不再能够还原成一个人的意图？什么已固化条件既由行动形成，又反过来组织行动？把这些问题答清楚，才能说他的理论在何种意义上开始走出过度纯化的秩序。因此，晚期萨特不是用来证明早期萨特“终于认错”的道具。他是本书的一位重要对话者：一面提供共同发生的线索，一面要求本书说明自己的三态分析究竟增加了什么。

共同诊断现在只能作为局部的解释假说使用。所谓秩序态中心主义，不是指思想写得有条理，也不是指作者承认规则、结构与关系，而是指在某一次解释中，把已经可辨的对象及其取舍当成全部过程，从而倒写尚未定形的形成史。必须先指出具体文本或应用怎样做了这种倒写，才有理由使用这个名称。萨特的艺术、海德格尔的作品、加缪的创造与波伏瓦的模糊性构成必须保留的反向材料；不能把这四处材料归为无关例外后再恢复共同定罪。

若找到文本已经充分说明相关形成过程，诊断就应该收窄。若所谓新分析只是把原有“筹划”“揭示”“创造”换成SDE字母，却不能说明额外差异，诊断就没有获得新内容。若一个案例只因作者看不懂便被叫作混沌，也不足以证明对方过度秩序化。最有价值的检验不是“这个理论能否解释所有人生”，而是对照同一段具体过程：哪一套解释能够更清楚地分辨已形成取舍、正在形成选项与非预定转折；哪一套解释能够保留参与者当时的未知，而不靠事后的结果补齐开端；哪一套解释又能说明形成何时中止、为何没有新秩序出现。

这意味着SDE不是站在经验之外的法庭。它同样进入经验，同样要受到经验的限制。本书若发现一段明确的秩序态选择，应当承认；若发现一个过程的“介生”根本无法与一般信息不足区分，应当重新分析，而不是增加术语来保护结论。只有这样，中心主义与遗漏才能成对成立：不是因为作者不喜欢某位哲学家，所以说他缺少混沌；而是因为某个解释重心确实使某类形成过程得不到充分表达，我们才有理由指出那道缝。[1]

◆ 六、让大师与新理论共同面对形成问题

让我们把三位思想家带回第二章的房间，但不替他们编造一句原话。萨特的思想资源能够帮助我们反对把参与者的身份固定下来，也能提醒我们，空间的用途离不开人的活动。海德格尔的思想资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与物的意义从来不只是一堆孤立属性的相加。加缪则可以提醒我们，即使活动值得投入，也不必把它夸大成宇宙已经给予最后保证。这些都是本书依据前述概念提出的应用，不是三人曾经分析过这间房。

SDE继续加入一个问题：当三位朋友还不能说明他们将共同做什么时，究竟怎样发生了一种后来可以命名、可以参与、可以选择的新活动？哪些局部秩序提供条件，哪些偶然接触打开转折，哪些反馈留下差异，哪些连接在介生中消失，哪些最终获得稳定？这项追问并不要求抛弃所有前人的资源。相反，它需要他们帮助我们避免简单化：不能把形成还原成外物撞击，也不能把意义当成一个孤立内心的投射，更不能因为产生了新活动便宣布幸福已经完成。一个好问题，会让原来分散的洞见在新的任务中重新联系。

本书的积极主张也由此显露。新意义不是在主体口中宣布以后就成立，也不是从一个无差别的混沌里凭空掉出。它要在接触中获得差异，在来回中承受修改，在某种程度上稳定，才有可能成为生活能够承接的东西。这个过程不保证成功，却并非因此就不值得研究。三位大师并没有站在意义之外。他们已经在不同方向上打开了意义问题。本书要检验的是，这些打开是否还留下一个容易被迅速越过的阶段：不是已经有了方向以后怎样承担，而是方向、承担者与共同活动怎样在接触中获得可辨认的形态。

这才是“摇篮”的工作含义。它不否定已经站起来的人，也不把尚未站起来的人预先判成失败。它要求我们给形成一个位置，并为这个位置提供比安慰更具体的说明。

经过三章，本书没有完成对存在主义的总体裁决，也不再把这项裁决作为副题许诺。我们能够保留的分界是：在已形成可能性之间选择，与可能性本身的形成，不应无条件合并。我们已经撤回的则是：用“没有创造”“没有揭示”或“只有沉重责任”概括这些原理论。接下来的比较必须从这个结果继续；只有同一材料中的差异被真正保留下来，SDE的追加用法才获得支持。

从下一章起，我们将更近地走向海德格尔：人怎样已经在世界中，“烦”为什么不是一般的烦恼，以及把在世存在作为基本结构之后，具体世界的形成还留下哪些可以继续追问的地方。随后，萨特的自在、自为与不可逃避的选择，将接受更集中的分析。但无论走到谁的文本面前，开篇的脚步都不应被遗忘。那段经验没有给我们一个现成答案，只是让问题发生：当身体已经转向，新的方向还没有成为可以讲述的选择时，究竟是什么在发生？一个问题能够从日常生活长进哲学，不是因为它已经证明大师错误，而是因为大师与新理论都还需要认真回答它。

问题至此有了更清楚的范围：“没有”与“尚未”需要区分，“尚未”又不能为成功担保。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各自的文本，逐步辨认意义获得诞生条件的那些具体来回。讨论由此真正开始，而不是结束在一次预先宣布的胜利上。

七、四处对照的撤回与保留

到这里，不宜再说“将来若找到反例，我们愿意修正”。反向材料已经进入本书，修正就应当成为正文结果。下面只对照四处，不把萨特、海德格尔、加缪与波伏瓦合成一种思想，也不声称已经穷尽他们全部作品。表中第一列说明本书所据材料已经做了什么，第二列记录本版现在撤回什么，第三列留下下一步可以检验的任务。依据见[2][5][10][23]；撤回条款见A2-03。

四行的结论不是四位作者各有一点正确，而是本书不得再维持一种总体叙述：先说他们都漏掉，再把他们已经说明的创造降格为偶然提及。尤其不能用“他们只谈创造，本书才谈真正创造”免除比较；“真正”若只是按我们的定义划线，就使对方永远不可能满足标准。表中保留项目前是问题，不是已经证明的优越性。它们要在同一份记录上接受近邻检验，不能以原典没有提供同样的六格表当作胜出理由。

可以保留的切口很具体：后来共同对象的名称，是不是被送回最早的动作？当事人当时说的问题，是否被后来的解释静悄悄换掉？一次能明确选择的局部决定，是否被夸大成整个新活动都由这一决定产生？一个方向没有继续，是因为代价、缺少条件，还是记录根本不足？这些区别值得保存，却不由SDE独占。若萨特的制作分析、海德格尔的开启、加缪的无保证创造或波伏瓦的处境伦理能够完整保留它们，本书应承认该处没有额外应用收益。

这里所说“无损”，不是逐字重复，也不是比谁的文章更长。第二名读者可以换词，可以改变叙述顺序，也可以合理使用原理论的丰富资源。只要仍能从重述中恢复当时与后来、局部与整体、继续与放弃、行动与代价的区别，便不能仅因没有SDE三个字母而判它失败。反过来，某份重述遗漏一项信息，也要先排除材料未提供、任务没说清或填写者不熟悉近邻的原因。把不公平比较做成一个失败结果，不是不可还原性。

副题据此改为“存在主义已经有创造与揭示，中间态怎样记录”。主标题仍然保留，因为它反对从眼前的缺失过早宣判全部未来，而不是保证一切缺失终将被补上。第五部改谈中间态的记录，不再把摇篮据为一个原理论完全没有到达的领地。这个修改同时改变表达、提问和比较条件：表达不再作全称判词；问题不再问谁从未有创造；比较条件允许近邻成功，也允许本书的追加方案无效。

A2-03记录已经发生的文本撤回，A2-07规定还没有完成的活动比较。两者不能互相顶替。这张对照表不是系列外真实活动记录，不能被用来领取第二人复填的证据收益；它的作用，是使读者在进入后面的章节之前，清楚知道哪些判断已不再由本书主张。

批判存在主义，不是宣布它没有意义，而是追问它已经打开的意义，是否还需要一段更具体的发生史。